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动因篇1
【关键词】改革经济增长动因
一、经济体制的转变
具体表现为，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1993年的十四大明确的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是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快速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
二、对外贸易
具体表现为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发挥中国在国际贸易舞台上应有的作用，实现双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圣明，从中国对外贸易的视角出发指出，外贸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毫不夸张地说：外贸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原动力。外贸的发展、改革和开放，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改革和开放的结果。对外贸易经济与其他方面的经济紧密配合，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在执行逐步扩大的对外开放政策对中国的经济活动做出了许多贡献。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贸进出口额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正因为如此，中国便能够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种市场，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三、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
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1.合理优化产业结构
(1)农业结构：逐步实现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教授劳伦斯・克莱因指出农业改革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在一个必须为10亿以上人口提供食物的经济中，农业显然具有极其巨大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陈吉元也有相似的观点：从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理论界就在议论要逐步改变长期实施的挤压农业、挖农业补工业的政策，实行工业支持农业的政策。在50~60年代中国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情况下，通过农业资金的积累以支持工业的发展，是完全必要的，亿万农民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迅速壮大弱小的民族工业，维护经济乃至政治独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然而，时至今日，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①工农业产值结构由建国初期的30比70，发展到现在的70比30；②长期以来工业发展速度过高，农业发展速度过低，城乡居民收入、消费以及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拉大，这已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正逐渐演变成为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③在市场经济下农业的弱势地位日益显现，农业不仅要承受市场风险，而且要承受更大的自然风险。
(2)工业结构：调整不合理的部门结构、技术结构及产品结构
重点解决短线产业供给不足，基础产业仍然薄弱的问题，将重点放在解决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产生“瓶颈”制约的能源与原材料发展上，加大力度减少重复建设、重复投资现象，提高投资效益。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施品牌战略。
(3)第三产业结构
加速为生产服务的部门的发展，解决为生活服务的部门规模小，作用不强的问题，稳步实现以社区服务为核心的城市生活服务系统的重组。
2.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节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加快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脚步，连同“振兴中部”一起，尽力控制不断夸大的区域发展差距。遏制各地的重复建设和盲目引进，减少资源的浪费现象，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率。
四、人口政策
具体表现为已被写入宪法并成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
虽然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幅员辽阔的大国，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的拥有量很低，这是制约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劳伦斯・克莱因提到：在1978～1980年经济“起飞”之后一个能保持较高增长记录的因素是限制人口增长的成功，新增的人口并没有全部消费掉新增的产出。但由于中国人口的基数大，即使是以较低的增长率增长，预计仍会在2040年达到人口峰值后，总的人口数才会开始下降。
五、社会福利政策
1.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和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提出了以打破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为核心内容的富民政策，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有悖于改革开放初衷的是，自1979年开始改革以来，各省之间、城乡之间以及不同农村地区之间和城镇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城乡收入差距显著扩大。基于此种情况，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
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多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再加上近几年逐步改善的社会保障和养老金制度，相信会对收入再次分配的公平性起到积极的作用。
2.能源、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与教育等基础设施的改进
能源、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与教育部门中的“瓶颈”会极大的阻碍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中的全面的经济发展，为了减轻“瓶颈”的影响，国家正在做出大规模的努力。”
六、宏观经济政策
具体表现为以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为核心的需求政策，及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供给政策。
1995年以来，随着微观经济基础的逐步市场化，中国经济已经从计划模式的“短缺经济”，进入了本该是富有市场经济特征的“过剩经济”阶段。但中国的经济界并没有及时而完全的体会这种转变，而是将这一现象总结为“结构性短缺”，这导致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延续短缺经济时代提高效率、增加有效供给的思路，没有切实重视在“过剩经济”下必须考虑需求管理的政策取向。1998-2002年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维持高增长率，在无法刺激民间消费和民间投资的条件下，唯有通过外部需求拉动――体现为追求贸易顺差和增加政府公共开支。结果经济增长的目标虽然达到了，但宏观经济的内外失衡依然形成并越来越强化。因此，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尽快扭转内外同步失衡的局面，即一方面如何调整外经贸政策以降低外汇储备；另一方面降低存差。这种调整的思路是要尽快扭转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济基础背离的趋势，让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反映市场化的微观基础，确立具有可持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从1978年实行改革至今，短短28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飞速稳定增长为世人所共睹。中国经济今后要继续保持好的发展势头，持续稳定增长，就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改善宏观经济环境。而这个过程是漫长而又困难重重的。但凡事都具有两面性，解决这些重重困难的措施又极有可能成为中国下个十年内，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的强劲动力。现阶段，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一)失业问题
我国人口规模庞大，农村人口众多，由于经济处在结构转型期以及成长期，从农业部门游离出来的潜在失业人口以亿计，而我国长期计划体制下的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又阻碍了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之间的自由流通，这部分潜在失业人口与每年新增的劳动适龄人口一起形成了庞大的就业压力。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为振兴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国家提出要走“规范破产、鼓励兼并、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实施再就业工程”的路子，大批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又加重了这一压力。
要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还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在农村，应该大力促进农村产业化的进程，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加快建设小城镇和促进城乡中小企业的发展，尽量就地创造出较多相对较充足的就业岗位来吸纳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减轻城市中的就业压力。对于城市中新增的劳动适龄人口的失业现象，我觉得可以从教育着手，改变他们的就业择业观念，倡导务实、踏实的择业观。对于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可以扩大再就业培训的人群覆盖面和技能范围，并健全下岗后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保证每个下岗人员都有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时，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国家财政支出，节约财政开支。
(二)货币平衡的问题
广州市人行的副行长李丹儿在一次报告中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她在谈到货币政策目标的内外均衡时讲到：
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增长。2006年2月，我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世界第一大国日本，并于10月突破万亿大关。自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外汇储备就以惊人的数目增长，而主要原因不只是贸易顺差，大量的举借外债也造成外汇储备巨额增加。我国目前的这种持续的、较大的贸易顺差正是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表现，而国际收支不平衡本质上是国内收支不平衡的外在表现，顺差的扩大给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造成很大的压力，也会延缓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和综合国力的提高。长此以往形成了恶性循环：
国际贸易大额顺差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大量外资涌入，由于我国严格过多的基础货币投放信贷自由性提高商业银行拥有充足流动性过快的投资增长配套短期资金与连带产业融资旺盛的货币需求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紧缩的货币政策外资替代内资外资更多流入以满足需求加剧国际收支不均衡
基于以上原因，我国目前采取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用以抑制投资过热可能带来的通胀。我国经济频频过热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体制问题，所以，如何深化体制改革并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对高额的外汇储备所带来的可能的负面效应做出正确而积极的回应，就成了当前制订经济政策的中心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必将为我国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创造出良好的国内和国际环境。
参考文献：
[1]李京文，汪同三.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与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2]程超泽.中国经济：增长的极限.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
[3]世界银行.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经济增长的动因篇2
劳动、资本和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据此，经济增长可以划分劳动积累型、资本积累型、技术进步型三种形式。在新古典主义生产函数中，劳动和资本在时间上具有同质性，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资本设备生产能力的提高不再体现在劳动积累或资本积累过程之中，劳动生产率和资本产出率的变化计算在技术进步之中，因而，大大地扩展了技术进步概念的外延（注：新古典主义理论将技术进步当作了独立的增长因素，因此，经济增长的源泉就包含了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三因素，这是有它处理方法上的考虑的。劳动和资本都具有同质性，除了劳动和资本数量增长带来经济增长以外，其余的增长部分都看作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因此劳动生产率和资本产出率变化都是技术进步，不与劳动或资本的数量增长本身有任何联系。这样处理方法使得生产函数保持时间上的一致性，而且，是规模收益不变的生产函数，劳动或资本单个因素变化的边际效率呈现递减性。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新古典主义的基本假设。参阅索罗（Solow）模型。）。因此，就存在着广义技术进步与狭义技术进步之间的区别。狭义技术进步是指扣除劳动和资本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对增长的贡献之后的净增长。但是，如果技术进步不是独立的因素，而具有内生机制，它仍然是由劳动和资本要素产生的，因而它的贡献率等于零。只有存在着外生的、独立的技术进步因素，譬如现成技术，才存在着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广义技术进步所采用的剩余方法计算技术进步，即经济增长除了来源于资本、劳动等要素（包括土地）数量的增长外，剩余部分全部归之于技术进步，它必然是外生的、独立的因素。
附图
图1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产出蛋糕切分
这种“三分法”中的“剩余方法”解构经济增长，存在着许多问题。它没有解释生产要素除了数量积累之外的其它积累方式，即劳动或资本时间上的非同质性（质变）带来经济增长，除此而外，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具有增长效应（即所谓残差效应），这些因素同样归结为技术进步，也是不甚合理的。如图所示。
第一，“技术进步”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经济内容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将技术进步独立于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之外而存在，那么，技术进步是如何实现的、它的实现机制是什么，就很难说清楚。第二，新古典主义的“三分法”假设了资本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为既定不变的条件，而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更新部件或增添设备，都不止是对原来生产能力的复制或单倍扩大，而具有了更大的生产力。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也在变化，特别是在就业压力下，知识体系也在不断更新与发展。因此，如果资本与劳动在时间上不具有同质性、是变化发展的，上述这种处理办法显然是低估了资本、劳动的贡献率，相应地放大了技术进步的作用。第三，资本和劳动这些生产要素间的交互作用存在着多种形式，具有丰富的内涵，同时，也创造着新的生产方式。如果简单地将二者割裂开来，势必不能透析出技术进步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不能展现生产和再生产的全部内容。
新古典主义试图利用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的市场机制消除资本和劳动（在时间上的）非同质性现象证明“三分法”仍然可行。但是，这种局面越来越难以维持。对于物质生产资料来讲，由于科技进步、特别是计算机和软件更新速度与日俱增，加速了机器设备折旧率，其精神损耗（时间损耗）比物质损耗（有形损耗）远大得多，不是说要等到一台机器磨损到不能再用才报废，即使它保存在仓库里完好无损，经过一年两年也可能意味着报废。劳动者的知识教育状况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很大的改善，使得过去年代长期积累下来的知识、教育和信息，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如宽带网），从而被更多、更广泛的群体所接受。
在劳动积累、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三种类型中，由于技术进步并非独立的生产要素，因而，它只能从属于劳动积累或资本积累过程。那么，劳动积累和资本积累是如何实现技术进步的？
附图
图2 劳动积累和资本积累如何实现技术进步
二、资本积累与劳动积累的分离
资本积累本质上也是劳动积累，是劳动积累的结果。资本积累是特殊形态的劳动积累，即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劳动积累。从资本积累所实现的再生产的本质来看，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特别是资本积累的初始阶段，即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注：我们现在经常听到人们议论如何在市场经济中掘取“第一桶金”，这便是讲如何实现资本的初始积累。），劳动积累表现得最为充分。只有对劳动价值的占有才能取得最初的资本（除了遗产或掠夺以外），没有别的积累方式。“土地是财富之父，劳动是财富之母”，（注：重农主义最早提出了这种朴素的劳动价值观。）资本的来源除了遗产和掠夺之外，只有劳动，而遗产或掠夺的最终来源也是劳动成果。
因此，资本积累与劳动积累具有相同的本质，都来源于劳动价值。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剥削劳动的经济前提和市场条件，从而实现资本积累和劳动积累对立、分离、分化，使得资本积累取代劳动积累、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方式。甚至成为了唯一形式，资本家成为人格化资本的象征，形成“为生产而生产、为积累而积累”的过程。（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为什么劳动积累会退而成为资本积累的条件与附庸、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呢？这是由特殊的技术条件和市场条件决定的，在工业化过程几乎成为了一种必然现象，即由“劳动创造价值”转化为“资本创造价值”。
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机器代替体力，不仅节约了劳力，而且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它不但创造了新兴的工业部门，同时也改造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与农村经济。因此，不断地从传统产业、特别是从农村人口中释放出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劳动供给的数量。这些劳动力是否为新兴的工业生产所需要呢？大工业化的劳动分工，主要是借助于工人的体力劳动用来补充机械动力的不足，对劳动力的需求不需要提出任何质量上的特殊要求，因此，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伴随着工业化发展进程而产生。在这里，劳动具有普遍的同质性，即马克思所讲的“简单劳动”，因而，可以直接看作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因此，劳动具有无差异性，不需要有特殊的劳动者。即使需要特殊劳动，也是生产过程中实现的。特殊要求、特殊技能的岗位，可以通过岗位培训、短期轮训加以解决。正因为是对同质的（主要是体力劳动消耗）的需求，因而劳动力普遍地出现过剩现象，劳动力的实际价格将长期维持稳定不变的水平。
刘易斯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将产生持续高增长现象，这种过程将跨越10年、甚至20年的时间。（注：w.a.Lewis，“thetheoryofeconomicGrowth”，allen＆Unwin，1995，pp.232-233。中国非农化持续了20年，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百甫认为，这种高增长过程还可以持续30年。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估计。）农村剩余人口进城，不但扩大了工业生产的劳动供给与市场消费，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城市人口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对城市化的良好预期推动了资本积累和资本扩张过程：
农村剩余人口转移城市人口增长工资水平不变但总量扩大消费需求增加房地产开发基础建设投资制造业其它后向产业关联消费品生产收入水平提高，……
随之迂回生产的链条不断延伸，迂回生产过程不断循环扩大。这个过程一旦启动，就能够产生不断增长的经济效果。此时，即使没有任何新的技术进步因素、仅依靠不断地技术复制就能够创造持续增长现象。（注：例如，房地产业是公认的技术进步最缓慢、可以看成是仅依靠资本积累实现持续扩张扩大的一个行业。“圈地现象”摊大饼式地一圈又一圈、一轮又一轮地扩大，建了二环、建三环，还要建四环、五环，甚至于六环、七环都出现了，许多市政建设的平面面积在10年间都扩大了一倍以上。开发区热和市政建设不但划进了大片的生地，更多情形下则是填埋了城郊长年精耕细作的熟地。郊区城市化和卫星城市的出现，使得城际间轨道交通也发展起来了。）但是，要产生这样一种最初的状态，却非轻而易举，在它的初始阶段，需要市场给出明确的需求导向，而这样的市场本身却是不存在的，因而，构成了发展的困境：落后经济（或传统产业）很难突破自身发展的起点，相反地，它落入了“恶性循环状态”（注：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1953年。谬尔达尔：《亚洲的戏剧：贫因问题研究》，1968年。）：
收入水平低消费水平低市场需求小产出供给少利润率低工资水平低收入水平低……
如何突破发展的困境、跨越落后的门槛，产生持续增长的经济力量？因此，提出了许多发展理论。主要围绕着如何创造局部性的市场需求而展开。罗森斯坦一罗丹提出“大推进”理论，优先发展那些需求弹性大的部门、产业关联程度高的部门，特别是对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能够产生局部性的市场需求与高起点的规模效益。但是，它不得不面临着资源价格扭曲的市场格局。由于劳动力相对稀缺，因而，相互关联的市场需要政府投资。还有一种能够形成局部性的市场需求的格局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由于其需求主要来自于国外，相比于前一种发展战略，可以减少资源的价格扭曲。外向型经济优先发展与出口相关的产业，然后带动相关的上游产业，最终传递到全社会的各部门。这是一种以劳动积累为主的生产过程，可以充分发挥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
三、劳动积累的低级形式与高级形式
劳动积累有低级和高级两种形式。劳动积累的重要性，不止是在传统形式上体力劳动这种形式、而且反映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的知识生产过程。
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乃至中期阶段，劳动都是资本的附庸，或是“资本的奴婢”（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劳动仅仅是补充机器动力的不足，停留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简单形式上，即使是复杂劳动也还是能够用倍加的简单劳动进行量化计算，主要是体力劳动的支出。如果说，工业革命使得人的体力得到了延长从而创造更高的生产力的话，那么，以电子技术为核心的计算机及其网络的发展所带来的信息革命，则无限延伸了人的脑力活动。只有这个时候，多层次的劳动的创造性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首先，劳动分工已经初步形成了体力劳动和智力活动的分离，虽然体力劳动仍然需要智力活动配合，而且，企业经营活动只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积累过程，但是，社会基本上划分出了蓝领和白领阶层，而且，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跃迁，蓝领阶层的数量和比重趋于下降，白领阶层的比例进一步上升。智力活动首先表现为产业内的分工，例如，大企业设立以生产为中心的会计、设计、营销等职能部门，然后发展到产业外的分工，出现新兴产业部门，如研究与开发，大企业纷纷将产品开发设计作为外包工程对外招标，智力活动的分化独立过程，由产业内扩大到产业外，是生产效率提高的体现，是技术进步的过程，它不断地扩大到全社会。熊彼特认为，经济结构由低级向高级、创造能力不断扩大的“创造性毁灭过程”，是智力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不仅丰富了劳动的实质，从而也提高了劳动和劳动者的价值。对于劳动者的价值，马克思认为必须要作七项扣除，除了补偿体力耗费、劳动保障和家庭抚养这些人口简单再生产的价值以外，还需要扣除精神耗费、人的发展的需要。（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其次，知识产品相对独立性，不仅是市场需求的结果，同时它也创造自身的需求市场。一开始是产业内投资研究与开发，大企业重复建设实验室、添置仪器设备和科研人员，这些大企业因而拥有了许多创造发明，但是，与企业的经营方向不适合，难于推广应用，因此，被锁保险柜里，这种情形在iBm、施乐公司中屡次发生，浪费了企业资源和精力。而且，新知识的推广、应用是许多垄断企业所无法控制的。英特尔和微软最初都是iBm外包工程的代工企业，最后都发展成为了超大型跨国公司，都是靠一种产品、一项技术不断开拓出新的产出、新的市场，具有高度的风险性和营销策略，往往是大企业所不宜采取的冒险行动。因此，外购知识产品成为大公司的经营略，在信息经济中，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为知识产品的独立化创造了条件，知识生产往往是风险投资。
再者，“干股”的出现，在所有制关系上体现了知识积累与资本积累，产生二者的“分润”现象（注：即使在商业和金融资本关系内部，也产生过“人力股”。清朝末年出现的山西票号就对帐房小伙计配以人力股，年终取得分红。20世纪80年代实行企业体制改革，深圳等地先行试验的地区出现了“技术股”、“干股”等，作为非资本投资的一部分，作为分红或取得产权的依据。）。知识生产并不是像体力劳动那样容易监督，从而投资多少资本，可以预期产生的回报率，投资者不能“事先”或“事中”监督产品开发设计人员脑袋里的思想活动，资本家获取“剩余”的做法并不能激励员创造性劳动，提高劳动积极性，相反地，只会鼓励员工偷工减料、滥竽充数，对产权的激励机制就要赋予员工以期权、“干股”。在不完全竞争的风险市场上，体现知识价值的劳动积累再次显示了自身的优势。
第四，教育成为赢利空间大、赢利能力强的盈利性产业。人力资源的消费过程，也就是生产过程，消费本身就是生产，同样，人力资源的再生产过程，也就意味着消费。在劳动积累问题上，消费与生产是一致的。但是，体力消耗是不可储蓄的，只有转化为物质产品才是可以积累的，因此，消费与生产又出现了背离。消费是工资性支出，成为纯粹意义上的消费，而生产则转化为资本家占有的物质产品。在这个意义上，教育仅仅意味着就业、适应工业化生产的需要。但是，精神生产则不然，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消费，它同时是一种投资和生产，提高劳动生产力，教育和积累，可以创造理更高的价值，体现在区别于物质产品的形式上，因而不再内生化为资本再生产过程。
因此，从劳动积累到资本积累、再到劳动积累，是个循序渐时的历史过程，它意味着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经济效率和人口素质的极大改变，本身就需要物质和技术积累，是在更高形式上实现的生产方式。子曰：庶之、富之，然后教之。首先是人口数量增长，实现劳动积累，教育是最终目的，属于消费范畴，但是，如果经济循环来看，教育也未尝不是手段，它可以在更高程度上实现富裕。这就是劳动积累的高级形式。因此，劳动积累除了体力劳动之外，还有更高形式上的知识生产。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③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④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1953年。
⑤谬尔达尔：《亚洲的戏剧：贫困问题研究》，1968年。
经济增长的动因篇3
关键词：三亚;投资拉动;旅游消费;经济增长;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2-0035-04
一､引言
2001至2005年三亚市经济年均增长11.96%，比前五年的年均增长率7.64%高出4.32个百分点，经济进入“快速增长”的轨道。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投资效应及旅游消费的增长(见图1)。
图11996年至2005年三亚市GDp､固定资产投资､旅游收入增长比较
从图1中看出，2001年以来，三亚市固定资产投资和旅游消费成为拉动GDp增长的主要因素，2001至2005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旅游收入年均增长29.30%和21.48%，分别比前五年的增长率高出34个百分点和6.57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率都很高。三亚市近几年获得如此高的资本积累和消费收入靠的是什么?这与政府的推动作用有很大关系。为了树立三亚市“健康､时尚､美丽”的城市品牌，政府不断开展各种营销､推介活动，从国际婚礼节､南海海上观音开光典礼到三届世界小姐总决赛乃至目前举办的城市名片征集活动等，都极力把三亚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政府的成功推动与经济增长有必然联系，但基础是城市的开发价值。三亚市优越的自然资源给政府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两者相得益彰，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效应。
二､投资拉动与经济增长
(一)投资的乘数作用及相关效应
有人说：三亚是投资拉动型经济。这话有一定道理，一是符合三亚市目前的经济增长状况。三亚市人均经济总量小､城市化率低，属初级发展阶段。城市的初期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本积累，投资满足了积累要求，且初期投资的都是城市的重点项目，拉动性强，属于投资收益递增期。2005年三亚市的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为58.6%，拉动经济增长7.68个百分点(占总增长的58.6%)。二是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Y=C+i+G+nX是个恒等式，Y指社会总产出(GDp)，C指消费，i指投资，G指政府购买，nX指出口净值。在C､i､G､nX中，哪项增加都使Y增大。因此，在三亚市建设发展相当长的阶段里，企业､个人投资或政府购买，对三亚市的经济增长都起到显著的拉动作用。[1]三亚市的投资90%以上是地方项目投资，地方项目投资对社会产出的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投资过程的拉动作用，即通过投资乘数作用加大社会总需求;二是生产新的资本品，增加城市资本存量，为将来生产更多的物品和劳务做准备。
1.投资的乘数效应是指一元钱的投资会引起大于一元钱的总需求。这一经济学逻辑，不但存在大的经济体中，小的经济体同样存在;不但存在项目投资中，旅游消费同样存在。以三亚市2005年的地方项目投资为例：假设三亚的mpC(边际消费倾向――家庭额外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比例)为1/2，则三亚市的投资乘数为2，即：[1/(1-mpC)]。那么，三亚市2005年的地方项目投资为498591万元，它带来的社会总需求是投资额的2倍，为997182万元。
即：498591×1/(1-1/2)=997182(万元)
从图2中能更直观地看到，项目投资如何转化为消费､政府购买和储蓄，从而促进地方经济的增长。
图2三亚市地方项目投资的支出构成
2.从投资结构看投资的拉动效应。三亚市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是基本建设投资占大头，1996-2005年平均占投资总额的69.4%，基本建设投资周期长，对GDp拉动效应有限。而从三大产业的投资状况来看，三亚市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多偏向第三产业，1996-2005年平均占投资总额的66.4%(见表1)。总之，三亚资本积累，相当大一部分用在旅游产业建设及相关的固定资产投资，为三亚不断扩大旅游消费､增加就业､培育税源，夯实了基础。
表1三亚市1996-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中投向基本建设和三产的占比
(二)投资的可持续性分析
一个城市投资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城市的开发价值。这是由资本的特性决定的。城市的开发价值体现在城市的使用功能与市场需求中。如果某城市的使用功能在市场中有旺盛的需求，该城市就会引来源源不断的投资。三亚市作为中国唯一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和人居环境较佳的地方，其使用功能已初步被市场所接受。但市场因素复杂，存在着竞争和消费偏好等问题，这就要求准确地把握市场。虽然三亚市在经济起飞阶段政府起了很大的推动和引导作用，但是近年来的统计数据显示，民间资本投资的气氛愈来愈强列。从图3中可以看出，2001年以来在三亚的固定资产投资中，企业自筹资金占比不断增大，2001-2005年均达65%以上，说明三亚的城市开发价值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一般是企业自筹资金比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和利用外资更具自发性､持续性和稳定性。
图3三亚市1996-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中几项资金来源对比
三､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
(一)旅游消费及相关效应
在恒等式Y=C+i+G+nX中，消费C是第一大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一般是投资拉动的四至五倍。在成熟的经济体中，消费占比较大，如美国2001年的GDp构成是：100=69+16+18+(-3)，消费占GDp的2/3左右。而平时所说的扩大内需也就是刺激国内消费。在三亚市这个特殊的经济体中，消费特别是旅游消费对经济的产出更具拉动作用，它直接给三亚市创造收入和就业机会。
三亚市的旅游消费有以下特点：
1.度假型消费。三亚市滨海的度假酒店，足可让旅游者敞开腰包。特别是冬季，成倍的住房开支，给三亚市的旅游企业带来大笔收入。这类消费较多来自高端客源，包括境外客源，消费的特点带有单一性，但人均消费水平较高。
2.观光型消费。指主要来自中低端的国内客源消费，它给三亚的各景点带来大笔收入，同时也满足了普通宾馆的需求。这一消费特点是一次性强，人均消费水平低，但量大。
3.饮食型消费。主要指旅游消费结构而言，它包括在每个旅游者的消费支出中。除三亚市海边的特色饮食对中低端客源更具吸引力外，高级宾馆的饮食也有来自高端客源的大笔支出，他们直接刺激了三亚市农副产品生产。
假设一位高端客人在亚龙湾的五星级酒店消费了一天，在他上千块钱的消费中，70%支付了房费，15%支付了饮食，15%其他支出(包括交通､娱乐等)。而在70%的房费中，20%支付了劳务，15%购买了水电及食品等，15%支付了税费，50%归业主(包括折旧及投资成本的待摊等)。一般中低端客人在三亚市的旅游消费如图4，其支出涉及面更广，受益面更大。
图4三亚市一般旅客的单位开支构成
从图4中看出，所有的旅游服务链都得到一定比例的收入，而且它拉动的产出90%以上在本地，直接促使当地的经济增长，并较之投资更能使群众在经济增长中得到实惠。
(二)旅游消费增长的可持续性分析
旅游消费增长取决于旅游环境建设､旅游产品开发和旅游市场拓展等因素。旅游环境建设主要指旅游资源的合理规划和利用以及旅游配套设施的建设。三亚市有非常好的旅游资源，经过十多年的开发建设，软硬件设施都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标准，接待能力和水平也不断提高，为旅游经济的增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随着三亚市基础设施和旅游消费项目的继续开发建设，将为旅游消费的持续增长创造良好条件，也进一步夯实经济潜在增长的基础。旅游产品开发主要指旅游的项目和内容而言。目前三亚市除亚龙湾休闲度假､天涯海角和南山寺三个大的景点外，吸引旅客的项目还不多，海上游乐的内容也不丰富。旅游项目的欠缺和内容的缺乏，将成为旅游消费增长的瓶颈。因此，必须加大旅游项目的建设，丰富旅游内容，才能吸引更多的旅游者。旅游市场的拓展指市场的开发程度。这方面近年来三亚市政府和企业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效果。特别是近年来政府提出的旅游转型增效策略，初步开辟了高端客源市场。但三亚市旅游业的发展潜力还很大，可开发的旅游市场也很大，除国内不断壮大的旅游市场外，国外的旅游市场也有待大力开发。目前三亚市作为新兴的滨海旅游目的地，不仅与地中海度假区､加勒比海度假区有差距，而且与南亚旅游度假区也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有一流的自然环境，还必须有完善的城市设施､丰富多样的旅游项目和高质量的服务水准。这就需要政府､企业和广大市民的不断努力。
四､三亚市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选择
(一)政府的推动作用
三亚市政府的推动作用在于创造环境，打造品牌，主要体现在城市的认知度方面。旅游城市的认知度就犹如产品广告，有过硬的质量还必须广而告之､开辟市场。新兴的旅游城市是需要营销和推介的，在这点上政府责无旁贷。三亚市近年来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点。市政府成功举办几次大的推介活动，向国内外宣传了三亚，使三亚的城市热度升温，带来了大量投资和旅游消费收入，充分体现“政府创造环境，企业创造财富”的市场分工。为进一步完善政府在培育环境方面的作用，政府有关部门还需要不断的有创意､有创新。同时，推介活动一定要事先做好规划和评估，讲究成本效益和投入产出，确保每个推介活动都取得显著的效果。
(二)调整产业结构，夯实经济基础
当前制约三亚市发展的最大问题是产业基础薄弱､结构不合理､对外依赖性强。三亚市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基础非常薄弱，在第一产业中主要靠农业和渔业，但都是个体作业，不成规模;工业主要是食品加工等传统小工业。2005年三大产业的比例为28：26：46，而一般现代旅游城市的第一产业占比要求在20%以下，第三产业在60%以上。此外，三亚市近年发展突出的旅游业和房地产业，都具有较强的对外依赖性，如遇某种因素突发事件(如非典)影响，投资和客源就会严重不足，使经济遭受重创。从图1可以看出，1996-2005年三亚市旅游收入平均增长18.19%，而2003年由于非典事件只增长3.1%。2005年三亚市财政收入构成中，来自旅游服务业和房地产业的税收分别占地方财政收入30.6%和30%，如果这两个产业受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将大幅减少。因此，结合三亚市资源和环境优势，发展多种优势产业非常重要。政府必须在重点发展旅游及相关产业的同时，在政策上努力支持适合当地资源和环境要求的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创意产业，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培育城市的内生性经济增长动力，厚实产业基础，提高抗风险能力。
(三)坚持硬件和软件､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在一个具有山､河､海，方圆1900多平方公里，50多万人口，且有较高财政收入的旅游城市搞建设，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既重要又不是十分艰难的事。现代旅游城市需要经济社会的软､硬件都得配套，这也是旅游产业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三亚市发展初期由于财力有限，不可能对经济社会的软､硬件进行全面建设，现在应该说具备了条件。2005年三亚市财政总收入突破了10亿元，人均近2千元，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有了钱是好事，但要用好钱却不容易。为了使三亚成为世界级的旅游度假区､中国人民的后花园､海南南部中心城市，必须把钱用在许多“看不到政绩”的地方，即社会最基础的卫生､污水､治安､保障､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上。要制定有力政策措施，把最基础的软硬件项目，逐个规划､评估和预算，组织得力的人手，逐个完成。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要有明确的政策措施，才能引导资金到位､人手到位，高标准地筑起一座现代滨海旅游城市的软､硬构架。
参考文献：
经济增长的动因篇4
[论文摘要]：经济增长问题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內容，长期以来，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思想。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各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关于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定义有不同的观点，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也即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增长是指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产出的持续增加。
其实，每种定义都有其优越性，如果要研究一国经济实力的变化，那么实际总产出就具有重要性；如果要研究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那么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就有决定意义，在本文中，我们将经济增长定义中的实际产出的持续增长放松为实际总产出的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中争议最大的领域之一，长期以来，为了对经济增长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论述最早见诸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从那时起，经济增长就一直没有被经济学家所忽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增长便成了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经济增长理论有了极大的发展，各种理论相继出现下面对主要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进行简要地回顾和分析。
二、世界各国经济理论对比分析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观点，如同最初出现的那样，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经济学家必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及其发展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间题论述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但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66)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同时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以及他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生产性”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1817)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个重要的概念：报酬递减规律，他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挤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社会产品中绝大多数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过程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将趋于停止，最终结果是一种停滞状态。但从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后来的经济学家指出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关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
(2)新古典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索洛(RobertSolow)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1956)和斯旺(trevorSwan)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1956)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率，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唯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长的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经济增长的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又极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具有下面的性质：
(i)规模收益不变；
(ii)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
经济增长的动因篇5
关键词：经济增长；eViewS软件；劳动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经济飞速发展。为了更好地理解山东经济发展的各个影响因素，笔者对影响山东经济增长的各个因素做一浅析，以期更好地运用各个因素来发展山东经济。
一、经济增长理论
（一）经济增长定义。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增长通常被规定为产量的增加，这一产量既可以表示为经济的总产量，也可以表示为人均产量。经济学家们通常是通过GDp（或Gnp）和人均GDp（或人均Gnp）来测量经济增长的。所以，经济增长在统计上反映为GDp（或Gnp）或其人均值的持续上升。
（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经济理论和实践中频繁出现的两个词语。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一个“量”的概念，那么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质”的概念。经济增长通常意味着某经济总产出（如GDp）的扩张。而发展的定义，很大程度上是个哲学的问题。发展包含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它追求的是通过物质现实和精神状态的改善，过上美好的生活。增长虽然是发展的手段和核心内容，但不等同于发展。不少发展中国家经历过“无发展的增长”，GDp虽然增长了，但人们的生活质量却没有得到改善，分配不均、自然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
（三）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既有“软”因素，如区域文化、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价值观、道德观、创新与守旧意识、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也有“硬”因素，如区位优势、历史沉淀、政策因素、制度因素等。因此，要完全找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几乎是不可能的。本文主要就一些影响经济增长的可靠量化的因素进行分析，找出这些因素对山东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模型估计
（一）建立模型。我们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来研究经济增长，首先必须确定产出和资本、劳动投入指标的选取和测算。只有确定了这些指标和测算方法，才能得出所需的数据资料，然后才能利用模型对现实经济增长进行分析。
本文以宏观经济理论中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αLβ为基础，a表示技术，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力，α、β分别为产出的资本弹性和劳动弹性，对上式两边取对数，得出索洛经济增长模型GY=Ga+αGK+βGL。此式说明经济增长率GY取决于资本增长率GK、劳动增长率GL、产出中的资本份额α、产出中的劳动份额β及技术增长率Ga。表1是1991～2006年山东GDp、固定资产投资额、就业人员数的历史数据。（表1）
运用eViewS软件，利用表1的数据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表2）
（二）模型检验。该模型为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符合经济意义。拟合优度检验：由表2中的数据可以看到，修正可决系数为0.991670，故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度很好。F检验：由表2可得F=893.8237，由于F=893.8237＞Fα（2，13）=3.81，故回归方程显著。t检验：由表2中的数据可得Ga^、α^、β^对应的t统计量分别为-4.973288、11.38509、6.032217，其绝对值均大于t0.025（13）=2.160，这说明回归系数不为零。
从得到的经济增长函数可以看出，产出的资本弹性和产出的劳动弹性都是比较大的。资本弹性α=0.506201，劳动弹性β=2.248511，说明1991～2006年山东GDp的增长主要是靠加大资本的投入和劳动的投入，并且可以看出α+β远大于1，说明山东经济增长处于规模收益递增的阶段，因此加大资本和劳动投入，加快了经济的增长。
三、测算结果
平均发展速度是各个时期环比发展速度的序时平均数，说明社会经济现象在较长的时期内速度变化的平均程度。平均发展速度与平均增长速度指标的数量关系是：
平均增长速度=平均发展速度-1
本文中平均发展速度是各个时期环比发展速度的平均数，山东产出、资金和劳动力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均按平均法计算，以产出为例，计算公式为：
Y=｛［Yt÷Yo］^（1/t）－1｝×100%
Yt：计算期t年的产出；Yo：基期的产出。
测算1991～2006年山东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资金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和劳动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根据以上公式得：
山东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22077.36÷1810.54）^0.0625－1｝×100%=16.9%
山东资金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11136.06÷439.82）^0.0625－1｝×100%=22.38%
山东劳动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5960.0÷4219.3）^0.0625－1｝×100%=2.18%
由表1可计算得到1991～2006年山东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GY=16.9%、资金的年平均增长速度GK=22.38%和劳动投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GL=2.18%。由公式GY=Ga+αGK+βGL可得，资本对山东GDp增长的贡献αGK＝11.32%，劳动力投入对山东GDp增长的贡献βGL＝4.90%，技术进步对山东GDp增长的贡献Ga＝GY－（αGK+βGL）＝0.68%。如果用贡献率表示，则在山东1991～2006年年平均16.9%的GDp增长率中有66.98%来自资本的投入，29.0%来自劳动的投入，只有4.02%是除资本和劳动以外的综合要素的贡献。
四、政策建议
第一，由结果看出，山东劳动力资源丰富是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尤其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但素质低下的劳动力造成就业的困难，也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因此，要重视劳动的投入。劳动力的投入不仅仅是劳动者数量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劳动者质量的投入，这就要求重视对劳动者的高等教育，并加强对技术人员的技术培训，培养高技术人员；另一方面要重视公民的保健及饮食，改善公民的生活水平，这些对提高生产率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第二，九十年代以后，山东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一方面靠引进外资、引进项目、从国外购买成套的设备和技术；另一方面山东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使得民营企业迅速发展。民营企业在其快速发展过程中，主要是靠加大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同时，各地加大基本建设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这也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加大资本的投入，一方面山东三面环海，与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较近，这为引进外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刺激消费需求，同时放宽政策，发展民营企业。
经济增长的动因篇6
经济增长是世界各国经济的关键问题之一，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更是特别为人们所关注。因此，现代经济学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及制度变迁理论，都对经济增长的源泉及内生机制进行了分析。
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和多马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型被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出现的标志。但是，由于哈罗德一多马模型假定资本报酬率是常数，这就间接地假定了资本和劳动在增长过程中不能相互替代，从而使均衡增长的条件（有保证的增长率＝自然增长率＝实际增长率）难以满足。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在仔细研究哈罗德经济增长理论之后，放松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定，从而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是封闭的，仅研究某一国家的经济增长，以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经济和外生技术及其收益不变为其理论假设。该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长期看可称之为唯一的动力。另外，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假定各个国家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同样的技术，因而各国间没有技术水平的区别。该模型由此得出结论：各个相互独立的国家有很强的使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率趋于一致的倾向，在各国间要素可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将增强这一趋势。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它假设技术进步是外生的，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发生技术进步，同样它也无法解释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和实际人均GDp增长率的差异。
以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充分吸纳了经济增长研究的最新成果，克服了在增长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局限性，为经济增长理论带来了生机和活力。罗默认为，生产要素的收益问题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是导致其失败的原因。因此，在他提出的增长模型中放弃了这个假设。在罗默的增长模型中，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不仅进入了生产函数，而且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它们不仅能形成自身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递增的收益保证着长期经济增长（罗默，1986）。卢卡斯的建模思想和罗默稍有不同。他的增长模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把资本划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卢卡斯认为正是各国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各国在收入和经济增长率方面的差异，扩大经济的开放度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吸收新技术和人力资本，从而更快地实现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卢卡斯，1988）。
制度学派对经济增长则提出了全新的观点，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本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诺斯，1994）。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交易费用的降低，而降低交易费用的关键在于制度变迁。现代经济增长中的许多新问题，如公共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经济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等等，都在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找到了解释。因此，应当承认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如果生产纯粹是一种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工程关系，那么产出的任何变化，除了那些随机扰动导致的外，都将是投入变化的结果。然而，可观察的生产函数一般是一种经济关系，而不是一种纯工程关系，因为每一种可观察资源的使用密集度，取决于劳动者和管理者的经济决策，这些决策是他们对制度安排、获利机会等等的反应（林毅夫，1990）。基于这一理由，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不会没有影响，我们必须将制度作为解释变量引入生产函数才能更完善的进行增长的因素分析。
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是伴随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而发展起来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中最为主流、传统的方法就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索洛提出的索洛法，此方法将把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如资本和劳动等，显示的引入生产函数，估计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结果中不能被劳动、资本投入解释的部分称为“索洛剩余”，并认为“索洛剩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索洛，1957）。此后乔根森、丹尼森等人对索洛法进行了改进：一方面是提出了一些测算收入和资本、劳动等投入的新方法；一方面是根据增长理论的进展引入了一些新的解释变量，如人力资本等。在本文中，我们将制度作为一种增长要素引入生产函数，估计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经济增长的动因篇7
[关键词]古典经济经济增长宏观经济
一、引言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观点，如同最初出现的那样，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
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经济学家必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及其发展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间题论述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但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二、古典经济学理论解读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同时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及他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生产性”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
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报酬递减规律。他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社会产品中绝大多数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过程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将趋于停止，最终结果是一种停滞状态。但从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后来的经济学家指出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关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
三、新古典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增长理论，索洛(RobertSolow)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和trevorSwan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惟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增长的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
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一多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具有下面的性质：
1.规模收益不变；
2.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
3.生产要素之间是可替代的。
对于当代各国而言,经济增长是一个备受政府、公众和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各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无一例外地将保证经济增长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指标;公众普遍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繁荣和国民福利提高的前提，是解决其他经济疾病的万能良方。正是因为经济增长问题如此重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中。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琼斯(Jones，HywelG.)(英)郭家麟等译: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m].北京:印书馆，1999
经济增长的动因篇8
[关键词]古典经济经济增长宏观经济
一、引言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观点，如同最初出现的那样，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
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经济学家必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及其发展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间题论述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但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二、古典经济学理论解读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同时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及他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生产性”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
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报酬递减规律。他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社会产品中绝大多数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过程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将趋于停止，最终结果是一种停滞状态。但从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后来的经济学家指出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关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
三、新古典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增长理论，索洛(RobertSolow)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和trevorSwan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惟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增长的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
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一多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具有下面的性质：
1.规模收益不变；
2.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
3.生产要素之间是可替代的。
对于当代各国而言,经济增长是一个备受政府、公众和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各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无一例外地将保证经济增长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指标;公众普遍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繁荣和国民福利提高的前提，是解决其他经济疾病的万能良方。正是因为经济增长问题如此重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中。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琼斯(Jones，HywelG.)(英)郭家麟等译: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m].北京:印书馆，1999
经济增长的动因篇9
关键词：国际收支失衡；经济增长质量；经济波动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13）01-0023-09
一、引言
随着2011年9月在中国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圆满结束，经济增长质量问题再次成为政府和学者讨论的热点话题，如何有效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是当前各国政府以及研究人员迫切需要分析和解决的难题。中国国家主席早在2006年3月就已经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的主张，之后，政府总理也多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学者们也围绕这一问题进行广泛讨论。沈坤荣和傅元海（2010）分析了外商投资技术扩散和转移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指出虽然外资企业的竞争效应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但是通过技术扩散和转移却能够抵消这些不利因素并推动经济增长质量显著提高。李斌和刘苹（2012）、毛其淋（2012）则重点分析了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前者指出贸易模式的转换有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初级产品贸易扩大会降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后者的研究表明进出口贸易数量的增长对国内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有限，而出口质量和区域市场开放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上述文献来看，学者从开放经济角度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国际收支失衡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失衡的背景下，中国国际收支已经持续多年双顺差，其中经常项目收支从1990年出现顺差以来，至2011年末顺差额度达到2017亿美元，并在2008年达到峰值4261亿美元，而资本项目自改革开放以来，几乎同样处于顺差状态，而且顺差幅度在逐年增加，从2009年起顺差额度超过千亿美元，至2011年末达到2211亿美元，而且陈志勇和夏晶（2012）研究指出双顺差的趋势还会进一步扩大。那么，中国国际收支持续多年顺差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如何？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加剧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程度如何？对于这些问题，现有文献并未给出明确回答。本文基于此，一方面，结合现有文献和国际收支的相关理论，从宏观经济稳定性视角理清国际收支失衡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机理；另一方面，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年度统计数据，从实证角度分析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目前国内外研究人员从开放经济角度对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研究，而国际收支失衡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对宏观经济稳定性产生影响：一方面，国际收支失衡对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产生影响，mcCombie（1997）较早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均衡路径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显示由于国际收支失衡导致日本在二战后经济增长偏离了均衡增长路径，结果使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而英美两国由于受到国际收支均衡约束在均衡增长路径上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同样，周靖祥（2010）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考察了中国经常项目失衡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指出经常项目顺差是促进产出增长的重要因素。而郭路（2012）的研究结论则进一步指出国际收支在顺差条件下会出现投资挤出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如果能够将国际收支顺差转化为实际需求，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经济平稳增长。另一方面，国际收支失衡也是影响国内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波动的主要因素，彭兴韵（1997）较早在理论上分析了国际收支失衡条件下，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顺差如何通过货币回笼、货币储备金等途径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陶然（2009）还特别强调资本账户开放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影响。而在实证方面徐明东和田素华（2007）应用抵消系数和冲销系数模型分析了国际收支顺差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发现国际收支顺差是基础货币增加的重要来源。周铁军和刘传哲（2009）应用中国季度数据也得出基本相同的结论。不过，徐明东和陈学彬（2011）进一步研究发现国际收支持续顺差不仅是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原因，而且对国内流动性结构产生了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由于通货膨胀与货币供应量直接相关，赵振全和刘柏（2006）实证分析了国际收支失衡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指出当前中国国际收支顺差主要通过外汇储备途径影响国内货币供应量，从而加剧通货膨胀率上升的风险。高瞻（2010）则在计量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汇率因素，也得出基本相似的结论。
虽然上述研究在理论和实证方面对国际收支失衡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表现在：第一，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波动的分析属于总量分析，他们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并没有将这两个变量的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区分开来，使得各种影响因素对宏观经济波动的调整既涵盖了短期波动的调整，也对长期趋势产生了影响，由于对短期波动的调整有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但对于长期趋势的影响却会加大宏观经济波动风险。第二，现有文献在对国际收支失衡与宏观经济稳定性关系研究的过程中，并没有将国际收支失衡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影响纳入到一个分析框架之内，上述文献已经指出国际收支失衡主要是通过货币供应量渠道分别影响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稳定性，而依据基本的货币经济理论可知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以及货币供应量三者之间高度相关，因此在建立计量模型的过程中有必要将三者的关系考虑其中，从而保证对国际收支失衡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关系的分析更加稳健和有效。
基于此，本文将在现有理论分析基础上，以经济增长波动和通货膨胀波动作为宏观经济稳定性指标，借鉴邵军和徐康宁（2011）等采用的H-p滤波法将所有变量的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予以分离，同时借鉴周靖祥（2010）构建的联立方程系统，将国际收支失衡与通货膨胀波动、国际收支失衡与经济增长波动以及通货膨胀波动与经济增长波动之间的关系纳入统一的计量模型之中，使计量模型的构建既符合经济理论又能够更好拟合数据变化趋势，从而增强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三、国际收支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机理分析
由于宏观经济稳定性是考察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重要维度，钞小静、任保平（2011）、任保平（2010）研究认为宏观经济稳定性越强，经济增长质量水平越高，经济稳定性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正相关。宏观经济稳定性既要求通货膨胀水平保持稳定，又要求经济稳定增长。一方面，通货膨胀水平的稳定，能够提高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种要素利用效率，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的稳定增强，既能够防止经济过热，也有利于防止经济萧条，降低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成本，为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提高提供条件。而国际收支变化正是通过以上两个途径，以宏观经济稳定性为媒介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变化。
第一，国际收支变化通过改变一国货币存量影响通货膨胀的稳定性，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变化。传统的国际收支理论认为在国际收支出现持续顺差条件下，国际货币储备余额就会增加，而货币当局为了对冲外汇储备，就必须根据当期汇率用一定数量的本币去兑换相应的外币储备，从而构成国内基础货币，在乘数效应发挥作用的条件下，对一国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如果在经济增长速度保持稳定的前提条件下，则一国通货膨胀水平将与货币供应量增长波动幅度成正相关关系，这就形成了国际收支波动一外汇储备波动_÷货币供应量波动一通货膨胀波动的影响机制，最终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而且从逻辑分析来看，由于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稳定性正相关，而经济稳定性又与通货膨胀波动水平负相关，所以国际收支失衡变化越大，通货膨胀波动性就越大，经济稳定性就越弱，从而导致经济增长质量水平也就越低。
第二，国际收支变化通过改变一国国内总供求状况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变化。从国际收支余额的构成来看，既包括经常项目余额，又包括资本项目余额。经常项目余额表示净出口需求的变化，由于总需求（Y）由消费（C）、投资（i）、净出口（nX）三个方面构成，所以在国内C和i保持稳定的条件下，总需求Y的波动水平就和净出口nX波动水平正相关，即净出口余额增长，国际收支失衡加剧，则经济增长波动幅度也会随之加剧。而资本项目余额表示国际资本净流入情况，一方面国际资本净流入速度越快，则表示国内资本存量增长速度也在加快，根据总生产函数的性质，可知产出增长速度也会随着资本存量增速的加快而进一步提高，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偏离原先均衡增长路径，加剧经济增长波动性；另一方面，资本项目顺差条件下，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由于其存在技术溢出和技术扩散效应，必然会对整个国民经济生产效率以及技术效率产生冲击，从而加剧经济增长速度的波动性，最终引起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下降。
图1考察了中国从1982-2011年宏观经济波动和国际收支失衡变化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1996年，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幅度较大，宏观经济稳定性相对较差，其中经济增长率在1982-1985年波动幅度最大，通货膨胀率在1992-1996年波动幅度最大；第二阶段是1997-2006年，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幅度减小，宏观经济稳定性显著增强；第三阶段是2007-2011年，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波动幅度逐渐增加，宏观经济稳定性再次出现下降趋势。从钞小静等（2011）测算结果可知，1982-1996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在大部分年份内为负值，而1997-2006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为正且逐步增加，表明中国这一阶段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在逐渐提高，从而印证了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性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从图1可以看出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失衡的波动几乎与宏观经济波动性保持了同样的变化趋势，特别是1992-1996年资本项目失衡与通货膨胀波动和2007-2011年经常项目失衡与经济增长波动几乎完全一致，表明中国国际收支失衡与宏观经济稳定性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为了深入分析国际收支失衡对宏观经济波动性的影响，我们将在本文第四部分根据上述理论分析结论构建联立方程系统，并选取中国1982-2011年年度数据，从实证角度考察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变化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四、计量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为了从宏观经济稳定性视角分析国际收支失衡变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同时结合第三部分理论分析结果，本文将通过联立方程系统式（1）对国际收支失衡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考察：
五、实证分析
由于本文选取的数据类型为时间序列，因此在回归之前需要对各变量平稳性进行检验，以降低伪回归风险。而目前数据平稳性检验方法有多种形式，本文主要采用aDF方法对数据是否存在单位根进行分析，表2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为平稳时间序列，即所有变量均服从i（0）过程。
为了有效估计联立方程系统式（1），需要对待估计参数进行识别，根据Gujarati（2003）提出的参数估计识别条件，在此联立方程系统中，内生变量个数m=2，前定变量个数K=5，若用k表示给定方程中前定变量个数，m为给定方程内生变量个数，每个方程存在秩为2的非零行列式系数矩阵，所以可识别的秩条件成立，同时每个方程的阶条件为K-k>m-1，说明该联立方程系统为过度识别，此条件下传统的2SLS方法将不再是有效估计，因此需要采用系统估计方法对所有方程重新进行估计，目前主要的系统估计方法有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iS）和广义矩估计（Gmm）两种方法。为了增强实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将采用上述两种方法分别对联立方程系统式（1）进行估计，同时按照联立方程系统的设定，在估计过程中将经济增长率波动和通货膨胀率波动两个变量作为模型的内生变量，而其余变量均默认为工具变量。
为了检验核心变量经常项目失衡和资本项目失衡变化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是否具有滞后效应，以及经济增长波动和通货膨胀波动之间是否存在内生性，因此将联立方程系统分为两种情况（Ⅰ）和（Ⅱ），并按照3SLS和Gmm两种方法分别进行估计，（Ⅰ）和（Ⅱ）分别表示不存在滞后效应和带有滞后效应的联立方程系统，具体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估计结果来看，3SLS和系统Gmm估计参数的正负虽然是一致的，但系统Gmm估计参数的显著性更高，不仅对应估计参数值有所增加，且对应参数的标准差也有所下降，因此Gmm估计结果相比3SLS估计更为有效。
从不带滞后效应的估计方程结果（Ⅰ）看，经济增长波动主要受到经常项目收支失衡以及生产要素投入波动的影响，而资本项目收支失衡和当期通货膨胀波动对于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并不显著，从估计系数大小可以看出劳动力存量的波动虽然有利于熨平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但无法抵消经常项目收支失衡对经济增长波动性的影响，而且资本存量增长波动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最大，是构成经济增长波动的最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波动主要受当期经济增长波动和资本项目收支失衡波动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货币供应量m2变化能够对通货膨胀波动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表明中央银行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是有效的，但是由于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失衡和外汇储备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完全抵消了央行通过货币供应量变化对通货膨胀的调控效果。另外，当期经济增长波动对通货膨胀的冲击也非常显著，意味着经济增长波动是形成通货膨胀波动的重要原因。
在考虑滞后效应的条件下，经济增长波动方程（Ⅱ）拟合优度显著下降，3SLS结果显示经济增长波动方程（Ⅱ）的拟合优度R2小于结果（Ⅰ）的拟合优度R2，而且滞后效应的加入使经常项目收支失衡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不再显著，仅有要素存量增长的波动能够对经济增长波动进行解释；而通货膨胀波动方程（Ⅱ）估计结果显示通货膨胀波动滞后一阶对应估计参数不仅为正而且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通货膨胀波动具有很强的正惯性，在通货膨胀水平偏离其均衡状态时会加剧自身的波动性，而且由于受通货膨胀波动滞后效应的影响，当期经济增长波动对通货膨胀波动的影响程度进一步加强（Gmm估计参数值大于3SLS估计值），虽然当期资本项目收支失衡对通货膨胀波动的影响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却对通货膨胀波动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然而加入滞后效应的通货膨胀波动方程拟合优度R2显著提高，达到0.7933，说明通货膨胀波动的79.33%可以通过模型（Ⅱ）进行有效解释。
综合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国际收支失衡是宏观经济波动性加剧的重要因素，国际收支失衡通过经济波动性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国际收支失衡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如前文所述宏观经济稳定性与经济增长质量正相关），同时经常项目收支失衡是影响经济增长波动的重要因素，而资本项目收支失衡也加剧了通货膨胀的波动。另外，经济增长波动还会加剧同期通货膨胀的波动，但通货膨胀波动并不会对经济增长波动产生显著影响，然而通货膨胀的波动具有显著的正滞后效应，在偏离长期趋势的条件下，其波动幅度会进一步加剧，从而在更大程度上限制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提高。
在目前不改变数据样本的条件下，为分析上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采用含有约束条件的Gmm方法重新进行估计。考虑表3在估计过程中未曾考虑联立方程系统随机扰动项可能存在自相关性和异方差性，因此需要寻找具有一致异方差和自相关性（HaC）的加权矩阵对联立方程系统进行加权估计，这里我们将加权矩阵核函数设定为Bartlett形式，并沿用表3估计时采用的做法，将被解释变量作为内生变量处理，其余变量设定为工具变量，表4中Hansen'sJ统计量表明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不具有内生性，且联立方程系统是可识别的，而且根据估计参数的显著性来看，表4中参数显著性水平和表3相比也有一定提高。同时，未含有滞后项的联立方程系统（Ⅰ）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和表3是一致的，而具有滞后效应的系统方程（Ⅱ）其估计结果不仅支持了表3中相关结论，而且资本项目收支失衡对经济增长波动影响和经常项目收支失衡对通货膨胀影响的显著性也相应提高，对应估计参数也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是对表3所得结论的有效补充。
六、结论与启示
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当前政府和学界十分关注的课题，现有研究显示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结构层面的影响，也有制度层面的影响，既有技术层面的影响，也有收入分配的影响，而且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改善收入分配等措施能够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目前的研究忽视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外部经济与一国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关系的分析，特别是国际收支失衡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本文正是从此角度出发，通过对现有文献研究成果的分析，首先在理论逻辑上指出国际收支失衡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其次，结合中国1982-2011年年度数据，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对国际收支失衡与宏观经济稳定性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论与理论分析结果相一致，经常项目收支失衡加剧了经济增长波动性，资本项目收支失衡也是形成通货膨胀波动的重要原因，国际收支失衡整体上加剧了宏观经济波动，导致了经济增长质量的下降。另外，实证结论还显示通货膨胀波动除受到自身滞后效应的影响外，经济增长波动也是造成通货膨胀波动的重要因素。
经济增长的动因篇10
关键词：虚拟经济；经济增长；模型
1经济增长理论回顾
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如何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和服务的理论，也就是研究如何增进一个经济体的国民生产总值的问题。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许多著名的学者都对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前，人们就已经开始探索经济增长问题。重商主义者认为经济增长的本质是货币财富的积累，要增加财富就要增加对外贸易的出口份额；重农主义者则认为只有农业生产才能增加社会财富，因此强调要大大发展农业。18世纪中叶，政治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由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斯密之后，李嘉图将经济增长与收分配联系在一起，认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资本家将其净收中除消费之外的剩余部分追加投入到生产中所形成的资本积累。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研究社会总资本运动时，详尽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源泉和稳定增长的条件。马克思提出，资本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而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源泉，因此，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是工人的劳动。马克思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即：ⅰ（v＋δv＋m/x）＝ⅱ（c+δc）。通过研究社会总产品的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在两大部类之间的流动和分配，阐明了社会总产品的物质补偿和价值补偿过程，揭示了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提出了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结构平衡的条件。
20世纪40年代前后，哈罗德和多马在将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长期动态化的过程中，几乎同一时期各自提出了相类似的增长模型，合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一般公式为：g＝s/v，其中g为国民经济增长率、s为储蓄率，v为资本-产量比。哈罗德认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实际增长率g、有保证的增长率gw和自然增长率三者相等，即：g＝gw＝gn。但在经济中决定这三个增长率的因素是不同的，从而这三种增长率是很难一致的，这也就决定经济增长是不稳定的。
1956年索洛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索洛模型放松了劳动和资本不能相互替代的假设。假定技术和人口都有一个外生的增长率，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由=sy－δk、k=k/al、y=y/al推出k的动态学=sf(k)-(n+g+δ)k。其结论为：无论初始时资本存量的大小，经济最终都会趋向于由sf(k)=(n+g+δ)k决定的资本存量，从而经济都有一个稳定的增长率：n+g。储蓄率s的提高没有增长效应，只有水平效应，即人均收入的增长率恒定不变。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后，如何将长期人均增长率内生化便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下一个课题。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在这方面首先取得了突破。他们在阿罗（1962）、谢辛斯基（1967）和宇泽（1965）的基础上，进一步描述了干中学的模型。在干中学模型中，观念是生产或投资的副产品，使得投资的边际报酬不一定递减，从而经济可能长期增长。将长期经济增长真正内生化的是技术变迁模型。在这类模型中，技术进步是有目的的r＆d活动的结果，而且这种活动以获得某种事后垄断力量为激励。
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开始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从麦金农的金融抑制论和肖的金融深化论，到戈德斯密斯的金融结构论，再到20世纪80、90年代的cupta(1987)、levine(1997)、gelb(1989)等，均从不同角度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chou(2001)把金融部门看作是独立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职能部门，金融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
从经济增长理论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以往学者们更加重视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要素，如资本、技术、劳动等的研究，对那些对实际要素起作用从而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的虚拟经济因素的重视却不够。所谓虚拟经济，是指以金融系统为依托的虚拟资本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发达的虚拟经济体系，借贷资本、股票、债券、基金、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循环运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以往的经济增长模型都没有完全将虚拟经济因素包括在内。本文试图把虚拟经济因素加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以期增强经济增长模型的解释力。
2加入虚拟因子的经济增长模型
2.1模型的构建
我们以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在考虑微观决策者的最优化问题基础上研究包含虚拟经济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虚拟经济因素在这里我们用虚拟因子表示，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产生的效用的总和，它通过改变资本的配置方式、劳动的复杂程度、技术水平的高低、人力资本的形成等途径影响实体经济增长要素来作用于经济增长。我们在一个标准的考虑社会决策者最优行为的实体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引入虚拟因子，实体经济的生产函数为：
y代表总产出，k代表生产中投入的资本量，l代表劳动者的数量，a可以看作是劳动者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经验、管理水平、劳动积极性等劳动者的主观因素，可以统称为技术、人力资本或全要素生产力，对劳动力的数量起到倍加的作用。将（1）式两边同时除以l，得出人均产量y的表达式为：
其中k为人均资本。虚拟因子改变了上述这两种经济增长要素的积累方式。因此实际资本积累方程可以写为：
其中，c表示人均消费，n表示人口增长率，δ表示实际资本的折旧率。τ和β是虚拟因子，τ影响收入减消费后资本的形成，对资本的形成起到强化或弱化的作用。β影响技术进步，提高或降低技术进步速度。τ和β的大小取决于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τ和β的值是非负的，当τ>1，β>1时，虚拟经济对资本形成起到强化作用，提高了储蓄向资本转化的效率，同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起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当0<τ<1，0<β<1时，虚拟经济对资本形成起弱化作用，降低了储蓄向资本转化的效率，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起阻碍作用。在虚拟经济正常发展的情况下，τ和β的值一般为大于1的，即虚拟经济的发展会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推动技术进步。
我们给出家庭的行为问题并讨论模型的最优解。家庭所追求的是一生的消费效用最大化。我们采用相对风险回避系数不变的效用函数（crra），按照贴现率ρ计算现值，得到目标函数：
3虚拟因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虚拟因子不能直接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而必须通过影响资本、劳动、技术等实体经济因素来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虚拟因子对资本的影响体现在虚拟经济规模扩张所产生的对资源配置效应，对劳动力的影响体现在虚拟资本收益率的变动对普通员工、科技人员以及企业管理者产生的激励效应；对技术的影响体现在促进了科技企业的成长的科技创新效应。
（1）资源配置效应。所谓资源配置效应，是指通过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价格的涨落，调节社会资源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及不同企业之间的重新分配，使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虚拟资本市场形成后，普通家庭所获得的收入除了用于消费以外，可以存入银行或购买各种有价证券，通过银行或证券市场把分散在个人和其他闲置资金所有者手中的资金集中起来，用于企业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设备改造、技术革新、开发新项目等生产性活动，实现了非生产性资金向生产性资金的转化，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也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在证券市场上，企业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所能筹集到的资金多少取决于股票价格的高低。股票价格是股票市场上供求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虚拟资本需求者和资金供给者竞争的结果是：能产生高投资回报的资本，市场需求大，其相应的股票价格就高；反之，股票的价格就低。经济效益好、股票价格高的企业，发行同样数量的股份就可以筹集到更多的资金，社会资源就会更多地向该类企业集中。反之，经济效益差、发展前景不佳、股票价格较低的企业，很难在证券市场上实现再融资，甚至面临退市的危险。
（2）员工激励效应。在现代企业中，为了激励企业的管理者、科技人员等核心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常常对这些人员实行股权激励计划。所谓股权激励计划是指通过给予管理者、科技人员以及普通职工一定数额的股票或期权的方式，激励他们为企业的长远发展而努力工作。期权激励计划实际上是企业授予其激励对象的一种获利的可能性，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就需要这些激励对象不断地努力进行技术和管理创新来实现公司资产的不断增值，从而实现股票价格的不断上涨。正是由于虚拟资本市场的运作，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作用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
（3）企业成长效应。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科技创新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科技创新活动大部分由高新技术企业来完成。因此，高科技企业的产生和成长对于科技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高科技产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三高”特点，必须以高投入为先导，承担高风险，才能获得高收益。这种高投入、高风险的科技企业很难象一般企业那样从普通融资渠道获得资金。创业板市场的建立为高科技企业获得风险投资提供了有利条件，极大地促进了高科技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茂松.论新经济时代资本的异质性［j］.求索，2003，（5）.
［2］何问陶，王成进.虚拟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模式研究［j］.财贸研究，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