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相关理论篇1
关键词：治理 治理理论 中国特色
进入2l世纪以后，中国学术界引发了一阵“治理”热潮，关于国家治理、公司治理、大学治理、社区治理、乡村治理等的研究方兴未艾，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日益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应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总结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治理经验，并且对西方先进的治理理论兼收并蓄，才能最终实现中国治理科学的创新发展。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理念
中国古代文化“百家争鸣”，今天热议的“治理”话题，其体现的治理理念在当时的多家学派中都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我们可从中提炼出中国从古及今文化传承中所包含的众多治理思想，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精华理念。
(一)道家无为而治，取法自然
道家无为则无不治。把为当作无为，把无为当作为，取法自然，其体现的是一种依法治理、遵循规律的治理理念。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须充分吸收道家学派依法治理、遵循客观规律、重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等治理理念。
(二)儒家仁义中庸，崇尚德性
儒家把人性与管理相结合，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即德治主义，它的目标不仅仅在于经济利益的实现，更重要的是追求人格的完善和人伦的和谐。儒家这～主张体现的是以德治国的理念。在今天大力倡导依法治国的中国，我们在重法的同时也要兼顾重德，以法促德，以德促法，相辅相成，才是治理良策。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中必须涉及和不可忽略的一部份。
(三)法家立法严刑，施术用势
法家的法治论主张。在立法方面要做到事皆有法；在执法方面必须做到任法、从法；在法的保障方面，赏刑分明，刑为主赏为辅。商鞅提出了推行法治的三要素——法、信、权0法家立法严刑，施术用势的主张，尤其是以法为本，法律至上的治国方针，值得我们学习并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当今中国，若要更好更有效地推进法治化进程，需要借鉴法家的这些主张。无论如何，崇尚法律的绝对权威是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的。
(四)其它学派的主张
兵家奇正变幻，贵在权变；农家因地制宜，不违农时：墨家兼爱交利，善立表率：名家巧设名辩，擅长剖析：纵横家连横合纵，唯利是从。。我们只要深入推敲．就能感受到这些学派各具特色的治理思想和理念。只要是合理的，我们都应该积极吸纳进来，让其成为有特色的治理理论的闪光点。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治理的成功经验
在治理精神的指导下，我国很多方面的政治和行政都在实践着治理的理念。以政府治道变革为例，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从政府治道变革的实践中，我们能总结出很多宝贵的成功经验。
(一)发展观念转变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发展观念上的变化，体现在从“一部分入先富起来”的政策走向“和谐发展”的政策。“和谐社会”在治理意义上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协调发展。以人为本是治理理念的核心精神，协调发展是善治的重要精神。平衡发展，统筹兼顾，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的治理来说尤其显得重要。
(二)政府职能转变
治理理念对中国政府来说意味着政府自身的改革，主要任务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近些年中国政府转变职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企分开，不断落实企业自主权；二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创新管理制度和方式；三是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在市场竞争领域政府退出，在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领域强化政府职能；四是完善社会管理制度，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方面。
(三)目标理念转变
治理理念引导下的中国政府自身变革，还意味着政府的目标理念发生变化，由建立传统权威型政府转变为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效能政府、阳光政府。法治政府是善治的核心理念，责任政府是善治的重要内涵，服务政府、效能政府、阳光政府是善治的重要理念。
三、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路径选择——多角度视角
(一)主体多元化
1．政府。作为元治理的政府，不再是过去的全能型政府，而是一个现代型政府，即有机地梳理各个治理主体间的权责配置及相互关系，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核心纽带作用。政府作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中最重要的主体，它自身的改革完善非常重要。就中国现实情况来看，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组织，建立强而精的政府，其对社会管理的重点放在宏观调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
2．市场。坚持市场的治理主体地位，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必要前提。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然要求坚持市场导向，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应是以市场为前提的功能补偿性行政或助动式行政，政府是对市场功能缺陷的替补，是市场调节和社会自治的剩余物。
3．公民社会。治理理论下公共治理模式的过程是寻求新型国家——社会关系的过程，而公民组织的发展和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是治理得以运转的物质基础。充分发挥公民社会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是向善治目标转变的必经途径。公民社会在中国现今只能作为一个相对次重要的治理主体，因其自身力量的弱小。我国要改变历来“强政府、弱社会”的传统，就必须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建立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互动关系。
4．执政党。中国从传统政府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包括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以及政府内部和公民社会内部各自的积极力量与消极力量之间的博弈。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为这两种博弈创造条件，推动双方最终使博弈达到双赢的结局，从而实现向治理模式的转变。因此需要转变我们党的角色和职能，这不但是行政管理模式转变的关键。而且也是现代化过程中彻底解决党政关系问题的关键。
(二)领域宽广化
治理理念渗透到各个领域，形成各自领域内的治理理论，并指导着各自领域内的实践活动。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其内涵非常丰富，也相应地包括了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理论，等等。
社区治理相关理论篇2
一
社区义工是指公民自愿贡献个人时间和精力,在不为物质报酬的前提下,为推动人类发展、社会进步和社会福利事业,在社区等公共场所或相关社会福利机构中提供自愿服务的活动。社区义工起源于19世纪西方国家宗教性的慈善服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区义工逐渐制度化、专业化、系统化。并把社区义工与公民的成才就业挂钩,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切入点,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运作机制和国际惯例,成为西方国家加强对公民的道德教育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形式,成为西方公民自觉的行动指标。
社区义工的理念、形式、评价方式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效果的有效途径。社区义工了解社会、体验社会、服务社会、培养道德品格的理念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理念具有一致性;社区义工的形式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形式具有创新性,有利于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参与主体覆盖面问题;社区义工的评价方式符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本体意义,能够突显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效果。
(一)社区义工符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理念要求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目的是通过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努力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社区义工的理念也是要求公民在自愿贡献个人时间和精力,在不为物质报酬的前提下,了解社会、体验社会、服务社会、培养公民的道德品格。如以义工精神闻名于世的美国,美国把社区义工当成是一种文化现象,美国大学大力提倡社区义工,把是否参加社区义工作为大学录取的重要参考指标,社区义工成为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标志。美国大学强调通过实践经验来刺激学生的学术成长,鼓励大学生走出校门,看看自己究竟能为社会提供什么服务,或者面对社会的需求和挑战,自己还缺少什么本事和素质。甚至于美国大学把是否参与社区义工看成是衡量精英分子的准则,看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参与基层社会的生活,有多大的现实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大学生通过社区义工发现社会,培养使命感,强化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正如美国耶鲁大学在解释耶鲁为什么能培养出许多总统和政治家时说的:“这里有最高水平的精英的教育,又有一个最贫困破落的城市,美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展现在学生眼前,这是一般的象牙塔所无法相比的。”[1]因此社区义工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在理念上是相同的,社区义工能够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有效途径。
(二)社区义工的形式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形式具有创新性,有利于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参与主体的覆盖面问题
社区义工是西方国家社会服务的主要形式,是西方国家社会服务的文化象征,在西方国家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以美国的大学为例,在2006年,有330万16~24岁的在校美国大学生参与了义工活动,相当于美国适龄大学生的30.2%,在25岁以上的人口中,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青年参与义工的占了46%,而同年龄层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青年参与义工的仅有21%,还不到受大学教育的美国青年参与义工活动的一半。[2]因此社区义工在美国大学有着广泛的参与性,学生参与的覆盖面相当广泛,这对我国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参与主体的覆盖面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有利于解决我国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过程中学生参与覆盖面不够广泛的问题。同时社区义工的形式也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也可以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提供可供借鉴的方式。西方国家的社区义工服务范围广泛,涵盖了教育、环保、心理咨询、养老、宣传、社区教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力。如英国的社区服务志愿人员(CSV)计划,该计划专门为16~35岁的志愿服务者参加活动,要求所有的志愿人员都要直接为需要帮助的人服务,帮助无家可归者、年老体弱者、犯罪的青少年以及精神和生理不健全者。工作场所包括学校、医院、监狱等社区。再如加拿大的“卡蒂马维克”计划,其宗旨是帮助17~20岁的加拿大青年的个人成长;为加拿大社区提供各种服务;加强大众的环境意识;以及让加拿大青年更深人地了解自己的国家。活动形式包括旅行和服务、过集体家庭生活并承担家庭社会义务、学习实际工作技能等。以及通过在他们为社区提供服务时与各种不同的人一起工作,最后实现上述目标。[3]西方国家这种宽范围、有计划的社区义工服务不仅在参与覆盖面上提供了保证,而且还产生了非常明显的社会效应,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具有很强的借鉴性。
(三)社区义工的评价方式符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本体意义,突显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效果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目的是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和引导大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让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从而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因此从本体意义的角度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教学评价标准应该坚持“人的内在尺度、物的尺度、历史尺度、美的尺度的统一,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是政治性与伦理性的统一,是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也是多样性与一致性的统一。”[4]在评价原则上应坚持发展性评价、综合性评价、质性评价、参与互动性评价、过程性评价的原则,实现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的结合。社区义工在评价方式上符合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本体意义,能够突显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效果。西方国家在社区义工的评价上充分坚持了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的结合,社区义工注重人的价值尺度的定性评价和过程评价,把有没有对社会的奉献精神作为衡量精英人才的准则,因为西方国家认为有无偿奉献精神的人往往社会责任感会更强,更能与他人合作。同时又注重了定量评价和结果评价,美国大学在其入学考试时就充分考虑了学生在中学阶段是否参加了社区义工作为重要参考指标,美国一些大学把参与社区义工到一定时间给予折合成学分。对于特别突出的大学生则授予美国最高的社区服务奖“总统义工奖”,以此来鼓励大学生参与社区义工。
二
社区义工的理念、形式、评价以及社会效应都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它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有效途径。笔者以所在单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为典型个案,就社区义工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机制建设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
(一)转变观念,全员动员,营造大学生积极参与社区义工的氛围
社区义工是国外主要的志愿服务形式,在国内也有不断普及的趋势。但整体而言,社区义工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也没有把社区义工作为主要的社会实践教学方式,需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全员动员,营造大学生积极参与社区义工的氛围。笔者所在的教学单位高度重视社区义工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形式,通过校报宣传介绍国外社区义工发展情况引导大学生参与社区义工。每年在大学新生中定期召开大学生社区义工启动仪式,通过全员动员的方式鼓励大学生参与社区义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领导和教师主动参与社区义工,通过教师的率先榜样带动大学生参与社区义工。从而在全院营造大学生积极参与社区义工的氛围。
(二)重视制度建设,强化组织领导,建立社区义工保障体系
重视社区义工的制度建设,为规范大学生社区义工管理,学院相继制定了《大学生社区义工管理条例》和《大学生社区义工实施方案及学分评定办法》,明确社区义工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形式的总体要求、工作原则、组织实施和基本管理模式,确定大学生社区义工的内容、申报程序、学分评定和工作要求。强化组织领导,建立以主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学院党委副书记为组长,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负责人为主要责任人,学工部、教务部、后勤部、各二级教学部门学工负责人组成的大学生社区义工组织领导机构,统筹全院的社区义工工作,建立了高效的大学生社区义工保障体系。
(三)明确主题,合理分类,确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相适应的社区义工活动内容
社区义工是一个涉及范围比较广泛的志愿服务项目,内容涵盖社区工作的方方面面,假如组织不当,极易造成管理的失范。笔者所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针对大学生的实际情况,紧紧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学的要求,有目的地确认社区义工的服务内容,以明确社区义工的实践主题,建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相适应的社区义工活动内容。具体把社区义工分为校内社区服务项目和校外社区服务项目。校内社区服务以培养大学生的劳动品质为主题,通过理论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实现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人的唯一方法。”[5]其服务内容包括公寓小区公共场所清洁卫生、校园包干区清洁卫生、机房图书馆等公共服务区域清洁卫生、各类文化活动后勤服务、相关比赛后勤服务、相关接待前期准备工作、校园日常保卫巡逻助理、校园秩序维护等。校外社区服务以了解社会、奉献社会为主题,实现理论教育与专业实践、服务社会相结合。服务内容包括作为外语院校配合相关部门进行义务外语教育教学服务、配合相关部门参加大型活动的演出及后勤服务、校外社区环保、心理咨询、养老、宣传、社区教化等。
(四)注重教学评价,构建社区义工教学评价体系
教学评价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重要环节,是实现教学目标、保证教学效果的内在要求。教学评价对课程的实施起着重要的导向和质量监控的作用,评价的目的功能、评价的目标体系和评价的方式方法等各方面都直接影响着课程培养目标的实现,影响着课程功能的转向与落实。学院注重社区义工的教学评价,把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结合起来,构建社区义工教学评价体系。确认社区义工的学分,大学期间完成40小时以上的社区义工,给予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1个学分,完不成规定学分的,该门课程将不能结业,根据教学安排,在学籍有效期内进行重修。明确社区义工的认可审核程序,参加社区义工服务的学生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提出申请,社区义工结束后,学生填写《大学生社区义工服务记录卡》,获得相关服务部门的鉴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根据学生的社区义工服务记录卡计算学分。确立社区义工作为评选各类先进的重要依据。学院把社区义工服务学时作为学生评选各类先进、奖学金、助学金、党员发展的重要依据,作为评定集体荣誉的重要指标。
参考文献
[1][2]培养精英要从做义工开始[n].新京报,2006-10-29.
[3]国外志愿服务简介[eB/oL].深圳龙岗义工网yg.lg.省略/info/info2.asp.
社区治理相关理论篇3
“助人自助”理念城市管理社区工作
一、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城市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单位制趋于解体，城市管理亟待改革，社区的管理模式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社区治理应运而生。社区治理是治理理论在社区研究、社区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是指以社区地域为基础，政府、社区组织、社区单位、社区居民和非营利组织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
二、当前我国社区治理的三种模式
1.政府主导的强政府、强社会的治理模式
这种治理模式包括了两种理论，一是“行政社区建设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单位制解体导致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疏离，在一定程度上危及了国家权力的基础。因此，社区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其基本路径是以居住规模为核心标准把城市区域划分为若干社区（即居住区），力图通过重建基层党组织及其能力，行政权力向下转移以及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来重建对基层社会的掌控。因此，在行政社区建设理论中，社区是一个以居住区为分界基础的行政控制单元，社区关系的主导性质是行政性的。此理论认为，城市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强调坚持党和政府的领导、指导、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核心地位及主导作用是城市社区建设的主要原则。
政府主导的强政府、强社会治理模式的第二个理论依据是“政府主导论”，认为虽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治理主体呈多元化趋势，但是政府是治理的主要主体。在社区管理的实际运行中，政府通过对社区居委会财务的控制，使其具有行政组织特色。
2.社区主导与政府支持的小政府、大社会的自治型治理模式
这种模式强调社区的优先性和自主发展性，认为社区自身的发展才是城市社区建设的要义所在。强调社区的相对独立性，认为城市社区建设的要义是培育社区自身的发展，在城市社区建设过程中力主“去行政化”“还社区于社会”。认为社区内社会关系的主导性质不是行政性的，而是情感共同体或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互助关系。
这一结构中典型的两种理论观点是基层民主论和nGo参与建设论。基层民主论强调人民群众是社区治理的主体，政府发挥指导性作用，按照“小政府大社会”“小社区大服务”的思路进行改革。王琳、宋晓辉认为社区民主决策的主体是全体社区居民，以社区居民会议或社区居民代表会议的形式进行决议。持此种观点的学者大多强调党建的重要性，认为党是推动社区建设的主导力量，党基层组织建设的重心从单位转向社区，是党实现有效社会参与的组织前提。郑杭生教授也指出当今社区建设是在一个陌生人世界中进行的，在陌生人世界中构建和谐社区需要以党建带动社建，社区凝聚的核心力量主要是社区共产党员组成的基层党组织（党支部或党总支或基层党委）。
nGo参与建设论的学者主要认为非政府组织作为一项重大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通常具有五个特性，即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这些决定了他们和政府、企业不同的角色、地位。非政府组织主要致力于城市社区服务和管理，其基本宗旨是满足城市社区公民的需要。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就在于其扮演着把家庭和城市社区与广阔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中介和催化剂角色。
这些观点具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即源于西方传统政治学的以强调行为主体自为核心的自治理论，即公民个体表达权利的自和共同体管理自身事务的自。这一观点对不太重视公民及其组织的自的中国具有积极的意义，也符合未来中国的发展走向。
3.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模式
这种模式主张政府通过向社会赋权、分权，把原先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交由社区内社会组织来承担，在政府职能转变的同时，强化社区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职能。这一治理模式看到了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以及主体之间面对面的协商合作关系，其理论来源是国家与社会合作互动的公民社会理论和个权力主体参与共同事务管理的治理理论，理论视角是多元主义和社团主义的混合。
三、社会工作与社区治理两者间的关系
社区治理是一种实践活动，其主体是社区（包括组织、家庭和个人），并具有既定的资源和目标。正如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说，归根到底，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相应地，据此得出社区治理的一般性定义，它是一种培育社区秩序、优化社区组织运行、整合社区系统的集体行动，是引导居民、家庭或组织遵守社区规范、协调社区利益关系的过程。总而言之，社区管理就是对社区（居民、家庭、组织和制度）的管理。
社会工作是遵循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平等公正的专业价值观，在社会服务及社会管理等领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帮助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群体和社区，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专业和职业。归结起来，社会工作是以现实社会中实际发生困难的人以及由个人所组成的组织和社区等生产和生活单位为工作对象，采取科学的专业手法，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实现助人自助。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社会工作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是现代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设置，理应与社区治理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是因为社会工作本身具有的助人自助的根本价值属性，决定了它会对社区管理工作产生重要作用。
可见，社会工作与社区治理是关系非常密切的两个概念。一方面，从体制机制的角度来说，社区治理是社会工作实务领域的主要内容之一，这是因为社会工作兼具个案、团体和社区三大专业方法，所以社区工作治理属于社会工作的应用领域之一。另一方面，社会工作对社区管理还有更为积极的作用，它是加强和创新基层社区管理的重要推手，这是本研究的立论基础。
具体来说，以“助人自助、服务社会”为理念的社会工作，兼具“寓服务于管理，寓管理于服务”的特征，它在维护社区和谐稳定、化解社区矛盾、解决社区问题，维系社区中个人、家庭、组织、制度和规范的互动，整合、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等方面有着积极作用，它与社区管理在实施内容和主要目标上的契合程度甚高，也成为社区管理改革与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志愿服务的逐渐推广将有助于更好地维护社区和谐稳定，培养社区居民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意识，从而对培育整个社会的互助精神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四、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理念下的社区治理实践
1.以楼门自治为代表的居民自我管理
社区居委会是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本居住地区居民依法选举产生。基层社区在管理与服务的过程中，应坚持“以居民自治促管理”的原则，积极推动并已实现居住楼宇的自治与管理。而社区公共事务集体决策的居民代表会议制也是实现居民自我管理与服务的尝试。社区治理离不开社区居民有效参与管理与服务工作，也离不开公众的自我组织化。社会工作在促进社会公众参与治理活动、提升他们自我组织与服务的能力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在社会工作理念指导下的社区居民自治协商正是在一种积极参与社区管理与建设过程实现居民的自我组织化的体现和尝试。可以说，社会工作恰在促进社会公众参与治理活动，提升他们自我组织与服务的能力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2.建立社工与义工的联动的社区志愿者队伍
社区应倡导并积极组建居民志愿服务队伍，例如一些社区实行的“和谐促进员”志愿队伍，正是助人自助理念下的居民自我服务与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现。社会工作者是指受过专业教育的人才，具备系统的助人服务理念、方法与技巧等知识体系，因此其优势主要在于专业性。然而，与现实需求相比较而言，专业社工的力量还相对比较有限，无法全面、深入地面对所有服务对象。因此，志愿者在其中主要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大批志愿者提供的集体性、目标明确的行动是对专业社工的有效补充。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理念下的社区工作，通过社工倡导与组织志愿服务活动，可使志愿者在自助或助人的实践中与有需要的人士产生互动，进而影响更多的人认可与接纳志愿精神，并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提升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社会支持存量，从而实现增进个人福祉与增进社会团结的积极功能。
3.动员社区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利用
社区内各种资源富集，但传统的单位参与和邻里互助的参与模式总是难以突破原有的架构，使社区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从而造成了社区内资源浪费与资源贫乏并存的尴尬局面。助人自助理念下的社区治理，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社区资源分散、各自为战的困境，强调充分挖掘和合理利用社区现有的资源，整合社区居委会、驻社区企事业单位、商业服务业等组织的力量，本着自愿互惠的原则实现社区资源共享，优化了社区资源配置。从理论上讲，动员驻社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实现资源共享是推动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有力保证。要促进社区参与的提高，就必须转变“单位参与意识”，培育“社区自治参与意识”。各单位在为社区发展添砖加土的同时，营造一个适宜自身发展的优良社区环境，从而也能为单位组织的长足发展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
五、“助人自助”是实现社区善治的指导理念
社会工作本身就是一种饱含价值色彩的社会设置，其助人实践过程就是社会工作者践行其专业价值观的过程。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推手，社区工作者始终坚持社会工作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平等公正的专业价值观，在践行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上传递一系列有益于个人、社会的规范性价值。这种价值观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培养居民互帮互助精神，二是增强居民的社会责任感，三是增强居民参与社会生活的意识与水准。
强烈的互助与团结精神，明确的社会责任感，积极而有序地参与是现代新型公民的全新形象，后者是现代社会秩序中不可或缺的要件。在当前我国社会秩序转型的特定背景下，运用现代社会工作事业培育社会互助团结精神、新型权责观念以及社会参与意识的工作，进而塑造新型公民是创新社会管理进而逐渐实现善治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冷熙亮.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国际比较与启示[J].社会，2001，（3）.
[2]王琳，宋晓辉.论城市社区基层民主自治的实现途径[J].广东培正学院学报，2009，（3）.
社区治理相关理论篇4
论文摘要：近年来随着治理理论在中国揪起的一阵热潮，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日益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探讨了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可行途径．
进入2l世纪以后，中国学术界引发了一阵“治理”热潮，关于国家治理、公司治理、大学治理、社区治理、乡村治理等的研究方兴未艾，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日益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应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总结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治理经验，并且对西方先进的治理理论兼收并蓄，才能最终实现中国治理科学的创新发展。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理念
中国古代文化“百家争鸣”，今天热议的“治理”话题，其体现的治理理念在当时的多家学派中都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我们可从中提炼出中国从古及今文化传承中所包含的众多治理思想，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精华理念。
(一)道家无为而治，取法自然
道家无为则无不治。把为当作无为，把无为当作为，取法自然，其体现的是一种依法治理、遵循规律的治理理念。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须充分吸收道家学派依法治理、遵循客观规律、重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等治理理念。
(二)儒家仁义中庸，崇尚德性
儒家把人性与管理相结合，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即德治主义，它的目标不仅仅在于经济利益的实现，更重要的是追求人格的完善和人伦的和谐。儒家这～主张体现的是以德治国的理念。在今天大力倡导依法治国的中国，我们在重法的同时也要兼顾重德，以法促德，以德促法，相辅相成，才是治理良策。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中必须涉及和不可忽略的一部份。
(三)法家立法严刑，施术用势
法家的法治论主张。在立法方面要做到事皆有法；在执法方面必须做到任法、从法；在法的保障方面，赏刑分明，刑为主赏为辅。商鞅提出了推行法治的三要素——法、信、权0法家立法严刑，施术用势的主张，尤其是以法为本，法律至上的治国方针，值得我们学习并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当今中国，若要更好更有效地推进法治化进程，需要借鉴法家的这些主张。无论如何，崇尚法律的绝对权威是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的。
(四)其它学派的主张
兵家奇正变幻，贵在权变；农家因地制宜，不违农时：墨家兼爱交利，善立表率：名家巧设名辩，擅长剖析：纵横家连横合纵，唯利是从。。我们只要深入推敲．就能感受到这些学派各具特色的治理思想和理念。只要是合理的，我们都应该积极吸纳进来，让其成为有特色的治理理论的闪光点。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治理的成功经验
在治理精神的指导下，我国很多方面的政治和行政都在实践着治理的理念。以政府治道变革为例，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从政府治道变革的实践中，我们能总结出很多宝贵的成功经验。
(一)发展观念转变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发展观念上的变化，体现在从“一部分入先富起来”的政策走向“和谐发展”的政策。“和谐社会”在治理意义上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协调发展。以人为本是治理理念的核心精神，协调发展是善治的重要精神。平衡发展，统筹兼顾，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的治理来说尤其显得重要。
(二)政府职能转变
治理理念对中国政府来说意味着政府自身的改革，主要任务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近些年中国政府转变职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企分开，不断落实企业自主权；二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创新管理制度和方式；三是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在市场竞争领域政府退出，在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领域强化政府职能；四是完善社会管理制度，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方面。
(三)目标理念转变
治理理念引导下的中国政府自身变革，还意味着政府的目标理念发生变化，由建立传统权威型政府转变为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效能政府、阳光政府。法治政府是善治的核心理念，责任政府是善治的重要内涵，服务政府、效能政府、阳光政府是善治的重要理念。
三、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路径选择——多角度视角
(一)主体多元化
1．政府。作为元治理的政府，不再是过去的全能型政府，而是一个现代型政府，即有机地梳理各个治理主体间的权责配置及相互关系，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核心纽带作用。政府作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中最重要的主体，它自身的改革完善非常重要。就中国现实情况来看，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组织，建立强而精的政府，其对社会管理的重点放在宏观调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
2．市场。坚持市场的治理主体地位，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必要前提。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然要求坚持市场导向，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应是以市场为前提的功能补偿性行政或助动式行政，政府是对市场功能缺陷的替补，是市场调节和社会自治的剩余物。
3．公民社会。治理理论下公共治理模式的过程是寻求新型国家——社会关系的过程，而公民组织的发展和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是治理得以运转的物质基础。充分发挥公民社会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是向善治目标转变的必经途径。公民社会在中国现今只能作为一个相对次重要的治理主体，因其自身力量的弱小。我国要改变历来“强政府、弱社会”的传统，就必须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建立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互动关系。
4．执政党。中国从传统政府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包括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以及政府内部和公民社会内部各自的积极力量与消极力量之间的博弈。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为这两种博弈创造条件，推动双方最终使博弈达到双赢的结局，从而实现向治理模式的转变。因此需要转变我们党的角色和职能，这不但是行政管理模式转变的关键。而且也是现代化过程中彻底解决党政关系问题的关键。
(二)领域宽广化
治理理念渗透到各个领域，形成各自领域内的治理理论，并指导着各自领域内的实践活动。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其内涵非常丰富，也相应地包括了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理论，等等。
1．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理论。在当今中国有很多超前的城市社区发展经验和实践。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模式应该走“包容性社区”道路，大力建设包容性社区：强化社区功能，拓展社区服务，发展参与式的社区管理，发展社区文化和社区精神。
2．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模式，是构建以“社区自治”为核心的乡村自治体制。借鉴成功的城市社区治理经验，优先发展乡村社区组织和培育乡村社区精神，科学合理地划分国家行政权与乡村自治权的界线，以社区政治自治为核心，推动“乡政村治”向“县政乡社”的模式转换。要实行县级政府机构和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乡镇有限自治，实行村级社区完全自治，建立“议行分离”的社区自治运行机制。
3．其他。另外还有关于大学治理、公司治理、全球治理等各个领域的治理理论，在此不详细阐述。
(三)原则并重化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法治化原则和可持续化原则。这两大原则兼容并重。缺一不可，共同体现治理理论的中国特色。
1．法治化原则。“法治化”是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核心内涵，在公共治理中，任何治理主体都必须毫不犹豫地坚持“法治化”原则，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作为元治理的政府，必须尽快实现由全能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转交。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须坚持法治化原则，构建法治政府和法治的其它治理主体。法治化原则是善治的表现之一。
2．可持续化原则。中国过去走的“运动型”治理道路，它出现了“公共治理范式危机”。无法形成一套公共治理的长效机制。因此我们必须改变思路，坚持可持续化原则，走“可持续型”的治理道路是理性的选择。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须坚持治理的可持续化原则．
(四)途径多样化
对中国而言，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在吸收历史营养、学习优秀经验之后，在坚持两大原则并重的同时，我们还应该针对现实国情，从薄弱环节着手．通过各种途径，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治理道路。
1．构建双层治理模式。新时期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即目标层面和结构层面。首先在目标层面上，建立“政府主导——官民协同”的多中心治理范式。为了避免多中心治理可能出现的失败，我们必须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与地位，通过与社会团体的合作与竞争，使公共权力得到最优化配置。其次在结构层面上．建立“强政府——强社会”的治理范式。合理划分二者的边界，实现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0。
社区治理相关理论篇5
关键词：情境预防；社区治理；应用
中图分类号：D9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109-03
犯罪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不可避免性和可预防性已经成为当今司法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共识。对于犯罪，预防比惩治更高明。预防犯罪的成功意味着犯罪给社会造成损失的减少，意味着政府治理犯罪成本的降低，意味着平安和谐社会环境的巩固。
情境预防作为以犯罪行为的发生模式为研究的核心和出发点，与其他预防手段相比，情境预防显得更简捷、更经济，无需改变现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所关注的是直接导致犯罪的因素，是一种直接作用于犯罪行为的预防方法，所以在具体犯罪预防实践中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
一、情境预防的内涵和理论基础
情境犯罪预防的理论最早反映在考尼希委员会报告中，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以英国内务部调查局为中心所展开的调查研究使得该理论得到重视，此后经过罗纳德？克拉克为代表的学者们的不懈研究和倡导，情境预防犯罪理论逐步建立并在西方国家得到认可和推广。
所谓犯罪的情境预防（SituationalCrimeprevention，简称SCp），是指通过确认、管理、设计、调整等方式，持久有机地改变情境，以此影响行为人的理性选择，减少犯罪机会情境（situationalopportunity）和促成犯罪的情境因素（situationalprecipitators），从而达到犯罪预防的目的。犯罪的场合、犯罪目标、犯罪机会与法律规范等外部情境因素是理性犯罪人实施犯罪前必须加以考虑的。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着犯罪预期目标能否达到。情境预防就是通过持久有机地改善外部情境因素来增加犯罪实施的难度，增加犯罪被发现的概率以及最大限度抑制行为人的犯罪动机，从而降低情境因素促成犯罪的可能性，影响理性犯罪人的决策选择，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
情境预防理论是人类在不断探究犯罪发生的原因以及不断反思犯罪预防成效的基础之上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这一新理论革新了犯罪预防模式，使犯罪预防由传统的“社会预防―司法预防”二元结构，发展成为了“社会预防―情境预防――司法预防”三元机构新模式。情境预防理论主张通过适当地改变与人们日常活动密切相关的外部自然或者人文环境，以期抑制犯罪动机的产生或者防止便利犯罪活动的实施，即通过改变犯罪的情境条件来抑制或者减少犯罪的现实条件。
首先，情境预防理论假设犯罪人是理性犯罪人，自身能够对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进行风险与回报、成本与收益的理性衡量，进而对是否实施犯罪行为进行选择。这一“理性选择理论”是采用了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犯罪原因。指出犯罪是一种理性的行为选择，每一犯罪人实施犯罪之前都会进行风险与收益的衡量，因而犯罪是可以通过增加犯罪风险与减少犯罪收益来进行预防的。这一理论是情境预防的前提条件。在情境预防的具体措施中，对环境进行整治、增加实施犯罪的难度、提高犯罪被发现的风险即是围绕着增加犯罪风险这一项展开的具体应对措施；降低犯罪者预期收益、避免诱发犯罪动机则是针对减少犯罪收益这一项提出的具体应对措施。
其次，情境预防理论认为犯罪必然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之中，因而可以分析解构时空要素来进行犯罪预防。这一“环境犯罪学”理论是情境预防的现实条件。环境犯罪学认为犯罪发生需要具备四个基本要素：犯罪人、犯罪场合、犯罪目标、刑法规范，缺少任何一个基本要素均不可能成立犯罪。其逻辑结构是犯罪人在特定的时空场合下，实施针对犯罪目标的行为，而这一行为为刑法规范所禁止。因而犯罪的预防应从这四个要素着手提出防范措施。比如“可防御性空间”即是针对犯罪场合提出的应对措施；“隐藏犯罪目标”即是针对犯罪目标提出的防范举措；“控制不良诱惑”即是针对犯罪人的犯罪动机诱发提出的；“破窗理论”即是针对犯罪场合提出的预防措施。
最后，情境预防理论认为犯罪只发生于人类社会活动中，脱离人类活动就无犯罪而言。即犯罪是发生于人们的日常活动之中。这一“日常活动理论”是情境预防的重要条件。“日常活动理论”认为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与习惯会影响犯罪的发生。因而改变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或者生活习惯来预防犯罪的发生。比如“提供守法的方便条件”就是改善日常的生活方式，增强人们的防范意识，邻里相守望来增加犯罪的难度从而达到预防的目的。
二、情境预防的措施
《联合国预防犯罪措施汇编》中关于犯罪情境预防的思路主要有两点：一是通过减少犯罪的机会来阻止犯罪行为；二是通过减少犯罪收益来预防犯罪[4]。情境预防的领军人物克拉克也不断探索情境预防理论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截止2003年，克拉克汇总的情境预防措施已经从早期的3类12项扩展到5类25项，具体包括：
一是增加犯罪难度，让违法犯罪人远离犯罪目标和犯罪工具。（1）目标物强化，如为了防止盗窃，倡导安装汽车方向盘锁，防盗玻璃。（2）通道入口控制，如使用公寓大厦对讲机，电子门禁卡。（3）离场示证，如为增加罪犯逃离现场的难度，建立出门验票制度，超市使用货物电子条形码。（4）犯罪转向，如关闭某些经常发生滋事的酒馆，使罪犯无从聚集。（5）控制犯罪工具或者武器，如枪支管制，禁用被盗的手提电话，严禁对未成年人销售喷漆筒。
二是提升犯罪风险，让违法犯罪人意识到随时有被发现的可能。（1）扩大关护，如提倡养成警觉的日常习惯，夜间结伴出行，制造有人在家的假象，随身携带电话，建立“蚕茧式邻里守望”。（2）加强自然监控，如改善街道照明，设计防卫空间，支持报警和举报。（3）减少匿名性，如为保障出租车运输安全，使用出租车司机iD卡；为保证校园安全，平时统一学生制服，防止校外不法人员混入校园。（4）利用现场控制者，如防止公共汽车犯罪，在双层公共汽车上使用闭路电视；鼓励联防、治安巡逻。（5）强化正式监视，如在各路段安装电子警察，店铺安装防盗警报。
三是降低犯罪收益，让违法犯罪人自动终止继续实施犯罪行为。（1）隐藏目标，如为防止汽车被盗，远离主要街道停车；为防止电话丢失后骚扰，电话薄中名字改为中性；为防止抢劫，使用没有专门标记的银行运钞车。（2）移开目标，如为防止车内无线电设备被盗，使用移动式车载无线电；为防止电话费诈骗，使用预付费电话卡；为防止女性遭侵犯，设立妇女收留所。（3）标志财产，如为了防止汽车失窃，进行车辆登记，停放标志；为防止牲畜被盗，在牲畜身上标识烙印。（4）瓦解黑市，如监控典当市场、控制二手市场、发放小贩牌照等方式使黑市无法生存。（5）灭除犯罪收益，如清除公共场所的违法涂鸦；为防止超速驾驶，设置减速路障。
四是减少犯罪刺激，让违法犯罪人抑制倾向害心理的增长。（1）减少挫折感和压力感，如减少排队时间、高效服务，增加公共座位；公共场合播放温柔音乐、使用柔和灯光以减轻紧张情绪。（2）避免冲突，如为防止球迷冲突，设置不同区域以分隔敌对的球迷；减少酒吧拥挤，统一出租车收费。（3）减少情绪冲动，如控制色情暴力文化，鼓励文明球迷，禁止种族污蔑。（4）化解同伴压力，如不酒后驾车，树立“拒绝并无不妥”的观念以防止青少年迫于同伙压力而犯罪，驱逐麻烦制造者。（5）阻止不良模仿，如为防止青少年模仿恶意破坏行为，快速修复公共场所损害物；为防止青少年恶意效仿，对电视频道进行分级锁屏，对犯罪描写进行新闻检查。
五是排除犯罪借口，让违法犯罪人难以找出付诸行动的可行性。（1）制定规则，如制定商业租金规则，反骚扰法律，饭店住宿规范。（2）张贴告示，如在敏感地区设置“禁止停车”、“私人财产”、“熄灭营火”等告示牌，杜绝疏忽大意的借口。（3）唤醒良心，激励道德意识，如为防止超速犯罪，在路边设置速度现实板；为防止走私，海关申报者必须签名；为防止店铺盗窃，宣传“顺手牵羊也是盗窃行为”。（4）帮助守法，如为防止偷盗图书，多设立公共图书阅览室；为杜绝不文明行为，在公共场所多设置公测、垃圾桶等。（5）控制和酒精，如在酒吧设酒精测试仪，干扰和酒的供应，倡导无酒社交活动。
三、情境预防与社区治理的契合
社区是聚居一定区域内群防群治的生活共同体，以多种社会关系的结合，从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活动，组成一个在一定范围内相对独立的社会实体。社区作为社会组成的缩影，可以认为是最小的完整社会组成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末，面对社会结构出现的变化，政府已经认识到社区应该是预防犯罪的主要战场，于是以社区为中心，安排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大战略，提出了社会综合治理的方针。社区治理这一管理模式也应运而生。所谓社区治理，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社区治理的特点是：治理主体由单一化（政府）转变为多元化（政府、社区组织、营利和非营利组织、辖区单位、居民），治理过程由行政控制转为民主协商，治理组织体系由垂直科层结构转变为横向网络结构。
与国家控制下的多机构协作犯罪预防不同，社会治理是以社会运动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公共授权策略。其理论基础是当代社群主义犯罪预防理论，社区凝聚力在犯罪预防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国社区治理模式集社区治理一般优势外，还具有其自身发展特点：首先，城市社区内的技术防护基础设施相对比较完善。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大部分新建新改的社区按照“平安社区”的建设要求，对社区内的技防设施建设予以足够重视并统一规划，落实建设。这些社区多采用封闭性技术防范措施，小区内安装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楼宇对讲系统。第二，全方位立体型的社区物防工程也随之成型。这包括新老社区根据本社区的实际情况有侧重的安装了各类实用型防范设施，如安装或加固走廊窗栅栏、安装防盗门、加固小区围墙等。第三，社区居民预防犯罪及群防意识相对较高。由于社区内人员组成相对简单，邻里之间可以做到基本熟络，在有可疑人物进入小区时，社区居民警惕性都相对较高，遇到问题会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并互相帮助。同时社区安保人员配备相对较为完善，在发生状况时能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制止不法行为并协助警察处理相关事务。第四，社会治安综合防范体系已建立起来。在犯罪预防方面，通过社区自身采取一些有效措施，可以充分弥补国家和政府在犯罪预防方面的不足且能够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现阶段上述思想正被国家大力倡导，也被广大人民群众予以认同。相关部门也在为社区发挥其预防犯罪的最大功效提供一切必要支持，总体上使预防犯罪形成了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结合的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的正确推进，能够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稳定。而情境预防理论产生的背景也决定其目标的明确性――预防、减少、遏制犯罪。“犯罪行为=犯罪人格+罪前情景+社会反映”认可了情境因素在犯罪生成时的重要作用，也充分肯定了情境预防确能够在预防犯罪上发挥其功能。因此社区治理同情境预防在其运作目标上达到了一致。社区治理工作始终贯彻“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原则，积极拓展平安领域，将治安隐患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而坚持预防为主的基本原则是情境预防理论区别与其他犯罪预防理论的显著特征，其运作模式都是针对罪前情境的改造从而影响犯罪动机的形成。因此，社区治理同情境预防在其运作手段上也达到了一致。这样，情境预防纳入到社区治理中来，无疑是为理论找到了落脚点，为实践找到了支撑点。
四、情境预防在社区治理中的应用
（一）充分认识情境预防重要意义，发挥工作主动性
情境预防在预防犯罪措施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虽在我国兴起较晚，但能够很好的弥补社会预防、刑罚预防之不足。情境预防将犯罪原因的研究视角从影响犯罪现象的一般因素转移到影响犯罪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因素上，通过改变因地制宜“情境”，增加遏制违法犯罪的环境因素，使社区防范措施更具有操作性、现实性和成效性，可以极大提高现行违法犯罪的发现率，降低犯罪预防成本。如何能够提高情境预防对策和措施的效率，突出其在社区遏制违法犯罪体系中的基础和核心作用，是社区治理必须高度重视的内容。因此，充分认识开展社区情境预防的意义，可以使社区治理有充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做到有章可循，自觉主动的将情境预防理论运用到社区治理中。
（二）利用社区现有技防、物防、人防技术，与情境预防良好结合
目前社区防控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但是有些未能被利用起来，有些未能良好的发挥其功效。例如，楼宇对讲系统就是情境预防中增加犯罪难度的重要手段之一，可实践中社区居民多为出行方便，将楼房大门敞开使对讲系统沦为摆设，也为不法分子进行非法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按照情境预防理论的思想，将社区现有的技防措施利用起来，物防措施加以巩固，人防措施得以唤醒，使防控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各司其职，共同为社区安全保驾护航。
（三）创新社区治理手段，将情境预防功效发挥极致
结合社区现有条件，努力寻求情境预防犯罪的各种方法、思路和机制，使应对新问题有新思路，解决新问题有新办法。通过一系列奖励措施，广泛发动社区居民充分分析社区犯罪情境提出社区治理中的不足及改进措施，使社区居民能够积极参与到社区治理的改善提高中来，群策群力的使情境预防理论在社区治理中得到充分应用。
五、结论
犯罪是人类社会共存的弊病，它不仅危害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更是对社会公民人权的侵害。社区治理结合情境预防这一先进的犯罪预防理论，从小处入手，发挥二者各自优势特点，定能够由表及里的根治这一毒瘤，维护我国社区稳定、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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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相关理论篇6
摘要：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来促进居民参与基层社区治理已显得十分重要。本文阐述了东西方社会中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理论，强调了居民参与对社区治理的重要性；论述了社区社会组织是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提出健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机制的措施，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关键词：社区治理社区社会组织居民参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完善基层社区治理已经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而居民参与作为社区治理的本质要求，理应得到学术界的重视。社区社会组织是当前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健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机制，增进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社区治理离不开居民参与
社区治理就是社区中的政府单位、社区社会组织、居民、赢利组织等主体，协同参与管理社区事务、满足社区需求、优化社区秩序、不断增进社区成员福利和推进社区发展进步的过程。社区治理的要义就是社区居民和社区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只有提高了居民参与，才能真正实现社区治理。
1.西方社会中的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理论
在西方新制度主义学派的视野中，居民参与是实现政府善治与社会和谐的制度前提，换句话说，政府善治有赖于居民自愿的互惠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居民的积极参与和自愿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居民参与作为社区治理的本质要求，既是治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在当前社区建设中的实际应用，同时也是基层社区实现民主化建设的重要保障，更有利于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我们必须通过社区治理来引导公民树立一个这样的信念，那就是在政府面前我们是公民”。也就是说，生活在社区中的每一位居民都应当主动去关心社区的事务，承担起自己作为社区一分子应尽的义务，即参与社区的治理。
2.我国的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理论
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是指作为行为主体的居民在社区中由共同的目标支持而自觉自愿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行为和过程，其目的在于影响社区决策、推动社区发展，最终实现社区的全面发展。俞可平认为，居民参与能够促进社会生活的和谐与安定。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有利于增进政府与居民之间的互动，有利于推进国家逐步走向治理和善治之路。侯秀芳等人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提出，居民参与有利于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从而促使社会走向治理之路。居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也体现着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价值。另外，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维权意识的增强，社区居民自下而上参与社区事务的意识显著增强。社区治理的主体是生活在社区中的每一位居民，社区治理的基础是社区居民的积极广泛参与。居民参与作为城市基层民主的重要形式，其理论和现实意义都非常大，离开居民的参与，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治理。
二、社区社会组织是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
社区社会组织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基层社区治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社区社会组织不仅是社区居民生活的共同体，而且具有很强的民众组织动员能力，还能够培养居民民主意识，提高居民参与水平。
1.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居民生活的共同体
社区社会组织一般是指由个人或社区组织在社区范围内开办、在社区范围内开展活动，并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主要活动目的的满足社区居民不同需求的社区自发组织。这样来说，社区社会组织的本质就是社区居民的共同体，其成立、运转、壮大并发挥服务社区的功能等都离不开社区居民的参与。因此，社区社会组织同样也是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
2.社区社会组织具有很强的民众组织动员能力
胡国民认为，社区自治组织是居民参与的组织者。社区社会组织的成立是源于社区居民实实在在的生活需要，基于此而成立的各类社区社会组织，能够使社区居民通过这一重要载体来满足自己日常生活各方面的需要。这也表明，社区社会组织在当前的社区建设中有非常好的群众基础，具有相当强大的社区动员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增强社区的民主化建设，有利于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治，也有助于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3.社区社会组织能够培养居民民主意识，提高居民参与水平
社区居民参加社区社会组织一般情况下多是出于自愿，为共同的目标组织在一起,有着相当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组织的活动中,社区民众可以学习到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平等相处,并用民主的方式处理产生的分歧,这样就有能够逐步培养社区居民的民主意识和价值观念，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水平。
三、健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机制，增进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
要实现真正的社区治理就需要一个居民社会，离开了居民社会和居民组织，参与式治理就是一句空话。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建设的有效载体，也是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模式和构建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基本途径。因此，应当不断健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机制，促进社区社会组织队伍的发展壮大，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提供更多的平台。
1.建立并完善社区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制度
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组织登记注册制度的门槛相对较高，许多基层民间社会组织很难通过政府部门的审核。在得不到注册登记的情况下，就一直徘徊在制度之外，处于非合法的境地，自生自灭。这样一来，不但其发展很难得到政府的支持和辅助，同时也造成了当前我国部分地区社会组织发展速度相对滞后和发展秩序比较混乱的状况。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当前的社区治理中能够发挥非常显著的作用，理应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在登记注册方面，各地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社会组织登记注册制度，为符合社区发展要求的社会组织登记造册，使其尽快进入制度内，通过制度的保障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在协同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另外，我国当前社会组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种类上都有很大的缺口，在帮助现存社会组织得到登记注册的现状下，还应积极培育新的社会组织，通过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器来推动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
2.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完善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扶持机制
对于社区社会组织培育而言,项目是社区社会组织生长的最好着力点。除了极少数大型的社会组织有能力通过募集资金获得生存发展外，目前大部分社区社会组织都是靠获得政府资助的项目赖以生存的，离开了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很多社区社会组织就很难维持运转，更别说提供社区服务了。因此，为了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在国家层面上，首先要有相应的法律保障；其次，还应当逐步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尽快推出政府购买基本服务清单，把更多的社区服务项目交给有资质的、有一定专业水平的社区社会组织。同时，在社区层面，还要通过建设社会组织服务与发展机构，帮助新成立的社会组织尽快成长、成熟。并通过有效的运作机制，把社区内部的各类社会组织联结起来,形成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协作机制，这样就能够提高社区社会组织的服务效果，推动当前社区治理的不断发展进步。
3.规范社区社会组织评估和监管机制
在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中，不但要保证数量，还要抓好质量。在完善了社区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和服务发展机制后，还要做好社区社会组织评估机制的建设。建立一套科学的、高效的社会组织评估系统和比较公平、公开、公正的评估制度，能够充分发挥评估的引导、约束和激励作用，完善社会组织的评估机制，最大程度上确保社会组织的质量，为社区治理把好质量关。社区社会组织评估作为一项专业性很强、内容相对复杂、范围较广的工作，应当制定出一套科学有效的、可操作性的评估指标体系，还要挑选一只具有一定专业水平和实践经验的评估队伍，尽量确保社会组织的评估工作能够发挥应有的评估、筛选作用。另外,为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的规范有序发展,除了要有一套评估体系，还应构建出行之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一是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内部的监督自律制度,通过完善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机制，充分发挥内部的民主监督和监事会的日常监督作用；二是构建科学有效的行政监督体系，社区社会组织的上级监管部门应当做好常规的监督检查工作，确保社会组织的奖罚制度、公示制度及等级评估制度等的合理、有效执行；三是建立社会层面的监督机制，通过完善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制度、设立有奖举报电话、重大事项活动信息的网上公开等来确保社会层面的监督能够发挥作用。
4.倡导居民加入社区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区治理
社区居委会作为重要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本身就是社区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途径，同时也应该在社区中动员、组织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会组织，使社区居民积极投身到社区治理中来。相信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和相关制度保障，未来社区社会组织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会有较大的提升。这样一来，就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不但可以促进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实现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还能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协同社区治理的作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推进社会走向善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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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相关理论篇7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社区治理相关理论篇8
作者简介：何军（1973-），男，江苏警官学院侦查系教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治安、国内安全保卫。
摘要：治理和善治是西方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理论。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治理和善治理论可以引入农村社区治安防控设计。根据“治理”和“善治”理论，我们对农村社区治安防控设计时，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治安主体的多中心格局及其间的协调；正式规则的设计、安排和执行要注意和农村内生规则的协调、整合；农村社区治安工作应把重点放在密切农村人际关系上。
关键词：农村社区；治安；善治；路径设计
中图分类号：C91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4-0137-05
一、治理和善治的基本内涵
英语中的治理（governance）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的意义明显地远离统治的意义。
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年对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1]2，3。治理与统治相比较，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治理的主体是多中心的，其主体既可以是政治国家，也可以是公民社会中若干个权威，甚至是公民社会中的个人。第二，在权力运行的向度上，治理是多向度的，强调政府自上而下的单一向度的管理与公民社会自下而上参与的结合，强调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和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第三，治理不依赖于外在的强制力，而是依赖公民社会利害相关者的互动和共识，是以以互惠合作为基础的网络协调机制。第四，治理不仅依赖正式的规则体系，也依赖非正式的规则体系，更依赖正式和非正式混合的规则体系。治理秩序就是一个连续的规则谱系――从非正式的规则体系起，经由混合的规则体系，到正式规则体系止[2]53。
治理是在西方学者看到国家的失效和市场的失效后提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然而治理也可能失效。为了克服治理失效，西方学者提出了“善治”。“善治”也就是“良好的治理”（goodgovenance），善治的实质是治理的最优化，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善治的基本要素有以下10个：（1）合法性（legitimacy）；（2）透明性（transparency）；（3）责任性（accountability）；（4）法治（ruleoflaw）；（5）回应（responsiveness）；（6）有效（effectiveness）；（7）参与（civicparticipation/engagement）；（8）稳定（stability）；（9）廉洁（cleanness）；（10）公正（justice）[3]。
治理和善治理论是舶来品，能否照搬到中国适用，如何适用，我们必须分析中国的国情。著名的行政学家罗伯特・达尔在《行政学的三个问题》中指出：“从某一个国家的行政环境中归纳出来的概论，不能够立刻予以普遍化，或被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环境的行政管理上去。一个理论是否适用于另一个不同的场合，必须先把那个特殊场合加以研究后才可以判定”[4]5，6。作为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治理和善治理论是建立在发达的民主制度、健全的法治和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之上。反观目前的中国，虽然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突飞猛进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建立，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公民社会也开始兴起，但是法治还不健全，公民社会离成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我们认为在当前的背景下，要在中国适用治理和善治理论，一是要具体分析，是否适用和如何适用；二是必须要进行本土化改造，否则会“水土不服”。即是一方面要分析公民社会是否有能力自治和多大程度上自治；另一方面国家要在治理中处在主导地位，要成为社会主体的动员者、引导者。更进一步地说，其运作机制在于“行政吸纳社会”，恐怕这更符合当下的中国现实。
二、历史与现实――农村社区治安治理理论的引入
从历史上看，农村社区具有提供治安产品的能力，这是治理引入农村社区治安的社会基础。从现实看，政府大包大揽提供农村治安产品有很大困境，而治理可以很好突破这种困境，这是治理引入农村社区治安的动力。村民自治制度给农村社会治安的治理提供了一个很好框架，这是治理引入农村社区治安的制度基础。
（一）从历史上看，农村社区具有提供治安产品的能力
我国自秦汉以来，村庄秩序的生成具有二元性，一是行政嵌入，二是村庄内生。是行政嵌入的典型，中国传统社会的村庄秩序则大多是内生的[5]。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从村庄外部来看，帝国的统治能力是虚弱的，不支持其深入乡村进行统治；另一方面，村庄内部有自己的秩序生成机制。
传统的，其统治能力是虚弱的。费孝通认为：“东方的农业平原正是帝国的领域，但是农业的帝国是虚弱的，因为皇权并不能滋长壮健，能支配强大的横暴权力的基础不足”[6]62马克斯・韦伯也提出了关于传统中国“有限官僚制”的看法。他认为：“事实上，正式的皇权统辖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7]110。
因为虚弱的帝国，加之疆域庞大，人口众多，交通与信息不发达，国家不可能直接管理社会。传统帝国对乡村社会的管理和控制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展开的：一方面维护儒家意识形态的大传统，教化人民；另一方面，国家借助乡村社会的内生力量――士绅阶层，这一阶层充当了官民的媒介，以便上意下达、下意上通，联络官民――无为而治地达到维护乡村社会秩序。
在国家不能深入乡村，为乡村社会提供治安秩序公共品，乡土社会的治安秩序主要由乡土社会的家族及伦理来提供。以秦汉为例，帝国设置一个不下县的官僚体制和县以下的宗族组织与乡里制度，来实施对帝国的统治。然而，作为行政机构的乡里组织，在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没有能真正健全并发挥维护乡村秩序的基本功能。乡里组织反而被家族渗透和影响。赵秀玲认为：“‘宗族与家庭’不仅是乡里制度的构成基础，也是乡里制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有时宗族制度就是乡里制度”。中国“乡里制度的建立与演变受两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以邻里为主的地缘，二是以宗族和家庭为中心的血缘”。“一部乡里制度的发展嬗变史也是一部宗族家庭对乡里制度影响渗透的历史”[8]176，181，197。正如有研究者所概括的那样，传统中国农村的社会管理方式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9]27。对此，吴理财作出了一个简要的概述：“在中国，三代之始，虽无自治之名，然确实有地方自治之实，自隋朝中叶以降，直到清代，国家实行郡县制，政权只延于州县，乡绅阶层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性力量”[10]。
（二）从我国当前农村治安现状看，治理可以突破政府大包大揽提供农村社区治安产品的困境
首先，对于地域广大和人口众多的农村来说，农村的警力是有限的。据统计，目前全国派出所共有民警45万余人，其中有24万人分布在农村派出所，占总数的53.3%，有21万人分布在城区派出所，占总数的46.7%。但是由于农村面积大，人口众多，所以实际分到各乡镇派出所的警力很有限，警力区域比、警力和群众数比都很低，一人所、两人所不足为奇，致使农村民警压力大，正常警务无法有效开展。
其次，农村财政能力有限，农村派出所普遍存在经费不足。“农村真穷”，就是指乡村两级的政府穷、集体穷，这使得农村能用于治安的经费相当有限。据调查，湖南省有5名警力以下公安派出所549个，无警车派出所418个，全都在农村，大大降低了其工作效率[11]。
再次，国家包揽式提供治安产品，不适应村民对治安产品的多样化需求，不利于警民关系和谐。我国实行了市场经济，传统的户籍制度也开始松动，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成为“流动的村庄”，现代性因素逐步植入农村社会，社会关系越来越动态化，农民对治安产品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包揽式的化解社会矛盾的做法无法回应村民对治安产品的多样化需求。国家包揽式提供治安产品，缺乏和民众沟通，打击处罚重于服务，这不利于警民关系的和谐，甚至会造成对立。吉登斯认为“警察与他们应当为之服务的对象的分离常常会导致一种‘被围心态’，因为警方与普通公民之间缺乏经常性的联系”[12]91，92。
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治理通过治安主体多中心格局的设计，能充分调动农村社区资源，可以突破单有政府包办所产生的资源困境；治理是以互惠合作为基础的网络协调机制，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不是通过外在的强制力，而是主要通过吸收村民、民间组织的力量参与到社区治安中去，通过国家、村民和民间组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来提供治安产品，这可以满足村民对治安产品的多样化需求，消解警察的“被围心态”。
（三）村民自治制度给农村社区治安的治理提供了一个很好框架
首先，村民自治是治安治理一种很好的实践形式。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村民自治制度。村民自治，就是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形成了村内的自治运行机制。农村社会不仅有群众性的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还有负责议事、决策和监督的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13]35。村里的大事由全体村民或者他们的代表集体商议决定；然后由村委会负责贯彻执行；执行后再向村民公布，接受群众的监督。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也从过去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变为现在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可以说，村民自治是治理理论一种很好的实践形式。
其次，村民自治制度为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开辟了空间，为中国农村社会治安治理提供了基础。在体制之下，国家吞没社会，国家权力史无前例地延伸到每一家农户，支配每个农民的日常生活，强制性的公共生活和集体生产方式取代了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及家族组织被瓦解，没有民间组织发展的空间。我国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后，国家从农村的社会空间里退出来，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有了很大的空间。有调查显示，目前，我国乡村民间组织的数量（包括已登记的和尚未登记的）已达300多万个，约占全国非政府组织总数的2/3以上[14]。社区内的民间组织填补了国家权力退出后的真空状态，型构了各种关系，启发了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自己管理自己，自发或自觉从不同层面维护社区秩序，实现社区自组织和稳定。因此，大量的社区民间组织是社会治安的重要力量，成为社会治安治理的重要基础。
再次，村民自治制度使得农村治安防控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能够在民主的基础上协调、融合。根据规则和规则体系的起源，农村社会的各种各样的规则可以划分为内在规则和外在规则。内在规则是从人类经验中演变而来的规则和规则体系，农村社会的习俗、惯例等伦理性规则和乡规民约等都属于内在规则，违反这些规则会受到农村社会权威或全体成员的惩罚或自己内疚。外在规则是指国家通过理性设计出来的，表现为成文的法律、条例、规章等，外在规则是外在于农村社会的，是强加在农村社会之上的，其规则的违反会受到政府诸如警察等正式权力机构的惩罚。在农村社会，长期以来，内在规则和外在规则之间形成冲突和紧张：外在规则由于是外加的，没有受到农村社会的认可，内在规则也不被政府所重视。这种紧张和冲突使得政府的控制力量进入不了乡村，使得外在规则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形成农村社会的一种“分裂的整体”社会秩序的格局。内在规则和外在规则的运行所产生两种秩序颇类似于哈耶克“自生自发秩序”和“人造秩序”。内在规则和外在规则所产生的紧张和冲突也使得农村社会越轨行为大为增加，因为受正式规则所惩罚的，可能正是内部规则所赞赏的。朱晓阳认为这仅是一种“法律的语言混乱”，是文化难以移植的表现[15]。因此，为了有效维护社会治安，我们要克服这种紧张和冲突，使得农村各种各样的规则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按照哈耶克的观点，“秩序并非一种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压力，而是一种从内部建立起来的平衡”[16]183。村民自治制度一方面使得内在规则如乡规民约具有了合法性，提供“从内部建立起来的平衡”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也给内在规则和正式规则的协调和融合提供了民主的框架。
三、农村社区治安的治理路径
因此，根据“治理”和“善治”理论，我们对农村社区治安防控设计时，要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治安主体的多中心格局及其间的协调
第一，要积极培育和引导农村社区民间自治组织的发展。当前我国农村社区民间组织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具有“官民二重性”的组织，如村委会、共青团、妇联等；二是行政权力推动产生，而由民间主导的组织，如治安联防队；三是民间自发生长出来的组织如庙会、宗族组织等。对于二三种类型，农村社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我们要积极培育和扶持有利于社会治安有关的民间自治组织，使之尽快发展起来，要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使之参与到各种社区组织中去。
第二，要注意治安主体间的相互协调。首先，各治安主体之间是平等伙伴关系。在多中心治理视野下，主体多元化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主体间的平等性。在共同目标的指引下，每一主体的活动既相互独立，又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互相补充，互相依赖，相辅相成。其次，各主体间形成功能耦合的圈层结构。在当前的现实背景下，公安派出所要发挥引导作用，是维护农村社区治安的外在、最为重要层次力量。吉登斯认为“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可以保护个人免受过于强大的国家权力的侵害。但是，公民社会也不像某些人天真地想象的那样是自生自发的、秩序与和谐的源泉”[12]89。正像所有的民主化进程一样，与它们的好处相伴而来的必定还有一连串的不利后果。如果不以一种权力的“向上”移交来加以平衡的话，权力下放很可能会导致分裂[12]82。因此，多中心治理既要克服政府和公安机关大包大揽的管理方式，又不能放任不管，而是有放有收，要积极做好农村社区内部治安资源的动员者、指引者、合作者、促进者。治保会、治安联防组织等是社区治安的中坚力量，处于圈层结构的中间层次。治保会、治安联防组织一方面要做好派出所的帮手，发挥其职能，成为维护社区治安的硬性力量；另一方面要引导、协调社区内其他组织，使其他社区组织共同一致维护社区秩序。最内层是社区内其他各种组织，在其自管理和活动范围内自发或自觉维护社区治安，主要起着社区关系、社区道德以及良好风尚的维护作用。三个圈层的治安主体功能耦合，最内层具有软约束的基础性作用，越向外，功能越正式，强制性越强，三层形成有机整体，共同维护社区治安。
（二）正式规则的设计、安排和执行要注意和农村内生规则的协调、整合
如上所述，农村社区的规则可以分为内生规则和正式规则。首先，正式规则的推进和执行一方面要注意和农村社区内生规则的协调，尤其是主要针对农村社会法律法规，要防止哈耶克所说的“理性”滥用；另一方面，要积极普法宣传，积极引导农村社区内生规则如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制度的协调。其次，农村社区中的村规民约一方面要注意和正式规则的衔接和协调；另一方面，村规民约的制定在不与国家法强制性规范相抵触的情况下，要充分考虑到社区风土人情，尤其侧重维护社区良好传统风尚，避免把村规民约制定成完全是对国家法律制度的执行细则。第三，农村社区治安维护中要以调解为主，要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因为调解方式较为灵活，可以充分调动农村社区的组织资源、规则和关系资源。一方面调解主体可以是多元主体，既可以是行政主体的调解，又可以村委会、妇联、共青团等“官民二重性”的组织调解，还可以是社区内形形的组织如宗族组织的调解等和个人如邻里亲友的调解；另一方面，在调解规则上也有较大的灵活性，可以很好考虑到“国法”、“天理”和人情之间的协调，尽量避免正式规则的生硬执行如反映农村题材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中，法院按照国家法律做了判决，维护了秋菊所谓法律上的权利，但这结果并不是秋菊所要的“公义”，相反破坏秋菊生活依存的社会关系，也许是对秋菊的更大的伤害；而调解既能实现农村社区的村民所要的公义，又不损害社会关系。因此，农村社区纠纷中，调解是实现社会公义一种更优选择。参见苏力：“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载苏力：《法制与本土资源》，北京：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23-40；肖倩：《调解：实现公义的另一选择》，江南大学学报，2009（8）。。
（三）农村社区治安治理要密切农村人际关系
密切的关系网络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是实现治理的基础。贺雪峰和仝志辉借用涂尔干的社会关联，从处于事件中村民的所具有的行动能力的角度来关注村庄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对治安治理的重要意义。从农村社区治安的角度看，社会关联是社区居民遇到违法犯罪的侵扰和危害时，动用各种社会关系以避免侵扰和危害的能力。贺雪峰和仝志辉认为：“村庄社会关联构成了村庄秩序的基础，村庄秩序状况则成为村庄社会关联的表征。”村庄社会关联具有“建设”和“保护”[5]。高度关联的村民们的一致行动对地痞的构成威慑，能有效对付地痞的骚扰，能够邻里守望，互帮互扶，确保一方平安。由此可见，社会关联是社会治安治理的重要资源。如湖南省炎陵县船形乡东河村，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零发案的治安传奇，究其原因，与“和睦相处，守望相帮”客家文化密切相关。当下，我国农村社会人与人关系越来越淡漠化，而契约观念尚未深入人心，因此，我们要积极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动员组织农村社会力量，举办灵活多样农村公共活动，密切农村人际关系，提高社会关联度，进而提高治安治理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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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相关理论篇9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刊文指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需要从理论、制度和方法三个层面入手。在理论层面上，要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把科学的政党学说、科学的党建理论、科学的执政思想作为行动指南，顺应历史潮流、尊重政治规律、把握政党逻辑、创新执政理念。
在制度层面上，要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深刻认识制度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把科学制度的设计和运用作为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重中之重，尤其要找到制度运作的动力机制。
在方法层面上，要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坚持辩证的、实践的和群众的观点，贯彻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实现“为人民执政”和“靠人民执政”的有机统一。
社会管理法治化
《理论与改革》刊文指出，作为法治国家建设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具体实践，社会管理法治化意味着用法治精神统帅社会管理全局，用法治眼光审视社会管理现状，用法治思维谋划社会管理战略，用法治手段破解社会管理难题，用法治方法巩固社会管理成果。
社会管理法治化是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重要途径与重要保障。实现社会管理法治化，第一，应该以形式法治为基础。既要加快社会管理立法，又要加强社会管理立法的实施；既要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又要切实尊重法律权威，努力防止社会管理创新脱离法治轨道与损害法律尊严。
第二，应该以实质法治为主导。以人为本应当是当代中国法治的本质，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完善社会管理的法律体系首先应当从民生人手，坚持以人为本，把维护社会大众的合法权益作为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着力建立健全民生领域的立法，为尽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法律保障。
第三，以行政法治为重点。我国自古以来行政权独大，因此，就我国的法治建设全局而言，法治的重点在行政法治，难点也在行政法治。具体到社会管理领域，我国在相当一个时期由政府独揽社会管理权，政府管理了许多不该管理、不宜管理的领域。
社区组织建设的基本路向
《城市观察》刊文指出，总体而言，从公平合理与民主角度看，社区自治模式拥有更公平合理的社区环境与机制，并因此昭示着社区组织建设的基本路向。一是理清社区行政职能，政府主导宏观社区领域。改变政府的传统微观社区机制，代之以宏观社区事务的介入机制。社会转型期，政府需关注与发挥作为初始行动者的特殊职能。二是明确社区组织定位，还社区自治以本来面目。根据自治原则进行社区建设与组织创新，是社区可持续发展之关键。社区组织建设的理想目标是，能建构出这样的社区体制与机制，既能让社区摆脱“行政化限制”，又能让社区回归生活共同体的本真。改造传统居委会，使之成为新社区组织体系核心。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促进社区组织发展。三是理顺各种社区关系，建构协调整合社区体系。建立横向社区组织为主的网络关系体系。把握社区组织定位，理顺社区的一些主要关系。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的关系；居委会与业委会的关系；业委会与物业公司的关系；居委会与其他多元非营利组织的关系。把握好不同社区组织各自职能定位，形成各司其职的关系格局。健全相关法律制度，规范社区发展。可以针对社区关系中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优先出台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以规范社区关系。
全民节约意识缺失及再造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刊文指出，近年来，我国在构建节约型社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奢侈浪费之风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某种程度上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其主要原因就是全民节约意识的严重缺失。
全民节约意识缺失具体表现为：一些政府管理者勤俭节约缺失，致使许多自身行为背离节约理念；不少企业经营者勤俭节约的缺失，导致企业浪费十分惊人；许多社会公众勤俭节约意识的缺失，造成奢侈浪费之风不断蔓延。
造成全民节约意识缺失的成因主要是自古以来奢侈浪费传统的不良影响、改革开放以后节约理念的时代断层、法律体系欠缺带来的管理漏洞、公共部门自身没有树立良好的榜样和国民素质缺少有效的性格养成。
社区治理相关理论篇10
[论文摘要]实践的需要和理论的推动,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逐渐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这种嬗变,开启了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着名行政学者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说:研究公共行政必须研究它的生态问题。按照韦伯斯特词典的解释,生态学是各种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J·w·别斯指出生态学这个词源于希腊语oikos,意为房子或家,经济和经济学也有相同的词根,经济学和生态学有许多共同点,但生态学的含义更广泛。它涉及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全部相互关系。”〔1〕美国着名学者利格斯(Fredw·Riggs)1961年就提出了“融合型、棱柱型、衍射型”行政模式,开创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新途径。我国现阶段的行政环境是制约和影响行政管理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是行政管理的改造对象,并为行政管理的实施提供条件。故此,我们应努力使行政管理和行政环境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变迁,传统行政学历经了向现代公共管理学范式的重大转变。迈入21世纪,区域行政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行政生态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域公共管理这种崭新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这种转变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中国公共管理面对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区域公共管理的挑战,处理好和解决好了系列区域公共性问题,和谐社会的发展愿景就不再遥远。”〔2〕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陈瑞莲认为,在我国有关区域公共管理(行政)研究的着述尚较为零散,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学者社群尚未成形。但是,在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无疑,加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有学者说,“研究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首先弄懂它所使用的基本术语。对于了解一种新的学术理论,弄清楚它所使用的新名词的正确含义,就尤为重要了”。〔3〕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其中“区域”和“公共管理”是其两个核心概念。
一、“区域”概念众说纷纭及其公共管理视角的界分
区域(region)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且相对性极强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分析和理解各种不同的区域。研究视角和内容不同,对于区域的界定就有所不同。在社会科学丛林中,最早研究区域的学科是地理学,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牛津地理学词典》中,“区域是指地球表面的任何一个单元,它以自然或人文特征而有别于周围的地区”。〔4〕经济学将区域视为由人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具有特定地域特征的经济社会综合体。埃德加·m.胡佛说,“所有的定义都把区域概括为一个整体的地理范畴,因而可以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分析”,“把区域作为一个集合体,……这一集合体对于管理、计划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必须的。最实用的区域划分应当符合行政区划的疆界。”〔5〕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对区域的解读,往往侧重从一种更为宏观视角来讨论区域的内涵和外延。米特尔曼提出三个不同层面“新区域主义”分类法:宏观区域主义、次区域主义和微观区域主义。在“区域”的多种释义中,可以看出:区域有多种分类,系统性或整体性是区域的共同特征;区域的概念是相对的,可以依据不同视角有多种划分;区域是变化的,应以动态的眼光来观察它。实际上区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很难给出一个公认的定义。本文是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来进行研究,基于此视角,区域应如何界定?有学者认为:区域是“一个基于行政区划又超越于国家和行政区划的综合性概念”。〔6〕另外,从四个纬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要研究的“区域”做类型学上的分析:公共管理意义上的经济区域、行政区域、自然地理区域和公共管理中的“问题区域”和“边缘区域”。〔7〕笔者以为,不论对“区域”进行怎样的界分,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看,区域实际上是按照公共物品为标准划分的有限空间范围,是拥有相同一领域或多领域公共物品的域场。在这里区域不是一个地理范畴而是一个以公共物品(或者公共事务、公共问题、公共利益)为标准形成的同质性域场,并不绝对与行政区划相一致。
二、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变
要讨论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的转变,首先要了解区域行政的发展背景、内涵等基础知识。区域行政问题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学者刘君德在他主持的《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等论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行政区经济”概念,并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我国的行政学界,宋月红在国内首次使用“区域行政”的概念,作者从行政区划、行政区域与区域行政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但这是一种狭义的或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范畴。〔8〕陈瑞莲、张紧根在《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一文中,正式提出广义的“区域行政”概念。〔9〕随着实践的推动和理论的发展,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在学界,最早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的刘锋和中山大学的陈瑞莲,二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论述。刘锋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10〕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和区域公共管理的典型代表,她在此领域的论述,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区域公共管理的内涵、理论支撑
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前文已经界分了公共管理视阈中的“区域”。对于公共管理的概念,无论是对其内涵把握还是基本体系的构成,都还在探讨中。王乐夫教授认为,“所谓公共管理,即公共部门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地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的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11〕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公共管理主体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同时,它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无庸讳言,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综上所述,区域公共管理是区域行政随着实践的需要,在治理范式上不断成熟的产物。笔者认为,所谓区域公共管理,即是指以区域政府组织和区域非政府组织为主的多元主体(区域公共管理部门)为了解决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或其它方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区域公共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区域公共管理之所以“应运而生”,从根本上说,区域公共管理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或者说,除了实践的需要外,理论的发展和推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外,还有公民社会理论、现代治理、网络治理理论和善治等理论。公民社会,也被称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关于公民社会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形成了种种不同的公民社会定义。这些定义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和国家、经济与公民社会的三元结构。关于公民社会的结构要素,不同学者对其强调的重点不同。就中外学者取得的共识来看,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四个:一是私人领域;二是志愿性社团;三是公共领域。除了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外,公民社会还具有自己的基本价值原则,大体说来,这些基本的价值原则包括: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法治原则。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从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治理”以来,“治理”概念被广泛使用。在治理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有失败的可能,为完善该理论,随后善治进入学者的视野。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有如下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区域善治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一个战略管理问题。
[参考文献]
〔1〕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6.
〔2〕刘亚平.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序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