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与社会治理篇1
自2010年以来，微博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环节。不仅仅是因为微博打开了人们了解世界的一扇新窗口，更因为微博上不断出现重大的社会事件，在网民和媒体的互动配合下，逐渐演变成一个个社会广泛参与的新媒体事件。13年7月23日突发的“温州动车追尾事件”便是网友“羊圈圈羊”在出事后第一时间求救微博，也将这一重大伤亡事故带入公众视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宜黄姐妹、钱云会事件、随手拍解救被拐儿童、日本地震抢盐风潮、免费午餐、药家鑫案、郭美美事件、温州动车追尾事件等等，都与微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如同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前一起事件的真相还晦暗不明，新的事件又虎头蛇尾得让我们眼花缭乱，不明就里。
到底什么是“新媒体事件”？“新媒体事件”该如何研究？“新媒体事件”对媒体传播、公众参与和社会转型到底有哪些影响？在互联网已经深深嵌入日常生活的今天，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传媒学者的学术兴趣，更是和每一个社会公民息息相关的公共议题。
一、何为好社会？
在探讨新媒体下的社会治理时，我们应该首先知道什么样的社会是一个好社会，继而才会明白新媒体对这个所谓的好社会所起的积极影响。
有句话说得好，一个好社会，应该是人民不会被欺压，而且也不会被轻易收买。这句话意思是说在一个好的社会，政治家不敢随便欺压或者欺骗老百姓，因为欺骗或者欺压的成本太高；在一个好的社会，人民靠自己能力工作生活，有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不会随便因为一点钱或虚伪的承诺而被收买，而在一个不好的社会，人民是很容易被收买的，而不是所谓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换句话说，正因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一个不好的社会里人民就更容易被收买，在没有长远预期的社会每个人都会追逐眼前利益，这是看得见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不能被异化为“国家为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里这么写道。
在新媒体出现之前，政府对主流媒体的控制非常强，保证其为政府发声，也即一定程度上，政府通过设置媒体议程控制着着我们所了解的东西。但是在当下，我们已步入一个全新的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以往的规律，新媒体成为政府暂时无法完全掌控的新领域。它让已经上访8年都没有解决的案件，在全国人民的关注下完成了重审。新媒体消息传播的裂变效应，让人民不会被欺压，而且也不会被轻易收买。以此观之，新媒体的出现，为一个“好社会”的来临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可能。
二、平等需行动，而非口号
新媒体人人都是“麦克风”的特性，是不是就表示它实现了公众话语权的平等？《不平等的痛苦》书中写过：“不平等是社会歧视的根源，也是社会不信任感的根源，更是社会压力的根源。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人们歧视弱者，歧视穷人，歧视女性，歧视不同的宗教信仰，于是人们互相冷漠而又高度戒备，支持严刑峻法惩罚轻微犯罪，直到造成社会的严重对立和分化。”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生活的幸福，这是作者理查德?威尔金森在对30多个发达的民主国家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作者认为社会的平等程度对于人们的幸福至关重要，因为平等能促进所有人的生活改善。
传统媒体中存在在意见领袖，新媒体中也同样存在。尽管新媒体实现了一些普通民众的话语权，但是KoL（KeyopinionLeader）依然是社会精英阶层在把控。从宏观的视角审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动态过程。以一种隐喻的观点来看，当前中国的社会变迁，本身就是一场正在进行中的“新媒体事件”，每一件重大的社会事件都与互联网紧密联系；这些互联网上的新媒体事件，也绝不是毫无缘由的“网络戏谑”，必然有其内部社会因果关系；事件与事件之间的效力关系，使得这一系列新媒体事件，看似杂乱无章、不可捉摸，实际上却是一个动态的整体，其中或许存在可以改变现有社会权力结构的可能性。正是这些碎片化交织在一起的新媒体事件序列，马赛克式地呈现出了当前中国社会的阵阵躁动。
有人说已经到了“用微博倒逼改革”的时候了，也有人说微博是中国人的“微革命”，《华尔街日报》更是盛赞微博在“动车追尾事件”中体现的积极作用。当然，也有人批评微博上充斥着各种谎言和谣言，毫无道德底线。微博到底有没有这么大威力？关键还是要看微博上出现的各类“新媒体事件”在哪一个社会结构层上推动社会变革，又具有多大的“讨价还价”的议价能力。
微博平台虽然建构了信息传播的扁平化，但是并未打破现实社会中的科层制结构，网民和大众传媒的网络参与只能在一定的层级上发生效力，微博的议价能力并非如此强大。即便如此，目前以微博为主要传播平台的“新媒体事件”，也的确开启了普通老百姓的民智。但是光开启民智是无法推动社会前进的，关键还是要通过“新媒体事件”传播，将民众关心的公共议题带入公共领域讨论，并带动民众的社会参与。正如周葆华在《新媒体事件研究》书中指出的那样，只有当“新媒体事件”的政治功效感变成老百姓的一种常识，社会机制的变革才有可能有所触动。
三、民主成功的微量元素
关于民主的理解无非权利、责任与义务意识，法律与制度意识，公共生活参与意识几个方面。
首先来谈谈权利、责任与义务意识。民主的一个标准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只有当每个个体的基本权利得到了保护、尊重，人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自由批评而无惧穿小鞋、打击与报复，人性才能自由舒展，人才会健康成长，社会也会因此而健康。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刘瑜说：“只掌握了‘权利意识’，而没有掌握‘责任意识’，只是学会了民主精神的‘皮毛’。事实上，当一个社会的公民还仅仅停留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的阶段，它的民主制度肯定还是夹生的。一个真正牢固的民主制度，需要的不仅仅是‘当我的利益受到侵害时，我要坚决捍卫自己的权益’，而是‘当我的权益受到侵害，你要坚决捍卫我的权益；当你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我要坚决捍卫你的权益’的责任共同体的意识。
接着，谈谈法律与制度意识。汪中求在《细节决定成败》中说过，中国缺的不是法律制度，而是认真执行法律制度的人。中国目前的新媒体运营是缺少法律和制度保证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媒体对于社会进步的贡献。可以看到，网上经常出现的谣言、虚假新闻等，都是没有经过过滤和筛选的信息，这会造成新媒体对社会产生很强的负面影响，因而，在新媒体领域，完善的制度和法律的缺失，同样导致她离真正的民主依然存在一定的距离。
最后，还有公共生活参与意识。刘瑜认为“民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和实践公共责任，不仅仅能增加一个制衡的维度，从而使政治决策更加理性，而且是一个增强凝聚力的过程：正是在一次次的‘参与仪式’，公民一次次地肯定自己在这个政治社区里的成员身份，从而增加对社会的认同感。公民的参政责任甚至不仅仅是为了完善政治或者社会，而是为了完善个人自身生活中对善、对真、对理性的追求，是个体自省和提升的必经之路。”《参与民主理论》说：卢梭理论中“参与的主要功能是不是有教育功能，卢梭的理想制度旨在通过参与过程的作用推动个人的负责任的社会行动和政治行动。因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参与过程中如果要想和别人合作，他就不得不考虑比他自己眼前的私人利益更为宽泛的事务。参与制度的活动逻辑是，个人“被迫”根据他的正义感考虑事务，参与决策活动的结果是，个人接受了教育而学会区别他自己的冲动和欲望，他既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私人公民，也学会了如何成为公众人物。同时，卢梭相信通过这一教育过程，个人将最终发现公共领域的要求和私人领域的要求之间很少或不存在冲突。一旦建立了参与制度，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制度将自我维持下去。对于单个公民所要求的特定品质就是那些参与过程本身所形成的和培养的。公民个人参与的实践越频繁，他就越有能力参与。”
公共事务与公共空间、场合也是随着社会发展所出现的东西。这也是中国历史与文化中所缺乏的一环。我们有宗族文化，有党派文化，却没有公共文化。有人说以前的人民公社是的，从形式上说，人民公社有的是公共文化的皮与肉，却没有公共文化的骨，因为公共文化并不仅仅是大家在一起生活劳动，过集体生活。更重要的是，公共文化是以个人独立自由为先决条件，自愿参加他所认可的公共事务中，而不是强制性的。因为没有这个骨，我们看到，最后人民公社变成了大锅饭。公共文化的核心与公民意识，法律与责任密不可分。可以说，公共文化是集体化了的公民意识与责任义务。公民意识强调个体，而公共意识强调个体与集体结合。新媒体对提高公民的公共意识有着很大作用，而这种作用又一定程度上促进者社会治理。
综上可知，新媒体的出现，一方面加强了民众的权利意识、公共生活参与意识，但另一方面，它又缺乏具体的、完善的、可实施的新媒体领域的法律制度，因而它对于真正民主的实现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或者可以说，它对实现民主有很大作用但也只是微量元素。
四、新媒体环境与社会治理
新媒体与社会治理关系讨论可以归结到发展传播学。西方从柏拉图的《理想国》论述等级专制下的城邦政治理想形态，卢梭《人类不平等起源》、《社会契约论》论述人类自然权利与社会权利的分化，和以此为思想根基，触发的启蒙运动，带来的理性光辉和民主立宪，到美国独立战争的《独立宣言》把人权写入宪法，南北战争的《废除奴隶制宣言》把人权扩至每一个种族。而于中国，从春秋战国的封土建国，秦以后的中央大一统政府，唐以后的士族政权，清代少数民族的部族政权（可参阅《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传统政治一大趋势是皇权益重，而相权益轻（相权代表政权，因科举制度，政权向全社会开放，成为士人政权，而士人传统儒家思想是天下为公的），可类比当今的党权和政权），鸦片战争后西风渐进，辛亥、五四使民主共和思想成为共识，新中国成立后长达三十年在单一意识形态下走上一条反常的现代化道路，直至改革开放国门再开、思想解放、国外思潮再次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外力。每一次文明的进路，归结起来，最为根本的变化总是自由与奴役、民主与专制间关系的转变以及被禁锢的人性点滴的苏醒。
新媒体与社会治理篇2
关键词新媒体民主政治双重影响
互联网络的发展带来了两种值得研究的现象：社会网络化和网络社会化。在对于社会影响的深度与广度上，博客、微博、微信以及社交网站等新媒体远远超越了传统媒体，新媒体因其庞大的受众参与、便捷的沟通方式、丰富的交流载体，在成为信息传播重要平台的同时，也成为了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活跃的载体，并扮演着双重角色。
一、新媒体对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促进与推动作用
新媒体具有网络的去中心化特性，同时在传播内容和形式上也有着碎片化的特点，这些特性使得新媒体打破了传统的一元传播模式，推动了舆情民意向多元决策模式的方向发展。“网络社会使得社会权力分散化，分权、民主、多元决策成为网络时代民主的题中之义。在这种扁平化趋势下，享有权力、民主的人也是同方向增长的，分权越发展，享有民主权利的人也就越来越多。”①从参与和变革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新媒体对民主政治建设表现出以下积极影响：
1、新媒体拓宽了人们的政治参与渠道
对民主政治建设而言，保证人民足够的政治参与是关键所在。传统媒体盛行时期，人们的表达渠道并不畅通，因此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方式都十分有限。新媒体则凭借其独有的优势，成为人们政治参与的一种优良渠道。
如：一些法案的出台，先将意见稿通过新媒体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公共节假日的安排制定，也通过新媒体广泛征求民意。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人们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并且这种广泛的政治参与也反过来促进了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产生了良性互动。
2、新媒体提升了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
新媒体丰富多样的政治参与形式，便捷迅速的参与途径，在提升民众政治参与能力的同时，也提升了其政治参与意识。
新媒体时代，人们开始学习使用新媒体向社会传递来自“草根”的意见，更多的政治参与直接带来了人们“主人翁”意识的增强。开放的新媒体无疑为民众的政治参与插上了飞翔的翅膀，进一步提升了其政治参与的意愿。
3、新媒体汇总舆情促进改革
随着人们政治参与途径的扩宽和政治参与意识的提升，舆情民意在社会政治中逐渐凸显出重要性。新媒体正逐渐成为汇集舆情民意的公共空间，人们怀着极大的责任感和热情，通过多样便捷的形式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中来，表达心声，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和建议。
以孙志刚事件为例，新媒体在此事件的传播和讨论中，显示了其巨大的公共话语力量，并且反思社会的不足、政策的漏洞和相关部门的失职等等，直接导致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正式公布，以及原《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
4、新媒体推动政府行政变革
对于政府来说，新媒体最初是作为新型宣传工具使用的。但是新媒体很快突破了单纯宣传工具的定位，并推动政府对其应用的方式按照“单向不定向——单向定向—双向互动—媒体反作用增强”的阶段性变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行政公开、服务社会的政治理念不断增长，民众也由被动的行政相对向主动的政治参与者的角色转换。②
新媒体同样发挥着媒体“监督政府”的作用，而且这种监督由于具有了新媒体特性，使其更加便捷和广泛。近来广受关注和热议的“微博反腐”正是其生动写照。同时，新媒体促进了民众的政治参与，政府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适应着社会的发展，变革着自己的职能，更多地放权于民。“小政府，大社会”成为一种呼唤，也逐渐成为一种现实。
二、新媒体对于民主政治建设的负面影响
我们在欣喜于新媒体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这背后隐藏的非理性、浮躁等不良现象。
1、数字鸿沟阻碍公民更广泛的政治参与
数字鸿沟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通俗来讲，数字鸿沟就是在信息的获取和传播上能力和水平的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对于中国这样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问题显著，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状况来说，其负面影响尤其突出。
较低的社会阶层或弱势群体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在信息传播中天然地处于劣势地位，导致他们在民主政治的进程中民主参与的程度、能力和意识处于弱者地位，继而使其群体利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数字鸿沟产生马太效应，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信息贫困者被阻挡在网络民主的大门之外，利益诉求无法得到表达，信息穷人与信息富人之间的权益差距越来越大。③新媒体本身为人们的政治参与拓宽了渠道，但是社会群体意愿并未因此而完全得以表达，甚至可能由于媒介受众的偏向性而受到压抑和制约。
2、无序的网络环境可能降低人们的政治参与意愿
新媒体的匿名性、自由性等特点使得人们以此为载体的政治参与也存在相同的特点。新媒体环境中，几乎所有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意见，较少受到审查和把关。海量的数字信息使得这种把关和监控变得愈加艰难的同时，也给广大民众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进行良莠信息甄别加大了难度。
因此，新媒体信息传播中，虚假信息的泛滥常常使得人们无所适从。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或团体，故意在网络上不实信息，引发社会恐慌或动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不仅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更容易引发人们彼此间的猜疑和不信任，失去民主政治的参与意愿和信心。
3、警惕“媒介审判”等的“多数人的暴政”
新媒体是舆情民意的汇集平台，但并不能因此就认定新媒体上所有的意见表达都应该得到实施。鉴于新媒体在民主政治的进程中愈发强大的威力，以及“数字鸿沟”带来的民意基础窄化等隐忧，更应该审慎、理性对待新媒体环境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一是多数人的暴政；二是“街头政治”——动辄闹上街头，游行示威或暴力破坏；三是“文革”式的“网络大字报”。④除此以外，诸如“李某某案”中出现的“媒介审判”现象也应该引起媒体的深思和关注。当人们凭借新媒体平台，通过舆论的力量干涉了司法的公正，这种行为对于民主政治的伤害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如何加强新媒体环境下我国民主政治建设
身处新媒体环境中，民主政治建设呈现出新气象、新面貌、新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需要面对的挑战和风险。新媒体是社会和科技进步的结果，是发展的潮流和方向，但不能因噎废食。因此，正视问题以早定良策，当为新媒体环境下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选择。
1、国家层面：善用新媒体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1）积极发展新媒体，保障民众言论自由。随着科技进步，新媒体的形式会进一步丰富，功能也会进一步加强。政府在民主政治的建设过程中首先要充分意识到新媒体的作用，给新媒体的发展以较大的空间和宽松的环境，同时注意合理引导，防范方向性的错误。
政府还应该充分利用新媒体的特性，进一步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这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只有民众的言论畅通无阻，舆情民意才能真实地被反映出来，才能更大程度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2）利用新媒体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民主政治建设越深入，公民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需求就越高。在国计民生方面，作为政府机构，理当接受人民的监督，阳光、透明地进行政府信息公开。而在新媒体时代，合理利用新媒体，能够有效快捷地实现政府信息公开。这既是政府增强服务意识的表现，也是公民更好实行民主政治参与的方式和途径。
（3）充分发挥新媒体在政策咨询方面的作用。国家各项政策的制定实施，要想都经过全民讨论和协商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注重发挥新媒体在政策咨询、社会评估等方面的作用就显得尤为必要。新媒体可以较迅捷、广泛地反映舆情民意，形成较大程度上的社会共识，从而利于国家政策的实施和执行。
发挥新媒体在政策咨询方面的作用，关键在于健全舆情民意收集与反馈机制，构建社会讨论平台。制度化、常态化、系统化，方能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建设提供可靠的智力支持。
（4）注意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民主政治的建设应该最大范围地保障广大人民的利益。而“数字鸿沟”现象的出现，使得弱势群体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而且这种弱势群体被侵害的现象愈发隐蔽和不易察觉。因此，需要政府和国家建立相应的应对体系，采取合理的弥补措施，让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保障，这才符合公平正义的民主政治要求。
2、民众层面：提升新媒体素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1）提升民众的新媒体素养。所谓媒介素养是指在人们面对不同媒体中的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信息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面对新媒体，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正确、有效地使用以促进其民主政治参与。因此，需要不断提升民众的新媒体媒介素养，也就是要理解新媒体的传播特性和规律，学会利用新媒体进行更准确的意见表达，更好地对新媒体中潮水一般的信息进行甄别和判断，善于利用新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等等。
（2）更多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新媒体中，个人可能出现情绪化等非理性现象，而且纷繁复杂的个人意见难以形成合力，反而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不利于民主政治建设。
因此，新媒体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应用要走向专业化、组织化的方向。更多建设社会组织，探索社会非盈利组织的发展，并发挥其化解矛盾、自我纠正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减少政府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
【本文是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项目《微博客传播形态与影响机制研究》（2011SJD）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①聂德民，《网络舆论与社会引导》[D].上海大学，2009
②刘阳，《从宣传工具到政策指针——新媒体政治功能发展及政府应对》[J].《兵团党校学报》，2012（2）
③李晓红，《新媒体：民主政治发展的双刃剑》[J].《湖北社会科学》，2012（9）
④胡正荣，《权利表达与协商民主：辨析新媒体时代的公民网络社会参与》[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1）
新媒体与社会治理篇3
关键词：社会化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6（a）-0101-02
现如今社会化媒体时代的来临凭借其不可抗拒的力量已经遍布到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去了。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媒体实效性、虚拟性、整合性和互动性得到了大学生的广泛接受，深刻地影响了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面对社会化媒体时代下的大学思想和行为出现的新问题，只有认真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在媒体时代下的挑战和难题，并且积极利用社会化媒体的优势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才能够保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化媒体时代下顺利进行。
1社会化媒体的内涵及其融入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特点
1.1社会化媒体的内涵
社会化媒体最早是安托尼・梅菲尔德在其电子书《什么是社会化媒体》一书中阐述出来的。安托尼・梅菲尔德将其阐述为是能够给予大众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同时也将其定义为是一种拥有极大参与性、公开性、双线性、连通性的社区化新媒体。社会化媒体最先是流行于欧美发达国家，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遍布了世界的各个角落，而且日益发展成熟起来。随着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也逐渐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1.2社会化媒体融入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特点
（1）社会化媒体进入我国以来，迅速凭借其庞杂多样的新媒体新形势形成了社会化媒体时代。其不仅广泛流行于人民大众的生活和工作当中，也融入了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当中，对大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让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了社会化媒体时代下的特点。
（2）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由于新媒体中的网络媒体对于教育信息资源的整合作用，通过链接、复制等媒体技术方法将其他媒体平台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整合到了网络中。因此，社会化媒体时代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最突出特点就是教育资源信息量大，而且传播速度和更新速度非常快捷。社会化媒体时代下的海量教育信息资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素材，为大学生思想变化带来了一系列作用和影响。
（3）提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空间
随着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到来，原有的传统媒体影响力日趋下降，为了适应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形式，利用社会化新媒体中的新兴媒体创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空间可以突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时间限制和空间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新地域，扩展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域和范围。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表达方式也得到了更新，信息的作用力随之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也随之提高，进而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4）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力
在我国高校中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通过新兴媒体的应用保证了教育信息传输和表达朝着形象化和立体化发展。展现给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更为直观和丰富，间接激发了大学的学习兴趣，随之增强了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
（5）形成师生之间交流的平等地位
在社会化媒体时代下，师生之间在新媒体构建的虚拟空间下进行交流，淡化了身份，形成了师生之间交流的平等地位，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更容易在这种环境下了解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便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2社会化媒体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的必要性
在社会化媒体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新的挑战和新的困难，作为答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就应该积极分析社会化媒体时代对于学生的影响，积极创新新媒体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路径。
2.1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的弊端
在社会化媒体时代下，大量新兴媒体的渗透让大学生在思想和行为上出现了变化，大部分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逐渐模糊，社会化媒体时代对于大学生思想和行为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当下大部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仍然采用了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重视理论灌输忽视实践，广泛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都开始反映工作质量不好。与此同时，社会化新媒体时代下缺乏对于校园媒体信息的过滤和控制，大学生的交流互动等出现一定的问题，大学生的各种观念受到来自各个媒体的影响。因此，社会化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创新路径是必须进行的。
2.2社会化媒体时代带来了创新契机
社会化媒体时代带来了多种多样极具开放性和互动性的新媒体，能够有效提高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开展，改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当下大多数大学生已经和手机、网络等媒体不可分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便可以充分利用起新兴媒体贴近大学生这一特点进行多样化、有趣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媒体时代改变了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交流和互动，有效推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与新兴媒体之间的创新契机。
3社会化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创新路径探析
（1）打造新兴媒体平台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在社会化媒体时代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是一项长久的工作，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必须将社会化媒体时代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作为一种工具，致力于打造新兴媒体平台，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具体内容如下：
首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明确社会化媒体对于当今社会的意义，将社会化媒体时代下的各种新兴媒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一个工具，积极学习各项新兴媒体，依据社会化媒体的变化定期进行培训。
充分利用各项新兴媒体与学生之间进行互动与交流，积极弱化自身在新媒体交流平台上的身份，与学生平等交流，积极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
加大各项新媒体教育资源的整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联手高校积极打造思想政治教育精品网站。安排专业人员进行舆论引导。
（2）防范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机制
当今我国高校中大学生具有易发生、易传播、传播快且广的特点，其对于大学生的危害程度相当大。因此，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需要积极防范发生，积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建立健全应对的长效机制。
（3）引导大学生合理应用新兴媒体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社会化媒体时代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发展趋势，是信息化发展和全球化发展的最高表现。当今大学生对于社会化媒体时代下的各种新兴媒体使用相当广泛，对于其给自身带来的影响尚不明确，而且自身又不自觉，常常出现了不良后果却又后悔。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要积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着眼于新兴媒体应用的后期影响，充分了解各种新兴媒体特性，不断引导大学合理应用新兴媒体，让大学生在应用新兴媒体的过程中树立起良好的防范思想，预防不良影响的侵害。
4社会化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
4.1创新大学生政治教育载体，以媒体思想教育为平台
由于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属于一项系统工程，所以应将社会化媒体看做是教育模式下的一种工具。应当从多种角度着手：（1）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工作者必须要意识到社会化媒体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将社会化媒体技能看做是辅导员专业化的素质，不断开展工作培训。（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当利用现代网络，如博客、聊天工具以及电子邮箱等与学生交流，倾听他们心声。（3）相关部门以及教育部门应当打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突出网站的特色与个性，使其能够尽可能贴近生活实际和兴趣爱好，同时安排专人对校园网络进行舆论引导。
4.2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进行创新
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具有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等诸多特点，因此不能忽视。大学校园应当建立应对群体突发事件的长效机制。具体步骤包括：首先，建立预警机制，利用社会化媒体及时反映出大学生思想变化特点，辅导员对相关信息进行搜索，将普遍性问题通过社会化媒体向学工系统进行通报，制定应急预案。其次，建立心理干预机制，大学生思想工作者应当运用社会化媒体对学生进行舆论引导，用中立、客观的态度对问题进行分析，营造一个良好的心理环境。
参考文献
[1]王学俭，刘强.新媒体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m].人民出版社，2012.
新媒体与社会治理篇4
【摘要】本文在分析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机遇与困境的基础上，探讨了构建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1+4+6”创新模式，即树立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统一的教学理念，坚持四个原则，构建六个子系统，提高教学实效性。
【关键词】新媒体;思想政治理论课;机遇;困境;对策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在第二十三次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党建工作必须“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在新媒体时代，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发展和普及使高校内部的思想文化交流、交融和交锋获得了新形式和新内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其掌握的网络资源和技术优势，不断争夺大学生思想意识的阵地，消解着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整合力。作为加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着重要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急需有针对性地制定应对策略。
一、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功能
第一，弘扬和宣传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当在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条件下立足于弘扬主流意识形态，注重加强宣传思想工作，清楚定位“培养什么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在强化政治意识、服务意识、问题意识和改革创新意识中，做好意识形态的宣传思想工作。
第二，净化和引导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当承担起通过理论教学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功能。深刻剖析并澄清大学生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终结”、“”、“普世价值”等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的认识，实现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净化和引导。
第三，“三进”和转化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当着力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防止出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意识形态漂浮”的现象，实现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化与外化。
第四，建构和育人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当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并借助网络媒体使主流意识形态实现文字内容视觉化、传播手段数字化、价值观念共识化，实现思想育人、文化育人、实践育人、服务育人、组织育人功能。
二、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机遇与困境
新媒体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新媒体，是强教育之路;思想政治，是规新媒体之本。当前，新媒体是把双刃剑，既是当代青年观念更新价值提升之逻辑起点，也是青年信仰危机和道德缺失之逻辑内因。新媒体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在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着发展的重要优势和机遇。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国高校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根本渠道，在新媒体时代，思政课获得的发展机遇主要体现在：第一，新媒体海量、快速、交互、生动等特点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了新载体、新平台，微课、慕课、在线课堂等形式丰富了思政课的授课平台。第二，新媒体环境中的每个主体（师或生）都既是媒体的接受者和使用者，也是媒体的推动者和创造者，兼具双重功能。第三，信息技术的变革会带来教育模式、学习方式、生活模式甚至思维方式的改变，让教育回归学生主体的教育原生态。第四，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体内含的知识、情感、价值观等渗透要素，加强大学生思想素养和政治信仰，激励青年红色教育的终身性和系统性，提升教育主客体的媒体素养。
在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着严峻的困境与挑战。当下，新媒体已经成为一种武器，西方敌对势力在有形无形地抢占我国的意识形态阵地，对思政课形成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具体表现在：第一，高校对新媒体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地位认识不足，欠缺对网络等新媒体对青年学生信仰与价值观威胁的警惕性。第二，新媒体虚拟、开放、难以掌握和监控等特点使思政课面临许多新矛盾、新问题，迫切要求快速建立新媒体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深度融合机制和系统工程，应尽快建立从党委领导到部门重视、从青马工程到党员培训、从理论课堂到社团实践等多层面全方位的立体构架。第三，对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研究成果转化能力不强，急需突破研究成果的理论论证层面，真正进入从理论转化为实践阶段。第四，对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实践手段和方式简单传统缺乏创新。基本停留在构建红色网站、运用多媒体技术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层面，缺少深度创新模式。第五，师生的新媒体水平和素养不高，对各种“微媒体”中信息和思潮的把握、控制、批判和引导能力欠缺，易导致工具控制人。第六，“mooC”等远程终端学习平台难以实质性解决师生有效互动、思想碰撞与人格教育等网络教育难题。
面对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的突出问题，广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工作者应全面把握新媒体的特性，趋利避害、发挥优势，利用新媒体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三、构建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1+4+6”创新模式
贯彻落实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和机遇，未来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获得了强大的空间。国家对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强化，会形成对新媒体挟带的意识形态进攻的有效抵御;“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会推进新媒体技术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断实现融合和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网络正规化会逐渐抵消新媒体的信息混乱和技术攻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学生媒体素养的不断提高会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新媒体时代获得新的生命力。
为实现新媒体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深度融合，应当构建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1+4+6”创新模式，即“1个理念+4个原则+6个子系统”。
1、树立“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统一”教学理念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旗帜鲜明地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批判性、开放性和时代性，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既要防止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演变成离开了现实性的教条化、庸俗化、政治化、口号化;又要防止片面地以现实性排斥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倾向。
2、坚持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四个原则
坚持方向性原则，牢牢把握新媒体时代我国高校思政课教学鲜明的政治立场，坚决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倾向做斗争。坚持合力教育原则，实现中央到地方各级教育部门和宣传部门相配合、顶层设计与地方特色相结合、各方面信息合力充分发挥的集成化教育教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注重理论灌输和社会实践结合、理论宣讲与创新指导相结合。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结合原则，实现显性的课堂传统教学与隐性的新媒体教育相结合。
3、构建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六个子系统
重点：提升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加强“原理课”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经典文献教育，掌握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加强“概论课”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与成果教育，树立“三个自信”;加强“基础课”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教育，培养正确的“三观”;加强“纲要课”关于近现代中国历史教育，养成正确的历史观;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融合教育，增强新媒体时代文化自觉自信;加强大学生媒体素养和网络安全教育，抵抗新媒体的技术攻击和挑战;加强网络新思潮新事物新现象的引导教育，应对新媒体的网络意识形态渗透。
依托：打造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式。打造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通有无的交互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式;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个人合力的集成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式;虚拟和现实空间相结合的线上线下交互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式;打破传统灌输和说教的开放的自主自助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式。进一步推动“慕课”与“翻转课堂”等新式教学方法的推广与实施;继续深入研究专题式、案例式、实践式、pBL等常规教学改革方法;不断探索与完善参与式、暗示式、情境式等其他辅助式教学改革方法;尝试开发与创新更多体现意识形态功能的新式教学改革方法。
依据：构建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机制。以意识形态教育为目标的新媒体教学引导机制;以发挥学生主体性为依据的新媒体教学协调机制;以强化纪律和底线思维为规定的新媒体教学规范机制;以质量贡献和教育实效为导向的新媒体教学评估机制;以及时控制网络不良思想倾向为责任的新媒体预防干预机制。
路径：丰富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载体。以课堂讲授为阵地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直接灌输;以课程体系和教材建设为依托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与时俱进;以多媒体为教学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直观引导;以博客微博微信为新常态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有效沟通;以手机终端为灵活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即时教化;以红色主题网站互动社区为辅助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常规化;以学生微视频微电影微话剧等为微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形式活化。
保证：健全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队伍。充分发挥高校党委和党团组织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领导和指导作用;全力培养熟练运用新媒体的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科研团队;重点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业务能力和媒体素养;合理组建理论素养深厚和信息化水平精湛的理论宣讲家队伍;打造完善德行兼备的专兼职青年辅导员队伍;启动实施“卓越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计划。
保障：优化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环境。建立网络时代高校宣传思想新媒体工作大格局;夯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媒体环境;构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阵地新媒体环境;打造校报校刊校园互动社区等校园数字化环境;创设校园“微文化”软环境;开辟网络安全维护和舆情统计的新环境。
新媒体与社会治理篇5
关键词：大众传媒 公共领域 政治文明 三鹿奶粉事件
政治文明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一施政纲领的提出确立了政治文明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政治，是以人民、权力制约、人权保障、宪法至上为基本内容和特征的文明体现，民主政治的核心就是政治参与，缺乏政治参与，民主便无法体现人民、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也不可能建构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公民政治参与，最大的政治功能和价值在于通过影响政府的行政和决策，使国家政治体系的运作避免或减少对“公意”的可能的偏离，实现国家各种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公民政治参与的前提是政治信息的沟通和知晓，大众传媒(包括报纸、期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是社会的信息传播系统与舆论引导机构，在大众传播信息中有许多政治新闻信息，这对于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可以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2008年我国社会生活中发生了诸多公共事件。大众传媒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政治文明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以2008年9月发生在我国公共生活中的三鹿奶粉事件为例，分析大众传媒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可以发挥的作用。
三鹿奶粉事件中大众传媒的作为
三鹿奶粉事件是2008年发生在我国公众生活中的重要事件，这一事件被新华社和时代周刊评为2008年国内及国际十大新闻事件之一。其重要影响不言而喻。这是一起公共安全事件，2008年6月至9月中旬，在我国许多省出现了婴幼儿因为长期食用三鹿奶粉而导致的肾结石病症。9月17日，据国家卫生部统计的数字。肾结石患儿达到6244例，其中158例重症，3例死亡。从9月11日开始我国各级媒体对此事件做了全方位的报道，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我国政府开展了事故原因调查和食品卫生全国性检查。经调查，儿童患病的直接原因是奶粉中含有的三聚氰胺物质，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工原料，由于其中含有大量氮元素，常被不法商贩冒充成高蛋白物质加入。以提高检测时食品中蛋白质检测数值，还能大幅度降低成本。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这些行动包括：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1级响应、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全面开展奶粉市场治理整顿，废止食品质量免检制度、追究相关企业及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等(省略，2008-09-19，大洋综合)。在这起举国震惊的食品安全重大事件中，大众传媒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其实，早在2007年年底，问题奶粉生产企业三鹿集团就陆续收到消费者投诉，反映有婴幼儿食用该集团生产的奶粉后尿液中出现红色沉淀物等症状，2008年5月17日三鹿高层接到产品出了问题的报告；7月16日，卫生监管部门甘肃省卫生厅就接到婴儿患肾结石病例明显增多的报告，这期间事态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直到患病儿童数量增加至6000多例，2008年9月12日三鹿奶粉才被卫生部彻底查封，而在这期间，我国新闻传媒所做新闻报道对于问题的发现、对于问题的揭示、对于问题的解决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甘肃媒体在9月9日报道了问题奶粉导致儿童致病的严重问题。使奶粉致病一事浮出水面。之后，全国多家媒体相继发出同样问题的报道，向社会发出了食品安全警示。9月11日，上海《东方早报》指出了问题奶粉的生产企业――河北省三鹿乳业集团，紧接着中央、省、市各级媒体报道了全国各地问题奶粉致病相关新闻，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运用各自的媒体优势，通过各种报道形式，反映问题奶粉导致的严重影响以及社会各界的反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以及地方电子媒介也都在重要时段了有关三鹿奶粉事件的各种新闻报道，可以说在这一公共危机事件中，大众传媒构筑了公众生活中的公共领域，媒体的联动最终形成舆论合力，对于政府行为的积极介入，对于政府迅速处理事件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众传媒在我国当代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分析
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政治，传媒业的兴起与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新闻传播带来的政治信息沟通的普及化和公开的政治意见表达渠道，同决策民主化、公民的广泛政治参与以及民主政治所要求的对于政治过程和政治人物的监督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三鹿奶粉事件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大众传媒在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作用，这些作用具体体现为：
大众传媒在公众政治生活中可以发挥环境监测的作用。大众传媒通过及时发现社会生活中危及公共利益的社会事件，调查探讨这些事件下潜藏的社会政治问题，为政治文明的健康发展起到守望作用。英美国家对此有一个相关的概念叫媒体的“看门狗”作用，也就是说媒体要维护公众的利益，看公共利益这个门，为使公共利益免受侵害。大众传媒要及时就危机情况向公众发出警告。我们从三鹿奶粉事件中看到，媒体对于公共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确实起到了监测与警示的作用。这次事件涉及面之大、危害之严重，如果没有新闻媒体的及时报道，后果则不堪设想，那些一箱箱被下架、被烧毁的有毒奶粉也许会成为更多儿童的充饥之物，新闻媒体的报道向公众发出了危险警示，也向社会政治系统发出了相应警示。为公共管理决策、公共管理行动提供了充分的事实信息。大众传媒由于其畅通的传播渠道、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在社会环境监测中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为政府公共管理行为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
大众传媒可以为政治文明建设中公民知情权的实现提供支持。知情权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也是公民行使参与管理权的前提，媒体满足受众知情权的实现对于政治文明的建设与发展会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默多克在《数字鸿沟：通讯／传播政策及其矛盾》一文中指出：“充分的公民权依赖于五种基本的文化权利：(一)获得同作出个人决定和政治抉择相关的信息：(二)获得主要的知识框架以将信息整合成关于世界的清晰连贯的解释；(三)获得对于相互竞争的解释和政策的批评意见：(四)获得能充分而公平地反映所有社群的生活及抱负的表述；(五)获得作为参与
者和旁观者介人公共文化的机会。”大众传媒是信息的职业机构，而政治信息的广泛流通，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前提，公民的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的重要标志，而在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中，不论是参与政治决策、参与对公共事务的评议，还是参与社会政治活动，都需要以获取政治信息、了解政治情况作为前提。我国的大众传媒在性质上都属于国有，因此，在传递政务信息，满足公众知情权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在民主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
大众传媒可以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公共事务意见平台的作用。政治文明的标志之一就是在公共事务处理中，公民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以保证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大众传媒由于具有构筑政治生活中公共领域的能力，可以在这一领域中让更多的公民参与进来，平等自由地发表自己对公共事务管理的看法，因此，可以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发挥公共事务意见平台的作用。这一作用的实现可以使社会管理层在掌握多方声音、多方意见的基础上，对社会事务管理作出最佳决策。传统媒体的读者信箱、听众热线、观众来稿等以及网络媒体的网民论坛、聊天互动等都是大众传媒所构筑的公共领域空间，是大众传媒社会公器性质的具体体现。三鹿奶粉事件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同大众传媒构筑的公共领域平台有着直接的影响，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更多的公众通过大众传媒参与了此事的关注、报道与评论，使这一事件成为全民事件，为政治决策的科学化提供了有利资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众传媒所构筑的公共领域对于政治文明建设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
大众传媒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可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舆论监督是公众通过新闻媒介对党务、政务和一切公共事务的公开，对国家机关各级公务人员的施政活动，以及社会公众人物(包括政治家、演艺明星、上市公司等)的监督，这种监督既包括揭露和批评。叉包括评价和建议。新闻媒介对坏人、坏事，特别是腐败行为的揭露和批评是我国现阶段舆论监督主要的和常见的形式。对于政治生活中存在不合理、不科学的管理问题，或者各种违法乱纪问题，媒体可以通过议程设置，调动公众意见，形成舆论，对相关事件当事人施加压力，保障权力处在公共监督的视线之下，这是腐败及其他政治不文明行为最为惧怕的有效手段。由传媒作为中介的舆论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中对权力进行制约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西方新闻传播史上，舆论监督对于政治生活构成影响的案例不胜枚举。众所周知的美国“水门事件”就是《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率先对美国政治丑闻的揭露抨击，是导致尼克松下台的导火线，媒体在西方公众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我国，近年来的反腐倡廉过程中，大众传媒也发挥了重要的舆论监督作用，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说：“要进一步加强各项监督制度建设，把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紧密结合起来，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来为人民谋利益。”因此，大众传媒进行舆论监督报道。发挥舆论监督功能是促进政治文明建设的有力手段。
新媒体与社会治理篇6
媒介拟态环境对法治文化构建的影响
所谓的“拟态环境”，正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①在法治信息传播方面，各种大众传播媒介每天向公众传播大量的内容产品，无论这些内容是否与法治有直接关系，它们都在不知不觉中为公众构建了法治文化的拟态环境。公众即使不直接接触内容涉及的客观现实世界，通过对媒介构建的拟态环境的认知，也能对客观世界中存在的法治事件和法治人物进行主观认知与判断。因此，媒介构建的法治文化拟态环境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公众的法治观念与法治行为。
媒介拟态环境对公众法治观念和行为的影响长期地积聚起来，便形成了对国家法治文化的影响。媒介为公众构建的拟态环境可以促使公民积极使用自己的各项权利，也可以促使公民崇尚他人的权力；可以促使公民形成“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的观念，也可以促使公民继续保持“国家本位”的观念……媒介能否对现实法治文化发展起到推进作用在于媒介为公众构建了一个怎样的法治文化拟态环境，如果构建的是一个健康的法治文化环境，公众就会具有积极的法治观念与行为；反之，则会危害国家的发展和公民基本权益的实现。
媒介构建法治文化拟态环境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法治系统和媒介系统都一定程度地存在不稳定性、不完整性，因此媒介还不能有效地对法治信息进行选择、加工与传播，还不能针对社会和公众的实际情况，有的放矢地构建健康的法治文化拟态环境。其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法治文化的不完整构建
构建法治文化拟态环境首先要弄清法治文化是什么，在社会中的表现方式是什么。当今绝大多数媒体都设有法治栏目，但大部分媒体都将注意力集中在案件报道、法律制度解读等普法、释法的层面上，对于现代法治观念的传播还处于严重缺失状态。现代法治观念的主要特征是唯法至上，强调法的正义价值和平等价值，强调法律的制定与执行要围绕公民利益来进行，而不是单纯地把它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同时，我国媒体对法治文化的解读方式还不够成熟，大多采用解说、宣传、教育的传播方式，缺少一定的传播技巧，直接导致青少年、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在接受传播时有阅读障碍症、视听障碍症。
部分传播内容强化了公众对自身权利的淡漠以及对他人权力的崇拜
与西方国家公民根深蒂固的“天赋人权”的观念不同，我国社会中相当多的公民说不清自己的权利来自何方。更有甚者，会糊涂地认为自己的权利来自某些权威机构或个人。这与儒家文化长期的影响有关，也与社会上一些不公正现象有关，但某些时候，媒体传播的内容在无形间加剧了公众对自身权利的迷茫感。如对弱势群体的系列报道，报道基本由“事件本身+表扬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或者“事件本身+媒体帮助与协调”组成，忽略了事件的关键点：弱势人群在这个社会中与生俱来的权利哪儿去了，相关职能部门义不容辞地保护这些权利得以实现的措施是什么。这样的报道只会使弱势群体更加忽略自己的权利而加大对权威的崇拜。
媒体角色混乱，加重公众厌诉心理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和谐，且现实生活中存在一些司法审判不公正、司法程序所需时间过长等现象，所以国人不同程度地具有厌诉心理和消极的法治情感。而媒体角色的混乱无疑加重了这种厌诉心理。这里的媒体角色混乱是指在社会系统中，媒体在担当信息传播者、舆论监督者之外，还担当起某些职能部门所应具有的社会管理者角色。媒体的这种多重身份往往使社会管理系统走向无序化，无形间为法治建设增加了难度。
追求眼球效应，拟态环境失真、失雅
为了制作能吸引受众眼球或能引起轰动效应的新闻，一些媒体从业人员完全漠视新闻工作者最基本的职业操守，制作传播虚假新闻、低俗新闻，为公众构建了一个失真、失雅的法治文化拟态环境。北京电视台播出的“纸包子”的报道无疑是一条能在社会中产生巨大轰动效应的“新闻”，报道的第二天北京的包子销售量锐减，公众谈“包子”色变。尽管此新闻已被证实为虚假新闻，但是由它构筑的关于食品安全的拟态环境对公众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却会长久存在。此外，一些法治节目过分娱乐化也使媒介构建的法治文化拟态环境丧失了最基础的严肃性。过分的明星炒作、重情节轻解读、隐晦的语言在提高视听率的同时，也丢失了内容传播最基本的意义。法治文化的传播并不反对娱乐化，但是娱乐化并不意味着低俗化，更不意味着功利化，它应在传播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在坚守住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底线的基础上，为受众提供雅俗共赏、丰富多彩的法治内容。
媒介构建法治文化拟态环境的路径选择
为公众构建一个健康的媒介法治文化拟态环境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媒体根据国家发展趋势，结合公众的实际接受情况，选择相关的传播路径。
树立公众法治信仰
法治社会是建立在社会公众都具有法治观念的基础上的，公众不仅要具有现代法治意识和价值观，而且要对法律充满信任和认同，因此，媒体作为引导舆论的主要工具，关键在于树立公众法治信仰。
以求是的态度，解读法治文化。媒体需要实事求是地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目前我国法治文化的进展情况以及优秀法治文化的内涵对公众予以解读，并分析三者之间的差距。在解读中找出差距，在差距中寻求建设的路径。其中最重要的解读部分是对法的正义价值和对权利本位的解读，其中包括民主、自由、公平、平等、效率等法治文化价值元素和权利意识、主体意识、契约意识等法治理念。媒体切忌以说教的口吻和讲授的方式予以解读，应采用讨论、案例、故事、比较等多种传播方式与公众进行互动。同时，媒体应欢迎法学家走进媒体，面对公众，与其他法学家、公众一起进行法学理论的探讨与研究。鼓励不同的法学观点，为公众展现学术争鸣的局面，只有这样，才能为公众构建一个现实与理论、精英与大众互动前进的法治文化拟态环境。
构建法律至上的拟态环境。在具有基本法治理念的基础上，媒体需要为公众构建一个守法、尚法的拟态环境。目前大多数媒体通过对法治案例的传播，已为公众构建了一个自觉守法、绝不违法的拟态环境，但这还远远不够。公众守法的动机源自对法律的畏惧而非内心的崇尚，很多公众还不能心甘情愿地相信法治、接受法治，而更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听从权威的安排。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媒体要继续加大对法治的解读力度，另一方面，开辟专门的互动法治栏目，通过访谈、案例、模拟等形式与公众进行深层次互动。
构建用法、维法的拟态环境。在知法、守法、尚法的基础上，媒体需要为公众构建运用法律、维护法律的拟态环境，把公众对法的崇敬转变为实际行动。对法治的信仰也只有转化成为实际行动才有价值。媒体可采用活动传播的方式，定期在不同的地点举办法治主题的活动。
批判地继承优秀法文化
情与法、道德与法，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彼此不分。鉴于这种情况，媒体需要审慎地对待中国传统法文化，对于法与情、法与道德积极的一面，即我国史上法律的制定与执行往往注重人文关怀、讲求人与环境的和谐、提倡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交往、注重通过情对人进行教化，媒体要大力宣传；而对于其消极的一面，即重情轻法、取情舍法、以情改法等情况，媒体在传播时要尽量做现代化的法治解读，强调法与情的辩证关系。同时，媒体要构建以法为主、道德为辅的拟态环境。媒体总编室需合理规划道德类节目与法治类节目的数量比例、内容关联等关系，道德建设一定以法治建设为基础，并以促进与完善法治建设为目标。像父母合谋杀死不孝子、婚外情中的爱情等涉及法律与伦理道德的案例，法治类栏目与道德类栏目可以从法治与道德的角度进行分析与解读，并有机互动。但就目前各级媒体对这两类节目的规划来看，往往各自独立，缺少有机的联系与互动。
加强媒体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提高媒体社会责任感
媒介从业人员素质不高和部分媒体社会责任感的缺失是导致媒介构建法治文化拟态环境不够成功的两个主要因素，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媒体需要对从业人员进行教育培训，提高媒体整体社会责任感。
媒体需要对从业者进行岗前培训和定期工作培训。岗前培训需要培养从业者的基本职业道德，树立正确的社会责任感，同时进行法治理论的系统讲授，为其日后制作专业法治节目奠定理论基础；定期工作培训需要结合媒体工作情况和法治建设的建站情况，强化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专业理论知识，明确一定时期的法治舆论导向，制定有的放矢的传播计划。
作为社会舆论的引导者，媒体需要着眼于社会长远利益，制定长期的法治文化传播战略，同时社会各系统需要建立健全对媒体的监管系统。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体在传播法治文化方面需要不断进行内容创新，同时将创新与社会责任融为一体，本着为子孙后代和民族负责的精神为公众构建一个健康的法治文化拟态环境。
注释：
①李普曼著、林姗译：《舆论学》，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9页。
新媒体与社会治理篇7
后媒体时代法治新闻失范现象
1.过度关注法治新闻报道的负面信息，误导受众认知和理解
从媒介规范理论的角度来讲，网络媒体需要遵循真实、客观、公正等新闻专业主义原则来报道法治新闻，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众多法治新闻传播者为了吸引受众的眼球，在议程设置上过度关注负面信息。媒体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媒介议题”影响“公众议题”。在一个特定议题上，公众的直接经验越少，他们为获得该方面信息就会越依赖媒介。法治新闻传播者着重强调的媒介议题，可能并非现实生活中的主导性问题，但他们在报道法治新闻时，毫无节制地将作案细节、发生过程等敏感性内容裸地刊登在媒体上面，营造出一种过度暴力的“虚拟环境”。受众置身于这种媒介环境中，会因媒介提供的议题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从而造成对其社会认知的误导。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希光曾经指出，媒体对杀人放火、抢劫等负面法治新闻的过度关注，颠覆了传统意义上新闻的概念，媒体为了吸引受众的眼球引起轰动效应而把关不严谨，对法治新闻的报道严重影响着受众对社会的理解，也剥夺了受众获取社会有用信息的权利。
2.网络民意影响司法审判独立性，媒体由旁观者转向仲裁者
在传统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与司法的关系表现为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由于把关人的审慎和对负面信息的过滤以及传统媒体接触性的要求，传统媒体对司法的舆论监督比较单一，对司法独立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后媒体时代，媒体关于法治新闻的报道内容具有特定的认知价值和意识形态倾向，这些倾向不是以说教而是以“报道事实”、“提供娱乐”等形式传达给受众，于潜移默化中促使人们形成现实社会观。因此，在后媒体环境下，媒体对法治新闻的报道是否恰当，将直接影响到公民对该事件的认知，左右网络民意的发展，进而对司法独立产生直接强大的影响。然而，由于后媒体环境下“把关人”角色的缺失，网络媒体出现诸多不规范行为，为网民对司法案件背后的社会因素的过分挖掘和想象提供了空间，使各种因素在后媒体环境下产生“合成谬误”效应。①
在社会转型期，多元利益结构的存在以及媒体的误导性报道导致部分网民在关注法治新闻事件时缺乏客观公正的立场。由媒介主导建构的对司法的不满情绪借助于网络媒体进行发泄，形成所谓的网络暴力，这使得“愤怒的情绪淹没了理性的思考，道德的判断代替了法律的分析，惩罚的愿望压倒了正当程序的要求，形成强大的司法压力，削弱了司法的公正”。②
3.特定媒体环境的制约使法治新闻报道的娱乐化倾向日趋明显
后媒体环境下，网络媒体的新闻价值取向由信息的有用性转变为信息的娱乐性，对娱乐性新闻价值要素的过度关注，使新闻报道的各个领域被深深地打上了娱乐的烙印。“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③娱乐化的媒体环境下，广告利益的驱动使一些媒体的法治新闻报道更热衷于传播受众关注的内容，为增加经济效益而转变传统的报道思路，逐渐突出法治新闻报道的娱乐化因素，严重影响了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健康发展以及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在以网络媒体为主导的后媒体时代，法治新闻报道的娱乐化倾向尤其明显，媒体在法治新闻报道中对新闻事实进行选择性处理，在一定的新闻文本中通过某些符号体系构建其对事件定性的新闻框架，以营造特定的信息环境，进而引起人们对新闻事件的特定反应。诸如在报道雷政富案、李双江之子李某某案等法治新闻事件中，网络媒体如微博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它们“对此类事件中一些格调不高、具有较少社会价值、不良社会影响的因素进行夸张和炒作，甚至在重大新闻事件上避重就轻，忽略对事件背后深刻社会原因的找寻，过度关注细枝末节和表面现象，过分追求报道的生动性和趣味性，以制造轰动效应，吸引眼球”。④“雷政富不雅视频”事件是微博反腐的又一重大突破，但在此案件中的一些报道也引起了不少受众和媒体的反感。在一些新闻报道中明显突出“二奶”、“干女儿”以及“错找女人”等字眼，甚至一些媒体在报道中为满足少数受众群体的不良需求而刻意向受众展示不雅视频。这种过度娱乐化的新闻报道方式，严重影响了受众的思维方式和对特定法治事件的真实认知。
4.媒介逼视问题呈现出新的传播特征
媒体在报道新闻事件时，要尽到应尽的社会责任，即对国家安全、社会发展以及公民身心健康承担法律道德责任与社会义务。然而，在后媒体时代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社会责任在媒体的意识中逐渐淡化，对私人领域过度公开报道的媒介逼视行为愈演愈烈。这种行为给被报道个体带来本不应该承受的压力，同时也造成大众媒体的功能失调，是新闻媒体社会职能的错位。⑤
一方面，后媒体环境下的网络媒体因缺乏法律的全面制约和系统的监督惩戒机制而呈现出失控的趋势，失实、夸大甚至子虚乌有的法治新闻报道屡见不鲜。网络媒体的肆意炒作、渲染甚至虚假新闻报道，不但混淆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而且削弱了媒体的公信力，社会负面效果显著。媒介素养的缺失是此类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网络的平民化传播模式以及对公共领域的建构为受众发表言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传受双方互动的条件下法治新闻报道和受众舆论相伴而生。传受关系的角色错位以及后媒体环境下的媒介价值观，使私人领域备受关注，而社会公共领域长期被忽视，久而久之，这种程度不断加深。因此，一旦有重大法治新闻事件发生，媒体的关注焦点往往集中于当事人的私人领域，过度揭露私人生活，从而忽略法治新闻事件的深刻社会影响和意义，对受众舆论做出错误引导。
法治新闻报道失范规避路径
受后媒体环境场的影响，媒体对负面法治新闻的过度报道所营造的“虚拟环境”，将受众层层包围，误导了受众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加速了社会的不稳定感。由媒体主导建构的网络舆论和网络民意直接干预了司法独立，媒介越权和媒介逼视现象尤为突出。此外，在后媒体环境下，娱乐化成为媒体普遍的叙述方式，也成为媒体进行新闻报道的主要价值依据，而法治新闻报道毫无例外地出现了明显的娱乐化倾向。后媒体时代的到来，使经济利益成为众多媒体争相竞逐的首要因素，许多新闻工作者为此抛弃了新闻专业主义原则，由法律常识缺失、缺乏人文关怀而导致的媒介失范现象屡屡可见，新闻职业道德面临严峻考验。因此，从根源上规范法治新闻报道，杜绝法治新闻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乃当务之急。
首先，权力机关应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尤其是要尽快实现新闻立法，使后媒体环境下的法治新闻报道有法可依，避免由于法律本身的漏洞而导致的法治新闻报道失范现象发生
后媒体时代的到来使我国法治建设面临巨大考验。后媒体时代的特征之一是信息传播主体的多样性和不可控性，如果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特定的传播行为，势必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因此，加强媒介控制尤为重要，媒介控制体现了传播出版自由与权利的关系及言论出版者所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完善后媒体环境下的立法体制无疑是一个急迫的任务，这一方面需要权力机关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另一方面也依赖于积极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在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发展的基础上，法治新闻报道才能做到有法可依，避免因法律本身存在的漏洞而导致法治新闻报道失范现象发生。传播制度对社会制度起着能动作用，体现全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它的不适应及失控将可能影响到社会其他制度乃至根本制度的稳定，所以要尽快实现新闻立法，将传播者的传播行为上升到法律层面，从而更好地规范法治新闻报道的具体内容。
其次，媒体要发挥其功能作用，以新闻专业主义原则为基本工作规范，以承担社会责任为主要目标，以客观报道为主要报道方式，切实把握法治新闻报道的“度”，构建和谐、真实、客观的舆论环境，避免因过度关注法治新闻报道的负面内容而误导受众
后媒体时代，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互动性强等传播特征使大众传播媒体成为社会信息传播的主要平台，也是受众获取信息的最主要途径。其交互性传播模式能对法治新闻信息进行整体解读，最大程度地挖掘和普及法治信息，增强“法治含量”。因此，媒体必须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揭露和抨击法治新闻报道中的社会冷漠、道德沦丧等现象。但是，媒体不能因为过度关注法治新闻报道的负面内容而忽略了弘扬主旋律的基本任务。此外，法治新闻报道还要警惕新闻泛娱乐化带来的影响。法治新闻报道因批判性信息的匮乏，其含有的理性信息被诱发虚假需求的娱乐信息、消费信息挤压，进而报道的过度娱乐化会不断加重社会的不安情绪，使新闻报道流于表面和形式，无法满足受众对深层次信息的需求。所以，媒体必须把握好法治新闻报道的“度”，坚持客观报道、同步报道、公正评论和善意原则，本着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不夸大、不捏造新闻事实，尽量缩小由媒体主导建构的虚拟环境和客观环境之间的差距，还原事实真相，构建客观真实的舆论环境，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功效。
第三，法治新闻工作者要树立牢固的法治意识，不断加强对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明确职业价值底线，突出法治新闻报道的人文关怀
法治新闻报道领域的特殊性，对从事法治新闻报道的新闻从业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媒体从业者以各类媒体为工具向社会公众传播新闻信息，起到环境监测、社会协调和舆论监督等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闻工作者的认知意识和思想状态直接影响到新闻宣传工作的效果。法治新闻工作者除了必须具备新闻记者应有的一般职业素养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后媒体环境下的法治新闻工作是“点”对“面”的社会传播。媒体人是否具备法治意识，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法治意识水准。事实也证明，新闻工作者由于对相关法律知识的缺乏而导致的新闻报道失范现象层出不穷。因此，法治新闻工作者要树立法治思维，积极传播法治理念，以法律视角来剖析热点新闻背后的社会问题，以培养公众的法治意识。要了解国家及本省的立法司法动态，及时掌握当前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方向，尤其要熟悉新近或者即将颁布的法律法规，写出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法治新闻报道，提高法治新闻报道的社会价值和含金量。
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也是解决法治新闻报道失范的重中之重。首先，要切实将新闻工作者的“权力”观念转变为“权利”观念，明确职业价值底线，防止新闻工作者。其次，要以受众利益为基本出发点，恪守新闻职业精神，谨防商业主义对新闻业的侵蚀，杜绝有偿新闻。第三，建立健全奖惩机制，对于因经济利益而导致的法治新闻报道失范现象给予严厉惩罚。最后，法治新闻工作者要明了法治新闻报道的特殊性，对于法治新闻报道涉及到的当事人要具有保护意识，突出人文关怀，切实维护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
注释：
①祁咏薇：《基于网络媒体的舆论监督浅议》[J]，《军事记者》，2010年第2期
②张宗敏：《论新闻媒体对司法进行监督的原则和重点》[J]，《新闻与法制》，2007年第12期
③【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④程江南：《媚俗：受众本位意识在新闻报道中的偏差》[J]，《采写编》，2005年第4期
新媒体与社会治理篇8
理政就是治理政事。所谓“媒体理政”就是通过大众传媒自身固有的政治形态与政治资源特征，在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中发挥其治理政事的功能与作用。“媒体理政”不同于“媒体执政”。“媒体执政”也叫新闻执政，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新闻媒体来执政。这个提法源于美国白宫发言人，它区别于传统政治传播中的“宣传统治”一词。在我国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李希光先生。他在全球传播语境下，将新闻执政看做政府利用媒体的议程设置和舆论引导能力的执政方式，即运用新闻来提高公共政策部门的执政形象、执政公信力和执政合法性。笔者认为，“媒体执政”是从政府的角度阐发的执政方式。而本文的视角则是从媒体本位出发，分析当代大众传媒自身的政治形态特征及其理政功能。
“媒体理政”所依赖的传播技术从属于社会管理技术。从技术哲学角度看，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受到支配社会生活的技术力量的推动。1980年钱学森提出了“社会技术”这一概念，他认为社会技术即是“改造社会的工程技术”，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处理社会问题和社会事务的理论、经验、技能和方法的总和”。在这里，我们认为所谓“社会技术”，就是人类改造、管理社会和调节、优化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的实践性知识体系。社会技术通过调整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调控社会发展方向、管理社会事物，达到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新闻媒体和传播技术，就是社会管理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目前已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
自古以来，传播技术就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古希腊哲学家把演讲术视为最崇高、最精致的学问和艺术。掌管语言、精通传播，是贵族王权阶层垄断政治权力，实现国家治理，管理社会的重大技术。在古代中国，圣贤必须是精通传播技术的。“天垂象，见凶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说文》解释：“圣通也，从耳。”圣人和帝王、大巫师或政治军事首领，构成掌管传播权力的核心统治集团。从治理国家、管理社会角度来看，核心统治集团无所不及的传播范围，决定了人们的时空感觉和意义理解。
近现代国家管理社会的手段，主要是依靠各种社会调控和整合机制完成的。它包括四大机制，即国家行政整合机制、社会公共组织整合机制、伦理道德与文化整合机制、媒体舆论整合机制。现代新闻媒体隶属于媒体舆论整合机制。它是国家管理社会的软性手段，是国家治国理政的舆论平台。这种软性管理手段主要是“媒体理政”实现的。
网络时代“媒体理政”的重要性
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当代中国仍处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政府转制以及文化振兴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社会结构急剧变化的关键期，社会秩序失范、行政管理失误、社会结构失衡现象较为普遍，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新闻媒体的公共领域身份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其社会管理和舆论纠偏功能愈加凸显。当下，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有六大因素：数字信息技术、全球经济一体化、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公民社会的构建、网络催生政治民主、文化多元交流与融合。在这种更加开放的视角下，解析媒体、公民和政府三方之间的合理关系，也是考量“媒体理政”的宏观背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当代中国新闻改革开启t政治信息公开的新时代。一系列涉及政府信息公开的政策与媒介自身的迅速反应机制结合，提高了政府处理突发灾难事件的效率。2008年春运期间，我国南方一些地区遭遇冰雪灾害，新闻媒体迅速反应，特别是广播，在那种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成为及时报道新闻、沟通信息、传达政令的第一媒体。在随后不久发生的5・12汶川大地震中，新华社在震后10分钟第一个发出快讯，第一时间向全世界灾情，报道体现了中国政府高速有效的动员能力和社会各界的凝聚力。
其次，新媒体拓展了中国公民信息权利与表达的空间和渠道。中国公民社会赖以成长的条件和现实空间也在不断地形成和拓展之中，公众自主意识增强，更加自觉、积极地参与到与公共利益相关的社会突发事件的讨论中来。网络俨然已经加入了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之中。在这个平台上，网络议政是人民参政议政的新形势。博客、论坛、圈子、微博等诸多新媒体传播技术为政府与民众之间搭建了一个公共平台，公民舆论监督的范围在不断扩大，监督的效力也在不断加强。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2008年，全国各地掀起了“网络问政”的热潮。政府通过网络问政平台做宣传、做决策，了解民情、汇聚民智。可以说，在信息时代网络问政平台是政府了解民意的“前沿哨”，发现问题的“显微镜”和排解民忧的“直通车”。
第三，网络时代高速发达的大众传媒是政府必须开发利用的政治资源和执政手段。党中央审时度势，在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国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在建设法治政府、阳光政府、透明政府过程中，顺应时代变化，以积极的姿态调整与媒体的关系。政府与媒体共同保持对时代的深刻体验，主动适应社会转型与时代变迁，确实是明智之举。这是最具有政治体制改革意义的重大举措，也是当代中国新闻改革的新特征。在经历了“躲猫猫”、“邓玉娇”等一系列事件之后，政府不仅要学会“与媒体打交道”，还要学会利用网络与网民们打交道。网络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意见表达的主体。2008年，总书记在人民网考察时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人民网的“舆情频道”和各地的政府门户网站的设立，是对新闻媒体的政治资源特征的有效利用。2008年8月1日，接受来自世界各地25家媒体联合采访时郑重承诺，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始终是向世界敞开的。新颁布的《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件》，使开放透明自信的理念向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迈进。
可见，强调“媒体理政”是对媒体、政府和公众三方的现实需求的回应。尤其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媒体理政”是媒体正确应对社会现实严峻挑战和完成历史重任的双重需要，具有突出的社会意义和时代价值。因此，媒体在辅助政府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方面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作为舆情的集散地，主流新闻媒体要密切关注和把握社会整体意识的脉搏，及时调控社会意识流向；聚焦社会问题、解读热点事件和焦点事件背后的信息，以积极的舆论、独特的视角引导社会的整体意识和直觉。同时，要提高全社会媒介素养，提升公民的信息利用能力、分析能力以及理性批判能力，提高网民的网络伦理素养。
作为重要的社会纠偏和社会肌体再生机制之一，主流新闻媒体应以“X光透视”和“外科手术式”的解剖方式，消除社会毒瘤，干预社会生活，正确引导舆论，推动制度建设，要引导网上舆论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引导群众认清虚假、炒作的新闻，完善监督机制，避免垃圾邮件、虚假信息、恶意破坏等网络危机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新媒体与社会治理篇9
【关键词】媒体监督；创新社会管理；信息化；公众参与
社会发展阶段论认为，当国民经济发展到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阶段是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矛盾凸显、社会问题频仍、社会剧烈动荡的历史时期。目前，中国正面临“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的社会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如何顺利趟过改革“深水区”并获得民众认可，进而保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中共正从90年党史中汲取养分，辅以新技术、新手段、新形式，以达到目标。为此，2011年5月30日，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会议指出，当前进行创新社会管理要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关口前移、源头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完善信息网络服务管理，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一、创新社会管理需要加强媒体监督
社会管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创新任务千头万绪。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的丁元竹教授在《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与方向》一文中指出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关注基层社会问题，要创新治理模式。而治理既是一个公众参与的过程，也是以公共服务供给的过程。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地方政府更应具有这种功能。进一步需要研究的是地方政府如何与社区连接。在这个连接过程中，民主治理和公共服务输送是同时进行的。民主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网络的过程。①“治理是关于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的互动以及他们如何连接市民”。②治理是指一系列的价值、政策和制度，通过这些，一个社会可以来管理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它是一个社会在开发经济和社会资源过程中实施管理的方式，同事也是制定和实施决策的过程。治理还被界定为限制和激励个人和组织的规则、制度和实践的框架。所以，治理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也包括多元角色的互动。③人类学家常说的一句话，“如果不加强地方社区，鼓励他们在规划与维持其基础设施过程中积极参与并发挥更大作用，发展战略是一注定会失败”。如何创新社会管理方式使基层的公共服务如何能够延伸到家庭和人际关系的层次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来自基层的实践表明，社会管理重点在离百姓最近的地方创新，在管理难度最大的地方创新。那么什么途径能绕开繁琐的行政程序，直接促成公共供给者和接受者的有效沟通，从而增进相关社会管理问题的高效解决呢？笔者认为，媒体监督就是一种高效便捷的方式。媒体素有“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美誉。被称为除国家权力以外的“第四种权力”从经验和事实上看，几乎鲜有人否认媒体监督功能对维护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和谐所起到的作用。
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舆论传播高度发达、舆论监督强劲的信息化时代。根据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原理，媒体监督从本质上说，并不是新闻媒体的监督，而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一种监督和促进。说到底，这种媒体监督的实质就是人民的督促，是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一种形式。这种监督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媒体联系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的一种可靠而有效的形式，也是创新社会管理，增强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一种重要的形式。
二、媒体监督实现创新社会管理的可能性及作用
媒体监督具有其存在的优越的现实基础。媒体监督虽然是一种软监督，但它的介入，却能使权力制约机制生动活泼。毫不夸张地说，舆论影响权力运行机制的作用丝毫不比权力自身制约机制的作用小。这得益于媒体监督的成本、能力及其特点。首先，媒体监督比其他监督模式成本低。人大、司法机关及行政体系内部监督是国家权利监督体系的三个方面，其中，人大工作重心主要放在立法上，监督职能弱化；行政体系内部监督容易出现“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的现象。因此加强媒体监督是必要的。其次，媒体有足够的监督能力，这种能力是上述三种监督方式无法比拟的，媒体监督是直接将它的工作成果展示给人们，无需借助其他中介方式。由于大众传媒的触角广泛，它能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能及时捕捉到社会的各种信息并将其公布于众。再次，媒体具有的广泛性、及时性、群众性、公开性等特点使媒体可以迅速及时地传递信息、反映公众舆论，能够随时监控政府公共权力的运作。最后，媒体具有独特的作用机制。从理论上讲，一切公共权力均应当纳入舆论监督的视野，接受“白箱化”的监控，媒体监督正是由于它是站在社会正义的立场上，无情地揭露政府治理中的不规范、不合理甚至是不合法的现象，因而能够对相应组织及个人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在这种压力面前，社会治理机构所面对是广大社会民众的监管与督促，从而使自己的行为向民众的真实利益诉求靠拢。
当大众传媒把政府和公众连接在一起，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由传统意义上的官僚决定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多元决定，媒体的力量实现了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平等互动，促使地方治理向善治目标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监督其实就是政府创新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具体而言，媒体监督对创新社会管理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推进政府社会管理的法治进程，政府在媒体的监督下纠正了不当的行政行为，让政府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实现在法律机制内对各种社会资源和利益进行公正、合理分配，不仅实现了政府与公众间的和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与提高了政府在公众中的合法地位。（2）优化政府进行社会管理过程中的信息对称及效能提升。信息的公开与透明是现代政府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公民知情权的充分体现。只有各种政治信息及时为公民所知晓，公民才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过程，并对公共管理实施有效的监督，从而提高政府的工作效能。（3）公众通过媒体的舆论监督，实现政治参与，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政府作为社会不同利益的协调者，吸纳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但利益表达机制的缺乏，会让利益受损者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导致社会高风险运作。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社会通过大众传媒参与地方治理，反过来，媒体能够为公民社会搭建一个公平参与的平台。通过媒体这个纽带和教育工具，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具有公民道德感和参政意识。而媒体的舆论监督和公众参与更是一个良性互动的关系：新闻媒体通过批评性报道迅速动员公众舆论，让公众行动起来，打造社会意见交流和对话的公共平台，培养了公民社会；而公众参与则为舆论监督提供了机遇。由此可见，通过媒体监督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创新社会管理要求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关口前移、源头治理”。
三、利用媒体监督推进创新社会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推进新闻媒体监督机制法制化
媒体监督对创新社会管理作用的功能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督促行为是否得到法律的保障。没有坚强的法律后盾和锐利的法律武器，新闻媒体的监督力度和监督效果就很难得到保证，其对创新社会管理的作用及意义就大打折扣，难以抵御各方面的制约和干扰，同时新闻媒体监督也是以合法性为前提的，应该通过明确的立法来规范其监督行为，防止监督权的滥用及其腐败行为的滋生，保障监督机制的健康运行。我国在新闻媒体监督立法方面做的还很不够，法制瓶颈制约了监督的开展，法律的不完善导致了多监督问题，推进媒体监督法制化是我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我国应积极推动新闻媒体监督的立法工作，赋予新闻舆论监督以合法性，为其有效开展提供法律支持和保障，以提高其监督能力和威慑能量，发挥其再创新社会管理中的独特优势提供法律保障。这是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的方案。比如《昆明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明文规定：从2010年1月1日起，干扰、阻碍新闻媒体依法开展舆论监督的国家机关、国有公司等单位，其负有领导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将被问责。昆明变“文件支持”为“立法支持”，从立法的角度规范采访对象的言行，一些消极应对的行为，一些敌视媒体的行为都将有法可依，对号入座，从而增大了拒绝采访行为的成本，此举将提升有关方对媒体采访的重视，舆论监督更进了一步。当然，此立法还需要一步的完善，还须进行细则规范，但是能迈出这一步值得称赞。
（二）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及收集反馈力度，让民众有足够的和准确的信息参与社会管理
加强信息化建设，是新形势下提升社会管理效能的必由之璐。要坚持从信息化建设入手，进一步把现代科学技术引入社会管理领域，着力提高社会管理的信息化水平。信息不对称，往往使政府和民众在解决社会问题时说不到一块，加大了问题的复杂性，也使得政府的社会管理工作失去民众的监管。信息公开，可以有效地避免这一情况发生。一个清廉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不应该对民众隐藏信息的。同时定期评比那些信息公开做得好的机构、部门、社区等。与公开信息相比，信息的收集和反馈显得更加关键。在创新社会管理过程中，街道、镇应发挥贴近群众的工作优势，广泛收集社情民意，善于发现带有倾向性、苗头性的民生诉求，及时提供党委、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决策参考。推行领导干部接待群众制度，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的平台，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逐步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建立健全长效反馈机制，定期向社区居民公布民意的反应状况和处理状态，把人民群众最为关心、反映最为强烈的突出诉求列为实事项目，落实相关职能部门牵头负责，每年集中力量解决几个突出问题，以实事项目形式回馈社会，使群众得实惠。
（三）完善电子政务信息交流平台，保障社会管理的信息流畅和有效执行
以电子政务信息平台为保障，利用电子政务、政府网站，政府热线、城市网格化系统等多种新方式改进社会管理流程、加强政府社会管理。不断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把公开透明的要求贯穿于公共权力、公共资金、公共资源运行的各环节、全过程，实现“公共权力透明行使，公共资金透明运行，公共资源透明分配”，从而保障社会管理的信息流畅和有效执行。政府对正在处理的公共事务过程，要达到的目标，放到网上电子公告牌中，供公民了解，公民读后如有问题可以留言询问。政府部门也可以在网上开设政府部门的博客，允许公民对政府主管的公共管理工作提出疑问，政府部门在博客中对这些疑问进行解答，也可以利用博客主动向市民公民介绍这个政府部门的工作思路，正在做什么，将要做什么。政府还可以利用电子政务系统（包括部门主页的基础上）对系统进行改进，将单向的信息获取方式变为双向的交流方式，公众不是作为被动的信息接收客体，而是作为一种主体参与到双向交流互动中。
（四）建立并实施政府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社会管理绩效评估及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正确的管理是建立在对问题科学、准确的把握上，因此，应科学地分析和评估社会稳定风险，根据一些重要的、敏感的指标数据，运用合适的评估模型，提出社会稳定风险等级，以供政府领导人及早准备、制定措施。有效的政府社会管理绩效评估制度，有助于提高政府管理质量和政府行为的民众满意度，以激励政府从事社会管理工作人员的积极、主动、创造性地履行社会管理的职能，杜绝形式主义、和虚报浮夸。注意让民众参与到评估中，评估的形式应该多样化，通过发放评估表、网上征询、召开调研会、市民信箱等多种渠道广泛征求民众意见。在充分了解社会风险及问题的基础上，建立起解决矛盾的化解机制。具体包括：完善领导干部接访制度和下访制度；完善工作责任制，坚持分级负责原则；建立“人民监督专员”制度，构建以“交流、倾诉、发泄、建言、讨论”为基本形式的社会政治协商机制；依法保障新闻媒体独立、自由地反映民意民情民怨。
（五）利用新媒体建立政府及公众直接沟通和对话的平台
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包括使用数据挖掘技术来评价各监督力量的监督效果，形成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监督“生态”；通过对舆论监督中舆情分析舆论领袖的“影响力”分析来合力打造“内容”；建立各监督力量之间的信息沟通、分享和协调行动的渠道，进行不同监督系统间的功能配置和优化组合；合力打造共同的监督平台，提高有效监督的比率……。在这一方面，福建福州创新性就做得比较好。福建省福州市“政风行风热线”以倾听民意、关注民情、排解民忧、为民服务为宗旨，集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行政监察于一体，创新形式，增强实效，市长、政府工作部门主要领导和人大代表走进福州人民广播电台直播间同步进行互联网在线直播，‘接听群众电话，了解网民心声，解答群众关注的问题，认真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维护群众合法权益。通过“福州广电”网、《福州日报》和《文化生活报》刊登、网络事项进程、同步直播并听取网民建议、公交车载广播播出“政风行风热线”内容，扩大社会影响力。“政风行风热线’接受群众诉求事项的办理反馈率达98.49%，当事人满意率达85.7%，被群众誉为“为老百性排优解难的民心线、推动政府改进工作的监督线、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连心线”。④
注释：
①③丁元竹.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与方向[n].开放导报，2010-8-4.
②樊纲，武良成.城市化：一系列公共政策的组合[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50.
④中国监察2008.
参考文献：
[1]陈荣平.论社会管理模式创新三原则[J].广东社会科学，l999（6）.
新媒体与社会治理篇10
【关键词】全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媒介素养；提升路径
一、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引领
在全媒体时代，人人都将参与到大众传播的过程中去，极大地丰富信息传播的方式，拓展信息传播的范围，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进程和个人的成长方式，每个人都面临着如何面对媒介现实性的问题，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水平是顺应时代潮流、紧跟时代步伐、实现自我发展的必然要求。面对网络世界多元文化的冲击、意识形态上的挑战，必须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引领，努力塑造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崇高的理想信念，正确的道德准则，健康的伦理观念。
1、培养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准确把握国际形势
互联网技术高度发展，逐渐渗透到每个角落，尤其在信息传播领域，人们越来越离不开媒介。互联网在传统媒介的基础上，不断塑造着新的媒介环境，在互联网环境下，媒介传播活动更加方便活跃，传媒手段多样化，传播信息多元化的趋势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在享受信息时代巨大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复杂的信息内容令人眼花缭乱，作为网络信息的积极接收者和主要使用者的大学生，极易受到不良信息的诱导，尤其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知识观念和自我意识的建构。在时展的大潮中，既不能躲避，也不能拒绝，而应做出正确的选择，抓住机遇，积极迎接挑战，以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契机，努力培育自身的创新思维和发展能力，在网络世界里有效驾驭信息，用批判的眼光挖掘网络信息背后蕴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最终做出正确选择并采取有效措施。
2、立足国家需求，科学判断，积极推进社会发展
曾强调：“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2]在全媒体时代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需要依托强大的互联网技术，目前我国的互联网发展迅猛，却也存在许多问题，媒介素养水平的提升，需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价值理念集中系统的一种观念表达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之中，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价值取向、标准、尺度和追求的具体化实现。
3、坚定政治立场、积极参与，争做新时代新青年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作为广大青年中的特殊群体，肩负着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重任。把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培养成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在信息时代媒介素养教育占据重要地位，必须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根精神支柱，发挥其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传播社会主流价值的作用。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学习的过程中，既要发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关注世情、国情、党情；又要关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美好社会诉求，积极倡导学生投身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在身体力行的过程中渗透家国情怀，养成良好的媒介习惯；还要形成“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道德素养，以正确的价值导向甄别不同的媒介信息，做良性媒介信息的接收者、使用者和传播者。
二、优化媒介信息传播的有效载体
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3]优化媒介信息传播的有效载体，必须坚持从主体优化、过程优化、内容优化三个方面着手。
1、优化媒介信息的有效载体，重点在于主体优化
在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的主体。微信、微博等自媒体的发展，促进了信息短缺向信息过剩的转化，在信息爆炸时代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必须关注媒介信息传播主体的优化。积极开展教育宣传活动，提高从事信息传播工作者的媒介素养水平，有效发挥媒介把关人的作用，从源头上做好信息获取、筛选和工作，控制不良信息的传播。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作为传播主体的一部分，也影响着校园媒介环境，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倡导学生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信息，保证传播信息的进步性、积极性、有效性，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身边的同学，助力校园文化的健康发展。
2、优化媒介信息的有效载体，关键在于过程优化
美国新闻工作者沃尔特李普曼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并不会决定人们对于某一个事件或者某种意见的看法，但常会通过提供特定的信息和安排与之相关的议题来影响人们对一些事实和意见的看法和观点，包括他们讨论的先后顺序，因此新闻媒介给大众提供的是他们的议程，一般情况下，媒介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大众的关注程度是正比关系。因此在媒介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议程设置的作用，通过多种方式、多种途径促进信息的有效传递。此外新媒体交互式的信息传播方式提升了“议程”的被执行力，[4]在线实时的交互传播，让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方便的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而带有这种观点的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会影响大众的选择和行动，媒介信息传播的过程优化有助于对校园主流文化及舆论导向的控制，通过媒介议程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议程，使学生在思想上形成价值认同，行动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优化媒介信息的有效载体，核心在于内容优化
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核心内容，发扬有利于全世界、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全面可持续发展的信息，杜绝落后文化、腐朽文化的传播。弘扬主旋律，社会思想就有了主心骨；传播正能量，社会发展就有了动力源。把人生理想、政治思想、科学文化、道德品质等融合起来，以品质教育为重点，以社会公德、个人美德、职业道德为切入点，以社会主义价值为突破点，营造符合时代特点的精神价值氛围，让媒介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发挥统一思想、催人奋进的作用。创新媒介信息传播方式，增添时代元素，充实媒介信息内容，改善媒介信息的碎片化趋势，打造完整性强，正确性高，主流价值浓厚、人们喜闻乐见的媒介信息。
三、加强媒介素养培育的协同探索
在素质化教育趋势下，要求学生全面发展，大学作为学生全面发展的主阵地，要在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下，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根本要求。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培育，需首先在理论层面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的媒介素养标准，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媒介素养知识传递；其次在实践层面发挥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重要作用，有效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第二课堂的开展，全校上下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最后加强学生自我教育能力提升，多途径展开媒介素养培育协同模式的探索。
1、媒介素养理论教育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媒介辨识和批判意识
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5]为人师表就要加强自身学习，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老师要自觉学习媒介素养知识，做到教师和网络一同更新，正确认知和运用媒介，传递给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正能量的媒介信息，在传授网络新技术的同时扩展学生网络视野，自主更新网络知识结构，此外，教师还要运用媒介，如教室中的投影仪、多媒体等设备，让学生认识到媒介的积极作用，加强和学生的交流，及时为学生解决困惑，让一堂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理论性、思想性的基础上变得有亲和力和针对性，在理论学习中提高学生的媒介批判和辨别意识。
2、媒介素养实践教育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媒介获取和使用能力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离不开实践探索。高校要打造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网络媒介，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传播载体，在丰富除专业理论课外的“第二课堂”文化实践活动中意义重大。高校应充分整合、利用网络资源，丰富高校网络文化实践活动，提高大学生参与网络媒介的实践能力。[6]尤其是校报、广播站、新闻网页、海报、校园橱窗等由大学生自主运作的校园媒体，虽然规模较小，但也是依照媒体技术的要求而建立，遵循新闻传播的规则来运行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实践操作的良好平台，在参与校园媒介运作的过程中，了解媒介的性质、特点和运作流程的基本知识，掌握创作和的技巧，理性区分媒介现实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区别，进而感知并获得媒体信息的价值以及使用媒体的能力。
3、媒介素养自我教育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媒介参与和发展能力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作为新时代青年，既是媒介信息享用、媒介功能使用的主体，也是媒介环境丰富、媒介系统发展的主体，我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媒介表达，促进媒介生态的良性发展。作为媒介信息享用者，要努力学习媒介素养知识，阅读与媒介素养相关的书目，形成良好的媒介批判和辨别意识，提高自己的媒介素养能力，积极融入媒介实践过程中，掌握获取和使用媒介的技能。作为媒介系统的发展主体，在媒介环境中自觉承担社会责任，贝克汉姆曾说：“媒介即讯息”，意思是说正是媒介技术本身而非媒介所承载的信息与内容对人起决定性作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要加强自我教育，正确使用媒介，理性对待媒介信息，作为未来媒介技术的发展者，关注媒介发展的趋势，倡导建设健康的媒介环境，让媒介在传递社会信息、整合社会意见、传承知识遗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四、构建媒介素养教育的延续机制
媒介素养教育是一项兼具复杂性和长期性的工作，促进媒介素养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及时应对出现的新挑战，是适应社会进步发展的诉求，构建媒介素养教育的延续性机制是对之前媒介素养教育成果的维护，也是之后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保障和参照。就目前我国媒介领域的发展状况来看，媒介素养教育起步较晚，延续机制缺乏，迫切需要从顶层设计、资源集约和绩效评价三个方面开展研究，促进媒介素养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
1、加强顶层设计是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动力和方向
总结当前媒介素养教育经验，宏观把控媒介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建构媒介素养教育结构体系，比如制定媒介素养教育目标、任务，规定媒介素养教育相关要求、原则，以及运行方式的设计和规划等。让媒介素养教育成为一项系统性工程，为教育发展提供方向引领，为实施过程提供机制保障，为教育成果提供绩效评价，扎实推进媒介素养教育，占据媒介信息舆论导向、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使媒介素养教育产生更开、更广、更深入的影响。尤其是针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特殊性，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工作纳入重点，找到更加适合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方式。
2、促进资源通融是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媒介素养教育要促进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的合理整合。在媒介信息方面，整合资源变各自服务为公共服务，例如信息采集者外出时，可以携带录音笔和相机，为互联网和广播同时提供稿件，保证了稿件内容的一致性。鼓励学者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相关理论研究，深入调研，优势互补，扬优去劣，探寻符合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模式与方法，宣传有效的媒介素养知识；政府加强财力和物力的支持，建设健康的媒介信息传播平台，同时为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提供场地、教育人员的支持。在开展媒介素养教育课程的基础上，联合多项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开展相应的实操训练等。
3、完善绩效评价是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依据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