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民事纠纷的最佳途径篇1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金融机构；金融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1-082-01
一、我国目前金融纠纷的解决突途径
随着近几年来我国金融业的飞速发展，消费者在参与金融活动的过程中与金融机构之间产生的纠纷数量剧增种类繁多。如何高效、合理的解决金融纠纷，保护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而我国目前处理金融消费纠纷的途径从总体上看主要包括媒体途径、政治途径、诉讼途径和途径等，金融机构本身并未为消费者解决纠纷提供有效的途径。
具体而言，我国目前的金融纠纷可细分为六种解决途径。一是金融消费者作为广义消费者的一个群体到消费者维权部门去投诉，如消费者权益协会；二是向专业的金融监管机构投诉，如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等部门都设立了专门处理投诉的部门。三是寻求专门的行业自律组织进行调解，比如在上海就有银行同业公会、证券同业公会、保险同业公会等。四是到专业的调解机构进行调解，如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五是以仲裁的方式来裁处纠纷。六是通过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来解决纠纷。目前法院的诉讼途径在金融纠纷的处理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是主要依靠诉讼解决金融纠纷并不是最佳的途径。在我国急需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因为法院是司法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化解金融纠纷方面，应该积极发挥包括调解、仲裁在内的多元化方式的作用。
二、我国建立金融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非诉讼解决机制（aDR），即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的缩写，这一概念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原指21世纪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形式多样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在我国处理民事纠纷现已经广泛的运用了非诉解决机制，并且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果。在我国，建立非诉解决机制来处理金融纠纷不仅有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而且还有利于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纠纷处理方式相接轨。
（一）法院主导的金融纠纷诉讼解决机制存在局限性
近年来，随着我国依法治国的方针的贯彻实施，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逐渐增强。我国消费者和金融机构之前的纠纷主要是依靠人民法院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但是大量依靠诉讼这一单一的方式来化解金融纠纷是远远不能彻底的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
（二）非诉讼解决机制具有简易性、灵活性、经济性、快捷性、保密性等优势
非诉讼解决机制主要包括当事人直接协商解决、以金融监管部门为主导的化解、消费者协会的调解、金融各行业协会的调解、仲裁委员会的裁决。这些机制跟诉讼相比程序上的简易型、灵活性，有利于提高纠纷的解决效率，节约双方当事人的宝贵时间；成本上的经济性、快捷性，在节约社会司法资源的同时，也有利于双方当事人以最小的成本解决金融的纠纷特别是对于金融消费者一方；解决方式的保密性区别于大部分的公开审理的诉讼机制，更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个人隐私和金融机构的商业秘密。
三、对我国构建非诉讼金融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
（一）金融机构内部应建立专业的纠纷解决机构
在金融纠纷的处理上，我认为应当根据纠纷的性质、内容、数额等方面的差异，具体分析选择施用不同的解决机制。通常情况下，金融消费者个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纠纷，内容比较简单，涉及的金钱数额较小，性质属于日常金融服务纠纷。此类纠纷就需要金融机构内部专业化的纠纷解决机构接受消费者的投诉，并代表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协商解决，不仅能够快速、高效的化解矛盾节约诉讼的成本，而且为消费者投诉维权开辟了内部渠道有利于保障金融机构信誉，得到消费者的信赖。
解决民事纠纷的最佳途径篇2
一、行政诉讼信访率高的原因
首先,信访当事人受传统思想影响较深。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封建社会对有许多蒙受了冤屈的案例,一旦通过各种途径到了至高无上的皇上手中,也即所谓的“告御状”就极有可能翻盘,因此许多人当事人主观上认为其案件受非正常因素影响而可能出现败诉后果,其将有可能效仿古代“告御状”而走上信访路。尤其是行政纠纷往往涉及群体性利益,这种思想更是推崇备至。
其次,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实际效果与老百姓的期待尚有差距。我国行政纠纷相对民事、刑事纠纷而言的确是少了很多,但是案件少,并不意味着纠纷少,影响行政审判的因素很多,有的地方上“土政策”不少,甚至很多案件有领导批示,给法院或承办法官施压,对于此种现象,另一方当事人为了应对这种非正常外来因素的不利影响往往通过信访途径予以对抗。
再次,有的信访当事人心理欠佳,“访痞”现象不少。有的当事人因案件败诉对法官怀恨或试图通过信访引起领导重视而将自己无理的案件办成有理案件等进行恶意信访。现行信访体制中的接访劝返制度,使部分信访人产生了错觉,认为自己上访有理,甚至认为当地政府怕自己上访,会安排专人来接,甚至有些上访人把接访制度当成是老百姓的“公费旅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乐此不疲。
最后,办案人员的办案能力与水平、处理案件的方式,使案件当事人产生不信任感和不满意情绪,导致其想通过信访解决问题。
二、对策
第一,建立恶意信访防范机制。虽然绝大多数信访人的信访动机是善意的,但实践中确实有恶意信访现象。恶意信访人进行恶意信访的动机很多,可能是出于报复案件承办人,也可能是拖延履行义务等其他原因。对于恶意信访应当建立防范机制,这既是对案件承办人正常工作及人身安全的保护,也是对另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更重要的是这是对国家审判机关正常运转的必要保障。对当事人多次信访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组织由学者、人大代表、律师、其他案件当事人、法官、检察官组成的案件评价组,对信访案件以听证会的形式进行评价;如果经评价该案件处理正确,则告知信访人应立即停止非正常信访,履行判决。对于经告知后仍坚持信访的当事人应首先进行思想疏导,对思想疏导无果仍然进行恶意信访的则要依法处理,不得姑息。追究信访人相应的责任不是打击信访,而是维护信访秩序、维护所有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国家审判机关正常运行。人民法院应建立恶意信访人查询系统,将恶意信访人的基本情况及争议案件通过该系统向社会提供查询,以从道德和信用角度打击恶意信访人的恶意行为。
第二,建立和完善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法律工作人员劝返制度。很多败诉的案件当事人,认为法院或法官是站在胜诉的当事人一方,为胜诉方当事人讲话,因此不听从法院或法官的建议。法院可以邀请政治合格、素质过硬、会做群众工作的律师或法律服务工作者等法律工作人员,运用法律法规和政策为信访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意见,提供解决问题的法律途径、方法和依据。
第三,加强信访人员的法律意识,提高其诉讼能力。针对当前广大信访人法律水平低、法律意识薄弱的情况,政府、居民委员会,应大力加强普法宣传教育,通过定期进行学习交流等方式来提高信访人的法律水平,增强法律意识。各级政府要真正将普法送法活动落到实处,切实提高信访人的诉讼能力,引导信访人通过仲裁、行政复议、法律诉讼等途径解决矛盾纠纷,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树立合理的诉讼请求,依此减少涉诉信访案件。
解决民事纠纷的最佳途径篇3
医院一直以来都承载着救死扶伤的重任，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医德”已经成为医院面临的严重问题，医院与患者之间正在发生着一场信任危机。医患纠纷中的焦点是医疗事故、医疗过错、医疗暴力等现象，造成诚信的缺失，医患关系处于剑拔弩张的程度。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75%左右的医院存在医患冲突，甚至出现过辱骂、威胁和殴打现象。医院被诉至法院的案件已经屡见不鲜，为避免和缓解这种危机的蔓延，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在法律层面探讨医患纠纷解决机制有着现实意义。
医患纠纷中呈现的主要法律问题
1.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立法不够完善
国家为了缓和医患纠纷，保护双方当事人的正当利益，出台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事故与医患纠纷处理实务》《侵权责任法》《执业医师法》《护士管理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以下简称《调解法》）等法律法规。但上述法规还不能形成有效的解决体系，主要是因为法律规定内部的矛盾所致。根据《条例》相关规定，损害赔偿的前提是院方的行为构成医疗事故，产生医疗过错和医疗事故的双线运作怪圈。为厘清医疗过错和医疗事故的，国家新出台的《侵权责任法》明确了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但内容十分简单，操作起来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条例》中对病历资料的复制、封存等程序缺乏系统的规定，导致医患双方在缺少第三方监督的情况下，对病历的真实性具有争议性；对病历保密程度例如接触涉案病历的第三方人员是否有权利进行病历的启封没有具体规定，并且规定不能复印和复制主观性病历资料。在仅有法律条文框架的情况下，法律途径解决医患纠纷具有周期长、不确定等特点。
2.医患纠纷中关于证据获取和举证责任问题
医患纠纷的主要证据来源是病历。病历资料记录了患者病情变化与医务人员诊疗过程，是医疗事故纠纷中最有效的证据资料。《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不允许复印患者进行手术、特殊检查、患者知情情况及近亲属签字的医学文书资料等主观性病历资料。医疗病历主要是由医疗单位保管，医疗机构在提供不利病历时常采取拖延、袒护的态度，甚至擅自涂改病历。其次，鉴定结论的可信度在证据效力中受到质疑。在医疗纠纷事故中，医疗事故与医疗过错的主要证据是医疗鉴定结论。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医疗事故很多在实质上仍然是对自身行为的鉴定，在程序上、规范上达不到行为健康的状态。另外，医疗机构人员大部分隶属于行政事业编制，在医学系统内部对于本系统人员的行为上采用隐蔽的袒护，互相给彼此“撑面子”。医疗机构这样的鉴定体制导致患者对于鉴定结果的质疑，在质证环节鉴定人的不能按照规定出庭成为质证的一大难题，违背诉讼法中程序正当的价值理念和法律公正原则。
医患纠纷中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的规定，促进了医患之间责任的公平分配。因为在传统观念中，医生的专业知识水平都高于患者，患者仅就损害事实和就医事实进行举证。举证责任的倒置不利于医生发挥主观能动性，不利于医学的进步，也无端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医院的某些灰色收入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掩护下，竟成为光明正大的检查项目，成为医患关系的不稳定的隐患。
3.医患纠纷的法律解决机制过于单一
由于我国医院本身的性质和医疗事故的特点，目前在法律上的医患纠纷解决渠道还不够多元化，救济的渠道过于单一。医患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有自行协商途径、行政调解途径、诉讼程序途径。医患纠纷的双方是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进行协商，很难达成对于彼此都满意的方案，而且对于院方的落实也容易变成口头承诺。行政调解的过程最容易产生的问题是公信力不足，当事人质疑的情绪影响了调解处理过程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医患纠纷走入诉讼程序后，成本较高、效率低下，执行困难，成为患者维权的绊脚石。
医患纠纷出现的原因
1.患者方的原因
医疗信息传播的日益广泛，促进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利的发展，患者不再仅仅处于被动接受治疗的角色，而迫切希望参加到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治疗方案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缺乏对病情的客观认识，将医院视为其救命的稻草，当医院的诊疗方案和诊疗效果与期望值有偏差时，会对医院产生抱怨、怀疑等不良情绪。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对医院要求人性尊重的愿望提高，医院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的冷漠、缺乏医德、差别服务会成为医患纠纷的一大导火索。
2.院方的原因
大部分医院处于技术优势的地位，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为避免引起医疗事故，会让患者接受大量的医学检查，而当治疗结果达不到患者满意程度时，这就为医患纠纷埋下了隐性矛盾；医务人员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理解有偏差，认为患者缺乏医学知识，不具有参与医生诊疗方案过程的能力，当出现医疗偏差时，患者的质疑在所难免；医院在医德、医风方面不到位，部分医务人员服务态度差、语气冷漠、缺乏与患者的沟通与人文关怀，忽略患者权益及心理需求。另外，有些医院在实行一卡通后，患者需要大费周折的才能知悉医疗费用，提高医疗效率与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产生了矛盾。
3.医疗系统机制及社会方面原因
首先，我国的医疗体制的改革还走在实践摸索的路上，国家对医院实行差额拨款，医院具有了市场化经营的特征，造成患者就医成本的激增；其次，我国社会医保制度还不够完善，人们的保险意识还没有得到大量的释放，缺乏多维保险机制的意识。作为无冕之王的媒体报道加深了医患纠纷的矛盾色彩，通过大肆渲染之后的医患纠纷会引起社会的不满与质疑，成为医患纠纷的恶化助推剂。
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思考
1.完善医患体系的配套法律规定，保证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医疗机构工作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首先，笔者建议立法者应进一步细化《侵权责任法》《条例》等对于医患纠纷的处理规则和法律适用规定，严格界定医疗事故与医疗过错，制定公平合理的赔偿标准。完善医患纠纷中的鉴定制度，适用现行的侵权责任法远远不够，应该制定好医患纠纷关系的专门法律，强化司法实践中医学鉴定的、、互相包庇的责任承担，完善医疗自身体系中的病案管理制度，制定严格的档案管理程序。其次，建立医患纠纷处理报告制度和跟踪记录制度，在医患纠纷中建立专业的陪审员制度，从整体上完善医患纠纷处理的法律程序。再次，建立医患纠纷的预防体制，医疗事业具有公益性，在市场化利益的驱使下，应该着重抓医德医风建设，增强医务人员的安全服务业意识。最后，将医疗执业保险制度与社会医疗保险相衔接，建立和完善医患沟通制度，妥善受理患者投诉，和谐医患关系。
2.发挥第三方调解干预机制的功能
在医患纠纷中，医疗过错的比例要远高于医疗事故，医务人员的服务不到位和与患者缺乏沟通是医患纠纷产生的重要原因。在自行协商未果的情形下，可以向第三方请求调解，一方面节约了诉讼资源，一方面对于医院工作正常进展和患者都有益处。笔者建议推动发挥医疗调解委员会的作用，增强调解委员会的功能，加大调解覆盖面。例如，我国上海市做出了实践性尝试，颁布了《关于开展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实施意见》，主要发挥医疗调解机构的功能。第三方机制具有中立性，能够将小型医患纠纷化干戈为玉帛，促进医患和谐，且提高了办事效率，是值的借鉴与思考的解决途径。
3.引入非诉讼机制，与诉讼机制协调发展
诉讼并非是解决医患矛盾的唯一最佳途径，建立aDR非诉机制早已得到了各方立法的认可。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要求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力量，促进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做好诉讼与非诉讼渠道的相互衔接。在自行和解、调解之外，仲裁制度是一种非常优秀的非诉讼制度。这主要是有仲裁制度的特点所决定的，仲裁制度的保密性和资源性，吸引更多的医患人员选择医疗仲裁。国家司法资源的不平衡性，需要在不同的角度进行平衡，提供与社会相适应的纠纷解决机制。例如，2011年12月25日，全国首例医患纠纷仲裁案在赣州开庭审理，仲裁庭依法作出裁决，患方获赔25万元。大量的医患纠纷要求社会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发挥好协商、调解、仲裁以及诉讼的作用，进而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
4.发挥政府的法律引导功能
医疗机构是关系公民健康的公共事业的主要载体，政府应该充分发挥指引作用，出台相关政策促使医院收费阳光化，这是降低医患纠纷的有效方式。政府在医疗机构监督中起着重要作用，保证医院效益的合法化，加强政府部门社会舆论的导向作用，在言论自由的宪法原则下，客观公正的评价医患纠纷。政府具有推进医疗改革的行动目的，需要在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医疗管理、树立服务信念、提高医患之间的和谐度方面下大力度，实现法治政府的目标。
结语
解决民事纠纷的最佳途径篇4
近年来，高校被诉不断，在全国各地屡屡发生，且呈上升趋势。特别是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和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毕业证案以及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案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激烈的讨论，还有前不久倍受关注和被媒体炒作的女大学生怀孕被退学案。高校教育领域的纠纷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教育界和法律界目前需要正视和解决的棘手的社会问题。然而，在一系列的高校教育纠纷诉讼案中，大部分被法院以不属于自己受案范围为由而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
当事学生、教师的合法权益甚至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被无情地践踏和剥夺而得不到有效的救济，人们无不为之握腕叹惜，不少学者甚至愤然疾呼呐喊。笔者以为目前高校教育纠纷救济制度的苍白无力（申诉）、流于形式（复议）甚至缺位（诉讼）主要根源于对高校教育纠纷的错误理解和定性不清上。
一、高校教育纠纷性质的理性分析（一）高校法律地位的定性在当代西方社会，大学自治是建立在学术自由理念基础之上的，大学在大陆法系国家又经历了一个行政化过程，故法律既要确立其为公务法人，以法律保留原则限制其权力，同时又要在教学研究方向保证大学的自治空间，不致使其受国家（议会与行政）过分干预。[1]而我国从未树立过西方式“大学自治”的理念，高校一直以来被视为是事业单位，而不是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学上所谓的公务法人。因此，我国法律似乎将高校与学生的教育关系视为“内部法律关系”，其实就是德国传统行政法学上“特别权力关系”的翻版。长期以来，关于高校法律地位的错误定性是导致有关高校纠纷缺乏明确的法律救济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导致高校教育纠纷错误理解的根源之一。
基于教育的公共产品性，高校是作为独立教育机构的公法人，一方面依法享有“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自主权，另一方面法律也明确规定，高校自主权的行使，“要依法接受监督”。从高校自主权产生的过程和性质来看，高校的自主权不是一项民事权利，而是政府下放给高校行使的具有行政权性质的一种特殊权力。因此，高校自主权具有行政权力特性，是国家教育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高校的社会角色具有多重性，即多重身份，一方面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高校是行使国家教育行政权力的教育机构，具有行政主体的资格，另一方面，根据“大学自治”原则和自身章程，高校又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学术机构，行使着高校及科研机构特有的学术权力。缘此，高校办学自主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政权力（行政性的自主权），二是学术权力（学术性的自主权）。前者主要表现在对师生员工的日常管理中，如违纪处分等；后者主要表现在对教师、学生的学术水平和资格评定上。高校学术权力是与行政权力并存的一种重要权力形式，高校的特殊性在于其二元化权力结构的配置上。行政权力属法定制度化的权力，维持着高校的日常运行；学术权力则属于一种权威，不同于制度化的权力。
（二）高校教育纠纷性质的探析根据高校办学自主权内容的性质，目前常见的高校教育纠纷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高校在管理处分活动中行使的行政权力与学生、教师权利之间冲突纠纷，即没有涉及到高校教学研究专业知识的纠纷，如违纪处分、学籍管理、勒令退学、开除学籍、拒绝颁发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等决定引起的纠纷；另一类是高校在学术管理活动中行使的学术权力与学生、教师权利之间冲突纠纷，即涉及到高校教学研究专业知识的纠纷，如学生考试成绩评定，学位（毕业）论文专业水准的评定，教师的导师资格授予和职称评定等引起的纠纷。
1、高校的行政权力与学生（教师）权利之间的冲突纠纷根据教育法律法规授权，高校是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组织，行使着特定的行政权力或公共管理权力。高校与学生（或教师）是处于管理者被管理者的地位，其中既有“隶属型”的法律关系，又有“平权型”的法律关系。由此形成的是一种结构复杂的法律关系。然而这种法律关系又不是普通的民事关系，也不是普通的行政关系，而是具有特别权力因素的公法关系。目前我国法律法规确认维护高校自主管理权实际上也是确认和肯定高校作为一种公法人内部存在的“特别权力关系”。
尽管我国大陆行政法学理论中，并无明确的特别权力关系概念，然而，我国的公法人内部特别权力关系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在立法、执法上也深受“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在校学生与高校间的教育关系被视为典型的“特别权利关系”，而高校作为一个行政公务主体，与学生之间的管理关系属于公法性质的。因此，高校对学生作出的涉及宪法基本权利（即“基础关系”）的处分行为（如开除学籍、勒令退学、拒绝颁发相应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等），以及其他一些严重影响学生（或教师）基本权利的行为，均应纳入行政行为的范畴。学生（或教师）认为学校管理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引发的纠纷，可诉诸各种行之有效的解决机制以获得救济（包括接受司法审查和救济）。而没有涉及学生（或教师）“重要性”的权利（即“工作关系”）的处分行为，如警告、通报批评、记过等，应通过校内申诉途径来获得救济，而不宜通过校外的其他途径来救济。
由此可见，高校的行政权力与学生（或教师）权利之间纠纷表现出明显的特殊性；既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也不是一般的行政纠纷，既有涉及到“基本关系”的纠纷，又有涉及到“工作关系”的纠纷。因此教育纠纷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纠纷，既有行政法律关系的纠纷又有行政管理关系的纠纷。因此将所有特别权力关系领域内的纠纷都纳入司法救济范围是很不现实的。因为特别权力关系毕竟有其特殊的目的和功能，应该允许权力主体享有一定的不受司法干预的自治权限，但这种自治权限又必须受到合理的限制。
2、高校的学术权力与学生（或教师）权利的冲突纠纷高校的学术管理是高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活动与学术管理是高校和科研机构里的特有现象。高校学术权力是学术活动本身的内在逻辑所决定，它承继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教授治校”的理念，而且作为传统性的权力经久不衰。学术权力作为一种“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在有关学术评价的问题上是客观存在的，[2]它是基于专家学者专业知识的某种支配他人的重要和独特的权力形式。
学术本身的纷繁复杂性、多样性与不确定性以及高度专业性，决定了学术管理的特殊性也构成了学术权力的特殊性。学术权力源于专家学者的学术水平和专长，其行使必须要求行使人以自身学科专业背景出发所形成和达到的专业水平和学术能力。[3]因此，学术权力的正当性与权威性，主要根源于专业知识和学术能力，而不是源于任何职务或职位，而明显不同于行政权力。然而，行政权力在与学术权力不是截然分开的，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又常常作为学术权力实现的基础。
正是由于学术权力有别于行政权力的特殊性质，学术权力一般难以接受司法审查，而且也不适宜通过司法救济来保护受损害或侵犯的合法权益。因为学术评定委员会中的专家、学者在行使学术权力过程中尽管可能会存在以“学术背景”为遮掩的武断和专制，但往往更容易受到学术道德和良心以及个人偏好等非正当因素的影响，将对评定结果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学术权力在学术活动中作为一种管理手段，特别是当其借助或通过行政权力发挥作用时，学术权力亦会成为一种存在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以及教育者之间的学术支配关系。[4]因此，学术权力作为一种权力在制度设计上，与行政权力一样需要约束和规制，根据无救济则无权利的法治原则，学术权力也需要相应的法律救济途径。
由此可见，因学术权力行使而引起学术纠纷的这一种特殊的教育纠纷，其特殊性鲜明地表现为高度的专业性与技术性。法院显然不能胜任对学术纠纷的审查。因此，学术纠纷的这种教育纠纷不应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考虑到高校的学术评定权是大学自治的一项重要权力，也是高校自主权的主要组成部分，司法审查的不适当介入会对高校学术研究产生负面影响，从而损害高校办学自主与自治权。鉴于此，解决这类高校教育纠纷的理想途径就是要设立由具有专业背景和专长的专家学者作为中立的裁判员组成的机构对纠纷作出公正的裁决，这才能妥善地处理好司法介入的尴尬与困窘的局面，同时也有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高校和学生（或教师）的正当权益，尤其是后者的正当权益。
二、我国高校教育纠纷解决路径的现状分析目前，根据我国有关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高校教育纠纷（仅作狭义理解）的解决途径仅有一种：教育申诉。教育申诉制度确立于《教育法》和《教师法》，特指教师、学生在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申诉理由，请求处理或重新处理的制度。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教育复议制度和教育行政诉讼制度，笔者未将它们列入高校教育纠纷解决途径，原因在于：教育复议制度仅将被申请人限定为教育行政机关，而不是高校，其范围一般限于对教育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高校的管理行为；教育行政诉讼制度也是针对教育行政机关设置的，在当时计划经济的背景下高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情形几乎被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在我国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下，由高校对学生、教师的行政管理行为引起的纠纷只能依法通过申诉途径来获得救济，而无法通过行政复议的途径获得救济。至于行政诉讼作为相关纠纷的解决方式只是实践中的一种尝试，至今仍缺乏明确的法律支持。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公民个人权利意识的增强，高校教育纠纷日益增多，并且纠纷类型呈现出新的特点，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现行制度暴露出以下不足：1、制度设计欠完备：关于教育申诉制度，现行法律并未设置非常严格的程序，这不仅使纠纷的解决效率大打折扣，而且使解决纠纷的随意性增大。同时，受教育者申诉管辖规定的缺失，使得学生申诉“无门”：。2、高校处于监督的盲点。这直接导致了高校行为任意性的膨胀，成为目前高校教育纠纷增多的潜在原因。在教育申诉制度中，高校的确是法定的被申请人之一，然而，由于申诉制度不完备，加之受理申诉的行政机关与高校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纠纷的解决缺乏公正性，从而未能对高校形成实质上的监督。在实践中，通过人民法院解决高校教育纠纷同样面临法律依据严重不足问题。目前，虽然通过“授权行政主体”理论部分解决了高校的被诉资格问题，从而使一些高校管理行为进入司法审查范围，但极为有限。因为根据《行政诉讼法》只明确规定了人身权、财产权的司法救济，同时又排除了行政处分的司法审查。可见，修改现有相关法律势在必行。
也许有人会提出，上述问题多存在于制度层面，通过立法的修补和完善足以克服。通过完善现有制度，果真能有效克服相关问题吗？当我们为了追求纠纷公正的解决，走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体制，寻求司法途径解决纠纷时，是否就已经找到了高校教育纠纷的最佳解决途径呢？姑且不论诉讼成本的昂贵，答案也是否定的。基于本文第一部分关于高校法律地位和纠纷性质分析，反观现行高校教育纠纷解决机制，我们会发现现行纠纷解决机制在解决高校教育纠纷中的致命不足：1、解决途径的单一性和封闭性难以确保纠纷解决的公正性。教育申诉将申诉申请人限定为教师和学生，是将学校与学生（教师）之间的关系定位于“单位”与“个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如今高校的法律地位已被重新认识，这种内部关系日益复杂化，高校教育纠纷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仅仅通过行政系统内部机制解决纠纷，实难为处于管理相对方的学生和教师提供公正解决纠纷的保障。2、对高校教育纠纷专业性的忽视。不论是通过教育申诉还是行政诉讼来解决纠纷，都反映出对高校纠纷的行政性的关注，但是，这仅仅看到高校教育领域内的行政权力的运行，而忽视了高校内学术权力的存在，对纠纷专业性认识的欠缺成为现行纠纷解决体制严重的不足，目前高校教育纠纷往往交织着学术问题，由于学术问题的专业性，无论是教育行政主管机关，还是人民法院，都望而止步，作为纠纷当事人一方的高校由此筑就了一道对抗审查的防线，纠纷的解决何来公正和高效。3、高校教育纠纷往往因多种权力与权利相互冲突而生，十分复杂，难以对各个纠纷做准确的归类，因此，需要引入一种具有专业性、中立性和综合性的纠纷解决机制（如教育仲裁），难题便迎刃而解。
三、教育解决机制的创新：教育仲裁机制的引入由于现行申诉、复议制度的缺陷和虚置以及司法救济的滞后与缺失，加上司法审查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又基于教育纠纷的特殊性和仲裁的特性，教育仲裁机制的引入将是有效解决高校教育纠纷的理想途径。同时，在保证当事人合法权益方面多了一条公正有效的救济渠道。
（一）教育仲裁的概况与特点1、教育仲裁的概况仲裁是指双方当事人将纠纷提交中立的第三者进行裁判，以求得公正、合理、便捷解决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和方式。仲裁具有自治性、契约性，基于当事人自治原则，法院对仲裁不进行深层次的干预，仅在仲裁违背国家强制性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才进行干预；仲裁具有一定的司法性，是一种准国家司法活动，但又不是纯粹的“司法性”而是一种准司法性质。然而，随着仲裁机构的独立以及仲裁程序的规范，仲裁与司法在外观上已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已经迅速成为一种公正有效的纠纷解决途径。
然而，教育仲裁不同于纯粹的民间仲裁也区别于一般的行政仲裁，它是一种既具有民间性又兼有一定行政性的特殊仲裁机制。其行政性主要表现在教育仲裁机构由政府授权设立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内，其机构的负责人即仲裁委员会主任由政府任命，不得兼任仲裁员，负责组织仲裁行政方面的工作，同时这也体现了行政的服务性的一面；其民间性主要表现在教育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产生和任命及仲裁规则不同于一般的行政仲裁，仲裁员按学科分类从各高校和科研机构中选聘具有高级职称以上的专家学者，实行固定的任期制，仲裁规则基本上同民间仲裁相近，以此保持仲裁的中立性和独立性。即设置上是行政仲裁，而运行规则上是民间仲裁。
2、教育仲裁的特点首先，教育仲裁的简便、迅捷与低成本。司法审查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的活动，当事人和国家必须为此付出昂贵的制度成本，相对而言，教育（行政）仲裁解决纠纷的制度成本远远低于法院。
其次，教育仲裁的高度专业性和技术性。法官的专业技术体现在“以何种程序操作诉讼”和“以何种规则认定事实并解决纠纷”等方面。但现代社会的精密分工，纠纷的复杂化趋势以及许多纠纷的发生和解决往往涉及到诸多的专业性技术性的问题，面对种类繁多、纷繁复杂的专业技术问题使得法官无所适从而难以胜任。而法官显然不能超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以自己的无知去替代专家学者的专业判断，否则势必造成“外行审内行”的荒唐窘境。因此，这就需要有关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专业技术人员更多、更经常、更深入地参与解决，因为他们日常工作积累的经验知识使其可以驾轻就熟地解决这些纠纷。
最后，教育仲裁的准司法性与公正性。教育仲裁具有一般仲裁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大量汲取司法程序的要素，在审理方式采用两造对抗式，充分保障当事人申辩权和其他正当权利，仲裁员是处于中立的裁判者，不偏不倚地作出裁决。教育仲裁机构是由政府授权设立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一个官方的仲裁机构，但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不具有隶属关系，而是保障与指导的关系。以此来保证其独立性与公正性。
（二）引入教育仲裁机制的构想1、教育仲裁机制的构建原则第一，有针对性地实行教育仲裁—裁终局。以上所述已阐明了教育纠纷中的学术管理纠纷具有高度专业性和技术性的特点，不宜通过司法审查的途径来解决。由于教育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来自各高校和科研机构有专业背景和专长的专家和学者，能胜任对学术纠纷中实质问题进行判断和评定。基于学术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司法应给予必要的尊重，不得对学术纠纷实质问题进行干预。
解决民事纠纷的最佳途径篇5
一、人民调解与治安行政调解衔接的可行性
（一）法律依据
根据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
由此可见，人民调解与治安行政调解的范围有交叉处。某些“治安纠纷”就是由民间纠纷引发、升级而成。治安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两者“联动”的基础是:对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情节轻微无须处罚的治安纠纷和其他通过“110”报警派出所受理的属于人民调解范围内的民间纠纷，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解决处理。
(二)现实成效
我县虽然未全面推行人民调解与治安行政调解联动机制，但是已有部分乡镇开始了大胆尝试，并取得了成效。南圩镇望朝村大韦和小韦亲兄弟俩由于宅基地界线的问题，引发了一场较大的矛盾纠纷。5月某日，大韦未与小韦商量就在自家屋后（也为小韦的房前）修建蓄水池，遭到小韦及家人的阻止。在阻工的时候，双方语言发生了冲突，并打了起来。大韦被打伤送进医院，相继大韦与小韦的儿女也参与了这场争纷。后派出所、司法所及时赶到现场制止了事态事化。在这场纠纷中，大韦被打成轻伤。事后，南圩司法所工作人员到医院看望了伤者，找双方当事人调查了解情况，又来到南圩派出所了解事发当日的有关情况，并协同派出所到当事人家旁边农户调查搜集情况、了解事情的真象和来龙去脉。针对事情的起因、目前的情况，以及怎么调处，镇司法所与派出所进行了共同研究。在做好充分准备后，司法所与派出所一起召集双方当事人、村干部在派出所召开调解会。由于事情的复杂性，调解方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和治安行政调解的优势，采取“面对面”合力调解与“背对背”分开做工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解，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按照法律、法规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指出他们的错误，司法所工作人员从情理上，进行语重心长的劝解，分析利弊，晓以厉害，使双方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都主动向对方赔礼道歉，承认自己的过错。通过一天积极、灵活的调解，当事人心中的怨气和矛盾都一一得到化解，并达成了协议。一家人最终恢复往日的平和。
长期以来，治安纠纷数量多、调处难度大，成为困扰派出所基层民警的一道难题。而人民调解作为解决民间纠纷的一条合法途径，它与治安调解相衔接的思路，既有利于使纠纷得以合法合理地彻底解决，又有利于缓解警力不足的压力，是实现双赢的最佳模式。
二、关于对构建衔接机制具体措施的建议
（一）建立警民联合调解机制
以各乡镇综治维稳中心为平台，设立治安纠纷与民间纠纷联合接待点。主要由司法所与派出所值班民警组成，负责接待、引导、分流、调解纠纷等工作。
（二）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
值班民警在接到涉及民事纠纷的案件时，应先按程序审查然后分类处理：对那些矛盾纠纷不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民间纠纷，应当告知或介绍当事人由其所在地或纠纷发生地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对民事纠纷引起的治安案件中民事损害赔偿事项，应当告知和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对于因民间纠纷引发的符合治安调解范围的案件，应当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予以处罚的，但被侵害人表示愿意放弃追究对方当事人的治安管理处罚责任，且双方表示愿意接受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的，由公安派出所出具委托调解书或口头委托乡镇司法所转交相关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
（三）加强联系互相配合
当事人选择进行人民调解后，公安机关接警人员应与当事人所在乡镇司法所或单位人民调解组织取得联系，将纠纷交由乡镇司法所、相关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对于复杂、疑难矛盾纠纷，可以充分发挥公安派出所、司法所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的权威和我镇、村（居）委会人民调解组织贴近群众、熟悉民情的优势，实行联合调解。
三、面临的困难和解决意见
据了解，在人民调解与治安行政调解衔接机制尝试过程中，存在种种困难，主要表现为：调解员没有法定的调查取证权利，群众不予配合就无法完成调查工作；联合接待点工作人员年龄偏大，法律知识不足以胜任调解工作；群众对联合接待点的认知程度仍较低，信任度不强。对此，提出以下解决意见：
（一）从建立健全规范制度角度规范衔接机制
要建立健全相关的规范制度和组织形式，进一步加强宣传，扩大影响。一方面，要规范衔接机制的组织形式即联合接待室的建立工作，做好建章立制工作，规范各联合接待室的纠纷登记、请示报告、纠纷回访、
档案管理等各项制度，使其做到制度明确、职责清晰，能够准确分析受理纠纷特点和动态，成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还要在群众中间加大宣传力度，采取多种方法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一步提高认知度，扩大新机制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使百姓了解、知晓这一方便快捷解决纠纷的方式和途径，使依法调解的观念和做法深入人心，成为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的平台，真正发挥衔接机制的窗口服务作用。（二）从提升工作人员素质方面规范衔接机制
要把好入口关，制定长期的培训计划，提升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驻所工作人员的素质是决定联动机制成败的重要因素。由于派驻联合接待室的工作人员所承担的工作涉及问题面广、政策性强，要求调解员和民警有较宽的知识面，所以把文化知识高、自身素质强、懂法律、有责任心、热爱工作的复合型人才吸纳到联合室工作中来，是重中之重。在配齐人员后，要制定详细的培训计划和培训内容，切实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使联合接待室的工作人员个个既懂法又擅调，保证调解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解决民事纠纷的最佳途径篇6
医院在无法完全杜绝医疗纠纷的情况下，如何最大限度的减少医疗纠纷成为目前所有医院都面临的社会性难题。为更好的防范医疗纠纷，首先要了解医疗纠纷的概念及其产生的根源、途径，并对他们进行分析，以制定防范医疗纠纷的措施。
医疗纠纷的概念：
医疗纠纷是指因医疗发生的纠纷。狭义的医疗纠纷往往指医疗民事纠纷，即医疗合同纠纷和医疗侵权纠纷。
医疗合同纠纷是指合同当事人对医疗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终止及合同权利义务的争议。医疗侵权纠纷是指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与接受者之间对医疗行为及其后果是否侵权及侵权责任的争议。
医疗纠纷产生根源按照发生概率的大小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医疗服务纠纷：据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调查表明，1999年投诉中，因服务态度差，沟通不够引起的占62.5％；历年累积的8件医疗纠纷诉讼中，有一半以上是因为解释不到位等原因造成的。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维权协会的调查中，有49.5％的医疗纠纷是因为服务态度不好造成的。
医疗服务态度造成了大部分的医疗纠纷，如果能够避免这类纠纷，那么医院就几乎可以避免将近50％的纠纷产生。
2、收费纠纷：因医疗收费不合理或者是解释不清楚所造成的收费纠纷，在现代医院里已经变成一个重要的纠纷诱发因素，并且在整个医疗纠纷的比重里正在渐渐呈上升的趋势。
3、医疗事故、医疗差错纠纷：因管理不严格，导致医务人员思想麻痹，而在工作中产生的医疗事故或医疗差错而引起的纠纷。此类纠纷在整个医疗纠纷中依据中华医学会2003年的统计，占整体医疗纠纷的23.6％。这种医疗纠纷很难为医院在纠纷中争得优势地位。是一类比较棘手的纠纷，但是同时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4、恶意纠纷：此类纠纷纯属家属或者一些毫不相干的人以医疗事故或差错为由，无理取闹，以恶意诈取钱财为目的。此类纠纷处理极难，一方面医院虽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医院没有错误，但是闹事方却根本不会诉诸法律；另一方面，闹事方往往人多势众，政府部门很难插手处理。
5、其他纠纷：新技术、新疗法、新设惫的不当使用导致的医疗纠纷不断出现尚有一些其他原因引起的医疗纠纷，所占比例较小。
产生这些纠纷的主要原因不是我们的医术在退步，而是我们在原地踏步的同时，人们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在逐渐增强。对这些纠纷进行细致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超过70％的医疗纠纷本不该出现。
首先，服务态度方面。服务质量不高，服务态度不好。医务人员在医疗服务中不能尊重并平等对待患者，导致出现纠纷。
现在的医院在面临生存竞争压力的大环境下，都在开始进行服务态度方面的大力改革，但是由于一些其他的原因，服务态度的提高总是难以落实。作为护理工作一直是被认为是医院与病人接触最多的环节，所以，也理所当然的被认为是医疗纠纷最多的环节，但事实恰恰不是这样。
据某市医院统计，2002年共发生医疗纠纷48件，其中因为服务态度引起的纠纷共31件，护理人员服务态度引起的纠纷7件，医生服务态度引起的纠纷竟多达19件，其他原因的纠纷5件。其他医院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作为医院来讲，医生是最早接触病人的环节，对于门诊病人来说，基本不接触护理；住院病人相反，主要的医患接触环节在护理。但是但是门诊所接触的病人绝对超过住院病人不止十倍。同时多年来一直重视护理人员的服务问题，而且作为护理人员绝大多数为女性，相对来说态度一直较好。脸难看、门难进、排队一小时，看病两分钟的事情多数发生的医生身上，所以要解决医疗服务态度方面的问题，不仅仅是长抓护理服务，更应该引起重视的是医生队伍的整体服务形象塑造。
医院的服务形象不是某一部分可以代替的，也不是某一部分人可以完全掩盖的，医院的服务形象需要医院的全体人员从个人做起，齐心协力，共同打造。民营医院在服务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但是，在竞争的过程中，能否从使至终的坚持以及能够做到何种水平，尚有待积极改进。民营医院大多比较脆弱，经不起任何的风吹雨打，因此，在服务态度上绝对不允许出现任何纰漏引发医疗纠纷。
其次，收费纠纷。面对现在竞争激烈的经营环境，各大小医院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施展浑身解数。但是某些医院、某些医生违背了医生的基本职业道德，将赚钱作为医疗工作的第一要义，畸高的收费、名目烦杂的不合理收费大量存在，导致了医疗收费纠纷的大量出现。
现在，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医疗工作和医疗行为更多的受到社会规范的强制性制约。而我们有相当多的人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在生存的压力面前，多数医院不得不通过多收费，高门槛的办法解决医院的收入问题，所以解决此种纠纷任重道远。民营医院从不被社会认同的角落里走出来，能否赢得病患的认可，本身就存在巨大的疑问。因此，在价格上，能否坚持如一的贯彻高质量、合理低价位将是民营医院发展的一道坎。
再次，医疗差错、医疗事故引起的纠纷。由于医疗技术的限制，区域医疗水平的限制，使得某一个地区的医疗水平可能低于其他地区，这样，在其他地区不成为医疗纠纷的医疗事件，很可能导致纠纷的出现。而医生责任心的问题导致医疗差错的出现，是最难处理的医疗纠纷。
解决民事纠纷的最佳途径篇7
初涉民事诉讼法，电影《审牛记》是一部非常适合我们观看学习的电影。它真实反映出我国广大农民群众对法律的了解与认知程度，深刻地体现了在严谨规范的法律制度与淳朴简单的乡土社会中所运行的自然法则之间所产生的冲突。电影以贴近现实的纪实手法，向观众们展现了一个个真切存在的法治问题，引人深思，更应引起我们这些法律的学习者的关注。
每一部普法的影视作品往往会在整段剧情中涉及到多方面的法律问题，《审牛记》也不例外。影片中，牛老栓私自牵走来顺家牛栏里牛的不合法行为，村主任“认识法官法院里就有人了，官司不会输”的狭隘想法以及对其所找来的证人“威逼利诱”的话语和行为，无不体现着农民群众在试图运用法律途径解决纠纷时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同时，影片也完整地呈现了民事诉讼审理中的一审普通程序及二审程序，其中在二审判决发回重审的情况下没有更换法官等问题也体现着司法实践中的一些疏漏与程序不当。然而，令我感触最深的，是案件的当事人双方执意选择诉讼方式解决纠纷而导致最后7000元诉讼费用的承担难问题。这不禁让我思考：诉讼真的是解决牛的归属纠纷的最好途径吗？在牛老栓和来顺妈眼中，打官司似乎是唯一解决这样一场闹剧的办法，但在张法官再三提醒与倡导下的调解，又是否真的是那么不应被考虑呢？
拿牛老栓来说，他在法庭上对“标的物”、“反对有效”这些最最基础的法律用语都不甚理解，其在一审庭上所列举的证据也因达不到确凿无疑的证明程度而被一一否定，也难怪在最后会输了官司。他在庭上愤恨地喊出“不公平”，但从法律角度讲这样的判决实属必然。老张法官的判决根据与理由其实很充分：作为原告的来顺妈主张牛是自己的并有确凿证据证明牛老栓从自家牛栏里牵走了牛，而作为被告的牛老栓对牛归属于自己的主张并没有充分证据，达不到证明标准，其主张举证陷入真伪不明，自然由其承担败诉风险。败诉只能怨牛老栓自己证据准备不充分，对法律知识不够了解。可是，谁又曾给过他机会去学习了解呢？一个在山村居住了一辈子，进趟城都觉得新鲜的老汉，又有什么途径能够对上法庭打官司这一套有所认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打官司来解决一个诉讼标的物仅值800元的纠纷，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同样的，来顺妈也面临着相似的窘境。作为一名女人，她独自拉扯孩子还要做农活，艰辛程度可想而知。那头牛是家里为数不多值钱的东西，也难怪她会那么看重。可她就连打官司都要因为省钱而去选择村主任这样一个“半吊子”，在片中不时闹出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来，直到后来发展到要承担7000元的鉴定费用，这官司打得着实令她心力交瘁。然而，就像村主任说的，官司打到这个份上已不是来顺妈一个人的事，而是全村人的事，涉及全村人的脸面问题。此时法律制度与农村中的人情世故产生了微妙的联系，官司也变得不打不可了，来顺妈被这官司生生地耗住了。倘若一开始选择双方选择向村委会报告，申请调解，大家理智客观地积极解决问题，相信也不会出现最后来顺妈要为这付不起的7000元诉讼费用而喝药自杀的悲剧。
影片还塑造了一个平易近人，热心为当事人设身处地着想的老张法官形象。从很多细节都可以看出，他秉公守法，不把自己当特权阶级，在平日生活中也时刻注意遵循按法定程序办事的准则。比如影片开头张法官对调解书送达的亲力亲为，再比如他对前来谈案子的邻里“下了班我就是个农民，法庭之外不谈公事”的话语。可面对来顺妈与牛老栓的这个案子，张法官分别在来顺妈想前，法院一审开庭审理前，一审案件宣判前，案件发回重审后以及老栓要做亲子鉴定时等多个场合数次提出希望双方调解解决，这不仅与老张平日遵循法律程序办事的本性不同，也不符合民诉法的处分权原则。调解本质上需要的是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而法官运用职权这样频繁干涉双方当事人的主观意愿，从法律角度讲其实是不妥的。但当我们将目光聚焦在这样一块贫瘠的土地上时，我们会发现，老张这样的做法在农村这片讲究乡土人情的环境中是非常符合实际的。正如其在与老栓律师的对话中所说的那样：“在我们这里有些事它不能是非分明，还不如大家都和和气气的解决算了，啥叫中国特色啊，和为贵”。我们每每提到“中国特色”几个字眼，总会会心一笑，心中略过一丝讽刺与无奈感，但这次，我们不得不认可，广大的农民群众在长期的乡土生活中所总结出的一套自然法则，的确是我们的中国特色。
解决民事纠纷的最佳途径篇8
2016年调研报告模板一：
近年来，随着我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自我保健意识不断增强，对医疗服务需求越来越高，再加上社会舆论的过度关注，导致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患纠纷频发，并日渐成为影响我县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一个社会问题。为此，对全县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开展医患纠纷调研。
一、我县医患纠纷现状
xxxx年至今，全县在县卫生主管部门登记备案的医患纠纷11件，其中县级医疗机构5件、镇(乡)卫生院(含门诊部)2件，民营医疗机构2件、村卫生室2件。在11件医患纠纷中有1件进行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占纠纷总数的9.09%，经鉴定无医疗事故;未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协商解决的10件，占纠纷总数的90.9%，医疗机构共赔付资金102万元;存在上访、信访、缠访和医闹现象，造成不良影响和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5件，占纠纷总数的45.5%，取得医疗机构赔付资金65万元，占协商赔付的63.73%。
二、医患纠纷产生原因分析
通过调查发现，引起医患纠纷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医疗机构因素。医疗机构管理有待加强，医务人员技术水平、服务态度需进一步提高和加强。医患沟通不够，医患关系紧张，患者盲目认为交了钱，应达到良好医疗效果。医疗机构对医患纠纷的防范和规范处理重视不够，医患纠纷防治办法、处理程序不完善。医患纠纷早期，医院不能及时发现和有效控制;医疗患纷发生后，均由本身缺少法律、心理、社会学知识的医务工作者处理，效果多不佳;一旦有恶性化倾向时，医方往往束手无策，多请保安人员介入，又加剧了医患双方的对立情绪;当恶性医患纠纷发生后，只有报告当地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参与处理。在整个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医疗机构始终处于被动应付状态。另外，医疗行业和医药行业管理较为混乱，药品三统一之后，县级和民营医疗单位药品价格不合理、收费不确定和医疗分工不合理让医患矛盾进一步激化。患者往往会把矛盾最终发泄到医院和医生身上，医院和医生成了矛盾爆发的焦点。此外，卫生主管部门职责淡化，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诉前解决机制，医患之间一旦发生纠纷，处理不当也极易引起医闹。
(二)患方因素。患者及家属医学常识匮乏，对疾病的转归、并发症、不良反应等现象不理解。例如个别阑尾炎手术并发下腔静脉栓塞，患者及家属认为一定是手术造成的。就医观念落后，对治疗效果期望值过高，受经济利益驱使制造纠纷或丢弃患者。例如某些癌症患者，现代医学还无有效的治疗手段，但患者及家属认为病人到了医院，医院就应该治好，否则就是医疗事故。部分患者认为医闹有利可图。不闹不赔，一闹就赔，大闹大赔，小闹小赔。现实情况中，90%以上的患者及患者家属在出现医疗纠纷之后，不愿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认为走法律途径不但慢，而且最后不一定能得到理赔，而利用医闹来解决问题，不仅快捷，而且有利可图。大多数情况下，尽管医院及医生尽力而为，但有些家属不惜闹大医患纠纷，采取在医院设立灵堂、摆放花圈、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焚烧纸钱、散发传单、停尸闹事等扰乱医疗机构正常诊疗秩序的行为以求得到高额赔偿，使社会矛盾一并转型为医患纠纷，转嫁责任给医疗机构，讹诈钱财。例如个别患者因疾病住院，由于并发症导致残疾，随之出现夫妻感情破裂等。经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鉴定后患方不服,继续到医院、有关部门甚至县领导处投诉和缠访。
(三)社会因素。国家公务人员、社会闲杂人员介入，舆论的不客观导向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少数道德和素质低下的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参与缠讼、滥讼。职业医闹掺和医患纠纷，常以停尸闹事、摆放花圈、燃放鞭炮、散发传单等形式要挟，索取高额赔偿。例如，营盘镇一产妇因产后大出血在县某医院死亡，死者家属从外地请来专业医闹人员，开口要求医院赔付76万元，医院不赔付就摆花圈，将尸体停放医院大门口等，每谈一个价位，就要做出一个要挟行为，谈判难度极大，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由于多种因素制约，如上级检查、重大节日和重要活动期间，在处理医疗纠纷时，政府、部门和医疗机构为顾全大局，只能特事特办、从快处理。但对一些医闹分子没有严厉打击，对一些冲击行政机关、围攻殴打公务人员的违法行为没有依法严惩，从而形成了一种一出纠纷就聚众到医院闹事的恶性循环。
这些医患纠纷带来的后果及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严重影响我县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二是造成负面的社会舆论，影响医疗机构乃至整个医疗卫生行业良好形象。三是威胁到医疗机构公共财产安全和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侵害医患双方及其他患者的合法权益。四是医患纠纷的处理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和时间，影响医疗机构的健康发展和正常医疗秩序。医闹、医赖、缠访等不良情况的出现增加了医疗机构、行政部门依法处理医疗纠纷的难度，增加了医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司法部门的工作量。
三、目前解决医患纠纷的途径
从近两年来医患纠纷实际调处工作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促进医患纠纷不息。
(一)医疗机构与患者家属自行协商解决。
(二)同级医疗行政机关组织解决。在同级医学会组织的鉴定基础上进行，因医疗机构是医疗行政机关的下属单位，医学会也是下属管理机构，医学会鉴定的公正性和公信力受到患者和社会的广泛质疑，这类解决很少有成功的范例，只有在私营医院发生的纠纷容易和解，因为受市场经济影响，私营医院怕影响声誉，在患者身体受到损害的条件下息事宁人，容易自行协商达成协议。
(三)民事诉讼法律途径解决。因审理周期、诉讼成本、地方保护主义等各种原因，加之法院法官大多不具备医学知识，而且定案材料一般都依赖鉴定结论，鉴定程序又繁琐，当事人诉讼后又经鉴定程序的几经折腾，胜诉得到赔偿周期长，大部分当事人不愿走法律途径。
从以上三种解决途径来看，对于同级医疗行政机关组织解决，因涉及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切身利益，部门保护主义明显，患者对于这种医患纠纷解决颇有怨言，很少成功。由于当前的医患纠纷的解决机制滞后，就终极程序来说，人民法院为最终的选择。就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两全来讲，只有当医疗机构与患者家属自行协商解决、自行和解，在法院查清基本事实基础上，在法律责任确定的原则下，双方调解结案，才能使双方都达到满意。
四、防范和处理医患纠纷的建议
医患纠纷的常发性、复杂性与现行单一的调解处置机制不相适应，为了把医患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及时控制大量医患矛盾快速升级，避免大量因医患纠纷可能引发的上访、群访和恶性事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通过调研，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在坚持预防为主、以人为本、尊重事实、依法处置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部门协作、社会参与以及公平公正、及时便民的原则下，提出以下医患纠纷预防和处置建议。
(一)建立防范机制。一是医疗机构要建立健全医务人员违法违规行为责任追究制度、医疗质量监控和评价制度、医患沟通制度、医疗安全责任制度，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将上述制度落实到诊疗工作之中;加强医德医风教育，全面提高医务人员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素质;设立医患纠纷预防与处置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设立患方接待场所，公布投诉电话和医患争议处置程序，接受患方咨询和投诉。按照国务院《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要求设置内部保卫机构，加强内部治安管理和纠纷防范，添置技术监控设备。制定医患纠纷防范预案、处置预案，并报卫生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备案。二是卫生行政部门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其相关规定，加强对医疗机构执业行为的监督和管理，督促医疗机构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切实做到依法执业、规范执业、文明执业，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避免医疗事故发生，保障医疗安全，维护患者合法权益。严厉打击非法行医、超范围行医、异地行医等现象，保障就医环境健康。加强医疗服务宣传，提高群众就医意识。加强纠纷协作机制，与相关部门紧密配合。三是各镇政府、县级各相关部门应加强宣传和正面舆论导向，各司其职，做好医患纠纷防范工作，为依法规范处理医患纠纷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建立应急机制。根据医患纠纷的不同类型和恶化程度进行相应的调解和处置。各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协作配合，开展处置工作。一是医疗机构要健全投诉机制，当事医务人员、科室、医院三级响应，加强与患方沟通，告知依法处理医患纠纷的途径。及时了解纠纷原因和患方诉求，对纠纷发展趋势客观评估，及时协调处理纠纷和报告相关上级部门。发生医患纠纷后，当事医务人员应立即向科室负责人及医疗机构质量管理部门报告，重大纠纷应及时报告医疗机构负责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医患纠纷不得迟报、瞒报或谎报。二是卫生行政部门要调查诊疗情况，调解医患争议，宣传依法处理途径并主导依法处理医患纠纷。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和沟通，增强依法处理力量。对社会影响较大、矛盾突出、严重影响医疗机构正常医疗秩序的重大医患纠纷，县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报案后，应当及时报告县人民政府，并动态报告纠纷及其处理的进展情况，经县政府同意后，报告上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三)建立调处机制。成立柞水县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副科级建制，配备专兼职人民调解员，专职人民调解员要熟悉医疗法律、法规及调解业务，聘请具有较强专业知识和较高调解技能、热心调解事业的离退休医学专家、法官、检察官、警官，以及律师、公证员、法律工作者和人民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第三方在遵循法律规定的原则和程序下，对医患纠纷进行调解和处理，为医患双方公平地提供医学、法律政策等方面援助，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医患纠纷，保护双方相应的合法权益。
(四)建立保险理赔机制。在全县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展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以减轻医患双方因医疗责任而导致的风险，确保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对已经医患双方协商达成协议、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医调委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或生效判决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医患纠纷，医疗机构和保险机构应依法及时支付赔偿费用。
2016年调研报告模板二：
为全面了解我县食品安全工作开展情况，根据县人大常委会2015年工作要点安排，10月19日，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凌钢带领财经工委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调研组，就我县食品安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研。通过走访调查、听取汇报、座谈交流等方式较全面地了解目前我县食品安全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全县食品安全基本情况和工作成效
近年来，县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多层次、多途径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教育，稳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逐步理顺部门监管职责。以创建文明县城为切入点，开展文明餐桌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等系列活动，进一步规范行业秩序，食品安全保障体系日渐完善，日常监管不断加强，保障能力有了较大提高，全县食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
(一)强化组织领导，完善监管机制，食品安全工作体系不断完善。
县政府把食品安全纳入年度工作目标考核，每年都召开全县食品安全工作会议和定期召开专题会、现场会，研究部署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为切实加强对食品安全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综合协调，成立了县食品安全委员会，明确了各成员单位职责，确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统一领导，食安办组织协调的工作体制。县政府相继出台了《五河县食品安全督查督办工作制度》、《五河县食品安全工作考核制度》等规章制度，落实食品安全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切实保障监管体系有序运作;每年都与乡镇和农业、卫生、教育等主要监管部门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建立了食品安全监管四员队伍，初步形成了食品安全监管网络体系。
(二)强化日常监管，开展专项整治，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成效明显。
县政府以农产品质量环节、食品生产环节、食品流通环节、餐饮消费环节、畜禽屠宰环节为重点，采取有力措施，强化食品安全监管力度;针对群众关注、影响面广的食品安全问题和监管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有重点、有步骤地开展集中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我县食品安全总体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三)强化宣传教育，贯彻法律法规，全社会食品安全意识增强。
县政府注重食品安全宣传教育。每年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活动，积极开展各领域、各环节食品从业人员培训班，提升食品生产经营者第一责任人意识，取得了明显效果。通过宣传，提高了公众的食品安全意识、法律意识及食品安全与质量的辨别能力，营造了人人关心食品安全、人人重视食品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食品安全宣传不够广泛全面。
目前宣传形式仍以分发资料、张贴标语、电视广播报道信息为主，宣传内容仍以法律条文、食品安全知识为主，缺少一些生动的、典型的案例，宣传教育针对性、实效性不强;农村地区获得食品安全知识的渠道和方法还比较欠缺，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对食品安全问题比较盲然，食品安全相关知识仍然较为缺乏。
(二)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监管力量薄弱。
我县绝大多数食品生产加工、经营者主体规模小，流动性大，条件简陋，从业人员素质不高，客观上造成食品监管战线长，管理难度大。机构改革后，由于受到编制职数、人员流动等因素的影响，食品安全监管责任部门普遍存在人员少，监管力量薄弱的问题，人少事多这一矛盾在农村基层监管部门尤为突出。这一突出问题直接导致对使用食品非法添加剂、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及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管理等薄弱环节无法实现全程有效监管。
(三)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目前，我县的食品安全仍然面临着检测手段落后，专业人员缺乏，工作经费不足的状况。肉食品市场也还存在安全隐患，目前，我县还没有一家通过专业部门认证的肉食品质量检验检测机构。校园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部分学校食堂基础设施差，与学校集中用餐人数不相适应。有的学校及食堂管理人员食品安全意识不强，食堂管理工作存在薄弱环节。校园周边尤其是农村校园周边商店所售食品还不同程度存在销售三无食品的情况。学校营养餐仍然存在隐患，全县学生营养餐缺乏统一的供餐要求和风险评估，个别学校对营养餐的安全管控还不到位。
三、意见和建议
(一)进一步推进食品安全法治建设。
深入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将食品安全法学习宣传教育列入六五普法规划，加强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宣传和食品生产经营者诚信自律教育力度，建立食品安全宣传教育长效措施。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对涉及食品安全的生产、经营及监管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必须依法严管重罚，且不能以罚代刑、以罚代管，必须按照法律规定予以顶格处理。
(二)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完善。
进一步发挥食品安全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协调领导机构作用，切实抓好涉及食品安全的统筹协调工作;食品安全监管各责任单位既要落实分工负责制，又要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对于法律规定的监督主体不明确的问题，政府应本着有利于监管的原则，明确执法主体，明确工作职责，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生产加工小作坊、食品摊贩等空白区域的监管，消除监管死角和盲区。
(三)进一步落实重点工作和重点环节的有效监管。
县政府要加大财政投入，完善我县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加大食品安全工作基础设施投入，充实食品安全监管执法人员，保障食品安全行政执法经费，建立健全食品质量检验检测机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抓住重点地区、重点环节、重要场所、重要时节，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完善食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完善食品安全应急管理机制，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和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解决民事纠纷的最佳途径篇9
【关键词】物业管理；行政管理；现状；研究
近年来，我国的物业管理行业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物业管理行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生活中的基础行业，在促进我国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无论是新开发的社区，还是老旧社区都在全力推行物业管理。物业管理公司对社区设备设施的专业维护和修理，极大的提高了设备设施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对公共区域的清洁保养，明显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环境；对社区的安保防范，大大提升了社区的安全保障，上述这些都鲜明的体现了物业管理的价值。如今物业管理已深入到居民生活的各个角落，居民的日常生活已经离不开物业管理。在社区推行物业管理是我国城市建设的最大成果，开启了我国现代化城市管理的新篇章。同时，我国物业管理行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政府的有效行政管理和物业管理公司的自我建设，我们要牢牢把握上述两点，在不断加强物业管理行业建设的同时给社区居民的生活带来便利与实惠。
本文结合笔者在物业管理行业的多年工作经验，研究了物业管理行业中的行政管理现状，并对未来的行业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一、我国物业管理行业中行政管理的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很快，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而人们对生活服务行业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要求与我国物业管理行业的发展现状之间的矛盾也越来也大，降低了居民对物业管理行业的满意度，加重了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目前，由于物业管理公司的行政管理落实不到位、物业管理行业的管理水平有限、居民的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使社区居民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现阶段物业管理行业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1.对物业管理行业进行行政管理的政府部门职能模糊，管理理念落伍
在我国，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方式转变较慢，服务型的管理方式还未形成，服务意识淡漠和管理理念落伍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并且存在职能定位不清晰和管理越位等问题，这直接导致了政府行政管理工作效率低、效果差。通过行政管理部门的改革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行政管理的改革发展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的，但是其中仍然存在着行政管理的越位、缺位和错位的问题。职能的越位主要体现在行政管理部门的经济职能上，对物业管理企业自身的经营活动加以干预，这不仅限制了市场作用的发挥，还会浪费政府的财力人力，进而影响了其它职能的履行。职能的缺位是指本应由行政管理部门提供的管理和服务的缺失，这直接导致了行业的无序成长和混乱竞争，严重影响了物业管理行业的正常发展。职能的错位是指行政管理部门职能划分不清，导致相互重叠，主要体现为职能多家分管和职能相互重合，使得物业管理公司无所适从和无法应对，这严重影响了行业的正常发育。
2.法律法规不健全，无法适应我国物业管理行业的发展
物业管理公司与房地产开发公司和其它相关企业有着复杂的业务来往和利益关系。物业管理公司如何承接验收，如何进行日常的经营管理，如何与相关企业业务对接、与业主发生纠纷如何解决等等都需要有详细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但是由于我国立法工作的落后，产生了大量悬而未决的问题，导致了许多问题没有办法去加以解决或者解决方式不当，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因此我国立法机构和物业管理的行政管理部门应该尽快详尽的物业管理办法、准则、程序、内容等，对我国的物业管理行业的健康发展加以引导。纵观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多起物业纠纷事件，都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也正是这些事件加速了一批与物业管理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出台，还有一批相关法规正加紧制定之中。这些物业管理纠纷事件也暴露了相关立法滞后的弊端。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立法工作落后于社会需求成为了一种常见现象，这也是我国依法治国的实践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立法总在问题与矛盾暴露之后，立法工作缺乏主动性，这所造成的影响将使整个国家和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我国的立法机关和人民群众之间缺乏有效沟通，没有从广泛的、宏观的群众讨论发现人们的现实意愿，立法与当前现实缺乏有效联系，造成了立法滞后。
3.物业管理公司与居民纠纷不断，纠纷的解决途径不畅
物业管理行业的行政管理涉及多个行政部门，而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尤其是在居民群众特别关心的物业管理收费方面缺乏详细的规章制度和有效的监管，加剧了社区居民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而且当纠纷出现时，争议双方发现没有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可以在兼顾彼此利益的前提下圆满的解决问题。物业管理行业属于生活服务业，该行业的发展是为了使人民获得更多的生活幸福感，但是公司的逐利性决定了物业管理公司会采取降成本、增收入的措施，这同居民不断增强的维权意识形成了强烈的矛盾。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在整个物业管理公司的工作中，从接管、装修、设备的维护、环境清理、安保等方面，居民与物业管理公司矛盾不断。在我国目前的物业管理水平下，社区居民对物业管理公司的印象是只负责收费，对居民的服务工作不上心。尤其是物业管理行业部分从业人员文化水平不高、形象素质不佳更是增添了纠纷的产生。
二、从行政管理角度出发，探讨物业管理行业发展意见
1.加快立法，完善规章制度，指导行业健康发展
我国正在不断推进各项工作的法制化建设，物业管理行业也应该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去遵循。物业管理行业要想长期健康的发展就离不开完善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引导。但是适应我国物业管理行业发展的法律法规较少，有大量需要法律来规定和限制的内容没有说明，这阻碍了行业的发展。可喜的是，我国正在不断加强相关方面的立法，其中《物业管理条例》就是借鉴了其它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颁布实施的，而且伴随着我国相关立法工作的不断推进，我国在物业管理方面的法制体系将会不断的完善起来。
2.规范居民c物业管理公司的行为，双方依据规章制度履行责任
社区居民和物业管理公司签订物业管理合同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的，居民委托物业管理公司依据合同进行房屋建筑、设备设施、卫生、绿化、安全等管理项目进行修缮或维护等。但在实际生活中，经常出现物业管理公司不按照合同进行设施的管理，卫生环境维护不及时，对于个别居民的私搭乱建、侵占公共空间的行为不及时制止，水电的突然停供导致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物业管理公司要熟练掌握物业管理的具体流程，认真学习物业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认真的履行签订的合同。而社区居民也要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不做对其它居民的生活造成困扰的事情，由于物业管理公司的过错造成的损失要按合同规定索要合理的赔偿。
3.行政部门加强行政监管和企业考评，加强社会监督力度
健全物业管理企业档案制度，逐步完善物业管理企业的资质管理和信用管理，促进我国的物业管理行业规范有序发展。逐渐完善物业管理企业的诚信体系制度，综合各种数据建立企业的诚信档案，对于诚信档案中评价较差的企业要在政策和资质方面加以限制，促使各物业管理企业重视社会诚信，更好的服务于居民。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向社会定期公布各物业管理企业的档案信息和评价结果，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实现行业的健康发展。对物业管理企业进行经营水平和服务水平方面的考评，考评结果及时对外公布。不断完善企业收费项目的透明化，使V大居民清晰明了的知晓收费标准和收费内容。加强舆论监督建设，物业管理企业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对服务质量差和不按规章制度办事的企业进行有效惩罚。
4.物业管理企业按照规定进行项目接收，减少居民和物业管理公司间的纠纷
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物业管理企业项目接收的规则和标准，以及出现特殊情况时的处理办法，为物业管理行业的规范化承接验收提供法律依据。在相应的法律法规中应该明确的规定承接的时间限制、所要承接的设备设施、承接的范围、承接所需的流程等等，为以后的物业管理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涉及物业管理企业与房地产公司和其它相关的业务时，法律法规也需要加以明确规范，使承接验收工作的各项工作的开展都有法可依，按章办事，以减少由于承接验收工作引起的物业管理公司和居民之间的纠纷。物业管理公司要严格按照相应的规章制度办事，保障各项承接验收工作顺利的开展，对进行承接验收工作的一线员工要加强业务培训，使之熟练整个承接验收工作的规范化流程以及特殊情况下的处理办法。
5.畅通纠纷解决途径，物业管理双方按照规定行使权力、履行义务
目前我国的物业纠纷不断，而纠纷的解决途径不畅加剧了彼此之间的矛盾激化。所以我们应该畅通途径，促进矛盾的解决，减少此类事件对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依照法律法规，设立专门的纠纷解决部门，在照顾双方的利益诉求的前提下，秉持公正公开的办事原则，合理合法的化解彼此的矛盾。物业管理公司也应该加强自身员工队伍的建设，提升员工的业务水平和个人素养，对于居民的合理要求尽量满足，对于不合理的要求要进行积极劝导。社区居民也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反应自己的诉求，不要超过法律所允许的范围，积极通过正当的途径与物业管理公司进行沟通，不可采取过激行为，导致矛盾的升级。只有居民和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纠纷顺利化解才能推进我国物业管理行业的发展。
解决民事纠纷的最佳途径篇10
法院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它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是我国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民事案件的主要解纷方式。这一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兴起、质疑和发展三个阶段。
建国初期，以“马锡五式审判”为代表的法院调解制度开始兴起。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法制逐步建立，进入了“诉讼时代”。这一时期的特征就是将民事诉讼机制上升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方法和手段，以人民调解为主要方式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逐步萎缩和边缘化。进入21世纪后，在我国非诉讼机制不断萎缩之时，诉讼爆炸悄然而至，大大小小的案件犹如潮水一样毫无遮拦的涌向法院。有的为价值十几元的一棵小树打官司，而且从一审打到二审还不罢休，更有的因为两元钱“为权利而斗争”。法院作为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由于失去了非诉讼机制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第一道、甚至也是最后一道防线。众多有识之土已经认识到调解价值观的失落和实践中重判轻调的做法给我们的社会秩序和诉讼秩序带来的恶果，呼吁要加大调解力度。
在我国大力推进法治建设的今天，法院调解制度更应该受到进一步地重视。这不仅仅是因为诉讼机制存在着解决纠纷成本高、周期长、僵硬缺乏灵活等缺陷，其根本原因在于，一种诉讼制度的贯彻实施必须有相应的诉讼观念与之配合、协调，否则缺乏观念支撑的法律制度，将是“纸面上的法律”而非“行动中的法律”。而我国传统文化是典型的“和合文化”、情、理、法兼顾的文化，这就为我国的发展调解制度提供了最强大的支持。
二、目前法院调解工作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们的调解工作不同程度地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前些年，由于学术界曾经对调解制度的质疑，一些法官对调解工作的认识也一度出现偏差，在对案件的处理上往往简单地一判了之，不愿意做深入、细致的调解工作，从而导致案件上诉多、上访多、申诉多、息诉少的“三多一少”不良局面。二是一些制度和机制容易引发强制调解，当前的司法政策就是通过一定的组织技术和宣传机制动员法官进行调解活动，如上级对下级、本部门对法官的考核量化指标，评先树优、责任追究等，使得法官“乐于调解、善于调解”、“全院上下群策群力，人人想调解、论调解、做调解”。这种机制在直接提高了调解率的同时，最负面的效应就是容易诱发强制调解。此外，还存在缺乏对法官在调解方面的业务培训，诉讼调解是民事诉讼的一项制度，但同时更是一门高深的艺术，它集法学、心理学等文化底蕴及表达艺术等等于一身，对法官的综合能力有着严格甚至可以说是苛刻的要求。因为每一件诉讼，通常都隐藏着巨大的利益和深刻的矛盾。对于判决而言，主要考验的是法官的法学功底；而对于调解而言，法官在精通法律的前提下，还必须揣摩透当事人的心理，分析当事人的所思所想、所惧所求。从而对症下药，引导当事人走出思想的误区，使原告方放弃不切实际的诉求、使被告方自愿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同时，法官还要铸炼自己的语言表达，要刚柔并济，既要处处考虑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又要不失司法的权威。而所有这些经验都来自于日积月累，来自于长期的庭审经验，来自于对文化的理解和对人性的了解，这是具有相当难度的。对于年轻法官和审判经验较少的法官而言，若想通过调解来解决纠纷，往往显得力不从心了。然而，当前法院的业务培训大多集中在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学习，对于调解所需要的相关学科却很少涉及，这必然会影响诉讼调解制度的发展。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推动法院调解工作
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既为法院加强调解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又对法院调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此，我们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及时更新调解理念，积极推进机制创新，有效提升调解水平，推动法院调解工作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具体而言，需要抓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1、强化调解意识，实现审判实践向司法理念的升华
强化调解是法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法院工作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而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灵魂和核心。法院坚持以人为本，首先要求我们法官坚定司法立场，切实做到司法为民。而调解是深深根植于我国文化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完全从有利于及时实现当事人利益出发，方便、快捷、灵活、成本低，可以为当事人提供一种实现“双赢”的最佳选择，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而且这种结案方式并不以损害司法公正为前提，相反却能使司法公正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从而最有效地维护和兑现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强化调解是法院建设和谐社会的最佳途径。根据调解的包容性、开放性、非对抗性的特点，如果办案法官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充分进行思想疏导和法制教育，融情、理、法于～体，软化诉讼程序的呆板与生硬，那么既能防止工作的简单粗暴，体现司法的人文关怀，又能通过辨法析理，化解当事人的不平衡心态，促成当事人互谅互让，握手言和，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减缓执行压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在潜移默化之中，最大限度地体现法院的功能和价值。
2、创新调解机制，实现单一调解向立体调解的转变
(1)拓宽调解适用领域。当前，民事调解是法院调解的主要组成部分。要扩大覆盖面，把民事调解推而广之，积极探索和推进立案调解、申诉和解、刑事自诉案件和解、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执行案件和解的新方式，使法院调解进一步具有全局性和整体性，努力做到凡依法可采取调解方式的，都尽可能通过调解方式予以解决。
(2)推行全程调解机制。将调解置于诉讼过程每一阶段和环节之首，作为办案人员开展工作的必经程序。如在送达法律文书时进行“送达调”；被告答辩时进行“答辩调”；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庭后进行“即时调”；庭前准备阶段在交换证据时进行“听证调”；庭审阶段进行“庭审调”；发挥双方委托人作用，促使当事人庭外和解，进行“庭外调”；定期宣判送达前，应一方当事人请求进行“庭后调”。通过全程调勰，实现立案阶段分流一批、准备阶段终结一批、庭审阶段化解一批、宣判之后平息一批的效果。
(3)建立调解激励机制。针对不同审判岗位的特点，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调解撤诉率，并将其纳入目标考评体系。将调解能力和案件调撤率作为考核法官工作业绩的一项重要指标，对成绩突出的部门和个人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奖励，同时及时总结推广民事调解工作经验，制定出台指导性文件，规范、指导、推进调解工作，避免走弯路，提高调解效率。要着力培养一批调解能手，使法官学有榜样，赶有目标，以促进调解工作的深入有序开展。
(4)在强化调解工作的同时，准确定位，避免强制调解。
一是是非曲直在诉讼调解中，法官应该树立正
确的诉讼程序观念并进行准确的角色定位，不可越权过限，不可干预私权。调解能否达成，根本上取决于当事人双方的合意。从本质上讲，它是当事人在法院指导下运用处分权自行解决纠纷的活动。如果要使调解真正实现当事人的合意，避免“合意的贫困化”，避免法官强迫或变相强迫，就应当认真对待调解制度存在的基础一一当事人的处分权。二是在诉讼中适时为双方提供协商、对话的机会和场合，起中介、沟通作用；当事人双方的对话一时陷入困境而无法继续时，为当事人提供必要的援助，帮助当事人恢复对话。三是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提出和解方案，供当事人协商讨论。四是在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予以笔录认可。五是健全对法官调解行为的监督机制。
3、增强调解能力，努力实现案结事了。
(1)增强理解和适用法律的能力。在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法官的责任已经不单纯是根据法律来判定是非，还要通过使用法律来及时化解纠纷，办出让社会接受和公众认可的案件。因此，必须加强法律专业知识学习，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善于从法律上准确把握和分析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理清调解思路，提出最佳的调解方案，确保调解工作依法进行。
(2)增强把握社情民意的能力。通过更多地深入群众、深入社会、深入基层，真正做到把握社情、洞察民情，使调解工作更加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增强调解工作的针对性和说服力。
(3)增强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在提高调解技能上下功夫，善于选准调解的切入点、感化点和时间点，丰富调解方法，提高调解艺术，不断提高调解成功率。具体而言，要具有“四个能力”，即贴近群众的亲和能力，能让当事人坐得下：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能让当事人听得进；周到具体的协调能力，能让当事人信得过；随机处理的应急能力，能让当事人稳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