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根基篇1
关键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根本保证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部门必须要制定完善的建设方案，根据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完善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体系，大力宣传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重要性，引导农民参与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中，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1树立科学发展观念
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过程中，相关部门与管理人员必须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念，保证可以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效率。首先，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部门必须要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增强农村扶持工作力度，逐渐提升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效率。其次，在新形势下，村级党组织必须要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最后，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过程中，相关管理部门必须要坚持党组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领导核心，保证可以提升h的执政工作能力，逐步建设和谐农村，满足现代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需求[1]。
2坚持理论指导
在农村基层组织实际建设的过程中，相关管理部门必须要坚持理论指导，明确基层组织建设总体要求，逐渐提升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效率。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部门必须要重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作用，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部门要增强农村基层建设工作力度，将党支部作为基层组织建设核心，进而完善基层组织建设模式。另一方面，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部门要重视基层组织建设保障体系的完善，加大村级党支部财政投入力度，同时，还要关注基层民生问题，完善民生服务体系，这样，才能逐步提升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效率与质量[2]。
其次，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过程中，相关部门必须要重视农村干部综合素质，逐渐提升农村干部的领导能力，积极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其一，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部门可以创办领导培训活动，阶段性的对农村领导进行基层组织建设知识的培训，使其可以掌握先进的领导方式，制定人性化的领导服务工作体系，有利于提升农村干部的领导能力。其二，在农村干部培训计划中，为了减轻农村干部的工作压力，相关部门可以对其进行岗位能力轮训，使其可以轻松的参与领导工作中。其三，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部门要利用学历培训方式开展相关活动，除了要对领导干部进行学历教育之外，还要做好后备人才储备工作，这样，才能逐步提升农村基层领导干部的专业素质与综合素养。
最后，在建设农村基层组织的过程中，管理部门要发挥基层党支部的带头作用，建设创业带富工程，要求党组织可以积极引进各类致富项目，同时，还要鼓励农民参与到致富项目中，进而提升农民的经济效益，优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体系[3]。
3制定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
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的风气与习俗不同，因此，在建设基层农村组织的过程中，也要制定因地制宜的管理制度。
第一，要全面落实农村基层组织管理制度，将建设农村基层组织作为重点工作内容，逐步提升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效率。例如：在各个区域的农村成立领导小组与办公机构，根据各个区域农村实际发展特点的分析，创新管理方式，并且积极完成上级部门下达的任务，这样，才能提升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效率。
第二，农村基层组织管理部门要全面提升党支部书记的综合素养，建设村级领导班子，将村党支部书记作为核心领导人员。同时，相关部门还要全面分析农村经济发展情况、农民经济收入情况等，全面改革农业结构。另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部门必须要贯彻落实党的方针，积极执行党组织安排的工作，突出地方产业特色，提高农村经济效益，增强农村竞争实力，这样，才能完成小康社会建设工作任务。
第三，在我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先进性党员组织的建设。首先，要求党员深入学习各类科学知识，督促党员学习先进知识，使其可以掌握各类工作的执行方式。其次，基层组织建设部门要引导党员全面认知新农村建设知识，使其可以带领农民致富。最后，基层组织建设部门要加强农民党员队伍的建设，积极选拔作风优良、具有代表性的农民，使其可以参与到基层组织建设活动中，进而扩大基层组织建设队伍，提升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效率。
第四，基层组织建设部门要全面调整农村的产业结构，要求各类企业参与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充实农村的产业结构，完善农村经济体系。首先，要提高农村致富项目的发展效率，带领农民增加农村的经济收入。其次，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部门要做好企业运行模式的调整工作，保证可以符合农村发展需求。
第五，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部门必须要加大资金的投入，推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首先，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部门与政府部门可以向农村拨款，以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使用。其次，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部门可以鼓励社会各类慈善机构或是企业参与到基层组织建设中，投入足够的资金或是先进基础设施，进而提升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效率，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结语
农村基础组织建设部门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逐渐提升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效率，为农民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1]国凤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体制保证[J].农家科技（下旬刊），2015（9）：6-6.
[2]国凤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体制保证[J].农家科技，2015（9）：6.
经济发展的根基篇2
论文摘要:经济伦理阐述的是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给予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要求而应该遵守的一些道德规范。通过分析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具体内容，可以，总结出，其最大的特征是结合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结合了我国的具体经济发展情况。
思考任何问题都离不开概念，只有明确某特定研究对象的定义，才能很好地分析该对象的本质属性。在哲学家看来，经济伦理指的是人们在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的道德准则和评价体系。研究这个概念，可以看出，经济伦理归根结底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其属于道德内容的一部分，具体而言，经济伦理阐述的是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给予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要求而应该遵守的一些道德规范。古往今来，经济和伦理总是互相渗透的，任何经济行为背后都涉及到伦理认可和价值取向的问题。
通过分析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具体内容，可以总结出，其最大的特征是结合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结合了我国的具体经济发展情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既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也是我国道德建设中对于善恶的判断标准。”以人民利益为根本”既明确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动力，又把人民对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追求确定为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公平和效率相统一”则要求我国在搞经济建设的同时，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哪个优先的问题，而且要从竞争的起点，竞争的过程，分配的结果来考量是否公平公正。”义利相统一”要求在经济发展和道德建设方面找到利益的平衡点。综合言之，我们可以归纳出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先进点和特征。
1、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根本出发点
发展，是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主题，也是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主题，这是由当代中国所面对和要解决的社会发展问题决定的。为了解决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邓小平不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地制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道路模式和步骤，而且还从制度、体制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旨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变革措施和保障措施，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实质上就是邓小平的从意识形态方面为经济发展提供论证和支持的重要体现。
发展生产力作为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根本出发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根本着眼点在于经济发展，在于为经济发展提供伦理合理性论证和有效的伦理道德支持;第二，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是围绕为经济发展提供伦理辩护和道德支持展开的，而且，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所涉及的最根本的经济伦理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大伦理问题;第三，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落脚点在于“发展生产力”。
2、以人民利益为根本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
邓小平立足于我国的实际，从总体上提出”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伦理要求和价值目标。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邓小平始终把人民群众视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主体和最重要的推动者，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主体，要依靠民意、尊重民意、服从民意。他多次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亿万群众的充分理解、热情支持和积极参与，是不可能开展起来和取得成功的。
首先，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是经济发展的最高价值和根本标准。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并且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切实维护好全国各族人民利益，坚持人民利益至卜。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义的优越性就要体现在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其次，在注重人民物质利益发展的同时，也应该关注人民精神利益的发展。邓小平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作为经济伦理乃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明确提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具体目标。
再次，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经济伦理思想，既肯定市场主体在分配土的合理差别，反对平均主义，又鼓励他们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但在一定时期，一定阶段存在矛盾，当个人利益，集体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不仅要讲服从，还要讲兼顾，按统筹兼顾的原则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使出让利益的一方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保证个人利益随集体国家利益的增长而增长，切不可把服从当作无限制的盲目行动，不能使个人利益因服从集体、国家利益而受到严重或不必要的损害。这一思想，克服了抹杀个人正当利益的’.左”的倾向，既要求尊重国家、集体的利益，强调个人利益只有在国家、集体利益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又要求必须保护、关怀、增进个人利益，纠正了计划经济时期忽视个人正当利益和改革开放时期一度出现的重个人本位轻整体利益的倾向。
3、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根本原则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任何一个社会在运行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重要问题池是经济伦理领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效率是指人们工作中所消耗的劳动量与所获得的劳动成果的比率，公平是指如何处理社会经济中的各种利益关系，也就是所谓合理分配。效率原则的实质在于促进社会经济效益，促进生产力发展，公平原则的实质在于使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尽可能缩小。
经济发展的根基篇3
一、科学发展观下完善税收理念的目标选择
与科学发展观的多层次目标取向相适应,国家税收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实现发展的重要财力保障手段与调节经济运行、协调国家和微观市场主体利益关系的重要杠杆,要创新思路,更新观念,超越单纯就经济论税收,就税收论经济的“税收经济观”,充分重视国家税收这一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分配关系的经济范畴在政治性与社会性方面具有的积极作用,以便在为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取向提供必要财力支持的同时,凭借其内在的杠杆调节作用为“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并最终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对此,在税收理念方面的直接反映是,在继续坚持我国长期遵循的“税收经济观”的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总体指导原则,树立指导新时期税收实践的“科学税收观”。具体说,“科学税收观”至少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基本内容:
首先,适应与服务于经济发展。本质上讲,税收作为国家为满足履行职能的需要而对社会资源的强制性汲取手段,其源泉是人们再生产活动中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税收首先表现为一个经济范畴。它来源于经济,受经济的最终制约,并以此为基础反作用于经济,对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影响,由此决定了经济既是治税的出发点,也是治税的归宿点,税收必须以服务经济发展为根本目的。在科学发展观下,经济发展仍然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并客观决定着社会和人发展的实现程度。因此,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新的历史时期,税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非但不应弱化,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切实加强,这种加强必须是在进一步认识与尊重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并以有利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前提。
其次,满足政治与社会需要。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与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基本建立,社会上有的观点出于对我国特殊社会历史因素的考虑以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目的,片面理解西方财税理论,把促进经济总量增长视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惟一职能,忽视甚至有意弱化、丑化税收其他内在功能,认为强调税收的政治与社会属性就必然会导致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无限制地汲取社会资源,从而损害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不利于市场机制基础性资源配置作用的完整发挥。事实上,无论从我国传统的“国家分配论”强调国家在税收分配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出发,还是从以瓦格纳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政策学派强调利用税收手段实施社会政策以及公共选择理论强调政治程序对税收政策确定的巨大影响角度考虑,税收的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客观存在的,而且在具体税收实践过程中,其对税收政策的确定与税收征管实践都起着某种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如我国近期出台的降低农业税率直至完全取消农业税政策,就可被视为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表现。而在税收征纳过程中,税务机关作为政府行政机构,自然以确保履行政府职能而存在,因而必然体现出一定的政治属性。以服务社会为终极目的的社会管理职能是国家(或政府)自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天然具有的基本属性,因此,税收又是一个政治范畴。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税务机关在履行其内在的政治职能的过程中必然要以社会需要为出发点,从而使税收征纳行为同时具有了服务社会、适应社会的基本属性。忽视税收的这些基本属性,不但很难正确回答税收实践运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在事实上成为导致目前税收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的主要根源,因而也很难为税收工作从根本上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供正确的理论导向。
第三,实现“以人为本”基础上的职能协调。在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政治需要、实现社会稳定等多层次目标取向的共同要求下,如何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以确保税收内在职能作用的完整发挥就成为了—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事实上,我国以前税收工作之所以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其中一个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正确处理好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政治需要、实现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如过去长期单纯强调税收的政治属性,以及近年过于强调税收在促进经济总量增长方面的能动作用等,客观上成为了税务人员权力意识膨胀、执法随意性过大、以促进经济总量增长为名无视社会承受能力,随意安排税收收入计划等问题的深层次思想根源。因此,实现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政治需要、实现社会稳定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成为了“科学税收观”的必然选择。而“以人为本”这一人文主义的治国、执政理念则要求税收各项工作必须从“人的根本需要”出发,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认真贯彻到税收工作的方方面面,实现“以人为本”基础上的职能协调。
二、科学税收观下对税收理论与实践的几点具体要求
综上所述,可以尝试性地把科学税收观具体表述为:以“以人为本”为基本思想导向,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税收本质的基本要求,在协调兼顾税收内在的经济属性、社会属性与政治属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好内在的聚财与调节职能作用,从而最终为“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财力与政策支持。具体而言,这一税收理念对我国今后的税收改革至少提出了以下几方面的基本要求:
首先,在税制设计方面,科学税收观下的税制安排要全面落实“公平效率观”,在突出效率优先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既要适应市场经济基本规律与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内在要求,不损害微观市场主体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能动作用,又要充分考虑国家履行“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职能所必需的收入规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支持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在两者协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满足社会福利,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国家权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这就要求我国今后的税制改革应在进一步完善“双主体税制模式”,协调流转税在组织收入与所得税在宏观调控方面的各自积极作用的大背景下,进一步简化税制以降低社会税收遵从负担、提高税务机关执法水平;拓宽税基以确保税收规模持续稳定增长的财源基础;降低税率以增强微观市场主体运用市场机制力度;加强税收征管以实现既定税制横向公平与纵向公正。通过推进税收体制改革,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调整扩大消费税税基,开征社会保障税、环保税,调整和完善资源税,实施燃油税,稳步推行物业税,赋予地方政府必要的税政管理权限等各项改革措施,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供必要制度支持。
在改革的步骤选择方面,考虑到税制对社会整体经济运行的巨大影响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税制建设的理想模式与现实可支持的改革举措之间仍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因此,我国在今后的税制改革过程中,必须在充分理解社会、政治、经济需要的轻重缓急程度与正确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基础上,本着精心设计、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稳步实施的思想,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结合起来,成熟一项实施一项,实施一项确保一项。
经济发展的根基篇4
[关键词]邓小平发展思想；唯物史观；底蕴
邓小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形成了邓小平的发展思想。邓小平的发展思想，作为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必然性的科学透视和实践把握，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统一的，它所回答的主题也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所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对外开放政策，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论，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也是邓小平发展思想的基本内容。而邓小平所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石与邓小平发展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石也是统一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石，也是邓小平发展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石。本文所探讨的主要问题是邓小平发展思想的唯物史观底蕴。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发展思想的出发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既扎根于中国国情，又扎根于19世纪末
20世纪初以来世界历史演变的规律之中，具有深刻的世界历史根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也是邓小平发展思想的出发点。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即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1]那为什么中国社会主义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把中国现实实践着的社会主义放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视野去考察，放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中去考察。
追根溯源，中国现实实践着的社会主义，并非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构想的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这个未来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顶点诞生的，它已经具有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前提，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基础上的并且生产力水平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而中国和俄国等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发生了根本上的转变，而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出现了发生局部性质变的世界历史条件，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最有可能从其最薄弱、矛盾最尖锐的环节上解体，使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和矛盾焦点上的俄国和中国能够利用“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所以，只要客观地历史地看待现实社会主义的诞生史，就要看到它并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只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的基础上的；它并不具有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物质前提，而是要必须取得这个前提。因为落后国家在特定的世界历史条件下能够超越资本主义根本经济、政治制度，但却不能超越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历史规律。
俄国和中国等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这种世界历史背景、世界历史条件、世界历史机遇、世界历史矛盾，已历史地成为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前提，必然规定和制约着现实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所面对的历史时代课题、所应走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列宁在寻找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实践中，对这种世界历史必然性有了十分深刻的认识，作了极可贵的探索。列宁的理论和实践探索，重点围绕着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关于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列宁深刻指出，苏维埃制度的现实出发点，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是前资本主义的小农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此，“完全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高于苏维埃共和国，共产主义社会高于社会主义共和国”[2]。而苏维埃共和国只是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3]二是关于社会主义得以最终确立的物质基础。列宁认为，在特定的世界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可以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夺取政权，开辟社会主义道路，但决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可以最终确立在落后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得以最终确立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充分发展的社会化的大生产。“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说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说不上社会主义了。”[4]三是关于发展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不断强调：“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5]因此，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根本任务之一，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最终地过渡到共产主义”[6]。所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不失时机地把发展生产力、搞经济建设提到首位。
邓小平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着眼于现时代的挑战，总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在更高的历史积淀上揭示了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的社会主义所内涵的世界历史必然性。他极其深刻地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为什么我们搞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因为我们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所建立的社会主义，还不具备完全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什么我们搞的社会主义，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为我们虽然超越了资本主义根本的经济、政治制度，但是却不能超越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即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初级阶段，而不是泛指未来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也会经历这样一个初级阶段。从世界历史的根源上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历史特征是生产力落后，所以，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的中心任务、工作的重点，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逐步解决这个主要矛盾，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来展开，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又决定了改革开放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总之，只有在世界历史演变发展的大坐标系上，才能找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才能深刻揭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扎根于中国国情，而且扎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世界历史演变发展的规律之中，即深刻揭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世界历史根源和历史必然性。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邓小平改革发展思想中既有改革的目标方向性，又有改革的实践操作性的重要内容，但只有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形态”和“五形态”的联系中才能把握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的历史必然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邓小平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是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进而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国实行的市场经济同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性质。邓小平为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重大历史课题作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他把计划和市场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区分开来，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不是它们各自的本质属性，从而确立了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或经济手段的全新理念。同时，他还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特征：一是公有制居于主体地位，二是共同富裕。早在1985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同邓小平会见时曾经说过：“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改革是任何人都没有尝试过的，世界上还没有别的国家尝试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你们的尝试是一个全新的试验。如果你们成功了，就将从哲学上同时向计划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提出问题。”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成功了！需要我们从哲学上回答它成功的深层历史必然性了。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即“三形态”论和“五形态”论，紧密相联系。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三形态”和“五形态”是由社会生产力最终决定的两条相互联系的社会发展序列，即不论“三形态”的演化还是“五形态”的演化，归根结底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然而，它们与生产力发展的联系却有各种不同的特点。这表现为：“五形态”演变阶段的更替，有的是社会生产力根本性质转变的最终结果，有的却是同一性质的社会生产力发生特定的阶段性质变的最终结果。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演变，就只是同一性质的社会生产力，即以手工劳动和与之相适合的简单协作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发生特定的阶段性质变的最终结果；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全面确立和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全面形成，却是社会生产力发生了根本性质转变的最终结果。而“三形态”各阶段的相继更替则完全是与社会生产力根本性质的转变相对应的：与以手工工具和自然分工为基础的生产力相对应的，是自然经济发展阶段；与以大机器和物为媒介的分工为基础的生产力相对应的，是商品经济发展阶段；与以高度完善的自动控制系统和社会自觉分工为基础的生产力相对应的，是产品经济（时间经济）发展阶段。
理论界大多以马克思的“三形态论”为理论根据来分析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历史必然性，但笔者认为仅此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形态”和“五形态”的联系中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历史必然性。仅以马克思的“三形态”论为指导分析，还只能说明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社会物质变换关系必然采用商品经济形式和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但还不能说明为什么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按照“三形态”论，与社会物质变换关系的商品经济阶段相对应的应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人类社会经济运行的特定形式——市场经济体制。尽管商品经济在以往的各个历史时代曾获得过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它仍隶属于自然经济。“要使交换价值在社会表面上表现为简单的出发点，而在简单流通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交换过程表现为简单的，但囊括整个生产和消费的社会物质变换，就要有资产阶级生产的整个体系作为前提。”[7]
所以，必须进一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形态”和“五形态”的联系中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历史必然性。因为只有进一步联系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演进的“五形态”，才能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演变发展中，发现20世纪某些经济上相对落后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必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世界历史根据。首先，20世纪某些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演变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能获得新的历史起点——社会主义，并不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发生了根本上的转变，而是因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演变，是一个由阶段性和局部性质变再到全局性质变的复杂、艰难而长期的历史过程，抑或说，共产主义世界体系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能以“突变”的形式完成。而在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出现了发生了局部性质变的社会条件，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从其最薄弱、矛盾最尖锐的环节上开始解体，使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和矛盾焦点上的某些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20世纪某些经济上相对落后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还不是、也不可能是成熟形态的社会主义，而是不成熟的、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它超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却不意味着可以超越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很快进入社会主义的成熟、发达阶段，不意味着它的社会经济发展可以超越商品经济阶段。它的社会生产力和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就其总体性质来说，仍然处于生产力发展的同一历史阶段（尽管它的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不成熟的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在客观上必然要求以商品经济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经济形式，以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马克思在考察社会主义在国家范围的建设条件时，非但不否定，反而一再强调，要注重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形式的有计划的利用。[8]而且马克思认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在于：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虽然可以与不同的生产关系相结合，但它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在历史上形成人类社会经济运行形式的一个特定发展阶段，反之，资本也“只能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基础上形成”[9]。其区别在于：市场经济是属于社会物质变换关系的范畴，而“资本只能是生产关系范畴”。因此，作为社会物质变换关系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是可以与不同的社会基本制度相结合的。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就是一方面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相分离，形成抽象意义的市场经济范畴，另一方面又强调市场经济必须与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从而创造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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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由于20世纪像中国这样经济上相对落后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局部质变的产物，由于资本主义至今仍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这就使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交往、世界市场、国际贸易、国际分工中仍然处于劣势地位，而要改变这种劣势地位，非但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与世界经济相脱离，而且还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因此，20世纪经济上相对落后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这种特定联系，也必然要求在当代中国建立与世界经济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作为中国的发展路线，既坚持了“唯物史观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原则，又体现着国家阶级职能与社会职能辩证关系的时代特点
从国家职能的角度看，应该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突出了国家的社会职能。那这种“突出”的唯物史观根据何在呢？时代根据何在呢？
唯物史观认为，国家具有两种职能：“阶级职能”和“社会职能”。国家的本质决定国家的阶级职能，国家政权履行国家的阶级职能时，是直接为维护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服务的。而在阶级社会中国家的社会职能则是维护社会各阶级的共同利益，它的任务是缓和对立阶级的冲突，协调、组织、管理、领导社会的经济活动，通过民族自卫和国际合作来保证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国家的社会职能是从属于和受制于国家的阶级职能的，因为统治阶级执行国家的社会职能，首先是为了维护它自己的统治。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国家的社会职能从属于和受制于国家的阶级职能的同时，也对国家的阶级职能和社会职能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揭示。从国家权力的来源上看，恩格斯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都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10]权力起源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需要，它的原始本质是一种凝聚和体现公共意志的力量。只是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社会分裂为两大对抗阶级，公共意志被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意志所侵蚀、所利用、所取代，使公共权力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但即使如此，统治阶级为了谋求统治的合法性，为了尽可能使阶级统治能够为全社会所接受，统治阶级也不得不考虑和照顾到公共利益，在有些情况下让自己的统治权力服从公共意志。所以，虽然恩格斯是限定在“起先”，即政治权力在刚产生时对执行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的依赖（为基础），但并不是说，随着政治权力的独立化，政治权力对执行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的依赖性就消失了。国家权力不论怎样凌架于社会之上，它都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以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恩格斯通过对波斯和印度历代政府都要经营和管理河谷灌溉的例子的分析，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11]因此，当在国家的政治统治愈来愈多地通过执行国家的社会职能来持续和巩固的历史条件下，国家的社会职能就有一种强化的趋势。
而在当代世界历史条件下，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统治都正愈来愈多地通过执行国家的社会职能来持续和巩固，抑或说，各国的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它的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和巩固。因为，在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发展问题，尤其是经济发展问题更是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邓小平反复强调，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发展的问题，不仅发展中国家迫切地谋求发展，发达国家再发展的问题也愈来愈突出。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社会政治制度的巩固乃至国家的安全，都越来越取决于自己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在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代世界，发展问题尤其是经济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关系着各国政府的政治统治能否持续和巩固的大问题，成为影响世界各民族盛衰兴亡的关键问题，成为支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消长关系的核心问题。因此，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和国家的综合国力，已经上升为当代世界各国的头等任务、最大的国家利益、最重要的政治。
当代世界国家的阶级职能与社会职能辩证关系的这种时代特点，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得到了鲜明而深刻的体现。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是我们国家的阶级职能的客观要求，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的。但是，如前所分析，由于在当代世界历史条件下，各国的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和巩固，我们国家的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核心的阶级职能，也只有通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得到实现。
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虽然突出了国家的社会职能，但它的实现过程又不能脱离国家的阶级职能，因为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赋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正确的价值内涵和价值取向，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方向，才能调动最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坚持改革开放”，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一方面，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坚持改革开放都将是实现我们国家的社会职能的基本途径，都将是完善我们国家的阶级职能的必要形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最核心的问题是要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不断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就要通过改革开放不断解放生产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国家的阶级职能，也需要通过改革政治体制来不断完善和发展。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决定改革开放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进行，必然要求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改革开放的根本出发点和判断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则保证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使改革开放成为一场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目的的伟大革命。
总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一个有机统一的系统，它使我们国家的社会职能和阶级职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实现了具有时代特点的辩证统一。
四、邓小平提出的对内对外开放政策，作为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一招，作为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总体途径和手段，是建立在深刻的历史辩证法基础上的，既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又顺应和把握了当代世界民族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
邓小平1985年4月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目标确定了，从何处着手呢？就是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12]而对内、对外的开放之所以是解决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总体途径和手段，是因为它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既扎根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之中，又顺应和把握了当代世界民族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深刻地揭示了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性，即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13]。“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14]而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这种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质的飞跃。从经济方面来看，已经由形成世界市场，到形成世界经济体系，再到世界经济生活的全面国际化。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被卷入世界经济大潮，置身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已经越来越不可能。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政策，正是在洞察、顺应和把握当代世界民族历史日益深入地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政策，并非仅仅是由于我国现在经济和科技落后，需要吸收外国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经验，更为重要的是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世界结构的总的特点的结果。他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世界各国不开放，不加强国际交流都很难发展。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15]邓小平的这些论断，准确地把握了民族历史日益深入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本质表现和世界结构的总的特点，即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各个民族和国家互相往来、互相依赖、密不可分的开放的有机大系统。
第二，邓小平提出开放政策的着眼点，不仅仅是中国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世界发展的客观需要。他在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有世界意义的论断：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因此，对外开放并非仅仅是中国的需要和愿望，只对中国有利，同时也是世界发展的需要，并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对此，邓小平作了深入具体的分析：“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占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地区是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是重要市场，世界市场的扩大，如果只是在发达国家中间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我们希望国际工商人士，要从世界角度来考虑同中国的合作。……历史最终会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对我们的帮助。至于政治上战略上的意义就更大了。”[16]因此，可以说，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是把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融为一体的理论。
第三，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不仅是对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之间关系的现实的把握，而且是对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之间关系的未来的把握。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在国际上实行开放政策，那末再过五十年中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是不能离开开放政策，离开这个政策不行。”“因为未来世纪，随着历史更广更深的转变为世界历史，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改变了。”[17]所以，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开放政策，也是着眼于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之间关系未来的长期性、战略性决策。
第四，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政策，也是社会主义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必然要求。因为随着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已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期曾深刻地指出：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8]（这里说的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语）这就是说，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本性，开放的世界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社会主义只有开放才能存在和发展。所以，正是顺应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对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把对外开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而把对内对外开放作为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一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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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26，523.
经济发展的根基篇5
一、科学发展观下完善税收理念的目标选择
与科学发展观的多层次目标取向相适应，国家税收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实现发展的重要财力保障手段与调节经济运行、协调国家和微观市场主体利益关系的重要杠杆，要创新思路，更新观念，超越单纯就经济论税收，就税收论经济的“税收经济观”，充分重视国家税收这一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分配关系的经济范畴在政治性与社会性方面具有的积极作用，以便在为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取向提供必要财力支持的同时，凭借其内在的杠杆调节作用为“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并最终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对此，在税收理念方面的直接反映是，在继续坚持我国长期遵循的“税收经济观”的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总体指导原则，树立指导新时期税收实践的“科学税收观”。具体说，“科学税收观”至少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基本内容：
首先，适应与服务于经济发展。本质上讲，税收作为国家为满足履行职能的需要而对社会资源的强制性汲取手段，其源泉是人们再生产活动中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税收首先表现为一个经济范畴。它来源于经济，受经济的最终制约，并以此为基础反作用于经济，对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影响，由此决定了经济既是治税的出发点，也是治税的归宿点，税收必须以服务经济发展为根本目的。在科学发展观下，经济发展仍然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并客观决定着社会和人发展的实现程度。因此，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新的历史时期，税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非但不应弱化，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切实加强，这种加强必须是在进一步认识与尊重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并以有利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前提。
其次，满足政治与社会需要。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与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基本建立，社会上有的观点出于对我国特殊社会历史因素的考虑以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目的，片面理解西方财税理论，把促进经济总量增长视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惟一职能，忽视甚至有意弱化、丑化税收其他内在功能，认为强调税收的政治与社会属性就必然会导致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无限制地汲取社会资源，从而损害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不利于市场机制基础性资源配置作用的完整发挥。事实上，无论从我国传统的“国家分配论”强调国家在税收分配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出发，还是从以瓦格纳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政策学派强调利用税收手段实施社会政策以及公共选择理论强调政治程序对税收政策确定的巨大影响角度考虑，税收的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客观存在的，而且在具体税收实践过程中，其对税收政策的确定与税收征管实践都起着某种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如我国近期出台的降低农业税率直至完全取消农业税政策，就可被视为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表现。而在税收征纳过程中，税务机关作为政府行政机构，自然以确保履行政府职能而存在，因而必然体现出一定的政治属性。以服务社会为终极目的的社会管理职能是国家（或政府）自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天然具有的基本属性，因此，税收又是一个政治范畴。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税务机关在履行其内在的政治职能的过程中必然要以社会需要为出发点，从而使税收征纳行为同时具有了服务社会、适应社会的基本属性。忽视税收的这些基本属性，不但很难正确回答税收实践运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在事实上成为导致目前税收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的主要根源，因而也很难为税收工作从根本上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供正确的理论导向。
第三，实现“以人为本”基础上的职能协调。在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政治需要、实现社会稳定等多层次目标取向的共同要求下，如何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以确保税收内在职能作用的完整发挥就成为了—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事实上，我国以前税收工作之所以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其中一个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正确处理好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政治需要、实现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如过去长期单纯强调税收的政治属性，以及近年过于强调税收在促进经济总量增长方面的能动作用等，客观上成为了税务人员权力意识膨胀、执法随意性过大、以促进经济总量增长为名无视社会承受能力，随意安排税收收入计划等问题的深层次思想根源。因此，实现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政治需要、实现社会稳定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成为了“科学税收观”的必然选择。而“以人为本”这一人文主义的治国、执政理念则要求税收各项工作必须从“人的根本需要”出发，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认真贯彻到税收工作的方方面面，实现“以人为本”基础上的职能协调。
二、科学税收观下对税收理论与实践的几点具体要求
综上所述，可以尝试性地把科学税收观具体表述为：以“以人为本”为基本思想导向，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税收本质的基本要求，在协调兼顾税收内在的经济属性、社会属性与政治属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好内在的聚财与调节职能作用，从而最终为“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财力与政策支持。具体而言，这一税收理念对我国今后的税收改革至少提出了以下几方面的基本要求：
首先，在税制设计方面，科学税收观下的税制安排要全面落实“公平效率观”，在突出效率优先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既要适应市场经济基本规律与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内在要求，不损害微观市场主体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能动作用，又要充分考虑国家履行“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职能所必需的收入规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支持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在两者协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满足社会福利，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国家权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这就要求我国今后的税制改革应在进一步完善“双主体税制模式”，协调流转税在组织收入与所得税在宏观调控方面的各自积极作用的大背景下，进一步简化税制以降低社会税收遵从负担、提高税务机关执法水平；拓宽税基以确保税收规模持续稳定增长的财源基础；降低税率以增强微观市场主体运用市场机制力度；加强税收征管以实现既定税制横向公平与纵向公正。通过推进税收体制改革，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调整扩大消费税税基，开征社会保障税、环保税，调整和完善资源税，实施燃油税，稳步推行物业税，赋予地方政府必要的税政管理权限等各项改革措施，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供必要制度支持。
在改革的步骤选择方面，考虑到税制对社会整体经济运行的巨大影响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税制建设的理想模式与现实可支持的改革举措之间仍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因此，我国在今后的税制改革过程中，必须在充分理解社会、政治、经济需要的轻重缓急程度与正确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基础上，本着精心设计、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稳步实施的思想，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结合起来，成熟一项实施一项，实施一项确保一项。
经济发展的根基篇6
随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大工业的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受更多生产要素的影响，市场手段逐步显现并变得更加富有效率了，就应该加以运用和推广。就像列宁说的“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8］，即使带有阶级色彩的组织形式和秩序形式都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何况仅仅是生产要素配置手段的市场经济呢？其实，恩格斯也早就指出“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给一切社会成员”［9］，这更充分说明运用和发展这一适应并促进大工业发展和生产力提升的市场经济手段，本身就是社会主义题中之意。马列经典理论指导的实践是变化着的实践，和市场经济的取向相伴相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真正逐步实现是在前苏联和社会主义中国等其他国家。20世纪初期，列宁最初设想是直接消灭商品经济，用大规模的计划经济来实现社会主义。随着战后重建的经济困难，列宁也认识到只要有社会分工和市场，只要有商品生产，作为经济调节手段的市场机制就少不了。他虽然未把市场经济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和市场本身不是矛盾体，可以相伴相生。他在新经济政策调整中逐步吸收和融入市场经济的部分元素，并取得了很大成就。后期，随着苏联经济的发展，列宁的继任者斯大林也逐渐承认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可以生存并发展。等依据中国国情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时，就曾明确指出“商品生产不能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和什么经济相联系”［10］，后期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很好地结合，错失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教训惨痛。邓小平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和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全党上下达成了共识——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它自身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随后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初框架。直到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出台，才象征深化市场化改革航程的开启。改革开放30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市场经济改革的总体取向坚持了“市场方向”，通过不断坚持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构建了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变化的事实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探索和改革与市场经济的相伴相生。
二、从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的视阈看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就和不足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的渊源关系看，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是马列主义经济学说在实践基础上的与时俱进。根据党的十四大报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含义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1］。这简单的表述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基本层面：基础层——市场经济是由市场机制（价格、供求、竞争、优胜劣汰）来调节资源和要素配置；核心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般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融合的经济体制，鲜明特征是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为根本目的；控制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完全自发、完全自由的单一市场经济，而是在不断动态优化和持续改善的宏观调控下运行的市场经济。这些基本特征不仅不回避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还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表述的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调节商品生产与流通，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有机科学地分配到各个经济部门的原理殊途同归。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35年，也是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由弱变强的35年，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结合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在恢复大工业方面必须尽速取得尽可能扎实的成绩。35年来，我国年均经济增速高达9.8%，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7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至2013年的568845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1元到2013年的41528元，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2］。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起点低、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取得如此突出的进步正是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经济结构深刻变化，经济发展更加协调和可持续“，四化”同步快速推进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社会主义要把小农经济基础变成大工业经济基础，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1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5年来，三次产业在竞争中均得到跨越式的发展，农业基础地位持续强化，工业的各项指标快速发展，服务业产值迅速壮大。三次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例由1978年的28.2∶47.9∶23.9调整为2013年的10∶43.9∶46.1，城镇化水平也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2年的53.73%，上升了35.83个百分点，年均上升1.0个百分点，为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增强，需求结构明显改善。2013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为50.0%、54.4%和-4.4%。按照马列经典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邓小平同志关于“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和“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我国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明显增强，2012年，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3.5%、24.1%和11.1%，分别比2000年提高6.0、5.0和2.7个百分点［2］。这些显著的变化，既反映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也说明了政府在持续加强与改善宏观调控。
（三）供给能力大为增强，商品和服务持续充裕，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提高劳动生产率，首先要保证大工业的物质基础，即发展燃料、铁、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的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35年，我国逐步建立了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产业体系，商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持续增强，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升到世界前列。我国的农产品供给不仅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还为工业化快速推进提供了重要支撑。2012年，粮食产量达到58958万吨，比1978年增长93.5%。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明显提高，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根据国际通用的标准工业分类，在全部22个大类中，我国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水泥、汽车、钢铁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2013年大陆企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达89家（含香港），比2002年增加78家，总数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第三产业2012年增加值达到231407亿元［2］。市场经济以无声的数字，述说着巨大的作用也展示了巨大的成就。
（四）基础设施快速发展，对外经济显著飞跃，文化社会事业协调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在实现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13］。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要使得苏维埃建设获得成功，就必须使文化和技术教育进一步上升到更高的阶段。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撑条件显著改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发展取得质的飞跃，尤其是能源、交通、通信等瓶颈制约不断缓解，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体系并形成比较优势，这些改变了并持续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例如2012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9.8万公里，比1978年增长88.8%，居世界第二位；高铁运营里程达9356公里，居世界第一位，极大地改变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面貌和人民的生活方式。这期间对外经济大飞跃，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变，人民生活大改善，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并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包括教育就业、社保、医保、养老、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都由相对滞后向全面协调转变，正在逐步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党的十报告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存在以下问题和不足：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但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各级政府审批项目总数多达上万项。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伸得过长，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难以施展，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顽瘴痼疾。二是收入分配领域的不公平和差距过大，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的基尼系数2012年是0.474，虽然近几年有所回落，但仍然高于国际警戒线。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应该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两极分化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也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三是经济发展方式还比较粗放，亟待转型升级。当前，我国经济能源消耗过高，资源效率低下，环境污染严重、生态恶化加速，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使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得极为迫切。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一个国家，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16］“，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最显著的例子”［17］等，充分说明，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是发展的未来。四是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不协调，破坏自然的现象时有发生。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我们一天天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6］559-561，我们要正视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三、从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的视阈看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升级和发展
发轫于马列主义经典理论，并在此基础上继承和创新而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的最大最根本的特点和优势在于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同市场经济本身的竞争性、灵活性、效率性糅合起来。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的表述，价值规律不仅调节商品生产与流通，分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还起到优胜劣汰的作用。但以价值规律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经济天然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因此当代，包括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已不是政府只起“守夜人”作用的彻底、完全的自发、自主、自由的市场经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进一步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3］，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我们继续以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为指导，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与发展。
以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为指导，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是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同时，根据马克思《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目标以及策略原则的表述，要理解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必须从具体的实际出发，在完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时，为了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就要更加完善产权保护，更加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统一起来，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要结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以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为指导，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并用唯物辩证法深入分析了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等社会生产四环节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恩格斯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深刻阐明了历史合力论，生动地说明了历史发展中个人意志和客观规律的辩证关系。这要求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自觉做到尊重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体制机制，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打破人为藩篱，建立城乡统一的包括建设用地市场在内的其他要素市场，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消费者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现代市场体系。以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为指导，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国家是生产力和社会运动发展的产物，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现象，政府是维护统治阶级政治秩序和核心利益的组织，具体到社会主义国家，就要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坚持把维护和实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要求作为政府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因次，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同时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提升科学管理水平，使“看得见的手”“看不见的手”配合更加协调，更加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以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为指导，促进财税体制改革，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国家组织的特征，指出为了维持公共权力，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甚至发行公债。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他进一步指出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相冲突的结果是人民群众愈来愈贫困，相对过剩产品愈来愈多，这是阶级斗争的根源。这启示我们要高度重视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作用和支柱地位，要充分认识财税体制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和作用方式，进一步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建立现代公共财政制度，同时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着力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以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为指导，推动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强调，资产阶级通过开拓殖民地和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经济发展的根基篇7
关键词:经济法;宪法;协调发展
经济法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法律保障，经济发展促进了我国的繁荣昌盛，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实力，我国综合GDp领先世界其它很多国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经济的发展，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等会产生一定的经济纠纷，在纠纷处理的过程中，严重需要用法律来解决，经济法是解决经济纠纷的依据，必须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完善经济法，但经济法制定过程中必须依靠宪法，但经济法的发展促进了宪法的发展与完善，共同为我国的经济发展进行保驾护航。
一、经济法发展的宪法基础
宪法是根本大法，经济法的发展需要依靠宪法。在大力发展经济同时，要注重经济法的完善，经济法的完善需要依据宪法为基础，经济法是保障经济高速发展的法律基础，经济法促进了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宪法规定了经济法的规范要求，实现法律的整体功能。经济法是解决经济问题法律，要根据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结合宪法制定一个科学的法律，让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经济法在经济实践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要针对问题，以我国宪法为基础，进行科学的进行经济法完善，以适应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经济法要取得较大发展，就必须充分重视其宪法基础，从中汲取营养并获得支撑。同时，推进宪法的全面实施，也必须重视经济法的发展，因为宪法的许多原则规定，都需经济法来加以落实;如果经济法的发展不充分，就会影响宪法目标的实现。事实上，经济法的发展，既是宪法规定的要求，又是宪法发展的要求，它对宪法的发展同样具有推动作用。经济法在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也对宪法的发展提出新要求，宪法是根本大法，但也不是不变的，根据社会的发展需要，也是在不断完善与发展，为其它法律提供基础保障。
二、经济法的发展对宪法发展的推动
(一)经济法的发展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宪法的内容，进而推进宪法的发展
法律是一种约束，也是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保护作用。宪法是根本大法，宪法也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与发展。现在是全球经济高速发展时代，经济纠纷是一种常态，必须要用经济法去解决实际问题。经济高速发展，出现的问题也是层出不穷，经济法必须发展与完善，用来适应经济问题的出现，对企业的发展起到法律保护。经济法在修改完善的过程中，要不断进行修改，要考虑经济全球化发展需要，有时候可能需要跟宪法出现不一致情况下，有必要的时候需要进行宪法修改，这样有助于经济发展，提高中国企业的知名度，因此经济法的发展与完善，进而推进宪法的发展，为宪法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二)经济法的发展对宪法发展的推动，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显现
我国宪法简单明了，只是一个总则，对其它法律约束较少，经济法的发展与完善对宪法影响不大，宪法改动很少。但在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宪法条文很明确，比如在美国，经济法的改变，必须修改宪法，要就违背宪法的条例，经济法的改变对宪法的影响是很大的，同时促进了宪法的发展。
三、经济法与宪法在发展中的协调
(一)宪法与经济法所共有的“经济性”，是两者能够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
宪法与经济法都涉及经济领域中的法律条文，这是二者的共性。随着宪法中经济性规范与日俱增，宪法的“经济性”日益凸显。经济宪法的不断丰富，体现了时代需要和发展要求，而且从发展趋势上看，经济宪法可能仍会与日俱增。要落实和体现这些经济宪法，就必须大力推进经济法的发展。反之，如果一国的经济法不能得到实质的发展，则不仅其宪法的规定不能落实，而且还可能在实质上损害其经济发展。事实上，各主要国家都曾经或正在努力构建较为完备、发达的经济法制度，这对于推进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经济发展促进国家其它领域发展，宪法是各个领域的基本大法，提供法律支持。
(二)宪法与经济法所共有的“规范性”，为两者的协调发展提供了规则基础
经济法制定是依据宪法的法律条文，其“规范性”是一致的，这是二者协调发展提供了规则基础，也就是其形式是一样的，经济法在修改过程中，促进了宪法的发展，反之，经济法的修改与完善需要遵循宪法，就是二者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共同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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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肖巧平，曹正龙．监察委试点后，如何获得宪法“通行证”?［J］．人民之友，2017(01)．
经济发展的根基篇8
关于“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问题，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掌握。第一，必须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角度阐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的辩证关系，说明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必要性问题；第二，必须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作用的发挥的两个层次（即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经济体制两个方面）来把握这个问题，这实际是要说明的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是如何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第三，必须把这一理论运用于分析我国的实际，阐明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使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其结论就是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调整、改革和完善。
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是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调整和改革的理论依据。
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着社会性质的变化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们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为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了广阔的道路。无论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如果它们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那就必须要发生调整和变革。
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目的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根本目的就是要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以及改变建立在这一经济基础之上的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确立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新的上层建筑，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目标的实现，为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是检验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胜利的惟一标准。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进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在这种经济基础上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以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进行改革开放，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部分，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也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充分证明，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都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适时地通过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样才能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和活力。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也充分说明，正是通过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的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在现阶段通过改革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极端重要性。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主要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实现的。
第一，经济体制是同经济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经济范畴。经济制度是指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主要内容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产品的分配形式等。经济制度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体制，则是指一定社会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具体形式、运行方式及其体系，包括经济组织和管理的形式、制度、方法和经济运行机制等。同一社会制度的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因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历史传统及具体国情不同，可以采取不同的经济体制；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又可以实行具有共性的经济体制。
第二，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动力，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首先，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革。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自觉地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出发点，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完善。其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对原有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调整，选择和建立同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建立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都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完善。最后，通过改革经济体制，建立和健全适合生产力发展并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经济体制，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科技进步，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
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
首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①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作用下不断向前发展的；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形成和发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这是因为：生产力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生产活动是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从而最终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并推动社会形态的更替；生产力是人们不能选择的客观物质力量，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集中表现，是一种可供测量的客观标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具有能动作用，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种反作用是有限的，归根到底依赖于生产力的状况。
其次，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过程。这样就把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与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本质统一起来，突出了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这种表述和观点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和发展要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和发挥。
最后，我们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最根本的就是要通过改革和发展，使我国形成发达的生产力。对于我国目前仍然存在的不适应先进生产力和时展要求的一些落后的生产方式，既不能脱离实际地简单化的加以排斥，也不能采取安于现状、保护落后的态度，而要立足实际，创造条件加以改造、改进和提高，通过长期努力，逐步使它们向先进适用的生产方式转变。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使先进生产力得到发展。
先进生产力的科学含义以及如何发展先进生产力。
首先，先进生产力的科学含义是指：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
其次，如何发展先进生产力的问题。第一，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作用。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不断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及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最基本的途径。第二、必须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的跨越。第三，正确处理发展先进生产力与现存的一些落后生产力的关系。第四，不断改革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打开通途。我们要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指引下，继续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首先，党不仅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而且更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与运行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生产力的性质和程度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程度；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又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实践已经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是我们党所做出的完全正确的决策。
经济发展的根基篇9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是我国的政治“风向标”，经济“晴雨表”，更是老百姓的“暖心剂”。来自全国的5000多名代表、委员怀揣议案、提案聚集首都，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里盘点过去，勾画未来。代表、委员们应是代言民意的化身，议案、提案中也应饱蘸民生问题，在老百姓眼里，两会承载着老百姓的民生期待与厚望。民生是最大的根本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广大党员只有始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同广大人民的血肉联系，才能更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但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发展的、与时俱进的，因此广大党员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坚持改革和发展的观点，在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切实探索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有效途径和方式，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
(一)党员要在发展中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要切实维护和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这是最广大人民利益中共同的根本的利益要求。因此作为每个党员来讲要在发展中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际上就是要切实维护和实现好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
1党员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经济利益。
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经济利益，在当前来看就是要求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人民群众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和收入的增加，生活的富裕。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这一根本利益，广大党员要切实做到：其一，牢牢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壮大国有经济，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为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调动各方面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其二，牢牢地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要从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高度充分认识分配制度的重要性，坚持不懈地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坚持效率
优先、兼顾公平，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党员要积极投身于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活动之中，积极发展产权、土地、劳动力和技术等市场，创造各种市场主体平均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党员要积极投身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国市场自由流动的市场活动之中，以自己的行动，推动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秩序的建立，使广大人民的经济利益，通过市场的有效运作充分体现出来。其四，要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使人民的根本经济利益在发展中得以实现，人民共享经济繁荣的成果。
经济发展的根基篇10
当前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什么？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多极化世界客观历史的发展。
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人类多极化世界的客观历史发展进程是由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
当前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发展的状况是什么呢？人类市场经济正处于客观的板块经济的历史发展阶段。
人类的极块经济是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人类板块经济是以高度发达城市的市场经济为核心和主导，在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发展到由世界自然物质板块所决定和构成的人类高度同一的大市场并以此为根本基础实现多国经济高度同一的市场经济联合体。
人类的板块经济是人类区域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历史产物。人类在客观的板块经济高度同一的大市场基础上构成人类高度统一的市场经济联合体。这个构成板块经济根本基础的高度同一的大市场，不是区域经济条件下多国市场的组合，而是板块经济基础上各国货币税收财政甚至社会保障与安全乃至在政治上实现高度同一的市场经济联合体，这个联合体是根本同一的市场经济内部多国经济与政治的高度联合与统一。
当前人类板块经济主要有两面大类：一是北美经济板块，东亚经济板块与西欧经济板块；二是俄罗斯经济板块，南美经济板块，南亚经济板块及非洲经济板块。
人类世界的板块经济是人类世界市场经济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与必然阶段。在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人类经历了两个基本的历史发展阶段即人类自然物质生产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与人类工业社会化商品生产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
人类自然物质生产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是指人类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其社会的物质生产是自然方式的小生产的自给自足的物质生产，社会生产力低下，剩余产品少，市场规模小，市场以自然物质产品与小手工产品的交换为主。在人类自然物质生产客观历史发展阶段，由自然物质生产本质所决定的人类自然经济是人类自然物质生产主导的经济，自然物质生产的市场经济是人类自然物质生产与自然经济客观历史的补充。
在人类社会客观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城市规模与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必然产生人类社会市场需求与生产力低下的人类自然物质生产的矛盾。人类市场经济商品生产的客观历史发展必然变革人类小生产自然物质生产方式与物质生产力，必然产生人类工业社会化大生产。
在人类工业社会商品生产基础上产生了人类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以小商品生产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产生人类自由资本主义。在人类工业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产生以城市为中心和主导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产生了资本主义根本统一的国家市场，在此基础上产生垄断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由于国内市场需求与资源的制约，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基础上产生了掠夺世界资源与市场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必然产生世界帝国主义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市场经济和平发展。人类的市场经济经历了以大江大河大海为中心的区域市场经济发展阶段，此即是以区域市场为核心的人类区域经济发展阶段。这种由多国经济构成的区域经济并不是建立在高度同一的区域市场基础之上的经济共同体，而只是在客观的区域经济基础上多国经济自然的区域组合。人类的区域经济存在众多的市场障碍，人类的区域经济只能是人类市场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
在人类工业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基础上，人类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实现人类区域市场联合统一的人类板块大市场并在此基上必然形成实现人类板块市场高度同一的人类板块经济。
人类的板块经济是人类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人类的板块经济是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
当前人类区域经济正处于联合之中，人类板块经济正处于构成阶段。
当前构成世界市场经济主体的有三大基本的经济板块：一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经济板块，包括加拿大；二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经济板块，包括中日韩朝及东南亚，日本地域狭小不足以成为单独的经济板块；三以西欧为核心的经济板块包括欧盟其他国家。北美经济板块已经建成。
欧盟正大力加强作为板块经济根本基础的统一市场建设，已建立统一的货币，欧元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流通货币，欧盟宪法已经产生。一个散破分裂战乱的欧洲正在凝结成一个强大的经济板块，这是欧洲客观的经济板块运动，是欧洲历史上极其深刻伟大的革命。
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经济板块亦处于客观的板块经济深刻的历史发展变革之中，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经济板块将是世界最大的经济板块。
世界三大经济板块的组成方式必然是各具特色的。
世界的板块经济决定人类世界进入和平与稳定发展的新时代。世界三大基本的经济板块共同构成世界市场经济的主体，共同主导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
世界三大经济板块是以世界同一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是相互竟争相互联合相互矛盾相互依存不断融合的统一的整体。世界三大基本的经济板块决定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这是决定世界和平与发展稳定的基本的新三角。
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的发展必然实现世界三大基本经济板块的大联合，必然实现世界其他经济板块的大联合，必然形成整个世界高度同一根本统一的大市场，人类在此客观基础上必然实现人类市场经济的高度统一，必然实现人类世界的大联合。
人类在世界根本统一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实现人类伟大的理想--世界大同。
转贴于板块经济理论的意义
一，板块经济理论是全新的关于市场经济与人类历史发展的理论，揭示了市场经济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重要的客观历史地位，揭示了市场经济与世界大同人类伟大理想的客观内在联糸；
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发展重要的组成部分，要正视人类客观的资本主义社会，不要对人类的历史妖魔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客观历史的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在同一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同实现人类市场经济高度历史的发展；
三，要实现世界经济与历史的发展，世界必须深刻认识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客观作用必须大力加强世界的市场经济建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规范世界的市场经济，大力发展世界的市场经济，推动世界经济与历史的发展；
四，板块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构成统一世界市场经济的基础。人类只有在稳定发达的世界板块经济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人类世界持久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人类的板块经济是构成世界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在世界同一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各经济板块相互竟争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相互联合。开放一切市场，一切资源归市场所有。人类在世界市场基础上无需用武力开拓市场与资源，需要的是在高度开放高度公正自由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展开和平的竟争；
五，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经济板块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经济板块及以西欧为中心的欧盟经济板块是构成世界市场经济的三大基本经济板块，主导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构成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基本的大三角力量；
六，板块经济理论揭示所谓一极世界的观点是错误的。板块经济决定多极世界理论的客观正确性，世界需要民主与合作，特别是三大基本经济板块之间更需要大力的战略合作，世界三大基本板块在共同开发世界市场，发展世界经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负有巨大的共同的战略利益与职责；
七，大力发展板块经济。在三大基本板块经济中北美经济板块已建成，东亚经济板块与欧盟经济板块正处于建设之中，应适时代与历史的发展主流加速发展；
八，统一独立的欧盟是欧洲复兴的历史必然，欧盟诸国应认识到自已历史的职责，加速统一进程，加强独立性，大力发展欧洲经济；
九，日本属于东亚经济板块，这是客观的历史必然，日本应顺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回归东亚，中日联合，共同实现东亚经济板块与世界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十，台湾是不言而喻的。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是东亚经济板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论台湾如何分裂，他都分裂不了。台独分裂中国只能是绝路。分裂中国就是从东亚经济板块分割出去，这同样是一条衰亡的绝路。台湾人民应看清历史的大趋势，认识到民族的大义，弘扬我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坚决反对台独，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板块经济理论揭示东亚经济板块必然是世界最发达最繁荣最强盛的板块，中国必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复兴！
关于板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区别
区域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低级形式，板块经济是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区域经济亦是建立在自然区域基础之上的，板块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形式。板块经济是在自然板块基础上市场的同一税收的同一甚至是政治经济制度的统一体。区域经济则不是这样的不仅规模小得多，而且区域经济只是自然区域经济的联糸而不是统一，更重要的是板块经济是走向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人类板块经济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就是建立世界统一的市场统一的法律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