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经济纠纷起诉流程篇1
后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合理化
按照诉讼制度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的相位和功能，可以将当代中国纠纷解决史分为三个阶段：前诉讼时代、诉讼时代、后诉讼时代。“在中国，九十年代以前可以被称为前诉讼时代，此后，进入诉讼时代。在前诉讼时代，诉讼不是解决纠纷的主要方法。随着法律制度的重建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依靠诉讼来解决纠纷。因此，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比如，一度盛行的调解，逐渐不受重视。诉讼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就是争议解决方式的渐趋单一化、集中化。它的最主要的问题是高昂的诉讼费用耗费和时间耗费。社会复杂性、纠纷多样性的增强，要求纠纷解决方式的多样化。后诉讼时代是一个民事纠纷可以被多种方式合理解决的时代。
从1986年以来的统计数据看，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数量一路飚升
从前诉讼时代到诉讼时代，不仅诉讼解决纠纷的数量在增长，诉讼与人民调解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的结构比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0年人民调解纠纷总量为740.92万件，同年民事一审案件数量为291.6774万件，诉讼案件相当于调解案件的39.4%；而1998年，民事一审案件数量达到336万件，诉讼案件数量已经相当于调解案件的63.8％。据有关人士介绍，2001年诉讼案件与调解案件的数量比例已经基本持平。纵观1980年到2000年20年间，人民调解的组织建设和工作绩效的发展趋势，人民调解在9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后逐渐呈下滑趋势，调解人员和调解纠纷数渐趋减少。“强诉讼、弱调解”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已经形成。一个社会的纠纷解决机能能否良性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决定的。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在法治化进程中对司法功能的强化；另一方面，对于司法的过高期望也导致了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失衡。诉讼时代的“强诉讼、弱调解”与前诉讼时代的“强调解，弱诉讼”一样，都是纠纷解决体系结构失衡的表现。诉讼成本高昂、诉讼迟延和司法腐败可以说是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失衡带来的种种弊端的首当其冲者。从纠纷解决资源的供求规律看，当对一种纠纷解决资源的需求远远超过它的供给能力时，必然导致利用这种资源的困难性，成本高昂和迟延也就在所难免；随着这种资源的稀缺性的不断上升，掌握这种资源的人借以寻租的可能性也会加大，这就为司法腐败营造了可以想象的空间。纠纷的诱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和途径也应当是多方面、多渠道的，诉讼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关键的一元，但是，诉讼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负荷过重必然会损害诉讼的正当性根基-程序正义，进而损害司法的公信力。因此，诉讼时代向后诉讼时代的过渡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或者说是一种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发展向度。后诉讼时代正是谋求纠纷解决体系结构合理化的时代，它将在解构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的同时，建构诉讼、调解以及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纠纷解决体系。暂时还难以对合理、均衡、良性互动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进行精确的量化，不过，改变“强诉讼、弱调解”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健全人民调解制度，进一步充实和强化人民调解功能显然是迈向后诉讼时代的第一步。
后诉讼时代、人民调解与市场经济
后诉讼时代是市场经济日益繁荣的时代，市场经济及其支撑下的主流信念系
统有选择人民调解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内在需求吗？纠纷解决方式与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主流信念系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协调性。传统的调解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纠纷解决方式与马克思所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主张以礼乐仁义风化天下的儒家思想、提倡“和为贵、让为贤”的传统道德观“是一体性的。人民调解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途径，在计划经济时期，在以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为基调的共产主义道德情操的感召下焕发出令西方人称羡的生机和活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调解还有能够获得足够运行能量的生存空间吗？
市场经济社会的显著特点就是国家与社会分离。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是与国家相对分离的社会，社会是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私人利益的领域，是在一定范围内能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领域。市场经济不但是法治经济，同时，也是社会自治经济。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以使社会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来发展，同时，这也是建构“有效政府”，提升国家能力的需要。市场经济社会客观上要求更多的社会自治来整合社会。人民调解作为一种群众自治性解决纠纷的制度，属于社会自治的范畴。人民调解不是计划经济的附属物，后诉讼时代高度繁荣的市场经济对于社会自治的要求为其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权利意识蓬勃兴起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尊重个人权利的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意味着走向权利的时代的到来。诉讼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后屏障，但是，由于心理上、经济上、环境上、诉讼服务自身缺陷等多方面的原因，公民对诉讼的利用存在诸多障碍。诉讼利用的可能性越低，诉权被消蚀的可能性就越大，对权利的保护也就越困难。在城乡差别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的我国，权利保护与诉讼利用之间的矛盾尤显突出。人民调解恰恰是缓建这种矛盾的蕴含着巨大潜力的制度设置。虽然，在初建市场经济的我国，诚信等道德规范的缺失，建立信任机制的困难，使人民调解面临窘境，但是，对于市场经济主体，人民调解灵活、便捷、易于接近的优势具有难以抗拒的魅力。后诉讼时代是进一步高张权利保护旗帜的时代，为权利而协商对话的心理共鸣必将使人民调解焕发出新的生机。
后诉讼时代、人民调解与法治
后诉讼时代是法治理念和法治实践日臻成熟的时代。人民调解究竟是推动法治呢？还是阻滞法治进程、蚀损法治精神呢？这的确是一个问题。黑格尔在《世界历史哲学》中认为，古代中国的法律缺乏整体上的原理，它没有区分道德领域与法律领域。传统调解与“德治” 、“教化”等国家治理方式密切相关的。与传统调解不同，人民调解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内涵。在时代，纠纷的解决是一个政治行为。调解是党的意识形态在实践中的表现。“调解已被发展成为动员的工具，它将纠纷的解决与共产主义者重构社会的尝试联结在一起并使纠纷解决的政策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诚然，人民调解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治理方式存在某种同构性。国家治理方式转变的同时，人民调解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是导致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性变迁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对于法治内涵的误读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九十年代以来，法治几乎成了诉讼的代名词，司法最终解决原则被扩大化理解。这样的“法治氛围”一方面导致公众对诉讼的过高期待、社会对诉讼的积极鼓励；另一方面也贬抑了人民调解的价值和正当性。
事实上，1989年《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的颁布已经构成人民调解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此前的人民调解以政策、意识形态等作为调解依据。1989年条例确定了人民调解的三项原则：依法原则、自愿原则和不限制诉权原则。依法调解原则的确立奠定了人民调解与法治亲和的基础。从当代人民调解的实践看，依法调解与依情理调解、依风俗习惯调解等其它调解方式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处于一种交融状态。这种交融状态恰恰说明，当代法治社会中的调解，是包含利己动机和共同动机两方面的“契约性合意”，是一种起源于信赖的共存状态。“因此，法制化条件下的调解与对立性主张的充分讨论以及为此设立的程序、法律家的专业性活动是可以并立而存的。正是通过契约关系这一中介环节，调解与法治结合起来了。—――司法程序与私法秩序结合起来了。”从更深层面看，虽然，调解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创造规范，但是如果能为调解和正式法律体系之间的交流提供充足的条件，则调解在促进法治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如，（1）促进对法律制度的反思和纠纷当事人的反思，积极调和实体法和纠纷当事人的主张；（2）通过规范间的竞争和选择，大大增加法律发展的契机，以弥合实体法和生活规范间的裂隙；（3）基于个别纠纷的具体情况，对权利关系作出判断，促进实体法的具体化；（4）使潜在的纠纷得以外显，扩大对程序法的需求；（5）把日常会话的规则和程序内的行为规范以更有利于当事人的方式予以整合，以此来发展程序法规则；（6）通过部分地放松严格的审判程序的要求，从而达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平衡。因此，调解和法律试行机制极为近似，都是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狭窄地带增加了法律发展的契机。由是观之，人民调解非但不是法治的对立面，不但不会阻滞法治进程、蚀损法治精神，恰恰相反，人民调解具有与法治的亲和性，它可以成为法治发展的促进性力量。
民间经济纠纷起诉流程篇2
摘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使得环境侵权纠纷不同于传统的民事纠纷，传统的民事纠纷的解决途径在面对环境纠纷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本文基于环境侵权纠纷的特殊性以及私力救济和社会救济功能乏力，突出了对行政调解机制的现实诉求，分析了当前环境纠纷行政调解机制与诉讼机制协调不力的现状，并从设立专门的调解机构，提升行政调解的公信力；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重新设定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介入司法监控程序，遏制行政权的扩张；引入成本核算体系，将行政调解与诉讼机制的衔接纳入理性轨道等方面入手，以寻求行政调解机制的优化路径，促进其与诉讼机制的衔接，从而更好的化解矛盾，解决纠纷。
关键词环境纠纷行政调解诉讼救济填补
当前，愈演愈烈的环境问题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严重的环境问题催生了公民环保意识的觉醒，民众对环境权益的诉求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民事纠纷数量也越来越多。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环境侵权纠纷不同于传统的民事纠纷，传统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在面对环境纠纷时显得力不从心。同时，行政调解机制以其灵活性、简便性、专业性和经济性而在当前的环境纠纷解决途径之中独树一帜。通过行政调解方式来解决环境民事纠纷有利于缓解司法机关的压力，节约社会成本，乃至从根本上化解冲突双方的对立僵局。但是由于现行法律规定的规范龃龉和制度缺失，行政调解机制在适用于环境侵权案件之时难以充分发挥其制度优势。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当前的制度构架之中，行政调解机制与诉讼机制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罅隙，两大制度的协调不力，其间的张力冲突制约了两大纠纷解决机制的对接，这不仅浪费了纠纷处理的社会成本，更不利于冲突和纠纷的及时有效化解。
一、时势对环境纠纷行政调解机制的诉求
（一）环境侵权纠纷的特殊性需要
环境侵权制度基于传统的民事侵权制度而产生，却又因为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而不同于传统的民事侵权制度。传统的民事侵权制度的损害着眼于侵权行为对人的损害，侵权责任的承担以损害的确定为基础，无论这种损害是基于人的财产、人身还是精神而产生。这是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作用之下的结果。而环境侵权损害介入了自然本身的作用，即这种侵害并不直接针对人而是直接针对环境而产生，而人的损害不过是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间接结果。环境侵权制度的原因行为和因果关系的复杂性，损害后果的不确定性，以及所涉及的利益广泛性等区别于传统民事侵权纠纷的特点导致了环境侵权纠纷在救济制度上的特殊性。
（二）行政调解机制的现实需要
传统的司法救济机制繁琐的程序和高昂的诉讼成本致使环境侵权的受害者转而寻求替代性的行政救济机制来化解纠纷。行政救济机制包括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两种方式。但是实践之中却是以行政调解方式为主的。1992年1月31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做出“关于如何理解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2款的含义国家环保局的答复”指出当事人不服环保行政机关处理的只能以当事人为被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不能以纠纷的处理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①。也就是说环保行政机关所做的调解被排除在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之外，其在行政调解过程中所做出的行为不会引起行政纠纷，行政调解的方式就成为了环保行政机关规避法律责任的最佳的途径。再加上行政调解制度程序上简便灵活，纠纷解决的成本低，专业和技术上的优势明显等特征，使得行政调解成为我国环境民事纠纷当事人寻求选择的一种价值偏好。
二、行政调解机制与诉讼机制整合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在承认行政调解机制重要作用之时，还必须明确诉讼制度在法治国家整个社会纠纷解决系统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因为司法是权利得以实现的最根本的保障，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环境纠纷行政调解机制与诉讼机制的断裂和协调不力，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的不足所引起的。而行政调解协议效力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现行法律供给不足，行政调解随意性大
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导致了环境纠纷中隐含着复杂的利益纠葛，这就要求环境行政机构在处理时必须予以审慎的对待，但是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环境纠纷的行政调解制度规定得较为原则，缺乏相关的程序性的规定，由此导致了在实践之中行政机关调处环境纠纷时随意性很大，不重视纠纷当事人的参与，忽视当事人的主张和理由，当事人对行政机关调处的结果的公正性缺乏信心，环境纠纷的行政调解机制的社会效果并不明显，这也是造成环境纠纷的行政调解协议往往得不到当事人尊重的又一重要原因。
（二）行政调解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可知，我国环境纠纷的处理机构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缺乏专门对环境纠纷进行调处的职能机构。由于环境纠纷处理只是环境行政管理机关主要工作的附带部分，并没有投入应有的人力物力，决定了其在行政调解时不自觉地带有行使职权的色彩，独立性、中立性较差，也与调解人的中立第三方的性质相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处理纠纷的公正性和权威性③。而且在面对有重大社会影响以及涉及当地纳税大户的环境纠纷案件时，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各种手段、各种途径来阻止环境纠纷进入到司法救济机制并且对其进行强制分流和内部消化。在当地政府的要求和引导下，环境纠纷会分流到行政救济机制进行救济。期间，地方政府对有关机关和人员进行施压，由此导致了环境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公正性和权威性的缺失，这是也造成环境纠纷的行政调解协议效力缺乏的重要原因。
三、优化行政调解机制，促进其与诉讼机制的衔接
为了降低环境纠纷解决的社会成本，充分发挥行政调解机制的填补功能，应当对现有的行政调解机制进行优化，同时对行政救济资源和司法救济资源予以合理的配置，强化两大机制的协同性，要求实现环境纠纷行政调解机制与诉讼机制的对接。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
（一）设立专门的调解机构，提升行政调解的公信力
专门的行政调解机构的设置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纠纷日益增多的现状的一种强烈诉求。设置由环境法律专家、环保领域的专业人员以及环境保护人士等组成的专门的环境纠纷调解机构，并对其职责和法律责任予以明确，有利于保证纠纷处理的独立性、公正性、权威性和合理性，取信于当事人，增加纠纷当事人对处理结果的可接受度，有利于从根本上调和纠纷双方的矛盾状态，防止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从而实现行政调解机制对环境纠纷的分流作用，节约环境纠纷的处理的社会成本。
（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重新设定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
环境民事纠纷的行政调解是环保行政机关借助其行政管理的职权，作为第三人居间对环境纠纷进行调解，以协助受害人民事救济的实现的过程。调解的精髓在于当事人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的合意。因此，尽管在环行政调解的过程中国家公权力的介入色彩相当浓厚，但是，原则上仍然要基于民法的基本精神和原理。行政机关不过是本着调解人的立场，居间调解双方当事人的民事权益争议，劝导双方当事人，避免诉讼程序之烦累迟延，尽早达成赔偿协议而已，其性质是行政权对民事活动的介入，目的在于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赔偿纠纷，而不是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现行立法没有赋予行政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但是以蔡守秋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没有申请人民法院直接执行或依法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强制力并不等于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约束力、执行力”。在环境纠纷的行政调解过程中，尽管环保行政机构在诸多方面影响了当事人的意志，从而影响了当事人的合意基础，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帮助当事人发现利益契合点的过程，所以行政调解协议本质上仍然属于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契约，应当赋予其相应的法律效力②。从减少机制运行的成本和使法院能够充分的利用行政救济过程中有效成果出发，也应当配置行政调解的法律效力。
（三）介入司法监控程序，遏制行政权的扩张
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否则就会被滥用。因为行政调解具有“行政权”属性，而行政权的支配性、扩张性特点决定调处权是可能被滥用的。国外经验表明，事前通过委任立法限制行政机关权力的范围，事中强调“正当法律程序”，事后坚持司法最终审查，能最大限度控制行政权的滥用③。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正式的行政调解机关，缺乏法定的调解程序，再加上个别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不高，所以，在开展行政调解中，也还存在一些违法现象。有的行政主体在调解民事或行政争议时，调解协议是采取强迫、欺骗等违法手段达成的，直接损害了有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益，致使调解虽然达成了协议，但实为无效调解。但是，基于及时有效的解决环境民事纠纷的需要，又需要司法机关对环保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行政调解协议予以适当的尊重，这就要求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在行政调解的过程之中植入司法审查制度。当事人对这种违法行政调解不服或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司法救济，以防止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而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环境纠纷中，当事人签订调解协议后又到法院的，法院应当首先审理原行政调解协议形成过程的合法性，而不应当抛弃原行政调解协议和行政处理过程而重新审理原来的纠纷，如果法院审查认为原协议合法就应当赋予其强制力，若认为其不合法，就应当重新审理并作出判决，以实现行政调解机制与司法救济机制的衔接。
注释：
①卞贤海.诉临安县环保局行政处理.摘自.中国环境法网.
参考文献：
[1]林全玲,张邦辉.论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完善.四川环境.2006.25(1).
[2]黄中显.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行政救济机制与司法救济机制的耦合――法社会学分析视角.学术论坛.2009.32(10).
[3]蔡守秋.从我国环保部门处理环境民事纠纷的性质谈高效环境纠纷处理机制的建立.政法论坛.2003.5.
[4]周寅.论多元化视野下环境纠纷行政调解机制.生态经济.2009(5).
民间经济纠纷起诉流程篇3
长期以来我国单一的人民法院纠纷解决机制虽然能在某种程度上解决纠纷，但是，“诉讼在解决社会矛盾方面的所有优势与不断累积的社会矛盾之间实在无法找到双赢的平衡点。”[1]诉讼解纷机制面对着日益增长的案件数量而不堪重负，而非诉解纷机制则面临严谨性、公正性和权威性缺失等问题，这迫切地要求人们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一、和谐社会的法律意蕴
进入21世纪后，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l，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中共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重要目标。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我党又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
和谐社会是现时代的主流话题，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价值目标和最终归宿[2]。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全面的系统工程，它要求社会各方面都要建立起和谐的关系，整个社会能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起来。而与此同时，作为调节社会，规范人民行为的法律更应该与实际相协调，与社会相适应。在人民民主专制制度下，法律所代表的就是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只有明确法律的阶级属性，才能够从根本上完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域下法律的构建。在提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法律应该是一种调节各方面利益的准则和解决矛盾的手段而不再是保护个别集体利益的工具，这是法治走向文明与和谐的要求。
（一）现代和谐社会首先应是法治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在追求理性社会的目标上具有一致性。法律从统治者的统治工具演变成为政府存在的依据，“法律不仅是一种遵循，一种行为准则，也应是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方式。人人都接受法律的约束，人人都能从法律中得到自由，人人都享有法律的保护，人人也都负有维护法律的责任。”[3]法律不再是统治者或是政府的命令，而是在社会生活中人人遵守的行为规范，是为人处世的信仰，这是法治进步的重要体现。
社会主义的和谐与法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目标。第二，社会主义法治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经过程。第三，通过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才能控制社会稳定有序的发展。因为社会主义法治体现着人民的利益和意志，能够被广大人民所接受并为其信服，单就实际情况而言，没有法治这种强有力的调控手段，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能是纸上谈兵。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只有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将理论落到实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建设新的和谐社会。
（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对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
范愉教授曾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多元化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相互协调地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题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调整系统。”[4]相对于单一的人民法院纠纷解决方式，这种结合了社会各方面资源的纠纷解决方式不但能够高效地解决实际问题，节省紧张的司法资源，激发社会活力，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更能弥补紧张的社会关系，提高全社会的民主法治水平。
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人际关系社会，两千多年的司法实践充分证明了“法因人情”就是要求人们办案时要兼顾法与人情，当法与情不能两全时，则应该舍法取情，此乃一般民众所说的“人情大于王法”[2]。所以说法律在一般民众心中并不是那么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因而勒内?达维德写道：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解决争端的方法应不受法律框架的局限，需要符合公正和人情的原则。”[5]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对于避免不必要的正面冲突、保护诚实友爱的人际关系也有重要意义。诉讼程序具有鲜明的对抗性，这种对抗性使当事人双方本就紧张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非诉讼方式能够缓和地解决问题，这一点正好弥补了诉讼方式的对抗性。平稳和缓地解决纠纷对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方面的保护是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不是唯一防线。不同的社会主体有着不同的需求，多元化满足了不同主体的需求，因而更有利于实现当事人双方相互共赢的局面，实现社会实质性的公正。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还有利于提高社会的整体法治。和谐社会应是成熟的法治民主的社会。单一地采用人民法院纠纷解决机制，是国家公权力对纠纷解决机制的垄断，这不仅剥夺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自由，还不利于发扬民主法治。
二、现阶段我国纠纷解决机制面临的困境及其成因
我国现有的诉讼解纷机制面对着日益增长的案件数量不堪重负，目前，我国单一的纠纷解决机制由于受到固有的诉讼程序弊端的制约，出现了申诉上访，上诉率高，再审率高甚至矛盾没有解决反而在国家公权力介入后进一步激化的现象。而与此同时非诉解纷机制已经建立了一套包括法院调解、人民调解和仲裁等多种解纷方式。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不难发现，不同社会主体的价值观的碰撞、诉讼解纷体制与非诉解纷方式的衔接不完善、法治法规的不完善等原因都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
（一）现阶段我国纠纷解决机制面临的主要困难
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于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是有所规定的，但是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在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理论联系实践的基础上了《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的规定》，在此规定中规定了例如民事调解的范围、民事调解工作参与人员的范围和民事调解书的效力等内容。之后，司法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又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提出了要巩固、健全、发展多种形式的人民调解组织并且规范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中又强调了诉讼调解在保障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中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职能作用。在社会实践中，劳动争议仲裁和商事仲裁等专门性非诉纠纷解决方式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了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在现阶段我国纠纷解决机制面临的主要困难还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在相应的机制构建方面还有很多不足，就从人民调解来看，人民调解委员会的隶属和日常管理也没有明确的部门。在司法体制方面来看，什么样的案件由什么样部门进行调解也没有相关的规定。其次，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管辖范围的适用还太过于狭小，并不是很能为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分流。这都影响着非诉讼解纷机制在百姓心中的价值评价，非诉讼解纷机制在推广的过程中如果不能让百姓体会到其意思自治、人民合意和方便快捷的益处，百姓以后还是会选择人民法院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问题，毕竟比起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百姓起码能做到“明明白白地消费”。
（二）影响我国纠纷解决机制发挥作用的因素分析
影响我国纠纷解决机制发挥作用的因素有很多。纠纷解决机制是一个包含了私力救济、和解、调解、仲裁和其他具有方式组合特征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复杂系统，其中单个的机制又是一个拥有相对独立体系的子系统，各个子系统又构成了一个复合体系的大系统[6]。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从结构上就表现出很大的复杂性，使得纠纷解决机制发挥其作用受很多方面的影响。总的来说主要是受以下?赘龇矫娴挠跋臁?
1.我国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我国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起的是基础作用。东方是礼仪之邦，追求和平，以和为贵是人们的处事方式。从这方面来看，虽然诉讼解纷方式具有国家强制力的保证，但是诉讼解纷方式的严肃性和明显的对抗性有违人们的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
2.大众的价值观。在法律传统中，打官司费时费力、费神费劲、费心费钱。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我们一直受官僚主义的压迫使得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法律是为官府，为统治阶级服务，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法治思想和结合我国国情制定了新法，但是我们的法律还有很多值得改革的地方，我们的法官还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3.司法人员的职业素养。即便是实在迫不得已到法院寻求帮助，司法人员的司法素养的参差不齐也严重影响着案件的判决结果。一般而言，法官的素养包括专业知识、司法经验、司法技巧，有时还需要一定的社会生活经验。而我国的司法人员的来源较为单一。新晋的司法人员虽然有较为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但是缺少司法经验和司法技巧，社会生活经验不丰富。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着纠纷解决的结果，很有可能在原有纠纷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又会有新的纠纷出现。
我国正在通过诉讼、调解机制对接司法审查制度和诉讼制度，努力构建以法院为中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法院对于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持积极态度，建立多渠道的调解串联机制，鼓励当事人调解，对非诉讼解纷方式进行扶持和指导，则会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中国的生根发芽。
三、构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思路
“所谓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寻求不同的救济模式，如可以进行诉讼，也可以选择仲裁或者调解等诉讼外争议解决方式。”[7]怎样构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转变观念，私力救济应优先于公力救济
在思想观念上，我们要摒弃旧的观念，吸收经验并结合具体实际改正过去的司法全能主义。正如郑成良教授所言：法治实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法治之所以可能，“固然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条件，然而，就其最直接的条件而言，必须存在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思想方式，即，只有当人们能够自觉地而不是被动地，经常地而不是偶尔地按照法治的理念来思考问题时，才会有与法治理念相一致的普通行为方式。”[8]其正确的理念应该是在扬弃司法独裁的旧观念的同时也要树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理念，打开探索纠纷解决机制的空间。私力救济应优先于公力救济，当纠纷发生后，不能消极等待，应该积极地寻求多渠道的帮助。
（二）扩大仲裁作用，提升行政职能，重新构建调解制度
在具体运作上整合调解制度的资源，扩大仲裁的作用，提升行政职能，重新构建调解制度。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机制，aDR方法具有以利益为中心、意思自治、谈判结构完善、能灵活运用管理技巧和降低交易成本的特点。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法院逐步把aDR引入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这不仅丰富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内容，还意味着aDR实现了民间与官方的同时运行，大大推动了aDR的发展。在1983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6条就允许法官在审前会议阶段就运用调解或司法外程序解决纠纷。1999年4月26日正式生效的英国《民事诉讼规则》也明确把aDR引入法院系统，把aDR作为案件管理的重要手段。“附属于法院的aDR”在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德国也普遍地被采纳。实践表明，几乎所有的aDR都可以援引到法院系统中来，如附属于法院的仲裁、附属于法院的调解等等。我国的多元化解纷机制就完全可以向英美的aDR机制借鉴，也许可能会产生“水土不服”，但是只有勇于尝试才能进步。
（三）推进基层人民调解，维护社会和谐关系
在基层要推进人民调解程序的复兴，人民调解曾经在解决基层纠纷的历史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却随着以人民法院调解制度的建立而逐渐凋零，人民调解制度的焕发生机不但可以分流解纷案件的案源还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根据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若干规定》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人民群众的权利得以实现，只要调解或者和解的程序和内容不违背法律的规定，在不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人民法院就应该确认该调解或者和解协议与生效的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在人员配置方面，按照《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落实编制和资金。人员的选取方面应该在群众中选取有广大群众基础的人，比如家族族长、离退休老干部及相关行业的负责人等在群众中有声望的人，让这些人参与人民调解，不但加强了调解协议的威信度还能在最大程度上维护社会的和谐关系。
（四）因地制宜，构建实用性解纷机制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各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经济发展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该鼓励和支持各地创立适合本地民俗风情的纠纷解决机制，当然，由于各地发展水平的良莠不齐，这里也包括允许各地司法机关和相关的工作人员的司法素养存在一定的差异，毕竟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直接影响着人员的整体素质，不能拿一杆尺子量百样人。在实际操作中已有先例，在2005年10月26日厦门《关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决定》中结合了厦门市的具体情况明确了协商、调解、仲裁和行政处理等不同纠纷解决机制的地位、作用和诉讼之间的关系，该决定具有较为完善的系统性、包容性和可操作性。此决定在践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提出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单单是司法机关的任务也是政府的责任。还有河南的“社会法庭”和“社会法官”制度。“社会法官”顾名思义并不是真正的法官，而是由村民自发选举产生的受大家信赖的人去运用公序良俗、伦理道德和村规村约等村民广为接受和支持的行为规范参与到纠纷解决的队伍中来。目前全省已经建立“社会法庭”1897个，选聘“社会法官”16120名，成功调处各类纠纷案件15426件[9]。类似于厦门市的《关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决定》的公布和河南省的“社会法庭”“社会法官”制度的建立都是对各地区之间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探索。
民间经济纠纷起诉流程篇4
民族地区民事纠纷传统机制诉讼
一、民族地区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现状
“在中国，民间普通人还是害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推行下乡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一般地处偏僻，民风相对淳朴，那些不容于乡土伦理的人物却从此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民族地区人数较少，经济不发达，人们根据习惯法的自觉遵守以及权威人士的调解，能够妥善化解民事纠纷，然而这仅仅能在人口较少、相对封闭的社会适用。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普遍联系程度加深，经济往来成为极为普遍的现象，民族地区原先相对落后、封闭的环境被打破。相应的，原先自给自足的纠纷解决机制也面临着危机。
“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他破坏了原有的礼制秩序，但又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如果这些方面不加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经发生了。”民事诉讼制度究竟有何缺陷，致使其在民族地区难以得到试用呢？第一点，诉讼成本较高。民事诉讼首先要缴纳诉讼费用，尤其在涉及金额较大的经济纠纷案件中，诉讼费用也很可观。第二，民事诉讼经历的周期较长，效率低下，造成诉讼正义额迟延。正义迟延不仅使少数民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保护降低司法裁判的质量。第三，诉讼程序复杂。当事人大多对程并不了解，诉讼程序的复杂性给很容易将当事人拒之门外。第四，我国民族地区司法资源严重不足，现代法治普及以来，尚未与其他纠纷解决方法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导致出现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剧增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法院处理诉讼纠纷的效率和能力。第五，诉讼与非诉模式衔接不合理。构建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创建和谐社会法治的重要条件，但在实践中存在许多矛盾，成为诉讼制度合理运行的障碍。
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立的必要性
当下我国还处在经济转型的时期，少数民族地区也正由传统的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传统人际关系模式也遭遇挑战，很难有“权威人物”能够解决纠纷，传统纠纷解决机制正在失去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而传统的“礼”治观念也逐渐淡出人们的思维，传统纠纷解决机制正在失去其思想基础。传统的纠纷调解模式已经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城市化带来的社会主体多样化，促使纠纷解决的方式呈多元化。虽然城市化理念的输入使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社会组织可能逐渐弱化，但仍有其存在的文化基础；城市化使民族地区某些社会群体正在逐渐消失，但新的社会关系和新型社区仍在这种文化基础上不断产生。新旧利益群体并存的社会形势下，需要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来满足不同群的要求。
同时，诉讼制度也并非完美。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众选择法院来解决纠纷，但其并未考虑到综合的诉讼成本问题，时间上、金钱上以及法院的承受能力上，并非所有纠纷都采用诉讼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相对来说，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更为便利，同时减少讼累。
三、民族地区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
（一）简化诉讼程序，最大程度保证当事人诉权
诉讼制度的复杂性和高成本事导致诉讼制度难以推行的最直接的原因。许多民间纠纷的当事人希望通过诉讼手段寻求法律的保护，而诉讼需要耗费的高成本让民众望而却步。不懂程序、不懂法律，让民众难以对法律产生信任感，当前最便易的方式就是，在民族地区实施民事诉讼时，人民法院尽量简化不必要的程序，缩短审理的期限，降低诉讼费用。在程序上让民众实施诉讼成为可能，最大程度的保证诉讼制度能够成为当事人解决纠纷的选择，保障当事人的诉权。
（二）要采取适当的方式实现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衔接
在解决民族地区民间纠纷时，应注意避免激进，维护程序尊严，对乡规民约适当变通，引入机制法律在民族地区的实施必须实行并行过渡机制。即在民族地区，对一些当前仍可以适用的习惯法，国家可以予以承认，作为一个过渡；如果有条件，国家可以将之吸收到有关的法律法规中，使之成为制定法的一部分。对于一些与国家法相冲突的习惯法，通过合理的方式对民众进行普法教育，提高其法律意识，认同现代国家法。
（三）建立配套机制，完善司法援助
实现民族地区纠纷的妥善解决，必须明确诉讼和非诉机制的作用和定位。多种方法共同构建一个完整的模式。使每个制度都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各得其所。诉讼是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途径，但不是所有的纠纷必须、只能由诉讼解决.非诉模式的存在，使得诉讼就必须与非诉制度合理衔接。纠纷是指社会主体间的一种利益对抗状态，只要社会存在，作为社会现象的纠纷必然存在。只有诉讼与非诉处理模式合理衔接，对民间纠纷的解决分流，宏观层面满足社会对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需求，实现实效最大化。
法律在民族地区的变通，并不是放任落后，也不是两套法律体系。而是在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从立法和司法上照顾少数民族地区，允许其制定符合自身特点和特殊权益的自治法规和单行法规。在执法上在现阶段赋予民族地区更强的灵活性，使民族地区的法制能够尽快的在民族地区普及、得到广泛适用，从另一个层面上说，是维护我国法制的统一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民间经济纠纷起诉流程篇5
论文关键词食品安全aDR解决机制
一、非诉纠纷解决方式（aDR）的价值
（一）非诉纠纷解决方式的起源
非诉纠纷解决方式即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缩写为aDR），其概念源于美国，是对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aDR观念的广泛传播始于20世纪70年代，但在实践方面主要见于西方国家，以英美居多。如美国接受aDR始于1925年《联邦仲裁法案》的颁布，其蓬勃发展之势始于70年代中期后。198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决定：若当事人对争议是否可由仲裁解决存在争议，则法院应判决由仲裁解决争议。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现行《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建议在联邦地区法院中把aDR作为案件管理的六种程序之一，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aDR的运用。最新的aDR立法实践是，克林顿总统在1998年10月30日签署了《替代性纠纷解决法》。该法要求每个联邦地区法院应该允许所有民事案件中使用aDR，建立各自的aDR计划并制定相应的保障程序，从而使1990年《民事司法改革法》中提出的aDR行动计划更加具体化。现代aDR的兴起与发展逐步改变了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的结构，促使人们对司法理念以及某些法律观念进行重新思考。
（二）非诉纠纷解决方式（aDR）的价值
aDR不仅具有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简易性和灵活性），而且从从纠纷解决主体角度，aDR具有非职业化特征，可以使纠纷解决脱离职业法律家的垄断。它所彰显的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被称之为更彻底的新当事人主义。
由此可见，非诉纠纷解决方式（aDR）具有解决纠纷的独特价值。其一，非诉纠纷解决方式（aDR）是以妥协、而不是对抗等相对平和的方式解决纠纷，这是最独特的价值。其二，该机制可以最大限度的节约社会和当事人在纠纷解决中的成本。受“程序主义”影响的现代司法程序更为复杂、严格以及繁琐，导致诉讼活动耗时、费力、成本较大。相对而言，aDR比较灵活自由，强调并尊重纠纷当事人的自主性，因而可以最大程度地省时、省钱、省事，成本代价比较低。甚至可以说，在现代经济社会各类纠纷处理中，aDR不仅可以体现节约纠纷当事人的“个人成本”，也同样体现降低整个“社会成本”的价值。其三，现代aDR的发展，不但可以大大缓解“诉讼爆炸”给法院带来的巨大压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现代的司法改革不谋而合，成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据统计，2011年我国各级法院共审结一审民事案件488.7万件，同比上升10%。庞大的案件数量势必给各级法院带来了巨大的司法压力，法院负担严重超载。而在国外司法实践中，aDR机制不但被成功地引入了民事诉讼，而且在某些刑事案件的审理中也已有不少成功的做法和经验。可以预见，在日益推进的司法改革浪潮中，aDR与诉讼程序的改革相互衔接，必将促成一种更加充满协商、民土、人性、高效与和谐价值的司法模式。
二、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处理食品安全纠纷的必要性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一方面，人们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维权意识也不断增强，造成法院面临大量的民事纠纷，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唯利是图的商家为了追逐利润不断制造、生产和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侵害着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所频繁引发的食品安全纠纷越来越多。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些纠纷不仅是法院面临的难题，更是政府需要面对的难题。“缓解诉讼爆炸的最佳选择是分流案件，分流案件的最好方式是鼓励可选择争议解决方法的运用。现代社会复杂纷繁，传统司法难以完全适应，有必要探索更快捷、低廉、简单、更接近需要、更适应不同当事人要求的纠纷解决机制。”这就需要非诉解决机制（aDR）的介入。
（一）食品安全纠纷隐含的社会不安定性需要多元化途径来化解
1.主体上的群体性在食品安全纠纷案件中，由于很多人处于同一事件背景，同一地区或单位，因此形成共同的利益圈，涉及的人员和范围比较广泛，案涉人员可以达到成千上万人，明显具有群体性的特点。
2.食品安全纠纷呈现社会公益性随着商品生产社会化的发展，食品这一类商品的消费对象是整个消费者群体，导致食品安全纠纷的影响范围十分广泛。比如1998年震惊全国的山西朔州假酒案，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等案件，不仅直接侵害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等合法权益，而且也危及了公共利益，破坏了国家的经济秩序，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对于这类纠纷的解决，如果处理不善，往往会纵容不乏经营者的侥幸心理，放纵其追求不法利益、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同时也会让消费者由于投诉无门，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导致对企业和市场经济失去信心，不利于维护社会正义和市场秩序。
3.食品安全纠纷的多发性多发性是近年来食品安全纠纷案件的一个突出特点。因为唯利是图是一部分食品生产厂家追求的唯一目的，尽管国家采取了大量措施严厉打击食品安全领域的不法行为，如201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但仍有一些商家铤而走险，以身试法，这就导致食品安全纠纷的多发。以2011年为例，该年是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一年，“染色馒头”、“瘦肉精”、“牛肉膏”、“塑化剂”等诸多名词涌现，食品安全问题也由原来的单一性事件演变为各行业内的“”，众多行业内的知名企业纷纷“沦陷”。
4.食品安全案件处理的“多米诺”效应食品安全案件由于涉案人员众多，件往往涉及当事人的身体健康权等切身利益，因而矛盾比较尖锐，加之人数众多、相互影响，容易产生过激行为。一方面需要尽快的惩治不法经营者，对于已经触犯刑事犯罪的经营者要予以刑罚处罚，另一方面，要对民事赔偿这块尽可能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合理公平的弥补其受到的侵害。这必然给政府和法院带来了巨大压力。
（二）单一的诉讼机制在解决食品安全纠纷中的困境
“缓解诉讼爆炸的最佳选择是分流案件，分流案件的最好方式是鼓励可选择争议解决方法的运用。现代社会复杂纷繁，传统司法难以完全适应，有必要探索更快捷、低廉、简单、更接近需要、更适应不同当事人要求的纠纷解决机制。”而面对食品安全纠纷这一类特殊的案件，诉讼机制的困境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
1.有限的司法资源与超负荷案件数量的矛盾。从经济学角度看，司法运行需要成本作为代价，因为需要耗费一定的社会资源，而司法成本本身总是有限的，一旦大量案件走进法院大门寻求司法程序解决，就会超出司法成本的限度。导致司法的正义往往很难在社会得到实现，如果法官为了维持裁判的品质而不增加办案量，则案件审理必然拖延，当事人只能得到“迟到的正义”；如果法官加快办案速度，办案质量必然有所下降，当事人只能得到“粗糙的正义”。事实上，法院受理的各类民事诉讼案件呈大幅上升的趋势将在我国今后较长时期内普遍存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的统计，2011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民事案件488.7万件，同比上升10%，；2010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理民事一审案件6090622件，与2001年的4615017件（包含经济纠纷）相比，10年之间增长了32%。2009年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的民商事法官人均办案355件，是全国平均数的7倍。由此可见，面对案件数量的激增，司法资源更显不足，两者的张力十分尖锐。而处理食品安全纠纷，又需要法官要在查明事实、法律适用问题和社会稳定效果两方面寻求解决方案，其工作难度更高，这无疑使法院本已捉襟见肘的司法资源雪上加霜。
2.司法程序的局限难以及时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目前食品安全纠纷在法院诉讼中仍然作为一般的民事纠纷处理。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迫使消费者就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对其身体健康造成了损害因果关系等提供证明。而食品安全纠纷所涉及的各种复杂的专业检测和认证决定了势单力薄的消费者举证的难度。比如，当消费者提出食品不符合基本安全标准的主张时，生产经营者可以轻易地以其他同类消费者没有发现问题而予以否认，因此，消费者个人很难提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其主张，这使这对消费者来说无疑是一种过重的负担。另外，食品安全纠纷表现最突出的诉求就是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利益，而漫长的诉讼时间对消费者而言不仅是医药费难以获得及时赔偿，也是一种精神上的痛苦。
3.我国现有的民事诉讼制度中的缺陷。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所存在的制度性缺失也使得消费者维权之路存在诸多困难。食品安全纠纷多数是规模性的群体纠纷。虽然在我国现有的立法框架下可以采取的诉讼形式有一对一的诉讼、共同诉讼、第三人参加的诉讼和代表人诉讼等，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这些诉讼形式都有一些现实障碍。首先，大规模单个诉讼，影响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对于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事件的解决并非最合适的法律模式。其次，我国修改后的新《民事诉讼法》规定，在发生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提讼。将“公益诉讼”写进法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具体的实施意见以及程序还没有细化，还不具有实际上的操作性，这有待于进一步的规定，至少对消费者在消费维权方式的选择上的困难还不能立即解决。
4.司法有限的能动性难以满足群体诉求目的扩张。由于司法的能动性总是有限的，尤其在我国社会经济正在发展、体制正在不断改革和完善的情况下，“司法最终解决原则”还难以实施到位。我国司法机关的权力、功能和作用都是有限的。因为司法要严守法律规范的界限，不能随意造法，更不能侵夺立法机关的权力；同时司法的中立性、被动性必然要求人民法院的功能是事后调整社会关系；此外，司法的特质也决定了法院很难创造和调动新的利益资源来解决双方的纠纷。因此，无论是从司法权的地位、司法的被动性，还是从目前人民法院所能调动、整合资源的能力来看，其处理纠纷的权力和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而在食品安全纠纷案件中，受侵害的消费者一方的诉请甚至会超出法院的司法职能，如果法院不能满足消费者诉请之时或者超越权限之时，都有可能会引发新的矛盾。
三、aDR在食品安全纠纷领域中的建立和完善
前文已述，在解决食品安全纠纷的领域中引用aDR十分必要，但针对我国目前解决纠纷机制的现状，尤其是立法和司法实践层面上，还需要构建和完善一个有效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着力完善：
（一）完善民间调解的主体制度
根据2002年9月26日司法部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民间调解主要是以人民调解委员为主体。但在食品安全领域中，食品安全的界定往往涉及到一些食品的专业性问题，而如何对专业性问题作出科学、合理的评价或者判断，正是做好调解工作的基础，显然，现行一般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有专业性的缺陷。因此，需要将现有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成员格局，扩大到在行业性机构中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从而使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成成员更具有灵活性。事实上，在调解组织的建构上，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不断变迁，以利益、价值和观念共同为特征的新型共同体也在逐步形成。近年来，我国新型的民间组织发展迅速，社会组织化程度正在增强。如果根据食品安全领域的特点，在一些有熟悉食品安全行业情况、与成员联系紧密的民间组织中培育调解机构，以扩大人民调解的主体，来调解食品安全领域的相关纠纷，会发挥行业优势，提高调解的效果。
（二）确认行政调解的法律效力
我国的行政机关历来担负着处理公民纠纷和各种申诉的职能，各类行政主管机关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一般都有通过行政调解或行政裁决的方式处理该领域公民的申诉和其他纠纷的职责。因此我们认为，既然行政机关如食品安全领域的政府主管机关或部门具有一定的监管职责，在当事人申请进行调解或或依据其职能附带进行调解的情况下，只要尊重自愿原则，遵守法定程序，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就应该具有法律效力。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已经将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确定为民事合同，在法理上承认了其合同法上的效力。而行政机关调解下的调解协议，在法理上同样是纠纷当事人之间所达成的契约，应具有合同法上的效力，从而按照合同法的原则、方法及程序处理。”
（三）建立食品行业的仲裁机构
我国仲裁机构大多设在地市以上的大中城市，造成实践层面上仲裁的案件数量极少。反观英国，设置有40多个专业机构、商会和贸易组织内设有行业性的仲裁机构。因为仲裁的权威性来自于民间性、自治性、专业性。因此，就食品安全领域而言，培育和扶植食品安全专业的行业性纠纷解决机构显得十分必要。因为像食品安全领域的纠纷涉及的大多是新类型问题，而纠纷的当事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往往不平衡，同时这些纠纷由于专业性强，其处理结果往往取决于技术鉴定和业内的行业标准，在此角度上更适合建立行业性的纠纷解决机构，才可以合理处理相应的纠纷。因此我们可借鉴英、美等国aDR的经验，通过食品监管的引导，完全可以让一些食品领域的行业协会及其相关组织根据行业特点组建多元化的仲裁机构。例如可以在各地的消费者协会中增设食品仲裁机构，也可以在食品行业协会中设立仲裁机构，利用行业的优势，合理、妥善的解决食品安全纠纷。
民间经济纠纷起诉流程篇6
关键词：诉调对接机制;现状;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3-0070-02
一、我国农村纠纷的类型
由于我国农村社会的特点和生产中的一些特点，农村纠纷大多源于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生产资料、农民生活资料方面。之外更多的农村纠纷如继承、赡养、抚养、扶养、计划生育、合同、侵权、相邻关系以及婚姻、土地征用补偿和村民安置、村务管理等纠纷，这些都是我国农村多样的纠纷形式。纠纷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土地纠纷
眼下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村土地流转规模逐步扩大、流转速度加快、农民有关土地上的权利意识也产生了变化，涉及土地承包经营产生的纠纷越发多见，形式也呈多样性发展，有些甚至会引发群体性纠纷，增加了农村社会矛盾的复杂性，这些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二）邻里纠纷
社会的发展导致邻里纠纷的产生，在之前邻里间的沟通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纠纷产生，现在邻里之间的交往频率的减少对原有的邻里关系受到强烈的冲击，邻里之间的利益冲突不断加剧，这是农村纠纷中占很大比例的纠纷。
（三）婚姻家庭纠纷
家庭是社会的小单元，婚姻家庭纠纷主要涉及家庭的成立、家庭的结束、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婚姻家庭的纠纷是农村最常见也是最多发的纠纷类型。
（四）劳务（雇佣）纠纷、劳动争议纠纷
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中占有很大比重的人群，近年来，农民工因用工方面的问题不断凸显，涉及方方面面如劳动报酬的追索、社会保险权益、福利待遇等问题，日益成为热点问题。
（五）其他类型纠纷。
除上述类型外，涉农纠纷还包括民间借贷、人身损害赔偿、合同纠纷等。
二、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形式及缺陷
在我国现代农村社会，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还存在并占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基层政府以及法院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中去。由此，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应运而生。在农村纠纷所呈现的变化中导致了在现实中发生纠纷，人民采用不同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前纠纷的解决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和解
和解所具有的优势有三方面，第一，和解与诉讼相比较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较低，通过和解解决问题是最方便的。第二，和解的纠纷解决没有固定的规则，具有较强的灵活性。第三，和解的纠纷解决基础是在自愿的情形下，谈判的最终达成是在当事人双方利弊权衡后自愿做出的让步，达成和解协议后更容易被接受，对协议的执行具有积极作用。
和解所具有的缺陷主要也有三方面，第一，和解的范围是狭隘的，民众缺乏对和解的理念认识。第二，和解的运用形式单一化，没有与其他农村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对接。第三，和解还未形成系统的基层纠纷解决组织，缺乏协商解决的合理方式。
（二）调解
我国目前的农村社会中存在三种调解方式民间调节、政府调节和诉讼中的调解，调解靠依托权力机关，才能使纠纷得以解决。由法院解决的诉讼调解案件，也是依托法官的身份促进纠纷的解决。
（三）行政解决机制
我国的行政机关承担着纠纷各种案件申诉的职责，农村纠纷的形式中多种多样涉及的部门众多有工商管理机关、公安派出所、乡司法所等多部门，大量案件的解决积累下有许多经验。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行政权力的不断压缩，行政机关对案件纠纷的处理逐渐减少。
（四）仲裁
仲裁是解决农村纠纷的重要方式，适合解决较为复杂的财产权益纠纷、经济合同纠纷、劳动合同纠纷和承包合同纠纷等多种纠纷。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农村各行业中组成了一些行业组织，依据行业自治，仲裁对农村行业内的农业经济纠纷解能起到积极作用，但仲裁这种方式在农村还未普及，农村的一部分农民并不了解仲裁。因而在农村发生纠纷，选择仲裁方式解决问题的人很少，但随着不断地发展仲裁这种方式终究会成为主流的纠纷解决方式，被大多数人多认可。
（五）诉讼
诉讼作为公权力的介入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在当代农村社会中，较受人们的关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人们对司法权威的尊重、对司法工作人员的信任。相信司法部门能够给客观、公正的解决。在现代农村社会中纠纷的解决形式多种多样，但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占纠纷解决的很大一部分比例。
三、纠纷调解机制的完善
在非诉中农村纠纷调解制度是典型代表，农村纠纷调解制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应从实际出发，从制度从自身建设、具体的制度实施和政府监督管理等各个方面进行解决并不断地完善。调解过程中有三对重要的关系，一是农民和社会的关系，社会的稳定发展离不开农民，农民的权利和社会的稳定具有紧密的联系，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二是农村纠纷的调解离不开监督，强有力的监督体制可以更好地促进农村纠纷的解决。三是提高农村调解干部的专业素质，业务水平的不断提高可以提高效率。
行政调解在纠纷的解决方面具有专业性、综合性、快捷性、权威性等特有的功能和优势。完善我国农村的纠纷行政调解制度，充分发挥其特有的优势，是完善我国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的一条道路。首先，要把具体的规范和立法进行统一，我国是制定法国家，构建农村纠纷行政调解制度就要充分发挥其作用，增强立法的完善是第一步。其次，需要把法律效力明确化，提高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不断加强行政调解与诉讼的连接，这样可以更好的发挥我国农村纠纷行政调解制度对纠纷的解决能力。
仲裁作为农村纠纷众多纠纷解决中的一种，自身具有简便灵活、快速经济、节省时间的优势，但在我国农村，仲裁这种便捷的纠纷解决方式并不能发挥其优势，近乎处于有而不用的状态。面对这种情况可以在宣传力度上、适用范围进行改革，只有让大多数人了解到仲裁的优势才能让仲裁这种制度真正的在农村大范围普及。
诉讼作为一种保障制度，在农村纠纷解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但在具体的实践运用中也具有其缺陷，缺陷的存在导致了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中效果不同，制度化的完善可以更好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第一，诉讼作为一种有第三方机构介入的纠纷解决方式，司法诉讼是农村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最主要的救济方式。因此，农村多元化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要以司法诉讼为依托。第二，发挥县级法院、不设区的市级、市辖区设置的基层法院的司法纠纷解决功效。除按法律规定由中级、高级、最高法院管辖的一审民事案件外，其余一切都由具有管辖权的基层法院管辖。我国是个多省市的国家，各省市的社会进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水平和有着不同，但总体的发展是按金字塔结构以基层法院为主。第三，完善好小额诉讼程序。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司法资源为了顺应社会快速发展的步伐，各地都在积极进行司法改革，小额诉讼在此种社会环境中应运而生，作为一种便捷的、简易的、低廉的诉讼方式受到广泛的好评，更好运用小额诉讼程序成了现在当务之急。小额诉讼把一部分标的额较小的案件压缩在基层法院，可以减少上级法院的负担，也可以更好地把有限司法资源为大多数人服务。第四，建立健全的农村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农村存在许多弱势群体，这些群体普遍存在文化程度较低、法律意识薄弱的特点，面对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保护好自身利益，更甚者因为经济原因不能及时得到有关法律方面的救济，在这些原因存在的情况下法律援助成了重要的救济手段。法律援助可以保证广大农民享有与普通公民同等的法律救济权利，保障司法公正和司法人权，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全可以有效减少涉诉上访案件。
针对农民法律知识缺乏、法律意识薄弱的特点，要广泛且深入地进行法律宣传教育活动。由乡镇政府组织各种形式的法律宣传活动，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解答农民的法律问题和疑问，并请有关法律援助人员进行各种讲座宣传，尽快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宣传法律法规体系的形成。同时，要保障法律援助的经费，各级政府要将法律援助最低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中，通过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帮扶，落实法律援助办案经费的保障制度。在实践中，由于涉及困难群众的案件多是群体性的比较重大的案件，比如拆迁安置纠纷、农民工的工资拖欠纠纷等影响较大的纠纷案件，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援助机构应积极利用自身的优势，建立异地协作机制，节省办案成本，提高效率，在办理疑难复杂的纠纷时还可以与妇联、工会、消协等组织联合，使纠纷得到尽快地解决，能够及时有效地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完善法律援助的组织机构，任用具有较高法律知识水平和良好品质素养的法律援助人员，对完善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制度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要充分调动职业律师的积极性，使他们主动投身到农村的法律援助事业中来，为广大农民提供所需的各种法律帮助，使农民都能够以法律为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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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经济纠纷起诉流程篇7
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要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据此,重视社会中介组织在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对于研究民法的私力救济途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于完善民法的保护机制有着重要作用。
一、社会中介组织的概念和分类
民法关于权利的保护,端在救济权制度,即“赋予当事人救济权,而且确立方便可靠的程序,确保救济权的行使。此种安排,既许可权利人依靠自身力量行使救济权的自力救济程序,又许可权利人通过国家的专门帮助行使救济权的公力救济程序。”①据此,既然许可权利人通过国家的专门帮助行使救济权,那么权利人同样可以通过社会中介组织的帮助行使救济权,并且更易于解决权利纠纷。
人们一般把社会经济生活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政府,即行使国家主权的国家机构,处于经济生活的宏观层面;一是企业、个人等市场经济的主体,处于经济生活的微观层面;而这二者之间,起承上启下作用的就是处于中观层面的社会中介组织。作为社会中间系统的社会中介组织,既不同于政府,不具有行政职能和行政权力,也不同于企业,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它的职责主要是以“中间人”的身份,在它们的中间地带起沟通、协调作用及为社会提供各种专门性的服务。
作为社会中间系统的社会中介组织,是指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依据法律建立的以服务、监督功能为主的社会组织。它依照国家的法律和法规成立并运行,以公平、公正为宗旨,并确保其服务的优质与高效,在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发挥功能传递作用,在市场主体之间发挥服务纽带作用。从功能角度来讲,“中介性”和“服务性”是其基本特征。将社会中介组织的功能和现行的管理实践结合起来,可以把社会中介组织分为以下几类:1.市场性中介组织;2.社会公益性中介组织;3.社会性中介组织;4.行业协会类中介组织;5.社区服务类中介组织;6.事业单位类社会中介组织。
二、社会中介组织在构建民法私力救济途径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一)社会中介组织在构建民法私力救济途径中的重要性
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社会中介组织具有自我监管和监管社会的作用。一方面,社会中介组织对本组织成员的行为具有自我监管作用,另一方面,社会中介组织又受政府委托,从事专项的经济管理和社会监管活动。社会中介组织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众与政府的沟通渠道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政治发达社会与政治不发达社会的分水岭就是各自拥有组织的数量、规模和效率,这是一目了然的。”②社会中介组织介于政府和社会之间,为政府与公众进行交流沟通提供了渠道,它们通过发表言论、提出建议等手段来影响政府政策的决策过程,增强了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情感沟通,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多元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
和谐社会不是一个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一个能够将矛盾置于合理的行为框架之内,运用公共管理的手段将矛盾化解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利益的重新分配催生了许多新的利益群体,原有的利益群体也出现分化,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然形成。利益冲突带来大量的矛盾和摩擦,而“在一个大家都属于同一社会势力的社会里,冲突便可通过该社会势力自身的结构加以限制并予以解决,而无需正经八百的政治机构。”③由于社会中介组织处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地位,实际架起了公共权力和民间社会之间的桥梁,既便于国家同利益群体的沟通对话,也使得民间权利和利益诉求能够理性的进入国家体制框架,以得到有效的伸张和保障。
3.制约公共权力和推动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社会力量
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可以促进政府与社会的分离,使大量的社团组织从政府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形成一种多元化的社会。而多元化的社会是实现民主制的一个重要条件。托克维尔认为一个由各种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团体组成的多元化社会,可以对公共权力构成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制衡”。著名学者罗伯特·达尔则更明确地断言:“独立的社会组织在一个民主制中是非常值得需要的东西,至少在大型的民主制中是如此。一旦民主的过程在诸如民族—国家这样大的范围内被运用,那么自主性的社会组织必定会出现。而且,这种社会组织的出现,不仅仅是民族—国家统治过程民主化的一个直接结果,也是为民主过程本身运作所需要的,其功能在于使政府的强制最小化,保障政治自由,改善人的生活。”④可见,包括中介组织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对自律性社会的形成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社会中介组织在构建民法私力救济途径中的必要性
构建民法私力救济途径将社会中介组织纳入到救济渠道中来,主要是基于现有纠纷解决机制的困境考虑的,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⑤
1.纠纷解决方式上的困境
诉讼成为解决纠的普遍的甚至是第一的选择,大量纠纷主要依赖诉讼机制解决。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一直呈持续上升态势,有限的司法资源已难以承受案件之重。案件数量激增容易在客观上滋生久审不决、久拖不执、积案居高不下颌审判质量下降等现象,进而影响到法院的司法信用和审判的公信力。
2.诉讼制度面临的困境
诉讼制度在现代纠纷解决机制或系统中毋庸置疑地处于核心和主导的地位。然而,作为一种特殊的纠纷解决方式,诉讼亦不可以避免地存在着缺陷,主要体现在诉讼拖延,程序复杂,效率低下;诉讼成本高昂,当事人负担增加;结果常与当事人期望相距甚远;诉讼的对抗性使得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难以修复等等。把案件不加区别、整齐划一地适用一种程序,或者一种解决方式,势必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和不堪重负。纠纷与日俱增使得诉讼机制的功能性障碍愈显突出,法院负担不可承受之重,应对失灵,导致纠纷解决路径的不畅和阻滞已经开始危及司法的权威。
3.民间解决纠纷途径的困境
国家将主要资源集中配置于司法机关和正式的诉讼程序,对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制度建设重视不足,投入相对薄弱;失去官方正式制度的支持,民间解决纠纷的效力低下,能力退化。调解及其他非诉讼程序都存在程序设计、机构人员素质和效力等方面的问题,亟待改革或重构。非诉讼方式与诉讼之间未形成有效的衔接,非诉讼纠纷解决结果未得到应有的尊重,效力得不到司法强制力的保障。各种非诉讼程序未形成一个有机和协调的机制,相互之间的衔接和互补较差。
基于此,就需要社会提供能合理分流和有效解决各种纠纷的路径,和能促进各路径协调与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及时妥善解决多发的社会纠纷,其根本在于实现纠纷解决途径的多元化,即不仅依靠司法诉讼解决纠纷,同时应广泛建立协商、调解(包括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以及各种行业性、民间性的调解)、仲裁等社会机制,以此从量上分流诉讼和法院的压力,从质上改善纠纷解决的效果,达到当事人之间双赢互利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而发展多元的社会中介组织并赋予这些中介组织解决纠纷功能,能较大程度地解决上述矛盾。
三、社会中介组织在民法私力救济途径构建中的体现
随着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格局逐渐被打破,与国家相分离的民间社会和社会多元化格局逐渐形成,“政府的权力与能力难以及时全面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多样化的需要,迫使它不得不通过委托或授权,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相关的民间社会组织行使”。⑥越来越多的问题可以依靠社会自己解决,国家逐步向社会主体分权、还权,原先由人民委托国家及政府掌管的权力现在由人民自发结成的团体来行使,社会中介组织在社会私力救济的作用的发挥是对这一趋势的顺应。
基于此,我们认为,构建民法私力救济途径中,社会中介组织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构建我国民法私力救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制定结社法解决我国有关社会中介组织立法零乱分散的状况,为社会中介组织的建立提供法律保障。充分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把社团的充分自治权与国家的适度规制相结合。社会中介组织设立由审批制变为登记制。调整好组织与成员、组织与组织、组织与政府的关系。防止社会中介组织出现内部人控制,管理层腐败,行业垄断现象,促进同类组织间的竞争与合作。发挥社会中介组织在公共管理方面的积极作用,促进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
第二,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调解机构。当前调解作为现代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基本形式,在世界各国都被广泛应用,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已成为当今各国司法改革的一种趋势。构建民法的私力救济途径应该对此制度予以借鉴。
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不断变迁,传统的单位组织逐渐解体,以利益、价值和观念共同为特征的新型的共同体正在形成,社会中介组织发展迅速,社会组织化程度正在增强。因此可以因势利导,在这些新型的社会中介组织中培育调解机构,以便扩大民间调解的组织基础,并可以形成专业化的优势。如推行诉讼调解适度社会化,实行调解前置程序,扩大诉讼调解主持人的范围,建立调解协议便捷执行的途径,使调解与诉讼有机接轨。立足我国国情,在这些新的组织形态中建立相应的民间调解组织。比如,联合调解委员会、社区调解组织、乡镇和街道设立的调解组织、区域性和行业性调解组织等。
第三,加强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建设,完善社会中介组织体系,使其具备承担社会管理职能和调节社会矛盾的组织条件和基础。没有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社会中介职能就不可能完全发挥,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就无法社会化。政府对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要持扶持、鼓励的态度,要根据中介组织的成熟程度进行相应的配套管理,对其发展进行统一规划,对现已存在的中介组织进行改造和优化,使其有计划、有重点、健康地发展。中介组织的形成和发展要适应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科学合理的总体规划,优先、重点发展与市场经济发展关系较为密切的中介组织。⑦
第四,优化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减少政府的过分干预,引导和规范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对我国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要有清醒的认识,原来以政府为主导和本位的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矛盾调节机制需要在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的基础上有所改变,社会管理职能分配和主导格局需要优化。⑧这就需要大力推进包括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社团管理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制度改革,理顺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从制度上保证社会中介组织的独立性和中介性,以便社会中介组织能够以自身的名义、根据相应的法律规范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履行公共管理中相应的职责。中介组织内部要由完善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制度,此外,政府还要通过建立公正、公开的评估机制和监督机制,来保证社会中介组织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解决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矛盾调节的合法性和公信力问题,并更加有效地保护政府的资源,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第五,建立行业性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诸如会计师、医师、金融、房地产、家电、建筑、化工、旅游等等行业都已逐步建立或正在建立行业自治组织,制定或正在形成各自的行业规范,并开始建立相应的纠纷解决程序。对此,我们可以引导这些行业自治组织制定各自的行业规范以及建立相应的纠纷解决程序,使之成为这一行业的纠纷解决机构,成为行业组织成员间解决纠纷、矛盾的机构。这也不失为私力救济的一种途径。
第六,规范政府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管理。政府主管部门应在总体规划下,依法对中介组织强化资格认证,实行机构登记和严格审批制度,以明确中介组织的法人地位,保证其能够独立、依法从事经营管理活动。在资格认证和注册登记方面,其它行业应比照较为规范的律师和注册会计师的制度,制定本行业从业人员的资格认证制度。
民间经济纠纷起诉流程篇8
一、水事纠纷及其解决机制概述
迄今为止，水事纠纷贯穿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见诸于笔端的可追溯至公元前651年诸侯葵丘盟约中关于水事纠纷的条款。如今，水事纠纷有了高发态势。2012年全国共调处水事纠纷5410件，挽回经济损失9987万元。水利部共受理行政复议案件10件，办结10件。这还仅是记录在案并得以解决的部分，水事纠纷的实际发案率远不止于此。目前，我国水事纠纷泛指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开发、利用、管理、保护、防治水害及其他水事活动过程中因不同地区之间、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由于权利、义务配置不均衡而引起的争端，具有区别于一般的环境矛盾的地缘性、群体性和社会性等特征。从法理逻辑和法律体系构成的角度看，水事纠纷的解决机制可谓途径丰富、层次分明，主要包括诉讼、非讼两大解决机制类型。诉讼解决机制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制度;非讼解决机制又分为和解或协商、调解、仲裁与行政处理(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不论是哪种解决机制，都是建立在水事纠纷可诉性问题得以有效界定基础上的。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以下简称《水法》)将之界分为两类：可诉的水事纠纷和不可诉的水事纠纷。
《水法》第56条规定：行政边界区域水事纠纷主要是由有关地方政府协商或上级政府协调解决，诉讼在解决行政边界区域水事纠纷中的地位和作用难以得到充分体现。依据诉讼主体的不同，行政边界区域水事纠纷分为区域政府间水事纠纷(仅限于环境行政监督管理事务)和区域间民事或行政水事纠纷两类。基于诉讼程序的基本原理，前者没有可诉性，后者则具备可诉性。之于前者，当事人是行政机关，目前实践中像这样的官告官诉讼缺乏法律依据，是不可想象的，即使裁决有误，也只能通过行政方式或政治方式纠错而不可能诉诸司法;后者却是典型的诉讼类型，如《水法》第57条所规定的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的水事纠纷，包括平等民事主体间，以及主管部门与相对人之间的水事纠纷，其牵涉的主体实质上要么均是民事主体，要么一方是民事主体，一方为政府机构或公共服务组织。
依据争议标的属性的不同，可诉的水事纠纷又可分为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结合当事人法律地位的差异，公益诉讼又可进一步划分为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前者在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已有所体现，后者却仅浮于学理论证的阶段。事实上，水事纠纷解决的实践效果与制度设计的初衷相去甚远，水事纠纷发生后的群众集体上访、暴力上访往往成为诱发政治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因素，严重影响着社会秩序的安定性。如府保河段水事纠纷导致黄河两岸居民、两县地方政府矛盾加剧，致使群众堵桥、堵路甚至大规模上访等过激行为;太湖流域水体污染导致饮用水安全事故，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淮河流域防洪除涝水事纠纷激化了政府间的水事权益矛盾。笔者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水事纠纷的解决充斥着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因素，实难为当事人自愿协商和解、仲裁、民事诉讼，以及单独的行政处理所能够承受，往往案结而事儿未了。因此，行政权在水事纠纷解决中的核心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出于政绩和GDp的片面追求而罔顾法理与生态承载力，部分地方政府存在官商勾结、权力寻租和腐败等问题。因此，将水事纠纷行政处理纳入公益诉讼的范畴并付诸于司法实践，可以起到阳光化的监督作用，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则有望成为补救水事管理中政府失灵的良方。
二、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理论溯源
行政公益诉讼是指与被诉事由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以及特定的监察机关，针对行政机关或社会公共部门的不作为、乱作为和侵权作为致使公益受损或有受损可能的行为，以自身名义所提请的行政诉讼。水事纠纷的行政处理是司空见惯的，而行政公益诉讼旨在以司法督促行政机关严格执法，之于水事纠纷的司法解决具有天然的优越性，对此，笔者也仅就如何通过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建设加强水事纠纷的司法推进来阐述。考究制度选择的理论渊源，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正当性源自理论上的必要性和实践中的可行性两个方面。
(一)理论方面的必要性
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学理研究近年刚兴起，缺乏立法层面的支撑，《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此更是毫无涉及。这与学界普遍呼吁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基本共识构成了矛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法治国家，公权与私权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天然竞争性关系，公权的划界直接关乎私权的实现。行政权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和权威性，恣意行使极易导致权力滥用与违法，造成对私益、公益的严重侵害。行政公益诉讼的对象恰恰就是公共权力部门即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性质机构实际侵害公共利益或公共秩序或有侵害之可能的公权力行为。将权力扔进笼子是行政控权理论的核心，也是法治行政的精髓。但是，水事纠纷行政处理的监督主要来源于行政系统内部的自我拘束，缺乏应有的外部力量的限制。水事纠纷的司法解决作为最终处理机制，丰富了水事纠纷解决的制度构造和渠道选择，从外部为行政权力运行加上司法审查的安全阀，有效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与服务型法治政府建设，也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要求完善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的政策要求。
其次，因法律、政策制定的立足点不同，制度性安排必然存在利益上的偏颇与倾斜。中央基于整体利益的考量往往难以兼顾地方利益，局部利益不得不作出妥协，但这种心不甘，情不愿的态度反馈在执行上就是不作为或表面作为，甚至盲目抵抗。这种现象在水事纠纷处理过程中往往更加明显。
最后，一元宪政体制下，司法权理应归属国家。我国法院的人、财、物均受制于地方政府，极易导致司法权的异变。司法权力行政化、地方化，造成司法手段难有作为的现实窘况。这种泛政治化处理的传统行政思维在水事纠纷解决机制上的表征就是行政权力干预既普遍又传统。然而，诉讼权乃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宪法保护。依据司法最终原则，行政权侵害公益的行为理应如私益行政诉讼救济一般同样获得司法作为最基本、最权威解决机制的约束。法律必须设法给没有利害关系或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居民找到一个位置以防止政府内部的不法行为，否则便没有人能有资格反对这种不法行为。随着普通法上诉因理论的突破，即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公益代表或主张机构、个人均有权提请行政公益诉讼，立法应保障其诉讼权利。水事纠纷涉及公益损害的当然也在其规制范畴，而这在学理研究中业已达成了共识。
(二)实践层面的可行性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性安排在英、美、法、印以及我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均获得了成熟的实践经验，诸如美国的公民诉讼、法国的越权之诉及日本的民众诉讼等。我国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可以充分借鉴域外法，取精去粕，保持后发优势。另外，学术界和实务领域的共同呼吁也为行政公益诉讼立法提供了一定的舆论基础，特别是水事纠纷经行政处理难以案结事了又常常存在诱发政治群体性事件之可能，诉讼途径自然就成了水事纠纷解决的新期冀。而且，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治理模式的急剧变革，使得《宪法》赋予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在日常生活中逐步得到落实，为水事纠纷当事人享有行政公益诉讼权利奠定了法律基础，特别是公益诉讼条款先后被纳入《民事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之后。当然，现代公民的养成也为行政公益诉讼方式解决水事纠纷提供了现实条件。
三、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形塑
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确认不仅取决于现行法有关公益诉讼的基础性规范，还受到实践效应的具体影响。毕竟，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经实践证明的有益经验自然可以上升为法律，而这也符合我国法律制度由政策先行向立法在后的基本衍生脉络。因此，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理应建立在对既有司法审判实际工作经验的充分吸收与反思基础之上。
(一)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司法实践及其法律问题
鉴于水事纠纷的特殊性及其矛盾处理的复杂性，我国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较之一般公益诉讼或水事纠纷案件，实践操作过程中所面临的法律问题更显繁多，也更难解决。以司法审判的基本程序为界分标准，可以将之归纳为立案、审理以及执行三个层面的法律难题。
⒈立案难。立案是确定案件性质的必要前提。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案必须以行政行为违法为前提，并具备立案的理由：事实、法律和程序条件。实践中，公益诉讼面临着立案难的窘况。法院常以缺乏相应诉讼法依据裁定不予受理，更何况是牵涉到民告官的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造成老百姓信访不信法的局面。如前文所述，相较于其他社会矛盾，水事纠纷往往牵涉复杂的利益关系，具有涉案面广、容易恶化等特征。我国司法审判公权力色彩浓郁，除考虑法律因素外，又要综合考量其他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法院往往不能独立行使审判权，相对棘手的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被驳回自是可期。诸如2014年广受争议的浩勒报吉地下水超采和污染纠纷案件的起诉屡屡被拒一事。
⒉审理难。自然资源环境拟人化的准主体地位和资格使得自然资源环境法律关系不在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形成了一种三主体法律关系。环境法并非单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是通过一定领域的社会关系的调整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环境法具有技术性的特征，水事纠纷作为常见的环境问题其司法解决要求具备较强的技术能力，传统的审判机制恐难胜任复杂水事问题的处理，诸如证据、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的认定。特别是目前公益诉讼尚未得到《行政诉讼法》的支持，程序法依据不足。所以，实践中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普遍存在审理难的情况。虽有相关案例，但我国法律制度承袭大陆法系，没有案例拘束力的传统，加之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和司法裁量权的宽泛，往往出现异地管辖同案不同判的尴尬局面。因此，许多学者倡导采取集中管辖或成立专门法院、专门法庭来审理水事纠纷等环境案件。
⒊执行难。我国环境立法重实体、轻程序，多原则、少规则，缺乏可操作性，水事纠纷亦如是。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强调对公权的制约、监督，强调公民参与和信息公开，审判结果一旦不利于自身利益，必然遭致行政机关和公共服务组织的抵制，实践中不乏判决后不执行的先例。所以，为保障司法的权威和推进司法权之于行政权的竞争力，此次《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稿)》第48条进一步明确了行政机关不执行法院判决的责任：一是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情况予以公告;二是拒不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
(二)完善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造的建议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区别于一般行政诉讼，规则条款的设计应有其特殊性。笔者旨在以诉的三要素之诠释为基础，探讨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成。
⒈诉的主体，即原告的资格确认。我国行政诉讼当事人资格依旧受到法律上直接利害关系原则的束缚，要求原告和诉讼标的之间存在独立、排他的利害关系。依据法理与经验，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原告无外乎包括监察机关、公益组织和公民个人等。其中，颇受争议的主要是检察院和公民的原告资格问题。首先，检察机关提请公益诉讼在国际上已是司空见惯，但在我国，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效仿刑事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双重身份的行使而罔顾法律定位上的功能性冲突，以其为公益诉讼案件的原告是一种妥协。这般做法将遭遇诸多法律难点，如反诉、抗诉、赔偿款的给付以及司法资源等问题，尤其是牵涉到司法调解。虽然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受到严格限制，但是极个别情况下应当承认审理行政案件适用调解。此次行政诉讼法修订对例外性地适用调解未作出明确规定，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水事纠纷案件的处理一般遵循协商先行的原则，以检察院为原告，因其特殊身份，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存在调解程序的适用性难题。加之体制的制约，检察院介入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执法不力的现况，反而被赋予了过高的期望。但是，正如曹明德、赵卫民等学者所认为的，以检察院作为原告的好处是可以防止滥诉，因为检察院作为国家机关最不可能代表私人利益，同时宪法也规定它有控告、检举、揭发他人的权利，作为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它可能不是最好的，却是最恰当的。其次，受诉因原理的制约，行政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没有放宽到一般公民。但当下对个体权益的保障正逐步加强，环境权假说和行政诉讼公众参与的法治要求均为公民享有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权利奠定了理论基础。有学者建议在《环境保护法(修订)》中增加关于公民环境权的规定却并没有获得立法支持，一个比较堂皇的理由就是防止滥诉。实践证明这种忧虑是多余的。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具有普通公益诉讼的一般特征，即原告与其欲求实现的诉讼效果之间没有人格上的、私人独占的或者金钱上的利益关系。这也影响了公民提请诉讼的积极性，造成环保法庭几近门可罗雀，法官纷纷被抽调的事实。
⒉诉讼标的，即水事纠纷发生并请求司法裁判的行政法律关系，主要涉及立法上的诉讼竞合以及司法程序的问题。首先，实践中，针对水事纠纷行政处理中的政府失灵现象，公民既可以依据私人检察官理论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的方式监督公权力依法运行，敦促行政机关尽可能快捷处理水事矛盾，又可以凭借诉因原理选择行政诉讼方式来维权。这种制度安排表面上看似乎存在竞合现象，实质上却没达到非此即彼的竞合效果。毕竟公益诉讼应以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影响等为诉讼请求，并不代行对受害人损害进行具体索赔的权利。即便因为公益侵害存有一定之补偿，资金用途却明显受限将用于公益恢复，不支付给受害人，而且政府机关通常并非水事矛盾真正的义务主体，所以，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与民事侵权诉讼的提请是并行不悖的。其次，行政诉讼涉及面广、办案阻力较大，特别是牵涉水事纠纷等行政色彩浓厚、复杂程度高的案件。本着节约司法资源的原则，可以先于行政公益诉讼设立前置程序，最大化地提高司法监督的实效：穷尽行政救济，减少诉累。在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法治研究中心的《行政诉讼法修正案》专家建议稿中，应松年提出了类似构想：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之前，还应设置一个前置程序，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在发现行政机关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时，首先应向该行政机关提出纠正的建议，检察院可以提出检察建议，行政机关不予回应或不予改正的，才能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当然，特定情况可以不经前置程序径行起诉：⑴行政主体明显缺乏管辖权的;⑵通过前置程序，将给公共利益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害的;⑶争议主要是法律适用问题的，不存在事实争议的情况下，通过前置程序只会导致资源的浪费，贻误挽救公共利益的时机;⑷行政主体故意拖延或明显不可能给与公正救济的;⑸其他的通过前置程序不利于维护公共利益的。
民间经济纠纷起诉流程篇9
［关键词］督促程序；反思；运行环境；理论基础
市场经济社会中，相当多的经济纠纷属于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双方对纠纷没有任何争议的情形，只是债务人出于种种原因而怠于履行，此种纠纷纯属执行问题。督促程序则是针对此类纠纷专门设立，以特有的程序设计，催促债务人及时履行债务。它给予请求人一种机会，在对方持消极态度的情况下取得执行名义，而无须忍受费力费时的争讼程序［1］,帮助债权人以简单、快捷的诉讼方式收回债权。督促程序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产物，在大陆法系国家的经济诉讼中担负着繁简分流的重要角色。然而，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债务纠纷案件日益增多的今天，督促程序的适用却日趋下降，几乎到了形同虚设的境地。时至今日，督促程序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受到冷落，不乏将督促程序从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抹去的呼声。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督促程序在我国的运行环境和理论基础进行深入反思，全面和客观地认识督促程序的生存现状，将有助于明确督促程序在我国或发展或消失的出路所在。
一、对督促程序在我国运行环境的反思
（一）积极方面
1.督促程序与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理念相契合
从法律文化层面看，督促程序与中国人的法律文化和诉讼心理相契合，因此，督促程序在我国有其存在和可接受的社会基础。受中国几千年封建礼教思想的影响，民众信奉“以和为贵”，在诉讼上逐渐形成牢固的“厌讼”、“耻讼”心理。如梁治平所言：对意大利人或者希腊人来说，借鉴法国或者德国的法典，更多只具有技术上的意义，而对中国人来说，接受西方的法律学说，制定西方式的法典，根本上是一种文化选择［2］。如果西方的某项制度与我国的法律文化存在某种暗合，产生观念冲突的可能性便会降低，该法律的移植就具有了可行的前提。督促程序无需开庭审理，可有效地避免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的剑拔弩张和对抗，债权人与债务人不用碰面，保存了各自的颜面，债务纠纷即以较为“和气”的方式解决，能有效防止双方矛盾的激化，这为我国法律文化背后的民众的法律观念和诉讼心理所能接纳。
2.督促程序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
从经济学角度审视，督促程序是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资金的快速流转能使有限的资金得到更加有效的运用，从而最终导致资源趋于最优配置和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经济的发展在加快资金流转的同时会产生债务纠纷增多的附加效应，债务纠纷的及时解决又能促进资金运转和经济的发展。反之，如果资金流转缓慢甚至停滞，便会对经济的发展形成阻碍。可见，资金流转和市场经济发展两者相辅相成。我国在进入市场经济以后，自然产生了诸多的债务纠纷，债务纠纷的积聚必将导致资金流通减缓，滞阻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这其中相当大一部分的债务纠纷债权债务关系明确，长期拖欠使得当事人最终只能诉诸法律。相对普通程序而言，督促程序更为简便快捷，并且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社会成本，因此，可以说督促程序是解决当事人之间此类纠纷的最佳法律手段。
3.督促程序与我国民事诉讼原则和司法改革精神相协调
从民事诉讼角度分析，督促程序体现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倡导的“两便”原则和司法改革的精神。便利群众进行诉讼、便利人民法院办案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制定的出发点和归宿。债权人提起督促程序后，法院无需对债权人的支付令申请进行实质审查，无需开庭审理，无需询问债务人，只要债务人不提出异议，支付令即行生效，债权人取得执行依据。督促程序以简便的程序、快捷的速度帮助债权人收回债权，在便利双方当事人进行诉讼的同时也便利法院审理案件。督促程序的高效性符合以“司法效率”为中心的司法改革的要求。
（二）消极方面
然而，督促程序在1991年移植到我国以后，在我国的社会环境中遭遇到了种种不利于其生存和发展的消极因素，从而影响了其在我国的有效运行和应有价值的正常发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残留的计划经济观念与督促程序所需要的市场经济环境不相协调
督促程序是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商品经济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西欧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人民之间的金钱债务纠纷急遽增长，如果这些案件都按通常诉讼程序，即经过、法庭审理，直至作出判决、上诉等一系列程序之后强制执行，则不仅浪费当事人和法院的人力和物力，而且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鉴于此，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第一次制定了督促程序［3］。督促程序的生长环境是商品经济社会，立法的目的是要维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然而，1991年我国在制定督促程序时尚未走出计划经济的影响，在各个细节的设计上都表现出有利于债务人的价值取向［4］，甚至时至今日，多年前的计划经济思想尚未彻底从人们头脑中消除，以至于原有的对债务人过多保护的观念与督促程序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立法意旨相背。
2.我国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与督促程序的相关要求不相协调
我国民事诉讼法长期奉行超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传统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突出强调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主导地位，程序的进行主要由法官控制，将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视为从属性质［5］。而督促程序的进行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程序因债权人的申请而开始，因债务人的异议而终结，法官对债权人的申请和债务人的异议仅进行形式审查，相对而言，法官在其中只起到协助和辅助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督促程序需要的是当事人的程序自由。如果督促程序过多地受到法官职权的干涉，当事人必然会遭遇各式各样的阻挠，督促程序自然很难顺畅运行。
3.目前不健全的司法制度与督促程序的要求不相协调
法官干预当事人选择督促程序部分源自法官背后的司法制度不健全。当前法院普遍存在着经费不足、设备缺乏的问题。基层人民法院办理适用督促程序的案件所支付的费用远远超过所收取的费用，入不敷出。而按诉讼程序立案受理，财产案件诉讼收费则远远高出适用督促程序受理案件，有些案件法官宁可动员当事人走诉讼程序，也不按督促程序办理［6］。法院经费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法院内部的司法体制缺乏对立案法官的监督和制约，受理案件时法官出于利益权衡而干预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也就不足为怪了。此种司法制度的缺陷必将对收费低廉的督促程序的适用产生重大影响。
4.不健全的市场机制与督促程序不相配套
有学者认为，现阶段人们的价值观念正在转变,但尚未形成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所需要的价值观念，信用——特别是商业信用在很多人眼里还比较淡薄，在有些人脑子里甚至就没有“信用”二字。国家也没有建立起一套市场经济需要的信用制度，这是我国督促程序运行效果不佳的最根本的原因［7］。笔者虽然不赞同将信用机制的缺乏认定为我国督促程序运行效果不佳的“最根本”的原因，但不可否认信用机制的缺乏对我国目前督促程序运行的不良现状起了一定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为债务人可以没有任何约束地故意对支付令提出虚假异议。对债务人的此种恶意行为既没有法律上的限制或惩罚，也不会产生其他方面的不利影响，由此形成对债务人“不信用”的纵容或诱导，致使督促程序无法顺利施行。
5.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重视程度与该程序的重要性不相符合
司法改革中，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均热衷于简易程序的探讨和实践，然而，同样具有简易程序特点的督促程序却倍受冷落，多年来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法院，依督促程序提起的案件往往交由立案庭办理，得不到与通常诉讼程序同样的重视，甚至可以说这一独特简便程序的存在完全被忽视。督促程序的缺陷很难得到完善，其价值也难以得到应有的发挥。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法院受理的经济案件几乎逐年成倍激增，法官审理案件的负担日益加重。如果不以灵活、快捷、节省的程序解决大多数简单民事案件，要实现对复杂民事案件的慎重裁判就相当困难［8］。
二、对督促程序建构的理论基础的反思
（一）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的失衡
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价值。公正是法律和诉讼中的最高价值，通常情形中，在维护公正的前提下追求诉讼效率。实践中各类案件和各种程序平均占用诉讼资源是不合理的，在社会发展迅速和讲求经济的环境中，简便迅捷的程序是很必要的，对于简易案件，更应当强调经济性地解决纠纷［9］。督促程序的设计在注重诉讼效率的同时实现诉讼公正价值和诉讼效率价值的平衡与互动。督促程序的发生基于债务人对债权人提起的债务纠纷没有争议这一假设前提，免去了通常诉讼中所需的繁琐程序，不用开庭审理，对债权人的申请也不用实质审查，不用向债务人讯问和质证。为确保诉讼正义，督促程序特别为债务人设置了异议权，债务人的异议直接导致督促程序的终结，纠纷转由通常诉讼审理解决。如果生效的支付令出现错误，督促程序也提供了再审的救济途径。在追求诉讼效率方面，督促程序诉讼周期短、程序简单、审级层次少、诉讼费成本低。相对于诉讼程序而言，当事人能以最低的诉讼成本获取最大的诉讼利益；对于法院，也极大地节约了司法资源。可见，督促程序设计的初衷是试图实现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完美结合。
然而，司法实践中，督促程序显现出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在某些环节上设计的失衡。首先，债权人有选择适用督促程序的权利，但立法没有对债权人的程序选择权提供司法救济，债权人因为种种原因（法院或督促程序自身的缺陷）无力选择对己更有利的督促程序，诉讼公正无法体现。其次，督促程序中债务人的异议权无任何限制，虽然符合督促程序追求诉讼效率的要求，但是极易造成督促程序因债务人的虚假或随意的异议而终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在督促程序中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督促程序也就无法实现诉讼公正。再次，债务人提出不实的异议后，督促程序终结，由债权人承担败诉的费用，债权人的合法权利不仅得不到维护，而且还要为对方的欺骗“买单”，诉讼公正在诉讼费用的承担上也无法体现。最后，督促程序在诉讼效率上具有明显的优势，然而，程序的设计并没有保证诉讼期限的按期履行，为人为因素的影响提供了可能，其诉讼高效的优越性无法得到体现。
（二）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不对等
权利和义务是法律规范的核心和实质。权利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义务是和权利相对的，是设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受动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保障权利主体获得利益的一种约束手段［10］，“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在数量关系上，权利与义务总是等值的，即权利和义务要实现对等［11］。督促程序的设计上也遵循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对等的程序建构理念，如：由于人民法院在支付令之前并未对案件做实质性的审查，即未对权利本身进行调查，因此，支付令并不一定符合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这就要求法律程序上设置一种救济手段，即允许债务人对支付令提出异议［12］。债务人在法定期间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无须审查异议是否有理由，应当直接裁定终结督促程序。因为对债权人的申请不应进行实质审查，与之相对应，对债务人的异议也不应进行实质审查，而只审查其在形式上是否合法。异议一经合法提出，督促程序就告结束。
我国督促程序的设计缺陷主要表现为法官和债务人的部分权利和义务设置不对等。如规定法官对督促程序的启动具有控制权，却没有明确相应的不得的义务，即保护债权人的诉权和程序选择权的义务；规定了法官执行诉讼期限的权利，却没有规定相应的执行诉讼期限的义务，即保护债权人诉讼期限权利的义务；规定了债务人有提出异议的权利，却没有规定不得滥用异议权的义务，即保障债权人顺利收回债权的义务；债权是相对权，也称对人权，其义务主体是特定的债务人，督促程序明确了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利，却没有相应严格赋予债务人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义务。义务是和权利相对的，督促程序给法院与债务人设定了前述权利而没有相应地设定前述义务，在程序上则表现为没有给法院和债务人的权利以一定约束。
民间经济纠纷起诉流程篇10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华人华侨；投资纠纷；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6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2-0-03
华侨华人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发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做出重大贡献。当前，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战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分布着众多的华侨华人，其依然是我国贯彻“一带一路”战略“走出去”的宝贵资源。华人华侨投资对“一带一路”战略下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容小觑的作用。投资增多е戮婪滓菜嬷增多，相较于以往的投资纠纷，此背景下的投资纠纷有一些新的变化。对于此类投资纠纷该如何解决？是依据原有的华人华侨投资纠纷解决机制，还是适用“一带一路”下多边投资纠纷解决机制？笔者主要分析了当前环境下投资纠纷的类型和特点，并且分析了既有的投资纠纷解决机制，最后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法治环境下不适合创制一种新的纠纷解决机制，而应该在原有机制的基础上进行完善。
一、“一带一路”下华人华侨投资纠纷概述
（一）华人华侨投资概念及特点
华侨是指具有中国国籍，但定居在外国或是在国外长期生活的中国公民。华人是指已加入或是取得所在国国籍的具有中国血统的外国公民。从定义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华侨是中国公民，华人是外公公民。
华人华侨投资主要是指华商以各种形式参与中国的投资项目，包括中外合作，外外合作等。本文研究的是“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华人华侨投资，相较于以往的投资，其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当前时期的投资，是在“引进来，走出去”站略下产生的，因此既包括华人华侨来华的投资，也包括华人华侨与中国参与沿线国家的投资，尤其是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往的投资更倾向于来华的投资。其次，产业化投资增多，以往的投资的项目也较单一化，而“一带一路”强调做好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化投资工作，沿线国家的华人华侨利用自身优势，把握商机，积极参与产业化投资，政府鼓励吸引广大华商参与建立研发、生产和营销为一体的产业化链条，提升我国在沿线国家产业的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最后，合作的方式更多，合作的程度更深，“一带一路”战略下，为了发辉华人华侨的优势作用，华人华侨可以以各种方式参与投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经贸合作越来越多，延伸到教育、服务等多个行业。一带一路”建设将为广大海外华人资本提供保值增值的机会。华人华侨可以参与亚投行或其它形式的金融合作，通过开展亚洲区域发展中国家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融资业务，获得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①华人华侨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投资中起着桥梁作用，其在投资中的参与程度不可替代。
（二）华人华侨投资纠纷类型
随着“一带一路”下华人华侨投资的增多，伴随着投资纠纷也呈正比上升。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华人华侨投资呈现出新的特点，其产生的纠纷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种类。依据主体不同的标准，分为三类：1.与平等主体的纠纷，包括侵权纠纷与合同纠纷，主要是指在中外合作、外外合作中与中国企业产生的纠纷，此种情况下破坏的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2.政府有关部门尤其是侨务部门在处理华人华侨投资的相关事中，由于其作为或是不作为行政行为，侵犯了华人华侨的合法利益而产生的纠纷，此时损害的是行政法律关系。3.司法、仲裁部门在裁决华人华侨投资的经济纠纷案件时，违反公平正义，做出不公平的审理和裁决，侵犯华人华侨的诉讼、仲裁权利而产生的纠纷，此时是诉讼、仲裁秩序遭到了破坏。
从纠纷涉及的具体内容来分，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关于投资优惠兑现纠纷，政府为了鼓励华人华侨更加充分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贯彻“引进来，走出去”战略，针对华人华侨投资设立了许多优惠政策，因为一些原因导致无法兑现；二是关于投资运营过程中的纠纷，表现为华人华侨与中国企业由于经营战略理念的区别，导致中国企业侵犯了侨商的利益；三是关于投资环境的纠纷，反映为来华投资中，当地政府不作为，或是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损害侨商利益，对于沿线国家的投资，由于沿线国家的投资政策与“一带一路”要求不符，侵犯侨商和中国企业利益。
（三）华人华侨投资纠纷的特点
1.华人华侨投资纠纷的法律特点
华人华侨的属性决定了华人华侨投资纠纷的属性。从华人华侨国籍来看，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具有外国国籍的华侨不是我国公民，不具有外国国籍的华侨和华人仍是中国公民。笔者认为此处的华人华侨投资中的华人华侨应作广义理解，华侨既包括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也包括归国华侨。这类人在国内投资并进行工商登记而成立的企业属于中国法人。因此如果华侨投资所涉纠纷是投资企业，这类纠纷司法实践中归为国内案件，而如果涉及到的是作为投资者的华人华侨，则作为涉外案件，援引特殊的司法程序。
2.华人华侨投资纠纷的经济特点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华人华侨投资纠纷具有以下经济特点：
（1）从投资纠纷所涉及的经济主体来看，主要是针对与其合作的中央企业和政府有关部门。中央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地方企业起着补充作用。此类纠纷主要是由于中国企业不按照约定履行相应的出资义务，或是政府有关部门的投资优惠政策没有落实到位，导致华人华侨投资的企业寸步难行。
（2）从投资纠纷发生频率的地域和投诉者的来源国来看，案件主要集中中沿海地区，沿海地区侨务资源丰富，侨商企业密集，投资较为活跃，商业纠纷较多。东南亚是华人华侨的聚集地，也是我国投资最多的地区。作为“一带一路”优先战略发展地区，其聚集的华侨华人超过了3000万人，其参与投资的也多，此外东南亚地区投资风险较大，导致产生的投资纠纷投诉也只增不减，相较于欧美地区的华人华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纠纷较多。
（3）从纠纷涉及的主体来看，由老一代华人华侨转向新一代华人华侨，改革开放以后移居国外的新华侨华人华商近千万，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活动在高新技术、教育、金融等领域。据《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2014）》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具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有约21%是华裔，在美国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中，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者约有240万。新生代华人华侨大都具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或是有留学经验，熟知各种政策和法律，他们对纠纷有更多的诉求。
3.华人华侨投资纠纷的文化特征
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其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理华人华侨投资与其身份认同感和中国归属感密切相关。现在中国在国际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华人华侨投资搭乘中国的便车，一方面基于祖籍认同感，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相似的商业文化。这决定了华人华侨的投资纠纷具有外国投资纠纷的相同之处，也具有独特之处。
从参与投资的华人华侨来看，闽粤居多，东南亚居多，中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对于纠纷的解决主张“厌诉”、“无诉”、“宽容”的态度，此纠纷解决的观念，为华人华侨纠纷的解决提供了统一的评判标准的文化基础。华人华侨投资纠纷的解决相较于司法解决更偏向于没有约束力的调解机制解决。
二、既有的华人华侨投资纠纷解决机制
目前我国针对华人华侨投资纠纷的解决主要有三种途径，即民事诉讼中的涉外诉讼机制、各级侨务办的行政解决机制，和国际投资纠纷仲裁机制。这三种机制是凭借社会组织、政府部门、司法部门来发挥作用的。
（一）社会组织
人都是社会中的人，中国更是一个熟人社会，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纠纷解决中倾向于在自我社会交往中寻求熟人调解解决。运用社会关系解决纠纷包括：宗族调解、亲友调解、乡里调解、行会调解等。这种解决方式主要建立在血缘、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的基础上。②商人的天性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华人华侨投资纠纷的解决，选择一种收益成本俱佳的方式是更符合他们的立场。而利用社会组织解决纠纷成本低廉，人们很容易在他们的社交范围内找到合适的调解人，并且只需要象征性地支付一定的报酬或是不需要支付。③目前来看行会调解作为华人华侨投资纠纷的解决方式得到了认可。在90年代的时候，国务院就出台了规定，允许华人华侨投资者可以向当地政府申请成立华侨投资者协会，此协会可以充当调节者的较色。后来陆续成立了类似的组织，比如“法律专业委员会”、“华侨权益保障职能部门”等。
通过社会组织解决纠纷，不仅化解了纠纷双方的矛盾，而且维系了与华人华侨的关系，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最小。这种解决方式的目的不是分清当事人孰是孰非，而是要促使双方息事宁人。我们应看到此种方式对维系与华人华侨的商事合作关系，和保护投资双方的整体利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也应该看到这种社会组织运作起来比较复杂，灵活性较大，效果具有不确定性，难以给华人华侨投资者提供一种持续性的救济。实践中此种方式有时异化为了“面子调解”，“熟人”观念过于浓厚，导致部分投资者迫于面子而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政府部门
华人华侨投资纠纷涉及到政府政策方面的纠纷，作为侨务的政府部门更熟知相关的政策，由其来解决纠纷有助于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和质量。这种方式包括行政调解、行政协商等，福建省侨务办的机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解决了大部分的侨商投资纠纷，仅有少数案件进入了司法程序。不可否认其确实减少了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缓解了司法压力。
但是这种方式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侨务机关在整个国家系统中并不处于强势地位，其系统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配合不足，容易导致纠纷解决的时效性不强。再加之其系统内部并没有统一的解纷机构，各部门之间缺乏解纷的强制效力，导致此种方式解决投资纠纷的效果不明显。
（三）司法部门
对于华商投资纠纷，我国司法主要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具体表现为将华人华侨投资纠纷归为普通的涉外诉讼。就司法实践中涉乔纠纷司法运作机制来看，当前的侨商诉讼呈现出与侨务机关的联动关系。主要是由于侨商与行政系统组织的关系紧密，此种紧密关系的存在，使获得侨务部门的介入成为侨商是否启动司法程序的一个考虑因素。同样的审判法官也将侨务部门的介入作为审判的考量因素，来调配华人华侨投资者与当地投资者之间的诉讼利益。2010年浙江建立了涉侨投诉司法联系协调工作机制，通过侨办的参与，大量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得到了妥善地解决。
不过，目前此种方式也存在着涉外诉讼所具有的普遍问题：诉讼证据调查、诉讼主体确认等司法协助问题严重阻碍诉讼解决的效率问题。最为棘手的是在诉讼中关于侨商身份的确认，涉及到司法的问题，我国采用的是领事馆认证方式，此种方式成本高昂，操作复杂，成为了侨商诉讼中的顽疾。其次涉及到公告送达，往往耗时之久，拖延诉讼的解决。
（四）华商投资纠纷的多元化和协助式解决
通^一种固定的纠纷解决方式难以在长时间内解决华侨投资纠纷，因此应针对不同类型的案件采用不同的方法。我国很早就有法律规定，鼓励侨商采用非诉方式解决投资纠纷，对于投资纠纷，要求当事人尽可能地通过协商和调解解决，不能调解、协商的可以提交仲裁机构仲裁，若达不成仲裁，才能够向法院。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多远化的纠纷解决。
由于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灵活性特点，决定了纠纷解决过程中可以援引任何纠纷解决方法，形成了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手段的整合，形成独特的纠纷的协同解决模式。④这种模式在地方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形成了司法技术与侨联职能协同解纷的涉侨纠纷解决制度的创新。此种协同体现为侨联组织与侨联干部与法官之间的相互协助，法官扮演涉外诉讼调解员的角色，侨务干部扮演沟通者的角色，运用协商、和解等多种纠纷解决手段，并且法官依据职权对调解的内容予以司法确认。此种方式下，取得的效果显著，减轻了法官的压力，提高了诉讼效率，有利于维护侨商利益。
三、我国现行华人华侨投资纠纷解决制度的完善
从以上分析可知，我国现行的华人华侨投资纠纷解决机制在社会组织方面、国家行政力量和司法层面以及三者结合形成的多远协同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从整体上来看，还缺乏专门的侨商投资纠纷解决法律，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是针对华商“引进来”时期的，对于“一带一路”背景下“走出去”战略，该如何解决华人华侨投资纠纷？既有的解决机制仍有待完善。
（一）重视“一带一路”环境下侨资纠纷解决的价值
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就重视侨商投资，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确实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也导致了我国在处理华人华侨投资纠纷的过程中具有倾向性，对侨商投资环境以及法治建设，更多地强调的是对侨商权益的保护，和侨务机构的协同，而较少的考虑纠纷解决机制的独立作用和对投资环境的影响。
事实上通过优惠的投资政策，从短期来看确实能够吸引华人华侨投资，而且也正是“一带一路”战略下需要落实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并不能维持长久良好的投资环境。除此之外，这一战略是一个长久的战略，沿线经过的国家商业文化各不相同，仅凭利益驱动，并不能维持持续的合作关系。只有从根本上解决投资纠纷，才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树立解决纠纷的观念也是“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提出的要求。
（二）建立侨商协会组织，发挥调解功能
侨商协会组织大都是投资的华人华侨，特别是一些有影响力的华人华侨组成的，一方面他们熟知行业投资，对于投资纷争具有熟知的优势，另一方面，他们具有一定的权威，由他们主持调解，相较于其他调解者，更能够为侨商做出更专业，更值得信赖的调解。从组织学角度分析，由纠纷当事人自身组成的组织可以直接获得纠纷参与者的信任，因而侨商会在组织解决过程中信服组织权威，遵守组织权威决策。⑤
具体而言，侨商会在调解的过程中，应采用自愿达成合意的谈判式调解手段。调解更多的是强调自愿性，尊重双方的意见，对调解结果达成合意，谈判式强调协商合意的结果，与调解的本质是相符合的。建议由个人权威高的人担任调解员，凭借个人谈判协商魅力和权威优势来促成双方的妥协，实现调解解纷。
（三）搭建投资交流平台，推进产业深度对接
目前，我国国内企业与华人华侨的交流平台主要功能是“引进来”和贸易洽谈，“走出去”还缺乏常态化、高层次的交流平台。构建与华人华侨合作对外投资洽谈、交流的常态化、高层次平台，十分迫切。打造与海外华人华侨经济合作的战略性平台，以论坛的方式，使国内企业与华人华侨进行商务交流，既减少产生投资纠纷的概率，又有利于发挥侨商在解决纠纷中的主体作用。促进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华人华侨的对外投资，必须推进投资产业深度对接，减少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的盲目性，降低对外投资风险，从根源上规避投资纠纷的产生。
（四）建立华人华侨投资权益保护的特别司法程序
司法程序作为最后一种救济方式，也是最为有强制力的纠纷解决方式。首先需要强调a人华侨投资纠纷属于商事纠纷，商事纠纷解决要求具有快捷性和效率性。结合国际改革趋势，笔者建议，可以对我国的法院诉讼程序增设华人华侨投资紧急或临时救济程序。当前的华侨投资纠纷，有的类似于知识产权纠纷，特别是由传统投资转向新型投资后，若不能及时地解决纠纷，即使赢得诉讼但也失去了投资的机遇。在司法程序中引入紧急救济程序，给予侨商快捷及时的保护，应当是当前华人华侨投资纠纷解决司法层面完善的重点。
四、结语
华人华侨投资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发挥着独特的优势作用，当前的投资纠纷的类型和特点呈现出新的变化，对于投资纠纷的解决，笔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当前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注重投资纠纷的解决观念的树立，建立侨商协调组织，构建交流平台，建立司法诉讼中的紧急救济程序，以期能够能够为当前的“一带一路”战略贡献自己的力量。
注释：
①窦勇.发挥华人华侨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J].国际经济分析与展望，2015（2）：225-234.
②夏勇.走向权利的时代[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③刘广安，李存捧.间调解与权利保护[J].中外法学，2001（2）：12-15.
④陈慰星.民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⑤tylert.&Linde.a.arelationalmodelofauthorityinGroup，Zammaed，advancesinexperimentalSocialpsychology，academicpress，1992：115-19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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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夏勇.走向权利的时代[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3]刘广安，李存捧.间调解与权利保护[J].中外法学，2001（2）：12-15.
[4]陈慰星.民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5]tylert.&Linde.a.arelationalmodelofauthorityinGroup，Zammaed，advancesinexperimentalSocialpsychology，academicpress，1992：115-191.
[6]陈成吨，叶炜.华人华侨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J].龙岩学院学报，2015（4）：100-104.
[7]窦勇，卞靖.“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充分发挥华侨华商的作用[J].外资经贸，2015（11）：4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