经典经济学原理篇1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
作为当今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流派，为了使理论与不断发展的经济事实相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经历了多次的修补和完善，但是，直到今天，它仍有一些内在的、先天的理论缺陷，对于这些缺陷，目前没有看到新古典经济学通过自我完善加以解决的可能。而以研究分工为切入点的新兴古典理论，则以颠覆性的视角为我们对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原则的思考提供了新的途径。
1新古典经济学的困境
20世纪以后，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而上述“革命”的实质，是后者对前者的批判、修正、补充和发展。尽管如此，历经多次“革命”和“整合”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无法摆脱其固有的理论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致命缺陷和实际运用中的困境。这些缺陷和困境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漠视或做外生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已经解决，并把给定的消费者与厂商作为最基本的既定前提，把二者的对立交换关系作为最基础的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仅作产品之间的边际选择分析。
第二，对企业成因的回避。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企业只是一个“黑箱”，企业和企业制度都被预先假定为外生给定，他们不能解释或回避了对企业和企业制度的解释,对现代商业社会中企业规模变小、生产外包、特许连锁经营、贴牌生产、电子商务等等,则更是无从解释。
第三,交易成本在他们的模型中没有实质性的含义,企业规模扩大等现象皆不存在交易成本。而我们知道，现实中，交易成本在企业和个人决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
第四，经济增长模型存在严重缺陷。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始终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不能从理论上阐明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原因，未能找到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从而无法建立起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
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框架、分析范式和分析工具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既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又成为催生新的理论的温床。而借助超边际分析方法，将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分工与专业化变为决策和均衡模型,而从中发展出来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则能有效解释以上难题，从理论上向新古典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2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扬弃
2.1对经济学研究核心的重定位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从专业化和分工问题转向了给定组织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使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总是与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可能性边界相联系。这种偏离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致命缺陷的根本原因。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重新定义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重新强调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概念，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消费者与生产者对立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概念，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同时在模型中引入交易成本，又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从而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缺陷。
2.2研究方法上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惯用的分析方法是边际分析方法，而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模型中，杨小凯提出了最优决策模型的角点解和内点解的概念，而后文玫将这一方法推广到一般准凹效用函数和非常一般的生产条件，形成的方法被称为“文氏定理”。以文氏定理为基础，超边际分析分为三个步骤：利用文氏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成为最优的角点解；对剩下的每一个组合（角点解）用“边际分析“方法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优值；比较各组合之间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整体最优解就是一般均衡最优解。由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假定人们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所以根据超边际分析，他们不但在消费各种产品之间做边际选择，更要在专业生产何种产品上做超边际选择。
2.3探索出“宏”、“微”观有机联系的全面均衡分析框架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局限在全面均衡框架内的静态或动态竞争均衡，并且由于存在规模收益递减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被大大削弱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基于多个两难冲突的均衡分析，突破了原有框架，使全面均衡得以建立；并且，这种全面均衡是建立在微观的角点均衡和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的基础上的，这种整体帕累托最优既涵盖了最优资源配置，又涵盖了最优分工结构，所以它可以更好地解释宏观经济增长。这样，新兴古典经济学就将微观基础与宏观增长有机联系起来，从而为回归经济学“大一统”的框架做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
2.4找到了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的依据
对企业成因做出了全新的解释。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只好把它作为建立基本经济模型的既定前提，由此分析推演出的理论学说，对现实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解释力遭到很大削弱。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创新在于，用劳动的交易效率来解释企业的产生。他们认为，劳动的交易效率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是关键。若劳动的交易效率大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则分工会通过劳动市场和厂商来组织，从而促使企业产生，以体现分工的要求和效率。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作为一种巧妙的间接定价方式，企业家享有的剩余权促进了分工，催生了企业，因而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2.5建立起新的经济增长动态模型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对专业化和分工的忽视回避，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缺乏微观基础、缺乏解释力的根源。新兴古典经济学重点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动态模型，并取得了理论创新的突破。他们认为，作为经济增长内在原动力的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应当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也就是说，即使外界技术、环境、制度等因素均保持恒定，在社会生产的条件下，分工水平也会自发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3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意义与启示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是相当严峻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完全新颖的分析框架，从而大大地扩展了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各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新兴古典经济学所运用的超边际分析工具对于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发展也具有创建性的意义，其是建立在边际分析基础上的“双重决策”，比边际分析更全面、更有说服力。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它提醒我们关注“经济组织”问题，不能把微观经济的组织与结构当成是外生给定的，而仅仅限于对资源配置的考察。事实上，正是微观经济的组织性缺陷为我国的改革带来了重重阻碍。另外，不能把市场机制的问题放入“黑箱”之内，市场机制的培育与发挥应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只有市场机制得以完善有效地建立，改革才可能进一步深入，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效。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李悦，李平.产业经济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3]杰弗里·萨克斯.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经典经济学原理篇2
在经济思想史上，最早系统提出并使用经济人概念的是斯密，在没有经济人模型之前，经济研究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几乎所有关于人的阐述都可以对经济理论发生影响。经济人模型的提出，使经济理论找到了一个公理化的支点，也使社会科学获得了一个理论支柱。同时，进化论、社会生物学、心理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学科也对经济人模型提供了丰富的论证或补充。
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把自利性作为人类行为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其“看不见的手”原理则是理与市场秩序建立的最佳诠释。同时，斯密又受霍布斯道德理性原则的影响，把人的本性视为由利己的欲望和互利的道德理性共同组成，“自私的激情”介于社会性和非社会性之间以私人利益作为目标的追逐，应当来自对指导这种行为的一般准则的尊重，而不是来自这些目标本身所引起的任何激情。这里斯密所说的“一般准则”是指道德理性。斯密认为，经济主体行为有两个方面的区分，即竞争下的自利性和个体试图与他人的协作性，经济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也促进了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因此，斯密的古典经济人假设是将经济行为人的自利性同道德理性混合在一起的。这同后来被新古典经济学异化了的理性经济人相比具有较大的本质区别。如斯密在论述“看不见的手”的著名段落中论证道：“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处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此段引文中“他”的行为，是出自纯粹的经济理性的自利行为，但这种自利行为又可导致公利的实现，其原因即在于“他”的经济理性受到制度的制约，经济理性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到造就的方向。显然，斯密之所以肯定经济理性所激励的自利行为，是因为这种行为在特定的制度下能够“更有效地”促进道德理性所倡导的公利的实现。在亚当・斯密的上述论述中，隐含着作为目的的道德理性高于作为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经济人的思想。“他”的经济理性，是被利用来为道德理的。如果经济理性不能“更有效地”促进道德理性之间的的实现，既是经济学家又是伦理学家的亚当・斯密应当就不会如此肯定经济理性了。由此可见，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尚处于初始阶段，其经济理性中包含着历史、社会、道德等因素，并且他也没有将最大化假设扩展到消费者行为，所以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工具理性。
在詹姆斯・穆勒的密切影响下，李嘉图在方法论上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全面的抽象化改造。正是在李嘉图的“奥卡姆剃刀”下，经济人内涵的社会、道德、历史因素都被消除了，经过了去伦理化过程的经济理性获得了工具理性的地位。J・S・穆勒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关于把经济人抽象化，他指出：政治经济学并不论述社会中人类的一切行为，“它所关注于人的仅仅是，作为一个人，他有占有财富的愿望，而且他赋有判断达到这种目的的各种可能性的能力……这并不是说，有哪个政治经济学家会荒唐到这样地步，竟然以为人类生活真正是这样组成的，而是因为这就是科学必要前进的方式。”至此，古典经济学家完成了经济人假设的建立，开始将人类追求财富的行为动机从人类的其它社会行为中分离开，并把它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二、边际革命：经济人范式的发展
边际主义的出现之所以带有革命性，不是从时间来说，而是从它对经济学的关系来说。边际主义不仅表现在分析的方法上，而且表现在经济学的范围和涵义上，特别是表现在对作为经济分析核心的“经济人”的内涵界定上更有了突破性的去伦理化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边际主义无疑是使经济思想革命化了。
在杰文斯的分析中，效用和稀缺代替了劳动成为价值的决定因素。与古典学派强调供给和成本对价值的影响相反，杰文斯独推需求背后起作用的因素，认为获得充分食物及他种能予适度欲望以最大满足的物品，是人的天然趋向和本务。在古典学派的分析中，认为价值产生于外部世界的状况，因此，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把它看作一个客观的东西，正是在客观的价值学说基础上。古典经济学是从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着眼的，为此，自然地就忽视了主观因素――个人。正是在这方面，杰文斯则从一种“绝对感觉”中得出价值，在这种意义上，他的理论是主观的，他的出发点是个人及其需要。为了研究个人的行为，他找到了一套现成的完整理论，这个理论的目的就是建立起人类行动的原则。据此，杰文斯提出了一种以边沁的“行动源泉表”为依据的愉快和痛苦的学说：人是一个愉快机器，他的目的在于取得最大限度的愉快，因此他把经济学看作“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这样，杰文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理论结构，以效用论为基础，以交换论为核心，从此，将经济人从古典的社会整体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孤立的但能自作主张的个体。
作为奥地利学派的奠基人的门格尔，与英国和法国的边际主义有明显的区别，他禀承一贯地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姿态，坚持经济学的方法必须落实在一种个人主义的基础上。他论证说社会的经济现象并不是一些经济力量的直接表达形式，而仅仅是一些个人，即他所称作的从事于经济活动的人们行为的结果。为了理解总的经济过程，必须分析其成分――个人的行为。所以，门格尔认为“原子论”的研究法是方法论所必须的，它不具有伦理的或社会哲学的含义。因此，罗尔认为他是第一个力图创建一种必须脱离开任何享乐主义假设的主观价值理论的人。由此，在边际主义的旗帜下，经济学不再操心历史上决定的阶级制度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是更加后退，趋向于一种仅仅关心抽象的个别原子和财富之间的拜物教似的关系。
到了帕累托那里，他的纯经济学的概念是研究各种经济数量之间的关系，而不管个人的主观因素，因为个人是多余的，人们用这个名词指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系统里的一个元件。乔吉斯库一罗根对这种情况评价说：一种关于人的科学完全把人排除在局外，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标准的经济学对于用一种无人的场面来运行，特别感到得意。帕累托公然声称，只要我们已经确定个人所掌握的手段，并取得“对他的爱好的逼真的印象一个人就可以消失”。个人就这样被化为仅仅是效用功能的一个微点φi(X)吼逻辑是完善的：人不是一种经济动因，只是因为没有经济的过程，只有一种拼合益智图式的活动，用特定的手段配合特定的目的，这需要计算机，不需要动因。在这里，乔吉斯库一罗根指出了帕累托敏锐地看到了边际革命把纯经济学改变为
一种“无人的科学”，并暴露出纯经济学的所谓“经济人”的真面目――既不是经济的，也不是人的。
三、新古典革命：经济人范式的确立
新古典经济学中，马歇尔通过对前辈们认识的考察基础上，对传统的经济人进行了批评，他认为经济人都不是自私的，一般都主要是为了家人的利益勤奋工作的。同时，他认为人是有分类的，而且不断变化的产业特性和制度影响着人的行为。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经济学家们曾经努力以经济认得活动为内容，谨慎而精力旺盛地、但也是机械且自私自利地追求金钱利益，但这种努力从来就没有成功过，甚至没有彻底尝试过，原因在于经济人实际上是“一个怀有利他的愿望、甘受劳苦和牺牲以赡养家庭的人”。他还强调，经济人抽象的原型并不是所有的人，而是那些卷入市场的“城市平民”，他努力把经济人置于社会和历史环境中以表明经济人的历史基础，然后再对经济人作一般性的理论抽象，并以此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所以，在马歇尔的理论中，他既认识到古典经济学和边际革命者们的经济人的不妥之处，并对时间、组织、政治、制度变迁等范畴以很大的关注，但是，他对于将“经济生物学”趋向却感到难以把握，而致使最终依然是落入了经济机械论的范围之中。
经典经济学原理篇3
一、古典与新古典主义的均衡观
在古典经济学中，均衡是一个宏观概念，它基于经济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个中心思想是：经济体系可以通过价格体系这只“看不见的手”得到有效地协调，并实现有序的运转，这一思想被后来的经济理论进一步发挥得淋漓尽致。斯密通过“经济人”假设、自由市场机制和劳动价值论构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基础。斯密从“经济人”这一基石性假设出发，进而提出了以“看不见的手”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斯密认为，市场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理性经济人的自利选择行为就能够自动地调节整个社会经济，并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者的利润目标。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里，整个经济是沿着均衡的轨道稳步发展，人们各得其所，经济行为人得以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
在新古典理论中，均衡是基于个体行为人的满足和与计划相互一致的一个微观概念。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是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主流经济学都提倡建立经济体系的形式化分析，并采用均衡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运用数学模型来表现一个封闭系统。在马歇尔的微观经济体系里，均衡观念是贯穿始终的基本概念，并与边际分析和连续性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已经意识到在物理学概念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之间存在着一些熟悉或相似的地方。例如，将新古典经济学当作牛顿力学，这两种理论都是基于“原子主义”的，且都借助摩擦力和均衡概念，体现着机械论的色彩。
新古典主义从物理学中引入了类比并运用理性机制促成了瓦尔拉斯均衡概念的形成，它认为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就象在不完全市场中若干行为人的博弈行为，经济现象的分析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上的精巧框架或是一个带有约束的理性选择统一范式的均衡系统，这意味着所有的行为人都能在约束条件下实现最优化行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通过借助一个无所不能的拍卖人假设，抽象掉了所有非均衡调整过程和均衡的稳定性，从数学上严格论证了所有商品和要素市场能够同时达到均衡状态，商品及劳务价格等完全为人们所知。在以供求均衡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命题和基本分析框架里，各种交易活动视为自我一致的领域，利润最大化和均衡成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重要支柱，经济学理论完全可以依照牛顿的经典力学方法来建立。后来，经过阿罗和德布鲁等人的努力，新古典理论重新在更一般的公式化体系中得以更精致化，这个框架就是阿罗—德布鲁范式。阿罗—德布鲁范式最基本的性质是其所要求经济运行的最大协调性与在其所允许的目标和资源使用上的丰富多样性并存，消费者不同的需求都可以通过生产者自愿供给而得到满足。在这个范式中，每个经济行为者只需考虑自身的偏好、利润和价格，他们完全有能力预测所有未来的价格，即具有理性预期。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阿罗—德布鲁范式也成了现代经济理论的中心结构及经济研究的主要参照系。
二、宏观经济分析中非均衡观与均衡观的争论
按照新古典主义正统的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可见，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凯恩斯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通过论述其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凯恩斯及其以后的追随者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的扬弃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基础、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并借助上述范式转换开创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它的理论，而在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冲击。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把新古典经济学可接受的那部分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对接起来，形成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的所谓新古典综合学派，并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该学派在方法论上坚持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在微观理论方面承袭了以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和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里抽掉了凯恩斯关于预期的非理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主要论断，从而将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理论纳入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截然不同的范式基础使这种对接或综合必将面临困惑和矛盾。
现代货币主义则致力于将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学拉回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上去，无论是在分析个人消费行为还是在论证货币需求上，也无论是在讨论失业问题还是在讨论通货膨胀时，货币主义者们的研究也始终遵循着正统微观经济的思维范式，即个体优化决策基础上的供求均衡。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通过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并增添理性预期等新的假设形成其范式基础，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该学派假设：市场能够自动地、连续地和迅速地出清，因而是均衡的；经济主体不但是理性的最大化追求者，而且他们对经济变量的预期也是理性的，即经济主体的预期不存系统性的误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范式基础完整地坚持和发展了新古典理论的范式基础和理论体系，并且以更精确的形式表达出来，它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均衡，宏观经济变量与正常值的偏离是各种货币、技术等冲击的结果，并最终得出了其所谓“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性命题”。
后凯恩斯非主流经济学则摈弃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关注非均衡、非市场出清和随时间的变动特征，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力的结构，增长和动态性是其核心内容，制度和组织结构则为资源的配置提供了基本的机制，所以对经济扩张路径的无规则本性的解释成为其分析的焦点。后凯恩斯主义的制度主义传统特征在于决定经济行为时，突出强调其居于支配的制度和文化的规则，其经济思想模式关注一个没有均衡的经济学，它不再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而是研究经济系统如何随时间变动，并创造、生产、分配和使用来自社会的剩余如何能够扩大其产量。扩展的路径是非均匀的，并可能以无法预见的方式改变经济系统的本质。因此，经济过程被看作是无规律的，具有循环和累积因果特征。主流经济学把经济系统看作是一个封闭系统，而非主流后凯恩斯主义所处理的是一个开放和结构化的系统，它强调结构的转换，所基于的推断方法不是归纳或演绎而是诱发的，这种理论能够对给定的现象分析其所强调的关系、结构、条件和机制。
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尔多所坚持的均衡理念是“最初由瓦尔拉斯所建构的一般经济均衡，后来被我们这一时代的数理经济学家予以发展，并且附以不断增加的优雅、准确和逻辑精确。”[2]卡尔多对正统均衡理论描述不充分问题的关注，形成了他对均衡经济批判的实质性基础。他通过对三个关键性领域的分析，阐述了其理论的要旨：第一个领域是关于市场是如何运行的，并且其运行模式被市场出清的价格体系所排除；第二个领域是价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竞争是如何在不完全竞争的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个领域是对递增收益的经济学意义的考察。[3]卡尔多还引述了建立在演化范式基础之上的更大的马歇尔式框架，以支持他对均衡经济范式的批判。
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其研究方法实质上是脱离现实世界的一种抽象理论。为此，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针锋相对，它通过引入粘性价格这一重要假设，认为名义变量的波动影响实际变量，因此货币是非中性的。另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着重考察市场的不完善性，即把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粘性等作为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几乎所有新凯恩斯主义者都不赞成均衡理论，他们力图寻找市场非均衡变动的证据，并发展了具有一致微观基础的一系列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他们从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市场、非对称信息和异质性劳动等方面来论证市场非出清及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工资调整只是逐渐缓慢的调整。他们通过把理性预期思想和自然率假设结合进模型中，体现了名义总需求的波动是如何产生意义深刻的影响的。因此，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根本的对立，就是各自坚持不同的范式基础，在范式层次上对于自由市场机制的不同观点。
当然，同均衡理论一样，非均衡经济理论的框架仍深深植根于传统的均衡分析，它还依赖于很多均衡分析方法，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仍没有跳出均衡经济的框架之外寻找更深层次的历史、社会、文化及体制等因素的影响。
三、经济演化观的形成与发展
演化思想的萌芽很早就已存在于经济理论中，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演化的两种理论，但当边际主义开始致力于经济分析的形式化分析时，其演化思想便无法纳入新古典的最大化分析框架中而被人们逐渐“遗忘”掉。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也指出，经济学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生物学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经济分析对力学上的类比性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均衡这个名词。马歇尔虽然强调时间、报酬递增及时间不可逆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他意识到基于生物学思想构造经济学理论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用均衡分析框架。事实上，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一样，演化主要是两种机制推动的：一个是创新机制，通过系统的创新产生多样化；一个是选择机制（注：选择机制是指经济系统的制度背景会有利于某些惯例，而不利于另一些惯例。因此，选择将改变习惯的扩散及其个人和组织的行为方式，所以社会经济演化可看作是对多种制度进行选择的过程。），即在这些多样化中进行筛选。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种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演进的分析框架，把其创新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植根于过去的经验传统和习惯模式，主流经济学是局限于“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也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4]
早期的制度学派从一开始就摒弃了新古典范式，用一种不同的历史主义的范式特征来透视制度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制度经济的基础包括视经济为一复杂的演化系统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从而与视均衡为正常理想状态的理念格格不入。缪尔达尔坚持制度学派的方法论原则，认为经济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在一个动态经济社会里，社会各因素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变化中进行的。加尔布雷思坚持演进和整体的方法，反对新古典的均衡概念，他采用演进概念来取代新古典的均衡概念，演进思想在其方法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凡勃伦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演化看成是经济系统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主流经济学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是采用先验和静态的模式，分析的结果只能与实际现实相背离。凡勃伦的制度主义传统是以演化和过程为导向，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结构，这些制度和组织结构提供了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他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倚重的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积性因果”（注：累积性因果概念认为，人的行为是由他过去的经历和所处的文化、宗教、环境和遗传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具有累积性。）概念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冲击，也取决于系统内部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强烈的历史累积。同时，凡勃伦还相信人类社会经济的演进又体现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导致迥然不同的结果。哈耶克的演化思想来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自然选择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得以用进化的观点对经济社会现象做出解释，并且社会的演化是自发秩序的，是通过系统自组织来进行，其自发秩序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演化理论。他认为，规则系统的演化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群体间自发竞争和选择规则的过程，社会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不是人们理性设计的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是在新古典分析范式内发展起来的，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定、方法和工具，如理性经济人假定、稳定偏好、均衡和最大化分析等，但是它的某些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突破了新古典范式。诺思对制度变迁的研究，经历了对新古典范式怀疑和修正的过程，展示了自我否定的勇气。诺思用新古典框架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源于他对新古典方法论的坚定信奉；随着他对历史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了新古典理论在解释重大的历史变迁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进而开始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修正：“长期变化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个人和组织的企业家所进行的学习。为了建设性地探讨人类的学习性质，有必要废除作为经济理论基础的理性假设。”[5]最终使他背离了居于主流经济学核心地位的自动均衡标准，走上了一条将制度变迁看作是进化的、非最优的、路径依赖的反叛之路。
近年来，在非主流宏观经济领域十分引人注目的是经济演化理论的异军突起。经济演化理论起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该理论借用进化论概念，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并强调以生物进化论原理作为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基础。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信息是连续分散的，它把经济的演化过程看成是一个自行选择的学习过程，注重对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的考察，侧重分析结构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演化是非线性的、远离均衡状态，拥有多种选择的方向；惯例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尼尔森在和温特合作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中，运用了其在产业经济学方面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知识对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具体体现在他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定的反对，他拒绝经济行为人在最优化意义上的理性假定，用演化的不停止变迁代替最优化和均衡等新古典的一些核心假定，并关注学习的复杂过程和知识的代际转换；同时尼尔森和温特还发展了一个可选择的用于分析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理论框架，用一个演化模型代替最优化模式。
总之，基于演化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充分考虑了微观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和演化过程，更加符合现实经济。
四、结语
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总是被认为最符合科学标准的学科，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证伪主义，或者是库恩的范式学说，都是以物理学作为蓝本的。经济学也把自己极力类比成物理学：马歇尔深受牛顿力学的影响，建立起均衡分析经济学，它与经典力学共用的是一个范式，都广泛认同以机械论和决定性为硬核的思维范式。新古典主义机械地将经济主体的行为仅仅与过去和现在的某种激励力量相联系，理性的、遵循最大化行为的主体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在均衡世界里，所有预期必定通过发生的事情而实现。凯恩斯自称受爱因斯坦影响，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主张发展一个广义的经济学，但仍不足以对新古典范式产生根本性的变革，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被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的机械论、还原论所同化。
经济演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是根据一般的行为经验、习惯等日常惯例进行选择的，它们形成人类行为选择的价值体系。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假说，不仅成为经济演化理论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依据，也是整个经济演化理论的一个基石。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仅仅关心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的选择，而忽略了人们对制度本身的选择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均衡对于理解经济演化没有多大意义。基于惯例和选择环境为基础的演化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均衡体系存在着很大差异，如何把经济演化思想和传统经济理论框架有机整合，用超越静态均衡分析的眼光审视和认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变历程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也孕育着某种新经济理论框架体系的形成。
收稿日期：200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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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经济学原理篇4
关键词企业管理古典理论理论回归
自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HaroldKootz)1961年发表《管理理论丛林》一文，把管理理论称作丛林以来，管理理论的发展加速了自己的进程。此后，安索夫(ansoff)《公司战略》(1965)一书的问世,“战略”开始引入管理界，迈克尔·波特(m.e.porter)的《竞争战略》，在20世纪80年代把战略管理的理论推向了高峰。1993年迈克尔·海默(m.Hammer)博士与詹姆斯·昌佩(J.Champy)合著的《再造企业——管理革命的宣言书》,完成了企业再造理论的最终构架，在世界范围内吹响了所谓的“第二次管理革命”号角。同一时期,彼德·圣吉(p.m.Senge)出版了《第五项修炼》，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学习型组织成为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组织管理革命的重要标志。然而，在现代管理理论日新月异的今天，在我国管理学界，古典管理理论却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有研究者甚至提出古典管理理论回归的论断。呼唤古典管理理论回归，有的是来自对中小企业管理的考察，有的是来自对管理职业化的理性分析，也有的是来自对古典管理理论自身的评判。一种观点的形成绝不是空穴来风，必然有其深刻的原因和背景，分析这些原因，回望并深思作为现代管理理论繁荣基础的古典管理理论，对推进管理理论中国化，促进企业管理科学化，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1古典管理理论具有自身的科学性及较强的应用价值
古典管理理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科学方法探讨管理问题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古典管理理论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集管理理念、管理技术和管理方法于一体，对企业管理实践有着强大的指导意义。它犹如一只有形的手，科学有效地调动和配置企业的各种资源，在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同时，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一般认为，泰勒、法约尔和韦伯是古典管理理论的三位先驱，古典管理理论的科学性首先在于它的实践性，它是从企业管理实践中概括出来的理论。作为古典管理理论代表人物的泰勒和法约尔，有着丰富的企业工作经历。泰勒就是在生产一线发现并注意到“磨洋工”现象的，对这一现象的仔细观察，使他找到了工人“磨洋工”原因。他认为工人“磨洋工”有三个原因，即：工人们害怕不断增长的生产带来失业；失败的薪金制度不鼓励工人高效率的工作；工厂没有给工人提供科学的工作方法。这些观察和分析，成为科学管理理论构建的起点。虽然法约尔与泰勒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但他也一直处在企业管理的中、高层，漫长而成绩卓著的经营管理生涯使他对企业管理有更加宽阔的视野和更高层次的认识。
古典管理理论的科学性还在于管理理念的先进性。泰罗认为，科学的工作方法是管理中的“思想革命”，“思想革命”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需要雇佣双方把视线从分享利润这块蛋糕转移开，共同想办法把“蛋糕做大”。他说：“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顾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并且认为，对雇主来说，“最大利益”不仅代表着短期内有较大的利润，也包括为达到公司的长期繁荣而全方位地发展。对雇员来说，最大利益则不仅代表着高工资，还有他们自身职业生涯的发展，使他们在能力范围内做到最高等级的工作。在他看来，管理的真正目的是使劳资双方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富裕。这一思想直到今天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以至于王义昌先生在《一封辞职信——成就组织和个人发展的第六项修炼》后记中，还要遗憾：这么多年过去了，让雇主和雇员关系和谐共同发展，却至今依然是我们企业管理实践者和理论者的重大任务。作为一般管理理论的构建者，法约尔认为，管理是一种可应用于一切机构的独立的活动；一个人在某机构内地位愈高，管理活动愈加重要；管理是可以教授的。正是这种对一般管理的认识，使管理理论作为一种普适工具在广泛的社会领域得到了运用。由于韦伯是一个置身企业管理之外的“旁观者”，站在更加超脱的立场冷静分析企业管理的基本问题，他的管理理念更显深邃。他指出一套支配行为的特殊规则的存在，是组织概念的本质所在。没有它们，将无从判断组织性行为。这些规则对行政人员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自己的行为受其制约，另一方面他们有责任监督其它成员服从于这些规则。韦伯理论的主要创新之处导源于他对有关官僚制效率争论的忽略，而把目光投向其准确性、连续性、纪律性、严整性与可靠性。韦伯这种强调规则、强调能力、强调知识的行政组织理论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高效率、合乎理性的管理体制。直到今天，在组织中普遍采用的高、中、低三层次管理就是源于他的理论。
古典管理理论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泰勒所提出的科学管理的四个原理：即对工人操作的每一个动作进行科学研究，用以代替旧的、单凭经验的劳动操作；科学地挑选工人，并进行培训和教育，使之成长，以代替允许工人凭自己的爱好选择工作的作法；管理人员与工人之间亲密协作，以保证一切工作都按建立起来的规章制度去办；管理人员和工人在工作和职责上要分工，各自承担最适合的工作，以代替所有的工作和大部分责任都推卸给工人的办法。这些原理，对于夯实企业的管理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法约尔提出的14条管理原则，以及他对管理过程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五个要素进行的详细分析，则是企业管理过程科学化必不可少的。韦伯要求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所具有的八个特征，即实现明确的分工、实行等级原则、实行考核和训练制度、所有公职的担任者都是任命的而不是选出的、行政管理人员领取固定的薪金、行政管理人员不是他所管理的那个单位的所有者、组织是根据明文规定的法规规章组成的、组织中人员之间的关系完全以理性准则为指导，正是企业形成完整、有序和高效组织体系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2古典管理理论是现代管理理论的逻辑前提和应用基础
古典管理理论从创建到现在已经整整100年，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推动着管理理论向前不断发展，形成流派纷呈的格局。但是，站在21世纪回望古典管理理论，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它们的真理光辉，也清晰可见它们与现代管理理论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逻辑前提，古典管理理论不仅在理论上是现代管理理论创新的基础，而且本身也是现代管理理论的构成内容，同时还是现代管理理论在实践中应用的基础。
古典管理理论先驱们所试图解决的问题，是管理学面临的两个根本问题，即效率和组织问题。它们是任何管理理论都不可回避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管理理论都是在古典管理理论的启发下或指导下，在古典管理理论已经搭建的平台上的创新，而且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创新会一直持续下去。古典管理理论所研究的问题仍然是现代管理学所要研究的问题，比如对计划和策略的研究、对发展战略的研究、对组织形式的研究、对管理工作环境的研究，等等，都是对古典管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就是在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里，通过系统思考、自我超越、心智模式、共同愿景、团队学习，所要解决的也是泰勒在百年前所关注的雇主和雇员关系和谐及共同发展问题。
古典管理理论不仅为现代管理理论搭建了创新的平台，经过发展和完善的古典管理理论已经成为现代管理理论的构成内容之一。在现代管理理论丛林的九大管理学派中，管理过程学派和经验主义学派就是古典管理理论的现代版本。管理过程学派也叫管理职能学派、经营管理学派，其开山鼻祖正是古典管理理论的创始人之——法约尔。这一学派因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等人的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管理理论丛林中的主要学派，在现代管理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经验主义学派也被称为经理主义学派，他们以向大企业的经理提供管理企业的成功经验和科学方法为目标。他们认为，有关企业管理的理论应该从企业管理的实际出发，特别是以大企业管理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加以抽象和概括，然后传授给管理人员，向经理提出建议。经验主义学派中的许多代表人物深受古典管理理论影响，而且其中的多数人长期担任大公司的顾问或直接在大公司高层供职。经验主义学派走的是与泰勒、法约尔一样的研究道路，把实践放在第一位，以适用为主要目的。虽然，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实践对象的不同，经验主义学派所概括出来的理论并不是古典管理理论的翻版，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和思想方法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由于现代管理理论抓住了管理中效率与人性这一被古典管理理论忽略的矛盾，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对于处理好管理中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人及组织与环境的关系，从而保持组织的平衡和谐状态，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用现代管理理论指导现代企业管理，是无庸置疑的。然而，当现代管理理论在实践中应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离不开古典管理理论所构建的组织体系的基础性支持。现代管理理论为企业管理提供了许多工具，比如管理方格、决策模型、激励手段，等等，都要放在按照古典管理理论构建起来的、能完整地履行计划、组织、指挥、控制、监督职能的组织体系中，才能发挥其作用。
3古典管理理论的应用是我国当前企业管理实践的现实需要
管理理论不是“屠龙术”，它必须见诸于实践，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一切不能为实践所用的理论都是灰色的。管理理论的实践价值并不在于管理理论本身，而在于它的指导对象，在于它与指导对象的吻合性。因此，管理理论应用是有边界约束条件的，在发达国家有用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未必有用；在大企业奏效的理论，在小企业未必奏效。我们不能说哪一种理论更好，更不能说时髦的理论就是最好的理论。
3.1现实经济社会条件为古典管理理论回归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古典管理理论诞生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是与美国当时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五阶段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传统阶段、起飞前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和高消费阶段。古典管理理论形成的时代正是美国处于起飞阶段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出现持续的增长，在主要成长部门有可能通过革新创造或者通过利用新的资源，从而形成很高的成长率，并带动社会经济中的其他方面扩充能量。由于经济起飞时期，几乎整个经济都在快速地增长，从而使具有经济现代化观念的人战胜坚持传统社会观念的人，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取得胜利。起飞阶段所迸发出来的强大刺激力量，既可以表现为政治革命的形式，也可能是技术革新的形式，还可能是管理方式改变的形式。当年，正是因应起飞阶段的经济发展需要，古典管理理论破土而出。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一般来讲,人均GDp400美元以下为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人均GDp400～2000美元为经济起飞阶段，人均GDp2000～10000美元为加速成长阶段，人均GDp10000美元以上为稳定增长阶段。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当于1.4万多亿美元，人均1090美元。这是我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处于起飞阶段的关键时期。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状况，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与上个世纪初的美国有很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表明，古典管理理论回归在我国有比较适宜的土壤。所以，有人认为，“考虑我国企业的发展阶段，反省我们走过的路程，我们提出‘回归古典管理’，补上科学管理这一课，并试图以此作为我国企业迈向职业化的理论指导。”
3.2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人们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是古典管理理论回归的重要人文环境
我国直到1994年才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今仅仅10年时间，从政府到民间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都十分有限。我国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到成熟阶段，还有比较长的路需要走。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企业，传统体制的惯性，制约着人们对市场经济认识水平的提高，因而，对在成熟市场经济中孕育出来的现代管理理论，多少有些消化不良。
企业管理说到底是人对人的管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是制约管理理论应用的重要约束条件。从企业管理者来看，由于我国缺乏优秀企业家诞生和正常发育的社会土壤和社会氛围，社会体制方面也存在压抑优秀企业家成长的弊病，现阶段堪称真正企业家的厂长、经理为数其实并不多，甚至一些功成名就的企业管理者，往往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娴熟的市场经济驾御技巧，而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改革浪潮中抓住了某一个机遇。在成功的或失败的企业管理者口中，我们都不难听到成串的、最时尚的管理学词汇，但是在他所管理的企业里却很难看到这些词汇所代表的管理理念、管理机制和管理制度。至于，在改革大潮中大量涌现出来的家族企业，管理者的状况更不容乐观。
3.3大量存在的中、小型企业为古典管理理论回归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根据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我国拥有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单位196222个，其中大型企业仅为1984个，占1%；中型企业为21647个，占11%；小型企业为172591个，占88%。在工业总产值上，三类企业各占1/3。大量存在的中、小型企业，管理水平普遍比较低下。
经典经济学原理篇5
[论文摘要]国际贸易分工理论的发展已有200多年历史，期间经过古典阶段、新古典阶段、新贸易理论阶段和新兴古典阶段，反映了不同阶段国际贸易发展的特点。古典、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贡献主要是揭示了互利性的产业间贸易问题；新贸易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解释了产业内贸易现象，将贸易分工理论推进到新阶段；新兴古典贸易分工理论又将贸易分工理论推进到更高的发展阶段。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回归了斯密的分工专业化思想，是对传统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一、分工专业化思想的梳理
1．斯密定理
著名的斯密定理指出，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的大小，分工的发展取决于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而市场范围的大小又取决于运输的条件。分工会带来专业化和专业的多样化，而这必然要求人们互相交易，互通有无。斯密定理直接地表述为市场范围扩大是分工深化的必要条件，市场范围扩大的关键因素是交易费用(盛洪，1994)。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市场需求被默认是外生的，市场范围的扩张只能停留在交易费用外生的水平上。斯密定理仅从市场需求方面静态地分析了分工演进机制，却没有将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两方结合起来研究分工演进机制。而在市场供给方面，降低交易费用可以刺激供给，有利于增加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因而，斯密定理的根本缺陷在于不能揭示分工演进的机制。
2．杨格定理
杨格定理在斯密定理的基础上，增加了市场需求层面上的分工演进机制的分析，将斯密定理动态化，从而形成了浑然一体的动态化分工演进机制。杨格定理认为，递增报酬的实现有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不但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的程度，而且市场大小由分工程度所制约，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杨格，1928)，杨格补充了由交易费用外生分工，由分工内生市场规模的机制。可见，杨格定理动态地发展了斯密定理，提出了由分工到分工的累积循环的机制。斯密定理与杨格定理对分工及其演进的机制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分工是基于人们交换能力的专业化分工，交换能力是市场交换范围的制约因素，而交换范围又是分工深化的限制因素。斯密定理与杨格定理形成了一个分工自演进组织体系，分工与专业化产生于交易效率的提高，并反过来提高经济体系的总效用，但同时分工的出现是以交易费用的相伴而生为代价。前者是由静态市场规模推动的分工，后者则是由组织创新推动的分工；前者从市场需求角度出发，而后者从市场供给角度出发。综合二者可以较为合理地解释由分工到分工的自我演进机制，而这一机制中的契合点是交易费用。分工的自演进将市场规模动态化。分工和专业化能够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这种提高是一种生产质量上的提升，能有效地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交易费用是分工和专业化的关键因素，分工的细化会导致交易及其费用几何级数的增加(Becker&murphy，1992)。
3．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杨小凯1984，1991，1997)，使人们能够生产的剩余产品日益增加，这是人们选择分工专业化带来的收益。交易费用的存在，使人们在交易中必然付出代价，人们必须在分工专业化和交易费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寻找一个理想的均衡点。当分工与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超过支付交易费用所产生的损失时，人们会选择分工专业化经济，并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反之，当分工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低于支付交易费用所产生的损失时，人们会选择自给自足经济，即自己生产多种自己所需的产品并满足自己的消费，这时将没有商品交易。显而易见，分工专业化是推动国内贸易的基本原因，而要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市场，则必须通过必要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保障人们的合法财产与收入的安全性，努力提高交易效率，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只有分工的效率超过交易费用时，自给自足经济才会演变为分工经济。
随着交易费用的下降，分工就会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规模上进行。如果我们从对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易效率与交易
费用的关注中，站到更高的层面观察分工网络的交易费用问题，则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经济系统的分工网络存在单位交易效率提高即交易费用下降与网络整体的总交易费用上升同时存在。这是因为，交易效率的提高体现为专业化生产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会促使更多交易行为的发生，同时使一些原本不能实现专业化的新的分工领域出现，这些新专业的出现，同样会带来交易量的增大。也就是说，在分工网络上，由于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网络中原有点与点之间的连线变得更粗，因为交易量扩大；二是又会有新的节点出现，这些节点的出现使分工网络规模得以扩大，因此在单位交易费用下降的同时，总的交易次数可能会迅速上升，导致交易费用的总量也不断上升。另外，网络的扩展和复杂化又可能使其中的内生交易费用迅速上升。这些都反映了劳动分工发展和交易制度日益复杂的趋势。
事实上，经济学是解决两难冲突(tradeoff)的科学(杨小凯、黄有光，1993；杨小凯，1998；Yang，2001)，因为任何经济决策都是在约束条件中寻求最优，最优的决策事实上都是折衷的结果。现实生活中的最优状态(选择)一般总是中间状态，而不像传统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如“完全竞争”那种极端的理想状态。杨小凯和威尔斯(Yangandwi11S，1990)的模型却表明，竞争程度的增加与分工经济不可两全。分工程度很高时，每个专业化生产领域的竞争程度就会受到影响，不可能一方面要求每个专业生产领域从事生产的人都很多，达到完全竞争状态，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又具有同样很多的专业领域数量。因此，现实经济中，如果对交易费用进行深入的研究，既有一定程度的竞争又有一定程度垄断存在的中问状态。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均可以放入两难冲突的分析框架，并从中内生出最终的均衡状态。
二、新兴古典解释贸易产生的新思路
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国内贸易产生的原因时，是假定在纯消费者和厂商绝对分离的前提下，而国际贸易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外生的比较利益。这种传统新古典贸易理论把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分割开来，却难以阐明国内贸易何以发展到国际贸易，以及发达国家之间贸易量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问贸易量的原因。D—S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先天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却不能内生地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变，因为按照这些理论，人们一开始应该选择的是国际贸易，而不是实际作为开始的国内贸易。以杨小凯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既相承又具有开创性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将贸易的起因归结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对贸易产生的原因给出了新的解释思路，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是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的经济学流派。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依托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新框架，将贸易的起因归结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对贸易的原因给出新的解释思路，使贸易理论的核心重新回到分工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是一种内生动态优势模型，是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统一的模型，是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的模型，能够整合各种贸易理论，是贸易理论的新发展，重新归纳贸易理论的发展线路。新兴古典经济学弥补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重要缺陷，从每个个体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现实出发分析个体的决策过程及其结果。基于个体是消费一生产者的新框架适合国家层次上对单个国家的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把对个体之间分工和贸易的分析用于分析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用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及其折衷解决的个体专业化决策思路重新考察国际贸易理论，用分工演进模型对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给出新的解释，构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新兴古典经济学派从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统一出发，构建了贸易产生的内生化新体系。
基于库恩一塔克定理，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独创了超边际分析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提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以分工与专业化为分析任何经济现象的出发点，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具体经济问题构建贸易模型。这些模型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一国国内贸易如何发展到国际贸易的问题，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到一个理论框架里．对国际贸易新兴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梁小民2003)。新兴古典经济学为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及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核心理论。杨小凯的研究成果涉及到基本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构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从而大大提高了经济学的解释力(张永生2002)。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费用对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按照新兴古典贸易的理论，交易效率的提高会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市场一体化，相互分割的局部市场将逐渐发展成一体化的市场，这时候。一个大的市场就折中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提供了更大余地，所以，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发展的结果，其市场容量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国际贸易之所以在国内贸易之后发展起来，是因为同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存在额外的交易费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精华分工理论，并将之加以数学分析工具，为经济学的学习提供了一种新的学习思路和分析工具。从而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纳入到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现有的贸易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杨小凯和黄有光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说重新为经济学确定了方向，将经济学从资源分配问题引向组织问题，为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及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还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三、新兴古典分析框架的演变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以分工与专业化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出发点，所构建的一系列模型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经济问题，如交易费用模型可以解释贸易的出现等现象。文章这里用图1说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此图是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基本分析工具，此图中，假定一个经济系统中有4个消费者一生产者，每个人必须消费4种产品，而且可以选择生产1，2，3或4种产品。没有市场存在，整个经济分成四个互不往来的部分，经济没有一体化，没有商业化，生产集中程度低，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低。若假定专业化可以通过加速熟能生巧边干边学的过程提高生产力，则在图1—1的自给自足，即国内贸易中每个人的生产力都很低，但是它却完全没有交易及其产生的交易费用。由于所有人的生产消费结构相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很低，在图1—2的局部国际贸易状态中，每个人生产的产品种类数从4减至3，即专业水平上升，因此生产力上升，市场也从无到有。每个人的交易次数从o增至2，交易费用也从无到有。经济分为两个互不往来的部分，与自给自足相比，市场一体化程度上升。产品1或2的生产者人数也从自给自足时的4个减至2个，所以生产集中度上升，同时也出现两类生产贸易结构不同的专业，因而比自给自足时结构多样化程度上升。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图1—3则是一种完全国际贸易状态，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每个人的专业化程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经济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程度、交易次数及总交易费用、每个人的生产率都比局部国际贸易时增加。
经济体系之所以能从自给自足状态演进到局部国际贸易状态乃至完全国际贸易状态，是由于在这类框架中有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故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交易效率越高，折衷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分工水平也就越高。在一个静态模型里，当交易效率外生改进时，经济体系就会从自给自足向完全国际贸易演进。在一个动态均衡模型里，即使交易条件没有外生地得到改进，分工的演进也会白发地产生。上述两种现象，会作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同时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是由于个人选择专业模式和水平的自利决策而内生出现的，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随着分工的演进，社会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也会随之发生演进。经济体系从自给自足演进到局部国际贸易乃至完全国际贸易演进的方式(如图1所示。
如图1所示，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贸易的范围不断扩大，互相独立的国内市场从多逐渐变少，最后变成一个统一的国际市场。由此可见，市场能够有效率地决定贸易品的种类和贸易的范围，即由于专业化经济程度的提高以及交易效率的提高而导致的交易范围的扩大，从而使贸易从国内扩大到国外。
经典经济学原理篇6
关键词：原生态经济人;新古典经济人;知识论转向;知识骚乱
现代经济学史表明，经济理论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伴随着一次知识观上的认识论革命。知识观革命与经济理论变革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揭示出一个有待研究的经济哲学命题：知识问题及其经济学革命意义。在本文中，我们是在两个层面上定义经济学中的知识问题的：第一，现代经济学的知识观传统；第二，不同的知识观传统对经济理论建构所产生的不同影响。由于现代经济学的知识观是与其理性观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考察现代经济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也就成为我们探究经济学中知识问题的一条有效路径。历史地看，现代经济学策动过两场理性主义运动：一个是古典理性主义运动，它根源并隶属于苏格兰启蒙哲学传统；一个是新古典理性主义运动，它根源并隶属于法国启蒙哲学传统。由此可知，现代经济学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曾经分别隶属于两种不相容的理性哲学，其中隐含着一种逻辑必然：现代经济学的核心研究范式——经济人——曾经经历了一次大蜕变。这就是经济人的“知识论转向”。对于这次“知识论转向”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及其理论后果，哈耶克形象而准确地称其为“一场知识骚乱”①。我们认为，揭示经济人的这个“知识蜕变史”和“知识转向史”，正是我们解释经济学中知识问题由来的最为关键的一环。
一、原生态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传统
市场经济思想发展史表明，原生态经济理性和经济人理念早在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创立现代经济学之前就已经基本形成。其贡献主要应归功于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家——贝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mandeville，1670－1729）、亚当?弗格森（adamFerguson,1723－1816）和大卫?休谟（DavidHume,1711－1776）。曼德维尔早斯密约一代人，弗格森被斯密尊称为老师，休谟则是斯密的挚友和文稿遗嘱执行人。他们的思想经由多种渠道特别是斯密对现代经济学的创立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就是说，原生态经济人一开始就是从属于苏格兰启蒙理性主义传统的。
原生态经济人在苏格兰启蒙理性主义传统中孕育而生。原生态经济人的基本要义是：个人自利行为自发生成和谐社会秩序。其中蕴含着两个基本思想：一是对市场经济社会秩序的人性自私论解释；二是对市场经济社会秩序的有限理性论解释。也就是说，在最初的意义上，经济人假设有两层基本内涵：一是人性自私论；一是理性观，即知识论。前者在整个正统经济学说发展史中始终如一，延续至今；后者则发生了本文将要探讨的“知识论转向”。这后一点经常为人们所忽视，而它恰恰是我们理解经济人思想变迁的秘密所在。
曼德维尔对人性论经济人有过如下经典论述：“芸芸众生中的首恶，亦有襄助公益的善举”；又言：“吾辈愚蠢的计算与虚妄，皆被迫为公利效力”②③④⑤⑥⑦转引自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73、576；586；587；584；584；581；588页。。事实上，曼德维尔对知识论经济人有过更为精彩的论述。例如：“人的智慧乃时间之子。确定一个令理性动物对它保持敬畏的观念，建立一个供自己顶礼膜拜的偶像,既非出自哪个人的发明，亦非数载所能办到。”②又如：“我坚信人之理解力是有限的。我们稍加思考即可断定，它疆域狭窄，受着很大的限制。正是这一点，这个惟一的原因，阻止着我们洞察自己的来源。”③再如：“我们常把一些事情归功于人类非凡的天赋和深邃的洞察力，而实际上那是因为漫长的岁月和世代积累的经验，他们在天性和智慧上彼此并无多大差别。”④最后：“我们这里所说的智慧，并非来自精妙的理解力或紧张的思考，而是出自从长期实践的经验和丰富的观察中获得的可靠而周密的判断力。从这种智慧和漫长的岁月中产生的法律，使得治理大国如织袜。”⑤
在这里，曼德维尔所表达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观，是原生态经济人理念的直接思想来源，对斯密创立现代经济学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对此，哈耶克曾指出，“曼德维尔是亚当?斯密自由观的先驱，这是他长期以来得到公认的地位”⑥。他还说，休谟是近代“所有研究精神和社会的人中间……最伟大的一位”，而正是曼德维尔“使休谟成为可能”。这是因为，休谟是接过曼德维尔的思想“并认真加以思考的第一人，也是最伟大的一人。这一发展当然包括18世纪下半叶苏格兰那些伟大的道德哲学家，尤其是亚当?斯密和弗格森”⑦。熊彼特为我们提供的证据是：“曼德维尔的论点正是斯密自己的纯天赋自由论的一种特殊形式。”［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8页。马克思提供的证据则更为直接，他说斯密关于分工的论述“几乎逐字逐句抄自贝?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公共利益》的注释”［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1页。。由此看来，曼德维尔启蒙哲学对原生态经济人不确定性知识观的赋义是显而易见的。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另一思想家弗格森也有过一句名言：“国家的建立是偶然的，它确实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在这里，弗格森同样表达了一种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观，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思想渊源之一部分，这种观念对原生态经济人理念的形成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哈耶克深刻地指出，弗格森关于处于本能和理性之间的“第三种秩序”参见［英］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一章和第四章。的描述，实际上是斯密“看不见的手”思想的一个先期版本：“只是到了18世纪，弗格森才终于指明，他们虽可以归因于人的行为，却不可归因于人的设计，它们既可以视为自然现象，也可以视为习俗，这全看采用哪一种方法。”⑧［英］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22、228页。此外，关于弗格森对斯密的影响，马克思和熊彼特同样给出了自己的证据参见［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0、418－420页；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88页。。
与弗格森类似，大卫?休谟也曾有过如下名言：“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英］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53页。“原因之被人发现不是凭借理性，而是凭借于经验”，因而，“人的生活主要是靠运气而不是靠理性来支配的；它比较像一场暗淡的游戏而不大像一种严肃的事业；它较多受具体的影响而较少受一般原则的制约”［英］休谟：《休谟经典文存》，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187页。。作为近代怀疑论哲学之集大成者，休谟的不确定性知识观不仅通过斯密间接地孵化了原生态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传统，而且，休谟本人就是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这一点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自不必赘言。
赫伯特?西蒙曾经对经济学中理性概念的演变作过深入的考察。他认为，《国富论》中的理性是一种“常识理性”，在斯密那里，理性只意味着人们的所作所为有其原因，并不假定任何东西的极大化，也不表示有一个单一且持续的选择标准，也没有一个效用作为所有决定的准则。相反，斯密往往根据人们在日常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经验性的常识，来说明经济活动的基本特征，《国富论》“只是把一种适度的理性视为当然”，这与此后的新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完备理性和建构理性有着根本的差别［美］赫伯特?西蒙：《基于实践的微观经济学》，孙涤译，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页。。
极为简略的思想史回顾向我们揭示出一个基本结论：与法国启蒙理性主义传统相比，苏格兰启蒙理性主义传统赋予经济人一个最本质的特征，这就是：原生态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观参见［英］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97页。。由此看来，原生态经济人并没有对人类知识持有一种非常自负的观点，相反，它承认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反对完备知识的僭妄。正是坚持了这样一种知识论和理性观，斯密意义上的古典经济学在考察人的选择行为和市场过程时，总是以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为前提的。不仅如此，在斯密看来，正是有限理性而不是完备理性、有限知识而不是完备知识，才是解释市场自发秩序的关键所在。
对此，哈耶克给出的评价是：“识别到当个人受抽象的价格信号而不是受直观的需要引导时，他的努力会惠及更多的人，从总体上说也会满足更多的需要，并且利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最好地克服我们对大多数具体事实固有的无知，能够最充分地利用广泛散布在千百万个人中间的有关具体环境的知识——这就是亚当?斯密的伟大发现。”⑧斯密用自己的语言从反面诠释了这个“伟大发现”：“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和，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合于全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用途”［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99页。，而“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任何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7－28页。。
二、新古典经济人的完备理性和完备知识传统
经济学史上教训最深刻的一段历史，也许就是原生态经济人有限知识传统的蜕变史。这一蜕变史的主导者是新古典理性主义运动，但事实上，原生态经济人的蜕变自古典经济学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这其中，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和西尼尔均扮演了重要角色。威廉?斯皮格尔在其《经济思想的成长》一书中曾指出：“没有比李嘉图更抽象的思想家了”，他所倡导的抽象演绎方法“指出了通向现代经济分析的道路，并产生了最终转化为数学形式的定理”［美］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上），晏智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在客观上，这种被熊彼特称为“李嘉图恶习”的经济学抽象主义，极大地推动了原生态经济人从有限知识传统向完备知识观的蜕变。作为李嘉图的门徒，穆勒加速了这个蜕变过程。他曾说：“为使它成为一门完美的抽象科学，政治经济学假设了条件之间的各种联系，以便找出其结果。这些联系必须反映一切场合所共有的一切条件，同时必须反映任何一类重要场合所共有的全部条件。从这些假设中，经过正确推导而得出的结论具有数学真理一样的真确性，并且，作为抽象真理，它是具体真理的一个最为合理的近似。”［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方法》，载丹尼尔?豪斯曼编《经济学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之后，西尼尔又进一步指出，“政治经济学所依据的一般事实”就是几个简单的命题，其中居第一位的命题是：“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该命题实际上是对理性经济人最大化假设的另一种表述。他自信地称：这个命题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与万有引力在物理学中的地位一样，离开了它推理就无法进行，其他一切经济学命题只是对这个经济人最大化假设所做的注解［英］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6、49页。。毫无疑问，西尼尔的这些观点对原生态经济人的蜕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到了新古典时期，边际主义革命原本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一个是瓦尔拉斯和杰文斯代表的完备知识传统；一个是门格尔代表的有限知识传统。即便是在新古典革命之集大成者马歇尔那里，这两种传统也还存在着。马歇尔一再强调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物学进化论的，一个是经典物理学的，而且他更看重前者——“经济学家的麦加在经济生物学中，而不在经济力学”marshall,alfred1890principlesofeconomics8thedLondon:macmillan,ppⅦ－Ⅷ。但是，门格尔和马歇尔经济哲学中的“有限知识革命因子”很快就被新古典理性主义运动的浪潮湮灭殆尽了。赫伯特?西蒙对这场运动的评价是：“古典理论讲的是全知全能的理性，其简洁和漂亮，令人赞叹。此外，那种理性使我们不用站起来实际观察人类行为，便能坐在椅子里预测它们……所有这些预见能力都来自一个源泉，即对人类行为所处的环境形态所作的刻画。体现完美理性的那个环境，完全决定了行为。”［美］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杨砾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在谈到新古典经济人被赋予“完备理性”的特质，并由此导致正统理论将经济学中的知识问题虚无化的真正原因时，沃尔德罗普也曾指出：“他们的理论把具有动物本能的人描绘成了像粒子那样的东西：‘经济人’——像神一样的存在物。这些存在物的理性思维永远是完美无缺的，永远是冷静地追求可以预算的自我利益。”［美］沃尔德罗普：《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陈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页。这说明，在以新古典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环境中，经济动因是充分理性的，经济人能够对环境变化作出乐观而即时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考虑知识问题已成多余。换言之，在新古典世界里，经济行为者不需要关注知识问题，他们既没有学习的欲望，也没有学习的动力，实际上也没有学习的必要。因而，新古典世界是一个没有知识约束的世界，它没有给研究知识问题留下任何空间。
不容否认，正是新古典理性主义运动彻底改变了原生态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特征。按照哈耶克的说法，经济人的这次“知识论转向”无异于策动了一场“知识骚乱”，他慨叹道：“我不知道经历了这场知识骚乱之后，那个古老的传统还有多少被保留下来，尤其是还有多少能够被传给曼德维尔”②③［英］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78、605、598-599页。。显然，哈耶克从原生态经济人的知识论蜕变史中，洞察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危险，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人们不对苏格兰启蒙理性与法国大革命孕育的启蒙理性做出明确的界分，并对后者保持足够的警惕，那么这样的“理性恰如危险的炸药”，如果“使用得当可使人获益甚大，若粗心大意，它也足以毁掉一个文明”②。
哈耶克的论点准确地击中了新古典理性主义运动的要害。经济人理念发展至新古典阶段，新古典经济人与原生态经济人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相似之点了；不但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古典经济人恰恰是作为原生态经济人反叛者的面目出现的。在理性传统上，新古典经济人坚持完美理性和完备知识的假设，这使它越来越具有建构论理性主义的特征；在伦理传统上，它日益表现为一种“建构论的看重实效的功利主义”。这两个传统的核心之点就是，它“相信理性能够直接操纵复杂社会的全部细节”③。
在这里，哈耶克针对启蒙运动以降伴随自然科学不断进步而生发出来的种种“伪科学主义灾变”，向人类发出了警告。在他看来，如果不对“伪科学主义”切实加以防范，那么科学领域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有可能演变成为对人类自由的一种威胁。原因在于，伪科学主义会劫持科学知识不断攫取权威力量，助长人类理性控制的欲望，从而造成一种“致命的自负”。事实上，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严密计划的企图，不管他是出于何种高尚的动机，都是建立在这种危险的“知识自负”的基础之上的。
历史和现实也在不断提醒着人们，在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革命以来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理性的主要缺陷就是，它未能对社会组织的限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当下，这场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差不多已经摧毁了自由市场的神圣形象，深度干预已成为一种世界性共识。在此历史当口，我们有责任提醒人们，当今人类面临的主要危险不是来自别的什么学说，而恰恰是被奉为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所坚守的具有浓厚建构主义色彩的完备理性和完备知识传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坎南深刻地洞察到人类在新时代面临的危险处境：“在我们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阻止政治化的手伸得过长，或许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利维坦式的国家是本世纪的最大特征。如果这头‘怪兽’的成长不受到限制，其生产潜力不被用于确保秩序框架不受损害……那么我们就将打碎我们所有的梦想。”［美］詹姆斯?m布坎南：《宪法秩序的经济学和伦理学》，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27页。
三、向原生态经济人的复归：经济学知识问题的重要意义
在新古典经济学革命爆发一个多世纪之后，哈耶克以其深邃的洞察力敏锐地捕捉到知识问题对整个经济学发展所具有的革命意义。他说：“整个经济学的问题，就是利用没有人能够全部掌握的分散知识的问题，这决定了我们对经济学的整体看法，并且它已经得到证明是极其富有成效的。”［美］布鲁斯?考德威尔：《哈耶克评传》，冯克利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50页。透过这个“分散知识问题”，哈耶克实际上是提出了经济学研究范式向原生态经济人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传统复归的历史任务。我们认为，当代主流经济学要想真切地回答时代向它提出来的问题和挑战，它就必须迷途知返，拨新古典经济人之乱，返原生态经济人之正，从而开启从新古典经济人的完备理性和完备知识传统，复归于原生态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传统的历史进程。这样的复归，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重新树立起基于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的经济学观，将有助于从根本上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定式。新古典经济人范式是一个以寻求确定性为目标的研究框架，其本质就是科学哲学中亨普尔和奥本海默提出的“科学解释覆盖率模型”的翻版Hempel,CGandoppenheim,1948StudiesintheLogicofexplanation,philosophyofScience,april,pp135－175。该模式认为，所有科学解释都是按照“如果……那么……”这一命题结构展开的，“如果……”部分界定了命题成立的初始条件，它通过界定初始或边界条件的方式把无法处理的不确定性因素排除在研究者的视界之外；“那么……”部分则是由初始条件演绎而来的一般结果，它确保通过正确的逻辑演绎获得确定性的定律。这一模型最脆弱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以不存在不确定性为前提的，它无法对不确定性事态给出合理的说明；或者说，它以放逐不确定性的方式逃避了对不确定性问题的研究。
在当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自觉地利用后现代哲学的某些观点来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并指出：在一个人的认知能力受有限知识规约的经济世界中，经济学方法论在本质上应该是“非基础主义的”和“非笛卡儿主义的”。所谓基础主义的，就是指“存在着所有研究必须建立在其上的某些首要的原则、实质或其他永久存在的事物”，也就是说，基础主义认为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一套必须遵从的绝对标准。基于有限知识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拒绝这种基础主义的研究框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系统具有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演化性的特征，而不确定、复杂和演化“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也就是说，“经济和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使知识发生了变化，在知识上的每一变化开启了在活动上变化的条件，因此进一步导致了在知识上的无限变化”③［瑞士］库尔特?多普菲编：《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页。。知识生产和经济活动的这种相互创生的关系，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和开放性提出了新要求。所谓非笛卡儿主义的，就是基于有限知识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拒绝哈耶克所谓的笛卡儿式建构论理性主义的知识观，要求回归原生态经济人固有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传统；与此同时，它否认存在着所有研究都必须追求的最终目的，认为科学研究既是非决定论的，又是非目的论的。在此意义上，“科学研究不是对确定的追求，也不是作为一种‘自然的镜像’发挥作用……科学研究是一种涉及改变研究对象存在特点的事业”③。
第二，重新树立起基于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的经济学观，将有助于推动现代经济理论实现新的变革。正是对确定性知识的盲信和对确定性的寻求，现代经济学才在不自觉中陷入了“完备理性”和“完备知识”的迷障，而它逐步察觉和缓慢走出这一迷障的历程，正是受人们知识观变革驱使的结果。如果深入考察现代经济学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经济理论变革史与人类知识观的革命史，二者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每一次大的经济理论变革，都伴随着一次知识观上的认识论革命。边际主义革命、凯恩斯主义革命、信息经济学革命和新制度经济学革命等，无不如此。
知识观革命驱动经济学变革这一基本结论已为历史所证实，而知识问题对当代经济学的影响则方兴未艾。在今天，它正在更广泛的范围和更深入的层次上推动着经济学的发展和经济理论的变革。一方面，经济现象的复杂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知和承认；另一方面，人们也认识到经济现象自身将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在此情况下，即便是面对一个最为人们所熟知的经济问题，何者为因，何者为果？即便是推行一项不大的改革措施，它对激励机制、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生态环境等在局部和整体上会产生何种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合理回答，无不受制于人们的知识水平和人们对待知识的态度。经济现象日益呈现出来的复杂性特征，为当代经济学变革和发展提供了机会，而要把机会变成现实，知识问题的革命性驱动力量必不可少，也不可忽视。
第三，重新树立起基于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的经济学观，将有助于准确把握和预测未来经济学发展演变的基本方向。随着20世纪新自然科学革命的兴起，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混沌理论已经向我们揭示出了一个不确定性的物理世界，打破了牛顿物理学铸成的确定性迷梦。与此同时，人类的知识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知识的不确定性成为新知识观兴起的代名词，由此，确定性知识的迷障也随之被打破了。从中人们再次看到了休谟怀疑论哲学所迸发出来的无穷魅力和时代价值，笛卡儿主义的唯理智论则再次成为世人诟病的对象。
在今天，这种知识观认识论上的革命越来越渗透到经济学领域。借助于混沌理论等分析工具，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市场经济系统是一个拓扑的、开放的和演化的复杂性结构。不确定性是经济系统最本质的特征，知识则是经济系统生成不确定性的动力源。这正如当代演化经济学所指出的，“从自组织的观点来看，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自动催化的（autocatalytic）：知识的自我繁殖以一种相当不可预测的方式产生新的知识。因此，经济行为者的关键性特征不是对效率的理性搜寻，而是对未来可替代的经济世界的想象性的构建。把完全预见作为经济推理的基础是没有意义的，相反提出无知怎样被克服的问题则是具有巨大成效的”③［澳］约翰?福斯特、［英］J?斯坦利?梅特卡夫主编：《演化经济学前沿：竞争、自组织与创新政策》，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5、5页。。
经典经济学原理篇7
国际贸易理论产生于18世纪中叶，其目的在于研究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以及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应如何对待国际贸易。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建立。其后，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四个阶段。这四种理论在当时可以解释这样那样的国际贸易问题，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变化，这些贸易理论也逐渐受到新的贸易理论的挑战。本文主要分析了这四种理论的内容、结论、优势以及局限性，以期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关键词】
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源于批判重商主义，经过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李斯特以及当代的克鲁格曼，杨小凯等人的逐步完善已经建立相对完备的经济学体系，并不断应用于实际。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进程及演进规律无疑对制定正确的贸易政策从而促进各国和世界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古典贸易理论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为古典经济学的建立打下了理论基础。斯密认为人的本性在于追求自身利益，对利益的追逐产生物品交换的需要，进而产生劳动的分工，分工使每一种物品的生产都趋向专业化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根据绝对优势理论，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应该生产自身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并在国际市场行进行贸易以获得比自身生产更多的利益。绝对优势学说的创立有三个方面的主要意义。第一，它解释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即各国不同的自然禀赋和生产条件使各国对同种商品的生产具有不同的绝对成本，人类追求自身利益的本性驱使国家间贸易的产生；第二，它指明国际贸易能给参与到其中的国家带来比自给自足更大的利益；第三，它指出了自由贸易的必要性，既然一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取得更多的利益，那么就应该最大程度的开展国际贸易，即进行自由的国际贸易。由此可见，比较优势学说更能解释普遍的经济现象。因为比较优势学说表明，不仅拥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比自身生产更多的利益，不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也可以，为现实中的此类国际贸易提供了理论依据。既然国家贸易能为所有的国家带来更多的利益，那么国际贸易就应该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进行。这样，比较优势学说就从理论说明了自由贸易的必要性。当然，任何理论都有其进步性和局限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不足之处。一是比较优势只对国家间贸易的分析是静态的，它只能总结某一时点上国家间贸易的优势所在，无法分析比较优势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可能会产生的变化。二是比较优势理论只以生产商品所需劳动时间为依据，忽视了各国的自然禀赋和技术条件等可能会影响到比较优势的其他因素。三是比较优势没有说明国际贸易中利益的分配问题，即贸易双方以什么样的比例分配贸易利益。
二、新古典贸易理论
1993年，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出版了《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俄林在书中的分析选用了新的理论基础，即他选用了自然要素禀赋而非生产商品的时间，从新的出发点分析了国际产生的原因。生产要他在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中各个国家对各种自然资源的占有情况不尽相同，而且各种商品的生产所需要各种要素的比例也不一样，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可以通过生产以本国具有的相对丰富的资源为要素的商品并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以获取贸易利益。原因在于，以相对丰富的资源为生产要素必然使得该国这种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低于这种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所生产的这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从而利用价格优势获取比国内市场的贸易中更多的利益。显然，赫克歇尔俄林提出的模型在比较优势学说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俄林模型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解释了比较优势理论中相对优势产生的原因，即在于各个国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状况的不同。两地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不同导致商品的生产成本不同，产生市场上商品价格的差异，为贸易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二是俄林不仅对某种商品的生产和贸易作出分析，而且从资本、技术等要素出发在宏观层面上说明一个国家的贸易优势和劣势所在。第三，俄林模型解释了国际贸易可能会给一国经济和国民收入带来的影响。由于一国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使用丰裕生产要素的资源并获得高于国内市场的利益，必然使得该种要素的需求量增加，价格上升。反之，需要使用本国相对缺少的资源生产的商品可以从国际市场获得，从而使该类商品生产要素的需求减少，近而使该种商品的价格下降。生产者和消费者均会从此类贸易中获得更多利益。
三、新贸易理论
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发展迅速，克鲁格曼、迪克西特、诺曼、赫尔普曼等经济学家不断尝试把新的理论应用到新古典贸易理论中来解释现代国际贸易现象，逐渐形成新贸易理论。其中，对新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的《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奠定了新贸易理论发展的基础，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至今不衰。与俄林选择自然资源禀赋为研究的出发点不同，克鲁格曼改变了对国际贸易理论分析的基础，他假定厂商的生产是规模报仇递增的，并以此为依据得出使市场实现均衡的两个条件。首先，根据微观经济理论，厂商为了获得最大化的利润需要选择在边际利润为零的点上进行生产，在该点上厂商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边际利润为零。其次，厂商可自由进入或推出一个行业的生产，通过经济学的分析可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价格等于平均成本时，进入生产的厂商数量等于退出生产的厂商数量，即生产规模实现均衡。新贸易理论通过解决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瓶颈而把贸易理论的发展推向前进。新贸易理论相比新古典贸易理论最大的优势在于其现实适用性的提高，它能够揭示经济中更普遍的现象，并对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难题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即为什么国际贸易的大部分没有发生在要素禀赋相差极大的国家之间。在新贸易理论中，由于商品的多样性及其随经济、科技、市场需求等的不断发展和变化而处于变动之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生产所有种类的商品，所以国际间的贸易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至于在生产商品的分工中哪个国家生产哪些商品则由资源占有状况和生产条件等因素确定。新贸易理论当然也是不尽完善的，它的缺陷主要在于对厂商的要求过于严格，严格假设所有的厂商完全相同，忽略了各个厂商之间所存在的领导者才能、资本及技术条件的差异，无法解释行业中厂商数量及规模的变动，或者一些企业在竞争中步步为营，规模和收益不断提高，成为行业中的主导者，而另一些厂商却在竞争中被淘汰，退出竞争。对前人无法解释的难题做出解答是新的理论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新贸易理论虽然解释了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里昂惕夫之谜及相关难题，它自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某些方面与现实不相吻合。针对这一问题，新贸易理提出了贸易障碍这一概念试图对此做出解释，但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变量或参数在模型中做具体的分析，因此这一问题至此并没有得出系统合理的解释每一个理论的局限之处都会成为新理论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基于对这一难题的解释，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得到了拓展。
四、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新兴古典经济学家的主要创立者是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关键假设是经济中的每个个体都即使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由于每个个人、厂商或者国家都不能囊括所有商品的生产，因此生产者之间存在分工，为贸易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当分工产生的专业化经济大于进行贸易所需花费的交易成本时，贸易产生。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系统地解释了贸易产生的原因，该论证在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中同样适用。由于该理论对分工的论证主要基于内生优势，因此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也被成为内生优势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认为，分工是贸易产生的必要条件，当分工经济大于交易费用时为贸易的产生提供了充分条件。即使所有的人都完全相同，不存在任何差异，也会在后天的分工选择中形成各异的内生比较优势，分工促使贸易的产生，贸易的成本形成交易费用，当交易成本大于分工经济的时候贸易产生的条件消失，各国又会发展封闭式经济，取消国际贸易。所以分工与专业化经济大于交易成本是贸易产生的必须条件，二者缺一不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交易效率在不断提高，交易所需的成本不断下降，分工经济的优势更加突出，又会返而促进商品生产的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市场经济越活跃，商品种类越多，消费者对多样化商品的需求就会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满足，从而使福利水平提高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杨小凯教授对古典贸易理论的深层次完善和补充。他从国际贸易的基本问题即贸易的产生出发，对贸易的起源进行了追本溯源的分析，并对在此基础发生的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及各个层次经济体的运行做详尽的阐述，使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更加完整。同时在围观和宏观层面上对贸易的运行机制进行了理论总结。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以内生比较优势为依托，与古典贸易理论的外生比较优势形成对比，但又以之为基础。相比静态的古典贸易理论分析，新兴古典贸易理以专业化经济为基础对贸易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产品和市场的相关问题做了动态分析。世界经济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而静态分析却只能描述在某一时点上经济的状态。因此，为了使理论更加接近现实，需要对经济的动态运行进行分析，内生优势的变化就是动态分析的主要因素。动态分析使理论更加接近现实，增加了对现实的适用性和解释能力。其次，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现实化的理论，它以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为衡量标准现实经济的运行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管理者对贸易选择相关决策的制定提供指导，以在分工经济和交易成本的矛盾之中找到平衡点，使经济的运行更加稳定和高效。而且说明了国际贸易中经济分工的均衡状态，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再次，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原因做了统一分析。认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起源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当分工产生的专业化经济大于交易成本时，贸易就符合人类最大限度追求自身利益的本性，因此自然产生。它突破了新贸易理论的局限，即虽然说明国际贸易的益处，却无法论证为什么国际贸易要由国内贸易发展而来，而不是在贸易产生的时候就被所有的国家所承认并采取。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起源的统一是该理论对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最大贡献，不仅使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更加完整，也把经济运行的本质在更深层次上揭示出来，提高了理论对现实经济的认知和解释深度，因此也具有及其重要的现实性指导意义。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两点。首先，它无法指明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应依据什么原则选择出口和进口商品。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出口一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或者进口存在比较劣势的产品举均能获得比自己生产更多的利益。因此可以根据生产商品的比较成本的高低来确定要出口或进口哪些商品。新古典贸易理论中，对贸易模式问题也给出了明确说明，一国应出口较多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较多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通过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获得更多利益。在新兴国际国际贸易理论中，克鲁格曼指出，商品生产的专业化生产所带来的利益是国内和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无法对具体应选择哪些产品用于出口或哪些产品需要进口做出具体说明。只能说明一国应出口本国的专业化经济较强，交易成本相对较低从而可以带来更多交易利益的商品，同时需要进口那些本国的专业化经济较弱，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获得的商品。至此，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三大基本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第二个缺陷在于其对现实经济解释力的欠缺。该理论追求形式上的全面性，而无法顾及对经济运行细节的说明，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使一个宏观的框架，而不致力于对细微现象的解释。为了构建严密的逻辑框架，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提出了严格的假设条件。而且该理论中所涉及的数据无法从现有资料中获取，从而无法对其进行检验或运用这一理论对现实状况进行预测。此外，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更适用于解释长期中的经济现象，而对短期经济现象缺乏解释力，所以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在现实中的适用之处极其有限，它在理论上对以往贸易理论的发展及对以后贸易理论的启示方面所起的作用远大于它对现实世界经济运行的解释和对经济发展的预示。即理论意义大于其现实意义。
作者：于彩凤单位：贵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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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经济学原理篇8
以杨小凯教授为主要代表人物而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其思想萌芽于中国本土，其体系则形成于美利坚和澳洲大地，而今已成长为一颗枝繁叶茂的理论大树。近几年它被介绍到中国大陆，在青年学子中激起了热烈反响，并得到迅速传播。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杨小凯“使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然一体”。这句话点出了杨小凯教授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要领略新兴古典经济学之美，我们必须洞悉其分析框架、分析工具以及研究方法的实质。
一
新兴古典经济学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分析框架，此框架能将现代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尽收囊中，从而整合成一个新的经济学主流学派。同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兴古典分析框架有如下特征。第一，它扬弃了新古典规模经济的概念，而用专业化经济来表征生产条件。第二，它没有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而新古典框架则是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绝然两分。第三，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费用对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如果初次接触新兴古典经济学，则恐怕难以理解这种新的分析框架之于经济学的含义，从而也就难以切身感受其魅力。让我们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新的分析框架？答案很简单，新古典分析框架的一些缺陷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如果我们空泛地讨论新古典分析框架的缺陷，恐怕难以令人信服。现在，我们以新古典框架下的迪克特－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克鲁格曼（Krugman，1979）以及福济塔－克鲁格曼（FujitaandKrugman，1995）等人的模型为例，看看新古典分析框架究竟缺陷何在，以及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又如何克服这些缺陷。
大家公认，迪克特、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人的理论对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他们的模型改变了过去增长模型中关于规模报酬递减或总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的假定，使增长理论的解释力大大提高。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规模经济在1970年代以后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尽管如此，他们的理论却面临如下困境。第一，他们关于经济增长等现象“当且仅当”厂商平均规模扩大时才能发生的预见与现实不符。在他们看来，厂商规模之所以扩大，是因为存在无止境的规模经济，而厂商规模决不可能变小，因为这意味着规模不经济。但是，oeCD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以及中国的经验证据（参见张永生，2000：《厂商规模无关论：理论与经验证据》）却显示，厂商平均规模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总体呈倒U型变化趋势。无疑，递增报酬现象是经济增长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情节，但正如阿伦·杨格在他著名论文（1928）中指出，递增报酬的实现机制是分工与专业化，规模经济是对分工与专业化经济的一个错误描述。第二，在他们的模型中，企业只是一个“黑箱”，企业为什么出现以及企业制度本身的经济含义则不能被解释，对现代商业社会中种种有趣的“新发展现象”，如企业规模变小、生产外包、合约出让、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特许连锁经营、贴牌（oem）生产、电子商务等等，则更是无从解释。他们的框架无法将企业制度内生，如果要内生企业制度，则他们所有的结论都会随之改变；而如果没有先天就存在的企业，他们模型中所有的故事又都不会发生。第三，交易费用在他们模型中没有实质性的含义，企业规模扩大等现象皆不存在交易成本。而经济学之所以在1970年代后解释力有了质的提高，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分析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么，能不能在不改变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对这些理论进行修正，从而走出上述困境？琼斯、达斯格普特等人和国家研究委员会（参见C.Jones，1995a，b，1996；Dasgupta，1995；nationalResearchCouncil，1986）的做法或许对我们有一些启发。他们在发现否定R&D等新内生增长模型的经验证据后，提出了在原有框架内进行改进的方案。琼斯（C.Jones，1995)，杨（alwynYoung，1998)和西格斯托姆（Segerstrom，1998)建议了几种方法来避免R&D模型中的第V类（研究与开发投入）规模效应。但是，琼斯自己也承认，“这种改进后的模型也是不完善的，因为它又产生了人口（第i类）规模效应”。而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中如果缺少了规模效应，则内生增长就不会再出现。这些经验研究表明，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并没有对经济增长背后的驱动机制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Jones，1995a，pp.508-509）。新古典增长理论将递增报酬归于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来源对它又是一个不解之谜。
如果仔细读过斯密的《国富论》、杨格1928年发表在theeconomicJournal上的“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以及斯蒂格勒1951年发表的“市场容量限制分工”等经典文献，我们就能理解为何斯密－杨格定理被称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定理。经济增长中的递增报酬并非来源于规模经济，而是来自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专业化经济是一个比规模经济恰当得多的概念。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人模型的缺陷在于分析框架，只有在分析框架上进行改进，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其局限。不幸地是，规模经济的概念由于更接近人们的直观，而且符合人们力图改造世界的决心，以致于误导了很多经济学家。如果用专业化经济替代规模经济，我们就不需再求助漏洞百出的规模经济概念来产生递增报酬。
可见，以斯密分工理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思想更能解释我们周围的经济现实。但是，仅有分工理论还不够，斯密的分工理论中没有企业理论。如果我们不幸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之中，那如何才能演进到一个以企业制度为特征的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呢？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科斯就出现了。他说，分工不足以产生企业，因为市场的功能就是组织分工；对风险的厌恶也不足以产生企业，因为保险市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企业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节省交易费用。张五常（1983）则进一步指出，企业的出现是因为劳动力交易费用低于产品交易费用的结果。但是，科斯等人的交易费用理论中却没有直接的经济增长含义。而贯通斯密、杨格、科斯和张五常等人理论的，则正是杨小凯等人。他们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在模型中引入交易费用，同时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从而彻底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上述缺陷。他们的模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这样，一个新的理论通途就开辟出来了。
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对经济学的贡献是非常明显的。同新古典经济学及其各分支学说的左修右补相比，新兴古典经济学真可谓气薄云天。在它看来，经济学只需要一个框架。在新兴古典框架下，当代向新古典经济学挑战的新思想，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等，将汇聚成一条汹涌澎湃的主流经济学大河。
贺学会的文章说，杨小凯教授的贡献更在于“内生经济分析”。此话当然一点不错。但是，这样说却不能准确刻画出新兴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本质区别。迪克特、斯蒂格利茨、埃塞尔、克鲁格曼、罗默等人都是对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其直接标志就是提高了经济分析的内生化程度。但是，他们的理论往往处于这样一种两难境地：此方面内生化程度大大提高，而彼方面的预见却又同现实大相径庭。他们的理论中，总有一些自相矛盾的东西挥之不去。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沿用的分析框架扼制了其理论的生命空间。当你在新古典框架内左冲右撞总也找不见出口之时，你不妨因循杨小凯指点的途径前行，你会发现世界顿然变得开阔。无疑，新古典经济学是博大而精深的，也正是植根于这种博大精深，才有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天高云阔。没有新古典经济学充足的养分，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二
经典经济学原理篇9
关键词:投资理论;凯恩斯主义;新古典主义
投资理论大致经历了五个多世纪的发展,也就是投资理论的萌芽、形成、发展、繁荣四阶段。逐渐形成了今天完整的投资理论体系。
一、16-17世纪末――投资理论的思想萌芽时期
在经济学史上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前古典经济学时期,特别是16世纪以前和16世纪以后至17世纪末这两个阶段。16世纪以前,西方还是简单的自给自足的资本经济结构的时候,投资的“产出大于投入”的基本思想就被一些先哲以“前科学的”眼光“模糊地”觉察到了,如互惠的交换、价值的增量比较等。16世纪初开始,西欧重商主义盛行特别是英国和法国,重商主义者都强调生产和贸易出口,使本国始终保持贸易顺差,动用国家力量利用本国资源,使本国获得尽可能多的财富,这实际上是国家的投入和产出问题,体现的是国家的投资理念和投资行为。17世纪中期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代表人物是w.配第,著名格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体现了对生产投入基本要素的早期而深刻的认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
二、18世纪投资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18世纪中叶重农主义盛行,主要代表人物是魁奈.F,在其代表作《经济表》中第一次将研究重心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对投资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重农主义者的“生产意味着创造剩余、生产行业在生产过程中生产了比其所消耗资源更多的产品”的观点,仍符合现资准则。
在重农主义学派的基础上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问世,标志着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随后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对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继承并使古典理论逐渐完善。古典经济理论着重研究经济的是总量问题,这还涉及到经济增长、国际贸易、货币经济、财政问题等。其主要贡献是:强调自由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和自由的投资环境制度;按照统一效率标准,提出“经济人”假设,将私人和一些组织设定为投资主体;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和绝对优势理论解释了投资选择的原则;认识到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利润是投资的持续动力;所有这些都是对投资问题进行系统性的阐述。
三、19世纪投资理论的发展
19世纪70年代初,边际学派同时出现了在西欧国家,掀起了一场边际革命,其奠基者是几乎同时独立提出主观的价值理论的三位经济学家:奥地利的门格尔、英国的杰文斯和法国的瓦尔拉斯是公认的三位理论大师。在他们的基础上分别形成了奥地利学派、剑桥学派、一般均衡学派,以及美国和瑞典的新古典主义。其中新古典主义取代古典主义成为主流。新古典主义学派深化了古典学派的投资理论,其贡献在于:新古典学派将边际原则和数理方法引入投资分析,投资分析运用数学函数和机械均衡原理量化了边际成本、边际收益、机会成本等概念。
四、20世纪投资理论的繁荣
在整个20世纪里投资理论得到了空前繁荣,一方面是凯恩斯主义投资理论的不断完善和新古典主义投资理论的不断修正,另一方面是投资从实物投资理论转向实务和金融投资理论,从国内投资理论转向国际投资理论。
(一)凯恩斯投资理论的修正和新古典投资理论模型
1917年克拉克最早探讨过加速原理,卡恩和凯恩斯提出了乘数原理。艾文・费雪1930年在《利息理论》一书系统阐述了投资理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促使人们对当时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义进行了反思和修正,另外,许多学者也进行了创新,其中熊彼特以“创新”理论为轴心,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投资理论。
1936年凯恩斯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凯恩斯投资理论的产生,他在书中提出了投资变化和收入变化关系的乘数论,乘数论认为,总投资增加时,收入的增量将是投资增量的n倍。这个n就是投资乘数。如果以Δi表示投资增量,以ΔY表示国民收入增量,则投资乘数n=ΔY/Δi,国民收入增量n倍于投资的增量。同时乘数的作用是双向,亦即投资的减少会引起收入n倍减少,表明投资对经济的影响会逐渐放大。
加速数原理首先是由Clark(1917)提出,在其基础上哈罗德于1939年提出了简单的加速数模型―哈罗德模型:K=v.Y
其投资函数it=Kt-Kt-1=v.(Yt-Yt-1)
K代表资本存量,Y代表产量水平,v代表资本―产量比率即加速数。该模型假设v不变和资本存量可以调整到最优。正是该假设构成了该理论的缺陷:在现实情况下,计划的投资量与实际的投资量是有差异的,资本大部分情况下不会得到充分发挥;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可以相互替代,不是一成不变的。为克服该理论的缺陷,考伊克提出了资本调整原理的投资理论,克服了加速原理的第一个缺陷。该理论假设以往各期的产出水平对当期资本存量的影响呈现几何级数递减:
Kt=v(1-λ)∑λi.Yt-i(0
Kt-1=v(1-λ)∑λi.Yt-i-1(0
其投资函数为:
it=Kt-Kt-1=(1-λ).v.Yt-(1-λ).Kt-1③
该式表明:t期的投资量取决于本期的产出水平、上期的资本存量以及v、λ值的大小。
基于加速原理和乘数原理,1939年萨缪尔森综合了两者的相互作用原理提出了乘数-加速数模型:
Yt=Ct+it+Gt④
Ct=b.Yt-1,0
it=V.(Ct-Ct-1),V>0⑥
其中Yt和Yt-1分别表示t期和t-1期的收入,Ct和Ct-1分别表示t期和t-1期的消费,it、Gt分别表示t期的投资和政府购买,b为边际消费倾向,V为加速数。该模型试图把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结合一起对经济周期作解释,同时特别强调投资变动的因素。同时该模型证明了收入的变化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和加速系数的变化。边际消费倾向决定乘数,加速系数是由于收入的变化导致的投资支出的变化。该模型还表明了投资的增长会引发多种结果,包括收入的持续与非持续增长。
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乔根森采用边际分析方法,以市场完全竞争、生产要素相互替代可能为前提,带有很多古典特征,提出了旨在研究以长期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厂商最优投资行为的新古典投资理论。乔根森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企业行为主体上,以达到最优化投资决策,其模型中包含了利率、价格、产出、资本使用成本等许多经济因素。克服了加速数原理的资本存量固定的缺陷,是个相对动态的模型。后来又经过卢卡斯、古尔德、特雷德尔、宇泽弘文分别对其修正,形成了投资的调整费用模型,并且逐渐成为新古典投资理论的核心内容。
(二)金融投资理论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经济学家的眼界不仅仅是停留在经济如何能长期增长的理论,更多的是关注虚拟的金融投资和对外投资方面的理论。这时期金融方面的投资理论成果尤其引人注目,而且对以后乃至现代的经济、金融、国际投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是深远的。二战后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楷模,其经济的持续增长离不了强大和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的支撑。20世纪50年代金融市场的运作规律也引起了当时经济理论者的关注和兴趣,就在那时真正意义的现资理论开始产生,其最重要的基础有:马克维茨的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pt:modernportfoliotheory)、法马的有效市场假说(emH: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和莫顿・米勒与弗兰克・莫迪利安尼的mm理论。
马克维茨的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以方差代表资产风险,阐述了寻找资产组合有效边界的方法。即在给定风险水平下如何确定所有收益最高的资产组合或在给定收益水平下如何确定风险最小的资产组合;后来经夏普、林特纳和莫辛将马可维茨的均值-方差分析扩展到了竞争性经济中,发展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风险测度方面采用的方法,大大简化了资产风险价格的计算;出于对Capm经验检验的验证,罗斯提出了替代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套利定价理简称apt;apt模型以无套利定义均衡,建立了资本资产的均衡价格与诸多决定因素之间线性相关的关系。
1973年Schole和Black联合提出了Black-Scholes(B-S)期权定价公式,奠定了衍生证券定价理论的基础。随后merton、Ross、Cox和Rubinstein等人对该公式进行了进一步简化与拓展,使期权定价公式更适应现实需要。
(三)国际投资理论
20世纪60年代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特别是跨国公司成为世界贸易的投资主体,国际投资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国际投资理论主要从资源配置方面去解释投资的原因、时机和特征,其主要理论有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弗农的生命周期理论、小岛清的比较优势投资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上述理论各自产生的前提不同,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出发解释了投资产生的原因。以上五种投资理论关系密切。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对垄断优势理论的又一发展。一国企业技术、管理、规模、资金等垄断优势是一国企业依据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比较优势投资论是继这两个理论后对FDi理论的一个补充。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没有否定垄断优势理论和内部化理论,而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吸收了这两个理论的主要论点,并且引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区位理论来解释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生产的能力和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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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经济学原理篇10
理论知识、心智技能及动作技能的学习特点、学习规律、教学策略都存在显著差异，三种类型的学习目标也构成了三种典型的学校类型，研究型大学以培养理论知识为主，中等职业学校以培养动作技能为主，高职则以培养心智技能为主。与传统研究型大学比较，尽管高职也离不开理论知识的学习，但其核心学习目标是技术应用、方案设计、问题解决等心智技能，理论知识是为心智技能服务的，而不是建构理论体系本身。与中职相比，高职也需要学习操作技能，但也不是核心，熟练掌握操作技能是中职的核心学习目标，而高职的操作技能是为心智技能服务的。同时，高职体系内部，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心智技能要求又强于工科类专业。由于工科专业的理论性和操作性比较强，所以对操作技能也有一定的要求，而经管类专业属软学科，理论往往只有模糊的指导意义，加上实践对象的非物化性，经管类专业的理论性和可操作性都不是十分突出，经管类专业的工作往往是解决一些诸如活动方案、分析报告等事务性任务，这些任务的内核恰恰是心智技能，因此，高职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学习目标是心智技能。
2高职经济管理类专业心智技能原型的基本性质与结构分析
心智技能是心理对外部事物的内部模拟过程，由于外部具体事物千变万化，纷繁复杂，心理不可能对每个具体事物进行模拟演算。大脑之所以能够处理纷繁复杂的事物，根本原因在于其具有原型模拟功能。所谓原型，就是相似事物的代表形式，大脑就是用原型表征各种具体事物的，通过原型，实现由外界的具体事物到心理的典型原型，再到抽象的概念的转换。对原型的心理模拟过程就是心智技能，对原型的认知是心智技能学习的关键。不同原型的性质与结构存在显著差异，由于工科类专业与经管类专业学习对象与目标的不同，心智技能模拟原型的性质与结构也存在显著不同。根据模拟对象的不同，心智技能的原型主要分为事务原型、操作原型、认知原型等几种典型类型。从性质上看，事务原型主要是典型事件的模型，对应的心智技能则是对事件运行的提前模拟过程，包括的要素可以用记叙文的基本要素概括，主要有时间、地点、参与者、原理、预算、控制、规则、效果等。操作原型是典型操作的模型，对应的是动作技能的心理模拟过程，比如学习做菜，开始操作前在大脑里想象整个做菜的过程。操作原型的要素与事务原型存在很大差异，主要包括材料、工具、流程、规则等。认知原型是典型理论的模型，对应的是对理论知识的模拟过程，比如浮力定律等科学原理，其要素包括符号、公式、条件、原理、前提条件等。高职经管类专业学习目标以事务原型为主，工科类专业以操作原型及认知原型为主，而研究型大学主要以认知原型为主。不同原型的结构存在差异，从本质上讲事务原型是以时间为组织核心的原型，围绕时间流程组织各种原型要素，我们可以称之为叙事原型；操作原型以对象为核心组织要素，称之为描述原型；认知原型则以原因为核心组织要素，称之为解释原型。所以，高职经管类心智技能很多体现为以流程为核心的计划、方案、报告等，这些以叙事为核心的技能就是高职经管类专业需要掌握的核心技能，比如某某营销策划方案就是典型的叙事型原型，掌握了某些典型营销策划原型就很容易学会一般的营销策划技能。原型的功能在于实现用“一般”代替“个别”，实现由具体到普遍的迁移。所以，熟练掌握原型是迁移能力培养的关键。
3高职经济管理类专业心智技能原型的典型特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