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起诉标准篇1
另外，某甲与某乙1999年至2001年9月期间双方之间曾存在橡胶买卖关系，有橡胶买卖往来款的行为，并因此发生买卖合同纠纷诉至法院。在该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涉及本案35000元款项，某甲要求对该款项另案处理。在该案的终审判决中，确认35000元没有结算在双方橡胶买卖往来的货款290010元的范围内，但该款项是借款还是某甲返回某乙的货款，抑或是双方橡胶买卖的其他货款。由于某甲要求另案处理，该案的终审判决没有对该35000元款项的性质作出认定和处理。
本案在审理中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处理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如果某甲仅以该收条起诉某乙，要求某乙返还借款，应驳回某甲诉讼请求。但本案的相关事实是，双方均承认有橡胶买卖往来款的行为，且1999年至2001年9月期间双方因发生买卖合同纠纷诉至法院。某甲在该买卖合同纠纷案中，要求对35000元款项另案处理。该案的终审判决中，已确认35000元没有结算在双方橡胶买卖往来的货款290010元的范围内，由此可见，某乙在抗辩与反驳中的事实理由不能合理说明该款属于双方橡胶买卖往来款，虽然收条的书证形式不够规范，但根据本案事实情况，某甲有事实证据证明某乙收到款项35000元，并有事实证据充分说明、合理排除某乙在抗辩与反驳中的所谓事实理由，因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关于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的规定，可在借款事实与双方橡胶买卖关系两者之间解释推定为某甲与某乙之间属于借款关系。某甲与某乙之间发生的35000元借款关系成立，某乙应向某甲偿还借款35000元。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某乙有否借某甲35000元。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即“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应由某甲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从某甲提供的两份证据1、收条，2、双方发生买卖纠纷一案的终审判决书，均未能充分说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依照《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故应驳回某甲诉讼请求。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1）关于本案案由的界定问题。某甲是以某乙借其35000元起诉要求某乙返还35000元借款及银行利息，根据某甲起诉的内容，从“不告不理”和法律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诉讼理念出发，本案案由应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法官应围绕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性质和特征来审理本案。
（2）关于当事人举证责任分担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借贷案件的起诉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应要求原告提供书面借据；无书面借据的，应提供必要的事实根据……”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原则上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由原告提供书面借据或欠条，证明其主张。具体到本案，应由某甲承担举证责任，只有在某甲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某乙存在借贷关系的前提下，而某乙对借贷关系予以否认，举证责任才转移到某乙，否则某乙无须举证。在本案中，某甲提供两份证据。（1）收条，证明某乙借其35000元。众所周知，收条与借据具有不同的法律特征，收条内容反映的是给付关系，借据反映的是借贷关系。从某甲提供的收条内容来看，不具有民间借贷的性质和特征，只能认定双方给付与收款的事实，不能反映出某乙借某甲35000元，而某乙也不承认该借款事实存在。显然，某甲所举证据不足，不能说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2）双方发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终审判决书，证明某甲可以另案起诉。该案终审判决书认定双方存在橡胶买卖关系，并确认35000元没有计算在双方橡胶买卖往来款的范围内。但该35000元是借款还是返还款或是其他性质的款项，该案终审判决书没有作出认定与处理，正因为如此，某甲才另案起诉。但以该份证据证明某甲与某乙存在借贷关系，显然不能成立，所以，某甲认为35000元是借款要求某乙返还，证据不足，应予驳回。笔者认为，在某甲没有直接证据（借据或欠条）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情况下，从双方承认相互之间有橡胶买卖往来款的行为与存在橡胶买卖关系，并因此发生买卖合同纠纷这一事实来看，根据《若干规定》第64条的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该35000元认定为发生在双方之间的橡胶买卖的货款比较客观。
（3）关于当事人选择诉因问题。我国民事诉讼一贯遵循“不告不理”和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以上规定都是法律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具体化、条文化。当事人有权行使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也可以放弃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造成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时，另一方当事人有权选择对其有利的法律关系提起诉讼要求违约方承担责任，也就是对诉因的选择。人民法院应尊重当事人对诉因的选择，并围绕当事人的诉因和与之相对应的法律关系，合理确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依据相应的法律规范，判定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从本案查明的相关事实来看，某甲与乙存在橡胶买卖关系是不争的事实，且35000元没有结算在双方橡胶买卖往来款的范围内，可见，35000元是另外一张独立单据，同时某乙也承认收到某甲35000元，在此情况下，如果某甲以买卖合同纠纷起诉要求某乙返还货款，某甲无须举证，举证责任应由某乙承担。如果某乙没有证据证明35000元包含在双方橡胶买卖往来款290010元中，应视为某乙多收到某甲货款，应予返还。但某甲没有以橡胶买卖合同纠纷起诉要求某乙返还货款，而是选择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要求某乙返还借款，这是某甲对诉因的选择。买卖合同纠纷与民间借贷纠纷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法律关系不同，选择诉因不同，承担举证责任不同，裁判结果也就不同。第二种意见根据“不告不理”和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针对某甲选定的诉因，以民间借贷纠纷作为本案案由立案受理，按照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性质和特征，确定某甲承担举证责任，并根据某甲举证不能的情况，判决驳回某甲诉讼请求，笔者表示赞同。
（4）关于运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能否推定本案借贷关系成立的问题。《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也就是规定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所谓盖然性，是指一种可能而非必然的性质。高度盖然性即根据事物发展的高度概率进行判断的一种认识方法。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运用于民事审判，是指在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已经证明该事实发生具有高度盖然性，人民法院即可对该事实予以确认。适用任何法律规定都要遵循一定的条件，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运用于民事审判也不例外，也要符合一定的条件，（1）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且与待证事实有一定的关联，但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的证据。（2）这两个相反证据的证明力有大小之分。其实际上是法官一种逻辑推理过程，这种逻辑推理以法官收集到必要的证据和对证据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判断认论过程是否正确、科学，是否符合证据的“三性”即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要求为前提。法官通过对证据的“三性”综合判断，采信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在本案中，某甲根本未能举证证明其与某乙借贷关系成立的前提下，就不存在证据证明力大小之分，也就不能对证据的强弱进行取舍。所以，第一种意见适用《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关于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推定某甲与某乙存在借贷关系，确有主观臆断、牵强附会之嫌。笔者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运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推定某甲与某乙存在买卖关系更符合本案事实。因此，欲通过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支持某甲的诉讼请求，要么某甲另行选择诉因，改变诉讼请求以买卖合同纠纷起诉要求某乙返还货款，或者由法官依照《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行使释明权告知某甲变更诉讼请求在本案中是否适用法官行使释明权有待商榷，限于篇幅不作阐述，否则应根据《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二条的规定，以某甲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后果为由判决驳回某甲诉讼请求。
民间借贷起诉标准篇2
一、借贷双方对有无约定利率发生争议该如何处理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于1988年颁布的司法解释《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借款双方因利率发生争议，如果约定不明，又不能证明的，可比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第八条第一款再次对该问题作了规定：借贷双方对有无约定利率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上述两条款均明确规定对借贷双方是否约定利息有争议，情况不明确的情况下，可按照银行贷款利率判决给付利息。但该规定到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则完全改变了。《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自《合同法》实施以后发生的自然人之间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借款，不再判决支付利息。但发生在合同法实施之前的，仍应按照前法的规定判决参照银行贷款利息给债权人一方支付利息。前后法律在该方面的变化在审判实践中应注意掌握和执行。当然《合同法》实施后，对于未约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的情形，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偿付催告后的利息的，仍应按照“若干意见”第九条的规定，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判决债务人支付催告后的利息给债权人。
二、将借款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是否应保护的问题
关于复利的问题，“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本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第七条规定：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其利率超出第六条规定的限度时，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在实践中我们要认真理解这两条规定的含义，第七条明确规定的是出借人或债权人不得单方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但并不禁止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情形，同时在计算复利时不得超过第六条规定的银行贷款利率四倍的限度，否则超出部分不予保护。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双方当事人无论对利息如何约定或者约定计算复利，只要总括起来未超出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均应认定双方的约定有效，应予以保护，即使超出，仅对超出部分不予保护。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印刷的错误，“意见”第七条的规定在已出版的法律汇编的各类书籍中存在两种版本，一种版本是本文所引用的，另一种版本第七条为：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只返回本金。该版本为错版，我省各级法院使用的一些法律汇编的书籍中印刷为该种版本的也较为普遍，实际应用时应引起注意，以防错判。
三、超过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该如何支付逾期债务利息的问题。
实践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双方约定的利息一般高于银行贷款利率，双方的借据有些约定了借款期限而有些并未约定期限，对于未约定借款期限的双方可按照约定的利率计付至还清欠款之日止。如有些借据双方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月利率为2‰（利率高出贷款利率），此种情况，借款期限内按照双方约定的借款利率主张利息，并无争议。但如果双方未具体约定超过期限后的借款利息该如何计息的问题，在诉讼中，债权人的主张一般均要求债务人按照约定的利率计算利息至还清欠款之日止，对此如果债务人对利率不提出异议，则可以支持原告的主张，法院不应主动依职权判决期限内从双方约定的利率，逾期则按照银行利息进行判决，尤其是约定利率高于银行利率的情况下。当然多数情况下债务人对其逾期利率未作约定的情况下，一般会以只同意按照同期银行逾期贷款利息标准偿还利息作为抗辩。对于这种情况，审判实践中往往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意见是同意按照债务人的观点，理由是双方对利率的约定只有一年，借款时未对一年后的利率作出约定，且到期时债权人的债权未受清偿时，双方也未就逾期后的利息重新作出约定，故只能参照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算标准计息；其次，如果超过约定期限仍按照约定利率计息，债权人为获得较高的利息则不愿积极主张债权，往往待利息累计较高时才行使债权。另一种是同意债权人的观点，认为双方虽未对到期后的利息计算作出约定，但参照银行的利息标准计算，无疑减轻了债务人赖债不还的责任，也不符合债权人当时借款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应按照原约定的利率计至还清欠款之日止。笔者同意后一种意见。首先作为出借人冒着较大的借钱不还的风险将款借予他人（尤其是生产性借贷），一般是想获得比银行利息较高一点的利息报酬，否则还不如存在银行获得利息更为保险；其次，民间借贷一般是基于双方的信任才借款的，一开始出借人也不知道贷款人会到期不还，故对逾期情况并未作出规定，到期后再要求债务人达成新的利率约定，债务人一般不会配合；其三，如果逾期后按照银行逾期贷款计息标准计息，实际减轻了债务人的责任，助长了债务人欠债不还的气焰。虽然就个案来说只是减少债权人的收益，但造成的普遍后果是一般的老百姓不愿借钱给他人，使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获得帮助其四，也不符合借贷立法的本意，法律对该问题虽无明文规定，但民事诉讼法在执行条例中即第二百三十二条对逾期不还款者处以支付双倍利息的规定，说明法律对不履约者是加重责任而非减轻责任。当然两种观点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利弊，实践中，两种观点的判决结果都大量存在，最佳的解决途径还是要依靠当事人约定明确，以便引发不必要的争议。
四、关于无效借款合同是否支付利息的问题
对于无效借款合同，实践中一些人的观点认为借款合同无效后，不问青红皂白一律只判决返回本金而不支付利息。此种判决是未分清双方的过错责任，无形中偏袒了有过错的一方，不符合处理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不符合公平原则。处理此类纠纷应严格依照最高院《若干意见》第十条的规定审理案件，即借贷关系无效是由债权人的行为引起的，只返回本金；借贷关系无效是由债务人的行为引起的，除返回本金外，还应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给付利息。五、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中没有约定先还本还是先付息的问题。
在有息借款合同中，按期支付利息是借款人的主要义务，支付利息的期限一般由借款合同约定，但一些民间借贷纠纷往往对此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如果借款后从未偿还任何款项，一般利息在到期时一并支付本息，在计算上则不会出现先还本还是先还息的争执；如果是分期偿还，且在偿还时由收款人出具收条时，也未注明还款是偿还利息还是偿还本金，由此引发纠纷。以上情况实践中观点不一，笔者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之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时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该规定实际确定了先支付利息后支付本金的原则。如某乙向某甲借款1万元，约定月利率为2‰，即月利率为每月200元，双方未约定支付利息的具体时间，借款5个月，某乙还款2000元，某甲出具收条也未注明该款是还本还是还息，那么2000元到底是还本还是还息，那么根据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之规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既然是一并支付，当然是利息与本金一同计算，5个月利息是1000元，另1000元则应扣减本金，此种计算方法也符合通常理解，也符合公平原则，银行贷款中也都是先还利息后还本。当然对于民间借贷约定利率比较高的个案，在实际处理时也不能一概而论，要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要区分生产经营性借贷和生活消费性借贷，尤其应注意生活困难情况下所产生的生活借贷应如何计息的问题，注重保护困难群体的利益。
民间借贷起诉标准篇3
一、借贷双方对有无约定利率发生争议该如何处理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于1988年颁布的司法解释《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借款双方因利率发生争议，如果约定不明，又不能证明的，可比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第八条第一款再次对该问题作了规定：借贷双方对有无约定利率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上述两条款均明确规定对借贷双方是否约定利息有争议，情况不明确的情况下，可按照银行贷款利率判决给付利息。但该规定到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则完全改变了。《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自《合同法》实施以后发生的自然人之间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借款，不再判决支付利息。但发生在合同法实施之前的，仍应按照前法的规定判决参照银行贷款利息给债权人一方支付利息。前后法律在该方面的变化在审判实践中应注意掌握和执行。当然《合同法》实施后，对于未约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的情形，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偿付催告后的利息的，仍应按照《若干意见》第九条的规定，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判决债务人支付催告后的利息给债权人。
二、将借款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是否应保护的问题
关于复利的问题，《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本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第七条规定：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其利率超出第六条规定的限度时，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在实践中我们要认真理解这两条规定的含义，第七条明确规定的是出借人或债权人不得单方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但并不禁止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情形，同时在计算复利时不得超过第六条规定的银行贷款利率四倍的限度，否则超出部分不予保护。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双方当事人无论对利息如何约定或者约定计算复利，只要总括起来未超出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均应认定双方的约定有效，应予以保护，即使超出，仅对超出部分不予保护。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印刷的错误，《若干意见》第七条的规定在已出版的法律汇编的各类书籍中存在两种版本，一种版本是本文所引用的，另一种版本第七条为：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只返回本金。该版本为错版，我省各级法院使用的一些法律汇编的书籍中印刷为该种版本的也较为普遍，实际应用时应引起注意，以防错判。
三、超过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该如何支付逾期债务利息的问题
实践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双方约定的利息一般高于银行贷款利率，双方的借据有些约定了借款期限而有些并未约定期限，对于未约定借款期限的双方可按照约定的利率计付至还清欠款之日止。如有些借据双方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月利率为2‰（利率高出贷款利率），此种情况，借款期限内按照双方约定的借款利率主张利息，并无争议。但如果双方未具体约定超过期限后的借款利息该如何计息的问题，在诉讼中，债权人的主张一般均要求债务人按照约定的利率计算利息至还清欠款之日止，对此如果债务人对利率不提出异议，则可以支持原告的主张，法院不应主动依职权判决期限内从双方约定的利率，逾期则按照银行利息进行判决，尤其是约定利率高于银行利率的情况下。当然多数情况下，债务人对其逾期利率未作约定，一般会以只同意按照同期银行逾期贷款利息标准偿还利息作为抗辩。对于这种情况，审判实践中往往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同意按照债务人的观点，理由是双方对利率的约定只有一年，借款时未对一年后的利率作出约定，且到期债权人的债权未受清偿时，双方也未就逾期后的利息重新作出约定，故只能参照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算标准计息；其次，如果超过约定期限仍按照约定利率计息，债权人为获得较高的利息则不愿积极主张债权，往往待利息累计较高时才行使债权。另一种是同意债权人的观点，认为双方虽未对到期后的利息计算作出约定，但参照银行的利息标准计算，无疑减轻了债务人赖债不还的责任，也不符合债权人借款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应按照原约定的利率计至还清欠款之日止。笔者同意后一种意见。首先，作为出借人冒着较大的借钱不还的风险将款借予他人（尤其是生产性借贷），一般是想获得比银行利息较高一点的利息报酬，否则还不如存在银行获得利息更为保险；其次，民间借贷一般是基于双方的信任才借款的，一开始出借人也不知道贷款人会到期不还，故对逾期情况并未作出规定，到期后再要求债务人达成新的利率约定，债务人一般不会配合；其三，如果逾期后按照银行逾期贷款计息标准计息，实际减轻了债务人的责任，助长了债务人欠债不还的气焰。虽然就个案来说只是减少债权人的收益，但造成的普遍后果是一般的老百姓不愿借钱给他人，使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获得帮助；其四，也不符合借贷立法的本意，法律对该问题虽无明文规定，但民事诉讼法在执行条例中即第二百三十二条对逾期不还款者处以支付双倍利息的规定，说明法律对不履约者是加重责任而非减轻责任。当然两种观点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利弊，实践中，两种观点的判决结果都大量存在，最佳的解决途径还是要依靠当事人约定明确，以便引发不必要的争议。
四、无效借款合同是否支付利息的问题
对于无效借款合同，实践中一些人的观点认为借款合同无效后，不问青红皂白一律只判决返回本金而不支付利息。此种判决是未分清双方的过错责任，无形中偏袒了有过错的一方，不符合处理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不符合公平原则。处理此类纠纷应严格依照《若干意见》第十条的规定审理案件，即借贷关系无效是由债权人的行为引起的，只返回本金；借贷关系无效是由债务人的行为引起的，除返回本金外，还应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给付利息。
五、民间借贷纠纷中没有约定先还本还是先付息的问题
民间借贷起诉标准篇4
我国高利贷认定标准的民事立法沿革
通常认为高利贷是指超过国家利率限制的民间借贷，属于民间借贷的一种，本质上是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应属民法调整，所以有关高利贷法律规则，特别是高利贷的认定标准应当属于民事立法的任务之一。但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宜粗不宜细”的民事立法传统，大量民事法律规范在民事“立法”的层面都付之阙如，这导致:一方面，民事活动要遵守国家政策，另一方面，司法解释长期发挥着“立法”的功能。因此，对我国高利贷认定标准的法律规则的梳理，其范围就不能局限于立法机关的立法，还应包括实践中具有法律效力的民事司法解释和其他国家政策。最早出现高利贷字样的司法解释是1952年11月27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城市借贷超过几分为高利贷的解答》(以下简称《最高法院解答》)。《最高法院解答》称:“关于城市借贷利率以多少为宜的问题，……一般不应超过三分。但降低利率……非法令规定所能解决问题。为此民间自由借贷利率即使超过三分，只要是双方自愿，无其他非法情况，似亦不宜干涉。”《最高法院解答》对当时的城市借贷利率提出指导性的“三分”标准，只是当借贷超过“三分”利率时，法院针对性的考量是当事人是否出于自愿，而不是根据“三分标准”来判断。这说明当时城市借贷中只有违背自愿原则的才是高利贷。1981年5月8日《国务院批转〈中国农业银行关于农村借贷问题的报告〉的通知》(以下简称《国务院通知》)指出，必须严格区别个人之间的正常借贷与农村高利贷活动。农村高利贷活动是指从事高利盘剥，并为主要经济来源，严重危害社会主义经济和人民生活，破坏金融市场的活动，而农村个人之间的正常借贷利率偏高的，不能视为高利贷。对于利率偏高的正常借贷，银行、信用社要加强信贷活动，及时调整信用社利率，用经济办法引导农村借贷利率逐步下降。也就是说，利率偏高的不一定是高利贷。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最高法院解答》和《国务院通知》都体现出政策制定者意识到正规金融对于民间借贷市场利率的反向关系，并试图用正规金融来引导农村民间借贷市场的努力。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第90条体现出立法未竟的禁止高利贷的意图。但如前文所述，高利贷的认定标准并没能获得认可。1988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贯彻通则意见》)第122条规定:“公民之间的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生活性借贷利率。如因利率发生纠纷，应本着保护合法借贷关系，考虑当地实际情况，有利于生产和稳定经济秩序的原则处理。”该《贯彻通则意见》的特色在于:第一，将利率作为公民之间借贷是否合法的判断根据之一;第二，区分公民之间的借贷为生产经营性借贷与生活性借贷，并规定两者可以适用不同的利率水平;第三，将确定利率是否合法的权力交给法院自由裁量，裁量的根据是当地的实际情况，当事人是否自愿不再是考量的重点。1990年1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对《贯彻通则意见》进行了修改。原第122条被修改稿第139条所取代，规定:“公民之间借贷的利率，生活性借贷利率不得高于国家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2倍，生产经营性借贷利率不得高于国家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国家银行贷款利率发生变化的，当事人之间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办理;没有约定的，按照出借时国家银行的贷款利率计算。”修改稿虽然还是坚持了高利贷分类界定的特色，是否认定为高利贷依然属于法官裁量权，但是提出了高利贷的一个刚性的认定标准———银行利率的2倍或4倍。199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民发〔1991〕21号)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包含利率本数)。”在继续保留了审理法院自由裁量权的前提下，不再区分民间借贷的类型，高利贷的刚性认定标准统一为国家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1999年我国《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该条是规范民间借贷的专门法条，但遗憾的是该法条使用的准用性的规范方式，将合法的借款利率交由“国家有关限制利率的规定”处理的方式，并没有从法律上解决高利贷的认定标准，而是让高利贷的认定标准重新成为一个政策问题。“国家有关限制利率的规定”是利率政策的另类表达，从我国的部门职能分工来看，其应属中国人民银行的职权范围。2001年4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高利贷认定标准问题的函》(银办函［2001］182号)表示:“原则同意……借贷利率高于法律允许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3倍的为高利借贷行为”。然而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4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以高利贷形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行为法律性质问题的批复》(银办函［2001］283号)再次调整高利贷的认定标准:民间个人借贷若利率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规定的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2002年1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银发［2002］30号)再次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这就是当前我司法实务界接受最广、使用最多的高利贷定义和认定标准。
我国高利贷认定标准的立法特点与不足
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反高利贷的民事立法，但是通过动态考察我国高利贷认定标准的民事立法，其特点和不足显而易见。(一)高利贷的认定标准从主观标准向客观标准转换，司法能动性渐失新中国成立之初，《最高法院解答》对当时城市的民间借贷，主张以当事人之间是否出于自愿为确定高利贷的标准，体现出当时司法部门试图从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自愿性角度来界定高利贷的思路，而且法院享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力。直到1988年，《贯彻通则意见》中仍然保留法官的裁量权，只是裁量依据从当事人是否“自愿”转换为“当地的实际情况”这样一个更为客观的标准，裁量权的行使也渐失自由。自《贯彻通则意见》开始，我国就以4倍银行利率的标准来界定高利贷，不再考虑当事人的主观因素，也不考虑当地“实际情况”，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被“剥夺”，高利贷认定标准和方法都彻底地客观化。逐渐客观化的认定标准一方面让高利贷的认定更简便，但限制了民间借贷这种合同行为的自由，主体的意思自治不再是立法考量的重点。合同自由被剥夺的同时，法官司法的能动性也在消逝。(二)反高利贷规范效力层级较低、高利贷认定标准表述不周、内容冲突上述列举的我国的高利贷认定标准大多由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文件所规定，效力层级低。正是由于立法层级低，又政出多门，所以文件表述不严谨，而且文件之间屡有冲突。譬如，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最广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的“银行同种类贷款利率”没有明确是指人民银行还是商业银行。两者的区别在于人民银行对应的是基准利率，商业银行对应的是浮动利率。不过适用任何一种都很牵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人民银行没有对外“贷款”职能，因此基准利率作为参照利率不合法理。而自《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0号)起，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是以人民银行的基准利率为基础经适当浮动加以确定的，目前其贷款利率的上限都被取消了，因此各商业银行的浮动利率就是参差不齐而且经常变动的，4倍利率就是一个不能统一、不可捉摸的数值，这样来确定高利贷的利率标准，似乎更不合适。此种情形，学界和实务界早有澄清要求，但最高法人民院并未回应，中国人民银行也没有明确。(三)反高利贷规范放弃了我国民间借贷类型化的尝试，统一确定4倍利率为高利贷的认定标准，与反高利贷立法主流的价值诉求相悖。在我国反高利贷立法沿革中，区分不同类别的借贷适用不同规则调整的意图非常明显。《贯彻通则意见》规定，民间借贷分为“生产经营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标准可以适当高于生活性借贷利率。生产经营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的区分依据是贷款人借贷目的的不同，也有学者使用“商业性高利贷”和“消费性高利贷”来表述。［3］对二者进行区分体现了反高利贷立法的目的与价值。主流的观点认为反高利贷立法限制高利率的前提是基于借方的由于缺钱所导致的由他人摆布的地位，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在信贷市场上的低收入的消费者，［4］体现出立法者公平的价值诉求。消费性高利贷和生产性高利贷的借款人的交易地位不同，消费性高利贷的借方借贷目的是生活需要，借贷时往往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属于交易弱势一方，所以法律需要对其进行倾斜保护，但商业性高利贷的借方借贷目的是从事营利活动，其对于借贷对象的选择和借贷利率的接受是经过自己专业和理性的衡量，在借贷行为发生时并不存在相对于出借人的弱势地位，从而无需法律干涉。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消费性高利贷是各国反高利贷立法作用的主要对象。例如在德国，对于消费者信贷和企业信贷的效力认定是不同的，对消费者信贷，年利率超过30%就可能被认定为暴利，而对企业借贷，法院的认定较为宽松，即使年利率为94%甚至180%时，也不认为当然构成违反善良风俗或暴利。［5］我国现行的反高利贷立法不再区分借贷目的，凡超过利率限制的都构成高利贷。这种采用同一标准的做法，显然淡化了反高利贷立法的传统目的和主流价值。近期，对于高利贷谴责主要针对生产性高利贷，社会发出了禁止生产性高利贷的呼声更为强烈，笔者以为这是一种背离了传统价值诉求的立法要求，也是我国反高利贷“一刀切”式立法的后遗症之一。
高利贷认定标准立法比较考察
货币融通是人类最古老、最普遍的行为，因此，规制利率的反高利贷立法在各国法律中或多或少都有所体现，但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利率自由化进程的加快，部分国家的民商事立法对高利贷的认定不再规定刚性的利率标准(interest－RateCeiling)。以此标准的有无，笔者将各国高利贷的认定标准的立法类型区分为管制模式和自由模式。(一)管制模式管制模式是比较传统的模式，以美国多数州、日本等国为代表，其法律规定超过国家规定利率上限的借贷为高利贷。在美国，反高利贷立法为州法，所以各州规定不同，例如，福罗里达州以年利率18%为高利贷的标准，加利福尼亚州以年利率12%为高利贷的标准。在日本，以年利率20%的为高利贷的标准。由于该模式以对刚性的利率上限管制为己任，笔者称之为管制模式。对这种立法持支持态度的人往往是从经验的角度主张“借贷人总是(历来如此)受到出借人支配，会服从于出借人的极度的盘剥和贪婪的要求，除非借款人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是反高利贷立法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和对该立法进行解释的基本原则，反高利贷立法避免借款人受到出借人的控制，使借款人从他自己的弱点或无助所导致的不公平的后果中解脱出来，因此这样的成文法得以通过。”［6］在这种立法模式下，消费性借贷的利率限制一直是规制的重点。不过，在这些国家，为避免管制模式可能对市场配置资源效率造成危害，各国无不规定大量的商业性借贷豁免。例如，美国出于保护商业活动中资金市场化的需要，美国联邦立法机构于1980年通过了优先于州法适用的《储蓄机构解除管制和货币控制法》，取消了对诸多借款机构的管制，放宽了用于商业和农业贷款、首次抵押贷款以及联邦保险的存款机构和小额商业投资公司所发放的贷款的利率限制，［7］以至于现在“除了(购房)按揭领域，高利贷立法都是漏洞:经营性贷款、汽车贷款和赊销账户基本上被完全豁免于高利贷立法规制之外”，［8］这些豁免是避免反高利贷立法成为金融创新的障碍的必要措施。(二)自由模式德国、英国法律不规定借贷的利率上限，笔者称之为自由模式。自由模式虽然不规定刚性的利率上限作为高利贷的认定标准，但是其对于消费者的利益也不是不加关注。考虑到借贷中弱势群体的利益，上述各国在民法总则或其他法律中通过规定暴利和显失公平民事行为无效或可撤销，将是否认定为“高利贷”的请求权赋予弱势群体，再由法院认定，从而达到个案公平。例如，德国以暴利行为制度来调整高利贷问题，其构成为: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明显的不相称关系以及一项附加要素。对于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明显的不相称关系的判断上，法官要考察当地和借款目的才能确定是否相称;在附加要素的判断上，法官要以是否有悖于“善良风俗”的标准来考察当事人的主观心态，要求“获利的一方主观上有‘应受谴责的态度’(dieverwerflicheGesinnung)，有对‘健康的国民感受’(dasgesundeVolksempfinden)的背离”，需要法官根据证据自由裁量。［9］立法赋予法院对高利贷认定权和自由裁量权，这有利于发挥法官的司法能动性。自由模式的立法理由大多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认为反高利贷立法不但不能达到保护弱者的目，而且实际上也非常容易规避。一方面，反高利贷立法让资金更稀缺，借贷人借贷更为困难;另一方面，从一个高通胀和高借贷利率的更长期间来看，资金会流向那些放贷人可以赚取高额回报的其他市场。虽然流出的高利贷资金也许会为其他企业投资做贡献，但是更有可能的是，这些资金会转换面目进入到不存在高利贷限制的其他借贷市场。［10］研究高利贷的权威，比如英国的本森、法国的图高特和美国的戴纳，通过研究得出相同的结论:利率的高低是货币市场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试图用法律去规制利率是无效率的。英国、法国和美国马萨诸塞州就撤销了他们的普遍的高利贷立法。［11］(三)两种立法模式比较将高利贷认定标准区分为管制模式与自由模式两种类型，不但是一种形式上的区分，这两种立法模式所体现的立法价值和规范重点也明显不同，相对而言，自由模式更能契合当前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社会现实。首先，从立法价值上来说，管制模式刚性的利率认定标准可以为高利贷认定提供一个客观层面的标准，而这一标准的确定往往体现了国家金融管制的要求，对于具体的高利贷行为人来说，哪怕其借贷行为是出于对自己最有利的考虑和自愿，也不会得到法律的承认。管制模式的立法侧重于秩序，而自由模式的立法侧重于自由。当然自由价值能否得到法律的尊重，还要考虑到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损害到社会或第三人利益。笔者以为，自由模式的立法能在部分国家得以贯彻的事实，间接证明了借贷双方的行为与社会和第三人利益无涉，所以借贷中的自由价值理应得到法律的尊重。其次，从立法体系性来说，管制模式由于其过于刚性的利率标准与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往往相悖，所以不得不通过法律的例外规定软化其在实践中的适用。但是，过多的例外性规定也让原来的刚性标准的适用范围急剧减小。这种立法模式在立法体系性上的不协调日益明显，而自由模式则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显示出其越来越广泛的适用性。最后，从法律治理的模式来看，管制模式是立法至上的产物，而自由模式体现了立法对司法能动性的尊重，社会的法律治理从注重普遍性原则发展到注重个体差异。在管制模式中，立法机构规定的利率标准是一刀切的普遍适用的标准;而在自由模式中，是否构成高利贷，是由法官根据证据能否证明行为人行为时主观上违反了自愿原则，所以非常倚重司法中个案的判断。而市场经济中，市场的特异性和市场参与者的理决定了自由模式更符合当事人的需要。当然，法治水平也决定了自由模式能否达到尊重自由的初衷。纵观各国立法，由于管制模式中也有许多的例外性规定，而自由模式中也不乏强制性标准的适用案例，再加上社会生活的弹性适应，所以在当前的立法实践中，两者适用的效果差别并不像理论上那么明显。
民间借贷起诉标准篇5
随着商业银行市场化程度的逐年加强，我国法制建设的步伐也随之加快，金融立法呈现出一种超常规的态势，已经出台的、法规基本上覆盖了商业银行业务的经营范围。同时，为适应新形势所规划的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以及新的金融法律法规的规划、制订等方面工作也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是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防范债权风险、保证债权安全一直是商业银行的工作重点。本文从两个方面：“借款合同存在的风险和诉讼时效”论述了银行如何防范债权风险风险，保证债权安全。
近年来，随着法律意识的增强，商业银行与客户在合同文本上的法律博弈也不断加剧。本文通过对“按法律确认借款人的主体资格、由借款人填写借款格式合同、在“借新还旧合同”中一定要明确借款用途、明确约定提前还款及违约条款和在合同其它约定事项中增加“如发现借款人有违约行为要终止履行时，贷款方应在多少天内通知当事人。”的条款“等方面论述了借款合同存在的风险和法律对策。通过对“起诉、给借款人发催收逾期贷款通知书和“结算对账单”、申请支付令、扣收债务人帐户利息或本金、公证催收、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有关单位主张权利、贷款重组、就原债务达成还款协议，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等方面分析论述了银行债权诉讼时效风险及防范的，以及对超时效债权补救方式等措施。
关键词：银行贷款
风险防范
补救措施
随着商业银行市场化程度的逐年加强，我国金融法制建设的步伐也随之加快，金融立法呈现出一种超常规的发展态势，已经出台的法律、法规基本上覆盖了商业银行业务的经营范围。同时，为适应新形势所规划的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以及新的金融法律法规的规划、制订等方面工作也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是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防范债权风险、保证债权安全一直是商业银行的工作重点。为了更好地保全银行债权、防范借款合同债权诉讼时效风险，本文就如何从法律上对银行贷款风险防范及补救措施作一探讨。
一、借款合同存在的风险和法律对策
近年来，随着社会法律意识的增强，商业银行与客户在合同文本上的法律博弈也不断加剧。在客户提出必须使用非标准格式或对银行标准格式合同做出修改的情况下，如何防范合同风险，成为银行法律工作的一大课题。
(一) 严格按法律来确认借款人的主体资格。我国《合同法》第九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和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人订立合同。”《民法通则》第四十二条规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我国企业集团公司分公司较多，有一部分是没有法人资格的，有一部分的经营活动是在集团公司授权下进行的，所以，确认合同主体资格非常重要。如果不能明确主体资格，一旦发生纠纷，其债权债务在诉讼过程中应以谁为诉讼当事人，错列或漏列被告，都有可能造成诉讼失败，如诉讼驳回、原判被撤销、发回重审、再审等。
（二）借款格式合同一定要由借款人填写，防止理解纠纷。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借款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正意识的表示，双方当事人就合同的主要内容、条款达成合意的，借款合同即告成立。而银行合同一般都是格式合同，《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立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所以，由借款人填写借款合同，填写过程也是熟悉理解过程，可以让借款人熟悉、了解、理解合同内容、条款，防止合同填写漏项，防止出现经济纠纷时，因合同理解分歧，对贷款人带来不利的。
（三） “借新还旧”借款合同一定要明确借款用途。目前，银行业普遍存在借新还旧即借“新贷款用于归还借款人的老贷款”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的解释》第69条规定：“债务人有多个普通债权的，在清偿债务时，债务人与其中一个债权人恶意串通，将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抵押给该债权人，因此丧失了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权益，受损害的其他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抵押行为。”由于此规定对“恶意串通”未作进一步解释、“部分财产”到底占抵押人全部财产的多大比重也没有具体标准，客观上给法院处理纠纷留下很大空间，抵押合同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认识。而目前借新还旧中办理的补办抵押多属于事后抵押性质，抵押的效力容易出现上述争议，存在着法律风险。所以，应在合同上注明此贷款的用途为“借新还旧”字样，使第三人（担保人）知道借款的真实用途，防止第三人以“借贷双方恶意串通欺骗第三人”为由提出抗辩。
（四） 借款合同履行问题及违约规定。
1、如果借款人提前还本，属于提前履行合同，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实质上是不按照合同履行的行为，将影响到银行资金的利息收入计划。借款人应经贷款方同意并附一定的补偿金才能提前还款。在实践中，是否同意借款人提前还本及支付补偿金，贷款方可以根据贷款的具体情况来决定，至于支付补偿金的问题，根据银行业关于加强借款人提前归还贷款管理的有关规定精神，借款人提前还本时，贷款行向借款人收取补偿金应是一个总体原则，但可根据具体项目及借款人的实际情况予以适当减免。银行借款合同虽然是格式合同，但借款人提前还款并需支付补偿金的条款，在法律上将约束借款人、贷款人严格履行借款合同。
2、银行借款合同中明确借款人违约的责任。贷款行在与借款人签定借款合同时应尽量争取按银行借款合同格式文本规定，不宜片面满足借款人的要求而随意更改。如借款人要求将借款合同中（以中国建设银行人民币借款合同为例）借款人违约情形中的第八点“未履行对建设银行的其他到期债权”删除，我认为这一点不宜删除，理由是：借款人在借款合同履行期间，如果未履行对银行的其他到期债务，已属于《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预期违约。在实践中，如果借款人未履行对银行的其他债务，已经严重影响银行对其信誉的评价，其将不履行本合同的贷款行的债务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同时目前中国银行业已在实行一个统一法人制，如果将这一点删除，银行对其产生的不良后果将无法进行违约救济措施，则银行的经营风险将增大，所以这一点不能删除。另外，这一项中的第十条约定“乙方认为足以影响债权实现的其他情形”，这一点是对借款人违约情形作的一个补充性约定，因为在合同履行期间，可能有其他借款人违约情形的出现，所以约定这一条款在法律上达到一个严谨、完善的效果，同时也表现出银行对储户资金安全的负责态度。
（五） 其它约定事项。《合同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本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时，应当恢复履行。”在银行借款合同中，贷款方未有通知条款，应在其它约定事项中增加，“如发现借款人有违约行为要终止履行时，贷款方应在多少天内通知当事人。”的条款，以免借款方以贷款人未尽通知义务而提起抗诉、抗辩。
二、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期间是指法律规定的，在权利受到侵害后，权利人有权请求国家执法机关给予司法救助的期限。超过法律规定的这一期限，权利人仍未行使权利的，执法机关对其权益不再给予保护（法律规定的具有中止、中断和延长事由的除外）。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银行贷款合同纠纷适用的是最普通的两年期诉讼时效。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在诉讼时效的规定上就要灵活、得多。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诉讼时效期限相当长，而且，对于银行债权，在诉讼时效上的出台了一些特别规定。发达国家这种充分考虑债权人利益的思路和做法是值得我国借鉴的。据了解，福州市建设银行城东支行现已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不包括曾超过诉讼时效但后采取措施得以补救的债权）共计8笔，涉及金额266.5万元。截止2001年7月31日，建设银行全行系统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共计62，187笔，累计金额236.9亿元。其他商业银行在这方面的准确数字虽然没有做详细调查，但确信也已经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
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前提条件，是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法律事实发生，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前提是必须有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的事实发生。因此，如果没有权利被侵害的事实发生，更进一步说，如果不具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这一前提，诉讼时效期间不开始计算。建立诉讼时效制度的初衷在于督促怠于行使权利者及时行使相应法律权利，其宗旨无可厚非，问题在于目前我国在时效时间以及中断时效的事由上的规定明显过于死板，欠缺灵活性，从而使诉讼时效间接成为债务人逃废银行债务的一种工具，实际上鼓励了债务人的避债行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银行自身法律人员配备不足或工作失职以外，诉讼时效规定的欠缺灵活性及明确性是关键的一方面因素。
（一） 诉讼时效风险的法律依据。
《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关于适用民法通则的意见》第173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权利人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后，权利人在新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再次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再次同意履行义务的，可以认定为诉讼时效再次中断。权利人向债务保证人、债务人的人或者财产代管人主张权利的，可以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关于适用民法通则的意见》第174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从提出请求时起，诉讼时效中断。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诉讼时效期间即重新起算；如调解达成协议，义务人未按协议所定期限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期限届满时重新起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被害人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犯罪嫌疑期间中断，如果公安机关决定撤销涉嫌经济犯罪案件或者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撤销案件或决定不起诉之次日起重新计算。
（二） 诉讼时效风险及防范的方法。
1. 起诉。起诉是最基本的中断诉讼时效的方式，既要选对起诉时机，又要注重诉讼效益。在实践中，为节约费用，有的银行曾探索过起诉后不交费让法院裁定撤诉的方式中断时效，现最高院已用答复的形式明确这种方法不能中断时效，只有诉状送达对方当事人才能中断诉讼时效。
2.给借款人发催收逾期贷款通知书和“会计结算对账单”。这种方式是效力较强的中断时效方式。《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规定大致为两个方面，一是债权人主观上有催贷行为；二是债务人还款或认可（基本上为书面，口头的不易认定）所负债务。这种看似具体、明确的规定在执行中显得相当不够细致。在实践工作中①银行的催收通知书五花八门，有门房签收的，有收发室签收的，有财务室签收的、有不知是债务单位上的什么人签收的，有法定代表人签收的。上述催收，不能说无效，但有的方式确实存在争议，按照诉讼时效中断的定义，“必须债务人知悉或者应当知悉才中断”去理解，比较稳妥的方法最好是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②法院以不具备上述两点为由，不承认银行与借款企业之间的《对帐单》具有中断诉讼时效效力的问题（最终高院认可）。
3.申请支付令。“支付令”是债权人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督促债权人限期还款的维权措施。只要债务人收到“支付令”后15日内未提出书面异议，即可申请强制执行。实践中，银行申请“支付令”很少，其主要原因是银行担心债务人提出异议，导致“支付令”失效，难以达到维权效果。但事实上，如能适时巧用“支付令”，可以收到事半功倍效果。①、对一些零星、分散的银行债权追收，且合同关系明确，债务人纯属赖帐的情况，可向法院申请“支付令”。这类债权金额一般不大，采用“支付令”，则最多35天就可以进入执行程序，而申请费用只需100元。②、发挥“支付令”中断诉讼实效的功能。在实践中，银行大多忽视利用“支付令”中断诉讼实效。对于逾期贷款，银行一般采取发催收通知书的形式，而一些债务人拒绝签字，在法庭上，银行难于举证，导致败诉。如果申请支付令，可以收到双重效果，如债务人不提出异议，银行可以在半年内申请强制执行。如果提出异议，该笔债务诉讼时效重新计算，为银行提起诉讼争取更充裕的时间。申请支付令既可以达到中断时效的目的，又可以节省诉讼费用。(但是，法院级别管辖的限制以及申请支付令由基层法院管辖的规定，制约了债权人对较大标的的债权，通过该方法中断诉讼时效。)
4. 扣收债务人帐户利息或本金。这种是《合同法》规定的抵销权制度，抵销又分为协议抵销和法定抵销。银行通常采用协议抵消，在合同中约定抵销条款，到期对债务人帐户资金扣收；在合同中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运用法定抵销，要注意符合法定抵销的条件并且要通知债务人，否则构成侵权。
5.公证催收。公证催收是银行要求采取的方式：一种是现场公证催收，就是债务人拒签的情况下，由公证员现场送达催收通知，使用这种催收方式应注意催收时应有债务人的人员在场，公证文书应采用《公证暂行条列》规定的文本；另一种是公证邮寄催收，主要适用于异地的债务人，同时应注意邮寄时债务人地址应写明是债务人工商登记的住所地，公证文书也要合格。关于公证送达的效力，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原因在于按照公证送达的规定，被送达单位必须有相关人员在场，因此，的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被送达单位的“相关人员”所指范围的认定模糊，哪些人员在场才能够保证公证送达的效力，并且如何认定相关人员的身份也是一个有一定难度的问题；二是银行在催收贷款过程中遇到的一个最大问题在于催收时找不到被送达人的任何人员，而且就被送达单位情况而言，采取诉讼方式又暂无任何意义（没有还款能力），此种情况，实际上是最需要采用公证送达方式的，但从目前的规定看，此情况下，视公证送达无效。2003年10月10日，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事务部发表的《银行债权的保护》（一）中，介绍了广东省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对于“认定诉讼时效中断”的意见，该法院主张催收的效力应为“主张主义”，而非到达主义。根据这种观点，广东省高院认定，债务人如下落不明，债权人公开登报催收的，视为有效（即中断诉讼时效）。尽管这种观点仅适用于广东省，但无疑是符合“诉讼时效应为保护债权人利益服务”这一趋势的。我认为，广东省的这一做法是超前、合理的。
6.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有关单位主张权利。这种方法是《关于适用民法通则的意见》174规定的，使用这种方法中断时效应注意：一是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主张权利的效力，因各地法院认定不同，有的认为有效，有的认为无效，实践中使用这种方法应关注当地法院怎样认定；二是司法解释没有界定“有关单位”的范围，使债权人主张权利无所适从。
（三） 关于超诉讼时效的补救措施。
根据法律规定，对于超诉讼时效的债权丧失了胜诉的权利，程序上已不受法律的保护，但实体上变成了债权，可以采取补救措施，重新确认时效。所以，对于已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应当采用获得催收回执、签订债务安排协议、贷款重组等方法，恢复时效，或更新债权关系，降低资产的时效风险。
1、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定对超时效补救的规定。
《民法通则》第138条：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关于适用民法通则的意见》第171条：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义务人履行义务后，又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翻悔的，不予支持。法复[1997]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达成的还款协议是否应当受法律保护问题的批复》：当事人双方就原债务达成的还款协议，属于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法释[1999]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债权人向债务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
2、法定的对超时效债权补救方式。
①．贷款重组，就原债务达成还款协议，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
《关于审理与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企业在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时，参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告通知了债权人。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完毕后，债权人就原企业资产管理人（出资人）隐瞒或者漏报的债务起诉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如债人在公告期内申报过该债权，股份合作制企业在承担民事责任后，可再向原企业资产管理人（出资人）追偿。如债权人未在公告期内申报债权，则股份合作制企业不承担民事责任，人民法院可告知债人另行起诉原企业资产管理人（出资人）。
对于出卖人或企业资产管理人未参照《公司法》第184条规定公告通知债权人，或者虽然公告但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则由出卖人或者资产管理人承担责任。这一规定依据来自2001年8月10日最高院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和改制案件中切实防止债务人逃废债务的通知》第10条规定：卖方隐瞒或遗漏原企业债务的，由卖方对此承担责任。
实践中运用该方法对原保证债务的补救，应注意在协议中有保证人明确的对原债权、债务关系重新担保的意思表示，因为法复[1997]4号文只是对主债务达成协议的解释。在债务人兼并、分立、重组时，利用债权人的优势地位，对超时效债权督促当地政府召集改制各方与债权人签订债务安排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的精神，该还款协议应受法律保护。
②.让债务人在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实践中应注意签字人应是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办理这项业务的人，其他人签字都可能导致不受法律保护。1999年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法释[1999]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该批复规定，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对于原保证人在催收通知上签字或盖章，保证人并不能因此承担保证责任，只有保证人对重新确认的债务重新承担保证责任有明确的书面意思表示，才能受法律保护。
资料：
1、林培阳，建设银行报，2003.10.10。
2、施海波，建设银行法律网站，2003.10.16。
3、元述伟，人民法院报，2003.10.5。
民间借贷起诉标准篇6
关键词民间借贷借贷主体逾期利率
作者简介：郭杰，普洱学院政法学院讲师。
一、引例
自然人民间借贷已成为法院审理的一大类纠纷，此类纠纷看似简单，但随着民间借贷的形式愈加复杂，加之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在对借贷本金举证责任的分担上，在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上，在逾期利率的计算标准上规定的不明确、不详细，导致法院在这些问题的认定上裁判标准不一致，判决结果也是差异多样，笔者试以下例说明上述问题。
二、自然人民间借贷本金确定之法律适用困境
民间借贷起诉标准篇7
[关键词]民间借贷；民刑交叉；先刑后民；民商先行
一、问题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中（2011）沈河民四初字第214号某银行与张某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值得关注。在本案中，原告某银行与被告张某某签订了一份《个人消费担保借款合同》，同时，张某某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件等证明文件办理了抵押借款手续，向该银行借得人民币8万元。张某某的行为违法，被人民法院以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而该银行因索款无果遂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张某某偿还借款本息合计10万余元。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张某某的行为已构成贷款诈骗罪，并已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法院指出，被告张某某的行为是以合同形式表现出的犯罪行为，而非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一般民事侵权，故而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调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因本案被告在刑事审判时，人民法院没有对本案被告进行追缴或者退赔，故本案不属于上述第五条规定可以另行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等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某银行的。这个案子矛盾的焦点反映了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时的法律程序和规范如何适用如何选择的问题。近年来，类似民间借贷纠纷民刑交叉案件的数量日益增多而且日渐复杂。虽然业内已有部分专家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但从总体上看，依旧存在理论落后、立法缺失等问题。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民刑交叉案件中是否应当一律选择“先刑后民”的处理原则？这一原则的理论基础为何？在司法实践中是否存在缺陷？本文拟从民间借贷纠纷出发对我国司法实践中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适用和规范选择展开研究，以期能够找到较好调处此类问题的方法模式。
二、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概念
（一）民间借贷中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内涵
民刑交叉，有学者将此定义为：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既触犯民事法律又触犯刑事法律且二者都竞相要求适用之，从而产生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交叉竞合的案件[1]。笔者认为，民刑交叉的实质是民、刑法所调整的法律事实及社会关系的竞合。法规竞合虽然仅是一种立法上的现象，但当法律事实出现并违反竞合的法规时，就会产生规范竞合的法律适用问题。民间借贷纠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从事非金融业务的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货币及国库券的行为，这是一种借款合同行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民间借贷市场逐渐活跃，随之而来的民间借贷纠纷也日渐增多。不容忽视的是，此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背后还经常笼罩着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经济犯罪的影子，这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带来了很多不稳定因素。
（二）各国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
在处理民刑交叉案件上，各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着两种调处模式：其一，以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国为代表的民刑并行模式；其二，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经归纳，笔者认为，上述两种司法调处模式的运行方式完全不同，其背后所反映的司法理念也大相径庭。1.英美法系：“民刑并行”模式民刑并行，亦称为平行式，即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完全剥离，对刑事犯罪行为的规范和惩处由刑事诉讼程序解决，相应的，对于民事赔偿问题则依靠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二者互相独立并存，并不存在任何先后顺序依附关系。实际上，英美法系国家主要采用这种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完全分离的平行模式，不允许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反映了一种纯正的平行关系。也就是说，一旦遇到民刑交叉的问题，民事问题由民事程序解决，刑事问题由刑事程序解决，由犯罪引起的民事赔偿问题则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作出处理。2.大陆法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与上述英美法系的做法不同，大陆法系面对此类民刑交叉案件，选择采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即在惩处刑事犯罪行为的同时附带地调处民事赔偿纠纷。特别的，在解决该类问题时，加设被害人自主选择权，也就是说，被害人既可以选择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亦可以选择在刑事诉讼以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从上述基本概念可以看出，民刑并行式与附带式的立法理念存在差异，价值追求各不相同，各国针对这一问题所构建的权利模式和诉讼程序也各有特色。从司法实践效果来看，可以说两者各有侧重、各有优势，民刑并行式可以较好地在同一诉讼过程中具有强势地位的公权对处于相对弱势的私权的侵占；而附带式在节约当事人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更具优势。所以说，上述两种模式本质上并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需要重点探讨的是在制度架构时对各自优劣的扬弃或保留。
三、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
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目前采取的是“先刑后民”的基本原则。“先刑后民”的内涵是，在民事诉讼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应在侦查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查清后，由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再就涉及的民事责任问题进行审理。换言之，在中国，民刑交叉的案件，在刑事部分审理以前不得对民事部分予以审理。
（一）我国“先刑后民”处理方式法律规定
从历史角度追溯，对于“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法律规定，最早起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85年8月19日下发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该通知正文明确规定对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涉嫌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应分别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均应及时予以受理。同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违法犯罪必须严肃执法的通知》。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再次强调了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的应及时移送的规定。接着，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11日了《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对存单纠纷案件中如何处理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作出了规定。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进一步阐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机制。从我国上述立法沿革来看，立法者对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最终，上述规定要求，对民刑交叉这类纠纷的调处，须根据所涉及的经济纠纷或涉嫌经济犯罪是否是基于相同的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这一标准，分别采用不同处理流程。其中，基于相同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时，需要适用刑事诉讼程序，即须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司法机关；反之，则将该纠纷独立分割开来，分别适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程序。也就是说，本文所讨论的“先刑后民”程序只有在符合前者标准时，才应当选择适用。除上述规定外，实际上“先刑后民”的原则也间接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从以上规定，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关于“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规定，大多是存在于司法解释中，甚至存在于被称为“通知”的司法文件中，其实并没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2]，这实属立法上的漏洞。
（二）“先刑后民”处理模式的价值立场
纵观我国长期以来的封建社会法制观念，民刑不分、诸法合体是一直以来都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民刑分立”是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随着清朝洋务运动和政治改良等社会变革中参照西方司法制度的产物。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着国家本位、义务本位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我国现行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也是我国法的本土化的成果之一[3]，其背后的法律文化基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在私权面前，强调公权优先在对刑事犯罪案件处理中，我国历来偏重采取刑罚手段予以调处即所谓“杀人偿命”，即使该刑事案件涉及侵害被害人民事权利，立法者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忽视。因为打击刑事犯罪是对已经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有效维护，是刑法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禁止性规范的最好诠释，是实现“杀一儆百”的必要手段。只有在处理完刑事诉讼程序后，才允许被害人就其民事权利的受损提出民事赔偿请求，被害人首先要服从国家追究犯罪的需要[4]。2.在公平面前，强调效率优先受各种客观条件或因素的限制，要想真正达到公平所需付出的代价和努力远高于看似就在眼前的效率。于是，将民事诉讼程序放置于刑事诉讼程序之后，依靠刑事诉讼程序的“便利”或“余威”一并予以解决，不仅可以节约司法成本，也可以有效降低当事人的诉讼费用，也就成为了制度设计者理所当然的一种选择。一方面，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一并解决的，这就极大地避免了公安司法机关的重复劳动，节省了司法资源；另一方面，对于当事人来说，附带民事诉讼，可以减少他们重复出庭、重复举证等活动，减轻他们的讼累。殊不知，这样的效率、这样的双赢，付出的是损害当事人民事权利、违背法律公平公正原则这个更大的代价。上述法律逻辑的背后，实际上映射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家天下观念和以少数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国家本位主义。这已经极度背离现代法治对自由平等、尊重人权、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需要从根本理念上加以转变。
（三）“先刑后民”处理模式的制度缺陷
1.理论上：“先刑后民”模式缺乏正当性及合理性第一，该模式背离了现代司法理念。“先刑后民”模式反映的是公权在私权面前的强势地位和优先等级，是国家本位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笔者认为，这样的思想并不符合现代法治社会的理念要求，因为公权和私权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也没有孰轻孰重的差异。如果一味地强调公权的重要，则必然会忽视私权的自由与平等。第二，该模式背离了刑法的谦抑性和最后性[5]。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刑法调控的范围和强度应具有有限性和适当性。刑法是社会防卫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调处一种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时，应当首先考虑采用其他法律进行规范的可能，只有在其他法律不能调整或虽能调整仍达不到预期目标时，刑法才能谨慎地介入。因此有学者得出结论：在调处民刑交叉案件时，必须考量适用刑法程序的必要性，即假使能够通过民法矫正相应的社会关系时，就不再使用刑法，只有当民法已经不能有效发挥其调整作用时，才可以考量适用刑法程序。而“先刑后民”模式完全颠倒了这个顺序。2.实践中：“先刑后民”模式导致司法不公其一，该模式容易架空民事诉讼程序。虽然“先刑后民”模式的本意想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立意良好，但在同一个案件中，民事诉讼程序对其前置的刑事诉讼程序的依附性仍是司法实践中无法回避的现状。虽然降低羁押率目前已经是司法实务中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我国目前的刑事公诉仍然“几乎是在有罪必捕的惯性轨道上进行”[6]。故此，被羁押一方当事人的民事调查权很有可能会因为人身自由的限制而得不到充分履行，而这必然会导致民事诉讼程序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或虚置。其二，该模式可能导致当事人滥用程序。如果一味倡导“先刑后民”的处理机制，那么极有可能使得部分当事人利用刑事诉讼程序制造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假象，拖延民事案件的审理，逃避民事责任，损害对方当事人利益[7]。除此之外，不可否认，该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地方保护主义和个别政法部门与人员等滥用公权力干预经济纠纷开设了空间。其三，该模式可能给被害人维权制造障碍。若采用“先刑后民”的处理机制，那么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受害人的利益将难以维护。其一，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由于缺席审判制度建设存在缺失，那么在部分犯罪嫌疑人迟迟不能归案时，受害人应得的赔偿只能先行落空；其二，正在进行的民事诉讼案件中，若发现新的犯罪事实，那么，该民事诉讼程序必须让位于刑事诉讼程序，此时被害人的民事权利将长时间受到侵害而无法得到补偿。而很多时候，被不法侵害后最开始的那段时间是被害人最需要得到经济上帮助的阶段，法律的权威也在这一次次的无能为力中不断消减。
四、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革新
立足我国现有民间借贷纠纷处理机制，参照大陆和英美法系各国对于此类案件的制度设计理念，笔者拟以民刑交叉和民间借贷纠纷的属性为出发点，从思路设计、改革路径两个角度为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提出拙见。1.思路维新：从“先刑后民”到“民商先行”民间借贷为契约自由的产物。民间借贷的最初原因仅仅是为了方便快捷地获取资金，从法律意义来讲，这是普通民众通过平等自由的个人权利扩大生产经营的权利。同时，民间借贷也能进一步助推我国经济的发展，这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发挥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此时，在司法体系的构建、完善中，若能在符合刑法规范的前提下，向社会公众让渡出一部分自由的私权，这必将有益于真正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此外，当今时代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也处在改革的关键时期，可谓风起云涌、日新月异。纵观金融业相对发达的美国、西欧等国，大多都已经建立起一整套相对完备的金融刑法，来有效规范金融领域的违法行为，其在金融司法实务中，也尽可能只采用金融刑法中所设置的民事行政手段来实现维护金融秩序和当事人权利这一本质目标。各国立法实践表明，弱化金融领域的刑事责任，强化金融领域的民事责任，是当代金融行业和金融立法发展的形势所迫[8]。与国际金融立法的重民轻刑倾向不同，我国对金融违法行为一贯采取重刑事责任的态度，使得金融民商的实体法被忽视。事实上，作为一种典型的民事活动，自然人间的借贷行为完全符合法律上的平等自由原则，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很多时候依靠民事诉讼规则程序就可以得到有效调处。笔者认为，只有在极个别影响范围特别广、涉及金额特别巨大、对社会秩序破坏特别严重的司法个案中才需要刑事诉讼程序出手规制。如果动辄以刑罚之力干涉正在形成中的金融关系，既违背了法律体系内部的逻辑规则，也没有尊重金融市场的特殊规律。由此不难看出，如果能够将“民商先行”原则在金融领域民刑交叉案件中得到有效适用，实现公权救济和私权保护的有机结合，不仅可以有效提升金融民商实体法的适用范围和频率，更为难得的是可以有效消减我国目前在金融领域所采取的重刑主义原则，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2.路径改革：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我国现行相关制度剥夺了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对于民刑交叉案件完全要依先刑事后民事的顺序进行，如果刑事审判无法进行，民事赔偿也就化为乌有。故此，绝对的“先刑后民”显然违背了“国家一切权力来自人民”这一根本立法理念。考虑司法实务的现状及私权保护的现实需要，赋予权利人诉讼选择权，是解决民刑冲突的有效途径。诉讼选择权的创设，是秉着私权保护的理念，同时增加先履行或和解的机会。实际上，刑事诉讼案件无论是立案、侦查、，还是审判或裁决，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较长时间，而民间借贷融资的周期并不会很长，如此长时间的诉讼耗费的是民间资本的经济利益。选择民事诉讼，可以针对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较快地得出裁判，并可以积极达成民事和解或者是现实的履行给付，这些举措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9]。当然，这样的选择权也不应该是完全自由、毫无限制的。首先，选择权应该规定明确的适用情形。如果刑事判决的结果是民事判决中所涉及证据的必需要件，应该“先刑后民”；反之，如果刑事方面的审理裁判必须依赖民事审判结果，则应该“民商先行”；如果在民刑判决互不依赖，而且案件比较简单，刑事和民事谁先谁后对诉讼效益等方面的影响也不是太大的情况下，当事人则应该享有完全的程序选择权。其次，选择权应该规定具体的适用程序。由于民刑交叉案件自身性质的特殊，为在制度层面防止可能出现的民刑交叉案件定性不准或相互扯皮现象，需要有一个部门对案件性质的确认拥有最终决定权。分析我国目前公检法三个部门各自职责设定上的差异，不难发现，该种最终确认权的归属只能是法院，同时考虑权力的制衡性，需要赋予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一定的异议权。
五、结论
民间借贷更多时候体现的是私法属性，法律因注重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确定私有财产权优先原则。这是对财产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实现法律意义上平等保护的重要要求，也是促进经济发展、平衡社会权利纷争的重要步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注重私有财产权保护和尊重的历史发展趋势。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构转型升级阶段，政府鼓励广大民众更加充分地利用剩余资金创新创业，民间借贷融资活动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基于这样一个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面对民间借贷纠纷中存在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我们期望能寻求一种更好的制度构建，从而实现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最优，即在“民商先行”的模式下，民刑交叉的矛盾能够得到最有效的解决，从而实现民间借贷作为国民经济发展催化剂的有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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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起诉标准篇8
“如果有银行愿意给我贷款，就算利率是已上浮利率的两倍我都可以接受。”佛山某节能设备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先生这样描述公司对资金的迫切需求。一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官员更透露，广东中小企业潜在资金需求高达2万多亿元。要么承担资金断裂的风险，要么以高成本从民间融资，成了众多资金紧缺的中小企业面临的两难抉择。一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广州一个星期内的短期民间借贷日利率已上升至千分之三，月利率则达6％，而佛山等部分周边二线城市的短期民间借贷月利率最高则上升至10％。“这是数量型紧缩调控之下，市场对资金成本的自然反应。”安邦咨询公司分析师程默表示。
贷款利率最高上浮60％
为确保中小企业贷款得到有效落实，近期银监会发文要求各商业银行在货币从紧的背景下，要确保全年的小企业贷款增幅不低于本机构今年全部贷款的平均增长速度，并鼓励银行自主确定贷款利率。银监会的发文，抑制了商业银行减少中小企业授信额度的潜在动机，但商业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能驱动，则使中小企业贷款成本随之高企。
“现在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一般会在基准利率基础上再上浮25％～60％，一般上浮30％比较正常，个别企业贷款利率甚至上浮60％，而去年基本上也就上浮10％。”广东中科智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廖劲松告诉记者。“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太多了。目前与我们合作的银行基本上要上调30％。”银汇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瑾的说法与之趋于一致。
与此同时，大企业贷款基本维持以基准利率为准，甚或下浮，或最高上浮10％～20％左右。中科智与银汇的说法得到了一银行人士的证实。一国有商业银行人士告诉记者，现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给广东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基本都要上浮20％～30％，而个别股份制甚至个别国有商业银行利率最高上浮则达6。‰权威统计数据进一步显示，广东某市小型企业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在(1.1，1.3)，即上浮10％～30％，占其所有浮动区间比重近50％，个别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则达到(1.5，2)。
“利率上调60％就等于放高利贷，而不是支持中小企业。”浦发银行广州分行公司银行中小客户部总经理王珏表示，目前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7.47％，如果加上60％的上浮，企业承担的财务成本将近12％以上。而东莞一模具制造厂商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所能承受的最高利率仅为8％～9％，显然，仅以上浮30％来计，贷款利率也近10％，超出其承受范围。他还告诉记者，尽管公司在银行享有2a的较高信用评级，在合作银行享有4000多万元的授信额度，但公司实际能贷到的总共才2000多万。“虽然银行对我们很支持，但在放贷的时候，银行并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往往没有钱贷给我们，眼看着几个利润很高的项目，也没有资金去启动。”
中山市中顺纸业集团副总裁李林则告诉记者，公司目前是中山市仅有的几家享有信用贷款的企业之一，虽然目前公司贷款的资金量仍有保证，但拿到贷款的时间相比过去却往往会有拖延，普通的中小企业贷款难度更大。而多家中小企业负责人也告诉记者，今年相比往年贷款难度更大。据悉，2D07年广东省人民币新增贷款4711.55亿元，其中一季度新增贷款1617.92亿元，而今年一季度，广东省新增贷款1372.03亿元，同比下降15％。一银行人士告诉记者，中小企业贷款占新增贷款比重不会超过15％。
一相关政府官员告诉记者，广东民营加外资中小企业上百万家，潜在资金需求高达2万多亿，而根据往年中小企业贷款余额来看，银行也仅能满足中小企业不到40％的资金需求。他还透露，目前已有中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以前是先还了马上再贷，而现在则是还了之后却不能再贷，资金链马上断裂。信贷紧缩，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会更加突出。”“现在除了地方性的商业银行，或农信社，基本都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更看重业绩。在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之后，银行可动用资金减少，商业利益的驱动必然促使银行提高现有信贷资金的收益，这对盈利能力相对较弱的中小企业必然造成很大压力。”银汇担保总经理赵瑾表示。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客户五处处长卢恩健则认为，商业银行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市场发生变化，自然启用利率杠杆，实现利润最大化。且银行施行风险定价，中小企业高风险对应高利率。但一业内人士则另有解释，该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上浮的权利已下放给支行，为完成总行给的各项业务的收益任务，有些支行会把上浮的利率算作理财收入，计人中间业务收入，以便完成该项业务任务。“自然在风险趋近的情况下，谁能给更多的上浮利率，银行贷款就给谁。”该人士进一步表示。
民间借贷月息最高达1o％
作为昔日珠三角经济腾飞支柱的家具、纺织等传统产业，在此轮信贷紧缩的情况下，则面临着比其他行业更大的融资困境。“我们每年都会对行业进行分析，从中挑取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来切入。现在我们的客户中，比如家具类的企业基本消失了，我们与中小企业局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平均规模在5000万以下的企业，行业竞争优势不大，其中就包括家具业。”浦发银行王珏告诉记者，“家具行业占用资金较大，且多为手工作坊式的，我们很难获得这个企业很准确的财务信息，但一般技术密集型的企业，不可能走这种作坊式的，信息比较透明，风险较小。”为提高担保成功率，担保公司也顺应银行的偏好，更加注重与高科技企业的合作。中科智廖劲松告诉记者，国家鼓励环保和高科技行业，银行必然会优先考虑，但利率优惠就不一定。家具或纺织等传统行业相比高科技行业获得贷款的难度大一些，因此今年中科智与家具和纺织等传统企业合作比较少，侧重与高科技行业的合作。“现在银行对企业的要求高，因此我们也更加注重与一些有品牌、科技含量及发展前景的企业合作，提高担保的成功率。”银汇总经理助理阳福华同样告诉记者。银行的挑剔与慎重，加大了家具等传统行业的贷款难度，而与这一局面相随的则是民间借贷利率借机上扬。据报道，家具木材产业集散地东莞大岭山地区的民间利率飙升，一些借贷年利率甚至已经达到了30％，但资金仍旧“奇货可居”。
一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无论是银行还是民间资本资金都很紧张，而民间借贷利率自从去年下半年便开始呈上涨趋势，深圳民间月利率一度达到6％，折合年利率72％。“广州目前一个星期内的民间借贷日利率是千分之三，借期一个月以上，月利率则在4％～6‰对这个利率水平，一般企业都没有议价能力，只能接受，而
往年月利率仅有3％。”该人士告诉记者，“佛山短期民间借贷月利率则达6％～10％，而以前则仅有5％～6％。”
“我们可能通过民间借贷来解决部分资金缺口，目前正在谈的一笔民间资本借贷利率是银行的2～3倍，这还是因为有熟人的介绍。”佛山某节能设备公司陈总告诉记者。据其介绍，公司生产的加热燃烧机比国外替代产品更环保，能耗更少，然而，尽管顺应了国家大力倡导的节能环保政策，且有显著的市场潜力，但对这样一个仅成立一年零两个月的小企业而言，银行的门槛高过屋脊，不可跨越。陈总的目光不得不转向民间资本。实际上，与该节能设备公司类似的初创期企业不在少数。初创期的“高风险”，以及银行相关融资产品的缺乏，使其游离于银行风险控制体系之外，而我国发展尚不完菩的创投、风投行业目前也更倾向于投资初具规模的企业。对于该节能设备公司等企业而言，也许最后的出路便只能是以高成本从民间融资。尽管有业内人士认为真正运作良好的企业不存在借高利贷的可能，但安邦咨询公司分析师程默则告诉记者，这是在数量型紧缩调控之下，市场对于资金成本的自然反应，南到珠三角地区、福建、长三角地区，北到内蒙古地区，民间借贷利率普遍上升，这是一种全国性的现象。
一季度担保公司业绩下滑
中小企业贷款难度及成本加大的另一佐证便是一季度担保公司业绩下滑。多家担保公司负责人均告诉记者，今年一季度公司承接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业务相比往年均有下降，有的甚至下降30％。中科智廖劲松则表示，虽然公司业务仍呈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单纯从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业务来说，影响虽然不明显但也确实有所下降。“利率上调这么高，企业承受不了。”他预计整个行业业绩有可能下降10％～20％。
“信贷紧缩，担保公司必定会受到一定影响。现在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要求更高了，对担保公司的要求也更高了，甚至可能会有选择性地中止或暂停与个别担保机构的合作。”银汇总经理赵瑾告诉记者。而据媒体报道，建设银行目前暂停了与部分担保公司的合作，待重新评估之后再行签署合作协议。
银行服务被称雷声大雨点小
“顺德好企业或大企业太多，银行不愁没客户，所以一些效益一般的中小企业，银行根本不管。无论是银行还是担保公司永远都只是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的。”佛山某节能设备公司陈总不无抱怨。
“在信贷紧缩的前提下，收缩战线，将资金集中到优质大客户上，必然成为银行一致的应对策略。”安邦咨询公司分析师程默表示。而一相关政府机构人士则告诉记者：“现在很多中小企业根本不是贷款难的问题，而是根本贷不到款。”
尽管自2003年开始，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便已经提上相关政府部门的案头，但一政府官员则告诉记者，各银行真正开始关注中小企业贷款问题则自2006年银监会小企业贷款指导意见开始。尽管目前包括外资银行在内的银行均表示，中小企业贷款业务增长迅速，但对各商业银行表现出的各种招揽中小企业客户的积极姿态，另一相关政府部门官员则直言不讳地对记者表示：“作秀的成分居多，信贷紧缩第一个死掉的就是中小企业。”“各个商业银行都在各试各法开展中小企业业务，但说实话，还是雷声大雨点小，能真沉下心来做的没几家。”浦发银行王珏也表示。“如果以我们的中小企业标准来算，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量都没有我们大。如果以国家标准来定，我们2007年对广东地区发放的企业贷款(150亿)基本都算是中小企业贷款。”而另一银行人士则告诉记者，某国有商业银行去年对广东中小企业发放贷款也才60亿左右。
王珏告诉记者，浦发银行所定位的中小企业只局限于总资产在1亿元以下的企业，比国家定义的总资产4亿元以下为中小企业的标准更加狭窄。该银行自从去年3月份正式开展广东地区中小企业贷款业务，目前广东分行的中小企业客户达3200多户。据其介绍，以浦发定义的中小企业标准来算，浦发银行对中小企业授信额占其企业贷款发放额的20％，但因进入广东时间短，2007年对广东(不包括深圳)总资产为1亿元以下的中小企业贷款发放量则仅占其广东企业发放贷款总比的5％～6％。
一政府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网点多，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绝对放贷规模上，仍处于较高的位置，但真正想做中小企业贷款业务的却是中型股份制银行以及一些农信社，但因网点少，人力资源欠缺，有些股份制银行在整个广东可能就只有一个广州分行，在二线市县没有网点，相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他们更显得有心无力。同样，自2003年全面进入中小企业贷款业务领域的国家开发银行，2007年对广东中小企业发放贷款也仅为20亿，占其广东企业发放贷款的比例不到3％。
作为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扮演着更多政策引导性的角色。卢恩健认为现在的中小企业犹如当年仅有国家开发银行首先进入的基础设施领域。“中小企业贷款也处于一个前期阶段，我们要摸索一个支持中小企业的方式。中小企业对银行资金需求量很大，相信用不了多久，中小企业客户就会成为各个商业银行争夺的资源。”卢恩健的看法颇为乐观。
一些外资银行也开始关注中小企业这一商机。汇丰银行即开始凭借其国际平台优势，打出助珠三角中小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旗帜。而另一外资银行人士也告诉记者，该行从2006年开始涉足中小企业贷款业务，目前中小企业贷款业务是其增长最快的业务。“因为网点少，所以我们的贷款也都是投放给信用度较高的中小企业。”该人士告诉记者。作为中小企业的聚集区域，珠三角企业的生存境地有着太多的方向标意义。而对于已处转型升级阵痛期的部分珠三角中小企业而言，资金的意义也许并不仅仅限于维持生存。正如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所言，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提高附加值，或实现产业转移，中小企业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然而，在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及创投、风投行业尚待完菩之时，作为中小企业资金来源的主力军――银行，对珠三角中小企业也仅有或许不到15％的倾斜度。
据统计，目前中国民营企业中99％为中小企业，正是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提供了全国75％的新增就业岗位，也创造了近50％的社会财富。但也正是这样一个群体，资本占有率则仅有百分之十几。资金紧缺成为这个企业大家族中相对的弱势群体由来已久的“症候”。有意思的是，记者走访的一些拟上市中小企业负责人则告诉记者，很多银行主动上门询问公司是否有贷款需求，这其中也包括一些高门槛的外资银行。这些企业的共性便是位处地方甚至全国细分行业龙头，发展前景良好，融资渠道多样。
相对应的则是，众多融资渠道单一的中小企业则愿以远高于市场利率的价格贷款，却依然求之不得。可见，无论信贷宽裕或紧缩，唯一不变的便是银行“锦上添花”式的资金扎堆效应，缺资金的依然只是那些发展相对弱势的绝大部分中小企业。但也正是这绝大部分企业，在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及劳动力成本增加等一系列不利因素叠加呈现时，面临着更为强烈的转型升级需求，而资金紧缺及融资成本高企，也许便是压断其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
民间借贷起诉标准篇9
甲方(借款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贷款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甲乙双方就下列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签订本合同。
一、乙方贷给甲方人民币(大写)_____________________，于_____________________前交付甲方。
二、贷款利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借款期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还款日期和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违约责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本合同自_____________________生效。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签字、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签字、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同签订日期______________合同签订日期______________
个人借贷担保标准合同（二）
贷款方：××
借款方：××
一、借款用途
张××要从事个体经营，急需一笔资金。
二、借款金额
借款方向贷款方借款人民币**万元。
三、借款利息
自支用贷款之日起，按实际支用数计算利息，并计算复利。在合同规定的借款期内，年利为7%。借款方如果不按期归还款，逾期部分加收利率0.5%。
四、借款期限
借款方保证从**年*月起至**年*月止,按本合同规定的利息偿还借款。贷款逾期不还的部分,贷款方有权限期追回贷款。
五、条款变更
因国家变更利率，需要变更合同条款时，(yjbys)由双方签订变更合同的文件，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六、权利义务
贷款方有权监督贷款的使用情况，了解借款方的偿债能力等情况。借款方应如实提供有关的资料。借款方如不按合同规定使用贷款，贷款方有权收回部分贷款，并对违约部分参照银行规定加收罚息。贷款方提前还款的，应按规定减收利息。
七、保证条款
(一)借款方用自有房屋6间做抵押，到期不能归还贷款方的贷款，贷款方有权处理抵押品。借款方到期如数归还贷款的，抵押权消灭。
(二)借款方必须按照借款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借款，不得挪作他用，不得用借款进行违法活动。
(三)借款方必须按合同规定的期限还本付息。
(四)借款方有义务接受贷款方的检查、监督贷款的使用情况，了解借款方的计划执行、经营管理、财务活动、物资库存等情况。
(五)需要有保证人担保时，保证人履行连带责任后，有向借款方追偿的权利，借款方有义务对保证人进行偿还。
八、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友好协商解决，也可由第三人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可由任意一方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九、本合同未做约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合同一式2份，双方各执1份。
贷款人：__________________
借款人：__________________
合同签订日期______________
个人借贷担保标准合同（三）
立合同人: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简称甲方)、________________(以下简称乙方)，双方兹因借款事宜，订立本件契约，条款如下：
一、甲方愿贷与乙方人民币__________元整，于订立本约之同时，由甲方给付乙方，不另立据。
二、借贷期限为_____年，自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至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止。
三、利息每万元月息________元，乙应于每月____日给付甲方，不得拖欠。
四、届期未能返还，乙方除照付利息外，并按利率一倍加计的违约金给付甲方。
五、本契约书的债权，甲方可自由让与他人，乙方不得异议。
六、乙方应觅保证人一名，确保本契约的履行。而愿与乙方负连带返还本利的责任，并抛弃先诉抗辩权。
甲方：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_
民间借贷起诉标准篇10
那么，对高利贷行为到底该如何定性？怎样处理才能真正与其社会危害性相适应？在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并日臻完善的今天，给社会危害极大的高利贷定罪量刑，正当其时！
2010年4月13日上午，上海宝山警方对7名放“高利贷”团伙成员（包括放贷人员和暴力催收团伙）实施统一集中抓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专案组就成功侦破该起对区域金融秩序危害大、影响恶劣的高利贷犯罪案件。
但是，高高举起的法槌，在一年多时间里，仍难以重重落下。许多人都在翘首以盼，等待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想看看法律是怎样制服“高利贷”这头猛兽的。
这次判决的示范效应不言而喻。
那么，这究竟是一起怎样的案子呢？
借高利贷坠入无底洞
喷红漆、堵锁芯、贴大字报，文件和资料扔得满地都是……
接连数月，郑厂长的家里和办公室一片狼藉。郑厂长和他的同事们都是在辱骂与威胁声中度过的，生产经营受影响，家人身心备遭折磨……
事情源于4年前的一次借贷。当时，郑厂长所在的上海某机械厂因扩大再生产翻建楼房亟需资金，遂向银行贷款，因以前的贷款未还清，所以未能获批新的款项。正在手足无措之际，在网上看到一则“短期借款”的广告，郑厂长连忙按图索骥，与借款人应某等接上了头，双方很快谈妥了借款事宜：借款300万元，月息10%，期限1个月。
利息奇高，是银行的几十倍，还要房产证和空白支票作抵押。郑厂长咬咬牙，在借款单上签了名。他有他的小算盘――用这笔款子还了银行贷款，就可以获批新贷款。但“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借了这笔高利贷，他从此掉进了深不可测的无底洞。当他还清旧款后，恰逢“银根收紧”，未能如愿贷出新资金，万不得已，于是再向应某借高利贷100万元。
这下，厂子惨了，借款无力偿还，高息却如影随形“驴打滚”，日长夜大，至2010年年初，300万元高利贷的本息已骤涨至922万元。债主应某雇佣专业讨债人员多次到他厂里、家里，用尽各种手段逼债。郑厂长还不了债，应某一纸诉状将其告至法院。借款地明明在上海宝山区，狡诈的应某却以郑厂长的户籍地不在宝山区为名，把诉状递到了其他地区的法院。由于应某牟取高息的手段极其隐蔽，郑厂长无法出示高息证据，最终，应某打赢了官司，郑厂长所在工厂被强制执行还款400万元。同时，一幢刚刚竣工的高楼也被法院查封抵债，企业经营举步维艰……
2010年3月，走投无路的郑厂长向上海宝山区警方报了案。
警方以“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
从表面上看，此案看似一起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宝山警方却从中觉察到此类案件与民生休戚相关，处置不好会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不能简单将其归入“经济纠纷”而一推了之。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程一平、宝山分局局长杨杰多次听取有关此案情况汇报后，决定由宝山经侦支队和经侦总队一支队联合组建专案组，对该案以“非法经营案”立案侦查。
此案的侦查有三大难点：案件定性，无先例可循。当前，我国法律并未对高利贷活动属民法调整还是刑法调整做出明确界定，在实践中，高利贷活动究竟属于民间借贷，还是非法经营银行金融业务行为，认识也不统一。该案之前，上海市尚无采用刑事手段打击高利贷活动的先例。同时，报案时，双方借贷关系已经由法院民事审判并执行，对应某、虞某等人发放高利贷的行为能否通过刑法进行制裁存在疑问。
案发时间久，取证难。报案时，案发已有近4年时间，且犯罪嫌疑人应某、虞某作案时采取签订格式借条的方式（书面约定符合法律规定的利息、口头约定高息，放款时先将利息扣除），掩盖高息放贷的证据。同时，两人已经在2006年年底停止发放高利贷的经营行为，近几年主要侧重于将前期未收回的高利贷借款通过法院诉讼执行、暴力催收等方式逐步收回。因此，相关犯罪证据由于时间久、作案隐蔽等原因，获取难度较大。
举报系个案，缺乏佐证。金融监管部门认定非法从事金融业务时，要求“经常性向不特定的单位和个人出借资金，出借款项笔数多、累计金额大”等要素，本案受理初期，仅郑厂长一人报案……
专案组决定从准确甄别案件性质着手。在详细分析了报案人反映的情况后认为，虽然报案人与举报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法院已经民事审判并执行，但应某、虞某等人发放贷款的行为有别于一般的民事借贷行为。他们分工明确，发放贷款时，有出资人和中介人，且在高利贷发放前期对借贷人的资质进行了考察，并要求提供抵押担保；贷款到期后，又有专业讨债人员对贷款人进行暴力威胁催讨。专案组判断，该组织可能是专业从事高利贷活动的团伙。为了摸清该团伙的涉案规模，专案组跑遍了上海市所有的区县法院、公证处、房产交易中心等。查询发现，从2005年至2007年的短短3年中，全市法院涉及虞某和应某作为原告的诉讼案件竟有18起。在这18起民事诉讼中，应某和虞某都是以个人出借的资金无法收回为由，将对方告上法庭，且他们还与多套房屋的他项权利登记有关。而每次诉讼标的少则十几万，多则上千万，累计总额近2000万元。
如果是正常的民间借贷，怎么会有如此大量的债务需要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进行收回呢？这一异常情况更加引起了侦查员的怀疑。侦查员在走访了18起案件所有的当事人后，发现他们借款的利息低的月息7%，高的达到15%，借款期限一般都在1到3个月间不等。且借贷方一旦在规定期限内无法还款的，利息的计算方法还将做出调整，规定期限内的本金加利息，均被算进新利息的本金里。
调查表明，这伙犯罪嫌疑人用俗称“砍头息”的方法，把高息隐匿起来，即借款时先把双方约定的利息从本金中扣除。借款人如果借10万元，利息是1万元，实际到手的借款往往只有9万元。经初步查询被举报人相关账户后发现，2006年前后，其银行账户资金往来频繁，存在“经常、连续、多次”放贷的可能，有非法经营贷款业务的重大嫌疑，且其暴力催讨的行径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
紧接着，专案组进行全面搜集证据，勾勒还原案情。
串并案件，搜集该团伙向公众放款的有关证据，如“房产抵押”、“公证借条”、“民事诉讼催讨借款”等，开展案件串并工作，通过法院、公证处、房地产交易中心、公证人、债权人或他项权利人等，全面查证法院已决、未决，公证借条，以及抵押房产信息。
资金追踪，锁定高利放贷证据：专案组对应某、虞某使用的所有银行账户进行查证，彻底查清全部资金流向和资金发生总额，通过资金的总发生量，来证明应、虞等人发放高利贷的总量，也为犯罪嫌疑人到案后驳斥其非高利放贷的辩解，打下了坚实基础。
专案组最后查明：自2004年9月至2006年11月间，应某、虞某等人共向20名不特定公众发放贷款，并通过掮客中介要求借款人提供房屋抵押、签订“格式借条”等手段，以6%至23%的月息（年利率为72%至276%），在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没有合法经营金融业务资格的情况下，擅自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累计向20名社会不特定公众发放“贷款”1990万余元。在“贷款”到期、借贷人无力偿还时，他们就以暴力威胁等手段逼迫借款人还本付息。
开上海追究高利贷者刑责的先河
专案组运用近年来基础业务建设工作成果，准确掌握了高利贷犯罪组织所有人员的信息和组织分工及所处的方位……
2010年4月13日上午，警方对7名团伙成员（包括放贷人员和暴力催收团伙）实施统一集中抓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专案组就成功侦破这起对区域金融秩序危害大、影响恶劣的高利贷犯罪案件。
之后，专案组加强对被害人的取证等相关工作，有力证明了犯罪嫌疑人采取“高利贷”方式，非法经营金融业务的犯罪行为，形成了“证据链”，然后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特定经济活动，如非法发放贷款、资金拆借、金融租赁、融资担保等属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以“非法经营罪”办理此案。高利贷的实质就是放贷者充当银行的角色，经营银行所从事的借贷业务，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发放贷款，是一种未经银行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非法金融业务。宝山警方此举得到了检、法机关的认可，案件迅速进入审查阶段。
团伙头目应某到案之初，拒不承认发放“高利贷”的行为。后来，面对警方调查所获的铁证，只得从实供认了自己从国外以月息3%左右的价格“吸金”，然后再由其团伙成员放贷，赚取利息差价的犯罪事实。5名暴力催收团伙成员，也被以“非法经营罪”的共犯一并移送至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