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篇1
法治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
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历史，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历史。
奴隶制、封建制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子和皇帝执掌了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军事、外交以及其他一切大权，实行了彻头彻尾的人治主义统治。尤为突出的是，中国的汉朝、唐朝、宋朝、明朝、清朝虽然各有200年以上的历史，却始终分别为刘姓、李姓、赵姓、朱姓及爱新觉罗氏的家族，一姓为王地统治到底。近代以来，经历了专制与民主、人治与法治的激烈较量，直至新中国的成立，才为人民当家做主、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创造了条件。但是十分遗憾的是，历史的转轨十分不易，法治道路的开拓经历了艰难困苦、风雨坎坷的曲折历程，直至“”结束，中国人民才认识到，横亘在专制统治与民主法治之间的，还有一个从政策调节到法律调节的痛苦过程。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开始了快马加鞭的法制建设过程。仅1979年一年，就颁布了刑法、民法通则等七部重要法律；而至2010年，则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已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尽管我国法制建设较之许多西方国家以二三百年的时间才建成法制体系，速度要快得多了，但是，脱胎于陈旧的政策调节、刚性管理的新时代，毕竟还大量地残留着旧的痕迹，尤其是立法与司法的脱节最为明显。正因如此，如今顺应世界潮流，进一步将社会管理转轨到以法为治的现代化社会治理上来，可谓世界之沧桑正道、人间之大路一条。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之变，必须体现为社会一切事务的处理，都依照法律进行。也就是说，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必须依法治为基础。
十报告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而这“一体”的“五位”，全都必须依法为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且明确将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总目标如此，其他一切“分目标”亦当如此。现在的任务，是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未经制定而社会生活必需的法律要补足补齐，使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基本建成”跃向“全面建成”；已经制定而较粗、较笼统、较原则的法律要细化、系统化、具体化，不仅使全部法律互相补充、配套成龙，而且使一切部门法也统领有“法”、实施有“则”。当然，还要根据“五位一体”各个领域社会实际的变化，有“立”、有“改”、有“废”，使我国的法制紧跟社会生活的变化，永远切合社会生活的需求。同时，必须使全面覆盖社会生活的法律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令行禁止，保证“五位一体”全都依法为治。
法治与政（策之）治的不同是，政（策之）治是可能因领导人的更迭、领导人注意力重心的变化而变更的，法治则因法律的权威性、稳定性和普适性而体现了国家意志，可以确保社会按照既定法律有序发展。同时，法律还具有公开性的重要特点，是社会公众人人可见、可用并可据以判断行政管理部门以及一切人际交往关系管理部门的行为是否守法、是否合法的准绳。因此，法治之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丝毫毋庸置疑，而且必须在社会治理中全力遵守、全力维护的。
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根本手段
社会治理有多种手段，除法治手段外，主要的还有政策手段、道德手段、经济手段等。
如前所述，法律具有权威性、稳定性、普适性和公开性等特点，此外还有强制性的特点。这些是其他社会调节手段所不能全部具备的。
例如政策手段，虽也有一定的权威性，但它的权威性不像法律那样体现国家意志。党的政策当然也具有相当强的权威性，但它不可能像法律那样拥有实现它的整套国家机器来保证贯彻。政策的贯彻落实，依靠的是党员和干部的自觉，依靠的是思想教育。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业已看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并非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如前所说，政策也不具备法律的稳定性，它完全可能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正因如此，民谚谓“政府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政策的“朝令夕改”也屡见不鲜。由于政策所调节的范围包括调节的事项、指向的地区、人群等，往往是有所不一的，因此，它一般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性质。法律则不同，一经制定、颁布，在它所规定适用的地域里，“上自皇帝老子，下至平头百姓”，举国之内“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一律都得严格遵行。
又如道德手段，虽然道德教育、风俗习惯等等在社会治理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它所依靠的是人们的自觉与自律。也就是说，道德不具备法律的强制性。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触犯法律者，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所谓“言出法随”之意，即是指法律这一道德的底线是绝对不能突破的，敢有肆行其是、妄行突破者，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这是因为保护法律的权威性的，是由一整套的国家机器――公安、检察、法庭、监狱来加以保证的，决不允许恣意犯罪者逍遥法外。道德规范的遵守，由于只能依靠人的内心自省和舆论的压力，并不具有国家机器的强制性管束直至严厉的惩罚，其效果也就与法律不可同日而语。正因如此，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部署了“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性决策，在将其写进了宪法之后不久，却又大力地宣传“以德治国”，至少在时机上是不妥当的。道德手段可用于育人、选干，这当然也有利于治理国家，但提出“以德治国”的举国性号召，不仅“治”不了“国”，而且还可能冲击了“依法治国”的决策，为法学界所广泛质疑。
至于经济手段，在社会治理尤其是经济生活中不能说没有作用，诸如汇率、存贷款利率、价格机制等经济手段，在经济生活中有时也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它既无权威性，也无普适性，更无稳定性和强制性，不可能对治理社会发生根本性的、重大的影响。人民币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频发就是证明。
此外，政策手段、道德手段和经济手段等，其本身的推行及发生效力，还在很大的程度上有赖于法律的支撑与保障。因此，必须坚持运用法治这一社会治理的根本手段，尤其是在当下的社会治理中，由于步入改革的“深水区”，在不少方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反腐，要“老虎苍蝇一起打”，非以法为治，非紧紧抓住法治这一根本手段，是不可能达到治理社会的目标，不可能收“善治”之效，更不可能计日程功的。
必须牢固确立法治思维，力推全民守法
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了“三座大山”，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20世纪的后50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曲折，力行改革开放，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战果。现在的中国，再不受外国殖民者的欺侮，再不被侵略者铁蹄蹂躏了，而且，经济总量业已跃居世界第二位。这些，是近200年来的中国人所梦寐以求而未达到的。但是，所有这些成果，完全可能被毁于一旦，“”致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就是记忆犹新的事实证明。那么，21世纪前50年中国人应该干什么呢？窃以为，最为重要的是应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法治为社会治理的基础，抓住法治这个根本手段，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在法治的大道上，那么，它不仅将可确保既有成就不会毁于一旦，而且可以使革命和建设循着更加宽广的道路前进，取得更为可观的成就。因此，在21世纪前50年，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是泽被千秋、功盖万代的伟大事业。这是牢固确立法治思维的战略要求。
牢固确立法治思维的战术要求，可用“力推全民守法”加以概括。
普通民众的人人守法，男女老少的个个守法，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我这里想特别强调的是立法者的守法、执法者的守法与司法者的守法。
立法者，包括立法机关和参与立法的人员，虽然其职责是“立法”，但其立法的宗旨、依据、程序和立法内容，是一丝一毫都不能背离宪法和有关法律的。曾有商务部条法司的极个别人收受外商贿赂，在其参与制订有关外资法时为外商预留利益空间，因而触犯法律，为法律所严惩。但这样的恶例毕竟极少。我说的立法者要守法，主要是指立法者要精心研究宪法和相关的既成法律的宗旨、精神及具体规定，使所立之法与宪法、与它的上位法及平行的相关法律相和相谐，而非相悖相忤。我国当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在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业已形成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就必须严格按照宪法与既成法律的宗旨和全部法条为下位法进行科学的立法。宪法关于言论与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规定；关于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规定；关于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关于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的规定；关于公民有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权的规定等等，都必须有具体的下位法立法予以明确的、合理的、有力的保障。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人，是人的宪法权利的法律保护。立法者在这些问题上的守法思维、守法行为，当极大地关系到社会治理的成败利钝。
执法、司法都是施（行）法（律），当然必须依法实施，也就是必须守法。因此，对于施法机关、施法人员来说，直接关系着立法成果之是否有效；当然也直接关系着社会治理之成败得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随即公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更从多个方面对加强民主法治建设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废止劳动教养制度；保障司法人权，逐步减少死刑适用罪名；为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探索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推进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等。因此，每一位身在施法机构者，都必须牢固确立社会主义法治思维，认真学习、坚决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以守法为业，以守法为责，以守法为荣，以守法立功，以坚决守法为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
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篇2
【关键词】法治文化；社会治理
经济几十年的飞速发展，资源环境的制约逐渐显现，随着发展理念的更新，我们步入了社会的转型期。多元化的利益诉求、社会组织形态、社会思潮及文化结构，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良治应该在形式法治上彰显法律的权威与作用，在程序法治上规范社会各项事务处理，在实质法治上完善社会治理体制，在民生法治上尊重民众根本权益。而作为这一切精神动力的法治文化并未深入到社会事务处理的各个角落，因此，进行法治文化建设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一、从法治视野看现代社会治理面临诸多困境
依法治国实施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系列难题，对我们如何更好地进行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从法治的视域看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熟人社会逐渐瓦解，法律的权威尚未建立，社会治理难度增大。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的引入激发了市场的活力，促动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人口的流动，原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单位和集体逐渐淡化，传统的熟人和半熟人社会逐渐瓦解。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规则和社会管理模式也渐渐变得不再适用。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和历史的惯性，对法治的信仰和认同尚未完全建立，人们解决问题方式的思维定势还是“情、理、法”的人治思维，而不是按照“法、理、情”的法治思维来作为，尚法、遵法、用法意识还不强。伴随区域间人口流动数量和频率增加而来的社会治安问题、不同群体间的文化隔阂以及流动人口就业、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涉及基本利益的问题，这些都给给社会管理者带来新的挑战。
（二）权力意识的觉醒，民众对公平和程序正义的要求增大，社会治理压力增大。长期以来我们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偏重对结果的正当性、合理性及道德性的关注，忽视程序的正当性的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发展的全面深化，人们越来越关注改革成本如何分担、改革成果如何分享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公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致使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不公正感倍增。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权力意识的觉醒，对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实现实体正义，更要求从程序上规范社会各项事务的处理。
（三）多元化的利益诉求，涉及民生的问题增多，社会治理带来新挑战。我们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赶超”阶段，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但同时，各多元化利益诉求也带来了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更多方面的社会矛盾。政府疲于处理工业化发展与当地人居环境间的矛盾、城市化与耕地保护间的矛盾、现代化与传统生活方式间的矛盾、产业转型升级与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间的矛盾等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协调问题，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
二、建设法治文化是破解困境的必由之路
在现阶段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法治化进程、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法治文化建设引导人们对法律权威的尊重，唤醒其参与意识，为社会治理提供“软实力”。法治文化通过实践中的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使人们知法、尚法、守法，从而提升人们内在法治理念的精神升华，形成法治的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法律化习惯。法治文化一旦深入人心，形成人的思维定势，就会成为推动、维护、强化法治建设的动力源。开展法治文化建设。
（二）法治文化建设推进社会法治化进程，是法治建设目标实现的“推进器”。法治文化是一种规范力，使人们确立基本的是非观和价值观，使人们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法治文化更是一种推动力，法治文化帮助人们在更深层次上把握法律的要求，根据法治的精神积极地推动立法和执法走向更高的阶段。只有法治文化变成为牢固的社会意识，依法治国的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三）法治文化建设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是社会治理的“稳定剂”。法治的目的是要确保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社会追求的就是化解矛盾、解决冲突，使社会归于和平与安宁，他们在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要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必须拥有体现我们特质的文化基础，而法治文化是文化系统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重要前提之一。
三、建设法治文化的有效途径
（一）强化领导干部法治意识。使领导干部自觉把宪法和法律作为最基本和最权威的行为规范，着力培养其崇尚法治，追求公平正义，以人为本，以法为尊的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在法治建设实践中提高其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
（二）全面提高群众法治意识。确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在公民中树立权利义务对等的思想，并且使他们在实践中学会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促使其成为法律性格健全的公民，为各种法律的实施创造基本的社会条件。只有广大民众具有这种法治意识，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不断壮大社会协同力量。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法治的实现，不仅需要公众参与的力量，还要广泛借助社会组织、新兴媒体的力量。建设法治文化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使行政权、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
四、结语
社会的转型，对新时期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治理强调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和互动性，遵循的是“自下而上”的以社会为中心和以公民为本位的治理。建设法治文化已经成为平衡社会治理秩序与社会成长动力之间张力的一个重要路径。随着法治文化建设不断深入，社会治理能力将进一步提高。
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篇3
马克思主义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主导意识形态，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工程、核心任务。我国从2005年建立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开始，马克思主义就开启了系统的学科化建设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社会治理现代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它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也对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对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的主要功能是政治统治，即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的政治统治，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问题，由“统治”到“治理”绝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是对国家本质的深刻理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一）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国家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是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的本质在于阶级统治。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本质基本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是对国家本质的新概括。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国家的意志不仅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而且更反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国家的本质不仅是阶级统治，而更应是社会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民主专政，不仅表现为由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阶级统治变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民主专政，而且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凝聚起来的共同建设民主、文明、富强、繁荣的人民国家的社会共识，不断加强社会治理的力量，不断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不断完善社会治理法治化，不断完善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是在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以后，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问题。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体系，要极大提升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能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一个新的阶段，这必然会对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提出新的要求。
（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对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要求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应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理论和实践，但它的核心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中枢环节、核心要素，它们的相互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是国家治理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对国家治理体系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这三个要素的一般认识上，应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人民当家做主的合理性，依法治国的正确性上去认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党对国家的领导必须面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挑战，人民当家做主必须面对各种西方民主政治的挑战，依法治国方略也必须面对各种宪政民主的挑战等，这些重大课题都急需得到解决。理论学科的产生多是由于社会实践的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深入发展的现时代提出的这些重大历史课题，也正是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理论建设加以解决。
（三）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对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要求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对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出的新要求。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实践中，面临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面临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面临争夺资源、货币战争、争夺市场、意识形态斗争、领土争端、反腐败斗争、网络斗争、反民族分裂主义斗争等。
面临四大考验、四大风险和八项斗争的复杂环境，这就需要党和国家不断提高治国理政能力、改革创新能力、管理协调能力、国际交往能力、不断提高抵御各种危险的政治能力、适应新环境的变通能力、联系群众的工作能力，抗击腐败的廉洁从政能力；不断提高新能源的利用能力、金融控制能力、市场活动能力、意识形态斗争能力、解决领土争端能力、反腐败斗争能力、网络管控能力、反民族分裂斗争的能力等等[1]。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要研究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不仅要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重大现实问题，而且还要研究政治科学、法律科学、历史科学、管理科学、心理科学的相关理论，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不断提升党治国理政的能力，提升党和国家社会管理现代化的水平。
二、由革命、改革到社会治理思想变革中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
从社会革命、改革开放到国家治理的思想变革中看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历史，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提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主义学科化的发展方向。
（一）社会革命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初步探索
19世纪40年代，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工人阶级的斗争日益高涨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参加革命实践活动，并在吸收和借鉴人类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革命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思想是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质，提出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两大发现”理论，经过多次革命风暴检验并在工人中得到广泛传播，逐步成为工人运动和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革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研究上密切合作，写了大量的学术著作，特别是对“两大发现”系统化的阐述，体现了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中的奠基作用。
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是20世纪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变成了俄国的革命现实。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先后批判了自由主义民粹派、孟什维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错误思想，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学科的?m一步发展。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理论为社会革命的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初步探索。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成功地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毛泽东等第一代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带领全国人民在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其中产生的许多社会革命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进行的初步探索。
马克思主义是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的科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需要以人类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基础，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化不是一两个科学家能够完成的，也不是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和几代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完成的，也不是某一个历史时代可以完成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实践，这一实践没有终结，永远是一个历史过程，所以，作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发展也就永远是一个过程。
（二）社会改革思想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科的产生
改革开放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社会改革的思想，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由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的根本性转变。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改革思想是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期没有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化建设；列宁时期将马克思主义产生归结为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对马克思主义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概括；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是根据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经验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僵化的理解，又经过十年“文革”的冲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了许多弯路，遇到了巨大困难，急需进行社会改革，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急需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然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顶住巨大压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改革开放初期就不断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1984年，教育部先后发出《关于在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和《关于在六所高等院校开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第二学士学位班的意见》，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下正式增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这两个硕士授权专业。1996年正式批准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第一批获得整合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科化建设的最初尝试。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的大力支持下，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推进的。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问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指明了建设方向。江泽民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提出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并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成功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向21世纪，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进一步推进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胡锦涛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验教训，总结国际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回答了社会如何发展、怎样发展的大问题，从而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做出了路径选择。
2004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高度，作出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决定，强调了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其中，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是增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加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中，最先贯彻了党和国家决定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战略决策，并要求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系统化建设的重要时期。应当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是和改革开放实践相伴而生逐步发展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化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
（三）社会治理思想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化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提出实现社会治理新境界的要求，这是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社会治理思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在实现社会治理新境界过程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目标要求，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现代化标准提出的新要求。
过去我们也提出过现代化思想，如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却是第一次提出来。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和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今天我们也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实现了这个目标就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出一条新路，为人民的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善的制度体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制度理论，以前以苏联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进行过社会主义的制度实践，但没有成功，这些已有理论和实践还谈不到制度建设上的现代化。而以民主制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标榜自己制度的现代化，实质上却存在着许多无法克服的制度缺陷，因为这种制度维护着资本主义国家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巨大的生命力，当然目前也存在着许多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和人民的自我批判加以解决，通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加以解决。但是社会治理现代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我们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从未进行过的伟大事业，我国也仅仅经过几十年的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我们依据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的指导，因此我们在继续进行实践探索的过程中，必须继续坚持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必须通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科化的过程，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努力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最终实现社会治理新境界。
三、??现社会治理新境界中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化
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社会治理新境界的要求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为宗旨，其主要任务包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施“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实现“五位一体”国家建设的总体布局。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客观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目标定位、路径选择和基本理论内容。
（一）“三个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培育与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目标定位
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而实现这一共识的首要任务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凝聚共识、目标导向的功能，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根本目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的理论创新成果，是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概括和提炼而来。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不应停留在这24个字的研究上，因为24个字层次清楚、容易记忆，可以通过弘扬、培育、践行，以期求得不断形成全社会的基本价值共识。而作为学科建设还是应把主要研究重点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上，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的研究上。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大命题，2007年，胡锦涛在“6?25”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如何？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关系？社会主义荣辱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等等这些重大理论问题都急需我们通过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加以解决。
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三个层次，每个层次的重点和要求也是不一样的，这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来完成。在国家治理层面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马克思主义学科加强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特征的研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本质特征有怎样的不同，国家层面培育核心价值观的重点是国家公务人员，而广大人民群众作用又是怎样的。在社会治理层面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特征的研究，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观与资本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同，这种社会价值观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的要求有什么不同。在人的全面发展层面培育社会主义价值观需要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研究社会主义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应该是什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价值追求有什么不同。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化马克国主义学科建设的目标定位。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发表讲话指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2]。这就是说，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需要的理论支撑，如哲学智慧，世界观、方法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本领，都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来完成。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核心，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学科的主要特征就是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过程就是伴随着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强调要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服务群众、造福百姓作为最大责任；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就是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就是“用唯物辩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不断提高领导工作水平[3]。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过程中，我们应该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学科化，这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研究，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实践立场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即辩证法、唯物论等观点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即唯物辩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研究。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实现这一目标比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要具体得多，它是一个现世的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愿景，我们过去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过多注重远大理想的研究，而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实现需要几代人、几十代人努力，或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才可以实现，当然这些研究是有价值的是必要的，但我们更需要研究当代人的理想目标和实现路径。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研究也应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
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如果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理想社会目标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路径，而全面深化改革对马克思主义理想社会实现的动力机制研究提出了新的路径，因此，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社会批判、理论批判、自我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是我们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法治保证，因此，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治观研究的重要内容。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内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保证，因此，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研究的重要内容。
?之，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在实施“四个全面”战略新布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研究除了上面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研究之外，其主要研究路径还应包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研究、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治观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研究等。
（三）“五位一体”的国家治理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学科内容的构建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必须要研究总依据、总任务、总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系，还要研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建设历史尽管不长，但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不断深化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一起抓，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再到现在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认识，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认识的历史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篇4
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的四中全会和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会议精神，根据上饶市平安上饶建设领导小组印发的《关于开展上饶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结合本系统的实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牢牢把握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总要求，以防范化解教体系统领域社会治理风险为着力点，以提升全区教体系统网格化服务管理为切入点，健全机制，细化举措，加强保障，促进全区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工作任务
（一）发挥党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政治建设贯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加强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深化平安建设工作的领导，加强整体设计、整合资源力量、完善政策措施、强化督导考核，推动解决重大问题。
（二）深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着力打造教育特色和亮点。
1.着力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工作。进一步强化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做好社区矫正对象、吸毒人员、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各类特殊人群子女入学、升学、资助等服务工作，健全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关怀帮扶体系。
2.着力开展平安校园创建活动。（1）完善校园安全风险防范体系，进一步完善校园安防“三个百分之百”和校园物防建设，提升校园人防、物防、技防水平；（2）指导、推进、完善校安专委会、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专项组建设，进一步健全平安校园创建协调机制；（3）加强教体系统社会治理领域调查研究，全面建立社会治理治安稳定形势分析制度。
3.着力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1）全面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确保实现应评尽评。做好涉及教育的特定利益群体政策落实、帮扶解困、教育稳控等工作，切实消除群体性事件风险隐患；（2）全面推进“一站式”涉校涉生矛盾纠纷平台建设，依法化解各类涉校矛盾。
4.着力夯实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推动社会心理服务和教育进学校，建设学校心理咨询室，开展心理健康宣传，疏导化解学生心理问题。
5.着力落实校园安全主体责任。把好安全风险源头关、监测关、管控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保障师生生命安全。
6.加大教育考试等领域执法力度。全面推行教育考试行政执法公示制度，严格确定行政执法责任和责任追究机制。
7.全面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发挥校园德育主阵地作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积极配备落实一批涉及教育系统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重点工作。
1.积极落实平安建设领导小组交办的工作。积极配合相关职能部门，进一步推进完善“雪亮工程”建设、综治中心实体化建设、社会心理健康服务、应急管理信息化等社会治理重点工程。履行源头预防矛盾风险、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责任。
2.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德育网络，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3.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落实民生工程，确保教育资助工作深得民心。
4.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幼儿园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大力推进中小学校幼儿园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建设。
5.在区委宣传部统一组织下，发挥市域内大专院校、党校等人才资源，深入开展社会治理理论研究、队伍培训。
三、实施步骤
（一）部署启动阶段（2020年-2021年5月）。区教体局、局有关股室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实施方案或工作计划，确保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全面启动，将涉及教体系统的指标进行量化分解，并取得阶段性、实质性进展。
（二）全面实施阶段（2021年-2022年5月）。各学校全面、扎实推进各项试点工作，基本完成指标体系涉及教育的各项任务，取得明显的实践成果、制度成果、理论成果，深入推进教育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
（三）验收阶段（2022年6月-2022年12月）。各学校要认真总结工作经验，积极配合上饶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领导小组做好考核验收工作。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有序推进。区教体局成立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其人员组成如下：
组 长：马焕斌 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余国华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郑东辉 局党组成员、总督学、二级主任科员
柯书斌 局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
沈志华 区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
张军年 区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
吴宪林 区教学研究室主任
谢贤芳 区教学研究室支部书记
成 员：苏友辉 局办公室主任
柯 松 局党务办主任
严振华 局基教股股长
邓珍明 局人事股股长
陈 华 区政府教育督导室办公室主任
余晓辉 局职教股股长
余列明 局综治安全股股长
王瑞军 局校建办主任
林有碌 局高招办主任
汪 磊 局中招办主任
陈进垚 局勤办主任
郑兴贵 局资助中心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区教体局市域治理办），办公室设在综治安全股，具体负责统筹推进教体系统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办公室主任由郑东辉同志兼任，余列明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夏林、徐树忠、潘桂凤等同志为办公室成员。
各学校也应成立本辖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确保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有序推进并取得成效。
（二）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措施。各学校及各有关股室应紧紧围绕工作任务，结合本单位实情，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各项指标逐项分解，并落实好完成时间节点和线路图，务求取得实效。
附件：广信区教体系统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任务清单
附件
广信区教体系统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任务清单
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时效
（一）发挥党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1
发挥党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政治建设贯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加强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深化平安建设工作的领导，加强整体设计、整合资源力量、完善政策措施、强化督导考核，推动解决重大问题。
党务办
区教体局相关股室、各中小学幼儿园
2021年5月
并长期坚持
（二）深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着力打造教育特色和亮点
2
着力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工作。进一步强化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做好社区矫正对象、吸毒人员、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各类特殊人群子女入学、升学、资助等服务工作，健全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关怀帮扶体系。
综治安全股、基教股、资助中心
局相关股室、各中小学幼儿园，上饶市广信区综合高中
2021年5月
并长期坚持
3
着力开展平安校园创建活动。（1）完善校园安全风险防范体系，落实“三个百分之百”和校园物防建设，提升校园人防、物防、技防水平；（2）指导、推进、完善校安专委会、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专项组建设，建立健全平安校园创建协调机制；（3）加强教体系统社会治理领域调查研究，全面建立社会治理治安稳定形势分析制度。
综治安
全股
局相关股室、各
中小学幼儿园
2021年8月
并长期坚持
4
着力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1）全面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确保实现应评尽评。做好涉及教育的特定利益群体政策落实、帮扶解困、教育稳控等工作，切实消除群体性事件风险隐患；（2）全面推进“一站式”涉校涉生矛盾纠纷平台建设，依法化解各类涉校矛盾。（3)市域内排查发现的矛盾纠纷，全部按时录入信访信息系统，根据省有关预警的规定开展矛盾纠纷三级预警。充分利用视联网系统开展网上调解。网上协商，网上咨询等工作。
人事股、综治安全股
局相关股室、各
中小学幼儿园
2021年5月
并长期坚持
5
着力强化校园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推动社会心理服务和教育进学校，建设学校心理咨询室，开展心理健康宣传，疏导化解学生心理问题。
基教股
局相关股室、各
中小学幼儿园。
2021年5月
并长期坚持
6
着力落实校园安全主体责任。把好安全风险源头关、监测关、管控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保障师生生命安全。
综治安
全股
局相关股室、各
中小学幼儿园。
2021年5月
并长期坚持
7
加大教育考试等领域执法力度。全面推行教育考试行政执法公示制度，严格确定行政执法责任和责任追究机制。
高招办
中招办
局相关股室、各
中小学幼儿园。
2021年5月
并长期坚持
8
全面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挖掘和运用好市域内优秀文化资源。发挥校园德育主阵地作用，建立健全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德育网络，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全面建设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德育网络，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理直气壮宣传无神论，弘扬科学精神。
基教股
局相关股室、各
中小学幼儿园。
2021年5月
并长期坚持
（三）积极配合落实涉及教育系统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重点工作
9
积极落实市、区平安建设领导小组交办的工作。积极配合相关职能部门，进一步推进完善“雪亮工程”建设、综治中心实体化建设、社会心理健康服务、应急管理信息化等社会治理重点工程。履行源头预防矛盾风险、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责任。
综治安全股、基教股、人事股
局相关股室、各
中小学幼儿园。
2021年5月
并长期坚持
10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助推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推动高校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办公室
局相关股室、各
中小学幼儿园。
2021年5月
并长期坚持
11
加大保障和改善教体系统民生力度，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源头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进一步落实教体部门民生工程，确保教育资助深入民心。
资助中心
局相关股室、各
中小学幼儿园。
2021年5月
并长期坚持
12
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幼儿园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大力推进中小学校幼儿园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建设。
勤办
局相关股室、各
中小学幼儿园。
2021年5月
并长期坚持
13
发挥市域内大专院校等人才资源，深入开展社会治理理论研究、队伍培训
职教股
市域内大专院校
2021年5月
并长期坚持
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篇5
一、国家治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理论命题中，治理和国家治理是一个重要的关系。从治理走向国家治理，构成了一个必经的和重要的历史阶段。
人是趋向于群居的，由此结成了群体性的社会和各种组织。治理，是人类社会处置自身集体事务的一种组织活动，它始于人类的原始时期。在原始社会里，人人共同劳动、相互平等尊重，既没有强制性的政治权力，也没有不合理的特权存在。人类在共同生活中，面对着要解决的公共事务，采取了全民议论、大家参与、集体决定的方式。例如，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书中，叙述了美洲原始易洛魁人的公共组织机构――氏族议事会，它是该氏族一切成年男女享有平等权利的集会。这种议事会就选举、撤换酋长和军事首领，以及是否为被杀害的氏族成员接受外族赎金或者实行血族复仇等氏族内部事务作出决定。当议事会开会时，男男女女都站在周围，按照规定的程序参加讨论并做出表决。这种以氏族议事会的形式出现的处置集体事务的活动，可以说是治理的原初形态。但也正是这样，表达出了治理的平等、公正、民主、大众参与的本原意义。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出现了国家，原始社会的治理遂转变为国家治理，即以国家为中心对公共事务进行安排和处理。在古代国家、中世纪国家，国家治理不过是皇帝、国王统治意志的表现，它的本质特征是人治、专制。这样的治理，实际上已经背离了治理的原意，成为治理的反面。近代以降，随着工业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各国不断走向民主，追求平等公正，致力于大众参与，国家治理开始向着本原的治理逐步地复归、提升。
唯物史观揭示，国家不过是缓和社会利益冲突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待到今后国家消亡了，国家从社会那里收取来的权力就将归还于社会，治理也将进入全新的未来阶段。这说明，治理与人类始终相随，只要人类存在，就必然需要治理，它的发展经历着“原始治理――国家治理――未来治理”的历史进程。
国家治理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它并非是最终、最完美的阶段。国家治理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它是达到更好的未来治理的前阶。
二、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理论命题中，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又是一个重要的关系。国家治理离不开现代化，现代化则构成国家治理题中应有之义。
现代化（modernization），在英语中是一个动态的名词，是要使其成为现代（tomakemodern）的意思。modern（现代）这个词，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作里首先使用，人文主义者用它来表达与中世纪时代（农耕时代）相对立的一个新时代。因此，从最早提出的“现代”到后来出现的“现代化”，就是指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使农业社会所具有的典型特征转变为工业社会所具有的典型特征。这样的转型，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一般来说，有着11个方面的显著转变和普及，即从手工劳动转向机器操作，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社会固态转向社会流动，信息封闭转向信息传播，习俗惯例转向规章制度，保守单一转向开放多元，乡村分散转向都市集中，文盲转向知识，愚昧转向科学，人治转向法治，专制转向民主。这11个方面的变化，可概括为十一化：机械化、信息化、科技化、市场化、社会化、城镇化、知识化、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多元化。
现代化带来的11个广泛变化，和国家治理有着怎样的关联度呢？从机械化、信息化、科技化来看，这主要属于生产力和生产率的范畴层面。从市场化、社会化、城镇化、知识化来看，主要属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范畴层面。只有现代化中的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多元化，才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由此可见，尽管现代化与国家治理不是全部直接勾连，但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多元化所造成的波及影响实属重大深刻。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题中应有之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出现，就是要求由国家主导的公共事务治理必须达到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多元化，包含法治、德治、共治、自治。
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词语，本身意味着国家治理要从未现代化或者前现代化进入现代化。它表明，国家治理作为一个跨度很长的历史时期，自身可以分为未现代化和现代化的两个阶段。现在，中国共产党强调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进入尚未达到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阶段。这就要突出民主化与法治化，保障在民和人民当家作主，保证宪法和法律成为国家治理的最高权威；突出制度化建设与促成多元化格局，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治理制度体系，并在党的领导和国家主导之下实施多元主体构成的协同治理。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认识现代化的最新成果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形成和提出，是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现代化、不断求解现代化的结果。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不可抗拒的历史大趋势，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的认识横跨了半个多世纪，勾画出四条清晰的轨迹。
一是20世纪中期前后在提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即“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目标。从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开始提出工业、农业现代化的问题，到1959年末至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提出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四化”。1964年作《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把“四化”表述为“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此时，还把“四化”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通过“四化”，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这就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目标，“四化”是作为这个总目标下面的主要内容。
二是20世纪后期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总目标的前提要求下，探索更多方面的现代化问题。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在重提“四个现代化”的同时，更加重视现代化建设问题。他认识到，“四个现代化”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部内容，从而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容延伸到更多的范围，它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法制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教育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诸方面。他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诸多方面中，邓小平特别重视市场经济问题，为建立现代市场体系和运行方式，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奠定了市场化的基础。
三是自中共十三大以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总目标的内涵作出清晰的界定。1987年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报告，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涵是“富强、民主、文明”。此后，这样的内涵规定为十四大至十六大报告所沿用。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又增加了“和谐”的内涵。“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实际上概括了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现代化的内容。这也为十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所肯定。
四是在当前的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在继续强调“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同时，阐明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要搞好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第三方治理等等多方面的国家治理。明确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从上述中国共产党认识现代化的思想进程来看，曾先后形成了关于现代化的7个提法，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则是中国共产党认识现代化的最新成果。
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鲜明的特点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认识现代化的最新成果，体现了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这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比，它们构成两个不同的层次。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两化”，居于目标性、总体性的层次上，具有统摄的作用；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五化”，居于手段性、方式途径的层次上，是为现代化国家和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服务的。
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下的一个具体的现代化，毫无疑义，它从属于社会主义。这突出地强调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性质。世界上各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同的，西方国家走的是对内剥削压迫、对外扩张掠夺的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现代化在本质上充满了暴力和血腥。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走的是社会主义的道路，依靠的是全体人民的团结、智慧和力量，在本质上充满着和平与和谐。
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篇6
关键词：政治文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社会学；公民文化
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和理论分析方法。现代化思潮是一种泛社会化的、多域化的社会思潮，包括社会领域的全面现代化。而政治现代化作为现代化思潮之一域，从广义而言，是一个变革而发展的概念，即从传统政治模式向现代政治模式的嬗变过程。这一过程或是因内在诸条件的成熟而转化，即称“内生型”政治现代化；或是因一个较先进的政治系统对较落后的政治体系的冲击而进化，亦称“外源型”政治现代化。回溯西方的政治现代化过程是一种早熟内生型政治进化过程，一般经历了经济发民一文化启蒙——政治变革——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互动的嬗变过程。而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是后滞外源型，缺少政治现代化的内在条件，其政治现代化进程必须选择实现现代化的主体力量及其内在的社会制度，并充分地发挥其优势，从而推动现代化全方位发展。
一、政治现代化的一般理论
文化社会学研究的兴起为建构政治现代化理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视野，它揭示出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关系。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的衔接点具有相当的伸缩性，这种伸缩性可能主要取决于政治文化的变动速率。
1 政治现代化的社会学意涵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进程，反映着人类社会从传统一元社会体制向现代多元社会体制发展所引起的变动。
布莱克试图从历史发生学意义上对现代化加以理解，认为“现代化”一词指的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由于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导致源远流长的改革进程所呈现的动态形式。现代化的特殊意义在于它的动态特征以及它对人类事务的影响的普遍性。它发轫于那种社会能够而且应当转变、变革是顺应人心的信念和心态。
而作为理性发展的政治现代化，它的发生、发展必然存在一定的客观性，而其最终成为现实却必须借助人在客观性运作下的主观取向。因而要切实了解政治现代化，尤其是某一具体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以及某一场具体的政治现代化运动，必须从以下四个层面人手：
1 政治效能化——形式目标模式
所谓政治效能即政治效率和政治能力。政治效率是指国家的政治管理效率，其核心是政府的行政管理效率。政治能力主要是指国家或中央政府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政治现代化意味着政治系统能力的增强和效率的提高。社会的发展需要政治系统的功能不断增强，政府的活动范围和规模也随着政治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而扩大。在现代社会，政府开始管理一些在传统社会中不属于政府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务，如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组织公共教育，兴办社会福利，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行规划，并将政府的决策有效地贯彻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政治机构与政党以及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等机构逐渐分化。政治机构内部各部门亦逐步分化，分别承担各自比较确定的任务，彼此既分工又合作，互相制约，互相协调，使政治系统得以更有效率地发挥其功能。政治效能化一般体现在：(1)政治体系高度一体化。这具体表现在：政治体系内理性权威的确立；决策统一；权力集中。(2)政治体系内高度分工、功能专业化。这样的政治体系有两大特征：一是权责明晰，每一个部门都有特定的和有限的职权；二是角色分配合理，每一个政治角色的功能都趋于专业化，在此基础上，形成复杂的有机的结构和过程的一体化。一体化与分化是统一的，分化是一体中的分化，一体是分化基础上的一体。(3)政治体系拥有完善的决策系统。这包括：能够科学合理地制定政策；能够强有力地执行政策；拥有完备的监督系统和反馈系统，核查所定政策的实施情况并及时反馈。(4)适应能力和突发性危机处理能力不断增强。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心理冲击、利益分化、利益改变、人员流动、结构调整、观念更新等现象。政治体系必须有能力控制和协调这些现象。政治体系必须能够吸纳经济发展和社会动员带来的新生的政治力量和高涨的政治要求，保持政治稳定。
2 政治民主化——实质目标模式
民主是人类社会文明程度和进步状况的标志。在传统社会，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相适应，政治是以政治权力个人垄断为标志的专制政治。在现代社会，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是政治代表性与政治参与性，是以平等、自由、人权、法治为目标的民主政治。政治现代化即由专制政制向民主政制的转变。政治民主化通常体现在：(1)政治体系的最大限度的民主化，尊重和体现人民的意愿和意志，政治体系以人民作为政策的对象、受益人，政治的服务功能突出。(2)政府信息公开化，这既是民主政治的客观要求，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3)政治体系的法制化，即依靠严格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司法工作能够独立、公正地进行。(4)政治资源分配的公正性，即政治资源的分配主要是依据个人的成就而不是依据归属关系、宗法关系。(5)非结构性的组织自主性，如利益集团、政党、大众传媒具有较大的独立性，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意愿，并通过自主的活动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因此，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是：第一步是确立民主的性质，明确规定公民的民利，树立民主建设的目标；第二步是建立民主制度，着重强调民主在技术上的可操作性；第三步是全力实践民主，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和谐，只有通过实践民主，民主的性质才能得到体现，民主制度才能够不断完善，民主才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思维习惯、文化品格，政治现代化的长期目标才会实现。
3 政治制度化——形式与实质统一目标模式
从文化社会学的视野而言，政治文化的水平是影响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对社会政治、法律乃至经济制度有着巨大的反作用。无论是政治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还是政治民主化的推进，都必须有良好的国民教育水平作为基础，都需要有一种先进的政治文化作为精神动力支持。阿尔蒙德在探讨政治现代化时便将与结构分化、专业化、自主化等政治现代化过程相适应的价值观和态度的出现，以及在公民中服从法律的意志和参与政治的倾向的形成，作为政治现代化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实践证明，作为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政治现代化必然遇到政治文化的更新问题。换言之，政治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着政治文化的更新。政治文化的更新，主要是指社会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在这种参与型政治文化中，人们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情感、评价，较多地达成共同趋向，这样就为政治现代化提供了一种稳定的心理基础和文化氛围。
二、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的互动关系
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的互动关系是政治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公民政治认同感的平衡点。正如阿尔蒙德所言：“政治发展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但它另一方面越来越成为现代化的原因。”因此，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的互动是政治发展和民主国家政治发展的内在需求。
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1 政治文化是政治现代化的背景和必要内容。每一个政治体系都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任何政治现代化都是在一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原有的政治文化自身积淀的厚度和受到冲击破坏的程度往往决定着政治现代化的途径、方式和实际效果。从文化社会学而言，政治现代化本身包括文化层面的现代化，所以，与现代化相吻合的政治文化的更新是政治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并不是指这一文化层面的孤立的现代化，而是指在文化层面上形成适合制度现代化的内容。政治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政治变迁的过程，其核心是制度创新。政治的发展尤其是制度创新总是要求新的政治文化与之相适应，必须有一个适合政治发展的文化环境。因此，政治文化的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是一个统一体内的相互影响的不同层次，是部分改变与整体改变之间的关系。政治文化的改变是整体改变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的改变将带动其他部分的改变，也会促进整体的改变。而政治现代化要求其构成部分随之发生改变，即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的和谐发展和与时俱进。
2 政治文化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从文化社会学而言，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之关系表现在：(1)政治文化的变革直接推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外来文化的冲击，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以及社会动员都会引起政治文化的变革。这种变革会直接作用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政治取向的改变，意味着对传统政治取向的政治权威、政府机构、政治体制作出了新的评价和判断，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样就直接推动了政治的发展，(2)政治文化创造适合现代政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一方面是对某些新的政治价值观念的传播，广大社会成员接受或者未必接受，却能够了解这些新的价值观念，这就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更新旧的价值观念，或者未必更新旧的价值观念，而是对它产生怀疑，这样就破坏或动摇了传统社会赖以存在的文化基础，这两方面的作用即使并不一定造成政治文化的深刻变革，然而却酝酿和形成了变革所需要的气氛和社会普遍的怀疑心态，为准备迎接变革和接受变革的事实创造了所必需的政治文化环境。(3)政治文化培育现代政治人。政治文化是抽象的政治人，政治人是具体的政治文化的实现。政治体系最终是靠人的政治活动来支撑的。文化是人的一种生存样态，政治文化与政治活动的联结点是政治人。现代政治需要现代政治人。政治文化无论是从微观上提高公民个体的政治素质，还是从宏观上转变整个国民的政治价值观，都为政治现代化提供了主体保证。
3 政治现代化推动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意味着由传统社会到现代化社会的政治诸方面的深刻变革，它包括制度的、心理的和行为的多层面。无论是权威的理性化、政府系统的结构分化与功能专业化，还是政治参与的大幅度的扩展，都要求人们的政治认知对象、认知水平、价值判断标准、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期望发生改变。因为现代化过程的各个方面都对政治文化产生强烈的冲击，政治取向目标本身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们已经不可能固守旧有的政治取向。可以说，这种条件下的政治文化的更新是在现时的政治现代化发展的推动下或者是在对现代化的期盼下发生的。没有现时的现代化的推动或者未来的现代化的召唤，与现代化同一方向、同一性质的政治文化的更新是难以大规模发生的。
三、政治文化和政治现代化的汇接点——构建中国特色的公民文化
公民文化是一种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在公民文化里，政治活动与政治传播媒介的接触、政治讨论和对政治事务的关心的频率较高。公民具有理性的政治能动性，他愿意并且能够参与政治，但又同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公民在主动和被动之间有着稳定的平衡。它既使政府有权力，同时又保证政府有责任。概而言之，公民文化适合于维持一个稳定、有效的民主政治秩序。
21世纪中国政治现代化将进入建立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的阶段。因此，构建公民文化成为我国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那么，如何构建公民文化?公民文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现状是构建公民文化的基点。
1 本土资源承继——传统政治文化的创造性型构
所谓传统政治文化当然主要是指经过中国历史的演变而积淀下来的具有相关性的思想之整体，但构成这一整体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或每一个元素未必相涵相濡，它们之间可能是多元并存的，也可能相辅相成，甚至是对立冲突的。其中有些组成部分或元素具有极高的游移性、独立性，即它并不为传统政治文化所专有；还有一些组成部分或元素的功能是可型塑的，即它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可能是消极的，或主要是消极的，但若将它移植到公民文化中来则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或主要起积极作用。因此，虽然传统政治文化自身不能生长出现代政治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将其完全抛弃，然后彻底重建或者全盘西化。因为既然传统政治文化是构建公民文化理论无法摆脱的理论背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思维的抽象，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容进行甄别，作不同的归类，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意义加以开掘，实现其创造性型构。
2 社会创新发展——中国群众文化的合理性转化
中国在改革之前，政治意识形态的范围扩充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超出了作为政治运动指导原则的思想体系的常规含义。可以说，一切社会意识均成了意识形态的内涵，它包括思想、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概言之，一切社会现象，除了社会存在，就是社会意识，也就是意识形态，把科学理论和学术分歧政治化。而中国现代政治形态却有着如下特征：(1)在治理方式上，从以人治和德治为主走向以法治为主；(2)在经济管理上，从“全能政府”和“经验政府”向“有限政府”和“科学政府”转变，同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从而承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非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存在的合法性，进而承认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合法性；(3)在社会建设主序方面，从单一的政治需求转向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观；(4)在执政党的建设上，坚持“依法执政、依法从政”，从民主理论和法治理论寻求执政党的正当性和合法性；(5)在内外发展因素上，参与全球化发展，寻求全球化发展契机，以宽阔的胸怀投入到全球化发展中去。总之，现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政治化色彩日益淡薄，而经济功利色彩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利益结构日益明晰化。与此同时，中国政治文化理论还为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一整套的合理性论证，为改革开放消除了意识形态障碍。可以看出，群众文化之所以能够实现合理转化，关键在于，首先确立了合理转化的根本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而找到了群众文化合理转化的理论基点——以改革理论代替“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理论，以科学的群众理论代替“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民粹主义色彩的群众理论。
3 外来资源汲取——对西方政治文化的调适和整合
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篇7
【关键词】国家治理政治文化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治文化反映着国家的基本政治状况，影响着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全面改革的关键时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处于这个过程，成为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将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产生积极的影响。
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是指国家政权系统，按照其既定的秩序和目标对社会进行自觉的、有计划的控制和引导的活动与过程，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其本质在于通过制度创新整合原有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促进国家的稳步发展。国家治理体系是指包括现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在内的一整套的体制与制度的总和。而国家治理能力则是指国家运用制度体系管理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社会稳定、公平正义等方面的能力。
政治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①政治文化的这一界定，突出强调了它对现有政治体系、政治结构、政治过程的影响能力，特别是对政治改革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攻坚期，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要真正实现国家的稳定发展，就必须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核心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文化对政治改革有着重要影响和制约作用。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带来政治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而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必然也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产生积极的影响。
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层面整体上的权力运作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治理”不同于“管理”，它强调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共同治理，是与培育公民社会相一致的，是以善治为目的的。公民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的培育，包括政治价值、政治理念、政治思想等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1.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构建与国家的治理理念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为指导的
在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首先是培育社会主义的公民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的。这与西方的政治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也是现代化中国进行国家治理的理念基础。国家治理层面的各种改革都是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以保护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扩大人民群众的有序政治参与，加强人民对政治的监督为基础的。这恰恰与培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公民政治文化不谋而合。
2.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推动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的发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定要与时俱进，一方面要改革不适应时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完善、建立新的更能适应新形势的体制机制，使得国家治理更能体现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从整体上提高国家管理的效能。这必然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各面。在这样一个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同时进行的国家治理变革中，经济的发展、公共权力运作行为、制度规范模式、文化整合战略等必然会推进公民意识、政治价值观、政治参与等的现代化过程，推动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发展。
3.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同时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与动力支持
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政治认知、政治感情、政治态度等开始发生转变，促进公民政治认同向现代化、理性化的转型。理性化的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价值对国家政治结构、制度、行为、过程有着积极的影响，这样不但有助于消除政治文化的分歧，还会增强公民之间的政治信任，更能以开放、合作、宽容的态度参与国家事务，服从国家治理的整体战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国家治理视角下，推进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思考
1.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价值观的深度来推进政治的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
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上的反映，在维系国家的稳定发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其关键就在于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价值观的深度来推动中国政治的发展，从而带来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发展。一方面，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来解决现存的复杂的深层次的矛盾，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整合力。另一方面，通过主流价值观对政治个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积极引导，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形成奠定基础。
2.鼓励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构建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良好互动
治理是基于多数的共识之上的。国家“治理”区别于“管理”的最重要的是治理主体的变化。国家治理的主体除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外，非政府组织等也可以成为治理的主体。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的发展就是要培育公民社会，提高公民和媒体的权利和权力，鼓励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构建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良好互动。
3.关注社会问题，实现国家治理内容的变革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社会公正、住房问题、就业问题、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这些问题引发了很多不稳定因素，而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问题，影响着公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等，公民的政治文化从关注经济发展问题转向关注生态文明和社会公平公正问题，有助于国家的治理能力的提高，实现国家治理内容的变革。
4.培育包容性的政治文化，增强文化自觉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重在积极建设。现代化的新型政治文化的建构，必须立足于中国现实，借鉴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果。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是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型中，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发生的，一方面要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超越其时代局限性和落后性，但同时也要继承发扬其精髓和理性的一面。另一方面，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西方的自由、民主等一些普适性的价值也被我们所接受，但绝不是简单的拿来，而是一种中西方文明的融合。所以现代化的政治文化的特征是包容的、开放的。
但同时，我们要明确，我国现代化的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为基本内容，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为基础，以政治文化社会化和推进公民政治参与为根本途径，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多元政治文化的冲击下，我们一定要增强文化自觉，牢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根基，才能真正提升国家治理软实力。
注释：
①[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郑世平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第26页。
参考文献：
[1]李元书：《政治发展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第239页。
[2]俞可平：《民主与陀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72页。
[3]杨光斌：《政治参与》，载俞可平编：《中国治理变迁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77-82页。
[4]杜维明：《现当代儒学的转化与创新》，《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第79-88页。
[5]李传柱：《改革开放与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新发展》，《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6期，第34-37页。
[6]付春：《软治理：国家治理中的文化功能》，《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3期，第122页。
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篇8
[关键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行政哲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B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6）07―0038―02
一个国家要想不断实现繁荣昌盛、长治久安，就要保障公民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力，要具备和谐稳定的国家政治。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步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按照法律的要求，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能够有效应对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考验，能够实现国家治理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
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涵
（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含义
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包括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如：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党的建设等，是在当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也是一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从研究领域和侧重点上来说，其具有两种代表性观点：（1）“体系说”、“系统说”。何增科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是以制度体系为支撑，以目标体系为追求的结构系统，其基础就是价值体系”；而应松年则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是指国家经济建设体系、政治建设体系、文化建设体系等在内的制度与体系总合，是国家治国理政制度体系的总称”。（2）“制度说”。罗自刚认为：“国家治理体系能够保证国家得到有效治理，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治理体系构成的制度体系”；而俞可平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包括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些列制度和程序，是规范社会权利运行的一系列制度，是维护公共秩序的一些列程序”。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界定上，丁志刚认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包括国家治理主体的现代化、治理客体的现代化以及治理方式的现代化、治理目标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适应现代变革的本质要求而对自身进行的现代化。”而方涛则认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注重治理能力建设，把各个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增强其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的意识。”
（二）加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作用
在整正治理思路、健全治理制度等领域的过程中，加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作用，能够顺应时代与社会的进步要求，是实现全面应对国家治理难题与治理困境，实现人民群众期待而提出的治国理政思想。王胜平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从价值论维度看，具有重要的动力供给和价值实现功能；从认识论维度看，是马克思主义认识逻辑的确证；从实践论维度上看，其具有强烈的实践导向性，通过主体间关系的调整和主客关系的和合理定位，能够直接改善治理效果。”黄秋生、罗成翼则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振兴民族，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伟大策略”。欧阳康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能够帮助我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能够在学术上理清与国家治理相关的若干理论问题，为党和国家提供‘治国理政’的咨询报告和决策建议”。
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哲学思考
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去探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包括有形现代化和无形现代化，科学技术、方式方法、手段工具等现代化是有形的。而目标、价值等方面的现代化是无形的，但是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有形的现代化是一种治理现代化的体现，更多借助与积极发展电子政务、网络政治、现代化办公手段等自然科学知识，来增强改进行政方式、工具和技术等，也就是借助信息技术高速的发展，来改进行政管理，促使行政管理现代化。从政治哲学、行政哲学、治理哲学意义上来说，国家治理体系无形的现代化是另一重本质意义上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从行政哲学的高度上去思考，能够进行宏大叙事，赋予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以人文关怀。
行政学说具有科学与哲学的双重本质，是一门治理社会的科学和学问。当社会处在不同时期中，治理社会就发生了变化，如：革命时期、变革时期以及稳定常态发展时期。行政学得研究随着时代的需要不停的发生着变化，如：在现代社会进入未定发展常态以后，政治科学、法学等获得了极大的繁荣，而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政治哲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变革时代中，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哪些价值和意义？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其方向在哪里？动力在哪里？这些为行政哲学带来了发展的新契机，都需要行政哲学做出回答。行政哲学以及所运用的研究方法，都有无所谓谁优谁劣，如：市政研究、哲学思辨等等，有助于对社会治理变革的思考，其繁荣和运用取决于社会治理和解决问题的现实需要。对于我国来说，从长期的革命战争到建立国家，从社会主义革命到建设时期，我们逐步由建设国家阶段进入了治理国家阶段，建设起了繁荣富强的国家。建设国家需要更多的治理社会的科学。但是我国国家治理需要行政哲学的滋润，具有特殊性。
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科学的技术细节和社会治理技术是否符合公共价值、满足社会治理需求的追问，是关于未来社会应是什么的追问。行政哲学为社会治理提供了一种理想、方向、标准，体现了人民对于更好生活的追求，为人民的行政实践提供激励。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应然”目标，本身就蕴含着在行政实践中实现现代化治理的目标，如果没有行政哲学，人类的行政实践就会变得没有意义。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是在好的制度安排下进行的良好治理，首先表现为一种制度安排，注重对科学和事实的追求与崇拜，如：法律制度的建设。长期以来，行政科学的发展关注如何提高行政效率，而作为一个科学精神根深蒂固的领域――公共行政是行政哲学的重要问题，公共行政的应该怎么做，为什么这样做需要行政哲学做出回答。科学是解决问题的良方，在一些深层次问题上，必须通过追问“什么是最好的治理方式”和对现有治理制度提出批判性的思考，只有通过行政哲学的思考，才能构建更好地制度和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建立一个让人民满意、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就是公共行政的至高使命，这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美好目标。为了达到人民的期盼，改革和创新政府是人类世世代代美丽的期盼，因此，政府改革要不断的进步，要朝着“人民政府”的目标进行永无止境的改革。在行政实践和研究中，“变革是新公共行政学的基础”，社会治理不能缺少哲学思考，要通过哲学思考对社会变革做出科学研究，促使社会变革为人类社会生活带来好的结果。
目前，我们的时代需要对变革进行哲学拷问和反思，作为一个社会常态的时代，通过以行政改革为途径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行政改革成了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途径，而行政哲学主动承担起研究行政、社会变革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重任。为了使国家治理体系在现代化和科学化的道路上不会迷失方向，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行政哲学的人文滋润，需要行政哲学来引领改革的正确方向，解决宏观、根本性改革问题，并且为改革注入精神动力和元素。
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行政哲学的使命
为了探求人类行政活动的本质，行政哲学是以哲学的理念与方式，来说明人类行政活动的规律，并且通过反思推行行政理念与行政认识发生跃迁与创新，反思现存的行政理念与认识，从而形成新的行政理论。行政哲学担负着行政知识建构的重要使命，成了行政的重要知识基础。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行政哲学的担当与使命，在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不是行政哲学研究的重要命题。实际上建设国家治理体系以及实现体系现代化，是以公共价值和利益的实现为目标，是维人民谋福祉的。而公共行政的价值问题一直都是行政哲学研究的主题，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赋予了行政哲学研究重要的担当与使命，其研究主题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目标是一致的，那么行政哲学必须要回答国家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是什么？如何发展这种价值？是否符合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追求？如何实现现代化目标？这些问题是行政哲学的责任与担当，是行政哲学研究的范畴。政府的改革、社会的革新等都离不开公共行政，公共行政需要科学化、技术化的加工，业需要公共行政哲学的回应与关怀。目前，由于我国很多制度还没有定型，为了使人不至于丧失道德本性，在制度和程序定型之后，还需要继续探讨新的行政价值。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科学是促成技术革新的重大力量，行政哲学给予制度成长与变迁以养分。但是同时技术也有可能侵蚀人的道德。并且在政治和行政实践中，科学不能解决人来面临的文化难题，在这个过程中，行政哲学的使命就是解决在科学行政中的文化难题，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发展行政哲学文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正确道路，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这种改革的先导恰恰就是现代行政哲学的建构。为了构建新的适应国家治理的行政范式，我国需要行政哲学承担起为上层建筑改革做好先导的功能，需要行政哲学对原有的管理主义行政范式进行反思，必须加强行政哲学的研究，从而从哲学上，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理论基础。
四、国家治理体现现代化加强行政哲学的有效措施
（一）关注行政实践的发展，以发展行政哲学知识来指导行政实践
行政哲学是公共行政学的前提性、引导性知识，是关于行政生活的哲学反思，具有对公共行政前提性批判和方向引导的知识功能。新公共行政、管理、服务理论的出现，都离不开行政哲学的功能，从统治行政模式到管理行政模式、再到后现代公共行政范式的探索，都是对原有行政范式的否定和批判。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批判功能，公共行政才能不断的发展。如果少了哲学的思辨，那么公共行政就会远离时展，脱离实际。目前随着全球化不断的发展，管理行政开始向服务行政转变，人类的行为模式、行政行为有统治、命令转向了治理、服务等。服务行政需要构建服务型政府，因此，行政哲学如何顺应公共行政的转型，如何实现更好地治理，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成了公务人员的指路明灯。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行政哲学的繁荣能够构建国家治理的价值观，如：公平、法制等，从而建构起适应国家治理需要的公共行政价值观体系等。因此为了积极发展行政哲学知识来指导新的行政实践，行政哲学就要积极关注行政和国家治理实践中各种突出的问题，从行政生活和实践中吸取养料，对社会进行关怀，以行政生活为基础，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二）积极发展行政哲学，推进国家治理各项工程
政府展开行政活动主要包括行动者、问题、情景和工具等四个基本要素。从哲学视角来看，人是行动者，是国家治理活动的主体，人处在公共行政的世界中，对公共行政的理解和解释构建了公共行政的世界、制度等。受社会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人与社会发生作用，产生互动。同时，在治理适合过程中，作为治理主体的人又是一个发挥主观认知和积极采取行为的重塑社会系统过程。而治理是一个运用解释与批判思维方式进行社会建构的过程，是一个治理者与社会不断互动辩证的社会过程。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为了获得各项治理体系现代化工程的政治合法性，意义建构的过程将充分运用叙事分析和话语分析的方法，将“公共行政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逻辑重塑为讲故事”，积极发展行政哲学，奠定好公共行政研究的知识叙事论基础，指导国家治理实践。而行政官员和社会公众是行政实践的指导者和参与者，国家体系现代化必需化为具体的社会实践，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公共行政的建构本质就是这种将行政官员与社会公众共同的实践行动，通过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在分享与互动的基础上，政府与公民之间达成共识，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的各项工程，从而促成好的行政，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参考文献〕
〔1〕.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篇9
关键词：城市社区；社区治理；治理现代化
“社区”这一概念来源于斐迪南・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但是“社区”一词是我国费孝通先生带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翻译滕尼斯的著作时，首创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处于制造业的极速发展时期，因此加剧了全社会的人口流动，大批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集聚，引起了诸多“城市病”，由此，社区研究被引入城市。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推动下，传统的社区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走向是相逆的[1]，传统的社区管理方式也不能适应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因此，社区也从管理转变为治理。
一、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背景及发展阶段
（一）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同时又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也就是现代化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美国亨廷顿归纳了现代化的九个特征：现代化是革命的过程，是复杂的过程，是系统的过程，是全球的过程，是长期的过程，是有阶段的过程，是趋同的过程，是不可逆的过程，是一个进步的过程。[2]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城市的社会管理结构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以前的“单位人”正逐渐成为“社会人”，城市中原有的“单位制”和“街居制”相继失灵，社区也就应运而生，社区的治理成为了城市治理的主要内容。[3]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治理特别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地位显得尤为突出，而城市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单元，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也将成为必然。
（二）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阶段。1950年代，“社区发展”在联合国的倡导和推动下，成为全球性的概念和课题，旨在促进当地的社会进步与发展，后逐渐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关注居民及其他社区成员的社区参与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我国的社区发展是在政府的推动下一步步发展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政策，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借鉴西方的社区发展理念。虽然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发展理念与我国的社区建设有所不同，但其根本目的都是相通的，扶贫助困，缩小贫富差距，使民众能够共享现代化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接管大城市，废除保甲制，随后，各城市逐步成立防护队、居民小组、居民委员会等名目不同的居民组织。由于基层管理需要，1954年，颁布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其性质为城市基层居民群众自治组织，使得城市政权延伸到街道，也使得城市社区得以进行社会控制。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统一了街道组织形态，也就出现了街道办事处。但是，从1958年到1978年期间，由于“运动”、“”的影响，使得街道社区完全单位化，削弱了城市社区的功能。
1979年，《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规定：“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这就重新确立了街道办事处的性质。1986年，我国民政部提倡在城市基层开展社区服务，“社区”被正式纳入到城市管理的范畴。1989年为了加强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建设，颁布了《居委会组织法》，其中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应当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90年代起，我国开始加强对社区的建设。1991年，崔乃夫部长明确指出，城市基层组织建设应该着重抓好社区建设。1995年，上海市推进了街道体制改革和街道管理体制转为社区管理体制改革。1998年，国务院正式认可“社区建设”概念，使我国社区建设在制度上有了保证。1999年，开展“全国社区建设试验区”的试点工作。2005年民政部部长李学举在全国社区建设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建设和谐社区，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基础”的讲话，由此开启了和谐社区建设新的篇章。随着改革的深入，各个城市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社区体制改革和街道体制改革。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治理，其实就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工程。2014年，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2015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提出，城乡社区协商是基层群众自治的生动实践，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实现形式。2016年4月，顾朝曦副部长强调，要以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为着眼点，进一步创新社区治理体制；要以编制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十三五”规划为切入点，进一步增强社区服务功能。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正走向现代化道路。
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篇10
俞可平：我认为，《决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最大的亮点，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从实践上说，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势必要求对国家的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进行突破性的改革。
记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什么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内容呢？
俞可平：这既是对我们改革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目前我们面临挑战的回应。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一个基本的原因是，我们不仅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刻变革，也对政治体制进行了重大变革。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许多西方学者理解的那种政治体制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变动。这是一种以政府治理或政府管理体制为重点内容的改革。一方面，中国政府不断重申不照搬以多党竞争、全民普选和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政治模式；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又十分强调政治改革，特别是以行政管理体制为核心内容的政府治理改革。如果按照多党竞争、全民普选、三权分立的标准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确实没有什么变化。然而，如果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就会发现中国的政治生活在过去30多年中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例如，在依法治国、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政府问责、政治透明、行政效率、政府审批、地方分权和社会组织发展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巨大的变化和清晰的路线图：从一元到多元，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封闭到公开，从管制到服务。完全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成功，或者说，中国能够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保持经济的长期发展，首先得益于中国治理改革的成功。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现存的许多体制机制严重阻碍社会进步，我们在国家治理体制和能力方面，正面临诸多新的严峻挑战。仅以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为例，就可以发现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包括选举、协商、决策、监督等基本民主治理制度还不健全；公共权力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官员的腐败和特权还处在高峰时期；公民参与的渠道不够畅通；公共利益部门化现象相当严重，社会不公平现象突出；动态稳定的机制尚未完全确立，急速增多，维稳的代价不堪重负；政府的公共服务还相当不足；政治透明程度相对较低；行政成本过高而效率低下；人治的状况依然严重；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社会自治的程度相当低；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主要公共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还不够协调；党和政府公信力流失，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的国家治理存在许多困境，甚至呈现出局部性的治理危机。但是，治理危机不同于执政危机，我不认为我们党目前面临执政危机，但我确实担忧治理危机会演变成执政危机。所以，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我们要有紧迫感。
记者：那么，如何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呢？
俞可平：关于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明确的阐述。他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深刻理解和把握其内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强调“国家治理”而非“国家统治”，强调“社会治理”而非“社会管理”，这不是简单的词语变化，而是思想观念的变化。“治理”作为一个术语和单词，在汉语中早已有之，但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学概念和范畴，却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从理论上说，治理的概念不同于统治的概念，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是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特征。从政治学理论看，统治与治理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区别。其一，权力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其二，权力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其三，权力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其四，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运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不同，统治所及的范围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围则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要宽广得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治理是一种偏重于工具性的政治行为。无论在哪一种社会政治体制下，无论哪个阶级行使统治，谁上台执政，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公民支持。换言之，都希望自己执政的国家有良好的治理。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治理体制也是政治体制的重要内容。但是归根到底，治理是实现一定社会政治目标的手段，相对于国家的统治体制而言，治理体制更多体现工具理性。
第二，要认识我国现有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渊源。其历史渊源，一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二是社会主义的政治传统，三是现当代西方政治文明的某些成果。现存的国家治理体系是这三者的一个融合，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既与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有根本区别，也明显不同于前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典型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模式。我一直认为，改革开放首先表现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但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变革的过程，而是一个包括政治进步在内的全方位的社会变迁过程。但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并未改革，政治变革主要发生在治理领域，我们在治理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多进步，例如改善公共服务、推行政务公开、强调依法治国、鼓励政府创新、提高行政效率、建设责任政府、改革社会治理等等。这些治理改革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特别是在推进巨大社会转型过程中维持了社会政治的稳定。这可能也是产生制度自信最重要的依据：我们在没有变革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了成功的治理改革，保证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建设成就。
第三，要把握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特征，或者说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要标准。一是公共权力的运行必须制度化和规范化，不能带有随意性。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二是民主化。所有公共治理以及制度安排，最终要保障在民，或者说人民当家作主；所有的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体现人民的主体性。三是法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里，宪法和法律是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这是最核心的。法治有两层含义，宪法和法律是最高权力，严格按照法律办事。第一层含义更重要，那就是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讲的是“法制”，但现在我们讲的是“法治”。这两个词是有实质性区别的。“法制”是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这在中国传统社会也是有的。如明朝的朱元璋是严格按照法律办事的，谁不按照大明律例办事是要杀头的。但这永远不可能是“法治”，因为皇帝总是凌驾于所有的法律之上。四是高效。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较高的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五是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系统，至少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子系统，即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市场治理。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而不是碎片化的，才能叫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
记者：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
俞可平：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体系，分别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有效的国家治理涉及三个基本问题：谁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样。这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
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就是善治。善治不同于传统的政治理想“善政”或“仁政”，善政是对政府治理的要求，即要求一个好的政府。善治则是对整个社会的要求，不仅要有好的政府治理，还要有好的社会治理。简单地说，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是国家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协同治理。作为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善治需要政府与公民的共同努力，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公民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将变得日益重要。然而，在所有权力主体中，任何其他权力主体均不足以与政府相提并论。政府对人类实现善治仍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欲达到善治，首先必须实现善政。
《决定》中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其实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这是同一政治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有了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反之，只有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不过，影响国家治理能力除了制度因素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即治理主体的素质，既包括官员的素质，也包括普通公民的素质。仅以官员的素质来看，纵使有最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如果官员素质低劣，国家的治理能力必定不强，社会也不可能有理想的善治。提高官员的素质，要对官员进行教育和培训，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民主的选拔机制，将优秀的公民遴选出来，授予他们权力，并且以制度对官员的权力进行制约。
记者：我们注意到，在对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理解上，有这样一种观点非常引人注目，这就是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看成是我们党继提出“四个现代化”之后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对此，您怎么看？
俞可平：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实质上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这是社会现代化的物质性基础。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变化了，上层建筑或迟或早要发生变化。换言之，随着社会经济现代化的推进，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制度也势必要现代化。因此，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政治上层建筑的现代化，是原先“四个现代化”之后的更为重要的第五个现代化；另一方面，这第五个政治现代化是前面这“四个现代化”的逻辑结果。
记者：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呢？
俞可平：学习和领会《决定》精神，我在这里想强调以下几个必要举措：
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冲破不合时宜的旧观念的束缚。治理体制的改革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比起其他改革更具有政治敏感性，更容易使人们畏首畏尾，解放思想尤其重要。“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决定》所说的“永无止境”不仅指时间的维度，也包括空间的维度。从时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从空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涉及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特别是治理领域。判断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制度和政策，首先应当看它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会的公平正义，看它是否有利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只要有利于“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新观念和新实践，都值得重视和探索。
第二，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正如《决定》指出的，我们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又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强宏观指导。国家的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系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必须从总体上考虑和规划各个领域的改革方案，从中央宏观层面加强对治理体制改革的领导和指导。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我国现行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它们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鉴于这样一种现实情况，顶层的制度设计和宏观指导，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尤其重要。应当加强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研究，按照《决定》的总体目标，分阶段制定国家治理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任务表。一方面，要站在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门和地区利益，进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挣脱既得利益的束缚。另一方面，既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能草率从事，应当广泛讨论，从长计议，避免短期行为。
第三，总结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地方治理创新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贵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然而，许多好的治理改革因为没有上升为国家制度而被中止，或者仅在小范围内实施。应当系统地总结各级政府的治理改革经验，及时将成熟的改革创新政策上升为法规制度，从制度上解决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动力问题。从根本上说，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创新的动力源自经济发展、政治进步、人民需要和全球化冲击，但其直接动力则是压力、激励和制度，其中制度是长久性的动力所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无论其效果多好，多么受到群众的拥护，如果最终不用制度的形式得以固定和推广，那么，这种创新最后都难以为继，难免“人走政息”，成为短期行为。
第四，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学习借鉴国外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好经验。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各国在这方面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训，我们应当借鉴、汲取。我们从来主张要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当然包括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的许多进步和成就，其实也得益于向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例如，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听证制度”、公共服务中的“一站式服务”、责任政府建设的“政府问责”制度、司法实践中的“律师制度”、政务公开中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式治理”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我们应当具有当年邓小平引入市场经济那样的胸怀和胆识，站在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高度，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活力为目标，认清世界发展潮流，立足中国国情，大胆借用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第五，坚决破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最重要的还是体制机制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影响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效益有两个基本因素，即治理者的素质和治理的制度，这两者都不可或缺。但比较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因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质，可以制约治理者的滥权和失职。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即制度的破与立。一方面，要像《决定》所说的那样，以促进深化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现存的不少治理体制机制不尽合理，有些违背了政治学的公理，有些则严重损害了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例如，至今仍有一些机构只有权力而几乎不承担责任，政出多门、职责不清、职能错位等现象大量存在。另一方面，要根据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制度。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分别是我国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然而，这两者都远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许多重要的制度机制或者仍然缺失，或者不完善。宪法规定的许多公民权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重要的原因也在于相关执行制度的缺失。
第六，破除官本位观念，消除官本主义流毒。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官本位观念和官本位现象是影响治理者素质的重要因素。官本主义是长期支配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其实质是官员的权力本位，它与建立在公民权利本位之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现代国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改革开放30多年后，我国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进步，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认，“有权就有一切”的官本主义流毒在现实中还大量存在，在一些领域和地方，官本位现象依然突出。《决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观念”列为改革的重要任务，可谓切中要害。一方面，我们要对广大公民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进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破除权力崇拜，牢固树立公民权利至上的观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来遏制官本位现象，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将官员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同时，用制度来构筑保障公民权利的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