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基础知识篇1
关键词:社区教育;社会管理;协同治理
一、从协同治理的视角看社会管理创新
“治理”一词最初的含义是指控制、操纵和引导，基本上与“统治”同义，随着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该词的内涵也不断丰富起来，如民主、参与、自治、协商等涵义的纳入，逐渐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治理理念。俞可平教授认为，“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1］此处的“治理”落脚点在于增进公共利益。
(一)协同治理理论的基本涵义
“现在的社会管理已经不是国家的‘独角戏’，而是四方共治的‘群英会’。”［2］协同治理理论就是为了改善治理的效果，用自然科学领域中协同论的知识基础和方法论来重新检视社会科学领域的治理理论，其核心内容在于强调治理权威的多元化，政府在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政府不是治理的唯一主体，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企业、个人等其他社会主体是社会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主动性并体现其权威性，众多社会主体有机配合，实现有效治理。协同治理过程中，政府不再仅仅依靠强制力，而是注重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通过协商对话、相互合作等方式增强与其他主体的互动，并在一个持续的过程中不断沟通，引导其他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积极作为，协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1．治理权威的多元化。源于民主和法治思想的有限政府理论表明，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公民个人可转让的那部分自然权利，其存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协同治理理论将自然科学的理性因素引入社会治理范畴，主张政府、民间组织、企业、个人等都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符合我国宪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的“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3］2．治理主体间的协同性。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协同治理就是从治理的内在本质出发，强调主体间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目的而形成的良性互动。“协同治理就是强调政府不再仅仅依靠强制力，而更多的是通过政府与民间组织、企业等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商对话、相互合作等方式建立伙伴关系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协同治理要求治理主体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时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分担相应的责任，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减少矛盾冲突，从而达到提高治理效果的目的，这也是协调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3．善治规则的形成。无规矩不成方圆，秩序的存在是人类社会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协调各方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实现良序社会，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5］协同治理强调多元化主体在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目的是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建立伙伴关系，同样是以秩序价值为基础的。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创新社会管理，应当在承认社会分工和社会差别的基础上，对社会利益进行有效协调，形成各类利益主体统一遵循的基本规则，从而确保社会的有序发展。张文显教授在《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文中指出，中国语境下的善治包含以人为本、依法治理和公共治理三个方面的内容。［6］因此，协同治理理论下的善治规则也应当由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组成。以人为本即要求社会管理创新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通过发挥各类社会主体在社会管理上的自主作用，优化社会管理的效果。依法治理即要求社会管理创新以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为目标，通过强化各类社会主体基于共同利益而产生的协同性，增强其自律性或者说是守法的自觉性，提升法治效果，共同建设良好的社会秩序。“公共治理，就是让公众以主体身份参与到国家治理当中，既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又对自身事务实行高度自治。”［6］以最优的方式凝聚共识、化解分歧和冲突，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理念和思想。
(二)协同治理视野下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在需求
1．坚持法治化的发展方向。依法治国背景下的社会管理创新必然要坚持法治化的发展方向。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华东政法大学刘松山教授认为“社会管理创新必须是在依法治国大方略之下的创新。”［7］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坚持法治化发展方向，就要发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促使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既确保主体行为的合法性，又保障主体权利的充分行使，从而有效缓解社会管理过程中的冲突，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2．鼓励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传统的社会管理主要是依靠政府的政治权威自上而下地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单向管理，其他各类社会主体作为被管理者，主动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难以被充分激发。协同治理理论倡导管理对象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强调通过政府与其他各类社会自治主体间的对话与协商，使整个社会系统内部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增进管理的效用。“社会治理必须要将顶层设计和底层设计结合起来，在底层社会力量的自发努力和国家权威性资源的合法运用之间形成制度变迁的合力。”［8］因此，在社会管理创新上，为了实现管理过程的上下互动，客观上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3．培植各类社会自治主体。治理的目的在于以公众需求为基础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在现代社会，从本质上讲，无论是政府、个人还是社会团体等其他社会主体，都有共同利益和目的，因此他们参与社会活动都应当围绕增进公共利益这个共同的目标而进行。只有了解公众的需求才能更好地增进社会管理的效用，增进公共利益。管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是准确地了解公众需求的重要途径，而培养各类社会自治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则是实现公众参与的基础。而且，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发展也要以各类社会自治主体自身得到充分发展为基础。因此，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培植各类社会主体。4．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社会治理体制能否得到创新，其创新的成果能否得到认可，其重要的一点是要具有各种必要的制度滋生的土壤，这个土壤就是公民对它的认同感。”［9］社会公众对社会管理的理念、制度、运作方式等的认同是取得社会管理实效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法治背景下创新社会管理，就要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增强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对社会制度的认同。
二、社区教育在实现社会管理创新上的独特价值
开展社区教育，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纲要(2010－2020年)》的重要举措，是教育服务和谐社会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与以传授知识和技能为目的的各种类型的学历教育和非学历继续教育相比，社区教育形式多样，面向的对象广泛，在内容的选择上也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终身学习需求、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区和谐、维护基层稳定等方面，也担任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彰显着独特的价值。
(一)化解社会矛盾
社区本是一定区域的居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一方面，它扎根于社会基层，能及时发现并密切关注基层冲突的产生根源、基层民众的利益诉求，并及时为政府决策提供扎实的依据。另一方面，作为服务居民的场所，可以采取开展各种文娱活动、宣传教育活动、志愿者服务活动等措施消减负面情绪，缓和矛盾冲突，释放社会张力。社区教育以专题讲座、送教进社区、知识竞赛等活动为载体，将法治思想、传统文化、文明知识、生活常识等向基层居民普及，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源头化解社会矛盾。
(二)形成价值共识，增进基层民主
“行政民主强调行政过程中的平等相处和选择自由，呼唤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良性互动，要求为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管理、自主管理提供更多选择机会。”［10］社区应当是居民生活的共同体，但是，目前城市社区居民的居住现状表明，以行政区域划分出来的社区、小区实际上只是生活在同一区域的陌生人群体。在这种状况下，居民们缺乏一种归宿感，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很低，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很少，对社区事务、政府决策等大多持事不关己的态度，在这种状况下，很难达成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共识，基层民主也没有牢固基础。而社区教育的出现却能巧妙地解决这个问题。“通过社区教育丰富多彩的教育学习活动，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共同活动的平台，在活动的互动中，原本处于零散状态的社区居民开始转变为社区学习团队中的成员，随着持续的社区教育活动的开展，团队成员间的心理距离逐渐拉近，社区共同体由此形成。”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得到提升，无形之中提高了居民的组织化程度，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也相应地被激发。
(三)促进社会公平
教育是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的基本途径，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与人们在适应社会发展过程中对教育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是导致教育机会不均等、受教育权得不到充分保障的根本原因。社区教育作为实现终身教育的重要途径，面向社区全员、指向社区成员的终身发展的全程、满足居民全方位的教育需求，是缓解传统的教育资源短缺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教育公平、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重要方式，其着眼点在于使教育更好地为建设和发展社区服务，也可以说，社区教育通过满足居民的多样化教育需求的方式追求教育公平的实现，从而实现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
三、社区教育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途径
基于社区教育的独特价值，通过社区教育这个平台，发挥各类社会主体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积极作用，从而促进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的对话、合作，不失为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可行途径。
(一)坚持终身教育理念，合理规划社区教育计划
终身教育理念下成长起来的社区教育，在本质上应当积极地关注教育均衡，最大限度地运用公共资源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促进教育公平。“非正规的社会教育，要走上现代化的发展之路，适应现代社会对教育的需要，必须走专业化道路。”［11］因此，一方面，社区教育要根据终身教育、教育社会学等理论，以居民学习和社区发展为目标加强社区教育的专属性和专业化建设;另一方面，社区教育要在实施全民教育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底层群众、社区老年人、外来务工等群体，着眼于就近、方便、参与的原则，立足于满足这些群体急需的、非正规教育培训与学习需求，制定社区教育教学计划，为实现教育公平提供必要的学习平台。尤其要结合不同区域的实际需求，从关注就业、提高居民素质等方面着手，安排有针对性的教育课程，促进社区的稳定和发展。
(二)树立全民教育的视野，构建社区教育资源体系
丰富、实用的资源体系是开展社区教育的必备条件。社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活动，不仅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和互相交往提供了一种教育和沟通的平台，还能通过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管理目标等正能量的课程内容，对学习者产生积极的引领作用。在全民教育视野下建设社区教育资源，不仅要考虑不同区域社区教育资源的现状和需求实际，实行差别对待、特殊策划、特色发展，还要将民主、平等、和谐、法治等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理念融入进去，发挥社区教育的教化功能，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社会管理目标的实现。一方面，要加强既有资源的整合开发与共享。根据居民学习的需求建设多样化的课程资源，搭建完善的社区教育学习平台，同时采取妥善的措施，稳步推进优质科学、文化、教育资源向公众开放，充分利用各类学校、医院、图书馆、公园、博物馆等优质资源，为市民提供更多有效的学习机会。另一方面，针对不同时期、不同社区居民学习需求的特点推进特质教育资源的开发。如为提升市民素质，衡阳市社区大学组建讲师团队，开发特色课程资源，向全市居民推出“相约文明”系列讲座课程。
(三)维护利益均衡，建构参与式的社区教育
协同治理理念下的社会管理必然要求居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社会人”，从而建构参与式的社区教育。1．立足市民生活区域，挖掘社区教育的潜在价值，搭建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沟通桥梁。一是开设民情专题讲座，针对社区居民关注度比较高的民生问题，邀请理论知识与实务经验兼备的基层干部担任主讲，为居民宣讲相关的知识和政策，并当场快速地反馈问题，提供解决办法，有效化解矛盾，同时实地听取意见，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二是从社区居民中选拔威信较高的居民到社区学校定期进行主题培训，然后由这些居民到其所在社区去宣讲相关的政策及知识。三是将时事政治、法律知识、传统文化、文明礼仪等知识纳入社区教育的教学内容。2．立足社区教育网络平台，充分利用文体活动、主题讲座、志愿者行动等方式，构筑社区人际关系新平台，促进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参与。通过社区教育平台，社区居民之间的熟识度增加，对社区公共事务也更加关心。同时，在社区教育各种学习活动的设计上，注重适当融入公德教育、普法教育、市民教育等内容，培植以平等为主要特征的公民社会文化，能有效地激发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从而为实现法治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打下牢固基础。3．积极推进社区教育与各类群众性创建活动的融合。以重大创建活动为契机，如在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中承担市民素质提升项目，通过社区教育平台的优秀课程，充分展示出社区教育在提升市民素质和参与意识方面的独特功能，促进社会对社区教育的支持和参与的同时，彰显社区教育服务于社会管理的独特价值。
四、结语
社区治理基础知识篇2
【摘要】当前，传染病预防和控制工作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各级卫生主管部门、卫生防疫机构、医疗单位以及基层社区通力协作，在防控传染病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基层社区成为了全社会防控传染病的重要前沿阵地。为了提高基层社会在传染病防治方面的成效，应当从强化社区传染病防治教育、有效控制传染源、强化信息反馈、改善社区生活环境以及科学管理流动人口等方面入手，充分发挥基层社区在防控传染病方面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基层社区；传染病防治；分析研究
近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传染病流行的态势，防控工作不容乐观。对于我国而言，非典、禽流感等传染病曾经留下了惨痛的教训，至今仍记忆深刻，存在新旧传染病大面积爆发的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传染病防治工作一定要强化社区这一关口的相关措施，前置工作环节，夯实工作流程，掌控处置信息，全面有效消除传染病威胁。本文主要针对社区传染病控制工作进行简要分析。
一、强化传染病知识宣传，提高社区群众思想认识
在当前全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新发传染病缺乏疫苗，无法进行有效的针对性治疗，疫情一旦爆发就会呈现出大面积铺开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群众开展相关的传染病知识宣传，是对传染源进行有效控制以及关闭传播通道、灭杀疫情的重要前置性措施。传染病知识教育活动不仅要对医护人员开展，提高他们的防护知识和处置能力，更要注重通过社区层面对普通群众开展宣传，帮助群众全面了解传染病的成因、传播途径、治疗和预防措施等，进一步提高群众对各种传染病预防和控制的能力水平。同时还要强化对高位人群的针对性教育普及工作，和增强群众面对疫情的心理承受能力。从实际效果上分析，社区作为最基层的组织，卫生服务机构能够在群众中有效普及传染病防治知识，通过画廊、宣传栏、宣传手册以及设点接受咨询等方式，将传染病防治知识以最为形象生动的方式传授给群众，有助于群众提高传染病预防配合工作，为传染病全社会防控奠定坚实基础。
二、强化传染源排查控制，消除疾病暴发潜在威胁
在传染病控制工作中，传染源的排查工作具有基础性作用，基层社区卫生单位承担了第一线搜集相关资料的职责，要在第一时间发现相关的疑似病例，并严格按照规定程序进行治疗和上报，对患者相关情况摸排清楚，锁定可能存在的传染源。对传染病患者的诊治工作要坚持及早发现、及早诊断、及早上报、及早隔离以及及早治疗，对传染源进行有效的控制，确保不出现在新的场所、对象之中蔓延。对新诊断的疑似病例，应当按照规定在指定医疗场所进行诊治或者强制隔离治疗。要强化社区传染病防治工作硬软件建设，可以建立专门的绿色通道保证信息的及时上报，要在第一时间发现并上报传染病病例，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传染源的及时控制，杜绝出现二代传染病例。社区全科医生的培养也是这一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多起重大疫情防治工作中，对传染源的排查与锁定工作，为整个疫情的有效控制与消除，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社区在这一项工作中，要冲锋在前，利用群众基础好、工作扁平化的优势，协助相关卫生防疫部门及时查清并控制传染源，为整个防治工作奠定基础。
三、强化传染病信息反馈，提升群众共同参与水平
在传染病防治工作中，信息的及时反馈是实现区域共同防治、提升防治成效的重要举措，也是缓解群众恐慌情绪的有效措施。防治工作中，对于区域范围内的传染病疫情要及时上报和反馈，尤其是对疫情蔓延情况、病原体检测和预防措施等，进一步提升对传染病整体防治水平，通力协作打赢这场无烟的战争。只有实现了传染病防治工作信息的共享，才能够在区域范围内进一步整合各种资源，提高协同作战能力，有效防治传染病疫情。同时，及时将相关的疫情防治信息公开，也是稳定公众情绪以及消除社会各种流言、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也能够提高群众参与、配合传染病防治工作的成效。社区在这一方面不仅要及时上报各种疫情信息，还要将上级的精神、真实的情况反馈给群众，提高整体防治水平。
四、强化环境性改善工作，铲除疾病传播载体媒介
环境的改变也是导致传染病频发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急性传染病类型疫情，所以，强化环境整治工作有利于从源头上消除传染病暴发的隐患。社区属于最为基层的组织，承担着群众环境整治的重要责任，要多方面改善环境，要对卫生死角进行彻底的清除，将各种垃圾杂物、建筑废料、死水积水清理和处置彻底，进一步消除蚊蝇、老鼠等，减少肠道传染病以及虫媒体传染病的滋生土壤。社区在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中，要逐一明确辖区责任人，采取网格化处理方式，并建立起环境整治的长效机制。另外，社区卫生机构还应当强化对群众的健康知识普及工作，培养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主动预防传染病的发生。
五、强化流动性人口管理，完善疾病监测管理信息
社区治理基础知识篇3
社区是城市管理的最基层单位，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没有社区的稳定，也就没社会的稳定。城市社区要正常稳定地发展，首要的标准是安全，治安搞不好，群众就没有安全感，因而其他任何建设都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必须以治安为突破口，加上提高市民文化素质，搞好公益福利，才能将城市社区搞好。
首先，加强城市社区治安管理。第一，在社区中建立户籍民警执勤室，使民警紧贴群众，不但有利于树立良好的人民警察形象，而且有利于密切警民关系，群众有困难可以及时找警察，从而保障社区内外良好的治安秩序。第二，建立社区保安巡逻队（可由下岗失业人员组成）加强社区内部巡逻。确保社区内的打击和防范违法犯罪活动在力度、时间和空间上有绝对的优势。总之，公安民警和保安在城市社区内不断流动和频繁出现，不但会方便社区居民，而且还给犯罪分子极大的威慑力，减少犯罪得手的机会，从而有效地减少犯罪，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其次，搞好人防和物防结合。第一，加强人防，强化动态防范。加强治安组织网络化建设，在社区关键部位配备人防力量进行控制，在社区设立户籍民警执勤室，组建保安巡逻队。另外还可以建立多种形式的群众联防组织，选出楼栋值班人员等，这样的人防力量覆盖了整个社区，犯罪分子自然难以下手。第二，落实物防，加强防范硬件建设。我们可以要求社区居民大家出钱筹集资金安装防盗门、防盗窗，另外有辖区单位资助建立治安管理办和民警保安执勤室，安装单元电控门闸和围墙护栏等。实施封闭管理，形成立体的防范格局，预防犯罪。
社区治理基础知识篇4
论文关键词：公民教育；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公民教育社区服务活动课程
教育改革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实效性是检验改革成败的关键，教育改革不能昙花一现，而应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条规律同样适用于公民教育。公民教育实践的实效性和持久性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利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有利时机，将公民教育纳人学校教育长期计划和中小学的日常教育课程，脚踏实地践行公民教育，是实施我国特色公民教育的必经之路，也是取得实效性的关键。公民教育社区服务活动课程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背景下的公民教育课程，它充分利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的社区服务课程的特点，贯穿学校教育的全过程，是一种长期有效的公民教育课程模式。
一、课程产生的背景和基础
“广义的公民教育是指在现代社会中培育人们有效的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总和。狭义公民教育是指为培养参与国家或社会公共生活有效成员所需知识的公民学科。它是指一门课程，通常开设在实施基础教育的学校中。”
由此可以看出，学校公民教育课程的构建对公民教育尤其重要。下面我们将探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背景下实施公民教育社区服务活动课程的背景和基础。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为学校公民教育提供了条件。公民教育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伴生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民主与法治的发展为公民教育提供了广阔的政治空间。从经济和社会方面来说，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开始改革国家取代社会的全能政府治理模式。政府在原则上放弃了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全过程进行严格控制的权力，而仅仅运用法律来规范市场，运用必要的计划手段和宏观政策对市场进行调控，允许市场主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进行活动。这样，一个相对自主的、不受公共权力控制干预的社会空间产生了。”公民社会的产生为公民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学校公民教育发展提供了践行的主体。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学校公民教育提供了有利时机。全国范围实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我国教育改革的核心，改变了过去只强调知识掌握的学校教育，重视与学生生活经验密切联系的教学内容，将学校与社会联系起来，扩大了学生的视野，重视学生自主人格的培养，是培养合格公民的教育变革。具体来说，新课程培养目标提出了培养合格公民的时代要求，要求“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
社区服务活动中的公民教育因素分析。首先，从活动的环境求说．弛区是社会的缩影，为公民教育提供了实施的情境。“征影响个体品德发展的诸因素中，社区披认为培影响个品豫发展最复杂、最难以控制的社会环境。”“儿童生活在何种社区，就意味着将接受何种性质、何种类型的环境影响。”其次，从活动的性质方面来看。社区服务实践活动具有主体参与性、实践性、生成性、互动性、综合性等特征，随着学生的参加活动．这些活动持性也会对学生产生潜在的影响。再次，从活动内容来看，社区服务活动涉及人、自然和社会等领域，而这些领域涵盖公民教育的全部内容领域。最后．从活动的主体来说，学生是活动的主体，活动中具有和成年公民相类似的民主活动形式。
“民主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的方式．人们参与一种共同利益的事，每个人必须使自己的行动参照别人的行动，必须考虑别人的行动，使自己的行动有意义和方向，这样的人在空间上大量地扩大范围，就等于打破阶级、种族和国家之间的屏障。”
国外相关成功经验——美国服务学习。美国1993年的服务行动(serviceaction)这样定义“服务学习”：“服务学习”指的是一种方法，通过学校和社区的合作，将提供给社区的服务与课程联系起来，学生参与到有组织的服务行动中以满足社会需求并培养社会责任感，同时在其中获得知识技能，提高与同伴和其他社会成员合作分析、评价及解决问题能力。”服务学习在公民教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服务学习有助于增强公民意识、提高公民技能；服务学习为学生成为民主社会主动积极的参与者提供了机会，参加了服务学习的学生，多年以后更多地参加社会服务机构，更多地参与投票等政治活动，认为他们有能力对外界产生影响；服务学习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总的来说．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转型和教育领域的课程改革为课程的建立提供了背景；社区服务活动的本身具有有利于公民教育的相关因素，是课程存在的理论前提；国外的相关学习方法为课程建设提供了实践经验。
二、课程性质与特点
公民教育社区服务活动课程是指学生作为公民，在教师的指导下。走出教室，进入实际的社区情境，开展力所能及的社区服务活动，满足社区的实际需要，养成服务精．州时在服务中运用所学知识技能，并在活动中获得新知识、新技能．实现自身的生长，并通过活动理解民主的意义，增长公民知识，形成公民技能和养成公民品质，成为负责任的新公民。
公民教育社区服务活动具有以下特点：1．注重课程整合。首先，公民教育社区服务活动课程整合了“服务学生：学习”和“服务社”。在活动中，学生可以利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服务社区，同时在活动中学到了新的知识和技能。此外，服务活动能满足社区的真实需要。其次，公民教育社区服务活动是一门整合了自然、社会、他人以及自我关系的综合性实践课程。公民教育的原义是自然、社会和人的关系的和谐教育。社区服务实践活动的内容既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涉及人与他人、社会的关系。2．强调学校与社区的关系。社区是学校师生在其中生活、学习、活动、交往的区域，社区是社会的缩影。服务社区目的是使学生关注社区中的问题．并学会综合地运用所学知识加以解决，使学生在服务社区的过程中学会合作、交往，懂得理解、尊重，形成群体意识和归属感，增强公民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学会民主参与技能，养成公民品质。3．强化服务活动在公民资格生成中的作用。形成服务伦理是民主社会的主要特征，服务精神的养成是公民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4．重视学生民主生活体验。公民教育社区服务活动强调活动过程中学生的亲历亲为，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到各项活动中去，体验和感受生活，发展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锻炼合作能力，获得民主生活体验。
三、课程内容：公民意识教育
公民意识是公民对其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的自我认知，体现为公民对其权利和义务的心理认同与理性自觉。党的十七大在关于“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论述中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这表明，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已成为当代中国扩大人民民主、弘扬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教育主体的学校教育应主动承担公民意识教育的责任，探索公民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的新型课程形态——社区服务实践活动课程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他人、人与自我的关系等内容领域，涵盖了公民意识教育的全部领域，利用社区服务实践活动的内容领域，我们可以更好地实施公民意识教育。
公民教育社区服务活动课程中的公民意识教育包括以下内容：1．主体意识。综合实践活动的课程性质要求课程的组织和实施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将学生的需要、动机和兴趣置于核心地位，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活动中发展主体性。2．权利义务意识。课程在实施时重视学生权利意识的培养，改变了学生在以往教学中的从属地位。此外，学生通过参加社区公共事务管理，了解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增强了义务意识。3．民主参与意识。课程中的师生关系不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整个活动过程就是学生体验民主生活和积极参与社区服务活动的学习过程。4．道德意识教育。学生通过参加公民教育社区服务实践活动，了解社区的概况和社区公民应遵守的日常道德规范，学会关心他人，帮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良好的道德风气，养成良好公民品质和价值观。5规则意识。公民教育产生的土壤是当代民主社会，而民主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民主与法治。法治社会的建立需要培养具有法律意识的公民。公民教育社区服务活动让学生自主参与实践活动，学会与同学、他人的相处，了解小组活动或集体活动的规则，并按照组织规则开展活动。此外，通过与社区相关机构(法院、公安等)的接触，了解社会公共机构的办事规则，接受相关法律法规教育。6．生态意识。社区服务实践活动将学校教育的视域扩大到自然和社会，扩充了学校教育的内容，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生态保护作为重点通过社区服务中的环境保护相关活动，可以培养学生的生态意识。
四、课程目标：三个“服务”
“服务”学生学习。本课程是一种有组织的服务经验集合，由学校开发，学校和社区一起协调活动，能够服务学生学习和符合社区真正的需求。此外，社区服务实践活动将学校课程融人服务活动之中，让学生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应用所学知识和技能，或给学生提供固定的时间，让学生针对活动中的所见所闻，进行思考、讨论和写作。另外，在活动中，学生获得新的知识技能和丰富的生命体验，发展关心他人的情感。
“服务”社区和社会。社区服务实践活动是“服务”和“学习”的结合，除了服务学生的学习，它还能满足社区的真实需要。它有利于学生增强服务意识，形成积极健康的情感体验和充实进取的生活态度，有助于学生珍视生命，热爱生活，保持蓬勃朝气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体验服务他人与社会的充实与愉悦。这对于深化学生的生存体验，舒展学生的个性，全面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具有独特价值。
“服务”公民教育。“个人生活于社区之中，‘社区精神’也必然内在于人心之中。因此，为社区做点什么，使社区更美好，是学生个性发展的内在要求。成为一个好公民与成为一个好学生，二者不可分割。具有服务精神和公民素养，既是个性发展亦是民主社会的要求。设立‘社区服务和社会实践’乃至整个综合实践活动绝非权宜之计，而是现代民主教育的内在要求。”公民教育社区服务活动的公民教育功能可以分为显和隐。显首先是指活动的过程中公民知识技能的运用、内化以及适当的公民行为，直至活动后公民知识、技能的增长，公民品质、价值观的养成；其次，学生通过服务社区，在服务中形成服务伦理，根据杜威的相关理论，服务他人、自然和社会是民主社会的主要特征，离开了服务伦理，民主社会将不复存在。隐是指社区环境和社区中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关涉对于学生社会性和公民资格形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五、课程的组织与实施
课程的组织和实施包括以下具体内容：活动准备、活动方案设计、活动实施、活动评价等环节。
(一)活动准备
首先，研究学校的各项资源。在组织开展活动前，学校要了解自己拥有的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其次，分析社区的需求。学校附近的社区或学生所居住的社区是开展服务实践活动的场所。再次，让学生了解活动的理念与实施过程。因为学生在从事真正有价值的工作时，学习的效果更好。活动与真实世界越接近，学生为真实世界所作的准备越充分。同时，让学生了解服务的方法、服务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以及活动要求。最后，选定服务主题。根据学校所能提供的资源、社区的需求和学生的意愿和能力，由学生个人或集体来确定活动的主题，使学生选择的主题与学科内容结合，采取合科或单科的方式开展活动。
(二)活动方案设计
活动方案设计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确定服务活动目的和目标。制定服务活动计划首先必须确定整个项目所要达到的目的和目标。确定目的和目标最好由教师、学生和社区机构三者共同商定。2．确定服务活动项目与所学课程和课程标准的关系。在服务活动中，可以采用两种方法来体现课程标准：一种是先确定必须达到的标准，然后根据标准来设定计划；另一种是先设计项目，然后与课程标准对照，选择与项目相符合的标准。3．教师、社区人士与学生共同参与。制定计划要由社区人员、教师和班级中的学生共同参与，以便社区团体、机构以及学校方面做出安排。
(三)活动实施
行动和反思是服务活动中不可分割的、相辅相成的组成部分，其在服务活动中呈现循环往复的关系：反思——行动——反思。行动是指在实践中运用社区服务活动的相关理论研究结果反思应该在活动过程中定期进行，让学生在可以安排的时间里深层次地理解服务的经验。反思的核心问题是服务和促进学生个体发展的方式。
(四)活动评价
对公民教育服务实践活动的过程与结果进行评价和总结非常重要。服务活动的评价可以采取两种评价方式：一种是侧重过程的评价，也称形成性评价，主要目的是检验服务活动计划实施过程的优缺点以及学习参与者的表现。另一种是结果评价，也称总结性评价，主要是以服务活动的成果作为评价对象，来检验服务活动的实施结果是否符合原先的目标，并提出建议，作为制定后续计划的参考。
社区治理基础知识篇5
1.1临床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中医全科医学生临床教学实践体系主要是在强调本科生掌握基本中医医疗基础和技能的同时，善于与患者沟通，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疾病预防体系，真正做到中医所说的“治未病”。同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充分发挥学生的创新能力，在带教教师的引导下，分析总结病案，并利用教学基地的优势，相互学习，分享经验，提高学习效率。体系的构建可以分以下几个方面：①提高学生医德医风的修养；②加强在三级医院临床轮转的学习能力，提高对各专业的认识；③深入社区医院，在带教教师引导下学习常见病的诊治能力，培养与患者沟通的能力；④与带教教师一起建立社区患者基础服务医疗体系；⑤加强各教学基地间的学习交流；⑥建立相对完善的临床实践评估体系。
1.2临床实践构建存在的问题中医全科医学是一门新的学科，与其他学科一样，在发展初期会遇到诸多问题，譬如：①其临床实践不像其他专业学科一样拥有完善的临床教学大纲，需要在探索中学习、总结和完善；②在医患关系紧张的今天，患者可能不会配合临床教学；③经验缺乏的带教教师无法选择合适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习中医全科医学；④学生在现阶段教学模式干预下无法更好地实现对本身的定位，进而全身心投入到全科医学的学习中。以上这些问题的出现，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建立相对完善的分阶段或总体对中医全科医学临床实践的评价机制。只有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才能快速而充分地解决这些问题，以便中医全科医学适应医疗卫生体制，发挥中医特色，提高中医全科医学的教学水平。
2临床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应用
2.1医德医风修养的提高几千年来，中医所提倡的医德伦理都是以“以人为本、尊重生命”为根本，注重“德才兼备”，历代医家言传身行，故而经久不衰。中医学生对医德的学习有利于言行标准的确立，突出中医的人文特征和思想基础，有利于继承、发扬古代医家千百年来的高尚医德。明代医家龚廷贤《医家十要》第一要为：“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告诫医者必须有“仁心”［3］。只有具备了这一点，才能关心和同情患者，为患者着想，这也正是中医全科医生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临床实践中把医德医风修养放在第一位也源于此。没有了医德，再好的医疗技能、方法都无从谈起。因此，一方面要求中医全科医学本科生不断学习医学伦理和思想政治道德课程，学习古代医家勤奋钻研、不虚假伪善的精神，一方面也要鼓励他们在临床实践中积极将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思想道德课程内容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向带教老师学习，努力培养正确的医德医风。此外，以多种形式对医德医风进行考核，使每一名学生都不放松对医德医风的学习和培养，为其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医全科医学工作者打下基础。
2.2三级医院临床轮转对专科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技能培养中医全科医学本科生临床实践一个重要的实习环节是三级医院的临床轮转。与其他专业的中医学生相比，全科医学本科生没有专业科室的限制，在轮转学习中需要掌握和理解的东西更多。全科医学学生毕业后主要进入社区和卫生院工作，要面对不同的患者，遇到各种各样的病症，在转诊之前要有自己的认识和判断。这个能力在毕业前的临床实践中应该得到很好的训练。首先，需要在科室轮转效率上下工夫，在有限的时间内多转科，加大各种技能的学习，尽可能创造动手机会，增加交流，保证学习质量，提高对专业基础知识的理解能力；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和紧急救治的科室，轮转时间可适当延长。其次，带教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引导，不能一味的填鸭式灌输，要让学生先讨论案例，分析提出自己的意见，再到具体科室进行学习，回来总结，如此反复，强化记忆，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定期开展专题学术讲座和培训，提升学生对临床疾病的深入理解。另外，培养中医全科医学本科生终身学习的意识，中医全科医学需要学习和掌握的内容很多，仅靠短暂的临床实践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学生在日后工作中通过多种形式的学习，提高自己的临床能力。
2.3通过社区医院常见病的学习加强沟通能力传统中医一般在特定范围进行治疗，治疗人群相对固定，多采用深入家庭的诊病方式，这与现在的社区医院很像。中医全科医学本科生同样需要到基层社区医院进行学习。现在社区开展“望、闻、问、切”的诊病方法和针药并用的治疗手段最能发挥中医的特色。此外，慢性病治疗、“治未病”、养生保健等也是中医所擅长的。为此，应注重本科毕业生在实践中运用中医药方法与针灸、推拿、拔罐、刮痧、中药熏蒸等技术，增强中医药治疗意识。在社区医院，学生不单单应学会诊断、治疗，还应具有社区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能够结合中医特色，体现中医全科医生基层服务水平。中医全科医学临床实践进社区，可以进一步了解基层常见病、多发病的地域分布、发病特点、发病时间、治疗用药等相关知识，结合自己的全科专业知识，更快、更系统地掌握基层疾病诊疗特点。在带教教师引导下学习如何与患者进行沟通，结合中医特有的诊断手段进行辨证论治。
2.4与带教老师一起建立社区医疗服务体系现代社会由于工业进程快、人口密度大、工作压力激增、空气污染日趋严重等因素导致恶性肿瘤等慢性疾病及亚健康人群高发，使医院长期就诊的患者增加，医患矛盾时有发生。随着医改步伐的加快，社区医院和乡镇卫生所逐渐被患者接受。中医全科医生可以“因地制宜”，着眼区域性疾病特点，长期综合干预、治疗以及服务患者。中医全科医学本科生应学习带教老师建立社区医疗服务体系的经验，在与患者沟通及实施治疗的同时，建立患者档案，从生活条件、工作环境等多方面进行管理和干预，对疾病进行治疗。同时，结合中医特色，对患者的饮食起居、运动锻炼、心理状况等进行多方位管理，在中药治疗的同时从生活其他方面进行干预。学习如何帮助慢性病患者，特别是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精神病等患者，从生理到心理上恢复健康，帮助其提高生活质量。而这些单单依靠药物治疗是不够的，更多的是靠社区医务工作者认真细心的照顾来完成的。一个完善的社区医疗服务体系光靠带教教师也是不够的，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服务体系，需要一届一届的实习生共同努力去实现。为此，学生应加强对各种慢性病治疗手段的学习，同时在与患者接触时特别留心学习与患者的沟通和注意事项，以便在毕业后更快地适应中医全科医生的工作。
2.5教学基地学生的交流与学习中医全科医学本科生在临床实践中应加强相互学习和交流，形式可以多种多样。①积极开展临床病例讨论，将日常积累的病例特点与课本知识相结合，学生之间相互讨论，带教教师则对典型病例和讨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联系临床上常出现的问题进行提问，以加强学生对临床病例的认识。②在信息技术极度发达的今天，利用互联网途径来补充临床实践中的知识欠缺点已成为一种有效的方式。以学校网络为基础，建立中医全科医学论坛，上传与临床实践相关的短片和电教片，便于学生查询。学生通过论坛一方面可以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可以将自己的问题放到论坛中共同讨论，以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意识。③运用网络视频工具，使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参加不同教学基地的临床病案讨论，共享文档、演示和操作，扩大学生接触面，增加学习提高的机会，解决教学基地病案单一、数量不足等问题。④以年级为单位建立网络微信平台，学生可通过微信平台将自己的疑问上传，其他各学科老师和其他医学工作者共同学习、讨论、解答临床实践中遇到的疑问，提高针对性和时效性。
2.6探索建立并完善评价机制目前，中医全科医学本科生临床实践还没有一套系统的评价机制，不能对学生和带教教师的临床实践效果进行很好的评估，缺乏相应的激励和约束。因此，确立行之有效的管理、考核制度，建立完善的评价机制，是做好临床实践教学工作、提高临床实践效果必不可少的。首先，中医全科医学带教教师需要明确自身职责，强化对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管理。其次，倾听教师意见，量化带教教师的工作量和工作成效，建立薪酬奖励机制，完善带教教师考核制度，提高带教教师综合水平。第三，对实践学生进行分点、分阶段考核，考核成绩直接计入总成绩，保证制度的严肃性，敢于对毕业学生说不。分阶段考核可以在不同临床实践阶段进行，转科实习阶段以科室为节点进行专业和临床技能考核，合格的学生方可去社区基地实习。社区医院实习阶段，可以以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评分，包括与患者的沟通能力、常见病的处理能力、中医技术在社区中的服务能力，以及社区医疗体系的构建能力等等。特别应对病案讨论中主动提问的学生进行鼓励，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保证学习质量。最后，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听取临床实践学生的意见，不断完善实践制度，保证社区临床实践工作的顺利完成。
3结语
社区治理基础知识篇6
关键词：政治文化；村民自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D0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8-0070-04
政治文化是政治关系的心理和精神的反映，它是指人们有关政治的看法、意见、知识、情感等主观政治意识的总和。就政治文化而言，人们的政治角色意识特别重要，它是在政治过程中的参与者对自己作用的认知。农民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的政治观念及政治参与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西北欠发达地区的政治文化具有多层次、多结构、多因素的综合特征，这种政治文化对区域内农民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并构成西北欠发达地区治理的政治心理基础。
一、西北欠发达地区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政治文化基础的调查认识
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是政治生活的基本构成，两者相互促进，相互支持，共同推动着政治生活的发展。作为强制性的政治制度要想发挥好维护社会政治秩序的实效，必须在信念、观念层面得到人们的支持和认同，这种关于政治制度合理性的观念认同就属于政治文化。政治参与是分析和研究政治文化的重点，许多政治问题的认识归根结底就是看政治参与态势及其政治后果。政治社会要实现其职能和目的，就必须通过各种政治参与活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参与者主要分为三类，分别是村庄管理者、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村庄管理者通常将自己视为领导者或服务者；精英将自己视为协助者或挑战者；普通村民将自己视为参与者或被管理者。很明显，不同的政治角色意识会影响到乡村治理的具体过程。本文以最狭义的角度理解和分析西北欠发达地区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认知和态度。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体现的是对政治系统、系统组织部分和系统中自我角色的态度，并以认知取向、情感取向和评价取向来体现政治文化的内涵。所以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政治文化主要表现为“村民对村委会选举制度的认识”、“村民在村民自治中自我角色的态度”和“村民对基层干部的看法”等问题上普通村民对此的感情、态度和价值观。D乡位于甘肃省中部地区的部级贫困县G县，是一个典型的西北经济欠发达农业乡镇，全乡辖13个村委会，共6921户，35225人，人均1.76亩耕地，2012年人均收入为2450元，农民收入重点靠打工为主。笔者对D乡6个村委会380多户农户进行的相关村民自治的政治文化调查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
1.关于村民对村委会选举制度的认识。村委会是村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所以与村委会选举制度相关的村民、候选人和选举工作人员三方行动者中，村民是村委会选举的主体。一般来说，建立和健全民主选举，是体现村民自治精神的主要标志，也是完善现代乡村治理的关键。村民对村委会选举制度的支持与否，反映了其对村民自治制度的认可度。由于村民委员会既要承担上级政府下派的任务，又要管理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一些公共事务，所以村委会班子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村民自身的切身利益。调查表明，87%的被调查者认同选举制度并积极参加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但村民对选举程序的公正性持怀疑度的高达46%，这部分人认为自己所行使的村委会干部选举权利仅仅是被动地在候选人名单上打钩。据笔者调查所知，D乡前几届村委会选举中，乡政府经常打着必须选出“能干事的人”的名义不当地介入和左右村委会民主选举。比如在把初步候选人确定为正式候选人的过程中，通常用“酝酿协商”的办法确定正式候选人，即选民直接提的初步候选人名单要经过上级领导和村选举领导小组的筛选之后才能成为正式候选人。尽管选举法强调选举过程要“根据多数选民意见”进行，但实际过程中上级意图和村选举领导小组的意见往往起着更大的作用。2007年在上级政府的推动下，D乡将选举过程进行改革，不再使用这种“酝酿协商”办法，而是由村民代表参加的预选大会上通过投票决定正式候选人。从选举程序看似更趋合理公正，但由于以地缘、血缘、业缘为联系纽带的关系网络的影响，再加上乡村社会固有的“面子观”及宣传工作的敷衍，导致普通村民对选举程序的公正合法性认可度并不高。
2.关于村民对自我在村民自治影响力的认识。村民自治从制度安排上是农村基层人民群众的自治，在自治组织里，村民直接选举领导人、表达自己的意愿、参与重大问题的讨论、监督村委会及其干部的管理活动等。村民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直接行使当家做主管理村庄的民利。但笔者在D乡的调查表明，村民对自我在村务决策管理方面的影响力，相当一部分持消极态度。村民群众普遍地承认，现在村民群众不太关心村集体的事，特别是青年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基本上不闻不问。比如当村委会决定对村民利益造成侵害时，他们一般也仅在私下发发牢骚，而不采取具体申诉行为。例如，D乡某村一家私营饲料加工厂造成的环境污染已经影响到整个村庄村民的正常生活，质询他们为什么不向村委会或乡政府投诉时，村民们异口同声的答复是：“告了也没用”。再比如当村里的道路、水渠、水电等公共事务受损或遭到破坏时，村民也不求助于村委会或乡政府，这也进一步说明村民个人对村级公共事务的影响力没有信心，并没有真正发挥出村民自治的最本质特点。当村民自己的权利受到直接或间接侵害时，多数村民选择对基层公共权力系统的漠视。
3.关于村民对村委会职能和干部的认识。为规范村民群众开展自治活动，国家依法构建了村级组织体系，明确了一套运行机制，以此作为村民群众开展自治活动的依托和依据，从而形成了一个充分体现自治、民主和平等意向的村庄治理结构。村民和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结构中两大支柱，那么在现实中村民又是如何认识村委会的作用。调查表明，村民们在答复“你了解村委会作用”这一问题时，出现频率最多的答案是“不知道”和“收费”。多数村民反映，村委会很少召开村民大会，包括冬季村民较为集中和闲暇时期，村里公共事务经常出现没人管的现象。在答复“村委会干部工资来源”时，近乎90%的人都回答“由上级发”，包括村里那些见多识广者和具有较高文化水平者。《村组法》规定，村委会为非行政权力机构，所以村干部的工资来源应向农户提取。村民不了解实际情况，除了对《村组法》内容不了解外，调查也证明贫困村村委会财务状况不公开不透明现象较为普遍。虽然个别村为应付上级的检查，在村委会宣传栏罗列了一些支出款项，但村民既不了解也不关心整个村务收支运行状况。村委会的无为和暗箱操作，致使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距离更加疏远。对于村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经笔者调查发现，D乡年龄较长的农民，普遍对村干部怀有“敬畏”的传统政治观念；年轻农民由于常年在外打工，对村干部较为生疏；还有一些家庭困难农户，因多数村干部及亲属处于村中相对优越的经济地位，容易产生心理失衡现象，经常在背后散布谣言，认为他们的经济来源多是贪污公款所得。正是由于部分村干部的负面形象，严重影响了村民对村委会的信任和感情，导致相当部分村民与农村基层干部间情感较为疏远。
可见，我国西北欠发达地区，尽管村民认同村民自治制度，也通过实践熏陶初步具备了一定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权利意识，比如对村委会候选人选举合法性的质疑、对村委会没按制度安排所产生负面影响的不满情绪、对村干部廉洁公正的期望及自我在村民自治影响力中的失望评价等，但与村民自治制度所要求的政治文化基础还是存在较大的距离。
二、西北欠发达地区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政治文化滞后性的成因分析
政治本质上是公众的事业，政治文化不仅仅停留在政治意识层面和政治制度层面，最重要的是通过政治行为文化来体现。特定的政治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保持民主政体有效运行的一般动力来源，宪法制定人规划了政治的正式结构，试图增强可靠的行为，但若没有信任的态度，这些制度很少有任何意义。”[1]从调查得知，虽然村民具有较高的参选率，但与村民自治理想制度安排所要求的民主政治人格还是远远不够的。高参选率进而说明村民对村民自治还是抱有一定期望值的，只不过还没有从对公共权力的制度性服从中解脱出来。西北欠发达地区经过20多年的村民自治实践之后，政治文化对现行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发展仍存在着一些较为明显的制约作用。
1.西北欠发达地区厚重的传统政治文化遗存影响着村民的政治参与方式。政治文化作为内化了的政治行为规范，通过人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信仰对政治行为发生作用，它“规定着人们的政治倾向，影响着人们对政治的关心程度和争取或行使民利的行为力度，支配着人们对政治行为方式的选择，更以一种执着的政治目标深刻稳定长久地指导着人们的政治行为。”[2]在农民的政治人格形成过程中，传统政治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构成了农民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内容。相比之下，农民的现代政治文化观念则十分淡薄，根本就不具备现代西方所倡导的那种政治文化基础。由于各种原因，经济社会较为落后的西北欠发达地区农民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更深，农民普遍传承着崇圣思想和依附政治心理，等级意识和顺从心理，乡土观念、面子思想、盲目从众、随遇而安和重礼仪而轻法制等传统政治文化主要特点，这些文化沉淀影响和支配着农民的政治参与方式。这就不难理解西北欠发达地区村民为何既对村委会选举持有较高的参选率，但又对自己在村民自治中的影响力评价较低的缘由。这些传统政治文化遗存，严重影响着西北欠发达地区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
2.西北欠发达地区经济文化的落后制约着农民政治参与的基础条件。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是建立在其基本生活保障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一定程度的物质条件，人们就不可能对公共事务产生应有的关注。经济因素成为制约西北欠发达地区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高水平的发展相伴随，而且，社会和经济更发达的社会，也趋向于赋予政治参与更高的价值。”[3]西北欠发达地区多数农民刚刚达到温饱水平，他们把更多的精力与时间投入到自身经济条件的改善方面，因此暂时还无法获取足够的政治参与信息，也不可能对政治事务进行有效的讨论和影响。村民们关心最多的是与他们生活和生产息息相关的问题，政治对他们来说远不如温饱问题现实。此外，在现行压力型体制下，一系列政务下延到村，要求村级组织配合乡镇政府完成，但不给予相应的财政经费；一系列公共建设项目和农村达标工程落实到村，虽然相关部门下拨了一定的专项经费，但要求村集体给予相应配套。这些来自于政府的任务和工程要求村庄必须完成，致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经济落后地区村庄公共财政雪上加霜。相当部分村庄公共组织因无钱办事而无力开展自治活动，成为仅仅艰难地协助政府完成政务的“准政府”。乡镇政权将村委会视为自己的“一条腿”，通过其超越社会之上的力量控制村委会，从而将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村委会的行政化必然造成村干部的“官僚化”，导致一些村庄的民主选举制度形同虚设，村民表现出对政治的极度冷漠。笔者在西北欠发达地区的调查中就发现，村民对自治制度的认同及自我角色作用的评价与村庄与村民的经济状况紧密相关。除了经济因素外，文化教育状况也是影响村民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农民的文化素质决定着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水平。D乡3万多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就占37%，文盲和半文盲竟还有14%，能经营、会管理、懂技术的人才更是凤毛麟角。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力和“精英”人士大量外流，留守人员普遍文化程度较低，这也严重影响到欠发达地区农民政治参与的质量以及政治认同的程度。
3.西北欠发达地区不成熟的农村社会环境阻碍着农民政治参与的动力。社会环境是民主发育的基础。政治参与制度化需求的社会环境是社会结构分化，利益群体成熟和城乡一体化。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西北欠发达地区乡村社会环境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但由于农村社会转型不彻底，社会组织分化不正常，阶层分化缓慢等状况严重影响着该地区农村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调查也证实，大部分农民受传统人格政治影响较深，对现代合法的制度化参与渠道认知较低。也就是说，西北欠发达地区绝大多数农民缺乏法治条件和市场经济环境下培育出的法治意识、主体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政治主体没有了这些意识，就体现不出现代政治所追求的平等、民主价值取向来。农村社会环境的不成熟从大的方面来讲，必定会造成农民意识不到自己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更不知道自己如何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从小的方面来讲，农民不知道自身所处的地位，也不明确如何实现村民自治，更不知道如何实施对村两委的民主监督。农村社会的分化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途径，不同的社会基层和利益群体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往往会强烈地要求政治系统提供完善的参与渠道，这也理应成为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驱动力。现实中的农村社会虽然也呈现出分化的趋势，但特征暂时还不太明显，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甚然。由于西北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利益分化差距不大，导致人们的需求、生活方式基本一元化，所以无须结成利益群体去争取权益。
三、构建西北欠发达地区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政治文化基础的提议
村民自治制度是中国农民创造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国家选择的现代乡村治理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体现了基层直接民主和大众民主原则，成为国家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突破性探索模式。村民自治制度的良性运行必须建立在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基础之上。鉴于本文对西北欠发达地区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政治文化视角的分析，提出三点建议：
1.实现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推动农民政治参与的价值认同保证。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延续性既是社会对稳定秩序的要求，也是民族心理平顺传承的必然趋势。“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就在于它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这种需要和自然适应民资心里的历史趋向，既可以为现代政治文化建设提供逻辑起点和历史借鉴，也可以适应民族生存发展的心理基础，利用其积极因素为现代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民族心理支持。”[4]农村政治文化特别是西北欠发达地区农村政治文化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对于传统政治文化我们必须做到外力引导与内部启发相结合，摒弃糟粕与继承精华相结合，来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只有当现代政治的价值取向、思想内涵融进农民的心理和意识之中，才能产生巨大的能量，从而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取得质的提升；只有实现农村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才能落实村民自治制度对村民政治参与行为的指导、规范作用，从而推动农民有序政治参与。
2.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是促进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动力。人们参与政治是建立在现实物质利益基础之上的。可以说利益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价值性目标和驱动力，没有对利益的追求就不可能有参与的动机和行为。西北欠发达地区的农民虽然回答不出为什么有选举制度，但是他们知道什么是“利益”。这种利益与人们越贴近，人们对它的追求就越迫切，参与动机就越强烈。笔者在D乡的调查也证明，农村民主选举与农民的素质与文化水平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他们是否参与政治及何时以何种方式参与，最根本的因素基于对利益的考虑。可以说西北欠发达地区农民期盼富裕的观念比其他发达地区农民更能影响其对村民自治制度的理性认识。因此，国家应加大对西北欠发达地区的开发力度，切实增加该地区农民收入，保护农民利益，让农民趋利的本能激发为他们政治参与的首要目的。
3.创新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和运行机制是提高村民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村民自治的运行之所以在西北欠发达地区效果不甚明显，与该地区村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缺乏，特别是与村级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程序的薄弱紧密相关。民主选举是村民自治的根基，民主决策是村民自治的核心，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的保障。提高村民自治的效能必须要强化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程序。创新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和运行机制，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完善村民代表选举方式，提高村民代表会议的地位，扩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策权限，健全村民代表会议议事的规则和程序，落实村民代表会议监督村委会功能等。广大农村既是一个熟人社会，又是一个伦理社会，常规的权力监督机构和机制难以发挥效能，所以必须要积极开展农民基层民主监督制度的创新，特别要关注群众舆论和伦理评价的积极功能，构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村庄舆论监督机制，强化村级民主监督体系，使农民真正熟悉《组织法》授予他们的权利，提高他们的民主参与意识。
参考文献：
[1][美]加里布埃尔・a.阿尔蒙德、S.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578.
[2]陈晓莉.政治文明视域中的农民政治参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219-220.
[3][美]塞缪尔・亨廷顿.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69.
[4]于毓蓝.农村基层民主的政治文化分析：苏南模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42.
StudyonRuralGovernanceinLessDevelopedareasofpoliticalCultureandthenorthwest
――takingtheGansuprovinceDtownshipasanexample
LiXin-ping
（Lanzhou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marx'scollege，Lanzhou730101，China）
社区治理基础知识篇7
关键词社区护士素质知识能力
doi:10.3969/j.issn.1007-614x.2009.11.165
丰富的知识
临床护理知识：护理学是医学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社区护理是护理学的一个分支，主要在社区内以人的健康为中心，以家庭为单位，以服务需求为导向，来进行相应的治疗和康复工作，并提供相关的护理服务。系统的医学基础知识和临床医学知识，是学习和掌握临床护理专业知识，尤其是做好社区服务的必备基础。因此，社区护士只有全面掌握基本的内、外、妇、儿等专业患者的临床护理知识，才能进一步学习和掌握社区护理的特殊知识。
社区护理特殊知识：社区护理主要是在社区内开展预防、保健、健康教育、计划生育和常见病、多发病以及慢性病的治疗和康复等工作。工作范围较广，社区护士要扮演着多种角色，因此，社区护士除掌握一般护理基础知识外，必须还要掌握社区护理的一些特殊知识，如流行病学、预防医学、人文社会学、法律、医疗保险、心理学、健康教育等。社区护理服务要求护士是全科护士，既能从事临床护理，又能开展健康教育和卫生防疫等工作，做到医学知识要懂，护理知识要精，相关知识要博。
全面的能力
临床护理能力：能力是知识、技能和态度外在的行为表现，也是衡量一个人能否胜任相应工作的重要条件。社区护士在工作中承担着社区患者的一些治疗和护理工作，因此要求社区护士必须掌握护理十大技术操作能力、各种管道的护理能力、临床各科常见病的护理能力等。临床护理能力是发展社区护理特殊能力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学习和掌握社区护理特殊能力，具有较大的优势，很容易把两种能力融合在一起，更好地实施社区护理。
社区护理特殊能力：①独立工作能力：独立性是社区护理工作的一大特点，也是社区护士角色成功转变的关键。在临床上患者接受心电图、B超、X线及各种电子治疗仪等检查时，均分别由医生、护理人员和其他技术人员负责，各种检查结果的判断及疾病的诊断治疗均由医生负责，护理工作也由不同的护士共同完成。而在社区由于分工不能过细，经常是一个护士要单独处理很多的事情，因此社区护士必须要不断学习各种护理知识，做到能够独立评估、诊断、处理个体、家庭以及社区的健康问题，使之具备独立的工作能力。②沟通协调能力：社区护士的工作，就是和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部门打交道，为了提高整个社区人群的健康，因此社区护士需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能够和不同的对象进行有效的交流，建立融洽的合作关系，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保证社区护理工作的顺利进行。有资料表明，服务对象对护士角色强调最多的是沟通交流方面，他们期望护士能有更多的时间和他们交流、听他们倾诉，使之觉得自己有一种被尊重的感觉，被当作一个人来看。可见，具备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对社区的护理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③组织管理能力：社区护士作为健康的倡导者、教育者和咨询者，需要定期或不定期的组织一些促进社区保健的有关活动，因此，在开展这些活动前，社区护士必须要作出周密的计划，应用组织和管理能力的计划运作，在时间安排、人员组织、资金筹集、资源利用等方面发挥才能，争取达到预期的目标。④健康宣教和康复训练能力：健康宣教是社区护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社区护士要清楚、准确无误地给人们讲解必要的健康知识，改变其对健康的态度和行为，帮助人们实现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提高生活质量。由于很多病人出院后，回到社区进行康复治疗，尤其是慢性病患者，所以社区护士要掌握一定的康复训练能力，能够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服务，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⑤应急处理能力：由于社区护理服务人群的复杂性，社区护士在工作时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如突发的创伤、火灾、中毒等意外事件和其他急诊抢救。因此，社区护士在平时工作中要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注意应急处理能力的培养，遇事时能及时、有效地采取应急措施，挽救生命。⑥防护能力：社区护士经常要走家串户，为每个家庭提供各种护理服务，因此护士的人身安全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从事社区护理工作的首要条件，必须要学会自我防范的能力。此外，由于社区卫生服务的特殊性，社区护理比医院护理具有更大的医疗纠纷风险，所以社区护士外出服务，一定要遵守各种规章制度，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敏捷的思维，工作中要沉着冷静，坦然应对，明确职责权限，要尊重服务对象的知情权和隐私权，察觉有危险时，要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进行自我防护。⑦学习提升能力：我国社区护理起步晚，很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为此社区护士要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要掌握并学会将社区不同居民的信息资料输入电脑，随时为社区居民提供系列、综合性的服务，尽量提升护士自身的能力水平，满足人群的服务需求。
高尚的职业道德
护士的基本职责是保持健康、预防疾病、减轻痛苦、促进康复。其工作性质具有很强的科学性、技术性和服务性，工作内容琐碎和繁杂，所以作为一名社区护士，必须热爱自己的护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高尚的职业品质和奉献精神，要以人为本，时刻关心患者，要做到对病人及时观察病情和准确处置。因此，高尚的职业道德是社区护士首先应该具备的素质，也是实现自我保护的关键。
健康的身心
健康的体魄是延续生命、进行工作的最基本条件。社区护士在提供服务时常要走街串巷，还要完成一些繁重的医疗保健服务，所以如果护士没有健康的体魄和自身不具备良好的身心素质，就不能对各种问题做出客观、科学的评价指导以及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也就不能更好地完成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我们知道，人的身体健康影响着心理的健康，为此社区护士一定要保持心理乐观、开朗、稳定的情绪、宽容豁达的胸怀以及较强的自控能力，通过各种措施解决社区居民的卫生健康问题，保证社区卫生服务的开展。
参考文献
1pearson,C.L.Care,w.D.meetingthecontinuededucationneedsofruralnursesinroletransition.JournalofContinuingnursingeducation,2002,33(4):174-179.
2arthur,D,pang,S.wong,t.theeffectoftechnologyonthecaringattributesofaninternationalsampleofnurses.intJnursStud,2001,38:37-43.
3musk,a.proficiencywithtechnologyandtheexpressionofcaring:canwereconcilethesepolarizedviews?intJHumanCaring,2004,8(2):13-20.
4Carter,K.F.Fournier,m.Grover,S.etal.innovationsincommunity-basednursingeducation:transitioningfaculty.Journalofprofessionalnursing,2005,21(3):167-1,74.
5Zurmehly,J.therelationshipbetweeneducationalpreparation,autonomy,criticalthinking,andjobsatisfaction.Unpublisheddoctoraldissertation,2004,waldenUniversity,minneapolis,mn.
6milburn,m.etal.nursingcarethatpatientvalue.BrJnurs,1995,4(18):1094-1098.
7williams,a.irurita,V.F.therapeuticandnon-therapeuticinterpersonalinterations:thepatients,perspective.JClinnurs,2004,13:806-15.
社区治理基础知识篇8
一、从建立长效机制入手，做好20****年的征信体系宣传工作
征信体系是涉及到政府、银行、企（事）业法人、自然人在内的庞大的体系建设工作。为此人民银行要求辖区各金融机构做好征信体系建设的宣传、推动工作，积极与政府各部门、企（事）业单位协调，从制度化、规范化和长期化入手，建立长效机制，逐步将征信和金融知识的宣传工作制度化，本着“边宣传，边建设”的原则，切实做好宣传工作。
二、加大对政府各部门和有关机构的宣传力度，共同促进我市诚信体系建设
诚信建设与征信体系建设相互独立又相互配合，人民银行与各金融机构应当加强与政府的沟通与协调，积极宣传征信体系建设的内容、实质和与诚信建设的关系，争取政府各部门对征信体系建设的支持。20****年的征信治理工作重点是在去年个人征信建设的基础上继续扩大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数据采集范围，更全面地反映企业和个人的信用状况，人民银行与各金融机构要积极与公安、社会保障、建设、电信、公用事业、工商、民政、商业保险及邮政等诸多部门协调，提高社会各界对征信体系建设的熟悉度和支持力度，了解相关机构对征信数据的需求情况。同时，加强人民银行和各金融机构的诚信建设，积极参与和配合市政府诚信建设。
三、以多种形式对特定人群，开展征信知识和金融知识宣传工作
为了提高社会宣传工作效率，征信知识宣传应从与银行信贷业务联系密切、相对集中的特定人群开始。因此，20****年征信体系要选择以下几类人群为宣传活动的重点。
一是针对政策性贷款发放对象的宣传。金融机构要主动协商政府有关部门，例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及其下属劳动就业中心和教育局，利用国家下岗职工再就业贷款、助学贷款、小额担保贷款等政策性信贷机制，将征信知识和金融知识宣传作为对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内容和助学贷款等政策性贷款发放流程之一。
二是定期在市职业技术学院、市职业高级中学开展征信知识讲座，宣传征信知识，帮助在校大学生形成诚信理念。使大专院校学生在走向社会前把握必要的金融知识和个人理财技能，要积极探索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增加征信知识和金融知识、信用意识教育的内容。以一个大学生为中心，向社会的每个家庭幅射从而扩大征信体系宣传范围。
三是针对商业银行借款人的宣传。在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建设的基础上，今年还将开通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业务。各金融机构要在营业网点宣传征信知识和金融知识，可以采用发放个人征信知识宣传材料、现场解答问题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公众宣传征信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有关知识，提高社会公众守信意识，切实履行对借款人的告知义务，提高借款人对征信体系建设的认知水平。
四是全市各金融机构要在”3.15”宣传期间与市工商局、市消协等部门合作，向广大市民发放百姓征信手册，让消费者了解征信知识，做重诺守信的诚信公民。
五是利用**每年度6—9月份的“桃山之夏文艺演出”之际，在市桃山公园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征信宣传活动，提高征信体系建设影响力度。
六是在市广播电视台开展征信知识长期宣传。使广大公民熟知征信知识，了解全国全市征信体系建设进展情况，发动全社会，共同致力于诚信建设，使征信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七是在市报社开辟征信宣传专栏。吸纳各行各业诚信典型事例，发表征信知识宣传文章，从而扩大征信知识宣传面，增强影响力度。
八是社区征信宣传。在全市选择三至四个社区作为征信文明社区，通过设征信知识宣传板、宣传台、悬挂条幅、发放传单，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进行长期宣传。
九是在勃利县、茄子河区建立农村征信宣传基地，通过农村信用社为农户提供信贷支持之际对广大农民进行征信知识宣传。
四、加强对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设及相关政策法规的宣传
为了密切配合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全国联网运行工作，要适时开展针对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设及相关政策法规的宣传活动。宣传的内容主要包括：征信体系建设意义、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作用和重要意义；相关政策法规规定的个人权利与义务、以信用报告基本知识为核心的个人征信知识；教育公众维护自身良好信用记录以获得社会认可和融资支持等。宣传活动中可以采用以下具体活动：在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开通前，在电视台播放征信宣传公益广告、在报刊媒体数据库开通运行新闻稿等。设置信用信息数据库和个人信用问题咨询热线电话，解答社会公众问题，增加公众同征信治理部门的沟通渠道等。
五、各金融机构征信治理工作重点
一是精心组织，确保推广进度。做好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新老程序并行期间的数据上报工作，组织开展系统内个人征信体系建设，确保个人征信体系建设推进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是强化治理，确保数据质量。各金融机构要在保证企业信用信息基础库正常运行的基础上，加大系统应用的培训力度，高效、准确、全面录入并上报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及时反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为征信体系建设工作的健全完善出谋划策。
三是深入分析，提高体系应用水平。要密切配合人民银行挖掘整合系统数据，定期向人民银行上报工作进度，汇总数据分析表，为宏观金融分析服务；针对社会经济热点问题，积极利用系统数据，开展专题分析，提供经济金融运行预警信息；加强对关联企业的查询，逐步开展多种组合的数据分析，创立具有地方特色的征信数据分析品牌，揭示企业集团性风险，为金融决策提供依据。
四是完善监管，培育征信市场，为全市征信体系建设作贡献。征信体系涉及的部门多，已不单是一个行业、一个部门的工作，它的建设，依靠政府的支持、银行业与其他社会团体公众的相互协作，提倡一个合谐的公共信用环境是今后工作的重点。所以继续构建企业内外部评级交流沟通平台，促进内外部评级优势互补，鼓励商业银行推荐企业参加资信评级，由资信评级机构与贷款商业银行达成协议，贷款行推荐贷款企业由有资质的资信评级机构进行评级，作为商业银行信贷审贷的参考依据，发挥资信评级防范信贷风险作用。同时积极探索征信市场监督治理办法，对中介机构的资质进行审查确认，加强贷款企业资信评级结果的质量抽查，加强评级公司行业自律，引导征信市场健康发展，在提高中小企业资信透明度和缓解贷款难等问题上力争有所突破。
社区治理基础知识篇9
关键词：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困境；社会资本；现状检视；构建进路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02-740820507-0074-06
农村社区治理是农村公共权威通过管理农村社区以增进社区公共利益的过程。以往人们在农村社区治理中更多关注于物资资本、人力资本的投入，过多局限于改变或维持农村面貌的维度上，对于社会资本关注不多，然而，社会资本在农村社会稳定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社会资本可以促进社会组织内部形成良好的共生关系，激发社会活力。农村社会发展离不开两种社会资本：一种是由风俗习惯、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道德规范等形成的关系性社会资本；另一种是外部导入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制度性社会资本。农村社区善治的实现需要两种社会资本的有效融合，不仅要注重制度社会资本的构建，关注治理的全局性与长远性；还要重视关系性社会资本，注重治理的实效性与适应性。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政府治理与基层自治的有机链接，缓和农村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形成农村社会的良好秩序。
一、社会资本及其属性和分类
社会资本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对于社会资本的定义也存在不同观点。皮埃尔・布迪厄是首个提出社会资本理论的学者，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无形的，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为提供便利。罗伯特・帕特南从自愿群体的参与程度角度来研究社会资本，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2]埃利诺・奥斯特罗姆指出社会资本是关于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和期望，个人组成的群体利用这种模式来完成经常性活动。[3]学者们关于社会资本的看法虽然各不相同，但所揭示的社会资本的内涵是相似的，都认为社会资本是群体、社区乃至社会所拥有的财富，它构成社会秩序的重要社会基础，社会资本对于个人、组织之间的生产和合作乃至整个社会的繁荣和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学者安妮鲁德・克里希娜在《创造与利用社会资本》中将社会资本分为制度性社会资本与关系性社会资本，前者与促进互利集体行动开展的结构要素有关，包括规则、程序等；而后者则涉及与他人合作中影响个人行动的价值观、态度、理念等。[4]
制度性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一些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如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契约等等。制度性社会资本通常是成文的并由权力机构来保证实施，具有强制力与约束力，对于违反规范者会给予明确的惩罚。制度意味着人们相对稳定的行为，会促进人们严格遵守社会规范，相较于自发性、随意性较强的关系性社会资本，它与人们的利害关系相关，并以惩戒形式避免社会失范造成的危害。
关系性社会资本则是指群体内的成员经过长期的交流所形成的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常常被称为非正式制度，其中影响最深的是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诺斯认为：“非正式约束是重要的，要更好的解答这类问题，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衍生自文化的行为规范，以及行为规范和正式规则之间的互动方式，对于制度的严谨研究，我们才刚刚开始。”[5]相较于制度性社会资本，关系性社会资本的形成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出于习惯而累积形成的，具有一定的自发性与非强制性，直接成本较低，不需要明文规定却能够受到人们的普遍遵守，主要依靠个体的自觉与良心来维持，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在现代社会，人类大部分生活依然是依靠关系性社会资本所维系，它内化于个体心中，常常被称为“无字规则”或“准法”，[6]关系性社会资本不可能被制度性社会资本完全、彻底取代，它始终发挥着不言自明的规范作用。
二、农村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和农村社区治理都是由一定社会范围及物质生产条件下所形成的人与人关系中衍生而成，两者存在着天然的密切关系。[7]社会资本是形成农村社区有效治理的必要条件：一方面，社会资本所倡导的互惠、合作理念，有利于培育普遍的公共责任意识，对于乡风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促进农民的合作与互动；另一方面，社会资本可以促使制度环境的公正，形成良好的治理环境，实现农民的自主治理。农村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是农村社区治理的粘合剂，也是解决农村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
关系性社会资本与制度性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在农村，关系性社会资本常被理解为自发的秩序，它往往是通过民间自发形成的，大多是基于血缘、地缘、亲缘而非利益关系，包括传统风俗、惯例以及等。关系性社会资本是乡村社会协作的人情基础，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常态性，它在乡村社会具有较强的认同性，能够给予农民一定的心理满足与安全感，它对农民的行为控制与影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为农村社会生活的一致性与长远预期提供了依据和前提，特别是在制度不确定或者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关系性社会资本弥合了政府控制不足引起的“制度洞”。[8]关系性社会资本是乡土社会运作的基础，农民更容易接受并更愿意按照它的指引行事，它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制度性社会资本，成为正式制度合情合理实施的基础。
制度性社会资本是现代社会管理体系在农村社会的重要体现，主要是指村民自治制度以及农村其他法律规范。基于契约与理性的制度性社会资本更多是政府通过正式、规范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具有约束力的规范体系，需要农民主体意识与权利意识的觉醒。如果说关系性社会资本是农村社会秩序的软约束，制度性社会资本则是发挥强制作用的硬约束。制度性资本本身的强制性、规范性与导向性等特性，不仅可以以公正、规范的制度来减少农民行动的不确定性，降低农民交往与行动的成本，而且可以通过制度的法理性与强制性弥补传统道德规范的软弱性，减少社会失范形成的各种伤害与不平等，更可以依托制度精神强化农民之间的认同感、共识性与契约性，促进新的行为习惯与伦理观念的形成。但必须认识到的是，制度代表着国家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只有真正融入民间才能被更多农民所认可、遵守，成为共同的准则与规范。
2关系性社会资本与制度性社会资本的应然关系。关系性社会资本是制度性社会资本嵌入的前提。单纯的制度性社会资本往往只能针对常规性、程序性问题，面对例外、非程序性问题，则往往显示出无力性。朱苏力认为，乡村法治秩序的构建不能忽视乡村现实生活中的“无言之知”，应该关注地方性知识，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去寻找法治秩序的合理建构，尊重已有的风俗与礼俗。[9]制度性社会资本无法完全消灭并取代关系性社会资本，任何制度性社会资本的运行都需要结合关系性社会资本，正如诺斯所说，“离开了非正式规则，即使将成功的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正式政治经济规则搬到第三世界和东欧，就不再是取得良好的经济实绩的充分条件。”[0]农村社区治理秩序的构建不应仅仅着眼于严格的法律制度，更应以传统情理等非正式制度为基础，乡村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与秩序，制度体系的建立需要良好的价值信念、风俗习惯等为基础，制度性社会资本只有与风俗、习惯以及文化传统等进行合作，整合并嵌入到关系性社会资本之中才能真正接地气，去形式化与虚化，实现在农村社区的“生根发芽”并顺畅运行，轻视关系性社会资本的作用，是不可能圆满的解决农村问题的。
制度性社会资本是关系性社会资本维持的保障。关系性社会资本在传统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护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缺乏制度供给的支持与约束，关系性社会资本常常会变得软弱无力，很难为农村社会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关系性社会资本下的农村社区治理更多是一种熟人治理，秩序的维护更多是基于差序格局下亲缘血缘关系而形成的习惯与权威，宗族观念浓厚，这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特别是当市场经济与现代文化入侵农村社会后，原有的秩序缺乏稳定性与强制力，容易出现混乱，进而抑制社区治理的规模与效率，而制度的介入可以对传统规范与习惯的稳定与改进提供保障，通过制度设计，以威慑与示范效应控制或消弭关系性社会资本的消极面，促进稳定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等转化为现代制度规范，为社会活动与交易提供更为稳定的参照系，给予关系性社会资本正义与公平的保证，从而巩固农村社区治理的基础。
制度性社会资本只有与关系性社会资本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效果；而离开制度性社会资本，关系性社会资本也会软弱无力。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关系性社会资本与制度性社会资本之间不仅仅是互补性关系，更是一种互嵌关系，制度与法规依托传统道德规范与习惯渗入农村社会，从而获得农民的认可与信任，而传统习惯、观念则依靠制度与法规进一步升级与进化，进而为农村社区治理带来强劲的势头。
三、我国农村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现状检视
目前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的情况是：“由国家主导的和官方授权的下乡并没有解决基层政权利用国家权力、权威形成组织化利益为自己谋取私利的状况，官方授权并不意味着国家政权成功地进入乡村社会，这些努力的效果也是十分有限的。”从目前农村社会的社会资本状况来看，制度性社会资本与关系性社会资本呈现出一种不协调的关系：一方面政府力量有限，制度性社会资本难以与关系性社会资本结合，制度性社会资本的许多内容既无法很好地满足农村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无法将分散的个人意志协调起来，农村正式制度弱化，农民组织化偏低，只能走上农民“被”组织的道路；另一方面，关系性社会资本具有两面性，它不总是发挥积极的作用，并且关系性社会资本有逐渐有被侵蚀的危险，甚至会削弱正式制度的基础与作用，特别是伴随着家庭原子化的情况下，各取所需的资源分配模式使得传统关系性社会资本的保障与支持功能日益弱化。制度性社会资本与关系性社会资本的不和谐状态使得农村社会资本呈现出脆弱与缺失的特点，这会对农村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5]
关系性社会资本衰落。我国传统农村是差序格局的社会，正式制度、规则等很难有效地延伸至乡村社会，传统的道德规范、习俗以及宗族力量是农村传统社会秩序的重要内生力量，这导致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往往是情感重于理性、血缘重于规则。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由熟人社会逐步转向半熟人社会，市场经济与现代文化冲击着农村社会，农村传统观念以及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理性化快速地侵蚀着农村，传统人际交往方式、社会价值体系和规范内容等都发生了转变，之前约束农村个体行为的传统力量越发无力，传统关系性社会资本呈现碎片化、边缘化趋势，已经成为农村社区治理秩序建构的主要障碍。
第一，个体理性下的集体行动困境。乡村现代化进程加快的同时，农村的异质性不断增强，农民的共同生活被侵蚀，集体意识淡薄，农民与村庄的利益关系疏远，农民日益边缘化，人际关系逐渐工具化与资本化，“善分不善合”。农民所依托的传统经验无法解决新问题，更无章可循，农民失去了认同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强，因此不得不进行理性算计，采取短期行为；特别是在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组织化程度大为弱化，传统农村的自身秩序越来越难以维系农村居民的行为方式，集体意识责任感淡化，自私自利现象严重，对社区公益事业漠不关心，顾“小家”忘“大家”，“大私小公”，只愿考虑个人的好处，不再顾忌整体的利益，个体理性化造成农村社区治理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在集体行动困境下农村公共社会空间越来越小，与计划经济时代浓厚的集体情怀相比，如今农民的集体感和“亲切度”急剧下降，农村社会进入互不相干的“马铃薯”时代。
第二，道德标准混乱。转型期的乡村社会，传统的价值标准与规范在现实利益的冲击下出现冲突与矛盾，导致农民行为选择失衡，难以做出两全其美的选择，如果选择善的伦理原则，就会导致老实人吃亏；如果不选择善的伦理原则，就会被称作“小人”。传统道德权威在农村逐渐衰弱，对于人与事的评价仅仅依赖于个人的喜好，越来越倾向于有用原则而非人伦原则，农民陷入了多元道德观念冲突的两难境地，传统道德规范正在被开放、个人主义的行事规则代替，人际交往的功利性与目的性增强，心理距离越拉越大，乡村传统道德约束力开始逐渐瓦解。
第三，农民公共参与落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获得很大发展，但农民的公共参与却往往被忽视，农民公共参与的内容与范围受到诸多限制，来自于政府部门的干涉常常使得农民的公共参与被动化、形式化。特别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小农经济得到加强，农民更加强调自我，传统政治文化与文化素质的限制使得农民对政策的认同感低，缺乏平等、自由、民主的公共精神，充满竞争的公共参与不符合农民的习惯，导致农民参与意识低下，大多是逆来顺受，缺乏积极主动的参与，漠视公共事务，更注重自身利益，希望不加努力而享受好处，可以说目前农民的公共参与处于一种低效率的被动状态，影响着农村社区治理的绩效。
2制度性社会资本不足。在我国农村，制度性社会资本是长期缺乏的，供给水平十分有限。虽然伴随着改革开放与人口流动，农村社会已经逐渐转化为开放的半熟人社会，但农村社会对制度仍具有天然的排斥性，正式的制度、法律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尚未占据主导地位，习惯意识、传统观念远胜于国家意识，民间规范、社区情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旧发挥特殊的影响作用。很多纠纷与矛盾更多是依托法律以外的传统习俗与民间情理来解决，[2]国家试图改造农民传统理念却无法安排好农民的一切政治经济生活。[3]各种传统情理、民间规范等不愿意自动将自己的管理秩序拱手相让，各种政策与制度并未完全转化为农民大众所能接受认可的“活法”，无法很好的体现农民的价值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政策与制度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效力。
首先，国家权力的有限性。目前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制度大多地域色彩不强，与乡村传统社会习惯融合不够，这导致一些制度被扭曲而偏离原有的本义；国家管理色彩强烈，虽然囊括了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大多只规定了农村的义务，权利常常被忽视，这往往造成制度规范对象的无所适从，实际效果则并不理想；[4]面对农村社会的多变性与冲突性，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的匮乏造成制度实施成本较高，难以实现统一的政策行为，制度与政策在农村的实施常出现缺位与失位。[5]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衔接不畅，没有接上地气，常常水土不服，强制性的制度整合能力大大弱化，面对大量的失范行为，根本无法有效干预与监督。
其次，缺乏法律意识的传统，农民现代法律意识淡薄。特别在家族制度体制下，传统伦理纲常支配着农民的日常生活，可谓根深蒂固；面临农村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矛盾与纠纷，农民更愿意选择依赖传统习惯、伦理纲常而不是法律来化解，制度成本过高也促使农民更愿意选择内生秩序来解决、处理问题与矛盾，农民求助于国家法律大多是“逼不得已”。自给自足的社区情理依然主导着农村的社会秩序，不少农民的精神上、行动上视宗族制度规范、传统权威为不可抗拒的共同意识，甚至高于法律，对国家法律缺乏认同、甚至漠不关心，并未养成依靠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法律缺乏综合症”明显，法律与制度规范在农村社会关系调整中无法占据主导地位。
再次，村民自治制度乏力。村民自治制度是围绕农村自治而设计的制度规范，但乡政村治下的自治制度作用有限，制度设计、运行与农村社会秩序存在一定的偏离，并未达到应有的自治程度。[9]制度运行的种种“貌合神离”使得农村村民自治的治理效果差强人意：部分自治条款在现实操作中缺乏可行性，在制度的推行中只能依靠变通与弹性操作来暂时解决；对于村民自治组织怎么做、如何做等缺乏关注，对于农民的地位、权利、义务等重要内容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农民政治参与的非制度化，行贿、越级上访、打击报复农村干部等事件频频出现，对农村整体秩序造成损害；自治权异化，自治成为少数人的自治，追求短期效益，甚至将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对立起来。[6]可以说，目前农村自治制度的运作处于低效运转状态，国家权力与农村自治权力之间缺乏良好的衔接，自治制度并未与农村社会实现完全的无缝链接，村民自治难以转化为农村的实际行动，如何真正嵌入农村社会依然是农村自治制度面临的现实问题。
最后，能人治理走向没落。乡村能人由于自身在知识、能力以及经济上的优势，能够为村庄做出贡献，并得到农民的尊重与信任。在传统农村社会这类能人是农村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当前农村社会的能人格局已经发生变化，乡村能人已经不能被称为真正的能人，只能算是先富分子，对于农村的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有限，但各级政府给予了这些能人优厚的待遇，希望他们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然而受人格缺陷与制度局限等影响，能人治理模式的局限性逐渐显露：能人治理农村社会经济事务的能力和智慧衰减，个人专断、家长作风、决策失误等现象相继出现，甚至出现家族主义与宗派主义倾向。由于缺乏相应的道德声望、公益价值和社会责任，依靠个人、能力和经验发展起来的能人在管理农村社会公共事务中已经显得力不从心，无法通过自己的能力与财富对农村进行反哺，标杆性的乡村能人正在逐渐没落，越来越难以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
四、规范与秩序：提高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绩效的社会资本构建进路
对于制度性社会资本与关系性社会资本的关系，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二者代表不同的文化形态，消除二者矛盾的最佳方式是关系性社会资本通过不断的明确化与系统化慢慢纳入到制度体系中来，成为制度社会资本的一部分，实现一体化；第二种观点认为二者存在矛盾，传统的关系性社会资本与制度性社会资本之间由于结构、系统等方面的原因，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解决冲突的唯一方法是以制度性社会资本代替关系性社会资本；第三种观点则是建立在前两种观点基础之上，认为二者只是分工不同，而不是“分庭抗礼”，制度性社会资本和关系性社会资本交织在一起，以各自的不同性质、从不同层面上影响并制约行为主体的各种行为，二者存在良性的互动与配合。第三种观点无疑是较为合理的。[7]
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生产发展、村容村貌等“硬件”的完善固然重要，但必须重视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治理中至关重要的作用。费孝通先生指出：“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是与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不相同的”，[8]48它们的不同在于“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不同”。[8]53制度性社会资本与关系性社会资本的成熟与发展是农村社区治理的基础，关系性社会资本所蕴含的传统习俗、权威以及宗族观念是农村社区治理重要的社会基础，而制度性社会资本则为个人选择提供稳定的预期，为农村社会活动提供合法、公平、守约的社会空间，是农村社会秩序稳定的可靠保障。农村社区治理的目标是建立长期稳定的社会秩序，单靠制度性社会资本或者关系性社会资本都难以奏效，必须以乡村社会结构为基础，全面分析不同类型和维度的社会资本组合，将制度性社会资本与关系性社会资本结合，将制度供给与传统习惯、文化融合，将国家意志融入到农民日常生活，培养农民在传统习惯基础上对国家意志的遵守，促进传统社会资本向现代社会资本的转变，最终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绩效的提升。
关注制度性社会资本构建。第一，进一步完善农村自治制度建设，提高农民的自治性。制度是相对持久的社会关系的定型化，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预期的不确定性，保障组织秩序的正常化与有序化。村民自治制度不仅是农村利益整合的重要载体，更是提高公民意识、促进参与、培养信任的基本途径，有助于发挥村民民主协商在农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首先，有计划、有步骤地制定与完善农村社区的各项规章制度，如自治章程、民主议事制度、民主监督制度、村务公开制度等，为农村社区治理提供制度规范，保障农村社区秩序的健康有序；其次，以保障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完善农村社区议事协商机制和听证制度，进一步规范村“两委”职责和村务决策管理程序，确保干部权力依法、公开、规范、高效运行；再次，逐步完善农村社区监督机制。依托制度、立足公开，健全村民监督村务的有效机制，加强对村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制约，形成上下结合、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良好局面；最后，进一步完善民意表达机制。通过建立民情信箱、民情恳谈会、民情热线等方式，引导农村居民以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个人意愿，畅通参与渠道。总之，依靠农民和基层的智慧，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锻炼农民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能力，使得民主、法治、公平的现代秩序理念深入人心，为培育农村社会资本、实现农村社区善治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二，发挥村规民约作用，培养农民的合作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村规民约是传统民风、民俗与法律、法规、政策相结合的产物，是融合了乡土性与现代性的制度规范。村规民约更加强调农民的共识性与公正性，是农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服务的行为准则，它不仅能够弥补传统风俗习惯与道德规范的不足，更可将国家的法规融入到农民生活中去，成为农民的自觉行为意识。为了消弭传统社会习俗与现代法治的冲突，在制定与完善村规民约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保证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与程序的民主性，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实现全民参与，疏通农民表达不满与偏好的渠道，提升村规民约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另一方面要注重内容的全面性与规范性，将国家法律与乡村生活相结合，通过延伸与扩充使农村生产生活的各方面都有“法”可依，兼顾集体与个人利益，形成科学文明的村规民约，增强农民对于现代法治的信任。
第三，加强农村法治建设，提高农村基层法治水平。法治是制度性社会资本构建的根本，法治秩序是农村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更是农村社区治理秩序序列化、规则化的保证。首先，要重视农村传统习惯与道德信仰，积极借助法律力量对民间信仰进行正确的引导，充分地考虑农村与农民的特点，通过制定法的形式将其条理化、系统化，这将有助于法律规范的实施；其次，培养普通农民与基层党员干部的法律意识，将法治理念转化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信念与信仰，使得人们从心理、行为上自觉接受法律，遵从法律。[3]在开展“法律进农村”的过程中，必须认真研究农村的习惯与偏好，将法治建设与传统风俗、习惯相结合，借鉴农村传统知识的积极方面，采取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将法律变为活生生的实践，培养农民掌握与生活、生产相关的法律，引导和支持农民群众通过合法途径维权，将法律制度与法治理念真正转化为农民心中的信念与“活法”；[3]再次，立法要适应农村社会发展的需求，具备立法条件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对于不适应现实需求的，要及时修订或废止，从而更好地维护农民的合法利益与农村的良好秩序；最后，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强化基层执法队伍，改善基层公职人员作风，避免侵犯农民权利的行为发生，真正使法律成为农村社会公平正义的权威依据。
2引导关系性社会资本培育。第一，积极推进农村文化建设。要实现农村社区有效治理，不能忽视农村社会的文化力量，国家制度必须与农村文化相结合，只有在尊重农村传统习惯、文化的基础上的制度变革，才是农村走向现代化的理性选择。政府要加强社会规范与现代价值观念的供给，一方面要维护对于农村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传统文化进行合理创新；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农村公共文化事业，依托电视、报纸、广播等媒介，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通过开展贴近民意、体现民情和民生的文化活动，向农民传递适合乡村社会发展的价值理念与精神追求，营造信任、平等、合作的文化氛围，帮助农民了解先进思想与行为方式，逐渐将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理念融入到农民的文化习惯中去。兼具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新型农村文化将能提升农村社会文明的程度，进而形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强大精神力量。
第二，培养良好的公民意识，培育新型农民。农村社区治理秩序的构建不仅仅是制度与规范的完善，更需要伴以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资本的心理基础，体现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以及对公共规范的无条件遵守，它是实现农村社区善治的精神支持。要培养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与习惯，引导教育农村社区居民了解政府的规章制度、法律，健全村务公开制度，特别要加强对农村居民政治知识和参与技能的传授，逐步培养农村居民主动的参与意识与集体观念，使他们的公共参与由懵懂走向自觉，真正成为具有政治热情和法治意识的治理主体，能够积极主动、理性、有序地参与各种公共事务，自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非一朝一夕，需要长期的培育与训练，才能真正使得农民成为具备公民意识的新型农民。
第三，重视教育，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农民自身素质不仅是个体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农村良好治理的基础。通过改善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可以帮助他们在农村社区治理中提高自身的政治修养和参与能力，促进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教育是促进公共精神发展的载体，是政治社会化的最主要途径。詹姆斯・布鲁斯在关于南美的著作中写道：“教育如不能使人成为好公民，至少能使他们更易于成为好公民。”[9]要重视农村地区文化知识教育，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各级政府要将农村教育发展纳入农村社区治理体系中，将其作为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指标，通过教育基础设施与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与成人教育，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与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出一大批有知识、明法律、观念新的新型农民，接受先进思想、文化和新的行为方式，促进传统与现代观念的融合，更好地适应农村社区治理的发展。
第四，关注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重塑农村社会的内生力量。伴随着农村社会问题的逐渐增多，单靠某个人或部门很难实现农村事务的管理，每一个农民都应该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的主体，而民间组织则是将分散的利益个体组织起来的可行载体。民间组织是农村发展重要的社会资本，它可以通过组织化行动与多元方式来实现参与的广泛性，突破个体偏见与家族意识，增强农村居民间的互动，使农民从家庭中走出来融入社会，创造情感沟通与利益表达的空间和社会结构网络，提升农民的公共意识，促进传统社会资本向现代社会资本转变，为农村社区治理积累更多积极的社会资本。[20]政府必须引导合法的农村民间组织成长，尊重这种独立力量的存在，将各种民间组织都纳入到农村公共治理的范畴内，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乡村治理格局。首先，从根本上讲政府与民间组织是伙伴关系，政府要相信农民，应为民间组织发展提供广阔的活动空间与政策保障，变直接控制为间接管理，减少过度的行政干预，为其创造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的制度化途径，完善农村民间组织的资源保障机制，使其能参与公平配置农村的经济、社会资源，协助政府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的目标；其次，以村委会为自治中心，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农村专业协会类、公益慈善类、社区服务类等社会组织，赋予其一定的公共服务职能，对于村委会不肯、不愿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情，可以积极动员民间力量有所作为；最后，民间组织应明确自身定位，减少对政府的依赖，增强自主意识与责任意识，服务于农村社会，注重自身发展的规范化与制度化，积极调动农民与农村精英参与村庄事务的积极性，逐步建立起组织的社会基础，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管理的发展模式。总之，农村民间组织的良性发展有助于将民主的规章演绎为治村的良方，培育信任、互惠以及合作等公共精神，重塑民风民俗，提高农村社区治理的层次与绩效。
社区治理基础知识篇10
为进一步夯实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切实筑牢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镇党委决定在全镇深入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五星级”村创建话动，现制订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全市政法工作“基层基础建设提升年”的工作要求和建设“平安”的总体部署，以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为重点，以提高防范处置能力为主线，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为目标，深入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五星级”村创建活动，不断提升综治创建水平，为保障和促进全镇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环境。
二、工作目标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五星级”村创建的目标是：2014年底全镇“五星级”村达到总数的60%以上；2011年底达到80%以上。
三、创建标准
五星级村创建活动坚持重在治本的方针，以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社会普遍关注、影响社会稳定的五个方面问题作为重点，每一颗“星”对应一个“无”，具体标准如下：
无活动：
（1）辖区内无组织窝点，无人员，无活动；
（2）辖区内已转化和脱离的人员接茬帮教措施到位，落实率达100%；
（3）定期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反警示教育深入人心。
2、无涉毒人员
（1）辖区内无吸毒人员，无制毒、贩毒，无非法种植原植物。辖区戒毒、康复人员帮教管控措施落实；
（2）每年组织开展2次以上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有固定禁毒宣传栏，居民对的危害和相关知识的知晓率达80%以上；
（3）辖区内娱乐场所、宾馆、出租房禁毒告知承诺书签订率达100%，场所业主及从业人员对常识知晓率达100%。
3、无越级上访：
（1）村（社区）调委会组织健全，调解室建设规范，工作开展正常；
（2）建立完善“三排查”工作机制，每半月开展一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做到发现在早、控制在小、处置在好，无矛盾纠纷出村（社区）；
（3）对辖区重点人员落实包保措施，无越级上访、非正常上访和群体性事件。
4、无安全事故：
（1）积极开展平安家庭等创建活动，做到有部署、有活动、有检查；
（2）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教育活动，增加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
（3）落实安全防范措施，无致人重伤、死亡或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安全事故。
5、无刑事犯罪：
（1）村（社区）综治办、警务室建设达到要求，做到有办公用房、有工作人员、有活动经费、有规章制度，形成集治安防范、纠纷调解、社区矫正、安置帮教、预防青少年犯罪、法制宣传、禁毒、反于一体的工作格局；
（2）建立治安中心户长制度，积极开展治安巡逻活动，预防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年内本辖区常住、暂住人口无犯罪和辖区内无刑事案件；
（3）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切实增强群众法制意识，辖区人员无犯罪行为。
四、考核奖惩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五星级”村考核与平安村创建活动一并进行，实行申报制，由村自评申报，镇综治办组织考核验收，镇综治办考核审定。考核验收合格达到“五星级”标准的，且平安村考核合格的，由区综治委命名为五星级村(社区)。
为充分调动村干部的创建工作积极性，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五星级村创建工作绩效与村干部报酬挂钩制度。全镇所有的村年内必须创成三星级以上的村。对创成五星级的村，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综治办主任，年终由镇人民政府实行一次性奖励。
五、工作要求
1．加强领导，强力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五星级”村创建活动是一项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深化平安罡杨建设的重要工作，由镇综治委牵头协调并组织实施，各村具体开展。要结合当地实际，认真研究制订创建实施意见，促进创建工作深入开展。
2．以点带面，全面推广。镇综治委将在去年创建的基础上，选择一批村作为重点，对照标准，精心培植，认真总结，形成典型。通过召开现场会、观摩会等有效形式，在全镇进行推广，不断扩大创建工作覆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