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对监管的建议篇1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分业经营的模式给“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带来诸多挑战，“一行三会”之间的监管协调愈加显得紧迫。本文通过对目前国内外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探讨，认为我国应该立足国内分业监管的客观现实，建立并完善以央行为主导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随着《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订、《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的出台，我国的金融监管确立了“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但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的结束，我国金融业面对开放的竞争环境和全新的竞争格局，金融创新加剧，金融风险也随之加大，尤其是综合经营的趋势在逐步深化，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金融监管文献综述
国内有的学者比较赞同的方案是在“一行三会”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新的独立的协调机构。巴曙松认为，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理想状况是成立一个常设的、类似于协调委员会的机构，对“一行三会”及财政部的监管进行协调。刘燃、韦新莲认为，应在“三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稳定的长期协调机构，负责与人民银行对话。郭春松认为应建议成立由国务院领导挂帅，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人民银行、财政部以及发改委等部门组成的全国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负责对涉及全局性的重大监管问题、重大金融风险问题进行协调处理。李论认为，在目前分业监管的模式下，应建立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将其定位为监管协调机构，解决一些综合性、全局性的，专业监管机构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问题，发挥协调作用，并不直接参与监管。
有的学者认为在建立监管协调机制时应该明确建立牵头制度，明确监管责任和权利边界。江世银认为，应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中发挥中国人民银行的主体地位和牵头组织功能。许传华建议，建立全国金融稳定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领导任组长，成员包括“一行三会”主要负责人，高法、高检、财政部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下设办公室，人民银行牵头办公室具体工作，负责货币稳定、重要监管政策协调和重大金融风险处置政策的制定及部门协调。
国内外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探索
（一）国外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现状
从国外的情况看，在有多个金融监管机构的国家，法律一般都会对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作出规定。归纳起来，加强协调合作的法律机制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建立一个法定的协调机构，由法律直接规定协调与合作的框架和相关制度安排，由协调机构专门行使协调职能。如美国1978年的《金融机构监管和利率控制法》规定成立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协调美联储、货币监理署（oc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国家信用社管理局和储贷监理署五家联邦银行业监管机构的监管，建立统一的监管原则、标准和报表格式，统一各监管机构的政策和监督检查活动。
第二种是由专门的法律规定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事项。如韩国1997年通过的《设立金融监管机构法》对负有金融监管职能的韩国银行、财政部、金融监管委员会（fsc）、证券与期货委员会（sfc）、存款保险公司和金融监管服务局（fss）相互之间的职责分工、监管合作和信息共享等方面都作出了具体规定。
第三种是由法律对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提出原则性要求，具体的协调合作框架由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协调合作安排确定，如在监管机构之间签订谅解备忘录。如英国2000年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要求金融服务局（fsa）与国内外有关机构进行适当的合作。根据这一规定，英国金融服务局与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监管机构之间通过签订谅解备忘录等形式作了具体的监管合作安排。德国建立了由金融监管局和中央银行参加的金融市场监管论坛，协调监管局与央行之间的监管事宜，并对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综合性监管问题提出建议，该论坛由监管局派人担任主席。澳大利亚成立了由中央银行、审慎监管局和证券投资委员会三方参加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就金融业的发展和监管的改革、协调与合作等问题交流信息和看法，以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委员会主席由央行行长担任，秘书处设在央行；另外，央行与审慎监管局、审慎监管局与证券投资委员会还分别建立了协调委员会，由央行副行长任主席，协调双边合作的具体事宜。
从国外的经验看，虽然采用的监管模式各有不同，但大体都通过正式的制度安排逐步形成了完善的协调合作的框架。如美国通过美联储、英国通过金融服务监管局来进行金融监管的协调。
总结这些国家的监管协调机制，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通过立法手段，直接规定各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框架，对它们的职能做出明确的规定，使监管的协调合作有法可依；第二个层面是通过签署监管各方的谅解备忘录，规定监管协调的实施细则和相应的制度安排；第三个层面是依法成立协调委员会或类似的机构，进行多边合作及负责具体的协调运作。
（二）国内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情况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部门间的协调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由“三会”联合组成的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会议成员由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的主席组成，每季度召开一次例会，并邀请央行等部门参加讨论和协调有关金融监管的重要事项、已出台政策的市场反应和效果评估，以及其他需要协商、通报和交流的事项。二是由银监会召集成立的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不定期召开，由召集人负责召集。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召集全体会议或部分成员单位会议。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主动研究处置非法集资工作，切实履行本部门职责；积极参加联席会议，认真落实联席会议议定事项；互通信息，互相配合，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充分发挥联席会议的作用。三是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该会议由人民银行牵头，23个部门为成员单位。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指导全国反洗钱工作，制定国家反洗钱的重要方针、政策，制定国家反洗钱国际合作的政策措施，协调各部门、动员全社会开展反洗钱工作。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至两次全体会议，如有需要，经成员单位提议，可随时召开全体会议或部分成员会议。四是国务院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国务院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成立于1994年，由人民银行行长担任联席会议召集人。目前联席会议的成员单位已扩大为28家，是我国反假货币工作的最高组织形式，主要负责组织和协调各有关部门做好打击、防范假币犯罪活动工作，开展反假货币宣传、教育、管理等工作。
我国现行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存在的问题
当前金融监管联席会议的机制不够健全，制度软约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第十八条规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召开“联席会议机制”和“经常联系机制”会议时，可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或其它部委参加。“一行三会”当然可以根据各自履行职责的需要进行沟通与协商，但这种沟通与协商是平等的、自愿的，没有任何强制约束力，这个联席会议的效果有限，难以发挥事先预警的作用。
现行的协调机制难以适应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发展趋势。在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的形势下，外资金融机构将大量进入。外资银行具有很强的国际性，金融交易技术复杂，不但实行混业经营，而且随着我国银行业务的逐渐开放，外资银行将重点经营那些我国较少开展的新型金融业务，如金融租赁、投资组合、保险中介及金融衍生产品。国内金融机构出于市场压力，也将加快金融创新，推出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由于金融衍生产品具有杠杆性、投机性、高风险性、虚拟性、交叉性和复杂性等特点，这就决定了市场上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将大量增加。而在目前分业监管制度下，对这些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明显滞后于市场的发展。如由于缺乏实质性的监管协调，金融控股公司常有机会利用管制差异进行监管套利，规避管制以实现监管套利最大化。
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协调有待加强。尽管央行不负责金融监管，但它仍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责任；另外央行还将通过货币政策和流动性方面的及时反应，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因此就不可避免地遇到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协调问题。货币政策目标和银行监管目标冲突外部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决策的效率；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梗阻导致政策效果不佳。货币政策的传导有赖于央行对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职能分离后，货币政策的传导因失去了银行监管职能的支持，可能导致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下降；货币政策信息与银行监管信息的互补性减弱。
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建议
本文结合国际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的经验和国内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的探索，认为我国应该立足现实，放眼长远，分步骤稳步推进监管协调机制建设，强化金融监管协调，做实监管协调工作，促进整个金融体系稳定运行及健康发展。
（一）健全法制并明确监管协调机制的部门、职能、权利边界
1.建立监管协调组织体系。依据现行的人民银行和各监管机构的组织体系，可以组建一个以“一行三会”、财政部为基本框架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以法律的形式确定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的组成部门、职责、内部分工等，明确权利与义务。建立健全金融防范金融风险处置预案，确保在非常时期各监管部门之间的目标一致、协调配合、有序监管；尽快出台金融监管协调工作方面的法律和行政规章，使金融监管协调工作真正走上正规化、法制化的轨道。
2.明确以人民银行为主体的监管协调机制。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立足国际国内金融发展的长远考虑，基于目前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现实，对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预留了法律空间。《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就为中国人民银行在发挥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中的牵头作用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是中国人民银行在我国金融宏观调控和维护金融稳定中处于主导核心地位。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实施货币政策、资金清算、提供流动性支持以及发挥最后贷款人职能等方式防范系统性风险，从而有效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金融创新力度也在加大，交叉性金融产品不断增加，与之相对应的潜在金融风险具有交叉性、传染性特征，存在演化成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因此显得更为重要。
三是人民银行作为金融业改革发展规划和金融资源配置战略的主要承担者，决定了其在金融改革中的地位，也决定了其在协调机制中的主导作用。人民银行作为商业银行的最后贷款人，为金融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金融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为保证金融改革沿着正确轨道进行和最终的成功，也需要人民银行在金融协调机制中居于主导地位。人民银行应将金融改革、金融开放、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统筹考虑，维护金融监管政策的公平，构造有利于金融机构平等、有序竞争的金融生态环境，为金融服务消费者提供合理保护的保障体系。
（二）加强内外协调以维护金融安全
1.对内协调机制建设。一是金融监管机构自身的协调。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总体目标是适应金融全球化发展和金融创新的需要，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等综合性金融机构和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协调，避免监管真空或重复监管，以促进金融稳定，维护金融安全。因此，各监管部门应该站在维护金融安全的高度去加强专业金融监管。二是建立信息交流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为各金融监管机构共享的金融信息平台。中国人民银行充分利用现有的支付系统等优势资源，建立统一的金融信息平台，各金融监管机构要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监管信息，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信息进行集约化分析和处理，监管机构提出的问题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协调解决，从而实现信息共享。这样做既能够节省信息平台建设成本、信息处理成本，也能够减轻被监管机构报送信息的压力。三是建立主监管和联合行动制度。随着综合性金融集团的兴起和金融创新业务的不断涌现，对金融集团内各子机构的监管如何协调，对某一项新的综合性业务如何设计科学的监管标准和具体的监管措施，都需要一套有效的机制来进行协调。
2.对外协调机制建设。一方面是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协调，另一方面是与外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随着外资银行进入及国际资本流动障碍的减少，外资银行在我国扩展迅速，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成为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一环。由于外资银行经营的跨国特性，对其进行有效监管远不是一国监管机构所能完成的，需要母国与东道国监管机构更多的合作。巴塞尔监管委员会于2001年 5月《加强银行监管者之间合作声明书的基本要素》，提出了有效的监管合作必须具备四大基本要素，即信息分享、现场检查、信息保护和持续协调。
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条12款规定：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从事有关的国际金融活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合作机制，实施跨境监督管理。《证券法》第十章第179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合作机制，实施跨境监督管理。当国外金融监管机构设置与我国相似时，我们采取上述法律规定的措施不存在问题。而当国外采取统一监管模式时，我们应采取怎样的方式加强与他们的协调和沟通就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金融机构对监管的建议篇2
abstract:inordertodealwiththefinancialcrisis,ourcountrymayfromtheconsummationbythepeople'sBankofChinathefinancialsupervisionlegalframeworkwhichforthetotalnegotiator'slegalsupervisioncoordinatedlaw,theestablishmentandtheBarthelnewcapitalagreementformsacompleteset,strengtheninternationalfinancesupervisioncoordinatedandthecooperationconsummatestheinternationalfinancesupervisionsystem,thechangesupervisionway,takethefunctionsupervisionprimarily,theorganizationsupervisionasauxiliary,carriesonaspectsandsoonlegislationtothecustomer'sdepositinsurancetostrengthenthefinancialsupervisionconsummationfinancesupervisionlaw.
关键词：金融危机 金融监管 法律
Keywords:FinancialcrisisFinancialsupervisionlaw
作者简介：张跃辉（1969-），男，湖南湘潭人，湘潭大学在职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法学。
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华尔街金融风暴虽美国政府频频出台各种强力措施，但已严重祸及实体经济，美国经济出现近30年来最为严重的衰退，同时各个国家经济也造成了重大影响。1999年美国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废止了在美国实行了66年之久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从而结束了美国在金融法律制度上银行业、证券业与保险业等分野的历史，允许以金融控股公司的方式实现银行、证券、保险业之间的相互渗透，美国对金融机构放松监管是导致本次危机的重要因素。2009年2月27日，我国商务部陈德铭部长在伦敦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专访时说：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一些国家的金融失去监管，使金融杠杆不适当的放宽放大。
我国高度重视本次危机，积极应对，不断加强金融监管，规避危机对我国的冲击。在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之后，国务院成立了由主管金融的副总理领衔的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机构。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扩内需、促增长”的十项措施以应对当前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促进金融发展。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保持经济、金融和资本市场稳定，中国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由于中国稳定的金融、货币政策，以及采取的积极应对措施，中国的银行成为了世界上最可靠的金融机构。本次危机发生以来，国际经济环境日趋复杂多变，给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已严重影响我国的出口领域与企业。
为规避金融风险，就必须加强金融监管。国务院总理在2009年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金融监管即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之简称。前者是指金融主管当局通过对金融机构全面的、经常性的检查以促使其依法稳健地经营，安全可靠和健康地发展。后者指国家根据有关法律，授权有关部门制定和颁布有关金融业的组织机构和业务活动的特殊规定和条例，目的在于使金融业务活动纳入正轨，建立一个安全和健全的金融体系，对金融客户公正、有效地提供服务。金融监管着眼于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限制金融业的过度竞争和不正当竞争，保护存款人、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从而促进金融体系公平、有效竞争，以达维护金融业的合法、稳健、高效运行之目标。为加强金融监管，避免我国金融危机发生，目前我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法律。
一、完善中国人民银行为总协调人的法定监管协调法律
国务院总理在2009年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目前，我国金融业分业监管格局，有利于监管的专业性，如能确立制度化的协调机制，将能有效避免监管重复、监管真空、信息隔绝等问题。《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修订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作了原则性规定。其中，《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5条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6条规定银监会和人民银行应当在相互之间及同其他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建立监管信息共享机制，《中国人民银行法》第9条则授权/责成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2003年，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召开了第一次新监管联席会议，通过了《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备忘录明确了三方在金融监管中的职责和协作义务。?尽管联系会议富有成效，但欠缺法律约束的“合作”关系并不能确保所有监管问题都能通过协商解决。一个地位超然而有具有权威的总协调人不可或缺，中国人民银行可以担当这一角色。这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的特殊法律地位所决定的。中国人民银行曾经是金融市场的全面监管者，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监管职能均来自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拥有“三会”所不及的影响力。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9条的授权，国务院应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总体监管协调者的地位，或者在修改的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总体监管协调者的地位，完善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总协调人的常设金融监管协调法律。
二、改变监管方式，以功能监管为主，机构监管为辅
机构监管是指将金融机构类型作为划分监管权限的依据，即同一类型金融机构均由特定的监管者监管：银行监管由银行监管者负责，证券公司监管由证券监管者负责，保险公司监管由保险监管者负责。这是历史上金融监管的主要方式，也是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的主要方式。
功能监管（功能性监管）是指依据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和金融产品的性质而设计的监管，从针对特定类型的金融机构转变为针对特定金融业务监管，对“边界性”金融业务也明确监管主体，同时加强不同监管主体间合作的监管制度。功能性金融监管能够实现对金融业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协调。
目前我国金融机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推出的各类金融理财产品是金融创新的集中体现。现有的理财产品涵盖各种金融机构各种业务。金融创新业务是金融机构拓展市场空间和抢占金融创新制高点的产物，彼此之间共性多于差异。各类理财产品由于缺乏监管协调，各监管部门在这一领域基本上是按照机构监管的原则各自为政，在投资金额起点、期限设置、能否保本、能否有固定收益、能否转让流通以及能否跨地区分支机构经营等基本问题上各执一词，既不利于相关业务的顺利开展，更不利于有效监管和投资者保护。为解决问题，需要改变监管方法，由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对于已有的理财产品，根据其基本功能，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三会”协商确定基本监管规则，由国务院以行政法规形式，作为该领域监管法律。在此基础上，有权监管机构根据相关产品的具体功能，可以制定实施细则。对于将来的金融创新，也依据功能监管原则加以协调监管。
三、建立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相配套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加快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2004年6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以下简称新资本协议）。新资本协议建立了有效资本监管的三大支柱，即“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信息披露”。新资本协议代表了风险管理的发展方向，提高了资本监管的风险敏感度和灵活性，有助于商业银行改进风险管理和推动业务创新。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将推动银行监管技术进步，强化市场约束的有效性，增强国际银行体系的安全性。实施新资本协议是增强银行监管有效性的必然要求，我国实施新资本协议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由于新资本协议本身没有法律地位，在每个国家或地区实施时必须与当地现有法律和法规相结合。在实施新资本协议之前各国必须研究：国家应当优先考虑的事项；确定该框架监管的群体；对于实施三个支柱所必须的操作步骤；对于实施新资本协议所需的法律调整；监管资源的充足性。我国应根据金融业的实际情况，结合新资本协议建立与之相配套的金融监管法律。
四、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完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
金融全球化中，金融监管却是区域化的。现代金融危机一旦发生，其对经济体的破坏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强。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经济金融政策监督，提升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完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全球金融监管体系，避免金融危机重演。巴塞尔委员会主席威林克指出：“对于金融市场的稳健和发展，一个能够有效应对危机的银行体系至关重要。应当从这次危机中吸取教训，建立一个能够有效地应对金融危机、抵御各种金融动荡的银行体系”。英国首相布朗呼吁“在全球范围内，应尽快重组作为全球市场监管主心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建立全球经济预警系统，创建针对跨国金融组织的多重监管制度”。国务院总理在2009年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中提出继续深化与各方的务实合作，共同遏制国际金融危机蔓延，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提出：要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各国应加大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力度，防范金融风险跨境传递；要扩大国际金融监管的覆盖面，特别要增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经济政策和金融市场的监管，建立及时高效的危机早期预警系统；制定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标准，完善会计准则、资本充足要求等各类监管制度，加强对金融机构和中介组织的监管。
中国应同有关国家一起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新的国际监管规则的制定，促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职能的转换，以期建立符合我国利益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五、对客户存款保险进行立法，保障存款安全
存款保险制度是一种金融保障制度，是由符合条件的各类存款性金融机构集中起来建立一个保险机构，各存款机构作为投保人按一定存款比例向其缴纳保险费，建立存款保险准备金，当成员机构发生经营危机或面临破产倒闭时，存款保险机构向其提供财务救助或直接向存款人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从而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银行信用，稳定金融秩序的一种制度。我国金融业要从美国金融危机中学习经验，应在风险可控、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发展。为坚定市场信心，避免金融危机波及金融机构建立客户存款保险法律，对所有客户存款予以全面保障。
参考文献：
[1]黎四奇.金融企业集团法律监管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2]李嘉宁.关于推动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的思考[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3]曾筱清.金融全球化与金融监管立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金融机构对监管的建议篇3
文章摘要:次货危机警示我国金融监管:在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下，必须建立完善的监管协调机制，而完善的协调机制有赖于一个良好的组织结构。有基于此，本文认为，针时我国分业监管格局下的协调机制存在的问题，应该建立公一私复合监管的组织结构。
一、问题的提出
2010年达沃斯经济年会上，金融监管成为人们讨论的的焦点。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海啸给各国金融监管当局上了生动的一课，改革现有的金融监管机制，特别是强调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重视，已经成为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的共识。然而，对于如何构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组织结构，不同的学者看法不一，但大多数是强调要进一步发挥政府公共监管机构的作用，而对于私人监管机构的媒体，独立评级机构等却很少提及。本文认为，构建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组织结构，离不开私人监管部门，只有将公共监管与私人监管相结合，构建公一私复合监管的组织结构，才成真正发挥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作用。
公一私复合监管的理念最早是应用于保险业，后来不断扩展到整个金融业，其就是让私人部门来帮组衡量公共部门的监管要求，并充当应对监管者与银行业相勾结或掩盖事实的制约力量。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主要是建立在“一行三会”的政府公共监管部门之上，代表私人监管的存款保险机构，独立资信评级机构才刚刚起步，都很不完善。私人监管部门的缺位使得公共监管部门失去了一个外部监督的力量，金融监管协调成了纯粹的政府公共监管部门间的内部“行政调整”，这制约了监管协调机制的有效性，以及金融市场的公正，公平，公开。
二、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组织结构缺陷
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协凋机市}J主要提:建立在“一行三会”的公共监管机构之间，然而，在金融市场不断创新的今天，公共监管在监管协调方面的不足引起了人们的担比:
(一)部门利益严重
我国的监管协调机制建立在“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格局之下，但近些年来，随着金融全球化加快，金融业务不断创新，金融业逐渐由分业走向混业经营。我国加人wto后，金融市场变得更加开放，国内金融机构为增强自身竞争力逐步尝试混业经营。在政绩为先的行政文化驱使下，各监管机构为了促进自身部门利益的发展，一方面鼓励业务上的创新，突破自身领域，不断与其他部门形成业务交叉;另一方面又出于风险的考虑在监管方式和监管标准方面各执己见，各行其是，导致监管重叠和监管不一致，增加了协调的难度。
(二)部门间具体安排不完善
一是联席会议安排不完善。尽管在2004年，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就联合公布了《三大金融机构银行业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然而，从实践的效果上看联席会议制度并不尽如意，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仍然大量存在。这一方面是因为联席会议的参与主体过于狭小;另一方面是联席会议的权威性不够，协调后达成的安排没有法律约束力。二是信息收集的渠道，方式及标准不统一，导致监管部门间的信息不对称，重复检查、重复处理，监管合力不大。
(三)部门内存在“道德风险”
监管“俘获说”认为，监管措施在实行之初可能还是有效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被监管者变得对立法和行政的程序极其熟悉时，情况开始变化，监管机构会逐渐被它所监管的行业控制和主导，被后者利用来给自己谋求更高的收人。金融业是个高回报率的行业，资本的逐利性，使得拥有特许经营权的监管者，特别是一些监管高层容易与相关金融机构形成庞大的利益链条，2008年6月证监会前副主席“事件”以及受“事件”连带出来的“肖时庆”案、“涌金系”案就是例证，这严重削弱了防"i周的效果。
(四)部门的行政色彩过于浓重
在进行监管协调时，协调的主体过于单一，都是政府性公共监管部门，协调的行政色彩过于浓重，私人监管部门，如独立资信评级机构，新闻媒体等没有参与其中。参与协调的主体过于单一使得协调的内容过于狭隘，协调的信息不充分也不全面，隐藏的问题不能及时发现，降低了协调措施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三、措施建议
由于公共监管存在问题，本文认为进行金融监管协调应充分发挥私人监管机构，如独立的评级机构，体等的作用，将公共监管与私人监管相结合，建立公一私复合监管的组织结构。
1、要放宽独立评级机构参与监管评级的限制，鼓励其参与金融监管协调。信用评级应该是个包括多个角度评价的体系，不同的评级机构评定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从各自的角度对金融机构做出评价也不一样，这样才能够促成对金融机构全方位认识。针对我国独立评级机构的现状，本文认为一是要进一步为资信评级机构的发展创造条件，放宽商业评级机构的市场准人限制，打破“玻璃门”和“弹簧门”，或者适当引进境外著名评级机构进行参股，提高我国资信评级机构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二是保证资信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完全按市场来运营。
2、要重视网络媒体的监督作用，可以赋予这些社会中介机构直接向相关监管部门呈送意见的权利，并为其开设呈送意见的专门渠道，以便保障社会监督不受政治因素的左右和干扰。
金融机构对监管的建议篇4
历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点回顾
据梳理，最早的一次全国金融会议于1997年11月17日至19日召开。时逢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内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高企，中国国有银行体系被市场广泛认为已陷入技术性破产。数据显示，截至1996年6月底，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为8400亿元，占比达24.75%。第一次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步伐。会后，国务院陆续出台诸多改革措施：中央财政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四大国有银行资本金；将13939亿元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给新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以及取消贷款规模，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等重要改革措施。同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也随之展开，对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成立了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负责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人民银行K径砸行业、信托业的监管；另外对人民银行自身机构进行了改革，原有的省分行被撤销，改成9个大区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得以加强。
2002年2月5日至7日，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时任国务院总理朱F基对下阶段金融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加强金融监管与国有银行改革的思路进一步得到深化，最终组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主导中国银行业的重组上市。在银行改革方面，快速推进新一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在股份制改革与海外上市项目的实施上得到了一系列关键政策支持。在金融监管方面，撤消中央金融工委，成立银监会，并成立国有银行改革领导小组，酝酿、统筹、部署国有银行改革方案，会议还做出了改革农信社的决定，为此后农信社改革的全面铺开确立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指导方针。
2007年1月19日至20日的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近几年来的金融工作，分析当前金融形势，统一思想认识，全面部署今后一个时期的金融工作。中国农业银行实行整体改制、国家开发银行全面推行商业化运作、成立中国外汇投资公司运作部分外汇储备在此次会议上得到明确。时任国务院总理在此次会议上强调，我国金融改革发展面临新的形势，金融业处在一个重要转折期，也处在一个重要发展期。指出，继续深化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改革，努力巩固和发展改革成果，关键是继续完善公司治理，加快转变经营机制，深化分支机构和基层改革。央行提出，要以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优化金融结构为重点，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继续推进工、中、建3家银行完善公司治理，加快经营机制转变。在此次会议上，国开行被明确定调为全面推行商业化运作，并主要从事中长期业务，不得从事零售业务。权威人士透露，此次会议明确了国开行将坚持的三项原则，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政策性银行改革是已经讨论了多年的话题。此次会议强调，按照分类指导、“一行一策”的原则，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首先推进国开行改革。此次会议还明确，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业务要实行公开透明的招标制。这为政策性业务的发展确定了方向。
在外汇储备领域，会议表示要加强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积极探索和拓展外汇储备使用渠道和方式；在资本市场领域，强调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和比重，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同时大力发展公司债券；在监管体制上，提出要完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机制，加强监管协调配合。与预期一致的是，此次会议并没有决定成立一家“超级监管机构”。
最近一次全国金融会议召开于2012年1月6日至7日，时任国务院总理对今后一个时期金融改革发展作出部署：一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优质金融服务。金融行业要大力提升服务功能，扩大服务覆盖面，加大对薄弱领域的金融支持。重点支持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自主创新，特别要加快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不足、小型微型企业融资难问题；二是深化金融机构改革。着力加强公司治理，形成有效的决策、制衡机制，建立规范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推进股权多元化，切实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参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改制和增资扩股。政策性金融机构要坚持以政策性业务为主体，明确划分政策性业务和自营性业务，实行分账管理、分类核算。国家开发银行要坚持和深化商业化改革；三是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银行业要建立全面审慎的风险监管体系。证券业要完善市场制度，强化行为监管，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保险业要加强偿付能力监管，完善分类监管制度；四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当前我国政府债务总体安全、可控。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妥善处理存量债务，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将地方政府债务收支分类纳入预算管理，构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控制和风险预警机制；五是加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建设，推动金融市场协调发展。促进股票期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坚决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建设规范统一的债券市场，积极培育保险市场；六是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监管政策、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七是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提高资源配置能力和金融安全保障水平。稳妥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提高外汇储备经营管理水平。深化内地与港澳台金融合作，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八是加强金融基础建设，改善金融发展环境。加快制定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建立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完善登记、托管、支付、清算等金融基础设施，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
要求金融部门和金融机构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做好金融工作。一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提高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二要优化信贷结构，加强对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和保障性住房建设，对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对企业技术改造的信贷支持。三要深化新股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抓紧完善发行、退市和分红制度，加强股市监管，促进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协调健康发展，提振股市信心。四要敏锐观察和跟踪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做好应对预案，切实防范经济金融风险。
在2009年“四万亿”刺激政策实施后，政府融资平台大量成立，地方债务风险逐渐积累。不过业内人士认为，在2012年提出防范化解地方债风险至今，相应风险已经得到较好控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称，地方债风险化解采取了两方面措施：一是加强对地方政府负债的管理，按新《预算法》及43号文规定，融资平台应剥离融资功能，不再新增政府债务；二是摸清存量债务，通过债务置换将银行、信托贷款置换为低利率的地方债，大大减轻地方政府债务压力。“但部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面临压力，目前地方政府和社会合作模式快速发展，是一个有益的探索，但政府债务和商业化融资间的界限有所模糊，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关注。”陈道富表示。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2012年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来，金融业混业发展加速，但监管体制仍主要是分业监管。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认为，“目前新的金融工具如银证合作、银行与基金合作、投Y连接保险产品、互联网金融等在中国不断涌现，混业经营大势所趋，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的不断发展，这对现行分业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首先，在分业监管的实施中，缺乏一套合理有效的协调机制。其次，分业监管易产生监管真空和监管套利。再次，分业监管易导致重复监管，增加监管成本。同时，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很难适应金融混业经营和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需要，难以对金融创新进行有效监管。2015年发生的股市波动，2016年险资大肆举牌上市公司事件，都说明目前金融监管的脆弱性和各监管部门协调性很差。”陈道富也指出，“这些年金融交叉、融合已经越来越明显，机构、业务、交易结构、资金都在融合，虽然实行分业监管，但是通过各种通道业务、平台合作等不断绕开监管。”国研中心研究员魏加宁更是直言：“我们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最大结构性风险，就是一边力推混业经营，一边坚持分业监管不变。”
事实上，在近两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这一改革要点就已被列入。“抓紧研究提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这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而在2016年，经济工作会议则再次表示“要深入研究并积极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改革。”曹凤岐指出，进一步改革与完善金融监管体系“非常必要”。
在此背景下，市场预期如若今年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是重要议题。“现在关注点都在金融监管上，金融监管肯定会涉及，包括宏观调控的协调。”陈道富表示。
对于如何调整监管框架，曹凤岐说：“目前基本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主张恢复由央行‘大一统’监管的格局。即撤销‘三会’合并到央行中去，由央行进行统一的金融监管；第二种意见是合并‘三会’成立新的金融监管机构，与央行共同监管，即‘双峰’监管模式。我们认为可以合并‘三会’，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金融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进行综合金融管理，负责统一制定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规划。中国金监会对中国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进行统一监管。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国金监会的作用，建议在金监会下设立三个委员会，一是成立金融审慎监管委员会，将原来‘一行三会’的宏观与微观审慎性监管职责转到该委员会，该委员会更多的负责起宏观审慎性监管职能。二是成立投资者保护委员会，负责业务运作与投资者保护，该委员会对金融衍生产品进行审查，对投资者进行提示与告知，协助投资者投诉的仲裁甚至诉讼。三是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原来在中国人民银行下属有一个金融稳定局，可考虑将其合并到金融稳定委员会中，负责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性，同时制订金融监管的各项法规和政策。中央银行仍然承担部分金融监管职能。即中央银行除了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经济与金融调控外，还负责监管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形成金监会为主与中央银行分工协作，共同进行金融监管的格局。”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表示，“双峰监管”可能比较适合我国未来经济、金融发展。一方面通过宏观审慎体系，央行加上银监会管理的一些系统性重要性银行，确保货币政策供应目标、传导渠道能够实现；另外将“一行三会”针对微观监管部分，强化成一体，共同在这些部门中去协调处理以前出现的监管盲点。
防风险有望成为重要议题
除金融监管外，多位受访人士认为防风险也将成为重要议题。“宏观层面，风险肯定是最核心的问题。”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助理杨涛称，“这涉及如银行体系潜在风险、资本市场潜在风险、地方债风险等诸多方面。”除此之外，很多业内人士认为，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金融去杠杆、货币政策有效性及利率传导机制、金融对外开放均可能成为会议内容。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2016年9月表示，“十三五”时期和即将召开的中央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关注的焦点，可能是研究如何深入参与和推动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完善。
金融机构对监管的建议篇5
一、支持集中监管的观点
（一）有利于实现
一致性监管，减少监管套利。上世纪80年代兴起至今的金融创新活动，对金融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是伴随着现代金融工程技术的应用，通过对传统金融基础资产和衍生产品的复制、捆绑、分拆和重新包装组合，银行、保险和证券各金融产品间的界线日益模糊，而对风险的定价这一所有产品的共性则被不断彰显。在此情况下，传统基于机构类型而不是风险类型的分散监管体系中存在着大量的监管政策不一致性，由此产生的监管套利活动对监管有效性带来了严重的冲击。
（二）有利于对金融集团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监管。目前，多数国家或地区金融系统开始从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通过复杂的内部交易，集团内各个金融部门形成了一个利益休戚相关的共同体，集中或合并监管成为金融集团监管的基本方法。在以金融集团为主体混业经营方式下，集中监管有利于增强各行业监管的协调与沟通，更好地理解金融集团业务交叉的本质，更好地制定金融集团的风险管理政策，从而减少监管盲区、提高金融集团合并监管的有效性。而且，从整个金融系统看，集中监管能更好地理解和监督不同金融机构在各市场的风险转移情况，更好地评估各种变化对宏观金融体系的影响，从而更好地调整或完善金融监管政策。
（三）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监管时滞。通过建立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监管当局能够最及时、最完整地获取整个金融系统的信息，并通过内部各部门间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做出快速反应，从而减少监管政策的内部认识时滞、决策时滞和行动时滞，提高监管效率。
（四）有利于强化监管部门责任。良好的外部监管问责、充分发挥市场纪律约束作用对建立监管机构履职硬约束至关重要，是监管治理的基本内容。但在不完全契约下分散监管产生的监管盲区，经常导致监管责任不清、责任推诿等问题，难以有效实施外部问责。集中监管将监管权力赋予一个机构，有利于增强外部问责的刚性，这对于改善当前的监管治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五）有利于提高金融监管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集中监管通过建立统一的监管标准、共用服务基础设施以及高效的内部架构，有利于提高监管机构的内部管理效率，实现金融监管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同时，集中监管可以减少金融机构向监管部门的信息披露上报，降低管理成本，并节约监管成本。
二、反对集中监管的观点
（一）实现一致性监管还存在困难和挑战。集中监管的前提是，将所有同质性金融活
动纳入统一监管范围内。但从现实情况看，由于存在风险识别、度量和管理上的难题，很难将所有同质性金融活动纳入统一的金融监管框架内，并对其实施统一的监管要求和监管流程。而将金融监管活动简单叠加在一起的集中监管只能流于形式，同时还会造成监管套利已经得到有效制约的错觉。况且，监管当局在建立统一监管框架时，必须考虑不同金融业务本身的特点，要取得两者之间的平衡，存在很大困难和压力。
（二）集中监管可能加剧监管目标的冲突。监管政策的主要目标包括：金融稳定、投资者保护与市场诚信。在集中监管机制下，约束机制弱化使得监管部门具备为了一方面的利益而牺牲其他监管目标的便利，从而导致这些监管目标在一定情况下产生冲突。例如，在投资者保护目标下，监管机构往往会姑息问题机构，从而在长期内损害金融稳定。
（三）集中监管不是解决沟通与协作问题的唯一方式。对集中监管的另一个有力的反驳理由是，通过在各金融监管部门间建立高效紧密的沟通协调机制实现信息的及时、完整共享，同样可以完成对金融集团和对整个金融体系的有效监管，而不一定必须借助集中监管的形式。不同监管部门间的信息沟通与协调可以有效替代集中监管的部分功能。目前，各国乃至全球金融监管部门间建立的包括由银行（BiS）、证券（ioSCo）与保险部门（iaiS）组成的联合论坛在内的信息共享与交流机制，对解决跨市场风险监管问题就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效。
（四）集中监管的规模与范围经济不明显。研究表明，集中监管的规模与范围经济并不明显。目前，只有FSa等极少的监管机构认为集中监管减少了他们的运营成本。集中监管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与一国的金融总量密不可分，集中监管更可能是一国金融业高度发达或一国金融总量较小下的产物。
（五）庞大的集权机构不利于良好监管治理结构的形成。集中监管一般是将原来的分业监管机构合并成一个庞大的监管机构。这一庞大的金融业集中监管机构可能形成监管集权，一方面可能加剧监管信息的不透明，使外部监督约束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可能使工作流程过于官僚化，不能对外部环境变化迅速做出反应，或将延长监管时滞。
三、我国金融业监管治理体制的选择
martínez&Rose（2003）通过跨国抽样分析认为监管治理体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最优金融监管模式，只有结合一国的金融产业发展规模、结构和水平建立的监管治理体制才是最有效的。根据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产业发展趋势和水平，分业监管应当是我国目前比较理想的监管治理体制选择。其理由如下：
（一）我国金融产业发展结构不平衡、水平
参差不齐。国内银行业“一业独大”的特征十分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建立集中监管体制，一方面容易导致某一部门监管在整个机构中占绝对优势，例如银行监管部门可能拥有最多的职员和资源，使得机构整合可能演变为银行监管机构“收购”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过程，从而造成非银行金融部门监管的倒退。另一方面，容易加剧现有银行业和证券业、保险业发展的更加不平衡。监管治理体制科学与否的最终评判标准应是该种监管模式在实现监管目标方面体现的效率。实践中，Freshfields（2003）的一项调查表明，全球实施完全集中监管的国家占比仅为29%，完全分业监管的国家占比为38%，处于两者之间监管模式的国家占比为30%。由此可见，监管治理体制应当建立在各国金融产业发展的现实水平基础上。
（二）金融业综合经营刚刚起步且具有较强的血统性。正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金融业综合经营具有很强的血统特征。大多数金融集团如中信集团、光大集团、平安集团等，往往是以某个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作为投资主体跨行业投资设立其他金融机构，集团还存在着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主业，投资新机构从事其他业务更多是基于范围经济和共享分销渠道的考虑。除此之外的金融综合经营，无论在规模还是业务融合程度上都很低。因此，对我国金融综合经营业务的监管，完全漠视“路径依赖”的思路并不“经济”，完全漠视综合经营金融集团“血统性”的思路也并不“科学”。因此，当前我们更应该将工作重点放在主监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上。
（三）监管机构“才分即合”可能产生一定的风险与效率损失。监管治理体制从一种模式转向另外一种模式，必须进行机构整合以及与机构变更相关的法律、文书的修订，这使得该机构至少在最初运转的几年难以较好地履行监管职责。成立一个新机构面临的不确定性还可能造成一些有经验人才的流失和士气低落。另外，机构内部管理的整合难度也不容忽视。如果从分散监管体制转向集中监管体制，整合前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定位与监管文化，一些it和数据库等基础设施也存在差别。一份调查统计显示，完成机构整合至少平均需要1~2年的时间。2003年，我国才最终确立了分业监管的格局，仅仅是法律文书的修订直到今天也没有彻底完成，我们应该珍惜这刚刚建立起来的稳定局面，避免短期内再次经受机构整合的阵痛，这也有利于维护监管机构的公信力与权威性。
四、进一步完善现有监管治理体制的建议
尽管我们当前应维持分业监管的基本格局，但随着国内金融业综合经营趋势的日益明显和规模不断扩大，为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或重复监管，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监管治理体制，重点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2004年9月，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北京签订了《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从本质上看，这种机制是在
金融机构对监管的建议篇6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金融自由化。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金融动荡发生越来越频繁，1987年华尔街股市崩溃、1992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美国开始进行金融监管改革，2011年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直接影响到全球股市、期货市场、原油价格等各个方面。为了防患于未然，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内容和理念，逐步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
一、金融危机下国际社会金融监管改革。
金融衍生品和虚拟资本的无限扩张以及信息分享机制不畅给金融监管带来的障碍，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促使美欧各国探寻和建立新的金融监管框架和规则。
（一）《巴塞尔协议Ⅲ》。
受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催生，巴塞尔委员会2010年通过了《巴塞尔协议Ⅲ》，新的巴塞尔协议影响了银行的经营模式和发展战略，成为全球银行业监管的标杆，引发国际金融监管准则的调整和重组。为了创造出更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协议主要做了以下修改：第一，提高银行最低资本要求，增强资本质量；第二，提出新的计量指标，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第三，设立“资本防护缓冲资金”，提高整个银行业在危机中的恢复能力；第四，引入杠杆率指标，把控银行风险敞口。
（二）美国金融监管框架改革。
美国的金融监管模式是“两级多头式监管”，中央和地方两级都拥有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权力，多个履行金融监管职能的机构对金融行业进行分业监管。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2010年7月，美国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重建金融监管》的改革方案，其对金融监管制度的调整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组建联邦级的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FSoC），负责识别和防止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系统性风险，促进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2）组建全国保险监管局（oni），主要履行保险行业的监督、咨询、建议和信息交流等职责。（3）成立全国银行监理署（nBS），负责对所有联邦特许存贷款机构、外国银行实施审慎监管。（4）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Fpa），将原先分散在不同监管部门的消费者保护职责予以归并，统一执行保护消费者权益职责，对金融产品提供机构进行检查，对损害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金融机构和市场行为实施处罚。
二、我国金融业面临的问题。
（一）金融行业经营模式的变化。
中国加入wto之后，金融行业逐步对外开放，随着竞争的加剧，中国金融行业分业经营的模式业也开始带有一定的混业特征。
首先，监管当局对金融分业经营的政策进行了适当调整，一个金融企业的法人机构同时经营银行、证券、保险其中两种或两种以上业务。1999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颁布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符合条件的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获准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同年10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又一致同意保险基金进入股票市场。2000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证监会又联合了《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获准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为抵押，向商业银行借款。2001年6月，人民银行《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明确商业银行在经过人民银行批准以后，可开办证券业务、金融衍生业务、投资基金托管、财务顾问等投资银行业务以及保险业务。其次，金融控股集团内部的子公司混业经营，即一个金融集团或者非金融集团通过控股或设立子公司的方式，在集团内部提供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种金融服务。混业经营在提高金融企业自身竞争力的同时，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二）金融创新的发展。
各家商业银行纷纷开展金融衍生业务、投资基金托管业务、证券业务、保险业务以及投资银行业务，这些业务本身来源于证券业和保险业，“银证通”、“银券通”等银行业务品种的使用使得大众通过银行网络就可以直接进行证券投资。保险企业的创新金融产品、混业经营的势头尤其明显，新的涉及多个金融业务领域的保险产品不断涌现，如投资联结保险就横跨保险业和证券业两大金融业务领域。
三、金融监管体制的完善。
（一）中国当前的金融监管体制。
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除了四大国有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外，基本不存在其他金融机构，1986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初步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的职责，此时的金融监管模式是一种单一监管模式。随着经济的发展，信托、证券、保险在内的各种金融机构相继建立，并逐渐形成了混业经营状况，分业监管的模式逐渐确立。1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将证券监督管理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监管，证券机构的审批仍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1993年底国务院公布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分业监管模式形成的政策基础，该决定要求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信托业实行分业管理。1998年中国保监会的成立，将保险业监管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2003新设立的中国银监会取代中国人民银行成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负责对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统一监管。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转变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不断完善有关金融机构的运行规则，更好地发挥作为中央银行在宏观经济调控和防范与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的作用”。在分业监管体制下，多重监管机构之间难于协调，可能引起“监管套利行为”，即被监管对象有空可钻，逃避监管。并且分业监管体系基于金融机构的分类进行个别监管，实质上是对金融市场的分割，这种分割增加金融体系的成本，阻碍了资金的自由流动。
为了对金融市场进行统一、高效的监管，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于2004年签署了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进一步明确了各自的职责分工。银监会负责统一监督管理全国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它存款类金融机构，证监会依法对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并履行相应职责，保监会统一监督管理全国保险市场，维护保险业合法、稳健运行。备忘录建立了信息搜集与交流制度，具体包括以下几点：其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向其监管对象收集信息和数据；其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应密切合作，就重大监管事项和跨行业、跨境监管中复杂问题进行磋商，并建立定期信息交流制度，需定期交流的信息由三方协商确定；其三，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应互相通报对其监管对象高级管理人员和金融机构的处罚信息；其四，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应建立对外开放政策的交流、协调机制，并互相通报在有关银行、证券、保险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中的活动信息和观点。
（二）中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1、确定适度监管原则。
我国目前金融监管存在监管不足和管制过度并存的现象，金融法治带着明显的行政主导性，适度监管原则要求金融监管机构不能干涉金融机构的经营决策权和金融自主权，要通过制度和规则使金融机构得以稳健经营，只有当金融机构出现信用危机等严重问题时，才对其采取某些强制措施。为达到这一目标，金融监管法治要完成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转化。
2、完善金融监管模式。
从巴塞尔委员会2010年通过了《巴塞尔协议Ⅲ》以及美国2010年通过的《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重建金融监管》的改革方案可以看出，当前的国际金融监管更注重控制风险，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各国对金融行业监管体制的变化也越来越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综合监管。
中国“一行三会”式的监管框架经过多年实践，相互间竞争越来越突出，协调却日益欠缺。虽然有三大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但该机制只是在现行金融业分业监管体制下加强金融监管协调的权宜之计，缺乏国家层面的法律支持，联席会议做出的决定强制力和权威性不够。因此，在改革目标上应逐步将分业监管模式转变为综合型监管模式。在机构设置上可借鉴以美国，考虑组建隶属于国务院的金融监管部门，负责识别和防止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系统性风险，促进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以目前的监管模式，各监管机构之间信息很难共享，国务院设立的金融监管部门要负责对信息进行收集、整理，保证各监管机构的信息沟通、共享。
金融监管内容应从合规性的机构性监管向合规性与风险性监管并重的功能性监管转变，加强事前预警防范。银行业作为整个金融行业的主体，应参照《巴塞尔协议Ⅲ》新修订的监管准则作出相应的调整。对证券业及保险业，由于这类行业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特点，要重点加强对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保护。
3、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是金融全球化的必然反映，随着资本的国际流动不断加快，金融风险在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单凭以国别为基础的金融监管不足以控制风险。目前国际社会调整国际金融监管的有关规范主要有三类：一是巴塞尔体制下对国际银行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中国在2009年成为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二是wto的《金融服务贸易协定》，该协定1999年3月开始生效，这意味着在金融服务领域要逐步实施自由化，wto在未来的金融监管协作与合作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三是国际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组织，该组织由世界银行和美洲国家发起，开始的宗旨是帮助发展拉美市场，1983年，该组织正式成为全球性组织。
该组织的宗旨是：通过交流信息，促进全球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各成员组织协同制定共同的准则，建立国际证券业的有效监管机制，以保证证券市场的公正有效；并共同遏止跨国不法交易，促进交易安全。中国证监会在国际证监会组织1995年的巴黎年会上加入该组织，成为其正式会员。
参与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对于我国来说有两个好处，一是吸收国际金融监管的先进理念不断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制度，使我国的金融监管逐步迈入国际化的轨道；二是进行国际金融监管的合作，参与国际金融秩序的制定，在金融自由化浪潮下维护本国的利益，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共同防范金融风险。基于此，随着区域经济体的发展，我国还应积极加强与东亚邻国、东盟等区域组织及其成员的金融监管合作，促进双方监管当局的信息共享，防范区域内金融危机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廖岷。从美国次贷危机反思现代金融监管［J］。国际经济评论，2008（4）。
［2］尹继志。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框架、内容与启示［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0（6）。
金融机构对监管的建议篇7
关键词：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两难选择对策
2004年6月26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正式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成员国将于2006年12月底开始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新资本协议以国际活跃银行为基础，详细地阐述了监管当局对银行集团的风险监管思想，同时新资本协议通过对商业银行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的规范，来约束商业银行内部建立完整而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以达到保证全球银行体系稳健经营的目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反映了国际大银行风险管理的最新经验，因此，许多非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也纷纷表示将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然而，我国却面临着双重挑战。
挑战之一：我国缺乏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条件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核心是三大支柱，即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目前，我国缺乏全面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条件。
我国缺乏实施第一支柱的条件
第一支柱是资本充足率要求。新资本协议在第一支柱中为计量风险提供了几种备选方案。例如，关于信用风险的计量，新资本协议提出了两种基本方法：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iRB）。内部评级法又分为初级法和高级法。其中最简单的是标准法。标准法下那些仅具备基本风险管理系统的银行，要依靠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来计算信用风险的资本要求，然而我国具有外部评级的企业非常少。如果监管当局认为不宜采取外部评级，可以规定所有公司贷款的风险权重都为100%，而对和银行债权的风险权重可以根据出口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来确定。这样就可消除对外部评级的依赖。因此，银行必须不断提高对风险的理解和改进对风险暴露的管理措施。我国的商业银行目前不具备实施标准法的能力及客观条件。相对标准法而言，内部评级法对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要求高得多。内部评级法不仅要求银行具备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而且要求监管机构有能力评估和监督这些复杂的风险管理系统。就目前情况来看，国际上只有一部分国际活跃银行和发达国家有实施这一方法的能力。我国的银行和监管机构距实施内部评级法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同时国内各商业银行的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许多商业银行的贷款评级体系仅是套用了监管当局规定的贷款五级分类，或者是在此基础上简单做了一些细化。这样的评级系统远不能用来评估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对信用风险量化的精确度和准确性远不能达到新资本协议规定的标准。总的看来，中国的银行要实施iRB法，难度较大。为了改进评级体系以达到采用iRB法标准法的要求，我国银行面临的挑战是收集数据、建立必备的内部控制系统、强化信息技术支持和员工培训。
我国缺乏实施第二支柱的条件
第二支柱是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新资本协议引入了监督检查对完善整个监管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引入了监管当局的检查，而且有助于鼓励银行保持事前和事中的谨慎性操作。但是，实施第二支柱存在如下一些问题：一是第二支柱所涉及的范围较广，问题复杂，而各国监管当局暂时得不到详细的指导，也不具备相应的监管资源。二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还要求各国的监管方法逐步趋同。三是监管当局的责任增大，相应有必要提高监管部门监督检查过程的透明度。
世界银行认为，对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银行而言，贯彻实施第二支柱比改进第一支柱可能更加重要。目前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监管当局还没有能力贯彻实施第二支柱。各国监管当局改进监管工具，提高判断能力的过程将是非常困难和富有挑战性。
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我国金融监管中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没有形成规范、连续和系统性的监管。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尚未实现规范化和系统化，还没有真正实现持续性监管，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价、预警和处置系统。金融监管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盲目性、随意性和分散性，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缺乏各种监管手段的有效配合，缺乏对监管信息的综合运用，缺乏对风险的跟踪监测，导致监管成本的提高和监管效率的下降，使金融风险得以积聚和扩散，最后忙于事后救火处置。
没有将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作为监管重心。至今为止，我们对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仍重视不够，监督不力，往往忙于外部监管。而实践证明，外部监管不能代替金融机构的内部有效控制，也不能成为金融机构内控的补充。金融机构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是实现有效金融监管的基础，只有建立完善的金融机构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机制，加上有效的金融监管，才能保证金融机构稳健发展。
金融监管缺乏严肃性。对于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比率等指标没有达到监管标准的金融机构，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纠正措施，使金融风险不断累积。金融监管工作中仍然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金融监管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亟待提高。
市场退出机制的不健全。虽然我国颁布了《金融机构撤销条例》，对危机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仍然主要采取撤销(关闭)这一行政方式，而尚未建立危机金融机构顺利退出的市场配套机制。因此，迫切需要建立金融机构稳定退出市场的处置和保障机制，包括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完善的关闭破产程序，以防范风险的蔓延和扩大，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
金融监管支持系统薄弱。表现在：金融监管的组织领导体系不完善，没有形成一个分工明确、责任清晰、高效运行的监管组织系统；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不够完善，存在着法律真空，操作性较差；没有建立集中统一的监管信息库，缺乏金融数据的收集、整理及分析系统；没有实行审慎会计制度，不能真实反映被监管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和盈亏状况；社会中介机构的金融监管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没有发挥市场约束机制的作用。
监管方法和监管手段落后。首先，我国金融监管的监管手段仍以直接监管和外部监管为主。其次，监管方式比较落后。再次，监管手段陈旧，科技水平低，与被监管机构未实现电脑联网，无法实现实时监控，使监管人员忙于监管资料的收集和层层上报工作，效率低，成本高。
我国缺乏实施第三支柱的条件
第三支柱是市场约束。市场约束主要是制定一套信息披露规则，使市场参与者掌握有关银行的风险轮廓和资本水平的信息。市场约束作用得以发挥的前提是提高银行信息披露的水平，加大透明度，即要求银行提供及时、可靠、全面和准确的信息，以便市场参与者据此作出合理的判断。市场约束的主要作用是提高透明度，强化监管、稳健性。
在我国，直到《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颁布以前，银行业一向被作为严守商业秘密的行业加以保护，报表的秘密性是保护商业银行和客户利益的重要基础。当然，其中也有不良贷款比例较高而不宜公开方面的原因。
鉴于此，多数人认为我国金融机构经营与监管透明度比国际上通行的惯例差，公众应享有的金融信息权力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国有银行领域有不少信息披露的“”。实际上，我国金融机构信息封闭，虚假报告与统计信息盛行，系统性金融风险深埋于中国金融业缺少透明度的“灰箱”运作中，当金融业开放达到一定程度时，原来没有外来竞争者没有透明度尚可隐藏的一些风险与矛盾就会大量地暴露出来影响金融运行，因此迫切需要构建国际标准的金融信息披露制度。中国人民银行于2002年5月颁布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但我国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与新资本协议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挑战之二：不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不利影响
从表面上看，实施新资本协议是自觉自愿的，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新资本协议和老协议一样，一旦形成，就将被视作“神圣条约”，各国就要认真遵守，并将成为评价各国银行业资本充足水平和银行监管当局监管能力的国际标准。但由于目前中国还缺乏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条件，中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不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这将给我国金融业和金融监管带来诸多的不利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影响国际社会对我国金融业的评价
尽管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各国（包括协议的成员国）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由于它代表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代表了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金融市场规则的最新诠释。是否接受新资本协议，是否按照新资本协议指出的方向(风险管理和风险监管)去发展本国金融体系无疑将成为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评判一国市场经济发展方向和程度的重要依据和影响因素。我国目前正在争取西方国家对我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认同，面对国际金融市场最重要的游戏规则的变化，我国不实施新资本协议，这无疑将会影响到西方国家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评价。
带来金融服务贸易的新技术壁垒
客观地说，新资本协议确实反映了现代金融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也反映了全球化和国际金融活动的游戏规则，例如，审慎合理的风险承担、科学准确的风险衡量、充分有效的内部控制、科学合理的资本配置和风险敏感的资本监管框架。但另一方面，它也是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活动中给发展中国家设置的新技术壁垒，有利于西方大国和大银行。
新资本协议宣称的宗旨是通过提高监管资本要求对风险的敏感性来加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并促进国际金融领域的公平竞争。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银行业无论是资本金还是风险管理水平都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并且很难在短时间内通过政策或法规的调整赶上来，风险敏感的监管资本要求无疑将增大发展中国家的融资难度和限制发展中国家银行的业务拓展能力，因此，实际上新资本协议为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在国际金融大舞台上设置了更高的技术壁垒。而且，无论是新资本协议还是老协议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发起并制订的，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考虑得太少，这将拉大发展中国家银行与发达国家银行竞争力的差距，也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实施新资本协议问题上面临两难的选择。
对我国经济和金融运行产生不利影响
新资本协议作为国际金融市场上重要的游戏规则，如果我国不实施新资本协议，它将对我国银行的业务、评级、海外上市以及我国的利用外资和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一是影响我国利用外资。由于跨国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和投资的风险水平被认为高于对发达国家的贷款和投资，新资本协议对前者将给予较高的风险权重，从而将限制跨国银行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动。
二是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对我国的经济援助和贷款。imF和世界银行一向支持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imF通常将巴塞尔委员会确立的监管原则作为评估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金融体系及其监管体制的参照基准，并可以通过imF第四款协商过程促使成员国实施这些原则。世界银行也可以通过技术援助项目迫使受惠国实施这些原则。
三是影响我国银行国际融资的成本和海外上市。新资本协议确立的银行风险管理和资本金规则将成为国际信用评级公司评估各国银行的参考标准。这样，新资本协议通过影响信用评级公司的银行评级标准来影响到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对我国银行的信用等级，进而影响到我国银行国际融资的成本，甚至影响到我国银行的海外上市。中国若不能达到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就难以在发达国家开展业务或开办新机构。
四是直接影响到我国银行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竞争激烈且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游戏规则的国际金融市场上，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资本金实力和风险管理水平上，新资本协议无疑将会使这一国际金融规则得到强化，使我国银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地位。不仅如此，由于新资本协议代表了国际大银行风险管理的最新经验和发展方向，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实施新资本协议，我们将失去一次学习西方发达国家银行先进管理经验和缩小差距的机会。西方发达国家银行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理念，只能在实践中学习，作为旁观者是无法学到手的。
我国应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挑战的对策
笔者认为，面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给我们带来的严峻挑战，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应该采取的对策只能是：尽快借鉴新资本协议所代表的资本监管的成熟经验，建立一套完整的、符合本国国情的资本监管框架，并努力创造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条件，争取在几年之内让我国各大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作为过渡期的做法为：资本监管的总体框架与1988年的老资本协议保持一致，吸收新资本协议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内容，即除规定了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外，明确提出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进行监督检查，对资本不足的银行所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同时要求商业银行定期披露计算资本充足率的有关信息，提高透明度，加强市场约束。
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建立严格的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制度，仅是在参考1988年资本协议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并原则性地要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应达到8%。考虑到短期内我国商业银行按照新资本协议第一支柱要求计算资本充足率，无论是采取标准法还是内部评级法客观上都存在许多困难，根据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现状，现阶段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借鉴第二支柱的内容，完善资本监管制度，提升资本监管水平：
第一，商业银行应对本行持有超过最低标准的资本负主要责任，建立明确的资本发展战略，健全资产扩张的资本约束机制，防止资产（特别是高风险资产）的膨胀造成资本充足率的快速下降。
第二，监管当局建立明确的资本充足率监督检查程序，包括检查的方式、检查的内容、检查频率和检查结果的处理。
第三，基于对商业银行风险状况的判断，商业银行应有权要求其持有高于最低标准的资本金。
第四、监管当局应建立明确的触发比率，及时对资本充足率接近或低于触发比率的商业银行采取干预措施或纠正措施，提高监管政策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为了推动我国商业银行逐步向新资本协议过渡，我们应该要求和鼓励我国商业银行开发使用iRB法或部分借鉴iRB法的有关内容，强调从现在开始积累相关数据。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香港金管局新的贷款五级分类法。新的分类方法同样将银行的各类资产分为六大类，即公司贷款、银行同业、国家贷款、零售贷款、项目融资和股本投资，分类的重点放在信用风险暴露（exposure）上，从而使监管当局要求的贷款分类尽量接近银行内部自己的信用风险管理方式。新的分类方法将贷款分为n级，主要变化之一是把正常贷款细化为7级，不良贷款分为4级（在此包括特别关注类贷款）。每一级别与标准普尔的评级体系相对应，如aaa、BBB等，并与违约概率（pD）挂钩。能够计算违约概率（pD）的银行，采用自己的计算指标。不能计算违约概率（pD）的银行，则采用监管当局确定的指标。
新的贷款分类制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优势：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要求和大型国际银行所采用的评级方法基本一致；通过pD/eL进行的评级标准比现有的贷款五级分类更客观，并使贷款分类具有可比性；不能够完全满足各项要求的小型银行可采用简化框架；便于监管当局检查银行的资产质量和资本充足率（新资本协议第二支柱的内容），使银行能够将自己的风险程度与整个银行业的标准进行比较；通过提供银行业资产质量趋势方面的前瞻性信息，帮助银行进行信贷策划和分析；推动银行为信用风险管理开发和增强内部评级制度；为银行业汇集违约数据提供行业指标；使银行能够以行业违约数据为基础进行违约概率（pD）的审查。
为了提高我国金融监管的水平和监管效率，使我国的金融监管能够适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我国的监管当局应该做好以下工作：对金融机构进行全过程、多方位监管。金融监管当局要通过完善各种监管手段和方式，最终实现对各金融机构从市场准入到市场退出的全面管理。不断完善金融监管方式。一是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二是加强金融机构行业自律管理；三是强化社会独立审计体系和其它社会监督的作用。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的法规体系。不断提高监管人员素质。加强当前各金融监管当局的协调配合，防止监管失真或重复监管。扩大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全面了解、认真学习、研究和借鉴国际上的先进做法和有益经验。
总之，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应该尽快制订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战略措施和时间安排，把实施新资本协议与我国的金融改革结合起来，尽可能缩短实施新资本协议的过渡期，通过实施新资本协议，达到提高我国银行特别是开展国际业务的大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罗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研究文献及评述[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2.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金融机构对监管的建议篇8
一、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管工作的现状
（一）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监管机构
自2011年起，中编办先后批复“一行三会”设立专门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内设机构，在各自领域履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职能，中国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监管组织框架基本建立。与此同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消费者协会、各金融行业协会等部门也从不同角度承担着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职责。
（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监管依据
中国尚未有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监管依据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零星散落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以及《储蓄管理条例》、《外汇管理条例》、《征信业管理条例》、《存款保险条例》等行政法规中。另一部分是“一行三会”推动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等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方面的金融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三）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监管实践
“一行三会”保护局自成立以来，积极推动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咨询投诉受理处理机制，持续加强对金融机构的检查评估，高度重视对金融消费者的宣传教育，取得显著成果。但因其内设机构的局限性，独立性不强，又各自为政，导致在立法、执法、人员、资金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难以对传统的机构监管模式产生实质性影响。
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管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
（一）法律体系不健全
1.没有专门立法，条文分散且可操作性不强。2009年，中国政府开始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试点工作，但截至目前，中国尚未有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专门立法，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保险法》为核心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尚未引入金融消费者概念，亦未明确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作为金融监管目标，只原则性提到“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可操作性不强。
2.金融消费者是否适用新消法，存在争议。2014年3月15日起施行的新消法是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一般法，但目前金融消费者是否适用新消法仍存在争议。一是消费者的定义。新消法对消费者采用正面规定的方式，即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使得金融消费者与消费者两个概念之间横跨了一条为生活消费需要的鸿沟，股民、基民等的投资行为被排除在外。二是监管机构的范畴。新消法将消费权益保护的监管机构界定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是否涵盖“一行三会”尚不明确。
3.管理办法等法律层级较低，效力不足。鉴于目前中国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立法现状，“一行三会”积极推动制度建设，出台了一系列管理办法、工作指引、指导意见等来保护各金融行业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些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内容虽然具体，但法律层级较低，约束力度不够，警示作用不强，很难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应该在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层面明确“一行三会”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方面的执法检查和行政处罚权限。
（二）监管机制不完善
1.分业监管与混业经营矛盾，加重金融消费者维权成本。以备受市场关注的余额宝为例，支付宝沉淀资金系第三方支付业务，归中国人民银行监管；客户将钱转入余额宝实际上是购买天弘货币基金，归中国证监会监管；天弘货币基金的绝大部分款项以一般协议存款形式回到银行，又归中国银监会监管。购买余额宝的金融消费者一旦发生合法权益遭到侵害的问题，很难搞清楚具体要找哪个监管机构来进行维权，将正确选择救济主体的责任强加于金融消费者无疑会加重金融消费者维权成本，加大金融消费者维权障碍。
2.监管重叠与监管真空并存，导致监管资源浪费。“一行三会”保护局自成立以来，除了在各自领域履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职能之外，还对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调机制建设进行了大量有益探索，但多头监管的固有弊端仍无法避免，好事、政绩抢着管，坏事、困难争着推，麻烦、投诉踢皮球等现象时有发生，容易出现监管重叠或监管真空。
3.监管套利与监管容忍显现，引发金融机构逃避责任。在当前中国分业监管体制下，多头立法容易导致相同性质、相同类型的金融产品在不同金融行业内适用的业务规范宽严不一，多头执法也极易产生不同的执法标准和执法尺度，从而引发监管套利与监管容忍，为金融机构逃避责任提供了可乘之机，为侵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埋下了风险隐患。
（三）纠纷解决渠道不畅通
目前，“一行三会”保护局建立了一定的金融消费者投诉渠道，但由于一些客观原因造成金融消费纠纷解决并不畅通：一是缺乏统一操作规范，包括投诉处理时限、投诉处理流程、投诉处理标准等，甚至个别将金融消费者投诉纳入不透明的渠道进行管理；二是缺乏有效措施手段，收到金融消费者投诉后，普遍采用处理方式为直接转办被投诉金融机构，对于金融机构处理情况、金融消费者是否满意并无实际控制手段。例如，2015年前3个季度，中国人民银行系统2121家分支机构共受理金融消费者投诉17265笔，直接转办金融机构处理办结11232笔，占投诉总量的65.06%。
（四）金融创新与金融消费者金融素养不对称
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和发展为金融消费者带来了投资、融资等便利服务，但同时，金融产品与服务设计构造日益复杂与金融消费者专业知识普遍缺失形成的消费信息不对称，也增加了金融消费者参与金融活动的难度。实践中，有些金融机构向金融消费者提供金融产品与服务信息时，采用大量晦涩难懂的金融专业术语，让金融消费者如看“天书”。西安分行就社会公众对金融知识的认知程度抽样调查发现，68%的金融消费者表示对金融知识不太了解或不了解，75%的金融消费者表示不懂股票和债券投资，83%的金融消费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了解金融知识和加强风险意识。
三、完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管工作的建议
（一）制定专门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法》
应借鉴美国2010年《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中国台湾地区2011年《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经验，制定专门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法》，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法》的基本内容应包括：1.金融消费者的权利：明确财产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受教育权、受尊重权、信息安全权等基本权利的具体内容；2.金融机构的义务：明确金融消费者适当性原则，规范金融机构对金融产品、服务、信息以及风险的说明、披露义务；3.监管机构的职责：赋予监管机构足够、有效的监管权，明确监管机构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方面的执法检查和行政处罚权限；4.金融消费纠纷的解决：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投诉处理机制，引入金融消费争议aDR机制。
（二）组建独立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
应借鉴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的设立经验，组建独立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提供完善的组织保障。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的主要职责应包括：1.拟订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政策法规草案和规章制度；2.开展监督检查并查处有关违法违规行为；3.组织开展金融消费者教育和咨询服务；4.加强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消费者协会、各金融行业协会等部门协调，共同开展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5.开展对外交流，参与制定国际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规则和标准。
（三）引入金融消费争议aDR机制
应引入金融消费争议aDR机制，设立专门独立统一的金融消费纠纷处理机构。金融消费争议aDR机制的设计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设立申诉前置程序，在金融消费纠纷发生后，金融消费者须先向金融机构投诉，当金融消费者对金融机构的处理决定不满意或者是金融机构在规定时间内未作处理决定时，金融消费者可向金融消费纠纷处理机构申请争议处理；第二阶段是金融消费纠纷处理机构受理案件后，可选择和确定案件的专业审查人员，在对案件进行一定调查的基础之上对双方当事人试行调解，调解一旦达成，案件进入终止程序；第三阶段是对无法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由专业审查人员对案件进行最终决定，决定作出后，案件进入终止程序。
（四）深化金融消费者适当性原则
有必要在法律上明确规定金融消费者适当性原则，使金融机构站在审慎经营的立场上，依据金融消费者的属性以适合其理解的方式对所销售的金融产品和提供的金融服务加以说明和推销。金融消费者适当性原则的适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金融从业人员要首先了解金融消费者的属性，并依据其属性来判断决定应对其推销何种金融产品与服务，目的在于确认金融消费者对投资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二阶段是在向金融消费者推销相应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时，金融从业人员需依据其属性以适合其理解的方式对所推销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加以说明，目的在于使金融消费者理解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风险进而能够对风险承担相应责任。
参考文献：
[1]亚洲开发银行技术援助项目（ta8498）研究报告：《中国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法律框架建设研究》。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2015〕81号）。
[3]《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试行）》（银办发〔2013〕107号）。
[4]《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指引》（银监发〔2013〕38号）。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2013〕110号）。
[6]《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保监发〔2014〕89号）。
[7]孙天琦报告：《应建立独立的金融业行为监管与消费者保护体系》。
[8]李波报告：《以宏观审慎为核心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金融机构对监管的建议篇9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改革
一、金融危机的反思
（一）金融危机在美国的爆发
由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全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不断升级，过度包装的金融产品通过美国在全球金融业的绝对影响力流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而监管的过滥和过松又使这些广泛流转的金融产品有了极大的不安全因素，这都为危机的全面爆发和多米诺连锁反映打下了伏笔。在经济层面上，人们开始反思房地产市场的经营和发展模式以及金融创新带来的一系列金融衍生品的风险问题，在法律上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位监管的地位和其应发挥的作用。
长期以来，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以繁杂着称于世，可用“双线多头”概括之。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在废除金融分业经营体制的同时，构建了以美联储为主、各功能监管机构为辅的“伞形监管”，同时建立了一套允许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服务提供者之间联合经营、审慎监管的金融体系。该法解除了银行进入证券业和保险业的所有限制，允许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建立金融控股公司从事各类金融业务，混业经营模式的确立。这一法案在加强了金融服务业竞争积极性的同时，使得监管机构对纷繁复杂的交叉于金融部门间的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成为空白，这也是此次金融危机国际普遍对美国的金融监管存在不满和质疑的问题。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
美国的这场次贷危机本身已经通过贸易、金融、市场信心传染等渠道对中国产生影响。我国的股市和油价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央行数次降低基准利率来拉动内需，大量建设基础设施和发掘农村的消费潜力，所以在这次危机中很多国际方面认为中国式独善其身的，实际上，中国受到的冲击很大，国际社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的改革，对中国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体制都有深远影响，在国际交易和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中都可以感受到危机的影子。
二、危机后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
（一）美国的金融监管措施
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多德一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为美国政府在立法方面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努力划上了句号。该法案的出台耗时一年多，历经财政部提案、众议院立案、参议院立案、参众两院协调统一版本、众议院及参议院分别审议两院统一版本等五个阶段是美国大萧条以来最声势浩大的金融监管变革。法案酝酿的过程同时是美国政府对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金融监管不力等问题的反思和纠正过程，体现了美国金融监管当局规范金融机构经营、整顿金融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及纳税人利益的决心以及促进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最终意图。该法案将对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该法案共有八项措施，具体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1.增设4个新的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负责促进信息交流和协调，确定新出现的风险，为监管机构提供解决争议的论坛，对联邦储备委员会识别“重大系统性风险公司”提供建议。全国银行监理会负责对所有联邦级别的存款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和外国银行的机构进行审慎监管。消费者金融保护署将负责对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管理规定中不包含的金融产品、服务进行管理。全国保险办公室将作为财政部内设的机构，主要用来为资料交换提供场所，同时为全国和各州提供专业的金融保险信息服务。
2.提升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授予了联邦储备委员会更大的监管权，用来监测、识别系统性金融风险，对重大系统性风险金融企业、非银行控股公司进行监管，同时改组联邦储备委员会，使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与财政部和其他机构共同商讨改组方案，以更好地协调新监管的权责分配问题。
在以美国为首的受到危机重创的银行金融机构纷纷倒闭的背景下，致力于银行业的稳健运行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出台了一些规范监管的文件，包括2008年的《稳健的流动性风险监管原则》，2009年的《稳健的压力测试实践和监管原则》、《新资本协议框架改进方案》、《新资本协议市场风险框架的修订稿》、《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计提指引》、《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和《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的征求意见稿。这些文件在规范银行加强自身的风险管理和资本构成方面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对各国的银行业的监管改革都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二）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存在的问题
美国监管改革大方向值得肯定，不过，美联储权力空前庞大的全能型监管机构也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其一，美联储的金融监管职能与美联储制定并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是否出现冲突？美联储在大权在握的前提下能否继续保持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其二，谁来监管美联储？现在能否对真正掌握实权的美联储构成有效制衡还未可期，这将涉及到全球监管体系如何构建和政策监督的问题。其次，新法案仍遗留一些未解难题，如“两房”等问题。
另外，对银行的风险的界定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识别标准，新设立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与其他机构在运行中是否能协调运作，上文提到其对系统性风险进行识别，但具体权限并没有清晰界定。而且美国的消费观念和消费结构并没有彻底改变，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消费还将继续，对于将来可能产生的更加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现有的金融监管机构是否能完全覆盖监管，还是只能像这次的危机一样只是临时的处理机制。从一定程度上说，法案对这些问题都不能做清晰的解答，只能是摸索前进，不断完善。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几点思考
（一）人民银行的职能转变和实现监管的全面性、系统性
1995年的《商业银行法》和1998年《证券法》确立了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基本模式。我国现行的“一行三会”的金融管理体制有利于提高金融宏观调控和微观监管的专业性，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一体制的形成深受国际金融监管体制变革的影响。所以此次危机所暴露的国际金融监管中的宏观金融管理缺位、金融监管不协调等种种弊端，也就会在我国目前的金融管理体制中有所反应。由于国内市场相对封闭、金融创新相对不足，我国金融体系免遭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但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产品的出现，大量的游离于监管真空带的金融创新产品的出现呼唤着一种更加全面而系统的配套监管机制的产生。
借鉴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我国应强化中央银行职能，明确人民银行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的主要角色，确立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中的主体地位。与受危机重创的美欧国家一样，当前我国金融监管领域也存在宏观审慎管理缺位和微观监管“合成谬误”的问题，银、证、保三个行业监管部门以防范单个金融机构风险为目标，无法对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性以及由此导致的系统性风险给予足够的关注。
从承担的具体职能上看，人民银行具有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维护支付清算系统正常运行以及维护金融稳定的法定职能，在宏观审慎管理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所以要赋予人民银行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上的主导作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通常是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源头，应明确人民银行在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中的主导作用。同时要树立中央银行权威，赋予人民银行在金融监管协调中的牵头人职能。在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分离、金融业分业监管的情况下，监管协调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而言尤为重要。建立和健全金融监管协调，关键在于确立监管协调牵头人，当前，这一角色应由履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职能的中央银行来承担。
（二）重点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
上文中提及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改革文件中关于流动性标准的新建议，结合我国已经加入这一组织的实际情况和银行业发展的现状，应当继续深入推进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和相关规制的落实，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完善风险管理的政策、流程、工具和方法，提高商业银行全面识别和管控风险的水平。在将资本和流动性监管并重的前提下，不断提高银行业抵御风险能力在坚守资本数量和质量审慎监管底线的基础上，引导商业银行在业务发展和资本的规划上能结合市场需求以及自身的业务水平科学发展，合理把握表内外资产扩张速度，促进风险抵御能力建设与自身业务的协调一致发展。
推动银行业建立新的信贷管理制度，持续优化信贷结构通过强化针对固定资产贷款、流动资金贷款、个人贷款和项目融资等业务信贷管理制度，推动银行业建立更加严格有效的信贷管理政策和流程，有效防范不良贷款风险。按照中央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部署，引导银行业进一步调整信贷投向，优化信贷结构，合理把握信贷增速、节奏和投向，加强行业风险监测和管理，把银行业改革发展的良好形势巩固和发展下去。
在这场危机之后学者都在大力呼吁监管，实际上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的是金融业自由发展的空间，不能因噎废食，金融业的自主竞争和发展是有利于其探索更加富有效率的经营模式，开发新的金融产品，给金融发展注入活力，关键是相配套的金融监管模式和内控机制能够协调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秦国楼.以金融稳定为本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j].中国金融,2010(16).
盛硕.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与金融创新[j].市场周
刊(理论研究),2010(7).
张茉楠.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到底能改变什么[j].今日财富(金融监管与发展),2010(7).
金融机构对监管的建议篇10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监管改进；监管机构；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8)05-0008-06
在整体金融市场比较宽松的情况下，次级贷款引发的局部金融风险迅速向整个金融体系蔓延，造成了对整个经济的巨大冲击。国内外对次贷危机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次贷危机的起因分析与评论及次贷危机发生对我国的启示。国际金融机构和各国的金融当局imF、巴塞尔委员会、美联储、中国人民银行纷纷针对次贷发表了各种报告，为研究提供了很多的资料和观点。虽然金融监管在此次危机中承担的责任未有定论，但是为了防止危机进一步拖垮经济，发达国家政府迫不及待地改革金融监管。美国提出了《现代化金融监管结构蓝图》，2008年4月11日在华盛顿召开的七国集团(G7)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重点讨论了监管机制改革。与之相配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08年4月16日了更加严格的银行运行监管规则大纲，计划加强巴塞尔协议ii(即新资本协议)的某些规定。如同以往的金融监管改革，各国彼此影响，新一轮的金融监管改革在发达国家中率先开始。
一、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改进的趋势
(一)组建超级监管机构的风潮
在次贷危机发生后，2007年10月美国财政部公告对美国金融监管结构进行审查，并由此发动一场关于评估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以提高效率的讨论，并提出了相关的9个监管问题供公众讨论，受到了广泛热评。人们认为现行监管体系中包含太多的机构，各自权限互有重叠，而监管体系中还存在许多盲点和漏洞，监管体系的低效将继续削弱美国金融服务业的竞争优势。2008年3月31日美国财长保尔森公布了长达218页的《现代化金融监管结构蓝图》，该计划减少监管机构，将监管权力集中，赋予美联储更大的权力，使其成为超级监管机构，同时该计划将原由5个机构负责的日常银行监管事务归由一个机构负责，形成该机构超级的监管权力以此理顺政府监管机构与华尔街的关系。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计划。在欧盟内部，意大利针对欧盟内部金融机构在不同国家间的监管套利，建议修改具有4个层次协调机构的莱姆法路西框架，建议设立一个欧盟层面上的超级金融监管机构，取代目前各成员国监管机构间的协作模式。尽管组建超级监管机构的计划遭到很多利益相关者的反对，但是它代表了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改革的一个重要意图。
(二)加强监管合作
尽管各利益相关方对美国《现代化金融监管结构蓝图》中提出的以超级监管机构集中监管权力的做法遭到了反对，但是对提高监管统一性的意图是一致的，为此提出了监管合作来替代蓝图中的合并计划，例如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卢肯指出，目前的监管体系通过进一步的合作与交流，也能达到蓝图中所描述的合并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后所可能达到的效率。
跨国间的合作也在加强，英国《金融时报》披露，英国和美国已达成协议，两国政府将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进行合作，并建立一个联合工作组，就如何监管银行系统提出建议。欧盟财政部长及央行官员在2008年4月4日的欧洲财长会议上达成谅解备忘录，原则上同意加强各成员国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通过继续加强各成员国监管机构间的协作，逐步实现各国监管规则趋同，从而提高对欧盟金融市场的监管。
(三)规则监管重新被重视
20世纪80年代，包括英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制定出大量规则，以期对金融机构进行全面的监管，而且努力使监管规则标准化，以便于国际协调。监管规则日益庞大和复杂，规则间的衔接和协调日益变得困难，甚至可能出现规则间的矛盾和冲突；过分强调规则也容易使监管者仅关注于规则的字面解释，而忽略了规则背后所隐藏的监管的初衷。由此，2006年，以英国金融服务管理署(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FSa)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方法出现了重大变化，从基于规则的监管转向基于原则的监管。2006年英国强调原则监管后，英国经济开始了新一轮扩张。2007年，英国全年实际GDp增长3.1％，略高于上年的2.9％。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FSa的原则监管在促进金融业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功效，但是原则监管由此得到推崇。但是危机以后FSa发生了转变，加强监管的措施更多倾向规则监管，如新组织一批监管专家对高风险机构进行日常审查，以确认他们是否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FSa的高级管理人员更多地参与直接监管和接触高风险机构；对流动性风险的监管加强，特别是对高风险机构；强化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工作能力的评估。为了加强金融规则监管力度，金融服务管理局计划招聘100多名管理人员，加强对主要银行日常经营的监管。
美国也在危机后加强规则监管，保尔森提交的方案建议向抵押贷款放款人发牌，以及为他们设立全国性发放准则，并建议联储向非银行的金融机构进行实地检查。这相当于设立了一个统一的规则，要求各方在此规则下开展经营活动。
二、金融监管改进的实质
(一)以超级监管机构克服监管套利
1．以超级监管机构减少差别从而减少套利机会。在次贷危机的形成中，监管缺乏统一性与金融机构业务的综合性矛盾给市场提供了过多的监管套利机会，使监管被动放松。以银行为例，在很多国家银行经营范围突破了原有的存、贷和结算三项传统银行业务，广泛涉足证券、保险和房地产业，如图1所示，银行变成了不同程度的多种经营的金融机构。同时，许多国家监管机构并没有发生改变，沿袭了分业的传统。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采用了分业多头监管模式，各机构的监管职责既有明确的分工，又有一定的交叉。例如美国商业银行的监管机构包括联邦储备体系、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各州银行委员。这种监管方式在美国的金融现代化法案实施后也没有相应调整。又如，法国银行业的监管机构包括银行金融管制委员会、信贷机构和投资公司委员会、银行业委员会、全国信用和证券理事会。在分业多头监管下，监管功能重迭，银行常常有两个以上的监管机构可以选择，金融机构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甚至制造机会为自己谋取比较有利
的监管，即“RegulationShopping”，从而实现监管套利。超级监管机构设计，意图使监管机构减少，从而监管机构之间的差别减少(如果是大一统的监管机构就无差别)，差别减少从而使套利机会(regulationshopping)减少。
由于国与国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大，监管差异必然存在，哪个市场的监管宽松就会吸引银行进入，伦敦正是凭借着宽松的监管环境吸引了众多的金融机构“入驻”。欧盟成员国关于建立统一的超级的欧盟金融监管机构旨在减少欧盟内部国与国之间的差异，从而减少套利机会，增加欧洲整体的监管力度。
2．超级监管机构形成超级监管权力以防止监管套利。超级监管机构的实质是赋予它超级的监管权力，特别是行政监督权力和直接市场干预，使监管措施富有层次。在经济平稳时期，金融监管机构通常采用标准化监管方法和内部模型法监管，BasleⅠ和BasleⅡ都以这两种方法来进行监管，所以监管机构的行政权力不易体现。但是，危机发生后，这两种方法受到质疑，人们认为对所有的金融机构都采用这两种方式并不适合，而且没有证据证明金融机构达到监管标准就能避免出现问题。行政命令式的监管重新被美国政府采取以阻止次贷危机影响扩散，如2007年12月6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冻结次贷利率，部分贷款利率将冻结5年。由于行政命令具有执行简洁、一刀切的特点，不给金融机构以套利机会[，尽管它被认为是非市场手段，对银行发展不利(JamesBarth，2008)，但它能够迅速有效地阻止危机发展的特性，作为监管的一种手段在监管改进中被重视。美国《现代化金融监管结构蓝图》的实质就是计划由政府行政机构特别授权给美联储更大的权力，使作为私人机构的美联储易于采取政府机构一般的行政命令式的监管手段。另一方面，在次贷危机中，融资市场流动性降低促使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和英格兰银行等中央银行采取前所未有的干预措施，以缓解银行间货币市场的压力，imF在其报告中认定了这种干预的成功性。从而使直接的市场干预得到了认同。
(二)以加强监管合作克服监管本位主义
次贷危机与以往的全面爆发的危机不同，它的爆发形式是链条式的，从局部到全面的爆发。发放次级贷款的银行是第一环，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将次贷打包卖给投资银行以转移风险。而那些投资银行再通过资产分类、信用增强等技术，将抵押贷款资产包装成不同风险等级的结构性衍生产品转卖给其它投资者。由于这些衍生证券设计复杂，透明度较低，其投资价值并不为投资者所真正了解，其中的风险隐患较为突出。但在整个过程中，各监管机构只关注自己的监管领域，以自身本位利益至上，支持金融机构通过次贷相关衍生产品转移其风险，最后造成了风险向整个金融体系和其他国家扩散。根据巴塞尔委员会从1992年以来八次提出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报告，其原则就是控制资产证券化给银行带来的风险，只要证券化资产已经出售或风险已经转移，就不应在金融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范围内。所以，次贷危机中倒闭与损失最大的是证券行业，而不是次级贷款发起的源头――商业银行。根据imF统计，如图2所示，在金融产品中，损失最大的并非是源头产品――次级贷款，而是aBSCDo。同时，美国以外的国家因投资于证券化资产遭受了重大损失。欧洲受次贷危机的冲击，损失超过1200亿美元，几乎与美国本土的损失相抵。这些结果与监管中的本位利益至上不无关系。其次，金融监管机构努力做好自己的业绩而忽视系统性风险。早在2004年初，美联储已经注意到贷款机构放松贷款标准进行贷款活动的行为，但为了追求经济的发展，鼓励消费，联储仍较为支持包括可调整利率房贷产品在内的另类贷款、次优贷款产品的开发与使用。
尽管建立超级监管机构的设想从理论上一劳永逸地解决监管机构的监管本位主义，但由于组建超级监管机构的方式触及了现有各方的利益，例如在欧盟，意大利提出的组建欧盟统一监管机构的提议遭英国和德国的强烈反对。英国担心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可能会因为来自欧盟的过多干预而损害，德国则担心本国金融行业会受制于欧盟。为了防止危机扩散，以减低系统性风险为目标，加强监管合作方式来克服监管本位更易推行。
(三)以倚重规则监管克服监管宽容
在现代金融业中，监管机构在规则监管与原则监管中权衡选择以期达到最佳的监管效果。原则监管中监管者对监管过程不再拘泥于合规的控制，而是事前为金融机构制定出良好的经营原则，鼓励金融机构自身采用合适的方法来遵守良好的原则，监管者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结果进行检查，根据结果决定是否要对金融机构采取强制性的措施。若将金融机构运营看作是一套系统，监管者不再控制输入因子(input)和运行过程(progress)，而是关注于输出结果(outcome)。只要输出结果符合良好经营原则，监管者对输入因子到输出结果之间的传导机制的构建和运行是不加以干预的。但若输出的结果违背了良好经营原则，监管者必须能及时观测出结果偏离状况，并据此对金融机构提出更高的规则要求甚至是强制性的惩罚措施。在经济发展平稳的情况下，原则监管的效果显著，因为基于原则监管方法下，行业自律规则和标准发挥更大的作用，使整个金融业更富有效率，但是次贷危机发生后，由于各国对金融监管的目标发生了改变，从原来的侧重经济发展、侧重在金融市场竞争中争取有利地位，变为侧重抵御风险，侧重平稳。原则监管下，过程不被严格监管的做法被认为是监管缺位。在整个金融体系寻求稳定的情况下，金融监管的标准不仅更加细致而且执行更加严格，金融机构自律作用减小，虽然专家指出，这种反危机措施伤及了金融机构的主动性，可能是有害的，但原则监管在危机到来后显得更为危险。
三、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改进对中国金融改革的启示
在本次危机中，尽管中国的金融业受到直接的冲击较小，但是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的改进是其对本国金融监管的深刻总结，对我国有着多重启示。世界银行主计官兼副行长法耶泽尔・乔杜里表示，在次贷危机全面爆发的背景下，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到当前国际社会对于金融监管改革的讨论，并从中获得借鉴。在分析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改进中，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监管制度的移植与本土化
1．探索本土模式而放弃对西方模式的追求。发达国家的监管已经走过了四个时期，即金融自由化发展时期(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泛的金融监管时期(20世纪30～70年代)、从管制到自由化的回归时期(20世纪70～90年代)、安全与效率并重时期(20世纪90年代)。目前出现的金融监管改革实际上是第五个时期演进的过程。一方面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说明，即使人们认为的“成熟”的金融监管体系本身也在一直变动，甚至是剧烈变动。完
美的金融监管模式并不真实存在，所以必须彻底摆脱“胚胎隐喻”的桎梏。同时，以银行为例，我国的金融制度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异，如表1所示，中国银行业的经营范围远小于其他发达国家，中国目前尚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找到一个发达国家的范例来照抄。不追求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监管模式，根据我国自身的历史背景、政治、文化因素，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监管制度是目前监管发展的方向。
2．移植制度的选择。沃森(watson，1978)认为过去的绝大多数法律改革是一些移植。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建立也移植了很多发达国家的制度和国际标准，而且将继续移植。例如，中国银监会也就实施新资本协议相关监管文件，了第二轮征求意见稿，要求国内大型商业银行在2010年底正式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国内商业银行最迟到2013年底也要全部实施新资本协议。但是，以银行业为例，如表1所示，JamesBarth对118个国家的调查中发现，发达国家之间的金融制度、监管制度有较大差异，这些差异在实践上证明各种金融制度的效率在不同的国家存在差异。最有效的金融制度都带有该国本土特色的差异，这些差异为我国的金融制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金融监管制度和标准资源，我国可以认真研究各种金融制度在市场中的不同表现，借鉴不同发达国家的制度或国际标准来监管金融体系。
3．监管制度的本土化。法律移植并不必然符合市场经济需要，它不能替代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大量习惯惯例。所以在重视借鉴他国经验时，要同时开拓适合本国国情的监管工具与监管指标。例如，在资产证券化的监管中，对在次贷危机中已经显示出薄弱性的国际标准应当审慎接受，同时针对我国的金融机构和评估机构的特点，大力开发符合我国本土金融资源实际情况的监管模式与监管工具。
(二)分权明晰、高度合作的金融监管机构
1．分权的必然性。我国从大一统的金融管制体系逐渐演化成分行业的监管方式，分业监管破除了监管垄断带来的大一统、的弊端，使监管更加专业富有效率。在金融机构分业经营的大背景下，分业监管是我国金融改革的一大成果，在我国重新建立超级的大一统的监管体系不太现实。分业监管实质上是按照行业来划分监管权力，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是最富有效率的监管方法，但发达国家的监管历史表明，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入，金融产品不断增多，金融机构复杂化程度不断提高，分业监管能使政府按行业设立新的监管机构或监管部门，有效实现对新产品、新机构的监管。
2．高度合作的模式选择。如何协调我国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避免监管套利，另一方面又减少监管机构间的摩擦，使监管目标得以顺利实现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虽然我国的监管机构都属于政府机构，合作的基础较好，但是，当监管发生重叠时，同一级的监管机构究竟以谁为主无法可依。例如，我国的企业年金由劳动保障部、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共同监管，而且这种共同监管将随着我国分业经营逐渐走向混业经营而增多。如果依靠我国一行三会的自觉合作，没有专门协调机构，由于各监管机构存在着工作绩效的竞争关系，很有可能发生表面的合作但实质的不合作。所以，应当在监管机构分权明晰的情况下，有专门的合作协调机构，以达到高度合作的目的。
人民银行担任专门的监管合作协调机构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根据我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人民银行具有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应借鉴美国扩大联储体系权力的做法，扩大人民银行的职能，使之不仅成为货币政策的制定者而且使其具有超过其他监管机构的监管权力。协调监管机构间的关系。同时，人民银行是国务院的组成部分，而其他的三个金融行业监管机构是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在行政管理关系上也是成立的。但是，人民银行本身也为监管机构，监督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黄金市场，也有其监管本位利益，从而使其无法真正起到合作协调者的作用。为此，为了使其成为监管协调机构，应当将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权力分解出去，同时通过赋予其超过行业监管机构的权力，使之成为我国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
(三)规则监管在我国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