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的案例篇1
一、基本事实应弄清
1.接受委托要谨慎。经济纠纷鉴定是一种特殊审计项目，师事务所和鉴定人员应当按照《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以应有的职业谨慎态度，考虑自身能力和能否保持独立性。在接受委托时应向委托方及有关当事人详细了解经济纠纷所涉及的各方面情况、形成原因以及矛盾焦点，初步评估经济纠纷的风险程度，然后确定是否接受委托和签订《业务约定书》。在《业务约定书》中要明确委托鉴定的范围和目的，以免委托方和受托方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会计师事务所和鉴定人员接受委托后，应制订鉴定的初步方案，围绕经济纠纷产生的焦点，开展外勤工作。
2.要多深入实际调研。进行经济纠纷鉴定必须深入纠纷发生地，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详细调查了解情况，听取各方意见，注意掌握有关知情人的心理状况，并做好思想工作，打消疑虑。经济纠纷鉴定过程中的取证是十分艰难的，往往会遇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和阻力，有时知情人难找，原始证据无法取得，当事人出于各种心态，不愿出具证明材料，不愿提供真实情况，甚至故意扰乱视线，制造麻烦。因此必须取得充分、适当的鉴定证据，仅凭主观想象是不行的。我们在经济纠纷鉴定过程中为了找到知情人，曾经十多次往返于距事务所五、六十公里的经济纠纷发生地反复调查，直至弄清事实。
3.善于排疑点。我们接触的经济纠纷往往是有关部门多次查证未果或司法机关一时未作定论的。鉴定人员面对杂乱无章、各执一词的鉴定资料和证据材料，必须认真分析，运用专门知识和专业判断，逐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断排除疑点，弄清事实真相。
案例一：甲曾代丙在乙手中借过款，过后乙说甲还有一张代丙借款的借条在手中，甲则辩称在一次报账时，乙已将甲代丙的借款扣除了，只是没有从乙手中取走借条，由此形成经济纠纷。当地有关部门几次查账均未得出满意结果，最后还是以甲在乙手上的借条作为依据扣了甲的款。甲对此不服，但又拿不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后来甲找出一个笔记本，上面有甲在一次报账时的详细记录，但由于记录上的墨水颜色不一，当地有关部门领导认为是甲伪造的。我们接受委托后，向甲严肃指出作伪证的后果，甲明确表示如提供伪证愿负责任。在初步判断甲结算记录可靠的情况下，我们拆开记账凭证的装订线，经过细心审查，发现密封在装订线里面单据上的编号和汇总金额与甲在笔记本上记载的是一致的，并且其中一份单据上有扣除了甲代丙借款的详细记录以及该扎单据经过复原后的金额也与甲在笔记本上的记录完全相符，同时在一份单据背面有出纳丁亲笔作的关于扣除丙借款的记录。由此我们终于排除了疑点，再现了事物的本来面目，还了甲的清白。
4.错误、舞弊应严格区分。经济纠纷鉴定的任务是以查证属实的证据为依据发表鉴定意见，如果我们发表的鉴定意见混淆了错误与舞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界限，就会产生不好的和后果。《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8号—错误与舞弊》中对错误与舞弊的性质进行了界定。
案例二：甲购买某种物品后将临时购物单据交给了财会部门，后来，甲电话通知乙财会部门取出临时购物单据。乙在取出临时购物单据时向财会部门出具了一份领条，之后便将临时单据交给甲去换正式发票。但甲将换取的正式发票失落，财会部门一直未予转账，后经多次催促，甲便在乙打的领条上签了“同意报销”意见，财务部门也据此转了账。后来某机构在查账时认为用白条报销不符合制度规定，而甲认为原来已将购物的临时单据报过了账，怎么又用乙的领条报了一次账?便认为是丙将乙的领条重复报账贪污了。我们通过多方调查，查明了本次购买高档消费品的结算过程和来龙去脉。原来是甲将临时单据交给财会部门后，财会部门当时根本未入账，后来财会部门以甲签署同意报销的领条入账虽不符合有关财务制度的规定，但丙不存在重复报账的舞弊行为。
案例三：在一起经济案件中，委托方反映丙有贪污舞弊行为，但根据当时司法机关掌握的情况，丙属于贪污未遂。因为丙虽将一存款人已经领走了存款的收据从记账凭证中取出后准备冒领此款，却因被公安机关收审而未能得手，未造成贪污后果。但委托方坚持认为丙有贪污行为，却又拿不出证据。我们在鉴定中通过查证分析，查明了丙的一起贪污舞弊事实，甲曾经委托丙还一笔款给丁，丙将此款据为己有。后来，财会部门以甲出具的便条作了账务处理，冲减了丁在该单位的个人存款账户。丙怕事情败露，利用职务之便，直接从丁的个人存款账户上增补了此款的数额，使其余额得以保留，同时又涂改账目，使总账上“利润分配”账户的亏损余额增大，以此达到了贪污目的。丙本想以假乱真，但最终还是被我们发现。
二、运用证据是关键
鉴定结论是以经过查证属实的证据来支持的，证据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获取充分、适当的鉴定证据是经济纠纷鉴定的重要手段。《独立审计准则第5号—审计证据》第十一条明确提出的判断审计证据的可靠程度的五条标准，是我们获取和认定鉴定证据的依据。
1.原始证据作重点。要重视收集经济纠纷形成时的原始书面证据。经济纠纷形成的原因很复杂，由于各种原因，原始书面证据往往一时难以获取，但只要细心观察，重要的书面证据还是可以获取的。如有些资料在鉴定初期并没有引起鉴定人的重视，没有被作为鉴定证据，但随着工作的进展，对事物的认识逐渐深化，就能发现其证明价值。
案例四：甲反映乙欠公款，并称乙曾两次在其手上报过某专项工程款，第一次甲扣除了乙约5000元欠款后出具了一份约1.5万元的欠条给乙，第二次甲扣除了乙的欠款后又出具了一份约6000元的欠条给乙。甲辩称因一时疏忽，没有记在笔记本上，而乙对此情节则予以否认。我们在鉴定过程中了解到，甲曾用公款为乙还过个人借款本息约1.5万元的事实。甲为乙两次还债的时间均在甲反映乙曾两次报某专项工程款的时间之前。结合已获取的有关证据，我们认为：第一，甲既用公款为乙还过私债，乙第一次找甲报账时，甲理应将为乙还债的款项予以扣除，为什么甲只扣了乙约5000元公款，而不扣除为乙代还的约1.5万元债款?相反，甲还出具了一份约1.5万元的欠条给乙，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我们认为甲所反映的情况显然与事实不符。第二，甲辨称出具给乙欠条上的数额因一时疏忽未记在笔记本上，但我们却发现甲在当年的笔记本上清晰地记录了本单位干部、群众往来结算的详细情况，上面既有单位欠乙4000余元的大额记载，还有与乙结清往来款项后的留存余额记载，唯独没有甲所称的先后两次出具给乙约2.2万元欠条的记载。第三，该单位当年及次年的决算会计报表上均没有反映乙的这两笔债权。基于从各方面获取的原始书面证据，我们排除了甲与乙有过两次专项工程款的结算行为及甲出具了两份欠条给乙的疑点，从而否定了甲上述辩称的真实性。
最初，我们对甲的笔记本(备忘录)没有引起重视，后来在其他有关证据的启发下，我们反复审查了甲的笔记本，从中发现了甲、乙双方在经济纠纷产生时期的往来结算方式和，甲笔记本上的有关书面记录就成了我们有力的鉴定证据。
2.辨别真伪莫粗心。鉴定过程中获取的证据并不都具备证明力，必须对证据进行认真，去伪存真，这是对证据的质量要求。
案例五：在一起纠纷鉴定中，司法机关有一份甲写的证明材料，证明乙利用丙的报销凭证在甲手中换走了乙的借条，甲在证明材料中书写的与丙报销凭证上的内容一致，连货款金额也相吻合，应该说这一份证据是有证明力的。但我们认真分析了甲写的证明材料，发现了其中的破绽：其一，丙的报销凭证上的日期与甲写证明材料的时间相隔了一年多，而且该单位发生同类型的购货业务较多，为什么甲在事隔一年多后仍能清楚地回忆出丙经手的这笔业务报销凭证上的全部内容，如业务内容，货款金额，单位负责人在报销单上签具的意见等等。其二，我们在鉴定中了解到，乙没有向单位巨额借款的事由，同时，乙在单位资金紧缺的情况下，不可能借走大量现金，况且，在丙的报销单据上有单位财会负责人和领导签具的意见，明确指出此款的报销人是丙，乙用丙的购货单据换走借条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对此，我们与甲进行了接触，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甲终于道出内情。原来是丙对甲进行了威胁利诱后，将早已写好的证明材料给甲照着写了一遍。甲还向我们表示：“原先说的是假的，现在说的全部是真的，可以负责任”。通过对各种证据进行连贯的逻辑分析，从中发现疑点，摒弃了伪证。
3.各类证据要相印证。经济纠纷鉴定过程中既有鉴定人员直接收集到的原始书面证据，也有被鉴定各方当事人的举证和有关知情人的口头证据。若不同来源或不同性质的审计证据能够相互印证，鉴定证据则会更为可靠。
案例六：在一起经济纠纷中，甲反映与乙有过两次专项工程款的结算行为，乙则予以否认。在鉴定中，甲明确提出他所在的单位与a部门在年终结账后，是丙将所有的结算单据用报纸包着交给了甲，其中也包含了专项工程款。丙也证实年终在a部门结算了兑现工资款(专项工程款已从工资款中扣除)后，是他将所有账单和少量现金交给了甲。我们又从原在a部门工作过的两位领导那里得知，凡下属单位欠交专项工程款的，都从干部工资中作了扣除，其中一名领导还证实丙结了账后用报纸包了一包账单和现金回去了。我们将这些获取的证据相互印证，更进一步支持了我们从另一证据角度形成的“甲与乙没有两次专项工程款的结算行为”的鉴定结论。
4.不轻信口头证据。经济纠纷鉴定中，纠纷各方的言证往往是不可靠的。因为经济纠纷出现后，当事人均与本经济纠纷的鉴定结果有密切的关系，而有的当事人本人是清白的，但又无法举证证明事实的真相，也有编造事实的情况出现。
案例七：在一起经济纠纷中，甲经管的某项建设工程的账目仍有结存资金2万多元，但甲否认本人欠款，并一口咬定在与某单位出纳乙的一次结算中付了1.8万元现金给乙，乙还开了一份金额为36650元的收据给甲。甲解释其差额18650元是为建设工程代付的一笔款项。我们在鉴定过程中对甲反映的情况进行查证，事实表明，在一专项工程中甲所在的单位欠丙单位的款项，而丙单位又欠丁单位的款项，丁单位又因故欠甲的款项。丁单位在征得丙单位和甲的同意后，用丁所欠甲的款项代付了甲所在单位欠丙单位的款项，由于甲所在的单位曾于工程建设初期向乙所在的单位借了一份金额为36650元的转账支票付给了丙单位，丙单位又将此支票转交给了丁，但丁在银行并未取到款。于是丁又将转账支票退给了丙单位，丙单位将转账支票退给了甲所在的单位，甲又将转账支票退给了乙所在单位。由于甲所在单位的负责人在向乙所在的单位借得转账支票时打了借条一份，乙所在单位已经据此入账。当甲将未兑付的转账支票还给乙所在的单位时，乙履行了财务手续，并开据了与转账支票金额相等的收据交给甲。我们据此认定，甲所反映付了一笔现金给乙的情节是虚构的。
三、一定要做到独立客观公正
《独立审计基本准则》第六条明确规定：“注册师应当遵守职业道德规范，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会计师事务所和鉴定人员接受委托后，首先应该考虑是否能保持独立性，必须做到：
1.应遵守回避制度。委托方及与本次经济纠纷有关的人员应与接受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和鉴定人员无利害关系。如果存在利害关系，则不应接受委托。
2.排除干扰。会计师事务所接受经济纠纷鉴定的委托后，往往还出现经济纠纷的某一方有人出面打招呼，鉴定人员对此必须具有高度原则性。
3.要廉洁自律。鉴定人员绝不能收受经济纠纷任何一方的礼物，不接受任何一方的接请。
经济纠纷的案例篇2
关键词：民事纠纷；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递进模式
中图分类号：D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4-0083-02
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种多样，每个人在处理事物和人际关系时总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前提和关键，然而可以分配的利益和资源是有限的，无法绝对满足各方：因此在人们纷繁复杂的交往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矛盾纠纷。
调整社会关系的方式途径很多，按照强制力、权威性从小到大排序为纠纷当事人自行和解、民间组织机构调解、仲裁以及诉讼。
目前在我国，民众将诉讼作为解决民事纠纷首选途径的现象一直存在。以笔者的实习经历为例，笔者于2011年2月至2011年5月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实习，实习期间的工作任务分配包括庭前文书的制作发放、参与案件庭前调查、旁听庭审及合议庭分析案件以及宣判后案卷的整理归档。成都中院民一庭负责的民事案件范围涵盖婚姻家庭纠纷、劳动争议、交通肇事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所有权确认、其他侵权纠纷等。一个合议庭平均每星期从立案庭接收的符合立案形式条件的纠纷案件有50个之多。在严格的审限压力下，法官和书记员每天必须不停歇地忙碌。笔者实习所在的合议庭最忙碌时曾经一天之内就四个案件进行了庭前调查谈话并且就八个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
法院如此高密度的处理纠纷使得纠纷、案件处理越来越趋于形式化，合议庭针对案件的关键问题没有充分的时间和人力进行详细地了解推敲，便容易出现判决结果有失公正；同时越来越多的纠纷当事人通过诉讼寻求帮助无形之中也加重了解纷成本，庭前调查谈话是案件正式进入庭审阶段前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案件主审法官会在该步骤对案件有一个较为详细全面的调查了解，直接影响之后可能出现的庭审，同一天当中法官会就多个案件进行庭前调查，很多当事人常常需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等待自己所属案件的调查排序，庭前调查若双方没有达成和解即择日庭审、等待宣判执行。总结起来，当事人花费在一个民事诉讼中可预期的成本一般有——准备立案材料的时间和金钱，花费工作日时间去法院立案庭递交材料，待法院立案后再前往法院领取庭前材料，根据法院安排的时间进行庭前调查，再参加庭审、最后领取判决书予以执行。合议庭处理完一个案件通常历时一个月：庭前调查（以庭前谈话或者法官前往现场实地调查为主）至少一次，庭审，合议庭合议，制作判决书，最后整理归档的案卷材料两至六卷不等。
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诉讼是很特殊的一种纠纷救济模式，作为众多解决纠纷途径的一种有着其自身的特点，相应的适合适用的纠纷范围必须符合它的特点。假如被滥用，不仅浪费国家资源和民众的时间金钱；而且处理结果不一定能使当事人满意，反而弊大于利。
诉讼解纷的程序性与专业性很强，通过多环节的审查判断过程彰显司法的公正威严，从而使得判决所得出的纠纷解决结果在民众面前更具有威信力。不仅如此，由拥有法律专业知识和素养的法官来充当中立的裁判者会让复杂疑难案件得到逻辑清楚、条理明晰地分析，这就意味着诉讼适合用来解决情况复杂、争议点较多、案件事实不明确的纠纷。现实中，民事纠纷大都流向诉讼，其中很大比例的案件属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类型。而当事人执著选择诉讼作为救济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类诱因：“争议双方沟通不良导致矛盾激化”；“对法院受理案件范围认知不清，不论发生何种纠纷均诉至法院”或者“认为只有法院的判决才能针对对方当事人形成威慑力，从根本上保障自己利益的实现”。因此，大力发展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引导民众了解认知其他的纠纷救济手段达到理性选择救济途径是分流纠纷、减轻司法工作负担、帮助各种纠纷得到更有效快速解决的重点。
一、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的自身完善
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主要体现为当事人自行和解、民间组织调解（人民调解）、仲裁、法院庭前调解。
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从现在看来普遍呈现适用率低、管理混乱的情况。1996年民事一审案件调解比例为20.2%，二审案件为18.9%；2000年民事一审案件调解比例为8.9%，二审案件为10.3%；2003年民事一审案件调解比例为9.0%，二审案件为8.6%。缺乏监管产生的处理纠纷的随意性及适用率的低迷导致民众对诸如人民调解、仲裁等诉讼外的认知机会大大减少。所以在为纠纷寻找救济手段的时候，民众就不愿意再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重新了解学习一个陌生的但是可能更适合的纠纷解决方式，加上媒体近年来为宣扬法制建设，鼓励民众建立起权利意识而大肆报道例如“一元钱官司”的新闻，让广大民众把权利意识和诉讼意识错误地等同起来。
经济纠纷的案例篇3
从2003年开始在日本政府经济产业省的委托下，由电子商务协会创设了互联网交易纠纷咨询室，经过三年多的运营，到2006年3月末关闭。这是一个实证实验的机构，初衷主要是为了寻求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为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积累一些经验教训，摸索出一些电子商务这种新型模式所具有的规律性的东西。日本早在1999年制订的《电子商务保护消费者指针》中，曾经明确提出要重视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即aDR方式。当时的欧美各个发达国家比较重视aDR的方式，不断地完善aDR制度，日本积极地顺应这一潮流，创设了互联网交易纠纷咨询室。因为互联网上的交易纠纷不同于现实的商务纠纷，因此结合网络的特征以e－maiL方法进行纠纷的调解和斡旋，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区分为个人之间交易、国际之间交易的纠纷和来自个体经营者的调解请求两类对象。例如，在实际的调解中，不仅有咨询室调解员的方式，还有交易双方当事人以外的第三方以中立的立场介入到纠纷的解决程序当中的斡旋方式，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探索aDR应当以何种方式在日本更好地运用。这是创设互联网交易纠纷协调室的主要目的之一。第二个目的是，总结和积累一些实际的经验教训，汲取一些规律性的内容，添加到新版《与电子商务相关的规则》当中，以便更好地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
二、实证实验项目———aDR机制运作产生的作用
互联网交易纠纷咨询室的前期准备是从2002年开始，而正式开始受理业务是在2003年至2006年3月末之后大约4年的时间，总共受理了4985件纠纷①。纠纷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的类型，不过，每年都有代表那一年特征的典型性案例。例如在2003年是购物网站商品价格错误标示事例，以及2004年秋季以后发生的由发出的虚假请求支付事例等。需要指出是，在全部的案件数量中，有关国际之间交易的纠纷，比例不是很高，大约只占10%左右。在不断地受理、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咨询室的知名度的在不知不觉地提高，咨询的数量也开始慢慢增加。可以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没有出现事前被普遍预想的那样，即“随着网络购物和网络拍卖市场的迅速地扩大，纠纷也会爆炸性地增加”的状况。互联网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使得电子商务纠纷的类型、形式、使用的方法、手段都在发生着变化。虽然出现了一些更加巧妙的网络欺诈案件，并且随着网络使用者的增加，新类型的纠纷也开始出现增加的倾向，但是从整体上看，经营者、消费者双方的知识和经验都在增加，能够比较熟练地把握交易行情，减少纠纷，反映出市场趋于成熟的一个侧面。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忽视互联网交易纠纷咨询室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三、aDR机制运作的成果
根据大约四年(包括约一年的准备期间)的aDR实证实验项目的运作经验，电子商务aDR机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纠纷案例
1.积累案例这主要是在互联网交易纠纷咨询室受理业务的过程中逐步积累的，通过这些案例，可以进行相关的数据比较分析。有不同年度不同行业的数据比较;纠纷内容的比较;具体详细的比较分析;合同成立相关内容的比较;顾客的分类比较;商品分类的比较;纠纷金额的比较……通过这样数据的积累比较分析，从而把握电子商务纠纷的整体状况。2.通过问卷调查把握顾客的需求在实证实验过程中，互联网交易纠纷咨询室定期对咨询室的利用者进行问卷调查:2003年1次，2004年1次，2005年3次，共计5次①。各次平均回收率达到22%左右。通过对问卷的分析得出相应了的结果，例如其中的之一就是消费者要求设立“解决特定专业纠纷的窗口”的呼声很高。现在的日本，以互联网作为交易平台进行商务活动早已经不是新颖的方式，“日本消费者生活中心”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受理网络交易纠纷的咨询和调解。但是，对于以下载的方式购买软件，网络域名相关的纠纷，以及在网络论坛发表的言论因涉及他人个人隐私而引起反响等具有互联网特有专业特征的纠纷，还是应当由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予以对应，才能够处理得恰到好处。在实证实验过程中，互联网交易纠纷咨询室认为个人之间进行交易而产生的纠纷，不属于业务受理范围的事项。不过，在不久的将来，例如专门对拍卖行业提供场所(场地)的经营者，可能提供相应的解决纠纷方面的服务，但这仅仅局限于发生在日本国内的事例。另外，在一些含有涉外因素的国际交易中，对与海外进行交易过程中遇到纠纷的日本国内的消费者，应当如何提供咨询和解决纠纷的服务?在目前的状况下，还不能提供这样的服务，因为日本国内不存在这样的机构。对于日本国内民营企业的经营者来说，对这个领域进行投资是没有经济回报的，所以不可能期待民营企业进入这一领域。实证实验结束后，政府应当对在这一领域建立相应的机构予以政策支持，并且与外国的电子商务纠纷解决机构建立相互合作的关系。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在日本本土的消费者能够放心地与外国的电子商务经营者进行交易。
(二)积累了解决电子商务纠纷的知识和经验
1.通过在线咨询解决纠纷电子商务纠纷在线咨询是咨询室一种普通的工作方式，这要求咨询员依据相关的法律对纠纷当事人给予回答。主要依据民法、商法、合同法以及最近颁布的与电子商务相关的法律。但有的时候未必都能明确地依据法律条款做出回答。这时就要求咨询员必须能够在理解具体纠纷的基础上，做出灵活、适当的回答，当然得以具备相当程度的法律法规知识为前提。2.促进电子商务市场规则的形成和普及作为aDR机制的一个功能(积累大量的咨询案例，可以促进普及良好的商业习惯和规则的形成)，这一点在实证实验项目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不过在实证实验项目实际运作的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2003年秋季，因为一个网站的某种商品错误的标示了价格的位数，致使大量订单涌入，网站出于经营的角度考虑，做出声明表示价签标价错误，决定取消订单。这一举动遭到定购者的强烈不满，纷纷投诉到咨询室。这就是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价格错误标示”事件。在针对这一事件的处理上，咨询室获得了律师的有力支持，提出了法律意见书，在认真听取了各个方面的意见之后，从诸多的类似的事例归纳出了“咨询室的观点”这样一个结论，并且在媒体上进行公布。在这一事件处理上，如果仅仅依据民法和电子消费者合同法条款，不能准确地判断出合同成立的时点，以及在网站经营者已经明确地在商品上标示了价格的基础上是否能够主张标示错误无效。当然，公布的仅仅是咨询室的一种观点，或者说是一种看法，并不具有法律上拘束力。但是，“咨询室的观点”经过各种各样的网站和论坛以及媒体的转载和介绍之后，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后来即使再次发生同样的纠纷，也没有人再来咨询或者投诉了，也就是说人们知道应该怎样处理类似的纠纷了。因此，可以认为通过aDR方式以及相关的方法，能够起到了促进市场规则形成的作用。在互联网的世界里，不断地涌现出法律框架以外新类型的服务，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由于法律解释模糊不清而产生的纠纷。但是，电子商务的实践不能只是等着有了法院判例或者官方出台了司法解释之后才去一一处理这些纠纷，电子商务发展的速度永远比案例和司法解释要超前。因此，为了提高经营者、消费者双方预测的可能性，尽可能减少法律上的风险，当现实的纠纷发生、投诉机构受理之后，主管行政机关应当迅速地做出应对，两个机构更加紧密有机的联动机制才能更有效地解决好纠纷。对于这样的尝试，在aDR实证实验项目进行过程中，已经把取得的部分数据、资料，在经济产业省对《电子商务相关的规则》的进行修订的时候，引入到该规则中。具体地讲，有上面提及的价格错误标示事件的处理原则，在拍卖交易中当事人的责任问题，在国际交易中的纠纷处理的问题等等。咨询室受理的事例，在增添了法律专家做出的法律分析之后，作为准则的草案，在过去的几年里，曾经数次提交到经济产业省。例如2006年2月，经济产业省公布的第4次的修订版《电子商务相关的规则》，就是以提出的草案为蓝本修订而做成的。在2005年度的修订中，从aDR实证实验项目处理的事例中，同样汲取很多论点到准则的草案当中。另外，为了使互联网上交易能够顺利地进行，法律的保障是必要的。但双方当事人还应当掌握一定程度的规则和常识，这也是进行交易所必需的基础。目前所进行的网络交易，特别是在个人之间的交易中，在市场参加者之间的这种共同基础还不是很充分的状况下，存在着大量由于误解而产生纠纷的情况。aDR实证实验项目的功能之一，就是通过个别纠纷解决，树立示范作用，进一步促进“适当的规则和常识”的形成和普及。
(三)防止纠纷于未然
为了防止纠纷的发生，通常采取以下具体的方式:1.在网站的显著位置发出警示在截止到目前所发生过的事例基础之上，在网上出现又一些新的欺诈类型，手段不断变化，因此有必要经常提醒消费者注意，一般是通过网站的头条新闻的方式进行公布，并且把方法手段加以较为详细的介绍，防止一般人上当受骗。例如2005年一些收费通过使进入网站的画面快速转换的手法，诱使人们误点击，以致达到使合同成立，非法要求支付费用的目的。①2.由咨询员在网站设置博客专栏专栏的名称为“从咨询现场发出信息”，栏目里细分了相应的纠纷类别:如二手车交易、个人之间交易、涉外交易、宠物(动物)的交易等。为了使人们做好避免纠纷的心理准备，面向经营者、消费者两个方面，咨询员从已经受理的咨询事例当中，总结出一些有益的内容，在博客发表文章，传递出相关的信息。那么，通过查阅访问博客的记录，就可以知悉人们还是相当关注这样的信息。另外，通过问卷调查的结论也可以看出，人们非常关注如何防止纠纷于未然，强烈的希望进一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特别是对于网络诈骗等类型的案件，消费者协会、行业协会等组织是没有相应的强制手段的，这都需要与有执法权的机关采取相应协调的措施。3.其他的宣传启蒙活动互联网交易纠纷咨询室经常应各地消费者协会的邀请，针对咨询事项、电子商务的最新动向等主题，由咨询员做巡回讲演，同时还聘请nHK电视台(相当于中国中央电视台)消费者启蒙节目的专家制作相关的电视节目，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四、实证实验项目的成果在实践中的运用
实证实验项目虽然已经结束，不过其良好的效果，在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显现。为了继续发挥实证实验项目所起到的积极作用，2006年4月设立了“有限责任中间法人eC网络”公司①。由这个民营企业以及其创设的网站来继续实证实验项目咨询室的功能，当然不仅仅是以前的重复。它的目标是创建“让人们放心的电子商务市场”，具体的任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供信息服务
为当事人提供纠纷案例以及倾向和对策;电子商务准则的解释;最新的政策动向。
(二)提供特定专门领域咨询服务
为特定专门领域纠纷的解决提供咨询服务，在必要的情况下由具有专门知识(法律、技术领域)的专家提出解决方案，并且予以支持。
(三)提供aDR服务
经济纠纷的案例篇4
[关键词]医疗纠纷；分析；对策
[中图分类号]RDF795.4；R197.3[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1673-9701（2014）27-0100-03
[abstract]objectivetostudythecause，characteristicsandnewtrendsofmedicaldisputes，providetheadvicetoimprovethemedicalqualityandmanagement.methodsatotalof55casesofmedicaldisputesinonehospitalfrom2010to2012wereretrospectivelyanalyzed.Resultspatientshadnoobviouslydifferenceinsexandagebutarea，theagerangeconcentratein36～65years，theurbanpopulationtakethehigherproportion（69.09%）；theeducationalbackgroundofmostdoctorsismasterandDoctor，thepostofmostdoctorsisseniorpositionaltitleandsubsidiary-seniorpositionaltitle；thesurgerydepartmentsmakemoremedicaldisputes（61.82%）；theinsignificanceofmedicaltechnologyisthemajorfactorofmedicalmalpractice（52.72%）.ConclusionStandardizingmedicalpractices，improvingcomprehensivequalityofmedicalstaffsandenhancingskillsofphysician-patientcommunicationareimportantmeasurestopreventmedicaldisputes.
[Keywords]medicaldisputes；analysis；Countermeasure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家法制建设不断健全，人们的维权意识不断加强，对医疗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医疗纠纷发生率呈直线上升趋势。医患冲突加剧.严重影响了医院的正常诊疗秩序：患者对医务人员的信任度下降。赔付金额陡增.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受到巨大威胁[1]。对医疗纠纷能否及时、妥善的处理，并深入分析纠纷特点，认真查找纠纷原因，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对维护医患双方权益、确保医院科学、和谐、安全、快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2]。本文对某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2010～2012年已结案的医疗纠纷进行分析，以期找出医疗纠纷形成的原因，探讨防范医疗纠纷的有效方法，提出改善医院管理的政策建议。
1资料与方法
本研究采取回顾性研究方法，统计分析2010～2012年度内某医院经医患双方协商或由司法诉讼解决、医院给予患者或家属一定经济赔偿的纠纷55例。由患者投诉，但经医院解释而圆满解决并未给医院造成经济损失的、患者撤诉的、经司法鉴定认为医院无医疗过错以及法院判决医院胜诉的不在统计之内。
3分析与讨论
3.1医疗纠纷患者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但年龄分布集中，地域差异明显
通过对55例医疗纠纷患者的基本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后发现：患者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患者的年龄频数集中分布在36～65岁的年龄段；城市居民发生医疗纠纷的数量明显大于农村居民。这与国内相关资料的发现基本一致。此年龄段正值患者的青壮、初老年龄，承担着大量的社会、家庭任务，其因病致死或因病致残产生的成本相对较大，患者家属心理上更难以接受；城市居民文化素质相对较高，法律意识更强，导致维权行为更为多发。
3.2学历及职称构成
医务人员的学历构成以硕士、博士为主，职务构成以副高、高级职称为主。对55例医务人员的年龄进行检验，平均年龄为（47.63±6.98）岁，年龄频数集中分布在40～60岁的年龄段。在我国，40岁以下医师多为副高职称以下，在诊疗工作中承担辅工作，如书写病历、查房、执行上级医师命令等。在40岁以上的医师中，正高、副高职称的医务人员比例逐渐提高，其可以独立承担诊疗工作，在手术或重要操作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并负有主要责任[3]。因此该年龄段医务人员发生医疗纠纷的比例较高。
3.3外科科室发生医疗纠纷频数最高
外科科室发生医疗纠纷频数最高，导致此现象的原因涉及科室本身的工作性质、社会、心理等多项因素。外科手术多为疑难病例，并发症多，难度大，发生医疗风险的几率更高；手术作为重大应激事件，易令医患双方产生负面情绪，医护人员会因工作压力对工作产生倦怠，患者因应对突发事件或身体不适也会出现情绪反应，这些均对纠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4]；此外，治疗效果较直观、患者易评价（如伤口愈合、疼痛缓解等）也是外科医疗纠纷数量高的原因[5]。本研究中，外科科室医疗纠纷的发生比例占全院科室的61.82%，主要原因包括医疗人员对手术指征把控不严；医疗人员在实施高风险手术或操作前，对患者的知情告知难以周全，导致患者对治疗措施期望过高而对风险估计不足等，这都导致了外科科室医疗纠纷案件的高频发生。
3.4医疗技术水平不足是医疗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
分析结果显示，发生医疗纠纷的患者中，全部为死亡病例以及发生严重损伤或并发症病例，无治愈或好转病例，这说明疾病的转归结局是医疗纠纷发生与否的主要依据。医疗纠纷发生的原因较为多元，本研究中，以操作不当、诊断错误、手术指征不当、用药不当等医疗技术层面的原因为主，占到所有原因总数的52.72%。科技的发展，使得医务人员过多地依赖现代化的诊疗仪器，医院的市场化发展，医务人员趋利性明显，更多的医务人员关注经济效益而忽略自身专业水平的提升，使得业务能力大打折扣[6]。此外，沟通不足、院内感染、病历书写缺陷等原因在医疗纠纷中也较为常见。提示医院应进一步加强对医务人员业务能力的培养，改善医疗安全管理，强化医疗质量控制，降低医疗差错的发生率。
4对策与建议
4.1加强对重点人群的法律教育和业务培训
高资质医务人员分工复杂，责任明确，风险客观存在，医疗纠纷也难以避免。对此，医院可以通过学术讲座、案例教育、学术交流、知识考核等形式，加强对重点人群的法律法规、法律实务、医患沟通技巧等方面的知识教育，使医务人员了解医疗纠纷易于发生的环节，掌握医患沟通技巧，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此外，应重点加强临床医师工作能力的培养，全方位地开展技能培训，定期进行业务技术考核，多途径地培养学术带头人和中青年骨干人才，不断优化人才结构和梯队建设，提高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7]。
4.2加强对重点科室的安全管理与质量控制
医院应重点加强对外科科室的医疗安全与医疗质量控制。制定法规政策，定期监督检查，保证外科科室在实施高风险手术之前，做好患者的知情告知，确保知情同意书的及时有效；重点落实手术风险评价制度，对于高难度手术，确保科室能对病情状况、切口类型、手术级别、麻醉方式、患者自身耐受程度等因素做出综合考量，制定合理的手术方案和替代方案。科室方面应当成立科室质量控制小组，负责病历检查、院内感染控制等。阶段总结，持续改进，不断规范医疗行为。
4.3加强院内感染控制管理
通过对55起医疗纠纷案件进行分析后发现，直接和间接由医院感染引发的有6起，占纠纷案件总数的10.91%。医院感染情况复杂，包括传染病源接触后感染、术后感染、输血后感染、侵入性操作引发的感染、抗生素的不合理应用导致的感染等。这提示我们应根据纠纷案件发生的不同原因而采取相应的策略，加强管理，切实防范医院感染医疗纠纷的发生。医务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手卫生制度、消毒灭菌制度等医院感染管理制度；医院必须加强对抗生素的使用管理；医院在实施标准预防的基础上，应根据不同情况对感染患者采取相应隔离措施并更新隔离设施；重点加强对新生儿科、血液透析室、重症监护室等感染高危科室的管理[8]。
4.4加强沟通，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是当前极为敏感的社会关系。55例医疗纠纷案件中，由于医患沟通不畅导致的医疗纠纷占10.91%。因此，医务人员在具体工作中，应注意职业素质的培养，要积极学习法制法规，更新服务观念，提高服务质量；重视同患者及其家属的沟通交流，取得患方理解、支持和配合。
4.5强化责任意识，落实奖惩措施，保证医疗安全
55例医疗纠纷的材料中存在大量的因医务人员疏忽大意而导致的医疗纠纷，例如误输液体、病历存在缺陷，支架型号不匹配等。此类问题是由医务人员的过失行为引起的，应当杜绝发生。医务人员应当强化责任意识，从行动上遵守医院的各种规章制度，如首诊负责制度、三级医师查房制度、疑难病例讨论制度、会诊制度、危重患者抢救制度、术前讨论制度、死亡病例讨论制度、病历书写基本规范与管理制度、技术准入制度等[9]；科室内部成立质量控制小组，强化医疗质量控制，完善风险评价机制，对于医疗纠纷易于发生的高危环节，层层把关，级级落实；医院方面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定期监督检查，落实奖惩机制，落实对违反医疗规章制度造成医疗缺陷人员的处罚，使医务人员服务有内容、考核有指标、奖惩有力度，增强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医疗纠纷防范意识[10]。
[参考文献]
[1]冯俊敏，李玉明，韩晨光，等.418篇医疗纠纷文献回顾性分析[J].中国医院管理，2013，9（33）：77-78.
[2]刘同亭，薛源.某三级甲等医院107例医疗纠纷分析[J].西部医学，2011，5（23）：5.
[3]周旭昊.某医院医疗纠纷案例分析及对策研究[D].杭州师范大学，2011：26.
[4]赵玉芳，张庆林.医生职业倦怠研究[J].心理科学，2004，27：1137-1138.
[5]罗秀，王轶.某综合医院医疗纠纷之实证研究[J].重庆医学，2013，42（16）：1846-1847.
[6]王美玲.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及对策研究[D].兰州大学，2009：10.
[7]卢莉，卢捷湘，彭伟莲.某大型综合医院非医疗过失性医疗纠纷的原因分析和对策[J].实用预防医学，2011，18（3）：560-561.
[8]王莉，府伟灵.医院感染引发医疗纠纷防范探讨[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03，13（6）：561-563.
[9]马艳萍.在医疗纠纷病案常出现的问题[J].中国医院管理，2006，26（5）：58.
经济纠纷的案例篇5
【关键词】先刑后民刑民交叉刑民并行
在审判实务中，常出现民商事纠纷和刑事犯罪相交叉的情形，从而造成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在判决、执行等方面上难以衔接的问题。正值社会转型期，刑民交叉案件呈日趋增长的势态，且案情越来越复杂；解决该类案件程序冲突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繁冗庞杂{1}，相互冲突，漏洞频出；学界针对此类问题一直存有争议，尚未达成共识。在此背景下，本课题组针对刑民交叉案件之程序处理机制在实务中的操作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调查的结果进行分析。
由最高院颁布或联合颁布的有关刑民交叉问题的规范性法律文件{2}针对的都是经济犯罪，而诈骗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是经济犯罪中发生较频繁的一类案件。此外，诈骗类案件牵扯被害人众多等社会因素，社会影响较大。为缩小调研范围，做到专而精，我们特地选择诈骗类案件为调研对象，以求做到类型化考量。
一、刑民交叉案件之程序处理机制的现状
为了了解实务上刑民交叉案件之程序处理机制的基本现状，本课题组对相关案例进行搜集，共整理出典型刑民交叉案件15起，其中适用“先刑后民”的案例有66.67%，适用“刑民并行”的案例有33.33%，适用“先民后刑”的案例为0%。然而深入分析，了解到适用“刑民并行”的案例无一例外是因为涉嫌犯罪的事实完全是民商事纠纷的案外事实，而适用“先刑后民”的案例则只要是同一案例事实，主体同一，当民商事纠纷涉嫌了刑事犯罪，法院即移送给公安，并终结民事诉讼的审理。某法院的请示报告中明确表示：“在诈骗案中犯罪主体与经济合同主体同一的，经济纠纷案件受理后发现犯罪的，犯罪和纠纷应一并移送公、检部门。”[1]至于公安侦查后发现并未涉嫌犯罪时，该如何处理的问题，上海某法院裁定书上写明：“由原告向法院重新，重新主张权利。”[2]此外，在适用1998年《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规定过程中，法院在收到公安发出的函件后，对案件进行审查，绝大多数时认定案件涉嫌经济犯罪，将案件移送，并终结民事审理。更有甚者，当法院获悉公安立案，便直接将正在审理的民事案进行结案。{3}
在走访上海市某法院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实践中仍绝对化适用“先刑后民”处理方式，即便发现该处理方式存在诸多诉讼之间难衔接的问题，也只能将问题搁置，继续适用该方式。某基层法院则是意识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本身存在问题，便将案件尽早结案于刑事阶段，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率或撤诉率为100%。
在实践中，诈骗案被害人往往先向法院民事庭进行，法院发现被告涉嫌犯罪即驳回，全案移送公安，公安进行侦查后，再经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最后由法院进行刑事审判。根据统计数据显示，47.5%的人认为案子绕一大圈，审判时间过长，担心得不到赔偿；28.5%的人相信法院的审判和司法公正会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20.8%的人认为只要有律师，就不担心此问题。而实务上的案例通常是，被告判刑，却已没有赔偿能力。原因可能是，在原民事庭驳回结案时，对被告的财产保全措施也相应解除，而被告在公安侦查阶段有大量时间去转移财产。即便法院追缴或责令索赔，也是无用之功。当事人只得再去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另外，某些地方法院认为，被告已服刑，不应再向其索要赔偿，诈骗案中的被害人只得通过追索赃款程序解决。[3]这就导致了诈骗案中的被害人救济无门的困境。也因此，鉴于“先刑后民”的实务操作惯例，实践中有公安机关主动介入民商事纠纷，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的行为，还有被告向公安报案，以求拖延甚至逃避民事审判的怪象。此外，在这个程序中，法院向公安进行报案，最终案子又回到法院管辖。也就是说，在整个程序中，法院既是报案人，又是审判人。这显然违反了国际上公认的诉讼公正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人都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4]同时，该操作程序是在变相地剥夺被告的合法权利，严重违法了司法公正。
总体来说，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问题在实践中十分混乱。首先，适用“先刑后民”处理方式的标准不定；其次，法院的案件移送机制存在协调不到位的问题，法院对案件是否涉嫌犯罪的审查自由裁量空间过大，制约缺位；最后，在整个程序中，法院成为了自己案件的法官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些程序上的细微瑕疵在实务操作中得到迅速地放大和扩张，使得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处在不安的境地，时刻有着被侵害或剥夺的风险，得不到及时有效地保护。
二、“先刑后民”作为司法原则的质疑
（一）与刑民交叉案件审理相关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在90年代初期，针对民商事纠纷和刑事犯罪交叉时发生的程序冲突，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两项规范性法律文件：一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13日颁布的《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后文简称97年《规定》）；二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9日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后文简称98年《规定》）；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4}正是学界和实务部门认为适用“先刑后民”处理方式的唯一法律依据。
97年《规定》主要是在第三条、第九条上对刑民交叉问题作出规定，其中第三条“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对于追究有关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不影响对存单纠纷案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对存单纠纷案件有关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以及承担民事责任的大小依法及时进行认定和处理。”明确规定了“刑民并行”的司法处理方式，当刑事案件不影响存单纠纷案件审理时，法院应当对存单纠纷进行及时审理，同时也对“先刑后民”进行了范围的限定，即“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审理的，法院应当中止审理。”该条和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对中止诉讼规定的精神相一致。而第九条规定的内容：“在存单纠纷案件的审理中，有关当事人如有违法行为，依法应给予民事制裁的，人民法院可依法对有关当事人实施民事制裁。案件审理中发现的犯罪线索，人民法院应及时书面告知公安或检查机关，并将有关材料及时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肯定了刑民并行的处理方式，并对民商事纠纷和刑事犯罪部分重合{5}时的情况，作出了法院将部分案件移送给公安的规定。
98年《规定》主要是在第一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上对刑民交叉问题作出规定，其中第一条：“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确立了民商事纠纷与刑事犯罪分开审理的标准，主要针对的是个人涉嫌犯罪和单位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5]。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提出“刑民并行”的处理方式，并确立该处理方式的适用条件，即民商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不是同一法律关系，该条是对97年《规定》第九条内容的再次确认。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该条被实务部门广泛适用，在收集的案例中，凡是适用“先刑后民”处理方式的情况，均采用“驳回，全案移送”的做法。有学者认为该条的立法本意是只要某一经济纠纷涉嫌犯罪就专属刑法调整而绝对排斥民事救济。[6]第12条明确了即便法院在立案之后，接到公安函件仍应将案件移送的做法，是对“先刑后民”处理方式的确认。
（二）法律性文件的漏洞和矛盾（97年《规定》恢复审理的缺位）
1.98年《规定》中第1条和第10条，在是否分案处理问题上，分别规定了“法律事实”、“法律关系”两个标准。[7]这是导致实践中“先刑后民”适用情况不一的根本原因。所谓法律事实，就是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情况或现象。[8]同一法律事实可能存在于几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之中。也就是说，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有可能由同一法律事实产生。因此，相比“法律关系”，“法律事实”更应作为民商事纠纷和刑事犯罪是否应分案处理的认定标准。{6}
2.98年《规定》第8条与2000年最高院颁布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后文简称00年《规定》）相矛盾。按照98年《规定》第8条，被害人有权依自己意愿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即被害人有程序选择权。然而00年《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即，对诈骗类等经济犯罪引起的损害赔偿等问题不再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理，人民法院应当执行《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对经济犯罪引起的损害赔偿问题不得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而只能由受害人在人民法院依法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之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9]
3.98年《规定》第11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存有三处瑕疵：（1）该条的立法本意是只要某一经济纠纷涉嫌犯罪就专属刑法调整而绝对排斥民事救济。而案件最终是属于经济犯罪还是普通的经济纠纷，取决于结果，人民法院不能在对案件进行侦查前决定案件是普通民事经济案件还是刑事案件。[10]在某法院判决书中，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写道：“抗诉机关认为本案争议的借款事实涉嫌集资诈骗，这仅是待定的事实，一审法院以待定的事实已确定的事实，与法律不符。”[11]然而法院仍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倘若错判，将“驳回”将间接剥夺当事人的诉权。因此，为避免造成难以挽回的局面，驳回的处理方式应当更换。（2）最高院于1997年颁布的《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后文简称97年《规定》）第3条规定“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与该条的“驳回”相冲突，造成实践中处理方式的不同，有些适用97年《规定》第三条“中止审理，移送案件”；有些适用98年《规定》第十一条“驳回，移送案件”；而驳回相当于终结民事案件的审理，倘若法院移送案件至公安，公安不认为涉嫌犯罪，公民只得重新，重新主张权利。[12]这必然造成当事人的讼累。（3）本条“将有关材料移送”和97年《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均在实践中被扭曲化，而普遍采用全案移送的方式。[13]在《合同法》颁布以后确立了表见制度，导致在所有有经济犯罪嫌疑的情况下被告都有承担民事责任的可能性。[14]即存在民商事纠纷和刑事犯罪完全重合的可能性。因此笔者认为实践应完全遵循法律条文的规定，全案移送没有必要，只需把刑事部分移送，剩余部分视是否须待刑事部分审理结束后审理决定中止审理或继续审理。{7}
（三）“先刑后民”的合理性
“先刑后民”作为一项程序性处理方式，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法制体系尚不完善，公权优于私权的理念根深蒂固，在这段时期民商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交叉的问题得到较为有效的处理，符合当时的诉讼政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该方式的设立和存在基于公权优于私权、刑事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证明标准、刑事判决预决力高于民事判决预决力的理论基础[15]。并被公认为有利于提高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维护司法裁判的权威和统一。此外，查清刑事犯罪是处理民商事纠纷的前提，被认为是适用“先刑后民”处理方式的实用意义上的原因。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于春生局长认为：“只有查清涉嫌刑事犯罪部分的事实后，才能正确分清民事部分的权利义务关系，查清刑事责任是解决民事争议的先导。”[16]北京市公安局刘绍武局长认为：“依照‘先刑后民’的原则来处理有关的案件是为了防止漏罪。因为经济、民事审判中所注重的是案件证据的形式，而在刑事侦查以及刑事审判时，更注重案件的实质，是从本质上，从深层次里力争恢复一个客观事实的真相，尽量做到不放纵犯罪。”[17]
（四）“先刑后民”并非是司法原则
然而，通过对“先刑后民”的产生源流进行考察之后，我们发现，该处理方式有被过度适用的倾向。笔者认为，在法治国家中，私权和公权一样重要，需要得到同等的保护。更何况，“先刑后民”的立法本意并不在于“优先保护一种利益而舍弃另一种应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18]此外，“刑事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证明标准”不应是“先刑后民”作为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理由。公安机关或检察院是从刑事角度侦查收集的证据，对民事审判来说未必有用，并非刑事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证明标准，刑事审判采用的证据就能为民事审判所用。刑事证据与民事证据在证据取得方式上的不同而导致证明的法律事实往往不同。[19]最后，刑事判决预决力高于民事判决预决力同样不能作为“先刑后民”作为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理由。当法院基于“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判决宣告无罪，对民事诉讼不应具有预决效力。[20]
此外，依照97年《规定》的精神，并不存在绝对的“先刑后民”，而是在当民事案件须以刑事案件审结为前提，依赖其审理结果时，才适用“先刑后民”。布莱克法律辞典对法律原则的解释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或原理，为其他规则提供基础性或本源的综合性规则或原理，是法律行为、法律程序、法律决定的决定性规则。[21]显然，“先刑后民”不具有这样的特点。如上所述，“先刑后民”的法律依据只有两项法律性文件，且文件本身存在漏洞和矛盾。与此同时，文件也透露了“刑民并行”作为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讯息。因此，“先刑后民”只是协调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之一，并不具有普适性，不应作为刑民交叉案件的司法原则。
（五）刑民交叉案件的其他处理方式
如前所述，为纠正实践中“先刑后民”的实务操作惯例，最高院于97年和98年分别颁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都规定了“刑民并行”的司法处理方式。该方式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保证了民事诉讼的独立性，避免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之间的冲突，并及时解决了民商事纠纷，使被害人的权益得到了有效的保障。这些优势恰好解决了“先刑后民”在实施中带来的问题，然而由于法律条文本身的问题，对“刑民并行”标准规定模糊，无可操作性；理论上公权为重的观念仍未改变。因此，“刑民并行”的处理方式在实践中没有很好地适用。在江苏高院的研讨会上有一观点指出，刑事案件尚未作出最终判决的，不影响民商事纠纷赔偿数额的确定，并可在执行阶段解决数额扣除问题。[22]该观点是会上的倾向性观点。同样的观点，北京律师协会张涌涛会长也有所阐述：“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本意即法院及时依法审理民商事纠纷案件，不管当事人根据该民商事纠纷提起的诉讼是否与刑事犯罪案件有‘牵连’。”[23]
走访时采集到基层法院内部排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很少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发生。法院将案件结案于刑事阶段，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率或撤诉率为100%。这种将民事调解在刑事裁判形成之前进行，使得被告方履行民事赔偿义务在先，法院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作出裁判在后的做法被学界解释为“先民后刑”的模式。[24]本文所指的“先民后刑”是在特殊情形下，如诈骗案犯罪人死亡、下落不明，刑事犯罪长期不结案等，让民事诉讼先行的做法。因为，倘若一律适用“先刑后民”，受害人的权益将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难以得到及时有效地保障。实践中，诈骗案的被害人在了解到，通过民事程序途径解决难以执行，而通过刑事程序途径解决，被告被判刑后通常无赔偿能力的情况，在两难中倾向于抉择“先民后刑”。即便法院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而被害人不同意案件通过刑事程序审理，公安机关为了保障和谐局面会选择不立案。此外，如上所述，有些法官认为，当案件已经通过刑事途径审理之后，不主张另行。“对被告人处以刑罚本身就是对被害人精神方面最好的‘平复’和‘抚慰’，有了对被告人的刑事处罚，也就无需再用经济赔偿的手段制裁被告人、安抚被害人了。”[25]然而，根据统计结果显示，在受访人群中，55.7%的人认为如果自己被诈骗，追后被骗的钱财更加紧要。若是诈骗钱财已经追回，而诈骗人迟迟未被定罪，53.8%的人认为还能接受，而如果诈骗犯已经被法院定罪后，但被钱的钱财尚未追回时，52.5%的人认为不能接受。依照该统计数据，可以得出结论，相比诈骗犯被判刑罚，被害人更需要的是经济赔偿。因此，“先民后刑”较之“先刑后民”能更好解决当事人权益及时有效保障的问题。
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由于实践中对97年《规定》、98年《规定》的片面理解和错误界定，以及其本身存在的漏洞和矛盾，给地方保护主义打开方便之门，为被告规避民事责任提供了可乘之机，最终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因此，实践中应当遵循立法本意，根据刑民交叉案件的不同类型适用不同的处理方式，并限定“先刑后民”司法处理方式的适用范围。
1.适用范围方面。刑民交叉案件应当分为刑事法律事实和民事法律事实完全重合或部分重合两种类型。{8}因此，刑民法律事实完全重合型案件可以适用“先刑后民”。当出现诈骗案犯罪人死亡、下落不明，刑事犯罪长期不结案，民事诉讼基本结束[26]的例外情形时，建议适用“先民后刑”处理方式。与之对应，刑民法律事实部分重合型案件可以适用“刑民并行”，将刑事犯罪部分移送公安，剩余部分视是否须待刑事部分审理结束后审理决定中止审理或继续审理。当出现刑事部分须待民事部分审理结束后审理的例外情形，建议适用“先民后刑”处理方式{9}。此外，被告人人为制造犯罪的，也应当“先民后刑”。
2.处理程序方面。（1）案件移送机制。法院将案件移送给公安的程序中，容易出现两者不协调的局面：法院认为案件涉嫌刑事犯罪，而公安却不立案。对此，有学者认为应当由法院主动与侦查部门进行事先沟通。[27]另有学者认为可由争议各方报其上级部门共同协商确定，或报由共同上级机关决定。[28]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由于法院和侦查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由法院和侦查部门直接协商可能难以施行，而由他们的上级决定会更有执行力。（2）案件的审查。98年《规定》第12条赋予了法院对案件是否涉嫌刑事犯罪的审查权。从审查权的主体来说，由法院民事庭判断案件是否具有犯罪嫌疑，可能有失偏颇。同时，审查权的制约和监督在法律上也存在缺位的现象。假定法院移送案件，公安机关必须接受的前提，公安机关到何处去表达异议？另外，从审查的期限来说，法院审查的期限过长，显然对被害人是不利的。
因此，建议应当明确规定法院对案件是否涉嫌刑事犯罪的审查期限，并赋予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及当事人监督法院审查的权利和途径。
三、诈骗类刑民交叉案的其他具体问题
（一）民事合同的效力
当刑事判决已确认被告构成合同诈骗罪时，被告签订的合同的效力如何判定？在实践中，刑庭判决后，被害人又向其他民事责任主体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判令被告与该民事责任主体签订的合同无效。而此时法院认为刑事判决已认定合同诈骗罪，那么应理解为合同已有效成立，应当驳回原告诉请。学界对该问题有五种观点：一、合同当然无效；二、合同属于可撤销，并不当然无效；三、以合同相对人参与犯罪与否为标准进行划分；四、以权利人是否先向公安机关报案为标准进行划分；[29]五、不存在合同有效或无效的判断和认定。[30]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在诈骗案中，即便被告构成合同诈骗罪，其签订的合同效力仍应当由民事法律规范来认定。而且被告的行为本质上是《合同法》中第54条中的欺诈行为，只是社会危害性达到了刑法规制的程度。因此，被告签订的合同应根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认定合同可撤销。
（二）刑事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失
由上文分析可知，诈骗案不再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之内，被害人只得通过法院追缴或责令退赔的方式获得赔偿，当追缴或责令退赔不足以赔偿时，被害人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针对被害人对其他民事责任主体提讼的时间，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一、只有在犯罪嫌疑人科以刑罚并对其进行追缴赃款赃物后仍不足以弥补被害人损失时，才可以对其他对于犯罪行为的实施提供帮助等有过错的人追究赔偿责任；二、刑事判决确定的追赃和发还财物并不具有在最终意义上确定民事关系的作用。[31]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正如前面所说，当刑民交叉案中法院把刑事部分移送到公安机关，而剩余部分若无需待刑事部分审理结束后审理，可以继续审理，将其他责任主体应赔偿的金额判定给被害人，以充分地保障被害人的权益。
注释
{1}除了后文所述的两项规范性法律文件，还有《关于财产犯罪的受害者能否向已经过司法机关处理的人提起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的复函》，《关于个体经营人因诈骗罪判刑后被骗人能否再对其提起经济诉讼问题的电话答复》等等。
{2}即后文所述1998年《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和1997年《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
{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05）静民（一）民初字第1987号卷宗材料中写道：静安法院获悉静安分局已对五起报案立案侦查后，即将九起民事案件全部移送静安分局处理，并以移送方式结案。
{4}在80年代末期，最高院与最高检、公安部分别于1985年8月19日联合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和1987年3月11日联合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也曾被作为“先刑后民”的法律依据。但在笔者查阅法典时，发现这两项法律性文件均已失效，故不再援引。
{5}后文所述，笔者将刑民交叉案件分为两类，民商事纠纷和刑事犯罪完全重合与部分重合。
{6}事实上笔者认为，98年《规定》以“同一法律事实”作为民商事纠纷和刑事犯罪分案处理的认定标准本身存在问题，在实践中出现很多现象比如诈骗犯罪人死亡、下落不明，刑事犯罪长期不结案等，倘若一律适用“先刑后民”，受害人的权益将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难以得到及时有效地保障。
{7}学界有不同观点：以民事关系的存在与否作为决定是否移送的标准。即即使在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况下，也完全可以根据民法规范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侵权关系、不当得利关系等进行判断，并且根据民法规范进行调整。
{8}该观点受到赵嵬《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原则——相关司法解释辨析》一文的启发，载《法律适用》2000年第11期，第16页。
{9}岳礼玲的《“先刑后民”原则辨析》一文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在我国司法史上，从来没有用民事程序中止刑事案件的先例。这种先例是不能开的，否则将破坏国家基本的诉讼制度。
参考文献
[1][3][1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个体经营人因诈骗罪判刑后被骗人能否再对其提起经济诉讼的请示报告.津高法（1989）6号，2013-04-19.
[2][12]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848号，2013-04-19.
[4]游伟.刑民关系与我国的刑事法实践[a].华东司法刑事评论（第八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02.
[5]李淑琴.解读《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a].张军.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刑事.行政卷）（1997-2002）[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114-116.
[6][10]江伟，范跃如.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研究[J].法商研究，2005（4）：31.
[7]毛立新.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选择[n].法制日报，2008-12-14（12）.
[8]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65.
[9][26][27]何帆.刑民交叉案件审理的基本思路[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198.
[11]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1）浙衢商再终字第7号，2013-04-19.
[14][16][17][18][23]朱江，于春生，刘绍武，张涌涛，龙翼飞.专题研讨：“先刑后民”司法原则问题研究[J].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04（1）：5.
[15]姚青.论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原则[D].华东政法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6.22.
[19]赵嵬.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原则——相关司法解释辨析[J].法律适用，2000（11）：16.
[20]刘金友，奚玮.附带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61.
[21]Black'sLawDictionary，westpublishingCo.1983，p.1074.
[22][30][31]徐瑞柏：《赴江苏参加民商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交叉疑难问题讨论会情况综述》，[eB/oL].http：///ajujoymnjkbflyq/item/c14eabcc2ab19560f6c95d6b，2013-04-19.
[24]陈瑞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三种模式[J].法学研究，2009（1）：102.
[25]范方平.怎样审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26.
[28]薛进展，刘琪，王志坚.刑事优先原则适用与限制的具体途径[J].法学，2006（2）：150.
[29]宋晓明，张雪楳.民商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民刑交叉案件[n].人民法院报，2006-08-23（5）.
经济纠纷的案例篇6
[关键词]知识产权;纠纷;民事调解
一、知识产权概述
（一）知识产权的概念
目前我国法学界对知识产权的概念表述不一。刘春田教授认为：“知识产权是基于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产生的权利的统称。”譹訛郑成思教授认为：“知识产权指的是人们可以就其智力创造的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
（二）知识产权的特征
1.专有性专有性又被称为“独占性”。知识产权和《物权法》中物的所有权一样，具有绝对性、排他性的特点。权利人独占知识财产并且具有垄断性，非经法律规定或者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使用，同时，一件知识产品只允许一个知识产权存在，但是，知识产权的所有人对知识产品的专有、垄断是有权利边界的，受到一定的时间、空间限制。2.地域性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指的是，依据一国的法律制度产生，并在该国的领域内受到保护。知识产权与有形的财产所有权一样受到地域性的限制，但是知识产权还具有无形性的特点。如果权利人在我国享有的权利内容，要在他国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需要依照他国的相关法律进行登记注册或者获得批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相继签订一系列的国际条约加强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国际公约中对国民待遇原则的规定，一定程度上是对知识产权地域性特点的补充。3.时间性时间性又称“有期性”，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知识产品具有时间性的特点。有形财产的所有权没有时间限制，只要客体存在，权利即受到法律保护。譻訛知识产权只有在法律授权的时间内受保护，超出法律授权的期限，则知识产品进入公共领域，为社会公众使用。知识产权的时间性特征，有利于保护权利人的经济利益，鼓励发明创造；有利于社会进步，促进技术革新，提高社会生产力。
二、知识产权纠纷的特征与救济途径
（一）知识产权纠纷的特征
知识产权侵权是指侵权人违反法律的规定，擅自行使或利用知识产品所有人专有权利。譼訛知识产权侵权与一般的侵权行为相比具有相似的法律后果，但是知识产权侵权有其独特的特征：1.知识产权侵权不直接作用在有形物上常见的物权侵权表现形式是，非法侵占他人物权的行为，毁损他人所有物的行为，妨碍他人对所有物的占有、使用、收益等，直接作用在有形物的本身。但是，由于知识产权的标的物具有无形性的特点，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更多表现为假冒、抄袭盗版、伪造等，这些行为看似没有侵犯知识产品的物质载体本身，但是侵犯了知识产权所有人的思想，也就是说对知识产品所有人的“专用”权的侵犯，使知识产权的垄断性、排他性受到侵害。2.知识产权纠纷的专业性、技术性较强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侵权纠纷，知识产权侵权更多地涉及法律、技术等领域，例如专利侵权不能仅依靠法律来判定是否侵权，我们往往通过专利复审委员会的裁决进行判断。在网络空间的版权侵权，往往给侵权行为的判定带来困难，并且通常诉讼的时间较长。权利人维权的目的是为了把握商业机会，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但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不利于纠纷及时有效地解决。与一般的财产侵权相比，知识产品的侵权行为具有欺骗性和隐蔽性的特点，难以被人发觉。例如互联网快速发展，知识产权的产品表现为数字信号，这就在诉讼过程中增加了权利人的举证难度，侵权行为难以认定、侵权责任难以明确，有时可能出现虚假诉讼的情况，增加案件的复杂度，诉讼结案并不利于权利人合法权益的保护。3.知识产权纠纷多涉及经济因素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当事人双方，对于法院停止侵权的司法判决并不看重，当事人注重的是知识产品背后可观的、巨大的经济利益。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希望通过法律途径合法地对市场垄断获取经济利益。然而，侵权人在市场经济中为了获取利益，不惜违反法律规定侵犯权利人的知识产品。我们可以看出，纠纷当事人双方都有共同的目的，获得市场占有份额，取得较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当出现纠纷时，是否可以尝试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以更低的成本较好的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的侵权纠纷。
（二）知识产权纠纷的救济途径
1.公立救济公立救济又称为司法救济，通过人民法院居中裁判、定纷止争解决当事人之间知识产权纠纷，从而获得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判。包括行政保护、刑事保护、民事保护，这是三种基本类型。行政保护，指权利人在发生侵权纠纷时，请求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给予的一种救济途径；刑事保护，惩处知识产权犯罪行为，保护权利人的合法利益；民事保护，法院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行使审判权，解决权利义务纠纷。2.私力救济与公立救济不同，知识产权纠纷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解决。和解是指，纠纷当事人就民事侵权纠纷自行协商并达成协议，消除争议，没有第三方介入，当事人自行和解，又称为自力救济。但是，纠纷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和解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往往当事人反悔可能性大，不利于纠纷及时有效的解决。3.社会救济调解和仲裁是解决侵权纠纷的另外一种方式，也成为“非诉程序”。调解委员会或仲裁机构作为第三方介入，对当事人纠纷进行调停、说和、裁决，故称之为社会救济。调解协议、仲裁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仲裁裁决还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三、知识产权纠纷民事调解制度存在的不足
民事调解是纠纷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内容，在第三方主持下，自行协商，最终解决纠纷的制度。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有关知识产权纠纷的调解效果并不理想，与“先调后判，案结事了”的要求还存在差距。例如，能调不调，不能调乱调，调解并非当事人自愿，调解过程中贿赂法官，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了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制度存在的不足。首先，立法不完善。调解制度，是我国解决民事纠纷的独特制度，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清楚地规定民事调解的程序。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由于对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专业性了解不够，不能很好地进行调解。其次，达成调解协议随意反悔。《民事诉讼法》规定达成调解协议在协议签收之前，当事人可以拒绝签收，如果拒绝签收意味着调解的失败，人民法院应及时判决。这样会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当事人滥用反悔权，违反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是否可以考虑对当事人随意反悔进行限制，只要双方达成一致，调节过程合法，调解协议内容不违背当事人意愿，就可以使调解协议生效，防止当事人恶意虚假调解、拖延纠纷解决。
四、完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制度的必要性及建议
（一）完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制度的必要性
1.利于矛盾解决当纠纷出现，纠纷双方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但是，知识产权纠纷具有经济效益的特点让调解组织介入，可以更好兼顾双方的利益，调解协议本身就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如果纠纷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则充分表示出纠纷双方的真实意愿，从而使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得到妥善解决，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2.实现知识产权纠纷解决制度的创新调解制度具有低成本、方式灵活、能够充分体现纠纷双方的意愿的优势。诉讼虽具有法律效力，但是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证据不足会导致败诉的风险，很有可能激化矛盾。新时期，我国建设法治型服务政府，纠纷矛盾的解决最大限度地增加了和谐因素，调解制度的完善，有利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创新。3.减少司法腐败温床人民调解是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形成的，可以弱化法院在纠纷解决中的“强权力”，在执行调解协议时当事人会自愿履行义务。调解结案，可以减少“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减少司法不公、防止司法腐败，有利于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及时有效解决，维护当事人经济利益。
（二）完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制度的建议
经济纠纷的案例篇7
关键词：合同纠纷；公立高校；契约主体；变迁；应对
契约（Contract），又称为合同、协议，是平等的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随着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的发展，公立高校开始越来越多地以契约的形式与市场主体发生各种交易行为，高校的主体地位也逐渐从传统的“公法人”身份向“私法人”主体转变。19世纪英国著名法学家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指出：“迄今为止任何社会的进步律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身份”强调的是社会主体的出身、地位，有了特殊身份就拥有特权，社会主体之间具有不平等的法律关系，“人治”特征明显。“契约”则是人们自由合意的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相互协商达成的意向，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和对主体权利与自由的尊重，契约社会是法治社会。在从身份到契约的变迁过程中，高校如何适应这种身份的变化并利用其实现自我的突破性发展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公立高校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
笔者针对2014年下半年全国公立高校的司法纠纷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分析纠纷的现状与诉讼后果来反观高校治理存在的问题。笔者利用威科先行法律专业数据库中的法院裁判文书为检索工具，检索当事人一方为高校，判决时间为2014年7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司法案例，通过对检索结果进行逐条阅读和二次筛选，删除非高校主体案件、已撤诉案件、执行案件等，最终筛选了168例司法案例作为分析样本。通过分析案例样本，总结目前高校涉诉合同纠纷案件具有如下特点。
（一）合同纠纷成为高校司法纠纷的主要类型
在2014年下半年高校涉诉的168例司法纠纷中，因合同引发的纠纷共106例，占63.1%（见图1）。可以看出，合同纠纷稳居高校司法纠纷之首，从纠纷数量上看是排位第二的人格权纠纷的五倍之多。这与我们传统思维中认为高校纠纷一般多是学校与学生或学校与教师之间的内部纠纷不同，现在的高校纠纷已不再局限于校园内部纠纷，而是跳离于校园之外，更多地是在市场之中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因契约发生的纠纷。
高校合同纠纷的增多体现了高校合同交易行为的增加，不仅反映了高校主体身份的变化，即以契约主体的身份发生行为，同时也反映了高校与市场关系的变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即提出要通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一重大改革举措绝不仅仅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也意味着学校改革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将从以往的学校与政府之间的矛盾，逐渐转变为学校与市场之间的矛盾。”[1]高校开始更多地以独立法人的身份走向市场，与其他主体通过契约的形式发生各种交易行为。正是在这种高校与市场的新型关系下，高校逐渐摆脱了传统依附于政府的附庸角色，以独立法人的身份与其他主体进行签订、履行或解除合同，高校的独立法人主体地位日益彰显。
图1公立高校涉诉纠纷的主要类型
（二）合同纠纷类型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
从高校合同纠纷的类型来看，在106例司法纠纷中，共涉及到13种合同类型，包括劳动合同、租赁合同、建设工程合同、教育培训合同、买卖合同、技术合同、劳务合同等（见图2）。合同类型的多样化体现了高校对市场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传统的高校很少与市场发生交易行为，更不用说以契约的形式发生交易，即使有合同行为也局限在大宗的建设工程合同、采购物品的格式合同等。但随着市场经济及法治化社会的发展，高校的合同种类日益多元化，如随着教师聘用制改革，劳动合同成为高校劳动关系形成的主要形式；随着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推动，以技术服务合同为主的产学研合作越来越普遍；而且，涉及不动产及大额资金或是专业技术性强的合同越来越多，如学校与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合作办学项目等，这些合作在给学校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潜在的合同风险也应是学校重点考虑的问题。
・教育管理・从合同纠纷反观公立高校契约主体身份的变迁及应对
分析106例合同纠纷的产生原因，可以发现，纠纷原因的多元化体现了目前合同纠纷的复杂性。如因学校与教职员工未签订劳动合同、未按规定发放工资、未缴纳社会保险等引起的劳动合同纠纷；学校将校内房屋出租经营因提供出租物不符合要求或对方拖欠租金等引起租赁合同纠纷；因学校拖欠工程款或工程质量不合格等引发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因学校提供教育服务不符合约定要求或受教育者没有履行支付义务等引起教育培训合同纠纷等。合同纠纷类型的多样化和引发合同纠纷原因的多元化要求高校必须重视合同治理的规范化与法治化。
图2高校涉诉合同纠纷的主要类型
（三）高校多处于被告地位，应诉结果欠佳
在106例涉诉合同纠纷中，高校作为被告的案件为74例，占案件总数的69.8%。特别是其中的劳动合同纠纷案件，几乎全部是高校作为被告（见图3）。合同纠纷的原因一般以违约为主，高校作为被告的高比例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高校存在违约的可能性较大。尽管未经法庭审判不能确定一方是否违约，但原告一般具有违约的证据，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校对合同治理的失范。二是高校在对待合同纠纷方面的表现比较被动。因为有的纠纷案件并非高校违约，而是对方存在问题，但由于高校没有及时就对方行为提出诉讼而坐失良机，反映了高校对法律纠纷处理的非专业性。从合同纠纷案件判决结果来看，高校完全胜诉的案件42例，占合同纠纷的39.6%，部分胜诉（或部分败诉）31例，完全败诉的33例（见图4）。也就是说，最后被法院认可的高校违约行为是占很大比例的，违约即意味着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条款去行为，破坏了双方的合意，从而要承担因此造成损失的责任。
三、公立高校契约主体身份变迁的应对之策
高校主体地位的变迁对于高校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高校从依附于政府的特殊身份逐渐转变为独立面对社会的契约主体，是高校行使办学自，探索创新治理模式，提升办学水平与质量的重要契机，高校应当抓住这一契机，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将其作为重要的内容。
（一）建立契约理念，转变治理思维方式
契约理念是现代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基本理念，调整和转换思维方式是提高高校治理能力，建立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前提和基础。建立契约理念首先要求高校在交易行为中要具有平等意识。平等是契约社会的重要特征，契约成立的首要前提即是双方地位平等，任何一方没有凌驾于另一方的权力，双方完全是在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基础上行为。如果高校总以“甲方”的身份自居，以人治的思维来建立和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体的关系，那么必将面临对自己不利的后果。其次，高校治理要具有法治思维。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如何运用法治思维解决学校治理中的重大问题和突出矛盾，如何保证学校教育活动符合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现代学校治理的重要问题。合同就是法治社会下社会主体遵守规则的重要表现方式，高校必须深刻理解和遵守这种方式，并以法治思维来对待它。“法治思维是将法治的诸种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准的逻辑化的理性思考方式。”[5]法治思维要求消除在旧的思维模式下所形成的一些与法治要求不符的办事方式，例如托关系、找门子的办事方式。再次，学校要把权利义务观念、规则意识、契约精神等理念，渗透于学校的文化之中。高校管理者要树立依法办学、依据章程自主管理、尊重师生合法权益的理念，准确把握权利与义务、民主与法治、实体与程序、教育与惩戒的平衡。同时要认真组织教师和学生的法治教育，提高师生的法治素养，形成尊重法律、敬畏法律、尊崇规则、捍卫权利的法治文化氛围。
（二）完善内部治理结构，规范契约治理环节
当学校以契约主体的身份出现在日益多元和复杂的交易行为中时，契约关系的处理也在考验着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中多元权力主体的运行。例如，一项建设工程合同可能会涉及学校的基建部门、规划部门、财务部门、审计部门、法制部门等，如何保证各部门权责清晰，各司其职，同时又保证各部门之间协调运行是高校内部治理面临的重要问题。我国目前高校职能部门的机构设置与运行存在碎片化、臃肿化倾向，职能划分和部门设置不够合理，职能交叉、职责不清的现象普遍存在。一个重大决策往往需要多个部门负责，主要责任主体难以明确，一旦产生法律纠纷，各管理部门都不愿承担相应责任。
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就是要优化内部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厘清各部门职能，划清权责边界，这也是避免合同纠纷产生以及纠纷产生后利于追究责任的前提和基础。学校应当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和为教师、学生提供便利服务的要求，“对现有部门的具体职能进行分解和整合，弄清哪些职能应当合并，哪些职能需要增加，哪些职能需要剥离，理顺部门之间的职责关系，重点解决职责不清、职责交叉、职责划分过细等问题，提高职能部门的运行效率和管理效能”[6]。每个职能部门要建立自己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哪些事项属于自己职责范围，要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与此同时，学校要建立起与合同履行过程并行的学校治理体系。因为合同履行的过程也是学校治理的规范过程。与合同相关的各职能部门应当严格按照职责规定，认真履行合同中应当履行的相关义务，同时也等于在日常治理中实现了规范化运作。例如，劳动合同中关于工资的发放、社会保险的缴纳及员工培训的内容，需要人事部门根据合同条款进行日常管理，这种履行合同的过程其实也是规范学校治理的过程。
（三）建立契约风险化解机制，提升纠纷处理专业能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法治在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的作用日益彰显，依法治校也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特征。2012年底教育部印发的《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明确学校应把法治作为解决校内矛盾和冲突的基本方式，要求学校建立专业化的法律风险防控机制。
笔者认为，首先，学校应当建立一支法学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较高的法律服务团队。这支团队可以以学校的法务部门为主，同时从社会选聘优秀的专门人才从事兼职法律顾问。最好选择既有法律实务经验又比较了解教育领域特点的专业人士，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等。法律服务团队在学校重大决策的合法性论证，学校重大经济项目、资产处置等重大合同的合法性审查，学校的涉及师生权利义务的文件审查，学校涉及的诉讼纠纷，以及参与解决校内纠纷等方面应发挥重要作用。其次，学校应当建立健全校内纠纷解决机制。这里主要是针对校内合同纠纷，如教职工与学校的纠纷，学生与学校的纠纷，由于合同双方不涉及校外第三人，比较容易在诉讼外解决纠纷，学校可以通过建立起包括、调解、申诉、仲裁等各种校内纠纷解决机制，将矛盾及时解决，降低双方成本，提高解决纠纷的效率和效果。再次，对于已经上升到司法层面的纠纷，学校应当以专业姿态积极应对。司法纠纷的处理具有一定专业性，例如诉讼时效、举证期限、质证程序、不服判决的救济等，需要学校通过专业法律团队来协助应对。在诉讼中，无论学校是主张权利的原告，还是被诉违约的被告，都必须严格遵守诉讼程序，在法院的组织下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各项环节，因此，学校必须建立起应对诉讼的专业机制，提高处理涉诉纠纷的能力，否则很可能由于专业知识的缺乏导致陷于被动局面。
参考文献：
[1]谢维和.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新阶段及其主要特征[n].中国教育报，2014-05-16（6）.
[2][美]菲利普・阿尔特巴赫.比较高等教育[m].符娟明，等译.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6：57.
[3]郑春海.新形势下对我国高校、政府及市场三者关系的思考[J].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2007（3）：75-77.
[4]金家新，张力.公立高校法人制度的双界性：法源、问题与治理[J].复旦教育论坛，2015（1）：5-11.
经济纠纷的案例篇8
一、上半年以来的工作成绩
今年上半年，我镇继续加大在对各级调解组织的建设力度，进一步健全完善由综治委指导大调解工作协调领导机构及工作机制。到目前为止，全镇已建立各类调委会17个，其中建立镇调委会1个，村（社区）调委会12个，企事业单位调委会4个。通过横纵网络的完善，全区化解处置重大矛盾纠纷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从20__年1月初至5月末，全镇上下共排查纠纷__起，调解__起，调解率__%，调解成功__起，有__起正在办理中。接待中心共接待群众来信来访__件，办理率__%。
二、主要做法
（一）完善协调机制，促进矛盾纠纷问题依法化解
1、加强组织协调，落实领导保障。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列入综治领导责任制和“平安建设”的一项重要考核内容。镇综治委每季度定期召开社会稳定分析会，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议程，专题研究部署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各村调委会定期召开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联席会议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分析例会，认真研究分析辖区矛盾纠纷动态和规律，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把握矛盾调处工作的主动性，促进基层社会的安定稳定；镇调处中心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深入基层了解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实行面对面的指导，加强检查和督促，确保纠纷问题得到落实。
2、规范运作机制，推进工作开展。一是落实督导机制。专门成立了以分管政法的镇党委副书记为组长，综治、司法、、公安派出所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督导组，每季度下基层督促检查工作进展，对发现的情况较复杂、牵涉面较广的疑难纠纷问题进行研究，落实工作责任。二是落实未结纠纷调处责任制。镇调处中心加强未结案件的回访跟踪，及时掌握调处进度情况，对在调处工程中遇到困难和问题，积极帮助协调有关部门共同解决。在集中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专项活动及开展隐患排查调处活动期间，镇调处中心专门下文对未结纠纷进行任务分解，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五定”责任制，进一步明确工作责任和分工，确保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取得实效。三是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对全镇各级调解人员进行重新摸底登记，对不胜任或长期缺位的调解员进行调整充实，建立镇定期派人参与重点区域内村居月例会制度，畅通信息渠道，发挥村（社区）信息员的作用，随时掌握社会不稳定因素的苗头动向，组织法律工作者深入村（社区）参与疑难复杂矛盾纠纷的调处。
3、落实工作制度，促进调解规范。根据上级主管部门制定的调委会规范化建设标准，结合我镇实际，规范了调委会各项工作制度的内容，上墙公示牌的规格、标准，落实了调委会的“五有、六统一”。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了纠纷排查、纠纷登记、纠纷回访和档案管理等工作制度，规范了调解程序和调解文书。镇调处中心及时指导各村普遍建立了办公室工作职责、协调领导小组联络员制度、例会制度、矛盾纠纷月专报等工作制度。进一步完善预防机制，严格落实例会制度、调处责任制、信息报送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及时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二）务实创新形式，推进纠纷化解工作新发展
1、开展法制宣传预防工作。今年上半年，我镇坚持>！宣传教育结合起来，提高广大群众法律意识，促进矛盾纠纷预防工作取得实效。一
是建立一支以人民调解员为骨干，扎根基层的普法宣传队伍，在做好大调解工作的同时，又向群众普及法律知识，把化解纠纷问题放在预防矛盾纠纷发生上，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二是通过调解个案，运用生动的调解案例在基层和群众中开展生动直观的法制宣传，把调处矛盾纠纷的过程，转变成法制教育过程。充分运用广播、墙报等各种宣传形式矛盾排查调处工作的重要作用，编印有关法律常识分发到社区，加强了对群众的宣传教育，起到调解一案、教育一群、影响一片的效果；三是在党委、政府重大政策出台前后，有针对性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增强广大群众对政府中心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四是充分运用调处信息简报等宣传活动载体，及时反馈基层的工作动态，介绍成功做法，交流典型经验。2、及时排查化解矛盾纠纷。上半年，我镇针对结合重大节日、阶段中心工作，全面部署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专项活动。各级调解组织按照统一部署认真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把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与专项治理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排查调处久调不决的纠纷积案，及时发现和化解突发性的重大、疑难纠纷，切实防止矛盾纠纷激化或发生，有力促进社会的稳定。一是围绕热点问题开展排查调处。在开展全镇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专项活动中，各级调解组织把工作重点放在影响农村稳定、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问题上，及时调解矛盾纠纷，切实维护农村的稳定。二是围绕中心工作化解重点难点纠纷问题。各级调解组织立足本职，在化解婚姻家庭、邻里等常见性民间纠纷的同时，主动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积极参与各种类型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化解了大量城镇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劳资关系等突出矛盾纠纷，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健康发展，为地方的经济建设保驾护航。三是围绕经济发展主题做好生产经营纠纷化解工作。调处中心的成员单位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劳资问题、工伤赔偿、工程款拖欠等纠纷问题的整治力度，及时化解经济类纠纷问题，有效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促进了当地经济健康发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针对本区劳资纠纷比较突出，与相关单位协调一致，加强劳动仲裁工作，有效化解大量的劳资纠纷。
3、探索创新人民调解工作机制。一是积极探索公调、检调和诉调对接工作机制，促进大调解机制形成良性互动格局，同时完善制度，形成规范、系统、经常的指导人民调解工作机制。有力促进社区调解工作跃上新的台阶。
（三）加强队伍建设，推进调解理论水平新发展
1、加强业务培训，提高人员素质。造就一支思想素质高、业务知识精、工作作风硬的调解队伍，是有效开展调解工作的保障。今年来，我镇开展了综治副主任、人民调解员业务培训，继续完善调解员参加典型案例分析、调解格式文书制作评比等制度，通过各项制度的落实，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2、加强信息报送，畅通业务交流渠道。充分利用现代办公资源，设立专门电子信箱，积极鼓励各村、社区以电子文档的方式报送工作信息，缩短信息收集周期。同时，积极畅通对“上”和对“下”两条渠道，对“下”通过加强与信息员的日常沟通，了解相关工作情况，及时进行指导；对“上”主动了解上级信息编发要点，及早谋划有关信息。不断整合资源。
3、加强工作调研，提升调解理论水平。积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为领导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对了解掌握的情况进行必要的数据统计，量化分析，把握矛盾纠纷问题的根源，提出建设性工作意见。
四、积极推广“五五”普法工作
经济纠纷的案例篇9
所谓商事纠纷是指平等的商主体在正常的商事活动中产生的纠纷。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交易更加活跃，市场主体更加多元化，法律关系更加复杂，利益追求更加激烈，由此导致商事纠纷越来越频繁，其独特性也日益显现。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利益格局处在不断的调整过程中,在此过程中，司法需求与法律空缺的矛盾日益加深，随之而来的是商事纠纷案件的不断增多。商事纠纷是多重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造成纠纷的影响因素也来自多个方面,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因素,有传统文化积淀的因素,也有隐含着的不确定因素等等。首先，因受到以往司法思想及社会负面舆论的误导,存在一些商事主体轻率诉讼及滥诉的现象。近年来,群众打官司特性逐渐由传统的“讨公道”型转变为“争利益”型,以往的社会矛盾问题主要由政府出面解决，现在主要由司法机关负责,当中还存在部分矛盾较为尖锐，采取走司法路径不易解决的情况。例如,一些公司内部的纠纷案件，其中涉及到因公司倒闭造成的职工的安置问题，其涉案主体主要是公司，其所占用的土地主要是集体土地，该资产存在“变现难”的特点，同时公司与员工之间存在“调解难”的现象，这些都会造成案件处理停滞不前，提高其处理的难度。其次，商事法律研究的缺乏造成商事纠纷处理存在先天不足，后期补给不够的现象，从而造成局部事件存在“无法可循”的现象。从传统意义上讲，我国法律历来都是民商合一。商事纠纷处理最早是由经济纠纷处理演变而来,其本质上是“大民事”格局下的民商事审判。早在上世界八十年代初期,我国各级法院针对经济纠纷案件逐渐开始了经济审判庭的设立。2000年9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将“商事审判”独立出来，初步建立了民商事并行的新式审判格局。但是，因为较全面的商事法律理论体系尚未成型，在传统法律思维的影响下，仍存在很大一部分群体的办案人员未能有效辨别商事纠纷的独特性，从而疏忽了对商法基本理念的分析探讨，甚至存在一些办案人员直接将商事纠纷视为民事纠纷来对待，完全无视商法的基本理念，这是与商事立法精神相违背的,也难以正确寻找合适的解决办法,极大的损害了涉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再次，因为商事经济活动瞬息万变，这也极大地阻碍了商事立法的进程,从而导致商法立法存在很大的滞后性。一方面,在我国经济发展日益加速大背景下，商事纠纷案件日趋增多,法律未明确规定，但频繁发生于实际社会生活中的案件越来越多,法律有明确规定但较偏门的案件也呈上升趋势，并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例如，在新《公司法》正式施行后，关于上市公司股权方面的纷争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其所带来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商事立法因其滞后性导致新类型商事案件在处理的过程中不具有充足的法律依据性,虽然能够找到有效证据，但是时常有无法有据现象发生。有些商事案件因其涉及范围较广，例如股东权益纠纷案件等，这对专业知识的要求较高，同时也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支持,若无现成可依据的商事法,办案人员难以完成案件纠纷的及时、快速处理。最后,在实际的处理商业纠纷过程中，因商事纠纷主体数量不断增多,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较之以往也更加复杂,更加大了其处理难度。
二、强化商法运用的必要性
目前，在我国广泛存在着商法理念理解错误、商法意识不清晰、商事司法活动不规范等现象，这给我国的经济及司法秩序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受传统民商事一体化观念的束缚，一些人将商事纠纷简单地等同于民事纠纷，习惯于用民法的基本原理甚至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来解决商事问题，导致商事纠纷处理工作遇到困难。鉴于商事纠纷处理的独特性和司法实践的客观要求，迫切需要强化现代商法理念和商法意识，确保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说，在商业活动中强化商法运用已经刻不容缓。首先,因目前国内商事活动日益增多，其秩序需要健全的商事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其次，商法虽与民法具有较大相似点，但其也具有自身特性，特别是在价值取向及制度设定方面存在区别于民法之处。再次，商法具有科学性、技术性、合理性的精神特点，而不仅只是具有营利性及易变性。现代商事司法在商事纠纷处理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对商事的新范畴、新规律进行积极的探索,而且必须通过严格依法办案来解决商事纠纷，保证良好的市场秩序，从而保障市场经济安全运行。同时必须要不断强化商法意识，加大对经营主体的资质审查力度，重视在商业纠纷中的人身安全保护，重视对企业的维稳，重视商事合同自由的保证，重视快捷支付的安全保障，重视商事习惯的价值等等，并以此对司法行为进行规范,从而保证市场经济的和谐稳定发展。
三、现代商事司法理念的建立
所谓商事司法理念，是指在处理商业纷争过程中所依据的法律基本观念。我们通常所说的商事审判便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了法院审判工作的一般理念,也存在自身独特性的理念。要想顺利地进行商事司法工作,就应当建立起正确的指导性理念。第一,要充分肯定自身性，牢牢建立起商事主体理念。商事主体是指在法律规定允许下参加商业活动，并能够在商事活动中承担义务及获得权利的人，主要是指个人与组织。商事主体的主要特征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其行为有着明显的营利性质；二是其不能够是政府机构；三是其应当具有积极的法律行为；四是其权利及义务具有一定的对等性。第二,要把经济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建立起商事交易收益理念。市场经济是先进的商品经济，在商事活动中获得利益才是商事主体最重要的任务，是基于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利益机制的必然结果。商事主体在处理企业体制改革、申请破产及清算公司账务案件时，要加深对社情民意的理解，积极运用法律武器进行经济社会关系的平衡,从而有效保护商事主体在市场交易中能够获得更多的合法利益，这样才能够化解各类复杂的纠纷，达到有效防止突发性事件及不良事件的发生。第三,要重视集约效能,建立商事交易新式高效理念。在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态势下,商事交易逐渐改变了传统的交易模式，从以往的近距离交易逐渐转变为远向交易，从实物交易转变为虚拟交易,从小部分交易转变为大批量交易，从国内市场交易转变为国际市场交易，从短期易转变为持续易。第四,要做到诚实守信，建立商事安全交易理念。商事交易都是具有一定的风险,既可能是市场本身的缺陷造成,也可能是因人为因素造成。“为保证交易的公正、公平及快捷，商法在商业行为方式及商业行为规则等方面都进行了相关规定”。由此可见,如果缺少足够的技术性规范的保障,商法的精神便难以体现。第五,要做到人人平等,建立起公平、公正的商事交易理念。公正、公平的商事交易不仅是民法的精神体现，也是商法的灵魂所在。人民大众在商事公平的理解问题上与商人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在人民大众视角中，公平是具有很强的社会伦理性的；在商人视角中，公平在商事中主要表现的是经济公平。人民大众对社会公平理解主要表现为平均概念,商人对公平的理解主要表现为机会平等和平等交易。在进行商事纠纷案件处理时,要对公平评价、公平范围、公平主体等问题进行积极的探索，充分展现出商事纠纷处理的公平性精神。
经济纠纷的案例篇10
关键词劳动纠纷调解制度维权意识
一、引言
劳动纠纷调解是选择独立的第三方，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进行协调和斡旋，本着维护双方权益，保证双方达成共识的原则，解决现有纠纷和矛盾的一种方式。近年来，我国劳动纠纷案件数量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这其中既有劳动者维权意识增强、敢于同侵害个人合法权益行为作斗争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企业内部调解组织功能弱化，只关心企业效益而忽视员工利益脱不开干系。本文首先概述了企业劳动纠纷的一些典型特点，随后就劳动纠纷案件增多的原因，以及如何通过调解制度建设解决劳动纠纷展开了简要分析。
二、企业劳动纠纷案件的特点
（一）劳动纠纷形式多样化和复杂化
早期企业劳动纠纷案件主要是以员工讨薪为主，个别公司由于自身经营状况不理想，或是遇到了财务危机，不能准时、足额的发放员工工资，引起员工不满，形成劳动纠纷。但是近年来，企业劳动纠纷形式则变得更加多样化。除了简单的工资拖欠和克扣外，像加班费、项目提成、离退休待遇等等，也都是企业劳动纠纷案件的主要表现形式。由于劳动纠纷案件更加复杂，原来实行的调解制度没有与时俱进的得到创新和完善，在应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时，调解制度并不能发挥理想效果，劳动纠纷也就得不到有效解决，最终只能走法律途径。
（二）集体诉讼劳动者人数多
以往劳动者维权意识较为薄弱，即便是受到了企业的不公正待遇，在没有组织和带头的情况下，劳动者多数情况下是默默承受。偶尔有个别员工会提出抗议，企业也会第一时间采取安抚措施，真正形成诉讼案件的少之又少。但是随着近年来劳动者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只要个人权益受到侵害，就会通过各种途径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并且有明显的团体化倾向。许多劳动纠纷案件中，当事人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调解难度和调解压力更大。
（三）不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较为普遍
这种情况在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尤其常见，一方面是因为这类企业的门槛较低，可以很方便的找到满足企业生产运营需求的员工；另一方面则是员工流动性较强。企业方面出于管理方便考虑，没有与劳动者签订长期、有效的合同。有时虽然双方签订了协议，但是内容并不科学，双方权利义务不对等，经常是企业占有更多优势，劳动者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例如在建筑行业，很多基层劳动者由于文化水平低、维权意识差，对合同的重视不足，后期经常会受到企业的侵权。
（四）劳动纠纷处理的紧迫性
企业劳动纠纷涉及员工人数多、利益牵扯面大，加上各类媒体的连篇报道，容易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从企业角度来说，如果不能尽快的调解处理，化解矛盾，一方面是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运营，另一方面也会给企业的声誉造成负面影响。此外，当劳动纠纷升级后，很多激进的员工还会围堵企业、集体上访，造成恶劣影响，这些都加剧了劳动纠纷处理的紧迫性。
三、企业劳动纠纷案件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劳动者自我维权意识增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自2008年实施至今整整10年，期间加上政府部门及各类媒体的宣传，群众法律维权意识有的很大幅度的提升。这样当企业有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时，劳动者可以向工会、职工代表等进行反映，这样就可以将这些意见、建议及时反馈给企业的高层领导，既可以引起企业方面的重视，又能够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如果通过调解不能得到满意的解决方案，劳动者可以继续申请仲裁或进行法律诉讼。
（二）劳务用工不规范
企业与劳动者签订正式用工合同后，需要为劳动者缴纳保险、办理入职手续，正式员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企业还需要继续支付退休金。为了降低用工成本，许多企业在劳务用工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通常会选择劳务派遣的形式，招聘员工，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不够规范。后期当劳动者权益受到损害时，不能通过调解方式顺利解决矛盾，只能通过法律诉讼维权，这也是导致近年来劳动诉讼案件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企业内部调解能力弱化
现代企业通常会设置劳动争议调解机构，专门用来处理劳动纠纷。但是近年来企业效益下滑，拖欠工资、随意加班等问题时有发生，导致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对内部调解机构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与此同时，企业方面对劳动争议调解机构建设的重视不足，很多劳动纠纷调解人员都没有接受专业培训，最终因为无法令劳动者得到满意的处理结果，而失去了劳动纠纷调解的价值和作用。
（四）劳动仲裁力量薄弱
劳动仲裁可以看做是劳动纠纷调解的一种补充形式，仲裁机构的公平性和独立性是确保劳动仲裁工作能够顺利开展的关键所在。现阶段企业劳动纠纷仲裁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其一是仲裁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不能平衡好企业利益与劳动者利益。甚至多数情况下都是偏袒企业，导致劳动者对仲裁结果并不买账。其二是仲裁效率低下，仲裁流程繁琐，从前期受理、取证到最后仲裁、判定结果，需要经过较长时间，难以满足当前日益增多的劳动纠纷案件处理需求。
四、企业劳动纠纷化解与调解制度的完善策略
（一）成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劳动纠纷调解机构
我国的信用体系还没建立起来，纯社会性的机构在现有的经济体制下并不具有很强的权威性，所以劳动争议调解机构的设置，还要以政府为主导，以公权利的介入来提升调解的权威性，促成劳动争议调解协议的达成和履行，真正发挥劳动争议调解的作用。劳动争议调解机构如果由政府为主导，其办公地点和经费来源可以由政府从税收中拨付，从而解除了劳动者的经济负担，这也符合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政策。
（二）组建高素质的劳动纠纷调解队伍
1.专职队伍的组建
对于机构完善、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可以在企业内部成立专门的劳动纠纷调解机构，并通过招聘、培训等形式，建立起一支专业的调解队伍，这样就可以及时处理本企业员工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避免了劳动纠纷的扩大化和严重化。专职的劳动纠纷调解队伍需要长期坐班，并且严格执行劳动纠纷调解制度，在维护企业利益和劳动者权益之间做到平衡和协调。
2.兼职队伍的培训
对于小微企业来说，一方面是企业涉及到的劳动纠纷案件较少，另一方面是成立专门的劳动纠纷调解机构成本过高。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兼职调解的方式，与一些专门的劳动纠纷调解机构，达成合作关系。当企业有劳动纠纷需要调解时，先由调解机构进行调解，矛盾解决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按照一定比例支付费用。
（三）保障企业劳动纠纷化解与调解组织的独立性与公正性
企业的劳动纠纷调解组织需要按照相应的法规来进行设立，是企业向当地司法行政机关需求指导帮助所建立的一项基本制度。在具体的企业调解委员会构建过程中，企业首先需要设立人们调解委员会，以车间为单位建立调解小组，并以每个班为组织的单位配以相应的调解员或是信息员。对于企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具体成员组成而言，需要按照职工和管理层进行一定比例的组合。
（四）制定和落实多种调解模式
如上文所述，近年来企业劳动纠纷逐渐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在进行劳动纠纷化解与调解时，也必须针对劳动纠纷的形成原因、具体形式，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的调解模式。例如，对于不涉及经济效益、仅存在一些误会的纠纷问题，可以采取作思想工作的方式，化解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误会。如果经过多次调解，仍然不能确保调解结果让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达成一致，则要进一步采取法律途径，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五）要保障企业和劳动者双方权利不受损害
企业劳动纠纷调解制度，要保证调解过程的公平、公正，调解结果让当事人双方共同接受。调解机构既不应当偏袒劳动者，也不能一味维护企业效益。通过建立健全现行的劳动纠纷调解制度，就是要进一步约束调解机构调解工作的规范性和科学性，这样才能体现出劳动纠纷调解的客观性、独立性，真正发挥劳动纠纷调解的价值所在。
（六）企业劳动纠纷化解和调解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近年来，企业劳动纠纷案件数量激增，劳动纠纷调解难度增大，这些都决定了现行的劳动纠纷调解制度必须要与时俱进的进行补充和完善。尤其是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如建筑企业、制造企业、物流企业等，要加强对劳动纠纷调解制度完善工作的重视。例如，要根据当前劳动纠纷调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从专业角度制定制度完善方案。还要关注劳动纠纷调解制度的落实情况，调解人员要强化责任意识，确保各项制度能够落到实处，真正在劳动纠纷调解中发挥参照作用，确保劳动纠纷调解工作的规范性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