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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投资理财的方法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9 14:33:57

基金投资理财的方法篇1

一、证券投资基金及其组织形态

二、学界关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本质的探讨

三、我国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模式选择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的含义

我国学者有不同表述。有学者认为,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投资制度;有学者认为,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投资方式;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金融中介或一种投资公司。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的含义,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只在第2条界定该法的适用范围时,提到“通过公开发售基金份额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以资产组合方式进行证券投资活动”。综上所述,上述几种观点,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证券投资基金的内涵与特点,说明了证券投资基金既是一种投资方式、一种投资制度,又是一种金融中介组织、一种投资公司或一个信托资金。根据基金的法律基础和组织形态不同,可以将投资基金分为公司型投资基金和契约型投资基金。

公司型投资基金是具有共同投资目标的投资者依据公司法组成的以盈利为目的的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投资公司。投资人公司股东按照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享受权利,履行义务,根据投资回报情况领取股息、红利。有三个当事人:投资方、管理方和保管方。契约型投资基金是指基于信托企业原理,由管理者、托管者和受益者三方当事人构成的投资基金形态。也由三方当事人构成:(1)管理人(委托人)。它是基金的发起人,由它来发行基金受益凭证,募集资金,然后将募集的资金交给受托人保管,同时对所筹集的资金进行具体的投资运用。(2)托管人(受托人)。受托人一般为信托人或银行,根据信托契约规定,接受委托,保管募集的资金及其他业务和会计核算业务。(3)受益人(投资人)。是认购受益凭证的投资者。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3条规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义务,依照本法在基金合同中约定”。可见,我国证券投资基金采取的是契约型投资基金模式。如何看待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性质,学界的观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委托说;一个是信托说。

(一)关于委托说主张委托说的学者认为,我国投资基金法律关系是一种委托关系,即投资者通过购买证券投资基金证券的方式,将自己的资金委托给基金托管人保管、委托给基金管理人管理,分别由管理人行使管理权、保管人行使保管权,自己保留基金的所有权及相关权益。在投资者与管理人、托管人之间形成的关系是委托关系。而我国《暂行办法》规定:在证券投资基金设立过程中,基金资产所有人根据法律及基金契约的规定同时分别委托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形成了三角关系:基金投资人将基金资产占有权授予托管人,将基金资产经营管理权授予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与管理人之间形成相互监督关系。认为,基金投资人与基金托管人之间、基金投资人与基金管理人之间分别形成了委托授权法律关系。

(二)关于信托说我国多数学者持有这种观点。信托是指财产所有权人(信托人)将其特定的财产(信托财产)所有权移转给受托人(或受信托人),受托人必须按照设立信托的目的和为受益人的利益来管理该信托财产。根据1992年《国际海牙公约》的规定,信托应当具备三个特征:(1)信托财产构成一项独立的资金,不属于受托人的固有财产,即信托财产独立于受托人的自由财产;(2)信托财产以受托人或代表受托人的第三人的名义持有,即受托人是信托财产名义上的所有人;(3)受托人服从信托条款以及法律所加于他的特别义务,享有并承担管理、使用、处分信托财产的权限、义务及责任,即受托人依照信托条款的法律规定,对信托财产享有管理权和处分权,并承担忠实和善良管理的信赖义务。认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符合信托关系的所有特征,尤其是突出体现了信托财产独立性于受托人的信赖义务的信托代表性的特点。

(三)个人认识从中国《管理暂行办法》的内容看,该法规并不是严格按照信托制度来设计的。仅规定基金管理人对基金资产享有管理权,投资人享有受益权,但没有明确规定基金管理人有依法和依基金契约对基金资产的处分权;虽然规定了基金财产独立于管理人自有财产,但同时又规定了基金财产也独立于托管人的自有财产,即基金资产的独立性具有双重性特点;该法规也没有明确规定当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违反法定或基金契约规定的义务时,受益人有向他们请求补救的权利或者基金财产落入第三者手中时,受益人可向非善意第三人索取财产权上的补救的权利。可见,认为我国在《基金法》颁布实施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是委托关系有一定道理。然而,综观各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制度的性质,均是信托制度的延伸和具体化。在我国新的《基金法》中,已经将信托关系吸收到我国基金法律关系中,并将信托法作为确立基金性质的重要依据。实践证明信托制度能够更加有利地保证基金资产的独立性,强调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信赖义务,同时又赋予基金管理人为基金投资人利益管理基金资产更大的自,只有这样才符合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的目的。讨论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结构不能离开投资基金法律制度的核心原则,即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超级秘书网

我国《投资基金法》第1条明确指出其立法目的:“为了规范证券投资基金活动,保护投资人及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证券投资基金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制定本法”。因此,我国对投资基金法律结构的设计上,应尽量体现投资者本位原则并方便其权利的行使。为体现这一宗旨,笔者主张“共同受托人模式”,即以投资人为委托人兼受益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为共同受托人。

理由是:基金资产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实质上是受托人权能的一种分割。除管理事务内容有所不同之外,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义务与信托受托人的义务基本一致,都负有双重的对物和对人的义务。在对物的义务方面,双方都负有管理基金资产的义务。在对人的义务方面,双方都负有为基金持有人的最大利益恪尽职守、勤勉尽责的义务。综上所述,《信托法》颁布以后,我们应当更新以往我国对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设计思路,并按照《信托法》的原则将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塑造成一种以基金契约为核心的信托关系。在信托模式的选择上,共同受托人制度值得我国相关立法及司法机构予以关注。

参考文献

基金投资理财的方法篇2

abstract:privatesolicitsthefundisanything,doesnothaveaunifiedviewthisconcepttothepresent.thisarticlefromprivatewillsolicitthefundandtheinvestmentfundrelationsaswellasprivatesolicitsthefundthenatureanditsconfigurationoforganizationaspecthasdiscussedanythingwillbeprivatesolicitsthefund.

关键词:基金投资基金信托私募基金组织形式

keywords:thefundinvestmentfundtrustprivatesolicitsfundconfigurationoforganization

一私募基金是采取私募发行方式的投资基金

(一)基金

基金有狭义和广义之分,首先基金是一个狭义的概念,意指具有特定目的和用途的资金。因为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出资者不要求投资回报和投资收回,但要求按法律规定或出资者的意愿把资金用在指定的用途上,而形成了基金。从广义上说,基金包括财政后备基金、单位储备基金、公积金、保险基金、退休基金,各种基金会的基金。现有的证券市场上的基金,包括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具有收益和增值潜能的特点。这种基金具有集合众多投资者而进行投资的含义,它追求的是高额稳定的投资收益回报,以专家理财为手段,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为原则所设立和募集起来的大笔资金。

(二)投资基金

投资基金设立的目的是广大的投资者为了在分享丰厚的利润的同时分散风险,将众多的小额资金汇聚合成大额的资金,并交给专家经营,所获得利润按照投资比例分给投资人的一种投资方式。美国学者雅克布斯泰纳认为投资信托是由多数的投资者共同出资,并成立管理者,从事高安全性和收益性的投资,再由投资者分享投资收益。①在日本,投资基金被纳入了信托的范围,并且特别限定为证券投资信托。日本的《证券投资信托法》将投资基金信托定义为:基于委托人的指示,以将信托财产作为对特定有价证券的投资加以运用为目的的信托,且将收益权分割并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取得为宗旨。而中国的学者认为投资基金是通过契约、公司或者其他组织形式,借助证券发行,将不确定的多数投资者不等额的出资汇聚起来,形成一定的信托资产并交给专家管理投资,获取收益后由出资者按照出资比例分享收益的一种投资工具。我国《投资基金法》(草案稿)也没有完整的确定投资基金到底是什么。总体而言,投资基金具有以下特点即是:集合投资,专家理财,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而这些同样是私募基金的特点,所以说私募基金也是投资基金,是一种新的资金融通制度,也是一种新的投资工具。

二信托为私募基金之基础

(一)信托

美国的《信托法重述》将信托定义为除慈善信托、结果信托和推定信托外,以明示的意思表示而设定的,发生在当事人之间的一种财产信赖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方享有财产权并为另一方承担管理处分财产的义务。日本的信托法认为信托是指办理财产权的转移或者其他的处理方式,他人按照一定的目的对其财产加以管理和处分。②在我国,我国的信托法将信托定义为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思,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或者其收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的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信托从最简单的方面来说,就是一种代人理财的机制,是关于财产的转移和管理处分的设计和安排。

信托制度总的来说具有以下特点:

1.信托是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信任。这是信托关系成立的前提。这是对受托人诚信的信任,也是对信托人承托能力的信任。由于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信任而将财产转移给受托人,并由受托人进行管理和处分。各国的信托法也把信任看做是信托关系产生的基础。委托的目的不是由受托人占有财产,而是由受托人基于委托人的信任,按照委托人的意思将信托财产用于投资等活动,并将信托财产获得的收益交与委托人或其指定的受益人,而自己也将获得因管理处分信托财产所得的部分收益。所以,按照委托人的信托目的对信托财产的管理和处分时信托区别于一般的主要的特征。

2.信托财产及财产权的转移是成立信托的基础。信托是以信托财产为中心的法律关系,没有信托财产,信托关系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所以委托人在设立信托时必须将财产权转移给受托人,这是信托制度与其他财产制度的根本区别。(财产权是指以财产上的利益为标准的权利,除身份权、名誉权、姓名权之外,其他任何权利或可以用金钱来计算价值的财产权,如物权、债权、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都可以作为信托财产。)受托人对委托人的信托财产拥有名义上的所有权,可以对被委托的财产以自己的名义,自主地管理处分。但是信托财产的收益则有委托人或其指定的受益人占有,但是受托人有权获得收益的一部分。对受托人来说,他有权管理处分信托财产,在与第三人所进行的法律行为中有权以所有人自居,但是在受托人一旦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后所获得的利益将会由委托人或其指定的受益人拥有。如果一旦对信托财产进行了不当管理和处分,从而造成了信托财产的损失,则会对委托人或其指定的受益人进行赔偿。同时,一旦信托财产有效地成立,则会从委托人和受托人各自的原有的财产中独立出来。对委托人来说,信托财产从其原有的财产中的脱离,丧失其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对受托人来讲,一旦接受委托,信托财产仍然不会与其原有的自身的财产所混合,信托财产仍然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如果受托人还接受了其他人的委托,那么信托财产也不会和受托人接受的的其他委托的财产相混合。受托人在名义上拥有了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并对其进行管理和处分。

3.在信托关系中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管理和处分的不当时承担责任的有限性。只要受托人在管理和处分的信托财产时尽到了谨慎、忠实、负责的义务,虽然没有取得收益,但是也只在信托财产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并不因此而扩大到自己的原有的财产上。但是由于受托人没有尽到上述义务,则所要负的责任就要扩大到其自有的财产上了。

总体而言,这种信托关系体现了五重含义:一是委托人将财产委托给受托人后对信托财产就没有了直接控制权;二是受托人完全是以自己的名义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处分;三是受托人管理处分信托财产必须按委托人的意愿进行;四是这种意愿是在信托合同中事先约定的,也是受托人管理处分信托财产的依据;五是受托人管理处分信托财产必须是为了受益人的利益,既不能为了受托人自己的利益,也不能为了其他第三人的利益。③

(二)私募基金

我国有关私募基金的定义,不同的学者看法都有些许不同。但是最通行的一种说法是:私募基金是指通过非公开的方式,面向少数合格之投资者募集而设立的基金。通过研究美国以及日台的私募基金立法,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对私募基金的定义并没有说清楚什么方式才是非公开方式以及什么是合格的投资者。而我们通过对美国、日本以及台湾等的的私募基金立法的研究可以得知:

1.私募基金的实质是指投资基金按照特定的目的,以某种方式发行基金券,募集资金并交由基金管理者进行管理和处分投资,有投资者和管理者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私募基金是采取基金形式的信托行为,所以私募基金在本质上仍属于信托关系。首先,私募基金设立的目的就是由基金管理人事先根据设想中的投资者的需求而进行管理和处分财产。其次,基金管理者往往根据绝对收益率获得业绩报酬。最后,私募基金对管理者对财产管理的连续性的要求。由于私募基金的投资回报率高,所以管理者往往通过各种手段和金融工具进行套利。但是高收益的同时也伴随着高风险,所以某一私募基金的管理者的水平的高低,往往能决定这只私募基金到底能否盈利,而作为投资者,对基金管理者忠诚的信任和管理水平的信任则是相当重要的。

2.私募基金的对象和方式。首先,私募基金发行的对象,限于特定的少数有资格的投资者,而有资格的投资者则被规定为在购买私募发行的基金券之前,应具备应有的商务知识和商务经验,以促使其能够评估投资所蕴藏的价值和风险,且在人数上也有一定的限制。美国的的sec506规则对有资格的投资者还有一种例外规定:获许投资者。这种投资者是直接被允许投资私募基金的。Sec501规则规定了以下八种:(1)《证券法》中规定的银行、保险公司等。(2)私人商业开发公司。(3)总资产超过500万美元,非为获许发行证券案而设立的商业信托、合伙。(4)总资产超过500万美元,非为获许发行证券案而设立的一般信托机构。(5)发行人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6)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自然人。(7)在最近两年的每一年中,个人收入超过20万美元,或与配偶合计超过30万美元,且在本年度有合理的预期,收入可达到同样水平的自然人。(8)全体股权所有人。④其次,私募的方式为不得使用一般性的劝诱或者公开广告的方式进行。在判断什么事一般性的劝诱和公开的广告时,sec指出,一类是与发行人或者其人有着即存的业务或者其他实质性的关系的人。一种是除此之外的人。对于前者而言,对他们的信息的传递并不非要局限与一般性的劝诱和公开广告。而对于后者则必须在真正的了解了发行人的相关信息后,才能成为有资格的投资者。

3.私募基金的设立豁免及其信息披露。首先,因为合格的投资者本身有着较高的风险判断能力和识别陷阱能力以及投资失败后的承受能力,且投资者有较高的商业技能和自我保护能力,所以只要符合豁免条件,则可以在不用主管机关的审核而直接发行。所以不用把信息披露的过于详细,如果披露的过多,反而会泄露其掌握的一些机密信息,从而使投资效益大打折扣。所以信息披露的要求也会随之降低。

4.私募基金的组织方式,分配机制以及投资的范围和策略更为自由。私募基金的组织形式现在基本上有信托形式,公司形式,合伙形式等法律上承认形式。分配方式基本上就是由投资者和管理者分享投资收益,也就是管理者可分得一部分由此而产生的业绩报酬,甚至有的私募基金中管理者还可以出资。这样就把投资者和管理者尽最大可能的栓到一根绳子上使其共享收益、共担风险,防止管理人滥用资金。而这也是美国等其他国家在私募基金的监管上一向德做法。在投资的范围和策略上,管理者可运用各种金融工具在股票、债券等范围内进行灵活投资。而这是公募基金无法做到的。

通过我们对信托制度和私募基金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在实质上是统一的,可以说私募基金在本质上反应了信托关系。

三,私募基金的组织形式

(一)契约式

契约式基金的组织结构比较简单。具体的做法可以是:首先,证券公司作为基金的管理人,选取一家银行作为其托管人;其次,募集到一定数额的金额开始运作,向基金持有人公布一次基金净值,办理一次基金赎回;最后,为了吸引基金投资者,应尽量降低手续费,证券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根据业绩表现收取一定数量的管理费。其优点是可以避免双重征税,缺点是其设立与运作很难回避证券管理部门的审批和监管。

(二)公司式

公司式的私募基金是借用公司的外壳来组织和运作私募基金的形式。公司式私募基金有完整的公司架构,运作比较正式和规范。目前公司式私募基金在中国能够比较方便地成立。半开放式私募基金也能够以某种变通的方式,比较方便地进行运作,不必接受严格的审批和监管,投资策略也就可以更加灵活。公司型的基金在组织形式上与一般的公司十分相似,公司通常将自己的资产委托给保管人保管,并将公司的资产委托给专门的投资公司等管理人进行运作。不过,公司式私募基金有一个缺点,即存在双重征税。优点是大家都和熟悉这种方式,运作起来比较方便。

(三)有限合伙制

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是指至少有一个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合而成的私募基金。通常普通合伙人为资深的基金管理者,负责合伙的投资和决策,在合伙中占有一小部分份额。有限合伙人就是合格的投资者,也是合伙基金的主要投资者。在这种体制下,有普通合伙人对基金管理和处分,并在收益后获得一定的报酬,这种报酬结构为利润分成。有限合伙人等于放弃了对合伙基金的管理权,仅仅监督普通合伙人的管理和处分行为。⑤

(四)信托制

通过信托计划,进行股权投资或者证券投资。基金本身只是一个信托财产,不具法人资格。基金的法人资格被受托人也就是管理者所承担,基金财产产生的权利和义务须借助管理者来进行和完成。信托制的优势在于低成本,决策效率高和不用双重征税。劣势在于对管理者的忠诚的义务要求较高。

参考文献:

[1]陈向聪:《中国私募基金立法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

[2]夏斌、陈道富:《中国私募基金报告》,上海远东出版社

[3]包景轩:《私募制度解读》,中国金融出版社

基金投资理财的方法篇3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政府资源配置重要实现途径的基础产业财政投融资,在投资功能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一)财政投融资将填充了基础产业投资的空白。由于基础产业是准公共产品,若完全依靠政府无偿投资,则因财力有限而出现产业发展的“瓶颈”制约因素,如完全依靠企业自筹或银行贷款,则因基础产业作为准公共用品,将出现“效益外溢”的现象,也会形成供给不足或无人投资的现象。因此,财政投融资作为一种介于政府无偿投资和商业投资之间的一种新型投资形式,正填补了准公共产品投资的空白,有利于充实基础产业发展的社会资本,促进基础产业的发展。

(二)财政投融资对基础产业投融资中将发挥导向作用。国家若强力推进基础产业财政投融资,则体现国家对基础产业发展的重视,表明了将基础产业作为先导发展产业的意图,必然受到社会的重视,引起商业投资和社会资金的跟进,这将必然拉动社会资本向基础产业的投入。因此,将集中起来的社会资金引入基础产业的投融资,将形成一种“财政投融资先行―商业银行投融资跟踪―社会资金随后”的投资连锁反应与投资诱导机制,有利于为基础产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和社会氛围。

(三)财政投融资对基础产业投资将起到平衡作用。财政投融资具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双重功能,但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施相比,财政投融资具有较高的低风险性。大力开展财政投融资活动,可以起到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相同作用,但又与一般货币扩张不同,不会诱发通货膨胀,更不会带来财政风险的产生。尤其在基础产业发展过热时,可以依靠集中社会闲散资金,来适度控制投资总量的膨胀,而在基础产业经济低迷时期,可以发挥刺激社会消费的作用。因此,基础产业的财政投融资是一种产业发展的调节机制,对于基础产业的平稳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稳压”作用。

二、目前我国基础产业财政投融资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其发展滞后的矛盾和问题却日渐突出

当前,基础产业的财政投融资发展滞后的问题进一步显现,暴露出的矛盾日渐突出。

(一)财政投融资缺乏应有的市场化手段。目前我国既缺乏充分运用市场性融资手段,难以提升社会投资的热度,且在财政投融资方面的资金筹集范围小,主要局限在了国家财政方面周转金、预算中的沉淀资金、间歇资金,或政府摊发的国家债券或金融债券方面,最终筹集到的资金少,难以形成雄厚投融资资金。

(二)财政投融资缺乏统一的管理体系。当前,我国的财政投融资管理部门不一,管理纷杂,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财政投融资计划和规范的管理,出现了很多投融资过程中的利益矛盾,造成了投融资市场的混乱。而且,目前作为财政投融资管理的法律依据缺失,对财政投融资过程中的所属权界定不严,很多本来应当由市场融资的项目却没有通过财政投融资来筹措资金,形成了资金结构的扭曲的现象,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三)财政投融资不能做到规范运行。要真正发挥财政投融资的作用,就要形成规范、严格的投资管理,以达到从融资到投资,进而实现投资后资金回收的良性循环。但目前我国的很多财政投资,有偿性的资金往往无偿投入,投入项目无计划、无范围,随意性很强,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审批程序,造成财政投融资资金投入的浪费。

(四)财政投融资的效益和风险意识较差。当期,我国进行投融资的资金投放,投资权利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很多没有以企业法人为中心,政企不分,没有按照市场规律,安排项目、落实计划都由地方行政部门来进行,存在以项目和计划为中心的决策弊端。尤其缺乏应有的投放效益意识和风险意识,缺乏投资前的风险评估和效益评估。

三、积极选择实施加强我国基础产业财政投融资策略

作为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私有产品的基础产业来说,加大政策扶植力度,实施以立法为前期的财政投融资策略,可以迅速提升我国基础产业发展。

(一)坚持财政投融资原则。财政投融资的基本原则是:应将投资的重点放在发展基础产业中的基础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资方向应致力于为大众服务的重点基础产业领域;在财政投融资过程中,应保持基础产业资源市场配置作用的正常发挥,防止功能紊乱;在投资过程中那个,不宜干扰和影响民间投资选择和偏好;坚持基础产业财政投融资资金的公共性质,防止盲目投资、风险投资。

(二)多渠道获取财政投融资资金。基于目前财政投融资的资金来源范围面窄,资金不足的状况,应当拓宽资金筹集的力度,将筹集重点放在对社会闲散资金的吸纳方面,同时还要吸引邮政储蓄存款、社会保障基金的剩余金、政府担保债券和政府担保借款、政策性银行、借款、股票、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等,开展多种渠道资金筹集。

(三)加强财政投融资管理。针对目前财政投融资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强化投融资的管理,建立财政投融资计划编制制度,增强投融资整体的计划性,做好事前的计划测算、风险评估、投入方案制定,严格投融资的资金筹集、投入、回收和检查监督的程序;实施财政投融资的统一管理,明确国家管理的归口管理部门,划定其投融资的管理职能;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规范投融资管理的制度,促进投融资行为的规范。

(四)实施财政投融资的多元运营模式。在此方面,国外有很多成熟的经验,一般来说,对于对非经营性项目,采取政府投资、政府经营的模式;对经营性基础产业项目,采用政府与民间合作投资、民间经营模式,另外还有一些诸如建设转让经营模式(Bto)、建设经营转让模式(Bot)、购买建设经营模式(BBo);、租赁开发经营模式、管理合同模式等。

基金投资理财的方法篇4

关键词:金融理财产品;特点;类别;概念

中图分类号:D912.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2-0083-05

根据不完全的粗略统计,国内包括商业银行、基金、保险、信托、证券等机构管理的金融理财产品规模总量约有人民币10万亿元左右,约占2007年我国GDp的42%,占国内居民存款的25%左右。

有鉴于金融理财产品对我国居民生活的影响与日俱增,有必要对其进行严肃的法律思考,探讨金融理财产品的法制规范问题。而作为法律研究的起点,首先必须分析金融理财产品的法律概念。本文将从金融理财产品的特点出发,分析其类别和国际定义模式,最后建议我国可以采取的定义方法。

一、金融理财产品的特点和类别

与其他产品不同,金融理财产品的特点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理财产品的投资范围主要限于金融市场工具。投资范围的确定使得金融理财产品不同于将投资目标限定于不动产、艺术品等的其他投资产品,并且使得金融理财产品主要由金融监管机关负责监管。由于现代金融技术的发展,金融市场工具范围日益扩大,只要是能够产生现金流并且具有一定流动性和交易性的产品都可以成为金融理财产品的投资内容,比如一些不动产经过证券化后可以成为Reits金融市场工具,而大宗商品、能源的期货和期权也被认为属于典型的金融市场工具。

第二,金融理财产品并不是有形的产品,而是一种无形的金融服务。金融理财一旦产品出现问题,比如设计不合理,或者发生投资亏损,一般很难实行类似有形产品(比如汽车、药品等)的“召回”制度。对于金融理财产品的修正,特别是一些面向大众营销或者具有较大客户群体的产品修正十分困难,投资者一般只能通过赎回的方式来停止这种金融服务。很多国家的立法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角度对金融理财产品进行适度的公法规范,而不将其认定为一个简单的商事合同,完全交由私法规范。

第三,金融理财产品的提供者主要是各类金融机构。金融理财产品是一种金融服务,需要有专门的服务机构提供理财等增值服务。金融理财产品不等同于通过合伙、公司等组织形式进行的投资。在这些组织形式中,投资者并没有依靠其他服务机构进行投资管理,而是完全按照自己的判断进行投资。金融理财产品的投资者不同于合伙企业中的合伙人或公司中的股东。合伙人和股东的权利和义务由各自的法律如《合伙企业法》和《公司法》等规范,对法律未明确的部分,合伙人和股东可以通过合伙协议和公司章程等进行进一步约定。对面向公众或特定对象进行的公司股权募集或者合伙人邀请,不应被视为是销售金融理财产品,因而不受金融理财产品的销售规则约束或管辖。。对于有限合伙中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合同)是否属于金融理财产品,国外目前还有争议,我国对此也未有明确规定。

第四,现代社会中金融理财产品的投资和经营可以跨越多个金融市场,或者多个金融机构共同为某个金融理财产品提供服务。比如,在我国信托投资公司经常与基金管理公司合作发行信托投资计划,其中,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受托人负责信托计划的整体运营,而基金管理公司则负责信托投资计划中的投资部分。在国外,金融理财产品的跨机构性就更为普遍,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经常联合开发金融理财产品。金融理财产品的跨市场性使得对其监管和立法需要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理解。

金融理财产品除具备有以上特点外,还有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

根据金融理财产品的目标客户数目,可以将金融理财产品分类为单一客户金融理财产品和集合客户金融理财产品。或称为集合理财产品。如此分类的意义是根据产品的不同,确定不同的监管规则。一般而言,集合性金融理财产品涉及的人数较多,具有一定的公众影响性。从保护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相对于单一客户的金融理财产品而言,应给予更严格的监管和规范。

根据金融理财产品的提供单位不同,可以将金融理财产品分类为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理财产品和非金融机构提供的理财产品。其中金融机构提供的理财产品可以再细分为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金融理财产品等等。这种分类方式在金融机构监管模式下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借此确定具体金融理财产品的监管机关。而对于非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理财产品,如私募投资基金,则需要根据其不同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监管和规范。

根据金融理财产品的需求客户不同,可以将金融理财产品分为个人(自然人)类金融理财产品和机构类金融理财产品。个人类金融理财产品针对自然人等个人类客户,机构类理财产品针对的是公司、企业等机构客户。各国法律法规一般对面向自然人客户的理财产品采取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目的是保护个人投资者利益。在合格投资者制度中,对自然人合格投资者的要求往往也比较高。另外,还有趋势是将个人投资者确定为金融服务的消费者,应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特别关注,而机构类投资者则不属于金融服务消费者,一般不会得到特别保护。

根据金融理财产品的复杂程度不同,可以将金融理财产品分类为简单金融理财产品和复杂金融理财产品。其中复杂金融理财产品中又以结构化金融理财产品为主,并还可以再细分为信用结构化产品和非信用结构化产品等等。对于复杂金融理财产品,一般需要比简单金融理财产品更为详细的产品说明和风险提示,而且从目前各国的立法和监管实践来看,一般不建议将复杂金融理财产品向社会大众进行营销。

二、国外金融理财产品的定义模式

纵观主要金融发达国家的金融理财法律制度,可以发现很少有国家直接对金融理财产品进行法律定义。大多数国家将金融理财产品作为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的一部分进行立法和监管。

(一)“金融产品(商品)”模式――以澳大利亚和日本为例

澳大利亚于2001年修改《公司法》,增加了法律对“金融产品”的定义。根据该法,除有特别例外情况,金融产品是指人们进行金融投资、管理金融风险或进行非现金支付的一种工具(facility)。・按照这个定义,金融产品包括证券,票据、股票或政府债券,部分衍生品,利率和货币互换,保险产品(包括具有投资功能的人寿保险产品),年金利益,退休存款账户,外汇。存款机构的产品,不动产或其他财产的抵押等等。

2006年日本废除了之前的《金融期货交易法》、《投资顾问法》等法律,将《证券交易法》改名为《金融商品交易法》,扩大了“证券”的范围,并进而使得金融商品的范围也大大扩大,金融商品包括了有价证券、货币、基于存款合同的权利,其他证券及类似权证,政府规定的其他证券或衍生品(但不包括《商品交易法》中的商品)、交易所交易品种等,最大限度

地将具有投资性的金融商品、投资服务作为《金融商品交易法》的规制对象,构筑了从金融产品的销售、劝诱到资产管理、投资顾问的横向的、全方位的行业规制和行为规制的基本框架。虽然日本的存款和保险等投资性质的金融产品仍由《银行法》和《保险事业法》管辖,但这些法律根据《金融商品交易法》所确定的原则,修改了各自的产品销售规则和对投资者的保护措施。

澳大利亚、日本的法律没有直接对“金融理财产品”进行定义。从“金融产品”的定义来看,澳大利亚“金融产品”的外延已经包括了各类金融理财产品。日本的金融商品虽没有直接言明包括银行存款和保险产品,但十分明确地将“集合投资计划”列为金融商品,并且调整了相关银行业、保险业和信托业法律,使得对具有投资性质的银行存款产品、保险产品、信托产品等的规范与对金融商品的规范相一致。《金融商品交易法》在不对日本现有银行和保险法律“大动干戈”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包括了金融理财产品的范围,目的是将具有相同经济功能的金融商品置于同一法律规则之下,完善之前因分业立法而导致的不同业态间金融商品的规则不统一问题,以便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

(二)“金融服务”模式――以欧盟为例

欧盟《远程销售指引》将金融服务定义为:银行服务、信用服务、保险服务、个人年金服务、投资或支付性质的服务。此外,欧盟对具体的投资服务、人寿保险、金融工具市场、未监管的集合投资计划等还有单独的指引规定。从《远程销售指引》的定义来看,金融理财产品既有可能属于银行服务,也有可能属于现代保险服务,与投资也密切相关,因此无可置疑地是属于金融服务的范畴。

(三)“特定行为和特定投资”模式――以英国为例

英国也没有从法律上直接定义金融理财产品,但英国通过对在“从事业务经营过程中”个人和机构的“特定行为”和“特定投资”进行定义,将金融理财产品的规范囊括其中。根据《金融服务和市场法》,受监管的“特定行为”不仅包括实际从事该行为,也包括提议或同意从事该行为,具体包括以下内容:(1)从事投资活动:即以本人或人的身份买卖、认购和承销某种“特定投资”:如果涉及的“特定投资”是保险合同,则包括履行该合同;(2)安排投资交易:即为他人买卖、认购和承销某种“特定投资”作出安排;(3)吸收存款;(4)保管与管理财产:即保管和管理属于他人的财产或作出该类安排(例如银行的保管箱业务);(5)投资管理:即管理属于他人的由投资组成的或包含投资的资产,例如各类投资管理公司或养老基金:(6)提供投资建议;(7)设立共同投资基金;(8)利用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系统发出投资指令:即用计算机系统为他人传递电子化的投资指令,以取代书面指令。

“特定投资”的种类则包括:股份或股权:创立或确认负债的证=陪(例如债券和存款证书);政府与公共证券;赋予投资权利的证=5(例如认股权证);代表证券的证明;共同投资计划中的单位份额;期权;远期;盘差合同:保险合同:参加劳埃德协会的保险业务:存款;以土地为担保的贷款;以及对符合上述规定的某类特定投资的权利和利益。金融服务局还可以在实践中将更多符合该定义的金融产品纳入“特定投资”的范同。从“特定行为”和“特定投资”的范围可以发现它们涵盖的内容也相当广泛,基本包括了所有金融理财产品。

(四)“证券”模式――以美国为例

与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对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采取统一立法的做法不同,美国的立法者没有对金融产品做统一定义。这主要归因于美国的《证券法》将“证券”的定义设计得异常广泛,使得不少美国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理财产品或服务都属于“证券”,而归证券法律的管辖

美同1933年《证券法》第2节(a)(1)规定,证券是指各种票证、股票、国库券、债券、无抵押债券、利益证明或参与某种利润分配协议的证明、担保信托证、筹建经济组织证、可转让股权、投资合同、有投票权的信用证、证券证明、油矿、气矿或其他矿藏开采权未分配部分的权益;任何证券、存款证明或者组合证券和指数证券(包括根据价格而计算出来的利益)的卖空期权、买空期权、买空卖空期权、选择权或者特权:任何在全国证券交易所上交易的有关外币的卖空期权、买空期权、买空卖空期权、选择权或者特权:或者,从总体上任何被认为是“证券”的利益或工具。或者购买上述内容的临时的或中介性的收据、担保、保证等各种利益的证明。除例外或得到豁免,任何发行证券的行为必须遵守《证券法》的规定,并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

美国《证券法》对“证券”的定义是如此广泛,基本上只要是向公众发行的,即使不是公司的股权,比如说是可以自由转让的有限合伙合同(权利),也被认为属于“证券”。美国最高法院2004年在SeCv,edwards一案中还判定:保证固定回报的投资安排属于投资合同,应归《证券法》管辖。但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美国的“证券”还是不能完全涵盖所有金融理财产品的范围,比如对于投资“期货”的金融理财产品,就不属于“证券”,而受《投资公司法》、《期货交易法》、《银行法》等其他法律规范。造成美国金融理财立法分散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在金融市场早期,金融理财产品大部分具有“证券”性质,因而美国的有关立法机关将注意力大都集中在对“证券”的规范上: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则是作为普通法系国家的美国,在涉及金融理财产品的法律制度中,即使没有统一的金融理财规范,但投资者可以借助受信法律(FiduciaryLaw)来保护自己的权利。

三、结论:统一定义我国金融理财产品

金融理财产品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且与各国金融立法密切相关。目前我国对各类金融理财业务的监管和法律标准非常不统一,金融理财机构按各自行业的标准和习惯从事金融理财活动,监管机关也按各自的标准对这些活动进行监管。比如,对信托公司提供的金融理财产品主要由《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来规范,对商业银行提供的金融理财产品由《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来规范,信托公司和商业银行均由银监会直接监督管理,前述两个办法也由银监会制定。对基金管理公司提供的金融理财产品主要由《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和《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证监会规定来规范,对证券公司的金融理财产品主要由证监会制定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来规范。保险公司的分红保险、投资连结险,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理财业务由保监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范。上述各个办法和法律都有各自的管辖内容,立法层次也参差不齐,有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也有行政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各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对金融理财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监管标准。并且,国内的各个行业协会,如证券业协会、银行业协会、信托业协会和保险业协会

基金投资理财的方法篇5

关键词:商业银行;投资;理财产品

中图分类号:F832.3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392(2008)08-0053-03

一、当前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现状及特点

(一)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方向的不同,投资收益水平有较大的差别

在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中,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代售基金产品,二是代售短期理财产品。第一类基金产品直接或间接与股票市场挂钩,随着股市的变动,收益出现高低变化,本金回收无现实保证。2007年最高收益率达到30―50%,2008年上半年最低收益率跌破面值,目前市面上股票型开放式基金共有147只。第二类理财产品是回避股市风险的另一种选择,主要是发行商投资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企业债券,以及优质企业信托融资项目、货币市场基金、新股申购、银行承兑汇票等投资管理工具。普遍具有本金安全可靠、流动性强的特点,年收益多在5%以下,有的仅为3%,折算到每天,个别理财收益率低于1年期固定存款利率。2007年债券型基金平均收益率为23.56%,大大落后于股票型基金128%的收益率。

(二)当前投资理财收益下降,资本市场进入调整期

2007年在居民投资产品组合中,由于股市行情的大幅上扬,90%选择与股票市场挂钩的基金理财产品,由于部分投资者在高位未能及时平仓,收益率水平大为降低。我国a股市场股指从2005年的最低点998点,上涨到2007年10月中旬的6124点,股市涨幅达到500%,a股市场的总市值从2005年初的10万亿元发展到2008年的30万亿元,基金行业也从2005年年初的不到1万亿元发展到现在的3万亿元,市场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牛市。到2008年6月末,a股市场股指下探到2700点,较2007年股指最高点下降了3424点,降幅达到55.9%。

2008年上半年股票型基金的绝对收益水平出现了较大水平的下降,在收益率水平下降的情况下,基金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会进一步提升,产品线结构失衡的局面可能会随着股票型基金收益率的下降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三)银行理财产品改打短平快,适应市场阶段性投资选择

理财产品在经历了“零收益或负收益”之后,2008年各大银行的理财产品研发部门将存在周期进行了压缩。据统计,截止6月末,所有在售的102只理财产品中,投资期限小于或者等于6个月的为57只,占全部在售产品的55.89%。其中期限最短的理财产品为中国银行推出的“博弈人民币理财产品7天”,预期最高收益率为年利率2.20%。个别投资者不愿意自己的“闲钱”长期被锁定,选择投资半个月、一个月期限的理财产品,满期后,若股市行情反弹,就入股市;若行情不好,就继续投资理财产品。超短期理财产品较好的流动性满足了很多客户资金周转的需求。

二、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存在的问题

(一)商业银行对理财产品收益率风险提示不足,核心风险提示更是空白

商业银行都把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率作为吸引投资者的最大法宝,5%、10%、15%,有的高达30%,上不封顶。2008年部分理财产品频现零收益。据调查,某客户2007年从一家银行购买一款申购型理财产品,宣传年收益可达到15%,对该产品可能出现的风险只字未提,2008年到期后,仅得到4%的回报,风险提示的透明度没有体现;由于目前内地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都购买自国外投行,操作也由国际投行负责,因此对于其中的期权结构,内地银行甚至不太了解,更谈不上向投资者尽风险提示之责。对银行选股的能力和动机,在产品说明书中并未得到体现,对于投资者来说,是最大的风险所在。

(二)部分理财产品的设计、操作遭到质疑

在2007年资本市场整体向好的形势下,多家理财产品的挂钩型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却为零,包括浦发银行汇理财F2计划,深圳发展银行聚财宝飞越计划,中国银行0703B理财产品,这几例挂钩港股市场的结构型产品,其产品设计都颇为相似。产品设计时是考虑到挂钩股票同为金融股,股价波动具有一定的联动性,最好股票和最差股票应该不会相差太大,因此实现部分收益的可能性较大。但专家指出,投资者获得的收益不与单只股票走势相关,而与挂钩股票的整体表现相关。因此要实现最高收益,只有当挂钩股票涨跌幅完全相等时才能实现,这个概率显然很小。银行在推出理财产品过程中,没有用客观的数据资料警示投资者,而是需要投资者自己判断,并且承担判断结果带来的风险,相当于把投资者置于一个信息完全不对称的环境中,银行不能因为自身风险已对冲为零,而置身事外。

三、资本市场弱市下居民如何理性选择理财产品

(一)选择基金要从基金业绩、基金经理、基金公司三个方面进行客观评判

首先要了解基金以往的业绩,可以考虑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份额累计净值-单位面值)/单位面值。例如某基金目前的份额累计净值为1.19元,单位面值1.00元,则该基金的累计净值增长率为19%。累计净值增长越多,则表明基金经理为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越多;其次要关注基金经理,基金经理手握投资大权,决定买卖的品种和时间,对业绩的优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自身的投资理念和思路对基金的运作有着深远的影响,投资者也可以借助一些专业公司的评判,对基金经理的管理能力有一个比较好的度量。

(二)购买债券型基金要选好品种

2008年股票型基金净值大幅下挫,为了能够打新股和不受股市的影响,不少投资者选择债券型基金。2007年债券型基金平均收益率达到22%,其中六成以上来自打新股的收益,今年打新股产品的收益大幅度下降,不过预期收益率在10―15%之间,是稳健投资者配置的重点。由于宏观经济预期长期稳定发展,奥运概念、人民币加速升值等为上市公司提升业绩提供了依据,而且目前市场仍然在负利率情况下运行,适当配置债券型基金,不但可以规避震荡行情下的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落,而且还能在持续通胀下实现保值。目前市场上有29只债券型基金,根据可否投资股票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不能投资股票的纯债券基金,包括招商债券、融通债券和嘉实债券。第二类是可以打新股但不能在二级市场直接买卖股票的债券基金,这类基金共有16只,占债券基金总数的57.14%。第三类是既可以打新股也可以在二级市场买卖股票的债券基金,这类基金股票仓位的规定较为混乱,应避免介入,实际投资操作中可详细询问相关产品的情况。

(三)弱市环境适宜基金定投,可有效分散风险

目前投资者选购一款中意的定投产品十分便利。以农行为例,该行联手17家基金公司推出基金定投业务,具有预约时间宽泛、起点金额低,最低每月只需投资100元。选择基金定投业务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平均投资成本,因为定投的方式是不论市场行情如何波动都会定期买入固定金额的基金,自动形成了逢高减筹、逢低加码的投资方式。由于股市回调时间一般较长而速度缓慢,但上涨时间的股市上涨速度较快,投资者往往可以在股市下跌时累积较多的基金份额,因而能够在股市回升时获取较佳的投资报酬率。在实际操作中,可根据基金的期限、种类和风险的不同进行合理的配置,也可以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进行组合配置。如果理财目标是长期的如5年以上,可以选择波动较大预期收益也较大的基金,反之则可以选择风险收益较小的基金?鸦合理选择赎回和转换,当投资人投资的基金到达投资目标或者表现太差时,我们不一定非要赎回来结束投资,也可以转换成其他更好的基金投资。此外,采用合适的收费方式和投资比例,投资人如果想选择长期稳定的投资方式可以采用“后端收费”模式,这种模式特点是持有时间越长费率越低,有利于复利增值。

(四)合理配置,控制投资理财产品仓位比重

基金是一种适合长期投资的理财工具,不存在一种基金在任何市场上都能保持良好业绩的情况。就目前而言,投资者将40%资产配置于股票型基金,30%资产配置于债券型基金,30%配置于银行理财产品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投资者应慎重投资QDii基金,因为当前受美国次级债影响,海外股市波动较大,投资QDii基金有一定风险。

(五)投资黄金可以作为一种长期策略

在Cpi持续高位运行和国际金价大幅上扬的形势下,具有增值保值优势的黄金成为投资的焦点。黄金价格与美元、国际原油走势挂钩,基本上是全球联动,不受国内信贷政策、物价上涨等因素影响,能够有效的抵御政治、经济和金融风险。个人投资者可以把投资黄金当作一种长期策略,尝试采取“定额定投”方式购买黄金,即每隔一段固定时间,以固定的金额购买黄金,而不要考虑黄金的短期波动。

在当前黄金的开采成本和需求增加后,金价仍然有较大的上涨空间,因此,采取定额定投可以分散黄金的投资风险,平抑金价的短期波动。目前居民投资黄金的渠道很多,工行、建行提供实物黄金交易,金价与上海黄金交易所挂钩,另外纸黄金是一种帐面交易,本质更类似于炒股,只是通过电子交易而不进行实物交割,专家预测,未来的2年之内,黄金价格将由现行每克220元上涨到每克400元,其升值空间不容小觑。

(六)在市场不确定因素下,投资者应具备一定的投资策略和技巧

短期市场的涨和跌,影响的因素较多,专业人士都无法准确预测。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可以参照考察所投资的公司全部基金的整体表现,根据对成熟市场的研究,股票(包括基金)的长期平均收益率保持在每年10%的水平,美国市场50年的合理回报大概是15%。在目前市场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基金投资者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收入来源比较稳定的投资者可以采用分期购入法,实现长期稳健投资。投资者可选择大比例分红的基金。对于这类基金,基金管理人会利用震荡机会进行资产品种的重新配置,投资者也可以利用此机会进行适度的参与。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但能够购买到相对较低净值的基金份额,同时还能为基金未来的成长奠定基础。避免了投资者的盲目大范围赎回而造成基金的被动性调仓,从而保持基金管理和运作业绩的稳定性。

四、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建议

(一)商业银行应根据市场特点,设计符合居民实际操作的理财产品

商业银行在理财产品的宣传和销售过程中,要对产品的市场风险及时对客户告之,并说明最不利的投资情形和投资结果。在理财产品的设计上,要按照符合客户利益和风险承受能力的适应性原则进行研究,对风险度较大的理财产品,要提高入市门槛。

(二)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应加强内控监管

针对商业银行在理财产品业务中显露出的问题,如没有从资产配置的角度进行产品开发和投资组合设计,没有应用科学合理的测算方法预测理财投资组合的收益率,没有设置相应的市场风险监测指标和有效的市场风险识别、计算、监测和控制体系。这些问题的体现,正是由于我国基金产品市场短期内迅速膨胀,相关的行业规范性科学操作缺位,监管部门还缺乏这方面具体监管的法律法规。

课题组组长:范满志

基金投资理财的方法篇6

一、外国财政投资体制的比较。

(一)美国财政投资体制

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典型代表,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政府财政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的比重不到20%,大部分投资都是民间做出的。美国政府很少搞公营企业,美国政府对于具有垄断力量的行业所做的政策选择是进行管制而不是将它们转为公营。美国财政投资尽管不是很多,但这并不表明美国政府在投资领域完全放任不管,而是积极发挥其补缺、引导和调控作用。在财政投资范围上,美国财政为高速公路、医院等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提供了大量投资,其中,州和地方政府是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承担者,联邦政府只是在环保和军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美国财政对于投资量大、风险较高的研究开发类投资极为重视,给予了积极支持,财政投资占研究开发投资总额的40%以上。美国财政对有外溢效应的教育投资十分重视,尤其是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占三分之一以上。[①]美国政府注意运用财政投资手段促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相继颁布了《地区再开发法》(1961年)、《加速公共工程法》和《人力训练与发展法》(1962年)、《农村发展法》(1972年)等。为了加快西部和落后地区发展,美国国会专门通过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法》(1933年)和《阿巴拉契亚地区发展法》(1961年),并运用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直接投资等措施引导地区经济全面发展。

美国财政投资的资金来源,一般通过税收、收费、发行债券等形式筹措。对于地方政府负责的交通、教育等投资,联邦财政会给予一定的补贴。美国联邦政府给予地方拨款中的90%是有条件的拨款,包括“整块拨款”和“按比例拨款”。[②]近来不少人主张,对于像公路、环保、科研等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应当采取招标方式确定补贴,哪个地区出资比例高,就把不足部分补贴和项目给那个地区。地方政府负担的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筹措途径除税收外,主要通过发行债券筹集。一种是普通债券,以州和地方政府的税收和其他收入作为担保;另一种是收入债券,以特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收益担保,靠其收益(如桥梁、公路的通行费)偿还本金和支付利益,这种方式占到所筹资金的三分之二以上。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近年来重视采用收费方式筹集公路、铁路、机场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其原因,一是税收筹资往往不能很好地体现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二是难以解决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收支平衡问题;而采取直接向基础设施的使用者收费则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并且可以避免联邦拨款方式不可避免存在的软预算约束问题,灵活多样的收费方式还可以提高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

(二)日本财政投资体制

日本的财政投资是日本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之一,战后日本政府在运用财政投资方面也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一是健全投资立法。战后日本颁布的与财政投资有关的法律达20多部,例如在经济恢复时期颁布的《财政法》(1947年)、《地方财政法》(1948年)、《国有财产法》(1948年)、《土地取用法》(1951年)和《道路法》(1952年);在高速增长时期,颁布了《河川法》(1964年)、《城市计划法》(1968年);在稳定增长时期制定了《国土利用计划法》(1974年)等。二是加强对财政投资的计划指导。日本中长期经济计划规定了财政投资的总意图,专项计划为财政投资提出了具体要求。例如,1990年6月制定的《政府投资10年计划》(1991-2000年)中,对政府投资的规模及资金分配、主要措施以及实施计划的有关政策,都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战后日本的政府投资一直是与国土开发计划紧密配合的,1950年日本制定了《国土综合开发法》。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已多次制定并实施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三是利用财政投资干预经济。日本对政府企业的投资,其资金来源于财政投资贷款;对公共事业的投资,其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例如,日本一般会计预算资金,最主要是用于产业经济和国土保护与开发等所需的费用。这些财政投资资金,对于固定资产投资、调节经济景气以及对私人投资的引导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③]四是重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这方面的措施主要有:制定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加强地区开发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加强基础设施及公共工程投资、重视地区发展立法。例如,日本通过制定《北海道开发法》(1950年)、加强预算投入等措施,成功地开发了经济落后的北海道地区。[④]五是积极发挥财政投融资制度的作用。日本根据财政投融资的有偿性、计划性和政策性的特点,通过规范化的运用,大力发挥财政投融资在集中建设资金、调节经济结构、合理配置资源、引导社会投资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写下了成功的一页。

(三)其他国家财政投资体制

澳大利亚财政投资范围限制在少数公共及基础设施领域,包括电力、煤气、供水、公路、铁路、港口、民航、电信等基础性项目以及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等公益性项目,同时也参与重要资源性项目的投资。澳大利亚各级政府投资责任的划分十分清楚,联邦政府投资仅限于国防、外交以及全国性的跨州的基础性和公共性项目,各州政府负责本地区的基础性和公益性项目投资,并具有投资决策权和筹资权。澳大利亚通过各级政府设置的国库部,对财政投资实行严格的直接控制,控制的目标是财政预算平衡,必要时也采取停止审批新的建设项目和停止拨入建设资金等行政手段。在财政融资体制上,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整个公共部门的财力分配上居于主导地位,形成了“资金向下流动格局”,藉此,联邦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补助形式,调节各州间公共工程及基础设施资金需要的不平衡。[⑤]与此同时,政府充分发挥地方财政信用作用,并以信托投资方式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了填补财政投资资金缺口,澳大利亚还利用政府信誉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融资,以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市场私有化浪潮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以色列、埃及、土耳其三国的公共产品投资领域逐步向国内外企业、个人和社会中介机构开放,目前三国在公共投资领域已经形成了政府、企业和个人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融资渠道多样化的新格局。但政府财政资金仍然是公共设施最重要的建设资金来源,并利用发行外债、对外直接借款以及通过出售公营企业或特许经营权转让等方式,广泛筹措财政投资资金。

二、外国财政投资项目监督管理制度的比较

(一)美国财政投资项目监督管理制度

美国财政投资项目监管制度具有下列特征:一是监管体系健全。美国财政投资项目监管分为国会监管、政府部门监管和公众监督三个层次,美国国会的会计总署对公共工程投资项目资金的使用及执行情况,通过公布报告和提出建议等形式行使监督权。美国政府职能部门是财政投资建设项目的具体规划、组织和实施者,对所辖项目的监管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职能部门还常常将一些监督检查工作委托给各类社会中介组织进行(如美国环境保护协会)。美国1978年建立了总检察官制度,并设立相对独立的监督评价机构,对财政投资项目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有效地防止和纠正了政府职能部门对自身管辖项目监管不到位的问题。美国财政投资活动必须十分透明,并通过专家委员会、听证会、新闻媒体等形式接受公众监督。二是对财政投资项目实行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全过程监管。美国政府各职能部门对财政投资项目的监管从项目规划即已开始,这一阶段的监督主要体现在对规划征询公众意见、开展调查、举行听证等。财政投资项目规划方案得到批准后,都要进行招标,政府监督有关各方严格依照法定的程序和条件进行招投标活动。在项目设计阶段,政府部门管理人员要向专家咨询,对设计图分阶段与专家和设计单位进行沟通。在施工中,政府部门或者派出自己的人员或者聘请中介机构进行监管,工程完工后要进行严格的验收和评价。三是项目监管程序化、制度化、定量化。美国对财政投资项目的监管严格依据有关法律、规范和标准进行,尽量采用定量指标来衡量被检查对象的行为,并定期提交检查报告。四是强化信誉与风险约束。美国对设计、施工、监理等承包单位不采用评定资质的办法,对工程建设质量也不设专门的政府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而是靠风险约束和信誉制度等市场办法进行管理。五是重视加强对财政投资资金的使用管理。例如,美国政府对研究开发的投资,一是采取签订合同的方式进行(包括成本加固定利润合同、成本合同、成本分摊合同),二是通过研究资助的方式拨款。六是严格处罚制度。对一般工作上的失误,采取提出改进意见的方式,督促有关单位改进;对违法违规行为,则采取罚款、赔偿、终止合同、取消资格等处罚;对严重违法行为,由司法机关立案调查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二)德国财政投资项目监督管理制度

一是项目管理单位专业化。德国专业性项目建设业务必须交由专业公司承担,德国工程咨询业高度发达,不仅有大量的专业性较强的专业公司,还出现了很多拥有集设计、咨询、监理于一体的综合性项目管理公司。二是项目运作市场化。德国政府对公共工程建设一般都不直接参与管理,而是采取招投标的方式,从市场中选择项目中介管理公司全权,按市场方式实施有效的监管。德国重大建设项目的招投标必须采取公开招标的形式,由专业部门负责招标投标业务的管理,并科学评定报价。三是实施严格的设计审核制度。德国实行独立的第三方设计审核制度,重大项目设计一般分为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审批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五个阶段;德国建立了审核工程师制度,项目设计审核由审核局组织审核工程师进行,并实行谁设计谁负责的质量管理制度。四是有健全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

(三)英国财政投资项目监督管理制度

英国十分注意对财政投资项目的工程造价管理。英国政府环境部地产服务中心负责组织政府各部门提出财政投资项目建设或计划,由政府财政部审查,并核定投资额,然后列入国家年度财政预算。预算经批准后,由财政部负责拨款。为了确定投资、控制工作量及计价,各部门大都制定并经财政部门认可的各种建设标准的造价指标,它们是向国家申报投资、控制规划设计、确定工程项目规模和投资的基础。在立项阶段,预算师要参与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工作,并编制投资估算,提供给政府有关部门决策。在立约阶段,财政投资工程一般都采取公开招标方式。在施工阶段,为确保结算不突破造价限额,不得随意变更设计。

此外,在施工阶段的项目管理上,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下设的土木工程合同委员会(简称FiDiC)组织编写的《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不仅是业主和承包商之间签订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也为业主单位在项目施工阶段的管理提供了操作性很强的管理方法、步骤和程序规范。FiDiC合同条款涉及项目范围管理、项目时间管理、项目费用管理、项目质量管理、项目人力资源和沟通管理、项目风险管理、项目采购管理等方面,按照FiDiC合同条款对建设项目进行管理,有利于保证工程质量、工期和控制费用,减少风险,实践性非常强。

三、外国财政投资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法治化进一步加深的新形势下,按照wto规则的要求,学习、借鉴外国财政投资法律制度及其实践做法,对于建立和完善我国财政投资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1、投资主体多元化。从国外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看,无论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自由放任型市场经济国家,都积极倡导民间资本进入公共基础设施领域,公共基础设施投融资和经营活动由政府垄断逐步向国内外企业、个人和社会机构开放,有效地解决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和运营低效率的问题。我国1998年全国城市建设资金中政府财政性资金所占比重接近40%,因此,应当积极推进我国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进程。鉴于我国地域广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还应当发挥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2、融资渠道多样化。为了满足财政投资巨大的资金需求,各国广泛采取多种渠道筹措资金,包括政府财政资金、政府向外国金融机构和外国政府的借款、外国直接投资、民间私人投资和社会资金等。市政债券是美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最主要的手段。在基础设施和公益性项目的投资中,我国应当改变单纯依靠政府投资的模式,大量吸收各种资本。一是在预算资金的筹措中,不仅依靠传统的税收形式,还要通过收费等形式筹集资金;二是适度举债,通过发行政府债券、设立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建立资金信托等形式,利用社会资金间接投资;三是扩大开放,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领域,积极利用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贷款;四是允许各类企业作为投资主体直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

3、加强落后地区开发和投资,促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和经济结构优化。在落后地区的开发上,美国20世纪80年代开发犹他州时将政府资本大量投资于教育,培养人才,吸引技术和民间投资;克林顿政府执政期间始终把发展贫困地区经济的任务留给民间,提倡用市场吸引民间资本。德国推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举措主要是对东部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财政援助,但也因此而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我国对中西部地区的开发,财政要量力而行,要广泛利用民间和外国资本,有选择性地加强对交通、水利、环保领域的投资,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对教育的投资。在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变动中,各国变动轨迹表现出一定的趋同性,即从农业需求的基础设施为起点,然后是交通运输和能源,最后是通讯、信息高速公路等新兴产业。我国在财政投资范围和重点的选择上,应当统筹规划农业、交通运输、高新技术等产业的关系,调整和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

4、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建立财政投资项目运营模式。各国财政投资实践证明,单靠政府来提供公共基础设施服务极易导致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的低效率。因此,应当建立政府主导,民间、外商多元投资主体和经营主体共同参与的高效市场化运营模式。对非经营性项目,主要采取政府投资、政府经营的模式,授权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经营管理。对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必须更新观念,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各国运用得比较成功、且适合我国实际的模式有以下几种:政府和民间合作投资、民间经营模式;建设经营转让模式(Bot);建设转让经营模式(Bto);购买建设经营模式(BBo)。此外,还有租赁开发经营模式、管理合同模式以及政府和民间就项目合资组建公司的共同投资经营模式等。

5、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对财政投资的调控和管理。在财政投资活动中,应当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调控和管理措施应当与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资金来源多样化的现实相适应。为此,一是要从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调控方式向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方式转变,对没有政府投资的基础建设项目,尽量减少和简化审批;二是协调好政府各职能部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投资调控关系;三是做好财政投资未来需求和总体布局规划,编制好财政投资的中长期规划;四是加强财政投资立法和执法,营造自由、公平的财政投资竞争环境,切实保护投资方的权益。

基金投资理财的方法篇7

【关键词】财政投融资;基础产业;对策;问题;研究

基础产业通常是指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制约和决定作用的产业群,是支撑一国经济运行的基础部门。基础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开路先锋”,是处在“上游”的生产部门,其作用在于支持经济的增长,其功能似绳子,能拉不能推。它的功能是协调,故须非均衡发展。在蛛网般的联系中,基础产业的协调作用很大,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和制约着其他产业部门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基础产业中的交通运输、能源工业,当它们处于“瓶颈”状态时,就明显起着消极作用,拖一般加工业的“后腿”,使直接生产过程处于一种生产能力发挥不足的滞存状态,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因此,基础产业应该适度优先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基础产业的建设规模得到了迅猛发展,但是目前我国大部分的基础产业建设投融资途径单一,资金不足的问题日渐显露,致使很多基础建设项目的发展受到限制,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对基础产业的投入,缓解目前我国基础产业处于“瓶颈”状态这一现状,促进基础产业既快又好的发展,就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采用政府财政投融资的途径是突破这一制约基础产业发展瓶颈因素的一个有效手段。

一、财政投融资在基础产业投融资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财政投融资是政府在一定的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目标指导下,将社会各种零散资金,尤其是民间的闲散资金依靠国家信用方式集中起来,再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以直接或间接贷款的形式支持企业或公共事业发展的一种投融资活动。财政投融资是财政与金融、行政性与市场性、宏观与微观、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有偿与无偿的巧妙结合体。它是一种客观现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政府资源配置重要实现途径的基础产业财政投融资,在促进基础产业基本建设,推进基础产业升级和机构调整,增强基础产业竞争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投资功能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1.财政投融资将填充了基础产业投资的空白。由于基础产业是准公共产品,若完全依靠政府无偿投资,则因财力有限而出现产业发展的“瓶颈”制约因素,如完全依靠企业自筹或银行贷款,则因基础产业作为准公共用品,将出现“效益外溢”的现象,也会形成供给不足或无人投资的现象。目前,基础产业发展虽作为国家的优先发展产业,但由于我国规划内的优先发展产业很多,预算内的财力相对贫乏,因此,财政投融资作为一种介于政府无偿投资和商业投资之间的一种新型投资形式,正填补了准公共产品投资的空白,有利于充实基础产业发展的社会资本,促进基础产业的发展。

2.财政投融资对基础产业投资将起到平衡作用。财政投融资具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双重功能,但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施相比,财政投融资具有较高的低风险性。大力开展财政投融资活动,可以起到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相同作用,但又与一般货币扩张不同,不会诱发通货膨胀,更不会带来财政风险。尤其在基础产业发展过热时,可以依靠集中社会闲散资金,来适度控制投资总量的膨胀,而在基础产业经济低迷时期,可以发挥剌激社会消费的作用。因此,基础产业财政投融资是一种产业发展的调节机制,对于基础产业的平稳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稳压”作用。

3.财政投融资在基础产业投融资中将发挥导向作用。国家若强力推进基础产业财政投融资,则体现国家对基础产业发展的重视,表明了将基础产业作为先导发展产业的意图,必然受到社会的重视,引起商业投资和社会资金的跟进,这将必然拉动社会资本向基础产业的投入。因此,将集中起来的社会资金引入基础产业的投融资,将形成一种“财政投融资先行—商业银行投融资跟踪—社会资金随后”的投资连锁反应与投资诱导机制,有利于为基础产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和社会氛围。

二、目前我国基础产业财政投融资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其发展滞后的矛盾和问题却日渐突出

1.财政投融资缺乏应有的市场化手段。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作为政府部门在投融资方面必须运用市场运作的手段,实施谁投资,谁受益的办法,加大力度吸引社会资金的投入。但目前我国既缺乏充分运用市场性融资手段,难以提升社会投资的热度,且在财政投融资方面的资金筹集范围小,主要局限在了国家财政方面周转金、预算中的沉淀资金、间歇资金,或政府摊发的国家债券或金融债券方面,最终筹集到的资金少,难以形成雄厚投融资资金。

2.财政投融资的效益和风险意识较差。当前,我国进行投融资的资金投放,投资权利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很多没有以企业法人为中心,政企不分,没有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安排项目、落实计划都由地方行政部门来进行,存在以项目和计划为中心的决策弊端。尤其缺乏应有的投放效益意识和风险意识,缺乏投资前的风险评估和效益评估,使得财政投融资效益较低风险较大。

3.财政投融资不能做到规范运行。目前我国的很多财政投资,有偿性的资金往往无偿投入,投入项目无计划、无范围,随意性很强,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审批程序,造成财政投融资资金投入的浪费。

4.财政投融资缺乏统一的管理体系。当前,我国的财政投融资管理部门不一,管理纷杂,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财政投融资计划和规范的管理,出现了很多投融资过程中的利益矛盾,造成了投融资市场的混乱。而且,目前作为财政投融资管理的法律依据缺失,对财政投融资过程中的所属权界定不严,很多本来应当由市场融资的项目却没有通过财政投融资来筹措资金,形成了资金结构的扭曲现象,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三、积极选择实施加强我国基础产业财政投融资策略

1.坚持财政投融资原则。财政投融资的基本原则是:应将投资的重点放在发展基础产业中的基础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资方向应致力于为大众服务的重点基础产业领域;在财政投融资过程中,应保持基础产业资源市场配置作用的正常发挥,防止功能紊乱;在投资过程中不宜干扰和影响民间投资选择和偏好;坚持基础产业财政投融资资金的公共性质,防止盲目投资、风险投资。

2.加强财政投融资管理。针对目前财政投融资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强化投融资的管理,建立财政投融资计划编制制度,增强投融资整体的计划性,做好事前的计划测算、风险评估、投入方案制定,严格投融资的资金筹集、投入、回收和检查监督的程序;实施财政投融资的统一管理,明确国家管理的归口管理部门,划定其投融资的管理职能;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规范投融资管理的制度,促进投融资行为的规范。

3.多渠道获取财政投融资资金。基于目前财政投融资的资金来源范围面窄、资金不足的状况,应当拓宽资金筹集的力度,将筹集重点放在对社会闲散资金的吸纳方面,同时还要吸引邮政储蓄存款、社会保障基金的剩余金、政府担保债券和政府担保借款、政策性银行、借款、股票、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等,开展多种渠道资金筹集。从中长期来看,政府资金的先期投入,更多的是为后续的私人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起到引导和示范效应。政府要积极转变职能范围,为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做好制度保障,创造制度环境,由直接投资变为引导资金投资,使社会资金更好更广泛投入农业,使农业资源优势、劳动力成本优势、潜在市场优势以及科技优势迅速突显出来。我国应积极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和扶持方式,将我国巨大的民间资金吸引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来。

4.提高财政投融资资金使用效率。这就要求首先要保证资金的到位效率,一要从源头上保障资金的到位,强化各级预算管理,硬化预算约束,增强预算的严肃性和执行力,二要减少财政资金中间拨付环节,提高财政资金的到位率。三是要保证资金的使用效益,既要保证资金的使用率,又要保证经济效益,做好监督管理,以保证农村财政投融资最终的实施效果。

5.实施财政投融资的多元运营模式。在此方面,国外有很多成熟的经验,一般来说,对于对非经营性项目,采取政府投资、政府经营的模式;对经营性基础产业项目,采用政府与民间合作投资、民间经营模式,另外还有一些诸如建设转让经营模式(Bto)、建设经营转让模式(Bot)、购买建设经营模式(BBo)、租赁开发经营模式、管理合同模式等。

6.建立财政投融资资金投放的责任分担机制。财政投融资是由政府部门实施,但如果政府部门在此过程中从资金募集到投入运作到资金回收都由政府来管理,显然脱离了市场运作的轨道,容易造成资金产权的模糊,更容易降低效率或从中滋生腐败。因此要采用委托或方式,明确资金托管、资金管理和资金运用三个层次的产权关系,政府只是起组织、监督作用,而不实际参与运营,这样就会形成明晰的责、权、利关系。

7.加强财政投融资的机制协调。为了保证财政投融资的持续协调发展,要坚持以下几个方面的协调:一是坚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协调,要以社会效益为前提,保证资金投放的安全和回收,在不以盈利为目的前提中,充分利用市场化手段,获得适度的经济收益;二是坚持投融资的资金投入与安全性管理的协调,要在安全的前提下,允许资金的合理流动;三是坚持导向性和市场化的协调,要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确立正确的投资基础产业投资方向;四是要体现财政投融资公益性与市场性的协调,凡是可以优先运用市场竞争融资手段的基础产业投资领域,都不要予以资金支持,但凡是属于财政投融资的领域,要坚持采取资金扶植政策,以发挥财政投融资对基础产业综合平衡和结构均衡调节作用。

8.坚持以企业为主体的投资运营机制。在基础产业财政投资中,要给企业以投资决策、经营的自利,使他们在项目前期评估、项目计划、项目资金安排、项目投资过程、资金调配等都由自己决策、变更。政府重点做的应当是发挥监督、服务的功能,不断加强政策引导、完善投融资体制改革。

积极选择合适的财政投融资策略,使财政投融资更好的服务于中国经济,服务于基础产业,使基础产业更好更快平稳有序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锡田.公共财政下的我国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J].四川财政.2012(4)

[2]吕牧恒.财政投融资是解决财政资金供需矛盾的有效途径[J].福建改革.2011(4)

基金投资理财的方法篇8

【关键词】地方政府投融资改革

一、地方政府债务及投融资平台现状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加速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改善居民生活水平、吸引产业集群、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有着重要作用。但限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政府投融资体系的非市场化背景,早期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均依靠于财政的直接投入,资金来源除国家划拨资金外,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收入,这就导致资金来源与超常规快速增长的投资需求极不匹配,基础设施需要资金出现极大缺口,地方政府财力无法承担。为筹集政府投资所需高额资金,各级政府均成立了国有独资性质的投资公司,履行政府性投融资职能,银行贷款一直是这些投融资平台的最重要的资金来源。近年来,在全国上下投资热潮中,甚至连乡镇政府都成立了投资公司。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投融资平台3800余家。以某县级政府为例,其所属乡镇就有5家投融资公司。据中金公司的统计,截至2009年末,全国地方政府的贷款总额7.2万亿元,按银行贷款占地方负债的80%来估算,地方政府的负债超过9万亿元,约相当于当年GDp的26.8%、财政收入的131.4%、地方财政收入的276.2%。可以明显看出,2009年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的负债总规模已经大大超过了地方政府全年的总财政收入。地方政府投资发展、债务增长速度与其财力增长严重不匹配,寅吃卯粮现象严重。

政府财政能力的有限性与经济、民生发展对基础设施需求之间的矛盾,已日益成为地方发展的一大障碍,并成为经济安全的潜在威胁。事实证明,单纯依靠政府财力的投入不可能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对资金的巨大需求;同时,政府垄断的投融资模式也不符合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本身需要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内在客观要求。因此,政府性投融资体制势必影响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现阶段我国城镇化建设全面铺开,建设资金的需求量一定期间内还将继续高速增长。由于缺乏法律法规制度和相应政策体系,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的合理性与否以及这种投融资模式能否持续、能够持续多久、对未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政学界都还在争议,未有定论。2010年1月19日,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把“尽快制定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措施,防范潜在财政风险”列入今年宏观政策方面需要重点抓好的工作之一,这一信息标志着中央政府对地方债务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不外乎三点:第一,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划分不够明晰,财政体制改革有待深化;第二,地方政府政绩观扭曲,追求超常规发展,寅吃卯粮;地方政府融资渠道单一,投资决策不透明,投融资机制不够科学;第三,缺乏相应法律法规的监控和约束。本文拟通过多角度分析地方债务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对解决地方债务危机、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作出一些思考。

二、创新与探索

1、廓清二元财政中建设性财政框架,完善资本市场,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根据厦门大学张馨教授等学者提出的二元财政体系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体系应由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共同构成,形成典型的二元财政结构。其中公共财政居于主导地位,国有资本财政居于基础地位。国家具有双重身份――社会管理者和资产所有者;取得双重收入――税收和利润上缴。二元财政论对我国财政体系构成的分析是我国财政理论上的创新,它一方面吸取借鉴了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精华,另一方面又考虑到我国的具体国情――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而且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在市场有效作用的领域从事私人产品的生产。二元财政理论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财政模式理论,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财政体系构成的较为准确的界定。

规模庞大且在各经济领域不断扩展的国有经济的存在,目的何在?国家作为资产所有者,取得的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如何分配?本文认为,国有资本财政支撑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性财政的刚性需求,应由国有资本财政来集中财力搞基础设施建设。上世纪九十年代实行公共财政改革以来,建设性财政的提法已不多见,但我国大量国有经济(特别是大量存在于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的存在,使得国有资本财政不容忽视。国有资本财政所支持的应该是在公共财政财力缺乏前提下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设性财政,否则竞争性领域存在大量国有经济就缺乏必要性。

在政府性投融资体制改革中,可将现有国有资本资源进行整合,将作为国有资本出资人代表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负责城市经营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合二为一,利用现有国有资产,壮大政府性投融资平台的资产规模,提高直接借贷融资额。同时,完善资本市场,依托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有效实施国有资本变现,解决国有资本变现预算的资本货币化问题。还可利用政府参与国有资本收益分配的契机,在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时考虑政府性投资需求,用国有资本变现收益以及国有资本收益分红来缓解城市建设与资金短缺之间的矛盾。

2009年度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净利润1.34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利润9445.4亿元,地方国有企业利润3946.8亿元。2007年国家开始参与中央企业经营收益分配,上缴的国有资本收益如何使用还在争论。基础设施建设大多集中在地方政府,而国有企业利润大部分是中央企业创造的,参与分配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国有资本财政的收入大多集中在中央。因此,编制国有资本预算时,应充分考虑地方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作为国有资本预算的一个重要支出项,财力分配向地方倾斜。

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为68476.88亿元,中央收入与地方收入分别为35896.14亿元,地方本级收入32580.74亿元。可以看出,在公共财政收入方面,中央集中的财力较多,而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建设等支出又逐年加大地方的支出负担,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并不完全匹配。因此,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进行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的新一轮划分是十分必要的。如何在合理的财政体制下满足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需求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财政体制改革的原则应该既不损伤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又能抑制地方政府非理性的投资冲动,防范政府性债务风险的产生。为真正从预算层面上落实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保障,确保政府投资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首先要理顺财政体制,进一步清晰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其次要促进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利用资本市场加快国有资产变现的速度,将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者代表的职能真正明晰和落实。最后要压缩不必要的行政支出,降低行政成本。二元财政的二元之间没有绝对的屏障,基础设施建设究其根本,也是保民生、促发展。目前行政支出浪费严重,公款招待、公费用车、公费旅游等不必要的开支占财政支出不小的比例,压缩的空间极大,节约的资金也可用于弥补建设资金的缺口。

2、多方拓宽融资渠道,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

一直以来,我国政府性投融资体制中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大包大揽,忽视了民间资本等非公资本的进入。根据科斯的“并非所有公共产品都必须由政府提供”的观点,在政府性投融资体制改革中应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按“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实现“市场导向、政府推动”。国务院于2010年5月13日出台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商贸流通、国防科技工业领域,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重组联合、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参与国际竞争,推动民营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对于可以实行市场化运作的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和其他公共服务领域,应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引入市场竞争,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民间资本的进入,有利于建立市场化的监督约束机制。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手段,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用法律法规规范和引导市场经济行为,为市场和社会投资者提供公平稳定的投资环境,以保证政府性投融资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得以持续稳定的发展,从而进一步保证经济建设和资本运营的顺利进行。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作为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市政债券市场在满足地方政府债务融资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要发展与城市基础设施相关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市政债券市场是需要研究的内容之一。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也需要在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同时,发展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相关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需求。美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30%来自于市政债券,而在我国,截至2009年5月底,人民币债券市场规模为16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市政债券所占比例极小。基础设施的长期建设投资不能过度依靠银行贷款,这一点政学界目前已经达成共识。发行市政债券是解决政府性融资渠道单一、银行风险过大的可行性措施之一,中央政府应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自,通过这种融资渠道筹措资金。中央政府要重点协调国债、企业债、金融债和地方债之间的比例关系,控制市政债券规模,监督投资方向,考核资金使用效率,防范金融风险。

此外,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资基金,也可以拓宽政府性融资渠道,规避金融风险。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城市建设投资中有很大比例来自于资本市场。我国的资本市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形成了初步框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资本市场体系的各个环节发展很不平衡,尤其是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产业投资基金发展严重滞后,城建投资在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的比例还不到1%。因此,大力发展产业投资基金,也是完善资本市场、拓宽政府性融资渠道的重要一环。在政府性投融资领域引入产业投资基金,对政府防范债务风险、银行规避金融风险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3、促进投融资决策透明化、民主化,建立良好的财务控制机制

(1)在投融资平台运作过程中,首先要加强透明度,不能搞脱离财政的“体外循环”,游离于政府监控体系之外。长期以来,投融资平台的运行缺乏有效监督,仅有审计机关对其资金收支情况进行审计,审计目的也仅限于防止违法违纪的收支情况,对投资规模、融资渠道、债务风险等完全没有话语权,不少地方存在投融资决策不民主、不科学的现象。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性债务收支应与政府预算收支一样,结合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融资的特点,进行中长期投融资预算的编制,定期向人大报告,接受审议,并由人大批复执行,实现决策民主化,避免政府投融资决策的“一言堂”。

(2)规范项目建设的财务管理,减少资金沉淀。一般情况下,建设项目实施单位往往都有着强烈的资金控制权,主张自主调配使用建设资金,对资金使用效率比较漠视,存在大量资金沉淀在部门账户上的现象,大大降低了资金使用效率。为避免这种情况,在日常工作中可采用按照工程进度直接支付到供应商的拨款方式,减少资金大量沉淀在项目实施单位的情况。同时加强对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控制力度,按资金占用量、项目实施单位的年度收支及项目工程进度、预算执行等情况定期向人大汇报,接受监督。

(3)设计考评指标体系,加强财务控制。探索政府债务规模与政府资产、GDp、财政收入等相关指标的关联度,采取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的手段,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并落实偿还计划,保障政府性投融资的良性循环,促进地区经济高速安全增长。或可参考类似eVa、利息保障倍数等财务考核指标设计适合政府性投融资考核的指标,对资金使用效率进行绩效考评,执行严格的激励约束机制,实现对政府性投融资资金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的监控,合理确定债务规模、保障资金安全,促进建设资金使用效率最大化。

三、结束语

我国城镇化进程的超常规的快速发展,给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带来了新的考验,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监管能力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政府性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和创新迫在眉睫。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各级政府首先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制度层面来规范地方政府的投融资行为;其次要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从预算层面来创新融资新渠道;再次要开源节流,压缩不必要的行政成本,减少浪费搞建设;最后要完善资本市场,引导民间资本有序进入。在拓宽融资渠道的同时,要加强地方政府投融资决策的民主化、透明化,合理负债,合理建设;加强投融资公司及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控制,确保资金安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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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萍:我国发展市政债券市场的条件和前景[J].中国投资,2008(12).

基金投资理财的方法篇9

一、引导基金的性质与宗旨

引导基金是由政府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政策性基金,主要通过扶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引导基金本身不直接从事创业投资业务。

引导基金的宗旨是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放大效应,增加创业投资资本的供给,克服单纯通过市场配置创业投资资本的市场失灵问题。特别是通过鼓励创业投资企业投资处于种子期、起步期等创业早期的企业,弥补一般创业投资企业主要投资于成长期、成熟期和重建企业的不足。

二、引导基金的设立与资金来源

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可以根据创业投资发展的需要和财力状况设立引导基金。其设立程序为:由负责推进创业投资发展的有关部门和财政部门共同提出设立引导基金的可行性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设立。各地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订和不断完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由财政部门和负责推进创业投资发展的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提出。

引导基金应以独立事业法人的形式设立,由有关部门任命或派出人员组成的理事会行使决策管理职责,并对外行使引导基金的权益和承担相应义务与责任。

引导基金的资金来源:支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的财政性专项资金;引导基金的投资收益与担保收益;闲置资金存放银行或购买国债所得的利息收益;个人、企业或社会机构无偿捐赠的资金等。

三、引导基金的运作原则与方式

引导基金应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决策、防范风险”的原则进行投资运作,扶持对象主要是按照《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程序备案的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各类创业投资企业。在扶持创业投资企业设立与发展的过程中,要创新管理模式,实现政府政策意图和所扶持创业投资企业按市场原则运作的有效结合;要探索建立科学合理的决策、考核机制,有效防范风险,实现引导基金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引导基金不用于市场已经充分竞争的领域,不与市场争利。

引导基金的运作方式:(一)参股。引导基金主要通过参股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共同发起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二)融资担保。根据信贷征信机构提供的信用报告,对历史信用记录良好的创业投资企业,可采取提供融资担保方式,支持其通过债权融资增强投资能力。(三)跟进投资或其他方式。产业导向或区域导向较强的引导基金,可探索通过跟进投资或其他方式,支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并引导其投资方向。其中,跟进投资仅限于当创业投资企业投资创业早期企业或需要政府重点扶持和鼓励的高新技术等产业领域的创业企业时,引导基金可以按适当股权比例向该创业企业投资,但不得以“跟进投资”之名,直接从事创业投资运作业务,而应发挥商业性创业投资企业发现投资项目、评估投资项目和实施投资管理的作用。

引导基金所扶持的创业投资企业,应当在其公司章程或有限合伙协议等法律文件中,规定以一定比例资金投资于创业早期企业或需要政府重点扶持和鼓励的高新技术等产业领域的创业企业。引导基金应当监督所扶持创业投资企业按照规定的投资方向进行投资运作,但不干预所扶持创业投资企业的日常管理。引导基金不担任所扶持公司型创业投资企业的受托管理机构或有限合伙型创业投资企业的普通合伙人,不参与投资设立创业投资管理企业。

四、引导基金的管理

引导基金应当遵照国家有关预算和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和外部监管与监督制度。引导基金可以专设管理机构负责引导基金的日常管理与运作事务,也可委托符合资质条件的管理机构负责引导基金的日常管理与运作事务。

引导基金受托管理机构应当符合下列资质条件:(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2)其管理团队具有一定的从业经验,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管理水平;(3)最近3年以上持续保持良好的财务状况;(4)没有受过行政主管机关或者司法机关重大处罚的不良纪录;(5)严格按委托协议管理引导基金资产。

引导基金应当设立独立的评审委员会,对引导基金支持方案进行独立评审,以确保引导基金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评审委员会成员由政府有关部门、创业投资行业自律组织的代表以及社会专家组成,成员人数应当为单数。其中,创业投资行业自律组织的代表和社会专家不得少于半数。引导基金拟扶持项目单位的人员不得作为评审委员会成员参与对拟扶持项目的评审。引导基金理事会根据评审委员会的评审结果,对拟扶持项目进行决策。

引导基金应当建立项目公示制度,接受社会对引导基金的监督,确保引导基金运作的公开性。

五、对引导基金的监管与指导

引导基金纳入公共财政考核评价体系。财政部门和负责推进创业投资发展的有关部门对所设立引导基金实施监管与指导,按照公共性原则,对引导基金建立有效的绩效考核制度,定期对引导基金政策目标、政策效果及其资产情况进行评估。

引导基金理事会应当定期向财政部门和负责推进创业投资发展的有关部门报告运作情况。运作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及时报告。

六、引导基金的风险控制

应通过制订引导基金章程,明确引导基金运作、决策及管理的具体程序和规定,以及申请引导基金扶持的相关条件。申请引导基金扶持的创业投资企业,应当建立健全业绩激励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其高级管理人员或其管理顾问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已经取得良好管理业绩。

引导基金章程应当具体规定引导基金对单个创业投资企业的支持额度以及风险控制制度。以参股方式发起设立创业投资企业的,可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事先通过公司章程或有限合伙协议约定引导基金的优先分配权和优先清偿权,以最大限度控制引导基金的资产风险。以提供融资担保方式和跟进投资方式支持创业投资企业的,引导基金应加强对所支持创业投资企业的资金使用监管,防范财务风险。

引导基金不得用于从事贷款或股票、期货、房地产、基金、企业债券、金融衍生品等投资以及用于赞助、捐赠等支出。闲置资金只能存放银行或购买国债。

引导基金的闲置资金以及投资形成的各种资产及权益,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财务规章制度进行管理。引导基金投资形成股权的退出,应按照公共财政的原则和引导基金的运作要求,确定退出方式及退出价格。

基金投资理财的方法篇10

根据产生的法律基础不同,证券投资基金可以分为公司型和契约型两类。而新出台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则从法律上明确了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类型——契约型投资基金,其法律构架主要是建立在信托法律制度上的。在契约型投资基金中,受益人(基金份额的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托管人(托管银行)之间订立有基金契约(信托契约),在基金契约的约束下,基金管理人设立基金,投资人(受益人)通过购买基金凭证而成为基金份额的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将募集到的资金(基金财产)交由基金托管人保管,通过指示基金托管人进行具体的基金投资活动而达到管理基金财产的目的。证券投资基金的一大优点就在于通过基金管理人(受托人)的专业管理而提升效益。在证券投资基金设立后,基金份额的持有人原则上不介入投资基金的运作,受托人对基金的管理享有极大的空间。而这种管理和收益分离功能的发挥,固然要求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管理享有自治自由。但是,由于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存在明显甚至激烈的利益冲突,对利益冲突进行防范以保护受益人的利益,必要的法律规范不可少。

证券投资基金利益冲突的成因分析

利益冲突是指一个人的自身利益(self-interest)与其对他人所负的信赖义务相冲突的情形,或是一个人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负有相互冲突的信赖义务的情形。

根据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定,证券投资基金内部有三个关系人:基金投资人(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公司)、托管人(一般为托管银行)。这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建立在信托制度基础上的,但是又具有不同于传统信托关系的一些新特征:其一,证券投资基金是自益信托,所以在证券投资基金中委托人和受益人身份重合,均为基金份额的持有人。其二,在证券投资基金中,信托关系中的受托人在基金运作中出现了分离,管理信托财产与受让、保管信托财产的职能分开,产生了与此对应的专门管理基金财产的管理人和负责受让并保管基金财产的托管人。因此在证券投资基金中,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为共同受托人,管理人专门负责对基金财产的投资管理,而托管人负责保管基金财产并依照管理人的指示运用基金财产进行投资活动。另外,托管人还负有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活动的职责。

从信托法理上来说,信托实行的是一种所有和管理分离的模式,受托人实际上控制了信托财产,而委托人完全依赖于受托人的技术以及忠诚来实现其信托目的。受托人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中,可能利用其名义所有人的优势地位而与信托财产进行交易或是与委托人、受益人进行交易。一方面,受托人在为自己争取一个好买卖的同时会与受托人为受益人利益管理信托财产的职责相冲突,从而有可能损害到受益人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能力不足问题,受益人在此类交易中往往处于弱势,从而使自身利益受损。

而在证券投资基金中,同样也可能存在此类交易。这是因为,首先,随着金融业务的多元化,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大,利益冲突产生的可能性也增多。其次,在分业经营体制下,会产生利益冲突的多为基金管理人与基金财产或受益人。而在混业经营体制下,作为托管人的托管银行也可以从事证券等其他业务,所以其也有可能和基金财产或是受益人进行交易,从而产生利益冲突。最后,在金融集团盛行的今天,基金管理人大多不是以单个机构身份出现,而会以大型金融机构的附属成员或是多家金融机构的集合体身份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利益冲突将更为常见,且类型复杂。

利益冲突法律防范的信托理论基础

证券投资基金的利益冲突主要体现在基金受托人和基金财产或是受益人之问的利益冲突。从信托法上来看,为了防范此类利益冲突,立法者一般通过以下两种法律制度安排来保护受益人的利益:

一、在法律上课以受托人“信赖义务”(fiduciaryduty)

在英美法上,信赖义务是受托人行为规范的原则,更是达成信托目的的关键。从内涵上来看,信赖义务是指受托人作为信托财产的实质管理人或作为被信任考,其行为应当从受益人的利益出发,负有受益人信赖其行为时所应履行的义务,包括“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

1.注意义务(dutyofcare),是指信托关系的受托人应以通常的技术与谨慎的注意运用该基金财产的义务。在证券投资信托中,主要是指基金管理人应当符合一个审慎投资人的要求,包括注意的需要、谨慎的需要、技能的需要。

2.忠实义务(dutyofloyalty),是指受托人应以受益人的利益为处理信托事务的唯一目的,而不能在处理事务时,考虑自己的利益或是为他人图利,以避免与受益人产生利益冲突。就此原则,衡平法发展两个基本原则,即“冲突禁止”原则和“图利禁止”原则。“冲突禁止”原则是指受托人不得将自己置于与信托财产或受益人的利益相冲突的地位,包括事实上的和潜在性的利益冲突。而“图利禁止”原则要求受托人不得利用其地位为自己或第三人谋利益,其所谋利益受益人有权主张归入权。

对于信赖义务的规定,有不同的立法例。有的国家是在信托法中明确规定了受托人的信赖义务,如日本的《信托法》规定,受托人对受益人负有善良管理人的义务。而有的国家则是在证券投资基金相关法规中明确了基金受托人的信赖义务,如美国的《1940年投资顾问法》中确定了投资顾问的“联邦信赖义务标准”‘。

我国的《信托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而在《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九条规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管理、运用基金财产,应当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义务。所以说,无论是《信托法》还是《证券投资基金法》均明确课以受托人以忠实义务,为保护受益人的利益提供了第一层法律保护。

二、对利益冲突的限制

受托人在信托法下对受益人负有绝对忠实的义务,即受托人绝不能将自己放在与受益人可能相冲突的地位,所以其要尽可能地避免利益冲突。但是,由于受托人作为“经济人”,其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在此本性趋使下,仅靠法律作一个概括性信赖义务的规定是无法有效防范利益冲突发生的,所以大多数国家的立法者通过对相关利益冲突的禁止或是限制来保护受益人利益。从各国立法内容上来看,对于利益冲突的限制一般从以下两个层面来进行:

1.受托人禁止与信托财产交易。即受托人既不能以自有资金买人信托财产,也不能以信托资金买人自己的自有财产。同样,受托人也不得向信托财产借贷或是贷款于信托财产。对于此限制,有的国家采用的是绝对禁止原则,如英美国家。但也有国家采用相对禁止原则,即规定了一些例外原则,如规定在公开市场交易的除外。同时也赋予受益人以选择权,让其可以承认或撤销此交易。

2.与受益人交易(交易标的物非信托财产),除非受托人能证实交易是在完全公平且透明化的情况进行的,否则受益人可以随时撤销该交易。

利益冲突的具体类型及其法律防范

从信托法理分析出发,证券投资基金中的利益冲突主要包括:

一、基金受托人或其关联人士与基金财产之间的交易

基金受托人或其关联人士与基金财产之间的交易是最典型的利益冲突。这一类型交易具有先天的不对等性,这主要是因为,基金受托人在此身份重合,其既作为基金财产的实际控制者又作为交易的另一方,这实质上就为“一人交易”,极易导致利益冲突从而损害到受益人的利益。

一般来说,基金受托人或其关联人士与基金的交易主要有三种形式:

1.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与基金财产之间的交易。

对此,大多数国家的基金法均原则性地禁止此类交易,但又规定了例外原则,即在符合特定条件下,授权证券监管机关或基金受益人对该种交易进行豁免或批准。大多数国家在判定此类交易是否有效时,一般采取两种原则:一是要求这类交易必须符合基金的投资策略,二是要求必须在公开市场以正常的市場价格进行交易。

以美国法为例,依《1940年投资公司法》section17(a)以及《1940年投资顾问法》section206(3)规定,禁止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以委托人身份故意利用基金财产购买基金管理人或关联人士的证券,也不得向基金财产借款或是向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贷款。但是也有例外原则,即此类交易如果满足以下七种条件,则可以被允许进行:(1)证券的卖方收到的惟一对价必须是现金;(2)交易价格必须是独立现行的市场价格;(3)不必支付佣金;(4)符合基金政策;(5)基金董事会,包括独立董事的多数,必须采取合理设计的程序以保证对本规则其他条件的遵守;(6)董事会应每年审查该程序,每季审查这种交易;(7)基金必须保存这种交易的书面程序和记录6年以上。而我国的香港地区则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态度,如《单位信托及互惠基金守则》规定,基金管理人及其关联人士与基金之间的交易必须事先得到代管人的书面同意,所有这种交易必须在基金年报上公布(在香港,代管人独立于基金管理人)。

而我国对此类交易的限制散布在具体的法律法规中,对此我们进行具体的分析。

(1)基金受托人或其关联人士与基金财产之间的买卖,在实践中主要是指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指基金管理人利用基金财产向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或买卖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行的股票或者债券;第二种情况是指买卖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控股关系的股东或者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可以说,对于利用基金财产向基金受托人出资的禁止,主要是考虑到此可能构成自我交易,造成基金财产和受托人的固有财产混合,从而使受益人利益受损。而对于用基金财产购买基金受托人承销或发行的证券的限制,主要是考虑到此种交易会造成基金受托人作为承销中的人和作为基金受托人的职责冲突。因为,这两种身份均要求受托人必须为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服务,这类似于中的“双方”,势必会损害到一方委托人的利益。。

对于这两种交易,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采取了完全禁止立法例,没有留有例外的余地,。笔者认为,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发展初期对基金管理公司监管水平较弱的情况下,采用此类立法更有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此种规定不利于证券投资基金发展,且在一个监管法制完善的市场中,也有可能存在此类交易对投资者有利的情形。所以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国外的立法例规定例外条款,即首先要求符合基金的投资策略,其次要求在公开市场以正常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最后可以赋予证券监管机构对于此类交易的核准权。同时赋予投资者(主要通过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行使)以选择权,由其决定是否撤销此类交易。如果投资者选择承认此种交易,那么应要求基金受托人将其从此类交易中的所得归人基金财产。

(2)基金受托人或其关联人士向基金财产借款,或是基金财产从基金受托人或其关联人士处贷款。禁止此类交易,主要是因为受托人与受益人就利息金额立场相反,有可能会损害受益人利益。对于基金管理人而言,比较多会出现的是将基金财产借贷给关联人士。而对于基金托管人而言,由于托管人多为商业银行,所以最经常可能出现的就是贷款予基金财产。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基金财产不得用于下列投资或者活动:向他人贷款或者提供担保,对此则限制了基金管理人将基金财产借贷于其关联人士。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十条规定,基金管理人不得有下列行为:将其固有财产或者他人财产混同于基金财产从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人也适用于以上条款。而无论是基金管理人向基金财产借款,还是基金受托人贷款子基金财产,都会将其固有财产或第三人的财产混同于基金财产。从以上分析可知,我国目前立法对此类交易也是持完全禁止的态度的。

2.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两个基金之间的交易。

一般而言,基金管理人的主要业务是设立基金和管理基金,所以一般一个基金管理人往往管理有多个基金。因为要求基金管理人只管理一个基金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也有损于基金管理行业效率并最终损害投资者利益。然而这种“一主多仆”的结构会导致两种形式的利益冲突:(1)同向交易,即两个或多个基金同时或先后买入或卖出同一种证券。(2)异向交易,即两个或多个基金之间互相进行买卖,或是两个或多个基金间买卖同种证券,一个为买方,一个为卖方。

在同向交易中,主要产生的矛盾是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与第三人的利益冲突,不属于两个基金或多个基金之间的交易冲突,这将在下文论述。在此主要探讨异向交易中的两种情形。在第一种情形中,相当于受托人旗下a基金的投资人既为a基金的受益人又为其投资的B基金的受益人。在此,基金管理公司作为两只基金的受托人可能会为了满足B基金的募集需要而购买B基金凭证,损害到a基金投资人利益。在第二种情况中,基金管理人均是在同一交易中代表交易双方,这种情形类似于中的双方,作为卖方的受托人有义务抬高价格,而作为买方则期望能以低价买人,所以不可避免产生利益冲突。

对于这两种交易情况,各国(地区)所持的态度不同。台湾地区的《证券投资信托基金管理办法》则对基金间的相互交易持全面禁止态度,其规定,证券投资信托事业应该依本办法及证券投资信托契约之规定,运用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不得对本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经理之各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为证券交易行为。而日本在《证券投资信托法》中规定了对此类交易的限制性原则,但在证券投资信托协会《业务规则》中又对该类交易规定了例外原则,即在符合一定条件下,可以进行基金之间的股票交易。可以说,大部分国家对于此类交易都没有完全禁止,而是规定了一些豁免条件,包括实质条件和程序上的条件。实质条件一般要求,交易的条件要公平合法,不得损害基金受益人的利益。有的国家另有要求程序上的条件,如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section17(b)规定必须得到证券监管委员会的批准。

从我国现行的立法来看,《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五十九条第四条规定,基金财产不得用于下列投资或者活动:买卖其他基金份额,但是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从此我们可能得出,我国对于基金之间相互投资是持原则性禁止态度,还留有“基金中基金”这种新型基金品种的发展余地。而对于第二种情况,1997年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基金之间不得相互投资。此条规定可以说是对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的完全否定。但是在2003年新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并无此规定。相反,在《信托法》第二十八条则规定,受托人不得将其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进行交易或者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进行相互交易,但信托文件另有规定或者经委托人或者受益人同意,并以公平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的除外。对此,笔者认为,由于证券投资基金实质上为一种信托基金,所以对于《证券投资基金法》中未规定的可以适用《信托法》的规定,所以我国对于第二种情形的基金相互交易应是持一种原则上禁止而特殊情况例外的态度。另外,《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法》的第二十条规定,基金管理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不公平地对待其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因此,如果这类交易会导致基金受托人不公平地对待不同的基金财产,厚此薄彼,则可以视为禁止的行为,因此造成受益人损失的,受益人可以要求赔偿。

可以说,这种立法态度是值得称赞的,因为有时候基金相互交易是有利的。譬如某基金因基金契约届满,必须处分股票,而另一基金此时又要购进某种股票时,允许基金间相互交易则能保护受益人取得最大限度的收益。相反,全部禁止不但会有损基金运作的效率,也可能有损受益人收益。但美中不足的是,在实践操作时仅靠新法中第二十条的原则性规定以及《信托法》中的一般性规定,仍是无法有效地防范此类利益冲突损害受益人利益。因此笔者认为,相关监管机关应借鉴国外的立法例,尽快出台相关的监管指南或是指引,具体明确此类交易必须符合的条件,以引导规范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运作。

二、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和基金与第三人的利益冲突

此类交易较常见的表现形式有:

1.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各基金共同与第三人交易。

譬如,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两个基金同时买进a、B同一证券,在此同向交易下,两个基金a、B竞争同一基金管理人不可分割的忠诚。如果两个基金的投资标准均要求购得同一股票,基金管理人必须决定将不同成本的股票在两个基金之间进行分配,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利益冲突。同样,在出售股票时也会碰到类似情况。

对于此类交易,大多数国家基金法规中没有涉及,目前有规定的主要是美国法。美国法认为,在此种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应基于衡平法即平等原则,按比例对不同价位的投资在基金之间进行分配。根据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观点,如果投资顾问不能在交易分配中公平对待不同的基金财产,则其行为可能构成违反《1940年投资顾问法》Section206规定的忠实义务。SeC虽然没有指定在不同账户间分配投资的具体方法,但是要求投资顾问必须有明确的分配政策,该政策必须建立在公平、平等对待不同基金账户的基础上,并在实践中贯彻始终。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虽没有相关条文对此类交易有所规范,但是我们可以从《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的基金受托人的忠实义务以及第二十条第二款“基金管理人不得不公平地对待其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的规定来看,对于此类交易我们也可采用美国法中的“公平原则”来进行处理,要求基金管理人在进行投资策略安排时,应当本着从每个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出发,公平对待每一个基金财产。

2.基金托管人与基金财产和第三人的利益冲突。

这主要是指基金托管人与基金财产同时购进或卖出相同证券所产生的利益冲突……这种情况主要是在混业经营条件下,基金托管人(一般是托管银行)不仅可以从事传统的银行业务,也可以从事证券和保险业务,在此时其有可能同时和基金财产购进或卖出相同的证券品种。因为基金管理人所作出的投资策略是通过基金托管人来完成的,所以基金托管人有可能事先知道相关的投资策略,当基金正买人、准备买人或者是考虑买入某一证券时,基金托管人如果在明知的情况下而同时买入同一种证券,则可能会抬高该类证券的交易价格,提高基金的投资成本,从而可能造成基金财产的损失,威胁受益人的利益。

对此,美国法认为,只要基金受托人与基金在该交易中存在共同利益(jointinterest),而“共同”的认定是只要存在“某种联合因素”即可,即使基金受托人并未参与到该基金所进行的交易,只要基金受托人可能从该交易中获利,而基金财产可能受损,那么就将这类交易视为是有违忠实义务的利益冲突。

我们国家由于目前还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作为基金托管人的商业银行目前尚无开展投资买卖证券的业务,所以目前此类交易出现的可能性为零。但是,从长远来看,混业经营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此种交易的出现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在此仍有探讨的价值。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基金受托人的忠实义务可以推导出,如果此类交易直接或间接地使基金财产受损,则应视为被禁止。但是仅此概括性的规定是不能完全防范此类利益冲突的,对此只能有待于日后证券监管机关的相关监管规则的出台。笔者认为,一方面,可以借鉴美国对“共同利益”的规定,同时判定此类交易还应掌握另一原则,即托管人进行相同的证券买卖是在明知基金财产正要或将要进行同种证券买卖的前提下,而故意为同种证券买卖行为的。对此,应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由托管人证明其行为不是在明知情况下所为。另一方面,监管机关可以要求基金托管银行在开展相关证券投资业务前建立完备的“内部防火墙”制度,将自营业务和经纪业务分离。

三、基金管理人与受益人之间的交易(交易标的非基金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