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概述篇1
[关键词]银行反洗钱法律问题对策
计划经济年代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不法分子无法洗钱；改革开放后内地就出现洗钱犯罪。“白领犯罪在20世纪90年代表现为洗钱”。金融系统是洗钱的易发、高危领域。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米歇尔？康德苏的估计，全球每年的洗钱数额达6000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左右。国际社会已将洗钱列为十大犯罪之首。因此，遏制洗钱犯罪，势在必行。
一、洗钱罪概述
（一）洗钱犯罪的含义
洗钱，顾名思义就是把赃钱清洗干净，给非法的资金披上合法的外衣。它最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美国芝加哥的一黑帮分子开了一家投币洗衣店，在每晚计算当天的洗衣收入时，他把其它、走私、勒索等非法收入混入洗衣收入中，再向税务部门纳税，扣除应缴的税款后，剩下的非法收入就成了他的合法收入，这就是“洗钱”的由来。各国的法律及国际公约对“洗钱”有不同的表述，通常是与各国对洗钱罪的界定相适应的。国际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认为，凡隐瞒或掩饰因犯罪行为所取得财物的真实性质、来源、地点和流向，或协助任何与非法活动有关的人规避法律应负责任者，均属洗钱行为。
《刑法》第191条规定，洗钱犯罪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而采取的提供资金账户，协助将财产转移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通过银行转账或者其他方式协助资金转移，协助资金汇往境外，以其他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利益转移为合法财产，所转移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达到一定数额的行为。《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将洗钱的上游犯罪增加了“或其他犯罪”，将洗钱行为表述为：“将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或其他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通过各种手段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
（二）洗钱犯罪的特征
洗钱犯罪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有预谋的故意犯罪；二是利用银行或地下钱庄进行；三是具有跨国性。各主权国家司法管辖权有限，不能越界追逃；四是缺乏可识别的受害者，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三）洗钱犯罪的危害
洗钱犯罪危害性大，破坏经济建设，影响金融业的健康发展。一是为有组织犯罪提供资金来源；二是助长刑事犯罪，危害社会稳定。洗钱的高利润会刺激犯罪分子的欲望，助长了其嚣张气焰，给社会带来危害；三是助长官员贪污腐败，造成贪官外逃。我国的资本外流数额排行世界第四位，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已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四是损害金融机构的声誉，严重影响银行业务的拓展，诱发金融危机。如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倒闭，原因之一就是参与洗钱；五是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原则，冲击合法经济，破坏国家投资环境。
二、金融机关反洗钱的现状
（一）形形色色的洗钱犯罪
近年来洗钱犯罪日益增多，数额不断上升。主要表现为：一是利用地下钱庄把在国内犯罪所得赃款清洗到境外。首先赃款所有者在境内将要清洗的赃款交给地下钱庄的经营者，然后在境外从地下钱庄的同伙处提取被清洗过的赃款。如厦门远华走私案中，赖昌星通过晋江“东石丽”地下钱庄疯狂洗钱。二是利用同海外公司签订假进口合同，以金融机构信用证支付方式将资金汇往境外，即将犯罪所得资金转移到境外金融保密制度比较严格的国家和地区。三是利用他人身份证件或假身份证件开立账户，通过金融机构存取、转账等方式转移非法资金进行洗钱。四是利用借贷方式洗钱。首先通过向他人借大额钱款，然后再用赃款偿还债务，使赃款被清洗成来路合法的款项。五是利用外汇黑市把赃款兑换成外汇，再将其走私出境，从而达到洗钱的目的。六是通过成立皮包公司或者利用其它单位走账进行虚拟贸易，伪造经营业绩，谎报收入，然后以公司经营所得的名义将犯罪收入向税务当局申报纳税，将赃款变成完全可以公开的正当收入。
（二）银行反洗钱的现状
1、金融环境不够规范，金融秩序有待完善。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银行业竞争出现白热化，有的银行见钱就揽，有钱就收，忽视了对钱的性质和来源的了解。甚至明知该钱的来路不正，仍帮其转款或做其他处理。所以在金融秩序混乱的地方，很难有效地预防和查处洗钱活动。
2、部分人员反洗钱的意识淡薄。对反洗钱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错误地认为反洗钱是发达国家的专利，没有必要盲目跟风，否则会失去大量客户。甚至“睁一眼、闭一眼”，麻木不仁，使银行成了洗钱的工具。
3、员工业务素质不高。缺乏过硬的业务知识和专业技能，即使面对可疑的金融交易或者明显与洗钱有关联的交易，也难以进行辨别。有些人工作责任心不强，有章不循、有禁不止，结果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实施洗钱等金融犯罪轻而易举，根本无法有效防范和查处洗钱。
4、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和完善，缺乏可操作性。实践中多数巨额黑钱都是通过各种银行、在不受任何监控的情况下被转移出去的。
三、银行反洗钱的具体对策
（一）建立健全法律体系。我国反洗钱的最早立法是1990年《关于禁毒的决定》。1997年《刑法》正式对洗钱罪作出规定，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加以补充，2003年央行又颁布《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及《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报告管理办法》三大规章的，2004年修改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确定了央行反洗钱的法定职能，反洗钱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差距，必须抓紧制定《反洗钱法》。首先，要明确反洗钱的定义和范围，确立其设立模式、性质、职能；配备专职人员，明确其责任。其次，扩大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把贪污贿赂、盗窃、抢劫、偷税、、贩毒、诈骗等严重犯罪也列入。既打击洗钱又遏止其上游犯罪，使犯罪分子“无处洗钱”或“无钱可洗”。最后，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实施洗钱罪上游犯罪行为人如果不能说明自己所持有的财产性质或来源合法，就推定为洗钱犯罪所得进行定罪。可喜的是反洗钱法草案已于06年4月25日，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预计8月份颁布实施。（二）加强银行内部监控。金融机构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内控制度并报央行备案，严防金融机关成为洗钱“黑道”。一是利用现有的力量和机构成立专门的反洗钱工作机构或者指定专人负责反洗钱工作，配备必要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各关键部门设立反洗钱联络员。二是按照分级管理原则，对下级分支机构进行指导、监督、核查。三是各商业银行之间应密切配合，相互协作，同时把反洗钱工作纳入年终考核范围，常抓不懈。四是严格执行反洗钱责任制，并建立和完善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保险、证券机构反洗钱监管制度，明确其现场和非现场监管职能。
（三）建立系统化工作机制。一是各银行应逐步完善报告制度，监控大额可疑资
金交易。银行对大额现金、存款、汇款和保管箱业务；对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及跨境转移，且无明确商业或正当目的活动；对客户的资金来往发生不寻常变化的均应特别引起注意，发现交易可疑的，应当按照规定时间限制和规定程序向监控中心报告。单位之间金额人民币100万元以上、外汇50万美元以上的单笔转账支付；个人金额人民币20万元以上、外汇10万美元以上单笔现金收付，都属于大额交易，必须加以重点审查、分析，发现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报案。二是注意保存内部交易记录和业务凭证，以备执法部门调查取证。对账户资料和客户交易纪录的保存期限自销户之日起至少5年，如：个人账户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住所等；涉及可疑交易的，至少保存20年。保存期的文件资料应是原始凭证、监管部门认可的电子介质文件资料，且保证资料的完整性和法律有效性。
（四）实行存款实名制。这是银行防范洗钱犯罪的基本措施。金融人员应提高思想认识，严格遵守《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建立客户身份登记制度。在办理存款、结算业务时，应审查其身份并记录在案、核对存档。对他人开立个人存款账户的，应严格按规定核对人和被人的身份资料并做好登记工作。对单位客户应按银行有关规定要求其提供合法的证照、文件及资料或经公证的复印件，确认客户的注册名称、注册地址、组织形式、经营范围、单位负责人、财务状况等，开立账户应由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直接办理，对授权他人办理的，要求其出具负责人的授权书及其身份证件及被授权人的身份证件；不得为客户开立假名、匿名账户，不得为身份不明的人提供存款、结算服务。
（五）加强员工培训。洗钱作为一种高智商的隐蔽性犯罪，不会被轻易发现。因此，要取得反洗钱工作成效，不仅需要完善相关立法，还需要一大批熟悉法律、精通业务的从业人员。要加强对员工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平时注意对员工进行反洗钱的操作程序、应紧处理措施的指导与培训，确保所有员工熟悉相关法律和操作规程，懂得如何甄别异常资金，侧重对一线临柜人员识别客户和可疑交易的教育培训。
（六）加强信息交流。注意从中发现洗钱犯罪活动的蛛丝马迹。一是加强金融内部的信息交流，要通过内部网络对客户信息共享，减少获取信息成本，准确判断是否可疑交易。二是建立信息交流机制，通过银行间的信息中心进行交流。三是加强与其他机构的合作，特别是与公安、司法机关的协作，包括报送信息交流，依照有关规定协助、冻结、扣划客户存款。
金融危机概述篇2
一、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
从现有资料来看，国外学者对金融安全的概念尚无统一的界定。这表明，对金融安全的概念进行具体和明确界定较为困难。同时也表明，安全的内容涉及到与一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众多的要素的安全，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经济安全中金融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国外学者通常都将金融安全放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系统中来探讨。我国学者对金融安全的研究和探讨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应当说相关的研究仍在起步阶段。我国学者对金融安全的界定主要有两种类型，即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王元龙，1998)和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界定(梁勇，1999)。
1.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
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金融安全的观点认为，所谓金融安全，简而言之就是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一国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借用外债等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其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
对金融安全概念的上述界定，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根据金融的实质对金融安全概念进行界定。金融可以理解为凡是既涉及货币，又涉及信用的所有经济关系和交易行为的集合。把金融安全的概念界定为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并强调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这实际上是根据金融的实质对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
其次，反映了金融安全概念的广泛性。要进行货币资金融通、从事信用活动，就需要有一个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金融体系是由五个基本的要素所组成：一是金融制度，具体包括货币制度、汇率制度、信用制度、银行制度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制度、利率制度、金融市场的种种制度，以及支付清算制度、金融监管制度和其他；二是金融机构，通常划分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两类；三是金融工具，是指信用关系的书面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契约文书等，其包括的范围极为广泛，从传统的商业票据、银行票据，直到期货、期权和种种金融衍生工具的标准合约，金融工具可以在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是金融活动的载体；四是金融市场，是金融工具发行和流转的场所，金融市场主要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及衍生性金融工具市场；五是金融调控机制，是指政府进行政策性调节的机制，金融调控机制的内容包括决策执行机构、金融法规和货币政策。既然金融安全是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毫无疑问，在金融安全概念中理所当然包括了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运行的安全。
再次，将金融安全的概念置于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讨论。金融全球化的影响具有两重性，金融全球化在大大提高国际金融市场效率、有效配置资源、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众多负面影响，突出表现为加大金融风险和引发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人们重视金融安全不断地敲响了警钟，也为人们在金融全球化潮流中维护金融安全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正因如此，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金融安全概念时特别强调一国对外金融的安全，认为一国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借用外债等都属于金融安全问题的范畴，其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对外金融的安全，并不意味着忽略内部金融的安全，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对目前的开放经济体而言，内外部经济往往是交织和融合在一起的。过分强调外部均衡的能力和状态而忽略内部均衡的状态来谈金融安全可能有失偏颇。其实，这种对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中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内外部金融安全，因为货币资金融通既可以是在国内金融市场进行，也可能是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
2.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界定
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界定金融安全的观点认为，从概念的源泉看，安全本来是国际关系学的概念，因此需要从国际关系学基本概念出发，结合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给金融安全下定义。抽象地说，金融安全是对“核心金融价值”的维护，包括维护价值的实际能力与对此能力的信心这两个紧密相关的方面。梁勇博士认为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核心金融价值”和该价值所维系的金融安全。
首先，“核心金融价值”是金融本身的“核心价值”，主要表现为金融财富安全、金融制度的维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正常运行与发展。这意味着金融安全是金融本身(当然包括王元龙所说的货币资金融通)的稳定和金融发展的安全，这也是对金融安全最普遍的理解和最常见的金融安全问题。
其次，“核心金融价值”是受金融因素影响的国家的“核心价值”，表现为国家的经济、和军事等领域的安全受金融因素影响(包括危害和维护两种情况)程度。这意味着金融安全是金融领域对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安全的维护，即把金融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看成是对国家安全的支撑。
第三，“核心金融价值”是国际金融运行中本国的“金融价值”，其内容除了避免金融财富外流、外来冲击危及国内金融制度与体系进而危及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外，主要是“金融主权”。这种“金融主权”是控制金融体系的力量，保持对国内金融运行和金融发展的控制。这是前两个层次的延伸，既包括金融本身的安全，也包括金融对其他领域安全的影响。之所以在前两个层次之外特别强调对金融体系的外来冲击，这是在金融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外部因素冲击国内金融体系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日益突出，并且金融全球化赋予金融安全以更大的紧迫性。
根据对“核心金融价值”的解释，这种观点认为，国家金融安全是指一国能够抵御内外冲击保持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正常运行与发展，即使受到冲击也能保持本国金融及经济不受重大损害，如金融财富没有大量流失、金融制度与金融体系基本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状态，维护这种状态与能力和对这种状态与维护能力的信心与主观感觉，以及这种状态和能力所获得的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安全。
郑汉通博士和雷家骕博士对金融安全的概念也作了类似于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的界定。郑汉通认为，所谓的金融安全，即一国金融利益不受侵犯，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不受破坏和威胁，金融体系能抵御各种金融危机对其的侵害。反之，当一国金融利益受到侵犯，金融体系不能正常运转，面对各种各样的金融危机毫无抵抗能力，就是金融不安全。
雷家骕认为，所谓金融安全，主要是指金融领域能够通过利用各种手段抵御和消除来自内部及外部的各种威胁和侵害，以确保正常的金融功能和金融秩序。
3.对金融安全概念的再认识
从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概念已有的解释来看，要准确界定金融安全的概念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是金融的含义与主要内容。金融是既涉及货币，又涉及信用的所有经济关系和交易行为的集合，金融运行需要有一个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而金融体系则是由金融制度、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调控机制所组成。
二是安全的含义。安全是指在宏观上不存在威胁，在主观上不存在恐惧。安全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行为，如安全措施与安全机构。
三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对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始于冷战结束之后，而对金融安全的研究和探讨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安全观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提出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可将金融安全的概念进一步界定为：金融安全是指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在其金融发展过程中具备抵御国内外各种威胁、侵袭的能力，确保金融体系、金融主权不受侵害、使金融体系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一种态势。 二、安全概念的内涵
为了准确理解金融安全的概念，还需要进一步探讨金融安全与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之间的相关性及重要区别。
1.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
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有密切的联系，但也存在着重要的区别.金融风险是指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交易的过程中，可能遭受损失的危险性。金融风险通常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风险。金融风险是金融行为的结果偏离预期结果的可能性，是金融结果的不确定性。就金融风险的本质含义是指金融资产损失和盈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伴随着一切金融活动之中。只要存在银行业的资金交易活动、存在证券市场的融资和资产价格的变动、存在保险业务，或者说只要有金融活动，就必然存在金融风险。显然，金融风险的存在是运行的常态状况。
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密切相关，金融风险的产生构成对金融安全的威胁，金融风险的积累和爆发造成对金融安全的损害，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就是对金融安全的维护。但是，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又相互区别。金融风险主要从金融结果的不确定性的角度来探讨风险产生和防范，金融安全则主要从保持金融体系正常运行与的角度来探讨威胁与侵袭来自何方及如何消除。国内一些学者认为金融安全就是没有金融风险的状态，其实，金融风险不一定会导致金融的不安全。而现实的状况是如果对金融风险控制得好、运筹得好，那么在广泛金融风险中也有金融安全的态势。金融不安全并不等于金融风险。因为金融风险是与金融活动相伴生的。只要从事金融活动，就存在着金融风险。它的根源在于金融活动所必有的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因此，金融风险并不意味着金融不安全。
一般来说，在国际经济活动中，金融风险的大小与该国对外依存度的高低是呈正比例变化的，即对外依存度越低，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小；反之，对外依存度越高，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大，这是经济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客观，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然而，由于金融安全的概念是相对的，只能将一国抗拒风险、抵御侵害的能力作为衡量金融安全程度的标准，也就是说，金融风险的大小、金融安全程度的高低取决于该国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能力如何，即如果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能力越强，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小、金融安全程度就高；反之，如果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能力越弱，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大、金融安全程度就低。显然，当一国的对外依存度提高、从中获得众多利益、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意味着其防范金融风险、抵御外部冲击、维护金融安全的责任和压力的增加。
2.金融危机与金融安全
金融危机是指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混乱和动荡。主要表现为：强制清理旧债；商业信用剧减；银行资金呆滞，存款者大量提取现钞，部分金融机构倒闭；有价证券行市低落，发行锐减；货币饥荒严重，借贷资金缺乏，市场利率猛烈提高，金融市场动荡不宁；本币币值下跌。
金融危机，即发生在货币与信用领域的危机。在西方经济学中，对金融危机的含义有多种表述，但最为代表性的是著名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对金融危机的定义：“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一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一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的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将其换成货币。这与金融繁荣或景气时的特征一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上涨而大量抛出货币，购置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一正好相反。金融危机可包括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市场危机与银行危机等具体的金融危机。
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大多都是经济危机的征兆，金融恐慌是经济危机的初始阶段。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制度，即生产的性与资本主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当资本主义的这一基本矛盾达到难以调和的地步时，就会以危机爆发的形式来暂时强制性解决，使社会生产力受到巨大的破坏。信用、货币和金融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
当然，马克思也并不否认独立金融危机的存在，这是因为货币信用金融活动对于生产活动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信用的过度扩张、银行的迅速发展和投机活动的高涨，都可以导致危机的发生。因此货币危机可以单独发生，金融领域也有自己的危机。
金融安全的反义词是金融不安全，但决不是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有些学者将金融安全的实质描述为金融风险状况，而金融不安全的表现主要是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实际上，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的金融领域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混乱和动荡，并在事实上对该国银行体系、货币金融市场、对外贸易、国际收支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它往往包括全国性的债务危机、货币危机和金融机构危机等。这说明金融危机是金融不安全状况积累的爆发结果，它是金融风险的结果。
3.金融安全是动态发展的安全
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安全，安全与危险是相对而言的。例如，对于市场基础良好、金融体系制度化、环境规范化且监管有效的一些国际金融中心来说，没有人担心金融工具创新会使银行处于不安全状态；而对于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十分脆弱的国内商业银行来说，新的金融工具带来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就比较高。因此，金融安全应当是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金融环境所具备的应对能力的状态。
金融安全应当是动态发展的安全状态。这是因为，经济运行的态势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金融运行往往处在一种连续的压迫力和惯性之中。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银行会不断扩张信贷，其结果有可能导致不良资产增加；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经营环境的恶化迫使其收缩信贷，从而又使经济进一步衰退。这种状况可用金融危机中的金融体系脆弱性的长波解释。因此，金融安全是基于信息完全和对称及其反馈机制良好的运行基础上的动态均衡，安全状态的获得是在不断调整中实现的。
金融安全是特定意义上的金融稳定。由于金融安全是一种动态均衡状态，而这种状态往往表现为金融稳定发展。但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在上仍有不同：金融稳定侧重于金融的稳定发展，不发生较大的金融动荡，强调的是静态概念；而金融安全侧重于强调一种动态的金融发展态势，包括对宏观经济体制、经济结构调整变化的动态适应。国外的学者在有关金融危机的问题时，更多地运用金融稳定的概念而较少使用金融安全概念。
4.金融安全问题是金融全球化的产物
金融安全问题的提出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是金融全球化的产物，更确切地说，金融安全问题是应对金融全球化负面影响的产物。尽管金融全球化具有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但不可否认，金融全球化也带来了众多负面影响，金融全球化蕴藏着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在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与其相伴的蔓延效应使金融危机迅速扩散，产生巨大的波及效应和放大效应，国际金融动荡已成为一种常态。因此，金融安全问题被作为应对金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战略而提出，它已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金融危机概述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宏观审慎中央银行独立性
2008年9月以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为标志，全球金融危机随之爆发，且呈现不同以往的特点：既不是因为高企的通货膨胀，也不是单个金融机构问题，而是源于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信贷和资产价格高企背景下隐藏的的系统性风险暴露，并通过金融体系的传染而以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之深为我们重新审视系统性风险、重新认识金融危机、重新构建管理方式提出了预警。
一、系统风险与金融行业的脆弱性
一般来说，风险是指未来的不确定性；但经济理论中的风险又不同于不确定性，“如果一个行为者所面临的随机性能用具体的数值概率来表述（这些概率可以像拿到一样客观地确定；也可以反映自己的主观信念），那么就可以说这种情况涉及风险。另一方面，要是该经济行为者对不同的可能事件不能（或没有）指定具体的概率值，就说这种情况涉及不确定性）”，概念属于微观范畴；系统性风险首先由威廉・夏普（williamsharpe，1964年）使用用来描述一项投资总风险的一个部分，指“即使将这项投资与一个多样化证券组合中的其他投资结合在一起，也不可能避免的这部分风险”，在时间维度、行业维度、集体维度分别呈现顺周期性、拥挤交易、羊群效应，概念属于宏观范畴。
货币和信用的结合产生金融，风险因信用而产生，金融机构是风险的主动承担者，其经营对象是信用。而金融行业又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具备形成系统性风险的现实条件：
第一，金融业中回受机制缺乏效率。一般行业中，供求定律通过价格实现市场出清，商品供给的增加带来价格的下调，从而压缩商品的持有利润空间，抑制向该行业的投资，反之亦然。金融行业中，金融资源供给的增加体现为利率（价格）的下降，利率的下降将推高资产价格，金融资源需求者的资产负债状况表现得更为稳健，无疑将进一步鼓励其提高杠杆比率，增强对金融资源的需求，而金融资源供给者也具有继续向其提供资源的动力；当情况反转时，市场将表现为反向的自我实现与自我加强。
第二，金融产品的内在价值极难确定。理论中，金融产品的即期价值等于未来的现金流在当前的贴现现值；但是这种定义的操作性极差，因为未来的现金流和贴现率均难以准确界定。现实中，市场情绪在金融产品的价格决定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没有成交，汇率、证券市场也可能大幅波动的原因。
第三，金融机构对时段风险管控能力不足。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在时点风险的衡量、评估方面积累了充足经验，但对一个时段风险的演化和积累趋势的掌握能力相对较差。金融运行中的不平衡因素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乐观情绪下积累起来，当风险因素累计超过一个临界点时，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的爆发了。
二、金融危机及其内生的传染性
金融危机是社会的金融体系中爆发的危机，它集中表现为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急剧、短暂和超周期地恶化，这些恶化的金融指标包括短期利率、证券、房地产和土地等资产的价格、企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
随着现代金融体系的三大支柱――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支付结算系统，变得越来越国际化，金融危机具有较强的传染性。这一特点突出表现在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金融危机模型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金融危机通过资产市场通道、银行通道和货币通道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传染蔓延，即通过各种经济部门间与各经济体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单纯的金融部门传播到其他经济部门，发展为系统性危机；从单一的经济体传播到其他经济体，升级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无论是机构监管，还是功能监管，微观监管都无法有效监测、规避系统性风险，由此造成传染性较大的金融危机不仅破换了市场的效率，还会对健康部门或经济体表现出过度惩罚，同时也说明了需要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以此来激活市场并充分维护市场公正。
三、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的内在一致性
1979年6月28～29日，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的前身库克委员会(CookCommittee)在一次关于国际银行贷款期限转换的讨论会中首次提到“宏观审慎”一词。此后宏观审慎概念逐步得到重视并开始大规模使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整个金融体系及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相互作用的关系有了重新的认识，对宏观审慎概念的理解也更加深入，宏观审慎管理开始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管理同属于审慎管理。在管理目标上，宏观审慎主要专注于维护市场公正和金融体系稳定，微观审慎主要专注于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对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性缺乏整体上的掌控；在风险模式上，宏观审慎认为系统风险内生，金融机构的集体行动形成潜在的风险因素，进而形成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双向反作用，微观审慎认为风险外生，单个金融机构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不存在根本影响；在管理模式上，宏观审慎强调自上而下管理，微观审慎强调自下而上管理。
虽然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在管理目标、风险模式和管理方式等方面存在区别，但并不意外这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有着根本上的对立。相反，宏观审慎建立在微观审慎基础上，作为风险管理的两种理念共同致力于金融体系安全，维护市场公正，促进实体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由于各种创新金融产品层出不穷、金融市场较强的同质性、金融机构顺周期性的扩张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微观审慎难以单独管理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必要性才表现的较为突出。
四、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主要内容
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包括其政策框架、内容框架、组织框架、立法框架等几个方面。
（一）政策框架。宏观审慎管理包括宏观审慎分析和宏观审慎监管。宏观审慎分析是指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和检测，是实施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工具的基础和前提，同时也可以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提供决策参考；宏观审慎监管是指监管当局为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或减少经济波动给金融该体系带来的损失，从金融体系整体而非单一金融机构角度实施的监管，以此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市场公正和效率。
（二）内容框架。宏观审慎管理涵盖了系统性风险的时间和空间概念，赋予了系统性风险来源的时间和空间两种维度，因此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框架也应该涵盖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
时间维度上，宏观审慎分析应建立早期预警模型、优化预警指标、强调宏观压力测试，集中关注金融机构顺周期活动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强调延长风险评估的时间跨度，实现对系统性风险变化衡量的期限覆盖；宏观审慎监管核心在于校准审慎工具使各项预留缓冲在经济上行时期得到积累而在经济下行时期可以动用，起到实现“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作用，主要工具有：逆周期资本缓冲、前瞻性拨备制度、对流动性和期限错配的监管、杠杆率限制等。
空间维度上，宏观审慎分析应加强系统关联度的测量和系统重要性的衡量，将有系统关联和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纳入系统性风险评估，减少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同质性导致的市场失衡和系统重要金融机构“大而不倒”导致的道德风险，灵活地对金融创新和金融体系结构性变化做出反应；宏观审慎监管核心在于根据系统重要性校准审慎性监管工具为金融机构内部化溢出成本提供额外激励，主要工具有：对影响系统关联的重要性工具监管、对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解决外部性的税收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完善最后贷款人制度等。
（三）组织框架。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是有效实施宏观审慎管理的外在载体，旨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管理理应由国家宏观调控部门来主导完成。从实际情况来看，相对于其他宏观调控部门，中央银行具有承担宏观审慎管理职能不可比拟的内在条件：第一，宏观审慎管理是对系统性风险防范方式的创新，中央银行具有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传统功能及最后贷款人职责；第二，中央银行具有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这与宏观审慎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目标相一致；第三，中央银行的支付结算系统不仅是一国金融体系的运行中枢，也是系统性风险扩散的重要渠道，是实施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途径，中央银行理应承担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第四，宏观审慎管理建立在社会融资总量、经济金融顺周期程度和系统性风险累积情况等信息基础之上，中央银行具有实施宏观审慎管理的信息优势。
（四）立法框架。虽然中央银行具有承担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的先天基础，但现实中，一国若干经济部门会对防范系统性风险工作产生盘根错节的桎梏影响（在金融分业监管的中国情况更是如此），需要从立法角度为中央银行实施宏观审慎管理提供法律保障，树立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的绝对权威，其他任何部门均需配合或服从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操作，确保防范系统性风险目标的实现，这与保持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需要强调的是，宏观审慎管理并不意味着可以充分消除系统性风险、完全规避金融危机，但至少可以减少系统性风险的累积、最大程度缩短金融危机的爆发周期；宏观审慎管理也并不意味着替代或包含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而是与之一起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创新管理方式；从立法层面赋予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也并不意外着中央银行凌驾于其他部门而不受制衡，恰恰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只可能是相对独立性，这也是下文将要论述的重点。
五、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
目前,学界和实务界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讨论较多，但对中央银行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原因却鲜有论述或论述不深。世界上大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均是政府的内阁成员，独立只能是性对独立，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绝对的独立，就连向来以保持高度独立性自称的美联储也概莫能外。
中央银行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原因在于：理论上，在信用体系下，纸币和国债（特别是我国的央票）都是政府负债，离开了政府的信用支撑，根本不可能流通，中央银行不可能具有绝对的独立性；实务上，中央银行保持相对独立性，可以促进其稳重行事争取更大的公众支持，防止金融机构为逃避责任而将系统性风险完全归咎于中央银行；政治上，为防止政党（政治）选举干预经济决策、人为制造系统性风险，中央银行需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财政上，中央银行具有支付结算系统和公开市场业务，各项业务收入为其保持相对独立性提供了一定的财政预算条件。
总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制衡机制是对立统一关系，独立性建立在完善的制衡机制基础上,制衡机制为确保中央银行独立性而设。本文旨在论述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中央银行承担此项职能的现实可行性及为确保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的有效实施而赋予其相对对立性的必要性，至于如何建立中央银行的完善制衡机制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笔者会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对这一课题继续跟踪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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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闫海《后危机时代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创新》[J]财经科学2010.10总第271期
金融危机概述篇4
一、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
从现有资料来看,国外学者对金融安全的概念尚无统一的界定。这表明,对金融安全的概念进行具体和明确界定较为困难。同时也表明,经济安全的内容涉及到与一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众多的要素的安全,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经济安全中金融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国外学者通常都将金融安全放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系统中来探讨。我国学者对金融安全的研究和探讨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应当说相关的研究仍在起步阶段。我国学者对金融安全的界定主要有两种类型,即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王元龙,1998)和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界定(梁勇,1999)。
1.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
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金融安全的观点认为,所谓金融安全,简而言之就是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一国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借用外债等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其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
对金融安全概念的上述界定,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根据金融的实质对金融安全概念进行界定。金融可以理解为凡是既涉及货币,又涉及信用的所有经济关系和交易行为的集合。把金融安全的概念界定为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并强调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这实际上是根据金融的实质对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
其次,反映了金融安全概念的广泛性。要进行货币资金融通、从事信用活动,就需要有一个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金融体系是由五个基本的要素所组成:一是金融制度,具体包括货币制度、汇率制度、信用制度、银行制度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制度、利率制度、金融市场的种种制度,以及支付清算制度、金融监管制度和其他;二是金融机构,通常划分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两类;三是金融工具,是指信用关系的书面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契约文书等,其包括的范围极为广泛,从传统的商业票据、银行票据,直到期货、期权和种种金融衍生工具的标准合约,金融工具可以在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是金融活动的载体;四是金融市场,是金融工具发行和流转的场所,金融市场主要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及衍生性金融工具市场;五是金融调控机制,是指政府进行政策性调节的机制,金融调控机制的内容包括决策执行机构、金融法规和货币政策。既然金融安全是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毫无疑问,在金融安全概念中理所当然包括了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运行的安全。
再次,将金融安全的概念置于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讨论。金融全球化的影响具有两重性,金融全球化在大大提高国际金融市场效率、有效配置资源、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众多负面影响,突出表现为加大金融风险和引发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人们重视金融安全问题不断地敲响了警钟,也为人们在金融全球化潮流中维护金融安全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正因如此,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金融安全概念时特别强调一国对外金融的安全,认为一国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借用外债等都属于金融安全问题的范畴,其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对外金融的安全,并不意味着忽略内部金融的安全,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对目前的开放经济体而言,内外部经济往往是交织和融合在一起的。过分强调外部均衡的能力和状态而忽略内部均衡的状态来谈金融安全可能有失偏颇。其实,这种对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中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内外部金融安全,因为货币资金融通既可以是在国内金融市场进行,也可能是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
2.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界定
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界定金融安全的观点认为,从概念的源泉看,安全本来是国际关系学的概念,因此需要从国际关系学基本概念出发,结合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给金融安全下定义。抽象地说,金融安全是对“核心金融价值”的维护,包括维护价值的实际能力与对此能力的信心这两个紧密相关的方面。梁勇博士认为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核心金融价值”和该价值所维系的金融安全。
首先,“核心金融价值”是金融本身的“核心价值”,主要表现为金融财富安全、金融制度的维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正常运行与发展。这意味着金融安全是金融本身(当然包括王元龙所说的货币资金融通)的稳定和金融发展的安全,这也是对金融安全最普遍的理解和最常见的金融安全问题。
其次,“核心金融价值”是受金融因素影响的国家的“核心价值”,表现为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安全受金融因素影响(包括危害和维护两种情况)程度。这意味着金融安全是金融领域对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安全的维护,即把金融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看成是对国家安全的支撑。
第三,“核心金融价值”是国际金融运行中本国的“金融价值”,其内容除了避免金融财富外流、外来冲击危及国内金融制度与体系进而危及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外,主要是“金融主权”。这种“金融主权”是控制金融体系的力量,保持对国内金融运行和金融发展的控制。这是前两个层次的自然延伸,既包括金融本身的安全,也包括金融对其他领域安全的影响。之所以在前两个层次之外特别强调对金融体系的外来冲击,这是在金融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外部因素冲击国内金融体系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日益突出,并且金融全球化赋予金融安全以更大的紧迫性。
根据对“核心金融价值”的解释,这种观点认为,国家金融安全是指一国能够抵御内外冲击保持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正常运行与发展,即使受到冲击也能保持本国金融及经济不受重大损害,如金融财富没有大量流失、金融制度与金融体系基本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状态,维护这种状态与能力和对这种状态与维护能力的信心与主观感觉,以及这种状态和能力所获得的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安全。
郑汉通博士和雷家骕博士对金融安全的概念也作了类似于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的界定。郑汉通认为,所谓的金融安全,即一国金融利益不受侵犯,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不受破坏和威胁,金融体系能抵御各种金融危机对其的侵害。反之,当一国金融利益受到侵犯,金融体系不能正常运转,面对各种各样的金融危机毫无抵抗能力,就是金融不安全。
雷家骕认为,所谓金融安全,主要是指金融领域能够通过利用各种手段抵御和消除来自内部及外部的各种威胁和侵害,以确保正常的金融功能和金融秩序。
3.对金融安全概念的再认识
从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概念已有的解释来看,要准确界定金融安全的概念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是金融的含义与主要内容。金融是既涉及货币,又涉及信用的所有经济关系和交易行为的集合,金融运行需要有一个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而金融体系则是由金融制度、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调控机制所组成。
二是安全的含义。安全是指在宏观上不存在威胁,在主观上不存在恐惧。安全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行为,如安全措施与安全机构。
三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对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始于冷战结束之后,而对金融安全的研究和探讨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安全观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提出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可将金融安全的概念进一步界定为:金融安全是指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在其金融发展过程中具备抵御国内外各种威胁、侵袭的能力,确保金融体系、金融主权不受侵害、使金融体系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一种态势。
二、金融安全概念的内涵
为了准确理解金融安全的概念,还需要进一步探讨金融安全与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之间的相关性及重要区别。
1.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
金融危机概述篇5
一、金融环境概述
金融环境指的是一个国家在一定的金融体制和制度下，影响经济主体活动的各种要素的集合。金融环境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人们能够很好的进行生产和生活，一旦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被影响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国家，只要与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之间有经济联系的国家都会受到影响，因此从全世界范围讲，金融危机都是非常不利的。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进步，我国于世界的联系也开始越来越紧密，尤其是与美国之间，因此在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的那一年，我国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由此可见，预防金融危机的出现，或在金融危机出现时，中央政府及时调整政策对其进行解决，对于保持金融环境的稳定性是非常有利的，同时这也非常有利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平稳有序的发展，有利于这个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货币政策概述
货币政策指的是一个国家政府所制定的维护本国金融环境的主要手段，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有四种，一是使本国人民能够充分就业。这里的充分就业指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就业，而是尽可能的降低国家人民的失业率，使其能够保持在一个社会所能成熟的水平；二是使物价能够保持在平稳的水平，物价水平能够从整体上反应这个国家的金融环境水平，如果一个国家的物价水平过高，那么无疑，这个国家一定是处在通货膨胀之中；三是使经济水平得到增长。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能够大大的巩固其经济基础，同时也就能够使其上层建筑得到保证；四是使国际收支达到平衡。这里说的国际收支平衡并不是指收入与支出两者绝对的平衡，而是指收入大于支出，或支出大于收入，但能够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由此可见，总结起来说，中央政府制定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使国家的金融环境能够保持在平稳的状态。
三、金融环境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
金融环境与货币政策两者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文章本部分将针对金融环境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希望通过讨论，能够体现出两者的重要性，同时使读者认识到将两者联系到一起综合进行考虑的重要性。
1.金融环境影响着货币政策的调整
这里以美国的次贷金融危机为例，自2008年开始，美国的次贷金融危机开始由美国出发向世界各地蔓延，中国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后，中国政府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利用了多种手段对这次危机进行了调节，其中，调整货币政策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通过对货币政策的调节，中国不仅仅成为了受美国次贷金融危机打击最小的国家，同时也大大的提高了本国的国际地位，由此可见，金融环境一旦发生了变化，那么为了使本国经济不受影响，政府就一定要提出相应的货币策略，这样才能保证本国经济稳定的运行。
2.货币政策的调整将对金融环境产生影响
这里以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两种金融危机为例。
在发生通货膨胀时，通常会发生例如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等很多现象，使人们手中的现金大大缩水，这将会带来社会经济虚假的繁荣，也就是所谓的“泡沫经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货膨胀带来的危害便会逐渐显现，这时，国家需要采取的货币政策是提高银行存款利率、上调存款准备金等，这样对解决通货膨胀是非常有利的。
在发生通货紧缩时，通常会发生例如纸币升值，物价下调等现象，这会导致很多生产者无法获得相应的利润，从而放弃急需生产，这样持续下去，对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是非常不利的，这时政府可以通过实施货币政策对这种状况加以解决，例如降低银行存款的利率，以促进货币的流通，从而使通货紧缩的状况得到改善。
金融危机概述篇6
关键词：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国际收支
abstract：aftertheinternationalfinancialcrisis，theresearchonriskmonitorandearly-warningsystemoffinancialcrisisdevelopedrapidly.Firstly，thispaperanalyzedtheeconometricmethodofriskmonitorandearly-warningsystem，includingFRmodel，KLRmodelandothermodelswhichbasedonbasicmodelandnewmathematicalandeconometricmethod.Secondly，basedonaboveresearch，weputforwardsomesuggestiononBopriskmonitorandearly-warningsystemofChina.
Keywords：riskmonitor，early-warningsystem，balanceofpayments
中图分类号：F83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8-0022-05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对金融危机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的研究开始盛行，不仅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而且还包括不少国际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这些研究的主要特点包括：一是影响因素非常复杂，除了本国国际收支和金融体系等基本面的原因之外，任何外在扰动和冲击都会影响国际货币金融市场的信心和预期。二是监测预警十分困难，对于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而言，预测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和投机资本的流向是异常困难的，但为了尽可能对之前的征兆做出分析，就需要对可能出现的风险采取监测和预警措施。本文整理了近年来风险监测预警研究的主要文献，对风险监测预警研究情况和计量方法进行综述，以期对构建我国国际收支风险监测预警有一定启示。
一、风险监测预警研究综述
关于危机监测预警体系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研究方向：一是弗兰克尔和罗斯（1996）的probit概率模型；二是卡明斯基、利松多和莱因哈特（1998）的指标信号模型。二十世纪90年代末，随着计算机的运用，新的数学和计量方法也被应用于货币危机、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研究中。
（一）风险监测预警基础模型
FR模型：弗兰克尔和罗斯（1996）把货币危机定义为一年内某国货币相对于美元贬值25%并且与上一年相比贬值的速度高于10%，同时用1、0分别表示“已发生货币危机”和“未发生货币危机”两种状态。根据105个新兴市场国家1971―1992年的年度数据，选定货币危机的潜在指数，通过使用单位概率模型及单位对数模型，由回归系数显示指数的权重。研究证实，在模型中国内信贷增长率、汇率的高估、国际利率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优惠债务及公共债务占外债总额比重等指标的统计检验最为显著。货币危机与全球利率上升、实际汇率升值及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下降有关。而短期外债、优惠债务及公共债务占外债总额比重的提高会增加下一年度货币危机发生的概率。
KLR模型：卡明斯基、利松多和莱因哈特（1998）提出了三个可选方案对各个指标预测货币危机的有效性进行排序。他们选取15个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70―1995年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先计算当指标发出信号时货币危机发生的条件概率，再分析第一个信号发出时间与货币危机发生时的时间间隔平均值以及货币危机发生之前信号的持续性，对期间75起货币危机和26起银行危机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研究显示，超过80%的银行危机发生之前都出现过股票市场的衰退和大调整；95%的案例在24个月中出现贸易条件大幅恶化现象，实际汇率均有明显的升值。在二十世纪80年代，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银行危机往往在先，可以预示货币危机，而货币危机又反过来加深银行危机。在所研究的银行危机中，有一半以上在三年内出现了货币危机，约有1/4的银行危机在货币危机之前一年或不到一年内爆发。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都以经济衰退为先导，但又源于经济过热、信贷过度扩张、资本内流以及汇率高估等。此外，模型还对最优阈值进行了探讨，认为最优阈值是通过搜索一大批阈值，然后根据调整后最小的噪音信号比进行取值。由于每个预警指标只能反映某个部门某个方面的问题，综合每个预警指标来反映整个宏观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一个直接的方法就是在特定月份记录不同经济部门发出的信号个数。对于每个预警指标来讲，调整后的噪音信号比反映了预警功能：噪音信号比越小，预警功能越强。
（二）风险监测预警基于基础模型的发展
综观近年来货币危机风险监测预警研究的发展成果，近半数的研究使用了FR模型或KLR模型标准方法中的一种，这些模型通过对货币危机的不同定义、一系列新指标选择和对指标的备选变换，对不同国家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和隐藏的风险进行监测预警。
伯格和帕蒂略（1999）在KLR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货币供应量m2对储备的比例和经常账户对GDp的比例两个新指标，以观察亚洲金融危机是否能被预测到。他们将这个预测表现与三个备选的以probit为基础的模型进行比较，发现用未转换过变量的probit模型在样本外预测亚洲金融危机的效果比以信号为基础的probit模型和分段线性的probit模型更好。分段线性probit模型在样本内比KLR模型效果更好，但是样本外预测效果不好。
卡明、辛德勒和塞缪尔（2001）定义5个国内指标、4个国外头寸指标和3个国外冲击指标来研究国内和国外因素在造成货币危机中的相对影响，并用probit模型对26个新兴市场国家1981―1999年的年度数据进行验证。模型将概率变化分解为受国内因素影响和受国外因素影响两部分，结果发现国内因素仍是货币危机脆弱性的主要决定因素，但国外因素往往在靠近货币危机边缘时促使国家更脆弱。
卡尔马扎、里奇和萨尔加多（2000）研究了贸易和金融联系在货币危机国家间传播中的作用。他们以货币危机导致的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新的贸易联系测度，发现以普通信贷渠道形式存在的金融联系显著增加了传播的概率，当贸易联系测度与经常账户叠加时，效应显著，表明对已经显示脆弱外部形势的国家，贸易有外溢效应。
比西埃和马尔德（1999）研究了政治不稳定对货币危机的深度效应。他们以四个政治不稳定测度补充了传统研究对拉美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截面数据分析，这些测度包括在司法和统治联盟方面的两个脆弱性测度，一个选举不确定性测度和一个选举日期的虚拟变量。研究发现，前两个测度显著性不强，而后两个测度显著且稳健。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项目的增加会降低货币危机的深度。
马尔德、佩雷利和罗沙（2002）将公司资产负债表作为以债权人和股东权利指标，纳入模型分析中。研究发现，高杠杆和短债期限增加了货币危机的概率和深度。在银行对公司的信贷增加时，这些基于资产负债表的指标所受的影响更大，表明公司脆弱性通过银行部门得到传播，股东权利也对货币危机有很大的影响。
韦勒（2001）比较了金融开放前后多个指标的平均值，对前后的子样本分别进行Logit回归，发现这两个时期的回归结果存在显著差别。对脆弱性指标变化的敏感性在开放后显著增加，尤其是对储备、短期贷款及实际价值的高估。
格里尔（2001）通过对1997年25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分析，发现控制其他因素后，钉住汇率国家比没有钉住汇率国家的货币贬值幅度更大，钉住汇率国家同时具有更低的股市回报。
库瓦克（2000）通过对7个亚洲国家1995―1997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研究国外因素及金融脆弱性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起的作用，发现Libor利率和不良贷款率对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的解释作用显著，不良贷款率可以通过公司部门债务权益比反映。货币危机指数与Libor利率、公司债务权益比指标显著相关。
布吕格曼和林内（2000）分析了指标方法是否可以用来研究转型经济体。在评估转型经济体的通常指标外，他们分析了资本外逃风险指标和银行部门脆弱性指标，发现标准的宏观经济变量，尤其是逐渐减少的储备，价值高估的汇率及高涨的预算赤字，对转型经济体影响较大，但银行部门存贷比和存款额占GDp的比重，也具有预测能力。
（三）风险监测预警基于数学和计量方法的发展
二十世纪90年代末，随着计算机的运用，新的数学和计量方法被广泛应用于货币危机、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研究之中。
纳格和米特拉（1999）用人工神经元网络（ann）来构造货币危机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并利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1980―1998年的数据，将预警系统与KLR模型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在使用16个指标对各国的数据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发现不同的指标在不同国家中有显著差异。同时，他们对每一个国家建立了不同的ann模型，并用基因算法来解模型。但是，由于受所用的转换函数或用来解基因算法参数的影响，模型的预测结果显示货币危机发生概率接近80%，结果有待进一步评估。
柯林斯（2001）用一个潜在变量临界值模型来研究货币危机的临界值，潜在变量被假设为服从有漂移项的布朗运动，假设当一些不可观测的变量越过临界值时，货币危机就发生了。在给定漂移项、与临界值距离及布朗运动方差的条件下，货币危机发生概率满足高斯分布。距离与漂移项被模型化为5个标准指标线性函数：价值高估、经常账户与GDp比率、影响与临界值距离的储备和短期债务、出口和影响漂移项的储备增长。通过分析25个新兴市场国家1985―1988年的月度数据，发现短期债务变化会影响距离项，而储备增长则影响漂移项。
弗拉（2000）的预警系统使用连续货币危机指数，将货币危机指数模型化为两个正态分布的混合抽样，每个分布的均值和波动性被模型化为多个指标的函数。研究发现，通货膨胀、价值高估和储备损失是脆弱性的最重要决定因素，但相当大幅度的汇率变化、储备恶化及波动性本身也是将来脆弱性的显著预测指标。
克拉科什卡（2001）通过构建投机压力指数，来分析4个转型国家的脆弱性。研究发现，经常账户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差额是货币危机脆弱性的最显著预测指标；在所有情况下，如果这个差额超过GDp的5%，就可能爆发货币危机。价值高估及欧盟经济增长放缓也是脆弱性的显著预测指标。
布鲁卡特和库代尔（2000）利用费雪判别式分析货币危机，分析基于一系列预测变量信息，将因变量分为k个给定的状态。研究中，他们以34个潜在指标为基础，通过分析最终确定储备对m2和负债的比率、短期债务对所有债务的比率、实际价值高估、通货膨胀及地区性传播6个指标，基于这些指标的判别式模型解释能力较强。
霍金斯和克劳（2000）通过将各种国外及银行部门脆弱性指标转换成离散分数，分数越高意味越大的脆弱性，来分析银行危机。类似的转换也被用来计算投机性压力本身，指标为储备变化、实际利率变化和3个月及12个月期限的汇率变化。
高希（2002）通过附加5个标准宏观经济指标及两个公司负债率指标，并利用二元递归树的方法来探讨这些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来研究至少造成GDp增速下降3%―5%的深度货币危机。首先，以最小化概率来确定每个指标的临界值；然后用最高的指标临界值将样本分为两个“分支”，并重复这两个步骤来构建子分支。研究发现，具有薄弱公共部门的国家更可能发生货币危机，具有交叉公共部门和具有超过占GDp2.6%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相比其他国家更脆弱。
阿波泰克尔和巴泰勒米（2001）的模型基于对5个“基本头寸”图的评估，这些散点图用来描述一个国家经济的特定方面。他们将危机定义为实际汇率在1个季度中上升20%，2个季度中上升30%，3至6个季度中上升40%，并利用基因算法来识别基本头寸图中的象限是否与支付危机、流动性危机、汇率危机及周期性发展危机高度相关。基因算法提供了一系列与危机相联系的条件，且脆弱性以特定时点所满足条件的个数来衡量。研究发现，墨西哥从1994年开始表现出周期性危机的脆弱性，1997年的泰国也找到类似的结果。
二、对我国国际收支风险监测预警的启示
国际收支持续逆差、资本大量流出，会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而近年来国际收支持续大额顺差，也反映了国内经济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从长远看不利于经济的自主平稳增长，达不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因此，借鉴国际收支风险监测预警研究的主要方法，构建我国国际收支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成为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一）基本思路
1.建立一个兼顾国内外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运行状况的国际收支双向监测预警体系。首先，按照外汇资金流出流入均衡管理的原则，不仅关注国际收支逆转、资本大量流出的风险，而且对国际收支大额顺差、国际资本持续流入状况也加以监测，逐步形成一套双向、均衡的监测预警框架。其次，选择一些反映国际经济运行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代表性指标进行监测，重点关注国际经济变动对我国国际收支运行的影响，并及时预警国际收支危机传染风险。最后，从金融等领域的虚拟经济中选择相关指标加以监测，考察其可能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从中评估我国国际收支运行风险。
2.丰富指标层次，实现宏观、中观和微观多层次监测。宏观经济和涉外经济形势，国际收支、外汇收支和结售汇运行状况以及市场主体的涉汇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且相互影响。因此，监测指标要能够反映上述多个方面的情况，达到多角度、多层次监测的目的。此外，指标选取时还需考虑时效性问题，进一步提高监测预警的及时性。
3.提高定量分析的科学性，加强定性分析的力度。继续发挥定量分析在国际收支监测和预警方面的作用，使其能够在众多经济金融指标中发现异常、突出重点。进一步提高指标设计和临界值界定等环节的科学性，如在确定指标的监测角度时，既要关注其绝对水平变化，还要分析其相对水平变化；在划分指标的表现区间时，临界值的设定要符合实际情况，并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和完善。同时，还要做到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通过建立定期调查和快速调查制度，了解市场主体、研究机构以及相关专家学者的意见，验证定量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二）设计步骤
1.构建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指标体系是完善国际收支风险监测预警的关键。首先，确定监测预警指标选取的原则：一是有效性，即预警指标要能够有效地预报国际收支潜在风险，较为理想的预警指标要能够在危机发生前的12―24个月就能给出警告信号，这样管理部门才能有足够长的反应时间做出对策。监测指标要及时地反映国际收支运行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同时还能够通过该指标，发现问题存在的具体环节和项目，为相关政策调整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二是可获性，监测预警指标所需数据应当是可以及时获得的、连续的宏观经济、涉外经济、国际收支、外汇收支和结售汇等统计数据和调查数据，数据频率应能够满足监测预警体系的时效要求，基本频率为月度。然后，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遴选代表性指标，基本要求是既包括反映外汇资金流出的国际收支危机指标，也包括反映外汇资金大规模流入的国际收支顺差式失衡风险指标。具体内容如下：
宏观指标主要由国际收支、外汇收支运行的外部环境因素组成，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国际经济金融运行环境指标，如代表国际金融市场变动、全球资金流动性的指标；二是国内经济金融环境指标，包括国内经济金融整体运行指标，涉外经济发展指标等；三是市场环境指标，涵盖汇率、利率、资产价格等主要的市场因素；四是预期指标，主要是对未来经济发展、汇率、利率等变化的预期情况。
中观指标主要是与国际收支直接相关的指标，以及反映国际收支某一方面、某一环节的指标，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国际收支和外汇收支直接相关的指标，如外汇储备变动等情况；二是各具体项目的外汇净流入和净结汇指标，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个人、外国来华直接投资等主要项目；三是外汇流出入与结售汇的对比指标，如反映外汇流出入和结售汇主要项目的内部结构指标等。
微观指标主要涉及银行、企业和个人等市场主体的进出口、利用外资、收付汇和结售汇行为。如外贸企业对自身进出口规模的预期、对进出口贸易方式的选择以及对保留外汇的倾向，外方投资者对未来增资或撤资的预期，银行对自身外汇头寸的调整，个人对外汇储蓄存款的处置情况等。
最后，将上述指标按监测预警的方向――国际收支逆差失衡风险和国际收支顺差失衡风险，以及监测预警的性质――同步指标、预警指标和参考指标，进行指标分类。其中，同步指标是指和国际收支失衡危机同时发生变化的指标，预警指标是指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国际收支失衡风险的指标，参考指标的主要作用是对同步指标和预警指标的判断进行补充和验证。
2.设定指标变动的临界值。设定临界值是建立国际收支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的重要环节，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目前，我们主要利用三种方法设定指标临界值：一是国际惯例，适用于国际上研究较多的相关指标，按照当前国际上通常采用的判断标准设置临界值。二是数据统计，适用于时间序列数据充实，数据分布较有规律的指标。主要方法是以均值为中心，利用历史数据的分布概率划分区间。三是经验设定，适用于综合性影响因素较多、不能简单利用数据统计进行判断的指标，以及无历史数据对比的调查指标，需要分析人员根据指标的实际情况，结合自己的经验设置临界值。最后，根据设定的临界值划分出正常、基本正常、关注和特别关注四个表现区间。
3.确定综合性指标：失衡指数和风险指数。各预警指标和同步指标均能够根据上述方法确定当前的状态，即正常、基本正常、关注和特别关注。然后以此为基础，分别建立国际收支逆差和顺差的失衡指数和风险指数。其中，失衡指数衡量当前是否已经发生国际收支严重失衡，通过同步指标加权计算得出；风险指数衡量未来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失衡的风险，通过预警指标加权计算得出。从危机指数和风险指数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综合判断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是否已经发生，以及未来发生的风险是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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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概述篇7
【关键词】金融稳定；宏观审慎；管理；实践
一、金融宏观审慎管理背景、概念及在我国的进展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形成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深化以后，并将其用来作为讨论危机的原因之一。2009年年初，国际清算银行（BiS）提出用宏观审慎性的概念来概括导致危机中“大而不能倒”、顺周期性、监管不足、标准不高等问题。此概念开始并不是太流行，但后来慢慢为大家所接受，并逐步被二十国集团（G20）及其他国际组织所采用。在G20匹兹堡峰会上，最终形成的会议文件及其附件中开始正式引用“宏观审慎管理”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提法。在G20首尔峰会上，进一步形成了宏观审慎管理的基础性框架，包括最主要的监管以及宏观政策方面的内容，并得到G20峰会批准，要求G20各成员国落实执行。中国作为G20的重要成员，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形成的决议文件中，明确提出要“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同时在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要求。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框架，其主要目标是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其主要特征是建立更强的、体现逆周期性的政策体系，主要内容包括对银行的资本要求、流动性要求、杠杆率要求、拨备规则，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特别要求，会计标准，衍生产品交易与集中清算，以及信用评级、银行业务模式和“影子银行”等等。
就目前而言，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人民银行正在研究加强系统性风险防范、构建逆周期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的有关工作，重点是建立逆周期信贷调控机制和强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宏观审慎管理。作为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在总行的统一安排和部署下，深入学习领会有关金融宏观审慎管理的理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找准切入点，积极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和运用。
二、准确理解金融宏观审慎管理的内涵和实践意义
（一）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是过程管理而非单纯的结果追求。理论层面已经对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作了初步的概况和归纳，并在不断的总结和完善过程中。宏观审慎强调系统性和风险防控，所以它只能通过过程管理去实现终极目标，没有扎实的过程监督、风险提示、预警和防控机制，最终的结果也很难确保理想。另一方面，如果只追求结果而对过程重视不够，由于宏观审慎管理效果的评估滞后性，其结果往往可能表现“良好”，而其中的风险也许正在积聚甚至一触即发，所以必须强调过程管理。
（二）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是系统管理而非单纯的功能监管。从我国的金融管理体制看，到目前仍然实现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对金融机构的微观监管或者说微观审慎管理的职责很明确。但具体到整个金融体系或者系统性金融管理，《中国人民银行法》的定位和表述已经很清楚，央行应承担更多的职责和具体工作。人民银行作为宏观审慎管理的具体推动者和实施者，必须以系统性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健全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识别、判断、分类、计量和处置机制，这样才有可能及时有效地避免整个金融体系或较大区域金融风险的积聚、爆发和蔓延。功能监管无论从口径、手段还是具体的方式方法和操作工具看，其都有很强的边界范围，但系统性风险往往“无的放矢”，所以它的要求更高、任务更重，客观上要求实施者必须保持不间断的警觉。
（三）金融宏观审慎管理离不开微观层面的技术支撑。由于我国的金融管理体制还在不断的改革完善过程中，金融活动仍在深化当中，加之区域经济发展的较大差异，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在深入研究领会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基本理念的条件下，在区域层面做出最积极最努力的探索和实践，包括在技术层面对管理手段的探寻，等等。换句话说，还没有统一的工具服务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只能在大的政策框架下，探索适合区域经济金融运行特征的具体宏观审慎管理方式方法，这样才能有效应对各类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从而推动金融稳定工作的细化和深化。
（四）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是后危机时代金融管理的主流趋向。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对危机产生的原因众说纷纭，但在金融监管层面的共识还是取得了较大共识，那就是必须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推动构建逆周期的政策框架体系。我国也在这方面做了具体的部署和推动，作为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也必须在金融宏观管理理念更新、手段创新和步伐跟进上做出实实在在的举措。尤其在民间融资和金融行为活跃的地区，探索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很有意义、很有必要，人民银行要做的工作很多、内容很丰富，加之实践对象相对全面，还能在培育人才、锻炼队伍和扩大影响等诸多领域和方面产生积极效应。
三、分支机构探索金融宏观审慎管理的前提和思路
金融危机概述篇8
关键词：Copula方法；金融风险管理；应用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2；F224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3-0-01
在货币资金借贷与经营中因各种因素影响而出现的预期收益低于实际收益的情况就是金融风险，基于金融风险出现的金融风险管理作为金融机构管理的核心与基础在扭转并抵御金融风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Copula最早提出在1959年，是一种对随机变量间关系进行分析的工具，在信息技术与计算机技术不断发展下，这一工具在金融风险管理中运用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一、基于Copula方法组合信用风险度量模型
1.信用风险含义与管理
在金融领域，信用风险较为多见，也是金融风险的常见类型，如果贷款或者其他合约到期之后依然未能还清本息或者未能履行与银行签署的合同，将使银行遭受到损伤。信用风险管理一方面需要对金融市场体制进行完善，目的是使风险发生杜绝，另一方面是对信用风险管理进行完善，信用风险的度量技术通过在近几年的应用显现了其优势之处，使各国均意识到了解决信用风险量度问题的必要性。我国当前已经有很多资产管理机构管理银行的不良资产，主要解决存量问题与不良资产问题[1]。
2.基于Copula方法组合信用风险度量
运用违约概率对资产信用指标进行衡量，然后运用Copula函数对度量违约与概率间关系进行度量，可以将组合信用风险计算出来。首先，将变量生存时间t引入，可以对违约事件发生时间与长度进行表示，同时应用到两个函数，一个是F（t），另一个是S（t），已经违约概率用前一个函数表示，而没有违约概率则用后一个函数表示，由此可以得到：F（t）=p（t≤t），S（t）=1-F（t）=p（t>t）[2]。可以通过以上函数得到危险率函数与生存函数。
信用曲度是一种用危险率函数表示的一种违约概率密度，通过使用信用曲线可以明确不同资产违约之间的相关性。获得信用曲线的方法为：一种方法是从评级机构的数据中得到，先找到债券在n年的违约概率，然后运用n与每年条件违约概率间构建出一种联系，即，函数关系，再使用递归方法将每一年的条件约为概率得出来，从而将n期的违约概率得到，获知到危险率函数[3]。另一种是获得公司不同期限债券到期收益率，然后将其与国债收益率结合起来，对两者进行比较，可以绘制出收益率评价曲线，从而将信用曲线推算出来。
3.基于Copula组合信用风险度量
在出现组合风险时，计算方法为：先对单一资产风险进行计算，有很多方法可以得到单一资产风险总量，且VaR软件的应用可以使单一风险度量得到更加轻松。然后综合组合中的单一风险，传统方法是将资产减相关系数得出，然后利用方差关系对单一风险组合，但是有一定不足，即，不能将综合相关性表示出来，当前，应用Copula函数则更加简单、容易，可以在综合方式基础上确定资产组合，可以对组合风险更好的度量。
二、基于Copula方法的投资组合风险测量模型
1.Vap介绍
Vap是一种主流管理方法，在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中应用较为普遍，作为风险测度的工具可以将分布函数充分利用起来，从而对金融资产潜在损失进行计算，比如，将风险价值记为VaR，则特定时间内的损失就可以表示为：
p（z≤VaR）=1-α
2.使用Copula变换相关系数的VaR分析方法
使用Copula变换相关系数的VaR分析方法重点在于对方差进行求解，然后通过对方差的组合可以将VaR得出，从而明确定置信度[4]，描述出正态的分布函数与分位数。通过相关系数的组合方差可以了解到，使用Riskmetrics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假设的线性相关系数，可以对非正态的相关性进行表示，基于此可以得出尾部的相关系数与秩相关系数，这两种系数均可以用Copula表示出来。比如，给出一个组合信用风险度量，可以假定出两种资产，将资产危险率表示出来[5]，从而可以得到两种资产生存时间概率密度，通过Copula函数将单一资产信用曲线绘制出来，从而得到联合概率分布函数。
三、结语
本文主要描述了金融风险管理中Copula运用方法，从金融风险管理中的信用风险管理层面上介绍了Copula方法的应用，描述了基于Copula方法的组合信用风险度量模型与基于Copula方法的投资组合风险测量模型，从技术角度研究了资产组合的违约相关性，通过Copula建立函数关系，更好的表示出违约风险，体现了Copula可以应用在信用风险管理中，可以将多元联合分布生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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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概述篇9
关键词：货币危机；货币危机模型；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
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6-00000-01
一、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概述
企业、脆弱的金融体系以及政治体制上的裙带关系是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中认为的引起货币危机的三个关键因素。其中有两个理论：道德风险论和金融恐慌论。道德风险论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金融机构存在着高杠杆借债和过度投资的倾向，而外国的银行相信政府的信用权威和国际组织的救助机制而放低了贷款的限制，过于轻率地迎合贷款愿望，从而引发很多无效投资和不良贷款以及导致严重的资产泡沫。在资产价格出现下降的情况下，企业就没有办法偿还债务而出现偿还危机，引起金融市场动荡，投资崩溃而导致货币危机爆发。金融恐慌论则认为市场上“恐慌性”的投机冲击是货币危机的原因，并提出冲击的产生与国家的金融体系密切相关，特别是与银行流动性不足相关。“因为恐慌性资本大量流出，长期投资项目被迫中途变现，从而使企业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1]当汇率固定但中央银行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的情况下，最终将转化为中央银行的挤兑，即货币危机爆发。我认为目前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中的引发货币危机的因素在我国都有显现。主要表现在银行坏账多资产结构质量恶化；非金融机构比如保险、基金等机构日益暴露出风险；投机成分较大等等。
二、中国未来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研究
从道德风险论出发，政府对金融机构的隐形担保，减轻了风险承担水平，使得投资者容易倾向于高风险、高利润的投资项目，导致金融机构无序投资以及不良业绩，资产市场虚假繁荣。而目前我国就存在着不良资产比率过高的情况，2014年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达1.64%，上升了0.15%；2014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达到1.29%，上升了0.29%，达到了自2009年以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最高点，2013年和2014年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率逐年上提高。[2]政府对四大国有银行的隐性担保，造成我国企业和金融机构无序投资产生了大量的不良贷款。不良资产问题在我国长期存在，但是由于国有银行有国家信用的支持，能让国有银行能从居民那里不间断地获取储蓄存款，所以也不会发生流动性危机。但是自从我国加入wto后，允许大量的外资银行的进入，导致我国的银行行业竞争加剧，国有银行很有可能失去凭借国家信用的支持继续在存款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我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此前数年的高速膨胀，前几年很多人贷款炒房，使得房地产经济出现了泡沫，一旦房价下跌，人们拥有的资产就会缩水，导致出现偿付危机，金融市场动荡而触发经济危机。而从国际角度考虑，也存在过度投机的现象。2013年有大约1000亿美元通过伪造出口发票的方式流入中国。这些资金进入入中国后流向房地产或者高息贷款等领域，而不是进入实体经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所以企业要更多现金去偿还贷款，相反中央银行还在控制信贷。而政府考虑到风险，不敢上调官方利率。这就促使哪些对现金需求大的公司宁愿选择支付很高的非官方贷款利率，从而造成了中国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热钱不断流入中国，加剧中国资产泡沫。
从金融恐慌论考虑，金融市场的不完善特别是银行流动性不足是导致“恐慌性”的投机冲击的主要原因，而“恐慌性”资本外逃，会使大量长期投资项目被迫中途变现，从而使企业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我国目前银行的资产负债在期限结构上出现严重错配并向高风险的贷款人发放大量贷款，承担了大量风险。而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又承担着大量的政策性任务和许多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导致了资产流动性下降，发展后劲不足，违章违纪经营的现象时有发生，流动性风险加大。“国有商业银行长期依靠国家信誉，风险意识薄弱，尤其是长期以来国家作为唯一出资者的体制性弊病，使得国有商业银行淡化了流动性管理的意识。又缺乏有效的注资渠道，限制了保持流动性的基础。这些客观因素，成为制约国有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的瓶颈，大多数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低于巴塞尔协议要求。”[3]在银行流动性不高的情况下，如果宏观环境或内部经营急剧变化使不良贷款不能收回，银行就会出现巨额损失。这时加上新闻媒体集中报道有时甚至夸张银行所遇到的困难，就会引起金融市场的强烈甚至过度反应。这就会引发“恐慌性”的投机冲击，银行抗击意外事件冲击的能力越弱，发生大的银行危机的概率就越大。
三、总结与防范意见
从第三代货币危机出发，结合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中国存在发生货币危机的深层次内在因素。可能引起中国货币危机的最基本因素还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目前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得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竞争力下降，使得中国贸易收支出现顺差下降的趋势。“在逐步放宽资本项目管制的背景下，汇率高估、赤字货币化和经济基本面恶化容易诱发投机攻击。”[4]一旦投机攻击触发了，货币危机也就接踵而来。
对上述各种诱发经济危机的因素，我国应予以高度重视，切实采取措施予以防范与化解。首先，要整治内部经济环境，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保持经济基本面健康运行。其次，加快企业与商业银行体制改革，促进国内金融体系均衡发展。对银行信贷资产加以有效的管理，加大对不良资产存量进行重组与清理的同时，积极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明细产权，理顺银行和企业的关系，减少不良贷款率。最后，要加强金融管理，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当然在我国经济仍保持者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人民币币值稳定，人民群众信心充足，是我国抵御经济危机的根本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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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概述篇10
【关键词】公允价值,金融危机,争辩
源于美国的国际金融风暴挟万钧之势而来,给了人们一个措手不及。将近一个世纪前的经济危机催生了“公允价值”,而当下的金融风暴又一次把“公允价值”推到了前台,曾被称为“代表未来计量方向”的公允价值,一夜之间成为众矢之的,被指责为是金融危机真正的罪魁祸首。金融危机给公允价值出了难题,也给了财会界一个机会,让其揣摩危机中的财会处理,促进会计理论的创新和会计实务的完善。
一、公允价值的概念理解
(一)公允价值的概念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认为“公允价值”是金融工具最相关的计量属性,是衍生金融工具唯一相关的计量属性。无论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SaB)还是FaSB都积极地倡导采用。
目前世界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对于公允价值的定义表述不完全一致。iaSC323号认为:“公允价值是指熟悉情况并自愿的双方,在公平交易的基础上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结算的金额”。FaSBSFaSno.157中则认为:“公允价值是在计量当天,市场参与者在有序交易中出售资产收到的价格或转移资产付出的价格”。我国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对公允价值是这样定义的:“公允价值是指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
(二)公允价值的概念理解
对于公允价值概念的理解可以分为以下三方面:1.经济行为源自开放公平的市场,双方对于交易的情况并不陌生,即信息对称;2.行为的性质,即双方自愿,也就是说交易双方愿买愿卖,两方商定的价格是双方同意的,也就是达成公允;3.公允价值的含义,代表了资产和负债所反映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三)公允价值的确定
FaSBSFaSno.157将金融产品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有活跃市场交易的金融产品,该类金融产品的“公允价值”根据活跃市场的报价确定。第二层是交易不活跃市场情形下的金融产品,该类金融产品的“公允价值”参考同类产品在活跃市场中的报价或者采用有可客观参考支持的价值模型确定。第三层是没有交易市场的金融产品,该类金融产品的“公允价值”需要管理层根据主观判断和市场假设建立估值模型确定。该准则还规定金融产品公允价值计量标准适用优先级原则——首先看是否适用第一层的标准,不适用的情况下再逐级向第二层、第三层判断。
二、金融危机下的公允价值去留争辩
(一)金融危机下对公允价值的质疑
公允价值的运用无论是在会计理论界与实务界之间,还是在会计准则制定者与相关监管机构之间,始终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而本轮金融危机无疑将这场争论推向了最高潮。
根据美国一般公认会计准则(Gaap)的要求,金融机构必须每季度都用公允价值评估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如果资产价值下降则必须在财务报告中进行披露。自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露出端倪以来,随着房贷违约率的不断上升,由房屋贷款衍生出来的资产抵押类证券如美国抵押支持债券(mBS)、债务抵押证券(CDo)的价格持续下跌,导致金融机构不得不对其计提减值。而资产账面价值的大幅缩水,又间接拉低了资本充足率,使金融机构在资本紧张的情况下被迫在短时间内变卖手中的次贷资产,进而引发新一轮由于更低市价引起的资产减值,结果,市场便陷入“交易价格下跌→资产减计→核减资本金→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致使金融机构无以为继,直至破产为止。
实际上,此次金融危机中,一些种类的资产已没有市场可以作为计量参考了,如花旗和瑞银等投行之前发售的标售利率型证券(aRS),aRS市场在2008年2月之前的总市值约为3300亿美元,而此后至今这个市场已根本不具备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资产抵押类证券从157号准则适用的第一层直跌到第三层,而在第三层的估值世界中,是没有什么价值能得到公认的。在谨慎的会计师和审计师坚持下,金融机构不得不计提了巨额的资产减值,这些天文数字的“账面损失”扭曲了投资者心理,使市场陷入恐慌性抛售持有次贷产品的金融机构股票的狂潮。美国国际集团(aiG)持有的信用违约互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根据aiG内部的估值模型,这类金融衍生产品的损失约9亿美元,但在普华会计师事务所指出其对信用违约互换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后,aiG不得不确认了110亿美元的损失。于是,一些银行家、金融业人士和国会议员将矛头指向美国会计准则,认为公允价值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失灵的市场常常意味着没有什么价格可以让银行作为基准来“盯住”,如果银行不必按市值给其资产定价的话,金融危机就会消退。
2008年4月国际金融协会(iiF)就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FaSB游说,要求允许银行中止使用公允价值会计。随后60多名议员组成的两党联立团体在9月下旬写信给SeC,敦促暂停使用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此前作为预防金融风险利器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在此轮金融危机中却被指责为“雪上加霜”甚至“落井下石”的“帮凶”。如果说在上一轮储蓄和货款危机中,会计处理被指责为没能真实和迅速地反映金融机构财务状况,那么在这一轮次贷危机中,会计处理却被指责为过于真实和迅速地反映金融机构财务状况。
(二)金融危机下的公允价值去留争辩——公允价值是否应为金融危机负责的正反方观点
正方代表:准则的制定机构(如FaSB、iaSC)、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师事务所、SeC、投资者。
公允价值会计代表未来计量方向,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暂停使用公允价值会计体系会创造出一个“黑匣子”并对投资者隐瞒可能的损失,这可能会使他们更加紧张。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加强了财务信息的透明性,特别是在经济下滑时期公允价值的信息更为重要,取消公允价值只会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并带来更大的不稳定性。会计的功能在于尽可能地提供准确的描述,公允价值会计方法提供了及时的价值衡量,捕捉到了目前的市场波动,但并非导致市场波动的原因。本次金融危机原则上是经济问题而非会计问题,是许多因素相加的结果。因此,粗暴地取消公允价值会计并不能终结危机。157号准则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金融机构对该准则双向和功利的态度:在金融产品价值持续上升时,金融机构乐于看到按公允价值计量而带来的益处;在金融产品价值下跌时,就转而抱怨和指责公允价值计量原则。因此,公允价值会计是华尔街银行家们为逃避责任而推出的“替罪羊”。
反方代表:金融机构、美国银行家协会。
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导致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与金融机构资本充足要求的联动引起了一些金融机构的倒闭,因而是金融危机真正的罪魁祸首。公允价值会计具有放大效应,人为地增加了市场的不稳定性:繁荣时期使企业的财务报表非常“好看”,导致人们盲目乐观;危机时期又使其过于“难看”,影响公司业绩表现和投资者信心,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同时公允价值难以确定,计量结果往往不可靠。
三、金融危机下各国对公允价值采取的应对措施
面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积极应对,纷纷出台了一些应急办法,以减缓危机带来的金融资产账面大幅缩水的局面,其中就包括修改“公允价值”的计价规则。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宣布可以从2008年7月1日起追溯调整新会计准则,受影响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欧盟、香港等)都为此松了一口气。各国修改会计准则行动可谓争先恐后,以此来保护自身的资产安全。
美国:2008年9月30日,美国《在不活跃市场下确定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即对于不具备市值计价条件的企业来说,可以采用自己的模型和假设参数来估算。该方案虽可避免资产减值带来的损失,但模型和假设参数的合理性难以确定。12月16日,美国联邦监管机构同意放松购买银行业务的资本规定,允许企业使用无形资产增加资本水平,这对于通过并购形成的大型企业来说,降低了门槛。德国:德国的新会计规则是可以将金融资产重新分类以及区别定价,以避免计提跌价准备,从而在账面上可以实现利润。如果按照原准则核算,无疑经营将是亏损的。这一改变对于市场信心的建立效力明显。日本:日本于2008年10月16日宣布将审查市值计价会计准则,允许企业根据买价重新估价证券。此举是为了保持证券资产稳定,给经营赢得时间,言下之意是要取缔公允价值。政府宣称2009年前完成政策修订,提前放出消息以给予市场信心,同时给企业一个过渡期。韩国: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FSC)2008年12月22日发表声明,针对货币贬值产生的外债风险,将考虑修改会计准则,放松会计规定。允许大型企业与上市公司将外币资产等列为避险工具,产生汇兑损失不列入当年盈利。小型企业可以按照年中的汇率来评估资产。通过对记账汇率的选择,企业的部分资产将不受汇率变化的影响,从而促进稳定,同时影响企业的资金信贷渠道,以达到给企业补血的目的。
上述国家对公允价值的修改虽有差异,但其核心都是为了避免企业出现大面积的亏损,以及降低由于账面价值下降而被收购的可能。
四、金融危机下对公允价值去留争辩的结果及对我国的启示
2008年10月3日,布什签署国会通过的《紧急经济稳定法》,提出7000亿美元经济救助方案。在该法案中,引人注目地专门制定了两条针对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规定:一是授权美国证监会可以在其认为必要的情况下,有权停止执行157号准则等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的规则;二是要求证监会在美联储和财政部的协助下,调查157号准则中提出的公允价值计量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投资者的财务信息质量的影响,修改现行会计准则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经过近三个月的紧张调查、研究之后,SeC于2008年12月30日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公允价值会计的报告,正式提出反对废止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并提出改进现行惯例的建议。
1.改进157号准则,但不是废止;
2.现行公允价值计量要求不应当废止;
3.虽然不建议废止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但需要采取措施改进现行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应用;
4.金融资产减值需要重新设计;
5.需要更清晰的指南以提高正确的判断;
6.会计准则需要继续满足投资者的需求;
7.采取新的正式措施,规范现行会计准则的实践;
8.进一步简化金融资产投资会计要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发表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指出,采用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仍然是未来的趋势,不过该准则有待进一步改进,以减少一些估值技术夸大的影响。其中一个关键挑战,就是要改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框架,以加强市场约束和促进金融稳定。估值采用的不同会计、审慎管理和风险管理方法需实现一致,以促进实现更稳定的金融体系。
我国2006年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中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在投资性房地产、企业合并、股份支付、生物资产、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交换,特别是金融工具的确认与计量等准则中,要求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和后续确认。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相比,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在确定公允价值的应用范围时,充分考虑了我国的国情,作了审慎的改进。目前根据上市公司和央企执行新准则的情况来看,运用公允价值的企业较少,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利润影响微弱。可以说,我国目前对于会计计量是“以历史成本计量为主,公允价值计量为辅”的,因此,公允价值计量对我国现阶段影响不大。对于正在全面推行新企业会计准则的中国来说,面对世界各国“公允价值计量”的政策变化,我国应逐步建立与完善成熟、高效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为公允价值的运用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充分而有效的市场数据支持,同时通过加强公司治理、建立诚信机制、提高会计人员素质来保证公允价值合理而恰当地运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在于次贷引发的流动性不足、金融创新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监管,而不是由公允价值所导致的;恰恰相反,应该通过这次金融危机进一步完善公允价值计量相关会计准则,提高会计准则在揭示、控制风险方面的功效。正如德勤亚太区金融服务领导人菲利普·哥特所言,现在的金融危机原则上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不是会计问题,公允价值计量对金融危机只是起到了一个放大作用,而非金融危机的根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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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敦力.公允价值计量是金融危机的“元凶”[J].财务与会计导刊,2009(1):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