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内涵及意义篇1
[关键词]红色文化红色精神内涵特征
文/管仕廷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淀、创造、整合形成起来的一种特定的文化类型。它蛰伏于近代,形成于“五四”以后,成熟和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红色文化在形式与内容上有着特定的物质载体与丰富的精神内涵。红色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体:物质文化一般包括革命战争遗址、纪念地等实物;精神文化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政治制度(如革命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政治信仰、政治作风、政治道德、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物质文化是红色文化的载体,精神文化是红色文化的核心与灵魂。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汲取人类先进文化的文明成果,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支撑。
红色文化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形态和价值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追求。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红色文化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的文化;红色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华民族精神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
一、红色文化的内涵
一提到红色文化,人们就会联想到革命、战争、流血、牺牲、解放等概念,认为红色文化就是与这些概念相联系的文化,它首先是一种革命文化,革命是红色文化的主题与主要内容,这是红色文化带给人们的第一印象与初步认知,也是人们对红色文化最直观的理解。其实,红色文化以“红色”为主题、为核心,在内涵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区分。在狭义上,红色文化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产生、形成,在中国革命的红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也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反映党领导人民群众艰苦创业、建设国家、创造美好生活、发展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文化思想与价值体系,它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可以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我国红色文化的主流、源泉。而在更广义的范畴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传承、丰富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有些特定的内容如关于理想、信仰、道德追求、奋斗目标、奉献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等都属于红色文化的范畴。
(一)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及表现
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是指红色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即必须要有一定的载体,它是革命理论、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精神遗产的物质载体。红色文化在形式上是具有一定物质形态(或载体)的文化,这种形态具有一定的外在表现,如表现革命内容、革命思想、革命过程的文化作品,包括小说、文章、诗歌、戏剧、标语、歌曲、出版物和革命文献;也包括革命遗迹、纪念地、标志性物件等,如战场纪念地,革命会议遗址、领袖的故居、旧居等纪念馆,革命前辈用过的物品或穿过的遗物等(也包括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重要遗址、纪念地、物品等)。这些物质载体承载着红色文化的丰富的思想内涵,人们一接触到这些东西就会联想到红色的、革命的主题、历史、事件及革命思想、意识与观念。
(二)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及内涵
红色文化的内容即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指的是红色文化的内在构成要素,包括理想、信仰、思想、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体系和科学文化知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红色文化的精神在早期等同于革命精神,其后内涵在不断丰富拓展。红色精神大致分三个历史时期:在1949年之前是名副其实的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日精神、西柏坡精神等;1949年之后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红色文化精神的内涵已超越了革命主题,出现了“建设精神”或“创业精神”,如“两弹一星”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雷锋精神;1978年之后进入改革开放,又出现了改革创新精神、开放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红色文化蕴涵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爱国情怀、思想观念和道德追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新形势下加强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人民群众理想信念教育的优秀资源。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中,“红色文化”愈发凸显其作为主流价值的突出地位,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强大的持续精神动力和软实力,并承担着引领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责任与使命。也有人将“红色文化”概括为革命年代中的“人、物、事、魂”:其中的“人”是在革命时期对革命有着一定影响的革命志士和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革命烈士;“物”是革命志士或烈士所用之物,也包括他们生活或战斗过的革命旧址和遗址;“事”是有着重大影响的革命活动或历史事件;“魂”则体现为革命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红色精神的内涵愈益丰富,如体现红色文化内涵的“红歌”在今天已不仅仅局限于革命历史题材的歌曲,只要是积极向上的、弘扬真善美的、体现我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歌曲都是“红歌”,这表明人们对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已有了新的诠释。
二、红色文化的主要特征
(一)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
红色文化是革命的文化,是反帝反封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文化,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艰苦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体系,是在汲取中华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的新文化体系,因此,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民族精神是红色文化的天然成分、养料和重要构成。红色文化是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性的文化,民族性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科学性即它是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坚持了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坚守客观真理的科学品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科学正确地揭示和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内在本质及其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红色文化又是一种科学的文化。红色文化坚持为最广大人民服务,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红色文化不是为少数人垄断的精神产品,而是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由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创造的思想文化,是一种大众性的文化。它着眼培育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道德追求的时代新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红色文化既是主流文化,也是大众文化。红色文化始终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和愿望,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要求,服务于人民大众,满足着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发挥着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养的作用与功能。
(二)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
“红色文化”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先进思想文化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指引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民大众提供了新的世界观、新的理想、新的道德和新的精神。红色文化极大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精神,为全社会提供着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强大的精神支柱,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红色文化与一定的政治、经济相适应,就是因为它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红色文化始终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而这个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则是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旨精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是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源泉和优秀资源,为后者输送土壤、空气与精神养分,决定并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三)红色文化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
“红色文化”作为一种新的革命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革命文化运动的产物,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引领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前进的意识形态,是共产党人根本宗旨和核心价值观的科学表达,红色文化因此而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变革创新、文明发展的内在灵魂、精神支柱和不竭动力。“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特性的论述。红色文化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斗争,服务于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内涵并体现着我们党的意识形态。红色文化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化,是为人民大众服务并为之享用的文化,体现着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与宗旨,是我们党在革命与建设的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文化表达,是共产党人世界观的文化宣示。红色文化又是红色政治,是我们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红色文化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历史意识、政治追求和道德取向,彰显并表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与价值体系。红色文化的广泛传播,可以凝聚时代人心、彰显时代精神、锤炼民族性格、锻造民族风骨、提升民族品格,红色文化具有塑造新人、涵养人心、促进民族自新的价值与功能。
社会治理的内涵及意义篇2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传统涵义；丰富涵义；核心涵义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全面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准确把握其本质与核心涵义，既是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
一、“以人为本”的传统涵义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子就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他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现则国固。”这里，“人”是国之本，而“国”又是“霸”者实现霸权统治之国，于是说到底“人”是霸权主义者或国家统治者之本；这里的“人”，泛指民众、士阶层、官僚阶层甚至还包括统治者自身；这里的“以人为本”只是形式，其本质与核心是以国家统治者为本。以这一思想为源头而演变成著名命题：民是水、君是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即所谓民本思想；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差不多凡开明君主、开明政治都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具有这一思想。这一命题以水与舟的关系形象地喻比民与君的关系，这里的所谓“本”已不是形而上的“本原”、“本体”、“主体”的意思，而只是形而下的依赖、借助、利用的意思：舟之本原、本体、主体并非水，君之本原、本体、主体并非民，民只不过是君实行其统治所借助的工具或力量而已；所以，水舟之喻把形似民本主义的命题昭示出“君本”本质。儒家传统经典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含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心学后裔、王阳明学派分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将这一内隐的思想挖掘出来、大加张扬，认为“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吾身是本”，“家国天下是末”、“天地万物是末”。[1]这首先是一个社会学的命题，同时它已经有了比较严格的政治哲学、本体论哲学的“以人为本”的特质。泰州学派所说的“身”即人，并非仅仅指人的肉体之身，而是泛指人的肉体与心理、精神、知识的统一体，尤其强调人的物质性身体及其物质性生活与精神性教育道德状况，这种人既有健康强壮之身体、又明身家国及天下之大道；值得注意的是，泰州学派的这种“人”，固然不能完全否认它有“人类”之人的含义，但其主要的也是他们特别强调的是具有自主能动性与自由的个体之人，若干这种自由能动之人（身）的总和就构成人类之人。
在西方，公元前五至四世纪，以智者派和苏格拉底为代表把哲学研究的眼光由外部自然转向人及人类社会，人文、人本等思想领地拓荒而出。苏格拉底把人的内心原则伦理化，认为德性乃做人立国之本；这是西方第一个道德哲学的人本主义思想胚芽。智者普罗塔戈拉的著名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人本主义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中的“人”有多种含义，可供不同主体因时因地因事而自由选择。这种“人”可以指：人类之人，个体之人，人的肉体和物质望、物质利益，，人的感觉（主要是个人感觉），人的理性或思想。纵观智者学派和普罗塔戈拉一贯思想及其总?a向，这里的“人”主要指个人及个人感觉。事实上，这一命题在当时被不同的人在不同意义上使用，对当时社会及后世发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柏拉图对老师苏格拉底把人的内在原则伦理化加以改造和发展，把人的内在原则客观化、独立化，将之命名为“理念”，这种理念是世界本原。由于他强调“理念”不是人的主观精神、而是在人和万物之外之先的客观精神，所以他就走到了“人本”论的反面：理念是本，人是末。这种思想成为主流，长期影响着西方社会。到古罗马后期，经过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改造，理念本原论演变为神秘的“太一”本原论。在漫长的中世纪，公开的“以神为本”论成为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本”成为时代精神主旋律；在这里，所谓“以人为本”主要是社会学命题，同时也是其它众多学科普遍认可与赞同甚至时尚的命题。这里的“人”，主要指人类之人，也指个体之人，既包括人的肉体及其物质性的欲望、利益，也包括人的精神性的愿望、要求（感性与理性），主要对立于封建神学的“神”及“以神为本”。这种泛人本论，到了十七至十九世纪，人们从哲学高度进行总结时，强调以人的物质方面为本的就形成了唯物主义学派，强调以人的精神方面为本的就形成了唯心主义学派，最后在费尔巴哈那里物质与精神统一于人，从而形成了典型的“以人为本”的哲学命题。这里“人”指有生命有欲望的“活人”，对立于传统宗教的“神”、也区别于唯心主义的“精神”或“理性”；这种“人”是自然和社会、存在和思维统一之“本”（基础），这种“人”是神之本、精神及社会生活之本（本原、根源）。值得注意的是，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人”的内涵在形式上标榜“所有人”、“现实人”，而实质上特指资产阶级的人即资产者，所以当他们讲以所有的“现实人”为本时，所谓“人”只能是抽象人。现当代西方人本主义社会学与哲学思潮及其诸流派，本质上都是以上述人本论为?Y源的发展和改变了的理论形态。
纵观以上中外传统“以人为本”论，各有一定的积极合理因素，又各有其致命缺陷，在总体上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弄清这些思想的合理因素与缺陷及其历史演变与规律，对于正确而科学地理解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中的丰富内涵
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否定了作为哲学本体论的“以人为本”，同时继承了传统“以人为本”论中的积极合理因素。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其“核心是以人为本”。所以，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首先具有马克思主义从传统人本论继承下来的合理思想，同时具有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科学内涵，还具有与新时期中国特式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的新内容，内涵极其丰富。
（一）“以人为本”之“本”的涵义
“本”是根源、根据、原来、本质、主要等意思；在哲学上，“以人为本”之“本”指：世界的本原、本质或本体即第一性的东西；在其他学科中，“以人为本”之“本”指某领域一切事物、现象的本原、来源、根据、本质、本体或主体。在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之“本”主要是第三类含义，但它与前两类含义也有一定的渗透、相连，其主要的含义是：人是事业发展的主体（本体）、力量源泉，人是事业发展的目的、成果享有者，通俗地说“依靠人发展事业”、“发展事业为了人”。
（二）“以人为本”中的“人”的涵义
1．从“人”的涵盖面看，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人”包括：人类之人、中国人、群体人、个体人。（1）“人类之人”，即人类所有人、当今全世界各国人，是相对于神、自然、物等而言的。十七大政治报告说：“我们将继续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中国决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所以，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人”有“人类之人”的涵义。（2）“中国人”，指具有中国国籍的所有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中国事业发展的战略思想，理所当然地“以人为本”的“人”，首先主要指中国人。中国的事业发展，首先主要依靠中国人，主要为了中国人。实践证明，中国、中国人要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与形象，根本和关键是首先做好国内的事、做好自己的事；中国是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中国把自己的事做好了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对人类的重大贡献。（3）“群体人”，指国内各个地区、行业、部门、单位、集团中的人群。群体与国家、群体人与中国人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所以，各个地区、部门、行业、单位的发展，首先主要依靠自己内部所有人、主要为了自己内部所有人。（4）“个体人”，即每一个自然地生存、活动在社会中的单个人。个体人和群体人之间、每个人自身发展及所承担事业发展和团体事业发展之间也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每个人所承担的工作当然首先主要靠自己，工作的目的主要直接为自己。
2．从“人”在社会关系中所处地位看，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人”包括：普通人、党和国家领导人、介于以上两者之间的地方各级领导者和管理者。（1）“普通人”，指处于社会最基层、不担任任何领导或管理职务、在社会上默默无闻的人。中国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中国大多数人的事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人”理所当然地主要指这种“普通人”即群众。（2）“党和国家领导人”，即居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位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相对于普通人、地方各级领导者和管理者，这是人数最少的人群。这部分人首先是普通人即群众中的一部分，同时又是群众的代表和组织者领导者，所以这部分人一方面首先也和全国民众一样，是全国事业发展和他们所在岗位具体事业发展之“本”（主体、参与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全国事业发展的决策者、组织领导者和管理者，以服务人民群众为本（目的）。（3）“地方各级领导者和管理者”，即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以下各级组织和政府的领导人和管理人员。这部分人在人数上和地位性质上都是前两者的中介，一方面相对于党和国家领导人而言，他们属于群众的范畴；另一方面相对于社会最基层群众和他们领导管理下的那部分人而言，他们又属于“领导“的范畴。
3．从“人”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性质看，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人”包括：人民和敌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坚持“以人民为本”。对于“敌人”，除极少数同时犯有重大刑事罪且罪大恶极者必须处以极刑之外，对于其中的大多数人实施的是人道主义的改造政策。对极少数“敌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也是社会主义事业之一，也有一个发展问题，也要“以人为本”：首先，对“敌人”进行改造这种事业发展要“以法治工作者为本”（法治事业主体），这是法治工作的一种“以人为本”；其次，“敌人”（包括一般刑事罪犯）也是人，对他们实施制裁的目的是教育人、改造人，把他们中的大多数改造成“新人”、成为“人民”的一部分，这是法制工作的又一种“以人为本”（法治工作目的）；再次，受改造者能否得到改造，关键在他们自己即“以受改造者自己为本”（自新主体），这是法治工作的再一种“以人为本”。
4．从“人”的构成要素看，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人”指：身和心的统一体。“身”，即人的肉体，泛指人的身体正常生存、健康、发展及其所需物质资料。“以人为本”的最起码、最基本涵义，就是要以人的物质需要满足为本，解决人的生存、温饱问题。“心”，泛指意识或精神，包括情感、意志、知识（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的整个主观世界。这些主观欲望得到满足的顺序是从最低级开始、依次上升的。作为“身”与“心”有机统一体的“人”，不仅是自然性、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统一体，而且也是社会历史性的有机统一体，即生活活动在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经济政治精神等社会条件下的现实人，这种现实人是多面人、全面人，而不是单面人、片面人。在一定历史阶段、特定历史条件下，人可能同时有多方面的需要而不是单一的某种需要，但在多种需要中又只能有一种是主要的；当这种主要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又会产生新的主要需要，“以人为本”的中心也随之转移，从而人和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因此，“以人为本”，“本”是何种意义之本，“人”又是什么人及人的何种方面与要求，都是十分复杂而具体的，是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转移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对待。
三、“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中的核心涵义
“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中的本质和核心涵义是“以人民群众为本”，即“完全彻底为人民”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群众为本”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科学发展观上的具体体现和运用。十七大政治报告再次重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学习理解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如下几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
（一）要清醒认识并且切实处理好的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对群众负责和对领导负责的关系
从本性上说，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对群众负责和对领导负责是一致的。现实中，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如果发生了矛盾，那么：从行政纪律和组织原则上说，应该坚持把“对下负责”统一于“对上负责”，因为“上”所代表的是更广大范围的人民群众的更根本的整体利益；从理论和本性上说，应该坚持把“对领导负责”统一于“对人民群众负责”，因为“领导”也是群众的一部分且代表群众。这里始终坚持的是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的标准，而不是少数甚至个别官员满意不满意的标准。
（二）人民群众首先是我们事业发展的主体、力量源泉，同时又是我们事业发展的原始动机、最终目的即一切发展成果的受益者享有者
如果淡漠甚至丢弃了人民群众的主体、主人地位，仅仅把人民群众当作服务对象或仅仅是同情、拯救的对象，那就倒退到空想社会主义、英雄史观；如果连人民群众是服务对象也丢弃了，那就完全沦落到私有制社会和剥削阶级国家的“官本位”，这是与共产党本性和社会主义制度水火不容的。
（三）人民群众作为一个整体其利益要求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在一定时期，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中总有一种利益要求占主要和主导地位、其他利益要求处于次要和从属地位，并且主要或次要利益要求是发展变化的；人民群众内部区分为不同人群、若干个人，不同人群或个人除共同利益要求外还各有不同的具体利益要求，并且这些共同的或不同的利益要求也都是发展变化的。所以，在贯彻落实“以人民群众为本”中，要认真切实处理好主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非根本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等关系，统筹兼顾、不可偏废。如果个人或单位、局部地区人群的具体利益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发生矛盾时，要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如果经济政治文化不同层面上的人群，相互间在具体利益上发生矛盾时，要坚持以最基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为本；唯此，才是真正坚持“以人为本”、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才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的“以人为本”、才是把握了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之真谛。
社会治理的内涵及意义篇3
【关键字】：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
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是思想政治教育今后发展的趋势，但是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命题，它与人的社会存在以及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密切相关的。对人及其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化的认识是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理论前提。思想政治教育指导思想的社会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本质内涵，它决定着社会化的方向和内在运行机制，制约着社会化的效益。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指导思想应从传统的服务于权力这个基点，转变到以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基点上来。教育途径和方法的立体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方法论内涵。通过这一方法论的媒介作用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转化为人的素质。
一、人及其社会实践活动的社会化
对人的社会化的定义目前比较流行的是社会学中的社会化的定义，即指人不断适应社会，获得社会性的过程，这种定义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合”，也就是说，人不是抽象的个人，而是在一定社会交往关系中实践着的具体的人，即具有社会性的人。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但是，人的社会性并不像人的自然属性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它是通过人后天的生活历程逐步获得的，这种逐步建立社会性的过程就是社会学所定义的人的社会化过程。社会学的这种定义有其合理性，但还不十分完善。因为，在人的成长过程中，不仅从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的转变需要进行社会化，而且当社会发生变动，从原有的社会性向新的社会性转变同样也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人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并不能全面概括人的社会化的内涵。社会人并不是一个故步自封的概念，它需要在时间和空间上随着社会发展变化做出相应的变化与反应。因此，人的社会化过程是人的社会性不断与社会的变化相调适的过程。人的社会化的内涵在于不断与现实社会相协调，而并非单纯地成为社会人。
人的社会化过程不是孤立进行的，单独的个人是无法进行社会化的，也就是说。社会化必须依靠他人（现实的他人或潜在的他人）来完成，同时，主体本身也作为他人的他人帮助其他他人完成社会化过程，因此，社会化是一个共同参与的过程，这种共同参与体现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社会实践活动也需要进行社会化，其社会化的必要性在于，社会实践活动并不与社会现实发展保持完全一致，通常在社会实践活动与现实社会之间会存在一定差距，而弥合这个差距的过程就是社会实践活动的社会化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社会实践活动适应社会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实践活动及其参与主体影响社会，改变与发展社会的过程。因此，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化的内涵可以界定为：社会实践活动及其共同参与主体不断协调与现实社会的差距，并与现实社会趋于一致的过程。总起来说，人极其社会实践活动的社会化可以界定为：人及其实践活动不断适应社会，同时不断改造与发展社会的过程。
二、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对权力的高度依附，本应该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思想政治教育，现在异化为对上级行政部门负责，本应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人民群众，现在被政府职能部门异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只要能动员群众完成上级布置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就算是合格的行政职能部门了。传统的指导思想的这一悖论，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重过程轻结果，重形式轻内容，陷人空谈，流于形式。作为工具的人民群众也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被动位置，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只不过是为干部服务，自己的参与只不过是帮助干部去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因此，人们往往从主动参与渐渐变为被动应付，乃至一部份人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反感。转变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就必须变革传统的以权力为基点，将基点奠基在人民群众这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之上，使内部因素的科学综合和运行服务于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观念。这一基点的变革是由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必须服务于人民，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得服务于人民，当然，它的服务是以它自己的特色，是以塑造人的思想政治素质来体现它的价值。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要以提高人的社会主义政治素质为核心。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采摘，必须充分考虑到市场经济对人的教育影响，这就需要通过内容的多样化、策略化来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有利因素，扬弃不利因素，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所谓多样化是指在坚持政治教育为核心的同时，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问题，针对新问题进行相关的思想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多样化，首先是采摘的观念形态多样化，它不仅包括世界观、政治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教育，而且还应该进行和现代化政治观念、市场经济观念和文化观念相关的教育，如民主政治观、公平观、竞争观、效益观教育、以及全球意识、环境意识、创新意识、发展意识、改革意识等教育。其次，是采摘范围的多样化，采摘的范围既要包括社会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观念教育，又要包括微观的社区文化观念教育；既要包括人的总体素质的提高，又要考虑解决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阶层的实际思想政治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社会化的第二个内涵是它的策略化，策略化是一个立体概念，它是要求在考虑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时，必须以提高社会效益为基点，即选择的课题和内容能使教育主体在与环境相互作用时，简化决策过程，降低运行费用，节约决策和运行的成本；它要求在考虑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时，能否使教育主体与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的前进步伐一致，避免因超前和滞后，带来的改革成本的增加；它要求在考虑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时，能否使教育主体在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他人之间利益问题时，能作出正确的选择，以降低执行法律条文和规章制度的成本，有效地防止搭错车现象；它要求在考虑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时，能否使教育主体在处理自身的经验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悖时，能及时更新，以有助于降低更新意识形态的成本。
三、结束语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正是对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只有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内涵，才能完成这一革命性的变革，使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无论从目标、内容、途径和方式方法的选择上，更适合现代化环境和人们行为方式需要。正确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内涵有助于树立科学的指导思想，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成败的关键：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保证，在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和调整过程中，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碰撞，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碰撞，改革中的风险因素和既得利益的碰撞，这些碰撞都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功能作正确引导，用以凝聚人心、化解矛盾、稳定社会，而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功能能否正确发挥，取决它的指导思想是否科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确理解内涵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生命线。正确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内涵有助于运用现代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解决我国当前政治信仰危机、价值危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60
社会治理的内涵及意义篇4
关键词：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 法律 道德 关系
自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理念在我国提出以来，法律和道德如何统一的问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1年，江泽民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以德治国”的思想，强调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而党的十六大报告则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这深刻揭示了法治与道德的辩证关系，阐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意义和战略地位。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各有什么深刻内涵，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在我国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两者应当怎样结合，这些问题就是本文要关注的焦点。
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内涵
(一)法治的内涵
以法治为特点的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纵观人类发展史，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人类活动封闭、保守，伦理规范是社会通行规则，政治生活则趋于专制独裁。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有“德治”，但这种“德治”实际上是家庭伦理道德的放大，本质为人治。法治则截然相反，它根源于随着社会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文化生活发展的内在需要。
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带来的经济发展使人有了成为独立平等的权利主体的要求。反映到政治等上层建筑上，民主、正义、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取代把血缘情感、伦理规则等观念绝对化的伦理体系，体现在法律之中。而法律的性质、内容、适用范围和效力都得到了大大提高。正如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和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义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这段话以“良法”与“普遍服从”两个特定概念的链接，建立了法治的基本内涵。同时，我们依然可以发现，道德基础也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在要求。
(二)德治的内涵
社会主义法治同家的德治与中外历史曾存在上的“德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需要明确以德治国与传统“德治”的界限。传统“德治”的核心，是将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寄于统治者的个人素质上。其重大缺陷是是统治者拥有最大权力而不受任何制度制约，本质上是“人治”理念。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当权力不受任何强制力约束时，一定会导致政治不稳定与社会不平等。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寄希望于从思想方面遏制权力的变异，但这种方法无法从政治制度上解决权力缺乏制约的问题。这一历史教训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有现实意义。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就深刻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丁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所以，邓小平十分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德治是两个根本不同的范畴。今天的“以德治国”作为一种治理方法，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具统一性；而传统德治则行人治之实，与民主、法制皆不兼容。两者的社会基础、性质、特点是完全不同。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
(一)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与道德作为人类社会规范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两大部分，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是调控社会关系和人们行为的重要机制。道德是法律的价值内涵，法律是基本道德要求的制度化，是道德体系的依托和后盾。良好的法律本身就能体现社会的道德要求。而目，法律规范不断从道德规范中吸取营养；道德规范又以法律规范为底线和保障，使那些突破防线的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道德和法律的互相支持和配合作用更加突出，在很多情况下它们都是互相渗透、交叉甚至一致的。例如我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和人格的尊重，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规定；我国民法中的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平等互利原则和对礼会公序良俗的认可。这些法律规范自身就体现了市场经济中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的要求和精神。当然，法律和道德有所区别、不可混同。法律允许或禁止人们的某些行为，是对行为不得损害他人和社会的最基本规定；道德规范提倡和鼓励人们的某些行为，是对人的行为应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进一层次要求，注重通过潜移默化和榜样的力量来进行自我矫正，以期养成个人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品质。
道德和法律各优缺点，如果能紧密配合，就可以更有效地规范、引导、评价和矫正人的行为。因此，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必须要重视加强道德建设，反之亦然，使之相辅相成。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应高度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在治理的手段上，法治带有权威性和强制性，保证社会生活有序运行和人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德治则更多地依靠社会舆论、价值评判、良知，通过说服、劝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在社会生活中有极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两者虽然形态各异，但内容上相互渗透，目的上也一致相同，因而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
第一、以德治国为依法治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首先，德治是立法的思想基础。良好的道德规范不但为立法法律确定了基本价值，也是评价法律规范的重要标准。不体现道德，甚至背叛道德的“恶法”是非常危险的。其次，德治是守法的思想基础。道德水准的高低决定了守法自觉性的强弱。大多数人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础。外在的法律规范必须转化为大多数人的内心自觉，才能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发生作用。
因此，“依法治国”能否顺利进行，与人的自觉自愿意识和道德素质高低以及“德治”思想是否深入人心是有一定关联的。最后，“德治”是执法的思想保障。良法的实施，不但要依靠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也需要执法人员的切实执行。由于法律语言的复杂性以及自由裁量权的使用，法律适用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自身的综合素质。同时，再完备的法律条文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因为德治拥有法治所不具备的灵活性，所以在法律未涉及的领域，德治就可以起到补充作用。
社会治理的内涵及意义篇5
关键词：协商民主；政治协商；社会协商；思想；制度
中图分类号：D9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63（2013）02000805
在中共十诸多思想理论新思考中，十分引人瞩目的就是，在党的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概括，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问题。这无疑是对新中国建立以来，协商民主在中国数十年理性思考与实践探索的一个总归纳，新概括。如何理解和实践中共十这一新的理论概括，对于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与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新概括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十提出新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概括的背景可以概括为三大方面：一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与理性思考的总结，尤其是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1]思想的新的理性思考与概括；二是中共对世纪之交前后，协商民主思想在世界与中国迅速传播渐成热潮趋势的理性思考；三是中共对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呈现出利益群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社会矛盾复杂化发展趋势，中国民众对民主政治有较多新期盼的积极应对。
仅就中国共产党二十一世纪以来关于“协商民主”新概括的明确提出而言，其客观上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总体看其大致经历了六年，可以分为四步：
第一步是2006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出现了一些关于协商民主的新思考与新表述。意见首次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由于意见中关于“协商”的新表述还不是十分明确，因此，在中国政界与学界还产生了为期一年有余的一些对意见中所言“协商”不同理解的讨论，讨论主要可归纳为三种不同的认识：一些人认为意见中所言协商就是传统的政治协商；一些人认为意见中所言协商应是协商政治，而不仅仅是传统的政治协商；但是更多的人认为，意见中所言协商，因为强调的是在人民内部的协商，故在涵盖政治协商外，还应该包含更广泛的协商主体、形式与领域。[2]
第二步是2007年11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中国的政党制度》中明确提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国务院白皮书关于“协商民主”的这一明确提法，实际上已经间接但又明确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协商民主的新思考与新概括。
至此，历时一年有余的意见中关于“协商”概念的讨论，似乎有了一个相对较为明确的结论。此后，学界确切以“中国协商民主”为题的研究，在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也开始立项，2008—2011年，学界较多的确切以“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与“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思想”为题的课题与学术成果逐步趋多。[3]这一时期，以西方协商民主研究为主兼及中国民主政治的学术成果就更多了。[4]
第三步是2012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共政协全国委员会党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的通知》中也明确使用了“协商民主”这一新概括：明确地把“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中的“协商”概括为“协商民主”。[5]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关于“协商民主”这一新的理论概括的理性思考与讨论，至此已经在政界与学界基本取得了共识，中国共产党关于“协商民主”新概括的正式表述已经呼之欲出。
第四步是2012年11月8日中共十召开，十报告终于正式提出了“协商民主”这一新的理论概括。报告是在突出强调建构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的基础上，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和“基层民主协商”的新要求。
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新概括的基本内涵
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思想与制度是在长期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与派、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共同探索创立的，其中，中国共产党起着主导作用。就协商民主思想与制度的正式表述即理论概括而言，主要始于中共十三大到中共十。
那么，“协商民主”这一新的理论概括的基本内涵是怎样的呢？这就不能仅凭个人好恶随意或者主观地进行概括了，这还是只能客观地从改革开放后党的代表大会报告的正式表述中来分析归纳。从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报告的正式表述来看，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思想与制度由两个方面构成：一个是政治协商思想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个是社会协商思想与社会协商对话制度。这两个方面客观上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思想与制度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结构。
（一）政治协商思想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政治协商思想与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十明确提出的“协商民主”新概括基本内涵的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种民主制度的形成，通常是以一种相应的民主思想的形成为前提的。没有思想的制度也许会有，但绝不会是一个好制度。
政治协商思想的主要内涵简单通俗地说，就是关于国是问题，不能由党政独断，决策前与执行中，须与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及社会各界的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协商，并主张其广泛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思想。这一思想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产生，在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时期逐步趋于成熟。与此相应，逐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和领导核心，派是参政党，履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责；在国是问题上，主张通过派及社会各界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协商，以定国是。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有两大类十种形式，一类是在党派之间的政治协商，主要有五种形式：一是民主协商会，二是高层次小范围谈心活动，三是座谈会，四是书面的政策性建议，五是约请面谈。[6]另一类是在人民政协内部的政治协商，主要有五种形式：“政协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席会议、常务委员专题座谈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等形式。”[7]
综上所述的政治协商思想与政治协商制度的主要方面来看，由于其主要是中共与社会各界“代表人士”之间的协商，故其具有十分突出的精英协商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表述，始于1987年10月25日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十三大报告正式提出的理论概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共十四大报告略有变化，表述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共十七大报告对其的理论概括完整的表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共十三大报告在首次正式提出“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论概括的同时，还提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的不尽相同的理论概括。
同一报告为何对协商民主有两种表述？其实，“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的表述，是为中国共产党首次明确提出“社会协商”思想，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所作的理论铺垫。
因此可以说，从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思想与制度的首次正式理论概括开始，其思想内涵与制度的基本结构就已经初步显现出来，是由政治协商思想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社会协商思想和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两个部分构成。这两部分民主思想与制度，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萌生，新中国建立之初构成雏形，改革开放后逐步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理论化方向发展。
（二）社会协商思想与社会协商对话制度
社会协商思想与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十明确提出的“协商民主”新概括基本内涵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协商”思想的理论概括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其主要内涵简单通俗地说，就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各级党政群团要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构建国家、地方和基层各个层面各种形式的与群众直接对话协商的平台、渠道与制度，直接关系群众利益的各项社会重大事宜让群众知道，经群众讨论，而后决策实施，以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增强人民当家作主实际作用的民主思想。
中国共产党社会协商思想是由来已久的，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萌生，在新中国建立前后还一度大力倡导并以制度形式实施过，只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共十三大才明确提出了其理论概括。
解放战争时期，为解决新解放城市私企中劳资“纠纷日益增多”的现象，1949年7月5日中共中央了《关于解决私营企业中劳资纠纷问题的指示》，明确要求工会“应当代表工人向资本家交涉和协商”劳资利益问题；并视“劳资双方直接协商”，为解决劳资争议的一种程序。[8]这种主张“劳资双方直接协商”，而不通过党派协商的形式，属于社会协商的范畴。
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4月29日，中央政府劳动部颁布了《关于在私营企业中设立劳资协商会议的指示》。指示明确提出，在劳资矛盾相对较多和复杂的私人企业中设置“劳资协商会议”，根据民主的原则，采用平等协商的办法来解决私企有关劳资双方利益中的矛盾。[9]5月9日中财委召开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再次强调了应该帮助私营企业发展生产，劳资矛盾必须用协商的办法解决。会后，在各地工会的推动下，各地私营企业纷纷建立了劳资协商会议。[10]显然，这是中共在成为执政党后最初的较为清晰的关于社会协商对话思想与制度的思考与实践。但是，伴随着“一化三改”的完成及社会结构相应的重大变化，这种社会协商形式逐渐淡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实行以来，导致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为社会协商思想与机制的复苏提供了社会条件，故1987年以来，又逐步开始大量地倡导并实践社会协商。2000年11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了《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2007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出，中国将力争在五年内，使各类企业都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随后，全国总工会也提出，开展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活动，努力推进工资共决机制建设。
由此可见，倡导社会协商思想，构建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由来已久的主张。只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才首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协商”的理论概括，其主要内涵有四：
一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级党政群团必须注重“正确处理和协调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矛盾”[11]。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及其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多种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并存，决定了社会利益群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和社会矛盾复杂化的社会发展趋势。“这部分群众同那部分群众之间，具体利益和具体意见不尽相同，也需要有互相沟通的机会和渠道。因此，必须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12]协调利益，寻求共识。适应社会利益群体多元化进而利益诉求多样化的现代社会问题，原本就是协商民主思想的重要内涵之一。
中国共产党倡导党政群团之间、公民之间、社团之间、以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通过直接对话沟通，寻求共识的社会协商思想，有利于缓解日益增多且趋复杂的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转变社会管理观念，创新社会管理模式，也有利于推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完善与创新。
二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级党政群团要树立民主决策民主执政的理念与机制。各项社会决策，“只有建立在倾听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才能切合实际，避免失误”，因此应该“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13]构建广泛倾听群众意见基础上的决策机制，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前提性要求，也是督促和约束领导群体必须民主决策的客观机制。有利于限制的主观臆断性决策，有利于抑制头脑发热性决策，从而减少与避免因领导层的决策失误而给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和谐社会发展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三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倡导提高执政党与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透明度，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力。”[14]为此，必须“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15]由此，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不断推进和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四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倡导各级党政群团要畅通公民利益诉求渠道，逐步构建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机制与原则。“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必须有渠道经常地顺畅地反映上来，建议有地方提，委屈有地方说”。而党委政府“领导机关的活动和面临的困难，也只有为群众所了解，才能被群众所理解。”[16]所以要确定“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基本原则”，“制定关于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若干规定，”构建“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基层单位内部的重大问题的协商对话”渠道，使社会协商对话能够“分别在国家、地方和基层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展开。”包括“群众团体也要改革组织制度，转变活动方式，积极参与社会协商对话、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克服“官”气和行政化倾向，赢得广大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的信任。”[17]
各级党政群团及多元化群体直接对话协商，以求得社会共识，是协商民主思想内涵的核心理念，也是其最主要的实现形式之一。
上述中共十三大关于社会协商思想及其社会对话协商制度的主要理论内涵表明，中国共产党社会协商思想至此已具雏形，且开始构建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中国共产党社会协商思想与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十三大后一直延续下来，并在实践上加大了力度。因此，至中共十，首次明确提出了“协商民主”这一新的理论概括，尤其还提出了倡导“基层民主协商”，“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这种倡导广泛协商的形式与社会覆盖面，显然超出了原有的政治协商的形式与社会覆盖面，应是社会协商思想与制度的创新概括与发展。
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可知，中共十报告提出的新的“协商民主”理论概括，客观上涵盖了政治协商思想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涵盖了社会协商思想及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并在完善以精英协商为主体的政治协商的同时，开始逐步扩大以公民协商为主体的社会协商的探索，进而从整体上推动协商民主的社会覆盖面，向更加广泛的方向发展。应是新中国建立以来60余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余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协商民主思想与制度长期实践与理论创新的高度概括。这一新的理论概括，无疑对未来中国协商民主思想与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上述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思想与制度的主要内涵引导下，中国协商民主思想与制度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总的来说，是进一步朝着更加适应中国社会利益群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社会矛盾复杂化的基本趋势发展。
就政治协商思想与政治协商制度而言，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其在中国的实践已有六十余年，已经基本成型。其从八十年代末开始，逐步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理论化的趋势发展。其焦点问题主要有二：一是理论思考与准备的系统性不足，还未能明确而系统回答政治协商未来发展的远景目标及理论逻辑演绎，以及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双轨并驱的基本轨迹。二是制度建构需进一步科学化程序化，尤其是政治协商进入决策程序、实施程序的明细化与量化。近年来的什邡事件等的起因如果事前协商进入决策程序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就社会协商思想与社会协商对话制度而言，从其理论概括明确提出至今，对中国社会民众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的影响面，尚还远远不及政治协商，但其未来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空间将是巨大的，因为其以公民协商为主体的社会与民主覆盖面远远超出了以精英协商为主体的社会与民主的覆盖面。其发展的焦点问题也主要有二：一是缺乏理论思考，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各种社会协商实践探索成为趋势，诸如，各种类型的社会公示制度、社会听证制度、村民与居民议事会及其协商议事制度、恳谈会制度、调查问卷制度、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等。但是社会协商思想的研究，跟不上实践探索的需要，缺乏理论与实践的对接。二是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缺乏系统性，各地做法不一，还处在探索的起始阶段，亟待智力支持与引导。因此，中共十在提出新的“协商民主”的理论概括时，还专门提出了构建“基层民主协商制度”。这对中国社会协商的主要实践群体——村民与居民议事会及其协商议事制度的探索，提出了明确的理论概括与指引。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新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概括的指导与推动下，中国协商民主思想与实践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的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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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361.
社会治理的内涵及意义篇6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理念的基本含义是依据法律而不是个人的旨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的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其核心是确立以宪法和法律为治国的最具权威的标准。依法治国与“以法治国”仅一字之差，但内涵却迥然有别。依法治国说明法已不再是治国理政的工具，而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行为规范的最高准则。依法治国理念的内涵十分丰富，概而言之，包括如下几方面内容：一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理念，二是人权保障理念，三是法律平等理念，四是法律至上理念，五是程序正当理念，六是权力监督与制约理念。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观念的重大转变。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的封建“人治”思想影响，中国共产党在治国方略的选择上经历过一些曲折。1997年，党的十五大最终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又被写入了宪法修正案。党的十七大对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做出了新的重大部署，党的十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方略的最终确立，在党和国家的发展史上，具有伟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依法治国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继承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以法治国”法治思想中的合理成分，突破了“以法治国”法治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将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治”思想升华发展为体现现代法治内在要求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正反映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种传承。
二、执法为民理念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人本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人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想萌芽于公元前1000余年，它是在殷商天道观发生动摇的基础上不断形成的。从先秦时期的重民思想，到儒家以人为本的价值理论，经过历朝历代的演绎发展，终于形成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人为中心，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立足现世，以积极务实的态度关注人生；在天人合一的关系中，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德主刑辅，注重教化。二是摆脱神判，注重证据。三是宽仁慎刑，爱惜民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立法中所体现的温情主义和人道主义原则：一是矜恤老幼妇残。二是限制刑讯。三是控制死刑的决定权。四是罪疑惟轻，律法断罪。五是则天行刑，顺天行赦。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思想，视野广阔，内涵丰富，显示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在法律文化领域中的先进性，成为中华法系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其历史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重公权轻私权。二是重国家轻个人。三是重义务轻权利。四是重宗法尚家族。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法律文化的输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受到冲击，其人本主义思想中的消极因素，不可避免地为代表历史发展趋势的新思潮所取代。
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理念之一。其基本内涵包括以人为本、保障人权、文明执法等内容。以人为本是执法为民的根本出发点。以人为本，既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执法为民的根本出发点。以人为本，体现在执法目的上就是要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在执法标准上以人民群众满意为本，在执法方式上充分依靠人民。保障人权是执法为民的基本要求。人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内容、范围和实现程度受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制约。法治是人权保障的重要方式。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执法为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概而言之，就是要依法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特定群体权利。文明执法是执法为民的客观需要。文明执法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对执法机关的基本要求，是执法为民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政治文明和法治进步的表现。文明执法的具体内涵包括：执法理念文明，执法制度文明、执法行为文明、执法形象文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的执法为民思想充分汲取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人本主义思想的精华，摒弃了其所固有的消极因素，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三、公平正义理念对西方法律文化中程序正义思想的吸收和借鉴
程序正义一般是指具有正当性的法律程序。其内容具体包括：任何人不能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听取双方的陈述，裁判者要给出一个理由。程序正义有助于实现实体正义，且本身亦具有独立价值。程序正义是西方法律文化中很有价值的思想，这一思想曾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程序正义理念有两大基本理论渊源：一是英国的自然正义。二是美国的正当程序。著名的“米兰达规则”即是西方法律文化中程序正义理念的典型代表。西方法律文化素以注重程序而闻名，尽管在近代司法改革中，诉讼程序的繁琐、复杂和僵化成为改革的重点，但程序正义的理念一直被保留下来。具有西方法律文化传统的国家形成了系统相当完备的程序正义理论，依赖程序成为外国法系的鲜明特征。这一点也正是外国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重大区别。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乏程序正义的理念。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建立在宗法血亲基础上的亲情社会，其社会文化心理是注重伦理亲情，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伦理秩序中的结果公平，而忽视程序公正。因此，为实现传统法理念向现代法理念的转变，推进现代法治社会历史进程，就必须牢固树立程序正义的理念。
社会治理的内涵及意义篇7
2008年两会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内的新内容和新目标，也是针对中国传统政府管理体制提出的新概念。与过去管制型政府相比较而言，服务型政府旨在建设一个民主、法治、高效的以服务为执政理念的现代政府。实现政府改革与创新，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官本位到民本位转变，这是政府管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政府改革的基本内容和方向。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家赋予治理(governance)以新的含义，不仅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典意义，而且其涵义也与government相去甚远。
治理一词于1989年首次出现在世界银行报告中，之后被广泛用于政治发展研究当中，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内涵丰富、适用性强的理论，成为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更少的统治，更多的治理(LessGovernment,moregov-ernance)已经成为新一轮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口号和目标。
学者们赋予治理的涵义众多。罗茨(R.Rhodes)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库伊曼(J.Kooiman)和范弗利埃特(m.VanVliet)认为：治理的概念是，它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之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对治理做出了明确的定义，极具代表性和权威性。该报告对治理作出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根据治理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治理是内涵丰富、适用性强的概念，一般指政府部门、社会福利机构、私人企业、社团组织以及个体等等各种活动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中央编译局俞可平教授认为：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因此，治理就是一个既定的范围内，公共机构、私人机构、社会个体等主体在管理共同事务的过程中，通过利用权威使各方利益与需求得到协调和平衡，最终能够采取联合行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它既包括具有强制性的正式制度与规则，也包括公众普遍认同和遵守的非正式制度与规范，强调一种民主的、合作的、多元的公共管理。
社会治理的内涵及意义篇8
关键词：民主，民主伦理观，道德
民主不仅是一种包括民主国体性质和民主政体形式的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文化形态。民主文化具有民主制度本身所无法具有的然而又是民主制度建设所必需的功能和作用：民主制度的诞生，离不开民主文化的启蒙作用和舆论准备；一种民主制度要想充满活力、巩固发展又必须借助于文化的力量来不断地反思自己，提升素质，革故除弊，开拓前进。因此，仅仅有了民主的形式是不够的，真正的民主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这个内容就是使民主内化为人的心理定势，变成一种道德的力量和伦理的观念。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伦理观念的民主却往往被人们忽视。因此,对民主的伦理意蕴进行探讨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民主的政治学涵义
在谈民主伦理观之前，我们应先对民主的政治学涵义作一了解。一般认为，“民主”是一个政治概念。民主在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由一种行为方式、一种观念到一种理论再到一种制度的发展过程。民主作为人类社会的活动，首先是从行为方式开始的。原始社会的民主行为方式被恩格斯称之为“古代自然长成的”民主。(1)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民主制则一直受到冷落，直到19世纪，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社会等级观念的淡化以及公民选举权的扩大，民主才得到了真正开发的机会，在欧美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日趋完善。20世纪，民主化则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进程，形成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制度。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作为剥削阶级社会最发达、最完备的民主政治，在反封建专制方面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因此，它代表和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民主政治具有一定的虚伪性。而社会主义民主则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新型民主政治，它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最广泛、全面、真实的民主。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民主是一个含义很广的概念，常用以表示具有平等、自由性质和特征的状态、现象。广义的民主，不仅是一种国家制度，而且还是一种价值，是人们在评价某种制度和行为时的价值尺度和价值标准。另外，民主还是一种精神状态，具体表现为个体的民主意识（即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于民主的内在结构形成的观念。完整的民主意识包括人们对于民主的一切认识和看法，涉及到国家、社会、个人权利、法律、经济、政治结构、社会一般文化氛围等多方面的内容）和民主精神（即社会成员以一种独立的人格，自主地参与社会活动的品格）。虽然广义的民主拓展了人们对“民主”的认识，但它仍仅限于对“民主”作政治学的分析。正确分析民主的方法应当是“把民主广义地理解为各种各样的生活领域中自由而平等的关系的原理。”(2)“应当把民主主义理解为涉及从日常生活到生产、分配、政治、教育、文化的广泛的社会一切范围的东西。”(3)只要有社会关系存在的地方，就存在着民主问题。非政治领域民主问题的存在，表明把民主仅仅看作政治范畴是不够的。由此看来，民主不仅是一个政治范畴，同时也是一个道德范畴。
二、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的内涵
对于广义民主的政治学分析，也涉及到了民主的某些道德属性。“民主作为一种价值，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就已具备了一定的道德意义。”(4)每一种制度的形成，都是一种观念、思想的外化。只有当民主的观念、思想和意识渗透于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并形成一定的社会道德关系时，才能为规范、制度的产生提供基础。而具有道德内涵的民主，也理应成为道德体系中的一部分，并使之成为人们行为规范的一种准则。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的涵义应当是：在现实社会的民主生活中，人们在尊重人格与权利自主的基础上，为了实现人们对自己事务的自主决定，依靠人的善恶观念、心理、传统习惯和道德舆论来维系的处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和道德观念，它是民主内化为人的一种心理定势（即内心信念、羞耻心、责任感和荣誉感等）的结果。
从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意义上的民主的实质、精髓或基本精神是尊重人格与权利自主即人的主体自主。人的主体自主包涵了两方面的内容，就是使人“成为一个人”和“尊敬他人为人”。首先，“使人成为一个人”就是指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即做人的资格和尊严；其次，是“尊敬他人为人”即对他人自的尊重。使人“成为一个人”是“尊敬他人为人”的前提和基础；而“尊敬他人为人”则是“使人成为一个人”的必要条件。二者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但是，作为道德意义上的民主则更侧重于对他人自的尊重。
既然在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中，民主的实质是主体自主，那么由此可以引申出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应包括的一些道德内容。首先，主体自主反映出的是道德意志的自由。人的道德意志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只有思想自由才能为实现选择的自由提供前提条件。而选择的意义就在于没有强迫的条件下选取自己所偏爱的行动方案。没有强迫，一个人的行为才能保持完整，实现意志和行为的统一；没有强迫，才会产生责任。
其次，主体自主还反映了尊重他人的人格和权利平等。民主把平等待人作为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内在地包含着对他人人格和权利的尊重以及对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信念和行为的平等的尊重。只有在别人的自主选择与自己的意愿不一致时仍然予以尊重，才是民主意义的真正所在。
再次，主体自主还反映了权利自主。权利自主体现在两个层次上。在个人层次上，权利自主表现为个人有独立地处理属于自己事务的权利。在社会层次上，权利自主表现为公民有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即政治参与权。这种权利不仅使社会成员变成合法享有一定的权利并相应承担一定义务的个人，同时，也使每个人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即公民。
最后，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中还隐含着对道德公正的确认和肯定。道德公正是指在道德上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在道德上处于平等的地位。而要想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就应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对待中均衡考虑双方的利益。这种均衡考虑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理解。从积极方面看，每个人都应当把自己的利益同他人的利益视为一共同体，主动积极地去为他人谋利益，甚至为他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这是较高层次的道德价值。从消极方面看，每个人都应当把另外任何一个人的利益看成同自己的利益同等重要，同时不应当以任何借口擅自侵犯和损害他人的利益，这其中最基本的一条还在于不侵犯他人之作为人的人格尊严的权利。正义的核心就是公民的自由权利的平等性和不可侵犯性。这也正是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所蕴含的一种理念。
三、把握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应注意的问题
明确了作为道德范畴的民主内涵，可以澄清我们对民主的一些模糊认识。首先，民主不是对个人的否定，而是对个人的弘扬。民主的最初含义是“人民的统治”，这就意味着每个个体在公共事务中必须服从“人民”这个集体或整体。但是服从这个整体并不等于忽视个人在集体中的价值与意义。因为人民是由每一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个人都有基本的自由权利，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身体和精神，自由地决定自己的事务；同时，每个个体之间的权利也是平等的，不允许存在任何特权。如果否定了个人的这些权利也就否定了整体的权利，民主也就不复存在。在真正民主的社会里，任何权力的合法性都是建立在承认人的尊严和人权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每个个体拥有基本的自由权利，每个个体之间的权利是平等的基础上的。因此，民主不是对个人的否定，而是对个人人格与权利的尊重与高扬。
其次，民主不是多数群体任意压制少数群体，而是既尊重多数又尊重少数。民主的原意就是“多数人的统治”，即民主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是，这并不能得出多数可以任意压制少数人的结论。因为少数服从多数是与多数尊重少数相统一的，而不是相分离的。多数裁决的效力只能约束、规范人们的行动，而不能限制、妨碍思想的自由。真正的民主允许少数人与多数人一样拥有陈述自己的观点的权利和机会，多数人应保护仍然坚持自己观点的少数人，允许他们保留意见，并不歧视他们，不打击迫害他们。用伏尔泰的话说，就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坚持自己观点的权利。”这正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客观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总是最正确的，少数人的意见也不一定任何时候都是错误的。今天只有少数人赞成的观点，明天就可能成为多数人的观点。当少数人的权利被剥夺之后，也就不可能保证其他多数人的权利不会再被剥夺。因此，民主不仅是“多数人的统治”，也要求对少数人的权利加以尊重和保护。
最后，民主不是只讲权利，而是也讲义务。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意味着人民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但是，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还应承担一定的义务，这正是民主社会中，国家与公民之间内在关系的一种体现。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割裂二者，必将导致一种非民主状态的产生，使社会退回到阶级对立的“臣民”社会中去。因此，在讲权利的同时更应该讲义务。
明确了民主伦理观的内涵,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理解政治民主实现所依赖的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还必须有作为道德化的民主给予支持，才能使其得到巩固和加强并促其实现。民主政治的实现是建设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了解民主伦理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0.
社会治理的内涵及意义篇9
若当代中国制度改革确实反映了人类文明进程的某些真实逻辑，这种逻辑应该是东西方文明共通的，是布坎南意义上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再现。
因为，表面上看，中国制度改革的客观过程，既不同于传统政治哲学关于封建政治体制的暴力革命过程――如同中国建国以前或者传统东方国家几千年来的古老故事，也不同于传统西方政治学关于一般民主政治的社会选择过程――如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激进改革故事（这里没有任何贬义的区分）。
但是这种实践与理论的外在矛盾，并不是实践本身的缺陷，恰好是传统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极度简化之处。或可能，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体的国家、民族，乃至不同理论学派、不同政党，都是通往现代意义文明社会的同路人。就如同交通规则的“右行”体系和“左行”体系一样，彼此之间或许可以互相交流，和平相处，并不必定存在绝对对立的冲突关系。
其中，相关的广义社会对话机制，正是讨价还价博弈的核心内涵所在。这本来也一直是启蒙运动以后西方政治学、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思想传统的题中之意。然而，随着“二战”以后思想意识形态之争，在冷战时期的政治阴影下，特别是在原子时代的核毁灭威慑下，人们之间的理性社会对话似乎变得不可思议，越来越远离我们这个可爱但充满危机的蓝色星球。
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世界范围内社会转型实践的一个独特标本，当代中国社会改革的实践创新，恰好为我们继承传统意义上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思维方式及其逻辑方法，同时深化传统意义上政治哲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内涵，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和实践镜像。
因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正是通过一种广义社会对话的讨价还价机制，实现了传统意义上彼此不同或者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广义对话”――表现为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给予恰当的非暴力“妥协”和“对接”。
另一方面，对于这种与西方传统自由主义哲学思想相通，但有待深入研究的实践逻辑，如果坚持某种积极、科学的探索精神，而不是采取或者盲目崇拜权威理论，或者全盘否定既有逻辑的态度，不仅能帮助我们自己认清中国进一步改革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也是彻底解开国际主流学术界对中国当代社会和平崛起的误解，乃至消解在政治上对中国社会体制转型的意识形态敌意的唯一理论途径。
当然，这要求我们对讨价还价博弈理论本身的特殊逻辑给予清晰的阐释，从而准确地理解作为对一般交易逻辑深入刻画的讨价还价博弈。其与古典博弈――可以形象地比喻为哑巴的博弈――有了很大区别而包含着人类行为中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双重性社会价值的理论伦理。
任何一种作为行为规范的社会制度，必须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这是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家们的常识性结论。然而，这种常识却往往超出纯粹意义的经济学语境，以至于人们在拓展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时，总是将这些应该时刻牢记的常识，不恰当地遗忘。
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家H.博尔蒂斯在其《制度、行为与经济理论》的开篇指出：人类社会之所以成为一个整体，关键在于人的行为是语言依赖的。尽管人类社会为这种“语言依赖”付出了极其巨大的社会代价和演化成本，然而，没有“语言”的社会一定是低级的社会，高级社会一定依赖于人们彼此的承诺、威胁及相应的契约。
社会治理的内涵及意义篇10
关键词：生命教育内涵辨析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6—030—02
生命教育于20世纪90年代末传入我国已有10多年，无论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有所发展。但总体来看，我国的生命教育只能说处在起步阶段，实践上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理论上也不够深入。对于生命教育的内涵也是众说纷纭，没有达成共识。本文就生命教育的内涵进行一些探索，希望对生命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有所裨益。
一、生命教育内涵的基本观点
生命教育是什么，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下面是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观点。
1.广义的生命教育。王北生认为：生命教育是依据生命的特征，遵循生命发展的原则，以学生自身潜在的生命基质为基础，通过选择优良的教育方式，唤醒生命意识，启迪精神世界，开发生命潜能，提升生命质量，关注生命的整体发展，使其成为充满生命活力，具有健全人格、鲜明个性，掌握创造智慧的活动。罗楚春认为生命教育就是尊重生命主体，为其创设生动活泼、充实丰富的环境和条件，以促进生命主体全面、和谐、主动、健康发展的教育。王云峰等（2006）认为，生命教育的核心就是“全人教育”的概念。
实际上，以上学者认为生命教育就是全人教育，只是这种观点针对当前教育工具主义、无人教育的情况而更加强调、关注人的生命而已。
2.狭义的生命教育。冯建军认为：“生命教育的内涵主要是教人认识生命、保护生命、珍爱生命、欣赏生命，探索生命的意义，实现生命价值的活动。”
许世平认为：“生命教育指的是对个体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中，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生存意识熏陶、生存能力培养和生命价值升华，最终使其生命质量充分展现的活动过程，其宗旨是珍惜生命，注重生命质量，凸现生命价值。”
以上学者认为，生命教育是培养个体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学会生活、理解生命的意义、实现人生价值的教育活动。
那么究竟哪种对生命教育的理解更科学、更合理、更有实际意义呢？这就需要我们循着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生命教育的实践轨迹探寻其内涵，以便找到生命教育的本来面目。
二、生命教育的实践轨迹
1.美国的“生命教育”。20世纪60年代，美国教育的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倾向日益严重，“忘记”了教育为人发展服务的功能。随之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尤其是美国的青少年吸毒、自杀、他杀、暴力袭击、性危机等危害生命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国际知名作家、演说家杰·唐纳·华特士提出，学校教育不应该只是训练学生谋取职业或获取知识，还应该引导他们充分体验人生的意义，帮助他们作好准备，迎接人生的挑战。他认为，这一教育目标只能通过educationforlife（生命教育）来实现。为了实践其教育理想，1968年华特士在美国建立了阿南达学校（anandaSchools）。阿南达学校的目标就是教导学生生活的艺术。
可见，美国的生命教育，是关于学生如何生活、如何快乐地生活、如何有意义地生活、如何迎接挑战、珍惜生命的教育活动。
2.澳大利亚的“生命教育”。1974年，澳大利亚的Reytednoffs牧师针对青少年吸毒问题，提出了lifeeduction（生命教育）。他于1979年在新南威尔士州成立了第一所生命教育中心（LifeeductionCentre，简称LeC），其宗旨为“预防药物滥用、暴力与艾滋病”。同时，它还注重发展学生的社交技巧和有效决策、沟通、谈判的能力。
可见，澳大利亚的生命教育，是一种以预防滥用药物、暴力与艾滋病等问题为出发点，以提高孩子们的生命质量为目的的教育活动。
3.我国台湾地区的生命教育。1997年，由于台湾学校一再发生暴力与自杀事件，台湾前教育厅厅长陈英豪认为必须在校园实行生命教育，这是台湾“生命教育”一词的正式提出。台湾教育当局认为，生命教育的议题应该包括人际关系、伦理、生死学、宗教、殡葬礼仪五大项，随后还将已经实施多年的情绪教育和性别平等教育纳入其中。
可见，台湾生命教育已经由预防自杀、降低自杀率，扩展到对生命价值、人生意义、人际关系以及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探讨。
4.我国大陆的生命教育。20世纪我国的学校教育是一种“工具主义教育”，是“无人的教育”。应试教育使学生的自主精神与创造精神日益丧失，全面发展受到极大制约，生命、健康受到损害，自杀、暴力、犯罪现象增多，价值观念模糊。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由港台而来的生命教育正契合了大陆的这些教育问题，迅速形成一股研究热潮，生命教育开始付诸实践。2004年开始辽宁、上海、湖南、湖北、黑龙江、山东、云南等各省份开始出台各种生命教育的指导纲要性文件。其中以云南省于2008年启动的以“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为核心的“三生教育”推展力度最大。2010年7月29日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将“生命教育”列入其中，标志着一个崭新的中国生命教育时代已经到来。
可见，大陆的生命教育是教育学生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学会生活、理解生命的意义、实现人生价值的教育。云南省的以“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为核心的“三生教育”界定比较准确，也比较好理解。
从以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生命教育的实践可以看出，生命教育都是针对当前教育工具主义严重从而导致的青少年自杀、吸毒、暴力、价值观念模糊、生命意识薄弱、性越轨行为增多等现象提出的，它更侧重于教育学生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学会生活、理解生命的意义、实现人生价值。它不突出科学教育方面，更注重人文素质的培养；不突出智育方面，更偏重德育、美育等方面素质的培养；不突出人的认知方面，更偏重情感、意志等方面的发展。这与前述的狭义的生命教育内涵是一致的。而广义的生命教育实际就是教育的概念，也就是全人教育的概念，它不符合生命教育的原初内涵，也无特定内涵和特定意义。
因此，笔者认为，生命教育就是培养个体认识生命、保护生命、珍惜生命、学会生活、理解生命的意义、实现人生价值的教育活动。
三、生命教育与其他教育的内涵辨析
有比较才会有鉴别，为了更好地理解生命教育的内涵，我们有必要将生命教育与一些相近概念进行比较来加深理解。
1.生命教育与德育、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德育”概念的使用大体分狭义、广义两种情况。狭义的“德育”即“道德教育”的简称。然而，德育概念更多是在广义上使用，“学校德育包括道德教育、法纪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无论在理论、制度或是实践层面上，广义的“德育”已成为主流取向。
思想政治教育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思想政治教育”只是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的合称。但是广义的理解更加通行。如张耀灿、陈万柏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从定义看，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但在随后的解释中则把法制教育及心理教育也涵盖于内了。所以广义的德育和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等同，两个概念越来越多地在广义上使用，越来越趋向于相互指代。
可以看出，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德育在内容上与生命教育有重合和交叉，但二者都有自己的内容和特点，不能相互替代。思想政治教育和德育更强调阶级性、政治性、意识形态性，价值取向上更关注统治阶级的统治和社会的稳定；而生命教育更注重个体认识生命、保护生命、珍爱生命、学会生活、理解生命的意义，实现生命价值，价值取向上更关注个体生命的幸福；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强调社会和精神层面，而生命教育的内容除了社会与精神层面的，还有生理和心理层面的。
2.生命教育与素质教育、全人教育的关系。素质教育是于20世纪90年代针对我国教育别强调应试教育从而导致学生高分低能、动手能力差、创新能力差、思想品德差、心理素质差、身体素质差等等情况而提出的。素质教育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是促进学生个性健康发展的教育。实际上，素质教育就是全人教育。而生命教育是针对教育工具主义严重从而导致的青少年自杀、暴力现象严重、价值观念模糊、生命意识薄弱、性越轨行为增多等现象提出的，它更侧重于教育学生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学会生活、理解生命的意义、实现人生价值。可以看出，生命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生命教育与人文主义教育的关系。现代的“人文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科学主义”、“金钱拜物教”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相对于“科学主义”，强调的是关注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人本主义；相对于“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强调的是价值理性和目的理性，它以培养“充满活力、和谐发展”的人为教育的最为基本的目的。因此，生命教育与人文主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生命教育继承了人文主义教育的衣钵，如肯定人的价值，保障人的权利，捍卫人的尊严；注重现实的人生意义和对世俗幸福的追求；要求自由、平等与个性解放；以发展健全人格为任务等等。但是，生命教育却超越了人文主义教育。传统人文主义认为，是科学和技术导致西方社会精神和文化的堕落，这种观念导致人文主义教育走向科学的对立面。而生命教育不排斥科学和科学教育，生物学、心理学等生命科学以及科学精神都是生命教育的宝贵资源。从这一意义上来看，生命教育可以说是一种科学——人文主义教育。
[项目基金：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社会工作介入黑龙江省中小学生命教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514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