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篇1
一、引言
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改造的基础上，势必给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与能量带来变化。良好的经济发展模式会考虑到人类活动对资源、环境和生态的影响，进而实现环境资源友好型发展，然而经济发展、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等多重目标并重的发展模式会对经济发展速度有所限制。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正在发展中的国家，都很大可能先经历“经济发展主导型”发展模式，再转变为“环境资源友好型”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引起了空气污染物的迅速积聚，造成了当前面临的空气质量问题。因此，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阶段，由以经济发展速度为主要或单一目标的“经济发展主导型”发展模式转向社会、环境与资源协调发展的“环境资源友好型”发展模式。近些年我国实施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观”等国家发展战略都体现了这一转变。然而，由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历史发展和开放水平等因素的不同，我国不同区域的城市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东部沿海以及内陆核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很成熟，而一些内陆非核心城市可能正处于起步发展过程中。单一从经济发展速度对城市进行评价不能充分反映出城市的总体水平，进而也会导致我国各城市的非健康发展。因此，从环境友好视角，对我国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是用空气质量指标对城市环境进行测量，结合空气质量对我国典型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比较，识别出当前我国不同城市的发展模式，为各城市的良好健康发展提供一定依据。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关注经济发展与空气质量问题。田志华等认为环境冲突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空气和水污染是引发环境冲突的主要原因。当前的环境治理并没有减少环境冲突的产生。由于城市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性，治理污染时需要跨地域治理；池建宇等考虑我国城市内生因素的影响，采用库茨涅兹曲线研究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空气质量的关系发现未来十年内我国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空气质量改善程度会十分有限；李雪敏认为城市环境质量是构建品牌城市的必须因素，从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环境、人居社会环境、历史文化环境等六个方面构建了一个城市品牌资产评估体系；SánchezdelaCampa和delaRosa通过分析空气质量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对空气有害物质的极端控制对经济发展会产生明显影响，甚至会导致经济危机；Zilio和Recalde采用1970～2007年期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21个国家的数据，分析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关系。可以看出，当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识别出了经济发展与空气质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为社会经济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提供了良好支持。然而目前研究中对于空气质量提升绩效的关注还比较少，尤其是关于空气质量提升绩效测评方面的研究更少［9，10］。本文从环境友好视角，结合我国典型城市在2013～2014年的经济发展水平数据和空气质量测评指标数据，对经济发展水平与空气质量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采用人均GDp和空气质量两个维度，识别不同城市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模式，为各城市制定和实施与其相适应的环境友好发展战略提供一定参考。
二、研究数据
本文选取了31个省会及直辖市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经济发展水平和空气质量水平进行对比研究。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指标有很多，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即人均GDp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因此本文采用人均GDp指标数据来表示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表1给出了2013～2014年我国31个省会及直辖市的人均GDp及其排名情况（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本文采用的空气质量测评指标是依据2012年我国环境保护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共同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11］。表2给出了各监测指标的符号、含义、化学式和单位。其中除o3是8小时平均值外，其他指标浓度限值均为24小时平均值。由于本文研究中各城市多属于居住商业区，因此浓度限值应采用二级空气质量标准。空气质量指标浓度会受产业结构、地理环境、气象条件、季节等多种因素影响，为了进行空气质量提升绩效比较，需要对样本数据进行合理设置。从比较时段来看，日时间内平均浓度受气象条件影响较大，尤其是风速，而年平均浓度不能很好地区别各因素不同季节时的影响程度，因此，本文采取月平均指标浓度来进行比较。同时，由于不同城市的主要污染物不同，单一空气指标数据难以全面表达城市空气质量，因此，本文采用由表2中各分指标合成得到的空气质量总指数（aQi）来代表各城市空气质量。根据表2中的空气质量监测指标，我们调查了31个省会及直辖市2013年11月和2014年11月的空气质量监测指标数值，并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计算得到了各城市的aQi指数，具体如表3所示（数据来源：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三、结果与分析
（一）经济发展水平与空气质量相关分析首先为了明确经济发展水平和空气质量之间的相关性，我们在SpSS19．0软件中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对2013年和2014年的人均GDp和aQi做了相关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为了去除量纲对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的是人均GDp排序和aQi排序数据。从表4结果可以看出：2013年和2014年31个省会直辖市人均GDp排名与aQi排名的相关系数均是负值，说明人均GDp和空气质量具有一定的负相关性，即人均GDp较高的城市，其空气质量会相对较差。这一发现暗示了以经济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很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环境问题。
（二）经济发展水平变化对比图1给出了2014年31个省会直辖市人均GDp与2013年相比的变化情况。从图1可以看出：与2013年相比，2014年天津、北京和上海这三个大型城市的人均GDp出现缩减，尤其是天津减少的幅度最大；在人均GDp增加的城市中，武汉、南京、杭州、广州、贵阳和长沙等城市的增加幅度最大，而乌鲁木齐、哈尔滨、石家庄、太原和兰州等城市增加幅度较小。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层次性规律和边际递减规律。在未来十几年的发展中，一些人均GDp偏低但又有较强发展潜力的城市，其人均GDp会有较大增加，例如西安、济南、成都等城市。
（三）空气质量变化对比图2给出了2013年11月与2014年11月31个省会直辖市空气质量的对比情况（数值越大说明质量越差）。从对比结果可以看出：与2013年11月相比，2014年11月除了乌鲁木齐，其他30个城市的空气质量都变得更差，尤其是哈尔滨、沈阳、郑州、济南、太原、天津和西安等城市空气质量变得相对更差；福州、贵阳、南昌、南宁、昆明、上海和海口空气质量具有相对减小幅度的变差。
（四）人均GDp水平与空气质量现状与提升幅度对比1．现状对比。图3给出了2014年31个省会直辖市人均GDp和空气质量排名对比情况，其中横纵坐标分别表示人均GDp排名和aQi排名。从图3中的对比结果，可以发现：（1）在31个省会直辖市城市中，广州、长沙、上海、南昌、乌鲁木齐和福州的人均GDp和空气质量排名相对都比较靠前，都处于前15名，尤其是广州和上海这两个城市的两个指标均在前10名以内。因此，这6个城市可以评价为“环境友好发展型城市”。（2）南京、杭州、武汉、呼和浩特、北京、天津、济南、郑州和沈阳的人均GDp处于前15名以内，但其空气质量都排在15名之外，因此，这几个城市可以评价为“经济主导发展型城市”。这些城市未来发展中需要注重空气质量的提升，尤其是沈阳、郑州和济南。（3）拉萨、昆明、贵阳、海口和南京的空气质量都排在前10名以内，但其人均GDp都排在20名以外，因此，这5个城市可以评价为“环境友好型城市”。这些城市未来发展中需要注重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可以加大开发和利用这几个城市的旅游资源，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4）成都、合肥、兰州、重庆、西宁、长春、西安、银川、太原、哈尔滨和石家庄这11个城市的人均GDp排名都在15名之外，空气质量都在10名之外，因此，这些城市可以评价为“非环境友好发展型城市”。这些城市未来发展中面临经济提升和空气质量治理双重压力，尤其是哈尔滨和石家庄。2．提升幅度对比。在对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空气质量现状进行对比之后，本文按照人均GDp变化和空气质量变化两个维度对31个省会直辖市进行对比，如表5和图4所示。其中为了保持两个指标的可比性，这里都采取提升幅度排名情况进行对比。从图4的对比结果可以发现：（1）与2013年相比，武汉、长沙、南京、合肥、成都和福州的人均GDp和空气质量提升幅度都在前15名以内。尤其是武汉、长沙和南京三个城市两个指标提升都在前10名，结合图3中的现状对比，可以预测这三个城市未来的人均GDp和空气质量的综合排名很可能会处于全国前列。（2）贵阳、杭州、南昌、拉萨、郑州、广州、沈阳和重庆的人均GDp提升幅度位于前15名，但其空气质量提升幅度位于15名之外，因此，这些城市具有较强的经济发展潜力。进一步，从图3可以发现，拉萨、贵阳和南昌当前的空气质量位于前10，因此这四个城市未来可能会较快地发展成为“环境友好发展型城市”。（3）济南、昆明、石家庄、南京、太原、西宁、上海和乌鲁木齐的空气质量提升幅度位于前15名，但其人均GDp提升幅度位于15名之外，因此这些城市未来的空气质量会得到较大的提升。进一步，从图3可以发现，济南和南京当前人均GDp排名位于前15名，因此这两个城市未来可能会相对较快地发展成为“环境友好发展型城市”。（4）其余城市中除了海口之外，呼和浩特、银川、兰州、哈尔滨、西安、北京和长春的人均GDp和空气质量提升幅度都落在15名之外，即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空气质量提升幅度都比较慢，尤其是西安、哈尔滨、北京和长春。对照图3中这些城市的现状，可以看出这些城市近期很难发展成为“环境友好发展型城市”。
四、结论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篇2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重视。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深入、前进,也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如城乡差别越来越大,农业低效,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第三产业发展受到牵制等。进入9年代中期,我国经济逐渐转入低潮,增长速度减慢,出现通货紧缩,生产过剩,产品需求不足。因而如何拉动国内需求,带动经济增长,解决产品过剩问题,成为当务之急,也是众多专家、学者讨论的热点问题。而新世纪初,我国即将加入wto,我们应以何种姿态迎接这一机遇和挑战,农业、农村、农产品问题倍受关注。在以上的背景条件下,与之相关的中国城市化问题成为中国学术论坛的焦点。本人亦将在此对其进行一番初浅的探讨。
一、中国城市化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城市也空前发展和壮大。改革前,我国有设市城市193座,至今已增加到668座,建制镇从2173座增加到19216座。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1998年的3.4%。虽然我国城市、城镇发展很快,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然是滞后的,表现如下:
(一)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按照世界银行提供的亚洲城市化与工业的相关计量模型计算,1998年中国工业化率为22.6%,城市化率应为42.5%,而实际上只有3%左右,滞后达1多个百分点,明显落后于工业化程①。
(二)我国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和就业结构。2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成倍增加,1997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86美元,三大产业人口的比例也发生很大变化,1998年我国第二、三产业人口达5.4%。按照国际统计经验,我国城市化水平应达44%左右,大大高于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状况②。
(三)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值。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化水平以每年.65个百分点快速发展,但由于此前没受到重视,特别是\"期间,中国城市发展处于“低潮”,每年只增加.1~.2个百分点,几乎停滞。因此,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总体上与世界平均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世界平均水平已达到45%,发达国家为7%~8%,发展中国家也有55%~6%左右,低收入国家平均28%。以此看,我国城市化水平跟低收入国家相近,与世界平均值相差1多个百分点③。
二、我国城市化滞后带来的负面影响
有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化水平滞后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一)造成乡村农民的商品化消费水平低,形成“大中国、小市场”的局面。城市化水平低,农村人口大量滞留在农村,人们收入水平低,购买力弱。建国初期,农村建立体制,我国农村市场份额快速下降,再加上传统的自给自足,商品化消费水平非常低,6年代中期农村市场开始有所恢复,但仍然与城市市场有很大的差距,长期在4%左右徘徊。8年代农村改革推进乡镇企业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市场份额开始大幅提高,曾经一度超出城市的份额,因为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生产生活方式改变最大。进入9年代,农民收入增加减慢,特别是近几年,受宏观经济影响,农民收入大幅降低,致使农村市场份额减少至改革前六、七十年代的水平,导致很难“启动农村市场,扩大内需”。
(二)造成人口结构、资源占用和收入分配上的不合理。到1999年中国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3.1%和69.9%,而同期城乡居民的年末储蓄余额却分别占总量的大约8%和2%,城乡收入差别进一步扩大。有关研究认为城乡收入差别基尼系数已经超过.4。农村集体和农户生产性固定资产占有的比例也偏低。
(三)造成国内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现代城市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依托和最佳载体,我国城市化滞后,现代城市发展不足,则国民经济缺乏这一重要依托和载体,导致国民经济大量分散于农村,结构松散,布局混乱,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低,粗放化增长,国民经济缺乏新的投资热点和消费热点,严重地制约国内需求的扩大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从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看,市场上已出现产品相对过剩的状况,有效需求不足,主要原因是农村农民收入徘徊不前,甚至出现下降,农村市场增长缓慢。广大农村,市场潜力虽大,但得不到释放。这些要归根于城市化水平太低,造成农村的农产品商品化率无法提高,农户的生产能力和积累能力弱,大大地限制了农业机械和先进农业科技地推广、运用,阻碍了农田水利和土地改良等农业基础的发展,农业抗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弱小,导致农业生产十分脆弱,农村经济发展困难。城市化水平低,城市人口少,对商品的消化吸收能力十分有限,造成农民农产品销售难,进而城市加工业产品也滞销,原因是农村人口买不起,城市人口又出现购买饱和。于是产生社会需求不足、产品过剩。可以这么说,城市化水平低是造成国内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的根本原因。
(四)影响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现代城市是大工业和第三产业的重要载体,只有在城市立足,它们才能得到发展。国际经验表明,在城市化水平滞后的前提下,第三产业不可能有正常的发展,我国低度的城市化和相对高度的工业化导致城市第三产业发育不良。1997年第三产业人数仅占社会就业人数的26.4%,大大低于1996年的印尼的37.89%,韩国的55.94%和墨西哥的55.6%,按最低标准来说中国第三产业就业份额低11.49个百分点,大约相当于损失了7797万个就业机会,第三产业的不发达,极大地削弱了中国产业在其结构推移过程中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使农民的就业领域没有得到充分扩展,从而也使产业结构调整可能带来的农民增加收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潜力不能充分释放。
(五)城市化滞后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难。城市化滞后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狭窄,只能向乡镇企业转移,而在短缺经济时代风光一时的乡镇企业由于先天不足,目前也面临危机。近年乡镇企业吸纳能力明显减弱,据统计,1984年~19
88年,乡镇企业年均吸收农村劳动力126万人,而1989年~1997年每年吸收仅26万人,呈明显下降趋势,1984年乡镇企业平均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占用固定资产原值1444元、净值1119元,而到1994年则相应变553元和4324元。这些使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会较大幅度下降。从以上可以看出,城市化水平低严重制约经济增长和限制产业发展,增加农村人口收入和解决农村剩余劳动方面的负面影响是极大的。而加快城市化建设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途径,不但可以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改善国民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布局,提高国民经济素质,还可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意义作用十分巨大。假设我国能实现到215年城市化率达45%的目标,其宏观效应(见附表)。
未来十五年城市化预想目标实现的宏观效应
(215年达到45%)
资料来源:《国家计发委关于制定“十五”计划的思路提纲》(内部资料〕
从表可以看出,提高城市化水平能解决诸多现需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是我国今后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我国城市化水平滞后的原因
中国城市化水平为什么会滞后?只有通过对过去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不足的原因进行分析,才能找到今后推进城市化要解决或要避免的问题。更快、更好地推进我国城市化建设。我认为其原因有三方面。
(一)受“城乡隔绝”的政策制约。首先,在建国初期,我国就明文规定不准许农村人口随便进入城市寻找职业。1957年2月国务院《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城市“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农业社和农村中的机关、团体不得私自介绍农民到城市和工矿区找工作。”甚至规定“招用临时工必须尽量在当地城市招用,不足的时候,才可以从农村中招用。”这样一来,农村人口即使进城也找不到工作,严重限制了农村人口往城市的流动。其次,粮油供应制度使得农村人口无法在城市获得生活必需品。1953年以后,随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中国开始实行粮油计划供应制度。这一制度原则上规定国家只负责城市人口的粮油供应,不负责农村人口的粮油供应。1953年1月,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其中规定:“城市、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等的人员,可以通过其组织进行供应;对一般市民可发给购粮证,凭证购买,或暂凭户口薄购买。”其后又实行粮票购买口粮。同时,国家加强了对粮食市场的管理,不准私自经营粮食,上述规定基本上排除了农村人口在城市取得粮食的可能性。第三,户籍制度形成了明显的城乡差别。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6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第1条第2款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作出带约束性的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驻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一规定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以上国家从工作、粮食、户口三方面严格限制农村人口的转移,使农村人口牢牢地束缚在农村。不利于中国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不利于人口和要素集聚效应的发挥,人为地抑制了中国城市化。自5年代到8年代前期,中国城市化进展缓慢,我国城市在数量上出现减少,其中小城市由建国初期115个减少到15个,小城镇由54个减少到29个。近年来,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粮油供应早已实现市场化,户籍制度尽管有所松动,但没有完全放开,仍在控制着农村居民向城市迁入,并造成城乡居民在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福利、保险等方面十分明显的待遇差别。今后尚须进一步深化改革。
(二)传统观念的影响。城市人口的增长有三个基本源泉: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净城市人口移民的增加和城市边界的扩大。在中国城市化问题上,由于人们长期以来缺乏对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和城市结构功能合理化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片面夸大了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病”问题,试图跨越人口向大中城市集中这一阶段,直接通过发展小城镇和\""建设新农村\""而实现城市化与现代化。于是出现一系列严格限制城市发展的政策,导致城市发展的缓慢,还出现一些不利于城市化的观念及观点。如强调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结果乡镇企业满地开花,布局分散,在短缺经济时代由于产品需求大,乡镇企业确实红火一段时间。然而进入9年代逐渐向买方市场挺进,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带来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因为规模实力弱小,技术水平低,管理落后,布局分散,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如今能坚持下来的已经不多了。由于强调“离土不离乡”、不进城,故而乡镇企业在技术、管理、信息上跟不上时代步伐,很难形成大的乡镇企业集团,这既不利于乡镇企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城市规模的扩大。传统的观念还形成一种小农意识,中国人口这么多,解决温饱问题已是一种奇迹。于是对农村城市化,扩大城市规模漠不关心,而致力于提高农村经济生活水平,努力建设新农村,没有现代化观念,没有认识到现代城市的作用,这种满足于现状的小农意识不利于我国的城市化,是落后于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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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识上的“误区”。长期以来我们都承认“工业牺牲农业”“城市剥削农村”,也害怕“城市病”,从而对城市感到恐惧,害怕壮大城市规模,认为城市人口增多会更加加剧对农村的剥削,这显然是认识上的错误。城市人口增多,比重增加不但意味着一国产业的发达,人民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提高,而且有利于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特别对我国人多耕地少的农村,让更多的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到城市谋生,农业才能形成规模经济,才能高效运行。还有一种“误区”体现在“消灭城乡三大差别”上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加上我国农业生产低效和城市本身的优势,目前我国城乡差别更加悬殊,消除这种差别的呼声越来越高,关于这方面的争论也非常多,解决方法一般认为放在发展农业方面来缩小城乡差距,可以说这是一条途径,但相对中国国情来讲,中国农业人口多,要在这基础上发展高效农业,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显然比较困难。因而单独发展农村,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消除城乡差别。反过来,通过城市化减少农村人口达到农业的规模经营,更具有现实性。这两种认识上的“误区”,不但没有达到发展农业的目的,而且遗留下许多尚未解决的农村问题,对中国城市化起到一种阻碍作用。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我国城市化道路首先要解决的是观念上、认识上的问题,同时要加强制度方面的改革,以便集中人力、财力、物力进行城市化建设。
四、关于城市化的几点建议
关于如何进行城市化建设,
早已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本人现从几个主要方面阐述自己的观点、意见。(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原则和指导方针。根据我国目前的城市发展状况(见下表),
1999年底我国城市数
资料来源:《国家计发委关于制定“十五”计划的思路提纲》(内部资料〕
可以看出大城市以上数目比重比较少,而人口规模小的小城市数目比重占过半,因而中央提出我国城市化应“走多样化的城市化道路,适度发展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扩大小城市的规模,引导城市群的发展。”因为大中城市的规模效益最好,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大,所以中央提出适当发展大中城市,但同时又不能忽略小城市、城镇的发展。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解决主要应靠发展小城市、小城镇。因为小城市、小城镇能较好地连接城乡两个市场,迅速促进城乡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分布广、数目多,如果继续发展现有小城市、小城镇,不断建立新城镇,并利用合理的布局,最终形成城市群,达到规模经济效应。因此,有人把建设小城市和小城镇喻为城市化的“推进剂”。
(二)合理规划、科学布局,提高城市化建设质量。这里的合理规划、科学布局主要体现在现有的小城市、城镇以及新建城市、城镇上,因我国人多地少,在城市化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土地资源的合理分配利用,科学合理编制各地区发展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化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布局上,要在大城市周围着眼于人口与产业的合理分布,适当发展一批卫星城镇;沿海经济开发区,主要完善中心小城镇的功能,对其中已经形成较大规模、辐射能力较强的小城镇,适时引导其发展成为中小城市;中西部地区,重点建设县人民政府驻地及部分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都比较明显的小城镇。同时,我们要引导城市群的发展,发挥城市间的市场机制作用,促进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在建设质量上,要坚持梯度发展、循序渐进的方针,防止一哄而上。在城市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一些“挂牌”城镇,其规模过小,要素聚集能力弱,片面追求数量上的扩张,而忽略质量的提高,这是我国城市化过程要注意的问题,应加强监控审查力度。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篇3
［关键词］海峡西岸经济区；综合发展水平；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23-0112-02
1指标的选取
文章在指标的确定上,从经济社会、城市规模、基础设施三个方面综合考虑,并遵循指标确立的科学性、系统性、全面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确定指标如下：
11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指标
X1：工业总产值(万元),X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X3：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万元),X4：地方政府一般预算内收入(万元)。
1.2城市规模指标
X5：货运总量(万吨),X6：客运总量(万人),X7：年平均人口(万人),X8：在岗职工人数(万人),X9：在岗职工工资总额(万元),X10：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业从业人数(万人)。
1.3城市公共设施指标
X11：人均居住面积(平方米),X12：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辆),X13：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平方米),X14：人均绿地面积(平方米)。
以上14个指标能够全面地反映出一个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文章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整理的相关数据。
2本文因子分析的主要步骤
（1）指标的标准化处理。为了克服由于指标量纲不同对结果带来的影响,从而对原始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单位﹑数据大小不一致等的影响。
（2）确定待分析的指标变量是否适合因子分析。采用Bartlett球形检验和Kmo检验方法来确定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
（3）求解公共因子及因子成分矩阵。利用主成分法提取公因子,根据特征值＞1的原则和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一般方差的累计贡献率应在80%以上)来选择因子的个数,得到因子成分矩阵。
（4）因子旋转。对所得的因子成分矩阵进行旋转,得到旋转成分矩阵,从而更好地确定和解释公共因子。
（5）因子得分。
（6）根据步骤5的因子得分计算出综合得分及排名,对城市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分析。
3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因子分析
（1）Kmo检验。通过利用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得出Kmo值为0686,适合作因子分析。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给出的相伴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拒绝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的零假设,认为适合作因子分析。
（2）基于特征值﹥1和累计方差贡献率在80%以上的原则和计算的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文章提取了前四个因子,前四个因子的特征值都＞1且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88601%,说明了前四个因子提供了原始指标数据的足够数据。
（3）由旋转成分矩阵得出：因子1在变量X1,X2,X3,X4,X6,X8,X9,X10,X12上的载荷值都在0647以上,其中X1反映了城市工业发展规模；X6、X8、X9是反映城市规模的指标；X10反映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X2、X3、X4反映了城市国民收入水平；X12是反映城市公共设施水平的指标；因此因子1为反映城市经济﹑规模及公共设施的公共因子,在这个因子上的得分越高,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规模越大、公共设施越加完善；公共因子2在反映变量X12﹑X13﹑X14上的载荷值比较大,X11﹑X12﹑X13是反映城市公共设施的综合指标,所以因子2为反映城市公共设施的因子；因子3在反映变量X5﹑X6、X7上的载荷值都很大,并且X5、X6、X7为反映城市规模的指标,所以因子3为反映城市规模的综合因子；因子4在X11上的载荷值达到了0953,因此4为反映城市居住条件的公共因子。
（4）评价模型。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得到因子得分系数矩阵,根据各个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和各个因子的载荷值构建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评价模型：
Fi=046342F1i+017454F2i+015517F3i+09285F4i088601
式中：Fi(i=1,2，…，20)表示城市i的综合发展水平,F1i,F2i,F3i,F4i为城市i在因子1、2、3、4上的得分。
4结果分析及对策
由因子1、2、3、4的得分,求出了各个城市的综合得分F及排名(如下表所示),由综合得分就可以综合评价城市的发展水平。根据各个城市的综合得分F及排名,把区内的20个城市分为三类,得分大于0的城市为第一组,得分在0~-05的城市为第二组,得分在-05以下的城市为第三组。
第一组是得分大于0的城市,泉州﹑福州﹑厦门﹑温州﹑汕头这五个城市在区内的综合发展水平是最好的。泉州在城市经济﹑规模﹑公共设施方面均位于前列,可见泉州已经成为中心城市；第二的福州在城市经济﹑规模﹑公共设施上得分都很高,但是在人均居住面积指标上的得分为负值,作为省会城市的福州需要加大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建设；厦门在因子1、2、4上得分都很大,尤其在因子2上,这说明厦门的公共设施水平在海峡西岸经济区里是最完善的,但是城市规模因子3的值为负,可见厦门要提高整体的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就必须扩大城市规模；第四的温州在因子1、3上的得分都显著靠前,而2、4均为负值,这总体说明虽然温州的经济发达,但是城市公共设施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温州可以依托其经济及地理优势,发展城市公共设施；第五的汕头在因子3、4上的得分为正,而1、2为负,说明汕头市的经济需要发展,以提高其综合实力,从而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
第二组是得分在0~-05的城市,赣州﹑上饶﹑漳州﹑衢州﹑三明﹑丽水﹑龙岩。这七个城市在经济因子1和居住条件因子4上的得分都为负值,说明这七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且城市居住条件较差,要提高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首先要发展经济。赣州可以凭借当地的矿产资源和脐橙资源优势,发展当地经济；上饶可以依托其交通枢纽的优势和旅游资源优势发展当地经济；漳州可以依托其后发优势及区位优势(地处厦门和泉州之间)来发展当地经济；衢州是以农业为主的城市,柑橘﹑油茶等农业资源丰富,但发展水平不高,在新形势下可以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化水平；三明应大力发展工业企业,淘汰落后企业,促进工业企业产业结构升级,来发展当地经济；丽水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城市化水平；龙岩应发挥其资源优势来发展经济,形成产业集聚,发展循环特色经济,提高其在区内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
第三组是得分在-05以下的城市,莆田﹑鹰潭﹑梅州﹑宁德﹑南平﹑潮州﹑抚州﹑揭阳这八个城市的综合得分排在后面,说明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在区内是处于落后的。这些城市在各个因子上的得分大多数为负值,并且在经济因子F1上均为负,而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只有经济提高上去了,城市的公共设施及规模才能跟得上去,所以对于区内落后地区,各地应充分发挥其资源﹑区位优势,发展当地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比如：莆田市应大力发展海洋经济；鹰潭应发展旅游和矿产经济；梅州应发展现代农业和提高其工业基础；宁德应发展工业及贸易；南平应大力发展精细化工、纺织服装、汽车及配件、纸及纸制品、电线电缆、食品加工、竹木加工等七大产业；潮州应发展特色陶瓷经济；抚州应依托向莆的建设发展有色金属资源经济；揭阳应发展玉器、五金、能源产业。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篇4
关键词：城市化；经济发展；协调度；四川省中图分类号：F291.1
1．引言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之一[1]。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不断增大。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是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特别是工业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与标志之一[1]。目前，我国已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区域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在部分地区逐渐突显，并极大地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协调区域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已经有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认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2](Henderson，2003)。钱纳里(1988)利用1950-1970年101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数据，证明在不同的人均Gnp水平上，有不同的经济结构与城市化水平与之对应[3]。对于不同的地区，由于其所处的自然地理位置不同，以及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即使在相同的人均GDp条件下，对应的城市化水平也表现出差异性，关键是两者时间的关系是否协调。关于两者的时间协调度，近几年已经开始了相关的研究。吕宾(2002)研究了新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度问题，其评价方法简便直观，但指标较为单一[4]。冯俊(2002)研究了中国建国以来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吻合度或偏离度，分析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否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关系方面做了一些理论探讨[5]。刘耀彬（2004）在阐述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工业化综合水平指数与城市化综合水平指数之间协调度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24年的中国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度的时空特征进行了分析[6]。宁越敏（2005）对比分析了欧洲、亚洲、拉美等发达和发展中地区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但缺乏定量研究[7]。陈志
（2006）建立了城市化综合水平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协调度测度模型，运用多指标综合测度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度评价，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8]。本文以四川省为例，讨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度问题。
2．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的评价方法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在关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研究中指出，协调度是指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多种关联关系和谐一致的程度[9]。协调既可以是对系统状态的
一种特定描述，也可以表示对系统施加的一种作用。作为一种状态，协调指系统各要素之间
或由两个以上系统通过要素间的关系耦合形成的复合系统、各子系统之间，通过长期必要的磨合而形成的一种互补、协同、融洽、和谐的关系，从而表现出最佳的整体效应或功能。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就是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区域经济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相互和谐关系，从协同论的观点看，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就是用来定量描述区域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时，城市化与区域经济之间的耦合程度和和谐程度[8]。因此，需要建立指标体系对两者之间的协调度进行评价。
2.1指标体系
城市化过程不仅是一个区域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区域的经济、社会、生活方式、地域环境等方面的城市化过程。为了真实地反映一个区域的城市化水平，必须建立一个全面、真实地反映区域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本文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社会生活城市化三个方面来衡量城市化总体水平。经济发展是城市化过程的基础和直接推动力，因此，为了反映两者之间的协调度，还需要建立经济指标体系，本文参考常规的经济发展指标，如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经济效益等作为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在此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指标分别给予不同的权重
（表1）。
表1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与权重
tab.1theindexsystemandweightofcoordinationdegreebetweenurbanizationandeconomydevelopment
2.2评价步骤
2.2.1指标标准化
本文采用原始数据标准差的标准化方法，将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其公式为：
x′=(x-x平均)/δ，y′=(y-y平均)/γ.
式中，x′、y′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指标的标准值，x、y是指标原始值，x平均、y
平均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原始指标平均值，δ、γ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指标的标准差。
2.2.2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综合指数计算
根据以上建立的指标体系和各指标层指标的标准值，分别计算经济发展综合水平指数和城市化综合水平指数，其计算公式为：
Xi=a1x1′+a2x2′+…+amxm′，X=∑wiXi
Yj=b1y1′+b2y2′+…+bnyn′，Y=∑viYj
式中，X、Y分别为经济发展综合水平指数和城市化综合水平指数，Xi、Yj分别为经济发展
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准则层的得分，wi、vj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准则层的权重，x1′…xm′、y1′…yn′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指标层的标准值，a1…am、b1…bn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指标层的权重值，i、j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准则
层的指标数，m、n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指标层的指标数。
2.3评价标准范围的确定
经济增长对城市化有一定的拉动作用，城市化的发展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促进其增长。二者彼此作用，相互促进，保持一定的协调关系才能共同促进整个城市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因此，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存在着合理的区间。在社会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存在较大差距，但只要二者协调度维持在一定阈值范围内，没有对系统整体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坏，并在一段时期内可以恢复为正向发展，也是可以接受的。理想的状态是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整体保持最优。根据以上思路，参考有关协调度的定量研究[6]，定义协调度。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C=(X+Y)/(X2+Y2)1/2.
式中，C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X代表经济综合水平指数，Y代表城市化综合水平
指数。C的取值范围是-1.414≤C≤1.414，其值由变量X、Y决定：当X、Y均为正值且相等时，C的值最大，为1.414；当X、Y均为负值且相等时，则C的值最小，为-1.414；其他任何情形C值介于二者之间。根据X、Y值的变化，协调度可以分为6种类型，其描述列入表2。
表2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类型
tab.2:typeofcoordinationdegreebetweenurbanizationandeconomydevelopment
3．四川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
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存在着交互耦合的关系和较强的互动效应，但并不是所有地区、所有阶段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都能达到共振耦合，其协调程度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性。[4，10]
3.1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的动态变化特征
依据1993—2005年数据，采用第1节的评价方法，按照公式（1）计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按照公式（2），计算协调度，得到四川省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的时间变化特征（图1）。
四川省1993-2005年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变化趋势
经济发展水平X城市化水平Y协调度C
图11993-2005年四川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结果
Fig.1:theassessmentresultofcoordinationdegreebetweenurbanizationandeconomydevelopmentofSichuanprovincein1993-2005
由图1可以看出，近13年来四川省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始终处于上升趋势，城
市化与经济发展从不协调转变为协调，协调度界于Ⅰ类—Ⅵ类之间，协调度的标准差达
1.388，说明两者之间协调度存在着波动性。以2000年为拐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2000年以前为不协调时期，协调度为负值，2000年后进入协调时
期，协调度为正值。产生上述拐点的原因，主要是在1999～2000年期间，城市化综合水平
指数与经济综合水平指数均由负值转为正值，两者的协调关系开始发生了转化，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使得协调度从1999年的Ⅵ类失调型转变为Ⅰ类协调型，这样的变化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双双长期增长的积累和增长速度提高的推动作用。从图1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和城市化综合水平变化曲线也在1999年左右出现拐点，2000年以后两者的增长速度均表现为增加的趋势。对单指标的分析显示，各指标变化也大多出现类似的情况，如GDp增长曲线在2000年出现了突变，增长率开始增大，即GDp的增长速度加快。人均GDp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此外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在1999年以后同样出现快速增长。其
它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等指标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这些变化
均与1999年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我国西部的人口大省和资源大省，四川省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区域，资金、规划布局、以及相关政策方面均具有一定的优势，促进了该地区在这一时期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两者的综合指数由负值转为正值，协调关系加强，从而实现了协调度“质的跨越”。
图2部分单指标变化趋势图
Fig.2:Changesintendsofsomesingleindicators
3.2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的空间分布特征
以2005年数据为依据，评价2005年四川省各市（州）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图
3）。
2005年四川省各市（州）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结果
图32005年四川省各市（州）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结果
Fig.3:theassessmentresultsofcoordinationdegreebetweenurbanizationandeconomydevelopmentofcitiesinSichuanprovincein2005
2005年四川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空间分布特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各市
（州）缺少Ⅳ类欠协调型，分别属于Ⅰ、Ⅱ、Ⅲ、Ⅴ、Ⅵ五种协调类型。其中大部分地区协
调度较差，以协调度Ⅵ类失调型为主，约占60%。（2）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各地区协调度标准差达1.140，中部以成都市为中心的少数地区和攀枝花市协调度
较高，攀枝花市、成都市、德阳市、自贡市属于Ⅰ类协调型，这几个城市城市化与经济发展都属于相对较高的水平，两者之间相互促进，达到整体优化，协调度高。这些区域应把握好
城市化发展规律，促进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更好地实现城市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3）川西
北经济区的阿坝州属于Ⅱ类基本协调型，由于该地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以小城镇为主，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影响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今后工作的重点应该是消除城市化进程中的限制性因素，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加快城市化进程。（4）北部的绵阳市属于Ⅲ类，即经济发展综合水平指数为负，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和协调度均为正，城市化超前于经济发展，但在一定的阈值范围内，城市化带动经济的发展，两者处于相对优化的趋势，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发挥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5）从各市（州）的协调度空间差异来看，对四川省影响贡献率比较大的城市依次是成都市、攀枝花市、德阳市、自贡市等，这几个城市的协调度类型与整个四川省的类型相一致，具有带动和辐射的重要作用。其中成都市的贡献最为突出。
4.结论
（1）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总体表现为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和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两个方面。本文建立了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的三级共22个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及相对应的评价标准。通过实证分析，说明该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具有可操作性、实用性等特点。
（2）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耦合协调关系，两者互相影响、互相推动，正是经济的发展，使大量产业和人口在城市聚集，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两者之间的协调度具有明显的时间变化和空间差异性特征。本文的实例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观点。2005年四川省人均GDp为8545.50元/人，城市化率为23.30%，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良好。四川省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在地区上存在显著的差异，2005年，全省各市州分属五种协调类型，中部以成都市为中心的少数地区和攀枝花市协调度较高，而其他大部分地区协调度较差。
（3）通过四川省的研究，揭示了影响两者协调度的主要因素是人均GDp、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等指标，同时与国家西部开发战略等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为研究区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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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coordinationofUrbanizationandeconomy
DevelopmentinSichuanprovince
HeFen
SchoolofnaturalResourcesandenvironment，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pRC(100872)
abstract
Usingthenotionofcoordinationdegreeandthetheoryofcoordinationdevelopmentbetween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篇5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以2000、2007、2009年为研究样本，对广东省21个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动态分析与评估，并得出以下结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按照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可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差四种类型，不同城市在不同年份其类型有所变化，但大部分类型变化不大；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和增长强度大小可将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演化类型分为稳步增长型、快速增长型、潜在增长型、缓慢增长型四种。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动态分析演化类型
问题的提出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历来就是政府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研究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对明确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与战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方面，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的使用比较广泛。
马力等（2006）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比较研究。惠俊刚等（2007）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对陕西省十个地级市及杨凌示范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聚类分析。徐新等（2008）运用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2007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对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作了分析。王晔等（2009）运用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甘肃省14个市（州）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区域划分和评价研究。
已有文献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主要是静态的评价，侧重于某个年份横截面的发展水平的对比，不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变化特征，缺乏对某段时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变动情况的研究。另外，有的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不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全面真实状况。
本文试图以广东省2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比较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选择不同时段的同类数据源，采用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时序动态评价方法对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动态综合评价，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类型划分并分析其类型变动情况，以期得到有益的政策启示。基本思路是先选择2000、2007、2009年作断面分析，然后通过3个时间段之间的变化作动态分析。主要数据源自《广东省统计年鉴2001，2008，2010》。
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
指标体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范畴，不仅是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各方面的综合发展状况，而且还表现为该地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因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应能综合反映该区现有的经济力量和经济发展前景。为此，根据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可比性、可量化等原则，本文构建出由经济规模、经济效益、经济结构和经济外向度四个层次的12项指标构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各地区的经济总量、经济增长、经济效率、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
评价模型与程序。本研究选取主成分分析法来评价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主成分分析法是把多个指标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其评价具体过程为：一是构造样本矩阵Xij。其中i代表城市，总数为21个；j为评价指标，总数为12个。二是样本矩阵无量纲化处理，得到标准化后矩阵X’ij。三是求协方差阵Rjk。四是利用雅可比法求解主成分。由Rjk解特征值λj及相应特征向量ijk并得方差贡献率。根据累计方差贡献率确定主成分数，然后计算第k个成分的载荷pkj。五是计算各城市不同年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值Vi即。运用主成分分析模型计算出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值，然后计算出各时间段综合评分值的变化，最后结合评价结果及相关背景进行分析。
评价结果与分析
按照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5%以上的要求选取主成分，然后计算每个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值，并将综合评分值进行归一（见表2）。其具体计算过程由统计软件SpSS13.0完成。
（一）综合评估
根据表2结果并结合相关背景材料分析可知：第一，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2000年，2007年，2009年的评价结果都表现出这一特点。超过80分的城市2000年没有，2007年有1个，2009年有2个；超过60分的城市2000年没有，2007年有2个，2009年有3个；超过40分的城市2000年有2个，2007年有6个，2009年有7个；40分以下的2000年有19个，2007年有15个，2009年有14个。可见，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任务还相当艰巨但前景乐观。第二，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排名靠前的基本上是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得分靠后的城市基本上居于粤东、粤西和粤北。3年的排名尽管有变化，但这一格局没有变。这种差异性还表现在绝对发展水平的差距上，排名第一和最后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于悬殊。
（二）等级划分及变化
为了进一步分析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类型及其变化，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别对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类型划分并分析了类型变动情况。具体方法过程如下：首先是对各年数据做主成分分析，获得各年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各主成分得分。其次根据主成分分析中得到的主成分对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层聚类，聚类方法采用ward最小方差法，距离测度采用euclideandistance，分别计算并建立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欧氏聚类系数矩阵表（因表格较大，省略）及聚类谱系图（因图幅较大，省略）。第三是根据上述结果归纳总结出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类型及异动情况（见表3）。前两步运用SpSS软件由计算机自动得出结果。
根据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为优秀类。这类地区经济实力雄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优势突出。第二类为良好类。这类地区具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优势明显，潜力和后劲大。第三类为中等地区。这类地区经济实力居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势明显、问题突出。第四类为差等地区。这类地区经济实力较差，区域经济发展任务比较艰巨。比较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级类型的变化，可以发现以下特点：广州、深圳是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良且比较稳定的地区，而韶关、梅州、汕尾、阳江、湛江、茂名、肇庆、云浮等在广东省各城市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差且多年变化不大，其它城市则处在较大变化之中。
（三）演化类型
为了从动态的角度揭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本文设计了两个指标来分析。一个指标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用某城市某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除全部城市同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平均值来计算，一般以考察现状年为本底。另一个指标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增长强度（Y），用某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某时段综合评分增加值除全部城市同时段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平均增加值来计算。把这两个指标结合起来考虑的目的在于以现状为基础考察其动态变化轨迹。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分别选择本底年和参照年，计算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和增长强度（Y）。以相对强度（X）为横轴、增长强度（Y）为纵轴、（1，1）为原点建立坐标系。根据坐标图分析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类型。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大小将广东省21个城市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1），第二类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
据此，可将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演化类型分为四种类型（见表4）：第一种为快速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也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区域经济基础良好，且目前建设力度很大的城市。处于第一象限。第二种为稳步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实力雄厚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良。处于第四象限。第三种为潜在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区域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的城市，目前虽然存在明显问题，但发展潜力较大。处于第二象限。第四种为缓慢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也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这类地区目前区域经济发展任务比较艰巨。处于第三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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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篇6
1文献综述
当前对于城市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1-4]及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原因等问题的分析上[5-16]。
关于人口迁移影响因素问题，理论界的主要观点有户籍政策、融资约束、工业化进程影响以及政府政策选择等几种[1-4]。1户籍制度影响论：认为户籍政策是阻碍人口自由流动的重要因素。城市化是市场化发展的结果，城市可以通过市场经济力量和以再分配的方式获取资源来进行城市化发展，但阻碍人口自由迁移的户籍政策可能导致国家城市化整体格局的扭曲。2融资约束影响论：认为融资约束导致城市化建设项目发展受阻，从而产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约束问题和中小企业发展资金约束问题，导致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容纳劳动力能力降低。3工业化影响论：认为工业化偏差导致城市工业发展吸收农村劳动力不足，造成人口向城市转移缓慢。中国城市化并没有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发展，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城市化偏差，而在于工业化偏差，应当尽快实现农村工业化向城市工业化的战略性转变。4政府选择影响论：认为政府政策选择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降低了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就业机会。中国城市化发展滞后以及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在于政府鼓励资本密集型的部门优先发展，导致其他城市部门就业需求下降，从而导致城市化减缓，收入差距扩大。
关于推动城市化发展原因问题，理论界主要观点有地方财政推动，金融发展，政府干预，工业发展以及出口结构影响等几种[5-6，8，10-14]。1地方财政推动论：认为地方财政是推动城市化的重要因素。认为在土地要素被重估后，地方政府拥有“土地财政”，基础建设投资扩张，推动了土地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增长。如陆铭和陈钊[6]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现行户籍制度、经济开放、政府经济活动等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影响，而金融发展指标对城乡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李伶俐等[8]发现政府财政主导的城市化进程在初始阶段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当超过一定合理限度时，会拉大收入差距。而在西部地区，政府财政支出对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显著。周少甫等[12]同样发现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城市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作用不明显。2金融影响论：认为金融发展对城市化发展具有直接推动作用，但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具有积极和消极的方面。Cho，wu和Boggess[13]认为金融发展可以支持房地产等行业的融资过程，从而更加有利于城市化进展。Clark，Xu和Zou[14]认为，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是呈倒U型关系的，金融发展初始阶段会加大收入差距，后期会降低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效率影响论：认为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负向相关关系，并且城市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负向相关。金融发展影响论：认为金融发展特别是金融深度提高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金融发展初期，金融深度较高会导致收入差距较大；在金融发展高级阶段，金融深度的提高会逐渐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他影响城市化进程的观点还有，3政府干预论[15]：认为政府干预是影响城市化的因素，由于中央政府干预活动导致土地市场难以有效运行，当大城市城市化水平过度时，无法衍生出新的城市。4工业发展影响论[7，16]：认为工业发展水平对城市化发展水平具有正面影响作用。moomaw和Shatter[16]发现人均GDp、工业化发展、出口等方面的因素均会对城市化发展造成正向影响。李金昌和程开明[7]则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对城市化发展产生显著正向冲击。5出口结构影响论[9]：认为出口结构优化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发展会缩小收入差距，而出口结构优化可以促进城市化发展，进而缩小收入差距；综合而言城市化对缩小收入差距的影响要大于出口结构优化的影响。
2理论模型
多数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存在二元结构，即城市经济部门和农村经济部门。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地区财政金融活动对于区域城市化进程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因此假定经济部门仅存在城市经济部门和农村经济部门。由于人均资本存量、劳动力数量以及技术方面的差异，一般认为城市经济部门经济发展水平优于农村经济部门。假定城市经济部门和农村经济部门的产出水平受到各自技术、资本和劳动要素的影响，分别构建农村经济部门和城市经济部门的生产函数，分别如公式1和公式2所示。
其中，Y1t和Y2t分别表示在第t期农村经济部门和城市经济部门的产出水平；K1t和K2t表示在第t期农村经济部门和城市经济部门的资本积累，一般认为K1t
一般认为，城市经济部门具有较多的人才储备，并且相对于农村经济部门，城市经济部门更能够研究开发并应用新技术。城市经济部门开发应用新技术后，鉴于两者属同一经济体，因此技术在一定时滞之后会传递到农村经济部门。在此基础上，假定城市经济部门比农村经济部门更容易开发利用新技术，且经过一定时滞后传导到农村经济部门。城市和农村经济部门的技术增长速率由公式3和公式4表示。
其中，·2t和·1t分别表示城市和农村经济部门技术增长速率，且a2t>a1t，B和C表示参数。根据公式3可以得到，公式4则表示农村经济部门的技术增长速率受到城市经济部门和自身技术要素的影响。
我们假定Zt=a1t/a2t，来表示农村经济部门和城市经济部门的技术差异。两边求微分可以得到Z的增长率水平，如公式5所示。
当农村经济部门增长与城市经济部门增长达到一定均衡时，得到相对增长率=0，因此可以得到关于Z的表达式，如公式(6)所示。
可以看出，在达到技术转移的稳态时，城市经济部门的技术可以转移给农村经济部门，且农村经济部门与城市经济部门的技术差异为常数，说明在同一经济体的假定条件下，农村经济部门对于城市经济部门的技术要素增长是稳定的。
2.2资本要素分析
相比于技术要素和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更容易被政策决策者进行调整决策。当前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最主要的是作用于资本要素，从而推动产出增长。根据一般经济发展理论，我们假定k=K/aL可以得到农村经济部门和城市经济部门的稳态条件(推导过程省略)，如公式7所示。
其中，s表示储蓄率，y表示产出，n表示劳动力增长率，g表示技术进步，δ表示资金留存率。
2.3劳动力要素分析
在现行的财政状况和金融环境下，城市经济部门获得的财政和金融支持大于农村经济部门，根据公式7可以得到城市经济部门稳态高于农村经济部门稳态条件，且K/L的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增长率g，当g2>g1时，则会吸引农村经济部门劳动力到城市劳动力部门。因此，假定农村经济部门(1-λ)比率的劳动力进入城市经济部门，λL1的劳动力留存农村经济部门，其中0<λ<1，从而得到两部门产出，如公式(8)和(9)所示。
令L=L2+(1-λ)L1，表示在均衡条件下，城市经济部门新的劳动力水平。当部分劳动力从农村经济部门转移至城市经济部门后，技术要素增长速率均衡条件仍然适用。
2.4收入与收入差距
城市化进程最基本的动力是城市经济部门与农村经济部门的收入差距，不断吸引农村经济部门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财政和金融政策作用下，二者的人均资本差额逐渐缩小，在均衡条件下达到相等状态，工资水平也逐渐趋于相等。对公式8和9的劳动力要素求一阶导数，得到两部门的工资水平，如公式10和11所示。
在初始条件下，G值一般小于H值，农村经济部门工资相对较低，从而引发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也即城市化过程。从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角度而言，如果政策偏向城市发展，则K2t>K1t，工资差距拉大，城市化进程加速；反之则相反。
利用两者比例来表示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如公式12所示。
分别对K1t和K2t求一阶导数，得到公式13和公式14，
从公式13和14可以看出，倾向于农村经济部门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可以缩小收入差距，而倾向于城市经济部门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则扩大收入差距。
同时，公式8和公式9对资金要素求一阶导数可以得到公式15和公式16，两者皆大于零，说明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实施会提高城市经济部门和农村经济部门的收入水平，即提高地区收入水平。
3实证模型与变量选取
为了分析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城市化进程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构建了如下回归方程，如公式17和公式18所示所示：
在公式17和公式18中，Yi1t表示在第t期i地区的城市化率，Yi2t表示在第t期i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fiscal表示地区财政政策预算内支出水平，系数为β1和β4；financial表示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系数为β2和β5。β3是衡量城市化率对收入水平差距影响的系数。c1和c2分别为常数项，εit和uit分别为残差项。D包含了我们选取的会对城市化率和城乡收入差距造成影响的控制变量，包括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实际使用外资额和人均公共交通数量，其中γj为其估计系数。
城市化率指标选取的是市区单位从业人员和城镇私营个体从业人员与地区从业人员数量的比值，较选用非农业人口比重来衡量城市化率更能直接体现劳动力因素对于产出的作用。fiscal指标表示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选取的是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国内财政政策多投资于城市现代化建设，因此预期其与城市化率回归系数为正，对提高地区收入水平作用为正。financial表示金融环境指标，选取的是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可以为经济体提供投资，增加资本，完善发展的金融环境可以提高地区收入水平，反之则可能影响实体经济运行。控制变量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实际使用外资额和人均公共交通数量。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预期会对城市化建设产生正向推动作用；实际使用外资额可以用来衡量地区的经济开放程度，预期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人均公共交通数量可以用来衡量城市的基本建设条件，从理论上说，公共资源越便利，越容易吸引人口的转入。
数据类型为面板数据，时间跨度为2003-2012年，在剔除数据缺失较多的地区后，样本包含全国273个地区。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4-2013)。数据初步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基于城市层面的样本，城市化率的中值约为45%，均值为49%，这与中国整体城市化率水平相当。在样本期内，城市人均收入的中值和均值都约为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的两倍，收入差距中值约为1万元而均值约为1.4万元，说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现象值得关注。
4实证检验及分析
根据样本的特点，本文对面板数据样本进行了固定效应检验和随机效应检验，结果见表2。首先是城市化率对于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以及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见(1)列；其次是城乡收入差距对自变量的回归，结果见(2)列。另外本研究还检验了财政政策和金融环境对于地区收入水平和农村收入水平的影响，结果分别见(3)列和(4)列。其中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城市化率、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水平和农村平均收入水平。
从(1)列可以看出，基于城市层面，预算内财政支出对于城市化进程有着显著的推进作用，说明样本期内财政政策更加倾向于城市发展，政府的投资行为增加了城市经济部门的人均资本，工资水平较高，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对城市化率的影响结果不显著，说明金融机构行为对于城市化进程还难以形成显著推动作用，这也与一些惠农金融政策有关。人均公共交通数量对城市化进程具有负向作用，这点与期望相反，可能的解释原因是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人口密度大，人均公共交通等公共资源不足，从而导致劳动力转移至公共资源更充分的地区。
从(2)列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财政政策支出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对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金融政策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一般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多为城市实力较为强大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而一些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性银行则可以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有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然而，城乡收入差距对城市化率的回归结果不显著，表明城市化率本身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或减小没有显著影响作用。
结果(3)列显示了地区财政政策和金融环境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地区收入水平对财政支出的回归结果为正值，这点与预期相符，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地区收入水平对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回归显著为负值，说明在城市样本层面上，金融机构并没有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可能是由于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进行逐利活动导致的。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公共交通数量对地方收入水平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
结果(4)列为地区农村收入水平与地区财政政策和金融环境的回归结果。财政政策虽然在推动城市化进程方面起到了较大作用，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却不显著，说明样本期内财政政策多倾向于城市的建设发展。农村收入水平与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回归结果为负值，说明在城市样本层面上，金融机构没有有效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可能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活动为农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与较高的工资报酬导致的。
综合而言，基于城市层面的样本，我们得到了一些与其他文献不一样的回归结果。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多倾向于城市建设，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也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倾向于城市建设的政策也同时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对社会稳定具有多方面的不利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可以适当调整财政政策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并没有显示出对推进城市化建设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对地方收入水平具有负向影响作用，且对农村收入水平具有负向影响作用，一方面说明农村经济发展依然难以获得金融机构支持，乡镇企业难以获得金融机构的支持，另一方面说明由于资本的逐利性，金融机构没有支持地方的实体经济，从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金融机构历年来高涨的利润额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金融业可能侵占实体经济的利润。地方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支持是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的资金来源，它们的资金走向及是否有效利用可以对地方经济产生不同的作用效果，在城市化加快及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其作用调整显得更加重要。
5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2003-2012年地区面板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对城市化进程推进效果显著，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财政政策也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并且没有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这与样本期内地方政府多实行城市发展倾向的财政政策导向有关，农村经济获得财政支持少，导致劳动力流向城市。地方经济发展资本另一来源———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则对地方城市化发展没有显著影响作用，并且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抑制作用，同时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对农村收入水平提高具有负向影响，但整体而言地方金融发展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与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运行、侵占实体经济的利润有关。从城市层面讲，为农村经济建设提供资金的两大政策来源都未能充分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劳动力则会被动迁移至城市，农村劳动力数量的降低反之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能够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提高农村收入水平，同时也拉大了收入差距；实际外资使用额能够减小城乡收入差距；人均公共交通数量能够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也提高了农村收入水平。我们还发现城市化进程本身对城乡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在进一步研究中，如何更加准确衡量金融机构对于城市化进程的作用机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从本文的结论出发，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地方政府应当调整财政政策支出结构，提高对农村经济的支持比例。地方政府应当改变先前只注重城市发展建设的目标，在提高经济发展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注重农村地区的建设。地方政府应当统筹地方的财政支出，按照各地的实际情况对农村经济发展做出支持，对于收入水平严重落后的农村地区予以较大财政支持，提高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稳态。地方政府应当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盘活存量资金，提高使用效率，减轻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负担。地方政府应当根据当地“三农”的生产发展特点，制定合理财政支持政策，设立扶持地方“三农”经济发展的专项财政资金，切实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水平差距。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篇7
关键词：河南省；主成分；经济实力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2-0-02
一、引言
河南省土地面积16.7万平方公里，居全国第17位；2010年全省常住人口为94023567人，居全国第二[1]，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2942.68亿元[2]。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得出各市的经济情况，通过分析各城市发展的优劣势及影响因素，进而衡量河南省18个省辖市的综合经济实力[3]。
二、城市综合经济实力的主成分分析
1.指标体系的建立和选取
城市综合经济实力是指城市所拥有的全部实力、潜力及其在国内外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4]。评价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应使用城市经济总量，应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状况、拥有的交通运输能力、现代通讯设施状况、商贸市场水平、对外交流水平、人才状况及社会医疗保障水平等统计指标[5](表1)。
表1：指标体系
2.指标的主成分分析过程及结果
本文利用SpSS软件对上述13个指标进行处理，并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主成分的特征值和贡献率(表2)，同时求得主成份载荷矩阵，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表3)。
表2：主成分提取及其权重
F1的特征值为7.668，方差的贡献率为58.982%，是最重要的影响因子。其在生产总值运总量、进出口总额、邮电业务总量等指标上载荷较大，既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又反映了城市与国外沟通的能力，故将其定为社会、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因子。
F2的特征值为2.125，方差贡献率为16.344%，是次重要的影响因子，它在人均生产总值、邮电业务总量指标上的载荷较大，可将其定为经济实力因子。
F3的特征值为1.213，方差贡献率为9.332%，其主要在社会消费品总额指数指标上载荷较大，可将其定为社会实力因子。
F4的特征值为0.702，方差贡献率为5.401%，它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数、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社区服务设施个数指标上荷载较大，将其定为基础设施因子。
前四个主成分累计方差贡献率为90.059%，其数值变化就可以基本代表上述13个原始变量的变化[5]，确定权重(表2)，最终得出各市的综合经济实力分值及排名(表4)。
表4：各市的综合经济实力分值及排名
三、各城市发展现状及原因分析
根据各城市的综合得分，将河南省的18个市分为四个等级：得分大于1的为第一等级城市，得分在0与1之间的为第二等级城市，其他城市得分均低于0，为第三等级城市。
1.第一等级城市
郑州市的F1得分最高，说明其社会、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最优；F2得分仅次于济源，说明郑州的在人均生产总值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优势较大；F3得分偏低，是由于人口较多，生活质量差别较大导致的；F4的排名处于中间位置，说明郑州市的社会生活水平相对较弱。
因此，郑州应继续保持并加强其区域的核心地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在保持经济发展活力的同时，应注意加强对城市内部进行改造和重组，使社会实力进一步增强，进而提高居民的生活、工作质量，保证城市的繁荣。
2.第二等级城市
洛阳的F4排第一，说明基础设施建设较好；F1、F3排第二，说明经济实力和市民的消费能力较强，经济提高的同时也带动了公路货运能力和对外沟通能力；F2排名中等，说明城镇居民平均收入较低，可支配收入较低。因此，洛阳的发展应进一步拉大城市框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5]，增强经济实力。
安阳的F1、F3排名靠前，说明经济实力较强，运输业发达，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较高；F2、F4排名靠后说明安阳近些年来大力发展经济，忽略了城镇内部的建设。因此，安阳应在加快工业建设的同时，应注意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不断提高综合经济实力。
南阳的F1、F3的排名比较靠前，说明经济实力比较强，交通便利，沟通能力强；F2、F4排名靠后，是因为人口基数大，人均占有资源相对较少。所以，南阳在今后的发展中应保持现有工农业发展优势，注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南阳市的综合经济实力。
平顶山的F4排名靠前，说明基础设施建设较好，居民工资较高，是因为平顶山的交通便利，工业基础雄厚；其它三个主成分排名中游，则说明经济实力有待提高。因此，平顶山市以后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应注意优化工业企业的整体规模。
新乡市F1排名第六，说明经济实力相对较强，这得益于其区位优势和较好的教育资源；其它主成分均排名比较今后活水平较低。所以，新乡市今后应着力发展工业，优化产业升级，提升自身的经济实力。
五个城市均有较强的实力，在河南省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后应重点发挥五市的区域联系沟通功能和经济带动功能，带动整个河南省的发展。
3.第三等级城市
商丘的社会经济水平和社会消费品水平较高，但生活水平和基础设施数目较低；焦作的市民收入、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较高，但社会消费品水平较低；驻马店的市场发展水平较高，但生活水平较低；三门峡的经济实力较差，但生活水平较高；许昌的居民收入水平较高，经济实力和基础设施服务水平较低；开封的经济实力较差，居民生活水平相对较高；济源的生活水平最高，但经济发展较差；信阳的居民收入可观，但城市的整体水平较差；周口和濮阳的居民生活水平处于中游，但城市的其他方面都较差；漯河的人均收入较高，但经济实力较差；鹤壁是综合实力最弱的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较好，其他方面都较差[6]。
该等级城市综合实力较弱的原因有二，一是地理环境上不如其他城市接近郑州，二是城市的原有规模也较小。因此这些城市应密切与其他城市的联系，在良好的宏观区域环境下加快自身经济的发展，同时注意发展各自的城市特色。
四、小结
河南省各城市的综合实力相差较大，实力最强的郑州处于河南省的核心位置，次强的五市起到郑州与其他城市沟通的作用。所以河南省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把城市继续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点和支撑点，以郑州为核心，以第二级城市为支点，加强区域内的分工与协作，促进区域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参考文献：
[1]穆树川.河南省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D].硕士学位论文.开封:河南大学,2010.
[2]贾晶晶.河南省经济发展影响因素分析[D].硕士学位论文.郑州:郑州大学,2010.
[3]张玉双.机遇引资分析评价河南各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a].区域经济,2008(09):14-16.
[4]闫卫阳,王发增,秦耀晨.河南省城市综合实力评价与空间影响力分析[J].河南大学学报,2007:157-161.
[5]张吉献.基于主成份分析法的河南省个城市综合实力评价[J].河南科学,2009,1:115-118.
[6]马凌.河南经济竞争力的比较研究[a].地域研究与开发,2005,6:20-23.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篇8
关键词：城市化 ；经济增长 ；倒U型理论
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城市化水平得到很大提高。目前，城市化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一项重要进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然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城市化问题。很多学者就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以及经济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展开了争论，并形成了多种观点。
20世纪50年代，Kuznets提出了“倒U型假说”，借鉴倒U型曲线理论，很多学者指出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也可能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即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城市化会促进经济增长，当超越了某一临界值后，城市化的进一步扩大反而影响经济增长。受这一观点影响，本文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分析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观察倒U型曲线的临界值，并验证williamson假说和新经济地理学家的理论。
我国城市化发展现状
虽然我国总人口一直持续增长，但人口增长率呈下降趋势。2012年我国人口达到13.5亿，比2011年增加了669万人，而人口增长率仅为0.5%。我国城镇人口一直逐年增加，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达到7.12亿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52.57%，比2011提高了1.3个百分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城市化开始起步阶段，改革开放前城市化进程速度比较缓慢，1977年我国城镇人口比1970年增加了2245万，增长了15.56%，但城市化水平仅提高了0.17个百分点。我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主要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改革开放后1978-1987年，这期间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5.2%，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7.92%提高到25.32%；第二个时间段是1996-2012年，这期间平均每年城镇人口增长4.24%，2012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96年的30.48%上升到52.57%。
从东、中、西部地区来看，2011年我国平均城市化率为51%，东部地区城市化率达到60%，中部地区达到48%，西部地区为42%，东部地区的城市化高于西部地区。同时，城市分布也不均衡，2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地区，50万人口以上2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小城市分布较多。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推导
城市化是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一种集聚现象，但是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能导致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将会对应于一个最优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滞后或过度城市化将阻碍经济发展。本文利用集聚效应和外部成本效应分析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根据生产函数Y=akαL1-α（0<；α<；1），假定最终产品由劳动和中间产品决定，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Y=aL1-α∫u0Xiαdi ； ； ； ； ； ； ； ； ； ； ；（1）
Y表示最终产品，L表示劳动量，Xi表示第i种中间投入，u指城市化规模，城市化产生的集聚效应体现在中间产品上。参考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在《城市化、产业效率与经济增长》一文中的推导公式，可以得到如下包含城市化的生产函数：
（2）
假设城市化水平由u1增加到u2，这时可以表示为：
（3）
当时，Y增加；当<；时，Y减少。即：当u增长程度大于r（u）-α减少程度时，聚集效应大于成本效应，Y会增加；当u增长程度小于r（u）-α减少程度时，聚集效应小于成本效应，Y会减小。
假设r（u）的曲线图如图1所示。
城市化成本r（u）曲线的弹性公式可以表示为：
（4）
当e>；1富有弹性时，>；，由于0<；α<；1，这时从公式中不能得到<；，Y无法判断；当e<；1缺乏弹性时，<；，可以得到>；，Y增加；当e=1单位弹性时，=，可以得到<；，Y增加。
e=1单位弹性时，城市化的增加会促进经济的增长；e<；1缺乏弹性时，城市化的增加也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但e>；1富有弹性时，不能判断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当弹性较小时，城市化进程会促进经济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城市化成本弹性大于1，这时不能判断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需依据城市化水平与成本效应变动幅度大小来判断。
依据假设的成本曲线，城市化成本曲线的弹性开始阶段比较小，然后逐渐增加。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城市化进程引起的外部效应变化比较小；随着经济发展，区域集聚引起的劳动力成本增加、环境破坏等因素导致外部成本不断增加。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化成本弹性较小时，城市化的发展会促进经济增长；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成本价格弹性不断增大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不再起作用，甚至会产生负效应。
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我国1979-2011年27个省市（河北、陕西、浙江、重庆等省市资料缺失）的统计资料，利用倒U型理论分析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其中，经济增长（GR）采用各地区的GDp增长率来表示，城市化水平（URB）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对外开放度（ope）利用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物质资本（K）变量用永续盘存法计算的资本存量增长率表示，人力资本（L）变量采用就业人数增长率来表示，由于人口统计一般采用年末人口，所以采用前一年度的就业人数增长率来表示。资料来源于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中国55年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的统计资料。GR是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包括L、K、ope、URB和URB2。
（二）构建模型
本文在索罗生产函数基础上，构建包括城市化的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5）
i：地区，t：年度，c：常数项，ε：误差项，α1、α2、β1、β2为各变量系数。
对上式URB求导数可以得到如下：
（6）
根据williamson（1965）假说，系数α1将是正值，α2将是负值。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初期，城市化能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但随着经济发展，人口的集中会产生更高的成本费用，从而阻碍经济发展。
URB*i，t=-（α1/2α2）>；0 ； ； ； ； ； ； ；（7）
一个地区的URB大于上述计算的拐点临界值时，城市化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影响；反之，城市化进程将促进经济增长。
（三）结果分析
为减少伪回归，本文利用Hadri检验、Fisher-aDF和Fisher-pp检验方法对各变量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如表1所示。结果显示：在10%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时间序列。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本文选取使用混合最小二乘回归法和固定效应模型。
模型一和模型三结果显示：GDp（-1）（前一年度GDp增长率）、ope、L、K、URB与GR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URB2与GR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即：前一年度的GDp增长率、劳动投入、资本存量的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都能促进经济增长，而过度城市化将阻碍经济的增长。
在模型二和模型四中加入了ope变量，在1%的显著水平下，ope与GR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URB与URB2系数变化较大，URB变量系数比之前的模型结果有所提高，而URB2变量系数降低，这说明初期的对外开放影响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随着城市化的提高，对外贸易也会瓦解空间集聚，与城市化进程呈现反方向作用。这也就验证了Krugmanandelizondo等地理经济学家的假说。
K和L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都是正相关关系，但从结果来看，K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在所有模型中URB变量都是正值，URB2变量系数是负值，且都在5%的显著水平内有意义。这说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会促进经济增长，而过度城市化会降低经济增长率，验证了williamson假说。根据模型一和模型三的结果，假设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城市化水平每增加一单位，经济增长率将提高0.05和0.03个百分点。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和式（7）可以计算出拐点临界值，模型一的临界值是0.59，模型二是0.53，临界值因不同的模型和测量方法而出现差异。综合本文实证分析结果，基于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城市化水平在接近60%时达到拐点临界值。
结论
近年来，关于我国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是否相适应、是否存在“过度城市化”，学术界一直存在很大争论。本文利用我国各省市的统计数据分析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总人口虽然一直持续增长，但人口增长率呈下降趋势。城镇人口一直在逐年增加，城镇人口增长率高于总人口增长率，城市化水平逐年提高，并且呈现加速趋势。第二，实证结果验证了williamson假说，早期阶段城市化空间集聚能促进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在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后，城市化对经济发展呈现负效应。根据面板数据模型一和模型三的分析结果，假设其他影响因素不变，初期城市化水平每增加一单位，将提高经济增长率0.058和0.03个百分点。倒U型曲线的拐点临界值会因模型和测量方法的不同而出现差异，根据本文四个模型的估测结果，基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在60%左右时将达到倒U型曲线的拐点临界值。第三，对外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正相关关系，说明对外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实证验证了Krugmanandelizondo等地理经济学家的假说，初期对外开放影响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随着城市化的提高，对外贸易会瓦解空间集聚，促进城市地区的发展，对外贸易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转变为反方向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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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篇9
[关键词]城市化 进程 淮南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549(2010)05－0090－03
关于城市化的概念争论较多，在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有不同的定义，总的说来，人口学强调城市化即人口城市化，经济学强调城市化即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化，地理学强调经济要素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和集中，社会学强调人的生活方式的城市化。
对城市化水平测算的单指标方法通常采用非农业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表示城市化率。这种方式简单易行，但是，城市化过程不仅仅是人口的城市化过程，还应包括经济、生活、城建等多方面的城市化，所以，仅仅采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市化水平容易导致测度的不准确。本文采用多指标方法对淮南市1990年以来的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分析。通常认为，城市化水平指标应包括人口指标、经济指标、城镇建设指标和人民生活指标等多个指标，这些指标可以进一步细分构成一个指标集合。本文共选用了13个小类指标(见图表1)构成原始指标集，通过均方差方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采用线性加权法作为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指数。
一、数据采集
本文涉及1990年到2007年(1992年数据难以整理)淮南市人口、经济、城镇建设和人民生活等方面13个指标，数据根据历年《淮南年鉴》、《安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整理。
根据1990年以来不同年份淮南市人口城市化率及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的变化情况，可将淮南市城市化历程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突发发展阶段(1990年－1995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g0年代前五年，淮南市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三倍，经济增长的同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此阶段，淮南市城市化水平增长较快。特别是90年代初的淮河流域大洪水，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影响，但第二、三产业快速增长，消除了农业发展退步的影响。
第二阶段：稳步调整阶段(1995年－1999年)。90年代中期后，淮南市工业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破产数量激增，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从57.4％直线下滑到9g年的50.4％，受工业发展缓慢的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缓慢，在此阶段，淮南市城市化进程放缓。
第三阶段：加速发展阶段(2000年-2003年)。2000年以后，淮南市地区生产总值保持了年均10％的增长速度，工业得到恢复，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从85.2％增长到89.6％，受此影响城市化率也随之快速增长。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篇10
关键词：临空经济；会展业；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F27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15）09-0101-02
1研究背景概述
会展业集商品展示交易、经济技术合作、科学文化交流于一体，兼具信息咨询、招商引资、交通运输、商务旅游等多种功能的新兴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大力发展会展业，对完善城市服务功能，提升城市形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城市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2013年3月国务院批复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成为中国首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临空经济发展先行区之后，临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已然成为了引导和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临空经济不仅对区域经济，产业选择与产业空间布局有调整与优化作用，而且可以带动一个城市会展业的变化与发展。未来城市会展业应建立以空港为核心，会展业与临空产业相互关联和依存的协同发展互动关系，全面推动城市会展产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临空经济是指以航空运输（人流、物流）为指向的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将形成具有自我增强机制的聚集效应，不断引致周边产业的调整与趋同，这些产业在机场周边形成的经济发展走廊、临空型制造业产业集群以及各类与航空运输相关的产业的集群，进而形成以临空指向产业为主导、多种产业有机关联的独特经济发展模式，是以航空货流和商务人流为支撑的经济。临空经济是一个多层次的圈层结构，临空经济区大多集中在空港周围6～20km范围内，或在空港交通走廊沿线15min车程范围内。
2临空经济背景下城市会展业协同发展现状
会展业实力及发展水平与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和规模及其发展水平相对应。临空经济是航空枢纽巨大辐射力的产物，也是国家和城市经济生活中产业形态演变和运输方式变革的共同产物。与临空经济一样，对航空等便利的交通条件的共性依赖同样是城市发展会展业的必备因素。除此之外，临空经济下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还可以向会展业提供更多有利资源，服务于城市会展业。
从目前的临空经济与会展业协同发展路径来看，会展业已经成为临空经济区内的产业类型之一，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探索临空经济区发展模式，虽然还未有较完整和成熟的理论体系，但已经意识到临空经济可以加速以会展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要素和资源在区域内的流动和利用，因此在临空经济区内发展会展业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2.1国外发达国家会展业发展现状
会展业实力及发展水平与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和规模及其发展水平相对应。发达国家会展业起步较早，凭借优势在会展业中处于主导地位，并向世界各地扩张。
综合来看，发达国家较发展中国家城市会展业实力较强。国外临空经济发展较早，也为会展业的发展提供了平台和契机，无论是美国孟菲斯、德国法兰克福还是韩国仁川，这些伴随着较为成熟的临空经济发展的会展城市，临空经济与会展经济产生协同发展态势。为提升机场酒店在miCe行业中的竞争优势，不少国际机场酒店也开始进行改造，美国一些会展城市已经设有或正在规划中，如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兰伯特圣路易国际机场等开设了机场会议室。
2.2国内会展业发展现状
发展中国家临空经济起步较晚，大多处于发展初期。目前中国的会展业已经形成以北上广、京津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的群聚效应会展经济带。这些聚集在会展经济带中的部分城市同时拥有依托于空港所在城市与区域的临空经济。
2.2.1北京临空经济区与城市会展业
北京临空经济区已初步形成了以首都机场为依托的7大功能组团和机场周边重点镇为平台，航空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共同推动，物流、会展等生产业快速发展，主导产业突出、产业集聚明显的高端产业功能区。在机场西侧有以会展业为主的空港经济开发区与新国际展览中心。新国展、花博会及周边区域内规划建设的顺义国展产业园已被北京市政府确定为以会展为特征的、规模最大的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交通便捷，到达市区只需15min路程。新国展建成投入使用填补了北京市10万m2以上展馆的空白，成为北京会展业发展的新动力，促进北京会展业新发展。
2.2.2青岛临空经济区与城市会展业
《青岛市空港及临空经济区发展规划》中指出，规划将与机场客流、货流密切相关的跑道、航站楼、停机坪、货运站、现代物流、机务维修、空港商务服务设施布置在机场核心区内，将与机场直接有关的aBD、会展、休闲旅游、金融商业等临空经济（产业）布置在机场3～5km的范围内，其他间接与机场有关的会议、休闲、旅游等设施整体呈圈层式分布，也将会展业作为机场周边临空经济发展空间规划布局之一。
3临空经济背景下城市会展业协同发展的阻碍因素
3.1政府职能未落实，法律法规不健全
会展业和临空经济的概念在我国提出相对发达国家而言较晚，虽然初具雏形，但依然处于开发和完善阶段。临空经济和城市会展业的发展还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职能未充分体现，体现在政府引导不足、扶持力度不够、法律法规不完善等方面。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格局也造就了不同城市的临空经济和会展业发展水平不同。虽然政府已经在努力调整城市和区域间的资源分配问题，但依然未得到很好解决。另外，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工程，造成了会展资源的浪费。
3.2临空经济区域发展水平差异过大
目前中国会展业的发展受到中国经济格局影响，会展业已经形成以北上广、京津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的群聚效应会展经济带，这些处于会展经济带上的城市大多是属于经济发展较好，资源较多的大城市、东部城市或是沿海城市。但是，对于未处于会展经济带或会展业发展相对劣势的城市而言，发展机遇和资源占有份额上是不对等的，这就导致经济发展较好，资源较多的大城市、东部城市或是沿海城市的临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集群效应、城市会展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相反，对于拥有中等经济发展水平或资源受限的城市而言，临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集群效应、城市会展业发展水平也相对较差。因此，城市经济水平和产业格局分配不同，临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城市会展业发展规模差异较大。
3.3临空经济发展与会展业缺乏有效衔接
目前，虽然部分城市已经意识到在临空经济背景下发展城市会展业，但执行效果欠佳。在发展过程中，依然未将城市会展业与临空经济有效结合，使得临空经济未能给会展业带来其方便快捷的交流平台，会展业也未能够发挥其产业集群效应。以郑州航空港区为例，在批复之前，郑州机场在郑州以西，会展中心在郑州东区CBD，临空经济区域与会展业务横跨郑州市区，两者衔接难度较大，如何依赖航空港区资源发展郑州城市会展业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4临空经济背景下城市会展业发展路径的优化策略
基于对目前临空经济背景下城市会展业发展现状的分析，要想实现临空经济与我国城市会展的协同发展，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4.1加强政府统筹规划职能，健全政策保障
在各地兴建临空经济区的高涨态势下，政府作为主导角色，要积极引导临空经济产业集群下发展会展产业。政府是城市会展业发展的后方保障，其发展需要政府搭建良好的发展平台，政府要结合城市经济特征，尤其对中西部城市会展业加大扶持力度，减小城市间资源不平等等现状。积极引导和做好临空经济区的初始规划，寻找和构建临空主产业链是临空经济区规划的核心内容。政府要明确城市会展经济发展思路，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职能，建立健全相匹配的会展业整体协调、统筹的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树立临空经济与城市会展业协同发展理念，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规范产业经济活动，在会展项目审批以及财税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加大对会展业的支持力度，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从政府政策层面上切实保障会展业的良性运行和发展。
4.2合理利用临空经济区产业布局，规划会展业发展
当前中国城市临空经济发展迅速，潜力巨大，在机遇和挑战并存下临空经济发展也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产业布局不合理、管理复杂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临空经济区的发展水平都相同，吸引的产业集群效应都相同，这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判断一个临空经济区是否成功的关键在于看是否形成了一条高效的产业链条。因此，是否高效的产业链条对于城市会展业在临空经济区的介入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临空经济区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向对城市会展业的发展有指导作用，会展业在借助临空经济区发展自身或在临空区域内建设场馆等基础设施的时候，需要根据临空经济区的产业布局，地方经济条件、城市定位以及地方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综合和衡量与临空经济的协同发展，整合有利于城市会展业发展的临空区域产业资源，因地制宜的定位发展方向和会展规模。并在临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适时对城市会展业发展战略做相应的调整。
4.3共享优质资源，发挥互动共赢效应
临空经济日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新型区域经济体系，在区域经济格局中地位突出，汇聚巨大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商品流、人才流等优势资源。随全球经济一体化化的深入和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降低成本成为任何产业的竞争优势。因此，在目前经济发展新形势下，要求临空经济和城市会展经济发生融合，共享和合理配置优质资源，优势互补，产生共赢效应，共促城市经济发展局面。
5结语
总之，在城市会展业借助临空经济选择发展路径过程中，以临空经济为依托，发展与产业集群相匹配的会展业，充分利用临空经济集群的带动作用，共享优势资源，优化整个产业链，吸引更多同类相关企业和行业，产生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发挥产业集群效应，并因地制宜建设不同临空经济下具有不同特色的城市会展业，不断探索二者的协同发展路径，共促中国会展经济的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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