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投资方式篇1
首先，每个企业都要回答为什么要“走出去”。所谓“走出去”一般来说是指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的经营战略。从微观层面讲，“走出去”战略是国际化经营战略，实施主体是各类企业。走出国门，代表了各类企业张开双臂去迎接已经到来的国际化浪潮。从宏观层面讲，“走出去”不仅是企业战略，更是国家战略，中国通过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合理地弥补自身薄弱环节，发挥比较优势，更大程度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竞争。
是否迈向海外？
俗话说，“三思而后行”，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在决定是否要把步子迈向海外前，首先需要回答如下三个问题，以解决自身战略布局：
未来若干年，企业所处行业在全球范围内有哪些主要发展趋势？
面对全球化经济的发展趋势和现状，中国企业首先需要对自身所处行业进行全球化的判断和思考。未来三到五年甚至更长时间范围内，全球范围内的行业发展趋势有哪些？这些趋势性变化有哪些是需要通过国际化手段来解决和追赶的？中国企业对自身行业环境的了解、对趋势变化的判断，包括对自身所在位置的定位，都有助于帮助企业进行下一轮布局思考。
面对全球发展趋势，未来的机会与挑战有哪些？全球市场格局会产生怎样的变化？
从中国企业的角度来看，如果行业的未来增长点依旧主要在中国本土，那是否意味着短期内的当务之急是快速占领本地市场，获得先发本土优势？而如果企业判断未来若干年国外市场依然是该行业的重要阵地，那么尽快加入全球竞争行列无疑是企业需要做出的战略布署和变化。
全球格局的变化始终是个动态的过程，企业需要根据自身所处的位置进行评估和预测，同时针对自身的判断安排相应的战略布局。全球市场的格局变化，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是否需要“走出去”这一关键性决策的确定。
在未来的全球行业格局里，企业有怎样的战略愿景与目标？企业未来的市场重心是专注国内还是将全面拓展海外市场？
并非所有企业都应该或适合走出去。事实上，部分行业的企业更适合就地本土发展，例如存在政策监管或垄断的资源型行业。然而，对于大多数服务类、产品类行业的企业来说，获取资源和技术支持，转而通过国际化的过程来提升自身竞争力，或者是占有国际市场先机，都是“走出去”的重要动因。
此时，在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是否适合“走出去”也不是一个一概而论的标准答案。因此，只有企业自身最适合也最亟需回答这个问题，战略先行，再论走或是留。
再者，我们要回答我们凭什么“走出去”。当企业完成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战略规划部署后，一旦明确“走出去”路线，中国企业亟需也是必须要做的，便是进行系统的“自我诊断”。这一“知己”的战略过程，是基于对企业过去和现在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要把企业放到假设的、甚至是已经了解到的海外市场环境下，客观评估自身实力，思考为什么走出去、走出去想要获得什么、以何种方式走出去、走出去之后的步骤、做法等等一系列实际问题。
这一“自我诊断”至少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出发：
企业现有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这种优势是如何为企业带来过往的成功的？
回答这个问题，是企业对自己的一个“认知”过程，对于许多本土企业来说，能够在国内站稳脚跟具有一席之地，一定有其自身优势，然而这种“本土优势”能否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转化为“国际化”优势，则需要企业自己把脉诊断。
为了实现企业在未来全球行业格局中的战略愿景与目标，企业在未来需要具备哪些核心竞争力？
企业现有的核心竞争力已经帮助企业在国内市场奠定了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能帮助其实现未来的战略愿景，特别是针对要在国外市场打开局面这样的目标。那么，为了实现既定的战略愿景与目标，企业需要在未来建立哪些核心竞争力，这必须与需要进入的未知市场环境、企业自身资源配置、时间规划、行业情况等因素结合进行综合考量。如若其走出去的目标和方式是输出本土优质产品与服务，以本土资源打开海外市场的姿态“走出去”，那么显然需要了解海外市场需求和供给情况，提升自身在海外市场的品牌和渠道拓展能力，这几点是过去本土企业不一定给予足够重视的方面。
企业该如何建立在现有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发展或获取未来所需要的核心竞争力？是否需要通过国际化的手段获取未来所需的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的获取，并不一定只有“自我发展”或“自我挖掘”一种途径，对于“时间就是金钱”的商业社会来说，突破海外市场弥补短板的“短平快”方式更多地落在海外并购、海外合资等吸收国际化要素的手段方式上。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本土企业都适合海外并购，蛇吞大象、消化不良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
因此，企业需要自我回答这样的问题，是否需要通过国际化手段，是否有能力和有准备以国际化的商业运作手段弥补其所缺乏的核心竞争力，还是以自我复制的方式走向海外。这需要企业决策者的判断，根据企业本身的性质目标所决定。
最后，我们要回答我们“走出去、做什么”。明确且制定了短时间内海外拓展方向，同时完成了对企业自身的核心资产及能力优势评估，结合自身行业及产业特点，中国企业对于“走出去、做什么”这个问题应该有各自不同的答案。从海外拓展的不同需求和组织形式，我们可以将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划分为四种不同的形式。
a.市场型拓展+组织性延，以华为、中兴为代表，将优势业务带出国门走向全球，主要以将国内优质业务及管理人员派驻海外、国内组织延伸至海外市场的方式，占领海外市场。
B.市场型拓展+非组织性延伸（并购），以联想为代表的部分中国企业，意在把自有品牌延伸到海外市场，但主要以收购、并购海外领先企业的方式，不以国内人员和组织的拓展，而是以资本换取品牌资产入驻。此类企业往往在通过并购拓展的同时，也积极推进自身业务在海外市场的组织性拓展。
C.资源获取型拓展+组织性延伸，指不通过收购、并购等方式，完全依靠复制或转移自身组织和人员体系获取当地资源和核心业务能力，进行拓展。（目前较为少见）
D.资源获取型拓展+非组织性延伸（并购），指通过收购、并购等方式，主要以资本而非人力和组织延伸获取当地资源及核心业务竞争力。并购所获得的各类资源，往往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在本国市场的竞争力，或者能够凭此直接进入海外市场。吉利汽车、中粮等的并购案均在此类。
通过对拥有一定行业覆盖度的知名企业的案例进行研究，我们发现上图所列的B与D为中国企业常用的国际化战略。采纳B战略的企业往往也兼顾a战略。而在采纳D战略的企业当中，不同类型的企业通过并购所获取的资源差异明显，有些以矿产、粮食等有形资源为主，而有些以技术等无形资源为主。
企业与私募股权基金合作的选择
当决定走出去是企业必须采用的拓展形式之后，企业就要切实思考通过哪种形式去实现境外投资。直接投资是比较直接的方式，是企业通过直接对境外企业的并购实现其海外拓展的需要，这些直接投资的企业往往在资金方面都比较充足，并且筹资成本不高。但是对于海外投资经验尚不丰富的中国企业来说，直接投资海外仍然是有相当大的风险以及不确定性的。
第一，企业要明确所要投资的对象是战略性投资还是财务性投资，以此来决定采用哪种方式来进行境外投资。
战略性投资，就是指对企业未来产生长期影响的资本支出，具有规模大、周期长、基于企业发展的长期目标、分阶段等特征，影响着企业的前途和命运的投资，即对企业全局有重大影响的投资。
这类投资通常资金需求量较大、回报周期较长，并伴随较大的投资风险。因此，企业战略性投资的风险投资特征往往也非常明显。企业战略性投资事实上是市场竞争的产物。企业制定战略性投资，目的是建立明显的竞争优势，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中获胜。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加强，企业价值的实现和增加才有可靠保证。
也正因为企业战略性投资是要建立起企业的竞争优势，使得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有所加强，战略性投资的标的企业主要是和投资企业处在同一个价值链上的，或者是能产生比较强的协同效应的。
类型一：兼并相同类型的企业，如光明收购以色列食品商特鲁瓦（tnuva）。特鲁瓦不仅是以色列最大的乳制品企业，在肉类、冷冻食品等领域也有优势，可以与光明在技术研发、市场营销、渠道通路等方面形成协同效应，也可以汲取以色列高效现代农业的经验，促进光明全产业链的精细化发展。
类型二：兼并产业链上下游，如安徽中鼎控股收购德国抗震降噪企业weGU。德国weGU在抗震降噪方面具有世界领先技术，能为汽车总成、电动汽车提供智能解决方案。而中鼎股份在汽车零部件制造和国内市场销售方面能力突出，通过对weGU的收购和整合，丰富了中鼎的产品系列，与其现有产品形成协同效应，从而使中鼎能够为整车厂商提供高端减震降噪橡胶产品，提高了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类型三：投资其他可行的多元化产业，江河创建收购澳洲连锁眼科医院（Visioneyeinstitute）。作为中国的建筑装饰企业，江河收购眼科医院展现了其布局医疗服务产业链的野心。江河此前即与北控医疗设立联营公司开拓医疗健康产业，双方通过并购、参股、托管等多种运作方式进行医院管理服务、医疗设备、生命医疗等产业的投资。而此次收购加快了江河引进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的步伐，江河希望能为己进一步发展医疗健康业务奠定基础。
财务性投资，就是指以获取中短期财务价值为目的，主要通过溢价退出实现资本增值的交易行为，包括单一股权投资和混合型投资。财务性投资一般不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直接经营与管理，一般也不派驻董事。
这类型的投资往往是中短期行为，并且是为了实现某一个比较重要的中短期目标而进行的。例如收益性目标、成长性目标、市场占有目标等等。
由于财务性投资时间上的限制，意味着财务性投资者要能够看见标的尚未被其他投资者看见的潜在价值，这样可以在未来的投资中快速退出，实现溢价。所以财务性投资者在投资标的的时候通常要看在3-5年内有没有什么快速提升价值的方法，例如财务性投资会从考察市场状况及其变化中去捕捉投资机会；从国家政策的调整中去寻找投资机会；从产业政策的变化中寻找投资机会。以今日资本投资京东为例，2007年今日资本首轮投资京东1000万美元。而中国电商迅速展露头角的年份恰恰是2003至2006年间，当当、卓越、阿里巴巴、淘宝、京东等互联网电商的佼佼者都是在这一期间被消费者所了解熟知的。正是因为赶上市场的“风口”，今日资本投资京东获得了100倍的回报。
财务性投资在之前的国际化战略中可以理解为是资源获取型拓展和非组织性延伸的一种形式。一般情况下，瞄准财务性投资的企业主要是希望从更广泛的行业中获取超额回报。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企业想要战略性投资某一个标的企业的话，成为某私募股权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就不太合适，因为在有限合伙制的私募股权基金中，普通合伙人承担更多对交易的执行和操控，而有限合伙人对交易的管控就比较弱。所以，偏重战略性投资的企业比较适合与私募股权基金共同去投资的这种形式，而偏重财务性投资的企业则适合成为某一个私募股权基金的有限合伙人。
第二，企业还要明确未来是否有一个明晰的投资行业主战场，自己是否需要有主动权或主导权，这点也是判断如何与私募股权基金合作更加有利的标准之一。
有些企业在海外收购的时候比较看重自己对于整体交易的主导与控制。主要是因为所投资的行业是自己未来主要发展的方向，或者已经有了相关的经验，或者做好了深入学习的准备。因此对于交易的全过程都要求有自己的主导权和主动权。
在企业很了解自己的投资行业，并且目标也很明确的时候，直接投资或者与私募股权基金合作投资则是主要的合作方式。这两种方式的差别主要在于企业对于境外市场是否熟悉，因为私募股权基金在交易的时候所起的作用除了资金的支持外，更多是利用其在海外地区的资源帮助更好地整合后续的交易。
那么，是否有例外，当企业并不是特别清楚自己对于这个标的企业的愿景，对于自己的战略尚有明确的空间，那么是不是只有成为私募股权基金的有限合伙人这一条路呢？
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些交易中，私募股权基金虽然占据了控股权及交易的主动权，但是仍然有企业及产业投资人的身影。
国开熔华之前就有一笔这样的交易。国开熔华看中了德国的一家专注于药物洗脱球囊研发和销售的公司，通过一年多的了解以及沟通之后，国开熔华联合远大医药和珠海金控收购了这家德国企业70%的股份。国开熔华在这个交易中拥有绝对的控股权，并且在交易完成后仍然主导该德国企业的产业链整合以及产品技术进入中国操作流程。
在这笔交易中，我们看到其实对于远大医药这家企业来说并没有特别选择绝对的交易控制权，反而选择与私募股权基金合作，因为远大医药虽然在医药行业有很深的行业经验，但是对于是否要将药物洗脱球囊这一块业务作为未来主攻的方向尚有待考察，再加上远大并不想过多介入管理国外公司运营。因此选择与私募股权基金合作，让私募股权基金拥有主导权，自己则占有一小部分股份，既能够保持自己的影响力，又能够避免过多地介入管理与运营，还能够在未来时机成熟的时候从控股的私募股权基金手上买下相关股份。
最后，一个企业如果对于某一行业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对于具体的进入时机仍有些犹豫，也没有特别心仪的收购对象或者合作伙伴，不妨成为某一个专业私募股权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在投资的过程中，逐渐了解这个行业，也了解相应的目标企业，为自己未来投资奠定一定的专业基础。
第三，企业要明确自己目前是希望投资一个标的企业，通过整合资源来实现自身实力的最优化，还是投资一系列标的，寻找未来可能的优化方向。
有些企业对于某一个企业或者标的已经有了势在必得的决心，确认这个标的企业或者公司是能够为将来企业的发展奠定一定基础。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认为企业直接投资或者与私募股权基金合作一起去投资标的企业是比较好的路径。
而有些企业其实目前并没有特别的标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如果对于境外投资还是有一定的兴趣，也对于所要投资的行业有一定认知的前提下，仍然可以选择做私募股权基金的有限合伙人，顺利走出去。
境外投资方式篇2
关键词：资本运营股权投融资境外投资思考
中图分类号：F2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298（2017）11（a）-030-02
随着国际贸易的日益深化，在“走出去”资源战略的推动下，企业也开始注重境外投资，丰富资本运营的方式，利用境外先进的技术，或者比较低廉的劳动成本。在境外投资的过程中，资本运营的方式方法直接决定着投资的质量及收益，也关系着境外投资的风险大小。企业在境外投资的过程中，必须提前设定好股权投融资的思考，运用动态化的管理方式，对已投资的子公司股权采取“有保有压，有进有退”的动态管理，对未来计划投资的目标企业采用“境外为主、境内为辅、成熟为主、勘探为辅、大中型为主、中小型为辅”等。
1“走出去”资源战略下资本运营的必要性分析
随着国际贸易的日益频繁，我国企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若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生存与发展的契机，必须积极优化资本运营的方式。当前不少企业在资本运营的过程中，缺乏统一的理念，缺乏系统的规划，缺乏专业化的管理，这些都使得企业资本运营的水平非常低，严重影响企业的长效快速发展。当前国内市场的原材料价格、劳动力价格上涨等，都使得企业成本增加，急需通过境外投资来获取优势原材料，也急需通过境外投资来利用境外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但传统的资本运营方式，与境外投资是不相匹配的。因此，必须对资本运营进行全面优化和整合。
1.1资本运营能够为企业带来稳定的原材料供应
在“走出去”资源战略下，企业进行资本运营是非常必要的。资本运营的主要手段是兼并和收购，主要方式是股权的投融资。企业通过这样的资本运营方式，能够快速精准地获得境外企业的股权，从而成为境外企业的股东。在国內原材料价格上涨、国内原材料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企业通过资本运营的方式，能够获得稳定的原材料供应链。同时，企业在股权投融资过程中，本身具有较大的自主选项。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以及对原材料的要求等，对应性地选择目标企业，从而获得物美价廉、质量上乘的原材料，全面规避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因原材料不足产生的经营风险，切实有效地推动企业的长效可持续发展。
1.2资本运营能够推动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在境外投资的过程中，企业通过资本运营，通过股权投融资，能够快速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企业在境外投资的过程中，能够结合经营需求及子公司的实际发展条件等，来主导成长性优良的控股子公司，运用资本运营的协同和放大效应，通过合并会计报表的方式，使得企业的发展领域扩大，产品类型多样化，这本身能够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比如生产销售单一产品的企业，通过境外投资的方式，能够扩大产品销售的类别，进而推动企业的跨越式发展。
1.3资本运营能够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在“走出去”资源战略下，企业通过境外投资，基于股权投融资的方式，能够切实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优化企业在市场行为中，对抗竞争对手的能力。企业运用股权投融资的方式，控股子公司或者收购部分股权，能够实现优势互补，能够提升企业的竞争力，通过规模效益和市场扩展效应，充分发挥规模优势来左右市场价格、数量。特别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企业所面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股权投融资的资本运营方式，既可以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同时也可以通过境外投资，扩大企业的经营范围，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优化企业的盈利水平。
2“走出去”资源战略下资本运营的方式
在“走出去”资源战略下，企业在进行境外投资的过程中，采用的资本运营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企业需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需要全面分析自身在市场中的整理能力，以及企业自身的盈利能力等来选择运用科学合理的资本运营方式。同时，还应该全面审视子公司或者目标企业的市场能力，以提升股权投融资的整体水平，优化企业的盈利能力。“走出去”资源战略下资本运营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全部控股
企业在资本运营的过程中，运用股权投融资的方式，收购目标企业的全部股权，以获得目标企业的全部收益和权利。这样股权投融资的方式，需要大量的资金，企业需要有雄厚的资本。当然投资大收益也大，目标企业将成为企业的子公司，受企业的直接管理和约束，收益也归属于企业。
2.2绝对控股
企业在资本运营的过程中，运用股权投融资的方式，收购目标企业的大部分股权，收购比例必须超过51%，但又没有达到100%。在收益分配的过程中，企业获得股权比例相适应的收益。当然由于企业拥有大部分的股权，所以在子公司的决策等关键问题上，企业具有绝对的权利。
2.3对半控股
企业在资本运营的过程中，运用股权投融资的方式，收购目标企业的一半股权。当然企业所享受的收益也是按照股权比例来分配的。在这种形式下，目标企业一般称之为参股子公司。
2.4相对控股
企业在资本运营的过程中，运用股权投融资的方式，获得目标企业的49%及以下的股权。但企业在运营的过程中，可能需要对比分析其他企业的股权比例，以此来判定企业是否拥有控制权。比如B企业是相对控股的母公司，它拥有子公司30%的股权，但a公司则拥有子公司32%的股权，则B企业则没有实际控制权。
3“走出去”资源战略下股权投融资的思考
在“走出去”资源战略下，企业开展境外投资来获得相应的收益，扩大原材料的供应，提升企业自身的竞争力。但在股权投融资的过程中，需要运用科学的管理方式，运用先进的管理理念，以规避企业股权投融资的风险，保障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股权收益。
3.1运用动态管理的方式来全面管理子公司
在“走出去”资源战略下，企业的资本运营既能够带来可观的收益，同时也具有相应的风险。企业境外投资的过程中，运用股权投融资的方式，必须落实动态化的管理方式。结合不同企业的实际特点来选用相应的管理方式，只有这样才能规避企业股权投融资的风险，才能扩大企业的收益，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首先，对已投资的子公司要运用动态管理的方式，“有保有压、有进有退”能够全面规避母公司的投资风险。动态管理的方式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可结合子公司的发展能力来作出及时性的调整。其次，对于计划投资的子公司，应该运用全面的管理理念。“境外为主境内为辅，成熟为主勘探为辅，大中型为主中小型为辅”这种全面管理的方式，有助于母公司采用对应性的投资方式，有效提升了母公司的甄别能力和判断能力。此外，对于存在风险的子公司，若已经投资，要及时进行减负处理，避免“尾大不掉”。若尚未投资，还处于勘探阶段，则可以适当减少这些风险子公司的数量。最后，运用股权投融资的方式来获取原材料企业的股权，尤其是一些重金属或者稀有材料的子公司，要扩大股权比例，获得实际控制权。
3.2大型项目的投资可以采用联合体投标
“走出去”资源战略下资本运营，不仅标志着企业可以通过开设跨国公司的方式来扩大经营范畴，获得境外投资收益，同时还昭示着，企业可以联合具有资金优势、技术优势的国外集团，共同来进行股权投融资，以实现风险共担，尤其是对于一些大型的投资项目而言。这类项目的投资额巨大，企业若独立进行股权投融资，势必会加大企业的风险。但若企业联合其他公司共同来进行，则可以在获得收益的基础上，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同时，联合投资的优势是巨大。企业可以与联合企业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股权分担。比如非洲地区的矿产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企业在进行境外投资的过程中，为了规避风险，可以选择美国等国家的大型企业来共同投资，还可以联合非洲本地的企业，来进行共同投资，以降低政策风险。
3.3在股权投融资过程中强化专业管理
在“走出去”资源战略下，我国企业纷纷进行境外投资。但由于企业缺乏专业的判断能力以及缺乏境外投资的经验，使得企业在股权投融资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市场风险是巨大的。基于此，为了降低企业股权投融资过程中的风险，企业应该主动强化专业管理。一方面，企业应该主动出击，选择专业的中介结构来介入到股权投融资的环节中。委派他们来股权投融资。特别是在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的今天，专业管理在股权投融资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才能提升股权投融资的质量，才能降低企业境外投资的风险。另一方面，在股权投融资的过程中，运用专业管理，还应该科学判断企业进行股权投融资所面临的市场风险以及企业所获得收益，对比分析收益与风险的大小，以确定下一步的股权投融资计划。此外，公司自身也应该加强专业管理。尤其是要处理好子公司内部的管理，基于人权、当地法律、社会责任等方面来实施科学管理，避免子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与当地经营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的冲突，将利益相关者的矛盾降低至最小程度。
3.4基于差异来精准筛选跨国并购的地域
“走出去”資源战略下，企业可以选择的股权投融资场所非常丰富。但在地域选择上，也需要运用精准的判断力，基于地域差异、文化差异、经济差异等来科学选择投资地域。首先，遵循先近后远的原则。在股权投融资过程中，企业应该遵循先近后远的关系。一般近邻国家与我国的经济贸易频繁，经济政策也有助于企业股权投融资，比如东南亚诸国。其次，以小差异为优选目标。企业在股权投融资的过程中，还应该格外注重自身与投资地域的经济差异、文化差异等。优先选择差异小的地域进行股权投融资，积累经验后，逐步过渡至差异大的地域。此外，企业在进行股权投融资的过程中，股权比例的获取，应该结合实际情况。若公司无法主导该项目，则股权比例要尽可能的低，以达到获取原材料为主要目的。
4结语
“走出去”资源战略下，企业的资本运营是非常关键的。企业在进行股权投融资的过程中，必须运用科学的动态化的管理方式以及专业管理的理念，全面分析风险，努力提升自身的经营能力，确保股权投融资的科学。
参考文献
[1]印向阳.企业资本运营战略体系的研究[J].中外企业家，2017（9）.
境外投资方式篇3
随着我国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对资金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大。为了控制融资成本，优化融资结构，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选择从境外引入资金。一方面，境外融资的成本比境内发债低近100Bp[Zw（]证券日报：境外融资成本比境内发债低1个百分点中国企业要学会做“跨境债主”。[Zw）]，另一方面境外发债的资金用途上更为灵活。在资金使用上，我国的公司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等银行间市场产品均有明确用途，不得用于股票等权益性投资，而境外发债往往不对资金用途做出约定。境外发债的难点主要在于与境外投资者的沟通以及境外发债资金入境即资金回流。本文主要针对境外融资和回流模式进行研究。
1我国资本项下的政策更迭
我国由于资本项下的外汇管制尚未完全放开，资本项下的外汇管理尚处于一个探索和调整的阶段，相应的法律法规也在不断调整中。2017年1月，央行了《关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进一步放宽了我国企业的境外融资额度及管理方式。在境外融资额度上，企业跨境融资杠杆率从1调整为2，在结汇管理上，不再要求“有实际需要”的前提，可意愿结汇。对内保外贷的外汇政策，2011年的《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中规定若将内保外贷资金调回境内使用仍需外汇管理部门的批准。而在2017年2月新出台的《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实合规性审核的通知》则规定“债务人可通过向境内进行放贷、股权投资等方式将担保项下资金直接或间接调回境内使用”，使内保外贷从贷款流程至资金回流全过程实现政策松绑。再如对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简称RQFii），2011年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有关事项通知》要求在获批的额度内，用于投资于股票及股票类基金不得超过RQFii募集规模的20%，投资于固定收益证券不低于募集资金规模的80%。根据2013年的《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人民币合格投资者在经批准的投资额度内不再受上述投资比例的限制，仅在对上市公司进行投资时设定了持股比例上限，投资自主程度进一步提高。
2主要境外融资及回流模式
2.1集团母公司提供维好协议
该模式下由集团总公司在境外设立离岸子公司，由该离岸子公司投资设立融资特殊目的实体（以下简称SpV），由集团总公司向SpV的融资提供维好协议，同时出具股权购买协议，承诺当该SpV无力偿还债务时，集团总公司购买境外子公司持有SpV的股权。该模式的主要优点在于交易结构简单，易于管理；由于使用维好协议，不需在外管局进行登记。缺点在于此模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内保外贷，回流路径缺乏政策支持。
2.2内保外贷
该模式由集团总公司申请由境内a银行向境外B银行出具保函，由境外B银行向集团的离岸子公司提供借款资金，境外子公司取得资金后以借款或投资方式完成资金回流。由于2017年2月的《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实合规性审核的通知》，内保外贷回流路径已完全打通，回流更为顺畅。该模式缺点在于境内银行担保额度通常需总行审批；即使批复通过，额度也较为有限；由于占用了银行授信额度，资金用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
2.3集团母公司提供担保+融资租赁公司
该模式的流程图如下图所示。使用该模式下首先需有外商融资租赁公司做融资通道，集团母公司为外商融资租赁公司的境外债务担保，评级不会下调；由于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是境内企业，因此该担保不属于内保外贷，无须在外管局办理登记手续；集团总公司向境外发债的子公司做出维好协议，保证评级结果。
集团母公司提供担保+融资租赁公司该模式主要是通过外商融资租赁公司10倍投入差将资金调回境内使用。因此该模式的关键在于须收购或设立外商融资租赁公司。在融资到期还本付息的环节，同样通过融资租赁公司还本付息，不需外汇局登记而可直接通过银行操作。
2.4RQFii境外融资
该模式是由境内集团母公司的境外子公司?o立一个离岸SpV进行境外融资，将融资资金以债权方式投入国内某个证券公司设立的离岸RQFii，以该RQFii为通道以境外发债资金购买境内权益资产和集团母公司发行的债券，从而实现资金回流。该方式的优点在于资金可用于证券投资和其他固定收益类投资，也可用于认购集团母公司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的固定收益类债券。根据现行税收政策，RQFii购买境内权益类资产的收益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该模式的难点主要在于需要找到合适的RQFii香港子公司，并要收取一定的通道费，影响境外融资整体可行性。另外，根据2013年的《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人民币合格投资者投资范围主要是标准化产品以及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固定收益产品。若拟用该模式将境外资金回流对接本企业发行的债券，则需将境外发债和境内发债在时间和期限上进行协调，以控制资金成本，避免期限错配。
境外投资方式篇4
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为中国带来了投融资市场的活跃，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办法》的出台又为pe入境开辟了新渠道，并对中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提供了更多的解决途径。而完善的市场规范是活跃交易的前提，针对当前我国外资pe相关政策的不尽完善，特别是在法律规范方面的缺失，应着力制定与登记、监管相配套的政策法规。
一、国际pe入资中国的积极影响
国际pe进入中国。主要带来四方面积极的影响：
第一，弥补了中国pe业长期发展不足的缺陷。尽管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创业投资”的概念，但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于1995年才引入pe概念，并在当时翻译为产业投资基金，2005年，《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中国创投业开始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此时，国际pe开始纷纷进入中国，为中国带来了全新的投资理念和方式，中国pe业开始活跃，出现了政府引导基金，国内私募和国际私募等多种基金形式，一时进入中国私募股权基金业的鼎盛发展时代。通过对pe投资的规范，中国的金融体系也日益完善，降低了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
第二，拓宽了中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私募股权基金类似于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流行一时的风险投资，最初的不同。来源于风险投资多投资于创业型高科技企业，而pe则倾注于相对成熟的企业，随着全球金融投资业的发展，二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pe的大举进入以及对中小有前景企业的青睐大大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拓宽其融资渠道，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下，大大拓展了优秀民企的生存空间。
第三，推动了中国高新企业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国际pe注重对高科技企业的投资，资金与技术的结合有助于促进高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从而推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科技含量。
第四，完善了中国境内企业股权治理结构。国际pe的入资为被投资企业带来了全新的股权管理理念，用全新的管理方式和股权治理方式对中国原有不完善的企业结构注入最新的国际元素。
二、国际pe投资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作用
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着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长期具有计划经济特色的中国，这种表现尤为突出。广大中小企业面对着国企对投融资份额的挤占而艰难生存。由于银行投资获得的艰难，寄希望于债权投资往往使中小企业失望而归，但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对实体经济、绝对收益和长期投资的钟爱，为众多中小企业找到了融资出路。
私募股权投资是一种直接融资方式，pe资金直接作为股权投入，能够帮助企业迅速壮大，对于企业的成长、健康市场的培育、产业结构的调整都十分重要。企业上市之前，特别是在初创期和高速发展期，获得贷款难度较高，出路往往借助于pe投资。中国政府看到了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等对缓解中小企业特别是有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积极影响，从上世纪起开始积极推动其发展，出现了国际pe积极人资中国中小企业的案例，一些成功案例由外资背景的私募基金运作，如蒙牛、无锡尚德、盛大网络、李宁等，其背后皆是一些国际私募股权基金，如摩根、KKR、百仕通、凯雷、华平、新桥、英联等。国际pe的人资加大了中小企业经营成功的概率，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国际pe为中小企业带来了充实的资金，帮助打破其发展瓶颈。入主中国的国际pe皆为国际大型基金，强大的资金实力使得其对中小企业有足够的投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资金的注入大大缓解了中小企业发展困境，解决发展所需。在关键环节可以帮助企业度过发展孕育期或一时的困境。
第二，国际pe入资中小企业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并引入科学的股权治理结构。国际pe在带来充裕资金的同时，还带来了国际最先进最前沿的管理经验，并引入了比较全面的股权治理结构。在企业管理、财务制度等方面引导了中小企业，使其在发展进入良性轨道的同时也能够较好地独立发展，而不会出现pe退出之后的自身成长难问题。
三、《办法》对国际pe入境投资的积极意义
新出台的《办法》允许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这是我国通过立法吸收外商投资的一种新方式，特别是为国际pe进人中国开辟了一条快捷通道。
(一)《办法》出台前外资pe入境投资法律形式演变。我国对外商投资类企业实行专门的管理，办法出台前，规范外商投资行为的法律主要有三部，即《外商投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在这些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私募基金已经可以采取多样化的组织形式，如信托制、契约制和公司制等。但用于采取合伙制企业形式进行投资的方式一直没有在法律上得到明确的界定，pe入资中国采取合伙制形式一直受到限制。
2005年，央行、发改委等十部委联合《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创投办法》)，中国pe业开始大举发展，特别是国际著名pe，纷纷入主中国进行投资，并于2006年酿造了“中国pe年”。但因创设资商事主体类型限制，这些投资主要只能采用有限公司形式，无法最大限度地发挥一般合伙人(Generalpartner，Gp)与有限合伙人(Limitedpartner，Lp)各自的权利义务。即便是使用《创投办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特别规定设立的“非法人中外合作创投企业”(《创投办法》规定“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适用《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依法设立的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投资运作符合相关条件。可以享受本办法给予创业投资企业的相关政策扶持。”)，在形式上虽能体现pe合伙的功能，但因《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立法之时，本就未承认合伙的存在，其章节“特别规定”中有关的“非法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并非实质意义上的合伙，且因《创投办法》仅为部门规章，其所创设的商事主体类型及pe模式中的Lp所承担的有限责任，能否为司法所认同，因无判例，无从得知。
2007年6月1日起，中国开始施行最新修订的《合伙企业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2009年颁布的《外国企业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明确了外商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可以采用合伙形式设立，打破了只有国内基金企业可以用合伙形式设立股权投资管理基金企业的历史。
(二)《办法》对外资pe入境的积极意义。允许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是我国利用
外资的一种新方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外国企业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做了必要的管理规定。此规定大大简化了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的审批环节，简化了办事程序，使外商投资合伙企业比其他外商投资企业设立更为简便灵活。《办法》是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等外商投资法律法规之后我国颁布的又一部重要法规。《办法》的颁布实施，对于继续推进我国改革开放，稳定和扩大吸收外资，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拓宽了国际pe投资中国的渠道。在原有设立“三资”企业的基础上，《办法》为国际pe开辟了新的投资途径，通过设立合伙制企业，国际pe的投资形式更加灵活，方便pe进行投资各阶段的操作，方便人资撤资、实现收益。这将大大吸引国际pe前来中国投资实体经济，并利用其丰富的管理经验和科学的股权治理结构为中国企业融资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第二，降低国际pe投资设立合伙企业门槛。《办法》从三方面大大降低了外资设立合伙企业的门槛。一是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的设立直接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登记。这不仅减少了行政审批，简化了办事程序，而且有利于稳定和扩大吸收外资，便于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设立合伙企业，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二是外国人可以自由与中国人合伙、入伙、退伙；三是外国人可以创办合伙企业，也可以自由入伙中国人现有的合伙企业。
第三，为国际pe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营造宽松的法律环境。外商合伙企业是和“三资”企业不完全相同的一种外商投资方式，不再适用有关“三资”企业的法律、行政法规。《办法》赋予了外商投资者与境内投资者同等的“国民待遇”，可以有力吸引国际pe入资中国。从而引进更多先进技术和庞大资金支持我国经济发展，国际pe的加入也活跃了中国刚刚起步的pe业发展。为进一步完善私募股权基金治理环境及行业发展有积极的影响。
四、登管结合，完善外商投资私募股权行业相关政策
《办法》的出台无疑为pe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完善的市场规范是活跃交易的前提，针对当前我国外资pe相关政策的不尽完善，特别是在法律规范方面的缺失，应着力制定登记、监管和与之配套的政策法规。
(一)准入条件不明确。目前，国家工商总局尚未出台外资合伙制pe登记相关程序性规定，各地基本都是按照各地方性法规或部门规范性文件进行登记。以重庆市为例，目前登记合伙制pe的依据只有《办法》、《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而以上法规、规章，对股权投资类合伙企业的名称、经营范围、执行事务合伙人条件、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以及是否有行业主管部门、设立是否需要行业主管部门审批都未做明确规定。重庆市在2008年10月出台的《关于鼓励股权类投资机构发展的意见》，倒是有部分相关依据，但又因效力层级的限制，难以符合《行政许可法》对工商登记的要求。
(二)加强市场监管和“信用”防范。作为21世纪在中国大力发展的创新金融产物，pe市场还有待进一步规范，应筹建风险投资协会，通过协会规范市场运作。与此同时，还应完善市场风险退出机制，为pe投资提供更多保障性政策，推动pe市场体系建设。此外，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际、国内对金融业的信用防范意识普遍增强，在加大引进外资pe的同时，还要加大对此类企业的“信用”要求，注意防范金融风险。对信用记录良好的pe给予政策奖励，而对有信用风险的企业则加强防范。而对境外机构成为pe的普通合伙人，如何防范因其职业操守或投资失败而导致债权人的诉求因债务人身处境外而难以追索，都是需要在法律、法规层面予以解决的。
(三)完善pe入境配套政策。目前京津沪热议的一份关于外资参与人民币股权投资试点方案，即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ualifiedForeignLimitedpartner，QFLp)试点方案，其实就是为了解决pe入境的配套准入、监管的最新方案，可解决目前外资pe入境的两大难题。一是美元汇兑问题。即QFLp投资境内人民币基金以及所投基金本金及收益的汇出。由于此前受国家外汇管理局2008年8月的《关于完善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支付结汇管理有关业务操作问题的通知》(汇综发[2008]142号)的限制，为此当前境外资本参与人民币基金进行境内股权投资时存在颇多考虑；二是QFLp所投人民币基金的“国民待遇”问题，即所投人民币基金投资限制以及审批问题。
境外投资方式篇5
摘要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市场经济的完善，我国企业正在世界范围内参与国际竞争。文章介绍了我国现阶段境外投资的基本情况，针对市场服务型、出口导向型、技术采取型、资源开发型四种境外投资类型，提出构建多层次的管理模式，加大对境外投资的扶植力度，明确我国境外投资的定位。
关键词境外投资投资模式框架构建
1我国现阶段境外投资基本情况
我国境外投资的发展历史始于改革开放之初。但当时国际收支平衡压力大，外汇资金短缺，投资主体单一（主要是国有企业），国际市场经验不足，因此境外投资主要是设立贸易公司或者窗口公司，投资规模较小。20多年来，我国境外投资由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尤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境外投资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到1998年底，境外企业数达到5666家，中方协议投资总额为63.3亿美元。从1979～2001年底，我国累计设立各类境外企业6610家，中方协议投资额84亿美元。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境外投资突破了以往的单一模式，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体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投资地区多元化
中国境外投资原来都以港澳投资为主，到2005年底已经遍及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亚、非、拉美新兴市场投资很快。截止2004年底，我国在港澳合计设立境外企业2856家，中方协议投资43亿美元。
1.2投资目标多元化
我国传统的境外投资的目标大多是以设立贸易公司并将进出口贸易环节内部化，或者设立开发公司并将原材料（包括资源）供给环节内部化。当前境外投资目标出现了明显的多元化趋势：一是市场服务性的投资，即通过投资建立完善的国际营销及服务网络。如温州的月兔电器集团公司在西班牙设立公司，为出口的空调提供零配件和售后服务。这种境外投资的目标是产品服务环节的内部化，可以视为进出口贸易环节内部化目标的延续和深化；二是出口导向型的投资，即在出口市场或者出口市场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生产基地，主要设备、原材料由国内供给，产品一般在境外销售。这种境外投资大多是我国边缘产业（也是优势产业）向其他国家的转移，符合产品生命周期规律；三是技术获取型的投资，通过投资加强与国外的技术合作，获取上游技术。如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在美国设立依斯泰克有限公司，进行CDma技术和产品开发。
1.3投资主体多元化
从20世纪90年代起，民营资本境外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逐年上升，到2004年已经达到60%，其特点是规模较小但是效益普遍很好。这一点与国有企业恰恰相反。
1.4投资方式多元化
除传统的新建投资外，大多数企业在境外投资选择合资、参股的方式。这样做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各投资方在资金、技术、原材料、销售等方面的优势，形成优势互补，并且不易受到东道国民族意识的抵制，容易取得优惠待遇，减少投资风险。同时，在经营上较少受到各种限制，有助于打入新的市场。
上述的我国境外投资呈现的多元化趋势并非偶然，它是在国际形势和我国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重因素下产生的。如果把我国的境外投资过分简单化、或者模式单一化、或者过度强调某一种所有制形式或者投资形式都不利于我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不利于境外投资的健康、持续发展。构建我国境外投资宏观管理框架，必须从经济规律入手，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境外投资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需要。
2构建多层次的重点管理模式
境外投资作为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适应和满足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需要。目前我国境外投资基本战略目标应该以下述三个方面为主：第一，获取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资源，主要包括我国日益短缺的铁矿、石油、木材等；第二，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过成熟技术和设备进行投资，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出口创汇；第三，向发达国家投资，获取高精尖技术，进入产业价值链的上游环节，发挥后发优势。
这三个目标应该作为构建我国境外投资政策的重点和制定境外投资行业政策、国别政策的准绳。对于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外贸、财政、金融、外汇等配套措施上不同程度的“差别待遇”。这种情况有的是历史造成的，有的是源于认识上的误区，有必要将境外投资的门槛统一到这三个基本战略目标上来，实施境外投资管理的“国民待遇”。
与此同时，应该实行区别对待、重点扶持的管理模式，这是我国境外投资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境外投资战略目标的有效延伸。我们可以按照基本战略目标将不同的境外投资项目（而不是境外投资主体不同）分类，从而确定政策支持、限制乃至禁止的对象。“一个药房抓药”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需要。适应多元化的投资目标，一是要尽快制定境外投资的行业政策，并尽快建立境外投资产业目录，明确鼓励那些资源开发型、市场服务型、出口导向型和技术获取型的境外投资。二是要把跨国并购和传统的新建投资在管理上区别开来，尽快制定通过跨国并购进行的投资适用政策和程序。三是要制定境外投资的国别政策，优先选择那些经济互补性较强、市场相对完善金融相对稳定的国家和地区，最大限度地规避投资国别风险。
实施多层次的重点管理模式，可以部分地解决资本管制带来的“一刀切”问题。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特定背景下，我国实施了禁止购汇用于境外投资的临时性措施。这一措施对于有效遏止境外投资项下的集中购汇和资本外逃、保证人民币汇率稳定、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禁止购汇的“一刀切”措施虽然限制了投机性资本的流动，但也限制了正常的境外投资外汇需求。而实施多层次的重点管理模式，可以对跨径投资者进行甄别，以保护投资者，打击投机者。
3加大对境外投资的政策扶植力度和管理
目前，我国对境外投资的鼓励政策已经涉及到政策性贷款支持、贷款利率优惠、出口信贷支持、政策性投资保险、免缴利润并充实资本金、实物投资出口退税、信息服务和技术支持等，应该说是比较全面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政策支持面窄。目前上述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以境外加工贸易方式进行的境外投资，即我国企业以现有技术、设备投资为主，在境外以加工装配形式，带动和扩大我国外贸出口的经贸合作方式。但这只是出口导向型的境外投资，对于同样符合境外投资基本战略目标的其他类型的境外投资，支持力度较弱；二是政策体系不够完整。境外投资风险保障等急需的政策还没有完全落实；三是操作程序比较复杂。企业要获得外贸发展基金、进出口银行政策性贷款、援外优惠贷款、合资合作基金等方面的政策支持，都需要经过不同渠道层层申报，耗时长，成本高，部分抵消了政策支持力度。
对本国境外投资提供促进和保护的政策措施，是发达国家的通常做法。
目前，除了完善已经建立的政策措施，扩大覆盖面，加大支持力度外，还应该借鉴国际经验，重点建立如下投资促进和保护机制：第一，单独设立国家对外投资基金。该基金应包括对外投资信贷基金和对外投资保险基金，专门用于支持和鼓励包括符合境外投资基本战略目标的对外投资，基金的使用程序和方法应简明、扼要、规范、透明，便于了解、申请和使用。第二，设立专门的政策性海外投资保险，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是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因发生非常风险难以收回投资时，为补偿投资者的损失而设立的保险。重点保障发生战争、内乱导致不能执行合同的政策性风险；企业经营者的海外投资被没收、征用造成的风险；东道国因外汇不足而限制外汇兑换、拖延付款以及限制进口造成的经济性风险。第三，为企业创造对外投资安全环境，积极推进和签订境外投资有关的政府间协定。首先，加快与有关国家签订投资保护协定，以保护我国对外投资者，使其免受因发生战争、没收、汇款限制等非常风险而带来的损失，保障我国投资者与投资对象国企业享受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其次，加快与有关国家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简化境外投资的国际税收问题，避免税收摩擦，减轻企业税负。再次，我国是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的缔约国，应积极利用该公约及其条款来有效地规避风险。最后，促进境外投资服务体系建设，尤其要加强信息服务，可考虑设立境外投资研究信息咨询中心，收集境外投资相关信息，并为企业提供咨询和服务包括协助制定投资合同和章程，协助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协助对东道国合作伙伴进行信用调查等。
4我国境外投资的定位
我国境外的投资活动将围绕国内建设的总体战略规划和需求进行，通过建立国际生产体系和销售网络加快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结构调整。有条件的企业在境外投资建立生产性企业，不仅可以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研究国际市场规则。还可以直接了解并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科技成果，同时也可以增加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筹资的能力和机会，有利于加强与国内企业的合作，带动本国企业的技术升级和产品升级，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整体竞争力。因此，我国境外投资活动要处理好以下两方面的关系：
4.1企业——产业选择的相关性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境外投资的目的是要通过建立国际生产体系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这就决定了我国境外投资的目标首先要体现国家产业政策的客观要求，反映宏观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通过境外投资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重组和优化。从微观主体上看，产业的各种优势往往存在于不同的企业，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不仅要求得到自身的经济效益，而且投资项目能对国内经济发展起到辐射作用，这种辐射效应的强弱，不仅取决于企业资本的增殖程度，更主要的是在于投资项目的产业选择。因为只有合理地进行海外投资的产业选择，将单体企业的分散优势转化为产业的整体优势，才能为企业带来投资利润，同时通过技术传递和市场扩展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改造，进而推动国内产业整体素质的提高。
4.2产业内部贸易量的相关性
境外投资活动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发展的波及效应，但是由于这种投资发生在国外，所以其产生的波及效应大小取决于海外投资项目与国内企业的贸易量，海外企业对国内的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的贸易总规模，是衡量境外投姿产业选择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志，其实质在于充分发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相关产业成长的波及效应。按照这一思路我国境外投资的基本方向应选择对国内相关产业具有较强关联效应的部门，这种关联效应的波及力越大，意味着国际生产对本国产业成长的外溢效益越大。产业内贸易量是由产业内各生产阶段的关联度或连锁度决定的，这种连锁关系又被区分为前向连锁和后向连锁。对于后向连锁度高的产业，其最终产品如果在国外生产，能有效带动国内中间产品和初级产品的生产扩张，通过出口导向实施为本国产业开辟国际空间。对于前向连锁度高的产业，如果选择初级产品在国际生产，则有利于为本国相关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提供资源供给。
参考文献
1冯雁秋.我国境外投资多元化发展与宏观管理框架构建[J].经济学家，2003(2)
2古今.我国境外投资政策体系需进一步完善[J].中国外资，2005(4)
境外投资方式篇6
根据原外经贸部《关于在部分省市进行简化境外企业和机构审批手续试点的通知》（外经贸合发[*]44号）和《关于同意下放非贸易性境外投资审批权限改革试点的批复》（外经贸合函[*]107号）的精神，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本方案所称境外投资是指在我省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登记注册的各类企业法人（以下简称投资主体）以独资、合资、合作经营等方式到境外（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除外）设立企业或机构（以下简称境外企业），从事进出口贸易、生产加工、资源开发、承包工程、劳务合作、运输、旅游、研发、咨询、投资控股等经营活动。
根据有关规定，我国企业法人开展境外投资需经批准。
二、资格条件及投资方式
各类企业法人均可开展境外投资。从事进出口贸易、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等业务的境外企业，投资主体应具有该类业务的经营资格，并在拟投资国家或地区已有一定的经营业绩。
允许投资主体以货币、实物和工业产权、专有技术等进行境外投资。投资方式包括新设企业；并购境外企业或外国企业；将境内资产相关权益注入境外企业；国家允许的其他方式。
三、申报程序
（一）审批权限：
设立劳务合作类境外企业；在未建交国家设立境外企业；在美国、日本、新加坡、朝鲜、巴基斯坦、以色列、伊拉克等热点国家设立境外贸易企业，由我厅征求我驻外使（领）馆经商处（室）意见后报商务部审批。其余由我厅征求我驻外使（领）馆经商处（室）意见后审批。
经商务部授权后，深圳市企业境外投资由深圳市外经贸局审核上报或审批，并报我厅备案。
境外企业投资金额、投资比例、合作对象、合作方式等发生变化，或再对境外进行投资，须按原审批渠道履行报批手续。
港澳企业和境外加工贸易企业的审批仍按现行规定执行。
（二）申报程序：
投资主体申请设立境外企业通过以下渠道向我厅申报：
1、各市企业由当地外经贸主管部门申报。
2、省级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由其所属的省管国有企业集团申报。
3、在省级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直接向我厅申报。
（三）报送材料：
1、申请报告书（标题统一按“关于申请在XXX国家设立XXXX公司的请示”格式，内容包括国内投资主体情况；项目投资目的及内容；合作各方的情况；投资金额、投资方式、投资比例及资金来源；境外企业年经营规模等）；
2、外汇资金来源审查意见；
3、境外企业章程（境外机构提交代表处工作条例及负责人简历）；
4、境外企业中外方合资、合作草签协议；
5、投资主体营业执照；
其中设立境外非贸易企业的，投资主体须同时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报我厅备案。
（四）领取境外企业批准证书：
投资主体凭批文到商务部领取批准证书，待商务部网上发证条件成熟后，统一由我厅批准证书。投资主体须凭批准证书办理外汇、海关、税务、财政、商检、银行、外事等手续。
四、境外企业的管理
（一）根据国家规定，实行境外投资联合年检及绩效评价制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具体按有关规定执行。
（二）境外企业注册后30天内，应填写《境外企业或境外机构登记表》（附后）连同注册文件一并报我厅备案。
（三）境外企业禁止从事违反我国及所在国法律的经营行为。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国有和国有控股境外企业不得从事房地产、租赁、证券、外汇、投机性股票、期货投资、黄金、等高风险业务。
（四）境外企业连续3年亏损，经整顿后仍无法扭亏为盈的应予撤销或破产。需要撤销的企业，应报省外经贸厅备案，其中国有和国有控股境外企业，还应按照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办理国有资产产权核销手续，并按所在国（地区）的法律法规办理注销手续，妥善处理各项善后事宜。
境外投资方式篇7
我国境外投资的发展历史始于改革开放之初。但当时国际收支平衡压力大,外汇资金短缺,投资主体单一(主要是国有企业),国际市场经验不足,因此境外投资主要是设立贸易公司或者窗口公司,投资规模较小。20多年来,我国境外投资由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尤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境外投资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到1998年底,境外企业数达到5666家,中方协议投资总额为63.3亿美元。从1979~2001年底,我国累计设立各类境外企业6610家,中方协议投资额84亿美元。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境外投资突破了以往的单一模式,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体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投资地区多元化
中国境外投资原来都以港澳投资为主,到2005年底已经遍及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亚、非、拉美新兴市场投资很快。截止2004年底,我国在港澳合计设立境外企业2856家,中方协议投资43亿美元。
1.2投资目标多元化
我国传统的境外投资的目标大多是以设立贸易公司并将进出口贸易环节内部化,或者设立开发公司并将原材料(包括资源)供给环节内部化。当前境外投资目标出现了明显的多元化趋势:一是市场服务性的投资,即通过投资建立完善的国际营销及服务网络。如温州的月兔电器集团公司在西班牙设立公司,为出口的空调提供零配件和售后服务。这种境外投资的目标是产品服务环节的内部化,可以视为进出口贸易环节内部化目标的延续和深化;二是出口导向型的投资,即在出口市场或者出口市场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生产基地,主要设备、原材料由国内供给,产品一般在境外销售。这种境外投资大多是我国边缘产业(也是优势产业)向其他国家的转移,符合产品生命周期规律;三是技术获取型的投资,通过投资加强与国外的技术合作,获取上游技术。如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在美国设立依斯泰克有限公司,进行CDma技术和产品开发。
1.3投资主体多元化
从20世纪90年代起,民营资本境外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逐年上升,到2004年已经达到60%,其特点是规模较小但是效益普遍很好。这一点与国有企业恰恰相反。
1.4投资方式多元化
除传统的新建投资外,大多数企业在境外投资选择合资、参股的方式。这样做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各投资方在资金、技术、原材料、销售等方面的优势,形成优势互补,并且不易受到东道国民族意识的抵制,容易取得优惠待遇,减少投资风险。同时,在经营上较少受到各种限制,有助于打入新的市场。
上述的我国境外投资呈现的多元化趋势并非偶然,它是在国际形势和我国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重因素下产生的。如果把我国的境外投资过分简单化、或者模式单一化、或者过度强调某一种所有制形式或者投资形式都不利于我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不利于境外投资的健康、持续发展。构建我国境外投资宏观管理框架,必须从经济规律入手,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境外投资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需要。
2构建多层次的重点管理模式
境外投资作为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适应和满足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需要。目前我国境外投资基本战略目标应该以下述三个方面为主:第一,获取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资源,主要包括我国日益短缺的铁矿、石油、木材等;第二,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过成熟技术和设备进行投资,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出口创汇;第三,向发达国家投资,获取高精尖技术,进入产业价值链的上游环节,发挥后发优势。
这三个目标应该作为构建我国境外投资政策的重点和制定境外投资行业政策、国别政策的准绳。对于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外贸、财政、金融、外汇等配套措施上不同程度的“差别待遇”。这种情况有的是历史造成的,有的是源于认识上的误区,有必要将境外投资的门槛统一到这三个基本战略目标上来,实施境外投资管理的“国民待遇”。
与此同时,应该实行区别对待、重点扶持的管理模式,这是我国境外投资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境外投资战略目标的有效延伸。我们可以按照基本战略目标将不同的境外投资项目(而不是境外投资主体不同)分类,从而确定政策支持、限制乃至禁止的对象。“一个药房抓药”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需要。适应多元化的投资目标,一是要尽快制定境外投资的行业政策,并尽快建立境外投资产业目录,明确鼓励那些资源开发型、市场服务型、出口导向型和技术获取型的境外投资。二是要把跨国并购和传统的新建投资在管理上区别开来,尽快制定通过跨国并购进行的投资适用政策和程序。三是要制定境外投资的国别政策,优先选择那些经济互补性较强、市场相对完善金融相对稳定的国家和地区,最大限度地规避投资国别风险。
实施多层次的重点管理模式,可以部分地解决资本管制带来的“一刀切”问题。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特定背景下,我国实施了禁止购汇用于境外投资的临时性措施。这一措施对于有效遏止境外投资项下的集中购汇和资本外逃、保证人民币汇率稳定、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禁止购汇的“一刀切”措施虽然限制了投机性资本的流动,但也限制了正常的境外投资外汇需求。而实施多层次的重点管理模式,可以对跨径投资者进行甄别,以保护投资者,打击投机者。3加大对境外投资的政策扶植力度和管理
目前,我国对境外投资的鼓励政策已经涉及到政策性贷款支持、贷款利率优惠、出口信贷支持、政策性投资保险、免缴利润并充实资本金、实物投资出口退税、信息服务和技术支持等,应该说是比较全面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政策支持面窄。目前上述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以境外加工贸易方式进行的境外投资,即我国企业以现有技术、设备投资为主,在境外以加工装配形式,带动和扩大我国外贸出口的经贸合作方式。但这只是出口导向型的境外投资,对于同样符合境外投资基本战略目标的其他类型的境外投资,支持力度较弱;二是政策体系不够完整。境外投资风险保障等急需的政策还没有完全落实;三是操作程序比较复杂。企业要获得外贸发展基金、进出口银行政策性贷款、援外优惠贷款、合资合作基金等方面的政策支持,都需要经过不同渠道层层申报,耗时长,成本高,部分抵消了政策支持力度。
对本国境外投资提供促进和保护的政策措施,是发达国家的通常做法。
目前,除了完善已经建立的政策措施,扩大覆盖面,加大支持力度外,还应该借鉴国际经验,重点建立如下投资促进和保护机制:第一,单独设立国家对外投资基金。该基金应包括对外投资信贷基金和对外投资保险基金,专门用于支持和鼓励包括符合境外投资基本战略目标的对外投资,基金的使用程序和方法应简明、扼要、规范、透明,便于了解、申请和使用。第二,设立专门的政策性海外投资保险,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是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因发生非常风险难以收回投资时,为补偿投资者的损失而设立的保险。重点保障发生战争、内乱导致不能执行合同的政策性风险;企业经营者的海外投资被没收、征用造成的风险;东道国因外汇不足而限制外汇兑换、拖延付款以及限制进口造成的经济性风险。第三,为企业创造对外投资安全环境,积极推进和签订境外投资有关的政府间协定。首先,加快与有关国家签订投资保护协定,以保护我国对外投资者,使其免受因发生战争、没收、汇款限制等非常风险而带来的损失,保障我国投资者与投资对象国企业享受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其次,加快与有关国家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简化境外投资的国际税收问题,避免税收摩擦,减轻企业税负。再次,我国是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的缔约国,应积极利用该公约及其条款来有效地规避风险。最后,促进境外投资服务体系建设,尤其要加强信息服务,可考虑设立境外投资研究信息咨询中心,收集境外投资相关信息,并为企业提供咨询和服务包括协助制定投资合同和章程,协助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协助对东道国合作伙伴进行信用调查等。
4我国境外投资的定位
我国境外的投资活动将围绕国内建设的总体战略规划和需求进行,通过建立国际生产体系和销售网络加快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结构调整。有条件的企业在境外投资建立生产性企业,不仅可以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研究国际市场规则。还可以直接了解并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科技成果,同时也可以增加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筹资的能力和机会,有利于加强与国内企业的合作,带动本国企业的技术升级和产品升级,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整体竞争力。因此,我国境外投资活动要处理好以下两方面的关系:
4.1企业——产业选择的相关性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境外投资的目的是要通过建立国际生产体系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这就决定了我国境外投资的目标首先要体现国家产业政策的客观要求,反映宏观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通过境外投资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重组和优化。从微观主体上看,产业的各种优势往往存在于不同的企业,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不仅要求得到自身的经济效益,而且投资项目能对国内经济发展起到辐射作用,这种辐射效应的强弱,不仅取决于企业资本的增殖程度,更主要的是在于投资项目的产业选择。因为只有合理地进行海外投资的产业选择,将单体企业的分散优势转化为产业的整体优势,才能为企业带来投资利润,同时通过技术传递和市场扩展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改造,进而推动国内产业整体素质的提高。
4.2产业内部贸易量的相关性
境外投资活动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发展的波及效应,但是由于这种投资发生在国外,所以其产生的波及效应大小取决于海外投资项目与国内企业的贸易量,海外企业对国内的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的贸易总规模,是衡量境外投姿产业选择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志,其实质在于充分发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相关产业成长的波及效应。按照这一思路我国境外投资的基本方向应选择对国内相关产业具有较强关联效应的部门,这种关联效应的波及力越大,意味着国际生产对本国产业成长的外溢效益越大。产业内贸易量是由产业内各生产阶段的关联度或连锁
精品源自历史科度决定的,这种连锁关系又被区分为前向连锁和后向连锁。对于后向连锁度高的产业,其最终产品如果在国外生产,能有效带动国内中间产品和初级产品的生产扩张,通过出口导向实施为本国产业开辟国际空间。对于前向连锁度高的产业,如果选择初级产品在国际生产,则有利于为本国相关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提供资源供给。新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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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资方式篇8
文■陈长缨
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看，2007年全球达到创纪录的2.27万亿美元，而2009年骤减到1.15万亿美元，降幅高达40%，此后虽有所恢复，但2012年又出现了较大下降。更大的变化来自区域和国别结构，发达国家所占比重下降，由2007年的82%下降到2012年的65%。相比之下，我国境外投资出现了跨越式增长。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只有265亿美元，而2012年则迅速增加到842亿美元，境外直接投资存量更是由572亿美元跃升到5028亿美元。我国境外投资占全球的比重由2007年的1.2%迅速上升到2012年的6.1%，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增速最快的，在全球的重要性明显提高。
一、内外部环境重大变化有利于我国抓住机遇扩大境外投资
（一）全球资本短缺将继续提高我国在全球境外投资的重要性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走出危机阴影的时间和反复过程都超乎预期，未来全球经济可能长期处于中低速增长，包括直接投资在内的全球资本流动供需矛盾可能存在一段时间。一方面，发达国家用于对外投资的资金有限，跨国公司也继续将资金优先配置在母公司，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放缓对其对外投资影响更为显著；另一方面，各国经济复苏和增长都需要大量投资，不少发展中国家存在资金缺口，外部融资需求普遍增加，由于短期资本流动可能引发泡沫，因此各国更关注以直接投资为代表的长期资本流入。从短期看，全球直接投资规模很难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高水平，而我国境外投资的意愿、能力、金融和政策支持等都处于快速上升期，这为我国扩大境外投资、继续提高在全球直接投资的重要性提供了巨大机遇。
（二）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不同需求扩大了我国境外投资的空间
从发达国家看，短期内它们希望通过外来投资注入流动性以度过难关、避免破产，并向境外投资者出售一些技术、研发、品牌等核心资产，来自国家和企业层面的投资限制也有所放松。我国应借此机会，扩大对发达国家以往难以进入领域的投资，以便获取高端资产、嵌入全球贸易产业链高端，为未来提升我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打下基础。但发达国家对关乎国家安全行业的外商投资仍保持谨慎态度，典型的是危机期间我国对美国石油、通信等敏感产业投资进行限制。从长期看，一方面，一旦发达经济体走出危机，则部分宽松的吸引外资政策可能会收紧，一些短期投资机会可能不复存在；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资本流入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市场效率，存在很多长期投资机会，除制造业、服务业外，很多发达国家交通等基础设施进入更新换代期，加之发达国家市场开放程度高、制度规则透明、投资环境良好，为我国提供了很大的投资空间。
从发展中国家看，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缺乏资金、外汇、技术、管理等发展要素，利用外资可以弥补以上缺口，发展中国家对外来直接投资有长期、巨大、稳定的需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引入外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挥比较优势，更好地分享经济全球化收益，因此普遍欢迎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基础设施对改善投资环境意义重大，是吸引外资的主要领域。发达国家曾是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外资来源，但金融危机后前者对外投资能力明显下降，我国作为危机期间境外投资唯一快速增长的大国，将成为发展中国家外资的重要来源地。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在企业组织、生产技术和管理、配套能力建设、基础设施乃至发展模式等方面更能适应发展中国家需求，对发展中国家境外投资更具有综合优势。
（三）国际产业分工体系重构为我国境外投资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
第一，发达经济体“再工业化”将扩大我国境外投资机会。近年来美国和欧洲纷纷实施“再工业化”，国际产业转移也由原来向发展中国家的单向流动，转变为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向流动格局。发达国家在技术成熟、对其竞争力影响不大、无关国家和经济安全的传统制造业中，欢迎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外来投资，近两年来我国对美机械、汽车、电子、纺织等制造业投资明显增加就是例证。
第二，东亚区内生产体系重新调整为我境外投资提供新机遇。东亚区（包括东南亚）内聚集了不同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多种类型国家，形成了复杂高效的分工关系，是目前国际上最重要的制造业生产基地。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重心继续向东亚转移，东亚是全球直接投资不降反增的少数区域之一，较高的经济增速、大量的资金流入、不同国家位势变化等，都为东亚生产体系重新调整、构建更精细化的分工体系提高了条件。过去，东亚分工主要是在“雁行”发展模式下形成的，我国在东亚区内主要接受别国分工，处于“雁行”模式的最底端。随着我国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相对于区内广大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愈发明显，加之与周边国家位置相近、区内交通相对完善、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文化背景相似等因素，我国可以加速扩大对区内发展中国家以制造业为主的投资，形成以我国为主的“雁行”模式，重塑东亚分工格局，并将这种分工关系延伸至南亚地区。
第三，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我国境外投资。近年来，各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层出不穷，对全球直接投资和产业分工都产生了影响，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是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目前主要谈判包括，我国参加的中日韩自贸区、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即“10+6”），以及美国力推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若我国参与的谈判取得进展，将有助于我国扩大区内投资、提升我国对区内分工的主导力；但若tpp谈判成功而其它谈判停滞，则我国将丧失一些对区内的重要投资机会。
（四）国际资源能源版图调整有助于我国扩大境外投资
近年来，一方面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后，作为上游能源资源产品的需求下降更快；另一方面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全球多个油气资源的新发现、新能源产业快速崛起等，都大大提升了能源资源供给，这导致全球能源资源价格掉头向下并连续几年在较低水平上波动，未来这一趋势还将持续较长时间。受此影响，美国、欧洲等一些能源资源消耗大国将减少在该领域的对外投资，一些能源资源富集国家将寻找新的投资来源，这为我国扩大能源资源境外投资、促进能源资源来源多元化、保障我国供应安全提供了重要机遇。另外，美国在页岩气革命后，其国内以天然气为代表的能源价格明显下降，将显著降低美国石化等下游产业，以及钢铁、冶金、汽车等高耗能产业的成本，也为我国扩大对这些产业投资提供了契机。
（五）我国要素禀赋升级形成境外投资新优势
现阶段，我国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正在发生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环节的比较优势逐渐式微；同时，我国国内资金比较充裕，在大规模制造方面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或环节的比较优势和境外投资优势开始显现。在我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背景下，要求我国以境外投资方式、将这些产业转移到境外成本更低的国家，并保持对这些产业的控制能力，这与东亚“雁行”模式是一脉相承的。
此外，我国产业和贸易的升级过程，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巨大的竞争压力。为加快实现升级，我国有必要通过境外投资方式获取境外高端要素。例如，在发达国家并购或新设研发咨询等机构，可以直接获得先进技术、研发、设计等高端资源，也可利用国外高端人才为我国企业服务。又如，品牌、全球营销渠道、售后服务等一直是制约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短板”，通过对发达国家的并购，可以使我国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国际化经营的关键要素，不但能较快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提高出口附加值，而且也有助于打造和提升我国自主品牌，并构建以我国为主的国际分工体系。
二、下一阶段我国境外投资的目的和重点领域
（一）主要目的
从中长期看，我国境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充分发挥我国不断变化升级的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整合配置资源，一方面利用我国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扩大对发展中国家投资、转移部分制造产品和生产环节，另一方面通过对资源富集国家和发达国家投资弥补我国短缺的能源资源和高端要素，增强中国对全球产业链条的营运力和控制力，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层级，最终构筑以我国为核心或主导的区域或国际化生产体系。同时，境外投资有助于促进东道国产业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还可以扩大我国经济影响力、推广我国发展经验、展示我国大国形象、消除中国影响，应成为我国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对我国投资重视程度增强与我国境外投资意愿上升相互叠加，我国境外投资正面临历史上最好的机遇期。因此，我国应高度重视未来几年的重要机遇期，从战略高度角度谋划调整境外投资布局，在规模继续扩张的同时，着力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培育提高境外投资企业经营管理和盈利能力，力争形成多元化的境外投资基本布局，打造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跨国公司，使境外投资上到一个新台阶，为未来我国更加开放的国际化战略打下基础。
（二）重点领域
第一，大力发展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境外投资。成本型投资可以发挥我国不断升级的比较优势，利用发展中国家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资源、能源等要素和相对宽松的环境容量等，将一些我国已不具备价格竞争力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产业、产品和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出去，同时通过掌握资金、技术、管理、品牌等手段，保留我国对转移出去产业的控制力。成本型投资可为东道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还有助于东道国提升产业结构、建立工业体系，因此可以改善和提升我国在东道国投资形象。从投资对象看，我国成本型境外投资应优先关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以打造我国主导的区域分工体系，同时适当扩大对中亚、非洲、拉美、东欧等国投资，促进投资地区多元化和分散化。
第二，积极发展以并购高端要素为目的的境外投资。高端要素型投资有助于我国较快进入全球贸易产业链高端，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是我国利用全球资源的高级形式，在我国境外投资的重要性和比重也应不断提升。但高端要素型投资往往关系到发达国家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乃至经济安全，加之对我国崛起的担忧，因此发达国家对我国的这种并购投资往往会设置各种障碍。为此，我国企业可利用发达国家比较完善透明的法制环境，积极应对各种不合理的歧视或障碍。我国高端要素型投资主要对象是欧美日发达经济体，其中欧洲与我国关系比较稳定、对我国投资限制较少，加之欧债危机对其影响深远，是我国优先关注的地区。
第三，统筹发展以获取能源资源为目的的境外投资。能源资源富集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位势和重要性下降，为我国扩大能源资源境外投资带来不少新机遇，如可投资项目增多、投资限制减少、投资条件优惠、在权益分配等核心问题上话语权增加，部分跨国公司考虑向我国转让现有油田等项目，在石油管线安排、能源资源协议价格等方面也会出现有利的变化。我国应充分抓住有利时机，加快全球能源资源投资布局，并争取达成更为有利的投资安排。我国应优先选择政局稳定、条件优惠、短期见效、运输安全的项目，如俄罗斯、中亚、海合会国家、非洲和拉美政局稳定国家、澳大利亚等的投资项目，对于中东等政局不稳国家的投资，应慎重考虑评估。钢铁、冶金、木材等一些资源粗加工项目也是我国未来境外投资的热点，但在当前全球环保主义影响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境外投资这类项目也要高度重视对东道国的环境影响，即使在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投资，也应采取排放较低、环境友好的技术并对当地生态环境进行必要补偿，以提升我国企业在东道国的积极形象、促进境外投资可持续发展。
第四，分类发展市场型境外投资。进入对方国家直接进行生产或提供服务已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重要类型。我国市场型投资可细分为若干具体类别。一是由产品特性决定的市场型投资，除一些不宜长途运输、或运价过高的产品外，近年来由于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市场竞争激烈，一些产品必须及时根据消费者需求变化进行调整，也就是要在贴近市场的地区投资生产；二是绕过关税、配额、贸易摩擦等贸易壁垒的投资；三是服务业投资，我国在境外投资金融、保险、贸易、物流等服务业，除为当地市场提供服务外，更重要的是为我国境外企业提供必要支撑，甚至对带动其它投资起到先导性作用。实际市场型投资的动机往往更为复杂，例如，我国家电、纺织服装等境外投资，既可以贴近市场，又可以绕过关税或配额壁垒，还可以利用享受东道国参与的自贸区优惠政策扩大向第三方出口，很多市场型投资还兼具成本型投资特点。很多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产业空白，而市场型投资比直接进口更能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对我国投资态度比较积极；但若东道国国内已有产业，则会担心外来投资会对当地市场形成“挤出”效应，对我国投资持谨慎态度。总体而言，我国市场型境外投资需要根据市场分布情况进行全球多点布局，并且充分考虑当地的投资和销售壁垒，近期在全球资本短缺情况下，应适当加快发展这类投资。
第五，争取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取得突破。基础设施境外投资对促进我国整体境外投资意义重大，不但能带动我国技术、机械、劳务出口，是境外投资与工程承包、劳务输出的交汇点，而且基础设施是东道国投资硬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境外投资尤其是制造业投资有先导性作用。一些境外基础设施投资对我国全球战略布局也有重要作用，如对境外港口、机场、公路、铁路等投资，不但可提高我国对东道国的影响，还可以搭建我国对外运输的新通道。东南亚、南亚国家是未来我国主导分工体系的主要参与者，它们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与我国的互联互通，是我国转移制造业的重要前提，因此应优先扩大对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一般而言，中方境外投资基础设施应优先争取按商业化原则进行的权益投资，如Bt、Bot、ppp等形式；但也有一些战略性投资，如周边国家和我国的跨境交通建设，可能无法获得完全的商业回报，国家可通过援外项目或贴息等手段予以支持。
三、政策建议
（一）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境外投资合力
重点包括，处理好我国和东道国政府间关系，营造良好的境外投资环境；提升政府、中介组织服务水平和能力，支持企业境外投资；鼓励实力较强的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率先投资，取得经验后再引导民营和中小企业境外投资；将境外投资与货物和服务贸易、劳务输出、工程承包、对外援助结合起来，扩大境外投资带动作用；合理安排投资次序，以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园区建设、金融服务的投资或合作为先导，逐步扩大制造业境外投资等。
（二）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模式
可在发展中国家以境外合作区推广这种模式，即在双方国家层面支持下，由我国经营较好园区内的投资开发公司或大型企业担任开发主体，发起设立境外合作区并负责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前期工作，再引导国内园区企业、大型企业的配套和关联企业向合作区投资，并在合作区内复制、推广中国园区的开发和管理模式，从而形成以中国企业为主、兼顾当地企业的产业集聚区。境外合作区便于我国企业集中力量与东道国政府和各类组织打交道，也可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金融、法律、咨询、招聘等专业服务，特别有助于我国中小企业“抱团出海”，它将成为我国境外投资重要载体，是在境外集中展示我国企业、产品、发展模式的窗口。
（三）加强与东道国各层面广泛的沟通协调
东道国政府及其政策是影响境外投资成功的关键因素，一些国家政权经常更替，因此我国应加强与东道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执政党、在野党、重要社团等联系沟通，保证我国境外投资利益不受或少受东道国政权更迭影响。在投资重点地区建立政府间对话平台，减少东道国对我国企业的投资障碍，改善我国企业在当地投资环境，解决我国企业在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并争取一些更优惠的投资政策。当前，与发达国家政策沟通的重点是消除对我国歧视性投资限制政策，取消不合理的投资安全审查，提高投资便利化程度；与发展中国家政府沟通的重点，包括签署或修改投资保护协定、保护我国投资安全，扩大对我国的市场准入范围，改善东道国投资软硬环境，加快对我国投资审批速度等。我国应特别重视与东南亚、南亚等我国主要境外投资地区的高层沟通，争取将基础设施、境外合作区建设等作为双方谈判的重要内容。另外，还要加强与东道国媒体的沟通交流，加大对我国投资积极作用的正面宣传，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
（四）改革我国境外投资管理方式
完善境外投资产业导向和国别指导政策，对不同类型的境外投资制定差异化的支持措施。改进境外投资管理制度，实现由事前审批到事后服务、管理的转变。及时总结和推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境外投资管理方式试验中取得的经验，尽早对境外投资开办企业和一般项目实行备案制，提高境外投资便利化程度，以便企业能更快抓住有利机会投资。
（五）加强境外投资促进工作
大力加强对境外投资的资金和外汇支持力度，除扩大对境外投资企业和项目的资金支持外，还应设计能满足多种需求的金融产品，进一步放开对境外投资的外汇管制，同时鼓励银行率先开展境外投资，为当地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加强国内保险机构对境外投资的支持作用，扩大承保规模、开发新险种，引导境外投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投保，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国家层面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科学评估境外投资所面临的新风险，及时风险预警，制定应对措施。深化对主要投资国利用外资政策研究，建立包括外交部门、商务部门、民间组织、行业协会在内的多层次、多渠道投资信息收集机制，为国内企业提供合适准确的投资信息。完善我国境外投资商会等自治组织，发挥其在处理和当地政府社团等关系、协调我国境外企业之间的关系、避免恶性竞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六）引导规范境外投资行为
境外投资方式篇9
关键词：境外投资风险防范研究
企业境外投资存在的问题
境外的投资风险防范体系包括不同的层次，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境外投资的各项运行制度，依靠制度使防范境外投资风险时的行为明确化、规范化。目前，我国境外投资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境外投资的投资结构不尽合理
在地区结构上，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及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对非洲和拉美投资的数量和规模则十分有限，不利于分散风险。在产业结构上，偏重于对加工、制造等初级产品产业的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严重偏少，这样的投资行业结构不利于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结构优化调整。
（二）缺乏对境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由于我国与国外政治、经济、法律和风俗习惯存有较大差异，因此投资风险较大。如果在决策一个境外项目前不做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就会造成损失。而目前我国为数不少的境外投资企业在对投资项目尚未进行可行性研究之前，便急于境外投资，这就使企业面临经济上带来的巨大风险。
（三）总体技术水平落后
我国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因而境外投资项目集中在附加值不高、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国外的高科技产品和资本、知识、技术密集型的产品逐步成为支柱产业，这又导致我国境外投资与国外产品竞争力差距较大，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企业境外投资的风险防范
（一）风险防范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境外投资的规模扩大和地理流向的多元化，境外投资也面临着日趋复杂的风险，我国迄今还没有关于调整境外投资保险关系的法规，风险防范机制极不健全。1983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制定的《投资风险(政治风险)条款》没有规定相应的为国内投资者境外投资的政治风险投保方式，其境外投资的安全性和既得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1995年颁布的《保险法》也仅限于商业保险关系的规范，但境外投资更多的面临着政治风险。一旦遭到政治风险而没有相应的风险措施，境外投资利益可能会全部丧失。因此，我国境外投资的安全快速发展有赖于与之配套的政治风险机制的建立与健全。
（二）境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
由于国际经营环境及管理的复杂性，我国境外投资面临着许多风险，主要表现为企业境外融资风险、投资决策风险、投资环境风险和境外投资保护风险。
1.企业境外融资风险。我国企业境外融资主要是利用国际金融机构和外国官方贷款以及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等方式。随着国内外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发展变化，我国企业境外融资的局限性逐渐显露出来：国家和企业债务负担不断加重，汇率和利率风险明显增大；利用境外融资的手段和渠道偏少，难以满足企业境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的资金需要；融资手段缺乏灵活性，不能适应企业经营发展和提高投资效应的要求。
2.投资决策风险。在境外投资活动中，决策的正确与否往往决定企业的目标能否实现。我国境外投资决策风险主要体现在：决策盲目，没有建立必要的决策风险分析和控制程序。决策程序通常是根据确定的目标，制定多个备选方案，然后评估各个方案的风险和收益，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选定决策方案，否则很难保证决策的正确性与科学性。决策实施过程失控，缺乏监管和控制程序。许多境外投资企业没有建立相配套的监管和控制程序，不能保证决策按照预先的计划和方案正确实施，在决策环境和企业具体情况发生变化时，没有及时的补救措施，致使风险进一步恶化。
3.投资环境风险。投资所在国由于其国内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带来的投资风险，具体表现为：政治风险，如国家政局不稳定，政权更迭频繁给境外企业带来的风险；经济风险，如汇率风险、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风险等；法律风险，如知识产权保护及技术标准壁垒的风险，它是由于企业外部法律环境发生变化，或由于企业自身及有关各方未按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有效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形成的风险。
4.境外投资保护风险。如果东道国缺乏境外投资保护制度，那么境外投资企业除了要承担商业性风险外，还要承担政治风险。一方面由于我国对境外投资缺乏整体战略和行业指导，使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时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合理的投资保护协定，也使企业因东道国政治风险遭受的境外投资损失得不到补偿，从而增加了企业境外投资的安全隐忧。
风险防范的主要措施
（一）企业应采取的措施
1.对投资所在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正确评估。企业应在投资前对投资所在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政局稳定情况和对外国投资的优惠政策进行综合评估。境外企业设立后，也应要求海外经理人员及时提供当地各种政策动向的情报，并由专门机构进行分析。评估工作专业性较强，如果企业实力有限，就要注意发挥咨询公司等中介机构的作用。
2.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企业需要加强和完善公司治理机构，强化企业内部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积极培养人才，完善人才管理。发展国际化经营管理，不仅需要金融、法律、财务、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更需要有战略思想和熟悉现代企业管理的经理人才。目前，我国比较缺乏熟悉国际规则和东道国市场法律的人才，可以通过招聘优秀的国际人才来弥补自身培养的不足。
3.充分发挥企业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发展企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是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重要策略。通过自主开发、合资开发、战略联盟等多种形式，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努力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实力雄厚的企业品牌形象。通过兼并、收购、战略联盟等多种方式，运用市场化和国际化手段，增强与外国跨国公司平等对话的实力。
4.实行海外企业本地化战略。我国企业应加强对投资所在国的公关策略。在投资方式上尽量采用合资形式，以取得一定的本国企业身份，可以使合资方分担一部分投资风险；对资源开发等敏感领域的投资，可根据所在国情况以债务形式出资，通过产品分成获得收益，这样可以避免直接取得控股权所带来的国有化风险。如果投资主体具有品牌、技术、管理优势，也可以采取特许经营的形式，做到既节约资金、避免直接投资风险，又占领了市场。在境外企业经营中采用本地化战略，一方面多雇佣当地员工，另一方面尽量实现采购本地化。
5.合理安排投资结构。跨国公司可以通过调整经营政策和金融政策，把政治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调整的中心是把单独一家风险变为多个公司甚至把母国与东道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可采取以下措施：跨国公司应设法在国际上寻找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利用筹集资本的机会把风险分散在东道国或其他国家，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或公司的持股者、客户身上。一旦东道国发生任何政治或经济风险，公司并不会承担过多的风险，而且还能受到国际性的保护。设法把东道国国内的子公司的原料、零部件等市场与其它国家市场连在一起，还可以把研究与开发设备的特有技术和关键部分集中在母国，以便一旦发生国家政治或经济风险时，可以让东道国也付出应有的代价。
6.进行周期性国际投资风险分析。对投资者来说，国际投资风险分析不只是投资前期的工作，它贯穿于整个投资期。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因大量雇佣当地劳动力，其政府没收的风险可能较低，但还存在着其它风险，如资金筹集、企业扩大再生产等。投资企业的外部与内部环境不断变化，国际投资风险也不断变化，所以投资方应密切注意各种风险影响因素的变化情况，定期进行投资风险分析。
（二）政府应采取的措施
1.完善我国境外投资保险制度。现阶段我国应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境外投资保险制度，它是有效保护我国境外投资的前提条件。我国境外投资保险制度的适用应以我国与东道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为前提。目前我国已同2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证协定，并且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因此我国应加快与外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缔结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依靠国内立法与国际双边和多边协定的紧密配合来为我国境外投资提供担保。
2.建立投资工业园。企业走出去，尤其是中小企业，很难独自成功地避免政策风险。如果有国内好的中介服务机构或组织，可以在境外建立投资工业园，集投资咨询、法律顾问等一同到境外投资，如果出现政策风险，政府之间可以双边签订贸易、投资协议，以避免可能的政策风险，甚至可以避免汇率风险，国家计委、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和外汇局可以协调，乃至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做这方面工作。
3.建立境外投资咨询机构以及政府与企业新的协调配合关系。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复杂多样的，可能遭遇的风险类型和程度在不同的投资目的国也是不同的。有些国家的政治风险大，有些是经济、金融风险大，有些是汇率、债务风险大。企业要想及时分辨境外投资有无政策风险，就需要大量资料和研究来做判断。政府建立一个风险评估和咨询机构，将对企业境外投资给予帮助和扶持。同时，政府可以设立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的专门机构为企业提供信息、法律、财务、知识产权和认证等方面的服务。
完善企业境外投资的思路及对策
（一）重点选取优势行业进行境外投资
为满足经济发展要求，境外投资行业重点是选择具有产业和技术比较优势的行业，如家用电器、纺织服装和机电行业等。在扶持大企业过程中要积极培育国际知名品牌，提高产品竞争力。同时增大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产品品质，加大品牌经营力度。
（二）鼓励境外企业再投资
由于中国资本市场成熟，资金尤其是用于境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格外稀缺，这样海外企业若想扩大规模，行之有效的途径是利用已有的资本积累扩大海外的再投资。
（三）政府提供相应的扶持政策
税收优惠。政府对公司的国外投资征税时，允许在应征税收中先减去在国外已交的税金，避免两重课税，并且在公司的国外投资收回前不予征税。外交支持。政府应当通过外交手段与多国签定投资协定，在法律上为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创造一个较为安全的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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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盛立军.风险投资：操作、机制与策略.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
4.钟丙祥.国外风险投资比较及借鉴.上市公司，2000
境外投资方式篇10
主张政策松绑的，是全国政协委员、中文搜索引擎企业百度公司创始人李彦宏。他认为，政府应该鼓励中国高新技术民营企业借助Vie模式发展，在支付牌照和并购审查上，取消对Vie模式的政策限制。此提案赢得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新浪董事长曹国伟、易凯资本Ceo王冉、天使投资人蔡文胜、互联网观察家信海光等业内人士的支持。
而主张加强监管的，则为全国政协委员、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东。在他看来，Vie模式下，电子商务发展十分扭曲，应该尽早出台加强对Vie模式进行监管的规定。
之所以互联网企业对Vie模式的提案如此敏感，是因为中国互联网公司大多接受境外融资而成为“外资公司”，但相关法规明确规定，iCp（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是内资公司才能拥有的，所以这些公司往往成立由内地自然人控股的内资公司持有经营牌照，用另外的合约来规定持有牌照的内资公司与外资公司的关系。
“谁都知道Vie模式绕了十万八千里路，李彦宏往左边绕，张近东说往右边绕。他们目标都是善意的，只是方法不一样。”全国人大代表、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表示。
协议控制使原本资金来源枯竭的中国互联网产业找到了海外融资的源头活水。不过，法律法规监管层面仍不明朗，正如雷军所言，“这条路上还有风险。”
针锋相对
Vie模式是中国自有外商投资互联网业以来就有的“曲线投资”方式，这也是从政府到行业再到企业都心照不宣的事情。
Vie模式，是指通过协议控制所达成的公司结构。所谓“协议控制”，即境外离岸公司不直接收购境内经营实体，而是在境内投资设立一家外商独资企业，为国内经营实体企业提供垄断性咨询、管理等服务。国内经营实体企业将其所有净利润，以“服务费”的方式支付给外商独资企业。同时，该外商独资企业还通过合同取得对境内企业全部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抵押权和投票表决权、经营控制权。
李彦宏就上述Vie模式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关于鼓励民营企业海外上市（Vie）取消投资并购、资质发放等方面政策限制的建议》的提案，“由于（中国民营企业特别是高科技民营企业）较难获得国内银行贷款、登陆国内资本市场，此类公司以Vie的方式在海外上市便成为获取融资的重要途径”。
历史上，中国互联网公司新浪于2000年4月首先采用合同绑定内资公司的方式得以海外上市，从而满足了国内监管和公司海外上市的双重要求。新浪所采用的此类复杂的组织架构体系即是Vie模式。与一般股权投资模式相比，该模式可使创始人及管理团队更易于掌控企业的利润分配、实际经营、控制权。
至今，已有250多家中国企业借助Vie模式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数千家企业以Vie结构的方式接受风险投资、私募股权融资。
在李彦宏看来，利用Vie模式在海外上市是一种更有效的外资利用方式，有助于推动国家自主创新、产业转型升级。不过，当前中国的监管层只是默认该模式的存在，并未出台相关规则，Vie模式处于“暧昧监管”的尴尬境地。
李彦宏认为，相关政府部门在涉及Vie模式的问题上多采取“一刀切”的不予批准或长期搁置的做法。“以国内投资并购领域为例，企业投资并购对象年营业额4亿元以上企业时，需按规定向商务部申请经营者集中审查，一旦涉及Vie模式均无法被正常受理。”
对此，李彦宏建议，在支付牌照发放、投资并购审查等方面，取消对Vie模式企业的限制，给予Vie模式企业完全的国民待遇。对于敏感领域，尝试对企业实际经营权和控制权均为中国自然人掌握的Vie企业开放，或采用“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原则，逐步梳理不同类型的Vie模式企业。
在3月7日的工商联组讨论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王超在回应李彦宏的呼吁时表示，国内企业开展外资投资，采用Vie模式涉及的一系列问题，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情况也比较复杂。但是商务部非常重视，并且开展了多方的调查研究。“商务部鼓励各种形式外商投资企业，也要保障国家安全。积极鼓励、促进吸引外资多元化，根据国家和企业自身的发展需求，支持企业到海外上市。”
尽管互联网搜索服务领域的李彦宏和做家电及电子商务的张近东在生意上并无正面竞争，但同涉Vie的两个提案却把双方都推上了风口浪尖。张近东提案中涉及Vie，是从电子商务角度进行建言。
Vie本质是外资并购行为，经营销售在境内、投资上市在境外，会导致资本的运作游离于国家监督管理之外，缺少有效的监督，“应当尽快完善外资对电商的准入监管，明确将协议控制定性为企业并购行为，将协议控制模式纳入监管部门的管理范畴进行规范。同时，拓宽境内融资渠道，在政策层面扶持国内优秀电商企业在a股上市，帮助电商企业在境内就可以解决融资需求。”张近东表示。
张近东还认为，境外资本以国内电商产业投资概念为跳板，不以产业盈利而以境外上市溢价套现为目的的Vie模式已经对我国电商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扭曲效应：Vie只关注销售增长，不关注经营盈利，以销售增幅和销售规模界定电商企业的投资价值和资本估值。
不过，他没想到，“Vie要加强监管”的提案会遭到类似“抄对手后路”、“掐互联网的脖子”的争议。
暧昧监管
两则提案引起业界对Vie模式的再次强烈关注。多位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的互联网企业及风险投资行业的人士表示，将Vie模式纳入监管并不能彻底解决“资本运作游离于国家监督管理之外”的问题。甚至有人认为，如果完全禁止Vie模式将直接导致外资大量撤离，伤害国内高新技术企业。
易凯资本Ceo王冉表示，现有Vie模式是中国企业从自身及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对政府部门在市场准入、外汇管理、ipo审批等领域过度监管的一种市场化修正。
多数业内人士较为认同上述观点，即中国监管层在对Vie模式进行监管的同时，应加大配套的企业融资，如放宽外商投资的准入等。例如，在修订后的《外商投资广告企业管理规定》中，允许外资拥有中外合营广告企业多数股权，但股权比例最高不超过70%。放宽外商投资后，采用Vie模式的广告企业相应减少。
另外，就Vie模式加强还是放松监管的问题，雷军向记者表示，Vie协议是现有体制下“一大群聪明人想出来的一个妥协方案”，是变通模式，本身也有国家相关政策监管。
为规范中国企业以海外融资为目的的红筹模式，中国监管层陆续出台政策并调整相关的审批管理规则。
2005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又称“75号文”），允许以Vie的方式实现境内企业资产注入到境外特殊目的公司，更多的还是侧重于通过行使股权的方式来实现控制的目的。
时至2006年，商务部等六部委联合签发《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即“10号令”），其中第十一条规定了“境内公司、企业或自然人以其在境外合法设立或控制的公司名义并购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境内的公司，应报商务部审批。当事人不得以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或其他方式规避前述要求。”这促使一些非互联网业的普通企业为了实现境外上市，也开始采用“协议控制”模式，业内普遍认为这使民企境外上市审批难度大增。
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Vie模式遭遇拐点。彼时，中国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将旗下支付宝资产转移至自己名下的公司，理由是此前支付宝所采用的Vie模式不安全，不利于取得第三方支付牌照，此举被业界认为“捅破了协议控制的天”。
“支付宝股权转移风波”成为中概股海外市场遇冷的重要因素之一。数据显示，2012年共有71家中国企业在海外资本市场上市，累计融资645.9亿元，上市数量及融资金额同比分别减少32.4%及49.2%。
上述风波之后，商务部公布了《商务部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其第九条首次提出“从交易的实质内容和实际影响”来判断并购交易是否属于并购安全审查的范围；明确规定了外国投资者不得以任何方式实质规避并购安全审查。这意味着，互联网领域企业通过Vie模式规避国内法律的行为正式纳入中国法律监管。
金沙江创投合伙人朱啸虎对记者表示，Vie短期内应该不会有大的政策改变，依然看好国内的美元投融资环境。
启明创投合伙人童士豪对此也投赞同票，他认为，随着宏观经济的转向，Vie模式相关政策将趋向明朗化，也将消除投资者对中国政策和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中国公司赴美上市的前景向好。
“从本质上说，Vie模式是境内企业海外上市过程中与政策监管相博弈的产物”，供职于国家外汇管理局江苏省分局的胡俊伟表示，“相信监管部门会站在真正的国际利益的高度，不会让已经生根了10年、涉及数万亿美元资产的Vie模式说打破就打破。”王冉表示。
潜在风险
Vie模式虽然为企业绕开外商投资的法律限制提供了便利，但是契约设计的局限性、法律认可的不确定性、实体经济人的道德风险等多方面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构成了协议控制的一个又一个潜伏的风险点。
目前Vie模式所面临的风险中，法律风险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律师事务所在上市法律意见书上很明确地表示协议控制结构安排完全符合中国法律规定，上市招股说明书中也会披露该协议控制结构可能会被认定为违反中国法律的风险。
协议控制一旦被确认无效、违反或终止，境内目标公司向上市公司输送利益的纽带被切断，境外上市公司与目标公司将成为各自独立的法人，境外投资者买到的只是上市公司的一个空壳，其股价将出现暴跌，损害其投资者的利益。
具体而言，很多ipo项目都是中资和外资基金合投的，而基金的背后是Lp（有限合伙人，即出资人），一旦中国概念股面临灭顶之灾，Lp的资金也将“打水漂”。
同时，境外上市融资走不通的ipo项目只能尝试转回国内a股，而中国的资本市场当前无法消化如此多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