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手段篇1
【关键词】信息化；社会治安管理；新型治安犯罪
信息化时代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社会治安方面出现了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社会治安管理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如何直面挑战，顺应时代潮流，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社会治安管理，牢牢掌握社会治安管理工作的主动权，保障社会治安管理工作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提升社会治安管理水平，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安全，已成为当前刻不容缓的新课题。
一、目前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对于社会治安管理工作，目前整体重视程度不够，经费保障不足，缺乏科学的长效规划与制度设计。在社会治安管理信息化建设方面，以信息为主导的治安管理体系尚未形成，转化效果不理想，信息化意识不强，协作能力差，流于形式，操作性不强。社会治安管理工作的管控措施不力，公安机关各部门之间存在着信息壁垒，信息不能实现全面共享，对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利用不够充分，创新能力不强，奖惩不到位。社会治安管理信息化工作基础薄弱，组织推进不力，社会参与度不够。对社会治安犯罪特别是信息化的新型社会治安犯罪打击力度不够，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手段单一。
二、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社会治安管理
（一）运用信息化思维引领社会治安管理
所谓信息化是指一种信息技术被高度应用，信息资源被高度共享，从而使得人的智能潜力以及社会物质资源潜力被充分发挥，个人行为、组织决策和社会运行趋于合理化的理想状态。运用信息化思维引领社会治安管理是指以信息化带动治安管理，实现治安管理的现代化发展，将现代信息技术与先进的管理理念相融合，转变传统治安管理的模式，整合内外部资源，提高管理效率、增强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能力。
当前，信息化、技术型的高科技犯罪明显增多，传统的治安管理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由于信息研判实效性差而贻误战机的事件时有发生。只有运用信息化思维建立科学、合理，符合社会治安现状的治安管理工作的整体规划，才能够切实服务于社会治安管理实战的工作机制，才能实现社会治安管理工作的可持续发展。运用信息化思维实现信息资源的优化和有效配置，实现“信息制导”的有效防范和精确打击相结合的新模式，使公安机关能够及时掌握社会治安管理的有效信息，切实掌握社会治安的整体形势和发展趋势。
（二）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社会治安管理
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社会治安管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治安管理工作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努力构建全方位、多层面、高效能的信息网络，科学地对获取信息进行筛选、归纳、分析、研究，规范管理，整体互动，为社会治安管理的科学决策提供有力保障。明确工作职责，社会治安管理各部门要全面推行工作责任制，明确各个部门的工作职责。严格工作考核，明确社会治安管理工作中各部门的具体考核内容和考核标准，制定详细完备、切实可行的工作考核细则。完善奖惩机制，对社会治安管理人员的绩效考核结果进行科学合理的奖惩。
以信息为主导，提升预警防控能力，通过对获取的信息进行分析研判，去伪存真，找出带有规律性、普遍性、倾向性、预警性的信息，提高信息的预警和先导作用，并将其运用到实战中，为实战服务。进一步规范信息预警、精确打击、工作督办等各个环节，确保信息研判的成果能够及时转化为实际战斗力。运用互联网，实现资源共享，强化网格化管理。将现代化网络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应用于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实现网络与信息系统的整合、信息资源的全面共享、科技手段的高度应用，以整合共享提效能，以实战应用促发展，不断提高信息预警、精确打击和应急处置的能力，更好地驾驭日趋复杂的社会治安管理局势。
（三）运用信息化方式优化社会治安管理队伍
信息化不仅是信息化的设备，更重要的是既懂信息技术，又懂社会治安管理业务的复合型人才，人的因素是一切工作成败的关键。一支素质高、能力强、业务精的社会治安管理专业队伍对于社会治安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尤为重要。运用信息化方式加强社会治安管理队伍的优化，可运用物联网、“互联网+”等方式，依托互联网和公安内网的通信平台，创新交流渠道、扩展信息传递方式，为提高业务技能、交流学习提供平台，营造良好的工作、学习氛围，全流程、全时空地进行管理服务，打造出业务水平高、知识面宽、综合素质高的复合型社会治安管理队伍。为了切实提高社会治安管理队伍的整体战斗力，还需加强培训，优化人才结构，派遣人员参加业务培训，请专家、学者讲座，积极借鉴其他部门的先进经验，全面提升社会治安管理队伍的信息化应用水平，提升采集、维护、利用信息资源的意识和能力，提升社会治安管理信息化应用水平和服务实战水平。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社会治安管理方式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不断显现，为了顺应新的形势发展，从根本上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有效地打击各类新型社会治安犯罪，摒弃传统的思维定式，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社会治安管理势在必行，因为信息化可以适应社会治安新形势的发展变化，最大限度地调动起社会各方面因素，不断推进社会治安管理工作的发展和改革创新。
【基金项目】2015年度湖北警官学院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社会治安治理研究中心项目：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社会治安管理的研究，项目编号：2015-13。
参考文献
[1]周军.关于社会管理创新几个问题的认识与思考[J].公安研究，2010，（8）.
[2]重庆：交巡警合――实现治安管控无缝对接[n].人民公安报，2010-02-08.
社会治理手段篇2
【关键词】依法治国；法治思维；法治方式
一、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进程
“一国的法治总是由一国的国情和社会制度决定并与其相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人民的主张、理念，也是中国人民的实践。”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正是顺应国家发展的节奏有条不紊的提出目标并朝着更高的方向在不断前进着。[1]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16字方针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中都对“依法治国”提出了具体要求：
有专家总结，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载入宪法，从而使“依法治国”从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党的十六大，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十报告的提法更进一步，不仅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还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二、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
柏拉图在探讨人性的不完善及权力的本质之后，开始追求一种次优而有效的法治思维模式，认为“这种处于第二位的统治才是最公正的和最需要的”。[2]亚里斯多德强调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3] “法治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凝结着人类智慧，为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 [4]
从文明的内在机理上看， 法治这种社会治理方式的实现取决于是否存在一种特定的社会生活方式。只有当法治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生活方式时， 它才可能同时也被作为一种相应的社会治理方式而得到采纳。很难合理地想像， 在一个以人治为基本生活方式的社会中， 会真正地实行法治这种社会治理方式并取得成功。[5]
1.法治思维
（1）法治思维的概念
法治思维是指按照法治的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它是将法律规定、法律知识、法治理念付诸实施的认识过程，直接关系到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效果。[6]笔者认为它是一种规范的追求客观效果的，注重缜密的逻辑，强调理由优于结论的一种理性的一种思维方式。法治能否取的成功， 直接依赖于该社会的公共决策者和私人决策者是否普遍接受了与法治理念相适应的法律思维， 是否能够承认并尊重按照这种思维思考问题所形成的结论。
（2）法治思维的层次
对于法治层次的划分，学界也有过相关探讨。有关学者法律思维划分为三个层次：
广义的法律思维方式是社会大众的法律思维方式，其思维主体为遵从法律行为规范的一般社会成员，它表现为社会大众的一种法律意识，它透露的是人们未经专门职业训练的一种法律价值观和法律判断力，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
中义的法律思维方式是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其思维主体为法律人，表现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所共同具有的思维定势和思维模式的总和。狭义的法律思维方式是法官的思维方式，其思维主体为法官。笔者认为这一论述中的中义的法律思维方式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基本资质，它能够使法律职业共同体获得变革社会的力量，是影响一个国家法治进程的重要因素。而我们十报告中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针对者指的是社会管理者，不仅仅指法律职业者，指的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当然包括这一论述中的法律职业者，但不只是这些法律职业者，十报告中的社会管理者都应具有法治思维方式，这一中义的概念才是相对完善的，当然能让社会大众具有法治思维方式是我们今后所要努力的目标，也是法治社会实现的重要推动力量。[7]
（3）法治思维的内容
法治思维是以合法性为判断起点而以公平正义为判断重点的一种逻辑推理方式。其包含四方面内容并要相统一：“合法性思维”，即任何行政措施的采取、任何重大决策的作出都要合乎法律；“程序思维”，要求权力必须在既定程序及法定权限内运行；“权利义务思维”，即以权利义务作为设定人与人关系及人与公共权力关系的准则；“公平正义思维”，即公权力要以追求、维护公平与正义为价值尺度。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泛伦理化的思维方式和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的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依然阻碍着法律思维方式的形成和普及。以此判断，法治思维所包含的内容是相当全面的，内在和外在程序对于法治思维的要求都是相当完备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贯彻实施相关规章制度，已经社会管理中必须要有正确的法治观念，对法治思维内涵的把握即是法治思维的实质。
2.法治方式
（1）法治方式的概念
所谓“法治方式”，其核心的概念是“法治”，作为体现了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价值的“法治”完全不同于仅仅作为客观的法律制度描述的“法制”。“法治方式”是要将宪法和法律真正置于各项权力之上，宪法和法律在日常生活中必须有绝对的权威，任何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应归于无效。
（2）法治方式的内涵
所谓的“法治方式”，就是强调，也就是说法治方式的内涵就是“依宪治国”。“宪法之外”的任何言论都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更不能限制宪法或者是否定宪法。因此，宪法作为根本法成为治国理政的制度依据和法律基础，宪法法律至上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价值和社会公理。[8]同志在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指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同志上述讲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中至少蕴含了三层内涵：一是告诫领导干部要运用“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二是要高度重视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崇尚“宪法法律至上”原则；三是“法治方式”的核心内涵就是“依宪治国”。
宪法法律至上是“法治方式”的核心内容。“法治方式”的内涵不能简单地解读为“法制手段”，它是与“法治思维”紧密相关的。强调运用“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这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具有首创意义。这一命题的基本要求就是告诫领导干部必须学会运用“法治方式”来解决各种复杂和重大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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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关系
法治思维是法治方式的核心内容，只有依靠正确的思维活动，包括严格合法的法律推理、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才能形成、推导出解决法律问题的正确结论，从而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而法治方式是在法律思维的基础上，是围绕、配合法治思维的而生成，法治方式不仅仅指指法治思维，但不可否认法治方式的核心是法治思维。
法治决定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建立在对法治内涵和要素有明确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之上，一个对法治内涵和要素不甚了解的执政者，不可能有什么法治思维，不可能主动、自觉和善于运用法律手段；其次，法治思维支配法律手段。执政者具有法治思维，必然会主动、自觉运用法律手段治国理政，反之，当他遇到需要处理的问题时，通常首先会想到人治手段，在必须和只能运用法律手段时，他也可能把法律手段用偏、用歪；第三，法治思维需要通过法律手段表现。法治思维虽然是一种思想认识活动和过程，但它必然要外化为法治行为，即通过法律手段治国理政。如果一个执政者只会用法律规范、原则、精神来分析和思考问题，而不能和不会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尚不能认为这个执政者具有法治思维。法治思维与法律手段的关系是：有法治思维的人必然乐用（但不一定善用）法律手段，而运用法律手段的人却不一定有法治思维（其运用法律手段可能出于无奈，或可能仅以法为手段治民）；第四，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与一个国家、地区的法治实践具有互动作用。执政者主动、自觉和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治国理政自然会促进相应国家、地区的法治实践，反过来，一个国家、地区的法治实践又会给予相应国家、地区执政者更主动、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的动力、促力。一个国家、地区一旦形成了这种良性互动，即可认为其已步入了法治运作和科学发展的正轨，进入了法治社会的常态。
“当然，法治思维的形成需要法治权威的树立，权威来自何处？关键是违法能否得到追究。除了违法必究外，我们特别需要大力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在潜移默化中熏陶影响各级党政官员。十报告再次阐述了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略，而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法治小康”的最大要素是宪法的至高无上，任何党派、政治团体、利益群体都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要树立宪法至上的观念，树立宪法权威，遵守宪法，维护宪法，保证宪法在全社会的贯彻实施。对此，总书记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明确提到这一点。第二，要维护法治统一，解决上位法与下位法不统一、法律法规与宪法不统一的矛盾，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和尊严。第三，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拓展法治功能。第四，营造法治氛围，推进法治文化建设，使全体公民习惯于法治思维，习惯于用法治方式消弭社会冲突，化解社会矛盾。[9]只有这样胡主席在十报告中提出的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性才能真正体现，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之路才能走的更加顺畅。
结语：
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法治国家是一项系统工程，有赖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全社会具备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状况又是其中最为关键的要素，不仅是社会管理中需要。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具备和运用法治思维是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关键，全体社会成员具备和运用法治思维是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2]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51．
[3]谷春德.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3．
[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5]白岱恩.论法律思维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J].理论学刊，2005（6）.
[6]罗志坚，万高隆.法治思维：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备要素[J].宁夏党校学报，2012（04） .
[7] 聂小明.法律思维方式的概念分析[J].法制与社会，2008（9）.
社会治理手段篇3
法治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
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历史，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历史。
奴隶制、封建制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子和皇帝执掌了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军事、外交以及其他一切大权，实行了彻头彻尾的人治主义统治。尤为突出的是，中国的汉朝、唐朝、宋朝、明朝、清朝虽然各有200年以上的历史，却始终分别为刘姓、李姓、赵姓、朱姓及爱新觉罗氏的家族，一姓为王地统治到底。近代以来，经历了专制与民主、人治与法治的激烈较量，直至新中国的成立，才为人民当家做主、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创造了条件。但是十分遗憾的是，历史的转轨十分不易，法治道路的开拓经历了艰难困苦、风雨坎坷的曲折历程，直至“”结束，中国人民才认识到，横亘在专制统治与民主法治之间的，还有一个从政策调节到法律调节的痛苦过程。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开始了快马加鞭的法制建设过程。仅1979年一年，就颁布了刑法、民法通则等七部重要法律；而至2010年，则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已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尽管我国法制建设较之许多西方国家以二三百年的时间才建成法制体系，速度要快得多了，但是，脱胎于陈旧的政策调节、刚性管理的新时代，毕竟还大量地残留着旧的痕迹，尤其是立法与司法的脱节最为明显。正因如此，如今顺应世界潮流，进一步将社会管理转轨到以法为治的现代化社会治理上来，可谓世界之沧桑正道、人间之大路一条。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之变，必须体现为社会一切事务的处理，都依照法律进行。也就是说，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必须依法治为基础。
十报告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而这“一体”的“五位”，全都必须依法为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且明确将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总目标如此，其他一切“分目标”亦当如此。现在的任务，是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未经制定而社会生活必需的法律要补足补齐，使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基本建成”跃向“全面建成”；已经制定而较粗、较笼统、较原则的法律要细化、系统化、具体化，不仅使全部法律互相补充、配套成龙，而且使一切部门法也统领有“法”、实施有“则”。当然，还要根据“五位一体”各个领域社会实际的变化，有“立”、有“改”、有“废”，使我国的法制紧跟社会生活的变化，永远切合社会生活的需求。同时，必须使全面覆盖社会生活的法律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令行禁止，保证“五位一体”全都依法为治。
法治与政（策之）治的不同是，政（策之）治是可能因领导人的更迭、领导人注意力重心的变化而变更的，法治则因法律的权威性、稳定性和普适性而体现了国家意志，可以确保社会按照既定法律有序发展。同时，法律还具有公开性的重要特点，是社会公众人人可见、可用并可据以判断行政管理部门以及一切人际交往关系管理部门的行为是否守法、是否合法的准绳。因此，法治之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丝毫毋庸置疑，而且必须在社会治理中全力遵守、全力维护的。
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根本手段
社会治理有多种手段，除法治手段外，主要的还有政策手段、道德手段、经济手段等。
如前所述，法律具有权威性、稳定性、普适性和公开性等特点，此外还有强制性的特点。这些是其他社会调节手段所不能全部具备的。
例如政策手段，虽也有一定的权威性，但它的权威性不像法律那样体现国家意志。党的政策当然也具有相当强的权威性，但它不可能像法律那样拥有实现它的整套国家机器来保证贯彻。政策的贯彻落实，依靠的是党员和干部的自觉，依靠的是思想教育。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业已看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并非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如前所说，政策也不具备法律的稳定性，它完全可能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正因如此，民谚谓“政府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政策的“朝令夕改”也屡见不鲜。由于政策所调节的范围包括调节的事项、指向的地区、人群等，往往是有所不一的，因此，它一般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性质。法律则不同，一经制定、颁布，在它所规定适用的地域里，“上自皇帝老子，下至平头百姓”，举国之内“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一律都得严格遵行。
又如道德手段，虽然道德教育、风俗习惯等等在社会治理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它所依靠的是人们的自觉与自律。也就是说，道德不具备法律的强制性。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触犯法律者，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所谓“言出法随”之意，即是指法律这一道德的底线是绝对不能突破的，敢有肆行其是、妄行突破者，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这是因为保护法律的权威性的，是由一整套的国家机器――公安、检察、法庭、监狱来加以保证的，决不允许恣意犯罪者逍遥法外。道德规范的遵守，由于只能依靠人的内心自省和舆论的压力，并不具有国家机器的强制性管束直至严厉的惩罚，其效果也就与法律不可同日而语。正因如此，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部署了“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性决策，在将其写进了宪法之后不久，却又大力地宣传“以德治国”，至少在时机上是不妥当的。道德手段可用于育人、选干，这当然也有利于治理国家，但提出“以德治国”的举国性号召，不仅“治”不了“国”，而且还可能冲击了“依法治国”的决策，为法学界所广泛质疑。
至于经济手段，在社会治理尤其是经济生活中不能说没有作用，诸如汇率、存贷款利率、价格机制等经济手段，在经济生活中有时也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它既无权威性，也无普适性，更无稳定性和强制性，不可能对治理社会发生根本性的、重大的影响。人民币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频发就是证明。
此外，政策手段、道德手段和经济手段等，其本身的推行及发生效力，还在很大的程度上有赖于法律的支撑与保障。因此，必须坚持运用法治这一社会治理的根本手段，尤其是在当下的社会治理中，由于步入改革的“深水区”，在不少方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反腐，要“老虎苍蝇一起打”，非以法为治，非紧紧抓住法治这一根本手段，是不可能达到治理社会的目标，不可能收“善治”之效，更不可能计日程功的。
必须牢固确立法治思维，力推全民守法
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了“三座大山”，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20世纪的后50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曲折，力行改革开放，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战果。现在的中国，再不受外国殖民者的欺侮，再不被侵略者铁蹄蹂躏了，而且，经济总量业已跃居世界第二位。这些，是近200年来的中国人所梦寐以求而未达到的。但是，所有这些成果，完全可能被毁于一旦，“”致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就是记忆犹新的事实证明。那么，21世纪前50年中国人应该干什么呢？窃以为，最为重要的是应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法治为社会治理的基础，抓住法治这个根本手段，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在法治的大道上，那么，它不仅将可确保既有成就不会毁于一旦，而且可以使革命和建设循着更加宽广的道路前进，取得更为可观的成就。因此，在21世纪前50年，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是泽被千秋、功盖万代的伟大事业。这是牢固确立法治思维的战略要求。
牢固确立法治思维的战术要求，可用“力推全民守法”加以概括。
普通民众的人人守法，男女老少的个个守法，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我这里想特别强调的是立法者的守法、执法者的守法与司法者的守法。
立法者，包括立法机关和参与立法的人员，虽然其职责是“立法”，但其立法的宗旨、依据、程序和立法内容，是一丝一毫都不能背离宪法和有关法律的。曾有商务部条法司的极个别人收受外商贿赂，在其参与制订有关外资法时为外商预留利益空间，因而触犯法律，为法律所严惩。但这样的恶例毕竟极少。我说的立法者要守法，主要是指立法者要精心研究宪法和相关的既成法律的宗旨、精神及具体规定，使所立之法与宪法、与它的上位法及平行的相关法律相和相谐，而非相悖相忤。我国当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在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业已形成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就必须严格按照宪法与既成法律的宗旨和全部法条为下位法进行科学的立法。宪法关于言论与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规定；关于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规定；关于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关于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的规定；关于公民有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权的规定等等，都必须有具体的下位法立法予以明确的、合理的、有力的保障。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人，是人的宪法权利的法律保护。立法者在这些问题上的守法思维、守法行为，当极大地关系到社会治理的成败利钝。
执法、司法都是施（行）法（律），当然必须依法实施，也就是必须守法。因此，对于施法机关、施法人员来说，直接关系着立法成果之是否有效；当然也直接关系着社会治理之成败得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随即公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更从多个方面对加强民主法治建设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废止劳动教养制度；保障司法人权，逐步减少死刑适用罪名；为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探索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推进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等。因此，每一位身在施法机构者，都必须牢固确立社会主义法治思维，认真学习、坚决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以守法为业，以守法为责，以守法为荣，以守法立功，以坚决守法为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
社会治理手段篇4
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需要在10个方面有所作为。
一要统筹发展、稳定与法治的关系，以深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进路，确保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法制化。在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略的条件下谋发展、求稳定，要树立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依法办事是第一要求的理念。依法办事的要求，在某个地区或部门，在某个时段，可能表面上与发展、稳定有些冲突、矛盾或不协调，但从总体上和整个阶段看，不仅是一致的，而且是科学发展、良性稳定的根本保障。试想，如果不遵守那些看似“影响效率”的法律，我们或许会为某些个人的政绩工程而牺牲社会正义和公平；如果不遵守那些看似“制约发展”的法律，我们或许会为非科学的发展支付惨重的环境资源代价；如果不遵守那些看似“碍手碍脚”的法律，我们或许会为少数人的为所欲为付出极大的道德成本和执政成本；如果不遵守那些看似“损害政府权威”的法律，我们或许会为知错不改的“执拗”而丢掉人民的信赖和拥护。因此，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过程中，要坚守法律底线，确保社会管理理念、制度、体制、机制、方法创新的合法性。要加强社会管理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和实施工作，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及时妥善化解社会矛盾。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增强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维护法律尊严和法律秩序的良好社会氛围。要坚持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统一，既追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又追求“良法之治”，对于现行法律中不适应发展、改革、创新需要之处，可依次通过法律解释、法律的选择适用、建议修改法律、请求立法机关授权“先行先试”等方式予以克服。同时，可以考虑允许政府在一定范围内有条件地遵循“法不禁止可先试”的原则。
二要统筹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的关系，以严格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为进路，确保社会管理根基的稳固化。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的组成部分，社会建设是社会管理的基础和前提。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首先要抓好社会建设。要按照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高度重视建设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把科学发展作为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问题的基础，建立健全源头治理、动态协调、应急处置相互衔接、相互围绕的机制，从源头上、根本上、基础上解决问题、减少矛盾。要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认真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矛盾，处理好当前群众关心的难点问题，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好社会公平正义，确保社会管理根基的稳固，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要做到边建设边管理，克服先建设后管理的认识误区，避免只建设不管理造成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局面。
三要统筹管理与服务的关系，以深入推进服务性政府建设为进路，确保社会管理目标的人本化。要深刻认识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兑现这个承诺的实际行动。要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群众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管理服务中加强群众工作。要以深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性政府为契机，转变观念、调整职能，确保社会管理的目标具有正当性、人本性。要进一步理顺接受服务与社会贡献的关系、共建与共享的关系、有限资源与无限需求的关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自我完善和发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四要统筹政府、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以强化自治和倡导共治为进路，确保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我国的治国理政，本质上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是公民共同参与的共建、共治与共享。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我国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此基础上，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要充分发挥党委在社会管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引导社会各方面积极有效地参与社会管理服务，保障社会安定有序和谐发展。要注重发挥党领导下的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群众组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桥梁纽带作用，注重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服务的基础作用，扩大基层民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依法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支持和推动社会实现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形成社会管理人人参与、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
五要统筹社会管理主体与被管理主体的关系，以强化公众参与为进路，确保社会管理程序的民主化。公众不仅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也是社会管理体系的基础。不断扩大和深化公众对社会管理的参与，既是社会管理科学化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要充分运用平等沟通、协调、协商、引导等办法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要完善公共决策公示制度、公众听证制度、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健全民主决策程序。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防止因决策不当而损害群众利益。要高度关注公众参与的有效性，避免公众参与变成走过场、走形式，发挥不了实际作用。要注意防止公众参与可能带来的问题，特别是避免特殊利益集团在参与过程中利用其优势地位不正当地左右公共决策。要高度关注对自治型管理负面影响的控制，通过强有力的外部监控机制促使其自我约束机制的健全，避免其背离社会管理的目标。
六要统筹社会管理目的与社会管理手段的关系，以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为进路，确保社会管理效果的可控化。要注重社会管理目的的正当化，把人的自由、尊严、幸福，尤其是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作为基本价值目标。要关注社会管理活动的类型化，做到分类管理、对症下药，避免“一刀切”。要重视社会管理手段的精细化，克服粗放型社会管理的弊端。要注意社会管理手段的自我调适，建立自我反馈、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机制和应急处理机制。要加强对社会管理规律的研究，科学配置社会管理资源，重视现代科学技术在社会管理中的应用，加强社会管理信息化建设，提高社会管理效能和服务质量。要坚持立足国情、改革创新的原则，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在总结我国社会管理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社会管理的有益经验，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努力使社会管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七要统筹政府管理权与公民生存权、共享权的关系，以完善合法权益的维护机制为进路，确保社会管理关系的均衡化。深刻认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物质基础还有待加强，政府的管理权仍需强调和保障。与此同时，要尽最大努力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和共享权，保障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让每个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要健全权益利益协调机制，正确把握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建立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关切。要健全群众权益保护机制，高度重视群众诉求，完善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诉求表达机制，依法及时妥善处理群众的合理诉求，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行为，切实维护群众权益。要健全社会矛盾调处机制，完善矛盾纠纷排查预警、调解处置机制。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凡是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影响面广、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问题的重大决策事项，都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八要统筹社会管理的有效性与可接受性的关系，以扎实推进和谐社会构建为进路，确保社会管理方式最大可能的柔性化。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通过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和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有效应对社会风险，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要坚持社会管理方式的刚柔并举，尽可能地把强制性、刚性因素限制在最小范围之内。要在强化社会管理手段有效性的同时，关注社会管理的可接受性，充分应用一些软性、柔性化的手段，尽可能地促进对话型管理、市场化管理、协商型管理、契约型管理、激励型管理、调解型管理。同时也要注意柔性手段所适用的条件及其弊端，注意与刚性手段的有效配合，避免软弱涣散现象的出现。
社会治理手段篇5
一、法治与德治的内涵
（一）法律与道德的内涵
一般说来，法律是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其目的在于维护、巩固和发展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可见，任何一种法律，都是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服务的，其所具有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决定了它成为治理社会和国家的必不可少的手段。
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物质条件下的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它是人们对于自身所依存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自觉反映形式，依靠教育、社会舆论和人们内心信念的力量，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每一种社会经济形态都有其相应的道德；同时，不同的道德体系，又为相应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和完善服务，为相应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
法制建设与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思考法律与道德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其功能和地位也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是建立在同一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都是维护和巩固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工具，它们相辅相成，密切配合。法律依据法的权威性运用强制手段约束人的行为，强调“他律”；道德依据社会舆论、人的良知和传统习惯运用教育手段约束人的动机，强调“自律”。法律关注人的外部行为的合法性，单纯的思想不属于法律调整的对象；道德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人的外部行为，还有对人们行为的内在影响。因此，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对社会和国家的治理过程中，法律和道德在遵循共同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能发挥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的作用。
（二）法治与德治的内涵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通常是与“人治”相对立的概念，其根本区别在于在进行决策过程中，当法律与领导者个人的意志发生矛盾时，最终是法律的意志高于个人，还是个人的意志高于法律。也就是说，法治从根本上否定了特权意识和特权现象，在对社会和国家的治理上，使民主日益法律化、制度化，建立一种以全社会共同遵守法律为基础的、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最大限度地保证大多数人的自由和权利。这里所说的法治，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法治要求按照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法律和制度来治理国家，既需要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完善的行政执法、司法、监督体系，又需要人们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的逐步提高。
在中国，德治作为一种治国之道，是从儒家思想开始的，其基本主张是“为政以德”，倡导贤人政治。这里所说的德治，不同于传统的德治，是在继承历史的基本价值成果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和国家发展的需要进行不断补充完善形成的，是对社会和国家进行治理的总体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在对社会和国家进行治理的过程中，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德治要求充分发挥思想道德因素的作用，不断提高党政干部的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增强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素质，推进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
同志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两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现代世界的政治实践证明，只有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实施科学治理，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一）法治与德治不可相互取代
如前所述，法治的实质性内容，就是把法律作为处理社会和国家的一种最重要的手段。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法治是必不可少的，这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样，德治也是治理社会和国家不可缺少的手段，没有道德作为基础，法律的作用也无法持久。因此，舍弃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好，甚至丢国丧邦。
古代儒家思想推崇德治，将德治作为一种治国之道，强调道德教化和引导，这在一定时期缓和了社会矛盾，成为安邦定国的主要手段，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由于片面强调德治，排斥法治，德治不可避免地转化为人治，国家的清明就寄托在君主的身上，其片面性和局限性也充分暴露，出现“人亡政息”的结果。同样，后来法家的法治思想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秦始皇重视法治而忽视、否定德治，认法不认人，实行严刑峻法，并发动焚书坑儒，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迅速灭亡。可见，只讲道德不讲法律，道德就没有约束力，就会变成苍白无力的说教；只讲法律不讲道德，法律就失去民众的诚服，导致野蛮粗暴的管理。
在现代社会，法治和德治也不可相互取代。法治是硬约束，强调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用强制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保证各项社会活动都依法进行，从而保证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的各种权利。其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治对规范社会成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行为，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等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必须更加重视运用法律手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打击不法行为，保证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这是其他任何手段不能替代的。德治是软约束，通过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说服
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使人们自觉地遵守这些行为规范。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又是竞争经济，交换与竞争必须有共同遵守的规则，既要有法制规范，也要有道德规范。当前社会上存在的坑蒙拐骗、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等等见利忘义的现象，不仅是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所致，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滞后所致。如在黄浦区法院每年审理的案件中，因欺诈行为导致的刑事、民事纠纷情况相当突出；而“执行难”问题，也有近80%的执行案件是由于当事人的不诚信造成的。另外，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做假帐虚帐、登播不实广告等，都是道德失范、诚信错失的结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企业乃至政府的诚信缺失日益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建立诚信体系，不仅需要法治的外在约束和规范，诚信作为一种道德伦理观念，更需要道德的内在引导和推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废弃法治，市场经济必将无序混乱，无法健康发展；废弃德治，市场经济同样不可能健康有序地发展。
（二）法治与德治历来相辅相成
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感召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法治和德治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使之相互配合，不能相互割裂。
法治与德治在内容上相互吸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立法上，法律常常反映一定的道德精神。从人类法制发展的历史来看，今天的立法是如此，过去的立法也是如此。统治阶级的道德往往是立法的基本原则，许多法律规范由道德规范转化而来，法律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道德。如我国封建社会法律中关于“十恶不赦”的条文，不少就是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的内容；如我国现行的婚姻法，本身就是道德伦理性很强的法律，尤其是关于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以及应当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等规定，具有明显的道德倡导性；另外，我国《刑法》、《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都分别体现了特定的道德原则，包含着一些道德规范的内容。二是以法的形式来推进德治。如把社会主义道德的主要内容上升为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第24条第2款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又如，道德建设的其他相关内容以法律法规形式加以推行，社会公德建设一些内容被列入《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上海市市容卫生条例》等；在职业道德建设中，有《律师法》、《法官法》等；家庭美德建设有关要求被列入《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保护法》等。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同样如此，如加拿大的《公务员利益冲突和离职后行为法》，韩国的《公职人员道德法》等；甚至吐痰、抽烟等行为，也可以通过法的方式来规范，如香港对抽烟规定的最高罚款3000元，拘留28天。因此，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法律和道德是互相包含和互相转化的，法治和德治是互相渗透和互相凭借的。
法治与德治在实施中相互支撑。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法治与德治都是旨在把人们的行为纳入一定的秩序范围。因此，法治和德治常常相互补充、相互支撑。当某些行为不能够或不便于进行法律制裁时，便采用道德的手段加以调解；一旦这些行为不能靠道德手段调解，就可采取法律措施。如在婚姻家庭领域，凡是涉及到保障人身权、财产权和涉及社会秩序的问题，应该依靠法治的权威性、强制性来规范和保证；涉及到思想品行、生活习俗方面的问题，应该依靠德治，通过讲道理来规劝和引导。具体地说，法治是他律，作为以强制形式规范行为的手段，只能解决“敢不敢”、“准不准”的问题，却无法解决“想不想”、“愿不愿”的问题，对所涉及的人的思想观念问题，无法整齐划一地进行规范，而应该由德治来解决；而且，法律作为一种原则性的规范，不可能把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管起来，道德先于法律而产生，其覆盖面又宽于法律，必然有一些法律无法涉及的领域由道德来管理。即便在高度崇尚法治的西方国家，也有借助神的信仰推行德治的传统，以德治弥补法治的不足，如设立道德法庭等做法。同样，德治是自律，依靠人的自觉性来调节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但对没有自觉性的人常常缺乏必要的强制力量，而必须以法制为后盾、靠法治手段来解决。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制度是根本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因此，法治与德治作为同一治国方略的两个侧面，在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上是相辅相成的，其作用也是相互补充的。良好的道德风尚可以引导人们尊重和信守法律，法治的威慑力量有助于保障道德规范的实现和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
三、将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起来，
实施区域科学治理综观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在治理社会和国家过程中，只有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法德兼施，才能既使国家、社会有序，又能赢得民心，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但是，法治和德治各有所长、各有侧重。所谓“依法”，就是将“法”作为治理社会和国家的准则：“以德”，则是将“德”作为一种治理的工具。因此，两者之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也不能就事论事地加以实施，而应该将法治和德治有效结合起来，使法治与德治互相凭借、相互支撑。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一项综合的社会法治系统工程，既需要自上而下地推动，也需要自下而上地促进。区（县）是我国最基层的地方行政区域，是保障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在基层得以贯彻实施的一级政权组织。依法治区、以德治区不仅是加快区域经济建设、推动社会
全面进步的需要，也是治国方略在区级行政区域的具体实施，是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贯彻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方略，就是要全面、充分、深入地认识和领会同志所提出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既不能忽视法治的重要性，也不能轻视德治的重要性，着眼于法治与德治的有效结合，全方位推进区域治理工作，进而促进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推进依法治区、以德治区，就是要从法治和德治的结合上加强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通过权力机关的立法、行政机关的执法、司法机关的司法，以及先进思想道德的倡导，使党的主张变为国家意志和全社会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推动各项事业向依法规范、依法管理和依法运行转变；就是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加强道德建设，在严格管理的同时注重引导，在惩治不法行为的同时弘扬社会正气，充分发挥法治和德治相互交融的作用，以法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以德的感召力和劝导力来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使社会秩序达到最佳的协调状态，从而推动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推动社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社会治理手段篇6
【关键词】政府;高校;关系;角色定位
在我国高校管理中，政府一直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履行了基本职责，起到了支持、引导和监督管理等积极作用。但是，政府角色在高校管理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错位的问题，有会理陷入“管”与“不管”的两难境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放弃了对大学的管理责任，失去了管理权力，而是要在高等教育宏观管理方面找准定位、适应角色、抓住“切入点”，重新构建合理的政校关系。
一、“政府之手”对高校管理的影响
（一）行政权力介入对高校管理的积极意义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行政权力介入高校管理之中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一是有利于扶持高校发展。二是大学发展中“中国奇迹”的动因正是行政化。
（二）行政权力介入对高校管理的负面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飞速发展，政府行政权力的介入被解读为高校的“行政化”，不少专家学者建议高校需要“去行政化”，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一是行政化导致了大学的同质化，难以培养出创新性人才;二是行政化的计划性人才培养模式和市场化的人才选择模式之间的偏差导致高校学生就业压力不断上涨;三是行政力量的过度干预深入到高校运转的每一个细节，行政化使得高等学校行政机构臃肿。四是行政化情况下，高校校长的遴选和任命权掌控在党政部门手中，容易产生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五是在当前的行政力量主导科研项目设定和资金提供的科研体制下，高校科研被国家课题所绑架，没有完全自由的学术空间，也容易滋生科研腐败或学术腐败。
二、政府角色在高校管理中错位的主要表现
（一）权限范围内与权限范围外的角色错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高校、社会对经济的发展承担着不同的分工，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扮演者不同的角色，相互不可替代。而在高等教育管理的现实中，政府许多管理超出了其权限范围，涉足到了本应由高校自己管理的内部事务。由于管理幅度过大，政府的指令性计划并不能完全切合学校的实际和社会的需求，使学校发展受到各种不符合规律的规章制度的束缚。
（二）多重角色与分化角色的错位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集高等学校的创立者、办学者、管理者等多重角色于一身，这样的政府角色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政校不分、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混乱。政府的多重角色也使得我国高校长期缺乏办学活力，学校被指令性计划统得过死，内部结构与机制趋于僵化，依赖性明显，自我调控的能力被严重地压抑了。因此，分化政府的角色是必要的。
（三）政府的主要角色和次要角色的错位
按照现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的主要角色应是侧重于宏观调控，抓高校的办学方向等大政方针。但实际上，政府对高校的规划、调控、监督角色过弱，而具体执行角色过重。政府角色的错位，造成政府精力分散，负担过重，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忽略大局、决策失误、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问题，也阻碍了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和高校管理的积极性，延缓了社会各种教育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成长，也使得高校的资源分配难以按照市场规则进行正常配置和运作。
（四）主要手段与次要手段的错位
政府对高校管理的手段一般包括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行政手段等。几十年来，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以上述各种手段中的行政手段为主，即使是拨款、规划、信息服务和政策指导等都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造成高校缺乏活力与创新精神。因此，政府在对高校管理过程中必须分清主要手段与次要手段，以确保高校管理的正确健康发展。
三、政府角色在高校管理中正确定位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中均强调由“社会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已推及到高等教育管理领域，这意味着政府对高校的管理在角色和功能上将发生重大转变。政府角色在高校管理中正确定位的必然选择是：
（一）由管制型转变为服务型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社会治理理论的引入，必然要求转变政府对高校的传统行政管理模式，建立以服务为中心的政府治理机制。政府为高校服务，既包括制定有效的制度规则、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和为高校提供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等间接服务形式，也包括政府为高校提供国内外教育信息，为高校学生提供信贷优惠等直接服务形式。
（二）由“善政”转变为“善治”
“善政”就是好的政府、好的统治，从国家和政府诞生之日起，善政就一直是公民对政府的期望和理想。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善治”理念的提出，正是遵循了政府管理改革的正确思路，“善治”要求政府对社会和所有高校信息公开，防止暗箱操作。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公务员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高校的管理必须依法进行。对高校提出的合理要求和困难要及时做出反应，不得无故拖延，甚至还要主动与高校联系，帮助高校解决困难。政府还应注重管理的效率，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
（三）由政府单边治理转变为政府、社会和公民共同参与的多边治理
治理理论认为，政府的治理过程绝非政府单独行使权力的过程，政府、社会和公民之间存在着权力的依赖和互动，各参与者间会形成一个自主管理网络，共同分担政府的责任。政府在新形势下已无法成为唯一的治理者，它就必须与社会、公民联合起来共同实施对高校的多边治理。
（四）由行政手段为主转变为以法律手段为主
行政治校的优势是政府容易对高校的管理事务做出灵活的反应，其不足之处在于，行政手段常常凌驾于法律和制度之上，并可以根据政府管理的需要对制度和规定做出修改，从而产生政府主管部门法制观念淡薄，权大于法或以权代法等弊端。此外，行政治校的另一缺陷是由于缺少制度上的纠错机制，与行政手段相比，法律手段是较为成熟的经验，比行政手段更成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所以，以法律手段治理高校一般不太容易出错，尤其不会出大错，即使出了错也容易得到纠正;同时，教育法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也为高校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
总之，政府对高校管理转变的核心就是政府不再垄断高等教育的管理权力，应与社会、高校、公民组织合理分权，政府只保留对宏观事项的决策权和控制权。
参考文献：
[1]巢乃鹤：《新形势下创新高校行政管理体制的思考》，《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03期
社会治理手段篇7
关键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安全感信任感
当前的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改革的不断深化必然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这就不可避免的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有些矛盾相互交织，空前复杂，易于激化，对社会稳定影响很大。针对当前一些矛盾纠纷及社会问题呈现新特点的形势，研究如何在新时期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高度重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依法及时合理的处理群众面临的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信任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理解
所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就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特有的政治优势，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各部门齐抓共管，各条战线通力合作，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行政的等多种手段，治理社会治安，减少违法犯罪，保障社会稳定。
二、综合治理的内容
1.就组织领导来看，必须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各级党政领导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对综合治理的领导，认真组织、协调各部门的工作，解决落实中的问题，保证各项措施落实到基层。要在各级各部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各级各部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具体领导下开展工作。研究贯彻党和国家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政策；对本地区本部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做部署，监督实施；组织指导各部门，各单位落实综合治理措施；总结推广典型经验，表彰先进，推动后进，办理常委和政府交办的有关事务等。
2.就治理的方法、手段、环节和措施来说，公安司法部门要善于利用法律武器，加强专业工作，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及时查处取缔“六害”活动，防止境外黑社会势力的侵入，严格各项治安管理，积极提出司法建议，扩大办案效果，加强劳改劳教工作和人民调解工作，努力消除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各种违法犯罪的消极现象。同时要运用多种手段，多种措施，抓好各个环节，造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
3.就综合治理的工作路线来说，要坚持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充分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发动群众的群众路线。正如1991年3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所指出的：“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必须发动和依靠群众。”要坚持专门机关和群众路线相结合，依靠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其治保调解组织，发动和组织亿万群众关心和参加治安工作。
4.就综合治理的目的来说，就是要通过治理，达到社会稳定、重大恶性案件和多发案件得到控制并逐步有所下降，社会丑恶现象大大减少，治安混乱的地区和单位得到明显改观，治安秩序良好，群众有安全感，争取社会风气的好转。
三、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必须强化四个环节
1.打击
所谓打击，是指国家的执法机关依法对一切违法犯罪分子给予应有的惩罚，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罅和减少犯罪活动，保障国家政局的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有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违法犯罪分子就人陷于孤立的境地，就会成为过街老鼠。
2.防范
防范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一个范畴，它具有特定意义，是指治安防范。所谓治安防范，顾名思义是指对危害和影响社会治安的各种因素的防范活动。是指国家、集体、单位、群众财体和人民群众采取一定的手段和措施，对危害和影响社会治安的因素和行为进行主动防范的活动。通过这种防范活动，达到减少犯罪，消除丑恶现象，维护好社会治安秩序的目的。
防范环节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六大环节之一，是治本的环节之一，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1)防范是减少各种违法犯罪的积极措施。
(2)防范是一项治本的措施。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不仅要治标，而且更重要的是治本，标本兼治以治本为主。教育环节应是最根本的治本措施，防范对于教育来说仍是一项治标的措施而不是治本的措施。但是，从大的方面来说，从宏观上看，防范是治本的措施之一。
3.管理
加强管理的重点是社会治安管理。
(1)加强户口管理。户口管理是户口管理部门依照国家的户口管理规定对住户和人口进行的管理活动。户口管理是管理的中心，人口的管理是户口管理的核心，对人的管理亦是治安管理的重点。加强了户口管理就能够有效地维护好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好公民的合法权益，服务国家建设。
(2)加强公共场所管理。加强公共场所的管理主要是指：加强对公共交通场所的治安管理，如车站、码头、渡口、民用航空站等；加强对公共交通工具的管理，如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等；加强公共娱乐、体育、游览场所的管理，如影剧院、文化宫、俱乐部、体育场馆、公园、餐厅、茶座、酒吧、夜总会的管理；加强对商场、集贸市场的治安管理；加强对集会、游行示威场所的管理。
（3）加强特业管理。特业管理主要指的是旅馆业、刻字印刷业等的管理。加强了对特业的管理，有利于预防、发现和制止违法犯罪活动，有利于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和人身安全，有利于特业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正当经营，有利于推进综合治理其他措施的落实。
(4)加强对危险物品管理。对易燃易爆易杀任命易毒害等危险物品的管理是治安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方面这些物品往往是犯罪分子作案的凶器、工具和手段，另一方面，这些危险物品本身也有社会的能量。管理不好，就会对社会治安造成巨大危害。
社会治理手段篇8
省公安厅党委立足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结合公安工作实际,提出了推进“维稳、创安、护农、扶企、促商、固边、亲民、助弱、强基”九项基本工作,建设坚强型、亲民型、服务型、廉洁型公安机关,争做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好人、亲人、能人”式人民警察的“三位一体”工作布局。通过学习孙永波副省长的讲话精神和有关文章,我受益匪浅,加深了对“九项基本工作要求”的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的理解和把握,增强了实践“九项基本工作要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思考了如何在治安管理工作中践行“九项基本工作要求”的实践课题,得出了一些粗浅的体会。
一、夯实治安管理工作基础是实现“三位一体”工作布局的必然要求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治安部门完成新时代所赋予的神圣职责,关键在于夯实治安管理工作基础,固本强基,以使职能作用充分发挥。一要结合公安机关警务改革,科学界定职责。职能到位的前提是治安管理职责的明确和到位,职责不到位,即使再忙再累也是失职。二要优化警力配置。过去治安管理部门在警力配置方面存在不科学性,如决策、指挥、协调机关与实战一线警力呈不合理的“倒三角形”,一方面警力严重不足,但另一方面又存在警力浪费的情况。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必须改变办案不计成本,不讲效率,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排查的传统做法,要建立交巡警合一、快速反应、综合执法、合成作战的新型警务机制,积极推进社区警务战略,建立打、防、控一体化的治安管理防范网络体系和长效管理机制,提高工作效率和办案效率,减少办案成本,全面提升整体战斗力。三要实施“科技强警”战略。实施“科技强警”战略是提高治安管理工作效率的必由之路,必须迅速全面提高科技含量,向科技要警力,向素质要警力,使治安管理工作更加符合社会治安发展规律,科技手段和装备更加适应治安形势发展需要。四要加强基层派出所工作,实现警民关系一体化。恰如英国内政大臣罗伯特比尔所说,“警察就是公众,公众即为民警”,派出所民警可以以社区警务战略为载体,以落实责任制为核心,改进工作方法,转变工作方式,通过警察的服务工作,使警务工作更加深入群众、贴近群众、方便群众、做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好人、亲人”,赢得群众对社区民警的认同和支持,密切警民关系。
二、改革治安管理工作模式是实现“三位一体”工作布局必由之路
九项基本工作要求高屋建瓴,阐明了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公安工作所应起到的作用,体现了对公安机关观念转变和职能创新的要求。治安管理部门必须改变原有传统单一的管理模式,这是践行九项基本工作要求的有效途径和必要手段,也是加强治安管理工作的着眼点和突破口。
1.管理方式――传统管理型转向现代服务型。在公安工作中,治安管理工作与群众的联系最为密切,要牢固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建设“服务公安”、“亲民公安”,当好群众的“服务员”。按照“政务公开化、手续简单化、程序规范化、操作科学化”的全新的现代服务型工作模式,改革治安管理模式,变单纯限制为服务管理,变行政命令为依法管理,变简单粗暴为文明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治安管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调节、疏导、服务、管理的职能作用。
2.管理手段――单一命令型转向综合科学型。单一、命令式的管理手段已经不能适应日益动态化、科技化、智能化的犯罪变化。要到达人民群众心目中“能人”的标准,必须实现治安管理手段的创新与综合化、科学化,借鉴市场手段、非权力手段、行业自律手段和现代管理科学手段追求管理效率,激活管理动力,充分利用部门间、国际信息协作的手段,提高治安管理的整体效能,形成管理手段多样性、主体性和新颖性,有效突破新的犯罪形态的治安管理工作新局面。
3.管理对象――行政审批型转向依法监管型。治安管理工作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由行政审批向市场准入和导向转变,将工作重心从事前审批转移到强化跟踪监督指导、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上来。对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要改进审批方式、明确审批程序,减少审批环节,强化监督制约。
三、加强治安队伍建设是实现“三位一体”工作布局的必要保障
社会治理手段篇9
关键词：公共管理；困境；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环境的改变，社会公共管理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有效的运用经济、政治、管理、法律等方式进行公共管理改革，提升政府部门的管理能力，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以及绩效，为社会公众谋取更多的福利与利益，成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因此要积极采取措施，不断提升公共管理主体的治理能力，创新公共管理手段，完善公共管理机制，构建核心价值体系，对解决当前公共管理面临的困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公共管理面临的困境
（一）治理主体结构有待优化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平稳、政治稳定以及文化繁荣的新时期，我国的行政生态环境与的实际经济发展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但是目前在公共管理中仍存在一些有待改善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社会与经济的长远发展，比如说：公共管理治理体系中的治理主体结构仍旧有带进一步优化，治理制度缺少完整性与灵活性，法制化、民主化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等，虽然在新阶段政府、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公众都属于公共管理上的治理主体，但是治理主体存在着的能力不足的情况，比如说：治理主体内部成员的素质能力相对不足，不能够适应新形势下公共管理的要求，另外，治理主体协同治理能力比较弱，各个治理主体缺乏明确的分工等，因此也可以说公共管理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仍旧无法满足社会实际发展的需求。
（二）公共管理手段比较单一
现代公共管理技术包含了数字治理技术、科学决策技术、绩效治理技术以及风险评估技术等，而且这些现代公共管理技术已经在公共管理中具有了可行性，并且由于现代公共管理技术具有可操作性、规范性等优势特点受到公共管理主体的青睐，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现代公共管理技术却没有充分发挥出实际效果，公共管理主体在现代公共管理技术的应用中并没有根据实际管理职能的需求以及社会公众的意愿进行应用，从而无法使现代管理技术实现最大化的社会公共利益，仅是为了方便自己的管理职能而采取较为单一且保守的管理手段，进而导致社会公众对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产生怀疑，甚至有可能产生社会信任危机。
二、公共管理的发展路径
（一）促使公共管理主体不断提升治理能力
公共管理主体涵盖了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公众，并且在不同的治理层面上对管理主体的治理能力要求也存在很大的差别，比如说：对政府部门来说，在公共管理中需要政府部门不断深化体制改革，积极转变治理手段以及要积极优化政府的治理结构。而对于政府部门内部来说需要不断完善相关的机制，比如说：需要完善绩效治理机制、人员选拔机制以及激励机制等并要对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加大管理能力的培训，从而有效的提升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的服务理念以及职业道德水平，促使政府部门解决公共问题的能力不断提升。而对于社会组织来说，其治理能力的提升主要是为了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并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督力度，在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出协同治理作用。另外对于社会公众来说，要注重提升现代化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我国不断完善社会民主制，使人民群众参与治理的渠道更加顺畅，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同时需要我国不断完善知识教育体系以及文化价值体系建设，促使人们的民主法治以及治理主体意识得打有效的提升，自觉的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
（二）创新公共管理手段
现代先进的管理技术，比如说：应急管理技术、数字治理技术、智慧政务技术以及风险评估技术等为现代公共管理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因此应该注重现代公共管理技术的应用创新。这就需要促使政府部门不断地改变观念，树立现代管理意识，并运用现代化的公共管理思维方式，科学的运用现代公共管理技术，从而促使引导公共管理管理主体自觉的改变传统的单一且僵化的现代管理手段，并创造更加新颖以及使用的现代管理技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还可以把公共管理技术与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等建立必要的联系，从而为公共管理提升公共管理效率以及创新管理手段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三）完善公共管理机制，构建核心价值体系
随着网络信息科技的发展以及人们自我意识的提升，人们的思想意识也逐渐朝着多元化的思想方向发展，尤其表现为在公共管理管理主体所表现出的拜金主义以及思想等，从而导致在公共管理中无视公众的需求以及公共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公共管理带来很大的危机，在此种情况之下应该要逐步完善公共管理机制，促使公共管理行为能够受到法律制度的约束，并要着力构建核心价值体系，解决公共管理组织文化对公共管理主体意识影响，从而促使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理念有效的结合，使公共管理管理主体树立正确的公共行政价值观念以及为人民服务的意识，逐步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根据公正的需求以及公共利益的引导，创造和谐发展环境，促进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与配合，从而有效的解决公共管理中的各项矛盾，实现公共管理的可持续化发展。总之：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常态环境下，我们要加快国家治理体系改革的步伐，协调各个治理主体的关系以及提高他们的治理能力，就要改变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就要促使公共管理主体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创新公共管理手段，完善公共管理机制，构建核心价值体系，并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院系从而促使公共管理效能逐步提升，把民生作为公共管理的重点内容，构建民主化、制度化、透明化的公共管理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杨娜，罗文宝．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的困境与出路研究［J］．现代商业．2016（16）
［2］张再生，白彬．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困境与出路［J］．中国行政管理．2015（03）
社会治理手段篇10
全国“两会”如此庄严的场合，出现一些“出位言论”，应当说不是人的智识水平出了问题。相反，越是一些“出位言论”，可能背后都对应着严峻的社会问题和不合理的现状。从凝聚社会的角度看，这反映了一种对于共识形成颇具破坏性的认知习惯―目的正确决定手段正确。
如果稍加引申，这种对于手段正当性的轻视就会得出很荒谬的结果。“三公”消费是有体制上的原因让人不得不做，但并不代表这样做就是正确的，否则任何收买上级部门的手段都是可以允许的了。就像贪官把贪污的钱都捐资助学了，固然有让人同情的一面，但不能说贪污就是正确的。同样，穷人固然可以通过转让生育指标让下半辈子吃喝不愁，但这样下去，身体权利的出卖也可以推而广之了，这不符合现代社会有些权利绝对不能割让的基石原则。
浅显的道理并不能阻止“出位言论”的频繁出现，这反映出对于手段正当性的轻视并不会因为财富多寡、权力大小和社会地位高低而有程度的区别。对于手段正当性的轻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思维定势。
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目的正确决定手段正确”常常是自我暗示为一些不正当行为辩护的一种方式。传统文学中，普通人将解救梦想托付于侠客们，是这种做法的典型代表。比如《水浒》中，只要是反抗强权、劫富济贫的，捎带手戕害了无辜，并不影响其高大形象。反过来说，那些简单明了的道德教条，如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等，主要是约束、规范大多数普通人的。
对于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来说，对于手段正当性的轻视尽管常遭非议，却根深蒂固。因为，在传统社会里，对于那些力图有所作为的政治人物来说，常常面临着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实践告诉他们，如果要“做事”，那么在手段上就不能被捆住手脚。为了实现高尚的目的，“权”是必需的。所以，在传统社会改革家身上，人们经常看到不拘小节、任用酷吏、“同流不合污”等遭人非议的烙印。像王安石推行新政的班底，大都被传统史学家列入了《奸臣录》，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而在近代社会以来，人们吃政治人物“目的正确决定手段正确”的亏，以及由此受的苦，也不算少了。这是因为，近代社会以来，政治人物的行动直接诉诸广大民众的手段越来越多了，民粹的潮流常常成为政治人物凝聚力量和提升权力的法宝。受困于日益变动不居、各种社会问题层出的现实的普通人，很容易受到政治人物的感召，而召唤出的可能是集体无意识―个体的命运变得无足轻重，人变成了政治的工具而非目的。并且，卑劣的手段最终也会毁了美好的政治目标。
经过诸多教训后，人们也可以看到，在民主和法治社会，政治人物所受到的约束也越来越多。越是在看似一些小事上和政治人物不依不饶，反而说明了社会的成熟。一个成熟的政治社会，确定政治人物的行为边界便成了首要的任务。这简直就是划清权力边界的同义语。
这个时候，流行的一种说法认为，政治人物“做事”是最重要的，做事方式就不必过于较真。尤其是在、人浮于事、跑官要官盛行的社会里，“做事”成了一种稀缺的品质，人们就会格外容易被做事的政治人物感动，但人们同样也就忽略了轻视手段正当性给社会带来的伤害。至于如何让真正能做事的政治人物越来越多和脱颖而出，则是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但这一点不应当通过赋予其特权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