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认识篇1
一是方向性。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治理念，它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体制下的法治理念。现实中，确有人受西方国家价值观念和政治法律制度的影响，鼓吹“三权分立”，质疑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主张全盘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我们认为，人类法治文明的成果是没有国界或地域的，有其自身的共性，如民主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以宪法和其他法律形式加以确认的民主制度；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机制；公民的民利制度等等。这些共性是人类法治进步的共同成果，可以借鉴和吸取，不能妄加否认或批判。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国法治理念的树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紧密联系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法治理念之树在中国土地扎根、发育、开花、结果的内在要求，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东方大国和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包括法治理念建设）是无法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模式的，例如“三权分立”、“大陪审团制度”等等，而只能根据本国的国情和经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建设模式和途径。当前要注意那些以西方标准来改造我们的审判制度和司法制度的思潮，要注意一些不顾实际的进行一些诉讼制度改革和宣扬西方诉讼观念的倾向，防止审判工作和司法改革迷失方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命题的提出，使我们在司法意识领域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通过它我们能深刻认识、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以及审判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能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审判工作的绝对领导，推动社会主义审判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二是阶段性。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来的重要命题，它与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法治的模式、法制观念、司法改革、农村法治建设等相互联系，尤其与我党依法治国方略交相辉映，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对司法意识形态的高度概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应该看到，正因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法治建设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总体上尚比较落后，且发展很不平衡，公民的法律意识还普遍不高，特别是传统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仍具有强大的运行惯性，这一切都决定了法治理念建设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努力、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这就决定着我国的法治之路漫长而艰难。此外，对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来说，社会政治的稳定无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外部条件，这也要求社会主义法治之路应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前进，不能超越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提出不切实际的任务和要求，包括法治文化建设、法律制度建设和法治理念建设都应与我国现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克服现行司法体制中不利因素，又要培育与现行司法体制相适应的法治文化，法治文化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制度和法治文化两者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和发展有助于法治文化的逐步培养和发育，而法治文化又为法律制度的有效运作提供相应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必须妥善处理法律制度建设和法治理念建设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要从法律制度入手，真正建立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法律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高度重视法治文化尤其是法治理念的建设，有针对性地对人们的法治思想观念进行一次深刻的革命，大力弘扬法律至上的思想、公平与正义的理念等等，消除各种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相违背的观念意识。为此，一要肃清传统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二要铸造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一致的法治文化体系；三要培养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相适应的法律信仰、法律情感，建构优化的法治心理。
三是大局性。
服务大局既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又是人民法院的政治责任。法院工作服务和服从于党和国家大局，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广大法官必须担负的神圣职责，也是有效履行职责的必然要求。就当前而言，审判工作服务大局，就是要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基层法院在服务大局中，一要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紧扣中心工作，立足审判实际，找准保障大局的结合点、服务大局的着力点，充分发挥司法保障作用；二要切实提高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通过依法惩处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平等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市场行为，促进有序竞争和公平交易，依法快审快结快执与经济发展大局密切相关的案件，积极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服务；三要提高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能力。在新农村建设中做到工作前移、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强化职能，力保平安，对农村的各类纠纷要及时平息，各种矛盾要有效化解，使人民群众权利受到尊重、利益有所保障、纠纷可以诉求。四要提高保障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弘扬和谐本位的法律文化，更新司法理念，提高公正司法能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提高化解社会矛盾和风险的能力，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畅通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的司法渠道，善于运用法律和司法手段，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四是宗旨性。
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建设中，“一心为民”是根本。“公正司法，一心为民”决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揭示了新时期人民法院的工作宗旨，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本质要求，它与“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一致的。“一心为民”是检验审判工作法律和社会效果的新尺度，是人民法院密切联系群众的时代要求，是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焦点、热点问题具体实践。因此，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中，我们不应脱离这一宗旨，要始终不渝地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司法工作永恒的价值追求，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法院工作的根本标准。
社会治理的认识篇2
关键词：政治；认同；大学生；心理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2-0127-06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处于调整与变革中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政治心理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被凸显出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而持久的关注，成为当下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所无法回避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大学生政治心理表征着其政治素质的高低，反映着社会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的进程，折射着其思想意识的启蒙程度及社会制度跃迁的步伐，对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的凝聚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逻辑学的角度上看，大学生政治心理的优化是实现大学生政治心理研究的现实旨归，它依赖于其大学生强烈的政治认同感和心理接受度，大学生政治认同是其政治心理的关键环节。
一、政治认同感：政治心理形成的重要前提
从词源学上看，认同（identity）即认定，指认识与感情的一致，意指两事物在形态上的同态性或同一性。弗洛伊德把认同当成一种过程性心理问题来描述：“首先，认同是与一个客观对象形成情感联系的最初形式；其次，它以回复的方式成为利比多式对象联系的替代，就像是将对象注入自我之中；再次，它可能引起种种新的感受，即自我与性本能所吸引的对象以外的某些其他人同享某种共同品格的感受。”把政治行为进行心理学考量，将认同定义于“自我”与“他人”连接为一体、处于同一平面关系的心理状态或心理过程。亨廷顿则对认同做了文化关系维度的认定：“任何层面上的认同，只能在与‘其他’——与其他的人、部族、种族或文明——的关系中来界定”。文化认同是认同的基本指要，处于社会关系层面上的人是通过其身份与地位的辨别及确认得以表现出来的，自我就是从属于某一群体的身份自我，拥有丰富情感、承载着文化的群体就是对自我身份进行确认的载体。从观念上看，“我是谁”或“我们是谁”的追问就是认同维度上个人或集体所具有的一种强烈的归属感与依从感的情感表达与信念寄托。
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政治行为模式和政治文化模式构成一种政治体系，对这两部分结合起来认识才能形成对政治体系的完整理解。政治认同是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课题，是政治文化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阶级意识”作为分析和研究产业工人阶级的一个基本概念来使用，这是把工人阶级自觉的“身份”归属意识提升到政治层面的最初表达。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断言，人是政治的动物，这在经院哲学家阿奎那那里得到了理论上的肯定。从对氏族、城邦及帝国等诸政治共同体的接受到对民族国家的认可历程来看，处于社会政治关系中的人，其情感归属的最终指向一定是他的民族国家。因此，从根本上说，政治认同就是政治态度及观念的心理归属，是政治心理最为基础的概念范畴，是政治合法性与政治稳定性的前提与基础。古往今来的历史说明，稳固的政治统治根基在于其获得的广泛的政治认同和最大限度的拥护，在于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的避免。《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认为：“政治认同是现代民主的一个重要理念，指的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把人们组织起来的重要凝聚力量。”美国政治学家罗森堡姆指出：“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在某些重要的主观意识上，此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特别地，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
第一，政治认同是政治主体积极心理特性的过程表征
“认同什么”是政治认同的核心，是一种政治体系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前提。在政治心理的维度上解读政治认同，其价值与功能的体现表征为政治主体的一种积极心理特性的过程。亨廷顿指出，政治社会中“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古往今来，从柏拉图描绘的“理想国”到孔子的“有道之世”，从孟子追求的“仁政”到奥古斯丁内心的“上帝之城”，从霍布斯的“利维坦”到联邦党人的分权制衡，从朱子的“王道”主张到康有为的“大同”世界，都是对美好秩序的向往与期待。遥远的“荷马时代”，古希腊人用“正义”指代政治的原始涵义。在《荷马史诗》中，“‘狄凯’是正义的女神，是人们的行为准则；而‘忒弥斯’一词源于惩罚女神，表示惯例和习惯法——所以，个别人对规则、习惯、礼仪的违犯，也被视为对神圣秩序的冒犯，都要受到神的惩罚。”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运用各种方式为其合法性统治进行论证，以期社会成员认同其政治统治并遵守这一政治体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认为，政治主体对某一政治秩序的服从与信仰就是这一政治体系合法性的直接注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应当尽可能实现最大限度的正义。正义原则恰恰体现在国家应当以至善为目的，而不是说国家就是至善的。”政治认同获得的前提是这一政治体系存在的合法性事实，即政治理念与政治目标在根本上是大于政治制度本身的。这个奴隶制国家之所以是正义的，是因为它首先是以追求至善为目的的，是为全体成员谋取福利的，因而是“最高的善”，终将获得城邦成员的拥护与支持。
以追求至善为最终目的的政治共同体，如果在实施其政治统治的方式上正当合理，必然会获得最大限度的政治认同感。奥古斯丁认为，国家是“通过共同承认公理和利益的一致性而联合起来的人群”。美国社会学家帕金对韦伯的合法性理论进行研究后发现，“经同意而统治”是韦伯强调的统治合法性的理论重心。这与哈贝马斯所宣称的“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以及阿尔蒙德对政治体系认同与自觉遵守作为一种体系文化来研究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夸克则在其名著《合法性与政治》中用“对政治权利的承认”来指称政治认同的心理特性。社会成员在一定的社会政治实践中对自身所属的某一政治共同体的归属感，是社会成员最基本的政治情感和政治意识的表达，他的“情感”的归属感与“身份”的意识性都是一种心理维度的政治话语。
政治认同是一种模仿和内化的过程，也是一种形成自己行为模式的过程，更是一种情感表达与意识倾向，因而是一个对他者价值与规范的情感连接的心理反应与心理认知过程。对社会成员来说，政治认同是认同主体自身的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心理愿望在政治体系主导的政治生活中的真实映照。一定的政治体系之所以能够获得认同，必定是认同主体自身“接受”并“认可”了这一政治模式，相信它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因而在内心就会自觉支持它，以情感归属与态度拥护的方式来认同这一政治体系。认同指涉的对象是政治生活，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政治主体在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之外，将自身的政治价值观内化于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及政治信念等层面上表现出其心理倾向，并反映出其基本的积极心理体征。因为“从个体角度来看，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成员通过学习，获取社会既定的政治文化，由‘自然人’转变为‘政治人’的过程即个体逐步学习和获得社会或群体成员所具有的政治知识、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及政治行为方式的过程；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培养、教育、训练社会成员接受社会政治规范，支持、拥护现实的政治制度，承认统治阶级的统治，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过程。”
对于一个政治体系，公民的基本认知、判断、服从、认可及参与的过程，就是一个公民心理接受的展现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公民的心理态度的反映，心理倾向的表达，而且也是一种现实政治行为的注解及政治活动的结果。因此，在政治主体的主观意识向度上，其政治实践的履行、政治价值的接受以及政治理念的贯彻，都是政治主体的积极心理特性的表征。剥离真实的政治行为，政治主体的心理和态度便无从体现。从根本上说，政治认同的实质就是政治主体凭借于自身的政治行为，对一定的政治体系发生作用，在作用中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在这一作用过程中，政治主体的意识范畴的主导理念贯彻于政治行为的始终。因而，政治认同也就是政治主体心理特性的表达过程。
第二，政治认同感是认知主体政治心理优化的行动逻辑
亚里士多德说，“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们都能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公民对某一政体的认可度、拥护度与参与程度越高，这一政体的稳定系数也就越高。信任与认可基础上的积极参与，是公民政治心理优化的基本行动逻辑。
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政治现象，政治认同的地位与功能非同一般。在政治体系的运作过程中，在社会成员的政治生活中，在政治文化信念的支撑下，政治认同感本身就是作为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着的，且往往同时成为政治体系自身的直接目标而体现出其基本的价值，在政治体系社会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定社会政治主体的政治心理优化，离不开其基本的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政治认同感本身就是一种行动，是一种健康优良的政治心理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客观表现。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社会生活领域内的政治共同体是一种社会存在，但同时也是这一共同体内社会成员的政治情感和政治意识的客观反映。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伊斯顿说，政治共同体是政治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由政治劳动分工联合在一起的人群团体，政治系统则是由政治成员组成的。”从根本上说，政治心理的范畴比较宽泛，它是认知主体的一种自发与自为并在的、直观与抽象混合的、感性与理性同存的心理反应，而政治认同是从属于政治心理的，它更多地强调人的意识性、理性与系统性，是政治心理优化到一定程度上的合理状态。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从无意识上升到有意识的过程，就是社会成员政治心理的优化过程与政治认同感的形成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成员的政治行为在理论上获得了可靠的逻辑前提与保证，那就是：在理性的认知基础上增进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感，在政治认同感的基础上形成自身的政治参与行动。
认同通过行动来体现，通过具体的政治行为来展示。认知主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行为方式对政治体系的影响也越大，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也越得到承认，政治的稳定性也就越高。如果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高度认同，他就必然会积极响应社会的号召，主动参加社会的活动，自觉维护这一政治体系的权威，自发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并积极同一切与有悖于这一政治体系的其他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自然是一种优良的健康的政治心理。如果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程度比较低，他也许会在一定限度上遵守这一社会的基本政治要求与规范，但这种遵守是低限度的，是消极和被动的非自愿性认同，是迫于外压的“虚假性”认同，因而极易在一定的情况下丧失自己的要求而走向认同的对立面。与前者相比，这是一般意义上的不良的政治心理，也即通常所谓的政治冷漠。这种价值取向往往表现为政治的不认可、不信任，并在行动上表现出不参与、不配合、不支持的离心倾向。因而，优化政治主体的政治心理，离不开主客体的双向互动。政治主体在心理维度上认同的对象是什么，认同的方式怎样，认同的成效如何，归根到底要看其行动的归宿与立脚点是怎样的。即是说，一个人的政治参与程度，直接反映出其政治认同感的基本状况。积极的公民政治参与，基本的公民权利的充分行使，都是其政治心理优化的最好诠释。实现最大意义上的公平与正义，拥有最大限度上的拥护与认同，避免冲突，减少矛盾，消灭动荡，是一个社会实现良性运作的政治基础，但这一政治基础的前提却依赖于整个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感的提高，普遍的政治认同是较高政治认同感的一个基本要旨。布莱克说：“如果没有公民的普遍理解并接受它的统治，国家便不可能在税收、对外政策、教育、社会治安以及无数其他事务中顺利行使自己的职能。”
二、和谐共识与认同危机：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两个形式维度
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解读政治认同问题，必然要诉诸对政治认同的生成机制的探究与分析。构成政治认同自身的结构性要素是多方位的，因而在不同的环境机制与不同的认同主体视阈下，某一群体政治认同的表现必定是复杂多变的。由于大学生这一特殊社会群体自身的独立性、多变性与差异性，其政治认同的差异多样就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是大学生对国家政治体系的情感、态度与行为在总体上的倾向与状态，在根本上表征着大学生的政治愿意和政治行动与国家政治体系要求上的契合程度。从形式上审视与考量大学生政治认同的表现，可以将其概述为两个价值对立的方面：和谐共识与认同危机。
第一，和谐共识的达成
作为一种心理状态，政治心理无法直接观察，但它以认同与否、认同的强弱等要素表现出来。大学生政治认同的程度是大学生对政治体系的信任与信仰程度的外在反映，是对当前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基础性力量所在。在政治生活中，大学生将自身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态度以认同强弱的方式展示出来。价值取向上的积极向上，就是大学生对当前政治体系认同程度较高的有力明证。
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价值取向的多样化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差异是最为突出的表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是执政党坚持以改革创新的向上精神与进取意识审视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自执政之日起就把人民的利益置于第一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坚定信仰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执政风雨中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长期的实践中以优良的革命传统与奋发的时代精神引领着中国人民的前进方向，励精图治，自强不息，与人民共呼吸，与时代共命运，谱写了中国日益壮大坚实的最强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具有强烈政治敏感度、敏锐捕捉时代气息的大学生们，坚持以“事实胜于雄辩”的价值立场来评判党的执政理念与政治方略，从不断增强的国际地位、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获得质的改善的不争的事实中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认知，那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是无愧于伟大、光荣与正确的称谓的，以先进理念武装的党引领着整个国家的不断进步，找到了正确发展道路的党坚持以中国国情为重要参照。因而，大学生们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怀揣强烈正确的政治情感，把守坚定的政治立场，乐观自信，勤于奉献，勇担责任，积极向上，自立自强，一如既往地支持党的方针政策，一如既往地拥护党的纲领路线。这成为大学生对政治认同的基本价值选择。
政治是国家的政治，对执政党领导的认同就是对民族国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大学生在国家日益强大的事实面前不断增强着自己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也必然增强。他们对国家表现出强烈的忠诚感与浓厚的爱国热情，在那些涉及国家利益、国家与民族尊严的重大事情面前更是坚定自己鲜明的政治立场。因而，党的执政地位的普遍认同，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机制的正确，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的一致，这些和谐共识的达成就是大学生政治认同程度较高的最好注脚，这一积极的政治情感为稳固的社会秩序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是国家政治权力得以良性运行的根本保障。
第二，认同危机的遭遇
吉登斯认为，“危机”是一种持续断裂的自我身份和个人情感的事实。认同危机是个体对自我的认识与外部世界环境对个体自我的认识不一致的结果，是二者因不一致而产生影响的矛盾与冲突的产物。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个体的自我认识总是被外部环境给予的强大的外在认识所摧毁，自我的认识慢慢模糊起来。
在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不同表现上，另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政治价值观的多变与政治意识的不成熟，自身阅历的不足与学识水平的不够，加上社会经验的缺乏，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大学生在政治认同上的和谐共识的达成，使他们不同程度地遭遇着政治认同的危机。社会结构的转换与社会利益的分化调整、文化的不断变迁、工具理性的日益盛行等，使得人们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自身的弊端与政治制度的不够完善也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价值观念错乱创造了条件。经济全球化的语境孕育着鱼龙混杂的社会思潮，多元化的观念不断冲击和碰撞，使得部分大学生自身的价值判断不够清晰，对有着深层次背景的政治理论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方法，从而形成了模糊的政治态度与错位的价值判断，主要表现为政治冷漠、政治参与性不强以及功利化的政治情感。在此基础上，这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了怀疑，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产生了动摇，进而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持否定的态度，对中国的政治道路持批评的立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持动摇的观点。他们焦虑甚至冷漠地对待身在其中的政治生活，功利性地选择自己的政治动机，形式化地被动地进行着自己的政治参与，在入党的动机上以实用主义为根本的价值诉求，把加入党组织作为一种手段去实现自我的价值，躲避承担社会责任。这样一来，消极的政治行为占据着这部分大学生的主体政治认同表现。
情感和意识上的无家可归、自我认同感的丧失，是大学生遭遇认同危机的内因。泰勒认为，现代人的道德困境之根源在于个体在精神上没有找到生活的意义，在自我与世界的秩序的坐标中失去了位置。诚然，在日益强大的社会压力面前，大学生总是会产生深层的忧患与焦虑感，如何更好地驾驭自己的命运，如何使自己更好地参与社会的政治组织，展示自己的话语体系，获得自己的话语表达权利，是大学生在实现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必然要遭受的心路历程。在强大的政治体系中，一些心理承受力不强、竞争力不够的大学生难免会有失落感和沮丧感，在多元价值冲突中慢慢失去了归属感，在精神空白地带对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产生了动摇，对政府权力的有效性与合法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社会政治的认同危机也就随之产生。
三、大学生政治认同机制的生成：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视域下大学生政治心理优化的现实选择
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是当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工作者热心探讨的时代课题。在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今天，大学生自身的政治心理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创新自身的教育理念、教育体制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实现依赖于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良性互动，在引导培养人、完善人、塑造人的理念下实现教育的主体功能，优化大学生的政治心理，增强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感，培育正确的政治认同机制，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视域下大学生政治心理优化的目的。
第一，有效建立政治共识机制
当代政治哲学大师罗尔斯说：“社会的统一建立在对该政治观念的共识基础之上；而只有达成共识的各种学说得到政治上积极行动的社会公民的确认，而正义要求与公民的根本利益——他们的社会安排培育并鼓励他们追求这些根本利益——又没有太大冲突的时候，稳定才有可能。”“重叠共识”强调的就是在多样社会思潮激荡的状况下，社会要想健康稳定，需要在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中寻求一种大家都能够接受和认同的主流价值观念。任何社会的统一都是有前提和基础的，公民的利益与政治理念的一致是共识达成、社会政治生活稳定的基本条件，公民认同危机的出现是导致社会混乱、暴力横行的重要因素。大学生优良的政治心理如何获得，大学生政治共识机制如何才能有效建立，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理念指导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因而，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从培育大学生的政治共识人手，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制与体制，完善现行对思想政治课程的考核体系，培育崇高的政治信仰，发扬积极向上的政治伦理精神，通过有效的政治引导，走进大学生的生活世界，对大学生积极对话，在沟通中拉近彼此的距离，“所有政治行为都是对沟通的这种或那种方式的反映”，在沟通中整合二者的共同利益，以期实现大学生与党的执政理念具有较高程度的重合与统一。
第二，大力倡导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一般意义上，意识形态的功能是为政治服务的，它直接而直觉地反映着社会政治现象，为一定的政治模式提供政治辩护，制造政治舆论，培育政治观念，滋养政治力量，进而动员社会成员自觉加入到维护当前政治体系的立场中来，因而成为政治认同的重要价值资源。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某一时期占主导精神力量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是这一社会政治权力得以正常运行的思想支撑和观念维系。大学生政治认同危机的遭遇是多方面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不力是导致部分大学生偏离正确的政治心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错误的社会思潮的冲击之下，他们迷失了自我，丢弃了基本的价值判断，丧失了根本的政治认同，主次颠倒，是非不分，黑白不清，爱憎不明，荣辱的界限混乱，甚至走向反动的政治立场。在这种状况下，承载着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思想观念引导与积极的行为引领功能的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要不断研究变化了的教育环境，紧密跟随时代的跃动，从大学生的实际状况出发，深入分析大学生健康政治心理生成的机制与过程，认真反思大学生遭遇认同危机的根源，寻找到优化大学生政治心理的正确通道，获取实现大学生较高程度的政治认同的合理路径。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之所以需要更新，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倡导和渗透渠道的缺乏与不足。成长于时代变迁加速的当代大学生是政治极其敏感的年轻人，他们的政治心态在多元化的文化碰撞下失衡的可能性较大，如果缺席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统一整合作用，大学生的政治信心就可能得不到增强，政治热情得不到激发，那么被一些国家“西化”与“分化”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第三，不断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中的政治内容
就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而言，政治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中一个中心内容，政治内容的不断更新与完善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断充实的重要环节。大学生政治认同水平的提高，依赖于科学、正确、与时俱进的政治教育。部分大学生政治知识的缺乏恰好折射出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政治内容方面上的不足，他们对政治的概念理解是片面的，对政治的宣讲方式是陈旧的，对大学生的接受与理解能力和程度是漠视的。政治知识的缺乏导致大学生对政治的认识不够深入，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不高，饱满的政治情感无法释放，从而不能形成较高的政治认同感。因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就要从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人手，加强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学习力度，增加大学生感兴趣的政治难点和热点问题，让大学生掌握有关国家政治体系、各项机构的构成及制度性安排的基本知识，熟悉各种政治规则和程式，领悟国家政治制度的精神要旨，进而提高自身对政治运行的认知水平和政治参与能力，以促进国家民主政治的进程。
第四，积极增强社会实践中的政治认同效果
社会治理的认识篇3
关键词：治理型意识形态；转型；结构；功能；供给机制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当代西方保守主义语境下的民主政治理论研究”（项目编号：2013006）；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学院创新团队资助项目“青年政治学者创新团队”（项目编号：31541510102）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2-0033-06
一、从革命到治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功能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我国意识形态功能出现了由革命向治理的重大转型。广义上理解的“革命”，并非单纯的“一乱一治”，而是涵盖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迁。譬如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等，都印证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①这一判断。因而，“革命”成为中国近代话语中极具正当性的政治观念，并且饱含“进步”意蕴，奠定了“20世纪中国政治制度与社会行动正当性的基础”②。
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曾就国家变革的方向与途径发生了“改良”与“革命”的重要争论，最终革命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究其原因，还是由于缓慢的渐进式国家改良无法实现革命带来的社会整体革新：“缓进的社会改良只能依托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以及具有较高正当性基础的政治统治阶层的存在才有可能，而20世纪中国首先面临的问题恰恰是统治阶级的解体和整个政治制度的崩溃”③。因此，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社会革命几乎成为重建国家政权、重塑国家制度的不二道路，相应地，以革命话语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亦成为动员社会各阶层革旧鼎新的重要符号力量。
然而，底层动员是中国革命的显著特征，对于高度原子化的中国社会来说，其效果摧枯拉朽，其后果却难以控制。“当革命蔓延到社会下层时，理性Ρ灸艿闹配也就相应地终结了，转而变成了本能支配理性”④。因此，伴之以底层动员的中国革命，并不会随着1949年国家政权的建立而转变成稳定的体制力量，其惯性在很大程度上无法阻滞。对待革命，要进行辩证的和历史的分析。“在今天，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现性的成长，使得我们对于革命与正当性直接钩连的关系可以加以解除，也使得我们对于革命的复杂蕴涵可以加以理智的确认，当然也使得我们可以把革命曾经具有的永久正当性，放到时代的有效性中间加以量度。”⑤
因此，我们从长时段定义革命，不仅要关注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的胜利，更应聚焦于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迁。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变迁即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且复杂的环节。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革命的传统正当性逐渐消弭，革命型意识形态的正面功能发挥结束。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以及各阶层之间力量对比的显著变化，我国意识形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实际发生了由革命到治理的重大功能转型。然而，学术界尚未提供合适的概念工具来描述这一变化，多用意识形态的“发展”或“创新”来代替意识形态的“转型”。本文试图针对当前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需要，正式提出“治理型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从功能发挥的角度来讲，后者由于直接对应于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因而更能准确描述社会思想领域的变迁。
治理（Governance），在政治学领域主要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当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⑥。需要注意的是，与传统的统治概念不同，治理概念的价值取向更多体现为协商、参与、合作，强调国家与社会、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双向沟通与多元互动，以最终实现各方利益的协调和公共管理的秩序化。相应地，治理型意识形态即意味着在维护政府权威和执政党领导地位的前提下，积极引入政治协商模式，拓宽政治参与渠道，改变公权力的单向度流动，形成多方合作、协调共治的国家治理结构。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其实已经由社会变革初期的革命动员转向现代化建设中的治理进步。
针对性研究中国意识形态的治理转型，对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获得更大范围的认可具有重要意义。从合法性的角度来讲，意识形态的功能转型并不意味着合法性在国家时空序列上的某种转移，而是针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构建新的意识形态系统，并使其结构要素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正向功能。同时，意识形态转型亦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当前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即表现为政府治理尚无法有效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为了切实推动政府治理创新，必须站在意识形态转型的高度进一步解放思想，为改革赢得更多社会共识和智力支持。这是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正确处理好发展与稳定这一对基本关系，并顺利从转型社会平稳过渡到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必要条件和内在动力。最后，要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促进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与合作，都需要从现代治理视角合理建构我国意识形态。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功能转型，必然要求更新或重组意识形态的内部结构，以达至结构与功能的协调同步。因此，在“治理”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指向时，动员型、革命型的意识形态就需转换为共识型、治理型的意识形态。同时，从治理结构的角度研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有助于突破旧的研究范式，实现意识形态研究的科学化。
二、治理型意识形态的内在要素分析
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首先表现为与社会存在相对应的各种观念形式，“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⑦。当然，马克思进一步从组织关系上指出，意识形态乃阶级统治在精神世界的延续：“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⑧
马克思主要从社会结构理论的视角考察意识形态的反映功能和能动作用，因而在其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人们主要关注研究意识形态的外在结构。直到曼海姆开创了以知识社会学路径研究意识形态的方法后，尤其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兴起后，研究者们才开始从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论证其性质和功能。例如，在国外学者中，莫里斯・博恩斯坦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组思想和价值观。它指导个人（和个人所形成的组织）如何解释他们的环境，选择在维持或改变环境方面的目标，以及确定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⑨雷蒙・阿隆指出：“伟大的意识形态产生于三种因素的联结：与人类渴望的未来相一致的想象力，这种未来与一个特殊阶级的联系，以及对超越于计划和所有制而使工人阶级倮的全人类价值的责任。”⑩在国内学者中，何怀远指出，认知―解释层面、价值―信仰层面和目标―策略层面是意识形态的三个基本层面11；韩源认为，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是意识形态内部结构的三个层次12；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外学者中，舒曼较早从结构性视角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他认为，中共意识形态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纯理念的意识形态”，表现为某种观念秩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给人们提供世界观和认识论基础；另一个是“实践的意识形态”，表现为某种行为准则，以列宁主义为指导纲领，给人们提供革命和组织的行动基础。相应地，思想则是将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效整合的最终力量，亦是推动党的意识形态将新老文化元素进行概念性融合的宏大体系。舒曼认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中两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塑造了党的组织样式。13
从逻辑功能的角度进行结构性分析，本文认为治理型意识形态包括三个层面，从内在构成要素上表现为认知行为、规则制度与价值理念的结构功能互动。
第一，方法层面：认知行为与诚信合作。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的观点，“在意识形态上，我是指所有人在解释他们周围世界时所拥有的主观观念（即模型和理论）。无论是在个人相互关系的微观层次上，还是在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的宏观层次上，它提供了对过去和现在的整体性解释，诸如共产主义信仰，，个人所建立的理论都具有根据世界应该是怎样组织的规范看法色彩”14。
按照诺斯的理解，意识形态不仅是指涵盖广泛的宏观认知模板，亦是指微观世界中合理有效的主观图式，是使个人和集体行为合乎理性和规范的智力成果，能作为社会成员自觉信奉的认知信仰体系以实现集体行动的协调与合作。简言之，意识形态是以“忠诚”为内核的一整套行为准则，它内含一种最起码的自愿服从成分，有助于团体成员在认识和行动上达成一致，从而保持团体的内部团结和稳定，提高人们协同合作的工作效率。
据此，从微观的方法层面上说，本文认为治理型意识形态首先表现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认知模式或主观图式，为国家治理提供必要的微观基础和知识储备。在理论上，它能给个人提供统一的、自觉的世界观；在实践上，它能给个人提供行动的、理性的工具。因而治理型意识形态的基本结构要素之一即是内在统一的认知和行为，其相应功能则表现为道德规范的内化，在认知上形成诚信，在行为上产生合作。
第二，规则层面：规则制度与效率稳定。
新制度经济学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将意识形态与规则（制度）联系起来，从而将意识形态视作一种重要的组织资源。它认为制度由正式制度（规则）和非正式制度（规则）构成。其中正式制度是由政府或权威机构自觉制定的、具有强制性的规则和契约，而非正式制度则是在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中自发形成的文化传统和行为习惯，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世代沿袭的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在非正式制度的各种要素中，意识形态居于核心地位。它不仅可以制约正式制度的价值取向，更能构成正式制度的理论基础、最高原则和先验模式。
作为正式制度之先验模式的意识形态，首先能够论证现实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一种制度只有建筑在社会成员共同接受或普遍承认的“公义”之上，才具有合法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而要获得这种公义或正义，现实社会制度只有被“嵌入”到决定人们价值准则的“信念体系”之中，才能成为“正当”的约束力量。因此，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制度功能就是使人们相信现存规则与正义的共存性，从而将遵守规则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行为。
其次，在论证现实社会制度合理性的基础之上，意识形态还能提高正式制度的运行效率。从制度合作的角度看，意识形态作为以世界观为核心的价值系统，能够为人们“应该如何行为”提供基本的价值共识，从而以软约束的形式减少人们合作行为中的“摩擦费用”，降低制度运行成本，提高制度管理效率。成功的意识形态能够强化社会成员关于制度公平的信念，造成违反规则的心理负担，以减少人们的搭便车行为和投机行为，降低实施规则的费用和成本，促进正式制度的高效灵活运转。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有效的节约机制。
再次，意识形态具有正式制度所不具备的社会管理功能。意识形态中价值规范的引导，可以帮助人们抵御狭隘的机会主义倾向，遵守普遍的社会道德规范，建构积极的社会文明成果。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培养了个人决策的基本素质，能够有效促进社会管理中的自发秩序行为。同时，意识形态可以促使人们超越自私的功利主义计算，在合作与利他中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发展。
据此，从中观的规则层面上说，本文认为治理型意识形态是联系国家与社会的一套非正式规则或内生制度，以社会资本、制度资源、行为规范等软约束形式存在，能够为国家治理提供必要的中观支撑和法治资源。其功能在于减少社会生活中的搭便车行为、机会主义倾向和道德风险，降低正式制度的运行成本，提高社会成员行为的可预见性，以可持续的激励机制提升合作效率，形成稳定的制度预期。
第三，信仰层面：价值理念与认同忠诚。
从宏观层面也是最高层面来说，本文认为治理型意识形态是价值性与工具性的内在统一，它内含对世界的终极解释，具有方向性的引导功能，在价值性上为当下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价值规范和价值评价标准提供最终依据，同时在工具性上为国家治理提供必要的政治认同、社会忠诚和协调共识。
信仰层面是治理型意识形态中的方向性内容，其正当性决定了方法层面和规则层面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尤其是信仰层面的价值理念，能够影响和引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构成全社会的精神支柱。需要强调的是，在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形成符合治理需求且准确反映社会治理转型的核心价值判断。因此，从宏观层面上说，治理型意识形态肩负的特殊历史使命就在于，建构并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和价值共识，缓解和调整社会转型中的矛盾与冲突，推动观念变革与治理创新的协调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从整体上说，治理型意识形态的三个层面相互支撑、相互渗透。信仰层面主导宏观方向，规则层面提供中观支撑，方法层面构筑微观基础。具体说来，信仰层面的价值理念居于主导地位，但它仍是知识要素的价值延伸，需要以方法层面的认知行为作为微观基础，以个体行为的诚信合作累积社会成员的认同忠诚；同时，价值理念向认知行为的内化需要规则制度的塑造和固化，将软性的观念和行为“嵌入”硬性的模板之中。规则层面的规则制度是中坚力量，但它既要向上抽象成为信仰层面的先验模式和价值共识，亦要向下具体成为方法层面的行为模式和知识模板，体现出结构与能动的中介“滑移”。方法层面的认知行为乃微观基础，它一方面需要信仰层面的价值理念提供宏观引领和正当性前提，另一方面则需要规则层面的制度约束提供合作框架和效率保证。总而言之，治理型意识形态的三个层面在互动中形成了相对稳定又与时更新的动态结构。
三、治理型意识形态的内生供给机制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总体工程，其中国特色在于，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引领下，以规则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方式，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持续稳定发展，同时推进公民、企业、社会组织等的现代化转型。治理型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重要的治理资本和人力资源，无疑是这一总体工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持续稳定的观念基础、知识储备、社会资本、制度资源、行为规则和内化机制。
第一，治理型意识形态的微观供给：吸纳多元治理主体，实现以人为本与协商合作。
治理模式的主体特征主要表现为，由以往强调管理者的绝对权威转向关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权益，从而意味着治理者与治理对象之间的某种服务关系、契约关系和互动关系，强调分权、规范、法治、协商和人性化。在当前中国国家治理中，治理主体的这一变化即体现为，在政府的主导之下，社会组织大量出现，公民参与逐渐增多。
从公民个体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解体，城市单位功能弱化，个人对组织的依附性明显降低。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世俗理性的发展，全能主义国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严密控制逐渐放开，社会自主空间日益扩大，社会成员因而获得极大解放，自由流动性明显增强，自主意识、权益意识、维权意识逐渐被唤醒。社会利益诉求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势，相应地，以表达不同利益诉求为目的的公民参与在范围和频率上均大大增加。
从社会组织的角度来看，由于当前中国社会呈现社会阶层多元化、利益结构复杂化、社会服务需求多样化等特点，社会组织日益成为联系国家与社会并协调多方利益的重要纽带，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社会组织发挥着重要的协助或自治作用。当然，我国的社会组织最初大多由政府主导建立，且对政府的依附性较强，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入，不仅已有社会组织的自逐步扩大、自主性逐渐增强，同时还出现了很多以自愿结合、自筹资金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的社会组织。
针对国家政治生活中治理主体的转型，治理型意识形态的微观方法层面能够提供有效的供给机制以适应新的社会变化。从总体上说，治理型意识形态能够遵循以人为本的核心原则，有序吸纳多元治理主体的利益关切和政治参与，形成协商合作的基本价值观，从而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够充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果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
具体说来，方法层面的治理型意识形态作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主观图式，一方面在认知上，有助于提高不同治理主体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意识、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推动其更加主动、更具创造性地参与公共治理。同时，亦能增强治理主体对公共事务的认识能力、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敦促其兼顾各方利益，结合实际情况，对公共治理提出科学的方案、对策和建议。另一方面在行为上，治理型意识形态能够提供有效的、理性的行动工具，帮助多元治理主体提高对公共治理的影响能力和自治能力。一是敦促其不断学习深化有关公共事务的专业知识，以便提供切实有效的、可转化为公共治理措施的政策建议；二是敦促其依照合法的程序和渠道参与公共治理，合理利用网络、社会组织、法律规范等途径，确保参与行为的合法性、自律性和有效性。
第二，治理型意识形态的中观供给：协调多元社会阶层，促进公平正义与法治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由同质一元的伦理社会向异质多元的法理社会转型。这一转型过程带来了深刻变化，实现了从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社会的转变，从以农业人口为主体的传统社会向以城市人口为主体的现代社会的转变，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转变。
上述结构性变迁的一个重要结果即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与多元化。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单位、职务、户口为基础的封闭式、等级化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被市场经济体制下以知识、能力、贡献为基础的开放式、平等化社会阶层分化机制所取代。正如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传统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三大社会阶层内部出现分化，每个阶层内部的异质性增强，各阶层之间相对开放，刚性结构逐渐向弹性结构转化，社会流动增大，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群体和阶层”15。需要强调的是，阶层的分化为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动力，也给国家治理提出了挑战。
伴随着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的是建立在职业分工之上的利益群体的分化。以职业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使不同群体在资源占有方面出现明显差异，从而导致利益不平衡，造成利益群体的分化、多元、多变。而群体结构的复杂化，又会加速社会阶层结构的多元化，增加社会的异质性。在这一分化过程中，社会成员、群体、组织等重组频繁，变更社会身份的机会大大增加，过高的流动性和两极化差异会对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加之由于资源分配失衡或错位所导致的群体间摩擦加剧及对立情绪增长，进一步加大了国家治理的难度。
针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多元分化，治理型意识形态的中观规则层面能够提供相应的供给机制以回应其提出的治理挑战。从总体上说，治理型意识形态能够根据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合理解释阶层分化与重组中的各种现象，防止价值系统的混乱，重塑社会共识，促进实现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阶层整合，并以内生规则的形式协助依法治国、维护社会稳定。
具体说来，规则层面的治理型意识形态作为联系国家与社会的一整套非正式制度，能够以规则化的共识和共识化的规则为多元社会阶层提供有效的整合机制。从规则化的共识角度来讲，治理型意识形态能够引导社会各阶层合理认识社会利益的异质性，树立和谐共处、协商共赢、各得其所的群体发展目标。同时，治理型意识形态能够坚定并强化对现存制度公平正义的信念，降低相对剥夺感，促进建立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信任关系，为减少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稳定提供必要的观念资本。从共识化的规则角度来讲，治理型意识形态能够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心理结构，为各阶层、各群体的社会政治活动提供长期服务和稳定预期，从而提高行为的可预见性以促进信任合作，为协调不同群体的集体行动提供重要的人际规范和组织资源。同时，治理型意识形态还能与正式制度的治理过程形成默契配合，为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正确处理发展与稳定这对基本关系提供持久的稳定机制和协调机制。最重要的是，治理型意识形态能够成为社会整体利益的合法代表，从而在理性和法律的框架之内建构普遍性的公共利益话语和法制话语，正确引导阶层整合与利益融合，促进依法治国的实现。
第三，治理型意识形态的宏观供给：整合多元价值观念，坚定“三个自信”与社会和谐。
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必须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时兼顾全球治理问题。在全球治理背景下，国家空间变得模糊，国家治理空间也变得泛化，相应地，各种社会思潮、文化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等竞相迸发，加之西方世界带来的意识形态碰撞，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遭到多元文化的巨大挑战，人在价值选择上也遭遇各种迷惘、困惑和混乱。
更重要的是，如前文所述，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代表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统一的价值体系逐渐放开，不同的价值观念得以在更加宽松的制度环境中竞相成长。同时，伴随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异质化与多元化，中国社会自主性日益增强，不同社会主体价值偏好的形成主要源自利益需求下的自主选择，其结果导致社会价值体系的复杂化、多元化、碎片化。
上述问题表明，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中国社会价值体系中存在着主流与大众、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竞争与冲突。在这一多元并存的价值结构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需要合理有效的引导机制与整合机制来对抗社会价值体系的碎片化状态。针对这一问题，治理型意识形态的信仰层面能够提供正当有效的价值理念供给，引领社会思潮，凝聚价值共识，重塑社会认同，牢牢把握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导向。
具体说来，首先，信仰层面的治理型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价值系统的最终依据，能够培育社会成员对主流价值观、政府合法性、制度合理性以及社会发展方向的普遍共识，从而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推进党和政府同社会、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吸收、认同和内化，捍卫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主导地位，促进社会和谐，增强国家软实力，为中国梦的实现储备社会资本。其次，信仰层面的治理型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价值表现和管理工具，能够在保障政治认同、提升社会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同时，正确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增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协调，加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安全保障。最后，信仰层面的治理型意识形态还能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开放的理论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而治理型意识形态能够引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促成二者的高度契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另一方面，治理型意识形态亦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结合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际需要，坚持理论创新，积极吸纳其他价值体系中的合理成分，培育开放包容的意识形态体系，形成凝聚广泛社会共识的精神支柱和团结各方治理力量的思想基础。
四、结语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治理型意识形态已经逐步展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是其丰富的理论资源，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伟大实践是其重要的现实基础。需要指出的是，治理型意识形态亦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后者的提出正是要向世界展现一个“中国梦”，有梦想的中国模式才是有吸引力的。因此，中国模式的研究必然会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而治理型意识形态的研究亦要结合中国模式来实现其中国特色，以最终整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对此，本文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仍需不断地研究和探索。
注释：
①⑦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611、98页。
②金观涛：《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76页。
③邹傥：《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4页。
④[法]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佟德志、刘训练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⑤任剑涛：《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南方日报》2002年1月20日。
⑥俞可平：《治理和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
⑨[美]莫里斯・博恩斯坦：《比较经济体制》，王铁生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9―10页。
⑩Chaimwaxman，theendofideologyDebate，newYorkpress，1969，p.32.
11何言叮骸兑馐缎翁的内在结构浅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12韩源：《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构转型》，《党政论坛》2005年第8期。
13FranzSchurmann，ideologyandorganizationinCommunistChin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1，pp.22-24.
14[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24页。
社会治理的认识篇4
一、建构主义——一种分析范式
建构主义是一种关于认知和学习的理论。苏格拉底的“助产术”(是指一种师生双方基于平等地位的辩论式教学方法。他认为教师的职责不是灌输知识，而是要通过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和获得知识，教师只是新知识和新认识的“助产士”。)和柏拉图的理念论一般被认为是建构主义的思想起源。纳尔逊·古德曼第一次提出了“建构主义”的概念。[1]建构主义理论发展到今天，出现了很多理论分支，被广泛应用于教育学、认知心理学、国际关系学、公共外交、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等学科。
建构主义有两个重要的基本信条：第一是认识的获得是认知主体主动建构的结果，而不是通过被动地接受获得;另一条是认知主体带有自身的利益和判断，“价值无涉”原则不适用于建构主义理论分析。根据建构主体的不同，建构主义可以分为个体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前者认为认知行为为认知个体单独建构;后者则强调认识活动的社会性，强调认识的形成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动态互动。社会建构主义认为认知同文化历史相联系，同文化价值观相互通融，人们是在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圈定的范围内进行认识活动的。[2]建构主义既是认识论也是方法论。
它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视野和一套新的认识工具。尤其在侧重于分析认识的形成和“涉人”的社会现象时，社会建构主义的有效性是显而易见的。[3]本文的关注点在于公众作为“社会人”在政治人物公众形象形成中的主观能动性，以及政治人物公众形象的建构主义分析。
二、政治人物公众形象的内涵和意义
政治传播是“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信息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是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4]作为传递政治信息，达成政治共识的一种社会行为，政治传播渗透着人的价值追求和判断，是一种典型的“涉人”的社会现象。在现代民主政体中，政治人物通常通过组织或加入政党、参加选举，从而获取影响政治进程、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因此，政治人物与社会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最本质的区别就是拥有政治权力。
政治人物公众形象是指社会公众基于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对政治人物形成的综合印象和评价，是社会公众对经过多渠道直接和间接获得的关于政治人物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言谈举止、服饰发型、精神风貌、政策主张和政治理念等信息，建构起来的整体印象。
个人对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追求是人的本性。个人及组织对良好声望和威望的追求就是对其良好形象的追求。[5]政治人物推动政治进程，进行社会管理除了需要其自身权力带来的强制力外，还需要有良好的声望和较高的威望带来的感召力。强大的感召力是政治人物行使权力的润滑剂，能够有效降低权力运行的阻力和成本。因此可以说，政治人物的良好形象是政治人物在政治传播中的一种坚实有力的“软力量”。
虽然在媒介化社会，政治人物形象呈现于报纸、电视以及网络等各种媒介平台的声音和影像之中，使受众有着所听所见即为真实的强烈错觉，但是，一直以来对传播效果的研究提醒我们不能忽视受众的主观能动性。公众内心积淀形成的对政治人物的认识和评价是影响公众政治情感以及指导政治行为的最大动力。
三、政治人物公众形象的建构
政治人物公众形象是公众对政治人物的情感和意志的总和，它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根据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公众是有能动意识的受众群体，具有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经验基础，带有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判断。社会公众把从外界接收到的关于政治人物的信息进行解码，结合自身的文化、知识背景、价值取向进行整合，形成整体印象和判断，从而建构政治人物的公众形象。社会公众获取政治人物信息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接触或者感知;另一种是间接接触，即通过媒介或人际传播群体等中间介质接收信息，大致包括正式公开渠道获得经验和“小道消息”两种。在认知心理学上这两种途径也叫作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
另外，社会建构主义指出认知的建构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制约下，通过跟他人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认知结果是个体与社会中其他人达成的某种共识。政治人物公众形象的建构也应符合这一规律。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受众群体接触的信息源和获得信息的渠道不同，对信息的辨识、理解和加工处理方式和能力也不尽一致。所以，大众对政治人物形象的认知结果在不同阶层中会有一定的差别。分属各阶层的社会大众形成的认知结果，只有通过交流、协商后相互妥协达成的最大公约数，才是最具客观性、普遍性和真实性的政治人物的公众形象。
四、政治人物公众形象建构的要素分析
(一)政治人物公众形象建构的客观要素
政治人物的言谈举止、服饰外表以及政策主张和政治理念等信息客观存在于现实世界当中，构成政治人物的“具象”，是媒体塑造政治人物媒介形象的原材料，也是政治人物公众形象建构过程中相对客观的要素。这些客观要素一般经过包装和修饰，体现着政治人物的形象风格和政治风格，并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使得政治人物形象本身成为政治传播中具有高辨识度的象征和符号。比如，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发型上保留了前任的风格特点，这种形象设计有助于巧妙地借助前任的威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统治。
(二)政治人物公众形象建构的直接经验
社会公众通过参与一些社会政治活动，如政治人物的调研考察活动、新闻会、赈灾慰问等，从政治人物的外貌体态、话语和行为，获得对其最直接、最真实的感知，形成对政治人物的情感体验。
另外，公众对于所置身的社会政治生活以及对政府服务、政绩效果等政治治理的体验会影响其对政治人物的情感、印象和评价。这对处于执政地位或往届任期的政治人物公众形象的构建有着直接的影响。例如，社会治安问题、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的进步、波动，都会导致公众对政府官员的肯定或是批评和质疑。对大多数社会公众来讲，直接接触政治人物的机会毕竟很少。直接经验本身具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性，也会受各种主观因素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由直接经验建构的政治人物公众形象难免相对片面。
(三)政治人物公众形象建构的间接经验
1、政治人物的媒介形象是政治人物公众形象建构的关键要素
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网络的普及，大众传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全面的信息传递系统。公众可以通过媒介获得远离自己直接经验认知范围的认知对象的信息。政治人物的媒介形象是政治人物作为一个客观存在，通过报刊、电视和网络等媒介所呈现出来的公开形象。而这种形象本身就是经过了媒介基于自身的价值取向和传播目的一次建构。因此，社会公众通过传播媒介获得的关于政治人物的间接经验，实际上是由媒介和公众自身双重建构的结果。
首先，媒介对政治人物媒介形象的建构。如果说政治人物是客观现实的话，根据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政治人物的媒介形象就是媒介传递的“象征性现实”。大众媒介在进行新闻报道和信息传递时，并不是“有闻必报”，它只能最大限度的接近而非复制客观真实。大众媒介塑造并呈现的政治人物形象也是经过其“把关”之后的产物。这是媒介对传播对象主动建构的结果。媒介伦理是媒介建构政治人物媒介形象的价值基础。媒介自由是媒介伦理的一个重要范畴，表现在媒介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和客观公正的价值追求，即媒介担负的社会责任和对专业品格的追求。
在媒介环境相对保守的社会，媒介往往趋同于政治人物和执政党的主流意志和价值，侧重于对政治人物的正面报道，着力塑造正面形象。政治人物的媒介形象则比较单一。如果把政治人物的形象分为现实形象和理想形象的话，在保守的传媒环境下，政治人物的媒介形象呈现的更多是政治人物的理想形象，或者是媒介和政治人物所认为的理想形象。而在多元化的媒介环境中，政治人物形象则会相对全面、真实。政治人物的媒介形象会更趋近于政治人物的公众形象。公众获得的认知结果也会更加趋近于政治人物的现实形象。
其次，公众对政治人物媒介形象的重构。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认识的获得是认知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建构的结果，而不是通过被动的接受外界刺激获得。社会公众对政治人物媒介形象的重构表现在公众会根据文化背景，主流价值标准和既往经历等主动地寻求、选择信息，对政治人物的媒介形象进行解码，进而获取新的认知和经验。不同的人会喜欢不同的电视节目，订阅不同的报纸，或者把注意力放在同一份报纸的不同版面。为了满足特定的需求，公众还会主动寻找能够强化已有认知的信息。例如主动查阅资料，打听小道消息等。
2、公众获得间接经验的另一途径——“小道消息”
“小道消息”有时也被称作“未经证实的消息”、“谣言”、“八卦”等。这类“未经证实的消息”往往通过非正规、非公开的渠道传播。比如，以前中国的茶馆、酒肆，英国的乡间酒吧等都是传播类似信息的主要场合。在媒介性质趋同的社会环境中，政治人物的媒介形象往往比较单一，“小道消息”更可能与公共媒体传播的政治人物媒介形象存在差异，甚至是颠覆。这些消息因能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反而更能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结语
政治人物形象的研究是政治传播研究中的热点话题，相关的概念也比较多。建构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世界的新视角，也提供了分析、解释问题的一种方法和路径。抛开社会公众的建构作用研究政治人物公众形象，无异于自说自话。突出公众作为“人”的特性，强调公众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作用，不代表放弃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社会的现实是，社会公众不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也不是白纸一般的“空白人”。每个人都带着自身既有的经验基础、文化背景和价值判断。只有正确认识这些现象，才是真正坚持了唯物主义。
社会治理的认识篇5
关键词：政治社会化大学生具体对策
一、政治社会化的产生及含义
“政治社会化”的概念最早是在1958年由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提出,由海曼在1959年出版的《政治社会化:政治行为心理学的研究》一书中首次系统地加以论述。此后，政治社会化不断地深入，并成为政治学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的话题。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也受到西方大量政治学说和政治理论的影响，开始对政治社会化进行初步的研究和探索。
对政治社会化含义的理解是进行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所以必须加以掌握和了解。政治社会化实际上包含了政治社会化的两个方面的含义和内容：一方面，从社会成员个体的角度讲，政治社会化是一个人通过学习和实践获得有关政治体系的知识、价值、规则和规范的过程，通过这种学习和实践，一个自然的人转变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的社会政治人；①另一方面，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讲，政治社会化是一个社会将政治文化（普遍的政治知识、价值、规则和规范等）通过适当的途径广泛传播过程，②通过这种传播，社会中人们所具有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传授给新一代社会成员。
二、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现状
当前，我国大学生的政治意识现状总体上保持着积极健康的良好态势，呈现出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政治行为日渐成熟的发展特点，然而由于诸多现实原因，致使大学生在政治社会化过程出现一系列的障碍，影响他们的政治社会化效果。
（一）政治认同不一致，政治兴趣不高
政治认同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即政治主体认识到自己与某种政治的同一性。③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给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提供更多机会的条件下,其政治意识正在逐渐走向成熟。政治认同意识获得明显提升的同时,大学生中也部分存在着对政治认识的不一致性和模糊性。由于社会不正之风和党内腐败现象的影响，使一些大学生在政治思想上产生了困惑，理想信念则发生了摇摆，与政治文化保持着一种不远不近的游离状态，政治追求上表现出随意性或感到无所适从，有的甚至发生信仰危机。同时，由于高等教育由往日的精英教育逐步过渡到大众化教育，大学生以往的优越感逐渐淡化，加之学习、就业的压力增大，以致对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大为减退。这样的状态直接影响对大学生政治上的系统培育和塑造大学生政治人格的力度和效率，不利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完成和实现。
（二）政治鉴别力不强，政治参与盲目
当代大学生的思维能力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其自身思维的批判性与认识事物的狭隘性的影响，在政治思维方式上仍存在一定的缺陷，政治鉴别力较弱，对社会现象不能做出较深刻的理性分析，虽然，不少大学生对国内外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或政治问题和某些社会现象表示关注，对于一些政治活动表现出一定的参与意识，但实际上并没有相应的行为投入，即使参与，目的性也不够明确，往往容易随大流，人行我效，甚至出现与认知相反的行为。
（三）价值取向的功利性越来越浓厚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多元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大学生正经历着世俗化的洗礼，表现出一种世俗性的成熟。虽然大学生政治价值取向上自主意识增强,但一部分大学生的政治价值取向带有不同程度的功利主义色彩。一些大学生撇开了内在的、传统的道义型、精神型价值观念，而转向外在的、较为实惠的功利型价值观念，价值目标由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
三、优化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具体对策
第一，有效掌握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基本规律并对大学生政治教育进行合理定位。从理论上看，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施行者和社会要求是统一的，施行者代表着社会政治要求去教育、训导学生。但是由于大学生自身在接受能力、环境影响、主观需要等方面所具有的不同性质，因而即使是同一主体采用同一内容，在不同的个体中会出现不同的个性化表现。要超越大学生原有基础、使他们的思想政治品德得到进一步提高，既符合社会要求，又符合大学生发展需要。社会性与个性发展相统一规律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总过程的基本规律，在总过程的运行规律体系中处于总体上的最高层次，对全过程起着主导作用。
第二，丰富大学生的政治文化内容，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人格。要注重大学生政治人格的培养，加强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教育，使他们能够树立坚定的信念与远大的理想。同时，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培养大学生热爱社会主义的政治情感和价值取向,形成良好的政治态度。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和价值取向，是思想政治工作和政治心理调适的重要任务。通过学习、思考、实践，了解政治现象、政治体制、政治理论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了解国家、政党、法律、国际时事、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了解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做好理论准备,从而提高认知能力和参与意识。
第三，正确引导大学生参与政治活动，提高其参政能力。大学生代表着未来，应该是民主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要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法律意识、公民意识等现代政治意识、政治思想的教育，以增强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强化在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积极主动精神，引导大学生关心政治，增强对政治的信赖度，使他们感到自己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员，并积极投身于政治实践活动。同时，激发政治参与的自觉性，加强科学文化学习和思想政治修养，学会关注和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并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政治参与的能力。
注解：
①王惠岩政治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45）
②王惠岩政治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45）
③黄金柱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研究概论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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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认识篇6
社会转型期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现状与问题
市场经济机制渗透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引发社会规范、价值标准多元性、不确定性,社会环境呈现出开放性、多质性和变异性。这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转型,既给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诸多挑战,深刻影响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顺利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调查资料表明,社会转型期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是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政治认知基本正确,政治信念坚定,政治态度端正,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从总体上看,当前我国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发展主流是好的。但是,同时也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与偏差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政治认知存在偏差政治认知是大学生对政治事件、政治现象的认识、判断和评价,是政治观念体系的最基本要素。大学生思想活跃,求知欲强,有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大部分大学生对国家的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高度关注和重视。但大学生在生理和心理上尚未完全成熟,再加上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如社会上存在的贫富差距,以权谋私、党内腐败、道德沦丧等社会问题,使部分大学生对党和社会失去信任,对主流政治文化认同困难,对政治现象分析感性化、直观化,片面化,在政治认知方面容易出现偏差和模糊。(二)政治情感波动性大大学生正处于成长期,世界观正处在不断完善中,思想还没有完全成熟,容易受环境的影响,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相对统一的心理体验。基于这种心理特征,大学生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思想认识上往往会正误相伴,知行相悖。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及网络、电视等现代传播媒介越来越深入到人们的生活,西方文化思想和国外各种思潮不断渗透和冲击着我国传统的思想价值体系。本来心理就不成熟的大学生很难识别信息爆炸时代纷涌而出的各种事物的真与假、是与非,他们还不能完全分清本质和现象,来自各方面的思想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三)政治价值取向趋功利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和经济利益出现了多样化,多元化价值观念形成,个人利益意识迅速强化,大学生思想中的“主体意识”随之被唤醒,他们开始崇尚自我,追求自我价值。加之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学习和就业压力增大,一部分大学生在学习、择业和政治活动的参与中考虑更多的是个人利益的实现,注重务实进取,表现出明显的功利倾向。受市场经济利益驱动机制的负面影响,一些立场不坚定的学生以对自己有利为标准来进行政治参与,只参加能给个人带来好处的活动。如重视专业知识学习,漠视政治理论的学习,为了增加就业砝码而入党等,都是政治价值取向中功利主义的表现。(四)政治参与冷漠与盲目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获得很大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提高。总体来说,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较强。但在现实生活中,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程度不同,参差不齐,有相当多的学生认为参加社团活动会影响学习,对有些活动能不参加就不参加。另外,大学生在政治思维方式上还有一定缺陷,缺乏理性思维,对国内外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或政治问题,不能深刻理性分析,看问题非此即彼,容易偏执、独断。政治鉴别力不强,缺乏正确的政治评价标准,往往容易随大流,人云亦云,人行我校,过于盲目或盲从。
优化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建议
各级政权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必须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深怀爱民之心,多办利民之事,做好人民的公仆,提高与人民的亲和力,给大学生树立公正廉洁、务实高效的良好政治形象。其次,要重视和发挥网络媒体的作用,完善网络管理制度,提升网络管理的技术手段,严格规范网络的运行,积极构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政府要规范网络的政治言行,坚决抵制不健康内容的网上传播,严厉打击对危害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言行。通过网络教育平台,建立更多的红色网站,帮助和引导大学生获取更多的政治知识,树立正确的政治态度。再次,要重视和发挥家庭教育的功效。家长要转变教育观念,充分认识政治社会化的价值。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自己的政治言论,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关心政治,培养孩子正确的政治观。家长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为孩子起到榜样和示范的作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及形势政策教育是促进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主渠道”。为避免学生学习政治课程而感到枯燥,要关注学生对政治问题的兴趣点,贴近现实,贴近生活,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分析,训练其政治思维,提高理性认识能力。还应创新授课方式,运用案例、影视录像资料、多媒体信息技术等方式,直观生动的教学,加深感性理解,深化对理论规律的认识。其次,加强社团组织建设。成立马列研究、科学发展观学习小组等学生团体,激发学生追求理论真谛的热情。社团组织的活动要在坚持国家的需要的前提下,在内容和形式上结合大学生的心理需求,使活动既能弘扬主旋律,又能吸引学生积极参与。在管理上要规范社团登记和管理制度,加强对社团活动的指导与引导,使社团活动健康有序地开展。再次,加强社会实践活动。学校应成立专门组织机构,组织和指导大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政治社会实践活动,如团日党日纪念活动、青年志愿者活动等,使其在实践中吸收和内化政治规范,提高政治参与能力。强化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主体意识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决定因素,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促进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效果,必须发挥其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强化其自身政治社会化的主体意识。首先,大学生要自觉有计划地学习社会主义主导政治文化,通过阅读原着和相关书籍或参加系统的政治理论培训等途径,丰富自己的政治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素养,使自己的政治情感和政治行为建立在对社会政治事物的科学认识上。除了学习理论知识,大学生还要学会关注和分析当前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关心政治现实,扩展政治视野,跟上时代步伐。其次,大学生要积极主动地投身于政治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意志。如参加学校内有助于政治社会化的活动、地方民生大事的投票活动、人大代表选举活动、乡镇干部选举活动等,锻炼自己的政治能力。
社会治理的认识篇7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政法学院，山东济南250103）
摘要：当代大学生政治心理状况总体良好，但也呈现出两面性、易变性、模糊性等特点。大学生政治心理优化可以采取多种手段，公民意识教育是其中的一条有效途径。公民意识教育与大学生政治心理优化关系密切，可以从内容、目标、过程等多方面对大学生政治心理产生影响。因此，高校应采取多种方法，从课堂、实践以及文化环境等角度入手，不断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最终实现优化大学生政治心理的目的。
关键词：公民意识；大学生；政治心理；优化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7—0007—03
收稿日期：2014—02—19
作者简介：黄昆（1979—），女，山东济南人。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政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大学生政治心理状况将直接影响其政治行为，如政治参与热情、政治选择等，并将进一步影响未来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在中国公民社会逐渐成形的今天，公民意识教育已成为优化大学生政治心理的主要手段，而大学生成熟完善的政治心理也将极大地推动我国的公民社会建设。
一、大学生政治心理现状
政治心理一般由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认知、政治信念等元素构成。当前大学生政治心理状况总体良好，但受社会环境、个体因素等方面的影响，也呈现出模糊性、易变性、两面性等特点，突出表现为：
（一）政治情感鲜明强烈，同时也存在易变性特点及冷漠化倾向
当前，我国大学生普遍具有鲜明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情感。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具有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政治情感认同强烈。比如，2013年，教育部了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其中，94.2%的学生对当年发生的体现我国综合国力的事件表示十分关注和自豪，如神州九号与天宫一号的成功对接，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交付海军等；还有93.4%的学生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前景表示十分乐观。但大学生的政治情感也带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容易受外界环境和自身情绪的影响，脆弱易变。当个人政治认知与社会主流政治价值观相符时，就会感到深受鼓舞，激发出极大的政治热情，但当面对社会负面问题，如官员腐败、贫富分化、社会矛盾激化等现象时，或是个人政治理想受挫时，就容易产生强烈的茫然和失望情绪，进而出现政治情感的冷漠化倾向。这种政治情感的不稳定性主要与大学生群体这一年龄阶段的心理特点有密切关系。
（二）政治认知主动意识强，但认知理性化程度不高，容易盲从
大学生群体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因此，普遍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度较高。乐于接受各种政治知识及观点，并在此基础上主动分析各种政治现象和问题。尤其在当前的新媒体时代，大学生通过QQ、微博、论坛等网络媒介，可以便利地获取信息并积极个人观点，主动成为“公民记者”，在虚拟社会中表现出较高的政治参与热情。但大学生的这种积极主动的政治认知往往带有较强的感性色彩，缺乏理性分析。对政治问题、政治现象的评价较为机械，容易忽视客观的社会历史基础，有时会生搬硬套书本理论，或者过于理想化、带有超前性。而且，在政治认知过程中，很多大学生也容易受到社会舆论环境的影响，人云亦云，缺乏独立思考和提出个人观点的意识和能力。
（三）政治态度摇摆不定，时而坚定，时而模糊
政治态度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心理过程，是政治主体对政治现象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倾向。［1］大学生对于当前的政治制度及重大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普遍认同度较高，政治态度坚定、鲜明。但在政府政策效能、政治价值观念及一些重大理论认识问题等方面，许多学生表现出不理解、不认同、不支持等消极态度。比如，有研究者在一定范围内所做的相关调查表明，我国大学生对于政府在收入分配、贫富差距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政策有较多的质疑，分别有57.7%、63.7%和48.2%的人认为在这三方面，政府所做的努力很不成功。［2］在其他调研中，还有学生提出马克思主义只是众多理论中的一种，且其基本理论已经过时，因此，我国在指导思想上不宜搞一元化。这些都说明当前大学生受到社会负面现象及不良思想的冲击，在政治态度上出现了消极、摇摆不定、认识偏差等问题。
（四）政治动机日益复杂，政治理想及信念淡薄
在当前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大学生的政治价值观不免会受到影响，出现政治动机复杂化、政治理想和信念较为模糊等现象。笔者曾于2012年在本校就大学生政治认同状况做过问卷调查，针对“入党动机”这一问题，回答“有利于就业和个人发展”的占56.3%，回答“把它当做荣誉的标志”的占20.6%，还有8.4%的学生回答“随大流”。入党本应是关乎政治理想与信念的严肃选择，但部分大学生却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与前途、荣誉、就业等密切联系在一起。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大学生个人本位主义凸显，集体主义观念、共产主义理想日益淡漠。
二、公民意识教育对大学生政治心理的影响
所谓公民意识，主要是指公民对于自己的国家主人地位、应享受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的自觉意识。［3］培养现代化公民意识已成为推动政治文明发展，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重要手段。公民意识教育与大学生政治心理优化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大学生政治心理的构成要素体现在公民意识教育的内容中
现代公民意识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权利、责任意识——这是公民意识中最核心、最基本的内容；公共精神；国家观念——公民意识存在的前提；法律意识；自由民主意识；平等观念；人格独立精神等。而大学生政治心理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其具体体现，如爱国思想与民族情感；对政治理想的追求；对政治制度的认识；对政策理念及政府效能的评价等。两相对比会发现，大学生政治心理在实际中的具体表现都可以纳入到公民意识教育的内容中。如大学生政治情感中的爱国思想与民族情感，就是公民意识教育中国家观念培养的重要内容；大学生的政治认知及政治参与意识就来源于公民权利、责任意识教育等。因此，大学生政治心理引导、优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公民教育内容不断实践的过程。
（二）公民意识教育与大学生政治心理优化具有目标一致性
近代以来的中国，长期缺乏培育公民意识的土壤。直到今天，社会中仍存在顽固的“臣民”思想，个人权利意识缺失、公共精神淡薄，或者直接以“人民”这个政治概念取代“公民”这一法律概念，造成公民意识模糊。因此，当前公民意识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合格的政治公民、社会公民，即通过教育使公民具有完善的权责意识、现代化的自由民主观念以及清晰的平等法治理念，进而推动公民社会的成熟和政治文明的发展。大学生政治心理的养成和优化，是为了引导大学生形成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要求的政治心理，克服政治认同危机，提高大学生政治参与意识与能力，从而巩固当前政权体系的合法性基础，推进整个社会的有序发展。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公民意识教育还是大学生政治心理优化，最终都是为了促进人的社会化，进而推动社会发展更适应政治现代化的要求，维护现行政治体系的运行。
（三）公民意识教育的过程就是大学生政治心理的塑造过程
大学生政治心理尚未完全成形，而且，由于缺乏政治实践机会，大学生政治心理更多受到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宣传所形成的间接经验的影响。其中，公民意识教育就是一种主要的教育手段。公民意识教育可以通过家庭成员的言传身教，或者通过老师传授公民知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大众传媒的宣传和舆论环境的营造实现教育目的。公民意识教育正是通过多种手段和途径，告诉大学生怎样做才能成长为一名合格而理性的公民，才能维护自我权利、实现个人政治期望，在这一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的政治情感、政治认知、政治信念等。通过公民教育的引导和塑造，可以按照预期目标，使大学生形成有利于政治秩序稳定和国家建设发展的政治心理。
三、完善公民意识教育，优化大学生政治心理
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完善需要形成全方位的教育体系。本文仅从学校层面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高校公民意识教育，实现大学生政治心理的优化。
（一）以“思政课”为主渠道，将公民意识教育与课堂教学结合起来，优化大学生政治认知水平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构建政治价值观体系的主阵地，也是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主渠道。高校思政课教师应努力提升自身业务素质，深入探索公民意识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最佳结合点，将公民意识教育的内容融入思政课总体框架之中，同时，不同的课程又能体现各自的侧重点。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可以以增强学生的道德意识和法律观念为主，“概论”课则突出国家观念教育、权利意识教育等内容。除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外，教师还应利用思政课课堂向学生传授现代政治理论、理念及规律，帮助学生形成基本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并掌握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技能。总之，教师要通过理论和技能的传授，促进学生公民意识的完善，形成健康的政治心理。
（二）在公民意识教育的实践活动中不断优化大学生的政治价值观
人们通过政治实践不断形成、改变、完善个人的政治价值观念。大学生在校期间缺乏系统的政治参与条件和平台，在政治价值观形成的过程中，更多地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灌输的影响，这样形成的政治价值观如无本之木，基础不够稳固，十分脆弱易变。而且，在面对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时，大学生的政治价值观无法有效引导他们做出正确的判断，使其容易产生偏见或盲从。因此，在大学生政治心理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政治实践的基础性作用。大学阶段的政治实践途径有限，但可以通过公民意识教育中的实践活动达到同等的效果。具体可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要在校内实践活动中注重民主性，提高参与度。比如，在各类学生组织（学生会、社团等）的建设和活动过程中，注意操作的规范性，保证学生的公平参与，激发大家的民主意识并提高权利素养。同时，学校管理层也要具备民主治校的观念，尽可能多地与学生进行平等交流，在相关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顾及学生的利益诉求，在学校管理中切实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监督作用。二是学校要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社会实践平台。仅靠校内实践显然无法满足公民意识教育的实践要求，学校应进一步引导学生投入到社会实践活动中。把公民意识教育和校外的公益活动、志愿者服务、实习实训等结合起来，让大学生真正体察当前的国情、社情、民情，在全面、客观认识社会的基础上形成社会责任感、公德意识等公共观念，并进一步培养起符合客观实际的、牢固的政治价值观念，促进大学生政治心理的优化。
（三）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突出公民意识教育，优化大学生政治心理环境
校园文化对大学生政治心理的形成起到的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以公民意识教育为主题的校园文化建设，可以在无形中引导学生形成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及政治文化相符合的心理状态。一方面，在实践中倡导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并在活动过程中注入公民意识教育的元素。学校可以结合一段时期内社会政治宣传的热点，组织各种活动，帮助学生更深刻、直观地理解相关政治内容。如通过演讲、征文、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在学生中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此外，在其他类型的校园活动中，也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与公民意识相关的思想意识，如责任意识、集体主义观念、公德意识等。另一方面，有效利用网络这个虚拟平台，加强公民意识的宣传教育。在当前的新媒体时代，校园文化建设离不开网络平台。大学生作为年轻且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乐于使用手机、电脑网络等新媒体获取信息，并且习惯通过网络平等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见解，在即时的沟通和交流中结成虚拟社群、形成自己的舆论场，对政治心理的形成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高校应格外重视新媒体在公民意识传播过程中的作用。通过建立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微信、QQ群等手段，深入到学生中，与学生展开及时有效的交流，并借助新媒体手段开展多种主题活动，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总之，高校应该积极利用现实、虚拟两个平台，使用线上、线下两种手段，打造以公民意识教育为主题的立体文化环境，在公民文化的氛围中推进大学生政治心理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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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认识篇8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的秩序良好社会是一个在基本道德信念上相对同质、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存在广泛共识、统一稳定的社会，但现代民主社会是一个多元思想共存的社会，各种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互相冲突而又长期共存于民主制度的框架内，构成了民主社会公共文化的一个永久特征。这是滥觞于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自由主义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可以说这是“持久的自由制度下实践理性长期产生特殊作用的结果”（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第143页）。那么，这样“一个因各种尽管互不相容但却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深刻分化的自由平等公民之稳定而公正的社会如何可能长期存在？”（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第5页）
罗尔斯联系左右着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自由民主思想发展的两大传统的冲突来阐述这个问题，一个是与洛克相联系的传统，另一个是与卢梭相联系的传统。二者分别着重强调贡当斯所谓的“现代人的自由”和“古代人的自由”，即一个强调思想和良心自由、个人权利、财产权及法治，另一个则强调平等的政治自由和公共生活的价值。历史表明了人们在建立现代立宪民主社会制度的理念基础和实践安排上始终存在着两种相互颉颃的观点，即对于自由与平等的不同偏重，所以应该为民主制度提供一种哲学和道德学说来处理对自由和平等要求的轻重缓急。然而，罗尔斯认为生活在多元民主社会的所有成员不可能接受同一种学说，诸如阿奎那的基督教义、霍布斯的自由主义、密尔的功利主义、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等统合完备性学说，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道德建构主义，都无法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认同，也无法确保社会的统一稳定。为了保证良好秩序社会的统一与稳定，就必须发展出一种超脱于各种统合完备性学说的、独立的自由主义正义观，使各种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能就此达成一致，形成重叠共识，社会的统一和稳定才有可能。
二、重叠共识内容是什么
重叠共识是什么呢？罗尔斯认为公民不可能在社会的所有方面都达成全面共识，共识只能限于政治正义方面，重叠共识是在排除各种分歧和对立之后的共同认识，是政治领域内的公平正义(justiceasfairness)。“这种政治正义观念是被各种理性的然而对立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所支持，这些学说自身都拥有众多的拥护者，并且世代相传，生生不息。”（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第55页）它是公民参与和支持民主政体的意志基础，也是确保民主政体得以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
罗尔斯所言的公平正义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公平正义所指向的是现代立宪民主社会，它是为这种社会的基本结构创设的，即用来调节该社会的主要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第二，它表现为一种独立的政治观念，对它的接受并不以任何特定的统合完备性学说为前提。第三，它的内容是借助存在于公共政治文化中的基本理念来表达的。这些理念分别是作为公平合作系统的社会理念、作为自由平等个人的公民理念和由政治正义观念指导的秩序良好社会的理念。正是由于公平正义的政治观念具备这三个特征，才得到来自功利主义等各种统合完备性学说的认同。
正义的第一主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宗明义道：“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罗尔斯：《正义论》第3页）作为公平正义的政治观念是通过社会主要制度安排来实现自由平等理念的。那么，建立在何种政治正义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基本结构才是最合适的，并会被社会成员所选择呢？罗尔斯以社会契约论为原型，从程序正义的立场出发，精心设置了原初状态(originalposition)的场景，为做出选择的社会成员创设了一个正义环境。为达成公平的契约，罗尔斯在原初状态中设置了一幅无知之幕(veilofignorance)，以消除交易优势，让富于理性且相互冷淡的社会成员按照游戏理论中的最大的最小值规则(maximinrule)最终选择政治正义的两个原则。这就是“(1)每一个人对于一种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适当体制都拥有相同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这种体制与适于所有人的同样自由体制是相容的；(2)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们所从属的公职和职位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平等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第二，它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第70页）在这两个原则中，第一个是自由原则，第二个的第一部分是机会平等的原则，第二部分是差别原则，它们之间是一种词典式的优先顺序。两个原则表达的都是政治价值，采纳这两个原则的社会基本结构可以确保了公民平等的基本自由，提供合适的社会正义和经济正义的背景制度，让不同学说之间达成重叠共识，使得秩序良好的社会成为可能。
三、如何达到重叠共识
重叠共识是现代民主社会保持统一和稳定的基础，那么如何达成重叠共识？何种程度的重叠共识才能保持社会的统一与稳定？罗尔斯认为重叠共识的达成不能依靠某一种普遍完备性学说，因为它得不到多元社会中全体公民的认同；也不能凭借强大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心理力量来迫使他人认可。惟一的方式是通过公共理性的运作来达到对政治正义观念的共同认可，而且所达成的重叠共识还必须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依罗尔斯之见，达成重叠共识的过程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达成宪法共识而告终，第二阶段以达成全面重叠共识为终结。
在达成宪法共识阶段，只是满足了政治正义的某些原则要求，这些原则不是作为一种公共政治观念为人们所接受。在此阶段，宪法首先在多元论的社会背景下确定某些基本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内容，并赋予其特殊的优先性，以便为相互竞争、对峙、冲突的政治派别确立包括民主选举程序等民主政治运行所需的基本要求。其次，宪法共识需要与正义原则所包含的公共理性相联系，以保证达成宪法共识的正义性。但是宪法共识仅是重叠共识的初级阶段，它“既不深刻，也不广泛，它范围狭窄，不包括基本结构，而只包括民主政治的政治程序。”（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第169页）
宪法共识只是重叠共识的初级阶段，那么如何达成深刻而全面的重叠共识呢？罗尔斯声称必须在政治正义原则基础之上达成的共识才具有一定的深度，这种政治的正义原则不但包括公平正义所阐释的那种社会理念和个人理念，而且其广度也应远远超出那些仅将民主程序制度化的政治原则，进一步包含了涵盖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由此，这种共识就不再局限于初步的民主程序，也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对立观点的冲突，重叠共识的中心也不是某种妥协式的让步或协调，而是一种具体的政治正义观念，是一种仅在政治领域内不断改变的自由主义观念，而且对政治领域限定越狭窄，得到的共识就越具体。此时的重叠共识不仅远远超出了宪法等制度层面，而且是在社会成员的价值观等思想层面达成的，是最高意义的重叠共识。
四、几点看法
罗尔斯认为，多元民主社会要想保持统一和稳定，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在该社会中，所有人都接受相同的正义原则；二是社会成员普遍相信社会的基本结构满足了正义原则；三是在正义制度下，公民具有健全合理的道德正义观念，能够遵守社会的正义制度。可见，社会的统一稳定有赖于全体社会成员思想的统一，在社会基本制度问题上存在共识，否则难以实现稳定。然而多元民主社会存在着理性多元论的事实、压迫的事实、多数公民意愿支持的事实、理性与合理相区分的事实和判断负担的事实，所以全体成员在思想上取得完全共识是不可能的。由此，为了回答“由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他们因各种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深刻分化——所组成的公正而稳定的社会如何可能长治久安？”（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第3页）罗尔斯引入了重叠共识理念来解决多元民主社会的统一和稳定问题。在罗尔斯眼里，重叠共识理念具有的合乎理性、中立性、非完备性等基本特点使得它能够赢得相互冲突的综合完备性学说的认可，能够获得广大社会成员对政治正义原则所主导的社会基本结构的支持，这个政治社会也就具有了政治合法性，从而达到统一和稳定。
社会治理的认识篇9
【摘要】在实践性思维的视阈中，思想政治教育属于实践理性的范畴。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这门年轻的学科而言，永恒的实践是它昌盛不衰的“生命力”所系，实践性思维是它成长的“想象力”之源。以愈益成熟的实践性思维催生学科的发展，不仅是学科建设的实际需要，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专业化成长的根本之道。
实践性思维是社会实践的重要环节，也是实践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性思维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教育思维特性。理解实践性思维的哲学内涵及其特点，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思维的向度，对于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深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实践性思维的哲学内涵与特点
思维方式是一定时代人们的理性认识方式，是“人的各种思维要素按一定的方法和程序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定型化了的思维样式，是主体观念地把握客体，即认识的发动、运行和转换的内在机制和过程。”[1]历史上，不同的哲学思想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哲学新思维划清了和以往旧哲学的界限，确立了“以社会实践为中心、为对象、为目的”的实践性思维方式。正如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2]实践性思维是人们为了完成“精神变物质”活动而表现出来的思维样式。它是“因实践而思维、对实践而思维、为实践而思维的思维方式，是人们通过思维解决为什么要实践、进行什么实践、怎样进行实践等问题的理性思维方式”。[3]作为人类思维方式的高级形式，实践性思维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第一，较之于实践活动发生的先在性、前瞻性。人们要进行社会实践，必须使实践活动具有明确的目的、周密的计划、可行的方案，而这些实践理念正是主体实践性思维的意识成果。正如马克思指出：“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在他用蜂蜡建筑蜂房之前，已经在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4]202人们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认识成果，不仅是主体开展实践性思维的产物，也是主体进一步开展实践活动的先决条件。第二，基于实践对象认识与改造的选择性、创造性。与仅仅观念地认识事物、再现事物的抽象思维方式不同，实践性思维不只反映事物的实然状态，还要认识事物的未然状态，并由此表现出认识对象与改造对象的统一。在阐释人的类本质时，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实践性思维的这一特征，他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5]可见，实践性思维是选择与创造的动态生成过程。开展实践性思维，既要坚持真理的尺度，把握客体、对象的本质和规律，也要尊重主体的价值尺度，按照主体的利益、需要和能力，在思维中创造出现实世界本来还没有的理想客体，并及时把理想客体的诉求转变为现实的行动。第三，检视实践活动及其要素的反思性、综合性。实践是联系主客观世界的桥梁，实践活动的发展离不开关于实践自身的阶段性反思和总结性反思。面对实践活动过程中存在的主观与客观、理论和实践、理想和现实等矛盾，实践主体必须自觉展开对思维活动、思想成果以及实践活动本身的检视，并以崭新的思维成果指导人们突破主客观条件的外在规定性。正如马克思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4]92关于实践活动及其要素的反思，既包括实践活动的及时反馈，也包括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与运用。作为理论检视与实践指导的统一，实践性反思充分体现了实践性思维的复杂性、综合性。
二、实践性思维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
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改造思想、提高认识为目的的教育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本质要求该活动的发生、发展始终保有必要的实践性思维，自觉确认两者共同的生成动力、基本环节和表现形式。需要和利益是实践性思维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成动力。需要和利益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内在本质和外在尺度。人们基于需要和利益而形成的认识成果，既是个体形成实践性思维的起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以思想改造思想的着眼点。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的实践活动，它内在地包含了人的目的、利益和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基于一定的需要和利益，受教育者会自觉通过实践影响客观事物及其对象，并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随着实践工具的更新、自身能力的提高以及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的变迁等因素，实践主体又必然形成新的利益判断和实际需要。而这些新的认识不仅体现了受教育者的实践性思维能力的提高，也形成了他们对一定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的认同。社会实践矛盾推动着实践性思维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人们的实践性思维是在不断认识和解决社会实践的矛盾体系中形成与发展的。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实践主客体之间的矛盾及其运动促使人们不断地进行思考与实践，由此逐步地提高了人们的实践性思维能力。思想政治教育是解决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思想与行动之间各种矛盾的手段。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一定社会的思想道德要求与受教育者原有思想认识之间的差异、自发与自觉、精神与物质、个体与群体、经济与政治等范畴之间的矛盾，贯穿着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始终。这些矛盾的产生和发展的运动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形式。认识矛盾、转变思想、投身实践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思维的基本环节。认识的内化和外化是实践性思维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表现形式。实践性思维反映了实践主体对实践对象的明确行动取向，形成了人们的实践理念。在社会实践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实践主体必须运用实践性思维把已经获得的认识转化为实践理念，内化为实践客体如何满足实践主体价值需要属性的认识成果，转化为人们继续开展社会实践的目的、方案、措施等。与此同时，经过内化的实践性认识成果发挥着对现有实践活动的调控、评价功能，促使实践主体坚持或修正原有的实践方案，这些由于内化而促成的新的实践性思维成果必然又外化为主体的新的实践行动。同样，作为一种有计划、有目的的转变思想观念的社会实践活动，内化和外化是思想政治教育中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教育者要通过洞察受教育者的内心世界与外部特征，形成对教育对象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认识，从而指导个人开展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受教育者接受政治观点、思想体系、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而发生的变化也必然体现为实践性思维的形成。只有当受教育者将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内化为主观意识，将其转化为思想政治素质结构的组成部分，才能使其变为个人从事社会实践的力量。
三、基于实践性思维的学科知识构成
现代知识社会学认为，知识是建构的产物，学科是主体通过自身认知结构与客体结构的互动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在实践性思维的视阈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知识是人们实践性思维发展的意识成果，是个体性知识与社会性知识的统一。首先，教育者传达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人类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认识成果。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能由教育者人为的设定，而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必然选择。与此相应，教育者传达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也必然是一定时代指导人们开展社会实践的思想理论体系。如，作为实践性知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实践智慧的结晶，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因而，只有“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从历史比较和国际观察中”把握这一理论体系，才能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进一步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胜利之路”，[6]才能将理论体系转化为大众的实践价值取向与积极的实际行动。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实践智慧结晶。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过程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法、原理、规律等不同类型的实践性认识。由于教学实践性知识是教育者在实践行动中获得的认识、体验和智慧技能，是教育者“在具体的日常教学情境中，通过体验、沉思、感悟等方式来发现和洞察自身的实验和经验之中的意蕴，并融合自身的生活体验以及个人所赋予的经验意义，逐渐积累而成的运用于教育教学实践中的知识以及对教育教学的认识。”[7]因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的实践性知识不是教育工作者的一般性经验总结，而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反复得以检验后形成的理性认识成果。这种实践性知识作为已经形成的思想成果，支配和指导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第三，受教育者接受的思想观念是促进其个体发展的实践性知识。从实践性思维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旨在通过教学实践，引导受教育者改善关于自身存在和社会制度的认知，从而开展自我教育以促进个体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所传授的知识不仅代表了一定阶级的利益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也反映了日常生活中人们改造个体命运的感性需要和思想抉择。因而，受教育者接受的思想观念也必然体现为一元主导下的多元知识结构体系，即既包括传统美德、公民道德、爱国主义等基础性内容，也包括思想理论、理想信念、民族精神等主导性内容，还包括心理健康、创新精神、生态道德等拓展性内容。但不管是作为对特定阶级政治认同的思想体系，还是作为个体追求全面发展自由的生活指南，经由受教育者接受的思想观念实质上都是要回归到实践中去加以认识或行动的思想观念。这些丰富而多元的学科知识经过受教育者选择性接受和反映后，将成为实践主体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引擎，不断促进其思维能力的提高与实践活动空间的转换。
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实践性思维
社会治理的认识篇10
“政治知识”是人关于社会、国家、历史、社会政治生活、制度、原则、政策和现实问题的看法和态度，是形成特定地域内政治理念、政治价值、政治文化基础质料。在政治传播活动中，“政治知识”以政治信息的形式出现，提供一套特定的政治内容、认识结构以及指导性的政治实践活动方向。从传播主体上讲，从事政治知识传播的一方面是国家，另一方面是社会中的个人、群体或利益集团。前者主要传播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核心政治思想，后者则表达来自社会的政治愿望、目标和利益诉求。可以说，政治知识传播是国家和社会沟通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促进国家政治理念稳步推进、良好发展的工具。那么，在国家、社会的不同层面上，政治知识传播应当以何种方式进行，才能确保不同政治知识之间有效的交互、融合？政治知识传播应该采取何种模式，才能保证它在认知和实践层面上的最大效果？在本文中，笔者试图结合曼海姆知识社会学背景下的相关政治理论回答上述问题。
要深入探讨“政治知识”的特性和传播，我们必须首先对“知识”做出正确的定位。一般地讲，知识是通过学习、实践或探索所获得的认识、判断或技能。在很多情况下，由于知识的客观标准（如数理知识）有自明性，所以往往被赋予“客观”、“普遍”与“真理”的美名。这种定位对自然科学知识固然有效，但用于衡量政治知识则差之千里。这是因为，人类在政治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看法和判断一方面取决于地域、文化和习俗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与活动主体的意志、地位、利益、愿望、经验和习惯有关。在曼海姆看来，这些因素并非理性所能解释，因而相应的政治知识也就没有客观或不客观可言。对此曼海姆说道：“所有的政治观点都只能是局部的观点，因为为历史的总体是过于广泛，以致产生于它的任何个别的观点都不能把握它。”[1]（p153）。此外，曼海姆认为一切政治知识都以实践为导向，是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寻求实践活动指导的产物。人们按照他们所的环境积极地参与、改变国家、社会环境或维持一定现状。正是这种参与活动的倾向为政治知识的形成提供了认识导线，也使政治知识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进程当中。
按照曼海姆的观点，我们认为政治知识具备历史性和发展性。明确这两点特征，有助于我们警惕个体层面政治知识传播的客观主义和反历史主义倾向。在信息传播发达的全球化政治背景下，我国很多学者注意到中西方政治在本质和现象上的差异，亦然将西方国家的政治知识当作普遍有效的真理。不仅缺乏对前者所形成的历史、社会背景和其直接具备的时代性意义的考察，而且直接排除了它从起源到发展中的非理性因素和变迁细节。这种客观主义认识倾向必然导致政治知识传播的不客观性，并把社会主体对西方和中国的政治认识引向歪路。此外，将西方国家的政治知识直接对比我国政治现实，而不是基于文化、政治、社会等多方面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无根基、反历史的，必然不能成为国家发展中的建设性政治意见。
当政治知识满足了特定的实践需要，发挥出构建国家、政体、民族、社会的理念功能，它就上升为一种国家上层建筑。那么，成型上层建筑和不成熟的政治知识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此曼海姆认为，“政治知识的本质在我们看来似乎就是：被增加了的知识并不消除决定，而只迫使决定一再后退。而我们通过这种决定后退所获得的便是视野的扩大和在知识上更多地把握我们的世界。”[1]（p192）换句话说，政治知识的光辉不应被上层建筑所掩盖，而是应该与后者交互、碰撞、融合。我们前面说过，政治知识是社会个体、群体、阶层或集团政治愿望的反映，也是他们处境和利益诉求的表达。政治知识的内容不一定符合完全国家发展的需要，但是一定符合表述它的主体。因此，国家必须重视社会中表达的政治诉并与社会进行有效沟通，使其与上层建筑通过良好互动创造新理念、新道路，避免以绝对主义或整体主义的逻辑缩小政治知识的意义。
最后是关于传播方式的问题。“政治知识”传播与一般的传播活动不同，它不是通过制造短暂同意来操控舆论、控制群众或避免国家、社会的潜在冲突，而是建构社会共识、达成社会整合的手段，这种手段试图使“政治知识”的内在认识结构被传播对象所接受并内化为他们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依据。在曼海姆看来，传播政治知识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以系统化、理论化为主要形态的“唯理智论”，另一种是个体化、艺术化的“浪漫主义”。很明显，前一种传播方式表现出同质化和理智化的倾向。对此曼海姆说道，“主观的、情感的冲动和个人的关系都被尽可能地置于脑后，只在与实施有关的基础上考虑彼此相对的各种抽象的可能性。”[1]（p182）我们前面说过，政治知识的产生以实践为导向，其传播和普及也强调主体的投入性。而唯理智论的传播方式切断了与从事实践的、寻求具体行动方向的人的联系，其效果必然空洞、无味、缺乏感染力。相比之下，曼海姆更推崇“浪漫主义”传播方式，它广泛融入了感觉、意志、兴趣、偏好等认识因素，能在认知互动中引起传播双方情感共鸣，并以非理性的情感化方式完成政治知识的普及并确立实践目标。从今天来看，曼海姆提倡的“浪漫主义”传播方式恰恰能有效结合新媒体技术带给人的认知结构改变：传播对象所能接受的是“政治知识”不是文字，而是图像、声音组合起来的情境、叙事或是故事；他们通过“政治知识”获得感官愉悦，而不是知性满足；他们也不再关注“政治知识”的内容，而是知识的实用性；他们评价和服从“政治知识”原则不是逻辑、理性、运算或沉思，而是兴趣、情感、意志或直觉。所以，无论从国家还是个人层面讲，都应当避免以死板、教条和讲话的“唯理智论”方式传播政治知识，加强对人非理性认知特性的利用并实现政治知识传播效果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