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篇1
[关键词]法律文化；物质基础；法律基础
中图分类号：D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107-01
一、中西方法律文化差异的原因
（一）中西方法律文化物质基础不同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其最终决定因素是物质生活条件，包括相互联系的统治阶级物质生活条件和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由于中西方所处的经济模式有诸多的不同，所以中西方法律文化也就有了差异。
1.中国的由农业主导的自然经济
可以说，在古代中国，农业是法律文化产生的社会生产实践条件。由于生产能力的低下，人从属于自然，“靠天吃饭”，没有充分完成人与自然的分裂，而是天人合一。而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又必然导致对群体的依赖关系，形成了农业经济条件下普遍存在的人身隶属的依附关系，没有充分完成人与群体的分化。所以，就个体来讲，人没有任何独立和自主，依附性的活动关系又必然形成依附性的文化意识，拿中国来讲，在农业文明时期，群体本位的伦理文化就始终左右着意识形态的发展，社会需要的只是服从和“听命”，提倡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完全泯灭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即人的自由本性。这种伦理依附性的文化精神是中国人治传统的根源。而且，在农业文明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限制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人们生活在狭小的熟人社会之中，熟人社会往往靠伦理、道德、习俗等社会规范调整人们的日常行为，对于国家制定的维护君权统治的法律却没有亲近感，更无自觉的应用意识，不可能产生出信法、尚法和法律至上的现代法治观念。
2.西方的由工商主导的商品经济
相对古代中国的农业实践，西方国家在自然经济的怀抱中兴起了独立的工商城市。例如.在希腊.一些城邦首先创造了不同于农业文明的城市文明。它们依托地中海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靠发展工商业.颁布法律.管理行政等手段进行统治并初步形成了专门调整工商贸易关系如商业汇票、海商信贷、风险融资等方面的规则。这种悠久的商品经济传统，平等主体的权利型、契约型交往，孕育了现代法治的观念。西方的工业文明更使人在对自然的关系上成为主体，市场经济的平等、自由的本性解除了人身依附关系对人的束缚，使人在社会关系上也日益独立自主，完成了人与自然的分裂和人与群体的分化，工业文明的时代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时代，人的自由本性得以充分发挥，使人潜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被释放了出来，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改变，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需要法律至上的治理方式。西方法治观念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形成的。
（二）中西方法律文化的思想基础不同
1.中国“天道”的哲学思想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由着独特的哲学思想基础，也就是中国传统的“天道’，它主要由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天或大自然的客观规律，自然法则；二是天或神的合乎道德的意志。天道，在古代哲学理主要指阴阳之道、五行之道、仁道。所以，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规律、道理就要顺从天道、体现天道、实践天道。而天地自然阴阳五行的根本涵义是伦常之道。自然的阴阳秩序、五行秩序实为亲亲尊尊、尊卑有等的秩序。董仲舒云：“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这种人伦化的天道就产生了伦理化、等级化的中国法律文化观念和制度。
2.西方“人文”的哲学思想
西方人文精神是以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为主流，包括后来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和18世纪启蒙运动的自由、平等、博爱和近代民主精神。它是建立在反对宗教垄断和封建专制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对经院神学的批判，从根本上动摇了以神为本的基督精神，为“人的发现”“一切为了人”的现世精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方人文精神决不是依附和追随现实统治，为之辩护；而是以批判精神为武器对抗现实的黑暗统治。它积极关注世俗生活中的人的地位、尊严、权利，但作为精神追求，又充分展示人的自由天性和潜能的理想社会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如自然原则、契约自由、分权制衡、民主政治等等”，后来西方兴起的法治国家和社会也就是这种人文精神指导下的必然产物。
二、探讨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
西方法律文化传统由许多优秀的精神，其中始终贯彻的正义、自由、平等权利等法制因素，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专制、特权、宗法家族关相比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它所尊重的分权制衡、主体意识、权利本位、罪刑法定等原则，也成为现代法治社会寻求的价值目标和大众普遍服从的法律意识，使西方法律文化更能为现代社会所需要，所认同。这也是中国法律文化中急需充实和修正的部分。
同时，中国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也已有很多可继承利用的优良部分。比如：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体现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无神论精神；日臻成熟的法律艺术；立足于社会总利益的“集体本为”；行为规范的多元素综合结构等。
总之，要提倡兼收并蓄的态度，既在传统文化理搜寻精华，从理解国情里发现规律，从西方成果里汇总经验，从移植中缩短距离。利用本土丰富的法律文化资源，兼容世界一切法律优秀文化成果一定能促进中国现代法制建设的巨大进步。
参考文献：
[1]李龙.法理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篇2
一.电影简介
《刮痧》无疑是中国史上反映中西方文化差异最成功的电影之一，此电影主要围绕是否对儿童有虐待行为这一中心思想展开，本文讲述了的是由梁家辉和蒋雯丽主演的北京夫妇许大同和简宁及儿子丹尼斯在美国追梦的生活状况，他们一家很幸福，过得也很体面，许大同开发了一款游戏同时也获得了奖项，在颁奖时，许大同说道：“我的美国梦终于实现了，来到美国经过八年的努力，拼搏，终于实现了美国梦”。
但是幸福随之被打破了，丹尼斯闹肚子，爷爷因为看不懂英文说明书，就采用中国传统的中医治疗刮痧，在一次事故中丹尼斯受伤了，随之送到医院，医生看见丹尼斯背后的伤痕，认为丹尼斯长期受到家人的虐待，随之告知儿童福利局对丹尼斯进行监护，最后在深刻的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刮痧，中西方文化得到融合。本片围绕是否对儿童虐待而展开一系列的分析，分析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二.本文从中西方家庭教育观念，法律，亲情，友情方面分析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1.家庭教育观念
中西方在家庭教育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中国人尊崇传统的儒家思想，“三纲五常”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标准，中国人笃信“棍棒底下出孝子”，打是亲骂是爱的观点，直到现在还有一直被热议的棍棒底下的北大生，清华生，我们中国人认为严厉是成功的途径。其中“父为子纲”就是儿子必须听取父亲的话，同时父亲也为孩子起到榜样作用。记得电影中的一个片段，当丹尼斯打了约翰的儿子，许大同让丹尼斯道歉，丹尼斯不肯，他就打了丹尼斯一巴掌。当时约翰，作为一个美国人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许大同要打孩子，这在美国是一种虐待儿童的行为，而许大同的解释到是为了给约翰面子，中国人认为抬高别人贬低自己是尊重别人的一种方式，而美国人则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因此约翰当时说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中国逻辑。
西方教育子女时注重他们个人能力的培养，思维方式的培养，美国小孩子如果在画板上胡乱涂鸦家长肯定不会训斥小孩子，因为那是他们培养思维方式，发散思维的一种表现，而如果放在中国，中国家长肯定会手把手教，让孩子画一些已经有的成型的，具体的东西。美国文化崇尚自由和独立，认为孩子是社会的财富，人人是平等的，西方人认为孩子有自己的隐私，有他们自己的圈子，而这种隐私神圣不可侵犯。
2.法律观念
法律是保障社会稳定的有力武器，任何国家都有自己明确的法律，中西方文化在法律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中国人往往面对法律时掺杂了许多了个人情感，而与东方法律观念不同，美国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为基础，柏拉图，西方文化一直坚持理性的正义，坚持对权力的保证和对自由的追求，西方古希腊文化的理性对西方法律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理性，公平，正义是西方法律的代名词，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力，而且法律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西方人重视客观事实，喜欢用理性的思维来分析事情。电影中许大同的父亲因为在美国的中国好友老霍的死亡而停留在警察局，许大同着急去接父亲而没有在晚上陪丹尼斯，这种现象在中国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而在美国则认为这种现象违返法律，没有尽到家长的责任；还有就是许大同为了他的父亲能顺利拿到美国绿卡，而撒谎说是他给丹尼斯刮痧的，在西方国家，如果一个人不诚实，说明他失去了诚信，他在社会上是不被认可的，当约翰发现许大同为其父亲“顶罪时”，他不能理解的看着简宁，简宁说道“因为他是中国人”，当然在我们中国顶罪也是一种不理智，违法的行为，但是我们会说这是一种亲情，而且说许大同是孝顺的。
3.亲情观念
中西方文化在亲情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西方人重视个人，个人的发展，老人一般与年轻人分开住，而且老年人也不太愿意打扰年轻人，而中国“百善孝为先”不孝顺的骂名一般人是承担不起的。在电影中许大同为了不让父亲单独一个人留在北京，而将父亲接到美国和他们住在一起，而父亲在中国住惯了，在美国不适应，文化，语言，礼仪，习俗各方面的不同导致父亲最后的归国。在西方人看来各自都有自己的生活为什么一定要融到一块，住在一起不一定就意味着孝顺。在西方，主流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个人主义，在美国人看来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
4.友情观念
中西方文化中，友情呈现的含义是不同的，中国人重视友情，而将友情与其他许多感情，人情混在一起，与工作之类的相联系；而在美国，他们的友情建立在一种顺其自然的基础上，同时他们也将友情和其他事情分开，特别理性。在电影中，约翰指正许大同打过儿子，许大同认为约翰背叛了他，他们那么好的关系，约翰怎么能那么说，而约翰认为事实就是事实，而不能因为朋友而去作伪证，友情的破裂最终导致许大同的辞职，他们一般将“人”“事”分开，而我们中国则是人事永远在一起，倾向于把友情和权益合二为一。
中西方文化存在许多不同的差异，因为这些差异，我们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会产生碰撞，甚至会产生冲突，但是只要我们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不断了解目的语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价值观念，礼仪风俗，这样才能很好的融入到对方的文化中，这样才会减少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才能避免因风俗差异而造成的交际障碍，兼容并蓄、尊重、理解接纳，海纳百川才能更好的进行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参考文献：
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篇3
［关键词］电影；思维；永生；自律
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中都有关于永生题材的描写，但每个文化中对于这一题材所描述的具体细节是存在着很大差异的。在这一题材的众多变体作品中，吸血鬼题材的文学作品以及电影作品首先出现在西方国家。吸血鬼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西方文化中的一种永生理论。目前虽然国内的电影领域中已经开始了关于这种题材的模仿，但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毕竟中西方的传统思维理念或者说思想根基是存在着差异的，每种文化当中诞生的具体艺术题材或主题，可以说都是具有特定的精神内涵性的，仅仅是表面的模仿，并不能确切地抓住这一特定题材所包含的具体理念的本质。关于永生的概念，在中西方的电影拍摄作品中各自存在着很好的案例并且体现出了自己文化中对于这一思想的理解。在西方的电影题材中，这一主题的设定主要包括吸血鬼与狼人系列以及魔法系列两大类。我们将在下文分别展开。
一、吸血鬼题材电影的永生理念
西方僵尸（吸血鬼）的题材，可以说是西方文化关于永生理念的一种创造。其主题设定基本上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活死人，行动缓慢，思维迟滞；另一类是思维敏捷，动作迅速，以一种人类带有局限性的进化形式存在，然而太阳的能量是其所畏惧的力量。另外，在后一种题材的电影作品中常伴有狼人存在，狼人不怕太阳，但是狼人的不完备性在于变身后“狼”的外表，而这一外表也总是针对性地区别于吸血鬼们始终以“人”的外形出现的形象。换句话说，西方电影作品的永生，至少在吸血鬼题材方面，总是会人为地设定一些结构上或者主角特点以及外形上的遗憾和不完备性，以此来限制与现有生存伦理相悖的这种长生传说。这应该说是体现了一种文学理性，或者说是关于进化自律的思想原则体现。
而在中国，永生的体现，则更多的是一种感性情绪。中国的永生不用通过被咬感染或者其他激烈的过程，确切地说，大部分中国的电影都基本没有出现通过感染而得到永生的生物进化理念。在中国的电影中，自修或者被神所渡，就可以达到永生，而且没有什么限制。中国文化中的永生者虽然有着神界的规范，但是已经变为近神性的永生者还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来到人间进行生育。这种结构虽然看似比较温和，其实已经违反了自然的发展平衡。
虽然西方有关于神界的电影作品也具有多样性――例如《雷神》，但我们应该看到，西方关于永生的题材是分成两个派别的：神界系列和吸血鬼永生。在这种派别中无论个体的人的先天素质或经验何等完美，但其如果要达到神的永生是相当不容易的，相比较而言吸血鬼只要被咬就可以达到永生的状态。在中国的电影作品中，则完全没有这种生物进化自律原则的体现，中国文化中所认可的永生状态只有一种：永生等于神。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文化理想中，永生的状态并不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升华，而是和生物本能相对立的一种神性的体现。而在西方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其文化理想中的永生概念是以一种进化的形式出现的，但得到永生的主角一般都具有诸如害怕阳光、不能生育等生理性缺点，而这些因素的设定都是以现实为依据进行的推导。
当然，随着吸血鬼文学的不断发展，也出现个别的以吸血鬼与狼族混合为特点的完美结合，在电影《黑夜传说》中这种案例已经出现，这是一种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但总的趋势并没有改变：以现实科学为依据的限制对于大多数吸血鬼影片是依然奏效的，在这些西方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在永生的题材中一直存在一种对于其能力的限定，这种限定无论从生理性的缺点还是永生获取的媒介资源的稀缺界定上，可以说都体现了一种人文意识中自觉的自律意识。
二、魔法实施的限制与自律
源于科学，讲究依据与媒介的这种自律表现，同样也体现在关于西方魔法的电影题材中。西方细致而全面描述魔法的作品中，最成功的要算是《哈利・波特》系列了。在西方的理念中都要借助如魔杖、魔戒等媒介进行魔法实现。也可以这样理解：在西方文化中，如果人们要实现某种超自然的能力，就要有某种媒介与限制。这种以现实为依据来平衡文学作品的世界的叙事结构特点，在某种层面上反证了西方人文意识中的自律特点。
而国人则是另一种思维，国人电影的魔法是不需要任何媒介的。如果想实施法术，随手一指便可轻松地实现。并不考虑什么生物进化的自律原则或者现实世界中魔法的实现可能有多大，或者说魔法怎样才能实施。这种对待魔法实现的不同性思维只是中西思想差异的另一个显现点。在这种思想差异的影响下，一些物质性的创造被西方人所重视并在工业时代把这种重视的文化心理外化，出现了很多诸如火车、汽车、飞机等具有物质技术性的新型发明。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西方人却利用这种发明或者物质媒介二次创新，发明出了火枪和大炮，相比之下，中国人一直停留在火药的原始应用和伦理应用的层面上，这些都是中西方思想差异不同所造成的。而西方电影自律性的体现，在文学创作的层面上，这种自律性的结构安排丰富了电影情节，使电影的表现形式多样化，影片的结构从而也变得比较深入细致；在作品欣赏角度层面，这种安排更有利于观众视野，有利于观众把自身对常态生活的经验应用在影片制造的世界观当中，从而加强了观众的代入感，有利于影片在受众层面的影响。
可见，文化习惯的不同导致对待周遭世界的角度和理解也会出现不同，在西方的理性文明的指引下，其对待自然对待科技的心理越加明显。在近现代的文艺作品中，很多西方作家都会有意识地描写一种科幻类的情节，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理性主义对未来的前瞻性思考，但这些文学作品的架构都建立在科学理性与自律的基础之上，使得受众在欣赏的同时可以用自身的生活经验进行观照，实现了一种真实意义上的审美过程。而中国的文艺作品一方面本身对未来或科幻类的情节描写过少，另一方面，在传统的文化空间中，因不具备自律的文化意识，所以在神怪类作品中往往不具备自律的结构，主角非神即怪，在受众的欣赏层面上形成不了真实的观照，人们只能通过想象的二次创作来体会作者的意图，进而体现出了一种非真实的审美过程。我们比较这二者之间的差异，不仅在文学领域中可以得到很多有益于现代我国文艺创作的经验性知识，而且还可以得到更大层面上的经验。这种西方自律意识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完全是与其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以及教育环境相关的，只有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才能把握住其产生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三、电影作品的自律与环境
西方电影作品的自律理念，源于很多他们生活的环境。例如西方国家关于法律对商业欺骗惩戒的力度，迫使商家显示出一种表面的“诚实”，商家会出现一种很明显的自律意识。而对比之下，当外国商品的诚实理念来到中国，则会大打折扣。前不久的耐克鞋风波，因为打假者王海的介入，中国消费者才得到所谓诚恳的“道歉”。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什么样的思想环境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社会现实。西方的思维环境是在一种科普、理性与惩戒的环境中生成的，因此他们的理念就体现为更加理性的、更靠近科学的程度。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西方的文艺作品因为更多地借鉴了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和知识，并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知识经验和教育背景，以一种惯性思维的方式加入到自身的作品创作中。这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所看到的西方关于吸血鬼题材的电影，其永生的机制要受到限制的原因。同样我们也可以理解西方概念的魔法实现是需要媒介才可成立的，而这些情节的出现也就是我们所提到的自律在文艺作品中的一种自觉体现，即以符合现实逻辑的形式展开吸血鬼和魔法实施的电影情节。
这是一种基于物理进化科学依据的自律，是把现实科学的成果进展在文学作品中的应用，从生物发展的角度进行的幻想和逻辑推理的混合体。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寻常思维的惯性，即平日生活思想模式的延续。
西方的自律原则，或者说理性精神，只能是在一个阶段的讨论。我们不能说在奥古斯汀前，圣经理论与上帝之间描述的不完备，从而否定西方一贯存在的理性精神。因为任何一种理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其规律的适应性也只在特定范围内有效。在现当代的西方文艺作品中，虽然描写的情节或者设定的历史时期是中古时代或近代历史时期等，抑或如《暮光之城》把时间设定在当代，但所有的故事里体现的自律应该说是西方文艺复兴之后，资产阶级的商业文明体现的科学与理性以及公平自律精神在当代的文学体现，这种现象就可以认定为一种在一个阶段的文艺对社会现实的反映。
而单从西方电影自律性而言，吸血鬼题材以及西方魔法实施的限制，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西方教育与管理理念的不同，从而造成电影文化的差异，并同时丰富了电影文学作品的内容。这种差异，大可不必去强求统一性。西方电影的自律，可以让我们的欣赏视角转移到在一定范围的限制下对永生和魔法进行想象，而对于中国电影，我们可以完全不必考虑这种限制，这是两种审美角度，大可不必去强求地模仿。中国没有相应的环境，很难拍摄出优秀的西方诸如永生与魔法等题材的特，在这方面《僵尸新战士》可谓是较为典型的反面例证。这种形式上的模仿从而导致的内涵上的空洞，主要原因是缺乏对于西方电影背后自律等因素的了解，因此要想拍摄出更有深意的优秀电影作品，还是应该从精神本身的角度进行研究，而电影形式仅仅是体现一种精神的一个特定层面。
四、结语
从西方电影中的一些吸血鬼或魔法题材等素材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其中蕴含的一种贯穿了西方社会文化特点，尤其是文艺复兴之后资产阶级社会长期形成的社会自律意识。这种自律的体现，在文艺作品的结构中体现在了情节的逻辑性的完备以及主角的能力的限制特点，这是这种文艺的自觉，说明了西方社会长期形成的理性精神，并在文艺作品中尤其是在针对理性因素进行反向构架的魔法类作品中，依然可以从深层的角度完整地体现了其所蕴含的对历史和社会积极的力量。我们在观影的同时可以察觉这种西方因素的客观性对我国文化建设的益处，并加以融合，最终实现文化的超越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志敏.电影美学分析原理［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
［2］［美］斯坦利・梭罗门.电影的观念［m］.齐宇，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篇4
关键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然实然差异化处置正当性
〔中图分类号〕D90-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1-0105-06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尽快推动设立“袭警罪”的建议，再次将这个争论已久的话题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关于“袭警罪”的入刑，实际上反映了这样一种意见，即将袭警行为从现有妨碍公务罪中单独列出来，警察与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区别对待，并对袭警行为加重处罚。换句话说，同样是执行公务，袭击不同的执法主体，受到的法律制裁是不同的。这引申出近来我们颇为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法律的差异化处置是否具有正当性，是否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相悖？
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两种内涵
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现行《刑法》第四条也明确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即是我们所熟知的“适用刑法平等”原则。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理解法律差异化处置是否具有正当性的关键所在，也是首先需要厘清的问题。
我们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两种内涵：一是应然的价值层面，即法律将所有社会成员都视为平等的社会主体，都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二是实然的现实层面，即法律本身规定不同社会主体具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如若触犯法律须受到相对应的处罚。这样的解释实际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脉络和主张。
1.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应然内涵
近代西方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与发展，及至17、18世纪兴起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欧洲资产阶级为了打破封建贵族的等级特权和天主教会的宗教权威束缚，英国的洛克、法国的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了自由、平等的思想。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驱和代表人物，洛克认为：“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9页。伏尔泰主张“天赋人权”，卢梭则讲“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6页。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启蒙思想家们所提出的“平等”强调的是在原初自然状态下，人类主体地位上的平等、权利身份的平等，是生而为人无差别的自然本性，旨在抨击等级特权和宗教压迫。可以说，这种平等思想带有乌托邦的理想色彩，是一种应然意义上的价值追求。
作为时代的产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率先被近代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明确提出，并成为赋予新兴资产阶级斗争正当性且具有明显利益诉求的“决战口号”。[德]马克思、[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61页。从历史发展来看，该原则随后被纳入近代西方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成为基本的立法原则。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一条明确表示：“在权利方面，人人与生俱来而且始终自由与平等。”后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又被许多国家纳入宪法的基本原则。
从应然的价值层面看，启蒙运动之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国家中都被视为立法的指导原则而被奉若圭皋，成为不可逾越的一条底线立法原则。社会公众对于该原则的理解也正是基于价值层面，即在立法出发点上，法律将所有社会主体视为平等的社会主体。
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实然内涵
在实然的现实层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法律条文本身规定了不同主体具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二是依据法律条文的这种规定对不同主体给予差异化的处置。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法律条文对不同主体采取差异化的区别对待来确保现实中的平等是历史的常态。我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制度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家庭伦理占据着主导地位，以血缘亲情为核心的家内等差秩序扩展至整个社会构建起了社会中的身份等级制。换句话说，以“孝”为核心的基本伦理原则构建起了以“忠”为核心的社会等级秩序，这样一种有差等的社会秩序，不仅是“基于道德上的共识，而且还变成了一项重要的法律规定。”田成有：《法律社会学的学理与运用》，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第85页。这种以伦理原则构建起来的社会等级秩序有着非常现实的重要意义。事实上，中国古代法律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制度和社会秩序。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第1页。从家庭扩展出来的社会等级制度成为传统法律的重要基础。“孝”与“忠”这样的原则体现在法律之上便是“等级特权制”。然而，这种“特权”其实是有限的特权。
日常观念中，中国传统社会是封建的不平等社会。但在传统法律中，具有不同身份地位的主体，如若触犯法律都是需要受到与其身份地位相等的处罚，而身份地位不同的人相互侵犯，其所受惩罚也不相同。此外，如若是“十恶”重罪，任何人都不可获得罪行减免。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古代“王子犯法”也会受到法律所规定的与其身份地位相一致的相应处罚，并不会因其身份地位就会逃脱制裁。在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下，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具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一旦触犯法律，都会受到与其身份地位相同的处罚，这实际上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实然层面的意义。简单讲，从执法层面看，在法律条文规定面前，人人是平等的，任何人无论地位如何都会受到法律约束。
实际上，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两种内涵的阐释体现了立法表达和司法实践中的两种思路，一是立法思路，在价值理念和表达上，在法律上将不同主体视为具有平等身份地位的社会主体；二是执法思路，在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不同的社会主体具有不同的权利义务，触犯法律将会受到差异化处罚。从二者的关系来看，立法主张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以推出执法思路中现实层面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差异化处置，也即价值理念指导现实实践，但是现实执法层面中的差异化处置并不能推出立法层面关于人人平等的价值追求。换句话说，实然层面的执法思路是应然层面立法思路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
然而，正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应然与实然上存在鸿沟，加之我国法治化进程中对西方现代法律制度大规模地移植和借鉴，进而造成了我们现代法治建设的一个困境：仅是重视、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价值理念层面，却忽视了更为重要的现实执法中法律差异化处置这一内涵，否定了法律差异化处置的正当性。
二、法律的差异化处置：传统与现代的鸿沟
从戊戌维新到清末修律，从民国立法到新中国法制建设，及至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法治建设，在百年的变法历程中，每一步都带着西方法律文明的印记。长久以来，人们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应然层面对不同主体之间平等身份地位以及无差别的权利和义务的理解，很少触及现实层面该原则所指涉的不同主体在法律上的差异化处置。
实际上，现实社会中处处存在不平等，过去如此，现在依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实际意义上更是指法律规定面前的人人平等。在法治化进程中，当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的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的时候，我们发现：法律的差异化处置在当今应然层面均等化、无差别处置的固化思维理念之下，很难令人信服且赋予其正当性，而中国传统法律以及现代西方法律却并非如此。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法律规定中，法律的差异化处置延续了整个法制史。前文所述，中国古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且在身份地位上是不平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具有一定特权及身份地位的贵族与官吏被排除在法律惩罚之外。《韩非子・有度》有云：“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墨子・兼爱下》写道“古者文武为正，均分尚贤罚暴，勿有亲戚兄弟之所阿。”此外，“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千百年来更是为人所熟知。然而，这种法律处罚的平等更强调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实然层面的意涵。在传统法律的规定之下，任何人若有触犯则必受处罚，但是处罚具有差等，不仅对不同主体的处罚程度是有差异的，而且侵犯不同的主体其处罚也不相同，是差异化的平等。从我国传统法律条文的规定中可以清晰地体现法律的差异化处置。
从唐、宋、明、清四朝律法上来看，无论是贵族、官员的犯罪，还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侵犯，法律针对身份地位不同的社会主体都有明确的差异化处罚规定。首先，针对皇亲国戚、贵族官僚等权贵犯罪，一般情况下会遵从“八议”制度，《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明律》及《大清律例》所规定的“八议”分别为：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勤、议贵、议宝。即一般司法机关不能直接审判，需要奏请皇帝裁决，由皇帝根据罪犯的身份及其犯罪的具体情况对其进行惩罚，若是“流”以下的罪行，则依照惯例减一等处理。详细论述可参见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7～241页。但是如若犯有“十恶”之罪，“十恶”分别为：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则不能适用“八议”减轻罪行，需依律惩处。其次，针对官吏犯罪，法律上也有明确的规定，比如在《大清律例》的“骂詈罪”规定中：“凡骂人者，笞一十。互相骂者，各笞一十。……凡首领官及统属官，骂五品以上长官，杖八十。若骂六品以下长官，减三等。笞五十。佐二官骂长官者，又各减二等。五品以上杖六十。六品以下，笞三十。并亲闻乃坐。”也就说，以常人之间的谩骂诅咒量刑为基点，不同身份等级之间官员的谩骂诅咒更是加重惩罚且在量刑上具有明显差异，而不会逃脱法律制裁。此外，家庭成员之间，在以“孝道”为核心的基本的人伦道德观念影响之下，历朝历代的法律都明确规定，子女对父母的骂詈、殴杀等不孝之举要受到严厉惩处，是“十恶”之重罪要被处以极刑，而父母若是殴杀子女，相对而言则受刑要轻（见表1）。
从上可以看出，在传统社会中，不同的社会主体有着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所谓的“等级特权制”一方面既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不同身份地位的主体关系明确、等级分明，另一方面也呈现在法律制度中，在法律规定的条文之下施行差异化的处置。然而，传统社会的法律虽具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然层面的内涵，但并非将所有人视为平等的社会主体，也即缺乏应然层面的价值理念。但在大规模法律移植与借鉴的现代法治发展主线之下，中华传统律法的精华也逐渐被排除出现代法治的中心位置转而让位于西方法治诸如“自由”“平等”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现代司法实践中，过于强调理念价值上的“平等”，而从未停止对“同罪不同罚”的法律差异化处置的质疑。事实上，现实司法判决中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法院针对不同主体因为同样罪名所做出的惩罚是有差异的，即“同罪不同罚”是司法实践的一种常态。
在现代生活中，将所有人都看成是平等的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差别对待无所不在，不同年龄、性别或阶层的人，所享有的权利有时并不完全相同。法律在不同类别的人之间，权利的分配则不能不考虑一定的合理差别。程燎原、王人博：《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而且，现实情况下，如若是涉及到侵犯人身权利、侵犯财产等犯罪案件进入到刑事诉讼程序，刑事和解制度又令部分财富、身份和社会地位较高的人逃脱了法律的惩处。此外，即便是刑法所规定的同样处罚标准，如判处罚金，同样的罚金额度对于贫富不同的犯罪人其意义是大不相同的。美国著名的法律社会学家布莱克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在现代美国，差别待遇无所不在，并且是司法生活的重要特点，案件中原告与被告的社会地位、关系距离、律师情况等等因素都会是对案件判罚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美]唐・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1～18页。而且，即便是在启蒙运动中心的法国以及受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影响的意大利，在刑法中也体现了差异化的判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然的价值理念指导下，亲子之间相犯的刑罚要重于常人之间的犯罪（见表2）。
在中国传统社会，虽然这种差异化处置是在应然的价值层面强调了不平等人身地位，但法律的差异化处置是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处于不同等级身份的社会主体触犯法律都会受到对应的惩罚；我们也可看到，在启蒙运动影响深刻且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特别推崇的欧洲国家，即便是在应然层面重视人与人之间身份地位的平等，事实上也在法律规定，尤其是在刑法之中保留并加强了法律的差异化处置。可见，关于法律的差异化处置，不仅在实然与应然上有着理解差别，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一定鸿沟。现代社会中，法律的差异化处置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应然立法层面上被否定、抹杀了本身具有的合法性、正当性，但在实然现实执法层面上无法回避以差异化处置的条文规定和司法实践来对不同身份地位的社会主体进行判罚，而这也正是我国现代法治建设中需要直面和跨越的鸿沟。
三、跨越鸿沟：赋予合理的差异化处置以正当性
在全盘西化的大潮流下，形式理性法律，作为西方现代法律的主流，无可避免地也占据了改革时期中国法律的中心地位。黄宗智：《道德与法律：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对西方现代法律制度的过分推崇，令我们很少关注西方现代法律某些立法原则的时代背景与深刻内涵，更是对原本符合中国现实的法律传统和法律内涵加以排斥和拒绝。
长期以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西方现代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我们并未充分结合历史、实际关注其应有之义，在广大社会公众的理解和法制宣传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意味着不同社会主体人格尊严、生存权利、身份地位以及适用法律的平等，然而却很少关注其背后的第二层深刻内涵，即法律条文对于不同社会主体权利义务的分配以及基于此的法律差异化处置。实际上，法律的差异化处置即便是在当今中国的法律制度中也并非完全被抛弃，只是与传统法律和部分的西方法条相比较不是那样明显。我们以《公司法》中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来加以说明。
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应然内涵，对于不同社会主体的人来讲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也就是说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不论其性别、年龄、种族、信仰、家庭背景等等如何，从应然层面解读，其都有资格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但是，现有《公司法》的法律条文中明确作出了限制性条件规定。该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二）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三）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一个人如果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而被判处刑罚，尽管他已经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了相应的法律代价，但只要执行期满未逾五年，他仍然不能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我们认为，法律条文所规定的这种限制性条件事实上就是法律的差异化处置体现，是对不同社会主体的差异化对待。尽管它在实然层面呈现了不同社会主体某种程度上的不平等，但在根本上它并未违背平等的原则，相反，法律正是运用合理的差异化处置来维系并调整了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以此来尽量达至应然层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内涵。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文章开篇所涉及的“袭警罪”，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人民警察，他们总是第一时间受理、出警，站在直面矛盾纠纷的第一线，警察在执行公务过程中既与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地位不同，更与普通人不同。因为警察这一职业群体事实上是对公民生命安全的保障，是对国家安全的维护，他们所面对的群体既不是工商执法者所面对的小商小贩，也不是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面对的普通社会群体，而是容易发生暴力冲突、造成流血牺牲的犯罪嫌疑人，甚至是犯罪团伙。因而，合理地赋予警察比其他公务人员和普通人较高的法律地位而单设“袭警罪”，或是对袭警罪加重处罚是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的。当然，“袭警罪”的设立也需要注意区分不同警种的警察。单设“袭警罪”实际上就是法律的差异化处置，给予相较于其他执法者和普通人较高的法律地位。
法律的差异化处置并非全盘照搬西方的法律理念和条文，也不是无条件地汲取传统法律的经验，而是必须考虑到现实的实际情况。如果仅是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然层面的价值内涵而在立法和现实层面的执法过程中强调均等化权利和均等化处置，那么很容易便会将“同一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即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的权利’就是破坏平等，就是不公平。”[俄]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4页。这亦会造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应然与实然上的背离，从而削弱法律的权威地位。反之，如若仅是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然层面，而过分强调法律的差异化处置也会走上另一个极端，造成法律失信于民。
在我国现代法治建设中，所应秉持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应当是应然与实然层面差距的缩减，而非在法治化进程中对该原则进行曲解而造成鸿沟的扩大。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法律和现代西方法条的讨论，还是对我国现行《公司法》中的限定条款以及“袭警罪”的阐述，我们所坚持强调的是对合理的法律差异化处置给予合法性和正当性，既不是摒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应然价值，也不是罔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实内涵。法律的差异化处置是有差别的实质正义，而非无差别的形式平等。实际上，法律正是以差异化的处置来尽量维护着平等的价值追求。恰如日本宪法学家阿部照哉教授所言：“毫无差别对待往往会变成假平等，反之，即使有差别对待，如果这个差别对待具有合理根据的话，那么，就可以视为合理的差别对待，并不违反平等的原则。”[日]阿部照哉：《“在法律之下的平等”保障的效果》，《环球法律评论》1983年第2期。
四、小结与思考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具有两种内涵，一是在应然层面对不同社会主体平等地位的价值追求，二是在实然层面对不同社会主体的法律差异化处置。然而，当今法治化进程中，我们往往只关注该原则应然价值层面的含义，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实然层面的差异化处置，这种单方面关注实际上造成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两种内涵的背离，造成了应然与实然的鸿沟，否定了法律差异化处置的正当性。事实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两种内涵是不可分离的结合体，缺乏平等价值理念的指导，在现实法律条文和司法实践中法律的差异化处置也就缺少了内在的正当性。面对当前法治建设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实然与应然的鸿沟，我们认为结合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观照国外的有益经验，应当赋予合理的差异化处置以正当性。
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篇5
关键词：法律英语英语翻译文化差异法系差异心理思维差异
法律英语，是以英语为基础，用以表述法律科学概念及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时所用的语种或某一语种的部分用语，它是在立法和司法等活动中形成和使用的具有法律专业特点的语言。法律英语特点鲜明，在词汇使用上庄重规范，书面语多，句法结构纷繁复杂，大量使用祈使句、被动语态、综合复杂句以及虚拟语气等。法律英语目前已经成为法律与英语中的一门交叉学科，在社会上日益得到广泛的重视和应用，本文主要对法律英语翻译进行了总结分析，希望能够对法律英语翻译的进一步发展有所帮助。
一、法律英语的特征
法律英语就其文体来说属于职业专用英语，是一种正式的书面语体，是应用语的一个分支，也是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一种语种。其行文庄重、结构严谨、表达准确。作为一种专用英语，法律英语在词汇的使用、句法的安排、文体的选择上都有自己独有的特征，具体来说：
1.句法特征
句法特征是法律英语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包括惯用长句，分词短语使用普遍（为了清晰地表达句意，法律英语往往更多地使用分词短语来代替从句做定语、状语或宾语），介词和介词短语使用频率高，条件从句使用率高。法律英语句法的这些特征是我们研究和对其进行翻译时所必须深入考虑和分析的。
2.词汇特征
词汇特征是法律英语特征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分为使用法律专门术语（法律英语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个性化色彩的法律语言）；拉丁语频繁被使用（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拉丁语在英美法律实践中频繁被使用）；相对词义的词语大量涌现；普通词语被赋予法律含义，如party在法律英语中被理解为“当事人”等。
3.文体特征
法律英语属于书面英语。在起草法律文件时，严密准确是法律英语最重要的最基本的要求和特征。只有严密准确的法律英语才能保障法律的权威性，才能更好地反映立法意图并体现立法原则，才能更好地维护法律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才能更好地便于对法律进行解读和执行，从而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法制水平。
二、法律英语翻译
1.法律英语翻译的一般原则
法律英语是一种应用性比较强的语言类型，法律英语翻译一般来说要遵循以下一些基本原则：①词语使用的庄严性。法律英语由于其直接鉴定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所以对用词的准确性要求相当高。这一点是在进行翻译时必须牢记的。②准确性原则。在对法律英语进行翻译时应当表达清楚具体，并尽量摆脱汉语思维习惯的影响，注意两种语言在表达上存在的差异，避免因使用错误的词语而使翻译失去准确性。③精炼性原则。翻译法律英语除了准确外，还应遵循精炼的原则，即用少量的词语传达大量的信息。精炼性原则要求应尽量做到舍繁求简，避免逐词翻译、行文拖沓。④术语一致性原则。为了维护同一概念、内涵或事物在法律上始终同一，以免引起歧义，即使同一词语多次重复，一经选定就必须前后统一等。法律英语的这些翻译原则是我们在进行法律英语翻译时所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2.法律英语翻译的基本方法
法律英语翻译是国家间进行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法律英语翻译的目的就是克服客观物质世界存在的民族差异性的障碍，促进国家之间的法律交流。根据笔者多年的学习、观察，法律英语翻译的基本方法主要有：①选择内涵最接近的法律词汇进行翻译。在中西法律文化之间，有些词的含义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在这两种文化之间会存在内涵最为接近的词汇，这时可以采用而不会导致太大的误读。②创造新的法律词汇。很多的情况之下，译者们在面临一种文化中有而另一种文化中无的事物时，会采用音译的办法，翻译法律英语时也需要进行一种创造性的加工和想象，如罗马法系中的“legalperson”最初被译成“法人”，“dueprocedure”译成“正当程序”等都是一种建设性的创新。③必要的解释。由于中西方诸多法律理念的基本差异，法律英语中有许多的词汇如果直接翻译，就会使它的意义非常不明确，此时，在忠实原文内涵的基础上做一些人为的增减就非常必要。法律英语以上的一些基本翻译方法是我们在进行法律英语翻译中可以采取的一些基本方法。
三、影响法律英语翻译的因素
1.语言文化差异
英汉两种语言文化背景不一，在行文结构、遣词习惯及句法层面上相去甚远。英语句子重分析，故造句多形合。而汉语句子则重意合，是靠逻辑事理的顺序来实现意合、流动、气韵三位一体的横向铺排的。由于两种语言特征各异，再加之法律语言的措辞要求严谨，故在翻译时往往不能正确遵循各自的语法要求，从而不利于表达。语言文化背景的差异已经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可和重视。
2.包括法系在内的法律文化差异
王佐良先生认为：“翻译工作者处理的是个别之词，面对的却是两大文化。”法律英语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对译，恰恰相反，由于法律英语涉猎范围甚广，包括各部门法以及诸多法律边缘学科，故从事法律英语翻译的人士须熟悉中英有关的法律知识，如果缺少相应的法律文化底蕴尤其是一些法制史方面知识的了解，稍有不慎就会谬以千里，造成不完全理解或理解错误。法律文化的差异目前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
3.思维方式差异
中西方由于语言文化习惯、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的差异导致他们在逻辑思维方式上同样存在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一方面将影响到其思考、分析问题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也将影响到其理解、翻译语言的方式。因而，可以说，思维方式的差异同样是影响法律英语翻译的重要因素之一。
法律英语是法律与英语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应用非常强的学科。法律英语翻译之难就在于翻译的过程要实现法律与英语的双重要求。区别于其他的英语翻译，法律英语由于其准确性要求高，法律知识面要求广，因而法律英语对翻译人员提出了更高的综合素质要求。这既对他们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机遇。希望本文对法律英语翻译的有关知识点的总结和梳理能够对我们认识和把握法律英语翻译，并进而提高法律英语的翻译质量和水平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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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篇6
与西方中世纪早期素歌记谱法的发展基本同时期的中国古谱是宋代俗字谱。在俗字谱之前，中国音乐史上已先后出现过包括汉代“声曲折”、南北朝时梁代的古琴文字谱、唐代的琵琶谱等多种记谱法了（陈应时，中国的古谱及其分类法[J]交响，1985，（4）：1）。根据陈应时先生在《中国的古谱及其分类》一文中的研究来看，与西方在九世纪纽姆谱出现之前并无乐谱留存于世的历史（古希腊字母记谱法与西方纽姆谱没有任何直接渊源）不同，中国古谱的历史非常悠久，记谱形式也十分丰富。依据乐谱的表现形式，中国古代音乐记谱法可分为：图形记谱、文字记谱以及混合图形与文字的记谱法。从乐谱用途上划分，又可分为声乐谱式与器乐谱式。而形式与数量更复杂多变的主要是器乐谱式，它可以分为管色谱、线索谱与锣鼓谱三类。每一类中又包含有形形的独立谱式，分别应用于某种乐器或某个器乐乐种。
一、中国古代音乐记谱法的主要类型与代表性谱式
陈应时先生在其《中国的古谱及其分类》一文中，将中国古谱依据其记谱形式分为以下三类：
1、图形谱式
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乐谱是成书于汉代的《礼记・投壶》中的鼙鼓谱，它应用方块与圆圈图形记录节奏。之后传世的各种鼓谱也多以记录节奏、击打部位与击打方式为主。鼓谱的记谱符号非常简明直观，大多采用空心圆（）、方框（）、黑色实心圆（）、叉号（×）、三角符号（）及一些特殊符号（如∞等）等来代表不同的节奏、击打部位或击打方式。
除鼓谱多用几何图形记谱之外，其它的图形谱式还包括仅见于历史记载的“声曲折”谱（歌曲谱，今不存）、用于宗教音乐的一些古老传谱――如十五世纪的道教音乐《玉音法事》的记谱（也称步虚谱）或少数民族音乐中运用的一些特殊记谱法。如藏族的“央移”、苗族的“结带”谱等。这些谱式的共同特点是都运用了线型或复合线型的几何图形来表示音高或节奏。有些图形谱式甚至能够精确的反映音高，如元代人余载所创的“音图谱”。它是一种直行排列十二音格，再标记出各自的十二律吕音名，将歌词从右至左对应填入所在音名方格的一种记谱法。
2、文字谱式
文字谱式“是用汉字或简化汉字记录音乐的谱式”（陈应时，中国的古谱及其分类法[J]交响，1985，（4）：2）。许多乐器的特定谱式都运用了文字谱的形式。如琴谱谱族的古琴谱、二四谱（潮州筝谱）、瑟谱等，钟乐谱族的律吕字谱、宫商字谱，还有锣鼓字谱等。文字谱式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用于古琴音乐记谱的减字谱（最早的古琴谱为文字谱），以及律吕字谱。“现存最早的律吕字谱是南宋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中所载的（北宋）赵彦肃所传唐开元《风雅十二诗谱》，宋代的姜夔曾用律吕字谱记录了《越九歌》”。（陈应时，中国的古谱及其分类法[J]交响，1985，（4）：3）
锣鼓字谱也称锣鼓经，这种文字谱式主要是用象声字来记录一件或多件打击乐器的音响。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方言的差异巨大，象声字并不统一，故锣鼓经的记谱也千差万别。
3、混合了文字与图形记谱的图文谱式
这种谱式是“用汉字或简笔汉字混合图形或其它符号记录音乐的谱式”。（陈应时，中国的古谱及其分类法[J]交响，1985，（4）：3）弦索谱体系中的敦煌琵琶谱、五弦谱；管色谱族中的工尺谱及其各类变体、俗字谱及其各种衍生形式等都属于这种图文混合谱式。许多有代表性的器乐乐种，如西安鼓乐谱与智化寺京音乐谱都使用了俗字谱的变体形式。明清以降，大量中国传统音乐（尤其是各地丰富的器乐乐种）多采用这种混合图文的谱式来记谱。其中以工尺谱（及其种类繁多的变体形式）最具有代表性。
二、中西音乐记谱法的主要差异
结合陈应时先生的研究成果，与本文作者自己对西方古谱的认识（祁宜婷，西方中世纪音乐记谱法的历史考察[J]交响，2013，（2）：42-49）相参照，可见中国古谱较之西方古谱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记谱形式更千姿百态。并且由于地域差异、乐种差异（包括乐器组合的差异）以及文化品格的差异（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等部类就分别具有不同的文化品格），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发展出了性质不同、特点相异的形形的记谱法。
从记谱法历史的特点来看，西方音乐记谱法的发展历史延续性更强，有着更为统一、清晰的主流谱式，或多或少地呈现出单线进化的特点。这一点很可能与基督教音乐文化在西方早期音乐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有关。九世纪起见于文献记载、用来记录礼拜仪式音乐――格里高利素歌――的纽姆谱，尽管由于写本（manuscript）中手抄字体形态的不同而显得千姿百态，但由于遵循了共同的记谱原则――即简单勾勒拉丁语音节的大致旋律走向，因而在欧洲各地存见的大量写本中，记谱形态显得大同小异，可以在研究中互参互证。而中国古代音乐的记谱法则随时代变迁而在谱式形态上呈现出较大差异，不像西方音乐记谱法那样既有一脉相承的特点，又能发展出一种具有超强统摄力的单一记谱体系。
西方音乐记谱法从纽姆谱发展至五线谱，有很强的继承性与延续性，并且一直占据着记谱形式的统治地位。西方古谱追求精确化、体系性与规范性的特点依托于宗教仪式与仪式音乐的统一性、体系性与规范性的特点，进而影响到了世俗音乐记谱法的发展，使得宗教音乐与世俗音乐在记谱法的发展上并未出现分化趋势，而是彼此包容，共用一个记谱体系。而中国历朝历代的记谱法则有各自不同的代表性谱式，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与断裂性要大于延续性。因此历朝历代都有关于古谱译解的文献流传于世。
第二，从乐谱的功能与运用来看，西方记谱法用五线谱这一种形式可记录多种音乐体裁，包括声乐、器乐、歌剧等等。中国古代音乐则因地域差异、乐种差异以及精英文化与下层民间文化的文化品格差异而发展出截然不同的记谱体系。虽然一个历史时期有一个时期的代表性谱式，但总体而言，难以有某种具有较强统摄力的主导谱式获得跨时期、跨音乐体裁的发展。
中国古代音乐的记谱法与特定乐器的演奏技巧或特定乐种的表现形式关系更为密切。虽然，西方音乐也发展出根据乐器演奏手法来记谱的指法谱（或称指位谱，tablature），但这种记谱法并不占据与五线谱分庭抗礼的同等地位，并且它是能够与五线谱通用的。例如，一个琉特琴手既能够照指法谱演奏，也能够照五线谱演奏。而在中国传统音乐的记谱法中，尽管明清已降，工尺谱成为运用最广泛的谱式，但琴家却大多依照减字谱来鼓琴，而鲜少使用工尺谱来为古琴音乐记谱。中国古谱不仅依乐器、乐种而异，而且类似的乐器或乐种，因地域不同也会在谱式上有所差异。例如，同为锣鼓经，各地包括各地方戏曲中所用的谱式都有所不同。同为吹打乐种的西安鼓乐与智化寺音乐，两者所用都为俗字谱的变体，但谱字、谱式亦有不同，各成体系，必须分别加以译解。
相对而言，历史延续性较强、也比较统一的记谱体系较少反映在民间音乐中，而是反映在文人音乐层面。这其中最主要的代表即为古琴谱。记录古琴音乐所使用的减字谱虽经历史发展而有所变化，但用变体汉字标记演奏手法的内在记谱规律却未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减字谱也并不因地域变化而有较大差异，相对而言更具延续性、统一性与规范性的特点。这点也许与精英文化较为强调规范性与统一性有关。
第三，中国古谱更多与演奏手法相联系，而不在于精确记录音乐本身。这一点非常值得重视，因为它反映了中西音乐两种不同的音乐文化观念。西方自素歌记谱法起就开始有意识地追求规范化与精确化的特点，在记谱中愈益追求“声有定高、拍有定值”，故此先发展出能够记录明确音高的四线谱，又发展出节奏记录更为精确的节奏模式记谱法乃至有量记谱法。西方音乐的记谱体系总体而言与音乐本体（或者说音乐实践的“成品”）联系更为密切，因此能够在中世纪后期逐步形成一套重视预定设计的音乐创作思维来；而中国古代音乐的记谱实践则更多联系着演奏演唱的特定表现方法，这一思维在古琴的减字谱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因此，记谱似乎与音乐预先创作思维之间的联系不似西方记谱法那样密切。中国音乐记谱法这种带有概括性、模糊性的特点，留给即兴演奏以更大的发挥空间。对中国古谱的译解，根据陈应时先生的研究显示，也更多地联系于特定乐器的演奏法，以及乐器定弦与乐调推定的问题。在西方古谱的译解中则较少见到此类问题。
但是，在中西古谱的译解工作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共同难题，那就是节奏节拍的译解问题。陈应时先生在《古谱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提出，中国古谱有些是没有节拍节奏记录的，有些则是因为这类符号未被破译，因此争论的焦点仍然在于节拍节奏的解释上。节奏节拍译解同时也是西方中世纪古谱研究中的争论焦点。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西方古谱――纽姆谱在表示节奏方面与中国传统记谱类似，都未曾标注明确的节奏，而仅仅是对音高旋律的简单勾勒和对演唱速度的大体规定，但是在西方出现第一条线谱的同时就已经预示了西方记谱法对于精确性的孜孜以求。节奏记谱于1150-1250年间首次出现于法国巴黎圣母院复调音乐的节奏模式记谱法中，并通过13世纪下半叶弗朗科的有量记谱法使节奏记录愈益精确严密。1300年前后时钟在西方问世，对精密量化的物理时间的追求，很可能直接影响到已有百多年发展历史的节奏记谱，并最终在14世纪法国“新艺术”记谱法中得到极端复杂化的体现。要言之，中国古谱的节奏难题在于节奏记录的模糊，而西方古谱虽然也经历了节奏记录不明确的阶段，但对于中世纪早期格里高利素歌的节奏解释，当代西方学者的纷争却主要集中在是使用平均化的散文节奏，还是使用诗歌体韵文的抑扬格节奏上面，而中世纪晚期（13-14世纪末）的节奏难题也并非由于记谱的模糊，而主要在于音符时值二分、三分并存的多元阐释以及多声部节拍不一致所导致的复杂性上。
三、结语
在初步研习西方古谱、而对中国古谱还没有足够认知与了解的阶段就贸然涉足中西古谱比较的课题，这多少有点唐突。但本文作者希望借此机会作一小小的尝试，使自己对这个课题的深浅有个试水的机会，也使它成为拓展未来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开端。
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篇7
关键词：中西文化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归化异化
根据《辞海》的解释，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人们普遍认为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笔者认为人是社会的人，人使用语言时必然反映出人所处社会的特定文化。翻译是两种语言沟通的桥梁，主要任务是在目标文本（targettext）中再现源语文本（sourcetext）的思想内容。译者翻译源语（sourcelanguage）时必然在介绍和传播源语所体现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语际翻译必然是文化翻译。因此，对翻译的研究应该摆脱语言文字层面的束缚，放眼于广阔的跨文化视野之下。而由于不同文化的人们在价值观念、、审美意识等方面存在差异，这就要求从事跨文化交际的译者必须了解本国与异国的民族文化差异，掌握不同文化体现在语篇中的文化语境，正确理解语词所包含的文化语义，采用适当的翻译策略，使异国文化在译入语中再现。
一、中西文化差异中的诸因素
1.价值观念的差异
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人们在价值观念方面会有所不同，导致人们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和看法。西方文化的个体主义或个人主义和中华文化的群体主义或集体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西方文化强调个人潜力的发挥、个人目标的实现以及个人利益的追求，个体本位的意识是西方文化最深层的内核，具有最高的价值。因此，英语中就有很多表示个人进取、个人力量、个人意志的短语，如：“wherethereisawill，thereisaway（有志者，事竟成），“Youhavetoblowyourownhorn”（应吹自己的号角）。中华文化注重群体关系的和谐、群体目标的统一和群体利益的维护。特别是忠孝一体的泛家族主义决定了中国传统的社会道德和价值取向，如：“在家者孝于亲”，“在朝者忠于君”。中国古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手段，目的是为了实现“家”、“国”、“天下”的和谐，追求整体的利益，可以看出古人以家、国、天下利益为重的群体价值取向。
2.方面
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指的是由民族的宗教意识、所组成的文化，表现在不同的民族在崇尚、禁忌等方面的文化差异。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中的第一句“Fourscoresandsevenyearsago，ourfathersbroughtforthonthiscontinent，conceivedinliberty，anddedicatedtothepropositionthatallmenarecreatedequal”。在这一庄严的时刻，林肯想到了《圣经》中一个重要的日子，即abraham（基督教《圣经》中犹太人的始祖）生第一个孩子时，是“fourscoresandsixyearsold”。利用这样一个互文（intertexuality）结构的短语，林肯可以有力地感召笃信基督教演讲课题的听众，激发了他们为南北战争的胜利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达到了“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效果。但恰恰是这样一个貌似简单的短语“Fourscoresandsevenyearsago”，要将其翻译成汉语就出现了难以跨越的障碍，因为对于没有读过《圣经》的汉语读者而言，这一短语无法使他们产生共鸣，当然也就达不到原文读者心目中可能产生的那种效果。加之汉语并无score这一词的对应词，我们只能译为“87年前”，不得不承认这种译法丢失了原文的韵味。英语中有很多词语表达特定的宗教意义。如：endoftheworld（世界末日），中国人看到这几个字很容易理解为大难临头，人类即将毁灭的恐怖时刻。然而对西方人来说，它表示伸张正义的时刻，是指中国人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意。汉语中的“老天爷”、“神”，道教的“阎王”，神话中的“龙王”等在西方文化中并不存在。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切不可硬要将异族文化向本族文化靠拢，一定要了解宗教文化的差异，才能准确、娴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3.文学传统上的差异
文学作品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高度提炼和升华，承载和浓缩了许多本民族文化。因此，文学和文化是一种水融的关系。就英汉诗歌来说，英语诗歌中常用的形式有：商籁体、英雄偶句诗、无韵诗等，其中商籁体，亦称十四行诗，原是欧洲的一种格律严谨的抒情诗体，文艺复兴时期从意大利流入英国，莎士比亚一生共写了154首商籁体，成就最显著。沙氏的商籁体由三节四行诗和一节两行对句组成，每行均为五步抑扬格，尾韵的韵式是abab，cdcd，efef，gg；英雄偶句诗，亦称英雄双行体，是由抑扬格、五音步、押尾韵的双行组成，该诗体在英国18世纪诗人蒲伯手中达到极高的水平；无韵诗则更是普遍，它常用的形式是五音步，抑扬格，不押尾韵。
在汉语的诗歌中，最早的有以《诗经》为代表的古体诗；然后出现了乐府五言诗，它迄自十九首至于陶潜，“它最大的特征是把《诗经》的变法多端的章法、句法和韵法变成整齐的一律”（朱光潜，1982：180）。中国诗歌的第二个大转变就是律诗的兴起，它迄至谢灵运和“永明诗人”，一直到明清止，“它最大的特征是丢弃汉魏诗的浑厚古拙而向精妍新巧”（朱光潜，1982：181）。这种“精妍新巧”主要表现在字句间“意义的对偶”与“声音的对仗”。在汉诗中，律诗最讲究形式，甚至因过于讲究而最终走上了僵硬的形式化歧途。律诗的韵、平仄、对仗，都有许多讲究，“它有以下四个特点：a.每首限定八句，五律共四十字，七律共五十六字；b.押平声韵；c.每句的平仄都有规定；d.每篇必须有对仗，对仗的位置也有规定”（王力，1977：14）。面对英汉二种不同的诗歌形式，我们该如何变通？如果我们硬要用汉诗的形式套用到英诗上去，这貌似“忠实”的翻译，其实是适得其反，反之亦然。
4.审美意识中的差异
中西方在审美意识中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正是这些差异性导致中西方在审美态度、艺术追求等方面显示出极为不同的特点。从美学思维对象的视角观察，我们发现中西有综合和分析的区别，从美学思维主体的视角观察，中西有感悟和思辩的区别。
在汉语所谓“模糊、朦胧及总体”的文字表达里，逻辑消失，意境却显豁；理形，文采却斐然。读者需从整体把握，用心灵感悟，通过主体直接经验和发挥想象力去发掘表达之内在、隐含的因素。如：“脸不改色心不跳”，此系妇孺皆知的汉语表达，既用于书面语，又用于口语。以汉语为母语者在初识“脸不改色，心不跳”时，不必查阅字典，也无须请教老师，即能自明其义，这七个字，写出“我自岿然不动”的镇静心理，有意境，有形象。恐怕无人会就此语的字面表达提出质疑：心如何可以“不跳”呢？汉语表达就是如此出“彩”，如此传神！意思到了，就行了。人们并不计较其字面逻辑，并不在乎表象含糊。汉语能在些许模糊中给人一种整体感应，能在几分拙朴中营造一种清朗意境。
英译“脸不改色心不跳”，问题随即而至。直译（withoutone’sfacechangingcolororone’sheartbeating），nativespeakers断不能接受！经过逻辑梳理，“脸不改色心不跳”被译成：Behavewithoutone’sfaceturningwhiteorone’sheartbeatinganyfaster；notshowtheslightestfear.汉句与英译相比，后者添加了anyfaster和notshowtheslightestfear，两处添加，必不可缺。缺之，则成“问题表达”（problematicexpression）。
二、文化语境差异下的语际翻译策略的选择
鉴于英语和汉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构成了交际的障碍，那么如何克服障碍取得文化对等就成为翻译要解决的难题之一。德国语言学家斯莱尔马赫指出，翻译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尽可能地不打扰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打扰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其实他的观点换一种说法就是“异化”和“归化”的翻译策略。“异化”是指在翻译时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在目的语文本的风格和其他方面突出原语文化的“异质性”。“归化”是指恪守本族文化的语言传统，回归地道的本族语表达形式。“归化”或“异化”的方法并非是决然对立的，译者在解读原文以及再造译文的过程中，两者语言文化结构是相互作用的。“一般情况下，译者的能力因素中本族语能力较强，在外语译成本族语时趋于选择‘归化’策略；反之，在把本族语译成外语时，由于在特定的语言结构中，本族语的文本内容找不到相对应的外语表达时，往往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裘姬新，2004，（3）48-51）。可见，无论是“归化”或是“异化”翻译法，他们只是手段，其最终目的是要将源语中的文化内涵表现出来，以实现文化交流和传播。因此，译者应将异化和归化有机结合起来，即找出两者之间的切合点；否则，失之偏颇，将无法达到翻译的最高境界。
在这一点上，中国翻译界有一些很好的例证。《红楼梦》中“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像颦儿来葬花不成？”因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了；不但不为新奇，而是更加可厌。”（《红楼梦》第34回）杨宪益将其译为“CanthisbeanotherabsurdmaidandcomestoburyflowersliketaiYu?”Hewonderedinsomeamusement.“ifso，she’stungShihimitatingHsiShih，（HsiShihwasafamousbeautyintheancientkingdomofYieh.tungShihwasanuglygirlwhotriedtoimitateherway.）whichisn’toriginalbutrathertiresome.”如果机械地使用异化的翻译方法，将“西施”译为“XiShi”，那译文读者有几个能够知道西施是何许人也？而如果使用归化的方法，在英文里Helen代表美人，古代的中国人谁又能起一个“海伦”这样的洋名呢？将“西施”略去不译，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如何谈起呢？因此，“译者先直译‘东施效颦’，然后将典故中的东施和西施作了注脚，让读者充分理解此成语蕴涵的文化内涵，达到了传递文化的目的”。（马菊玲，1998）
三、结语
翻译之所以不易，就是因为语言要反映文化而且受文化制约。在实际翻译中，译者要深谙附着在语言上的文化信息，加强文化意识就应用心观察，了解其成因、特点、规律，并与我们的母语作充分的比较、归纳、总结，继而采用合适的翻译策略，只有这样，才可以克服汉英语言文化的差异给我们带来的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沟通障碍，克服文化差异导致的负迁移，才能使得译文最切近而又最自然，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正如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总结的那样，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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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篇8
近一个世纪，法律实践活动经众多比较法学者的不断研究，曾分为多种研究范畴，这些研究成果对比较法律文化研究及法律文本翻译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以“法统”为标准，对世界范围的人类法律实践活动进行时间和地域差异性的科学分类，可分为东方型法律文化和西方型法律文化两大类型。东方型法律文化重视在社会整体利益背景下个人形象的塑造，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为目标，个人为集体缩影的法律文化体系，藉此可见集体与个人的关系赋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东方型法律文化作为一种支配民族区域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对国家发展，宗法社会安宁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西方型法律文化则注重个人权利多于社会整体利益，并以维护个人政治、经济方面上的一系列权利为制定法律的价值。以“法体”为标准，可将世界范围的法律实践活动分为成文法型法律文化、判例法型法律文化、混合法型法律文化三大类型。成文法型法律主要是由专门立法机关制定的文字形式的法典、法律、法规等来体现，并将法律行为、实施程序及性质进行了详细规定。成文法律不适宜于现实生活，“大陆法系”属于此类。判例法型法律是以民族正义精神或习惯为表现形式，具体体现为法院对一系列案件做出判例，法官借由以往判例中某种抽象的法律原则来协调现实案例中的正义精神及道德的不和谐，“英国法系”属于此类。混合法型法律是判例制度和成文法以某种方式的结合，在具体案例应用中，既可避免成文法不能随机应变的缺陷，又能避免判例法无序的不足。在判例法逐步抽象的过程中，成文法典汲取其可见成果，并形成新的法条，在国家法律尚未涉及的领域中有现实作用。
二、法律文本的语言特征及功能对等翻译
(一)法律文本的特征法律文本是法律内容的载体，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法律文本翻译一直是翻译界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法律文本的严肃性需翻译达到法律效应上的对等，因此其翻译的严谨性不容小觑。法律文本因其自身的专业性特点以及法律句式的严谨规范性，实属一种特殊文本。为了使法律概念表达精确，法律词汇多采用英语古旧词汇，且表现形式复杂。因此使得法律文本翻译极为艰涩枯燥，对于译者而言难度较高，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要统揽全局，亦要把握原文的法律功能及源语法律条文细节，并依据功能对等理论进行翻译，实现源语信息的功能对等转换。
(二)法律文本的功能对等翻译在法律文本翻译实践活动中，功能对等理论对其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实现法律功能对等性，即源语与译文在法律上效果及作用的对等，是法律文本翻译的长期目标。如此正好印证了奈达的“功能对等翻译”理论，奈达曾提出，译文接受者与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不同国家区域之间本就存在法律文化的差异性，从比较法律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之所以能够比较、分析不同法律文化中的专业术语及概念意识，在于人们从中可以找到相互间的“功能对应物”(functionalequivalents)［2］。这给法律翻译带来了启示，翻译者需在法律领域与其他国家区域有更多的接触和互动，不仅要有扎实的语言功底，而且还有必要涉足比较法律文化学，以求在更广阔的背景上把握法律翻译内容。
三、比较法律文化视角下法律文本的对等翻译
(一)中西法律文化的对应及其翻译从比较法律文化学的角度，不同国家区域的法律文化各有差异，法律文本相互间的“功能对等物”是不同法律文化之间交流的媒介。就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对应关系而言，结合法律翻译，可分为“重叠对应”、“间接对应”和“零对应”三种对应关系［3］。在中西法律文化中，所谓的“功能对应物”有呈现交叉的现象，即“重叠对应”。如法律中的“人权”(humanrights)概念，之前词汇的意义为道德权利和自然权利，通过与世界法律文化的长期交流，而后形成人权独立的概念［4］。对人权概念的跨文化理解，需将其语境扩展到“人治”和“法治”的外延上。虽然传统中国社会并未实现过真正的法治，但法律存在于传统中国的道德体系之中。“人治”这一概念，所主张的是君主个人的贤明治理，属“为政在人”这一思想范畴。在法律翻译中，跨文化法律翻译作用在于“理念援助”，可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将“人权”这一概念做相关的一系列翻译，如freedomoftheperson(人身自由)，rightofpersonality(人格尊严权)，personalright(人格权)，rightofpersonalliberties(人身自由权)，personallibertieslaw(人身自由法)等。再者是“间接对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制”文化与西方法制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自汉代独尊儒术后，法制文化更是欠缺，因此中国文化与西方法学中基本概念的“对应物”不易寻见。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里，刑即法，法即律。在西方，“法”更强调的是权力和规律，中文“法”则侧重于制裁和惩罚。因此，中西传统法律文化虽有差异，实则是侧重点不同。最后是“零对应”，中西法律文化内涵的不同，导致文化意识的缺项。如西方法学各个派别所提出的“民主”、“自由”、“人权”、“社会契约”、“自然理性”等，已成为现代法律制度的常用语［5］。而中国，法律制度主要源于政治，权力制衡概念空缺，如parityofpowerandresponsibility(权责平衡)，systemofseparationofpowersintolegislative，executiveandjudicialdivisions(三权分立)，judicialindependence(司法独立)，separationofpowersandfunctions(全能分立)等，这些用语常引起功能对等翻译的困难。当然，在中国法律文化中，如“礼”“仁政”观念，社会主义司法原则等在西方法律文化中也属于“零对应”。
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篇9
关键词：分布式领导东西文化东西思维
西方文明相对于中国文明，起步比较晚，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当西方文明中关于领导概念的一些论述被引入到中国后，也难免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简单的来讲：领导学是一门系统的学科，它已有50多年的历史。[1]理论上，所有的领导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都能充分自制，表现得果断而坚定（一种充分发展中国家的个人才能）。[4]本文试选取西方关于领导概念中的“分布式领导”概念，结合中西方文化差异背景，浅谈西方领导概念，在中国的适用和局限性。
中国的文化相对内敛平和，从神话来看，中国的盘古先开天劈地，创造世界，建立次序。由神制定并维系着天地的规则和次序。皇帝则是神在人间的代表维系着人间的规则和次序。如果次序乱了，上天就会降灾到人间给皇帝一个警告。皇帝治理的好，上天就会有更多的庇佑。中国的神强调的是次序，注重的是君臣父子之间的等级次序。而西方就不同了，同样从神话来看，西方更倾向于暴力革命。从希腊神话可见一斑，不论是宙斯与阿波罗之间的父子战争、奥林波斯神系推翻原来的神系的战争等，他们每一个都是人格化了的神，人有的所有优缺点，他们也都有。他们通过战争和杀戮来终结一个时代，通过人类的战争方式来证明自己的胜利。
“分布式领导”概念，是众多西方领导概念中的一个，其解释为随着组织的扩大和任务的加重，组织需要具有各种领导能力的人来管理。但是，没有哪个人具备全面的领导技能，而且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实施这些技能。由此，出现了分布式领导模式，意思是指领导权力不再是个人独占，而是分布至组织的各个层次。组织成员之间要相互依赖，首先是因为他们的职责可能有重叠的部分，其次是因为他们的职责可能是互补的。协调意味着组织成员要处理好活动之间的依赖关系。当然它取决于组织的发展状态，它改变的容易度，它的文化和它的发展需求。[3]
局限性：在中国强调秩序等级，也就是说每个等级都会有一个领导者，且是绝对的权威，只被上一层次的领导所制约，且有一个总的领导来制约所有的分层领导，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每一层的领导，只被他们的上层制约，那么上层的权力很大，可以制约下层领导，而下层领导在自己所管理的层次中，权力很大，没有谁可以制约他，而所有层次的总领导，权力很大，没有谁可以制约他，这个就与“分布式领导”中的领导权力不再是个人独占，而是分布至组织的各个层次的这个解释不一样了，“分布式领导”概念本意是将“权力”分割，相互制约，是一个平行的层次，大家都是真正的领导，而在中国“分布式领导”被理解为，你只有做事的权力，但没有决定的权力，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层次。
中西方存在的差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人性认定差异：西方：人带“原恶”而来，“恶行”、“恶欲”如影随形，所以人要不停地忏悔、赎罪。人与人的差别不大，有共同的欲望和行为规律，体现在领导上以法治为主、人人平等，产生了行为科学——所有人的规律。
东方：人之初，性本善。把人区分为“圣、贤、愚、不肖”四等，圣贤治国，领袖和君王天生异禀，承担“救民于水火”的责任。体现在领导上以人治为主、等级差别，产生了人才学——部分人的规律，有神秘色彩。领导风格差异：西方：提倡领导者在性格、风度、特点等方面的个性魅力，如率直幽默、敢说敢笑、不拘小节等都是个体努力的目标。东方：主张圆滑事故、城府深，主张“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把个人性格、喜怒都消融于角色需要中，面对公众都以机械的角色出现。
从比较中西方文化差异中，我们看到追求卓越，及实现自我价值是西方文化所强调的重点，追求独立人格，它的管理上的表现就是规范、条例、制度化，实现管理的有序化和有效化，是一种“硬”管理。而在中国，由于千百年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宗法伦理、等级关系，中国社会就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社会的社会格局。强调“情、理、法”。它的管理上讲究“软”管理，具体的表现就是在执行规范、条例、制度管理之前，先看是否合情、是否合理、最后才看是否合法，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管理的有序化和有效化。中西领导体系中各项差异性特征都令人信服地具有文化根性特点，因而文化深层次原因是中西领导理论与实践差异的根源。西方领导概念进入中国以后，与中国文化相近内容被吸收应用，当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矛盾时，它就会被改良，[2]最终还是要符合中国的标准。所以当我们引入一个西方的概念时，应该辩证的看待，即看到其适用性，又要看到期局限性。延伸适用性，改良局限性，才能最大限度的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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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篇10
国际商事争议产生后、提起仲裁之前，一般会经过一定的协商期或其他利用aDR的方式以争取通过和平的手段解决彼此间的纠纷。依照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传统习惯，许多当事人不想将问题闹大、更不想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他们更重视协商的阶段，有的甚至派出强大的谈判队伍并对其“分派任务”，要求“必须有结果”。而这一做法正好与西方国家的理念相异。西方国家由于受法治影响颇深，一旦产生争议，他们更希望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且并不认为这是“有伤和气”或影响“合作”。如此，在协商时就会产生我国当事人将通过协商解决纠纷当做是必须完成的任务，而外方当事人仅把其当做或有或无的程序，最终导致我国当事人在谈判过程中态度过度积极，对一切事实或证据不管对自己是否有利，都予以承认并在书面上签字认可以换得对方好感或当做谈判之“筹码”，殊不知这一过程中的“自认”尽管不会成为事后仲裁过程中的有效证据，但若被对方当事人提交给仲裁庭也会对仲裁员的心理造成影响。所以在这一阶段，即纠纷产生后、仲裁前的谈判阶段，针对中外之文化差异：首先，确保不轻易签署任何文字性材料，除非可以肯定不会对自己造成不利；其次，可以自认，但不得留下任何书面或录音、录像记录；最后，慎重答复对方当事人关于争议事实的所有问题，包括电邮、传真、电话等，以免留下对自己不利的记录。
二、仲裁过程中文化差异的应对
仲裁过程始自一方当事人提出仲裁申请、终至仲裁庭向双方当事人送达最终裁决书，这一过程包含了仲裁的全过程，也是仲裁当事人共同参与解决纠纷的一个阶段，由于双方当事人全程参与，当事人间、当事人与仲裁员间的文化差异是表现最为明显甚至直接发生冲突的重要环节。目前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常采用英语书写，至于准据法及仲裁规则一般会选择国外的法律和规则，这就会引发因文化差异而导致仲裁员及双方当事人对法律争议和事实争议的不同见解。事实上，法律上争议问题倒不多，但涉及到事实争议，因仲裁员对所有的事实判断均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之上，而证据的搜集与提供是中外文化在仲裁过程中差异最大的一个方面。西方国家重视书面证据，而我国采用书面记录事实往往难以被接受，这样就仅能依靠口头证据，而我国与西方的语言、生活习惯及法律理念的差异亦会使口头证据效力大受减损。因此如何采取措施进行应对就显得十分重要，具体而言：
（一）律师的选择方面
所谓“术业有专攻”，律师行业更是如此，即使再“知法懂法”的当事人也很难比得上一个律师对法律的了解，且涉及到国际仲裁，就算国内律师也大多难以应对。因此，在国际仲裁实践中，国内当事人往往要么完全交给国内专门从事国际商事仲裁的律师，要么彻底交给聘请的国外律师。笔者认为，聘请仲裁地所在国的律师是非常必要的，但完全交由其又难以掌控具体仲裁操作中的每个环节，且最终可能涉及到裁决债权人（arbitratecreditor）在我国申请承认与执行的问题，所以最好的选择是聘请适职的国内律师与国外律师共同办理。
（二）仲裁请求与反请求的拟定
由于国际仲裁的仲裁员、律师及翻译人员、记录员等服务人员的收费标准和国内一般按案件标的额收费不一样，他们的收费都是按时间计费，且国外的仲裁员及律师往往价格不菲，而时间耗费的多寡与案件需审查的内容和难易程度相关；案件的难易程度又取决于当事人的请求及反请求。所以，当事人在拟定请求书及反请求书时，应全局考虑，不是越拖时间对己越有利，因为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请求无论如何也不会影响到结果，反而浪费时间、增加成本。
（三）仲裁员、翻译人员的指定
仲裁员是整个案件的决定者，其素质的高低、情绪的好坏及喜好都可能影响到最终的结果。基于语言的差异，一般在国外的仲裁还会涉及到翻译人员，他们是国内当事人或证人的传声筒，若涉及到一些国内特定的习俗或惯例，翻译员不能完全理解，仲裁员就更不可能有一个全面的认知。所以，在选择仲裁员、翻译人员时，国内当事人最好要求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习俗、法律，甚至在中国生活过的人。
（四）庭审的参与
仲裁庭具体开庭的过程中，国内当事人若不懂国外开庭的规范，很容易引发误解，最终还可能影响到仲裁员的情绪。所以，考虑到国外庭审和仲裁庭是庄严的行为和机构，国内当事人应当给予尊重：（1）全程参与仲裁，但仅在需要做决策的问题上发表指示意见；（2）庭审过程中需按时到场，并杜绝中途随意离场或做其他与庭审无关的事情，如接打电话、吃东西、私下聊天等；（3）不要私下与仲裁员或对方当事人及人接触，这可能导致结果对自己有利时，对方提出这些行为有影响公正的嫌疑。
（五）证人、证据的提供
如前述，重视口头证据是我国民事诉讼的习惯，这与西方重视书面证据的习惯相异；再加上现今国际商事仲裁中仅通过书面审理便做出裁决的案件也不在少数，据伦敦海事仲裁委员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全年该委员会做出的裁决总数为592件，其中只有143件是经过开庭审理的，即有75%左右的裁决通过书面审理即作出了裁决，所以国内当事人首先应保存好书面证据材料。其次当需提供口头证人时，应挑选一名愿意并有时间接受培训，能够进行良好交流的人出庭作证。最后应让聘请的国外律师专门对证人进行培训熟悉相应的法律知识和应对技巧。
（六）仲裁费用的承担与支付
当今的国际商事仲裁已发展成为一种服务类行业，仲裁员与争议当事人间实质上是一种服务关系，仲裁员提供仲裁服务享有报酬是应然的道理。且仲裁员也是普通人。因此，仲裁费的分担和支付亦会影响其个人心情，最终可能在案件自由裁量的范围内影响到仲裁员的最终裁量。所以，当仲裁服务协议或仲裁员事先对仲裁费用的支付作出了指令，国内当事人切莫认为其尚未提供服务或仲裁费用有可能判由另一方支付而拖延或不予支付，以免造成不适当影响。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