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的税收征管问题篇1
[关键词]eCFa海峡两岸税收协调
0引言
由于历史缘故，两岸的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都是依据各自的政治经济需求而分别制定的，因此有着明显的不同。随着两岸经贸往来的日益频繁，重复征税、偷避税等问题日渐凸显，税收的不和谐之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两岸经贸的合作发展。协调两岸税收关系以消除制度障碍已成为现实的选择。近年来，两岸已开始初步探索双方的税收协调，如两岸就海运业和空运业的运输收入实行相互免征所得税及营业税等做出了局部性的协调，但还缺乏全面性制度化的税收协调。2010年6月29日《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签署，标志着两岸经济合作的机制已初步形成，这将有效地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向纵深度发展。只有制度化的税收协调机制才能保障制度化的经济合作，否则将阻碍两岸经济的进一步融合。因此，尽快建立起作为eCFa必需的配套要件、以呼应两岸共同利益的税收协调保障机制显得尤为迫切。
1海峡两岸税收协调存在的问题
1.1影响两岸税收协调的政治因素
两岸在税收方面有了初步的协调，但从根本上说仍处于空白状态，归根到底是受制于两岸的政治关系。两岸的税收关系与两岸的政治关系紧密相连，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和基础。目前，一个中国的原则仍受到台湾当局的抵触，这致使国家税收受到割裂，两岸税权冲突具有不可协调性。因此，两岸税收协调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相互探索与适应的过程。
1.2两岸税种、税负的差异
大陆地区现有19个税种，台湾地区名义上有14个税种，实际上17个税种。两岸税种同属于现代税制，有不少名称或实质上相同，但这些税种中仍有少数差异和税负不同，如货物税与消费税、增值税与营业税以及财产税、所得税等。此外，两岸还各自设置了对方没有的税种，如：大陆设置而台湾没有设置的税种：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等；台湾设置而大陆没有设置或没有开征的税种：娱乐税、地价税、土地增值税、遗产税与赠与税等。两岸这些税种上的差异容易形成交往上的障碍，为此，必须进行税种和税负间的协调。
1.3重复征税问题
两岸享有各自的税收管辖权(包括身份管辖权和地域管辖权)，重复征税无法避免，主要体现在两岸投资所得和个人所得上。大陆在所得征税上兼行居民管辖权和地域管辖权；台湾在营利事业所得征税上同时实行两种税收管辖权，在个人综合所得征税上采用地域管辖权，但对于来源两岸所得，个人或营利事业所得征税上均同时实行两种税收管辖权。
在消除重复征税上，虽然两岸在各自的税法中都规定了限额抵免，比如大陆《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和《个人所得税法》第七条，《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但是，一方面，受制于两岸政治局势，部分台籍人员和台商因赴大陆投资未经许可而不敢或者不愿将收入汇回台湾进行抵扣；另一方面，抵免程序复杂，而两岸税务合作较少，税务信息不畅通，税务部门很难确切掌握台商和大陆居民的来源所得信息及税务资料，这使得两岸税收抵免工作难以有效进行。目前，两岸重复征税问题在实践中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1.4偷避税问题
两岸的经贸往来目前基本上是单向流动，除少数台商直接赴大陆投资外，多数是经过低税的第三方设立公司再到大陆投资，台湾母公司和大陆台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向第三地公司“利益输送”的行为。随着eCFa的签署，两岸在贸易、
*基金项目：2011年度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eCFa背景下的海峡两岸税收协调研究”（项目编号：JB11454S）阶段性成果。
投资等方面的交流合作空间将更加广阔，跨境纳税人及其所得和财产的跨境流动将更加便利。避税方法除了原有的转移税收居所法、通过关联企业转让定价法外，跨境公司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频繁筹资，利用资本弱化避税等问题将更加突显。应对这些偷避税方法，需要获得台湾当局的密切配合，如独立成交价、互通关联企业的认定等方面的调查资料，才能顺利进行。但在当前两岸税务交流渠道不畅通的情况下，有效防止企业不正当偷避税实属不易。
2海峡两岸税收协调的路径选择
2.1两岸税收协调的原则
2.1.1“一个中国”原则
根据祖国大陆对两岸关系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两岸税收协调必须在“一个中国”和“一国两制”的原则下进行。这是因为两岸税收协调不仅是两岸税制本身的协调，还将体现两岸政治和经济的融合。搁置争议、经济优先的目的首先要服从于祖国统一大业。
2.1.2平等互利原则
在税收协调过程中，两岸双方应遵循自主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在互相尊重税收管辖权、互认税制的基础上平等协商。两岸税收协调与双方税制独立性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税收政策的目标取向存在偏差。因而，在税收协调过程中，两岸双方要综合考虑、善于平衡，以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2.1.3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原则
两岸税收关系的协调必须有利于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在eCFa的签署上，大陆提供给台湾的早收清单项目，约是大陆提供给东盟国家的5倍。大陆承诺给予台湾的待遇超过了wto承诺，而台湾承诺给予大陆的待遇最多达到台湾在wto的承诺。这些巨大的让利，主要是为了助推两岸经贸发展和改善两岸关系。与此相适应，两岸的税收协调也应在维护公平、互利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台商利益，保护台商投资积极性，灵活处理税收现实问题，以促进两岸经贸和文化交流，实现共同繁荣。
平台经济的税收征管问题篇2
关键词：服务经济税制改革税收政策
大力发展服务业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上海按照“高端化、集约化、服务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方针，加快发展服务经济，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从2010年的57.3%上升到2013年的62%。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离不开适宜的税制环境，上海在探索过程中遇到的税制方面的制度性缺陷和矛盾也较为突出。通过对上海的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将为深化我国税制改革提供借鉴。
一、服务业发展新趋势对税制改革的要求
（一）服务业专业化分工和协作趋势明显，需要解决营业税重复征税问题
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我国的税制安排倾向于制造业，制造业采用增值税，增值税对产业分工有保持“中性”的特点；而服务业采用具有重复征收性质的营业税。在我国服务业发展较为落后、中间环节少时，重复征税的问题矛盾不突出，但随着服务业发展，分工协作成为趋势，流转环节增多，使得重复征税问题愈发突出。重复征税抑制了服务企业之间的分包、转包和外包，扭曲市场资源配置，在上海较为典型的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2012年上海率先试点“营改增”之后，重复征税问题有所缓解，但受试点行业局限和地区局限影响，抵扣链条还不系统、不完整，该问题仍需进一步破解。
（二）生产业从制造业分离趋势明显，需要解决流转税制不统一问题
产业间流转税制不统一，中断了增值税抵扣链条，使生产企业选择将服务职能内置化，阻碍了生产业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也限制了制造企业外购生产需求。以研发机构为例，如果其研发成果缴纳营业税，这些为制造业提供的服务将不能享受进项税额抵扣，导致制造业企业不愿意让研发中心独立成为专业化公司，阻碍了主辅分离和做大、做强。在上海“营改增”试点之后，虽然为从制度上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但操作中部分企业主辅分离后，由于一些分离出的生产业企业难以达到原来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无法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从而影响了企业实施主辅分离的积极性。
（三）服务业平台化、网络化趋势明显，需要明确相应的税收政策
当前服务业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这些企业大多具有平台经济、网络经济的特征，由平台型企业演化出平台经济产业已成为趋势。其商业模式很多具有总集成、总承包、综合性强的特征，很多属于交钥匙工程，即一家总揽，多家合作完成，这种模式覆盖行业广，关联方众多，很难用现有的行业分类进行准确界定。在税务实践中，对这类涉及多个行业的业务，跨越了交易平台、支付平台、媒体平台、服务平台等多个平台，其中既有属于增值税征收的内容，又有征营业税的劳务，如何界定、如何征管较为困难，给纳税人和税务机关均带来困惑。
（四）服务贸易国际化趋势明显，需要改革服务出口税制
出口退税是国际通用原则，1980年我国开始实行货物出口退税政策，但对服务出口退税问题，除了近期对先进技术企业离岸外包业务收入可以免征外，其余均按规定征收，没有获得与货物出口同样的税收优惠政策。服务出口贸易与产品出口贸易政策的不对等，使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被进一步削弱，不利于服务贸易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在上海“营改增”试点过程中，针对这一问题，在方案中明确提出，国际运输服务、向境外单位提供的研发服务和涉及服务使用增值税免税或零税率。
（五）服务业高薪酬待遇、高人力成本趋势明显，需要优化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税制设计
现代服务业较多依赖于人才和创新，但现行个人所得税税率偏高，我国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45%，是香港、新加坡的2倍以上。以上海为例，一位年收入200万人民币的金融高管，要缴纳个税70万，税负率在35%左右，为了留住人才，企业往往采取境外付薪方式避税。高税率一方面制约了国际人才的引进，另一方面也流失了税收收入。从企业角度，上海推行“营改增”后，一些智力密集型企业由于主要成本是人力资源成本，这些成本是企业经营必不可少的支出，也是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但不能作为增值税进项税抵扣，导致税负增加。
（六）工业用地向生产业用地转型趋势明显，需要相应的税收政策支持
在城市功能转型的背景下，大城市近郊区企业转型的主要方向是从工业升级为生产业，在规划调整为商办用地情况下，企业如需突破原合同约定提升容积率，土地须由政府收储后再进行招拍挂。根据现行的税收政策，除了政策性搬迁外，被征地企业的动迁补偿款不享受所得税减免或缓交优惠，而这部分税费在企业的动迁补偿诉求中一般也转嫁给了动迁方；而被征地企业在后续的买地、买房过程中，还将承担房地产交易环节的诸多税收。总体看，土地二次转让涉及二笔税费，重复交税，推高成本，造成了政府收不回土地，规划难以落地，企业也缺乏转型积极性的困局。
二、对策建议
从上海在发展服务经济过程中的成绩、经验和问题可以看出，改革创新面临着体制、管制、法制、税制等多方面的瓶颈制约。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加速推进，服务经济在我国许多大城市已初现端倪，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这就必须按照“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导向，改革和完善现行税制，进一步发挥税制对服务业转型升级的激励和引导作用。
（一）进一步放大“营改增”试点效应
进一步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在近期把铁路运输业、邮政服务业、电信服务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之后，研究把建筑业、金融保险业、生活类服务业和房地产业逐步纳入试点。加快拓展改革试点区域范围，扩大受益面，促进区域间公平税负、平等竞争。针对企业反映较多的问题，细化部分应税服务的范围界定，促进进项税额的充分抵扣。针对工业用地转为生产业用地过程中税负重的情况，探索推进土地流转环节的“营改增”，降低土地流转税负成本，建立有利于促进低效工业用地二次开发的引逼机制。
（二）统一服务业与工商业税法
改变工商业征收增值税，服务业征收营业税的二元税制，继续大力推进增值税改革，向增值税一元税制转变。通过结构性减税，促进服务业发展，为服务业与工商业联动发展提供税收制度保障，促进形成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链。研究适当简化税率，适当减少税率档次，减轻服务业税负负担，切实减少制约创新和阻碍城市转型的不利因素。同时，进一步完善向境外提供服务贸易实施免税或零税率的政策措施，促进贸易方式转变。
（三）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按照量能负担原则，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适当合并相关税目，形成合理税率，完善税前基本扣除，加快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配套措施，为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与功能发挥创造条件。同时，实施有利于吸引国际人才的个税政策，对国际化人才，试点实施与国际接轨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减少高端人才被迫外流、侵蚀税基的现象。
（四）规范优惠政策，构建公平的税收环境
清理过多过滥的税收优惠和各种地方“土政策”，有利于促进公平竞争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同时，理想的服务业增值税制也是力求减免税控制在最小范围，以尽可能减少增值税链条中断的现象，确保其公平、规范。应破除观念误区，引导各地不再追求税负洼地，而是更加重视制度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同时，对服务业新业态遇到的开票问题、资质问题等实际困难，按照问题导向，以案例法的方式，在不违背现行税法原则的前提下，逐一解决具体问题。
（五）提高税收征管和服务水平
完善分税制征管体制，探索国、地税综合征管，借鉴上海市国税局、地税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合署办公的做法，加大国税局、地税局机构整合力度，重新划分纳税人管理权限，以此来减少征收成本，提高纳税人的遵从度。大力推行信息管税，依托税收大数据平台提升管理和稽查水平，并提供有针对性的纳税服务。完善公共信用平台，推动包括税务在内的各类政府公共信息、垄断行业信息共享，探索政府信息资源向社会开放的长效机制，促进信息服务业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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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的税收征管问题篇3
一、两岸经贸往来中的双重征税问题
虽然台湾当局在《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24条中规定：“台湾地区人民、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有大陆地区来源所得者，应并同台湾地区来源所得课征所得税。但其在大陆地区已缴纳之税额，得自应纳税额中扣抵。……前二项扣抵数额之合计数，不得超过因加计其大陆地区来源所得，而依台湾地区适用税率计算增加之应纳税额”，但这并不能根本消除双重征税的问题。首先，该项规定只是针对所得税的缴纳做出，对其他税种缺乏明确规定。另外，台商在大陆地区进行投资或其他经贸活动，通常会享受多种优惠待遇，尤其是在税收方面的优惠措施，实施较低的税率。而《条例》第24条只规定了对在大陆地区“已缴纳之税额”的扣抵，台商在大陆的利润必须全额征税。大陆和台湾地区没有签订税收饶让协定，因此，大陆和台湾对彼此实行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在实际中就无法得到体现，从而影响了两岸经贸往来的积极性。
第二，目前海峡两岸跨海运输业呈上升趋势。“两门”（金门、厦门）、“两马”（马尾、马祖）之间的“小三通”日益增多。截至2005年7月底，客运量超过100万人次。但大陆和台湾地区对两岸的运输业征税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安排，使得同一笔运费面临被大陆、台湾双方全额征收税款，大大提高了运输业的经营成本。
面临以上存在的各种双重征税问题，大陆和台湾地区都需要尽快做出安排，签订避免双重征税的税收协定，协调两岸的税收政策，促进更广泛的经贸合作。
二、国际协定对避免双重征税问题的关注
消除双重征税问题，不仅是一国对自己的税收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调整，更重要的是进行双边和多边的合作。截至1997年9月，世界上187个国家已经签署了3500多个税收协定。大陆和台湾地区为协调两岸税收制度，避免双重征税，也应该遵循国际协定，并以此为法律依据。
《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radeinServices”，以下简称GatS）第14条d项规定，一成员为保证对其他成员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公平或有效地课征或收取直接税，可以采取或实施与第17条国民待遇不一致的措施，但此类措施的实施不得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隐蔽限制。第22条第3款规定，一成员不得根据本条或第23条，对另一成员采取的属于两国之间达成的与避免双重征税有关的国际协定范围的措施援用GatS第17条的国民待遇规定。这说明一成员根据与避免双重征税有关的国际协定采取的措施不受GatS国民待遇条款的约束；各成员间达成的与避免双重征税有关的双边或多边协议可以援用GatS国民待遇条款的例外规定。
另外，GatS第14条e项规定，一成员为执行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或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或安排中关于避免双重征税的规定，可以采取与第2条最惠国待遇不一致的措施。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或规定大多数是双边协定，各成员在执行时，可能会对不同成员的服务提供者采取不同的避免双重征税的措施，在各成员间造成差别待遇，这些措施根据GatS第14条是允许的。
由此可见，GatS承认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效力，并为此在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条款中做出例外规定。除此之外，经济合作和开发组织颁布了《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范本》（简称“oeCD范本”），并于1992年、1994年、1995年和1997年做了四次修改。联合国也颁布了《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范本》（简称“联合国范本”）。两个范本充分反映了近年来国际税务界对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国际间税收管辖权关系协调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联合国范本”在修改上参照“oeCD范本”，努力使二者相互协调、统一，但它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协定，仍坚持了强调税收来源地管辖权的立场，以保护发展中国家的税收利益。大陆和台湾地区在为避免双重征税进行协商和做出安排时，也应充分利用这些国际协定中的规则，在解决双重征税问题的同时，使双方制定的措施与国际上通行的规则保持一致。
三、大陆与台湾双重征税问题的消除
两岸双重征税根源于大陆和台湾地区税收管辖权的叠加，因此，欲消除双重征税就需要双方限制或放弃一定的税收管辖权。消除的方法可以通过大陆或台湾单方面实现，即单边措施；也可以通过双方共同采取措施来实现，即双边措施。
1.单边措施
单边措施是指一国或地区在国内法中单方面采取消除双重征税的措施。这种措施可以使一国或地区根据自身需要做出适当决定，具有自主性和灵活性。在此，单边措施可以引申为大陆或台湾单方面采取的措施，是消除双重征税所必不可少的方法。
例如，大陆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12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已经在中国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款，准予在汇总纳税时，从其应纳税额中扣除，但扣除不得超过其境外所得依照本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24条中也有对大陆“已缴纳之税额”的扣抵规定。
但仅依据上述规定，并不能完全避免双重征税的问题。
首先，我国大陆地区关于税收抵免和税收饶让的制度仍然有待完善。第一，大陆对享受抵免的所得税定义不够明确，仅在企业所得税中规定允许抵免的是“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款”。大陆应该明确限定外国所得税（包括台湾地区所得税）的范围。税收抵免制度根据国际经验，应该包括两个标准：（1）外国课征的税收应奉行本国法对企业所得税实质的认识，强调该税的课征不是以获取资金为目的。对国外一些调节经济周期波动的附加税不能抵免。（2）必须是以净所得为课税标准的税收，即允许从毛所得中扣除为得到这些所得支付的成本、费用和损失。以上关于所得税的判定和抵免的标准也应适用于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税收协调。第二，大陆应该建立间接抵免制度，该制度主要应用于母公司从境外子公司获得的股息。由于子公司已经依据居住国公司所得税法纳税，因此母公司从子公司获得的股息实际上已经在当地负担了税款，而母公司在其居住国纳税时还要将该股息所得并入企业所得中缴纳所得税。如果不建立间接抵免制度，将会对母公司的这笔所得造成双重征税。这种现象同样会出现在大陆与台湾的经贸往来中，因此，间接抵免制度的建立，可以鼓励大陆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疏通两岸企业合作的渠道，扩大贸易市场，增强大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此外，台湾地区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24条的规定也不能根本解决双重征税问题，其中亦存在有待完善之处，但因已在前文中有所分析，因此在此不再赘述。
另外，尽管单边措施是解决双重征税问题的必须方法，但是仅依靠各国和个地区的单边行为，并不能完全消除双重征税的负面影响，反而可能造成一国或地区的税收利益受到不合理的损害。造成双重征税的根本原因，可能是属人管辖权和属地管辖权的重叠、属地管辖权和属地管辖权的重叠，或属人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的重叠，因此，为有效地解决双重征税问题，应该由冲突双方采取共同协调措施。可见，为彻底解决两岸双重征税问题，大陆和台湾地区应该加强双边的税收合作。
2.双边措施
消除双重征税的双边措施主要是通过国家或地区间签订税收协定或安排来实现。大陆和台湾地区为消除双重征税，也应该进行双边合作，签订共同税收安排。此项协议可以参照大陆和香港签订的《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避免双重征税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协议的签订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基于两岸经济发展的平等、互利；（2）尊重彼此的税收管辖权；（3）规定明确，可操作性强。在协定中，应该明确界定适用的人和税种的范围，明确常设机构和营业所得、投资所得和个人所得等等，避免任意扩大协定的适用范围，造成双方税收利益的损失。在对这些基本概念进行定义时，双方可以参照“oeCD范本”和“联合国范本”中的相关内容，例如其中对常设机构、常设机构利润归属的范围等等规定，尽量和国际协定保持一致，这不仅有利于两岸对双重征税问题的解决，也有利于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同时，鉴于两岸运输业合作的密切联系，应详细规定针对运输行业运费纳税的减免。
平台经济的税收征管问题篇4
税收监管应以促进网上交易为原则
网络经济和网上交易是新兴经济形式，在其发展初期，提供优惠的税收政策和宽松的发展环境有利于产业发展。从近年我国网络经济的发展情况来看，网上交易支付形式、信用保障等构成因素已趋于成熟，网络交易规模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正日渐增加。因此，当前已有必要对网络交易的税收监管进行研究。笔者认为，现阶段对网络交易进行税收监管应遵循以下原则。
网络税收监管应以促进网上交易为原则。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水平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已使我国企业在网络贸易中的竞争力和发展空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来扶持和促进网络交易的发展是必要的。随着网络经济规模的扩大，在促进网络经济发展的同时，税务机关也应考虑采取相应措施对网上交易开展税收监管。笔者认为，网络税收监管在初期可以尝试以满足网络交易需求为切入点。例如，目前多数家电厂商均有独立的售后服务机构。而这些机构在提供售后服务之前产品信息的确认主要通过买方提供发票来实现，这就为税务机关加强网上交易监管提供了契机。税务机关可考虑按照网上交易的发票需求情况，制定专门的网上发票管理制度，并为网上交易提供专用发票。这样既对网上交易行为进行了税收监管，杜绝了网上交易中假发票的滋生，而且也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尽可能不增加网络交易的税收成本。从促进网络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在对网络交易行为进行税收监管时，可考虑通过以下方式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一是设立网络交易起征点或免税额。目前我国网络交易总额中，中小额交易即C2C（个人对个人）交易占有很大比例。对这部分网络交易税收监管主旨应采用登记备案监管方式。为促进网上交易发展可设定较高的起征点，如月营业额在1万元以上，甚至可以更高。同时税务机关可提供专门的发票供网络商使用，这样不仅不会抑制网络交易的发展，而且有利于规范网络交易市场，并为今后进一步开展网络税收监管打下坚实基础。
此外，税务机关在网络税收监管时还应考虑采取低税负征管方式。网络交易的一大特色即是产品价格优惠，网商的产品利润空间相对较小，为在网络经济发展和税收有效征管之间取得平衡，税务机关应考虑制定虚拟经济所适用的相关税率和征收率。对网络交易而言，商家如果能够合法规范地开票纳税，则应该给予低税率优惠：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的，可以按低于现行征收率3%的税率征收增值税；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允许其按实际税负申报纳税。
网络税收监管需注意几个问题
网络经济和网上交易目前在一定程度上仍属新兴经济形式，因此对其税收监管应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现阶段税务机关对网上交易监管的研究和尝试应先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征管地点认定问题。征管地点认定问题是网络交易税收监管中较为突出的问题。《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持有关证件，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税务登记。而目前我国工商部门对于网络交易执照的办理尚未出台全国性统一的法律法规。笔者认为，为加强对网络交易的工商和税收监管，工商部门与税务机关应共同加强对网络交易主体管理方式的研究与磋商，根据网络交易虚拟化、网店经营者流动性大等特点，制订实用、有效并具有较大灵活性的网商注册、申报登记制度。比如，网店经营者可以根据自身经营状况按照申报和购票是否便利，就近办理工商注册和纳税申报，而工商部门、税务机关则应尽可能地为网商的注册和申报提供便利，以促其尽早纳入规范化管理。
免征额确认问题。前文提到为达到既促进网络经济发展，同时又使网络税收监管落到实处的双重目标，税务机关应考虑对网络商家交易的免征额应予以适当提高。但目前由于网店开设成本低，一个网商开设多家网店的现象非常普遍，这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同时经营多家网店其免征额该如何界定？又应如何征管？笔者认为，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网上经营者和网店都集中在淘宝等电子商务平台上，这些电子商务平台企业掌握了大量的商家信息，对于这种情况，税务机关可考虑采取与淘宝等网络交易平台加强信息沟通的方式，来取得网店经营者的确切经营信息，据此加强对网店的监管。
平台经济的税收征管问题篇5
一、试行大企业管理的初衷
1、将分类管理新理念运用到税收征管中，解决“眉毛胡子一把抓”的问题。无锡国税外商投资企业的征管户数有2900多户，2003年完成涉外税收收入45.79亿元，今年的指导性计划是55亿元，占全市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其中70%的税收收入是由5%的大企业贡献的，大企业在税收贡献中的突出位置不言而喻。而在日常税收征管中一贯的做法是不分大小，同样对待，“眉毛胡子一把抓”，导致对大企业情况了解不够、税源变化监控不力、纳税服务不到位等状况。2002年国税总局在上海国际税收会议上提出了分类管理的新理念，对税收征管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大企业管理的现实性思考。经过多次讨论，以分类管理理念为引导的大企业专业化管理在无锡国税国际税收工作中实行，把大企业管理放在突出位置，进行专业化管理，集中最优势资源对大企业实行重点监管和最优化服务，把大企业管住管好，是我们的初衷之一。
2、适应税收征管从“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的需求，解决“疏于管理，淡化责任”的问题。“疏于管理，淡化责任”在近年的税收工作中一直是困扰我们的一个大问题，如何加强税源税基监控、提高征管水平，保证国家税收足额按时入库，成为新形势下税收征管必须研究的问题。过去的粗放型、低层面的税收征管显然无法适应新的征管形势，尤其是大企业，对税收、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应当成为我们税收征管的重中之重，通过深入企业、强化分析、实时监控、纳税评估等征管手段，提高征管工作质量。我们试图通过实行大企业管理，探索一条税收征管由“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的路子。
3、强化服务意识，解决“管事制”下服务不到位的问题。服务纳税人、服务经济也是我们税收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管事制”下我们对纳税人的服务往往浮于表面，对企业并未产生较大的影响。加强对大企业的纳税服务，为其提供个性化、贴近式服务能够更好地加强税企沟通，改善外商投资环境，推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4、适应无锡外向型经济发展，解决国际税收事项管理与涉外税收管理统筹发展的问题。无锡地处“长三角”经济开发区、沿江开发区，近年来招商引资热势不减，外商投资蓬勃发展，大型跨国公司纷纷抢滩落户，日资高地、韩资板块应运而生，世界500强企业在无锡设立了50家公司。这些大企业大多具有跨区域经营、整体规模大、内部结构复杂、信息化程度高、兼有专门税收筹划等特点，我们的国际税收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我们在涉外税收中尝试大企业管理，就是要探索一条集日管、审计、反避税等多项外税特色工作于一体的立体式管理方法，着力统筹国际税收事项管理与涉外税收管理，强化基础工作，全面提升国际税收管理和服务水平。
二、试行大企业管理的具体实践
年初，我局把大企业管理摆到了重要议事日程，根据全国国际税收工作会议和省、市局国税工作会议精神，制定了《关于加强涉外大企业税收管理的实施意见》，并在实践中付诸实施，具体做法如下：
1、周密制定前瞻性目标。试行大企业管理，首先我们确定了“税收管理现代化、基础管理规范化、税收服务客户化、管理人员专业化”四大前瞻性目标。一是突出信息化手段在大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实现大企业管理的现代化。突破传统的重点税源户管理方法，摒弃“人海战术”、“手工作业”等管理方式，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大企业的各项经济税收指标进行采集、筛选、对比、分析，达到监控税源的目的。二是强调大企业管理的规范化效应，强化基础管理。针对当前大企业管理中的薄弱环节，从基础管理着手，加强税收管理规范化建设，提高对大企业的征管质量。三是确立“客户化”服务理念，提高对大企业的服务水平。四是锻炼、造就一支高素质、复合型、专业化的税务干部队伍，增强干部的核心竞争力，提高我局国际税收管理水平。
2、努力实行一户式管理。大企业管理的核心就是“一户式”管理，围绕“一户式”管理的总体要求，我们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设立大企业管理专门机构。市区涉外税务分局成立了大企业管理科，专门从事大企业的税收管理和大企业的业务扎口。江阴、宜兴、锡山、惠山及新区均设专人负责大企业相关管理工作。大企业管理机制的确定，使我们有能力保证按照一户式的要求对大企业进行精细化管理。如，我们市区涉外分局大企业管理科配置四位同志，征管35户大企业，每人管9户左右，而过去他们人均要管100多户企业，相比之下，大企业的管理机制保证了充分的人力来做好这项工作。二是锁定大企业管理对象。我们在现有征管格局不变、税收收入隶属关系不变的前提下，选定了80户外资企业作为涉外大企业管理的对象。在大企业的选择与确定上突破了传统重点税源户的选择方法，借鉴了国际经验，采用了综合标准。如世界500强在我市投资的企业、投资规模超过3000万美元的企业、外国大型跨国公司在我国境内投资二个以上的关联企业、在我国境外具有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与避税港有联系的较大规模的企业、特定行业的跨区域（国）性经营企业等都是大企业的首选目标。三是建立“一户式”电子台帐。我们依托大企业数据平台，把大企业的详细资料纳入“一户式”电子台帐，加强了对其的基础管理。在大企业“一户式”电子台帐中涵盖了我们能够采集到的该企业的各种信息数据，分基本情况、税收政策、国际税收、纳税情况、评估分析等几大模块，各大模块都有十分详细的企业数据，这些数据有的是从现有的软件系统中调取，有的是税务干部深入企业后获得的动态情况，有的是通过大企业信息系统自动分析提示的监控数据。这些数据不仅为我们加强基础管理提供了依据，更重要的是为我们分析、预测、监控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平台。如纳税评估模块中包括了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调查及测试、纳税评估分析、税务审计情况、企业损益分析、增值税金及税负分析等内容，为我们做好大企业的纳税评估工作提供了十分有用的信息。
3、着力打造智能化平台。我局确定大企业管理的思路后，对于如何开展这项工作进行了探讨，经过充分的调研，并征求了各方意见和建议，确定了“站在高起点，打造高平台，创出高水平”的大企业管理方向，同时决定开发“无锡市涉外大企业税收分类管理一户式信息系统”。2003年10月，我局以市区涉外税务分局为开发基地，成立了业务需求编写组、技术开发组，开始了第一阶段的软件开发工作。2004年2月，软件开发初步成功，我局完成了全市80户大企业的初始化信息录入，并开始了软件的试运行。这个集中了我局业务骨干的智慧与技术尖兵的智力大企业管理智能化电子平台，试运行期间得到了省局外税处领导的肯定。系统突出体现了三大优势。一是集中优势。它集成了CtaiS、反避税软件、所得税软件、出口退税软件等多个系统的数据，可以高效率地收集占有信息，解决了大企业信息归集问题。二是智能优势。该电子平台首次具有了税务专家系统功能，能够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智能分析、增值利用。如系统能根据回归性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原理进行税源预测与统计分析，为税收分析提供素材。系统对一些重要指标（如税收负担率、行业利润率）设计了警戒线，如果突破警戒会以不同颜色提醒管理者重点分析，为税源监控提供预警信息，为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三是效率优势。由于进行了大企业数据的归集，该系统能够节省搜集信息的时间，如对大企业审计前的案头准备工作可以从原来的1到2天缩短到2个小时，将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为了进一步提高软件的适用性，从整体上优化、完善软件功能，充分发挥其涉外大企业管理工作中的作用，今年5月，我局又决定启动大企业管理系统第二阶段的开发工作，并加强了对该项工作的领导，市局成立了由张群星局长任组长，蔡俊宝副局长、曹建伟总经济师为副组长，国际税收处、征管处、信息中心等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软件开发领导小组，专门立项开发、升级“无锡市涉外大企业税收分类管理一户式信息系统”，预计今年9月升级版将上线运行，届时，该系统将更好地为大企业管理服务。
4、全面实施个性化服务。确立“纳税人就是客户”的服务理念，根据大企业实际情况，为纳税人量身定做服务项目，进行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服务。一是通过对大企业开展“调查问卷”活动，了解纳税人目前办税过程中碰到的最大的麻烦是什么、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对税务部门在纳税服务方面有什么要求等等，有针对性地开展预约服务、纳税提醒辅导服务、绿色通道服务、政策直通车服务、局长接待日服务等。二是开展“阳光办税，诚信服务”活动。今年4月税法宣传月，我局邀请了全市80户大企业及各级政府有关领导来局参加了国税局“阳光办税，诚信服务”信息会，公开了我局开展大企业专业化管理的重要信息，同时向与会大企业推出32项服务举措，包括八种宣传方式、八种软件服务、八种硬件设施、八种联系方式，服务项目一应俱全，为大企业精心制作了一道服务大餐。三是设立“纳税大户室”，专门为大企业提供咨询导税、政策解析等服务，并公示服务投诉及涉税维权电话、税收政策及征管业务咨询电话、大企业专用通道电话等等。四是建立大企业税收联系制度，定期举行大企业税收政策与有关征管规定的咨询会、通报会。每年举行一次大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税收管理、纳税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三、试行大企业管理的思考
试行大企业管理，是我局在国际税收管理领域的一个新尝试。通过半年来的试运行，我们深深体会到：一是抓住了税收征管中的重中之重，对占绝对税额的少数大企业实行专业化管理，抓住了税收工作的主动权。二是对大企业实行动态管理，提高了数据的增值利用程度。利用大企业信息系统提供的各种实时数据、分析数据，加强了对大企业的税源税基的日常监控。三是促进了日管水平的提高，目前纳入大企业管理的单位共有80户，均有专人负责，税务人员有更多的精力投入了管理中，对大企业的分析更精到，管理逐步由粗放型转到精细型。四是提高了税务干部的责任性和创造性，较好地解决了“疏于管理，淡化责任”的问题。
然而我局大企业管理目前尚处于探索性阶段，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想通过大企业管理，探索一种税收征管的新模式、新方法，更好地强化征管基础建设，更好加强对税源税基的监控。
1、以大企业管理为主线，探索一条集日管、涉外审计、反避税于一体的立体式管理方法，着力统筹国际税收事项管理与涉外税收管理。目前大企业管理还只停留在大企业管理部门，而涉外税收工作的特点，要求我们外税各部门必须通力协作、形成合力。特别要加强在反避税、涉外税务审计、所得税汇缴、税收优惠政策审批和管理等工作上作好衔接，做到内部信息适时共享，外部情报及时通报，以大企业管理为主线，将国际税收的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提高整体的管理效能。
2、以现有的大企业一户式管理软件为基础，不断丰富、提升大企业管理电子信息系统的内容和功能。将更多大企业动态信息数据纳入信息系统。如企业的投入、产出比，相关行业的平均税负，水、电煤、气用量等能够反映企业生产状况的相关数据信息都将被纳入信息系统管理，利用信息系统强大的分析功能，帮助我们寻找企业的薄弱环节，排查一切可能存在的问题，减少税收风险。
3、建立行业分析师制度。加强行业分析，能够使国税部门掌握税源变化情况、行业经济指标、动态情况、发展前景等，为各级领导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信息，为其它中小企业的税务管理提供一个参数，从而抓住税收的主动权。因此我局将逐步建立行业分析师制度，大企业管理部门要履行自身的职责：一是注重日常的行业资料搜集，建立行业数据库，包括行业的基本现状、发展前景、存在问题与机遇，以及该行业的各项经济指标，如生产、销售、利润等指标。从中了解和熟悉行业的普遍性情况与发展趋势。二是深入大企业，掌握企业动态，建立大企业税收管理电子台帐，包括企业的生产情况、销售情况、盈利状况、纳税情况、发展动向，从中掌握大企业的个性与特点。三是将企业特点分析与行业分析、区域经济分析结合起来，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研究企业和行业的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切合实际的分析与预测，提供决策依据，防范各项税收风险。
平台经济的税收征管问题篇6
一、通货膨胀、税收调控和税法
（一）通货膨胀问题不可轻视
经济是否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社会总供求在总量和结构上是否平衡。当总供求平衡，就会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稳定增长；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就会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有可能引起经济萧条，失业增加。通货膨胀表现为物价的持续上涨，价格过高地偏离价值。从1990年至1996年，我国经济所面临的是通货膨胀问题，1994年物价在连续较高涨幅的基础上，居民消费品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分别比1993年上涨了24.1％和21.7％。1996年我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6.6％。1997年我国物价上涨率又进一步控制在3％以内，与此同时，gdp（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却达到8.8％。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方式已经由“高增长、高通胀”转入“高增长、低通胀”的轨道，商品市场整体上已经告别了短缺经济，走向买方市场。
但是我们能不能说通货膨胀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呢？不能。1997年以来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1997年以前，东南亚经济就是处于“高增长、低通胀”发展阶段，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在东南亚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各国的经济结构已经严重不合理，过分依赖国际市场，银行有大量的坏帐、呆帐，经济泡沫比较严重。但这些问题当时处于隐蔽状态，并未引起政府的重视，其积累到一定程度，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产生，货币大幅贬值，国内通货膨胀加剧。从经济周期角度看，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萎缩期，产品相对过剩，失业较为严重。政府要保持经济较快的增长速度，增加就业，就必须增加投资，刺激消费，但如果投资规模过大，必然引发货币数量急剧膨胀，货币扩张量加剧，而生产出的有效产品跟不上这个速度，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历史上我们有过这方面深刻的教训。社会总供求的平衡不仅包括总量均衡，而且包括结构均衡。结构失衡，供求关系仍不平衡。在我国常常是有些产品过剩，而有些产品（如能源、交通、高科技）严重不足，这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和投资结构不合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形成因结构不合理造成的供给短缺性的通货膨胀。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清算银行（bis）在1998年6月8日的年度报告中指出，亚洲金融危机可能对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报告还说，在美国和英国，劳动力市场趋紧，贸易收支平衡恶化以及金融资产价格上涨等情况同时出现，表明通胀的危险正在加大，并建议美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注：参见《中国证券报》1998年6月10日第7版。）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对我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我国决不能轻视通货膨胀问题，这是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金融政策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增长”。
（二）通货膨胀与税收调控及其税收法律机制
防治通货膨胀应综合运用各种手段。税收作为国家所掌握的调控手段之一，可以通过税种、税目、税率结构的优化组合，起到对经济的调控作用。税收调控可以抑制投资需求，减少政府支出，刺激企业生产和供应有效产品。税收在对总量失衡调节的同时，还可对结构失衡加以调节，税收可以通过合理的税制结构和税负大小，来调节不同产业、不同投资方向的预期税后利润率，从而调节投资方向，对长线产业加以限制，抑制“马太效应”（注：参见文英《论税收调控的经济稳定增长目标》，《税务与经济》1996年第6期。），对短线产业实行“松”的政策，实行税收优惠。
税收调控对经济的影响是以国家政治权力为依据，以国家颁布的税法为基础，纳税人必须依法纳税，否则就要受到法律制裁，这是税收调控经济增长的最大优势，税法制约和调整因税收行为而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国家每开征一种税，都要制定相应的基本法规，以便依法征税。税法的基本内容包括纳税主体、征税客体、税率、税目、纳税环节、纳税期限、减免税、违规处理等内容。税法同其他法律一样，具有强制性，但客观情况又千差万别，为适应纳税人的具体情况，税法又规定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减免的条款。由于税种众多，税法具有多样性特点，同时国家还要根据各个时期经济发展状况，对税法进行修改、废除、重新制定。
优良的法律犹如优良的土壤，如果税法能够与税收经济关系的运行规律基本切合，就能有效地规范税收行为，执法者受法律制约而秉公执法，政府就能有效地发挥税收杠杆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美国政府就曾经制定税法、利用税收杠杆取得一定时期的成功，里根政府1981年制定了“经济复兴计划”，于同年3月和5月分别向国会提出了减税法案，1981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1981年经济复兴税法》，从1981年7月到1984年7月，采取了许多削减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预算支出的措施，“经济复兴计划”实施效果良好，1983年美国经济出现了复兴景象，1984年底出现了较高的增长，而物价又十分稳定（注：参见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第19—20页。）。
1992年以来，我国税收法制建设发展迅速，七届人大常委会颁布了《税收征收管理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国务院出台了《增值税暂行条例》、《消费税暂行条例》、《资源税暂行条例》和《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等等。税法的规范和保障作用使税制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税法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各个关键环节上起着积极的作用：（1）现行税法不会成为商品价格的成本推动因素。税收是商品价格的成本因素之一，但我国税法改革和建设的目标是保持总体税负不变，从社会平均角度来看，商品成本价格并未实际提高，虽然部分商品由于税负增加而增加个别生产成本，但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已经初步替代了原来的计划价格体制，税收作为提价因素会受到市场强有力的制约。（2）现行税法是抑制需求的有效武器。税法所规定的以增值税为主体，辅之以消费税的体系，以及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和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强，都是规范抑制行政事业单位及企业的社会集团消费的有力配套措施。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个人消费基金的过度膨胀。我国在1991—1995年，固定资产投资速度竟高达40—50％，投资增长速度过快，必然迫使银行增加货币投放。现行税法严格限定地方政府政策性减免税的权限，分税体制限制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1994年地方投资回落了26个百分点，可以认为是1995年物价指数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注：参见陈纪瑜、曹志文《现行税收制度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和对策》，《财贸经济》1996年第6期。）。（3）现行税法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起较好的配合作用。1994年以后，中央银行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取得一系列功效，现行税法功不可没，税法规定对包括贷款、融资租赁、金融商品转让、金融经纪业和其他金融业务全面、规范地开征营业税，对金融企业征收所得税，对证券交易征收印花税等，对于控制货币信贷总量，调控市场货币流通量都起了较好的配合作用。
二、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缺陷
虽然我国现行税收法律制度对通货膨胀的治理立下了很大功绩，但所暴露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亦将越来越严重，下面几个方面的问题与通货膨胀有很大的关联度。
（一）税法体系不健全
首先，我国还没有一部综合性的在税法体系中占母法地位的税收基本法，没有税收基本法，税收关系的共性制度、基本制度就无法权威性地确立，单项税收法规的衔接性问题无法解决。而在西方国家大多制定了税收基本法，如日本1962年《国税通则法》，德国1977年《税收通则》，韩国1974年《国税基本法》等。其次，税法体系结构不合理。从我国现行税收法律法规来看，国家立法机关以法律形式正式立法的只有3个，其余皆为国务院、财政部等有关行政机关制定出来的，法律级次和效力均不高。第三，一些税种未经充分讨论就仓促出台，致使税收条例不详，细则不细，不得不断断续续制定大量的具体补充规定。第四，税法中存在着许多空白区，一些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目标与促进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税种如遗产与赠与税，证券交易税和社会保障税应早日出台，但目前国家还没有立法开征（注：参见林延敏、戴海先《论我国税收立法问题》，《财贸经济》，1996年第5期。）。
税法体系的缺陷不利于税务机关的征管，也不利于纳税人了解掌握税法，其结果必然偷漏税严重，税收成本大，税收效率低。中央政府对税收经济关系的调控也无法律依据，一些体现国家产业政策的税收法规，在地方保护主义条件下，很难完全得到贯彻落实。地方政府实行一些临时、困难性减免税非规范化行为，使亏损企业长期亏而不倒，继续生产无效产品，浪费资源。
（二）税法没有很好地反映公平和效率原则
公平和效率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我国税法在公平和效率方面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在所得税方面，虽然我国内资企业所得税与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已统一为33％，但外商投资企业享有“两免三减”的税收优惠，而且企业计税标准不同，成本费用的列支标准也不同。另一方面企业所得税虽然统一为33％，企业负担仍然过重，而亚洲“四小龙”中，韩国为30％，新加坡为28％，台湾为25％，香港只有18％，就是国际公认的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等其所得税税率一般也在30％（注：参见周肇光《现行税制存在四大问题》，《中国改革》1996年第4期。）。就个人所得税而言，个人所得税对工资、奖金部分的勤劳所得采用5—45％的超额累进税率，而对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则采用20％的比例税率，从最高边际税率，显然前者大于后者，造成税负显失公平。
在流转税方面，现行的流转税档次过多，高低差距很大，干扰了市场机制的作用。税制过分依赖于增值税，在增值税征收范围还基本没有扩大到劳动服务行业的前提下，1994年增值税已占整个税收收入的56.4％，增值税比重过大，必然弱化其他税种的功能和作用。增值税、营业税交叉并存，分别出现了应征增值税和应征营业税的混合销售行为，带来了管理上的混乱，导致企业间的税负不公平。增值税的价外税和消费税的价内税的并存，往往使人们误认为增值税是消费者负担，消费税是由企业负担的，从而不利于引导消费需求（注：参见芦国华《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广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在税收征收方面，没有重视纳税人的权利，税务机关仍然以“保姆式”的征收方式为主，没有充分调动纳税人的自觉纳税的积极性，对税收违规行为的处理也不严格，对偷税、漏税行为处罚随意性很大，因此税收征收效率并不高，如1994年个人所得税应增加160亿元以上，而当年全国个人所得税仅征收72.8亿元（注：参见江西省国税局课题组《税制改革评价与建议》，《当代财经》1997年第1期。）。
公平和效率问题不解决，税法对资源配置的调控作用很难真正发挥，国家亦无更多财力对国民经济进行实际和有效地调控。
（三）税收管理体制缺乏规范性
税收管理体制是划分中央和地方之间税收管理权限的一项制度，它主要是对税收立法和执法权限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划分作出规定。其核心内容是税收管理权限，是指一定的国家机关享有的对国家税收活动进行调控的权力，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法解释权、税的开征和停征权、税目的增减和税率的调整权、减税和免税权。税收管理体制在西方国家一般规定于税收基本法中。但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出台税收基本法，税收管理体制主要规定于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的政策文件中，其权威性和规范性均较差。从新税制运行实践看，税收立法权、解释权、减免税权等税收管理权限高度集中在中央，没有体现合理分权，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税务机构分设后，两个税务机构征管范围相互交叉，难于划清，出现了争税源争收入，征管重叠，税收成本增加等问题。现行税法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收入级次，将极具收入潜力的地方企业所得税排除在中央收入之外，不利于中央财政收入保证持久增长的优势，影响了中央宏观调控力度。同时，地方税收缺乏规范性和系统性，忽视了税种开征的可能性和实效性，影响了国家税收的合理布局。
（四）税收征管制度仍有许多问题
《税收征收管理法》由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通过，1995年2月28日八届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决定》。这是我国第一部对国内税收和涉外税收统一的税收征管法律，是我国税收征管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程碑，但是我国税收征管制度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1.税法确定性较弱。税基或税率往往不是一个确定的数，而是一个区间，税法不确定使税收征管人员获得一种特殊的权力，从而为其进行“政治创租”和“抽租”（注：“政治创租”和“抽租”指政府及其官员利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力取得不正当收入或利益。参见员玉玲、席西民《税收征管的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家》1996年第5期。）提供了方便，不但使得征管人员堂而皇之、“合理合法”地摆布纳税人，也使得纳税人无所适从，无可奈何地听从征管人员的摆布。2.税收征管受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经济效益差的企业受政府行为的保护，可以少纳税或不纳税，税负过轻。3.税法对税收征管人员的监督制约机制缺乏刚性。一部分税收征管人员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加上纳税人在税收征纳活动中处于被动地位，税法对纳税人的权利和地位重视不够，纳税人纳税意识淡薄，税收征管人员利用法律的空缺和纳税人的弱点，对纳税人进行敲诈和勒索，甚至与其串谋。4.税收违规处理刚性不足，造成偷税、漏税现象严重。据某省的调查资料表明，国有企业的偷税、漏税面达70％，非国有企业的偷税、漏税面高达85.5％（注：参见周肇光《现行税制存在四大问题》，《中国改革》1996年第4期。）
三、完善我国税收法律机制
（一）完善税收立法制度，实行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源自英国1629年的《权利请愿书》和1689年的《权利法案》。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是：国家征税必须先立法，税法要素必须由法律明确；征税机关依法征税，无征税自由裁量权；纳税人有权获得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等。税收法定化是市场经济法治对税收的基本要求。
税收法定原则的目标是在我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收法律制度，包括税种体系、税收管理体制和税收征管制度。我国税收法律制度必须符合我国国情，必须与税收经济规律相适应，才能有利于税收杠杆的有效运作，从而成为抑制通货膨胀的有力武器。在税法体系方面，全国人大应尽快制定《税收基本法》，以它为核心来组织和完善税法体系，将部分税收行政法规上升为税收法律，修改不合时宜的税法，补充一些新税法。为扭转我国税收立法过于原则性的倾向，提高税法适用性，按现行税收行政法规的水平设计税收法律的可操作度（注：参见张松《我国税收基本法立法研究》，《税务与经济》1996年第6期。）。在中央和地方税权关系方面，应根据实施分税制的要求加以合理划分和科学规范，以法律形式明确加以界定：中央税种的立法权、开征停征权、税目增减、税率调整和减免权属中央；共享税的立法、开征停征权、税目增减和税率调整权也属中央，但减免税权一部分属中央，一部分属地方，中央或地方的减免幅度不得超过各自分享的比例；地方税种实行中央与地方分层次管理方法，其中影响较大的税种其立法权、开征停征权属中央，其他权力属地方，一些小税种，地方享有独立的税权。
（二）实现税收法制的效益化
市场经济是一种追求高效率的经济，这必然要求税法的制定和实施应体现效率的原则。实现税法机制的效益化，一方面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增加有效产品供给，抑制过度需求；另一方面，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增强国家宏观调控和和抑制通货膨胀的财力，同时抑制因漏失税收误导利益分配格局而引发的通货膨胀。
1.在制定和实施税法时，要保护企业的合法权利及正当利益，在立法时，要做充分的调查和进行可行性研究，确保企业不因为征税而影响生产能力，税率要公平、合理。2.建立法律激励机制，要鼓励先进，鞭策落后，对效益好的先进企业，在依法交税后，自身利益较多，对效益差的落后企业也不得擅自减免税。3.优化税种结构，提高所得税在税制结构中的比重。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改分项征收为综合征收，起征点应随经济增长和物价指数提高而相应增长。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规范税前扣除，建立独立的计税扣除项目和计税标准制度。取消投资方向调节税等特种目的的税，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4.简化税制，加强和完善税收程序立法，建立高效的现代化的纳税申报制度，税务制度、税务稽查制度、税务行政复议和税收行政诉讼制度。国家在完善税法的同时，应该建立健全对税收征管人员约束和监督的法律机制，通过国家约束和监督税收征管人员以及税收征管人员约束和监督纳税人，增强违规风险，规范征纳双方行为。加强税法的宣传教育，提高纳税人依法纳税的观念，增强广大纳税人主动纳税意识。
（三）建立和完善公平税负的税法机制
税法所遵循的公平原则，来源于所有法律都应当具备的正义价值。税法公平最基本的含义是指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在税收活动中能够在同等的法律条件下，实现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利益均衡。税法所主张的公平与民法公平是不同的，民法主要通过等价有偿、机会同等、权利义务对等、情势变更和公平责任等原则保证实现交易的公平；而税法所主张的公平则是通过普遍纳税、合理负担实现的，其目的是引导经济结构合理化，国民经济均衡稳定增长。我国税法公平原则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横向公平原则。即对同一种类的征税对象，在同等条件下，税负相同，不因行业和纳税人的不同而变化。如在增值税方面，应将增值税扣税链较大的交通运输业，由征收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在所得税方面，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2.纵向公平原则。高收入者应当比低收入者多纳税，增强税法对占有资源、人力、技术条件的不同状况及价格不合理造成的收入差别的调节功能，强化对高收入者的所得税调节。3.社会公平原则。税法的制定要促进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矫正个人收入分配不公，如加强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征管，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和社会保障税等。
平台经济的税收征管问题篇7
关键词：电子商务；C2C；税收
一、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及税收流失情况分析
电子商务中主要包括B2B、B2C、C2C等多种模式，其中B2B和B2C已基本实现税款的征收，而C2C模式下税款的征收仍是一个真空领域。C2C模式是电子商务领域的中流砥柱，其为consumertoconsumer的缩写，即消费者对消费者的交易模式，众所周知的淘宝网就是基于这一模式进行网络销售。在当今互联网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基于大数据的统计理念，电子商务中的C2C模式对我国的GDp总量和Cpi指数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美国，民众在感恩节后开始全民疯狂采购，故此感恩节后的第一天又被称之为“黑色星期五”，而如今，由淘宝网所开创的“双11”风头更甚。从表可以看出，自2009年首次发起“双11”购物狂欢节以来，“双11”的销售额在六年间呈几何倍增长，更在2014年创全球历史新高。
表淘宝网历年“双11”销售数据
数据来源：中国报告大厅。
而在受益人群热舞狂欢之际，我们必须冷静下来思考一个问题，在海量交易的背景下，在高额利益的掩盖下，我们究竟在“双11”中损失多少？历年“双11”的销售额合计为1174.36亿元，淘宝网上的交易类型较广，但大多都是有形的商品，按规定应当缴纳增值税。在传统商务模式的增值税征收制度下，不考虑起征点及各项优惠政策，按一般纳税人平均5%的税负率进行分析，“双11”这6天共流失税款58.72亿元（1174.36×5%）；若按小规模纳税人3%的税负进行计算，共流失税款35.23亿元（1174.36×3%）。而这仅仅只是“双11”这6天的数据而已！纳税人的巨大收益和税务机关的微量税收形成了天壤之别，电子商务中C2C模式的税制完善势在必行。
二、电子商务C2C模式征税的必要性
1.我国税收基本原则角度
税收的基本原则包括法定、公平和效率三原则。首先，从法定原则来看，目前由于C2C模式下纳税人信息不公开、税收管辖权难以确定，且我国税法中并没有电子商务征税的具体规定，税务机关对电子商务个人店主的征税之路困难重重。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税法中也没有任何针对电子商务的优惠政策，这就表明，法律中已经规定了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电子商务应当如传统商务一样，对个人涉及到的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等主要税种按照规定缴纳相关税款。
其次，公平原则禁止政府对纳税人给予优待或苛待的不公正待遇。我们不能不面对的一个社会现象是，随着互联网技术应用的推广，消费者更倾向于网络购物，且网店的经营成本远远低于实体店，网店的市场竞争力已远超实体店。即便网店销售的物品质量参差不齐，仍然可以获得巨额利益，在这种情形下，“劣币驱逐良币”这一不公正现象出现的概率极大。
最后，效率原则要求税法在制定的过程中考虑市场在竞争中的积极作用，避免税收造成干预。目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大环境是鼓励创新创业，鼓励互联网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政府可利用税收政策对竞争进行合理引导、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但绝不能扭曲市场本身的有序、公平竞争。
2.各国征缴税款经验角度
从世界各国对电子商务税收的征缴经验来看，主要分为了两个派别，两派的征缴观念截然不同。美国派认为，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兴的商贸方式，应当给予鼓励，刺激该行业的发展，故而主张对电子商务采取免税政策；而欧盟派认为，电子商务尽管交易模式有别于传统商务，但从本质上来说其仍属于商品交易的范畴，故而应当与传统商务一样，对其征收相应的税收。
笔者认为，在当前经济背景下，应采纳欧盟派的观点，其一可以取得更多税收用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其二更有利于体现我国法律的公平、公正。
三、完善电子商务税制的举措
1.提升信息化水平，实现信息共享
由于C2C模式下的电子商务纳税人具有较高的隐匿性，致使税务机关开展征缴工作的难度较大。以淘宝网为例，尽管淘宝网开店需要实名制，但是其中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个人网店转手的现象较多，身份认证的店主也许并非实际经营店主；二是即便店主进行了身份认证，但税务机关仍难以掌控到相关信息。
为此，我们应当尽快实现信息共享，这就要求税务机关、通信管理部门、工商管理部门和网络交易平台等构建一个多方信息共享平台，对相关的注册和征缴信息进行共享，以便进行后续的奖惩措施。
2.改变监管主体，由第三方平台对纳税人实行代扣代缴
电子商务的发展离不开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和支付平台，且相对于税务机关而言，第三方平台对纳税人的各方面情况更为熟悉，无论是纳税人的基本认证信息、主要收款账户还是其日常交易记录等，都在其把握之下。因此，采取税务机关监管第三方平台、第三方平台对纳税人实行代扣代缴的方式可以从源头上解决征缴难的问题。
3.加大税收宣传力度，培养全社会的依法纳税意识
大多数的社会公民心中并无税收的概念，不了解税收甚至抵触税收，这从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电子商务税制的完善，因而税务机关应在社会范围内加大宣传力度，让百姓知税、懂税、愿意交税，这才是解决征税难题的根本之道。
参考文献：
[1]李臻颖.C2C模式下电子商务税收法律制度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11.
平台经济的税收征管问题篇8
关键词：营业税税制问题探讨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及营业税税目注释是1994年税改之时制定的，当时是适应流转税税制改革方向和经济发展情况的，时隔十余年，营业税暂行条例和税目注释都没有进行重新修订，随着市经济的发展，营业税税制也出现了一些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问题，笔者从征税范围、税目划分、重复课税和纳税地点等方面对营业税税制建设进行探讨并提出完善税制的建议。
一、营业税征税范围问题探讨及建议
(一)营业税应税行为和非营业税应税行为划分问题在区分营业税应税行为和非营业税应税行为时，有三个层次的划分：(1)应税行为与非税行为的划分。从概念上讲，现实生活中政府收取的款项非“税”即“费”，“税”与“费”是两个不相交的子集，两者共同构成财政收入这个全集。因此，应税行为和非应税行为的划分实际是“税”与“费”的划分，属于财政体制问题。在1994年税改之际，我国市场经济特点不够明显，政府的计划较多，没有形成规范的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职能体系，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等政府机关以及其下属的事业单位均有收费权，为区别应税行为和非应税行为，国家规定：经财政和物价部门批准且由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直接收取的收费项目，不征收营业税。后来我国财政预算体制进行了改革，财政收入区分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为加强预算外资金的管理，经国务院批准，对行政事业性收费，按照收费级次，由国家(或省级)财政和税务部门联合下发不征税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名单，在名单范围内的不属于应税范围，不征收营业税。但是在确定不征营业税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名单时，出现了划分应税行为和非应税行为的问题：是否列入财政预算的收费就都不属于应税范围。从政府职能划分上来看，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列入财政预算的收费由税务部门之外的政府机关收取而不由税务部门收取，因此不属于应税范围；但从理论上来看，答案不一定是肯定的，因为个别列入预算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具有一定的经营性质，如个别地区政府将学校收取的短期培训费用列入预算外资金范围，而学校收费是提供培训服务取得的收入，不是政府行为，应该属于税收范畴。因此，明确划分应税行为和非税行为实际是财政体制和政府职能划分的问题，仅从税收方面考虑是解决不了的。(2)营业税与增值税的划分。在1994年税改之时，国家对增值税和营业税在征税范围上进行了划分，将商品批发、商品零售、部分公用事业税目(如水、电、气、热)销售、服务业中的加工和修理修配、典当业中的死当物品销售等税目划转到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增值税和营业税共同构成流转税的征税范围，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从税理上讲，一项经济行为只要征收增值税就不应该征收营业税，只要征收营业税就不应该征收增值税。但在目前的营业税征税范围中，存在对征收了增值税的货物重复征收营业税的情况，在营业税“建筑业”税目中体现尤为突出。如营业税条例细则第十八条规定，纳税人从事建筑、修缮、装饰工程作业，无论与对方如何结算，其营业额均应包括工程所用原材料及其他物资和动力价款在内。这一规定就使得已经征了增值税的原材料等货物又被征了营业税，出现了一项经济行为重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两种流转税的现象。营业税暂行条例细则中的规定是考虑到实际征收管理的情况而制定的，在税务机关管理手段有限的情况下，为避免偷、逃税款，规定建筑工程按照工程全部造价计征营业税。笔者认为，随着税务机关管理手段的增加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应该逐渐避免一项经济行为同时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两种流转税的现象，目前，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初步解决，目前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以清包工形式提供装饰劳务征收营业税问题的通知》，文件规定纳税人以清包工形式提供装饰劳务，以其向客户实际收取的款项为计税营业额，客户自行采购的材料和设备价款不计征营业税。(3)是否有偿发生应税行为的划分。营业税是对有偿发生应税行为征收的税种，在现行营业税规定中，除了对单位将不动产无偿赠与他人的行为视同销售不动产的规定外，没有“视同有偿发生应税行为”的规定，因此，无偿发生应税行为不属于营业税征收范围，这与增值税多项视同销售的规定相比，存在着先天不足，营业税在是否征税问题上存在“有偿”和“无偿”的划分问题。按照营业税条例细则第四条的规定，有偿是指货币、货物或其他经济利益。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并取得货币或货物时，很容易判断其是否是有偿发生应税行为，但是如何界定纳税人取得了“其他经济利益”是划分营业税征税范围的一个难题。如母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咨询服务且不收取报酬，如果简单的看，母公司并未因为提供服务而向子公司收取货币或货物，应该属于无偿提供服务，不属于营业税征税范围，但是母公司可能会以其他形式(如管理费)向子公司收取费用，这个管理费是否属于“其他经济利益”；母公司对外签订工程设计合同，由子公司完成工程设计任务，客户直接与母公司结算价款，子公司并不与客户结算也不与母公司结算，母公司定期以划拨人员经费名义向子公司划拨资金，这部分人员经费是否属于“其他经济利益”；甲企业为赞助某一活动，无偿为该活动设计并搭建舞台，条件是在活动中由主持人说明“本活动舞台设计由甲企业完成”，并在电视转播屏幕上显示相关字样，甲企业并未收取货币和货物，但由此获得的广告效应是否属于“其他经济利益”。类似的事例还很多。这些很难明确界定纳税人是否取得了其他经济利益，造成了营业税在征税范围的界定上存在问题。为了避免税收上的漏洞，笔者认为，应该逐步将类似经济行为确定为视同有偿发生应税行为纳入营业税征税范围。
(二)营业税征税范围狭窄问题目前营业税的征税范围是1994年税改时确定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营业税的征税范围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现状，一些经济现象尚未纳入营业税征税范围，最明显的表现是营业税“转让无形资产”税目范围窄、不能涵盖许多经济行为。转让无形资产是转让无形资产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行为，按照现行营业税税目注释的解释，无形资产是指不具备实物形态、但能带来经济利益的资产，税目注释对转让无形资产做了正列举，具体包括：转让土地使用权、转让商标权、转让专利权、转让非专利技术、转让著作权和转让商誉等，这个范围是参照了当时的会计准则对无形资产的解释制定的。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经济权益可以转让，无形资产的范围越来越大，许多转让经济权益的行为均未纳入征税范围。如足球会员转会的转会费；转让矿业权，从政府取得了矿业权(包括探矿权和采矿权)的矿业权人将矿业权转让给他人的行为；转让域名权，将互联网地址进行转让等。这些转让经济权益的行为目前都未纳入营业税征税范围，而且即将实施的新的会计准则也对无形资产的定义作了重新界定，扩大了无形资产的概念，原来的无形资产概念已经不能作为参考依据。笔者认为，应该尽快修订营业税征税范围，在修订税目注释时
将“转让无形资产”税目进行丰富，并且今后营业税税目注释应该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及时进行调整。
二、营业税税目划分问题分析及建议
(一)营业税税目的划分与国民经济行业划分存在差别营业税征税范围分类标准与国民经济行业的分类标准差距很大，营业税的各个税目都很难与某一个或某几个国民经济行业完全相对应。应该说，营业税在设计时对各税目的划分标准是否科学值得商榷。由于目前的经济数据和税收数据都采用国民经济行业划分标准进行统计，而营业税的各个税目都很难与某一个或某几个国民经济行业完全对应，这样就带来营业税的统计数据不够准确的问题。笔者认为，从科学化角度考虑，营业税在设计税目时应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既有利于征税范围的完整性，也有利于数据统计标准的统一性。
(二)各税目之间存在交叉问题营业税税目存在两个方面的交叉问题：一是两个税目之间存在征税范围重叠问题，即某一项经济行为按照劳务性质可以同时被划分到两个税目之中，如邮政业和交通运输业就存在征税范围交叉问题，快递公司从事的快递业务，大都既从事市内快递业务也从事跨省快递业务，既可以快递信件也可以快递货物，这种业务既可以被划分到邮政业征税范围也可以被划分到交通运输业范围。二是某一税目征税范围中涵盖其他性质的劳务，即税目划分交叉问题，从税理上讲，营业税是行为税种，应该按照行为的性质确定税目归属问题，但目前个别营业税税目并未完全按照劳务性质进行划分，而是实行了行业税，即对某一行业按照同一税目征税，如邮政储蓄按照行为性质应属于金融保险业，但在税目设计时被按照行业性质划分为邮电通信业；出租电话电路设备按照行为性质应属于服务业中的租赁业，目前也被归属到邮电通信业；金融经纪业务(比如买卖证券)按照行为性质应属于服务业中的业，目前被划归为金融保险业；装卸搬运按照行为性质应属于服务业，目前被划归到交通运输业等。造成上述税目交叉问题的原因：一是税目本身划分标准不够科学，二是在各税目之间划分时没有完全按照行为性质原则进行。笔者建议，在今后重新设计和划分税目时应避免出现上述问题，打破现有的税目划分框架，重新设定税目划分标准，并且完全按照一个标准划分不同税目的征税范围。
(三)个别税目下子税目的划分存在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目前个别税目下对子税目的划分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的发展状况，主要表现在：一是子税目的分类标准不符合经济发展状况。如邮电通信业，按照现在的行业发展状况，邮政业务和电信业务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业，不宜将这两个业务划分到一个税目下；再如娱乐业分为歌厅、舞厅、卡拉oK歌舞厅、音乐茶座、台球、高尔夫球和保龄球以及游艺场等子税目，现在这些业务有的已经整合为一种业务(比如歌厅和卡拉oK歌舞厅)，有的发展迅速已经可以细分为多种业务(比如游艺场)，目前对娱乐业子税目的划分与现在的经济发展状况已经相差很远。二是子税目的划分不够细致。如服务业中“其他服务业”的范围很广，所有不能被明确划归到服务业其他子税目的服务性质的行为，都被划归到其他服务业，使得其他服务业成为一个大杂烩。笔者建议尽快修订营业税税目注释，并根据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划分子税目。
三、营业税重复课税问题分析及建议
营业税的特点之一是低税率、广税基，全环节全额征税，在一个经济行为整个过程中的每一环节，只要发生营业税应税行为，就在这个环节按照收入全额征收一道营业税，使得前环节取得的收入在后一环节重复课税。这种全环节全额重复征税的特点大大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营业税的重复课税问题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营业税与增值税重复课征，前述及不再赘述；二是营业税本身的重复课征问题，这在最近几年已经得到一定解决：营业税近几年出台了很多差额征税的政策，为一些行业解决了重复征税、税负重的问题，但由于营业税在设计时是按照全环节全额征税的原则设计的，已经出台的差额征税政策还不能完全解决部分行业税负过重的问题，如企业在重组改制过程中，会出现资产划转的情况，目前除了企业整体转让产权不征收营业税外，企业分立、资产剥离等改制行为中涉及的资产转移都要征收营业税，这给企业重组改制加重了负担；再如金融保险业目前就存在很多重复征税的现象：银行在储户存款时支付存款利息，在客户贷款是收取贷款利息，按照现行营业税规定，存款利息不征税，贷款利息全额征税，银行实际得到的利息收入是贷款利息与借款利息的差额，却要按照贷款利息全额缴税；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收取保费，被保险人发生保险责任所列事故时，向被保险人支付赔偿，保险公司实际得到的收入是保费收入与赔偿金额的差值，但按照现行营业税规定要就保费收入全额缴税等。营业税目前存在的重复课税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甚至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笔者认为，不仅需要尽快出台更多的差额征税的政策，还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差额征税的征管水平。
四、营业税纳税地点问题分析及建议
(一)纳税地点确认原则问题我国营业税纳税地点的主要确认原则是劳务发生地原则，仅对个别业务的纳税地点以机构所在地原则确定纳税地点，而流转税中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在纳税地点的确认上是采用机构所在地原则的，导致营业税纳税地点的确认原则与其他流转税的确认原则不尽一致。笔者认为，就提供劳务而言，以劳务发生地原则比以机构所在地原则确认纳税地点更加切合实际，也便于征收管理，而且不易造成税收收入的转移。另外，当前一些oeCD成员国也对劳务和无形资产转让适用劳务发生地原则确认纳税地点。由此可见，我国目前对营业税纳税地点的确认原则与目前国际流行的原则也是一致的。
(二)如何界定劳务发生地劳务发生地原则在实际应用中也存在如何界定劳务发生地的问题，对于有些业务很难界定劳务发生的地点。一是金融保险业。如贷款业务，如果按照劳务发生地原则确定银行贷款业务的纳税地点，劳务发生地是在贷款合同签订地点还是贷出款项使用地点。再如保险业务，现在保险公司除机构地外，一般只在外省(市)设立办事处而不设立子公司，但是大都会在机构所在地外的省(市)销售保险产品，那么销售保险产品的劳务发生地是在保险合同签订地点还是被保险人所在地，如果被保险人在其常住地之外发生事故，保险业务的劳务发生地是否有应该确定为其事故发生地。按照目前的营业税规定，金融保险业的纳税地点确定为机构所在地，这是为了征管方便，但是却与劳务发生地原则不尽一致，值得进一步研究。二是租赁业。如有形动产租赁的纳税地点，是应该以出租人所在地还是承租人所在地还是有形动产使用地为劳务发生地。上述劳务发生地的确认问题，实际上存在两个层次确认问题：一是境内和境外劳务的确认问题，二是境内劳务的纳税地点确认问题。对于境内和境外劳务确认问题，如贷款业务来讲，如果是境内银行向境外提供贷款，可以确定为劳务发生地的有：贷款合同签订地点、贷款人所在地、借款人所在地、贷出款项使用地，如果以贷款人所在地为劳务发生地，则该贷款业务发生在境内，应照章征税；如果以借款人所在地为劳务发生地，则
该贷款业务发生在境外，不属于我国营业税征税范围；如果以贷款合同签订地点或者贷出款项使用地点为劳务发生地，则根据实际情况，该贷款业务可能发生在境内也可能发生在境外。对于境内劳务纳税地点确认问题仍以贷款业务为例，如果是北京市的银行向上海市客户提供贷款，可以确定为劳务发生地的也有：贷款合同签订地点、贷款人所在地(北京)、借款人所在地(上海)、贷出款项使用地，如果以贷款人所在地为劳务发生地，则该贷款业务发生在北京，纳税地点为北京；如果以借款人所在地为劳务发生地，则该贷款业务纳税地点为上海；如果以贷款合同签订地点或者贷出款项使用地点为劳务发生地，则根据实际情况，该贷款业务纳税地点可能在北京、上海或是其它地点。笔者认为，无论是在境内和境外劳务划分上还是在确认境内劳务发生地点上，应采用同一原则，不能对境内企业从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有收入以及境外企业从境内取得的收入都征税。同时，也要考虑到实际征管手段问题，使得确认的原则便于实际操作。
平台经济的税收征管问题篇9
一、__年工作特点和总结
今年以来，受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和地方产业特征、行政区划和经济税源等因素影响，国税工作客观上存在“两小、两大、两高”的特点，即税源总量小、大户小，征管难度大、压力大，工作要求高、标准高。做好税收工作任务重、压力大，我们重点从以下六个方面抓好落实：
大力组织收入。面对压力，我局出台了10项增收措施，并在9月底启动了“组织收入奋战100天”活动，实现了税收收入稳定增长。1～11月份，全市国税系统共实现市财政口径税收19.5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收入质量相关考核指标反映较好，纳税人应缴税款入库率为100%，留抵税金同比下降25%。
大力服务发展。一是积极落实国家结构性减税等优惠政策。严格落实所得税优惠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循环经济等发展，加快出口退税进度，今年1～11月份合计免、抵、退税款3.4亿元，有力支持社会经济发展。二是大力实施“营改增”试点工作。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多种渠道宣传改革政策，8月1日起顺利推行，798户纳税人移交国税，9月1日起开始纳税申报，改革以来征收税款6236万元。三是积极开展网络发票推广应用工作。制定了推广应用方案，开展了网络发票专题培训，分步骤抓好推广实施。四是优化税收服务。继续做好星级办税服务厅规范化创建，强化重点税源管理服务，充分运用税企QQ群、12366服务热线和短信系统，积极做好纳税咨询辅导。
加强税收管理。一是开展了“管理服务发展年”活动。推行了税务稽查必查管理系统、税源与征管一体化监控、陶瓷税收信息平台等创新举措，努力破解税收管理工作难题。二是加强陶瓷行业税收管理。出台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陶瓷税收管理服务的意见》，进一步整合征管资源，探索陶瓷行业专业化管理，积极向省国税局、税务总局争取陶瓷艺术企业简易征收政策先行先试。三是成立了所得税专业管理团队。明确团队管理办法和职责，初步建立了所得税团队管理和分析机制。四是加强税务行政调解工作。出台了《推进税务行政调解工作的意见》，成立了税务行政调解办公室，明确了税务行政调解原则、范围、环节和调解程序。
推进依法治税。加大税务稽查力度，开展了运输发票、海关通用缴款书、房地产、医疗、煤炭、商贸、陶瓷建材和区域税收整治等8个方面的税收专项检查，检查企业170户，1－11月份入库稽查税款、罚款、滞纳金合计3100万元。10月份税警联合破获一起特大制假售假发票案，抓获犯罪嫌疑人8人，缴获假发票300余万份，票面可填开金额达1.2万亿元。开展了风险疑点户排查，应对了48户税收风险疑点。开展了行政审批情况统计调研，进一步规范行政审批工作。
落实倾情带队。努力打造学习型国税，组织了读书巡回交流、“信仰与梦想”主题教育、井冈山“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培训、道德讲堂等活动，深入学习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组织干部职工参加国税总局人才选拔和全省国税系统岗位技能竞赛，1名干部入选总局首批全国税务领军人才库，另外，我局获全省国税系统公文写作技能竞赛团体第一名，税收执法岗位技能竞赛纳税服务类第二名。加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出台了《深化平安瓷都国税建设实施方案》，包括加强综治工作领导、创新社会管理等6个方面，共计39条具体措施，并将该工作列入年终目标考核重点内容。充分关心干部职工利益，为干部职工办好了“十件实事”。
狠抓廉洁从税。从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根据工作实际，出台了35条具体落实措施。强化公务用车管理，加强节假日公车管理廉政预警和封存管理监督检查。出台了《加强作风建设、严肃工作纪律的实施意见》，配合市纪委严厉查处了一起顶风违纪收受“红包”案件，并从抓治理措施、干部教育、日常监管等方面进行深刻反思，建立完善了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了六项措施进一步强化专项治理力度。深入开展“正风肃纪”专项整治，认真查找执行力不强等六个方面问题，进一步强化作风建设。
二、__年工作目标和思路
认真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上级对税收改革的重大部署，为促进我市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税收支撑。__年，我局工作思路概括为“1313”：即一条主线、三个重点；一个抓手、三项目标。
（一）以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主线
把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当作明年重要政治任务，在集中力量落实中央对财税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同时，着眼国税实际，着眼当前工作，着眼事业发展，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与完成组织收入任务、加强征管、优化服务、改进作风、强化队伍建设相结合，不断探索税源专业化管理，以推动工作的实效体现落实全会精神的成果。
（二）以提升组织收入、依法治税、税收征管水平为重点
提升组织收入水平。把落实组织收入计划作为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组织收入原则不动摇，加强税源调查预测，切实提高组织收入质量。实现组织收入稳定增长、去水分式增长。根据经济发展状况、税源实际情况、征管能力水平等因素，不断增强收入计划的科学性和指导性。
提升依法治税水平。进一步抓好各项税收政策的落实，加强税收政策解读和宣传。落实好“营改增”试点行业扩围等税收改革工作，加强对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落实情况的跟踪、监督和反馈，提高经济发展活力。开展“营改增”试点效应和风险防控工作，坚决防止和制止收过头税，坚决防止虚收空转等违法违规行为。不断加大稽查力度，保持对税收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
提升税收征管水平。结合实际，进一步创新征管机制，深化重点税源管理，加强总部经济管理，继续探索陶瓷行业税源管理，推动实施陶瓷税收综合治税，努力培养和挖掘新的税收增长点。不断加强对征管工作的领导和责任落实，充实征管一线队伍力量，加大对征管质量的监督考核力度，切实提高税收征管水平。
（三）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为抓手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好各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深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找准问题、触动灵魂、增进团结、鼓足干劲。通过深化学习教育、听取意见建议、查摆突出问题、边查边改等工作，切实解决“”突出问题，切实把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到改进作风中。
（四）以工作作风不断强化、治税环境明显改善、改革创新深入推进为目标
工作作风不断强化。进一步推进“红包”治理工作，进一步深化我局“正风肃纪”活动，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严格落实各项党风廉政制度，确保干部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年关前后重点落实中纪委《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关于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把作风问题抓实抓牢。
平台经济的税收征管问题篇10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改革对策
abstract:intheworldwidebasistaxreformpolicyandthedomesticmacroeconomicenvironmentchangesunderthecondition,atpresentourcountryenterpriseincometax''''staxrevenuecollectionsystem,ismanifestingthetaxrevenuefairlywiththeefficiency,thedisplaytaxrevenuetoeconomicstructureaspectsandsooncontrolaction,taxrevenuecollectionpatternandmethod,taxsourcemonitoringandtaxrevenueservicesstructurehasmanyproblems,adaptedthesocialistmarketeconomyobjectiverequestnotcompletely,mustanalyzethequestionwhichearnestlytheenterpriseincometaxcollectionaspectexists,andexplorestheconcretecountermeasurewhichpositivelytheenterpriseincometaxcollectionreforms.
keyword:enterpriseincometax;Collectionmanagement;Reformcountermeasure
前言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中，指出了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作为此次税制改革内容之一的企业所得税改革，在体现税收公平与效率，提高税收征管效能，发挥税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以及协调税收政策与会计政策差异性等方面，更具有积极意义。
1现行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国1994年确立的企业所得税体系，由企业所得税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构成，十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经济基础、宏观和微观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企业（内、外资）组织机构、规模、类型、性质发生了改变，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目前企业所得税制及征收管理等方面存在着与市场经济不适应诸多问题，严重制约着税收功能性作用的发挥，不利于企业发展，不利于发挥税收杠杆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企业所得税征管机制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分析说明。
（1）现行企业所得税征管制度不规范，无法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存在弊端，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税法不统一，税收优惠政策存在不平等性，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公平，所得税政策具有多变性，所得税税前扣除项目规定复杂，纳税调整繁杂，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界定不清晰，不同行业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税负差异比较大，无法真正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因此，必须进行改革，建立科学规范的企业所得税管理制度。
（2）现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过多，不利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无法真正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太多，既有产业政策方面的，也有区域政策方面的；既有内资企业方面的，也有外资企业方面的；既有鼓励投资优惠政策，也有抑制投资优惠政策，这种过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应进行必要的清理、调整、减并、取消。“税收优惠政策不宜过多，其作用范围应当加以明确限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优惠政策永远是一种辅的调节手段，其功能在于弥补市场机制的失灵和残缺”[1].否则，税收优惠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无法真正发挥税收经济杠杆作用，无法对国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3）税收政策与会计政策的差异性，加大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调整的难度，不利于企业所得税的计算和征收。由于税收制度与会计制度存在着差异性，使得会计税前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存在永久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必须把会计税前利润调整为应纳税所得额，调整的方法有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会计法（递延法、负债法）。这就要求税收征管人员要具备一定的会计专业知识和核算技能，或者会计人员要熟悉纳税申报业务，然而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无论是企业还是税务征收机关，具备这种复合型知识人才数量太少。事实上，会计政策与税法政策差异性影响着征纳双方的主体利益。一方面“表现在税务机关的税收征收管理与稽查上，现在的税务工作人员，不太熟悉新的会计准则、制度和政策，面对大量的政策差异项目，时常出现征管错误或稽查失误，或者错征、多征税款，损害纳税人的利益”[2]，另一方面“表现在企业财会人员的会计核算与纳税申报上，大多数的企业财会人员，或者能做到规范会计核算，但不能做到准确申报纳税，因而招致各种税收处罚，导致企业经济利益损失，或者为做到准确申报纳税而不在规范会计核算，导致会计信息失真”[2].
（4）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方法单
一、手段落后，专业管理人员知识老化，税收征管信息化的程度不高，综合管理基础薄弱，漏征漏管现象依然存在。由于企业所得税是一个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纳税调整项目多、计算复杂的税种，所以要想全面提高企业所得税的征管效能，确保所得税的征收管理的质量和科学规范，必须拥有一定数量专业素质的所得税管理人员及先进的征收管理理念和方法，要充分运用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等税收征管信息化手段和平台，全面加强综合征管基础性建设工作，要加强税收征管信息资源优化和配置，及时保持国税、地税、工商、金融、企业等部门的协调，以保持税收征管的信息畅通。然而目前的情况是：企业所得税的征收管理方法、手段落后，专业人员数量少，知识陈旧，征收管理的基础性工作薄弱，原有的制度、规章、办法等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客观需求，税收征管应用型软件的开发和使用存在一定问题，不利于所得税征管工作的科学、合理、规范、高效。
（5）税收成本较高，税收征管效率较低，税收资源结构的配置有待优化。现行企业所得税的征收管理，由于专业管理人员知识老化、业务不精、管理的方法手段落后、税务机关机构设置不合理、部门职能交叉重叠、税务工作效率低下、税务经费使用效率不高、税收资源得不到有效的配置等因素的影响，所以企业所得税税收成本较高，税收征管效率较低，已严重影响税收征管工作质量，必须切实采取各种措施，降低税收征管成本，提高税收征管效能，合理配置税收资源结构。
（6）企业所得税税源动态监控体系不完善，税源信息不完整，不同程度存在税收流失。由于现行企业所得税税源信息化管理的基础工作不规范，不同类型企业规模、性质、组织结构、信誉等级存在差异性，企业同国税、地税、工商、金融等部门的协调不畅，税务资源信息不共享，税收征收方式的核定不科学，国税、地税征税范围划分不清等原因，造成目前我国企业所得税税源监控不力，税源信息不真实、不完善，直接影响企业所得税的计算和征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税收流失现象，必须运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先进的监控手段，对纳税人的开业、变更、停业歇业及生产经营的各种情况实行动态管理，以确保纳税人信息可靠、真实及纳税人户籍管理规范化。
2加强企业所得税管理的改革对策
（1）合并“两税”，构建新型的法人所得税体系，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由于两套所得税制度在税收政策的优惠、税前扣除范围标准及有关实务的具体处理方面，存在着差异，使得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税收负担不同，内资企业的税收负担要高于外资企业，使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处于一种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不符合税收的公平原则，必须合并“两税”，建立一种新型法人所得税制度，这是企业所得税改革的核心所在。“这不是名称的简单改变，而是科学界定纳税人的需要，这可以解决长期以来企业所得税以‘企业’界定纳税人，法律依据不足，难以划分清楚的问题，法人所得税确定，以民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为依据，界定清晰，对法人征收所得税，对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纳税人，则用个人所得税进行调节，这就便于建立法人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两税协调配合的所得税税制结构”[3].
（2）调整税收优惠政策。现行的内外资企业，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存着较大的差异。国家为吸引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全面发展，在全面优惠的基础上，又在区域性方面给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诸多的税收优惠政策，而给内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少，主要体现在产业政策优惠方面，而且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税负差异性较大。这种税收优惠政策的不平等性，直接导致内外资企业税收负担的不平等性，违背税收的公平原则。随着法人所得税的构建，要对现有的内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按照“取消、减并、倾斜、公平”的原则进行调整。首先取消、减并一些优惠政策，其次，为了鼓励对国家基础产业、重点行业、重点项目及重点区域进行投资，国家要制定倾斜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国家应实行产业政策为主，区域政策为辅，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相结合的优惠原则，对内外资企业实行基本相同的优惠待遇”[4].
（3）法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的调整。由于内外资企业在确定应纳税所得额方面存在着：税前扣除标准及范围、资产的税务处理方法、税法与会计制度的规定等方面的差异性，所以现行的内外资企业所得额的计算既不规范，又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必将引起内外资企业在税收负担上的不公平性，使内外资企业所提供的纳税信息方面不具有可比性，无法真实考核内外资企业的盈利水平和运营绩效，也给国家税收征管带来了一定难度。内外资企业“两税”合并后，构建了统一的法人所得税体系，必须按照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形势及世界所得税改革的发展趋势，及时调整法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的构成及计算有关规定。
（4）改进税收征管的方法和手段，加强税收征管的基础性建设，降低税收征管成本，优化税收资源结构，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1运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高科技含量的征管手段和方法，构建税收征管信息化平台，提高税收征管效能。根据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及市场经济的需要，要采用先进的税收征管方法理念和手段，加强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的步伐。“要依托包含网络硬件和基础软件的统一技术基础平台，逐步实现数据信息在总局和省局的两级集中处理，使信息应用内容逐步覆盖所有税种、所有工作环节和部门，通过业务重组、优化和规范，逐步形成以征管业务为主，包括行政管理、外部信息和决策支持在内的四大子系统的应用软件，要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以业务流程为主线，梳理、整合、优化、规范征管业务流程，利用信息技术和其他技术对税务机关的内部组织结构和业务运行方式进行重大或根本改造，使税收征管更加科学、合理、严密、高效”[5].
2优化税收资源配置，降低税收征管成本。目前，我国有些基层税务分局（所），税收征管支出与征收税收收入的总量不成比例，征收成本较高，或者随着CtaiS上线后，基层税务局（所）业务量大幅度减少，造成人力、物力、财力巨大浪费，税收资源配置不当，征管效率低下。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要根据税收征收环境和条件的变化，科学设置税务征收机构，重新界定职责范围，合理分流人员，使税务机关的人力、物力、财力达到最优化的配置，建立和健全税收征管的激励机制、考评机制和约束机制，对税务机关征管工作实行目标化管理，促使税务资源达到最优化配置，降低税收征管成本，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3切实做好税收征管的基础性工作。建立和完善税收征管的工作机制，统
一、规范税收征管工作的程序、办法、职责、工作流程，完善工作绩效的考评体系及考评量化指标内涵，合理界定税收征收方式及征收范围，以规范税收征管的基础性工作。这是提高税收征管信息化程度，确保税收征管工作效能的基础和条件。
（5）建立和完善税源监控和纳税服务体系，提高征管水平，减少税收流失。
1健全和完善纳税服务体系，规范纳税服务工作行为，使税收征管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我国现行税收服务体系不完善，纳税服务水平低，内容单一，信息化程度弱，纳税服务意识淡薄，已严重影响税收征管质量和效能，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对税收征管服务体系的客观要求，面对税收征管新的信息环境和条件，必须重新健全和完善税收服务体系，规范税收服务工作行为。
第一，“采取现代化的信息手段，提高服务的科技含量，在纳税手段上，推行多元化的申报方式，为纳税人提供多渠道的申报服务”[6].“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税收信息网络建设，真正实现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划拨、税务咨询、政策查询等业务的网络化服务，真正实现税收信息资源共享”[7].
第二，“要完善税收服务的考评机制，将税收服务纳入征管质量考核，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使纳税服务制度化、规范化，要加强对税收服务考核和日常监控，量化服务管理，充分发挥和调动税务人员优化税收服务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6].
第三，“提升税收服务的层次，为纳税人提供纳税的方便，这只是税收服务的一个方面，税收服务还必须包括为各个经济主体提供税收帮助，以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发展”[7].
2完善税源监控体系，提高税源监控信息化管理水平，减少税收流失。加强企业所得税税源监控基础性工作的薄弱环节，明确税源监控的职责范围、办法、规程、内涵等基础性规范问题，应加强同工商、金融、外贸、政府等相关部门的协调，使税源信息具有及时性、全面性、客观性，保证税源信息真实可靠，做到信息畅通，信息共享，同时充分利用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等高科技手段，搭建税源监控信息化平台，不断提高税源监控信息化管理水平，防止出现漏征漏管现象，减少税收流失。
参考文献：
[1]翟志华。我国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改革[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04，（2）：24～28
[2]柴秀英。财务会计与税收政策差异分析比较[J].内蒙古统计，2003，（6）：64～66
[3]中国税务学会《完善税制》课题组。关于分步实施税制改革的具体建议[J].税务研究，2004，（3）：5～11
[4]赵景华，杜萌昆整理。2003年全国税收理论研讨会观点综述[J].税务研究，2004，（5）：72～78
[5]吴俊红。探索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的途径[J].学习月刊，2003，（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