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与金融管理篇1
人民币国际化亟须宏观金融
风险管理保驾护航
经典理论和德日两国历史经验表明，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逐渐提高，货币当局必然要面临宏观金融政策调整及其引致宏观金融风险的严峻考验。应当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作为制度保障，将汇率管理作为宏观金融风险的主要抓手，将资本流动管理作为宏观金融风险管理的关键切入点，全力防范和化解极具破坏性的系统性金融危机，确保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最终目标的实现。
当一国货币已经跻身于主要国际货币行列之后，货币当局只能采取“资本自由流动+浮动汇率+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宏观金融政策组合。这同样也适用于中国。然而，贸然放开资本账户和人民币汇率，极有可能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严重损害实体经济和金融发展，致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断。因此，政策调整不能急于求成，要在本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监管部门做好应对国际资本冲击的充分准备以后才可放开汇率和资本账户。
当前，货币当局宏观金融管理的核心任务就是构建更加全面、更具针对性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追求金融稳定目标，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提供必要前提。一方面要将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工具协调使用，将物价稳定、汇率稳定、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等政策目标统一在金融稳定终极目标的框架之内。另一方面，要继续完善微观审慎监管政策，重视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与管理，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同时积极探索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着眼于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强化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和谐发展。
汇率管理应该作为宏观金融
风险管理的抓手
应该进一步推动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加强市场预期管理，保持长期汇率在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追求与最优货币政策目标相符合的汇率政策目标。
首先，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允许汇率有一个较宽的波动幅度，使其双向波动，更富弹性。同时促进企业加强汇率风险管理和对外更多使用人民币的意识，促进金融机构的汇率风险管理工具及全球范围人民币资产管理业务创新。
其次，人民币汇率制度应从管理幅度逐渐过渡到自由浮动，汇率政策目标的实现方式从直接干预为主转向间接干预为主。未来在资本账户有序开放的条件下，主要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收入政策的合理搭配来维持长期汇率在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与此同时，在外汇市场出现投机性冲击或危机来临之际，保持必要的外汇干预和资本管制，加强技术性管理工具的运用，采取果断和有效措施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这是防范金融危机蔓延和系统性风险产生的必要手段。
第三，汇率政策实施过程中必须重视国际间政策沟通与协调。要密切关注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加强与美国政府的沟通，推动建立美元―人民币汇率协调机制，降低过度的汇率波动对双方经济金融的负面影响。积极应对欧元区和日本负利率政策，呼吁建立SDR篮子货币国家之间的货币政策协调，避免主要货币之间发生汇率战，减少以邻为壑效应。考虑到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对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溢出效应，既要优先考虑国内需要，又要通过适当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兼顾他们的利益诉求，减少政策摩擦，实现合作共赢。
宏观金融风险管理要以资本
流动管理作为关键切入点
资本账户开放要与汇率制度改革相互配合，坚持“渐进、可控、协调”的原则，适应中国经济金融发展和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
研究表明，“8・11”汇改之后，中国资本市场价格、杠杆率和跨境资本净流入之间的关系，由之前的单向驱动关系变为循环式的互动关系，短期资本流动冲击足以影响到资本市场的价格和杠杆水平。国内各个金融子市场之间、境内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资产价格联动性和金融风险传染性明显提高，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更加敏感。因此，不能冒进开放资本账户，必须加强全口径资本流动监测。
中资银行在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获得更大的国际化发展空间，但是必须经受国内外双重风险的考验，在实现市场扩张与风险控制之间寻求平衡更加困难。系统重要性银行应当抓住机遇扩大跨国经营，同时要健全风险管理机制，避免成为外部冲击的放大器或系统性风险的导火索。
资本流动冲击较之前更复杂、更频繁，加剧了实体经济的波动性。要明确供给侧改革的抓手，内外并举推动技术进步，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止泡沫化和虚拟化，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模式不适应、创新能力落后、贸易大而不强、民间投资萎缩等问题，降低实体经济风险。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在直接投资、技术进步、贸易升级等方面与供给侧改革形成良性互动，化危为机，共同推动中国经济进行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以供给侧改革夯实人民币
国际化的实体经济基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培养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建立经济可持续发展新结构的必由之路。应该在供给侧改革中确立三个抓手，并有所建树。第一，增加研发投入，加大海外并购，内外并举提升技术水平。第二，重视金融结构调整，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资金成本，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防止金融“脱实就虚”，甚至泡沫化。第三，金融手段与财政措施协调配合，鼓励民营企业进行直接投资，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优化生产要素配置。
中国必需毫不动摇地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人民币国际化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指导思想。人民币国际化的长足进步，有利于国际社会增加对中国的信心和投资意愿，并为中资企业使用人民币对外投资提供便利性和收益稳定性。尤其是可以改变大宗商品使用美元计价结算的习惯，使中国经济获得更加稳定的物资供应模式。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人民币的意愿大幅提高，中国可与中东、中亚国家以及俄罗斯等国家推动双边原油贸易以人民币定价、结算，提升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的原油定价权。
推进供给侧改革，长远看有助于改善我国实体经济的风险积聚问题。创新型工业体系的建立将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物质基础。而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不仅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和需求，其所带来的贸易计价结算和投融资便利，还有利于扩大对外贸易和国际合作，推动跨国并购和技术进步，形成大宗商品新的供应新模式，实现在国内外更广阔的市场上优化资源配置。尤其是人民币在国际化进程中稳步升值，迫使贸易结构升级，从产业低端迈向中高端，加速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倒逼机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人民币国际化与供给侧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具有内在的相互促进机制，人民币国际化本身就是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推手。
亟须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要在现行金融监管框架当中增加宏观审慎维度，并明确宏观审慎政策的具体实施部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的监管改革以增加现行监管框架的宏观审慎维度为主，加强系统性风险监测、评估和防范，并以专门委员会或者审慎监管局等不同方式明确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具体部门。
国际金融与金融管理篇2
国际金融管理是社会经济结构稳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美国金融危机出现后，国际金融管理从金融危机的经济发展规律中，总结金融管理运行的基本问题，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进一步优化发展，结合当前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实际应用变革中存在的不利变革因素进行分析，对未来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变革发展提供发展新趋势，同时，在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变革发展的基础上，总结世界国际金融监管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指导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逐步优化与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管理适应世界整体经济发展结构的创新与发展。
关键词：
金融危机；国际金融；管理；法律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逐步与世界整体经济发展相互融合，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管理的主要发展趋势。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结构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导致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变化较大，金融危机后，世界金融监管制度实施全面化改革，实现了新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适应世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实现了国际经济交易运行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同时，稳定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管理环境，促使我国紧紧抓住世界经济运行发展趋势，稳步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
一、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影响
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周期循环组成部分，金融危机导致了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的支出比重大于收益比重，各国经济发展在房贷、存款人、消费者、投资者的经济利益降低，社会经济发展的资金运行状态处于不稳定状态，世界金融管理制度无法应用完善的监督控制系统进行资源应用监控，金融危机的发生，导致世界各国经济运行发展状态处于“一边倒”的发展转台，金融投资管理风险性提高，社会经济结构的运行稳定性降低；另一方面，世界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交易制度处于架空状态，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能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进行简单资金运行，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变革
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合理运行是促进世界经济运行发展的重要金融管理制度，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的重要体现，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的运行趋势，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实施全面性合理改革，金融危机影响下，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欠缺主要表现为：
（一）监管作用下降
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是国际金融管理的主要手段，金融危机前国际经济运行主要是以美元为核心的经济货币交易形式，金融危机后，美元在国际金融交易中的作用大大受到打击，世界各国经济交易的形式和交易结构也受到严重冲击，导致世界各国经济的运行发展结构出现较大的经济管理问题，国际金融监管制在各国经济运行监督管理控制中的作用降低，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经济管理结构也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不同形势的货币汇率问题中的管理体系存在漏洞，世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处于不完善被动管理状态，对世界各国经济的稳定流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二）经济管理主体单一
金融危机后，世界金融交易平台的恢复逐渐形成全球化、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发展方向，金融监管体制在进行分析控制应用中的作用得到逐步拓展，但金融危机前，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主要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的经济管理制度，金融危机后逐步兴起的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应用旧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与世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脱节，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因素，需要适度进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以适应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新模式，金融危机后，需实施金融监管相关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改革，引导不同经济结构的科学性变革发展，为稳定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
（三）国家经济管理比重
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结合金融危机前国际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传统金融监管制度在实际经济划分中资本划分的公平性较低，国家经济管理比重在国际整体金融管理中的公平交易保障性较低，社会经济交易的金融监管作用性较低，金融危机后，各国以国家经济利益导向的金融监管制度受到严重冲冲击，世界经济交易秩序处于逐步变革阶段，社会效益的重视程度在国际金融交易中所占的比重逐步增加。实现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应当重新划分国家经济利益中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比重，推进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与全面性变革发展。
三、危机以来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基本发展趋势
（一）金融监管制度的管理广度延伸
从以上对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制度运行表现出来的问题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经济趋势来看，对金融监管制度实施全面化变革。金融监管制度在管理上注重广度的延伸，社会经济管理中，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管理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多元化的经济趋势，需要强化金融监管制度的管理范围，例如：金融货币交易结构进一步科学化分配，从国际交易金融债券等投资运行比重等因素进行分析，实现金融管理与国际金融交易同步变革，逐步拓展金融交易中资产债券的优化，拓展金融管理在多元化经济交易中的作用，发挥金融监管制度的功效。
（二）金融监管制度中的法律结构逐步完善
国际经济交易在金融危机后趋于多元化发展趋势。实施金融监管制度的逐步优化。经济发展是文化与政治发展的物质保障，实现金融监管制度的法律结构及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逐步完善，例如：2010年，国际社会经济实施新资本主义国家协议，近年来，国际金融管理体制的发展逐渐从世界金融交易管理法等方面，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与国际法律制度的逐步融合。此外，实施国际金融监制度各国之间的监督管理，为世界各国经济提供了新金融管理引导，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执行提供了制度结构保障。
（二）金融监管制度的社会性提高
从世界经济变革发展的整体经济发展趋势来看，完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注重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实际应用，注重金融贸易双方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分析阶段，从单一的注重贸易双方的经济效益向注重双重效益的发展趋势进行变革发展。例如：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实施国际金融监督管理中，注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易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加强不同国家经济交易的公平性和社会效益，进一步优化不同世界不同区域之间的合作共赢。例如：亚峰会议等地域性经济金融发展的共赢长远战略合作，推进世界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与贸易。此外，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全面性改革与创新，实现例如买卖双方经济效益与国际社会整体实力的综合性应用，从而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调节国际整体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推进国际公平交易新金融环境的建立与完善。
四、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对我国金融发展的启示
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是国际经济交易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相关法律制度的分析研究，对促进我国经济的长远性发展，完善我国经济发展结构，适应变革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实现新常态经济结构下不同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及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发展都有深远的意义。
（一）金融管理理念的全方位
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模式下，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推进金融投资管理理念的全方位发展，结合国际经济金融管理的基本运行发展趋势，应用多元化经济结构的变化理念分析我国经济发展趋势，积极防范我国金融投资运行管理的风险，实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相结合，例如我国经济管理实施自由竞争为主体，国家运行宏观调控，国家经济金融交易要从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发展新趋势入手，积极做好我国经济运行投资的国际投资合理化管理。
（二）金融管理风险意识
增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实施全面性变革，促使加强我国金融投资管理的风险意识。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对我国金融管理的作用分析，主要从社会经济中受到的后期影响进行分析，加强国家经济金融运行的风险管理。例如；金融管理对国家内部金融管理、债券投资管理、房地产管理、信贷应用管理等多方面的资产管理，结合国际经济运行发展情况及国家内部经济实际运行情况进行分析，优化不同形式的经济管理比重，推进不同经济管理结构的科学性发展及不同形态的经济管理模式综合性发展。例如：我国实施金融企业新型资本运行协议，合理应用国际金融监管制度进行国家经济内部管理形式的逐步优化，从而进一步加强我国金融投资管理企业的风险意识，实现我国金融管理的科学性发展。
（三）合理应用国际金融关系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我国经济结构逐步完善，一方面，将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发展新趋势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相适应，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另一方面，充分应用金融危机后，逐步完善的国际经济新环境，应用完善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保障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交易结构中的利益，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发展与国际金融交易发展之间相适应。例如；我国开展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发展金融交易管理，可以与人民币交易汇率稳定之间关系进行分析控制，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逐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新趋势。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是保障世界各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结合当前国际经济发展整体经济结构趋势，对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危机过后重建的改革重点进行分析，推进世界金融管理结构的逐步完善与发展，为建立相对完善的金融贸易环境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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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与金融管理篇3
关键词:金融监管;全球化;中国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1-0046-02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和金融形势出现的新变化,以及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中国金融监管改革问题也成为中国金融市场健康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呈现的新趋势、新特点要求中国在顺应国际金融潮流变动的同时,应尽快着眼于本国金融业现状,以确保金融安全为目标,稳健运营为宗旨,大力健全和完善金融监督体制,为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坚实的基础与保障。
一、国际金融监管新发展
美国的金融危机,暴露出全球金融监管在风险防范、协调合作等方面存在着问题,金融危机呼唤着国际金融监管改革。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弥漫,美英率先进行了金融监管改革,从而引领和昭示了全球国际金融监管发展的新理念和新趋势。
第一,金融危机的不确定性、隐蔽性、易变性和复杂性、危害性增加,波及范围扩大,蔓延至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及全球范围。影响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银行、保险、证券、金融机构等许多相关行业,使许多国家、地区的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遭受重大损失,导致银行、金融机构破产,进而影响该国的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其破坏性和危害性极大。国际金融危机的复杂化客观上要求丰富国际金融监管方式,实行灵活多样,务实高效的金融监管。所以必须改革监管模式。实现广泛的国际协调,进行合作监管。第二,国际大型复杂银行合并和跨行业业务的发展及大型复杂银行合并浪潮的未来持续,势必在日益动荡不定的国际金融市场上开展复杂的金融业务活动,提供复杂的金融服务和产品,其技术和操作难度增加。监管方式运用应具有针对性、适用性、安全性与效率性,以适应混业经营的安全需要。要求金融体制的组织结构体系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发展。第三,随着金融国际化的发展及不断深化,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和依赖也不断加强,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跨越了国界的局限。由于各国监管政策的不一致,为跨国银行利用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逃避各国监督,从事高风险甚至非法经营活动创造了条件,同时金融风险在不同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单靠一国或一家银行控制金融风险已变得力不从心,需要将各国独特的监管法规和惯例纳入一个统一的国际框架中,提倡各国银行联合监管,保持合作与交流。各国对跨国银行的监管趋于统一和规范,因此金融监管法制应逐渐走向国际化。第四,由于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业的创新和变革,金融创新产品的层出不穷,如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网上银行交易等创新业务,它们在增加收益的同时也增大了风险,且更易扩散,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也更加直接猛烈。最后,国际金融监管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是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提高自我监控水平。监管强调外部控制与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机统一,监管当局通过审查银行内部的风险和资本管理程序,保证资本充足性和自己对风险的评估,建立完善的内部评估和管理系统。
总之,在金融国际化的发展下,国际金融监管的方向将是国际协调与合作,并不断向集中统一、全面灵活、公开透明、务实高效的方向发展。
二、中国金融监管面临的问题
第一,中国已加入wto,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不断涌入,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内、更大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金融业将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中,这对中国的金融监管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正视中国金融监管的国际差距和存在的问题。从金融业长期稳定发展出发,深入研究如何建立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适应现代化要求的金融监管体系,是目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金融问题。与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相比,中国目前金融监管存在着许多现实问题:如1998年中国进行了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形成了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分别监管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分业监管体制,这种体制适应了当时中国分业经营的金融体制结构。但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分业经营的模式逐渐显现出不相适应的方面。突出表现在银行资产项目过于集中,券商融资渠道不畅,保险资金投资效益低下,于是管理层逐渐放松了管制。如允许券商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允许保险基金以购买投资基金形式进入股市以及允许券商股票质押贷款等,呈现出混业经营趋势,近年来事实上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如:光大集团、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及加入wto后外资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出现都需要对纯粹的分业监管进行完善。中国目前需要加强人民银行、证监会及保监会三大金融监管合作就是适应这种要求的变革,这项改革是未来金融监管发展的长期趋势。
第二,中国金融监管偏重于对金融机构经营进行合规性检查,这种检点主要集中在规范经营和规范操作上,对金融机构潜在的资产风险重视不够。而资产质量的风险是金融业深层次的风险,它的产生和发展将危及金融机构安全。同时金融监管内容存在漏洞,对金融创新业务的监管滞后,一些新的金融业务未及时纳入监管视线,一些准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未纳入监管范围。
第三,监管缺乏创新理念,监管手段落后,管理人才缺乏。中国金融监管缺乏主动性,依法监督的观念不强;同时监管手段落后,仍以直接监管为重,大量运用行政手段,而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运用较少;监管方式不科学,现代化的监管方式运用得少,监管方法跟不上业务发展的需要;还有监管人员中掌握现代金融业务的人少,从事金融监管研究的人少,复合性人才缺乏,尤其是既熟悉国际惯例又懂计算机、法律及国内金融业务的综合型监管人才十分缺乏。
第四,中国信用环境被破坏,道德风险严重。监管新体制运行以后,没有其他机构可以对三个专职监管机构开展工作的合规性和效率进行监督和制约,监管缺乏合作和统一性,失去应有的制约机制。监管责任不十分明确,对监管者缺乏必要的责任约束,构成监管机构自身的腐败和监管行为的非规范性运作。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中国的监管模式,无法消化大量的不良资产,业务面窄,监管内容狭小,出现了许多监管真空、盲点和重复监管问题,降低了监管运作效率,并导致信用环境差、道德风险产生。
中国金融监管存在上述诸多问题,有历史的沉淀、体制的原因、金融机构自身自律性不强、脆弱性增加、经营管理能力低下、社会经济因素等多种原因造成。为此,根据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的金融监管现状,应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研究和重视。
三、中国金融监管的策略选择
1.改革金融监管框架。经济全球化要求中国金融业必须遵循国际规则,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也必须实行跨越式改革,目标定位也应在世界金融业发展和监管的最新趋势上:成立金融监管委员会,保留现有三大监管体,适应混业经营要求,专门负责管理、协调三大监管体制主体的监管工作。建立分合自如,目标一致,运行高效的金融行政监管委员会,对从事混业经营的内外金融机构实行联合监管。这种新的金融监管组织体制模式既能满足实行混业经营后金融业对监管体制的要求,也能适应现阶段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过渡期对监管的要求,因此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
2.将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相结合,以合规性检查为前提,风险性监督为主,二者并重;建立银行信用评级制度,进行合规性和风险性评级,以强化银行对其经营和风险程度的识别和管理,增强自我约束力,同时便于中央银行准确掌握银行经营状况,并根据不同等级银行采取不同监管措施;加强银行创新业务的监管,如网络银行业务应正式列入金融机构管理范围,建立专门的网络银行准入制度,制定网络安全标准,建立安全认证体系等。应注意加强监管不能扼杀和阻碍金融创新,运用现代科技对金融运行实施动态、实时、持续的风险监管,以便及时化解风险,提高监管效率。
3.提高监管对象的自律性,要提高监管工作的效率,就要倡导、帮助、督促银行机构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客观地评价其在防止舞弊,消除风险,严守监管法规方面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加强对内控部门的独立性、人员素质等方面的检查力度。及时督促修订有缺陷的内控制度并考核其执行情况,负责检查评价的部门应当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合理设置内控机构,建立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稽核评价制度。使金融监管体制逐步向功能型监管转变。
4.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金融监管应以法规为依据,并严格依法监管。抓紧修改、整理、完善各项金融法规,取消分业经营的限制,允许各金融机构扩大业务范围,建立统一的会计规则,统一会计科目,报表格式和信息披露制度;借鉴国外经验和国际通行的监督规则,根据金融电子化和信息化业务迅捷发展的要求,及时制定和调整金融法律法规,事先进行规范性监管程序设计,建立独立的金融司法体系,重塑信用秩序。
5.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加入wto后,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为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必须与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开展有效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建立定期的磋商和交流制度,加强对金融机构的跨境监管,这既包括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也包括中国在外国设立的分支机构。同时,还应该积极参与国际性和区域性金融监管组织,如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活动,积极参与有关国际监管规则的制定,以便更好地维护中国金融业的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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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与金融管理篇4
关键词：金融监管；全球化；功能性监管
一、当前金融运行格局下传统金融监管方式面临的问题
由于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国际资金的结构和流向、投资品种及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科学技术和通讯的进步，为金融投资创造了更加广泛的活动空间和崭新的运行形式。同时，金融市场的波动更加频繁，杠杆投资和衍生产品的风险也大为增加，竞争压力和追求高回报使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冒险意识上升。这一切使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和风险性日益增大。
（一）金融并购和混业经营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业并购事件层出不穷，金融业的并购浪潮对传统的监管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首先，银行业的兼并加强了银行业集中程度，一方面可以提高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也容易因为风险管理不当而积重难返。这些超级巨型金融机构一旦出现问题，对整个金融机构乃至国民经济将造成灾难性的打击。这就是所谓的“太大不倒”（toobigtofail）。其次，金融业的兼并浪潮使金融业的竞争进入垄断竞争时代，如何防止金融风险在恶性竞争中积累，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成为监管当局的新课题。再者，金融业的兼并逐渐冲淡了银行业和证券、保险的界限，无疑加大了监管难度。
（二）金融创新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为了逃避金融管制，规避和分散金融风险，金融机构通过各种金融创新工具和业务把风险转移给愿意承担的一方。但是从全球或全国的角度看，金融创新仅仅是转移或分散了某种风险，并不意味着减少风险；相反，金融机构在利益机制驱动下可能会在更广的范围内和更大的数量上承担风险，一旦潜在的风险转变为现实损失，其破坏性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金融风险。具体而言，以金融衍生工具为主要代表的金融创新作为资产价格、利率、汇率及金融市场反复易变性的产物，它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的易变性，由此产生的风险也越来越多，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1995年巴林银行的倒闭非常明显地显示传统监管结构和方法已不再合适。
（三）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在金融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快了金融改革步伐，推进本币自由兑换、开放金融市场、放松外资银行进入管制和国际资本流动管制，并在国外广泛设立分支机构。这些措施一方面使得这些国家的金融业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国际资本在各国金融市场自由流动，各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加，各种金融风险同样可以通过国际传递，对全球金融市场形成巨大的冲击。与金融自由化进程程度相比，原有监管原则对于新兴市场的监管效果是很有限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东南亚、东欧和非洲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四）网络信息革命对传统监管方式提出了挑战
随着电脑、网络、电子商务等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银行在各国得到迅速发展。网上银行经营成本低，并且依赖网络技术突破了传统的地理边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多领域、跨国界进行低成本扩张。如何对这些金融活动进行适当有效的监管，将是摆在国际金融界的一个重大课题。另外，目前在因特网上提供支付服务的大多数是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这就要求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协调和处理好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竞争。
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监管发展的新趋势
（一）金融监管目标向安全与效率并重的方向转变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表明，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金融体系的本身特点，市场的运作有时也会失灵，在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理论主要以维护金融体系安全、弥补金融市场的不完全为主要内容。20世纪70年代，困扰发达国家长达10年之久的“滞胀”宣告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破产，在金融监管理论方面，金融自由化理论逐渐发展起来并在学术理论界和实际金融部门不断扩大其影响。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浪潮推动了金融监管理论逐步转向如何协调安全稳定与效率的关系问题，除了继续以市场的不完全性为出发点研究金融监管问题之外，也开始越来越注重金融业自身的独特性对金融监管的要求和影响。金融监管理论这种演变的结果，是安全和效率之间的新的融合与均衡。
（二）金融监管模式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过渡
随着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趋势的加强，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水平的提高，各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放弃分业经营体制转向混业经营，与此相对应的是调整了监管体制，实行统一监管。首开统一监管先河的国家是英国。1997年英国政府率先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金融监管从英格兰银行分离出来，成立专门的金融服务局（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实行统一的金融监管。美国通过1999年11月颁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实现了由完全分业监管向综合监管与分业监管相结合模式的转变。经过短短几年时间，统一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浪潮就席卷全球。现在，从西方73个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来看，至少有39个国家采取不同形式的统一监管，统一监管的国家比例为53.4%.
（三）金融监管方式从单一合规性监管转向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
合规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执行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情况所实施的监管。合规性监管注重事后的补偿与处罚，不能起到风险预测和防范的作用，使监管者长期扮演“救火队”的角色，监管效率低下。风险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金融风险及其影响。风险监管较之于合规性监管的最大优点在于它侧重于对风险的事前防范，能够及时地和有针对性地提出监管措施。国际银行监管组织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以风险监管为基础的审慎规则，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四）强调外部监管与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机统一
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提高自律水平，成为国际监管的一个重要趋势。国际监管领域正呈现出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监管转移的趋势，即一方面尽可能减少对官方监管的依赖，另一方面越来越注重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创造充分发挥自身管理和市场约束机制作用的环境。《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明确指出，应更加重视银行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机制对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补充作用，以促进更高层次的金融稳定与安全。监管当局通过审查银行内部的风险和资本管理程序，确保其建立完善的内部评估和管理系统，以此来保证资本的充足性；即使在计算最低资本充足率时，也应更加依靠银行自己对风险的评估，鼓励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以便更准确地度量风险并安排相应的资本金防御风险。
（五）金融监管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
随着金融业的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上不稳定性增大，金融风险在不同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不断加强，单靠一国或一家银行控制金融风险已变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由于各国监管政策的不一致，客观上为跨国银行利用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逃避各国监管、从事高风险甚至非法的经营活动创造了条件，而且，跨国银行由于在别的国家领土上进行，本国监管部门鞭长莫及，监管的有效性受到削弱。在全球性统一监管的进程中，巴塞尔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委员会颁布的一系列监管原则成为银行业国际监管的重要标准。尽管这些协议原则在世界范围内不具有硬性约束力，但由于其适应了国际金融监管的现实需求，因而得到了国际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和各国监管当局的普遍运用。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一）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金融监管法规为依据，并严格依法监管。第一，根据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国际经验加快一些重要金融法律法规的制定，如《金融机构破产法》、《金融控股公司法》等。第二，调整修改现有的法律法规，如《商业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证券法》等，以适应当前我国金融业发展的需要。第三，制定有关法律的实施细则，严格金融执法，建立有效的市场惩戒机制。
（二）逐步建立一个完整、有效的监管体系
完整、有效的监管体系应该包括监管当局的监管、行业组织自律、金融机构内控和社会监督，我国应该从这四个方面完善金融监管体系。
1金融监管体制逐步向功能型监管转变
作为监管体系主体的监管机构，应该是组织结构设置合理，职责分明。面对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和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大趋势，现存的机构性监管（entityregulation）已不适应，应逐步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金融监管体制，实现功能性金融监管（functionalregulation）。所谓功能性金融监管是指依据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而设计的监管，在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内，由专业分工的管理专家和相应的管理程序对金融机构的不同业务实行监管。
在目前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下，应按照功能性监管原则明确各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和范围，强化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逐步向功能性监管转变。其具体内容为：（1）按照功能性监管原则，明确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监管职责。（2）加强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之间的定期会晤机制，并将其制度化。（3）建立各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4）对业务交叉领域和混业经营集团建立主监管制度，由主监管部门对其进行监管，其他相关部门积极配合。
2健全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
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是指金融机构稽核部门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情况的经常性监控，它是非现场监测信息处理与现场检查稽核方法的统一。我国金融机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内部控制：一是合理设置内控机构，建立独立的稽核监督体制，形成有效的组织结构控制。二是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系统，识别、评估和控制金融风险，对风险进行早期预警。三是建立可靠和高效的信息及传递控制机制。四是不断完善内控制度。内控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动态过程，各金融机构都要适时根据其业务发展和环境变化不断修改完善内控制度，以动态适应其业务发展与金融创新对风险控制的需要。
3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监管作用
行业自律机制可以创造一种维护同业有序竞争、防范金融风险、保护同业成员利益的秩序和氛围。通过建立金融业行业自律组织，督促金融机构认真执行金融法律法规，协调金融同业之间的竞争关系，防止恶性竞争，确保金融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在国家宏观金融监管确立的条件下，提高金融机构自律管理水平，加强金融业同业公会或协会自律性组织建设，是构建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国际金融与金融管理篇5
加入世贸组织后，市场的国际化趋势将日益明显。因此，金融监管法制的国际化也是高质量的、有效率的监管体系构建的必然选择。对现有金融法制的不断修改和补充必须顺应国际化的潮流。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必须遵循世贸组织法制的要求，及时废、改那些与之相抵触的规则和制度。我国金融监管法制的变革必须建立在和尊重世贸组织有关规则的基础之上，我国金融监管机构不仅必须注意金融监管方式、的化、国际化发展动态，而且应该及时掌握新的方法，以提高监管的适应性和效率。
金融监管的国际惯例是我国金融监管制度与国际接轨的重要参照
由于金融体系国际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具有全球的金融监管合作机构－－巴塞尔委员会所出台的有关银行监管的文件，在国际形成了重大的影响，其中许多原则和监管规则都得到了不少国家的立法和监管当局的认可和采纳。事实上，我国金融监管的诸多制度的形成也逐渐接受巴塞尔委员会文件的影响，这种接纳具有国际影响的监管制度，是我国监管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监管法制的创制者必须重视对这些重要监管文件的学习和，并积极、大胆地借鉴。
监管技术与方法的国际化是有效监管法制生成的关键所在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金融监管主体面临的金融市场主体更为复杂多样，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任务更为艰巨，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而滋生的纷繁复杂的金融创新工具和产品更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鉴于此，监管主体必须充分重视监管方法的多元化和国际化发展。我国传统的金融监管比较突出市场准入审核、报送稽核等方法的运用，但是，对于现场稽核或利用外部审计、并表监管、市场退出的监管、信息披露、紧急处理措施等方法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致法规对于这些方法的具体运作都缺乏明确的要求。而美国、新加坡等国的不仅赋权监管当局以不需预先通知的核查权，而且对金融机构的财产、资料等有高度的临时控制权。紧急处理措施在我国立法中除有接管制度外，并无其他临时性的紧急处理措施———诸如最后贷款人手段、限制金融机构及其负责人的权利行使等。利用外部审计、市场退出监管等方法也还是具有缺陷或疏漏，不便于具体操作。我国金融监管机构不仅必须注意金融监管方式、方法的现代化、国际化发展动态，而且应该及时掌握新的方法，以提高监管的适应性和效率。
监管理念的国际化是监管法制国际化的前提条件
我国金融市场正由封闭向半封闭及开放型金融市场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的金融市场已无法孤立起来，全球化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浪潮势必借助世界贸易组织机制将中国金融市场卷入其中。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主要是针对政府控制下的封闭型金融市场而构筑，监管视野局限于国内，因此监管法制要适应国际化发展潮流，首先监管法制的重要创制者－－监管当局要在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上确立立足国内放眼全球的监管理念，即一切监管必须不仅基于国内金融风险，而且要针对全球性的金融风险。监管当局要注意研究国际化金融市场的特点和运作，探求针对金融业务国际化、机构国际化、金融风险国际化的监管手段、方法，学习发达市场国家的相关经验，以弥补传统金融监管只重宏观金融管理而无视开放式金融管理的不足。金融监管当局要在组织机构和人员设置上为监管视野放眼全球创造条件，即应安排专门化的人员和机构来负责国际化监管。
积极参与监管国际合作是推进监管制度国际化的重要动力
当今金融监管国际化潮流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主要体现在双边合作、局部区域合作和全球性合作的多层次上。区域性合作和全球性合作的影响尤为突出。
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的合作与协调，这既包括双边的和多边的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也涵纳了全球性的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参与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有如下积极意义：其一，可以把握当今金融监管法制和技术的发展最新动态；其二，可以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新规则的形成与发展，并有助于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以使金融监管国际法制更为合理；其三，有助于促进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国际化的积极发展，在国际合作中通过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动力来促成金融监管法制的变革，以适应金融监管新形势的需要。为此，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金融监管，应继续致力于双边和多边合作与协调，尤其应高度重视反映银行监管国际合作成就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及其有关文件。这些文件虽然没有强制约束力，但是它们有助于不同国家改善国内监管，促进不同国家监管当局的相互理解、支持与合作，并为全球化的国际法制之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
国际金融与金融管理篇6
当前，国际金融逐渐趋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对于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其影响是利弊共存。从积极角度来看，金融监管趋于全球化，能够提高各个国家的生产力，确保资金的稳定流通，提高资金利用率，对国际投资及贸易发展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实施的好能够快速推动金融产品的大力开发，促使金融产品不断在实践中得以创新。并且合理的金融监管可以使各国金融机构之间形成良性竞争，为各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提供国际化平台，从而不断完善与健全各国金融体制，强化各个国家的金融业务交流。从消极角度来看，实施国际金融监管，加大了各国金融政策自主性的难度，从而使各个国家的金融经济安全面临一定的挑战与风险。比如在金融监管工作中发现有些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活动中没有认清自身所处的金融经济环境及本国国情，从而做出一些不切实际且不符合本国国情的金融政策，有些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开放时间过早，且对金融经济管制较为放松，这样会导致金融经济发展不稳定等状况，增大了泡沫经济的成分。现今国际金融监管国际化发展进程中还面临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国际金融监管的实施效果，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国际金融监管主体具有复杂性，之所以说其复杂是因为其在监管过程中牵涉到各个国家及地区所有的金融监管当局、金融监管机构及区域性、全球性金融组织。由此可见，需要进行监管的部门、人员及内容较多，从而给国际金融监管人员带来了较大的难度。其次，国际金融监管对象具有广泛性，银行机构、非银行机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证劵市场等都属于国际金融监管的范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不断增多，其所产生的金融监管对象也随之增多，给金融监管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再者，国际金融监管在工作执行中易受利益制约，比如金融监管工作人员在监管过程中涉及到某个国家的经济利益，那么就会遭到该国家的不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金融监管工作是无法正常开展的，因此在国际金融监管工作中要综合考虑各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及金融市场经济发展状况，从而有针对性的开展国际金融监管活动，在金融监管实践活动中不断优化国际金融环境，带动各个国家金融经济发展，提升各国综合实力。
二、当今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形式研究
在当前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各个国家的金融环境及经济发展的快慢不同，它们的政策环境、金融制度及监管方式等都存在明显的不同，正是这些不同造就了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形式的多元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主要有两种形式呈现，一种是规则性协调，另一种则是相机性协调。所谓的规则性协调就是根据本国金融环境实际特征及金融监管实施状况制定明确的监管规则，比如法律条款、协定及指导性条文等等，以此来规范各个国家对外开放的金融政策，从而使各国之间在金融经济发展中建立良好互助的合作关系。利用该方式形成的合作关系目的性十分明确，且具有连续性。而相机性协调形式则是利用一些不明文规定，同时根据国际金融经济变化趋势及各个国家经济发展实际状况，而后由国际金融监管相关工作人员通过与各国协商的方式针对国际金融监管中存在的某一特定问题进行分析，并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中采用这种形式具有较强的时效性、灵活性与针对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合理改善国际金融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不断向国际金融监管的目标迈进。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频率角度上来说，国际监管合作可以分为经常性国际合作与临时性国际合作，经常性国际合作主要是针对某个国家或者某一领域内存在的金融问题环进行经常性的、不间断的监管合作，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时常会为了解决汇率问题，协调各国汇率平衡为进行长期合作，这就属于经常性国际合作。临时性国际合作则是针对某一国家或者某一地区在金融经济发展中突然发生的问题，临时组织成员对其做出政策性调整及高进，做出相应的补救措施，有效解决本国金融存在的问题，使金融经济稳步发展。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区域范围上来说，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可以分为区域性国际监管合作、全球性国际金融合作、综合性国际合作及专门化金融合作。区域性国际监管合作主要是指不同金融监管主体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共同进行的多边合作，比如说欧盟为了各成员国在经济金融方面的利益发起的合作就属于区域性国际金融合作。全球性国际金融合作主要是指不同金融监管主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金融监管合作，例如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及贸易组织所发起的多边金融经济合作。综合性国际合作是指各个国家涉及金融经济发展多个领域的国际合作，比如各个国家在银行、保险、证券、投资及金融等多个领域的相互交流。专门化金融监管合作主要指金融监管合作主体在某一特定金融领域内的交流光合作用，一般情况下这种合作形式常用于银行及投资方面。
三、当今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的双重作用
国际金融与金融管理篇7
[关键词]金融创新;金融创新风险;风险防范
一、金融创新与金融创新风险
(一)金融创新的涵义
20世纪20年代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其名着《经济发展理论》中认为创新是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包括新产品的开发、新生产方式或者技术的采用、新市场的开拓、新资源的开发和新的管理方法或者组织形式的推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研究的对象是广义的经济发展中的创新。对于金融创新,本文的界定为:金融业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具体是指金融管理当局或金融机构为追求宏观效益或微观利益而对其机构设置、业务品种、市场结构及制度安排等方面进行的创造性变革和开发活动。金融创新的具体内涵包括:金融业务创新、金融市场创新和金融制度创新。
(二)金融创新风险
金融创新风险是金融创新过程中,创新供给主体的创新措施不能顺利实施,或者是创新收益遭到损失的可能性。它由两部分构成,一是金融创新[文秘站:]设计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即由于设计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而使金融创新措施未能如期出台,甚至流产的可能性;二是金融创新实施过程中的风险,即由于实施过程中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而使实施受到阻碍或实施效果严重偏离预期的可能性。这两种风险之和,即为金融创新总风险。]
1.金融创新风险的形成原因。(1)金融创新通过影响货币供应量而使通货膨胀成为可能。商业银行的新型负债账户、可转让存单、证券化贷款等金融创新创造了新的货币供给。而现代金融业电子化的进程加快,电子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金融交易效率,从而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另外,金融创新通过电子化交易、创新的工具等扩大了货币乘数。以上都增加了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调控信贷规模的难度。(2)金融创新弱化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创新,一方面,导致金融监管的领域扩大,对象增多。除了对于传统机构的监管,监管机构需要对投资公司、基金公司等新型的金融和准金融机构监管;另一方面,由于表外业务规模的扩大,表外风险随时都能转化为真实的风险,对于表外业务的监管难度也在增加。(3)金融创新降低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金融创新使得各种金融机构原有的分工界限日益模糊,降低了金融机构的稳定性。大量的金融创新工具为投机活动提供了诸多“冲击市场”的手段。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市场、资本流动的国际化,使局部的金融风险能够迅速转化为全局的金融风险。
2.金融创新风险的构成。金融创新风险可以细分为以下各种风险。(1)设计风险。即由于金融创新设计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而使金融创新措施未能如期出台,甚至流产的可能性。(2)市场风险。即市场价格变动而导致金融衍生产品价格变动而产生的风险。这里的市场价格,主要是指基础资产的价格。(3)信用风险。即衍生交易的一方不按合同条款履约而导致的风险。(4)流动性风险。即金融衍生工具的持有者在市场上找不到适当的对手,只能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将衍生工具出售所造成的风险。(5)操作风险。指由于内部控制系统或清算系统失灵而导致的风险。(6)法律风险。即由于交易合约内容不符合法律规范,交易合约不具备法律效力或其他方面的法律原因,而给交易主体带来的风险。(7)声誉风险。即由于操作失误,不按时履约,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其他原因,而给组织创新工具交易的机构或交易中的一方的声誉带来的不良影响。声誉风险这种无形损失,经过一段时间后一定会转化为有形损失。
金融创新风险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其中市场风险占据主体地位,它与其他风险相互紧密联系。比如,在衍生产品交易市场上,某种衍生产品的价格波动越大,交易主体无法履约的可能性越高,因而信用风险也就越大。同时,市场风险越大,交易主体把衍生产品合约在理想的价位上脱手的可能性越小,流动性风险也就越大。同样,其他风险也会对市场风险产生影响。比如,操作风险的增大会提升衍生产品合约价格波动的幅度,从而增大市场风险。总之,金融创新的风险体系,是一个由多种风险交织在一起的彼此制约的复杂链条。
二、金融创新风险的防范
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之下,我国民族金融业面临激烈的挑战和竞争。激发金融创新的动力,提高金融创新风险防范的能力,是新的形势下我国金融业在激烈的竞争中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风险防范
各国监管当局和国际性金融监管合作机构一直在积极地探索有效的风险监管办法,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金融风险监管规则,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防范风险的措施,以构造金融创新风险的监管机制,以金融风险监管来防范金融创新风险,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考虑。
1.有效的监管形式的安排。混业经营已经成为当今国际金融发展的趋势,2005年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被确定为首批直接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试点银行,我国银行开始涉足基金业务。2006年10月,保险机构获准可以投资境内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等未上市银行的股权。为了满足跨领域金融创新的需要,我国的金融监管可尝试设立国家金融管理局以取代中国人民银行,实行跨行业、跨市场、跨产品的金融监管,将金融监管权统一起来,为我国金融业走向混业经营提供有力的保障。
2.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支持体系。金融监管的有效运行依赖于健全的金融法律体系。监管者要有效履行金融监管职能,除了主体法律体系外,还需要一套较为完整的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对立法环境尚未成熟、近期不易立法的有关金融行业,先制定过渡性的暂行条例。
3.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共享,建立和健全金融信息披露制度。健全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在条件成熟时建立金融监管信息中心,专门从事监管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研究,保证信息共享的长期性、稳定性、安全性,达到防范金融风险,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的目的。
4.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监管。市场准入监管是防范创新工具交易风险的第一道关口。监管当局对准备上市的创新工具,各种交易机构的注册、审批,交易所会员及经纪人资格的批准等都要严格审查,把握交易风险和交易总规模,控制金融创新风险,确保金融市场的有序、健康发展。
5.监管的市场化,引入金融机构信用评级法。穆迪已为全球超过1000家银行发出评级,其中包括已开发市场和新兴市场银行。信用评级运用于金融监管之中,一方面,评价金融机构的业绩,对金融机构的经营具有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利用评级指导金融机构的投资和经营活动,以提高资产质量,限制不慎投资经营活动。
6.建立高效的金融创新风险预警体系。借鉴发达国家金融风险防范的经验,结合我国金融业运行的实际情况和风险特征,金融风险预警系统从宏观层面可分为三个层次(如下图所示)。
(二)金融创新主体与金融创新风险防范加强金融创新主体创新风险防范,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
1.表外业务的管理。金融创新主体应根据自身的规模、资金、能力等确定表外业务占全部资产额的比例,并把握好表外头寸。同时,表外业务与表内业务要分开管理,加强表外业务的统计和核算,及时发现表外业务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并制定出应付突发事件的措施。
2.海外分支机构的管理。总部要对海外分支机构规定业务范围及各类业务的规模和审批权限,加大总部对海外分支机构资金流动的管理力度。2004年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违规从事投机性石油衍生品交易而导致巨额亏损,最后不得不接受重组。中航油事件充分表明,总部对于其海外分支机构的管理制度构建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与创新。
3.金融机构内部控制设计。实践中,几乎所有关于衍生金融工具监管的建议性文件都突出强调内部控制制度在衍生金融工具监管中的核心作用。建立和完善创新金融工具交易的内部控制制度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明确创新金融工具交易中董事会、管理当局以及具体操作人员的职权和责任,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对在交易活动中有越权或违规行为的交易员及其主管,要有明确的惩处制度;第二,应建立足以监控、管理和报告创新产品交易风险的管理信息系统,特别是明确不同层次韵报告制度;第三,应选用具有高素质的交易人员,并明确界定交易员权限,包括其职责范围和交易限额;第四,实施全面的内部控制与稽核。创新业务风险管理规则和程序是内部控制总体框架的延伸,内部稽核人员对风险管理过程和内部控制系统进行定期检查,有效发挥内部监管职能。
(三)注重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监管作用
对于金融创新风险的防范,我们在强调加强政府监管的同时要注重发挥行业自律监管的作用。衍生产品品种众多,交易过程复杂,交易规模庞大,监管部门很难对所有的交易进行全面的监管。因此,监管当局应该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充分调动市场交易主体自律管理的积极性。2000年5月,中国银行业协会(ChinaBankingassociati—on,CBa)成立。实践证明CBa在维护银行业市场秩序、提高银行业从业人员素质、促进银行业的健康发展、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四)国际协作与金融创新风险防范
通过金融监管的国际协作,各国监管机构与国际性金融组织的合作与协调,能够有效的降低金融创新风险。金融创新监管的国际监管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国与国之间的协作监管;二是国际性组织对其成员国所进行的风险监管。
1.国家之间的协作监管。全球金融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金融创新工具的交易、金融组织机构、金融创新业务和金融创新市场都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这样,一方面,其增加了一国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对本国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交易活动监管的难度;另一方面,一笔业务或经济纠纷也往往涉及到多个国家的监管法规能否共同协调的问题。由于金融创新的风险带有国际性质,其监管不是某个国家的事情,它关系到本国乃至全球的金融安全。因此,在此方面加强国际协作更加重要。
2.国际组织的监管协作。开放式经济条件下单个国家金融监管的失灵使得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成为必要。从20世纪80年代起,各国监管当局开始进行国际合作。在银行监管方面,在国际清算银行的主持下成立了“银行规则与监管实践委员会”,即巴塞尔委员会。巴塞尔委员会的建立,开创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先例。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是由各国证券与期货监管机构所组成的证券监管国际合作的组织。1994年成立的国际保险监管者协会(iaiS),通过为各会员国提供磋商平台,以提高保险领域的监管标准。
[参考文献]
[1]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国际金融与金融管理篇8
国际金融法是国际金融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同时期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水平不同,决定了国际金融法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特点。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世界经济跨越了民族化、国际化阶段而步入全球化、金融化时代,巨额资金不断突破地域性管制的藩篱在全球游移,各类金融机构及其业务在全球范围迅速扩张,跨国信贷和证券融资规模持续扩大,国际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不断创新,金融日益成为现代经济生活的核心,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日益深入地体现为国际金融关系。这一切必然会对国际金融法的发展产生影响,推动国际金融法与时俱进:同时,对于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环境的变迁,国际社会和各国立法当局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由此推动国际金融法的迅猛发展。晚近,国际金融法进入了自形成以来最为活跃的发展期,并表现出以下一些鲜明特点:
一、内容和范围有较大的拓展
晚近,国际金融法呈现出多层面、立体化的发展趋势。从内容到形式、从数量到质量,均取得重大进展。从内容上看,国际金融法不仅涉及面更广,几乎涵盖国际银行、国际证券、国际保险、国际信托等国际金融的各个领域,电子金融、衍生交易、投资基金等新领域开始纳入法制轨道,跨国金融服务的法律规则应运而生;而且,国际金融法的各项具体制度也日益健全。如国际货币法领域有欧洲货币联盟制度的创新;国际银行法领域有跨国银行和跨国金融集团监管制度的探索;国际借贷法领域有国际贷款证券化法律问题的解决;国际融资担保法领域有独立担保和备用信用证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国际贸易融资法领域有国际保付、融资租赁等国际法制度的建立。
从形式上看,不仅既有的国际金融条约得到了针对性的修订和完善。而且还诞生了以wto制度为依托、以GatS和FSa为核心的全球金融服务贸易条约,标志着国际金融统一法的飞跃。国家间的各类金融合作亦空前活跃,导致双边金融条约和区域金融法数量大增。以国际证券监管合作为例,近年来不仅发达国家的证券监管者之间签订了大量的双边谅解备忘录,而且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类似的实践,证券监管的合作性安排还出现了向跨地区的新兴市场之间发展的新趋向。[1]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区域性开发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及其他区域性金融组织的规则与决议、各国的涉外金融法、实践中形成的国际金融交易的惯例和习惯性做法。在近期都进行了较以往频繁得多的修订、增补、更新和整合,从而大大促进了国际金融法的发展和完善,并有力地推动了国际金融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公法与私法间的衔接、交融与协调。
除实体法外,国际金融程序法的发展尤其令人瞩目。根据wto金融服务贸易制度的规定,wto的透明程序、服务贸易理事会和金融服务贸易委员会的审查程序、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争端解决机制都可用于监督和评审成员在金融服务贸易方面的义务履行,解决成员在履行义务中可能发生的冲突。从此,各成员要就金融服务贸易政策和做法向贸易政策评审机构作出定期报告,接受其定期审议。这一制度和程序的启动,对于提高国际金融活动的可预见性、增加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关系的稳定性,以及促进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实施的有效性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效力显着提升
晚近国际金融法的效力较以往大为增强。这首先归因于国际金融条约的发展。国际金融条约数量的大量增加,意味着更多的缔约方、更多的金融关系被纳入法制轨道,意味着当缔约方将条约义务转化为国内法时,便将这一更多更广的约束力以国内法权威和强制力为保障向所管辖的金融机构和从事金融活动的当事人进行了传递。
其次,晚近国际金融法的效力提升主要是借力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借助国际组织广泛的影响力和有效的组织管理,借助其规章制度和业务活动,借助其执行统一规则的法律职能和包括争端解决机制在内的各种制度性安排。国际金融法的制定和实施得以与国际组织的权能相结合,从而达到了强化法律效力和实施效果的目的。相对于各国自发地磋商和谈判以在一定范围内达到协议的“功能性造法”方式而言,晚近的这种由国际组织统一领导和管理,以国际组织所特有的制度安排为便利和压力,从而在各国间达成协议并提升协议之有效性的造法方式,可称为“制度性造法”方式。例如,wto金融服务贸易法较之一般的国际金融条约,因其实施有源自wto的一系列制度保障,因而其在效力上更为可靠和有效。
再次,国际金融法效力的强化,还来自晚近异常激烈的金融竞争,来自竞争压力下国家普遍的自觉与自律。这是国际金融监管惯例约束力的重要源泉。以《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为例,虽然该文件声明“不具有也不打算具有法律强制力”,却在全球范围内引起热烈反响。除巴塞尔委员会的成员方积极遵守外,政治经济体制不同、法律文化传统殊异的非成员国家和地区亦纷纷在本国相关立法或实践中加以吸收和采用。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核心原则》本身具有其科学性、先进性和及时性,而且也是因为在金融风险倍增、金融竞争激化的当今时代,任何国家如果对《核心原则》无动于衷甚至排斥的话,都可能埋下金融危机的隐患,并可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遭受歧视,遭遇“进驻难、筹资难、合作难”的尴尬。
三、在价值取向上更加注重效率
国际金融与金融管理篇9
作者：任晶晶杨广顺
在对金融控股公司的交叉金融业务的监督和管理上“，三驾马车”分别对领域内的金融活动进行监管，设定不同的监管目标和监管标准，同一机构涉及不同的业务则需要向不同的监管机构进行业务审批，重复监管的现象凸显。其次，在中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中，对金融风险的监管措施相对金融业的发展程度，是非常缺乏的，监管措施的不完善，对于本身就属于高风险行业的金融活动来说，犹如没有交通指示灯的十字路口，隐患越发加深，风险概率增高；同时由于相应协调措施的缺乏，也导致了部门间协调监管的成本增加。在笔者分析，中国的金融风险措施漏洞，主要是监管力度不均衡，监管没有一套系统性的标准。我国的金融监管侧重事前审批程序，注重合规性审查，但是对于事后，特别是事中的风险监测管理力度和广度都非常有限，未能形成一套系统的监管机制；对国有控股银行的监管严密，但是对其他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测和风险控制都显得极其娇弱；重外资、轻中资，且对金融金钩的日常经营过冬的风险监测管理尚未形成一套较为全面的体制，由此，则较容易造成风险极易集中在部分环节，对于脆弱的监管体制来讲，这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中国金融监管法制落后金融机构对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行为的监管是必须取得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以及对相关的监管权力进行界限的明确，以保证金融监管机构本身能够权责分明，严格按照己身的权限范围来执行监管权，杜绝对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随意性，维护市场经济的而客观性和所应具备的公正性，由此，才能确保竞争的有序进行，从而推进社会法治和经济的健康运转。没有健全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无法从权力源头保证金融监管的合理、有效以及合法实施，更无法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在执政党的有效引导下健康发展。虽然相关的法律法规已经多达四千多部，规章制度更是数以倍计，但是，我们在平时的法律学习中，可以知道，金融监管机构在依法监管时多依靠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信托法》等法律，由法律名称可知，这些法律基本上都是以监管机构主体的不同而进行的划分，尚未能形成以业务和职能划分的法律法规条文，以按业务功能来进行监管市场经济的法律、细则等都未能配套制定，单纯的上述几部按监管主体来划分而制定的法律不能够形成整体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脉络。
以此而改变多重监管体制下的监管重复，不公平竞争，监管冲突等市场异态，为此，要做好一下准备工作：首先，要完成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的转变，需要把转型期间的关键问题把握好，才能避免因转型而导致的官商投机、权力寻租等情况出现。第一，在现有及金融监管机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协调机制，建立统一的协调机构，完善监管协调合作机制。逐步地将原有的金融监管机构统一到作为过渡时期而建立的协调机构下属部门，并且再进一步将协调机构改为统领监管部门的金融监管委员会。跳跃性的合并无利于监管机制的转变，面对专业人才和监管经验的缺乏、监管法律机制的滞后以及群众观念的转变需要时间等问题，避免因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而带来的社会经济不稳定、客户不信任以及被监管者的套利投机等风险，过渡性的步骤是必须的。其次，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功能型监管体制并不能取代市场的作用，要加强金融业的自律，培育成熟的金融市场，健全即溶机构内部控制为基础的内部自律机制，使其能积极配合金融监管机构的调控与检测，维护金融企业资产的安全性与流动性，建立完善的内部风险预警机制，以危险监管为核心，合规性和事后救济措施为辅助，提高对金融机构的治理水准。再次，加强金融业自律性组织的建设，自律性中介组织在作为市场主体的同时，也是国家监控市场的副手，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它与金融机构有着天然的兄弟关系，所以能否引导其发挥应有的监控职责，关系着监控能否及时到位的发挥作用。固然，严格的行为守则，赋予其行业保护、协调、合作与交流等职能是必须的，让它能够维护行业的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在政府的较宏观的监管之下，通过行业道德规范加以补充，形成市场多元利益主体的相互制衡机制，由此全国范围内形成，在政府的统一监管之下，监管机构按照功能类型对金融业进行监管，自律性组织对行业进行微观的、道德性的引导与检测，更好地配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调控，由此形成健康、稳定的金融业秩序。
防止孤立的对单部法律进行修改，应当在制定出统一框架，指导原则的同时，在原则精神的指导下金融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各项法律法规条款明确肯定，其中的专业名词进行详细解释，避免监管随意、法律冲突等社会问题。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协调首先，中国立法机构应当参照国际惯例和借鉴国际经验，对已颁布的《外资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外汇法》、《期货法》、《证券交易法》、《信托法》、《外资财务公司法》、《金融处罚条例》等金融业专门法律法规进行修改与完善，其中也应当包括《公司法》、《刑法》、《反垄断法》中涉及金融业的法律和文件，解决国内法律不能与国际法律有效衔接的尴尬局面，并进而形成一套符合中国金融国情的，又能与国际立法接轨的金融法律体系。要完成如此浩瀚的立法工程，必须从立法、改法、废法、借法、创法等层面出发，审时度势。其次，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应当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法规建设，对wto运作规律进行预期把握，在把握的基础上形成相应的应对政策，以降低金融监管机构监管滞后性所来带的风险。同时，遵循wto的解决国际争端的规则，从原本单一的政府角度转变为国际视野，因为金融市场已经逐步跨出一国国界，单一的己身考虑不能保证国际金融的安全；转“人治”为法治，转“人治之上”为“法律之上”，由此，才能保证国际监管的协调一致。再者，现代信息网络技术从根本上消除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国际市场之间的时空限制，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对各国经济影响日益深刻，金融风险的严重性、扩散性和危害性是前所未有的，从每时每刻的汇率波动到难以预料的金融危机，从全球性银行系统的风险到货币市场交易规则，都是任何单一国家力量所不可控制的。为了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在完善和加强本国金融监管法律的同时，应该主动加强与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并且签订相关备忘录，与各国互通有无，积极吸取国际先进监管经验，，参照和依据《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1997年）和《巴塞尔协议iii》（2010年）等，实现对跨国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我国要与其他国家金融当局签订双边谅解备忘录，诸如在信息提供、相互磋商、技术合作等方面展开合作。同时，要发挥各类国际组织和区域性组织在协调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的作用。利用国际协定和别国监管体制的优势完善本国监管体制欠缺之处。积极参加国际金融组织，广泛开展多边金融合作，增强本国在抗击国际金融风险方面的预测和防范能力，与其他国家开展信息交流、技术合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互通本国金融发展状况，加强各国对于金融风险的预警能力，杜绝对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真空。同时，主动与世界各国建立统一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形成对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程监控和跟踪管理。
国际金融与金融管理篇10
美国财政部金融研究办公室提出的这一设想迅速在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中引发了广泛的反响与热烈的讨论。美国各主要政府部门、各大金融机构以及相关组织纷纷表态支持该系统的建立，而英国和欧盟各国金融当局也认同并在原则上支持金融市场法人识别码系统的构建。此外，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等国际组织也表达了为该系统提供技术支持的意愿。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始积极推动有关各方就如何建立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市场法人识别码系统展开调研和磋商。2011年9月，在美国的倡议下，“二十国集团”下属的金融稳定理事会就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构建金融市场法人识别码系统举行了首场研讨会。同年11月，在法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戛纳峰会上，美国力主通过了构建全球金融市场法人识别码系统的决议。此次峰会授权金融稳定理事会成立专家组对此展开前期调研。在2012年6月“二十国集团”洛斯卡沃斯峰会召开前夕，金融稳定理事会正式了题为《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市场法人识别码》的报告。
从内容上看，该报告详细阐述了当前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统一的金融市场法人识别码系统的重大意义，提出了全球金融市场法人识别码系统的组织和管理架构、运行机制以及数据采集与报送准则。此外，该报告还详细分析了现阶段构建全球金融市场法人识别码系统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35项具体的政策建议。如果将该报告与美国财政部金融研究办公室此前的《声明》进行对比，则不难发现，该报告承袭了《声明》的基本思想与主张。由此可见，全球金融市场法人识别码系统的构建完全是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的。报告中值得关注的两个问题是，首先，金融稳定理事会建议采纳国际标准化组织于2012年5月的iSo17442:2012作为全球金融市场法人识别码系统的标准，即全球每一位参与金融市场交易的法人实体将获得一个唯一的20位的数字化识别编码（由英文字母和数字组成），作为在金融交易和国际金融监管中识别其身份的唯一编码；与此同时，所有获得身份识别码的法人应当向该系统提交诸如公司名称、地址、法律形式以及工商注册信息等数据，该数据将通过法人识别码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共享。
其次，金融稳定理事会为这一将在未来国际金融监管框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系统设计了一个三级治理架构（见图1）。按照金融稳定理事会的设想，这一治理架构主要由监管监察委员会、中央运行体以及本土运行体组成。监管监察委员会为该系统的最高执行机构，对该系统的运行负总责；中央执行体负责实施全球统一的规章制度和标准、向全球用户提供信息查询服务、整合各本土运行体的数据资源以及向各本土运行体提供技术支持；本土运行体由各成员国分别组建，其主要负责在所辖范围内向金融法人实体提供系统服务，如收集、验证和存储相关数据与信息，接受和登记身份识别码申请，维护本土数据信息的安全以及开发本土语言服务系统等等①。2012年6月，“二十国集团”洛斯卡沃斯峰会正式批准了金融稳定理事会提交的上述报告，并提出了在2013年3月前初步建成该系统的目标。届时，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金融信息搜集与分享平台有望正式运行。
结论性评述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显而易见的是，在金融市场以及金融交易日益全球化和复杂化的今天，构建一个标准化的金融市场法人识别码系统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各发达经济体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的必然要求，而且也是各类金融市场参与方识别交易对手风险和提高风险管理能力的需要。对金融监管机构而言，由于金融市场法人识别码系统涵盖了金融市场的全部参与主体，并且各主体须按照统一的数据报送标准向监管机构提交相关信息，这不仅有利于整合在分业监管和多头监管模式下的金融监管资源，从而提高监管效率，而且还为金融监管机构全面分析和监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进而有效防止金融风险的传染与扩散。
对金融市场的各参与主体而言，该系统的规范性和开放性极大地提高了金融市场尤其是金融衍生交易的透明度，进而使得其能够通过该系统及时掌握和了解交易对手的情况，从而提高其管理“交易对手风险”的能力。总而言之，全球金融市场法人识别码系统的构建是由美国主导和推动的新一轮国际金融监管框架改革，其核心理念即强调微观金融数据的搜集、整合、研究与分享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今后一个时期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方向。
尽管美国主导下的全球金融市场法人识别码系统的构建主要基于发达经济体自身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需要，但其仍然为我国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以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度和成熟度日益提高。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增强我国金融市场有效性和完善金融市场功能的同时，不断强化宏观审慎监管，进而确保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已经成为摆在我国金融当局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各国已经普遍认识到加强宏观审慎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但如何在现行的分业监管和多头监管模式下，将宏观审慎监管落在实处，则是备受各国金融当局关注的现实问题。除了在监管体制上有所创新（如美国根据《多德—弗兰克法》增设了对宏观审慎监管负总责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之外，通过构建金融市场法人识别码系统强化监管部门对微观金融数据的收集与整合，进而提高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控和预警能力，无疑是一个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