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公司资产证券化篇1
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统计，截至2015年第2季度末，全国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达15.87万亿元，自此跨入了“15万亿元时代”，比2015年第1季度末环比增长10.13%，比2014年第2季度末同比增长27.16%，信托行业总体发展趋势稳中向好。但我国信托业持续发展的背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一，我国信托行业核心业务模糊，缺乏像银行、券商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核心业务，虽然信托业投资领域涉及面广，但是“全而不精”，没有发挥自身专业化的优势，只能提供通道服务，报酬率低。第二，信托产品滞后的流动性一直是信托发展的羁绊，信托产品二级市场发展缓慢，虽然法律层面规定受益权可以转让，但具体落实层面缺乏明文规定，可操作性差。第三，信用体系的薄弱给信托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到期兑付风险、管理风险、道德风险束缚了信托的长足发展。第四，来自银行、券商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日益激烈，严重挤压了信托的盈利空间。资产证券化是一种新型的融资方式，它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盘活存量资金、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资产证券化凭借着其强大的创新能力为各类金融机构提供了大量的业务拓展机会和发展转型契机。2005年我国正式开始进行资产证券化试点，金融机构纷纷借助资产证券化实现发展转型，但主要集中在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参与度不高。资产证券化具有风险隔离和资产独立的特征，对安全性有极高的要求，而在信托制度下，信托财产具有资产隔离特征，这和资产证券化资产独立制度十分契合，信托公司应该抓住资产证券化发展机遇，实现自身转型升级。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资产证券化条件下信托业的发展机遇和对策尚未有系统性的研究，但对资产证券化的运用和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业务开展的策略研究已经十分成熟，信托公司可以借鉴资产证券化运用的普遍性策略和商业银行的经验，并利用自身“资产隔离”特征的天然优势，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关于资产证券化的运用研究，胡威认为，资产证券化是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是一种新型金融形式，他将资产证券化整个过程分为五部分，并阐述了资产证券化对企业、金融机构、市场各交易方产生的经济效益，包括使企业获得一种新型的融资方式，把金融机构的风险转移给投资者，加快了市场上货币流动速度。[1]郭朝晖指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加深了政府对资产证券化的认识，也让金融机构重新审视资产证券化，通过分析爆发的原因，得出资产证券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为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开展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分别从证券化监管、资金池、信用评级三个方面给出了建议。[2]Zoltanpozsar把资产证券化定义为“发起—分销”模式，认为传统的“发起—持有”模式加大了金融机构风险敞口，导致风险过于集中，而资产证券化“发起—分销”模式把风险向投资者进行分摊，系统性风险大大降低。[3]学术界对资产证券化条件下商业银行对策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陆岷峰分析了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特征，并针对资产证券化业务开展过程中存在的标的资产质量不高、市场不成熟、相关人才匮乏、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分别从法律法规、标的资产、信用增级、人才培养方面给出了对策。[4]秦建文指出资产证券化为金融机构业务创新提供可能，但其实施过程中有诸多困难。因此资产证券化应选择具有稳定现金流的资产，产品设计要充分考虑类型、期限、利率、信用级别等因素。[5]张心泓指出，资产证券化具有增加盈利能力、增强流动性、转移和分散风险的作用，并从风险控制的角度给出了建议，通过完善风险控制机制、构建科学信用评级体系、完善法律法规、培养专业人才来开辟新的发展渠道。[6]盖永光认为，信托模式可以很好地解决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资产隔离问题，通过分析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研究资产证券化开展的可能性，并就信托模式运用下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开展提出对策，提高基础资产质量、分优先级和次级进行信托产品出售，增强信用评级，提升管理服务人水平，选择合格投资对象。[7]Kaniadakis认为，英国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是资产证券化重要的创新形式，丰富了资产证券化的内涵，商业银行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时，要注重证券化发起人、产品设计、信用增级、合格投资者等环节的风险把控。[8]综观上述国内外研究可知，资产证券化条件下商业银行对策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但对于信托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的路径选择研究却鲜有涉及，对其研究停留在框架层面，没有提出具体的对策，对于信托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也缺乏专门性和系统性的分析研究。本文的创新点就在于此，提出了信托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的具体对策，并前瞻性地将互联网思维嵌入到资产证券化业务开展过程中。
三、资产证券化是信托业实现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一）我国信托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1.核心竞争力不强
我国信托行业的盈利模式比较传统，主要依靠融资性项目带来的报酬收入，报酬率低。长期以来，信托公司一直想打造“金融超市”，实现金融业务的全覆盖，但效果差强人意，面对银行、券商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往往处于下风，没有形成自己核心业务优势，竞争力不强。
2.信托产品流动性差
由于缺乏信托公司及产品评级体系，缺乏统一的信托登记制度，尚未形成专门的流动转让管理办法，产品没有标准化，缺乏信托产品流通的交易市场等，信托产品流动性滞后严重阻碍了信托业的长足发展。目前，我国信托类产品二级市场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具体的转让方式、场所、手续并没有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信托产品的转让只能局限于信托公司内部的撮合。
3.信用体系薄弱
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影响了信托行业的发展。信托业务中信用风险具体体现在：信托计划开始前，为了骗取资金，用资方提供虚假材料；信托计划进行中实际用资方可能会脱离合同约定使用资金；信托计划兑付时，资金使用方可能不按照合同规定支付报酬和收益。信用风险给委托人和受益人带来了极大损失，限制了信托的发展，而且，由于失信导致投资者没有足够的安全感，对信托的投资热情下降，也阻碍了信托的发展。
4.竞争日益激烈
近些年，我国信托行业普遍实行综合化发展战略，极力打造一个多元化、跨市场、多手段的全能型“金融超市”模式。但由于相关政策、从业人员的素质、信托自身的发展程度的限制，当信托公司面对来自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互联网金融的竞争时，均无业务竞争优势。银行凭借长期以来形成强大的客户群体，在信贷领域有着明显的优势；在投行业务上，虽然法律规定信托公司可以开展企业重组并购等业务，但相对于证券公司，其在专业化程度方面存在较大差距；长期以来，信托依靠高收益来吸引投资者，但互联网金融一大特征就是高收益，根据网贷之家统计数据，2015年9月网贷行业综合收益率达12.63%，在此情况下，信托公司高收益优势正在逐步丧失，面临严峻竞争局面。
（二）资产证券化为信托业转型升级带来的机遇
1.升级经营模式
信托公司传统的经营方式是设立信托计划，募集资金，连接投资者和资金需求方，通过提供资金通道赚取手续费，具体利润以服务费为主。而资产证券化“发起—分销”模式提供的二级市场，使得信托公司可以开展融资性批发业务，同时依靠资产方和负债方获取流动性。信托公司有破产隔离机制的天然优势，资产证券化使流动差的资产转变成高流动性资产，获取的“流动性”就进入了资产方，拓宽信托公司获取流动性的渠道。
2.拓宽盈利渠道
长期以来，我国信托行业依靠融资类信托中的项目融资获取收益，但近几年，融资类信托占比不断下降，这种盈利模式欠缺多元化且不可持续，容易产生系统性风险。“发起—分销”模式是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核心环节，这一模式分散了风险，将风险转移给投资者，也使得信托公司资产期限更加多元化，在资金撮合中起着“中转站”的作用，即信托公司有更多的能力去创造“流动性”，赚取利差收入。
3.增强流动性
产品流动性一直是信托公司发展的羁绊，并且近几年信托行业的不良资产也在逐年增加，长期积压会导致经营风险，而资产证券化可以盘活存量资金。信托公司可以将流动性差、期限长的债权打包进行重组，将缺乏流动性的资产变成高流动性资产，并且可以提前收回本金，投入到高流动性的领域，提高资产的流动性，降低系统性风险。
4.分散风险
信托公司传统的盈利模式是先找到好的项目，有稳定的还款来源，然后设立信托计划，募集资金供用资方使用，但是，当一个项目出现问题，会爆发局部性的系统性风险。而通过资产证券化，信托公司可以将风险转移给投资者，降低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资产证券化将呆滞资产打包处理，盘活了存量资金，同时把呆滞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剥离，提高了信托公司运营的稳定性。
（三）信托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分析
1.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又称违约风险，指债务人到期无法还本付息的风险。由于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尚不成熟，资产证券化业务参与各方信息不对称，对融资项目的了解不够深入，缺乏风险识别能力，容易产生道德风险，资金需求方很容易利用虚假材料骗取资金，导致投资者权益受损，不利于证券化业务的开展。
2.利率风险
市场的利率是不断变化的，市场利率的上升会导致投资者的收益减少，降低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同时，利率的上升会使得社会闲散资金流向商业银行等其他储蓄机构，分流了社会资金，导致潜在客户变少，所以证券化产品的利率是吸收投资者投资兴趣的关键。
3.经营风险
在信托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初期，为了吸引投资者往往将具有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打包进行销售，这虽然增加了流动性，但会导致呆滞资产的积压，长期来看会形成经营风险。此外，信托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经验匮乏，专业性和娴熟度较差，业务开展过程中难免出现问题，导致经营风险。
四、资产证券化条件下我国信托业的发展对策
（一）信托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的总体思路
首先，发起人将打包资产出售给信托公司；第二步，信托公司将资产进行证券化操作；第三步，对证券化产品进行信用增级；第四步，由专业机构进行信用评级工作；第五步，证券化产品的销售。
（二）信托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的对策
1.选择优质基础资产
开展资产证券化的首先步骤是基础资产的选择。资产对象的优劣也决定了信托公司信用风险的程度，为了降低信用风险，证券化的资产必须具有稳定持续的现金流和稳定的还款保障，需要综合多方面因素进行标的资产的选择，这些因素主要包括资产未来现金流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还款来源的稳定性、资产的损失可能和违约率，以及获得这些信息的难易程度。根据我国当前的法律法规和金融环境，信托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可选择的基础资产有融资租赁、合同、租约、企业应收账款、贷款债权、银行不良贷款等。
2.灵活设计资产证券化产品
信托公司设计证券化产品时，应考虑标的资产的特性，对不同类型的资产进行差异化设计。首先要考虑产品利率，市场利率是波动的，如果采取固定利率，将会面临市场利率风险，不利于业务的开展，为了降低利率风险，应在无风险利率基础上，加上一定的风险溢价，具体溢价根据市场状况而定；其次要看产品类型，我国信托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时间短，由于投资者对产品的了解不够深入，很难接受过于复杂的金融产品，初期应设计相对简单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等到投资者了解并接受证券化产品后再进行复杂的证券化产品布局。最后要考虑发行期限，当前，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导致人们对投资产品的期限要求更加多样化，信托公司应设计更加灵活多变的产品，满足不同投资者对于投资期限的要求。
3.完善信用评级体系
目前，我国缺乏完善的证券化产品信用评级体系，没有统一的信用评级标准，这会影响证券化产品的信用级别，阻碍信托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开展。首先，应对优先级证券进行担保偿付，次级证券通过自己认购提供担保，通过差异性的担保措施增强优先级证券的信用级别。第二，通过和国外先进评级机构合作，或者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在本土设立高水平的信用评级机构，提高对证券化产品信用评级的权威性。第三，建立完善的信用评级制度，由于评价标准的差异，对同一产品会导致不同的评级，应通过一家或几家权威的国外评级机构来增加信用评级的可信性。第四，要提高证券化产品的信息透明度，让投资者充分了解产品的结构和风险，形成对证券化资产的约束，提高安全性。
4.规范资产证券化实施环境
良好的环境是信托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前提，为使信托公司能够顺利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必须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体系。一是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监管，贯彻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二是尽快完善有关法律法规，明确资产支持证券原债权人和新债权人的权利义务，明确资产支持证券的购买及持有比例。三是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管理，从资产信用评级各个环节把控证券化资产的质量关。四是进一步推进我国信托行业的自身改革进程，增强信托公司的经营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加快向现代信托公司转轨进程。信托公司具有“资产隔离”的天然优势，加速其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增强其活力，提高其素质，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企业通过资产证券化进行融资的基础。
5.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
我国信托行业资产证券化业务刚刚起步，对高质量、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十分迫切，亟需人才驱动信托业创新发展。第一，坚持“引进来”战略，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经验丰富，人才储备充足，通过人才流动的方式可以改善信托公司资产证券化人才匮乏的局面；另一方面，国外资产证券化业务开展较早，形成了充足的人才储备，信托公司可以高薪聘请国外具有会计、金融、法律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提高从业水平。第二，坚持“走出去”战略，“引进来”战略往往会产生较高的适应成本，且引进来的人才难以适应信托公司新体系，所以信托公司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通过将内部人才送到国外高校研究机构进行培训，或者送到国外具有丰富资产证券化经验的金融机构进行学习锻炼，提高其专业和从业技能，只有通过“外引内训”不断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才能培养出信托公司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6.运用互联网思维创新销售方式
在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各行各业纷纷借助互联网创新营销模式，实现线下销售向线上销售的转变。我国信托行业互联网运用程度远低于银行、保险等其他金融机构，它的兴起为信托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提供了途径。一方面，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共享性，投资者对于证券化产品的了解会更加深入，产品的信息透明度大大增加会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另一方面，信托公司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产品的销售可以降低信托公司的经营成本。信托公司可以自建平台盘活资金，或者与互联网公司合作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信托业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重要金融形式，信托行业在整个金融行业中作用越来越大。当前，我国信托发展过程中遇到诸多问题，核心业务缺乏、产品流动性差、竞争激烈等一系列问题突出，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出路。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其发展已经相当成熟，为我国信托业开展资产证券化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其开展也存在潜在的风险。面对资产证券化的浪潮，信托公司必须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选择优质资产进行产品设计，应对可能出现的信用风险、经营风险、利率风险，在产品设计后，通过信用增强保障投资者利益，完善资产证券化实施环境。借助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浪潮，信托公司可以把互联网思维嵌入到资产证券化整个业务流程中，创新销售模式。
（二）建议
第一，加强投资者教育，证券化产品由于其复杂性很难被投资者接受，信托公司应通过现场培训、网上宣传等方式不断提高投资者对证券化产品的了解，逐步培养合格的投资者。第二，加快信托资产证券化产品二级市场建设，为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流通扫除障碍，盘活存量资金，提高证券化产品的流动性。第三，信托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时，可以通过自建互联网金融平台或者与互联网公司合作，打通线上销售渠道，拓展证券化业务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胡威.资产证券化的运行机理及其经济效应[J].浙江金融,2012，（1）：62-66.
[2]郭朝晖，周虹.基于美国次贷危机视角的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J].特区经济，2008，（12）：107-108.
[4]陆岷峰，张玉洁.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的风险特征与管理对策[J].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10，（3）：7-10.
[5]秦建文，黄嘉.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发展研究[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33-37.
[6]张心泓.契机与风险并存———资产证券化对商业银行是一把双刃剑[J].会计之友，2011，（20）：104-105.
信托公司资产证券化篇2
特殊目的机构SpV是资产证券化的中心环节，而SpV能否发挥应有作用，关键在于选择适当的法律形式。本文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资产证券化和SpV的基本概念出发，指出构建SpV法律形态在我国的迫切性；第二部分对SpV的基本法律形态及在中国的情况做了一个综合论述；第三部分对我国SpV法律形态的选择做了一个分析，并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特殊目的机构法律形态
作为结构融资中构思精巧的金融工具，资产证券化是近三十年来金融市场上最重要、最具有生命力的创新之一。它的主要优势在于能够使银行通过严密的制度设计，将风险转嫁给愿意承担风险的人，将缺乏流动性的资产转变成流动性资产，再次获得资本，发放新的贷款。由于资产证券化能够增加信贷供给的效用，对于发展我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和长期消费信贷市场、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等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并且已经有了数个成功的证券化案例。但在这些案例中，发起人都是在境外设立特殊目的机构，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现行的法律制度未能对特殊目的机构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特殊目的机构SpV（SpecialpurposeVehicle）在资产证券化运作中处于一个核心的地位，而SpV能否有效的发挥其作用，关键在于选择适当的法律形式。SpV法律形式的选择是证券化基础环节——破产隔离机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指出了SpV的法律形式的确定已成为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的当务之急，然后把笔墨主要集中在SpV的法律形式研究上，分析了各种法律形式的概况及在中国法环境下的状况，最后就法律形式的选择作了一番论述。
一、SpV法律形态的确定是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当务之急
资产证券化（assetBackedSecuritization）是20世纪70年代从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融资方式。虽然对资产证券化的讨论可以在许多金融和法律的文献中发现，但是至今资产证券化还没有一个确定的法律含义。目前国内学者使用较广泛的定义是：资产证券化是把缺乏流动性，但具有未来现金流的应收帐款等资产汇集起来，通过结构性重组，将其转变成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出售和流通的证券，据以融通资金的过程。笔者认为资产证券化是债权凭证的出售，该债权凭证代表一种独立的有收入流的财产或财产集合的所有利益，这种交易被架构成减少或重新分配在拥有或出借这些基本财产时的风险，以及确保这些财产更加市场化，从而比仅仅拥有这些基本财产的所有权利益或债权有更多的流动性。
资产证券化运行机制中最核心的设计是其风险隔离机制，而风险隔离机制最具有典型的设计是设立一个特殊目的机构SpV（SpecialpurposeVehicle）。SpV是一个专门为实现资产证券化而设立的信用级别较高的机构，它在资产证券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的基本操作流程就是从资产原始权益人（即发起人）处购买证券化资产，以自身名义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再将所募集到的资金用于偿还购买发起人基础资产的价款。对于它的作用，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SpV不仅通过一系列专业手段降低了证券化的成本，解决了融资困难的问题，关键的是通过风险隔离降低了证券交易中的风险。
SpV在资产证券化运作中处于一个核心的地位，而SpV能否有效的发挥其作用，关键在于根据资产证券化实施国家的法律体系、税收制度、会计制度及证券市场发育程度等因素选择适当的法律形式。因此，笔者认为，SpV法律形式的选择是证券化基础环节——破产隔离机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我国已经开始了资产证券化方面的尝试，并且已经有了数个成功的证券化案例。但在这些案例中，发起人都是在境外设立特殊目的机构，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现行的法律制度未能对特殊目的机构的法律形式有明确规定。如何通过法律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SpV法律形式，就成为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的当务之急。
二、SpV的各种法律形态研究
参照各国的资产证券化实践和相关立法，SpV的法律形态主要有信托、公司、有限合伙三种。
（一）信托形式
1、信托形式特殊目的机构的概况
信托是一种起源于英美的制度设计，其基本含义是“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进行个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从信托法上来看，信托主要有以下这些特征：（1）信托是为他人管理、处分财产的一种法律安排；（2）是委托人向受托人转移财产权或财产处分权，受托人成为名义上的所有人；（3）受托人是对外唯一有权管理、处分信托财产权的人；（4）受托人的任务的执行、权利的行使受受托目的的拘束，必须为了收益人的利益行事（而不是受委托人和受益人的控制）。从其运行机制上来看，应当遵循两个最基本的法律原则：一是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和利益分离。即信托一旦成立，委托人转移给受托人的财产就成为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受托人取得，但信托财产本身及其产生的任何收益不能由受托人取得而只能由收益人享有。二是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即在法律上，信托财产与委托人、受托人及收益人三方自有财产相分离，运作上必须独立加以管理，而且免于委托人、受托人及收益人三方债权人的追索。
以信托形式建立的SpV被称为特殊目的信托（Spt，specialpurposetrust），其在英美法中归属于普通法上的商业信托（businesstrust），这种信托运行机制是由发起人将证券化资产转让给Spt成立信托关系后，由Spt向发起人发行代表政权化资产享有权利的信托受益证书，然后由发起人将受益证书出售给投资者。在资产证券化操作中的信托关系表现为：发起人是委托人；Spt是受托人，通常是经核准有资格经营信托业务的银行、信托机构等营业组织；信托财产为证券化资产组合；受益人则为受益证书的持有人。
2、我国情况分析
截止1995年3，全国具有法人资格的信托机构达392家，总资产达6000多亿元，大概占全部金融资产的百分之十。信托业的发展弥补了我国传统单一银行信用的不足，为利用社会闲散资金，引进外资，拓展投资渠道，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途径。由于历史的原因，信托投资公司熟悉贷款业务，与银行保持良好的关系；从事证券承销业务，对政券时常比较熟悉。某些由地方财政、政府职能部门、银行全资设立的信托投资公司有一定的官方身份，对于政策性较强的不良资产、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有着独特的意义。同时，我国政府自1998年对信托业开展整顿以来，信托投资公司进行了大规模的关停并转，保留下来的少量信托投资公司，大多由地方财政控制，资本金充足，资金结构合理，资信比较高，特别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还在国际金融市场有一定的影响，在国外发行过很多证券，是我国最早引进外资的窗口。因此某些信托投资公司有条件成为资产证券化试点。
但笔者认为，在我国采取信托形式的特殊目的机构还会遇到以下问题：首先，我国于2001年颁布了《信托法》，该法将信托定义为：“委托人基于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托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进行管理和处分的行为。”《信托法》并未承认受托人对受托财产的法定所有权，这显然受到大陆法系“一物一权”的影响，这对于强调与发起人破产隔离的特殊目的机构而言，是难以接受的。其次是债权可否作为信托财产，《信托法对此并无明文规定，《商业银行法》也没有规定商业银行是否可以通过发行抵押证券（债券）的形式出售贷款，筹集资金。这就使我国商业银行进行资产证券化过程受到商业银行法律制度的约束。
再次，2002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9条规定：“信托投资公司不得发行债券，也不得举借外债。”这就从经营范围中限制了信托公司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而特殊目的机构的核心业务就是发行证券并偿付证券本息。由此看来，依照我国现行法律，特殊目的机构难以采取信托形式。
（二）公司形式
1、公司形式特殊目的机构的概况
在英美法系中，公司是指由法律赋予其存在，并与发起人、董事和股东截然分开的法人团体，公司可分为营利为目的的商事公司和发展慈善、宗教、教育等事业的非营利公司。作为特殊目的机构的公司只能是商事公司。以美国为例，公司的形式主要包括普通公司、S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等。
普通公司从税收角度看，必须按联邦所得税法C章的规定缴纳所得税，所以普通公司也被称为“C公司”。评级机构要求C公司作为特殊目的公司时应满足以下条件：公司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在特殊目的公司进行提交破产申请、解体、清算、合并、兼并、出售公司大量资产、修改公司章程等重大活动时，必须得到包括独立董事在内的所有董事的一致同意；特殊目的公司不能被合并。
S公司是指那些选用联邦所得税法S章的规定，以避免以实体身份缴纳联邦所得税的公司。S公司本身受若干规章和条件的限制，如股东数目不得超过35人，股东不得是公司和非本国国籍的非居民等，这就限制了S公司成为特殊目的公司的可能。
有限责任公司以某些特殊的形式经营，它在责任方面像普通公司，在税收方面又像S公司。评级机构要求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特殊目的公司应满足下列条件：有限责任公司至少有一名股东是破产隔离的主体，通常为特殊目的公司；特殊目的公司在进行提交破产申请、解体、清算、合并、兼并、出售大量公司资产、改组公司组建文件时必须得到包括公司独立董事在内的董事的一致同意；有限责任公司不能被合并；一般要求税收意见书，以确认有限责任公司是以合伙而不是以公司的身份纳税；在税法许可的条件下，组建文件应该规定，在某一古董资不抵债时，只要其余股东的大多数同意，有限责任公司就会继续存在。如果其他股东不同意有限责任公司继续存在，则组建文件必须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只有在获得评级证券持有者的同意后，才能对抵押品进行清算。
2、我国情况分析
大陆法系的公司分为五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无限责任公司、两合公司和股份两合公司。我国《公司法》只承认前两种形式。我国的有限责任公司指由不超过一定人数（50人以下）的股东出资组成，每个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为限对其债权人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我国对有限责任公司的立法较完善，特殊目的机构可采用此形式。这里有几种情况可作详细分析。
一种情况是国有独资公司。如美国有政府国民抵押协会、联邦国民抵押协会、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香港有按揭证券公司。这些做法可以借鉴。我们也可以设立一个由政府支持的国有独资公司，其经营业务为购买商业银行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其首笔注册资金由政府拨专项资金投入，其后可以发行公司债券以募集资金，所募资金专门用于购买住房抵押贷款。这种模式应以《公司法》中有关国有独资公司的规定为依据，依照《公司法》，国有独资公司也有发行公司债券的资格。因此，此模式很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基本上不存在法律障碍。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为借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化解金融风险，推进国企改革，我国在1999年分别成立了中国信达、长城、东方、华融四家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是国务院下属的国有独资金融企业，他们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中分离出来，又独立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其100亿元资本金全部由财政部。有人认为可以将现在的四大国有投资公司直接作为特殊目的机构，其实这是对特殊目的机构法律性质的误解，二者并不具有兼容性。主要体现在：（1）从设立目的看，资产管理公司是为了化解各国有专业银行的信贷风险，该信贷风险主要表现为不良信贷资产所产生的信用风险；而特殊目的机构将原始权益人不具有流动性的资产以证券的形式发行，转化为现金，盘活原始权益人的资金，实现资本的充足率。（2）从发行证券项下资产的性质看，资产管理公司发行的证券是以其自身整体资产和信用做担保；而特殊目的机构所发行的住房抵押债券则是以特定化的所谓的证券化资产做担保（支撑）。（3）从存续期间来看，目前资产管理公司是永续性企业，而特殊目的机构的存续期间往往与发行住房抵押债券的期间相当。
另一种情形是由商业银行或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设立特殊目的机构。从国外经验看，由发起人（如银行）设立一个附属融资子公司来担任特殊目的机构的情形是很常见的。商业银行设立特殊目的机构有很多优势，比如能避免在贷款出售上的烦琐的定价、评级、讨价还价问题，简化资产证券化的部分程序，还能从资产证券化中获得超出服务费收入的更大的利润。但是，我国的商业银行在业务上有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证券法》和《信托法》也规定：“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这样，我国的商业银行目前不能投资于非银行的金融机构，不能成为以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为主要业务的特殊目的机构的控股股东。而且，商业银行设立特殊目的机构容易被管理者、投资者认为是商业银行的变相融资，而非资产证券化运作。特殊目的机构和商业银行之间的母子关系还可能导致内部的关联交易，不能实现“真实销售”和真正的“破产隔离”，证券投资者的利益容易受到侵害。另外这种方式特殊目的机构发行的债券的评级也会受到商业银行本身信用的重大影响，增加信用增级的开支。因此，我认为，不宜由商业银行出资设立特殊目的机构。
我国公司法承认的另一种形式是股份有限公司。它是指全部资本分成等额股份，股东以其所持股份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由于我国公司法对于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要求较高，注册资本要达到5000万元人民币，并要遵守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的问题，且设立手续烦琐，成本耗费巨大，审批程序复杂，从经济效益上考虑不适宜采取这种方式设立特殊目的机构。
笔者还认为，我国特殊目的机构采取公司形态会遇到以下障碍：首先，公司设立的条件。依据我国《公司法》第19、20、23、73、75、78条的规定，公司的设立有发起人人数和资本最低限额的限制，同时还必须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经营条件。尤其是我国一人公司的规定较严格，只容许国有独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中的一人公司存在，因此如组建特殊目的公司必然受到公司法的限制。其次是发行主体的资格。我国对资本市场的监管比较严格，发行主体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并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批和核准。《公司法》对公开发行股票、债券规定了严格的条件。而特殊目的机构的净资产一般很难达到我国公司法的要求。可见，在当前的法律框架下，特殊目的机构发行证券与相关的法律相冲突，无法直接依照上述法律法规发行资产化证券。再次是公司发行证券的性质。特殊目的公司发行的资产化证券的种类、性质、发行和承销程序等目前尚无法律规定，也需要由法律加以确认。
（三）有限合伙形式
1、有限合伙形式的特殊目的机构概况。
有限合伙由一个以
上的普通合伙人与一个以上的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有限合伙人不参与合伙事务的经营管理，只根据出资额享受利润，承担责任，即承担有限责任。评级机构一般要求特殊目的机构有限合伙满足以下条件：有限合伙至少有一个普通合伙人为破产隔离的实体，通常是特殊目的公司；在进行提交破产申请、解体、清算、合并、兼并、出售公司大量资产、修改有限合伙协议等活动时，必须得到破产隔离的普通合伙人的同意；如果普通合伙人不止一个，那么有限合伙协议应规定，只要有一个普通合伙人尚有清偿能力，有限合伙就会继续存在，而不会解体；一般要求特殊目的机构有限合伙不能被合并。
2、我国情况分析。
我国已经于1997年颁布了《合伙企业法》。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合伙企业法》（草案）中曾规定有限合伙，但审议中以“问题比较复杂”等理由否定了关于有限合伙的规定。另外，一般认为，英美法系的有限合伙与大陆法系的两合公司较为一致，但我国《公司法》未规定两合公司的形式。所以，以次形式设立特殊目的机构在目前的中国没有法律依据。
三、我国SpV法律形态的选择
从长远角度，我国可以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信托型、公司型和有限合伙型的特殊目的机构。因为，再慎密的制度都无法防止机会主义的发生，法律不能代替当事人选择最合理的模式，单一的模式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求。而且市场鼓励自由和创新，各种模式在各自的发展中会不断的出现问题，同样也会找出不同的解决办法来完善自我。
就特殊目的机构的信托型模式，笔者认为，我国学者应当走出“一物一权”的藩篱，从更务实的角度勇敢承认信托权是一种新型的权利形态，不能再用以前陈旧的物权观念来套用。对于《信托法》已经颁布的客观事实，我们也可采用以《信托法》的特别法形式来规定特殊目的机构的信托模式，从而保证特殊目的机构的风险隔离。
从短期角度而言，公司形式特殊目的机构应该更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更容易解决当前资产证券化的迫切性问题。而且，笔者还认为，公司型特殊目的机构中，国有独资公司的形式更为可取。因为，国有独资公司在我国公司法上有较详尽的规定，而且它通常带有一些行政色彩，这在我国行政主导的市场经济中，显然更利于工作的开展；而且参照美国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经验，美国早期的特殊目的机构是由政府设立的联邦国家抵押协会（Fnma）、政府国民抵押协会（Gnma）、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FHLmC）三家政府信用机构构成的，它们的参与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绕开了当时美国的法律障碍变成了现实，从而形成了70年代初期的抵押贷款证券市场。在它们的带动下，也涌现出越来越多私人设立的公司形式特殊目的机构，而她们中的一些也开始摆脱最初的行政色彩，成为公众公司，实在值得我国效仿。尤其是在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尚处于萌芽状态，经验缺乏的情况下，如果纯粹依靠工商企业来设立特殊目的机构，则这些特殊目的机构的资信状况可能得不到证券市场的认可，不利于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快速发展。事实上，在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的初期，由于人们的认识尚未完全到位，市场风险比较大，一旦出现偿付危机，没有政府资金支持的特殊目的机构很难应付这种危机。因此，应该由带有官方色彩的部门设立特殊目的机构，使资产证券化市场一开始就处于良好的管理中，更好的配合金融体制改革及金融市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韩惠，孙鹤鸣：《谈资产证券化中的法律问题》
2、何小锋等：《资产证券化：中国的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3、李尚公、沈春辉：《资产证券化的法律问题分析》，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
4、彭冰：《资产证券化的法律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伍兴龙：《资产证券化风险隔离机制之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
6、徐冬根：《应收款证券化中SpV的法律特征》，载《法治论坛》，2003年第6期
7、张小清：《我国推行资产证券化面临障碍分析》，载《银行与企业》1999年7期
8、赵玉：《中国资产证券化中特殊目的机构的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
信托公司资产证券化篇3
华尔街有句名言，“如果你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就将它证券化。”2005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正式启动。十几年间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几度经历暂停、禁止，重启、开放，可谓几经周折。8月2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被业内看作是我国深化金融改革的又一重要举措。资产证券化业务常规化、多元化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
多位接近银监会的消息人士证实，银监会正筹备新一轮aBS试点，规模约2000亿。知情人士透露，目前信贷资产证券化扩容、对接等技术层面已基本没有障碍。参与主体的门槛大大降低，券商、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均有希望“分一杯羹”。
证券化引券商抢滩大战
由资管发行的东证-阿里巴巴2号在8月中旬向机构投资者发售。这款以阿里小贷信贷资产作为基础资产的资产支持证券在一日内便完成了全部5亿元规模的发售。“东证资管-阿里巴巴1号-10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系列产品是资产证券化重启以来，证监会批准的首单小贷资产证券化项目。
东证资管-阿里巴巴产品的热销引得其他券商分外羡慕，不少券商对信贷资产证券化跃跃欲试。不过，在实际的项目物色上似乎并不理想。
“我们一直想做这块的业务，目前也在积极寻找符合条件的项目。”深圳一位券商资产管理部负责人说，东证资管-阿里系列其实只能算是小微企业信贷，属于通俗意义上信贷资产证券化中的一小类。
据了解，在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上，无论银行还是券商的第一要求都是资产项目有比较好的现金流支付能力，如旅游景点门票收益、桥梁隧道收费权益等。而由于风险承受能力不及银行，券商对项目要求更高，主要侧重两类项目：第一类是有政府支付流动性的Bt项目，第二类是主体资质较好企业剥离出来的项目。
而券商在寻找上述两类项目的过程中，也面临诸多困难。第一类项目多被打包进了地方政府搭建的融资平台资产包中，很少单独拿出来再卖；第二类企业本身不缺钱，即使缺钱银行贷款也乐意放贷，而且利率还有折扣，而将资产拿出来做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利率都会高于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尽管目前券商信贷资产证券化规模不大，但却很有前景。”深圳某券商资管部负责人说，一方面是基于银行利率市场化后利率的自主变化，另一方面是市面上投资者投资收益预期的下调，券商可设计出相应的信贷产品，在拥有绝对优势的中小投资者群体中销售。
农发行首发CLo力挺证券化
9月25日下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债券发行系统招标发行2013年第一期发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CLo）。这是农发行历史上首次试水信贷资产证券化，同时也是近半年来首只问世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25日，中国货币网的信息显示，农发行通过中信信托，以完全招标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规模为12.74亿元的2013年第一期发元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托资产支持证券。
据了解，包括民生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等在内的7家银行也获得了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试点额度，同时北京银行、哈尔滨银行、台州商业银行可能入选。其实，各家银行的积极性不仅于此。此前，各家银行在申请额度时可谓“狮子大开口”，一般大型银行申请额度在200亿元上下，中小型银行也在100亿元左右，各家银行的额度总和已经接近2000亿元。
“去年9月信贷资产证券化重启，首期额度为500亿”，某银行人士向记者表示，“农发行此次发行规模并不大。”
某证券高级债券分析师表示，“盘活存量”政策未变，下半年信贷资产证券化或成为一个趋势。然而，目前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还只是处在试点阶段。
目前银行存贷比渐接近上限，不良贷款也有所增加，商业银行需要用信贷资产证券化来降低贷款规模，减少风险。
目前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银行主要以政策性银行为主，因为发行产品不低于5%的次级档硬性指标对商业银行吸引力大打折扣。监管部门对银行必须持有的资产证券化的次级档部分提出不低于5%的限制，对银行来说很难实现节约资本，也是银行不愿发行过多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原因。
非银机构抢食证券化蛋糕
其实，不止是商业银行对此兴趣较大。据了解，此轮资产证券化重启，由于制度方面的放宽，会有更多非银行机构参与进来，发行主体呈现多元化，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机构有望继银行、保险等机构之后抢食资产证券化的“蛋糕”。
据媒体报道，“信贷资产证券化未来的市场空间非常大，但眼下实行的额度管理制度令相关业务很难大面积开展。”尽管如此，信托公司还在积极地争取。某信托公司高管称，“我们一直在跟很多商业银行商谈相关的合作机会。”
日前，多家信托公司的相关人员表示，监管部门现已批准了十余家信托公司发行aBS产品的申请，数家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上报了发行计划。预计不久，参与aBS发行的金融机构将超过20家。由于参与主体的增加，aBS发行竞争也会日益激烈。目前监管部门要求参与该业务的信托公司签署行业自律协议，即通过确定最低收费标准以确保信托公司利益。
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信托公司在信贷资产证券化中的主要职能包括从发行金融机构处接受待证券化的信贷资产，组建隔离资产池，与信用增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证券承销商、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签订相关合同。此外，信托公司还要完成证券化信贷资产的尽职调查、证券分层、评级、会计、税收等相关工作，同时负责对外持续披露证券化信贷资产的信息。
对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支持行业的部分上市公司来说也带来了机会。如隧道股份、华侨城等均已抢先布局了资产证券化。前者6月8日公告称，公司拟以项目公司大连路隧道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应收专营权收入为基础，设计资产证券化方案，拟资产证券化涉及基础资产金额约5.52亿元，资产证券化的发行规模不超过5亿元，期限不超过4年。
信托公司资产证券化篇4
关键词：房地产投资信托证券化
一、引言
我国城市房地产经过几年的非正常发展后，积累了大量闲置空房，而房价却始终居高不下，导致许多中小投资者无力进入房地产市场投资，投资渠道的匮乏使大量民间游资堆积在银行。同时，政府为拉动内需，投入巨资于城市房地产，所需庞大资金主要依靠发行国债，由此造成财政赤字逐年增加。针对现实中的种种阻碍，有必要借鉴美、日等国房地产开发的先进经验，尝试房地产证券化这一新型、系统的市场化策略。
所谓房地产证券化是指城市房地产开发等资金需求者，直接通过证券方式从资金供给者手中筹集房地产开发资金，运用于城市房地产开发。目前在房地产运作模式中以美国的房地产投资信托最为成功。本文主要借鉴美国的房地产投资信托模式，探讨其运用于我国城市房地产开发。
二、房地产投资信托含义及其运作模式
房地产投资信托于上个世纪60年代产生于美国，实质上是金融信托业与房地产业相结合的创新金融工具，其通过向投资者募集资金，投资于房地产，再将所获得的收益分配给投资者，房地产投资信托的受益凭证可在证券市场交易，通常采用封闭式基金模式。
房地产投资信托是由受托机构依房地产证券化条例规定成立房地产投资信托机构，向特定人私募交付或向不特定人募集发行受益凭证，以获取资金，投资于房地产相关权利、有价证券或其它经主管机构批准的投资标的，以获取投资收益。其流程图如下。
三、房地产投资信托于我国城市更新的可行性分析
房地产投资信托制度可以将房地产细小化、规格化，使小额投资人亦可参与房地产投资。房地产投资信托可增加市场交易证券的种类，投资工具的增加，可以增加市场的完整性。本研究将房地产投资信托运用于城市房地产，可以加快城市化进程，推动城市发展。但由于房地产投资信托为国外引进的制度，因此须考虑我国的社会特性。
（一）对投资人而言，参与此制度的基本条件为资产的安全性及投资的收益
就资产的安全性而言，由于实行房地产投资信托模式，对于投资人的保障可以透过信托制度加以确保，由于信托关系的存在，其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同时房地产投资信托的财务状况必须向公众公开，投资人持有受益凭证参与城市房地产，以此来分享更新区内标的物经营收益，且该受益凭证可在证券市场交易，因此能更好地保障投资者的安全。就投资收益而言，并非所有地区皆可运用房地产投资信托，除非其经营开发后能产生收益，而城市更新地区多为已发展区域，通常具有区位上的优势，更新后有较大增值空间。但因城市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运用往往受到限制，获利性降低。因此，政府可提供奖励措施，在策略上通过容积奖励增加楼地板面积以提高更新后的收益。在税制方面，证券交易并非房地产产权的转移，不需课征房地产转移的增值税。在税收上，可就城市房地产开发所得的利润，给予所得税上的优惠。
（二）对更新地区原所有权人而言，房地产投资信托除了必须保障投资人
的权益外，更应顾及更新地区原所有权人的利益
原所有权人除了与投资人分享更新区内标的物的收益外，应保障于经营期满后，原所有权人继续居住在更新区内。
对于不愿参与房地产信托投资的原所有权人，则以资金进行补偿，原所有权人领取补偿金于更新地区经营期满后，可以优先购买区内标的。而对于愿意参加房地产投资信托的原所有人，则可通过证券化将更新区内原所有权人的权利转化为等量的受益凭证，原所有权人通过此受益凭证享有更新地区经营期间的收益。此外，原所有权人在更新地区经营期满后，亦可优先购买更新区内的标的物。这可保证原所有权人在更新完成后，继续居住在原更新区内。
（三）对城市房地产推行主体而言，目前政府推动城市更新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未来推动城市更新将以奖励民间资本来推动城市更新
为避免民间资本推动城市更新时采用点状更新，政府应对更新地区实施整体规划。民间资本可以通过成立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来募集资金完成大面积的城市更新。
此外，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所面临的另一问题是更新地区的产权复杂性，原所有权人意见分歧将影响更新工作的进行，唯有通过法律的完善来解决；另一方面，当更新工作采用房地产投资信托方式时，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原则，可避免产权过渡分散的问题，掌握更新地区之经营方向。
（四）对发行人而言，城市更新由于采用房地产投资信托方式，目前可在现有的信托投资公司基础上成立城市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其组织可采取封闭式基金形式
城市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向主管机关递交更新计划书，经审核通过，制定财务计划，拟定受益凭证发行计划，担任发起人并执行发行凭证集资工作。待资金募集完成后，由专业房地产公司开展更新地区的开发与管理，而城市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则赚取证券管理的经营费及手续费。
四、我国房地产投资信托模式的设想
将房地产投资信托运用于城市更新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更新体系。建立此体系可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制度建立的立法阶段，只有在健全的法律框架下，制度的运作才有法可依；其次是制度的运作阶段，设计切实可行的操作流程；最后是监督管理阶段。
（一）立法阶段
以房地产信托投资方式推动城市更新的法律框架应先以《信托法》和《信托投资公司管理法》作为母法以确立投资信托的法源依据，《信托法》承认法律上的所有权与收益所有权可以并存；《信托投资公司管理法》则赋予信托公司可以筹措以房地产为投资标的的资金，推进城市土地的开发，然而我国目前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法》禁止信托投资公司发行受益凭证，因而要想从事房地产投资信托，现行法律亟待完善。
（二）执行运作阶段
完成立法以后，在健全的法律构架下即可进入执行运作阶段，在此阶段有四个主要工作，即成立城市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证券化更新地区的选定、房地产基金的募集管理以及房地产基金的运作。
1.成立城市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由证券管理机关核准成立城市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作为发行房地产投资信托受益凭证、募集城市房地产资金的机构，现阶段可在现有的信托投资公司基础上设立。
2.证券化更新地区的选定。①主管机关制定优先更新地区，并核定更新开发计划。②对更新地区进行估价，进而制定更新地区的财务计划与投资经营计划。③城市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可以选择经主管机关核准的更新地区，制定开发计划、财务计划及投资经营计划。
3.房地产基金之募集与保管。①城市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选定更新标的后，可依更新标的的投资特性拟定受益凭证的发行计划，并交由主管机关审核批准。②主管机关对城市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提出的证券发行计划与公开说明书进行审核，为防止基金的短期炒作，主管机关应过滤无完善经营管理计划的基金。③城市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所募集的基金应交于金融保管机构成立基金专户，其信托资产独立于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的财产。
4.房地产基金的运作。由专业房地产公司担任更新地区的开发经营与管理顾问，房地产公司向城市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提出基金运用的建议。城市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根据专业房产公司所提出的建议，指示基金保管银行运用信托基金。银行依其指示运用基金，并将更新标的物所衍生的权益分配给投资人。
（三）监督管理阶段
城市房地产证券化制度执行之后，为防止制度发生运作上的弊病，主管机关必须切实加强监督管理。在此阶段有两方面的监管工作：
1.城市更新计划的监督。为顺利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更新地区证券化后可配合税制上的优惠。为避免投资者的观望态度，主管机关应监督更新地区开发计划与更新工作的进行，而未依进度进行更新的信托投资公司，则不予优惠。
2.城市房地产基金的监督管理。城市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必须定期公告基金运作报告书，主管机关必须严格监督城市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使其经营符合法律、规范。此外，基金的运作亦必须符合城市房地产投资信托管理办法的规定。受益人对城市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信托机构或其关系人的财产享有知情权、检查权，一旦发现该公司财务不符合法律、规范时，有权及时纠正。
五、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的城市更新可以采用美国的房地产投资信托模式，然而现阶段推出城市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仍然面临一些障碍。首先我国必须完善相关法规，使房地产证券化得以在法制的轨道上正常运转。我国应不断完善现有的《证券法》《证券交易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法》和《信托法》，使我国信托投资公司可以发行以城市房地产为投资标的的受益凭证，而且还要根据不同的房地产投资形式来制定具体的个别法律，如《城市更新管理条例》，具体规范运作城市房地产开发。其次，在现有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的基础上重点推出一些房地产信托投资公司，由这些公司试点推出一批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这批基金的投资标的物为城市房地产或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商品。第三，建立房地产投资信托受益凭证流通转让的交易市场，唯有此才能使房地产投资信托顺利发行。最后，抓紧人才培养工作。发展房地产证券化，需要大批熟悉基金管理、房地产分析、经济预测、法律、会计、审计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必须着手培养。
[参考文献]
[1]曹建元.信托投资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6.
[2]孙奉军.资产证券化效率分析[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12.
[3]曹建元.房地产金融[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4.
[4]王洪卫，马健.房地产金融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10.
[5]王宏图.风靡全球的房地产信托[J].中国投资,2004.9.
[6]汪莉红.美国房地产证券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投资与证券,1996.4.
[7]赵基坚,李睿.浅析我国房地产融资证券化[J].投资与证券,1997.3.
[8]骆立骞.论房地产证券化及在我国的发展[J].投资与证券,1997.6.
信托公司资产证券化篇5
从2004年我国第一家汽车金融公司——上汽通用汽车金融公司（以下简称上汽通用）成立以来，丰田、奔驰、福特等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汽车金融公司。但是，汽车金融公司发展至今，融资难已经成为阻碍其发展的主要障碍。目前，国内汽车金融公司的融资渠道非常有限，主要是借助于银行间的拆借，这对汽车金融公司的发展是极其不健康和危险的。因此，拓宽汽车金融公司的融资渠道势在必行。众多研究表明，信贷资产证券化是改善融资问题的有效途径。而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便开始尝试汽车贷款的证券化，至今其相关制度和法律环境已相当成熟。但是由于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较晚，而且曾一度被叫停，市场尚不成熟，相关法律制度也不健全，再加上资产证券化这种创新方式操作上的复杂性，使得风险的控制难度加大。本文通过对上汽通用信贷资产证券化进行案例研究，分析其证券化过程各个环节的潜在财务风险，并提出相应建议，以期为完善信贷资金证券化以及防范相关的风险提供一些参考。
一、上汽通用信贷资产证券化背景资料
上汽通用早在2008年就发起了通元第一期个人汽车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成为这个新兴市场上唯一一家发起个人汽车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公司。时隔四年，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重启，上汽通用再度试水信贷证券化，通元第二期个人汽车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即通元2012年第一期个人汽车抵押贷款证券化信托资产支持证券，以下简称“通元二期”）于2012年10月25日发行完毕，而这也是三部门联合发表公文正式重启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以来国内首单汽车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汽车金融公司的融资市场化发展上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
“通元二期”的发起机构为上汽通用，受托机构为中粮信托，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资金保管机构为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评级机构为大公国际资信评估、联合资信评估和中债资信评估。本期资产支持证券总规模为20亿元，分为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其中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又分为a级资产支持证券和B级资产支持证券。a级资产支持证券规模约为16.51亿元，评级为aaa；B级资产支持证券规模约为2.49亿元，评级为a；次级资产支持证券规模约为1亿元，占比5%，没有评级，由中粮信托向上汽通用定向发行。
“通元二期”的具体交易流程如图1所示。首先，上汽通用按照一定的标准挑选总金额约为20亿元的抵押贷款组合成一个资产池，该资产池由其发放的50614笔个人汽车抵押贷款组成。上汽通用将信托财产委托给中粮信托，由中粮信托设立特定目的信托。中粮信托将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所得认购金额扣除承销报酬和约定的其他费用后的净额支付给上汽通用。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由中粮信托委托主承销商中信证券及其承销团承销，次级资产支持证券由中粮信托向上汽通用定向发行。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交易，次级资产支持证券不进行转让交易，由上汽通用完全保留此部分的风险。
二、“通元二期”项目各关键环节财务风险分析
“通元二期”项目的财务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各关键环节：
（一）构建资产池环节“通元二期”项目的基础资产按银监会贷款五级分类标准来看全部为正常类贷款，加权平均贷款年利率为13.06%，加权平均贷款剩余期限为22.79月，加权平均贷款账龄为23.05月，这些贷款分布于我国204个地区。另外，截止2011年末，上汽通用个人汽车抵押贷款余额238.15亿元，不良贷款率仅为0.13%。因此可见，池内资产同质性较高，地理分布具有高度的离散性，违约率和平均期限较低以及利率和本金偿还结构也比较合理，总体符合证券化要求。
但是该环节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风险。首先，“通元二期”项目规模较小，剥离出去的信贷资产只占上汽通用个人汽车抵押贷款总额的8.4%，不可能有效改善其融资现状，提高其资金流动效率。第二，风险较高的次级资产支持证券并未转让交易，而是由上汽通用自身承担所有风险。第三，资产池资产全部来源于上汽通用，集中度风险较高。
（二）出售资产池环节真实出售资产池是风险隔离的关键。真实出售意味着有关资产池的一切权利和风险都转给了SpV。但是如果发起人尚保留有对信贷资产的回购权利，即发起人在未来的某一时间有权从SpV重新购回资产，也就意味着发起人还保留了对资产的权利，这种交易就不是真实交易；同样的，如果SpV拥有对资产的回售期权，这种交易也不能算作真实交易（周兴艳，2011）。在本案例中，上汽通用保留了“清仓回购”资产的权利，因此该证券化资产并未实现真实出售，风险未成功转移。
另一方面，与资产相关的管理权并未转移。在本案例中，上汽通用虽然以协议的形式把资产出售给了SpV，转移了资产的所有权，但是其作为贷款服务机构仍然负有对资产池进行日常管理的责任，因此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会计原则，该证券化资产也未实现真实出售。
（三）设立特殊目的载体（SpV）环节本案例中，特殊目的载体属于信托型SpV，即发起人将基础资产出售给信托公司，然后由信托公司设立特殊目的信托，并且作为发行人发行资产支持证券。SpV是资产证券化的关键环节，主要起到风险隔离的目的，因此SpV必须与发起机构没有任何关联关系。
在本案例中，中粮信托为特殊目的载体，其拥有对资产池的所有权，但是上汽通用保留有资产的管理权，并且对客户负有支付责任，因此发起机构与SpV之间仍然存在利益关系，其独立性值得怀疑，这也是导致财务风险的原因之一。
（四）信用增级环节信用增级主要有两种方式：内部增级和外部增级。内部增级是指依靠资产池自身为防范信用损失提供保证，而外部增级则是通过获取外部信用担保实现信用增级，最常见的形式是专业保险公司所提供的担保。
本案例中，“通元二期”采用的是内部增级措施：分层结构设计、储备账户设置、偿付结构安排以及触发机制安排。本期资产支持证券分为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分别代表信托受益权中的优先受益权和次级受益权。在每次支付中，次级资产支持证券的本金和收益的支付劣后于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本金和收益支付，从而形成对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支持，达到信用增级的目的；次级资产支持证券和B级资产支持证券的本金和收益支付劣后于a级资产支持证券的本金和收益的支付，从而形成对a级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支持，达到信用增级的目的。同时，偿付结构的安排保障了前述分层结构的具体实施。另外，本次交易还设置了“信托（流动性）储备账户”、“信托（混同和抵销）储备账户”以及“信托（服务转移和通知）储备账户”，三种储备账户的资金均来源于信托财产。同时，触发机制进一步保障了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权益，以达到信用增级的目的。
虽然通过这些措施，“通元二期”达到了信用增级的目的，但其带来的潜在财务风险也不容忽视。当资产池产生的现金流量不足以支付到期本息时，上汽通用作为发起方仍然负有补足清偿之责任，这将会导致其未来的现金流量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财务风险加大。
（五）发行环节2012年10月25日，“通元二期”发行完毕，最终确定的优先a级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利率为4.8%（基准利率3%+利差1.8%）；优先B级资产支持证券为6.44%（基准利率3%+利差3.44%）。为了吸引投资者参与，“通元二期”的发行利率显著高于其他资产证券化项目，这无疑增加了上汽通用的融资成本。
三、结论及建议
资产证券化可以盘活汽车金融公司的存量资产，实现资金的跨期配置，解决汽车金融公司资金的流动性问题，意义重大（吕伟昌，2009）。虽然上汽通用信贷资产证券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解决了部分融资问题，但是从上述分析也不难发现很多潜在的财务风险。因此，本文对此提出相应的建议，希望为我国汽车金融公司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一些参考和启示。
（一）提高信贷资产质量，优化资产池结构设计首先，汽车金融公司应当加强对日常业务的规范化管理，进一步优化信贷管理程序，完善风险预警机制，从而提高证券化资产的整体质量。其次，还应当优化资产池的结构设计，全面考虑信贷资产的种类、期限、利率以及分布等方面的搭配设计，以达到风险分散的目的。最后，汽车金融公司应该加强彼此的互动与合作，改变各自为政的格局，共同组建资产池完成信贷资产的证券化，以分散集中度风险，促进汽车金融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真正实现风险隔离目前，我国发展资产证券化最大的障碍就是法律制度的缺失和疏漏，尤其是风险隔离机制亟需相关法律制度进行保障。我国出台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主要适用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于汽车金融公司这种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规范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在资产的转移方面，鉴于我国《信托法》的很多规定都与资产证券化风险隔离的效果相违背，其本身也没有实现证券化资产的真实交易，而且其有关规定使得信托资产的独立性有所欠缺，无法实现真正的风险隔离（郑彩琴，2012）。因此，我国应当完善资产证券化相关法律制度，以实现基础资产的有效转移，达到真正隔离风险的目的。
（三）强化保险公司角色，实现外部信用增级目前国外保险市场发展比较成熟，保险公司在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仅包括财产保险、人身保险，还可以为汽车信贷资产提供担保，为其证券化保驾护航。而在我国，保险公司的角色就要弱化很多，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其发展空间巨大。因此，在汽车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要积极引入保险公司参与信用增级等环节，以实现外部信用增级，削弱财务风险。
（四）优化产品交易市场，解决流动性问题我国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交易市场有两种，一种是央行和银监会主导的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上市交易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另一种是证监会主导的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上汽通用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交易市场属于前者，但是流动性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因此，我国可以在出台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将两个市场进行统一，以解决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流动性问题，扩大投资主体，为我国资产证券化更快更健康地发展提供有效的平台。
信托公司资产证券化篇6
1.资产证券化现有模式分析
资产证券化有多种分类方式，标准不同，分类也不同。从作为证券化标的的资产池中的基础资产是否真实销售给特殊目的载体(SpV)，是否仍保留在发起人的资产负债表上来看，可以分为表内模式和表外模式。其中，从表外资产证券化模式特殊目的机构的不同组织形式来看，表外模式资产证券化又可以进一步被分为信托型、公司型和合伙型证券化模式。通常，我们认为美国的典型资产证券化模式为表外模式，欧洲的是表内模式。
(1)美国表外模式
当前，放眼全球的资产证券化市场，最有影响的应属美国的资产证券化模式。美国模式的资产支持证劵化(asset-BackedSecuritization，aBS)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劵化(mortgage-BackedSecuritization，mBS)是表外模式的代表。其主要做法是发起人将缺乏流动性，但具有可预见稳定现金流的资产，分类组合成资产池，并将其真实出售给被破产隔离的特殊目的载体(SpecialpurposeVehicle，简称SpV)，然后由特殊目的载体(SpV)以基础资产为担保向投资者发行证券。
以美国为代表的资产证券化模式实现了融资方式从传统的借款人信用向资产信用的转移，资产信用是资产证券化的灵魂，而资产信用也是通过资产证券化最核心的环节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来实现的。真实出售是指资产证券化发起人将拟证券化的基础资产的所有权移转给SpV，不再保留在发起人的资产负债表上，从而将基础资产与受托发行人的其他资产以及发起人的信用、经营风险或治理风险分割开来，即破产隔离，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只承受证券化资产本身的单纯风险。
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使得证券化资产不再是诸如借贷关系中作为担保物客体的融资担保资产，而是变身为发行资产证券的融资主体。如果资产在发起人和SpV之间的转移为担保融资，证券化资产不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资产仍会保留在发起人的资产负债表上，在发起人破产时，抵押支持证券的持有人只能以受担保的债权人身份参与破产清算，投资者的利益会受到发起人破产风险的影响。
(2)欧洲表内模式
与美国的表外证券化不同，欧洲资产证券化模式具有表内特征。其资产池中用于发行债券的担保资产仍保留在发起人的资产负债表上，不真实出售，基础资产的信用风险并不因建立资产池而转移出去，仍由发起人承担，且发起人通常需要按照一定比例为作为证券化担保的资产保留一定的资本金。这样，投资者的利益虽可能会受到发起人等的破产影响，但发起人仍然有较强的动力进行严格的风险评估和信用风险控制，投资者就债券本息享有对基础资产和发起人的双重追索权，这种方式发行的债券也称为表内双担保债券。
美欧两种模式发行资产支持证券都必须以特定的资产池的资产为担保，以资产池产生的现金流向投资者支付证券的本金和利息，因此皆为有资产担保的证券。所不同的是，美国表外模式下，拟证券化的担保资产已经被发起人真实出售给特殊目的机构(SpV)，与发起人实现了破产隔离，而在欧洲表内模式下，拟证券化的资产池里的担保资产仍然在发起人的资产负债表上，没有真实出售，也就没有和发起人破产隔离。传统上，是否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是欧美表内与表外两种资产证券化模式的分野。
2.有关模式的争论及引出的问题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一旦某种现象达到普遍存在且有极大影响力，其必然会影响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同样，因为美国模式具有世界普遍存在性和极大影响力，我们在讨论资产证券化问题时必然会不自觉地以其为参照。虽然这很正常，但是可能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我们可能会以美国的资产证券化模式为唯一标准来判断衡量我们所进行的某种金融活动是不是资产证券化，当某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与美国模式有差异时我们可能就认为此种金融活动不是资产证券化或者说这种法律不健全。比如，学者张悦的论述也持这种观点：投资者对基础资产享有信托受益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应该具备风险隔离的基本特征，在此前提下发行人可以突破融资规模限制甚至可能以高于主体的评级获得更低的融资成本。严格意义上讲，资产支持票据(aBn)不等于资产证券化。由此，本文将要解决的问题有：我国现有的三种资产证券化模式究竟有没有对拟证券化的资产池中的基础资产实现真实出售与破产隔离?表外模式、表内模式抑或其它，我国未来可能的资产证券化发展路径是什么?
二、我国三种资产证券化模式中的基础资产的真实出售与破产隔离情况分析
1.我国的三种资产证券化模式
首先，我国现有的三种资产证券化模式究竟有没有对拟证券化的资产池中的基础资产实现真实出售与破产隔离?目前，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模式，分别是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主管的信托型资产证券化(又叫信贷资产证券化，简称信贷aBS)、交易商协会主管的资产支持票据(简称aBn)和证监会主管的专项计划型资产证券化。三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监管审批机构、基础资产和风险隔离程度不同。从最终作用来看，信托型资产证券化主要帮助银行提高资产流动性，降低资产负债表的期限错配。专项计划型资产证券化和资产支持票据则给非金融企业提供了一种新的融资便利，两者的基础资产的内容与种类也差不多。
鉴于2012年8月3日银行间交易商协会的《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指引》仅要求aBn的交易结构中通过资金监管账户实现现金流的隔离，并没有具体要求必须设立特殊目的机构(SpV)从而进行严格的基础资产的真实出售，相反却规定，资产现金流不足的情况下，融资方应以自身经营收入作为还款来源。所以说，资产支持票据(aBn)型资产证券化模式在运作过程中，并不进行美国资产证券化模式的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而信托型和专项计划型资产证券化的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问题相对比较复杂，以下着重探讨这两种资产证券化的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问题。
2.我国信托型资产证券化模式中的资产池资产能够实现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
(1)信托财产独立性是信托型资产证券化模式的基石
我国现有的三种资产证券化模式中，信托型资产证券化模式是发展最早的，在我国目前也是最普遍、最有影响力和发展最成熟的模式。信托型资产证券化模式就是特殊目的载体为信托的资产证券化模式。交易结构上，一般由受托人(信托公司)发起设立特殊目的信托(Spt)，发起人将基础资产转让给特殊目的信托(Spt)，与受托人成立信托关系，受托人依靠信托资产发行信托受益权证，其对信托财产享有管理权，持有受益权证的受益人享有受益权。信托制度设计的独特之处包括：利益主体与权利主体相分离，信托管理连续性，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和责任有限性，其中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是信托制度的核心。在信托制度中，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体现在信托财产不属于SpV的固有财产。SpV解散，被依法撤销，或被宣告破产而终止时，信托财产不属于清算财产之列。一旦SpV不幸倒闭，其债权人无权追及信托财产。这与美国资产证券化典型模式aBS要求风险隔离、资产独立性完全相吻合，很多国家都采用信托模式进行资产证券化。
(2)否定我国信托型资产证券化能够破产隔离和真实出售的观点
对于我国的信托型资产证券化模式，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并没有能够在信托型资产证券化当中实现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争议最大的应属对我国《信托法》第2条规定的不同理解。根据该条规定，吕鹏博、杨健、钱柏睿等学者认为我国的信托只有信托之名，而无信托之实，并得出了在我国信托法律制度下无法实现真正的表外资产证券化的结论。这些学者认为原因如下：首先，根据《信托法》第2条的规定，我国信托型资产证券化中的委托人是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而将财产委托于受托人的，这与美国模式的资产证券化(aBS)要求的实行财产权转移不同，财产权转移包括了所有权的转移，而委托，可以说并无转移财产所有权的意思;其次，该规定使得信托与委托难以区分，在我国的信托实践中，信托财产属于委托人，受托人也只是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并只能在委托的权限内管理、处置信托财产，而英美信托法中的受托人能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处置信托财产，因此两者的权限是完全不同的。
(3)我国信托型资产证券化能够破产隔离和真实出售
笔者并不赞成上述学者否定我国信托型资产证券化能够破产隔离和真实出售的观点。
首先，笔者认为我国《信托法》第2条中的委托一词并非民法制度中的委托。但笔者认为这里用委托一词的确能引人产生上述误解。但如果直接用信托，则犯了直接用信托这个词去定义信托这个概念的逻辑学上的循环定义的错误。在此，为了不使理解有失偏颇，笔者认为这里既不用信托也不用委托，其实用托付较好;另外，按照委托人的意思，也并非民法中意义上委托人的意思，在这里的委托意思并非指受托人完全听任委托人的所有指令，这里的意思应该只理解成设立信托的最终目的，至于受托人通过何种手段达到这个目的，并不包含在此种意思之内。并且这种意思一旦达到了，信托设立完毕，这种意思即告终止，这与制度中委托人可以在委托整个过程中持续表达其意思不同。
其次，探讨我国信托法律制度能否实现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要从我国整个信托法律体系去考察，而不能对我国信托法进行以偏概全、断章取义式的解读。
在我国，支撑与信托型资产证券化相关的法律制度包括《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以及银监会2005年颁布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等，这些法律制度使得信托型特殊目的机构(Spt)具备很强的财产隔离功能，能够在证券化资产的原始权益人与信托公司和投资者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原因如下：第一，《信托法》第15条规定，信托设立以后，当委托人不是惟一受益人且不作为共同受益人的，信托财产即独立于委托人(即原始权益人)的自有财产。原始权益人经营风险不会殃及信托财产，即使破产，其信托财产也不被列为清算财产。该条将原始权益人的信托财产与其自有未设立信托的其他财产相区别、隔离开来。第二，信托财产与受托人(SpV)的固有财产相隔离。《信托法》第16条从法律上将信托财产和受托人(资产证券化管理人)的固有财产相分离。为确保第16条的实施，《信托法》第29条又进一步从会计上要求将两者分别管理分开记账，《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5条也要求将受托财产与信托投资公司的固有财产区分开来，并且规定信托财产不属于信托投资公司对受益人的负债。以上条款说明，信托财产并非受托人债务的共同担保，受托人固有财产或其所管理的其他信托财产的债权人均不得对该信托财产及受托人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债权主张强制执行。
最后，并不是假借了信托法上的信托名义就可以设立信托，在实际操作中，要做到真实出售，还必须在交易双方有公允对价。这是因为，首先，现代的商事信托是自益信托，是融资中介和大众参与投资的工具，是一种不同于他益信托的全新信托模式。自益信托之委托人将财产转移给受托人并非像他益信托那样无偿赠予，而是同时作为受益人，取得信托受益权凭证(如信托计划份额、基金份额等)作为一种对价。另外，从破产法的角度来看，如果债务人假借信托方式欺诈性转移资产而致清偿不能，破产清算人可以依法撤销特定的转移行为，除非这种转移获得合理的对价。
综上，笔者认为，在我国信托法律制度下，信托型资产证券化模式基本可以实现真实出售、破产隔离，我国也有其他学者持相同观点。当然，在实际运作中，基础资产的转移必须伴随着资产公允对价的存在才能真正实现信托型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的真实出售。
2.我国专项计划型资产证券化不能且没有完全要求实现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
(1)专项计划(SpV)不具有主体资格无法实现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
如上所述，在国外，资产证券化特殊目的机构的法律形式采用有限合伙、公司、信托等形式以确保特殊目的机构在法律上的独立性。由于受我国当前法律的限制，我国专项计划型资产证券化的特殊目的机构尚不能采用有限合伙和公司的形式，如果特殊目的机构采用信托模式，由于受分业经营限制，特殊目的机构也不可能获得信托法上的效力。鉴于2014年11月22日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及配套规则(以下简称新规)法律效力的低下，作为特殊目的机构的专项计划是附属于券商和基金公司子公司的，即作为其一部分，不具有法律主体资格，是不能作为基础资产受让人的。实践中采用了变通的做法：由券商代专项计划从原始权益人(发起人)那里购买基础资产，并将基础资产记在券商名下。既然专项计划并无独立性，那么真实出售就存在疑问了。
既然专项计划并无独立性，券商和基金公司子公司还从事股票、债券、基金等业务，存在着一定的经营风险。在计划存续期内，券商和基金公司子公司完全有可能因为其它业务导致破产清算，一旦券商破产，专项计划作为券商和基金公司子公司的一部分，在管理人被依法解散、撤销或者宣告破产等原因进行清算时就难以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破产法主张的权利。此外，如上文所述，因专项计划不具备法律主体资格而难以实现资产的真实出售，同样也会影响SpV的破产隔离。
(2)新规没有要求专项计划型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必须真实出售也不可能完全实现真实出售。
首先，新规第3条第1款仅强调了现金流的独立性，但并未强调基础资产池的独立性。从新规全文来看，没有追求基础资产彻底的真实销售和会计处理上的资产出表。其次，新规第6条第1款在给原始权益人下定义时，描述资产权属变化的措辞是移交。移交可以被理解为包括转让、信托、委托、抵押、质押等真实出售或非真实出售的任何法律认可的完成权属变更的方式，这或许也缘于我国经济和法律环境的实际情况。比如，对于未来形成债权，我国现行法律尚不存在对是否可以买卖以及是否可以强制执行的规定，导致合同未来产生权益的转让，在合同义务没有履行完之前，真实出售还不具备明确的法律基础。另外，第6条第1款中的获得融资为原始权益人参与资产证券化的目的，并不在于处置资产，这样会增加负债总额并提高债务杠杆，也就是没有要求基础资产非出表不可。因此，我国有学者认为我国的专项计划和原始权益人之间就基础资产转让产生的关系是委托的法律关系，基础资产并未实现真实出售。
其次，外部信用增级方式影响基础资产的真实出售。我国已有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型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大多由大型商业银行对专项计划管理的基础资产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担保责任从而达到外部信用增级的效果。而要银行对基础资产承担担保责任，原始权益人一般都会向银行提供相应的反担保。既然原始权益人为转移出去了的拟证券化资产提供了反担保，便意味着这种基础资产相关风险的转移不彻底，真实出售也就无从实现。
最后，在现实的案例交易中，专项计划型资产证券化通常由认购人(投资人)通过与专项计划管理人签订《认购协议》的方式，将认购资金委托计划管理人管理，计划管理人设立并管理专项计划，认购人取得资产支持证券，成为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计划管理人根据与原始权益人(发起人，如企业等)签订的《资产买卖协议》的约定，将募集资金用于向原始权益人购买基础资产，自原始权益人将基础资产转让给专项计划之日起，原始权益人依据租赁合同对承租人享有租金请求权、附属担保权益和其他权利。资产服务机构则根据《服务协议》的约定，负责基础资产对应的应收租金的回收和催收，以及违约资产处置等基础资产管理工作。监管银行根据《监管协议》的约定，在回收款转付日依照资产服务机构的指令将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划入专项计划账户，由托管银行根据《托管协议》对专项计划资产进行托管。当计划管理人根据《计划说明书》向托管银行发出分配指令时，托管银行根据分配指令，将相应资金划拨至登记托管机构的指定账户用于支付资产支持证券本金和预期收益。按照新规和现实惯用的合同的规定，计划管理人与认购人为委托关系，计划管理人接受认购人的委托，使用认购资金购买基础资产，设立专项计划是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一种方式，基础资产的所有权归属于委托人。因此现实的运行中，基础资产也没有实现真实出售。
(3)新规没有完全要求专项计划具有独立地位，也无法避免管理人破产的影响。
破产隔离制度是资产证券化表外模式的特征之一，是指SpV资产与发起人(原始权益人)、发行人(管理人)、托管人及其他业务参与人的破产隔离，即以上主体出现解散、被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时，SpV资产不被列入破产资产。但作为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一部分的专项计划(SpV)没有完全要求其具有独立地位，也无法避免管理人破产的影响。
首先，新规无法对抗破产法的效力。新规第5条规定了专项计划的独立性，强调了专项计划在资产、收支以及在解散、被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等原因导致的清算等事项上独立于原始权益人、管理人、托管人及其他业务参与人。第7条的规定旨在禁止针对基础资产主张抵销权，避免基础资产因债务人主张抵销权而遭受价值减损。可见，证监会新规试图从各个方面确立SpV资产的独立性，试图确立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破产隔离制度，从而使基础资产可以从原始权益人的整体风险中完全脱离出来，进而在制度上保障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者的利益。但新规在法律位阶连部门规章都算不上，充其量只是个部门的规范性文件，无法对抗《合同法》第83条(债务人向债权受让人主张抵销权)和第99条(债务人向债权人主张抵销权)两条法律关于抵销权问题的规定。在现实中，根据标准合同条款及相关协议，在专项计划存续且发生权利完善事件前，租赁物件所有权仍归原始权益人所有。一旦原始权益人发生破产事件，按照《破产法》第三十条的规定，租赁物件将被作为原始权益人的财产被认定为债务人财产，并在原始权益人被人民法院宣告破产后成为原始权益人的破产财产。
其次，新规也没有要求资产专项计划必须实现破产隔离。新规第11条所谓特定原始权益人可能在两种情形下存在：第一，在主动管理资产的情况下，即基础资产不具备自动变现能力时，需要特定原始权益人主动经营、积极管理才能产生偿付现金流;第二种是在被动持有资产的情况下，即因基础资产无法实现真实销售、会计处理上不能实现出表处理时，需要其保持合法存续状态，避免因其债务违约给基础资产带来查封、冻结或破产清算风险。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既然新规第11条用到了特定原始权益人这个词，说明新规认可了基础资产无法实现真实销售、不具备自动变现能力的情况，[17]即新规也没有要求资产专项计划必须实现破产隔离。
(4)新规意欲追求特殊目的机构的独立性，但因分业经营等制度上的限制又无法实现。
证监会曾在2013年2月26日《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第三条中提出专项计划资产为信托财产，其目的是欲将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产品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法律框架之下。但后由于与《信托法》、《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等分业经营的上位法规定有冲突以及与银监会的协调不成，在3月15日的最终的《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中却将本表述删除了。但为追求专项计划的独立性，《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则规定专项计划资产独立于原始权益人、管理人、托管人及其他业务参与人的固定财产，即专项计划与这些机构互相不受对方破产的影响，进一步明确了专项计划资产的独立性。可见得，证监会的思路是既然无法追求信托那样的特殊目的机构的独立性，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追求本规定层级的独立性。在2014年11月颁布的新规中这种独立性意图体现的更为明显，即将《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为本新规的上位法，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2条本来就将《信托法》规定为未尽事项可直接适用的法律依据。这样一来，新规似乎就有点信托法特别法的特别法的意思了。另外，新规第3条第3款明确将信托受益权列入潜在的基础资产范畴，为将来构建专项计划持有财产信托受益权的双SpV结构埋下伏笔。很显然，这再一次证明证监会存在一种追求特殊目的机构在法律上独立性地位的意图。
(5)新规意欲扩大基础资产的广泛性、资产转移方式和特殊目的机构组织形式的多样性为发展真实出售打下基础。
相对于2009年证监会的《证券公司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指引(试行)》中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仅限制在企业资产的狭小范围，新规第3条第3款将基础资产的范围拓展到企业应收款、信贷资产、信托受益权等财产权利，基础设施、商业物业等不动产财产或不动产收益权，对于具体的资产类别，预留下证监会认可的开口。
新规将管理人的范围由证券公司拓展到包括基金子公司且统一规定业务主体以专项计划作为特殊目的载体开展业务的同时，通过规定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机构为主体的进一步放宽预留空间，为以信托公司、保险资管、期货资管以及私募基金结构运作的证券化项目进行跨市场发行保留了制度上的灵活性。而管理人的多样性与特殊目的机构的多样性对应的必然是基础资产以及基础资产转移方式的独立性，这也可以从上文已述及的新规第6条第1款的措辞移交所包含的转让、信托、委托、抵押、质押等真实出售或非真实出售等诸多方式可以看出。
三、我国资产证券化制度模式选择
从上文分析结果来看，我国信托型资产证券化要求且能够实现基础资产的真实出售和特殊目的机构的破产隔离，而资产支持票据(aBn)不要求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这些都很清晰。而我国证监会的新规下的专项计划型资产证券化似乎意欲追求基础资产的真实出售和特殊目的机构的破产隔离，但却又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完全要求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当然也就不可能实现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
从对表内与表外资产证券化的典型模式分析的结果来看，资产证券化交易过程中似乎面临着一组不可回避的矛盾：要么使证券投资者能对发起人(证券化资产的原所有者)行使追索权，从而保证其权益在受到损害时能够得到有效救济;要么倡导证券化资产符合法定的真实销售要求，强调特殊目的机构的独立性，从而主要将其与发起人破产风险隔离开来。但这对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这两种典型模式正是资产证券化效率与安全价值的代表，表内模式代表着安全价值，表外模式代表着效率价值。但是追求效率的表外资产证券化模式并不意味这只能追求效率而不能追求安全。表外模式可以在其典型模式之外视其需要并根据其现实可能性增加一些内部增级与外部增级的措施，从而在其原有的效率价值之外兼顾安全价值。而表内模式也可能会在确保自己安全性价值之外通过设立特殊目的机构、实现有限破产隔离等来实现其效率价值。
在上述两方面，现实情况是表外模式似乎显得更加开放与包容并走得更远;表外模式通过在其典型模式之外添加各种信用增级手段来达到相同品牌不同配置的目的，满足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多样化需求;表外模式更加效率，并在追求安全手段的尝试上小有成就(如各种内部与外部信用增级措施)，但其在朝向更高效率追求的征程中安全价值没有跟上而发生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摔了一跤。而表内模式虽然略显保守，但似乎也并没有落后太多，2010年之后德国的pfandbrief债券、西班牙的Spanishcdulas债券以及源于英国的整体业务证券化wBS发行时都设立特设目的机构SpV，都在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破产隔离，从而朝着资产证券化的效率价值追求的征程上迈出了一大步。
信托公司资产证券化篇7
关键词：银信合作信托表外业务资产证券化
银信合作业务，即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之间的业务合作，其业务模式包括但不限于银行理财资金和信托的合作、银行自有资金和信托的合作、中间业务合作和资产证券化业务合作等。
根据信托业协会的统计数据，从2010年到2014年，银信合作业务余额从1.66万亿元扩张到3.10万亿元。若考虑诸如银证信等其他模式，单一资金信托余额则更能真实反映银信合作的规模现状。从2010年到2014年，单一资金信托余额从2.27万亿元增加到8.75万亿元；2014年末信托业信托财产总额为13.04万亿元，单一资金信托占比高达62.58%。
银行从2005年开始正式开展个人理财业务。商业银行依托强大的销售渠道，获取资金的能力较强，但是作为中国资本市场上的新生力量，在银行理财成立初期，资金投资渠道较少，难以发挥资产管理的作用。而信托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关系，具备得天独厚的制度优势，银行理财的资金优势和信托的制度优势相结合，使得银信合作业务快速发展。此后，银信合作业务范围不断扩大，银行自身的需求也不断多样化，各种银信合作模式的创新也越来越多，发展成目前高达数万亿元规模的银信合作市场。
银信合作业务产生的原因
（一）基于信托视角的分析
具体来说，在以往的银信合作业务中，信托较为核心的制度优势在于以下几方面。
1.贷款资质
在金融机构中，除银行以外，信托是唯一可以募集资金对外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银行理财资金以信托产品为通道向实体企业发放贷款，成为银信合作业务初期最为重要的业务模式。
2013年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的资产管理新政陆续公布后，部分银行理财资金以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发行的产品为通道，向实体企业发放委托贷款。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对此类产品收费普遍较低，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市场扩张，但是2015年初银监会公布了《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限制金融机构使用募集资金发放委托贷款，预计在未来，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此类业务会大幅萎缩。
2.产品法人资格
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在进行股东工商注册登记和抵质押登记时没有障碍。银行理财资金以信托产品为通道，可以非常方便地对标的公司进行股权增资，同时，理财资金利用信托为通道向企业发放贷款时，相关的抵质押物可以登记到信托公司名下。证券公司资管产品、基金公司专户产品在法律上属于委托关系，无法直接做股东登记和抵质押登记，从而在股权投资业务和贷款业务上存在不便。
3.投资范围广泛
信托产品的投资范围较广，涵盖了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实业投资等多个领域。商业银行理财资金在业务开展初期，以信托产品为通道，可以非常顺畅地将理财资金投向各个市场，完成资产配置。
4.破产隔离制度优势
信托关系具有破产隔离的天然制度优势。信托关系与委托关系不同，信托关系中委托人将财产委托给受托人，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信托财产的管理，即在信托关系中，信托财产是独立的，它与委托人、受托人或者受益人的自有财产相区别，委托人、受托人或者受益人的债权人均不得对信托财产主张权利。但在委托关系中，即使委托的事项是让人进行财产管理或者处分，该财产仍属于委托人的自有财产，委托人的债权人仍可以对该财产主张权利。
信托关系的破产隔离优势，使得信托成为最天然的资产隔离主体。在各种资产证券化业务中，信托产品成为最为合适的SpV（特殊目的载体）主体。目前银行间市场发行的所有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均采用信托作为SpV。
（二）基于银行视角的分析
从以往来看，银信合作业务模式虽然千变万化，但是其出发点无非来源于银行的如下四方面需求。
1.盘活存量资产
对于银行业来说，表内大量存量存款、票据等资产流动性差、期限长，影响银行新增表内资产的增加和新业务的开展，盘活表内存量资产的需求一直存在。在以往，银行存量资产出表的渠道较少，监管机构认可的存量资产出表途径主要是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信贷资产流转模式。而这两种业务模式正式开展的时间较短，无法满足银行全部的存量资产出表需求。在此背景下，银行业以信托为渠道，通过信托产品的包装，将存量信贷资产和票据资产等委托给信托公司，并对外转让，达到了将银行表内资产表外化的目的。
在此类银信合作业务发展过程中，存在信息披露不透明、个别银行在转让资产时私下提供回购函等问题，导致监管机构无法有效监控银行转让腾挪表内资产的行为，因此监管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政策来限制此类不规范的表内资产腾挪业务，比如严禁银行理财资金受让本行信贷资产、严禁银行转让信贷资产时提供回购承诺、限制信托公司开展银信合作票据业务等政策（见表1）。
尽管监管机构对银行业转让存量资产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但目前银行业盘活存量资产的需求依然旺盛。随着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不断规范和注册制等政策的陆续推出，今后银行业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会大大提速，并进一步阳光化、规范化。
2.新增表外业务
对于实体经济中的部分信贷需求，由于商业银行表内贷款空间不足等原因，银行会协调本行理财资金向融资人提供融资。由于过去银行理财计划不具备直接向借款人发放贷款的资格，所以银行以信托为通道，由理财计划认购信托产品，再由信托产品向借款人发放贷款。
在此类业务中，信托充当银行理财计划的通道，在产品形式上一般表现为单一资金贷款信托。此类业务自开展以来，发展迅速，很快就具有相当规模。由此，银监会于2010年出台了《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银信理财合作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信托公司融资类业务余额占银信理财合作业务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30%。在此背景下，此类银信合作业务受到较大限制，但是其后随着“银证信”、“银基信”1、“假股真债”2等创新模式的出现，此类业务又再次得到较快发展。
3.发展中间业务
对于银行来说，托管、财务顾问等业务属于银行业轻资产业务，银行大力发展此类业务，在维护客户的同时，亦能获取一定的中间业务收入。
在实际业务中，银行将客户推荐给信托公司，由信托公司发行信托产品，主动向银行客户募集资金，或者银行将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推介给客户。银行从中获取推介费、托管费、财务顾问费等中介业务收入。
此外，银行有时还作为具体项目的推介方，将项目资源推荐给信托公司，银行和信托公司均能够获取较为可观的综合收入。然而，此种情况下，当信托产品出现兑付问题时，风险的最终承担方难以确定，项目的最终风险处置也难以落实最终责任人，对项目的兑付构成不利影响。
4.资产投资渠道
由于投资范围受限，商业银行会借用信托产品的通道进入投资受限领域。具体来说，同业资金的投资、证券投资、实业投资、另类投资等领域的银信合作业务是以往较为重要的领域。
（1）同业资金的投资
由于金融机构的信用状况普遍较好，因此其在同业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筹资能力，且成本较低。商业银行将从同业市场上拆借的期限短、成本低的同业资金，用于投资期限长、流动性低的信托产品，从中可赚取大量价差收入。然而这种业务模式下，资产负债表期限错配情况严重，在市场资金面紧张的情况下，商业银行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流动性风险。
（2）证券投资
在过去，商业银行理财资金由于开户等一系列问题，直接投资于证券市场受限，主要通过信托产品投向证券市场。但由于监管机构对信托产品参与证券市场投资制定了限制措施，信托业在证券投资领域与银行的合作逐渐被基金子公司、证券公司资管子公司等后起之秀所取代。
随着监管机构对理财资金投向的逐步放开，未来商业银行通过中间金融机构对外投资的需求将逐渐降低。
（3）股权投资
近年来，部分银行的私人银行部门在有意识地拓展大客户直接参与私募股权投资的业务。由于信托产品具有法人资格，在工商注册登记的过程中较为方便，同时信托产品的设计也较为灵活，能够帮助大客户实现各种各样的风险收益结构安排，因此信托产品成为银行理财资金进行直接股权投资最为便捷的通道。
同时，银行通过股权投资的形式直接投资实体经济，也为银行打开了一条进一步整合上下游客户资源的投行道路。此类业务目前存量规模较小，在未来很可能会成为银信合作的重点业务方向之一。
（4）另类投资
在实业投资领域，信托产品的投资范围非常广泛，除了较为流行的直接股权投资之外，为私人银行客户定制的红酒信托、名表信托、养老信托、消费信托等创新型产品不断涌现，满足了银行客户的不同需求。
目前银信合作业务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监管难题
银信合作业务的存在，使得各大商业银行得以通过信托等中间机构，进行表内空间腾挪、表外投资、直接投资等活动，增加了监管难度。银行通过信托产品对一些资产进行转移，导致监管部门很难第一时间了解银行的实际资产情况。同时，商业银行通过复杂的产品包装，隐藏了商业银行面临的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等潜在风险，加大了监管部门的监管难度。
同时，随着诸如证券公司、基金公司这样的证券业资产管理机构和银行业业务合作的开展，相比于银信合作业务，银证合作及银基合作由于合作双方由不同的监管机构监管，监管政策不一致、存在监管沟通时滞等问题，都会增大银证合作、银基合作的潜在风险。
（二）流动性风险
受限于信托财产登记制度不完善、全国性产品流转平台缺失等原因，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估值较难，其流动性也较差。当商业银行自有资金或者理财资金持有较大规模的信托产品时，其面临的流动性风险也较大。
（三）信用风险
目前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集中在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领域，而这些领域存在一定的行业性风险。当商业银行（尤其是某些风险控制能力较弱的中小型银行）持有大量信托产品时，所面临的潜在信用风险也较大。
现有银信合作业务面临的形势
（一）商业银行资产出表需求的变化
虽然商业银行资产出表的需求没有减少，但是随着标准化出表渠道的放开，以往旧式的资产腾挪需求会逐步减少。目前监管机构已经推出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注册制，未来大量的标准化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将逐步取代传统的以腾挪资产为目的的银信合作业务。
（二）商业银行投资渠道的放开
商业银行自有资金和理财资金投资渠道的放开也意味着部分旧式银信合作业务的终结。
过去，商业银行投资渠道匮乏，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倒逼商业银行通过信托等通道实现理财资金的对外投资。然而，当前监管部门逐步明确了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资产管理地位，理财资金的投资渠道和投资工具也在不断被拓宽，尤其是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ppn）、理财直接融资工具等新型标准化产品的推出，使理财资金得以通过标准化的工具进行债权投资，未来信托产品等中间产品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弱。与此同时，银行间债券市场也开放了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开户资格，理财产品也有望直接开立证券交易股东账户。随着未来理财资金投资渠道逐步放宽，对信托、证券、基金等产品通道的需求将不断下降。
（三）信托行业的转型
在商业银行需求转变的同时，信托行业也面临着监管制度的变化。2014年12月10日，银监会和财政部颁发了《信托业保障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要求未来所有资金信托均需要按照新发型金额的1%缴纳信托业保障基金。这就意味着以往的通道型银信合作业务未来会面临巨大的成本提升，业务空间会大幅缩小。2015年4月，国务院起草了《信托公司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信托公司的“净资产与全部融资类单一资金信托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5%”、“净资产与全部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12.5%”、“以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方式对单一融资者的融资余额不得超过信托公司净资产的15%”。
上述规定极大限制了信托公司发展传统融资类业务的空间，促使信托公司向投行化、资产管理化、资产证券化业务方向发展。
未来银信合作业务展望
虽然当前商业银行的需求和信托行业的监管政策都发生着较大变化，但是商业银行和信托行业未来依然面临着诉求的统一和优势的互补，未来的银信业务合作重点可能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资产证券化业务
未来商业银行流转表内资产的需求依然存在，信托业可以发挥信托产品破产隔离的天然制度优势，在标准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中，提供更加专业化的受托人服务。相比以往传统的信贷流转业务和票据业务，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更加透明化、标准化，更能促进商业银行存量资产流转业务的健康发展。
（二）投资银行业务
目前商业银行的投资业务工具大多集中在发行债券、贷款等融资类工具，股权投资、产业链资源整合等方面的工具较少，无法发挥银行资金和客户的优势。与同业其他金融机构相比，信托在实业投资领域优势明显。商业银行和信托合作，可通过产业基金、并购基金等模式介入企业的股权投资领域，从而更全面地介入产业链的整合，帮助银行业务转型。
（三）主动投资业务
在以往银信合作业务发展过程中，信托业不断增强自身风控能力、投资能力。在与一些风控能力较为薄弱、缺乏投资能力的中小型商业银行合作时，信托公司可以发挥自身在风控和投资实力上的优势，向银行提供更多风险可控、具备一定收益的优质资产。
（四）财富管理和另类投资业务
目前，商业银行客户需求不断发展。消费信托、土地信托，财产权信托、家族信托等新的信托业务模式尚未被大幅度开发，商业银行可以充分利用信托的制度性优势，与信托公司进行深度合作，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
注：
1.“银证信”、“银基信”业务模式是指银行理财资金认购证券公司发行的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或者基金公司发行的专户产品，再由上述产品认购信托产品，由信托产品完成对最终融资企业的融资。
信托公司资产证券化篇8
关键词:融资融券；信托；让与担保；法律构建
一、融资融券的基本概念
"融资融券"(securitiesmargintrading)，是一种以信用为基础的证券交易形式，在西方国家已很发达，也常被视为一国资本市场成熟与否的标志。简单地说，融资融券包括融资和融券两种交易方式，融资是投资者（委托人）看涨而向证券公司借钱买证券，以委托人的部分保证金和买入证券为担保，证券公司借款给客户购买证券，客户到期偿还本息，称为"买空"，即"做多"，融券是投资者看空，借证券来卖，然后以证券归还，证券公司出借证券给客户出售，客户到期返还相同种类和数量的证券并支付利息，称为"卖空"，也即"做空"。①另外，融资融券交易的授信机构并不仅包括证券公司。一般来讲，该授信机构可以是证券公司，或由特定证券金融机构专营。
二、融资融券中法律关系简析及担保法律关系重要性
根据证监会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为《试点管理办法》和国务院《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我国融资融券交易的运作流程为：融资融券交易要求投资者在证券公司开立专门帐户，委托该证券公司买卖证券，证券公司为投资者进行交易申报并以自己的名义替投资者清算、交割，投资者向证券公司支付一定的佣金作为报酬。由此，投资者与证券公司之间形成委托关系。投资者按合同约定向证券公司交付一定量的保证金作为担保物，形成担保关系。证券公司为投资者垫付买卖证券时不足的资金和证券，由此双方形成借贷关系，并将投资者买入的证券或卖券所得的资金一起作为担保物。证券公司作为证券经纪商按照投资者的指令买卖证券，投资者有义务在约定的时间内卖券还款或买券还券，否则证券公司有权强制平仓，处理投资者的担保物以保证债权的实现。由此可知融资融券包含的法律关系为：投资者委托证券公司进行证券买卖产生委托关系，因借贷资金或证券提供担保产生借贷关系和担保关系。担保关系可以说是融资融券的基础关系，信用的实现则主要依靠担保制度的实施。所以建立、完善我国融资融券交易担保制度，对于融资融券制度的发展乃至于整个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都有关键作用。
三、有关现行融资融券担保制度及其相关学说
在我国融资融券交易中，保证金分为三部分，分别为初始保证金、基本保证金和追加保证金。学界产生了信托说与让与担保说两种观点，还有人提出了以账户质押制度或最高额质押制度来完善这一担保制度。可以说，各有长处，也各有弱点，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问题。下面就上述几种观点进行简略说明和粗浅评析。
（一）信托说②
跟据相关规定，我国证监会是按照信托关系来定位融资融券中的担保关系的，证券公司投资者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内的证券和投资者信用交易担保资金账户内的资金是信托财产，投资者为委托人，证券公司为受托人，投资者和证券公司为共同受益人。③
信托说的观点看上去比较合理地解释了融资融券中投资者与证券公司的担保关系，但结合我国现行《信托法》加以分析，不难发现其理论缺陷及与法律规定的冲突：④首先，证券公司可否作为信托受托人有疑问。我国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证券与信托也是分业经营范围之内，因而证券公司是不能作为信托关系中受托人的。其次，证券公司的权利义务与一般信托中的受托人相距甚远。信托中的受托人应当为了受益人利益最大化而积极管理信托财产，使其增值。但融资融券业务中证券公司并不是积极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而是由投资者进行证券买入卖出，只有在投资者不能按期履行义务并满足一定条件时，证券公司才有对投资人信托财产的处分权利。再次，证券公司的角色含混不清。信托中受托人不得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利益。在融资融券业务中，证券公司为债权人，也是交易的受托人，其本应是担保关系的担保权人，享有担保权益。
（二）让与担保说
该说认为我国现行的融资融券担保制度实际上是法律未予规定的非典型担保：让与担保。让与担保是指为确保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债务人或第三人将担保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给担保权人，债务人在规定时间内履行债务后，债务人或第三人取回标的物所有权，否则担保权人可以就该担保物受偿。⑤根据其观点，投资者将其资金、证券的所有权让渡给证券公司作为履约担保，当投资人未能在约定时间内补交追加担保物或到期没有清偿融资融券所欠债务时，证券公司可以强制平仓（处分担保物）。让与担保具有两方面的优势：一是担保物不转移占有，担保人可以继续占有和使用担保物；二是设定及实现程序简便，无需登记或占有，灵活高效。因而把融资融券中的担保关系解释为让与担保较为合理。⑥
和信托说一样，该观点也确实存在自身的缺陷：首先，与《物权法》《担保法》相冲突。我国现行《物权法》规定的担保方式只有五种：抵押、质押、留置、保证和定金，并没有让与担保。依据物权法定原则，物权种类和内容必须由法律规定而不得由当事人任意约定。同时，根据《试点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融资融券业务中，证券公司受托持有证券，为名义持有人，但股东权益却依然应属客户投资者享有，⑦名义持有人与实际权益人的不一致也容易产生一些法律问题。
四、对于完善我国融资融券担保制度的其他构想
（一）账户质押模式
该学说认为，融资融券担保可采取账户质押的模式，即客户以其开立的相关信用交易担保账户而非账户内资金、证券作为质押标的，客户可以使用资金担保账户中的资金、处分证券担保账户中的证券，但其所买入的证券或卖出证券所获得的资金都必须进入信用交易担保账户作为担保物，在未了结相关融资融券交易前，不得挪作他用。在客户未及时按约追加保证金时，证券公司有强行平仓、优先受偿的权利。
这一学说具有一定的长处：以账户本身而不是账户中的资金证券作为担保标的，不会因为账户中的资金变化造成"脱保"效果。债务人可继续使用账户中的担保品，债权人可随时监控账户内的变动情况，可防止发生对债权人不利的情形。但该学说也有自己难以克服的弱点：我国《物权法》《担保法》没有明确规定此担保类型，在实践中，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曾在2004年用司法解释承认了两种类型的的账户质押，但最高院于2008年12月废止了关于出口退税托管账户质押的贷款，理由为与物权法相关规定冲突。另外，该种质押是动产质押还是权利质押而今尚不明确。再次，账户质押以账户为标的而进行担保，但账户本身如果不与账户的资金、证券相结合，显然会不具备相应的价值性和流转性而不能成为担保的标的。故而此说也难以自圆。
（二）最高额质押模式
该模式也是近几年来新提出的观点。⑧依据该学说，在融资融券交易中投资者和证券机构就融资或融券达成最高额质押协议，利用融资购买之券或者融券出卖所得之资金质押担保证券公司债权实现。最高额度指由初始保证金额和保证金比例所决定的证券公司最高授信额度。当特定账户价值低于约定或法定最低担保维持比例时，质押权人可要求投资者追缴保证金；若投资者不能按照要求提供，则可以处分担保品并从中优先受偿。
这种观点也存在一定缺陷：首先，《物权法》上最高额质押的特征是所担保的债权数额处于变动之中，但担保物是不变的，而融资融券交易担保所担保的债权及担保品均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不符合最高额质押的要求。其次，《物权法》对权利质押有登记的要求，⑨而融资融券交易担保的最高额质押说却规避了这一规定，有违反物权法的嫌疑。
五、综合评价及本人观点
从分析可知，信托说虽然有官方规章作为论据，但与信托原理相去甚远，破坏了信托法律体系的整体性，难以自圆其说，本人认为，信托的规定在官方规章中应作删除，而采用其他观点加以构建。最高额质押模式虽与我国目前法律制度相符，能够解决融资融券中担保制度上出现的法律问题和障碍，但终究不是长远之计，要对融资融券担保制度加以有效建设，应当考虑让与担保制度的建立。
对于让与担保，制度优势前已有所述及，此处不赘。但各界不乏质疑之声，其中最大的质疑莫过于其为变相承认流质条款，有违法律精神：投资者未能按期交足担保物或到期未偿还融资融券债务的，证券公司应当根据约定采取强制平仓措施，处分客户担保物。但我们应该看到，法律禁止流质条款的初衷在于防止债权人乘人之危损害债务人权益。而融资融券交易中，客户系自愿将自有的资金证券做担保进行交易，自愿承担风险，且证券公司的强行平仓权产生已久，已为证券市场所必需之制度，难道可以说证券公司在乘客户之危侵犯客户权益吗？很明显这样认为是不合理的。虽然融资融券中引入让与担保制确实需要移转所有权作为担保，但这仅仅是一种形式，到期债务人无法追加保证金，债权人仍须与债务人协商变价偿还，这与其他担保物权实现方式并无本质区别。另外，若引入让与担保制度，不仅可以解决融资融券担保问题，也可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比如我国房地产市场中的按揭贷款也可得到有效调整，篇幅所限，在此不予论述。就我国是否应将让与担保纳入物权法体系，在学术界存在两种代表性的争议：肯定说与否定说。肯定说以梁慧星为代表，主张将让与担保作为一种典型担保物权纳入物权法，用以规范我国房地产市场中购房者与银行间的按揭贷款交易，不能不说是有远见，作者也赞同其观点。⑩
六、结论
综上，本人认为，法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保证，即使不能对社会经济发展立即作出回应，但也应与经济社会发展保持适应性，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法律制度加以完善，在我国引入让与担保制度，将让与担保增加为担保的种类之一。在肯定让与担保存在的同时，需要在让与担保制度中对权利归属变化的公示做出具体规定，如及时办理交付或登记、变更登记等程序，从而更好地解决融资融券业务中担保的相关问题。
注释：
①参见李东方主编：《证券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参见李宪惠：《信托制度可为融资融券保驾护航》，载《证券时报》2006年7月20日第5版。
③参见《试点管理办法》第14条、《融资融券合同必备条款》(以下简称《合同必备条款》)第6条规定。
④参见《信托法》第20~23条、第25条规定。
⑤王闯著：《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⑥陈红："我国证券信用交易风险控制的几个法律问题研究"，载《法商研究》2008年第5期，第24-25页。
⑦参见《试点管理办法》第31、32条规定。
⑧参见廖焕国：《论我国融资融券交易担保机制的法律构造-以最高额质押为视点的框架分析》，载《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⑨参见《物权法》第226条规定。
信托公司资产证券化篇9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mortgage—BackedSecuritization,mBS)是一国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是指住房抵押贷款机构将其持有的抵押贷款汇集、重组成抵押贷款集合基金,经过担保和信用加强,以证券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的融资过程,是以一级市场上抵押贷款组合为基础发行抵押贷款证券的融资行为。作为衍生证券技术和金融工程技术相结合的产物,资产证券化是近几十年来世界金融领域最重要和发展最快的工具。它的重要组成部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mortgageBackedSecuritization,mBS)的发展尤其迅猛。
资产证券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表现在其交易结构的不同,典型的证券化交易结构中都有一个特设机构SpV(SpecialpurposeVehicle)。作为连接投资者与发起人的关键环节和结构性融资的载体,SpV可以说是证券化设计中的“精妙之笔”,它以金融中介的形式巧妙实现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流动和聚合。因SpV从事的业务受到严格的限制,经营风险较小,同时由于SpV对资产的“真实购买”,在发起人和投资者之间起到了“防火墙”的作用,有效地实现了风险隔离的功能。所以,SpV是证券化中关键的制度建设,它不仅关系到证券化的成败,而且还关系到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SpV的法律特征如下:
第一,SpV是一个特殊的法律实体。SpV是为完成证券化操作而组建的法律实体,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SpV一般是独立于其他金融机构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可能由第三方设立,也可能是发起人的全资子公司,但它必须在法律上是一个独立于发起人的法人实体。SpV是发起人在实现其预期财务目标过程中,为了迎合法律的要求而特设的一个法律概念上的实体,但它近乎一个“空壳公司”,只拥有名义上的资产和权益,实际管理和控制均委托他人进行,自身并不拥有职员和设施。SpV的业务只能限于证券化业务,不能发生证券化业务以外的任何资产和负债。
第二,SpV是一个临时机构。SpV不是一个永久存续的公司,而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SpV系因证券化业务而设,因此,当其所发证券全部到期并偿本付息后,SpV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自然也就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将因其预期目的的达到而解散。
第三,SpV是一个“空壳公司”。SpV作为一种业务唯一的公司,其在实质上几乎就是一个“空壳公司”:基础资产由发起人提供,资产的现金流管理委托给信托机构经营,证券的发行由投资银行包办。SpV的实质意义不过是在“破产隔离”的设计上,在表面形式上却只能是一个小规模的公司。它可能连自己的经营场所都不需要,甚至只需一个法律上的名称即可。
第四,SpV是一个“不破产实体”。SpV是一家远离破产风险的法律实体。这是因为,首先,SpV在证券化之前必须经过严格测算,以确保住房抵押贷款所产生的现金流,足以支付抵押贷款证券的本金、利息和有关证券化运作的各种费用。因此,SpV在经营范围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即在正常运作的情况下一般不会破产。其次,SpV通过“真实销售”将住房抵押贷款从发起人的资产负债表中移出,即同发起人的其他财产相分离,从而实现了同发起人破产风险的隔离。
第五,SpV运作中的成本最小化原则。资产证券化是一种收益空间较小的证券业务,因而在其各个环节中必须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如在SpV的组建条件上,为求得在资产证券的收益空间之内成本最小,就要求SpV的净资产不能太大,即资本成本要小,与SpV业务的唯一性相适应。同样,为追求成本的最小化,SpV不拥有自己的人员和设施,在组建地的选择上首先要考虑税收因素。
二、我国设立SpV的模式分析
对我国而言,SpV还属于概念性东西,具体的运作方式处于摸索应用阶段。但面对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承诺,消极被动显然不可取,我们必须积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结合国内企业实际,选择适合我国发展的mBS模式,以增强金融服务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但SpV在我国是新生事物,现行法律等配套制度的滞后将不可避免地对这一先进的融资模式产生阻碍。
(一)模式一:采用特殊信托充当SpV。
信托方式也是国际上资产证券化的典型模式之一,在证券化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的颁布为实施mBS提供了契机。《信托法》中规定了信托财产与委托人其他资产的隔离、受托人自有财产之间的隔离以及受托人承担支付信托利益的义务是以信托财产为限等问题,这些规定保证了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实现了“破产隔离”。这样,发起人可以设立一个信托(SpV),然后将基础资产转移到信托中,信托的权益移交给一家独立的受托管理机构进行托管,SpV设计、发行符合市场需要的mBS,受托管理机构负责收取证券的本息,分配给投资者。
(二)模式二:单独组建国有独资SpV。
目前,我国证券化市场处于萌芽状态,SpV的设立及其操作规范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我国证券化市场的模式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从国外经验看,在证券化市场发展初期,风险较大,没有政府支持的SpV很难应付这种危机。由政府出面组建SpV,可以使证券化市场一开始就处于良好的管理之中,可更好地配合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协调发展。
因此有学者认为,目前可考虑由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各商业银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联合出资成立SpV。在组建初期,政府直接控股,以提高SpV的信用等级,减少制度安排成本,并能更好地兼顾政策目标和赢利目标。SpV的主要业务是从住房抵押贷款发放银行处购买抵押贷款,将购买的抵押贷款组合作为可以证券化的抵押贷款资产池,以抵押贷款资产池的资产组合为支持,发行mBS,并为所发行的mBS提供担保。
(三)模式三:由资产管理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或合资公司形式的SpV。
我国已经成立了信达、长城、东方、华融四家资产管理公司,资产证券化也属于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范围。不过其业务范围过于广泛,不符合SpV业务唯一性的要求。所以需要由资产管理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或合资公司来专门从事资产证券化业务。事实上国内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一直都在积极筹备不良资产证券化。2003年1月23日,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首先与德意志银行签订协议,就分布在我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20个项目,本金总额近16亿元的资产实行证券化,所发行的债券全部向境外的机构投资者出售。信达的这项举动是我国资产证券化和利用外资领域的一大突破。
(四)各模式的比较分析。
模式一、二、三的共同特点
是设立了独立的SpV,有利于抵押贷款二级市场的形成和一级市场的完善,有利于mBS的长远发展。但模式一虽说在国际上使用比较多,但我国信托投资公司刚完成第五次整顿,具体业务方向不明确,资信力不高,现阶段由信托公司参与证券化运作可能会受到某种程度的不良影响,不利于吸引投资者。模式二的最大意义就是真正实现了“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符合国际上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潮流,运作最为规范。同时,有政府背景的SpV有助于降低创新成本、增强市场信心,更好地兼顾政策目标和盈利目标。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模式。但它要求必须按照审慎的商业原则运作,使得SpV设立时审批难度大且过程复杂,一时难以进入实质性操作,即理论上较完美,但操作上较难。至于模式三,因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范围和经营目标非常明确,是特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其“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管理和处置因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任务,本来就是一件浩繁的工程,况且目前进展状况不容乐观。若同时再赋予其资产证券化这一需要高度创造力且有较高难度的职能,可能不利于amC原有目标的实现,处理不当会影响到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
三、我国建立mBS可行的SpV模式
(一)SpV运作机制的国际比较。
mBS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住房信贷体制濒临崩溃的美国,继而在欧美国家如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得到了迅速发展。90年代以后,在亚太新兴经济地区如澳大利亚、香港、韩国、新加坡等地,mBS也日渐壮大起来。由于各国在经济发展阶段、市场条件、法律制度等诸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发展mBS的动因、SpV的性质和功能以及一些具体操作方面各有不同。这里仅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香港为重点进行比较分析。
美国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成立了联邦国民抵押协会(Fnma)、政府国民抵押协会(Gnma)、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FHLmC)等机构。美国联邦政府为这三家发起机构提供了许多优惠政策,以鼓励其从事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业务,这对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市场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加拿大的证券化完全是由加拿大按揭与住房公司(CmHC)来主导运作。
CmHC是加拿大住房金融体系的核心,它集住房政策制定、提供住房按揭保险、运作按揭证券化等职能于一身。为了能发行CmHC担保的mBS,发行人必须经CmHC资格认定。有资格的发行人可能是贷款人,但此时抵押贷款库的产权已经真实出售,贷款库文件由文件托管人管理和审查,一旦贷款人破产,抵押贷款库不会遭到清算,而是由Cm-HC来接管。该国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完全是一种商业化模式,由商业银行或投资银行成立相应的公司去运作。
澳大利亚中央银行规定,商业银行发行mBS必须表外运作,通过设立SpV持有按揭资产和发行债券,确保商业银行远离按揭债券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在住房金融方面,香港以前一直是依赖商业机构,即大多由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联手,自行安排抵押贷款的证券化。自1997年3月后,香港政府通过外汇基金出资20亿港元成立了香港按揭证券公司(HKmC),专门运作按揭证券化。
目前,HKmC是开拓香港二级抵押市场的主要机构,它在特区政府的支持下,以独立公司的形式实现市场化运作。总的来看,无论是美国、加拿大还是香港,在发展抵押贷款二级市场、推进mBS、构筑全面的住房金融体系方面都成功地发挥了政府的作用。政府通过在立法和机构组建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一方面解决了市场难以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为商业机构创造了发展条件,使得政策性机构和商业性机构紧密融合,各司其职。
同时,借助政府背景设立的SpV有助于提高或强化SpV的资信力度,增强投资者信心,以吸引更多投资者进入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市场。所以,要在我国推行mBS,政府必须大力创造好的市场机制和法律环境,但同时注意政府的介入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引导企业,企业进入市场”,突出市场本身的作用,真正做到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建立政府调控、有序竞争、风险控制等一套完善的运行机制。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夏普和米勒所预言的,不动产证券化将成为未来金融发展的重点。
目前,抵押贷款证券的品种和技术不断创新,并呈全球化发展趋势。我国住房抵押贷款业务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势头迅猛。截至2002年6月底,金融机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已达6630?1亿元。从我国的市场状况、金融发展趋势来看,及早寻求对策、启动mBS应是明智之举。虽然我国金融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金融中介服务水平不高,但要稳步推进mBS,必须遵循证券化的一般原理,合理引入国外最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力争从一开始就建立起比较规范的运作体系,以利于以后证券化工程的全面实施。
(二)建立mBS可行的SpV模式。
通过上述的比较及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的一些具体情况,特别是有关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立法上仍然是空白,我们认为我国的特设机构建设可以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或者说在现有法律不做重大调整的情况下,设立与现行法律制度相容的SpV。在此基础上,通过几年的实践,在积累一定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经验后,制定我国相应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法律,并在新的法律框架下,构建出我国比较成熟的SpV,完成第二步目标。
1、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构建SpV。
研究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SpV模式是我国创立住房抵押支持证券市场的首要任务。SpV一般是采取公司或者是信托方式,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以公司形式设立SpV不太现实。因为如果SpV采取公司模式运作,则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由发放住房抵押贷款的商业银行设立SpV,V作为银行的子公司,这将与我国《商业银行法》关于商业银行投资和业务范围的规定相冲突,并且也难以实现对抵押贷款的“真实出售”。二是设立独立于商业银行的SpV,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在制度上能够较好地保证“破产隔离”和“真实出售”,但问题是我国当前这方面的法律仍然是空白,其设置及运作缺乏法律依据,并且商业银行也可能不愿意将作为优质资产的住房抵押贷款出售给SpV。
目前,设立SpV比较可行的一种模式是采取信托方式。我国《信托法》颁布后,以信托方式建立SpV已有了法律依据。具体操作是由商业银行直接以资产池为基础发行mBS,但为了使资产池独立于银行的其他资产,可以将资产池设立为信托财产,以第三方信托机构为受托人,以mBS投资者为委托人及受益人,信托机构再委托商业银行作为服务商。这种模式的优点是既利用了银行信用状况较好的特点,又在机制上实现了“破产隔离”制度。只要能在法律上明确抵押贷款可以成为信托财产,这种模式应该可以成为我国现阶段实操性较强的一种SpV运作模式。
2、在成熟的证券化专门法规框架下构建完全独立于商业银行的SpV体系。
这一方案是在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实践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有了专门的证券化法律框架、市场条件比较成熟之后再行实施。其目标是建立以政府机构为核心、以准政府机构为基础、以民(私)营公司为补充的SpV机构体系。这个阶段SpV在设置主体与组织形式上是由独立的第三方组建并拥有,在组织形式上独立于作为证券化发起人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确保贷款资产转让能实现“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
具体来说,首先是由政府投资,设立一到几家全国性的政府独资政策性的特设机构,负责按照政府设定的标准,购买个人住房公积金抵押贷款和商业性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并以此为基础发行住房抵押支持证券,政府特设机构主要发挥核心作用。其次是将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第一阶段所成立的SpV分离出来,并以其为基础,吸收有实力的投资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入股,组建股份制的特设机构,给予其准政府机构待遇,作为我国特设机构的主体。最后是在法律健全的情况下,允许市场出现私营或
信托公司资产证券化篇10
资产证券化法律问题跨国资产证券化
一、资产证券化概述
（一）资产证券化的概念
迄今为止，对资产证券化最好的定义是Shenker&Colleta提出的：资产证券化是指股权或债权凭证的出售，该股权或债权凭证代表了一种独立的、有收入流的财产或财产集合中的所有权益或由其所担保，这种交易被架构为减少或重新分配在拥有或出借这些基本财产时的风险，以及确保这些财产更加市场化，从而比仅仅拥有这些基本财产和所有权利益或债权有更多的流动性。
（二）资产证券化的特征
1.以融资为目的。资产证券化的发起人之所以启动这个过程，在于其所拥有的有稳定的、可预见未来收益的资产缺乏流动性，不可以或短期不可以变现，发起人为了获得现金而将其这种资产转让给SpV，由SpV发行证券。
2.不依赖银行信贷机构的融资方式，且以资产本身的信用为担保。资产证券化中，银行信贷机构等不再是资金的提供者。资产证券化不再过分依赖银行信贷机构，拓宽了融资途径，无疑是一种创新。
二、国外资产证券化的法律制度保障
（一）资产转让
1.合格的资产
其相对应的法学概念应是财产或财产权利。资产证券化中的资产，一般是指缺乏流通性的将来会带来现金流的资产，在法学范围内一般是指债权，而资产转让即债权转让。实践中各国对于可资产证券化的资产的范围规定不同，宽严程度各异。
2.真实出售
所谓资产的“真实销售”，是指发起人将与拟证券化资产有关的权益和风险或控制权一并转移给SpV，使其成为该资产的合法持有人。判断资产真实销售，虽然各国法律规定有别，其根本目的都在于将资产与发起人的信用、破产等财务风险相隔离，以维护SpV和投资者对资产的所享有的合法权益。在英国“以形式为准”，即只要合同中规定为真实出售，法官无需衡量是否满足真实出售的条件即推定是真实出售；在美国则相反“，重实质而轻形式”，重在探究当事人交易的实质。
（二）SpV法律问题
SpV的设计是资产证券化中的核心问题，SpV的设计的成败几乎直接关系到整个资产证券化过程的成败。因此，凡是论证券化的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都十分关注SpV的设计。从国外法律规定SpV的设立形式来看，主要有以下二种方式：公司、信托、
1.特殊目的公司（Special purpose Company，简称SpC）
SpC是国外证券化操作中最为常见的组织形式，其优点有：能够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反复使用发行各类证券，增强灵活度。而其缺点是公司是一个资本营运主体和纳税实体，这样可能导致SpC在从发起人处取得证券投资者特定资产和将该资产发行证券时承担双重的纳税义务。
2.特殊目的信托（Special purpose trust，简称Spt）
Spt是指发起人以证券化基础资产设立信托，让作为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的信托机构，从该信托机构换取受益权证，然后再销售给投资者。在资产证券化关系中，发起人是委托人，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是受托人，投资者是受益人，而被让与的证券化基础资产自然就是信托财产。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Spt可以保证用于资产证券化的资产的独立性，不受Spt破产的影响，有利于风险隔离的实现而普遍应用。
三、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实行的法律障碍
（一）债权转让法律障碍
我国没有可资产证券化的资产范围的规定。根据我国《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债权应可以转让。但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九条，有三类情形的合同债权不得进行转让：1.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2.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3.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合同权利。因此，发起人在挑选证券化资产组成资产时须注意参考以上规定。对于合同债权转让，我国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则采取通知转让原则。2000年11月份颁布的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中第十三条规定：因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贷款发生的债权转让无须通知债务人即发生法律效力。
（二）SpV的设立
1.SpC方式
我国《公司法》对于公司设立“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经营条件”的要求将增加SpV的设立成本。另外，SpV的性质决定了SpV适合发行债券而不是股票。我国现行法律对于发行债券的主体资格要求较高。这与实践中SpC一般仅需是“空壳公司”的状态相比，大大增加了资产证券化的成本。
2.Spt方式
《信托法》第四条规定：受托人采取信托机构形式从事信托活动的，其组织和管理由国务院制定具体办法。但目前国务院并未出台相关办法。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于2002年6月份公布的两项法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信托投资公司将不得发行任何凭证式证券（包括债券）。
四、我国采取的海外资产证券化的可行性
首先，开展跨国资产证券化，必需克服国内法律障碍，改善相关规则和制度的空白等现状，通过国际司法中冲突规范的指引，寻求适宜的法制和社会环境。其次，开展跨国资产证券化，通过资产证券化主体基于自身或多方利益出发，考虑各国税收法和其他规则的利弊，从而理性地作为，可以使融资成本相对较低。综上，我国所存在的一系列法律障碍以及其他方面的欠缺，阻碍了资产证券化完全本土化的实践。但是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高效低成本的融资方式，对于我国企业现阶段发展中存在的资金问题及银行处分不良资产问题，确实有重要意义。我国采取的海外资产证券化可以在不改变我国法律规定、继续完善制度等一系列复杂情况下，享受资产证券化的所带来的效益。
参考文献：
[1]复旦民商法学评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