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智能化篇1
〔关键词〕智库，公共治理，决策咨询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15）01-0095-04
〔收稿日期〕2014-10-25
〔作者简介〕张欣（1980-），男，安徽滁州人，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博士生，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治理、公共政策与安全生产。
池忠军（1963-），男，内蒙古赤峰人，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治理、马克思主义哲学。
2013年4月，在一个重要批示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重视;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使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完善民主决策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本文所讲的智库主要是针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而言的。近年来，对智库作用的研究很多，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①。笔者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提出一些看法，以抛砖引玉，推动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发挥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建言献策作用
建言献策是智库的首要职能，也是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核心功能。智库是知识和权力之间的桥梁，它是一个过滤器，能够去伪存真;它也是一个合成器，能够实现思行合一。在“复杂性”成为关键词的时代背景下，应该解决什么问题，选取什么方式有效解决问题往往成为公共治理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由于专业化的制约，政府往往难以给出满意的答案，有时选错了问题，有时采取了错误的解决方式。智库作为知识和智慧的“蓄水池”以其无可替代的专业化、系统化、综合化的优势给予了政府决策有力支持，从而有效解决了公共决策中“谋”与“断”的问题，实现了二者的有效整合。作为专业领域的前沿者，智库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其长期以来收集、分析、提炼的大量真实科学的数据信息，为决策建立良好的信息基础;智库能够凭借其多学科专家多年的系统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专业建议和权威咨询;更为重要的是，智库以其创新性有效地回应了公共问题复杂化和动态化所带来的挑战。因此，在公共治理中应充分发挥智库“智”的作用，有效实现公共治理中的“智治”。
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智库的建言献策作用可以通过参与调研、文件起草、提交研究报告等方式来发挥。智库的决策咨询作用最为有效的实现途径就是通过参与政策调研、参与文件起草和提交研究报告等形式来发挥。首先，智库可以接受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委托参与调研或专题调研等形式直接为政府决策建言献策提供智力支持。例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许多重大改革命题正是由众多智库专家参与组成的文件起草小组通过直接调研、委托部门和机构调研、听取专家意见、旁听政协会议等调研过程才最终得到答案。其次，智库还可以通过参与起草文件发挥建言献策作用。智库通过参与重大决议和政策的起草，能够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信息和经验为文件的形成和完善提供建议咨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小组中的许多成员正来自各种官方智库和非官方智库。最后，智库还可以通过提交研究报告的形式发挥建言献策作用。研究报告是智库研究的成果，通过提交研究报告能够使智库研究的问题引起决策层的关注甚至采纳其方案。现已出台的“官邸制”、“‘383’改革方案”、“医疗体制改革”等重大决策均源自智库向决策层提交的研究报告。
在直接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之外，智库还可以通过撰写评论文章、学术论文、出版著作和研究报告等文本形式和专栏评论、接受采访、参加和举办会议等多种形式建言献策，即在“公共政策舆论场”中发挥“舆论聚散核心”作用。在公共政策舆论场，智库吸收、提炼、整合来自各方的信息，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对策并通过媒介传播自己的思想，从而在社会中形成舆论热点和舆论强势，促使政府关注某一问题和智库对该问题的建议。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智库特别重视对于新兴媒体的利用，“脸书”和“推特”（近年来影响很大的两个社交网站）已成为智库传播思想、增强影响力的重要平台。我国智库也应善于利用如智库官网、博客、微博、QQ、微信等新兴媒体实现信息交流与思想传播。
智库发挥决策咨询作用，还要有充分的人才保障。在智库人才流通方面，可以建立人才“出入机制”。美国智库培养和使用人才的特色之一就是建立“旋转门”，即学者和官员间的流通。旋转门机制对于决策的作用在于通过学者与官员的流通，学者可以直接成为决策者从而实践自己的构想;另外旋转门通过学者与官员的流通构建了智库与决策层的官方和非官方紧密联系，这使得智库能够凭借这种密切联系建立的人际网络实现政策建议和主张的传播从而影响决策。因此，旋转门具有将思想转化成决策的功能，这对于智库和政府来说是一种共赢。旋转门机制对于我国智库在公共治理决策中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可通过建立人才的“出入机制”（人才的输出与引入）加以实现。
人才的输出指智库的人才培养及输出，主要通过智库中学者到职能部门挂职以及智库机构对于如mBa、mpa、mpp等专业人才的培养和输送加以实现。学者到职能部门挂职能够有效解决当前我国智库与政府合作以及智库与社会脱节等问题，学者能够凭借其专业领域的敏感性对公共治理中出现的问题予以预见，也能够通过其专业技术知识对公共治理中出现的问题分析症结并提出对策建议。学者在此过程中能够获得大量专业领域的数据和经验，这对于智库的发展和学者的研究也有颇多益处。
人才的引入指智库对于政府部门中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员的引入。西方国家高管退休后除了著书、演讲以外还会成立或加入智库。在我国退休干部中不乏大量经验丰富、能力突出且精力充沛的专业人才，“退而不休”的精英融入对于智库理论与公共治理实践的结合意义重大。人才的引入还包括对于在职人员的培训和交流，其不仅增加了在职人员的思想和理论底蕴，通过交流在职人员为智库带来了大量治理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和第一手的资料信息，在此过程中智库也获得并扩展了与职能部门交流信息、沟通思想、建言献策的有效渠道。
二、发挥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重要导向作用
“一个好的智库应该具备政治深度和人文热度”〔1〕，在公共治理中对全社会发挥导向作用。也就是说，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不仅集中地表现为对于公共治理的战略规划和决策，更广泛地表现为对社会的多元化导向。智库的声音在公共治理中是一种力量，是一种重要而无可替代的力量。作为专业领域的前沿者，智库的专家、学者具有专业领域问题理解的深刻性、前瞻性、预见性。因此，他们往往能够对社会整体进程及社会局部发展发出权威声音，对社会走向具有指导性作用。
发挥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导向作用既是其责任，也为现实所必需。世界各国对智库的导向作用都十分重视，正如“美国思想库网站地址的后缀一般为edu或org，又如布鲁金斯学会曾被一度成为‘没有学生的大学’”〔2〕（p54）。从某种意义上说，智库是全社会的大学，智库产品是全社会的知识库，智库专家是全社会的导师，他们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多元而深刻的。在政治方面，智库通过对国家方针政策的解读和分析，在客观上承担了政策教育和政治社会化的功能，使公民在充分理解党和国家政策方针并自觉投入到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同时提高政治素养，激发政治参与的热情，其对于公共治理的多元化主体形成与合作乃至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3〕。在社会方面，智库对于各领域专业知识的宣传普及，使公众能够了解并自觉形成理性的行为规范和科学的生活方式，从而有效维护了社会秩序和稳定，避免了大量公共问题和社会危机的出现。这是一种预见性、预防性的公共治理，其作用不仅表现为对社会的良性引导和对社会危机的预防，更重要的是其将可能的公共治理对象转变为公共治理的资源和力量，实现了治理对象向治理主体的重要转变。
具体来说，智库的导向作用可以通过智库及其专家发表研究成果对公众进行教育和引导，提高公众政治素养和人文素养，使其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建立正确的行为规范，积极参与到公共治理中，与他人有效合作并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样，就有助于在社会中建立主流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促使人们形成与主流价值观相对应的内在规范。通过主流价值观的引领和软法的约束能够有效解决公共治理中集体行为的三大困境（搭便车、囚徒困境、公地悲剧）所导致的合作障碍，人们将对合作产生合理、积极的预期，从而保证公共治理中多元主体和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协同行动〔4〕。
智库的导向作用可以通过解读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实现。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集全党和全社会智慧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布局和未来发展的宏观设计和指向，一般通过高度精炼的语句加以表达。对其如何进行科学、有效的解读传达，使全社会全面、深刻理解需要智库的声音。如党的十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层面如何理解，在社会各领域如何贯彻，就需要智库专家的专业解读。在公共治理实践中许多政策执行的失败往往源于多种原因导致的理解和认同的偏离，因此应以媒介为平台实现智库对于国家重大政情政策的解读、分析、讨论和宣传，这样原本高度精炼的宏观指向能够通过智库的声音变为各领域的具体政策建议，从而有效实现党和国家核心价值观和战略方针指导下各领域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推进;在社会层面，智库的声音往往能够吸引公众的关注，从而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和公民关注的热点，智库在此过程中通过专业、科学、系统观点和建议的阐述能够在社会中建立良好的价值观导向和舆论导向，从而为公共治理的有效开展提供价值前瞻和社会凝聚力。在公民层面，智库的声音能够使各个知识层次和各种背景下的公民充分理解国家政策方针的重要意义和深刻内涵，从而形成科学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自觉投身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中。
智库的导向作用可以通过在专业领域发出权威声音来实现。复杂化、多元化、动态化是当今社会的重要特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活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的个人都是“无知”的。因此，如何在“无知”的领域实现决策的优化和行为的理性就需要专家的引领。这一点在一些公共危机爆发的时候体现得尤为突出。在一些公共危机爆发时，由于专业知识所限，大多数人表现出一种“无知”的恐慌，社会秩序也会因恐慌而变得混乱。而智库的专家在这时便能起着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他们带领公众在危机中用知识保护自己，用科学唤回理性，从而一次次实现了人们在危机中由恐慌和无助向理性和坚强的转变。智库在专业领域的权威引领，特别是在危机时刻的及时建议证明智库在公共治理中发出的权威声音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专业领域、在特殊时刻是其他力量无法比拟的。
三、发挥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应有协调作用
公共治理的时代背景是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世界的瞬息万变，新问题和新信息的层出不穷，这一方面反映在公共治理中出现的多元利益、多元价值、多元文化的发展和冲突;另一方面也反映在新媒体时代出现的信息空间“蝴蝶效应”上。“新媒体将智库发展和政府联系了起来。一个小小的事件，往往会迅速发酵，引发大规模抗议和示威的‘政治海啸’，从东欧到中东，这样的事件不胜枚举。因此，智库必须理解这一趋势和浪潮，帮助政府来应对这一变化”〔1〕。面对复杂、多元、动态的新问题，在公共治理中如何甄别信息、化解冲突，实现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智库的协调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通过多渠道引导发挥对多元冲突的协调作用。公共治理过程中涉及多元主体的参与合作和多元问题治理，这一过程由于受多元因素影响，人们在利益博弈中往往被表面现象、无知、冲动蒙蔽，看不到问题的症结和利益所在而采取非理，其结果是以根本长远利益为代价换取短期局部“利益”，这导致治理过程中必然存在多元利益、价值、文化的冲突。智库作为专业领域的前沿者和权威人士，往往能够敏锐地透过多元感性冲突发现其中的理性统一，并通过多种方式对外发声，使个人理性公共化直至实现公共理性。智库在此过程中，通过多渠道对表面现象进行深入剖析，能够使公众了解问题的本质和根源，引导公众采用正确方法和理解决问题。这一过程有效普及了知识，传输了专业技能，公众意见得以表达，困惑情绪得以化解，更重要的是它转变了公众看待问题的视域，实现了共通。这样通过理性的共通性而形成的公共治理中的公共理性能够使多元治理主体形成共识，从而为公共治理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理性基础。如在处理拆迁矛盾、医患关系、城管与摊贩冲突等问题的过程中都可以看到智库的正确解读和建议呼吁，从而使全社会对这些冲突或矛盾保持了持续的关注和理性的思考，为合作共治提供了协调机制。这一过程源于理性的公共性质，即：“理性的载体虽是个人的，但它的本质却是公共的”，“今天所说的公共理性指公共领域起作用的理性，没有理性的公共性也就没有公共理性”〔5〕。
智库的协调作用还体现于能够促进多元利益主体的参与协商。通过听证会、研讨会、咨询会等多种形式和渠道，智库能够帮助相关利益主体表达诉求、交换意见，并能够在此过程中对各种观点、立场进行梳理和分析，找到矛盾的焦点和根源，从而提出分析报告和对策建议，帮助利益各方消解冲突，建立共识，实现共赢。在“博弈-协商”过程中，智库在政府与利益主体之间、各利益主体之间及政府与社会之间扮演着重要的智者和斡旋者角色，起到了有效而持久的协调作用。智库的专家和学者具有多重身份，他们在决策咨询、导向与培育中扮演着思想中介人、公共知识分子和政策企业家的角色，但同时他们也是社会公众中的一分子，这使得他们能够身处于公众中，从公众角度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能够深刻地理解公众的处境、困难、需求和利益。因此，智库及其组成专家和学者通过其多重身份的转换，能够广泛地了解突出的社会问题以及公众的需求和困难，并以联名信、研究报告、著作等多种形式向决策层传达社会需求，从而实现了民情、民意、民生的上传。另外，智库在向决策层传递相关信息时，还可以通过借助媒体将信息向社会公布、申请召开听证会、召开新闻会、研讨会、论坛等形式使问题上升为社会关注的舆论热点引起政府的关注，使政府感受到压力采取积极行动对相关社会问题加以解决。智库这一作用的发挥对于社会边缘弱势群体需求和利益传达和实现尤为重要。近年来，我们在许多领域都听到了智库的声音，感受到了智库所发挥的特有作用。而大量社会政策议题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智库的研究中，这些研究涉及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人口政策、劳动就业、住房保障、食品安全等多个领域，这反映出智库正在逐渐表现出卓越的“政策企业家”职能，并成为了公共利益的代言人。通过智库的多渠道引导协调，公民将逐渐了解参政议政、合理表达诉求解决冲突的方法和渠道，这对于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意识和素质的提高，优良社会资本的形成、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我国民主进程意义重大。
（二）通过理性分析发挥对信息浪潮的协调作用。信息时代it技术的发展给公共治理带来了诸多的便利，但也因此引发了许多问题。在信息社会，人们面对的是一个混沌的信息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们能够共享人类智慧的结晶，但同时也会面临各种虚假信息带来的诱惑或煽动。信息空间中表面而肤浅的信息铺天盖地，虚假的引诱和蛊惑信息形式多样。在信息社会中存在着大量所谓“超能力个体”，这部分群体有倾向性的政治主张或者意见，谙熟新媒体运作流程，利用煽动性的政治观点和话语影响民众，他们的影响往往还会超越一国或者地区的边界，带来国际性影响。有些强度还很大，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而智库此时必须科学地运用新形式传播有用的信息。因此，如何在浩如烟海的信息海洋中甄别真伪，淘漉出有价值的信息，智库应发挥关键性作用。智库应通过电视、广播、新闻杂志、报纸、网站、博客、QQ、微信等多种方式向社会传播正确信息和理性的声音，更应站在信息社会的最高点为公众解疑释惑，指引公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建立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学会辨别信息的善恶真伪，从而实现对社会的隐性治理。一度时期社会中出现的抢盐、抢板蓝根、网络红人、末日说、危害、等已经反映出大力发展和促进智库在公共信息和公共舆论中协调作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智库对社会的隐性协调治理功效也应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国家的大力支持，推动智库作用的有效发挥。
注释：
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国研智库论坛2014”年会上的主题演讲中提出，要建设高质量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智库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资政辅政，启迪民智，平衡分歧，聚贤荐才（发表于2014年第10期《中国发展观察》）。
参考文献：
〔1〕赵博.智库必须思考如何以新形式传播成果〔n〕.文汇报，2014-02-17.
〔2〕王莉丽.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0.
〔3〕仲逸智.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公民积极参与――基于公民主体角色与责任的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13（12）.
社会治理的智能化篇2
而在当下，中国智库的发展现状如何？在主席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形势下，中国智库又将如何联动创新和升级？这是一系列值得我们探索的问题。
智库是国家的软实力
当前，世界出现了一些新的态势，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这是谈论智库建设的一个好时机。
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应对，不仅需要政府的理性决策，也需要智库专家的前瞻性和战略性的眼光，对政府建言献策。
何为智库？它被称为思想库、外脑或智囊团，是指由多方面专家研究人员组成的公共政策的研究机构，主旨是为决策者提供政策的建议和决策的咨询。
智库是现代决策体系的一个产物，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智库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智库机构通过为政府决策提供多种选择的方案设计，使政府在决策之前可以广泛地吸纳不同的意见。智库专家及其研究成果的广泛，将形成影响决策选择的社会氛围。
有人称智库是继政府、立法、媒体之后的第四个部门。
从世界各个国家智库发展的经验来看，智库研究的触角几乎涉及到政府决策和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智库越来越呈现出综合性、系统性、专业化、规范化的趋势和特点。
智库已经成为现代国际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大特征，智库的作用越来越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人们所认可，为决策层所重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决定》的一大亮点。同时，国家首次明确提出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有人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矛盾和挑战，关键要靠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使国家治理体系规范化、科学化、程序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使社会主体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到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最终达到国家、社会、市场三者良性互动的“善治”效果。其中，智库所起的作用不可动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201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务虚会”上强调，如今，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被国家领导人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高度。
有媒体预测，从国家表态，到官方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的积极建言，预示着中国智库将迎来一个发展的春天。
国家原财政部部长、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长项怀诚在2月28日“全球视野与智库建设”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他对智库的认识。
从全球智库的发展趋势来看，半官方、民间的独立智库越来越多，在各个国家政府决策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这些政府在制度、经费、数据、税收等方面大力支持民间智库的建立和发展，通过制定法规对民间智库的发展定位、性质、管理、经费、运营与监督给予了法律行、制度化的规定。
同时，政府通过专门的基金会或者通过合同订购，用于资助各种智库，使各种民间智库具有稳定经费的支持。此外，还在税收方面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公司和个人对智库捐赠；通过建立各种数据库和连接检索系统，及时对外可以公开的信息和数据，以便民间智库可以获得及时充分的信息。
在有些国家，政府还可以通过“旋转门”建立智库人才的储备和培养机制，也就是说智库的研究人员有机会进入到政府机构，政府机构里面的某些重要官员离职后，也可以进入智库做研究人员。这种“旋转门”有利于强化智库咨询研究和知识服务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对智库的发展意义非常重大。
智库作为非营利机构，在欧美及一些发达国家作为一项咨询媒体型的知识服务产业，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产业链和服务链。
这些智库与各种发达的基金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各种媒体、论坛、会议为智库的成果宣传促销提供条件。智库机构与大学、政府机构、企业集团等合作越来越紧密，智库甚至还与文化产业、创意产业、it产业、教育产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融合，这些合作和融合促进了智库本身的建设，也进一步完善了智库的产业链和服务链。
新型智库应时而出
中国智库的发展现状如何？
目前，中国大约有400多个大大小小的智库，这些智库的主体力量还是官方智库，官方智库整体发展态势正面临深刻的改变。自主型的独立的民间智库比较缺乏。
“官方智库数量不少，规模也不小，人才数量也相当可观，这些官方的智库主要分布在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经费主要靠财政拨款，实行相对比较行政化的管理，缺乏独立性和市场化的运行机制，不能完全适应科学执政和形势发展的需要。”
随着国家决策议题出现多元性、复杂性和综合性，社会矛盾和利益主体出现了不同和分化，这在客观上需要更加多元化的智库，不仅需要官方智库，也需要民间智库，以便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和更加不确定的国际形势，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加多样化的参考。
有人总结道，中国的智库发展相对滞后，与发达国家的智库存在差距。另一方面，决策对智库的需求很迫切，智库也应该在决策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近两年来，国家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后，各类智库提出的多套改革方案相继对外，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
可以说，中国智库建设正向纵深展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背景下，包括地方智库在内的中国智库体系也进入转型的关键期。
项怀诚认为，中国需要建立独立自主的、面向市场的、半官方或者纯民间的新型智库。
“这种智库实行不同行政体系的新的治理模式，实行研究体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新型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它的经费来源除了政府的资金补助和资助之外，还可以引进基金会、企业和个人的基金，可以吸纳民间社会力量投入智库的建设。”
他认为，这种中国特色的半官方的、民间的、新型的智库参与公共决策，有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有利于政府决策中间的利益协调，还能减少公共政策成本的浪费。
“建立新型智库是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也是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处长陈干全博士认为，“新型智库是专业化、职业化的；要能合力发挥作用，各干各的肯定不行；如果体制内和体制外不沟通的话，也不符合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继承则从体制机制创新的角度分析说，“新型智库在组织形式、人员管理、经费使用、分类考核、薪酬制度和管理方式上都要创新”。
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专家詹姆斯·麦甘认为，“智库的目的是服务于决策需求，如果智库的思想产品不能解决决策中遇到的问题，不能为决策所用，就不是成功的。”
有媒体调查发现，“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决策平台的开放性越强，吸纳智库意见也越多，如中国经济第一方阵的广东、江苏、上海等省市，对专家咨询的重视程度较高。从事权角度来看，行政级别越高，决策咨询的需求越大，因为省以下的决策权较小，市县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执行大于决策。”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特点，要求现有政府治理面临一系列角色转型。首先是治理主体从一元走向多元；其次是决策过程的开放性；再次是良好的回应性。
据媒体报道，在武汉，市长唐良智聘请“布衣参事”，就是地方政府主动开放决策，问计智囊、提升治理水平的一次创新。经过连续两年的公开选聘，目前武汉已初步形成专家、民间、企业、官员、媒体“五智汇聚”的智库格局。唐良智表示，他们既“接地气”又“接天线”，复兴大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武汉市政府需要智库多出“好声音”、多聚“正能量”。
一系列难题需要解决
智库应该是一个大众罗盘，通过影响民众，来有效地推进政府决策。
“但在国内，有些智库学者的雷语层出不穷，拍着脑袋想问题，不仅败坏了学者自己的学术生涯，还大大破坏了智库在民众当中的公信力。”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王健强调，“同时，现在来看，我们的智库还有不少结构性的问题，主要是公信力不足，针对性不强，人才结构不合理，影响力有限，国际话语权缺失。”
上海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在这个国际化都市里，真正能够参与国际对话的学者不超过100个。政府要让智库敢于批评；同时，智库和政府之间要保持一个平衡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认为，智库独立要做到资金独立、思想独立。资金独立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思想独立。没有思想独立，所谓的新型智库是创造不出来的。
智库的独立性是民众比较在意的一个问题，这涉及到智库的公信力问题。智库的发展不仅靠自身努力，要需要有外部法律空间和内部制度支撑。
从其性质和社会属性来看，西方国家的大多数智库具有明确的独立法律地位，在言论、出版、结社等方面受到宪法和一系列法律的保护，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的智库被法律明确赋予了免税待遇，许多智库从政府、利益集团、商业企业获取资助，并且从其对它们的指令性研究和咨询中获得收益。在完善的法律体系约束下，西方智库运行按照法律精神运行，具有较高的公信度。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副院长金兴钟认为，智库应该成为公民社会和政府之间一个很好的中介，要去平衡好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智库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我们发出的声音更容易获得大众的接受和信任。”
令人乐见的是，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智库之间加强合作的必要性日益凸现，建立智库网络、智库联盟渐渐成为共识。
截至目前，广东、武汉等地已先行一步成立智库联盟。2010年9月，“广东智库联盟”正式成立。该联盟由广东省社科院等20多家社科研究机构共同发起，构建起覆盖广东全省的理论研究和咨询研究网络，目的是更好地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随后，2012年，武汉智库联盟也宣告成立。
这些地方智库的创新实践表明，地方新型智库的增量空间很大，地方政府的决策咨询需求，将是其发展的最大动力。
社会治理的智能化篇3
多元文化对大学生思想观念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冲击，也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构成了新的挑战、提出了新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承载和传递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能为思想政治教育主题所操作并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发生联系的一种物质存在方式和外在表现形态。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素之一，载体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各要素的联结点，是教育主题与教育客体的中介，是实现教育目的、任务、目标与内容的手段与形式，并与教育途径、渠道、方式、方法密切相关，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起着传输、增效、互动和检测作用，是教育落到实处的关键环节。研究如何加强文化多元化背景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创新，正确面对多元文化社会，有效防止多元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一、多元文化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
1.多元文化给大学生的思想带来了深刻影响。一元与多元的社会文化矛盾，对于思想尚未成熟的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既有利又有弊。多元文化在促进文化、社会和人本身发展的同时，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是多元文化导致多元价值观，使大学生无所适从，缺乏分析、判断和选择的统一标准，从而引起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混乱和错位。二是多元文化给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树立了多种价值标准，增加了价值选择和价值比较的机会，使大学生们失去了明确的文化权威和价值评判标准。大学生在文化冲突中处于被动境地，既缺乏对世界文化的判断、选择和认同，也缺乏对民族文化的理解、接纳，还缺乏对丰富文化资源进行选择的能力和跨文化的交流能力，常常陷入道德评价和道德选择的困境之中。特别是个体本位思想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冲击，在促使他们摆脱依附性、从众性、趋同性的同时，也导致他们的整体和全局观念淡化，甚至导致了各行其是以及“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本位主义、利己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滋生；也导致大学生思想的独立性、自主性、分化性逐渐增强，进而表现为个体选择性的逐渐增强。如果再与市场经济的趋利性相结合，又容易导致他们在利益选择上偏重物质利益而忽视政治、道德利益；在思想道德目标和内容选择上，注重个体目标忽视社会目标，注重多样性内容，忽视主导性内容。
2.多元文化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更具复杂性。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复杂的，工作内容和过程也是复杂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根据社会要求与大学生需求，提升和发展大学生的道德水平，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从内容上看，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传播，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教育和灌输，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从过程看，它是一个科学的过程，又是一个文化过程。教育者把教育内容传输给大学生，大学生通过思考、鉴别形成认识，相信并接受教育者的观点这一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完全在思想领域内进行，通过思维发生作用，由外化到内化，由他律到自律；同时，受到各种现象和思想理论的影响，大学生要经过长时间的比较、分析、选择之后，才能形成稳定的思想意识，并指导自己的行为，这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反复的过程。大学生的思想活动呈现出多变性、动态性，思想变化的结果呈现出更加突出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反复性。这为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把握和解决他们的思想认识问题加大了难度，也为我们及时、准确地把握和引导这些变化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增强的个体选择性强化了大学生的自我认知、自我评价的意识，导致他们对来自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容易产生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必然削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权威性和主导性。多元文化并存，使大学生价值取向的选择空间非常广阔，思想道德状况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参差不齐，相互差别不断扩大，认识问题的起点、角度和标准也多种多样，甚至大相径庭。另外，在单一文化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围绕着主流文化来组织，成为传承单一主流文化的工具。而在多元文化社会，多种文化和道德价值观都是合理性存在，若继续进行单一主流文化的传承，既不符合多元文化社会的要求，也没有满足受教育者的需要，那么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就难以取得真正的实效。因此，多元文化背景下，是坚持只传承单一主流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将其他文化和价值观剔除在外，还是改革思想政治教育观念，提倡多样化，取代“统一性”，思想政治教育感到无所适从。
二、多元智力理论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多元文化对大学生智力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大学生因对文化的选择不同而造成智力特点不同、认知模式不同，都以自己的方式来认识、理解事物和发展自我，因而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法、途径的自觉选择和认可的特点不同，使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也能够做出多种选择、因材施教，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创新具有启发意义。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教授，1999年在《智力的重构》（intelligenceReframed，1999）一书中，提出智力是“在一种文化环境中个体处理信息的生理和心理潜能，这种潜能可以被文化环境激活以解决实际问题和创造该文化所珍视的产品”。强调智力具有文化性，即智力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可以跨越不同文化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的某种特质，而是随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而有所不同的为特定文化和社会所珍视的能力。加德纳教授特别强调文化环境及文化价值标准与智力的关系，认为智力是与一定的文化环境有关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的能力。在多元智力理论那里，文化被提升到了讨论智力问题的核心要素：文化不仅是人类多元智力发展的背景和源泉，而且不同文化珍视不同的智力模式并促进不同智力的发展――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其智力组成和智力特色不尽相同，其智力模式和智力发展方向有着鲜明的区别。指出智力的实质是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从而将“智力”从无形的东西发展成为有形的东西，并将“智力”从学校教育的领域拉回到了现实生活中，避免了学校教育与现实生活的脱节，智力具有实践性；指出个体身上的与特定的认知领域和知识范畴相联系的多元智力，在个体的生活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智力结构具有差异性；指出智力的发展方式是通过与环境的互动建构起来的，智力是可塑的，具有发展性；指出智力的潜能有对后天文化环境进行选择的作用，智力具有选择性。
三、多元智力理论对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的启示
针对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思想状况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有与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相适应的载体，创新是根本。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过程中，借鉴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把握以下原则。
1.目的性原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建设必须紧紧围绕这个中心任务来开展，以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为目的，注重载体建设的思想性和选择性，使载体能够适应和承载得起先进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能够适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在要求。
2.实践性原则。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实践性活动，其载体创新也必须坚持实践性原则。一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科学，它的载体建设决不能从概念、意义出发，而必须立足于现实，从客观实际出发。我们既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思想政治工作的得失，又要结合当前的新形势新任务大胆实践，大胆创新，在实践中，不断发现新问题，探索新方法，取得新成效。二是可操作性，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应是能为教育主体所操作的，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性和主体性的突出表现。载体必须能为教育主题所把握和操作，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能将教育主题的要求转化为教育客体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从而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一个自觉、有为的要素。
3.相容性原则。大学生是受教育的对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应具有相容性，与受教育者的兴趣、爱好、心理需要、发展和完善人格、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相一致。因此，载体建设必须立足于面向广大学生，尊重差异，促进载体的丰富多彩，使每个人都能够有机会参与，有一个展现自己才能的舞台。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具有不同兴趣、能力以及学习方式的大学生，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以自己的方式来认识事物、理解事物并发展自我，以能够启发和增强大学生接受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出发点，注意培养和增强大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引导他们自己去探索和发现真理。
4.合作性原则。学校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创设体现不同文化特色的学校环境，使学生对人类文化的差异与多样性有正确、全面的了解。学校环境创设需要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而每个教师和学生都是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和智力的个体。因此，在学校环境的创设过程中，学校应该充分发挥教师以及学生各自的爱好与特长，把学校作为教师与学生展现自己个人能力（智力强项）的场所，使所有教师和学生都积极参与到学校的建设和活动中。教师、学生平等地参与学校建设与活动，在丰富的差异与多样性中进行合作，这样的环境创设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进行多元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契机，而这样创设出来的学校环境也必然是一个体现多元文化的环境。
社会治理的智能化篇4
〔关键词〕社会智库，功能体系，内部治理机制，主体资格制度，监督引导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17）03-0115-07
目前，我国已形成由高校、社科院、科研院所、党校行政学院、党政部门、军队、企业、社会等多种类型智库组成的智库体系〔1〕，而社会智库的形成与发展较晚，而且仅占5%①的比例。近几年，中国特色新型社会智库建设已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及全社会的充分重视。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对社会智库进行了定位，认为它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成部分；2017年2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为社会智库健康发展提供了指南。当前，社会智库在发展中还面临许多问题，需要以清晰和有力的思路举措，使社会智库在实现“两个百年”宏伟目标中长足发展并发挥重要作用。
一、形成合理的功能体系与科学的角色定位
社会智库的功能及价值，是指其通过发挥民间智力为党和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决策所能作出的贡献或是起到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对社会发展的建设性功效。但如果不能充分结合当下的社会治理实践、社会风险防范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等，进行科学合理的功能识别、划分与定位，就很有可能会由于功能的错位或是缺位而“自我边缘化”或“被边缘化”，严重影响社会智库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建设性作用的发挥，甚至还有可能造成一定的负面效应。总而言之，社会智库具有集正面与负面功能及风险于一身的特点，如果功能定位不明、种类划分不清就很可能会出现负面效应超出正面效应的局面，如目标趋同、发展失衡、智库异化等。宏观上智库的功能包括：向上的功能（规范有效地向上传递决策咨询信息、及时有效地上传社会治理问题与诉求及培养社会治理专业人才）、向下的功能（提供社会治理思想和参与政策制定、培养与输送应用型的社会治理专业人才）与内部的功能（促进智库系统中各有机部分整体性与协调性发展的内生力量）。目前，在宏观上明确社会智库功能的基础上，也要在微观上对其功能与类型进行进一步的精细化、规范化。
首先，确立以研究目标和领域为主的分类标准，建议以“应用型智库、专业型智库、政策型智库、策略型智库、战略型智库、学术思想库”来确定社会智库的具体类型（见表1）。其次，在前述科学分类的基础上对社会智库的功能进行准确定位：专业性问题应对与提供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专业性问题应对与应对方案参谋、政策性问题应对与政策规划参谋、综合性问题应对与应用决策参考、战略思想来源与综合决策咨询、创造思想与知识（见表1）。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智库类型及功能的分类与定位并非“楚河汉界”，在研究领域与主要功能及学科分化中也有融合交叉，目前这种现象也已呈现出增长的趋势。而且，从智库体系和社会智库的整体发展趋势来看，不同类型智库之间的区分较为明显，即还是以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和目标为主，以领域和目标的综合或交叉为辅。再次，要形成有序竞争与优势互补、突出特色与打造品牌的理念与机制。一方面，在合理的社会智库体系中，不同类别的社会智库都要有自己的“专长”，如此便能有效避免重复研究与无序竞争的局面出现。另一方面，从社会智库的分类和定位来审视，要提升社会智库的发展质量，各智库还需要在明确分工与“痛点”的前提下，突出自身特色，打造出专属的品牌与口碑。2017年2月6日召_的中央深改组第三十二次会议明确指出，社会智库必须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这是由《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决定的。该意见指出，社会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1〕，因此还需要协调好“公益人”②与“私益人”角色定位的冲突。一方面，社会智库需要在建言献策中继续坚守自己“公益人”的角色定位，秉承“公益价值目标”的社会责任，不破坏社会和谐与稳定，与政府形成互补，不节外生枝等；另一方面，对于“私益人”的角色属性要自觉地通过完善财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来实现合理的“自我克制”，维系“公益人”的角色属性。此外，还要不断完善社会智库的“独立人格”，加强对政府、企业等捐赠者以及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与包容，以不断提高社会智库作为“公益人”“咨政启民”的效能感，扼制“私益人”的应然与实然负面影响，做好“政策决策的‘建设者’与‘推动者’，而不是‘诠释者’与‘批判者’”〔2〕。最后，各社会智库可以学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围绕政策的研究、解读与评估以及公共外交打造四位一体“一流智库”的经验，以社会及相关领域政策研析、决策咨询与社会工作三位一体“高端智库”为功能和角色目标〔3〕。
二、有效提高资金筹集与财务管理能力
有学者提出，目前“智库发展资金来源已经形成了‘政府+资本’的双核驱动”〔4〕，但该双核驱动模式对社会智库发展的驱动效果还有待提高，因受体制机制、社会环境、社会智库自身意识及能力等多方面的制约，绝大部分社会智库的资金筹集与财务管理能力严重不足，尤其是那些未在民政部门或是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智库，身份的合法性未定或是“营利性”身份，导致其较难获取企业资金捐赠和基金会的资助。而且，由于对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管理的法治化建设不断推进，如即将实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导致过去资助社会智库的境外基金会等也开始停止或是调整资助领域、范围与项目，这也对社会智库的资金筹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社会智库的身份现状使那些可能的捐赠企业不能获得免税待遇，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资金来源渠道。《企业所得税法》确定的优惠条件是：“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但是，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与民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企业能够享受税收减免的捐赠对象限于依照国务院制定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与《基金会管理条例》，经民政部门依法登记、3年内未受到行政处罚且符合相应评级及收支条件的基金会、慈善组织等公益性社会团体。”〔5〕224此外，无论是注册还是未注册获得合法身份的社会智库，都存在内部财务管理能力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科学合理的资金使用规划、财务报销制度较为随意、没有专业财务工作人员等方面。
有效提高社会智库的资金筹集能力，让“政府+资本”的双核驱动模式有效助力社会智库的发展，除了从主体资格角度解决身份合法性危机外，还要通过对《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税收优惠条件加以适当的调整，以及对《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与民政部联合印发）《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与《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修改，以保障社会智库获得税收优惠。此外，还要在评级及收支等方面进行适宜的条件放松，丰富社会智库资金来源渠道。同时，政府、社会与智库本身要转变对“非营利组织”不能“营利”的观念，因“‘非营利性’的法律内涵是：首先，以营利为目的不是宗旨；其次，利润不可用于成员间的分配与分红是组织的法律红线；最后，组织的资产不可通过任何方式转变为私人财产”〔6〕。可见，只要依法成立的“非营利组织”把所得收入用于组织的运行与发展，而不是分配给个人即是合法的，而这也恰是美国社会智库资金充沛的重要原因。加强社会智库的财务管理能力，除了招募有财务专业知识的人员从事内部财务工作外，还应当积极学习社会组织财务专业知识，例如到北京恩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学习或邀请其进行专业培训。另外，社会智库要树立“品牌”意识，建立国内外各行业、各地域间的合作机制，加强社会化传播，不断提高社会认知度、影响力以及国际视野、国际影响力，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塑造良好的社会捐赠环境。如可通过建立单独或合作的媒体运营团队，充分利用新旧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对社会智库擅长的决策咨询领域或特色成果进行全方位的时传播，尤其是要及时、全面、客观、真实、完整地将决策咨询参与的运作情况、计划规划与财务收支等信息公布于众，特别是对涉及特定受益群体的切身利益，以及政府和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的社会治理中的重大现实热点问题，将智库品牌建设、社会认知度与影响力等嵌入智库运行的全过程。
三、完善内部治理机制
由于社会智库形成与发展相对较晚，致使社会智库的内部治理机制普遍存在“群体不成熟”的问题，而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家长式”治理模式、信息公开制度与行业自律等存在严重不足。采用“家长式”治理模式的社会智库大多由创办者个人发起成立。在初创期，规模小、人数少，组织创办者在机构运作过程中扮演了多重角色――管理者、决策者、执行者等，以一种高度集中权力的“家长式”治理模式来保证组织的生存与发展。随着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一方面是员工的民主化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创办者开始逐渐淡出。这会导致社会智库内部管理冲突与领导人有效交接的问题。在信息公开方面，目前主要存在项目信息与财务信息公开制度不完整的问题，譬如在很多智库官方网站上看不到涉及决策咨询研究与成果的具体信息。在自律机制方面，目前作为社会智库行业自律主要机制的智库联盟与行业协会总体上还是空白。在人才的选拔与培育中，存在专业性不足、人才流失严重、供给矛盾等问题。此外，也没有形成有效的“旋转门”机制――包括社会智库在内的任何类型智库的核心专业人才一般会被吸纳到政府决策系统中，直接参与有关部门的决策〔7〕。
完善社会智库内部治理机制应做到：首先，在组织发展的适当阶段要逐步摆脱传统的“家长式”模式，建立健全社会智库现代治理机制，搭建起符合智库发展需要的理事会、监事会等运行架构，实现内部治理的规范化运作。具体运作流程如下：通过民主选举、职位与职数的科学设置，建立现代化的法人治理结构，做到作为决策部门的理事会或董事会、作为执行部门的主任或秘书长与作为监督部门的监事会之间权责明确、各司其职、制衡有效；建立健全理事会、会员（代表）大会以及监事会制度，实行决策、执行、监督分立；按照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的职责职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常务理事会和正副主任、秘书长由全体智库成员选举产生，负责决策部门即理事会或董事会的决策执行工作和日常事务性工作；充分发挥监事会的监管职能，监督整个智库的财务和项目运行情况〔8〕154。其次，对社会智库从业专职及兼职人员情况、活动开展情况、财务情况等向社会公众作出详细、及时的披露，特别是向公众就款项的使用情况作出详细说明，切实保障捐赠人的知情权，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最后，总结与借鉴“中国公益性非营利组织自律行动”的经验，根据2008年4月出台的《中国公益性非营利组织自律准则》的实施情况，从组织的愿景与使命、内部治理与项目管理、相关利益的冲突与协调、筹资能力与财务管理、信息公开与成员管理、不同组织间的合作与协作等方面建立社会智库行业专业性联盟与自律组织。此外，还应邀请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向相关利益主体及社会公开。
四、构建灵活多样的主体资格制度
社会智库主体机制即社会智库的法律主体资格机制，是指成为社会智库需要具备的法定条件及要办理的法律手续或经过的法律程序。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公民社会研究项目”（ttCSp）的《2014年全球智库报告》中可以看出，目前世界范围内社会智库的法律主体资格具有多元化与多样化的特征或类型：社会团体（行业协会）、民办非企业组织、基金会、企业、网络及其他。以社会智库最为发达的美国为例，既有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如布鲁金斯学会与外交关系学会；也有民办非企业组织，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还有基金会，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以及企业如兰德公司等〔9〕。而在访谈与数据收集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我国现有的社会智库主体资格类型也不外乎这样几种：社会团体（行业协会）、民办非企业组织、基金会、企业、网络等，如社会团体类中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民办非企业组织类中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等，企业类中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与云南西部智库策划有限公司等。但从现有法律制度设计来看，相对于基金会类、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类、民办非企业组织类社会智库而言，取得“营利性”的社会智库主体资格相对容易，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依法完成注册登记手续，就可以取得公司或企业类社会智库的主体资格。而对基金会类、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类、民办非企业组织类社会智库的法律主体资格，现行法律的设计较为“严苛”。目前政府职能部门对此类社会智库的合法身份许可，依据其活动的行政区域、行政级别，采取非常严格的“准入制度”，依旧在实行“双重登记注册”的标准。虽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城乡社区服务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10〕4，随后广东、云南、江苏等地也开始了试点工作，但是，它们的登记还是沿用“双重登记注册”的标准：在成立时需要到国务院民政部门或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且登记注册的标准较高，对名称、机构、场所、经费、章程、人数、主管部门等要求都极为严格。申请登记注册之前，还需要“挂靠”到国务院部委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国务院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授权的组织等“业务主管单位”。随着国家把社会智库发展作为一项紧迫任务进行布局，以及社会组织本身蓬勃发展的具体实际，这种情形被俞可平描述为“宏观鼓励与微观约束并存”〔11〕，这不仅不能适应社会组织类社会智库发展形势的需要，还会导致社会组织类社会智库主体管理体制的滞后，即社会智库的主体资格管理体制不够科学，并带来一定的合法性危机。
当前，应抓住国家政策顶层设计的契机以及“简政放权”的机遇，严格落实《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对社会智库的发展采取“轻准入审批、重事后监管”的备案式或登记式的主体资格获取模式。其一，要鼓励社会主体以多种灵活方式创新社会智库的组织形式。如可以利用互联网、微博、微信等信息平台，网聚社会智力资源与畅通建言渠道等；决策部门或职能部门要注意寻找挖掘如知乎网站③类的“个体智库”的贡献，重视发挥它们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并对“知乎网站”或互联网项目制聚合等新组织形式给予包容、接纳和支持；同时，要重视那些成熟的社会智库组织形式的创新实验，并及时将其上升为法律制度加以全面推广；对于尚不成熟的社会智库组织形式创新实验，要宽容试错并及时调整，以有效发挥其作用。其二，要适时修改完善有关法律规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加强社会组织立法，规范和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12〕8从域外有益经验来看，通过专门性立法，加强社会组织法治化建设，引导社会组织在法治轨道上有序健康发展，是世界上许多法治相对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验与共识。例如，“日本的《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俄罗斯的《非营利组织法》，新加坡的《社团法》，我国台湾地区的《社会团体法》等等”〔13〕。因此，对于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等社会组织类社会智库，要及时修改主体的概念、范围、适用领域以及行为种类等，明确其权利、义务和责任范围。同时，在今后的立法中不仅要借鉴上述域外有益的立法经验，还要吸纳我国学界有关的立法建议，如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于2013年初在多年研究基础上撰写的《中国非营利组织法专家建议稿》。总之，立法要明确确定社会组织承担社会智库角色与功能的合法性，以避免出现法律风险。此外，做好涉及监督管理、税务与财政等方面优惠和相关程序的立法衔接与修法工作，如进一步修订相关基本立法，尤其是《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从法律层面直接改变“双重管理制度”；加快推动“行业协会法”“社会组织法”“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国特色新型社会智库发展管理条例”等有关基本法律法规的起草与制定工作，尽快形成一套属于社会组织类社会智库的法律规范体系，将社会智库主体资格的取得与吊销、引导与管理等相关工作全面法治化。同时，也应加快政策支撑体系建设，出台“关于规范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中国特色新型社会智库的若干意见”等。
五、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化运营机制
社会智库运营机制是指社会智库的思想产品或成果在思想市场中的传播与购买机制。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体制下，“政府是思想市场培育和发展的主导者，反映在智库的发展上则是一个以政府权力为中心的多圈层结构，不同类型的智库因其与权力中心距离的远近而有着不同的比较优势和劣势，进而决定了它们的发展现状和路径”〔14〕。鉴于此，《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建立政府购买决策咨服务制度，“研究制定政府向智库购买决策咨询服务的指导意见，明确购买方和服务方的责任和义务。凡属智库提供的咨询报告、政策方案、规划设计、调研数据等，均可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和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建立按需购买、以事定费、公开择优、合同管理的购买机制，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等多种方式购买”〔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全新提法也适用于“思想市场”或是“决策咨询采纳与采购市场”。如果没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思想市场体系，社会智库运营机制就会出现社会智库及其决策咨询建议与意见跟不上或不适应形势的发展以及缺乏创新等问题。但目前的社会智库运营机制中，无论是在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还是在资金投入保障力度等方面，虽然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2013〕96号）《财政部民政部工商总局关于印发〈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财综〔2014〕96号）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明确规定，但还是无法满足市场化诉求。
为此，可借鉴《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方案》（2017年2月6日召开的中央深改组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中的有益经验，制定相应的规则，突破思想市场多圈层结构的比较劣势，让社会智库能够在公开公平的制度环境下参与政府社会治理决策咨询业务的竞争，即智库市场竞争，还要允许各类社会智库发声，尤其是提出不同的政策建议，并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管理使之发展成为常态化机制。在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与资金投入及保障力度方面，也应严格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要求，聚焦重点与形成合力：一方面，市场化要求有公开、公平、公正的决策咨询招投标机制，只要是智库提供的决策咨询成果，都应没有歧视地纳入政府采购和购买服务的指导目录中，建议民政部联合有关部门尽快出台“关于政府购买社会智库决策咨询服务的指导意见”“关于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条例”等政策，明确思想产品市场的准入机制、标准体系、规则程序（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产品定价、纠纷预防与解决）等，以有效创建公正、合理、规范、可行的思想产品市场。另一方面，建立有效的政策性财政资金支持与投入体系。各级各类社会治理决策机关和关联部门，要积极通过单独或联合等方式出台与实施社会智库建设和发展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推进多元化、多渠道与多层次资金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经费的“托底性保障”和“竞争性支持”有机统一的资金支撑机制，并依据社会智库在研究领域、研究方向、类型定位等方面的差异，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资金投入规则。同时，民政部及有关职能部门也要着力推进社会公益捐赠及其资金管理的制度化与规范化建设，不仅要继续鼓励个人、社会组织、企业及有关部门通过网络众筹、募捐等新旧方式资助社会智库的建设与发展，还要逐渐放开资金管制④。
六、建构立体式监督引导机制
社会智库监督引导机制是指民政部门等职能部门规范和引导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机制，目的是保证社会智库把社会责任摆在首位。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有关精神要求，民政部应会同社会治理有关部门研究制定规范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社会智库，并确保各类社会智库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同时还要通过进一步规范咨询服务市场，完善社会智库产品供给机制，探索社会智库参与社会治理部门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渠道，营造社会智库多元化、多样化发展的良好制度环境，引导各类社会智库健康有序发展。但检视社会智库发展引导与监督管理的具体现实以及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可以发现，目前社会智库监督引导机制整体上处于笼统模糊的状态。在民政部门等职能部门规范和引导社会智库发展方面，除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171个字的高度抽象概括表述以外，还没有其他明确的指引计划或意见。在国家法律法规监督引导方面，不仅没有专门单行的法律规范，而且没有综合的法律条文，只有部分规范与引导社会组织的法律条文。如2010年民政部出台的《社会组织登记档案管理办法》规定：社会团体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类与基金会类社会组织的档案登记适用本法；2011年3月1日实施的《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规定：经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评估管理适用本法；2012年10月1日实施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规定：对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管理机关登记的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出现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适用本法。可见，对于社会组织类社会智库的发展来说，目前的法律只从档案登记、等级评估与行政处罚等方面进行了规制性监督与引导，但在质量监管、过程监督、需求引导、激励机制、智库评估、信息共享等方面如何进行监督引导依旧处于“笼统模糊”状态。
建议民政部在《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基础上，尽快出台《关于规范和引导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5年开始调研），从监督机制、需求引А⒓だ机制、评估机制、信息共享等六个构成性要件方面建构立体式的监督引导机制。在监督机制方面，一要参照“iSo9000”管理体系与《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研究报告》的有关标准，制定并实施社会智库等级质量管理标准体系与评估办法，对社会智库实行动态的诚信与质量监控；二要建立政府及职能部门在登记注册的事前与事中监督、实际运行中的事后监督机制，可以“中国智库索引”（Ctti）为蓝本，创建“社会智库索引”，为系统监督提供基础保障。在需求机制方面，一要在社会治理中对稳定、安全和发展的新情况、新形势、重大现实问题决策优先建立决策咨询机制；二要开拓社会治理公共政策问题的交流平台与空间，将社会智库建言献策和论证会、座谈会等沟通交流方式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三要学习与借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为牵头的国家高端智库创办《国家高端智库报告（内刊）》、教育部设立《教育部简报（大学智库专刊）》推动高校智库建设的经验，由民政部主办《社会智库报告（内刊）》，定期选择各社会智库投递的优秀决策咨询报告报送中央有关部门与领导。在激励机制方面，一要注重遴选与培育社会智库领军人才与发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新华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等典型社会智库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对社会智库的口碑、影响力评价进行激励，在社会智库内部建立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有机结合的激励机制，并与社会智库及其成员的短期绩效与长期绩效评价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有效激励；二是民政部可以参照公安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创新党政智库组织形式、打造智库共同体的有益实践，即公安部以所属院校为基础成立公安发展战略与现代警务改革两个研究所，国家卫生计生委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整合了各省市相关智库资源创建了“中国卫生政策研究网络”，由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牵头创新与优化社会智库组织形式、构造社会智库共同体，形成社会智库整体协同力。在评估机制方面，借鉴美国以市场尤其是政策市场为主导的评价模式、德国创设中立第三方机构专门评估全国智库模式、日本和韩国以政府为主导的评价模式，参照宾夕法尼亚大学编写全球智库报告的经验，创立“包括纵向影响力、治理和管理‘三位一体’评价，横向智库人才、产出、项目、财务、研究咨询、传播沟通‘六要素联动’评价”〔15〕的中国特色评级模式。在信息共享方面，以《关于推进公共信息资源开放的若干意见》为契机，进一步避免决策咨询中政府的“信息超载”，打破社会智库的“信息隔离”，加强信息的深度整合，构建两者间的“信息专报”共享机制，即决策部门通过“专报”及时向社会智库传达决策信息，社会智库通过“专报”及时向决策部门传达所需社会信息。
另外，可借鉴国外典型社会智库的“小机构、大网络”人才选培机制，以完善人才的选拔与培育机制。包括建设多元化与多层次的人才结构体系，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培养领军人物，注重领军人物对年轻人的“传帮带”机制建设。在宏观环境方面，以中组部、民政部等18个部门于2011年11月联合的《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中组发〔2011〕25号）为契机，把社会智库人才开发纳入各级政府人才发展规划，制定加强社会智库人才队伍建设意见，健全社会智库专业人才的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智库人才的培育选拔、升迁退出、横向流动、奖励惩罚机制，推进员工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建设；在微观方面，社会智库还应结合自身实际，吸引与团结各类兼职人员与志愿者，尤其是高校、科研机构高素质研究人才，以及政府部门的专业技术人才，形成一支稳定良好的兼职人员与志愿者队伍，努力提升组织领导人及项目官员的素质。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合作效应，政府有关部门应严格贯彻落实《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的精神与要求，“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解放和增强人才活力，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健全人才顺畅流动机制，重点是破除人才流动障碍，畅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各方面人才流动渠道”〔16〕，积极建立部级研究资源共享平台，并借鉴美国政府与社会智库间人才双向流动的做法，以制度塑造“政府-智库”新型关系，探索制定政府与中国特色新型社会智库间的“旋转门”机制，如可由民政部等相关职能部门制定“关于规范和引导政府与社会智库人才岗位轮换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政府与社会智库人才交流标准，打破公务员与社会智库工作人员的身份界限，建立社会智库成员与政府职员之间科学、合理的常态化、专业化人才互换机制。
中国特色新型社会智库是打通“社会治理知识”与“社会治理政策”脉络的最佳“桥梁”与“媒介”，是联通社会与政府的“通道”，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支撑党和政府依法在社会治理领域进行科学与民主决策的必要性智力源泉，是国家加强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但研究发现，中国特色新型社会智库建设面临来自内部与外部两方面的困境，要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突破这些困境，促进社会智库在法治建设的大背景下，沿着法治轨道有序健康发展，以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政策研究咨询为关键点，以健全社会智库内部组织形式与治理机制为着力点，以良好制度安排、科学整体规划、合理资源配置、优化人才队伍、优化智库布局、突出优势特色为指导，以社会治理思想创新和智力支持为突破口，努力建设倾听公众、面向社会、服务政府的中国特色新型社会智库体系，更好地为法治社会、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建设与治理工作提供智识支撑。
注释：
①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的智库机构数目前约为2500个，其中民间智库约占5%。参见王中银：《中国智库机构数约为2500个民间智库约5%》，《中华工商时报》2015年1月30日。
②公益人指的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为自己行为目标的个体，与私益人在客观上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行为不同，这里是直接在主观上就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参见陶传进：《社会公益供给――npo、公共部门与市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5页。
③知乎网站2010年12月开放，2013年3月，知乎向公众开放注册。不到一年r间，注册用户迅速由40万攀升至400万。该网站是一个真实的网络问答社区，社区氛围友好理性，连接各行各业的精英。用户分享着彼此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见解，为中文互联网源源不断地提供高质量的信息。
④如2010年3月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机构捐赠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9〕63号）开始实施。该《规定》要求：境内机构接受境外捐赠外汇的，需要进行分类管理。这一规定给众多因“双重登记管理体制”而选择工商部门注册获取合法身份的社会智库取得境外资金援助造成了巨大困难，甚至让这些有着工商“企业”性质，但属“非营利”的社会组织类社会智库面临“断粮”危机。参见谭翊飞：《草根nGo遭遇“断粮”危机》，《南方周末》2010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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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智能化篇5
智库建设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
智库，也称“思想库”，即智囊机构、智囊团，是指由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产生于19世纪的西方，是社会分工精细化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结果。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技进步，世界政治力量格局和经济秩序持续发生重大变化，各国面临形势和环境的复杂性不断增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以个体形式为主的谋士、幕僚的能力已远远不能适应决策者应对挑战的需要，迫切需要团队形式的智库为决策者提供更高质量的专业咨询和政策方案。各类智库由此得到快速发展，决策咨询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政策影响力日益扩大，决策层与智库的关系愈加紧密，智库逐渐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智库由众多国内外知名的研究学者组成，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进行研究与分析，并相应地利用新视角，运用新方法，提出新举措。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无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还是服务国家战略决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参与全球治理、扩大国际影响力，都越来越需要智库的思想支撑，发挥智库“咨政启民”的作用。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时期，新问题、新事物、新挑战不断涌现，层出不穷，如经济增长动力问题，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金融领域潜在风险问题，环境污染和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等等，都迫切需要智库予以破解。可以说，建设新型智库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建设一批高水平智库，为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提供强有力的学理支撑，在聚焦社会重大问题、提供高质量的解决方案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智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当今世界，智库作为政府的“外脑”，作用日益凸显，影响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重大决策。据有关资料显示，至2013年，全球智库总数达到6826家，遍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美国家的智库建设比较发达，作用突出，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等均产生重大影响，有时西方国家政府或政党甚至直接采用智库的建议方案，如英国的查塔姆研究所、美国的兰德公司等。其作用主要是通过自身的专业分工，对公共问题进行前瞻性和系统化研究，产生新的政策思想和主张，提出政策设计和建议，并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政府决策和发挥作用，充当决策者的“外脑”和社会“意见领袖”。为发挥上述作用，国外智库主要开展以下活动：开展前瞻性课题研究争夺话语权，通过为政府决策层输送人才影响国家政策，通过各类会议和公共关系活动推广思想主张等，如近年来严重影响中美关系的“中国”，便是滥觞于1992年美国保守主义智库一传统基金会的一份研究报告。当年，美国兰德公司对苏联第一颗卫星发射时间、越战撤军、中美建交、古巴导弹危机、德国统一等国际重大事件的成功预测和战略研判，奠定了其在美国政府决策中的地位，也为自己赢得了世界著名智库的声誉。可以说，二战后，美国政府推出的每一项重大战略的背后，都可以找到智库的影子。大多数大型智库都出版自己的刊物，作为争夺话语权的重要方式，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于1922年创办的《外交》杂志。一些智库的人员经常接受媒体采访，发表评论，或者在电视上亮相露面，或成为报纸的专栏作者。智库经常举办各类专题会议，邀请国内外的政界名流和著名专家学者到会发表演讲，交流思想观点，形成主导性的意见和建议，作用非常突出和独特。如西方国家的议员们在立法机构就各类公共政策发言或辩论，背后往往是不同智库主张之间的交锋。以韩国开发研究院（KDi）为代表的数十家官办智库，为韩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出谋划策，作出了社会公认的贡献。目前，我国的智库建设在数量上已排到世界第二位，但受诸多因素影响，其影响力还远远不够，作用的发挥也比较有限。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组2013年1月24日的《2012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指出，目前，中国的智库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进入全球前150名智库排名，而最靠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仅名列第17位。
要努力建设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新型智库
社会治理的智能化篇6
关键词：福乐智慧伦理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1
产生于喀喇汗王朝时期用回鹘语写成的这部文学名著《福乐智慧》，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一部治国方略，一些民族的道德生活和日常规范至今仍受其伦理思想的影响。重新挖掘《福乐智慧》中的与构建和谐社会一致的伦理思想，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提出的重要任务和奋斗目标。宗教是社会的局部，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受制于整个社会又反作用于社会，对于社会能否和谐运行产生重要影响。《福乐智慧》作为一个经典著作不仅仅对于少数民族而且对于整个中华民族都有一定的启蒙和指导作用，那么它对于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丰富的内容，倡导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共处，多种文化的和谐共处，而这种和谐共处的思想在书中是有所表现的。《福乐智慧》是在吸收了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作者优素甫生活的地方是喀喇汗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喀什噶尔，他在这里受到东西方文化的熏陶，写成了这部著作。品格开放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福乐智慧》就是当时维吾尔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和谐相融的成果。和谐相处的思想在书中也有具体的体现，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和谐。真正的和谐是社会的整体和谐，而不是部分阶层之间的和谐。只有上层统治阶级之间的和谐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谐，重要的是上层统治阶级与中下层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和谐，关于这些作者十分清楚。书中谈到了处于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从业者，从普通百姓到高官学者，从宗教界人士到信教群众，从手工业者到普通农民等。在谈到如何对待这些人的态度时，不仅要在口头上、心灵上尊重、重视他们，而更要有具体的行为去尊重他们。在谈及对待工匠时说：“他们谋生度日全凭技艺，他们对你也是有利之人。”（4456―4457行）主张要尊重劳动者，让他们的权利在实际中得到维护。可见作者提倡的这种和谐理念是十分具体的，朴实的。二，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的和谐。《福乐智慧》原本就是作者优素甫写给当时统治者的治国策略。君臣之间的团结一心是作者首先强调的，和谐相处，要想使实现全社会的和谐，必须先实现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和谐。作者在书中部分章节主要论述了国君、大臣、将军、御前侍臣、宫廷人员、使节、文书官员、司库、御膳官员、侍酒官员等一系列官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条件。反复强调相互之间态度要谦恭、大度、和蔼，不可傲慢、嫉妒别人、贪婪等一些官员应具备的条件，。在提到大臣应具备的条件时说：“态度谦虚且对人恭谨，巩固社稷的栋梁，出类拔萃的男儿，富有知识且高贵又虔诚正直，行走于正道、德才兼备，富有智慧且博学多才，”这些品质的提倡，无疑都是在创造一种和谐的君臣关系和大臣之间的关系。
社会生活需要有序进行。有序指的是社会处于一种良性的有序发展的状态，而这本身就内在于和谐理念之中。这种有序的思想作者在《福乐智慧》中，也是着力强调的。为追逐利益和权柄而导致的种种不安定，如动乱和战争，凶杀和阴谋离间、等各种各样的丑行，使得喀喇汗王朝处社会的动荡与不安之中，使国家丧失了正常的有序发展。这样的混乱使人民生活无法保障，人民也无法安居乐业。当时的思想家认为人的品质的败坏是造成这一切的恶果，尤其是上层统治者的品质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们设想一种以伦理道德为精神思想上的约束，以法律为准绳的制度上的约束来治理喀喇汗王朝的江山社稷，使整个社会处于良性的有序运行的状态，《福乐智慧》体现了这种思想与要求。从实现有序的角度来说，法制是维持社会的秩序的根本保障。在书中作者强调了法制的必要性，指出法制是治国的关键是钥匙和缰绳，依靠法制才能去除邪恶，把世人引上正路。如果不建立法制，“人民将遭殃，国家将受损。社稷的基石将毁坏殆尽。”（2137行）在强调了法制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之后，作者又指出要健全和完善已有的法制，认为健全的法制，可以是国内大治，社稷巩固。好的法制能使国家巍然屹立。制法者要制定良法，不要制定酷法，否则会作法自毙。明君要有明鉴，莫要制定酷法。谁若在生前制定酷法，身后定然会臭名昭著。可以看出作者有法制精神并要求其完备，不仅要完备而且要是良法，反对酷法。
健全法制的同时，执法公平更为重要。作者认为，无论是我的孩子，还是亲属，无论是本地人，还是过客，在法律上对他们要公平，对他们的裁决没有偏见。法度所及，万民得治，无论在任何地方，任何环境下，都有法制，且执法要公平。优素甫认为法治和德治都很重要，缺一不可，在《福乐智慧》中体现为礼法并重。贤明在对国王讲述治国之道时说，国君凡事均都应有规章和礼法，国王也表示要用礼法来治理国家，让国中的恶行消散。从以上可以看出早在十一世纪的喀喇汗王朝，人们就已对“依法治国，以德治国”进行了实践，那么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就更应该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无论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十六大时期，还是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十七大时期，直到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十时期，民族、宗教关系的和谐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宗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密不可分。《福乐智慧》中蕴含的伦理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和长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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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智能化篇7
日前，成都三环路沿线多条公交线路站点告别了“拗口烧脑”的旧站名，正式启用新站名。之前成都公交站的很多旧站名很长，而且很多相邻站点站名区别不大，基本上只有一字之差，是由“东南西北”“内外侧”“一二三四段”等方位词组成。这些站名既长又相似，乘客一不小心就可能错过自己的目的地。告别“烧脑”站名，既折射城市治理的精细化，也反映出一种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近年来，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保障城市健康运行的任务日益繁重，加强和改善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需求日益迫切。
一、存在问题
（一）机制不够健全，部门间缺少协同。一是智慧城市建设模式单一，对经济成本和后期商业模式思考探索不足，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和运营的渠道、机制和水平有待提高；二是对智慧城市建设触及的思想转变、体制变革等深层次问题还缺少系统探索和实践，政府各部门间存在职能碎片化、信息孤岛化问题，在城市治理实践层面尚未形成合力；三是尚未建成具有引领性的智库体系。
（二）规划不够系统，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尚不完善。一是在制度建设、标准体系层面尚不完善；二是城市数据交换共享平台缺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间需要共享和交换的信息缺乏长效稳定数据通道，各自信息系统相对割裂，没有很好融合；三是城市网络规划、建设、运维缺乏统筹和共享。
（三）城市治理质量不高，社会力量参与度低。一是缺少智慧城市的社会治理，质量低成本高；二是原有的数字城管无法实现互联互通，基层单位和社会力量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前路迷茫、后劲不足的困境；三是培育智慧产业的顶层设计和实施部署力度不够，城市各类信息化、智慧化应用难以满足市民、企业和政府相关的活动和需求，未形成社会力量多方参与的局面。
二、对策建议
（一）建立科学长效的工作机制。一是统筹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打造以市民需求为治理导向、以信息技术为治理手段、以协调和整合为治理机制的跨部门协同治理模式；二是建设“城市数据大脑”，着力破解部门间的信息孤岛和职能割裂，理顺数据归集协调机制，整合信息资源，推动建立数据决策机制，推进数据共享应用服务；三是建立专家决策咨询机制，形成专家领街、政府组织、多方参与、科学决策的工作机制。
社会治理的智能化篇8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尤其是如何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出了重要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论断，其中，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一个重要举措和亮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智库即智囊机构，又称“思想库”、“智慧库”或“智囊团”，是影响并健全政府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社会效用和功能上，智库的作用是多方位的，既能提高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作领导人的得力助手和参谋；又能扩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渠道，实现协商民主的多样化；还能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储备人才、创新思想、提供信息；等等，也正是从这些意义上，智库建设已成为世界诸多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智库建设的意义在我们国家也日益凸显。从发展历程看，我国的智库建设和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智库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如法律制度不健全、外部环境不完善、发展定位不准确、机构设置不合理、社会影响力有限、从业人员素质不高、民间智库发展滞后、官本位现象严重、开放程度不够等，可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刻不容缓。按照俞可平教授的观点，一个智库要对社会进步产生重要的影响，需具备七个要素：即思想、问题、责任、战略、人才、网络、特色。结合我国的实际，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重点加强以下几个机制的建设。
整合机制
时下，我国的智库主要呈现官方智库、准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和高校智库四驾并驱的发展态势和格局。官方智库主要指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所属由国家财政资金提供经费来源的研究机构，包括各级党政机关的政策研究室、研究院或研究中心（如各大部委所属的研究中心等），社会科学院，社科联，党校（行政学院），研究会（如中国法学会）等组成。准官方智库主要指官办民的研究机构，如中国（海南）发展改革研究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等。民间智库主要指由社会资本投资带有公司和盈利性质的研究和咨询机构，如零点调查公司、安邦咨询公司等。高校智库顾名思义就是指各个高校创建的一些研究性机构或研究团队，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等。
但一直以来，对我国到底有多少智库机构并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数据，大多援用我国科技部办公厅对我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这一数值是2408个；有的则引用国外的数据，如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组每年一次的“全球智库报告”，《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中国在全球智库分布中排第二名，有429个智库。事实上，智库跟软科学并非同等概念，我国的智库数量也或远不止于此。
与此同时，我国智库机构虽总分类型只有四类，但具体到各个领域和部门，则分散重叠、条块分割、大而全小而全的现象较为严重。以官方智库为例，从纵向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都有各自的智库研究机构；从横向看，各个层级的党政职能部门也都建有自己智库研究机构，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协作机制，各“条”、“块”之间交流非常有限，往往封闭运行、各占一方，对智库建设的整体发展形成了障碍。尤须引起重视的是，在为数众多智库机构中，真正有影响力的智库占有的比重却较少，实现智库建设由量到质的转变显得非常迫切。因此，应该加强规划，按照社会治理的不同领域和需求，整合并类分各类智库资源，形成研究合力，一方面要加强官方智库编制、人员和经费管理，形成科学合理的组织和管理模式，另一方面要形成良性的参与和协作机制，既要避免闭门造车、各自为政的现象，又要防止为争取资源或急于取信上层而形成的恶性竞争局面。同时，在智库自身的内部机构设置上，要突出研究部门的核心和职能地位。
准入机制
目前，我国智库大都是官方和准官方的附属型智库，高校智库也是依附于政府而生存，正是这种“垄断”造成了我国智库建设的“内循环”弊端，突出表现在研究机构的人、财、物等的配置都由政府决定和安排，不仅如此，智库的研究工作大部分是通过政府以给钱、课题立项或任务指派的形式展开，其中任务指派占据着主体，且研究范畴和承担人的选定等又大部分由政府相关部门自己圈定，而且，项目结项也常常由政府部门自己来组织审核、评议等。这样的智库充其量只是个“幕僚”的角色、很难保证其独立性、客观性、社会性和创新性。而从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看，国家治理是一个全面而系统的工程，治理主体多元化，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国家观念向社会观念转变，公民社会日趋完善，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化社会组织体系，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相辅相成、彼此依赖。显然，要适应这样的社会需求和发展格局，我国的智库建设必须在准入机制和宏观管理上进行重大革新，促进中国智库由传统向“新型”、“现代”转型。
突出的是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逐步理顺智库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大力推进民间智库的建设，形成多元智库发展的局面。与官方智库相比，民间智库有着更多的自、选择权，在倾听人民的呼声，反映人民的诉求上有着独到的地位和优势，能够在释放民间压力、破解社会难题、补充信息资源、提供决策咨询等方面与官方智库之间形成功能互补的局面。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理念的创新，我国民间智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有少数民间智库在国家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从数量、规模与影响力看，仍然存在诸多不足，生存和发展环境还有待改善：一方面，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由于我国对社会团体，尤其是民间非企事业单位有着严格管理制度，民间智库机构在成立审批和经费来源等方面遇到的阻力和困难还较大。另一方面，缺乏建言献策的渠道和成果推介的公共平台。因身份原因，民间智库往往很难将其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直接送至党政决策核心部门和相关领导，相应的，也比较难以进入传统主流媒体，尤其是官方媒体的宣传范围，不能发挥其参与决策和引导社会舆论的应有作用。显然，这些都需要我们加以改革和面对。
二是鼓励优秀的“布衣参事”参与政府的决策。如果说建设和发展实体性智库是对团队智慧的重视，那么对于民间人才的选拔，则是对个人智慧的渴望。事实也证明，“妙计安天下”，有时，一个谋士的一条妙计能胜过千军万马的力量，也正因如此，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乏知名智囊的影子，从姜太公、管仲、韩信、张良到诸葛亮、刘伯温再到“绍兴师爷”等等。以古鉴今，我们在建立现代智库的过程中也要充分重视对民间“专家”的选聘，要敞开大门，对那些愿意为政府的发展建言献策的人，无论是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媒体人员还是普通公民，永远持欢迎的态度，让“布衣参事”、“布衣谋士”能自由地融入到国家的决策中。
竞争机制
“智库”顾名思义为智力或计策的存储和供给之处，这首先意味着有多种多样的选择或备用方案。以此观之，中国智库在为政府、社会提供前瞻性、实用性、储备性和多样性研究成果方面还做得不够，离新型智库标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究其原因与竞争机制的缺乏是分不开的，为此必须建立决策咨询的公共竞争机制。
一是改变经费资助方式。从实际看，政府对智库的传统“供养”方式形成了两大弊端，一方面，等、靠、要现象严重，积极性、进取心不足；另一方面，滋生了走关系、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社会上所诟病的“跑部钱进”现象，在智库领域也有所体现。所以，要通过“科技计划”、“项目支持”等竞争性方式取代简单的政府“财政拨款”，让智库有忧患意识、研究动力，破解不正之风。
二是改变官方智库一家独霸的局面。要通过项目招投标和申报的形式取代通行的“内定”、“任务式”方式，让各种类型的智库机构都能参与进来。
三是建立智库成果的评价机制。智库的研究成果，终归是一个知识产品，唯有形成科学合理的评价和监控机制，才能确保质量，因此，要对智库成果进行独立性、权威性的评估与认证，否则智库机构就会养成敷衍了事的习惯甚至出现剽窃作弊等学术不端行为，最终产品也会形成所谓的“文字垃圾”。如可以成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智库的研究成果、社会责任及其道德操守等进行监督，确保评价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这既有利于保证智库产品的质量，也有利于在智库之间形成健康的竞争机制和学术环境。
四是建立激励机制。一方面要加大对精品成果的奖励力度，特别是对进入政府决策链的成果予以重点推介，通过多种激励和考核方式鼓励广大科研人员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另一方面，对那些不作为、虚作为、庸作为甚至是鱼目混珠、滥竽充数，达不到资质的智库进行淘汰和取缔。
供给机制
智库能够产出什么样的产品直接取决于国家和社会的投入和需求机制，由于国家是智库产品的直接受益者，因此，其需求的实现必须依靠相应的投入和供给作保障。如上所述，目前，我们国家对智库的建设和引导，主要是通过财政拨款、行政命令、项目或课题立项的形式来实现，其中，前面两种方式过于简单，后者则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内部认购”、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等弊病。
从新型智库的发展路向看，合理的供给机制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度供给。按照亨廷顿的观点，“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①要保证事情发展的连续性和成功性，制度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保障，对此，邓小平曾有过深刻的论述，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②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在智库建设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或缺陷跟我们的制度缺失或不完善是分不开的，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完整或明文的智库建设条例，因此，要加紧相关制度的制订，做好智库建设的顶层设计。
二是项目供给。智库的功能通俗点讲就是出点子，而这又与国家的需求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决策部门有必要向智库提供需求提示，并且及时提供相关的信息资料，实现项目供给的科学性和透明度，除了改变简单的“给钱”、“给任务”方式，还要完善“项目”立项，这一主体方式的管理：首先，要扩展资金资助渠道，除了财政拨款外，还可以引进个人、企业、基金会等资助，并确保资金来源不影响研究的过程和结果。其次，完善公共政策咨询项目投招标和申报程序，公平竞争，杜绝“学霸”、“身份”、“关系”通吃的现象。再次，完善各级各类课题的管理，把好立项、检查、验收的各个关口，同时要实行分类指导，统筹规划，尤其要与学科建设、学术活动、基层调研、科研考核、队伍建设、成果转化等环节结合起来。最后，加强调研基地建设，让智库的研究更贴近实际、贴近国计民生。
转化机制
从实际看，既有的中国智库在理论和实践中已经研究出一些有价值的产品，但是成果的传播和转化途径却很单一，使得这些理论产品或具体建议不能陆续转化为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陷入了学术成果尚可、战略政策成果较少的境地，决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也因此受限。以官方智库为例，大部分研究成果是通过体制内的渠道向政府机构及其官员推销的，当然，这其中有的成果是出于保密的需要，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与其对外宣传的积极性不高有关，有的甚至故意将其神秘化，结果是许多研究成果不为外界所知，缺乏应有的社会监督和社会效益。而从国际经验看，一个智库运行是否成功，与其市场营销能力是成正比的。智库需要进行推介和宣传，也已经成为业内和社会的广泛共识。比如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成果一般都公开发表，据统计，它每年都要出版大约24本研究专著，还定期出版季刊《布鲁金斯评论》以及《布鲁金斯经济论刊》等几种期刊，每年在各地召开100多次研讨会，加强与各界各领域专家的联系。而兰德公司每年也都有数百份图书、报告和专业论文问世，向政府、大学、工业界和一般公众分发的各种材料更是多达30万份。可见，科学而合理的成果转化或推销机制是新型智库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我国的实际看，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努力建立智库与决策机关的交流合作和沟通联络机制，以便于党政机关负责人与智库专家学者们进行交流和沟通。二是建立智库成果采购制度，明确采购标准和程序，按“质”付酬，为智库参与决策应用研究提供动力保障。三是拓宽成果转化渠道和载体，建立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多载体的信息传播机制，一方面，要打破官僚作风，力争把最新的对策建议、调研报告及时便捷的报送到政府决策部门，保证智库成果的时效性；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电视媒介等现代媒介和载体的作用，建立成果推介或的多渠道机制，如可以根据研究成果性质的不同，分别以学术报告、高端论坛、蓝皮书、决策参考、科普活动等形式对外传播，让智库的研究成果实现影响力的最大化。
共享机制
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在于预见性、前瞻性，而进行有效的战略性预测或研判则有三个重要前提：一是能够密切接触决策层和核心人员，并能第一时间获取相应的信息资源；二是具有与之相关的丰富阅历和实际管理经验。三是能够知晓最新的研究动态，紧跟学术和社会发展前沿。归结起来，这三者要得以实现必须依赖于良好的共享和参与机制。从我国的实际看，大部分智库还难以获得这样的优势，就算是体制内的官方智库，除少数“核心”智囊机构能先天获得信息、资源和人脉优势外，大都难以做到三者齐全，因为我国还没有真正建立类似“旋转门”的人员交流制度，而对于身处体制或半体制之外的民间智库、高校智库，更是缺乏联络沟通和获取内部信息的渠道，毋宁说以“自己人”的身份深入决策机构内部去探求决策机关的需求，获得最新的信息和决策动态。
因此，必须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智库共享机制：一是建立信息和资源共享机制。信息经济时代，尽可能在纷繁复杂的海量信息中获得最有价值、最核心的信息，对智库形成有时效性和针对性的产品，同时减少重复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共享和彼此间的互通有无。为此，可以探索建立智库协会或联盟，一方面，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充分汇聚专家、学者、公民、企业、官员和媒体等多方智慧，实现信息互通、成果共享；另一方面，又可以对民间的各种意见、观点，尤其是网络民意进行收集整合，紧跟时代进步前沿，把握社会发展动态。二是建立开放合作机制。当今决策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综合性，客观上需要更加开放、更加多元的智库合作机制。这种互动、合作与交流可能是同领域的也可能是跨领域、跨部门的，可能是国内的也可能是国外的，而我国智库间的关系，目前的事实是不仅体制内智库与体制外智库相互隔阂，体制内智库本身也按“圈子”封闭运行，对外开放的程度就更低，所以，逐步建立智库的多边合作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既要形成智库与决策机关的良性互动关系，又要大胆引进民间智库、国外知名智库参与项目研究，建立智库之间长期、全面、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三是建立人员流动机制。智库之间，智库与政府机构之间人员流动渠道不畅，流动速度滞缓，在我国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从美国的经验看，其智库之所以能推出高质量的产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其“旋转门”制度，政、学、研界人员能够自由流动，前政府官员能在智库中找到容身之处，智库的精英分子也能进入政府机构施展自己的才干，这样既能得出非常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又能将其及时转化并付诸实施。我们国家也应该逐步建立类似的人才流动机制，建起智库人才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中国式“旋转门”，在知识与权力之间建立起联系的纽带和桥梁，既鼓励智库与政府间的人才交流，也鼓励智库间的人员流动。
培育机制
对我们国家来说，现代意义的新型智库还是一个新生的事物，需要逐步推进，这就需要在一些关键环节上建立起稳定和长远的培育机制。一是建立人才培养机制。人才是智库的核心，没有人才，再华丽的智库也是空架子。目前，我国智库人才队伍的知识结构与研究方式还不太合理，人才更新和充实的效率还比较迟缓，突出表现在学术型人员多，政策制定者出身的应用型人员少；文秘、法律、哲学、思政类等专业的人员多，经济、管理、社会、理工等专业的人员少，这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智库这一战略目标相比，差距甚远。因此，智库建设一定要以人才为中心，尊重知识、尊重创造，加大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为学者营造良好的研究环境，同时，对研究人员进行分类培养，尤其要加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二是建立宽松的话语表达机制。智库工作说到底是一种思想活动，唯有自由的思想交流、观点碰撞和言语表达，才能激发出创作的灵感，研究出好的成果，这就需要社会提供良好的话语空间，充分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言论格局，把话语权交给智库，并大力鼓励和倡导智库间开展思想和观点的理锋，使智库工作者相互启发、共同提高，为提高智力产品的质量奠定基础。三是建立权威的引导机制。从服务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契合度来看，我国智库在研究长期问题、战略性问题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时，智库研究人员重理论轻实践、重肯定轻批判的思维倾向还比较明显，说到底就是很多智库对自身应该怎么发展没有一个明确而清晰的定位，为此需要建立起权威合理的引导机制，对智库的发展理念、专业化水平、责任意识、价值取向、发展特色、品牌建设等方面进行宏观引导。
总之，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循序渐进。一是坚持中国特色，即必须符合中国国情、反映中国实践，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国梦”为价值皈依。二是坚持服务理念，实现服务决策、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统一，一流的智库不仅仅只是服务领导，还要能服务于社会的需求，作相关团体、企业等的顾问，同时，还要能引领社会思潮，而最终的目的是服务人民。可以预见，假以时日，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一定能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中国梦的最终实现释放应有的能量。
【注释】
①[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2页。
社会治理的智能化篇9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有效性
“有效性”是相对于“无效性”而言的，它是指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发展，实现预期的教学效果的教学活动[1]。由于有效性确立的必要前提是特定的价值关系，所以有效性所体现的就是特定主体的需要在特定实践活动中所得到的满足程度[2]。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兴起一种“更为有效学校模式”的高中综合教育改革，该模式致力于帮助全部学生实现教育目标[3]。该模式认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涉及教师、学生、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评价、教学环境等多方面的的因素，要实现乃至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的有效性，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抓住关键、重点突破，为实现上述各方面的协调做出努力。
一、建立新的教师价值观，不断提高任课教师的素质
1、教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做到“四真”
教师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到“真知、真懂、真信、真讲”。“真知”，即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真懂”，即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现实意义；“真信”，即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科学，相信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真讲”，即大胆直言，开诚布公地讲马克思主义原理。广大青少年学生缺乏敏锐的政治鉴别力、判断力，对含有、色情、暴力、凶杀等内容的抵抗力相对薄弱，造成有些学生的价值观念产生激烈动荡，甚至思想价值观念的迷失与蜕变。因此思想政治课任教师应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指导地位，强化政治宣传，传播政治信息，使青年人的思想与党和国家制定的社会发展的政治方向、政治原则相一致，从而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正确方向。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绝不是简单的理论灌输，更重要的是教师以内心的信念感染和带头践行，引导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勇于承担历史所赋予的责任，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坚定实践者。
2、动之以情、打动学生
在传统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面对面交流，教师面部表情和身体表情等非语言的展示都反映出教师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对处于这一环境中的每个学生的身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新媒体环境中[4]，计算机在某些方面代替了教师，QQ、微信等通信手段和方式越来越多的代替了面对面的交流，学生接受教育的方式从生动的、富有情感的真实情境过渡到无人性化的机器面前。面对“人化”到“物化”的转变和发展，人的态度、情绪、感情的表达受到限制。因此如果教师上课时如果仅仅面对课件照本宣科，面无表情，语言干巴，那么这样的的课老师上得辛苦，学生听得没趣。所以，教师要热爱学生、言之有情，愿做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的引路人，使学生对教师产生亲近感和信任感，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宣传的思想政治道理就易被学生接受。
二、运用现代教学理念，实施开放教学
新课程改革强调顺应时代要求，倡导素质教育。其实质是提倡开放的教育方式即开放教学[5]。传统的教学模式是教师只管教，学生负责学，教师与学生分别坚守自己的角色，可谓“互不侵犯”。而开放教学的任务是，使学生发展能力、获得知识、完善人格。
按照开放教学的理论，初高中思想政治课堂中实施开放教学的五大原则：第一、开放性原则，即对教学系统的各要素进行改造重组；第二、自主性原则，即学生作为独立完整的人参与教学；第三、交互性原则，即师生在课堂教学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第四、成功性原则，即教学过程中，使学生享受成功的体验；第五、有效性原则，即达成过程与效率的统一。
开放性原则是开放教学的基础；自主性原则是开放教学的核心；交互性原则是学生主体地位的体现；成功性原则是学生自主发展以及师生交互的重要保证；有效性原则是检验开放教学的一把标尺。五大原则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三、多元智能理论在思想政治教学中的优势
美国心理学家华德.加德纳[6]将人类的智能分为七种：即语言智能、音乐智能、数理-逻辑智能、空间智能、人际交往智能、身体运动智能、自然观察智、自我认识智能能。多元智能理论在思想政治教学中具有以下优势：
1、有助于实现高中思想政治课的多维度培养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着重注重能力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在能力方面新课标突出强调培养学生多元化的能力，要求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面对实际问题；提高主动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能力等”多元智能理论的核心理念就是“多元”，加德纳指出学校课程应以促进学生多元智能发展为目标，要求教学围绕八种智能展开，通过不同智能活动的作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效果。这样的课程内容设计使得不同学习风格及智能特长的学生富有个性地学习。可见多元智能理论有助于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培养目标的实现。
2、有助于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方法的多样化
多元智能理论认为：“用多元智能教”、“为多元智能而教”；。前者是在教育方法上的新探索。后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我们对教育目的的再思考。“用多元智能教”，发挥各项智能在教学中的作用，实现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和创新的教学方法。把多元智能理论引入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有助于教学方法的多元化。
3、有助于改变学生被动的学习方式
多元智能理论强调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方式来学习，学生学习的过程不能被动地吸收课本上的现成结论，而是一个经历实践和创新的过程，亲自参与的思维过程。它在智能本质和智能差异研究的基础上，揭示出个体学习的方式。因此，把多元智能理论的新思想和新观点应用到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将有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7]，应坚持正确的导向、紧贴现实生活、把握案例的时效性和案例分析的辩证性。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就是要紧扣教学重点难点问题的本质进行深入分析，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彻底性，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运用理论来说服人、教育人。从而在整体上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1]郭聪聪.初中科学课堂开放教学的实施研究[D].浙江师范大学，2012.
[2]李梅姬.多元智能理论视野下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策略研究[D].广州大学，2012.
[3]李杰.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效性的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5）：85-88.
[4]王继全，陆树程.论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法的几个原则[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5）：94-96.
[5]冯羽，王芳，佴康.新媒体背景下政治理论课教师素养的提升[J].教学与管理，2013（15）：54-56.
社会治理的智能化篇10
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智力；培养
一、大学生社会智力的相关概念
“社会智力”是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在1920年首次提出。针对社会智力的研究便引起了很多领域的广泛关注，成为众多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对象，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对社会智力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研究成果；不过之后又沉寂了一段时间，直到1960年以后吉尔福德、加登纳和斯滕伯格等学者研究的成果问世，关于社会智力的研究又重新被诸多学者所研究重视。
（一）社会智力的内涵。到20世界60年代，关于社会智力的研究领域拓宽了。比较有代表性有吉尔福德的智力结构理论，加登纳、马洛维及斯滕伯格的多因素智力理论，福特和缪拉的多维度结构理论。吉尔福德认为社会智力是个体对自我以及他人细想、动机、情绪、情感等的认识1。加登纳等把社会智力分解为一个个具体的因素进行对社会智力界定和测量。在我国社会智力的研究可以说是一个刚刚兴起的领域，跟在这一研究领域领先的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同时我们国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搜集和综述国外关于社会智力已有的研究水平上。
（二）大学生社会智力的内涵。大学生社会智力，是大学生能够独立的认知社会环境与社会关系的能力，且能够与之灵活融洽相处，在相处的过程中，大学生实现了表达自我与实现自我。据此可以得出大学生社会智力的特点，归纳如下：
（1）大学生社会智力是一种可以进行人际交往管理能力。大学生作为社会的一个个体，要履行好一个社会角色就需要对人际关系进行管理，而这种对人际关系进行管理的能力是属于社会智力的范畴。（2）大学生社会智力是一种社会适应的能力。刚入大学时对大学的一切感觉到很新鲜很好奇，我们被确定到一个新的社会位置：大学生。我们要诠释好大学生这一角色就需要有能够适应社会的能力。（3）大学生社会智力是一种实现自我效能的能力。每一个大学生的目标与完成目标的策略选择是有区别的，大学生个体选中目标后，根据情境完成目标，就是一种实现自我效能的能力，同时也是社会适应能力的具体体现。（4）大学生的社会智力高低是有区别和可以培养的。大学生入校时，主要是通过高考的成绩选择不同层次的高校，体现的是一种先天的智力区别，而社会智力则可以在后天通过学习和培养提高。
二、大学生社会智力的影响因素
（一）个体因素。我们需要正视的是：每个人在能力方面是各有强项和弱项的，这就会使得个体在从事某项具体的工作或活动时，相比较其他人来说可能更为有利或者更为不利2。主观因素比如：态度、认知、心理能力等；客观因素：遗传、性别、年龄、生源地等。大学生社会智力的高低首先取决大学生自己。正因为如此，传统智力被称为一种无活力的智力，社会智力代表的是一种新型的智力。
（二）环境因素。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来讲，当大一新生离开故乡来到一个陌生的大学环境，自然环境跟人文环境都是需要适应的，而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力，就体现了环境对社会智力的影响，也可以判断出大学生个体社会智力的高低。
（三）教育因素。大学生社会智力，是可以后天习得的。通过教育可以很好的提高社会智力。遗憾的是，现在的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忽视了对大学生社会智力的培养，出现了诸多的校园暴力案和学术造假等不良现象。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大学生自身努力，也需要高校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增加大学生社会智力教育的内容。
（四）社会文化因素。文化的作用，在个人能力体现方面是逐步增强的。如果一个大学生有按照文化背景的方式，区分解读其所不熟悉的人的手势、行为等的能力，就可以使大学生在生活、工作、学习中，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西方文化强调注重个人价值，视自我为个体，自我概念与社会背景是分离的，而我国更强调国家主体、集体主义，自我与周围环境相互依存，以及个体和他人之间的相互协调。因此，研究出适应本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智力的培养成果有重大的意义。
三、大学生社会智力的培养途径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开始了注重对社会智力的培养，形成了注重社会技能训练、社会智力干预与社会智力培养模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智力培养体系。我国应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通过对大学生社会智力培养相关方面研究，寻求提高大学生社会智力的途径，积极应对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挑战，为我国提供有支撑的有担当的接班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大学生应主动学习、提高社会智力。社会智力在大学生的工作和生活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必须要将社会智力重要性的意识输入到自己的大脑程序中，在工作和生活的场景中转换优化各种信息，以输出各种具有操作性的行为。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明确自己在与他人进行交流时，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达到自己想要追求的目标境界。
（二）高校应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培养大学生社会智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向大学生传授执政党的政治理论、社会道德与法律知识的教育，同时也是一个包容了人际交往、角色定位、制度规范等社会现象，传授价值观念，养成社会情感态度、实践社会交往能力和培养提高大学生社会智力的重要场所。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培养大学生社会智力的途径。（1）社会认知的培养。要注重大学生对社会认知的培养干预，以期能够提高大学生的社会智力水平。移情训练，是通过观察他人的情绪、理解他人的情感，从而产生共鸣的一种方法。首先是情感的辨别区分；其次是心理共情；再次是情感匹配；最后是事件分析。（2）社会问题解决技能训练。是针对社会认知方面的缺陷而发展起来的旨在提高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技术。社会问题解决技能一般包括：认识问题的能力，如对问题、目标及解决的障碍的确定；产生可替代选择的解决方法的能力；预期和评价行为对自己和他人可能产生的结果的能力。（3）社会成熟度培养。社会成熟度，是社会智力的一个重要的维度，事实上在日常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无论是政治理论教学、大学生社会实践等课程的课堂教学还是课外活动，都存在大量的学生情绪、情感体验的因素。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可以通过这些特点进行常规教学。（4）包容与鼓励。大学生对未来社会的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高校可以要求大学生社会智力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也应该对大学生的的成长的多一份关心、爱护和包容，应该以一颗包容的心对待大学生，对他们的不足提出批评指正，对他们的优点进行表扬，增强大学生的自信与感恩心理。
通过对大学生社会智力的剖析，加深对大学生社会智力的认识，对于促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