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篇1
国家经济调节过程中，国家经济调节主体运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对社会资源进行再配置或者再分配的活动中，而产生的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之争，都是经济法纠纷。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有限性，国家经济调节主体无论如何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都将打破配置或分配既有的平衡，在使部分人得益的同时，也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利益受损的一方为了能够最大限度规避损失，这就导致了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之争;另外，国家经济调节主体在调节经济活动中，一旦滥用经济调节权，将导致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就将导致经济法纠纷的出现;不同的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会导致经济法纠纷的出现。经济法纠纷一旦出现，如果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将直接影响经济法的遵守和实施，无法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无法合理分配资源，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纠纷的途径和方法一般有四种: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司法解决被认为是最后的也是最有效的解决纠纷的途径，经济法纠纷也有解决的方式。但是，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比如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和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调节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由于仲裁机构为社会组织，不能对国家行政机关行使仲裁权，所以不能用仲裁的方式进行解决此类纠纷。此外，如果不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当事人对仲裁结果不服时，就必须提交法院进行解决。理论上来说经济法具有可诉性，也就是说经济法纠纷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即经济法纠纷，可以诉求法院寻求解决。经济法纠纷不同于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和刑事案件，这些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不适用于经济法纠纷，我国的经济法纠纷大都采用行政解决作为最终的解决途径，没有诉求至法院。通过司法解决机制途径来解决经济法纠纷，才能使得经济法纠纷得到有效解决;通过司法解决纠纷，才可以有效地监督和制约国家行政机关权力的行使，也就是制约国家权力机关的经济调节权，从而避免了经济调节权力的乱用，防止了腐败的滋生。
二、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经济法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有干预、管理和调控的作用，也就是说经济法调整的对象，主要包括国家规范经济组织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规范经济秩序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在宏观微观经济调控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等。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广泛性决定了经济法纠纷的多样性，刑事诉讼可以解决经济法纠纷中涉及刑事犯罪的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可以解决行使经济调节的国家行政机关与被调节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可以运用民事纠纷来解决那些不涉及国家行政机关的经济法纠纷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但是，现有的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三大途径都不能有效解决经济法纠纷，寻求新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即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成为当务之急。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需要在检控机关、受理机关、以及诉讼程序等方面做出特别的规定，可以创设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来寻求能够有效解决经济法纠纷的有效途径。(一)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民事诉讼制度是涉及平等主体之间利益的纠纷，经济法纠纷当发生在平等的主体之间时，可以通过民事司法解决，包括普通民事司法诉讼制度和特别民事诉讼制度。但是，经济法纠纷的主体之间往往地位、能力是不平等的，这就需要对现有的普通民事司法解决制度进行机制改革，可以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措施，或者对当事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提供法律援助、以及简化诉讼程序等措施，纠正当事人双方地位不平等的现状;还可以通过降低诉讼成本、推行集团诉讼制度、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实行电子送达、改进公示制度等措施，纠正司法解决的公正度和效率;加大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保障司法公正开展。解决经济法纠纷的特别民事诉讼制度包括公益民事诉讼制度，还包括团体民事诉讼制度、公益民事诉讼制度等。(二)行政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是涉及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利的组织或者个人，针对的往往是具体的行政行为，包括普通行政诉讼制度和特别行政诉讼制度。国家调节经济的是由国家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机关来行使的经济调节权，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被调节主体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受影响的第三方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的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都可以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普通行政诉讼制度扩大了案件受理的范围，建立了集团行政诉讼制度，在行政诉讼的种类、证据收集与举证责任、撤诉与调节等方面做了修正，来适应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需要。特别行政诉讼制度包括公益行政诉讼制度、行政执法诉讼制度和机关诉讼制度。
三、结语
公司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篇2
环境司法是“调结构、保民生”的重要保障
1.强化环境司法是强化国家环境保护意志的重要内容。法律是各种利益关系的平衡器和调节器，法治的意义在于能够有效调整社会关系。司法是国家权力的代表和象征，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和极强的约束力。司法的作用在于发挥司法机关审判、裁定、处罚、强制执行、纠纷调解以及司法解释和司法建议等有效手段解决矛盾与冲突。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社会利益格局纷繁复杂，环境问题已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诱因和矛盾冲突的焦点，直接威胁社会和谐稳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此同时，环境保护已成为国家重要的政治意愿，担负着优化经济增长和保障民生双重重大责任和使命，要切实履行好这双重责任和使命，国家必须以权威和力量作为保障，环境司法就是这样一项重要的国家力量。强化环境司法的重要意义在于营造权利受尊重、安全有保障、行为有约束、纠纷可诉求、利益可维护的法治环境，其目的在于利用国家赋予司法机关强有力的权力和权威，对环境违法者给予审判和处罚，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裁定和调解，对污染受害者给予救济和赔偿，使环境公平与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
2.环境司法是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维护法律尊严的重要手段。从环境治理的基本结构着眼，立法规范、行政管理与司法保障是法治社会条件下环境保护工作得以顺利展开并发挥应有作用的基本要求。环境立法的本质是对环境、社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利益分配，这种利益分配一方面通过环境管理进行推行，另一方面，要通过环境司法进行最终保障。
司法实际上是法的适用，是国家司法机关依据法定的职责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各种案件的专门活动，因此，环境司法是在环境行政执法监督之外，维护法律尊严，将环境立法落到实处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一个比行政执法更具强制性和权威性的手段。环境司法保障，由于它所独具的公开、公正的特点，成为公民判断一个社会法治基本状况的主要指标。在打击严重环境违法行为，强制执行取缔、关闭重污染企业等行动中，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将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3.环境司法是及时解决环境纠纷，化解决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作为法律的维护者和执行者，司法机关对保障和促进人的发展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环境司法通过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创新完善为因环境污染造成的各类民事、行政纠纷，特别是涉众、涉稳的群体性民事、行政环境纠纷提供一个公正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及时、彻底地解决涉及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各类行政争议，调和经济社会建设中的各种利益冲突，有力保障社会和谐与稳定。
我国环境司法建设薄弱，对环境保护的保障支持力度严重不足
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法治的两个基本要素，后世广为流传，一个是要有良法，另一个是良法获得严格执行。前者有关立法，后者有关行政执法与司法。从立法、行政与司法这三者的关系考量，环境立法的过程是环境、社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利益分配过程，它最终要确认行为规范；环境行政的目标在于直接执行国家意志，依照法律、政策来实行行政目标，它的实质在于环境管理，它秉持鲜明的国家立场；而环境司法则是站在社会的立场，以法律的标准来评判和裁决各种冲突，因而中立、公平、公正是环境司法的本性。三者相辅相成，配置得当，环境保护对“调结构、保民生”的综合作用才能得到有效保障。
然而，目前我国环境法治却存在一种倾向，即：重立法、轻司法；重行政、轻诉讼；重制裁、轻保障。相比于立法与行政，环境司法建设非常薄弱，环境法治建设中，立法、行政与司法的关系处于失衡状态。这就造成已经取得的环境立法成果难以在环境保护实践中发挥切实作用，环境纠纷时有发生，公民维护环境权益障碍重重，一些人民群众关心的环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激化了社会矛盾，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1.重立法轻司法，环境立法成果失之东隅
有法可依是环境法治建设的基础。我国当代环境立法至少可以回溯到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三十年间，环境立法蓬勃发展，年年有法律通过，甚至一年有几部法律通过。环境立法成果成为一段时期以来我国衡量环境法治建设水平的一个主要标准。
在大规模立法的同时，环境法治建设忽略了环境司法过程与方法的建设，对司法者力不从心的状态缺乏关注。比如，有些判决书成为无法兑现的白条；有些诉讼过程成本巨大，当事人难以承受；有些当事人过于强大，司法者无法做到秉公裁判；有些法律条文与现实相去甚远，难以适用。诸如此类的主客观因素，较大削弱了环境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能力，同时也降低了社会公众心目中对环境法律的期望，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环境法欠缺实施力度是当前环境法治建设中的一个痼疾。法多而治少，其结果就是环境保护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大打折扣，环境违法得到不必要的惩治，环境正义得不到根本的维护，环境权利难以得到合理地伸张，环境法律对我国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保障和调整能力颇为孱弱，对保障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这是环境法治进程的一个隐忧。环境法律规范要以有限的数量去完成无限的规范性事业，它不能单纯被看作一个静止存在的立法成果，必须对公民个人的环境权益、企业的违法排污等行为发生实实在在的影响。正是因为环境司法建设的薄弱，我国的环境立法、环境管理与行政执法虽然成效显著，但环境法治的现状依然严峻。
环境立法如果与司法实践缺乏足够的沟通，就很可能沦为纸上谈兵，甚至成为一种精致的屠龙术。已经取得的环境立法成果反而会成为环境法不管用的一个有力证明。这样的困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来。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曾经坦承：“环保部门立法虽多，但是管用的不多。”
环境保护工作在全面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主干线和大舞台中，对经济发展具有“优化”、“助推”、“扩容”和“增值”的综合和特殊作用，这是历史赋予环境保护的重要使命和职责。所谓失之东隅得之桑榆，抓住历史契机，乘势而上，是当前环保工作的必然选择。加强环境司法，是巩固环境立法成果并将其落到实处的迫切需要。
2.重行政轻诉讼，环境纠纷以瑕掩瑜
在环境纠纷的解决上，环境法治的现状是重行政途径，轻司法诉讼途径。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经济增长趋势相一致的另一个显著增长就是环境纠纷的增长。1996年以来，环境纠纷每年以超过20%的幅度增长。据调查，真正通过诉讼渠道解决的环境纠纷不足1%。87%的群众遇到环境纠纷，宁愿选择举报投诉等行政途径寻求解决，而不选择司法途径。主要依靠行政途径解决环境纠纷的现状不符合法治社会的要求，也不符合“三个转变”所要求的“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社会纠纷最具权威性的解决办法。相比于行政途径而言，司法途径所具有的公开性、程序性以及权威性显然更为有效。但是就环境纠纷的解决而言，诉讼对于环境纠纷的排解能力和效果颇为低下，环境官司难打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在环境纠纷的处理中，对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后果往往在因果关系、损害赔偿标准等关键问题上争议不断、疑难重重。许多环境污染案件因此历时经年，对当事人来说消耗巨大，诉讼成本高昂。这成为一些环境污染受害人转而寻求其他解决途径甚至发展成群体性环境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法学专家指出，评价某一法治社会法治水平或社会秩序的状况，基本依据不在于社会冲突发生的频度和烈度，而在于诉讼对于现实社会冲突的排解能力和效果。就我国环境纠纷的解决途径而言，一方面是对司法诉讼途径的避而不用，另一方面却是、投诉等行政途径的滥觞。从环境保护部收到的数量看，到2005年，全国的环境来信数量已经超过60万封，为“八五”期间的两倍多和1995年的10倍以上，环境上访数量也从1995年的5万余批次增加到2001以后的每年8-9万批次。
在举报投诉的过程中，环境纠纷转化为群体性环境事件的概率大大增加。因环境纠纷不能妥善处理，由此引发的群体性环境事件屡有爆发。据统计，自1996年（数据至2006），全国因环境问题引发的上升11.6倍，年均递增28.8%。环境纠纷不能得到公平公正处理，环境的爆发严重影响了环境保护工作的整体成效，成为以瑕掩瑜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如环保部部长周生贤所言，污染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导火索。加强环境司法就是要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救助污染受害者，从而体现环境的公平与正义，为保障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奠定基础。
3.重制裁轻保障，环境权益障碍重重
重制裁，轻保障是我国环境法治的另一大特点。制裁与保障是法律应当具备的两大重要功能，环境法律规范也不例外。环境法律的制裁功能针对的是环境违法行为，对环境违法行为给予强制性惩罚。环境法律的保障功能关注守法者环境权益的维护，通过法律权利义务的配置，保障公民基本环境权益的实现。两大功能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我国环境立法从防治工业“三废”污染开始，对环境违法行为特别是企业排污过程中的环境违法行为关注有加。多年来，环境立法进程中针对企业排污行为的监管、违法成本的不断提高等具体措施不断出台，环境法对于环境违法行为的制裁功能虽然尚不完备，但其进展有目共睹。相比较而言，对公民环境权益的法律保障却始终徘徊不前。
一旦爆发环境事件或者环境纠纷，企业的违法行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裁，但是作为弱者的公民个人受到损害的切身利益却很难得到有效保障。从松花江污染到血铅事件，老百姓在环境权益受到严重损害时，最为基本的生命、健康和财产权利也同时失去了保障。
就环境权益的法律保障而言，一方面是环境权益对公民个人的生存发展、乃至对整个社会的发展、稳定愈加重要；另一方面，环境权益与其他的基本权利比如财产、健康、生命甚至人格权利交织在一起，为环境权益的专门立法保障带来了极大困难。日前通过的《侵权责任法》虽然专辟“环境污染责任”一章，但寥寥数个条款，基本上是对零散分布在现行法律法规中的法律条款的确认和整合，公民环境权益保障中面临的主要障碍在侵权责任法中并未得到显著改善。
公司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篇3
关键词：和谐社会；社会矛盾；化解机制；预防机制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4—0001—06
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和谐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而是尽可能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是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过程，也是预防社会矛盾纠纷、防止社会矛盾纠纷发生和激化的过程。构建社会矛盾预防机制，对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构建我国社会矛盾预防机制的重要意义
（一）构建预防机制是弥补化解机制不足的客观需要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存在各种社会矛盾，除极个别社会矛盾外，绝大多数社会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化解社会矛盾？学术界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纵观学术界关于化解社会矛盾的主要观点，其中多数学者认为，应当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诉讼和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目前，我国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和解。它是指社会矛盾纠纷当事人通过平等协商对话、查事实、找根据，最终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方法和途径。社会矛盾通过协商和解的，通常双方当事人都会对结果比较满意，这也有利于社会矛盾得到及时解决。第二，调解。它是指与社会矛盾纠纷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即调解人，依据矛盾纠纷事实和社会规范，在纠纷主体之间进行信息沟通，摆事实、讲道理，促成矛盾纠纷当事人相互谅解、相互妥协，最终解决矛盾纠纷的一种方法和途径。调解是以“调”的方式达到“解”的目的，它作为我国传统社会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方式，可以分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种基本形式。通过调解，不但可以解决各种矛盾纠纷，而且可以使当事人在问题解决之后仍和谐相处，因此，它是一种平等、自愿、便利、经济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途径。第三，仲裁。它是指当事人根据他们之间在争议发生前或争议发生后订立的仲裁协议，自愿将其争议提交由中立第三方组成的仲裁庭进行居中评断并裁决的一种解决争议的方法和途径，它是当今世界普遍采用的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途径。仲裁具有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费用较低、结案快速等特点，凡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都可以通过仲裁解决。第四，诉讼。它是指人民法院在案件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通过审理、裁判、执行等方式，解决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所进行的一种专门活动。诉讼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具权威性的一种方法和途径，但不是唯一的方法和途径。此外，、申诉、控告、行政复议、行政裁决等，也是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方法和途径。近年来，我国一直在探索建立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特别是非诉讼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所谓非诉讼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简称aDR，在我国也被译为“替代性争端（或纠纷）解决机制”，它源于美国，原来是指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程序或机制的总称。2009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是目前我国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主要法律依据。
现阶段我国确实必须建立健全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但是，化解社会矛盾是事后解决问题，预防社会矛盾是事前解决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是在社会矛盾产生以后，通过一定机制加以解决的过程；而预防社会矛盾是在社会矛盾产生和激化以前，通过一定机制防止社会矛盾产生和激化的过程。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从某种角度讲是“亡羊补牢”，况且，社会矛盾一旦发生，无论是通过何种方法和途径解决，都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等社会资源，只有防止社会矛盾的发生和激化，才能尽量减少人力、物力、财力等社会资源的耗费。因此，只有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是不够的，还应当构建社会矛盾预防机制。
（二）构建预防机制是解决我国社会矛盾的客观需要
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存在的社会矛盾，是构建社会矛盾预防机制、防止社会矛盾发生和激化的重要前提。关于现阶段我国存在的社会矛盾，有学者认为，“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主要有贫富矛盾、官民矛盾、政社矛盾和文化矛盾”①。这些社会矛盾具体来说主要包括腐败、劳动争议、土地承包、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城市建设、市场管理、医患纠纷、企业改制、违法集资、食品安全、农民工讨薪、安全事故以及养老、看病、上学问题等引发的利益关系冲突、贫富差距拉大等。
公司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篇4
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就是，公力救济取代了私力救济成为了人们权利救济的主要手段。在城市社区更是如此，人们已经习惯于寻求公力救济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权利。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在社区纠纷矛盾方面，很多人却失望地发现寻求公权力并不能保障自己的权利。这一现象可称之为城市社区公力救济手段的匮乏。让我们先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上海市北京路某弄的张某（女性，50多岁）与邻居倪某（男性，40多岁）因使用公用部位在厨房发生激烈争吵，倪某出拳击打张某，张某遂即拔打“110”报警，警察到场时打架已结束，看到现场仅有他们二人，张某确实受伤，但倪某不承认是自己的打的，纠纷发生过程中也没有其他人目击。警察给张某开出验伤单，张某去验伤其结果构不成轻伤，但医治费花去600多元。张某要求对方赔付，对方拒不承担责任；找派出所，警察认为没有证据能认定是倪某所打，无法处理，让其找街道调解；调解要双方自愿，倪某拒绝参加，遂调解不成；到法院咨询，法官认为现有证据难以认定对方责任，打官司也没用。张某不仅白白挨打，而且医药费也得不到赔偿，非常地不满和愤恨。
类似这样的案件并不是特例，社区内常有发生，受害人寻求公力救济的结果，通常是找了所有能找的部门，最终问题也不能解决，最后要么选择忍气吞声，要么选择以暴制暴，发生更激烈的冲突。当事人最后把怨恨都迁怒到政府头上，经常说“只有打死打伤了人，你们才管呀！”事情也确实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据有关部门统计，民转刑案件占了刑事案件的一大部分。城市社区公力救济真的匮乏吗？
让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目前城市公力救济的情况，对现代城市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做一个实证的逻辑分析，或许能回答这个问题。按一般法理，公力救济可分为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司法救济即是通过诉讼由法院审判来获得救济。行政救济对于民间纠纷而言主要是公安机关处理和司法行政机关调解。按照本案中当事人张某寻求救济的顺序，我们逐个来进行分析现有的公力救济手段：
第一个是公安机关，确切地说是派出所的救济。当事人碰到冲突性纠纷第一选择是拔打“110”报警，警察是最先接触纠纷的，如同本案。警察处理这种民间纠纷的操作路径一般是这样的：如果对方承认自己打人或有其他损害行为，则可以进行调解，赔偿受害人；但大多数情况对方不承认打人或进行过其他损害，如同本案，这时如果受害人要求作笔录，警察则对双方作笔录（一方指认对方打人，对方认为自己没有打人的陈述分别予以记录，注意这样的笔录在证据上基本没有价值）；如果当事人有外伤，由派出所开出验伤单，受害人可以去验伤，去医院治疗，费用都由受害自己承担。按职责规定，至此警察的职能全部履行完毕。很明显，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救济——惩处加害人、赔付损失。很多受害人要求派出所做出纠纷责任认定（像交警对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一样）也是不会实现的，因为法律没有规定派出所有这样的职责。当然如果构成轻伤及以上伤害就成为刑事案件，受害人获得公力救济属于例外的情形。
第二个是基层司法科（所）的救济。得不到赔付的受害人继续找派出所，派出所通常建议其到街道请求调解。虽然司法行政机关的调解事实上是行政调解，但适用是却是人民调解的规则，其性质处于模糊状态。而人民调解的原则之一就是调解要双方当事人自愿，受害人提出调解申请，司法助理员会去寻找受害人指认的加害人，此时加害人也不会承认自己打人或有其他损害行为，会拒绝参加调解。按规定，此时调解工作结束，一般会建议当事人寻求诉讼途径解决。受害人在司法行政机关这里也没得到救济。
第三个是法院的司法救济。对于这种邻里侵权纠纷，法院经常托辞不肯受理。在当事人递交书坚持要的情况下，法院受理后，处理结果通常有以下几种：（1）被告拒绝签收开庭通知书，甚至以某种方式威胁法院。对此情况，法官会想尽一切办法动员当事人撤诉，在法官的压力下，当事人往往选择撤诉。（2）被告出庭，但不承认自己有侵权行为，由于原告不能提供目击证人，法院可能会去调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和所做笔录，但派出所笔录是各说各的，什么都证明不了。保守的法官一般会判原告败诉。（3）法庭依证据优势规则，判定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一般就是赔付医药费，但精神损失赔偿是得不到支持的。对于侵害事实持续存在的，如被告占用公用部位的案件，法庭比较容易判定要被告排除妨碍。但事情至此并没有结束，被告基本上不会自觉履行法院判决，原告申请强制执行，但或者由于没有可执行标的或者原告提供不出被告的可执行财产，基本上都执行不下去，最终会不了了之。我们可以看到，当事人所寻求的最后的公力救济途径——司法救济，其三种可能的结果，受害人同样都得不到赔付，更不要说惩罚加害人了。司法救济在处理民间纠纷上是无效的。
一般说来，公力救济途径至此已经结束。但在城市还有一个中国特色的制度，受害人在寻求完所有公力救济途径或者某一个救济手段后得不到救济时还可以，特别是上访。但受害人通常也得不到实际的救济，除非是那种时间、精力、钱财都非常充裕而且韧性很强的当事人才有可能获得的。寻求公力救济的过程中，当事人需要花费精力和钱财就不必说了，单是走完这些程序也需要一两年、甚至三四年的时间，有多少当事人能耗得起，大部分都忍气吞声不了了之。
公司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篇5
[关键词]知识产权;纠纷;民事调解
一、知识产权概述
（一）知识产权的概念
目前我国法学界对知识产权的概念表述不一。刘春田教授认为：“知识产权是基于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产生的权利的统称。”譹訛郑成思教授认为：“知识产权指的是人们可以就其智力创造的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
（二）知识产权的特征
1.专有性专有性又被称为“独占性”。知识产权和《物权法》中物的所有权一样，具有绝对性、排他性的特点。权利人独占知识财产并且具有垄断性，非经法律规定或者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使用，同时，一件知识产品只允许一个知识产权存在，但是，知识产权的所有人对知识产品的专有、垄断是有权利边界的，受到一定的时间、空间限制。2.地域性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指的是，依据一国的法律制度产生，并在该国的领域内受到保护。知识产权与有形的财产所有权一样受到地域性的限制，但是知识产权还具有无形性的特点。如果权利人在我国享有的权利内容，要在他国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需要依照他国的相关法律进行登记注册或者获得批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相继签订一系列的国际条约加强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国际公约中对国民待遇原则的规定，一定程度上是对知识产权地域性特点的补充。3.时间性时间性又称“有期性”，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知识产品具有时间性的特点。有形财产的所有权没有时间限制，只要客体存在，权利即受到法律保护。譻訛知识产权只有在法律授权的时间内受保护，超出法律授权的期限，则知识产品进入公共领域，为社会公众使用。知识产权的时间性特征，有利于保护权利人的经济利益，鼓励发明创造；有利于社会进步，促进技术革新，提高社会生产力。
二、知识产权纠纷的特征与救济途径
（一）知识产权纠纷的特征
知识产权侵权是指侵权人违反法律的规定，擅自行使或利用知识产品所有人专有权利。譼訛知识产权侵权与一般的侵权行为相比具有相似的法律后果，但是知识产权侵权有其独特的特征：1.知识产权侵权不直接作用在有形物上常见的物权侵权表现形式是，非法侵占他人物权的行为，毁损他人所有物的行为，妨碍他人对所有物的占有、使用、收益等，直接作用在有形物的本身。但是，由于知识产权的标的物具有无形性的特点，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更多表现为假冒、抄袭盗版、伪造等，这些行为看似没有侵犯知识产品的物质载体本身，但是侵犯了知识产权所有人的思想，也就是说对知识产品所有人的“专用”权的侵犯，使知识产权的垄断性、排他性受到侵害。2.知识产权纠纷的专业性、技术性较强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侵权纠纷，知识产权侵权更多地涉及法律、技术等领域，例如专利侵权不能仅依靠法律来判定是否侵权，我们往往通过专利复审委员会的裁决进行判断。在网络空间的版权侵权，往往给侵权行为的判定带来困难，并且通常诉讼的时间较长。权利人维权的目的是为了把握商业机会，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但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不利于纠纷及时有效地解决。与一般的财产侵权相比，知识产品的侵权行为具有欺骗性和隐蔽性的特点，难以被人发觉。例如互联网快速发展，知识产权的产品表现为数字信号，这就在诉讼过程中增加了权利人的举证难度，侵权行为难以认定、侵权责任难以明确，有时可能出现虚假诉讼的情况，增加案件的复杂度，诉讼结案并不利于权利人合法权益的保护。3.知识产权纠纷多涉及经济因素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当事人双方，对于法院停止侵权的司法判决并不看重，当事人注重的是知识产品背后可观的、巨大的经济利益。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希望通过法律途径合法地对市场垄断获取经济利益。然而，侵权人在市场经济中为了获取利益，不惜违反法律规定侵犯权利人的知识产品。我们可以看出，纠纷当事人双方都有共同的目的，获得市场占有份额，取得较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当出现纠纷时，是否可以尝试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以更低的成本较好的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的侵权纠纷。
（二）知识产权纠纷的救济途径
1.公立救济公立救济又称为司法救济，通过人民法院居中裁判、定纷止争解决当事人之间知识产权纠纷，从而获得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判。包括行政保护、刑事保护、民事保护，这是三种基本类型。行政保护，指权利人在发生侵权纠纷时，请求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给予的一种救济途径；刑事保护，惩处知识产权犯罪行为，保护权利人的合法利益；民事保护，法院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行使审判权，解决权利义务纠纷。2.私力救济与公立救济不同，知识产权纠纷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解决。和解是指，纠纷当事人就民事侵权纠纷自行协商并达成协议，消除争议，没有第三方介入，当事人自行和解，又称为自力救济。但是，纠纷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和解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往往当事人反悔可能性大，不利于纠纷及时有效的解决。3.社会救济调解和仲裁是解决侵权纠纷的另外一种方式，也成为“非诉程序”。调解委员会或仲裁机构作为第三方介入，对当事人纠纷进行调停、说和、裁决，故称之为社会救济。调解协议、仲裁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仲裁裁决还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三、知识产权纠纷民事调解制度存在的不足
民事调解是纠纷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内容，在第三方主持下，自行协商，最终解决纠纷的制度。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有关知识产权纠纷的调解效果并不理想，与“先调后判，案结事了”的要求还存在差距。例如，能调不调，不能调乱调，调解并非当事人自愿，调解过程中贿赂法官，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了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制度存在的不足。首先，立法不完善。调解制度，是我国解决民事纠纷的独特制度，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清楚地规定民事调解的程序。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由于对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专业性了解不够，不能很好地进行调解。其次，达成调解协议随意反悔。《民事诉讼法》规定达成调解协议在协议签收之前，当事人可以拒绝签收，如果拒绝签收意味着调解的失败，人民法院应及时判决。这样会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当事人滥用反悔权，违反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是否可以考虑对当事人随意反悔进行限制，只要双方达成一致，调节过程合法，调解协议内容不违背当事人意愿，就可以使调解协议生效，防止当事人恶意虚假调解、拖延纠纷解决。
四、完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制度的必要性及建议
（一）完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制度的必要性
1.利于矛盾解决当纠纷出现，纠纷双方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但是，知识产权纠纷具有经济效益的特点让调解组织介入，可以更好兼顾双方的利益，调解协议本身就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如果纠纷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则充分表示出纠纷双方的真实意愿，从而使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得到妥善解决，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2.实现知识产权纠纷解决制度的创新调解制度具有低成本、方式灵活、能够充分体现纠纷双方的意愿的优势。诉讼虽具有法律效力，但是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证据不足会导致败诉的风险，很有可能激化矛盾。新时期，我国建设法治型服务政府，纠纷矛盾的解决最大限度地增加了和谐因素，调解制度的完善，有利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创新。3.减少司法腐败温床人民调解是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形成的，可以弱化法院在纠纷解决中的“强权力”，在执行调解协议时当事人会自愿履行义务。调解结案，可以减少“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减少司法不公、防止司法腐败，有利于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及时有效解决，维护当事人经济利益。
（二）完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制度的建议
公司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篇6
【关键词】消费纠纷；纠纷解决机制；行政裁决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3-085-02
消费纠纷是发生在消费领域内，产生于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于所购买、使用的商品或所提供的服务而出现的权利义务纠纷。或者说是“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发生的与消费权益有关的争议”。从消费关系的内在机制上看，它发生于消费者与经营者这一对矛盾体之间。比起实体法制制度，消费者保护领域中救济程序显得更为重要，建立完善的消费纠纷解决体系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关键所在。
一、消费纠纷的特点
消费纠纷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过程中与经营者发生的消费权益争议。与一般的民事纠纷相比，消费纠纷具有不同的特点：
（一）主体地位不平等
在性质上，消费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双方当事人在纠纷中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然而，作为消费者的个人与经营者相比，无论在交易过程中还是在对纠纷处理过程中，都不可能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消费者是分散的个体，与具有强大经济力量的生产经营者来说处于弱势地位。要公平解决消费纠纷，使双方地位真正平等，这就要求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要倾向于照顾弱者的利益，减轻消费者与生产经营者之间的不平等的现实状况。
（二）消费纠纷的诉讼标的额相对较小
纠纷的标的额相对较小是由于消费纠纷大多发生在消费者为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过程中。消费纠纷相对于经济活动中的其他交易，规模一般较小，这就决定了消费者在消费交易中所受到的侵害，如果单纯以金钱衡量，往往不是一个较大的数额。如果因此发生纠纷并通过普通诉讼程序加以解决，诉讼时间冗长、诉讼成本过高，会使消费者得不偿失。
（三）纠纷涉及多领域
以往的消费纠纷主要倾向于产品问题的，随着经济发展，消费方式的转变和消费结构的调整，服务消费市场不断扩大，消费者对服务领域的需求日益提升，服务消费正逐渐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消费纠纷可能发生在购物、医疗、旅游、教育、银行、通讯、保险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消费纠纷越来越具有涉及的领域广、种类多、频发性等特征。消费纠纷涉及多个部门，需要各主管部门分工协作，共同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四）群体性投诉增多，纠纷规模以及造成的社会影响扩大
由于消费能力的提高，同一产品、服务可能涉及国内外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因此也使得群体性投诉增加。特别是在食品、家电、公共服务等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消费纠纷日益向着广泛性、群体性的方向发展。如三聚氰胺事件、劣质奶粉事件等等，涉及全国众多消费者，造成的社会影响也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消费纠纷。
二、我国消费纠纷解决制度存在的困境
尽管现行的消费救济手段已呈现出多元化方式，消费者可以根据所遇纠纷的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的解决机制。但总体来讲救济途径的实际运行渠道仍不够通畅，消费者维权路径繁琐，成本高，程序实际效果偏弱，具体表现为：
（一）协商难以成为消费纠纷解决的主渠道
消费纠纷本身的对抗性决定了协商解决消费争议的低效率。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并不完善的阶段，信用缺失问题突出，经营者拒绝和消费者达成和解协议，那么这种解决方式在程序上的发挥空间有限，和解与否主动权主要在经营者手中，经营者会视利益大小而动，消费者没有应对的助力。因此和解往往难以成功，不可能成为消费争议解决的主渠道。在解决方式上也无法进行制度化推广，协商达成的协议没有法律强制性的保障，经营者很难妥协，就算达成和解协议也难以得到实际践行。
（二）就消费者协会的调解而言
由于消费者协会在社会上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和威信，经营者一般会认真对待消费者协会的调解。尽管许多消费者更愿意寻求消费者协会帮助，调解需遵循自愿的原则，而消费争议双方往往处于严重对立的状态中，难以达成调解的协议，只要一方不同意进行调解，那么所有的调解努力都将付之东流。但消费者协会不具备强制经营者进入交涉活动的力量，消费者协会主持达成的协议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一旦经营者或消费者翻悔，调解便会失去意义，所以消费者协会的调解没有形成法律认可的实效。
（三）就仲裁而言，消费纠纷作为一种特殊的争议，它并不适合通过仲裁解决
首先，消费合同往往属于即时结清合同，没有仲裁协议，因此不可能进行仲裁；其次，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复杂，而消费争议往往需要及时解决；再次，仲裁收费不菲，而消费争议标的一般较小，这样一方面消费者不愿意将争议提交仲裁，另一方面有些仲裁机构不愿受理。实际上，仲裁作为一种消费纠纷的解决方式，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极少有消费者和经营者将消费争议提交到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四）消费纠纷是一种社会纠纷
民事诉讼作为解决纠纷的最后途径，毋庸置疑也成为了消费者的最终选择。但诉讼机制具有严格的程序要求，它的低效率和高成本的特点，对解决数额小、案情简单，但专门性强、种类繁多的消费纠纷来说，是不相适应和不能匹配的，这就很难给消费者带来经济效益。在普通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具有平等的诉讼地位和平等的诉讼权利，而消费纠纷中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力量是不均衡、不对称的，消费者往往处于弱势的地位。因此经营者、生产者利用自己在经济上的实力和获取信息上的优势，使得消费者没有时间和金钱
总之，我国虽然已经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消费解决机制，但并没有建立起高效率、低成本、快捷、便利的消费纠纷解决途径。我们应该在完善当前的消费争议的解决机制的基础之上，要突出行政申诉途径的重要地位，发挥行政裁决的优势，将其作为消费争议解决的主要机制，以保障消费纠纷的高效解决。
三、行政裁决制度解决消费纠纷
（一）行政裁决解决消费纠纷的可行性和可能性
行政裁决是行政主体依照法律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相关的特定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做出裁断的行政行为。
1行政裁决具有充分的能力来解决消费的纠纷。行政裁决具有行政性及政策相关性的特点，同时行政裁决具有程序的灵活性、成本的低廉性、专业性等优势。从消费者维权的角度来看，与申诉的机制解决消费纠纷相比较，协商、调解等解决途径虽然一样具有高效、快捷、经济的优势，但行政裁决相比其他途径更加正规和权威，行政程序相关的规定保证了行政申诉处理的权威性和可信性，对于消费者而已具有更强的可靠性，做出的裁决结果更具有执行力和公信力。
2行政机关具有充分处理消费诉讼的潜力。在大力提高有关行政机关工作效率的前提方面，消费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将发挥其巨大作用。行政机关能够运用公权力把纠纷的事先预防与纠纷的事后处理结合起来，通过建立合理的机制和程序，将积极发挥行政作用与中立的解决纠纷结合起来，以此来解决个案纠纷。如通过消费者的投诉，工商管理部门能够利用强制的执行力，及时有效的处罚那些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商家，保护被侵权的消费者。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其他途径相比，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裁决权处理纠纷和消费争议，更高效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3现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履行解决消费纠纷、行政调解职能是可行的。对于属于工商行政管理职能范畴并且调解期限已满仍未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进行行政裁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综合部门，对于涉及商品或服务的一般性消费纠纷均可以向其提出申诉。法律应赋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相应的行政裁决权。
（二）行政裁决应遵循的原则
消费纠纷行政裁决制度作为一种纠纷解决制度，应符合最低限度的自然公正要求，以保证行政裁决结果的有效性和公证性，行政机关在行政裁决程序中至少应该遵循以下原则：1.合法原则，这是行政裁决必须遵循的基础性原则，要求针对消费纠纷的行政裁决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这既包括适用的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实体性法律，也包括有关行政裁决的程序性法律；2.公开原则。消费纠纷行政裁决必须符合公开原则的要求，将整个过程都向社会公众公开，应该向社会公开其做出行政裁决的依据、过程及结果，并且允许旁听及监督。3.参与原则。即消费纠纷行政裁决应在争议双方的参与下进行裁决，通过听取直接当事人的称述和申辩、双方的质证、辩驳等制度，查明争议的事实真相。4.中立原则。即按照自然公正原则的要求，中立的对消费纠纷进行裁决，不得出现歧视或者偏差。当裁决执法人员与裁决的争议当事人存在着利害关系时，应该实行回避。
（三）行政裁决的救济程序
公司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篇7
行政司法行为是一种特殊的具体行政行为，它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按照准司法程序审理和裁处有关争议或纠纷，以影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具有相应法律效力的行为。在我国行政司法行为主要是指行政复议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调解行为、行政仲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行前）。它具有以下特征：⒈行政司法行为是享有准司法权的行政行为，即以依法裁处纠纷为宗旨的行政司法行为。它按照准司法程序来裁处纠纷，坚持程序司法化的原则；⒉行政司法行为的主体是法律规定的具有行政司法职权的行政机关，在我国，主要是指行政复议机关、行政裁决机关、行政仲裁机关（《仲裁法》颁行前）及调解机关；⒊行政司法行为的对象是和行政管理有关的行政纠纷以及民事、经济纠纷，这些一般都由法律给以特别规定。它们是由于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决定，或双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或行政机关、其他当事人侵害相对方合法权益而产生的，在权利和义务发生利害关系的争议或纠纷；⒋行政司法行为是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的活动，即行政机关依法裁处纠纷的行为；⒌行政司法行为不同程度地具有确定力、约束力、执行力（行政调解的执行问题有特殊性）。但它对纠纷的解决一般都不具有终局性，所以原则上也具有可诉性，不服行政司法决定的还可以向法院起诉（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
由此可见，行政司法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法律行为，是行政过程中典型的适用法律的行为，因此，合法性是它最基本的要求和特性。有效的行政司法行为必须主体适格、内容和程序合法、具备法定的形式和规格。行政司法行为也是一种典型的准司法行为。它不仅采取了类似于司法诉讼程序的一些作法，如依申请才受理、调查取证、审理与决定、回避，有的还采用合议制、辩论制等；而且在行政司法过程中，行政机关作为第三者充当裁决人即起了“法官”的作用来裁处纠纷。所以行政司法行为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当事人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等原则，以贯彻司法公正性。
行政司法行为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促进行政程序法制建设和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而且有利于促进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有利于行政机关加强对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以及救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应善于实施行政行为，来影响和调整其权利、义务关系，引导人们的行为，从而起到市场经济冲突规则裁判员和经济关系、经济秩序调节者的作用。这正是行政司法价值功能的体现。行政司法的实质就在于以间接手段而不是以直接的行政命令手段来管理经济，它通过调处纠纷和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为中介，来加强和改善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宏观调控，引导和矫正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不仅如此，行政司法行为通过及时、便捷地解决纠纷，使当事人投诉有门，防止矛盾激化，这在维护安定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等方面也有积极意义。
二
从现代法制的发展来看，行政司法行为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乃是基于近现代化社会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而需要贯彻司法程序的公正性所致。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不仅指从量上看各类纠纷的增多，而且从质上看许多纠纷涉及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越来越强。若让它们完全或径直诉诸于法院，既会增添“讼累”，又不利于简便、及时和有效地得到解决。这就需要既具有行政管理经验及相关知识和技能，又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员组成专门机构，不同程度地参照司法的程式化要求并体现行政效率的原则，从而既保持公正、合法，又简便、迅捷、灵活、低耗费地解决纠纷。同时，使这种解决方式和结果与法院诉讼适当相衔接，通过接受法院司法监督和支持执行，以保证其办案质量和法律效力。这样，也有利于以法制权，加强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和救济。
行政司法行为的存在、发展和功能之充分发挥，更是深深置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导致社会冲突或纠纷的增多及解决难度的增大（因涉及利益关系及专业性增强），从而要求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方式，以摆脱传统的三权分立体制下主要靠法院审判这种纯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模式之局限，努力探寻和拓展审判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途径，并使其向着民主性、公正性、专业性、效率性等方面发展。行政司法行为就是适应了市场经济需要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客观要求，它是现代市场经济中需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且有利于加强经济执法以及司法。
行政司法这种特定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和政府对经济间接干预的重要手段。其中，以英国和美国的行政裁判制度尤为典型，一般所通行的是行政复议行为和行政裁决行为（有些国家也存在着相似于行政调解的组织和机能），所裁处的对象既包括行政争议又包括民事纠纷，且更注意采用司法程序和尊重当事人的权利。
我国的行政司法，其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乃是与改革开放同步，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特别是行政法制，更具体而言是行政程序法制）建设的一项成果和产物，是在发展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及时有效地解决纠纷，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并使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强化其自律机制使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我国的行政司法行为包括行政复议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仲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行前）。行政复议行为主要解决那些对行政机关的相关处理和决定不服而产生的行政争议，其范围基本上与行政诉讼的范围一致并略宽，以便于行政复议同行政诉讼相衔接。行政复议是我国相对最为规范的行政司法形式，其法律依据也更较充实。行政裁决行为主要解决与合同无关的若干民事纠纷，行政裁决行为总的来说可分为确权行为（以解决权属争议和权限争议）以及归责行为（以裁处损害赔偿纠纷和侵权纠纷）这两大系列，其中包括关于专利、商标的专门行政裁判行为。行政调解行为所解决的民事纠纷其范围就更宽，既包括合同纠纷又包括非合同的民事纠纷乃至民间纠纷，既包括损害赔偿或补偿纠纷又包括侵权赔偿纠纷，还包括经济纠纷、劳动争议、权属和权限纠纷等。行政仲裁行为主要解决相关的合同纠纷（特别是经济合同纠纷），也解决一些其他的民事、经济和劳动纠纷。在这四种具体的行政司法行为中，行政复议和行政裁决都是典型的具体行政行为，它们通过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来解决有关纠纷或争议，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具有行政法律效力，同当事人之间发生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都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并使其接受司法审查的。行政调解则是行政机关居间对双方当事人发生的纠纷进行调停，而不是行使行政权力，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和执行力（除了仲裁中的调解之外），是靠当事人自觉履行，而调解不成或不服调解的还可进行裁决或可申请仲裁，并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行政仲裁乃是行政机关的特定机构以第三人的身份对特定的纠纷或争议居中作出公断或裁决，它采用合议制，按照特有的仲裁程序，并由特定的机构进行，因此其司法性较其他行政司法行为更为明显，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也强于一般行政裁决之效力，不服行政仲裁也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由于行政仲裁背离了仲裁制度所固有的民间性本质特征，典型地体现了我国以往实行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和痕迹，随着《仲裁法》的颁行，已导致行政仲裁向民间仲裁的改革和转轨。
从行政司法的发展趋势来看，以上述及的这些行政司法行为均可称为“显形行政司法”，即以特定的行政司法形式（复议、裁决、调解等）裁决明显存在的法律争议或纠纷；除此而外，还有所谓“隐形行政司法”，即平常所说的行政行为司法化，它是指行政机关虽不是处理明显存在的法律争议，但行政机关作出关系或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救济等），也需要“司法化”，即不同程度地采用司法程序以提高具体行政行为的质量并保证其公正性、合法性，因为它们很容易引发潜在的法律争议。从广义上说，行政司法就是运用准司法程序规范行政的各种规则、制度的总和。从这种意义上看，行政司法行为及其作用的发挥有着更加广阔的天地，它涉及到我们整个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问题。关于行政行为的司法化，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就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该法不仅在一般程序中规定了立案、调查、检查、审查、陈述与申辩、决定、送达等必经环节，而且还正式规定了听证程序。听证会要告知受处罚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申辩和质证权利，有利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有利于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有利于调查取证和正确适用法律，从而便于贯彻程序公正原则。这些都体现了我国行政行为规范化、程式化、法制化的正确方向和必然趋势。
三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的深化和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法制的建立和健全，行政司法行为面临着许多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挑战。
（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和体制，而且要求增强经济主体的自主权利和自治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的颁行，促使了行政仲裁向民间仲裁改革和转轨，把本不应当归于行政司法的仲裁制度从行政司法体系中分离出去使之还原归位。这样，一方面引起我国行政司法制度的相应调整和改革，调整后的我国行政司法体系即由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组成，主要解决与行政管理有关的各类纠纷，而把大部分合同纠纷和其他适合仲裁的财产权益纠纷留待当事人双方自愿去选择民间仲裁解决。这就既符合了国际上行政司法的通行形式，也有利于集中力量加强行政司法制度自身的建设和改革。另一方面，必然导致我国形成民间仲裁、行政司法、法院审判三足鼎立、三位一体，既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既互相制约、又相互促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裁判制度体系，以便于用多种形式、手段和途径解决日益增多和复杂化的民事、经济纠纷和其他各种纠纷，维护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其中，民间仲裁属于非权力型的审判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行政司法属于权力型的审判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们都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天地。
然而，从我国的具体情况以及国际上的某些特例来看，《仲裁法》的颁行并不等于把一切纠纷和争议都排除在行政仲裁之外。国外就还存在所谓“特种仲裁制度”，在我国也存在现行《仲裁法》所统一规定的仲裁范围之外的某些纠纷，如劳动争议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这些都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纠纷，当然就不宜由民间仲裁来解决。因此，是否也需要实行特种仲裁或是否应属于行政司法范畴，都很值得深入研究。
（二）必须拓展新的行政司法形式和行为，例如行政申诉行为。对已超过复议申请和起诉时效的争议而当事人仍不服的；或当事人不愿通过行政复议或起诉解决纠纷，而希望通过行政监督手段来解决的；或当事人认为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能够自己纠正的等情况，都可以通过行政申诉的途径予以解决。
公司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篇8
一、行政合同具有行政性和民事性的双重特征
合同，亦称契约，原本是私法的范畴，将其移植到行政法领域的结果，就使行政合同具有了它有别于一般具体行政行为和一般民事行为的特殊性，成为一种“混合性合同”，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主体地位不对等的前提下，达成双方协商一致的合意；二是合同虽具有公益性的内容，但却以私法上的契约形式存在。
地位平等是民事合同有效成立的前提，而行政合同中的主体一方是行政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它具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的行政管理权力；合同的另一方，则是行政管理的相对人，需要服从行政主体的管理。在合同订立时，行政主体为了推行行政政策和国家管理的目标，就必须要保持在合同订立中的主导地位和优势地位。合同中权利义务的配置也必然是向行政主体倾斜，民事契约中的平等原则，在行政合同中是不适用的。主体的不对等还体现在行政主体对合同的履行具有行政法上的监督权力和变更、解除合同上的优益权，如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履行，作为合同一方的出让人可以土地管理部门的身份对受让人依照出让合同开发利用土地的行为行使监督管理权。
地位的不对等并不没有排斥彼此间自由合意实现的可能性，行政合同毕竟不是单向性的行政行为，尽管它突破了民事契约当事人地位平等原则，但它仍须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双方共同协商一致为前提。行政合同不象具体行政行为那样建立在单方权威和服从关系上，行政主体没有强制相对人必须接受合同的权力，合同法律效力的产生是取决于双方当事人意思表达的一致，而非行政主体的单方意思表示。
具有公益性，也是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主要区别点。行政合同是为实现行政目的而设定，在传统行政法理论中，它属于公法的范畴，不少学者认为它也是一种行政行为，因为它所具有的公益性已决定了合同的根本属性。但由于存在一定给付内容的对价关系，混杂着一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必须以契约这种“私法”上的形式存在。行政合同在援用契约这种私法形式时，也必然要援用相关的民法原理，如合同的要约与承诺、契约自由、缔结契约的行为能力、、合同的效力、不可抗力等等。这些民法规则在行政合同中的大量援用，使这些合同的“私法”味道更为浓厚，民事性质更为明显，行政和民事的混合特性更为突出。
二、我国现行的行政合同救济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行政合同所具有的双重特性，使行政合同出现争议时，如何实施救济，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实践中，单纯适用行政或民事的救济程序，都无法解决行政合同这种混合合同所具有的所有问题。
不少行政法学家主张行政合同属于行政行为，其所产生的纠纷只能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行政救济的途径解决。更有学者认为：“在行政契约纠纷进行司法救济上，则应肯定行政诉讼制度是唯一的司法救济途径，这是我国根据法律关系性质而区别救济途径的制度下，行政契约作为行政法上的争议从性质上排斥其他司法救济途径的结果。”（参见余凌云：《行政契约论》184页）这种根据法律关系性质区别救济途径的观点是符合我国传统的法律救济理论的，但本人仍然认为这些观点过重地强调了行政合同的行政特性而忽视合同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和行政合同违约中存在的民事法律责任承担问题。排斥民事救济途径，单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是无法满足解决行政合同纠纷需要的，因为围绕权力支配关系而建立的我国现行行政救济制度并没有给行政合同留下空间，它只是一种为相对人提供的单向救济的制度：（1）诉讼的提起和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利于作为合同一方的行政主体寻求救济。首先，行政主体没有提起行政复议和诉讼的法定权利，无法主动寻求救济；其次，当相对人提起请求赔偿的诉讼时，举证责任完全在行政机关一方，责任分配明显不公平；（2）无法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来确认和追究行政相对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因为行政救济程序只着重于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而缺乏对相对人的民事责任确认的机制；（3）行政法对单向性行政行为的程序要求极其严格，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处理行政合同纠纷时，也必然要进行同样的行政程序合法性审查，这也使行政主体在复议和诉讼中处于不公平的劣势。可以认为，现行行政救济制度的单向性构造不能满足行政合同救济的需要。
适用民事救济程序，同样不能解决行政合同出现的纠纷。一般的民事纠纷，可以通过仲裁和民事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但对于行政合同，这两种救济方式就显得无能为力。仲裁救济，是一种适用于解决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救济方式。行政合同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因此，此类合同的纠纷显然不在《仲裁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且，仲裁机构是个解决民事纠纷的民间组织。如果允许民间组织对国家行政管理机关的活动进行裁决，实质是允许民间组织对公权力进行干预，这不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同样不能彻底解决行政合同出现的纠纷。行政合同的纠纷，归根到底仍是行政性纠纷，而且，产生纠纷的原因和形式往往是作为合同一方的行政主体对合同的履行施加了行政强制权，甚至是行政处罚权，一旦涉及行政行为，必须适用行政法予以调整，其纠纷就不是民事诉讼程序所能解决的。
既然行政合同具有的双重性使行政救济程序和民事救济程序均无法独立解决合同的救济问题，这就必须在现行救济制度下考虑行政和民事并用的双重救济途径。尽管循行政或民事的途径对行政合同实施救济均有不合理之处。
三、行政合同的责任制度对合同救济方式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行政合同具有的行政和民事双重性，使其在违约责任上也具有双重性。而不同的法律责任承担方式，也给人们在现行法律制度下的司法实践中提供了一个选择救济途径的可行标准。
与民事合同比较起来，行政合同的违约，既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要承担行政法律责任。而且，在承担违约责任上，当事双方是不对等的：行政主体违约，一般只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行政相对人违约，则以承担行政法律责任为主，其次才是民事赔偿责任。基于行政合同所具有的公益性，行政机关为确保行政目的实现，对合同的履行具有监督和指导的权力，同时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相对一方具有强制执行权，并可施之以行政处罚。如《中华人民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应当予以纠正，并根据情节可以给予警告、罚款直至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处罚。”这是典型的行政合同违约须承担行政处罚责任的规定。
在行政法中，追究行政法律责任的方式是行政处罚，由相对人承担赔偿责任，显然不属行政法律责任的范畴，如《城镇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土地使用者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土地管理部门有权解除合同，并可以请求违约赔偿。”这种情况下，相对人承担的应该是一种民事赔偿责任，而非行政法律责任。从对立法习惯用语的理解上，“请求”一词的使用也可以理解为行政机关不能通过行政强制力的行使来强令相对人作出赔偿，只能通过协商或向法院提出赔偿请求，由法院进行判决。同样，行政机关违约，也要承担赔偿责任，如《城镇房地产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管理部门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提供出让的土地的，土地使用者有权解除合同，由土地管理部门返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使用者并可以请求违约赔偿。”这种赔偿，不能认为是一种国家赔偿，因为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赔偿是有归责条件的，包括：行政行为具有违法性和损害结果的事实存在。但行政合同的违约赔偿不需要满足这两个条件，显然属于民事赔偿的范围。另一方面，行政机关更无法承担行政处罚这种行政法律责任。可见，在行政合同的违约中，确实存在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
既然行政合同的责任制度具有双重性，在救济制度上，就必须适用与之相适应的行政和民事并用的救济途径。据此，本人认为，行政合同的救济，应根据责任方式的不同，而实行不同的救济方式：（1）行政主体在处理合同纠纷时，实施了强制性的行政手段，使合同的相对方承担了行政法律责任的，就必须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途径实施救济；（2）行政主体并未运用行政强制力追究相对人的行政法律责任，而是请求经济赔偿责任的，或相对人对行政主体提出违约赔偿请求的，则应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
问题在于，行政合同的纠纷中出现了同时承担两种法律责任的情况时要分别两种途径实施救济，仍具有不合理性。这只能通过改革现有行政合同的救济制度予以解决。
四、对行政合同救济制度改革的基本构想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职能和观念的进一步转变，行政合同作为一种有效的行政管理手段，必然会在经济管理领域以及行政管理中得到更广泛的运用。行政合同法律地位及救济制度的不明确，将使大量的行政合同关系处于不规范状态，合同出现的纠纷无法得到圆满的解决。这是立法者必须正视的问题。既然行政合同不论循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均有不合理之处。就必须针对行政合同的特性重新构建独立的行政合同救济制度，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需要。
构建独立的行政合同救济制度，仍应根据我国以法律关系性质区别救济途径的理论，以行政救济制度作为构建行政合同特殊救济制度的基础，着重对现行行政救济制度中的单向性构造予以调整，建立双向性的救济结构。具体构建方式是：
（1）明确将行政合同与具体行政行为并列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事实上，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并未排斥双方的行为，行政合同的纠纷已可以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将“具体行政行为”定义为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行政机关所委托的工作人员所实施的单方行为。这一定义排除了类似行政合同之类的双方行为进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可能性。但这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不相符合的。1999年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此进行了修正，取消了对单方行为的限定，恢复了《行政诉讼法》所规定受案范围。但要将行政合同的纠纷，包括其中涉及民事性质的纠纷，全面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仍需有专门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给予更加明确的支持。
（2）在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继续适用的基础上，引入民事救济的基本规则，构建双向性的救济结构。对涉及行政合同的诉讼，有范围、有限度地引入民事救济的规则，包括：第一、在诉讼权利方面，增加行政机关提起诉讼和提出反诉的权利，将行政诉讼的单向性结构改造为双向性结构，但其适用范围应限制在涉及行政合同的行政诉讼；第二、在适用调解原则方面，改变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规定，允许审判机关在行政诉讼中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合同纠纷，但其适用范围应限制在涉及民事性利益的行政合同纠纷；第三、在合同效力的确认方面，增加合同效力确认之诉，对合同订立中的意思表示问题，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第四、在违约处理方面，增加违约责任处理的内容，使审判机关可对合同履行和违约赔偿问题予以审理和判决；第五、在举证责任方面，修订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规则，对违约问题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涉及合同的合法性问题和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措施以及行政处罚的问题时，则仍由行政机关负责举证。此外，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在对行政救济进行改造时，须维护行政救济基本原则在救济制度中的主导地位，对诉讼案件审理的重点仍应是以行政法为依据对行政机关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这样才能使救济制度与行政合同的根本特性相适应。如果不考虑行政救济自身的特殊意义，使主体与审查内容都与民事救济一样的话，那还不如对民事救济进行改造，这样更为简单和方便。
（3）明确界定行政复议的管辖范围，不改变现行行政复议的基本制度和原则，涉及民事性质的合同纠纷不列入行政复议的管辖范围。对涉及行政合同的行政复议，其复议范围可具体限定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对行政合同订立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审查的内容应包括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二是行政机关在监督行政合同的履行中实施了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而引起纠纷，由复议机关将此类行为视作一般具体行政行为，并根据现行《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原则和方式进行复议审查。
主要参考文献：
1、余凌云著《行政契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公司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篇9
企业有了经营风险“预警”
近几年，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奉贤区着力于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诸多中小企业投资入户，成为上海市中小企业总部的所在地。
为了增强中小企业依法经营意识，切实帮助企业提高防范和化解法律风险的能力，让入户在奉的中小企业合法权益得到前置性的保护，奉贤法院主动将审判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他们联手奉贤区工商联赶在“世博”前夕，专门成立了“奉贤区中小企业纠纷调解工作室”，派驻两名办案经验丰富的法官，协助指导、调解尚未涉讼但已由工商联介入的企业经济纠纷，并组建了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工作小组，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制定工作计划。并结合审判工作的实际，加强信息沟通，研究分析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相关法律问题。及时向企业发出“预警”。指导他们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化解法律风险，及时将经济纠纷消弭在萌芽中，尽可能避免、减少经济损失。同时，该院还开通了以商事审判骨干法官姓氏命名的热线电话――“小江热线”，为中小企业提供涉法涉诉相关咨询，破解企业运行法律难题，畅通解决纠纷绿色通道，经营风险预瞽信息，维护了中小企业合法权益。
调处纠纷新招频频亮相
奉贤法院致力于社会矛盾的化解和社会管理的创新，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善于整合利用各类社会资源，积极探索、实践诉与非诉相衔接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调处新招频频闪亮登台，相继推出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联合调处中心、劳资纠纷调解中心、诉调对接中心及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调解站、中小企业经济纠纷调解室及“小江热线”，形成了“三中心、二站(室)一线”的纠纷调处立体格局。
上海市首家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联合调处中心是奉贤法院与区农委、区司法局联手建立的。该中心的办公场所设在区农委，还在调处中心设立涉农纠纷的专项受理窗口，三方按其职能采取“一门式”服务，主要调处受理各类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人员的配置与整合由区司法局负责，他们主要是来自村、镇基层组织善于做调解工作的相关人员；该机制的仲裁人员为农村土地仲裁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有相关专业人员组成；依法进入诉讼程序的则有经验丰富并目善于做调解工作的资深法官担任主审人，就地进行公开审理，调解不成的则依法判决。该中心通过“人民调解―农业仲裁――法院诉讼”三种纠纷解决方式，快速简便解决农民们的切身利益，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受到了社会各方的好评。中心成立以来。70％的纠纷在基层得以化解，20％的纠纷通过仲裁途径解决。仅有10％的纠纷最终进^诉讼程序。
奉贤法院与区人社局、区司法局共建的劳资纠纷联合调处中心，依托争议地工会及相关职能部门、企业工会的调解组织，先行开展调解工作。对群体性、有重大影响、疑难复杂的等劳动争议，则由调处中心直接负责处理，共同化解劳资纠纷。劳资纠纷联合调处中心成立以来，55％的纠纷在各镇、开发区基层部门得以化解，25％的纠纷通过仲裁途径解决，尚有20％的纠纷最终进入诉讼程序，比原先40％纠纷需通过法院裁决下降幅度达100％。老百姓的合法权益不仅得到快速有效维护，而且也降低了维权威本。
奉贤区人民法院在办案人手少，案件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抽调两名法官和两名书记员，专门负责诉调对接工作。诉调对接中心的成立，意味着奉贤法院为老百姓打官司又提供了一条更便捷、经济、高效的解决途径。双方当事人只要愿意调解，不用打官司就能解决纠纷。即便案件已立，或已在审理中，当事人只要提出调解，法院随时可进行调解。
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调解站，是奉贤法院把人民法庭、人民调解室搬进公安交警支队，由法官、警官、调解员合署办公，共同调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这是奉贤法院在探索多元纠纷调处机制过程中的又一大新招。
保经济发展让百姓得益
“三二一”纠纷调处立体格局的构筑，让奉贤法院司法工作找准了服务大局、服务民生的着力点和落脚点，使化解矛盾的触角伸至不同行业不同层次，覆盖于全区各基层，不仅对一方的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而且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的维护。
公司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篇10
关键词：法治陕西；民事契约意识；农民
中图分类号：D422.6
法治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社会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在当前陕西已经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上升通道，正处在拐弯超车的关键时期，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正永提出，要实现小康陕西、和谐陕西、美丽陕西的目标，必须加快法治陕西建设。
陕西省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省，农民占全省人口的大多数。可以说，没有农村的法治化就没有整个中国的法治化，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的陕西地区，农民在发展经济、开拓市场中是否具有契约意识、履约能力、诚实守信等意识，直接影响法治陕西建设的根基。因此，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和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建设法治国家等宏观性方略必须把农民纳入考察的视野。在陕西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农民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契约意识，这些契约意识既是乡村社会文化的深层反映，又是一种现代法治精神的体现，使陕西乡村社会焕发新的生机。然而，由于我国法律尚处于初始完善阶段，农村简单的经济关系、对传统的伦理规范和乡土规范的依赖等都使得农民缺少依靠法律的驱动意识。
本研究报告以问卷调查数据为支持，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了陕西农民的民事契约意识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并提出了加强现代市场经济内涵的契约意识的基础性路径。调查共向本省发放调查问卷800份，收回476份。收回有效问卷数在农民中的分布如下：经商办厂农民163份；外出务工农民104份；在家务农农民209份。
一、陕西省农民民事契约意识现状
（一）债权债务关系中契约意识现状
问题“在你们那里，欠了工钱不给的情况多吗？”对三类农民工资拖欠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统计结果显示，陕西经商办厂农民选择“有一些”“很多”“很少”的比例分别为30.1%、16.6%、22.1%，选择“不多”的占20.3%；外出务工农民在这个问题的选择上很干脆，要么选择“很多”，要么选择“不多”，比例分别是41.4%、47.1%；在家务农农民，也同样干脆，选择“很多”和“不多”的比例分别是45%、48.8%。
针对问题“如果有人欠你的工钱或者借了你钱就是不给，你会怎么办”，调查问卷给出的选项包括：每年上门讨要、找人协调解决、打官司、强迫他给或者到他家里拿东西抵债和找黑社会帮助解决。这些选项主要可以分为正当和非正当两种处理债权债务的方式。正当解决方式主要指前三种。如表一：
对债权债务的非正当解决方式包括“强迫他给”或者“到他家里拿东西抵债”和“找黑社会帮助解决”三种。陕西受调查农民有12.7%选择以非正当方式索要工钱，但是三类农民都没有选择“找黑社会帮助解决”。
针对影响农民打官司的主要因素，调查统计结果如表二：
其中，“法院太黑、打官司花的钱多，得不偿失、官司赢了，不一定能执行得了”讲的是司法机关自身存在的问题，“乡里乡亲的，不愿意撕破脸皮”说的是农民的主观认识问题。
（二）交易中的前契约（诚信）意识现状
调查问卷中，对农民交易中的前契约（诚信）意识考察采取的是事例方式。以病猪买卖问题为例，考察农民是否会告知买方实情。陕西三类农民对于“告知对方真实情况”的选择比例依次为47.2%、40.4%和48.3%；选择隐瞒真实情况的比例依次为38.7%、30.3%和42.5%。可以看出，陕西省三类农民选择“告知对方小猪有病”的比例均未过半数。
陕西农民在与熟人、邻村人和外地人交易中诚信度统计如表三：
由上表可以看出，陕西省的经商办厂农民和外出务工农民对熟人、邻村人、外地人所展现出来的诚信度同“差序格局”①由内向外的亲疏度呈相同态势，即农民在与熟人交易中比较注重诚信，对邻村人的诚信度次之，对外乡人的诚信度最低。但是我们也发现陕西省的在家务农农民相较于经商办厂农民和外出务工农民表现出更高的诚信度，这可能是与在家务农农民的社会活动范围有关。
（三）纠纷解决方式中契约意识现状
调查问卷对农民在纠纷解决中所展现的契约意识进行了调查，分别是关于邻里之间、在自己家门口与外乡人、在外乡与当地人发生冲突时纠纷解决方式的调查。三个问题所给出的选项均是：找长辈调解、找干部调解、打官司和一直闹下去，直到对方服输四个选项。通过统计发现，陕西省农民在处理邻里之间纠纷时更喜欢采用调解的方式，占该省接受问卷调查农民的70%以上，其次是“打官司”，最不喜欢的方式是“一直闹下去，直到对方服输”。具体到陕西省三类农民对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选择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比例由少到多依次为经商办厂农民、外出务工农民、在家务农农民，各自的比例依次为60.5%、76.3%、89.2%。
针对问题“外乡人在你家门口和你发生纠纷，你会怎么做？”，三类农民仍然首选“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最不愿意选择的方式是“打官司”。但是从调查结果中仍不难发现，虽然都是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当外乡人与本地人发生纠纷时，双方更倾向于“找干部调解”，而非“找长辈调解”，从外乡人角度来看，似乎由村干部进行调解更能保障外乡人的利益，也更能保证公正性。那么，这不免又出现了一个疑问，外乡人如果追求公平、公正的话，为何不走法律途径呢？这可能就与经济原因有关了。法院的公正性是需要花钱和时间的，是存在成本的，而这些都是外乡人不希望损失的，这也就造成了“找干部调解”比例高的现象。针对问题“在外乡与当地人发生冲突时的纠纷解决方式”的调查结果也恰好印证了上个问题的调查结果。农民在外乡与人发生纠纷时，都倾向于采取调解方式解决，而最不愿意打官司解决。
二、陕西农民民事契约意识的表现特征
（一）一般债权债务关系中的特征。一是在雇佣关系中形成的工资等债务，欠钱不给的情况在一定范围内是存在的。二是在债权债务关系中，债权人一般都愿意通过正当途径解决。通过表一的数据不难发现，陕西农民选择正当途径的比例均过半数，说明在一般情况下陕西农民愿意通过正当途径解决问题，看来“秋菊打官司”发生在陕西是有一定的地域特点的。陕西农民在此问题的选择上另一个特点是没有一个人选择“找黑社会帮助解决”。说明陕西农民在处理欠钱不还问题上的朴素性。三是影响陕西农民打官司的主要因素是基层司法腐败和基层司法机关的工作效率。基层司法人员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工作效率等都是影响广大农民迈向法律的主要障碍。
（二）交易中的前契约意识诚信精神较欠缺。一是农民诚信精神较欠缺。在问及病猪买卖是否告知对方真实情况时，农民的选择差强人意。二是随着交易对象的不同，农民的诚信度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通过表三可以看出，农民在与熟人交易中比较注重诚信，对邻村人的诚信度次之，对外乡人的诚信度最低，对他们来说，在当地积累了不少的地缘、亲缘关系，在交易过程中，对于这些亲情、人情因素的考虑远远高于对诚信的考虑，这对于法治国家的构建是不利的。
（三）无论是与邻里还是在自家门口与外乡人发生纠纷，调解解决是陕西农民普遍的选择。但在外乡与人发生纠纷时，选择“打官司”解决纠纷的次序有所提升。一是当与邻里发生纠纷时，找长辈、干部调解解决是大多数农民的选择。二是在本村与外乡人发生纠纷时，处理方式上的非理性因素有所提高，三类农民选择“收拾他”的比例增加。三是在外乡与他人发生纠纷时，头脑灵活的经商办厂农民和走南闯北的外出务工农民加大了对法律的相信力度，可见潜意识里，他们认为法律是用在陌生人之间的；在家务农农民对“打官司”的选择比例最低，他们潜意识里认为在本乡就可以占上风，在外乡当然有理说不清，任人宰割了。
三、尊重契约崇尚规则的意识是决定法治陕西建设的基础性因素。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飞速发展，陕西省农民的传统契约意识在市场化大潮中也遭受了巨大冲击。梁治平先生对我国传统民间行为方式进行过评论，他认为“中国当代法律基本制度源于西方，并不是土生土长的东西，而制度后面的那套思想观念、行为却是千百年来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有其深厚的根基，决不是一种政治或社会力量在短时间内可以改变或者清除的。尽管中国人引进西方法律制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是透过他们的言行举止不难察觉，实际上存在着另外一套独特的行为准则。”通过调研，我们认识到，在农民不断熟悉现代生活模式的进程中，除了接受不断涌入的外来文化（包括西方法律制度）和我国不断进步的社会文化外，农村地区传统的契约意识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要使农民的契约意识符合法治化的市场经济要求，使法治陕西在农村层面得以实现，还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为提高农民的民事契约意识提供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主体依市场、契约关系进行活动，是市场经济的突出特征。以病猪买卖为例，陕西三类农民选择“告知”的比例均未过半，可见陕西农民对于一头小猪的损失还是比较在意的，诚信问题在陕西这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生存空间受到经济条件的极大限制，农民的诚信意识也随着交易对象从熟人向陌生人的过渡而有所降低，三类农民中，由于在家务农农民遭遇熟人和邻村人的几率要高于同外地人交易的几率，也造成了在家务农农民诚信度较高的现象等等，均说明陕西农村地区总体上尚未摆脱“熟人社会”的状态。经济的发展，复杂的市场关系会打破传统的以血缘、人情为纽带的关系，迫使人们自觉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觉的权利。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农民在市场中切身感受到法律规则的重要性并对其产生需求，即产生亲近法律的利益驱动，其法律素养、法律意识、民事契约意识等就会自然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