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分论点篇1
界定与对比、比较结合，使概念更加清晰。什么是“传统”，如果光靠概念来解释，那必定是越说越玄乎。作者则从人们在实践中懂得的真理人手，连用两个“不是……而是”从正反两个方面作对比，阐述“过去”的重要，从时间的维度看“过去”，分析了它“形成”的过程，已经起的、正在起的和必将继续起的作用。将“过去”这个带有口语色彩的词学理化，给“传统”一词进行概念界定，认为“过去”主要指的是“传统”，即从时间角度看是指消逝了的时间，而从其所留下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积累来看是传统。这样的界定，一下就把“传统”这个学术词语，拉近到生活，拉进了人们已有的认知领域，为下面理解“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奠定了坚实的认知基础。在界定“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这两个概念时，也用了这样的方法：“传统文化的全称大概是传统的文化，落脚在文化，对应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谓。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文化传统的全称大概是文化的传统，落脚在传统。”“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不同，它不具有形的实体，不可抚摸，仿佛无所在；但它却无所不在，既在一切传统文化之中，也在一切现实文化之中，而且还在你我的灵魂之中。”“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作者就是这样在时间和内容特性等方面对概念进行界定的，界定时的这种对比和比较，将两个看似玄乎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界定得清晰可见，让人一目了然。谈到文化传统的形成的时候，作者先从理论上提出“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共同的意识和无意识’’，接着从反面分析不能形成共同民族心理的现象，然后再从正面分析“唯有那些为这一民族生活所孕育、所熟悉、所崇尚的心理，……成为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力量。……文化传统于是乎形成”。在谈到“传统”的利弊时，作者用了这样一组比较：“传统不是可以逐气温而穿脱的外衣，甚至都不是可以因发育而定期蜕除的角质表皮。传统是内在物，是人体本身；精确点说，是人群共同体的品格和精神。”这里先用两个“不是”进行否定，然后连用两个“是”进行正面阐述，把“传统”的本质解释得清楚明白。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的论述能力，这样高深的学术概念，在作者娴熟的驾驭下，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诠释与比喻联用，让理论阐述更为形象。作为普通读者，我们对于学术概念的理解是十分缺乏的或者相当肤浅的，这就对学术论文的作者提出了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如何把深刻的理论形象化、浅显化、通俗化。《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巧妙地将诠释与比喻联用，让理论形象，说理透彻。比如，为了说明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密不可分”的关系，作者先从理论上诠释“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琢磨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接着用了形象的比喻进行类比“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并不一样，两者差别之大，几乎可以跟蜜蜂和蜂蜜的差别媲美”，将“蜜蜂”和“蜂蜜”比作“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形象贴切，同时又让人们一下子明白它们的差别所在：“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所用的词虽然是相同的，表面上看是语序不同，实则看内涵更不相同，正像蜜蜂和蜂蜜一样。又如，在论述如何看待文化传统和文化传统的“财富与包袱”部分中，作者把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双重性比作为“财富”和“包袱”：从“财富”一面来看，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是泽被后世的有益成分；从“包袱”一面来看，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又是一种惰性的力量。紧接着，作者又以“时装”和“文物”为喻，批判了两种人的错误认识：“一种人以为传统像服装，并认为服装以入时为美，而去追求时髦，日日新，又日新。这时，具有惰性的传统，只会被斥为阻碍趋时的包袱。另一种人以为传统像文物，文物唯古是尚，应该保护其斑剥陆离，切忌来刮垢磨光。这时，传统所不幸具有的惰性，倒又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财富。”这样深入浅出的论述，不仅把原本深奥的不易让人接受的理论表现得生动形象，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用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去思考这样的学术问题。
思辨方式的运用，使论述更为严谨。议论的力度从某种角度看，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思辨性。思辨让议论处于无法攻击、不可辩驳的位置；思辨也让议论站到了令人仰视的思维高度。思辨一般表现为在广度与深度、正向与逆向等多维度的思考上。文章关于“什么是传统”有这样论述的：“过去主要指的是传统，即那个在已往的历史中形成的、铸造了过去、诞生了现在、孕育着未来的民族精神及其表现。”这是从时间、内容等维度进行阐述，而“一个民族的传统无疑与其文化密不可分。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琢磨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这是从对立统一的维度进行阐述的。以上两个维度的表述使“传统”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表述得更为周密、严谨。
这种对立统一的思辨，在文中随处可见。如对于“文化传统”的表述：“凡是存在过的，都曾经是合理的。凡是存在过的，都有其影响；问题在于影响的大小。”这个“曾经”“问题在于”就是思辨所在，避免了判断的漏洞，同时也增强了论断的力度。再看对于“文化传统”的有关表述：“文化传统‘不可抚摸，仿佛无所在’，但它却无所不在”“一般说来，文化传统是一种惰性力量”。“当然这并非说文化传统是不变的”“当然这也并非说文化传统不会接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以变化自己的内容”。通过反反复复的漏洞填补，留有余地，让自己的观点处于无懈可击的位置。在“财富与包袱”一节中，这种对立与统一更是显现出其论辩的智慧与力量：“既是财富，又是包袱。……运用它而不被其吞没，防止它而不拒之千里”“传统的确是财富，但财富不在它的惰性；传统也的确是包袱，但包袱也不因它非时装”。这拿捏有度的智慧正是文章思辨论证的严密所在，也使文章闪耀理性的光芒。
长句与整句联用，严密与雄辩共生。作为学术论文，也并不排斥趣味性和可读性，但必须在保持其学术研究严肃性的前提之下追求文采。《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不仅在论证时运用了比喻、类比、对比等手法深入浅出，使论证更加形象易懂，而且还十分注意语言的运用，尤其是句式的选用与变化，达到严密与雄辩共生的效果。首先是长句或长短语的运用，让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表达得更为丰富。比如，对于“传统”的表述，作者用了一个长长的偏正短语“那个在已往的历史中形成的、铸造了过去、诞生了现在、孕育着未来的民族精神及其表现”，不仅把民族精神放在时间的维度之中去审视，而且在内涵上揭示出这种传统的民族精神及其表现的实质和作用。内容丰富，判断严谨。再如，在论述文化传统也会因受外部影响而变化的观点时运用一个并列带顶针的长复句，“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只要存在，便可能有接触；只要有接触，便有交流；只要有交流，便有变化”。以叠加与渐进的方式把传统文化可能存在的流变过程表达得十分到位。其次，许多气势磅礴的排比句的使用，使文章所要阐述的理由，从不同的侧面与深度表达得淋漓尽致，势不可挡，产生气势恢宏的论证力量。请看：“它们或者与时俱进，演化出新的内容与形式；或者抱残守缺，化为明日黄花；也有的播迁他邦，重振雄风；也有的昙花一现，未老而先亡。”一气呵成，将传统文化在历史过程中的各种走向与结局罗列得一清二楚。再看：“它范围着人们的思维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终极关怀。”一系列的近义动词所构成的排比句，增强了语言的气势，从不同方式、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等维度充分论证了文化传统的惰性力量。这样的气势，非一般散句能达到。
议论，有时需要严肃的面孔，有时也需要轻松幽默的表情，庞朴的《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用他的论证方式告诉我们：严谨与形象是可以有机统一的。
写作借鉴
关系型议论文的观点与表述
如何将一组相关概念的关系弄清楚？如何辩证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如何让自己的论证无懈可击？《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
一、标题、观点借鉴。关系型议论文的标题可以直接用两个概念来命名：“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财富与包袱”“感情亲疏与认知正误”“捧与挖”“平凡与平庸”“得与失”“逆境与顺境”“自信？自满？自负”。也可以用陈述的方式表明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在标题中直接亮出自己的观点：“名师出高徒”“先成人，后成才”“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在继承中创新”。虽然标题的呈现方式不同，但写作之前必须弄清楚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在比较中求同存异，或寻找本质联系，或采取区别对待。而在区别概念表达观点的过程中，一种很重要的论证方法就是在比较中作对比论证。
传统文化的分论点篇2
（一）以学习先进为最大价值取向的激进态度所造成的文化困境
在上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教育学者的态度都相当激进，他们主张对外学习，并对先进教育理论予以了高度肯定。然而，在他们充满热情地学习国外教育理论时，却陷入了文化困境。作为文化的产物，中国教育学者的文化属性必然带有中华文化的特色。也就是说，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是中华文化的“所有者”，特别是近代早期学者，其文化属性更带有明显的国学色彩。带着这种浓厚的国学色彩去学习西方教育理论和模式，难免会对西方文化教育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产生偏差，面对这一困境，只能摒弃传统，以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去进行研究与学习，久而久之，就渐渐被西方文化“殖民”了［1］。对于广大中国教育学者而言，这种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歧出”对其研究和学习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影响，具体表现在：首先，它分割了中国教育学者的日常生活与学术生活。关于这一现象，台湾著名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曾说过：“我们以西方的模式从事研究工作，以中国的生活模式生活。”其次，它容易使国人过分崇拜西方教育理论。由于西方教育理论具有情境性和临时性的特点，中国人一旦走出研究工作的“象牙塔”之后，就会失去生活的方向，甚至迷失自我，但是他们坚持向先进教育理论学习的精神又迫使他们陷入了以理论指导实践的困境，这大大弱化了实践对理论的约束力。面对这种情形，自然会出现过分崇拜某种理论的现象。再次，它将教育理论的创新精神扼杀在了摇篮中，导致中国教育研究极其缺乏原创精神。
（二）以注重继承传统为价值取向的发展态度所造成的文化困境
当中国教育学者穷尽自己的力量去承接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或开始对传统文化特色予以高度重视时，尽管其价值取向是正面的，但实践起来却困难重重。首先，如果他们不解决“破旧立新”的问题，就算多么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无济于事的。换言之，当代的中国教育学者一方面要有所突破，另一方面又不能因创新影响传统的继承。但是，我国教育理论本身就沿用了西方模式的大环境下，他们该如何厘清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理论、传统教育之间的关系？当中国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与先进教育理论发生碰撞时，我们会发现，这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所看见的东西均未超出“胚胎”、“萌芽”、“历史”的范畴。这难免会使广大中国教育者陷入理论困境中。由于无法在传统中找到可以与先进教育理论相抗衡的东西，教育学者们便只能徘徊于西方教育理论的框架中，同时也使得中国教育者即便是尽了最大努力去发展本土教育理念，但触碰到西方教育理论，却又被打回了原形［2］。其次，由历史原因引发的困境。受中国教育学者自身价值观的影响，他们在研究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会因为教育理论中国化价值取向发生变化而陷入困境。他们熟知近现代教育理论的一切内容，而且可以轻松地阅读各种外文文献。在他们眼中，古文比英文更为复杂、陌生。目前，除了专门从事古文研究的学者之外，我国很多教育学者都不太了解古文，这已成为了我国教育学界的普遍现象。这种困境阻碍了他们传承传统文化的脚步，也切断了他们与古代文化典籍的联系。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研究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的效果。
二、后现代教育理论下中国化文化的出路
（一）改变先进和传统二元对立的思想观念
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强烈的排斥感。现代社会的发展轨迹表明，西方文化并非“先进”的代名词，现代化也并非西化。换言之，落后并非是“传统”的代名词。实际上，我们根本不应该用“好”、“坏”二字来形容传统，只是因为人们看待传统的观点不同，因此才会产生好与坏的看法。如果简单地把西化视为现代化，将先进文化视为西方文化的话，那么异质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就是坏的、落后的。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化中的“礼”，就被视为一种落后的表现，因为它是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礼教。尽管我们早就摆脱了传统礼仪的枷锁，但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学校中、街道上、公共场合里，依然可以看到各种丑态百出、缺乏教养的行为。尽管在当代社会已经见不到“三跪九叩”这样的大礼，但见到长辈鞠躬、行礼也未尝不可。在教育领域中，已失去了用于划分传统与先进的界线，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特地对教育的范畴进行了划分，将其分为了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严格来说，这种划分方式就是人们排斥落后，追求先进的一种表现，再进一步说，这种划分方式无疑是想让大家认同现代教育的先进性与传统教育的落后性。就教育而言，在不考虑社会因素的情况下，这种区分是很难明确的。就算可以根据时间区分这两种范畴，也无法明确教育观念的归属。如果再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尝试将教育分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归根结底就是一种思维方式不成熟的表现。要知道，无论哪一个时代都在努力的寻求“教育是什么”的答案，如果早已对自己时代和社会的教育实质了然于胸，又何必将教育分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教育理论和实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既充满了时代性，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传承性。人们只有通过解释和补充上一代的教育观念，才能得到符合当下时代特征的新观念，如果没有上一个时代的教育精神作为支撑的话，这种解释与补充是无法实现的［3］。就拿教育组织形式来说，当今教育的基本组织形式乃班级授课制，这种组织形式是在个别教学形式上发展起来的。但是班级授课制却始终未得到现代教育史上几次大规模教育组织形式改革的认可。与传统教育相比，尽管现代教育中的个别教学在性质和复杂程度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就个别教学来说，现代和传统是高度统一的。在历届教育改革中，人们用于取代班级授课制的教学组织形式就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二）以中西文化交流为基础
西方教育理论中国化作为后现代教育理论中国化的代表，是以中西方文化交流为支撑的，我们要用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去对待和接受西方文化，同时又要自觉地抵制其不良文化的侵蚀。一方面，在对后现代教育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进行接受和理解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全面地把握西方文化的历史结构与逻辑习惯，这样才能尽可能地避免后现代教育理论在中国变成一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另一方面，倘若我们仅一味地接受外国教育理论的模式，而不用本民族的特性对其进行创新的话，就会影响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导致中华民族文化出现断层的现象。所以，我们应该敞开心扉地去接受和传承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拒绝、排斥。与国外教育学相比，我国教育学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加之中国学者在探索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常将教育传统视为一种“落后”的东西，因而难免会对外来教育表现出崇拜之情。要知道，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教育传统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如果没有丰富的经验，就无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鉴于此，当务之急就是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传统是必需的，我们不能因为其是“过去式”就不假思索地舍弃，而要是看到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4］。所以，在外国教育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应该公平地对待中西方文化，而且要努力为中、西方文化搭建沟通与交流的桥梁。
（三）反思性地运用
中国社会的文化环境与西方社会的文化环境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导致二者的发展现状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中国教育，都面临前代和现代的问题。正如北大教授钱理群所说：“我们是旧病未愈，又添新病。”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当代中小学学生所接受的仍然是一种奴化的教育，一方面，他们不敢说真话，也不能说自己的话。相比之下，“五四”时期主张说真话、强调个性解放的思想还是比较先进的；另一方面，当今的孩子基本都是独生子女，父母长辈的宠爱使他们养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思想，同时优越的生活条件使之越来越物质。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教育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又遭遇了新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以一种反思的态度来引入和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5］。毫无疑问，后现代教育理论中的一些主张的确起到了推动中国教育发展的作用，当然也不乏一些不符合中国教育现状的论断，甚至还有一些模棱两可的观点与主张。有些学者表示，引入后现代教育理论的目的是补充、完善现代教育，而非否定现代教育，所以现代教育理论永远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我们应该树立一种有限理性的教育观，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要不余遗力地挖掘非理性的潜力，另一方面又要大胆地承认理性精神的启蒙作用；我们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去发展教育，树立与人类发展规律相一致的教育观，一切以人为出发点，同时要正视人类对生态、环境与资源造成的破坏，反对过分夸大人的作用；与此同时，在批判和反思人类命运和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也要保持积极健康的心态；我们还应该树立诗意理性的教育观，既要鼓励浪漫、诗意的教育理念，又不能有失分寸，显得过于主观，这样才能赋予教育观一定的张力和弹性；我们要根据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树立以科学精神为主导的教育观，还要本着人文关怀的态度去弱化科学的技术性与工具性［6］。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在不放弃现代教育主张的前提下，科学地、理性地引入和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学会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中的优秀观点去对现代教育进行补充与完善，甚至创新现代教育，最终使现代教育变成一个先进的、多元化的教育理论。
（四）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
中国自古以来有着“和而不同”的传统思想，每种文化之间虽然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但是这些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具有“和”性的。所以，在后现代教育理论发展基础上，我们应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发展，简言之，这是一种多种文化中间从“不同”达到特定意义上的“同”的过程。这里的“同”并非意味着要同化中国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或是在这些文化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位置，更不是取代这些文化，而是要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集，并以此为依据，准确把握文化的多样性，并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并不意味着否定本国传统教育文化，或是抬高西方教育文化，而是要建立一个被所有人认可的教育世界。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为中西双方教育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最终体现出“和而不同”中“和”的内涵。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有利于拓宽中国教育发展的眼界，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并且还能够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三、结束语
传统文化的分论点篇3
作者简介：涂建华，湖南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7-217-03
近年来的民间传统文化潮，有利于弘扬优秀文化，培养人文精神、提振国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士气、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神疾病观比是传统文化宣教中泥沙俱下的体现。十八大向全党提出了“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任务，针对传统文化宣教中的错误疾病观和其他有神论观点，无神论应该有所行动。
一、一个有神疾病观的案例
张悟本的荒谬养生被取缔，李一的神功不再，但潜行于传统文化宣教中的有神论养生观、疾病观、生死观、灾难观却随处可见，如刘有生“性理致病”观。
刘有生，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克山县农民，1939年生，小学文化。自称十二岁的时候疾病缠身：肝硬化、心脏病、肺结核、肾炎、高血压，一病十二年。二十五岁的时候遇到一个老人。老人送了一本王凤仪《笃行录》。
王凤仪（1864-1937），热河朝阳人。农民，“幼为人牧，长为人佣，喜闻善书”，自学成材而“明性天大道”，倡导女子义学，发明“性理疗病”，有《化性谈》等语录流传民间。
王凤仪和刘有生的话语糅合三教九流，宣扬“性理致病”的观点。王凤仪倡教育、治病患，被成为“善人”。刘有生阅读《笃行录》开悟。他想：“百善孝为先”呐。善人要尽孝道，我没有，而且脾气大，不听父母的话，所以才导致身患重病。他说，当读到对待父母这段时，痛哭流涕。我对不起父母啊！这时我的五脏六腑上下好像动了。当我想到对不起老人时，肚子一响，开始往外吐，那真是翻肠倒肚，连着吐了七个半晚上，后来病渐渐都没了。1982年，刘有生开始用这门学问治病。1994年，开办“性理疗病矫治所”。再后来，就到全国各地讲病。
2013年5月17-30日武汉举办的弘文尚德公益大讲坛，不少“大师”在传统道德的面子下抛售宗教、迷信和伪科学的里子。论坛结束时大师们站在会堂出口送光盘。在我获得的光盘里，有陈大惠《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张华《一个癌症患者的反省》，也有刘有生主讲的“家庭伦理道德与疾病的关系”。
二、有神疾病观的荒谬
综观刘有生善“家庭伦理道德与疾病的关系”，结合陈大惠《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张华《一个癌症患者的反省》，可以看出有神疾病观的错误与荒谬。
第一，利用宗教、迷信、伪科学和虚假数字行善，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听众和信众的拥趸，是刘有生能够畅行无阻的根本原因。2009年6月27日，深圳宣讲传统文化某会堂，听众以中老年人、妇女为主，有少数佛教徒。2013年5月17武汉弘文尚德公益大讲坛，听众构成与深圳相似。这是科学文化层次相对较低的群体，讲者打着传统道德招牌抛出的各种言论，易被他们照单全收，或不好意思反对，或者无法分辨。刘有生行善，乃是采用了错误的材料，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其方法都是错误的。“病由心生”的观点，确实是一个中华传统文化，但它是中华文化中的糟粕。今天，科学的疾病观早已深入人心并造福人类，刘有生等没有机会深刻领会以科学为代表的先进文化，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都只能是一派胡言。
第二，利用宗教、迷信、伪科学和虚假数字推销的疾病观点，缺乏起码的诚信。信即真实，是起码的道德准则。不信而宣扬道德，必定虚假，是不道德的。说刘有生利用宗教和迷信讲病，无须另拿证据。他的所有录音录象都是证据。他自己也不讳言他的宗教思想，言必称佛教儒教道教。虽因文化水平低，无法深刻阐述教义。在这一点上，陈大惠就强多了。传媒已经有人把陈大惠与净空法师做比较了。刘有生和他的宗师王凤仪文化水平都低，当然更重要的是没有专门学佛，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比较乱，是老实人的德行、农民的朴实、信徒的愚昧和偏执者胡思乱想的集合体。刘有生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心肝肺脾肾五脏、恨怨恼怒烦五情一一对应来说病，俨然讲究因果逻辑；以实例说明观点，俨然知道科学实证；善于使用数字说明问题，俨然追求严密论证。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他的所谓对应，完全是唯心的臆造；他的所谓实例，仅仅是情节上的真实――确实有那样一些人被他折腾、有那样一些事被他经历了，而在理性上，则漏洞百出――比如患胃病者经过他的开导认识了错误，结果吐出了肉丝、好了。这样的故事如果也不虚假，那就只能是那些造福于我们的常识出错了。而常识之所以是常识，是因为他是正确的。由此，我们只能委屈刘善人的实例，他们太不可信了。科学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可双盲验证可重现，刘有生的“性理疗病”却无法做到。刘有生讲病喜欢用数字，但那些数字很不可信。他说，“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上，母怀胎那天开始说，一到忌奶那天算，每一个人都得吸我们母亲的血1407斤。”我利用可能的手段检索这个数字的来源，结果除了刘有生，没有别的来源。即使是这个数字是通过某种假设计算出来的，其中的血是指血液和乳汁等，那么，“每一个人都得吸我们母亲的血1407斤”还是一个错误的表述。他违反了最基本的个体差异性问题。
第三，以弘扬道德之名贬斥和侮辱患者，行大不善。刘有生说：“肺病（阴金性人），是恼人得来的。什么叫恼？嫉妒人、记仇，什么事他都记在心里。气喘、咳嗽、吐血，肺炎、肺结核。子女如果不孝双亲，最容易得肺病。晚辈和父母生气也会伤肺。我们到医院去看看那些病人，唉！这些人太可怜了！”刘有生说这些人可怜，是嘲他们咎由自取、责他们何必当初。病人是弱势者，经刘有生斥责，在身体负病的同时，又加道德负罪。刘有生在广西中医学院讲病时有个例子。他说：他见过一个五岁的小孩得了肝癌，“左边的肝上有玻璃球大的肿瘤，右边肝上有米粒那么大的一层，孩子现在已经不能起床了。”孩子的母亲找刘有生，刘以他的“性理致病”理论，认为孩子的病在十二岁前是妈妈带来的，问题出在妈妈身上，妈妈的问题就是跟别人生了气。陈大惠也有这样的观点，在《结石是怎样得的》中，把葛建立的孩子14年没断过药，看做是做妈妈生气上火发脾气造成的。因为你坐月子的时候生气，孩子吃的就是毒奶。刘有生给肝癌孩子的治疗方法是，“面对现实，当面跟这个人认不是，或许这孩子还有一线希望。”结果这个妈妈就去跟公公认了错。儿媳妇向公公认错是好事，但这个与小孩子疾病八竿子打不着。幸亏这个妈妈有一点这样的道德事情回忆和悔改，如果没有呢？要一个妈妈为孩子的疾病担责本身就很荒唐，如果这个妈妈真没有什么值得悔改的，岂不要让妈妈搜索枯肠而耽误治疗机会，或者不治而后要妈妈负一生的道德债！刘有生的理论来自王凤仪。王凤仪说：“什么性，就得什么病”，“怒气伤肝、头迷眼花、两臂麻木、胸膈不舒、耳鸣牙痛、偏瘫中风……恨人伤心、心热心跳、失眠癫狂、暗哑疔疮。”刘有生说：“病的种类很多。比如：有生理上来的、有心理上来的、有性理上来的、有天然上来的、有运数上来的、有因果上来的、有冤孽上来的、还有德性上来的，等等种类不一。但是总的来说，病是由什么生的呢？病是由心、由性而生。”陈大惠也是这样说的。他说：“胆结石是怎么得的？怨恨。”在武汉弘文尚德公益大讲坛上，陈大惠设了很大一个悬念：人为什么会得癌症？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以江本胜“水结晶”的伪科学结论来证明，人道德修养不好，就要得病，因为水是有情感的，而人的血液主要成分是水。人心坏了，血就坏。人性扭曲了，血扭曲了，变成了血块，变成肿瘤、变成癌症、变成石头。为了证明这个观点，陈大惠还不惜污辱他人，说陈晓旭之所以罹病不治，是因为她心术不好，在央视圈子里销酒。因为在“性理致病”者看来，酒就是毒药。陈晓旭死了，她无可辩白。但另一个癌症病人张华却在陈大惠的主持下在全国反省、忏悔，籍真人真事的演讲得出他们所需要的虚假结论：善恶有报，只有传统文化才能救人于水火。张华的演讲是真心的，也赢得了人们的掌声，她当然应该感谢传统文化使它认识了自己的过错。但这并不等于所谓陈大惠借题发挥的观点也是正确的。也许那些真诚接受教育的群众至今还不清楚，现代医术和传统文化，究竟是谁能救我们的命。科学和文化本是不同层次的命题，科学的问题归科学，文化的问题归文化，他们有交叉、有重合，但有区别。一个科学昌明的社会需要人文的关怀，但如果为了传播人文而贬低科学，或者人文越俎为科学代庖，其后果将是严重的。传统文化不是灵丹妙药，更不是普适的。如果传统文化真要靠诋毁科学、藐视其他文化来弘扬自己，那他就真的气数将尽了。
现代科学虽然没有完全攻克像癌症这样的疾病，但科学一直在努力。但像刘有生陈大惠这样的传统文化宣扬者不但没有能力用科学解释疾病、救病人于水火，反而以真理在握的高傲姿态歧视患者，给病人戴上道德的枷锁。张华听信传统文化宣传者，在四十度高烧的情况下忏悔、磕头、为父母洗脚，这是对传统文化对病人的残害。虽然张华也感谢医院和医生，但演讲的主题却是：医院救不了的人，传统文化救了。传统文化对张华的残害是持续不断的，即使是痊愈了，仍有陈大惠在说张华从此不能生育，继续在病人伤口上撒盐，俘虏张华按照他们的观点从事传统文化传播。这种对身心俱损的病人的继续鞭笞、麻醉和利用，乏善可陈！
第四，用“性理疗病”理论误病误人，形善实恶。上面提到的五岁小孩，由于他妈妈的赎罪，肝癌居然不治而愈了。由于妈妈高娟三次给公公认错，很快孩子就能起床了。十三天后孩子又蹦又跳的能玩了。刘有生说：“我就让她再去给孩子做个检查。到了海城检查，大夫就问她吃了什么药，好的这么快。又去沈阳军大医院，医生也很奇怪怎么会好的这么快。我听后也有点不踏实，因为癌症不是那么容易好的。二四年，我让她再去做检查，这一次，肝上面玻璃球大的肿瘤全部消失了。”刘有生讲病报告中，充斥着这样的例子。它的暗示和诱导是明确的：得病无需现代医术的治疗，只需他的“性理疗病”。而所谓的“性理疗病”，就是得病――找性理原因――悔过改正――痊愈的过程，所谓痊愈，或者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治而愈，或者就是昏死过去、或者大吐七天。这和我们惯常所见的巫婆术法。何其相似乃尔。
刘有生理论误病误人的实例，尚待正直的人们发现和检举。但即使没有实例，也不妨碍我们做基本的理论分析。如果患者有病不采取科学的方法救治，而是一味息怒悔过行孝，在恨怨恼怒烦五性上找原因，一旦贻误治疗的机会，就会危害病人。如果信众都这样做，就会危害社会。刘有生性理疗病就是宣扬有病不吃药，和法轮功的邪说异曲同工。专事道德教育的吕明晰也有类似观点。吕明晰宣称自己曾经有严重的胃病，后来一个高人指点，用吞唾液的办法治好了胃病，并从此不病，17年没有吃过药。刘有生更是了得，他在广西中医学院讲病时说，我二十五岁懂得了这个道理，今年六十七岁了，这四十年来，我没打过一次针，也没吃过一副药。刘有生在这里宣扬的不仅是有病不吃药，而且还暗喻自己是个道德高人。正因为德高，才长时间不用吃药。自我抬高道德地位的目的，是让听众信仰他。这种道德自诩，在理论上是道德低劣的体现，在实际上将造成更多信仰者误入歧途，贻害无穷。把传统道德放在现代医学的对立面，误导人们“性理疗病”，形式上是弘扬道德，实际上是用歪理邪说误人，不善反恶。
三、传统文化宣教呼唤无神论在位
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宗教、迷信和错误的疾病观本是水乳交融的。不管是有神论的故意搭售，还是无力剥离，都与一个事实联系着，那就是无神论的缺位。
无神论的缺位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学科局限。无神论是与有神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个因果关系显示出无神论具有天然的被动性。当有神论销售腐朽文化端倪未现，无神论的批判就无的放矢。所以，针对有神论在传统文化宣教中传教传邪传错，无神论的滞后是当然的。就学科局限而言，我们的无神论学科是在有神论泛滥的年代草创，以遏制和打击现实的有神论为主要目的，既没有深厚的学术传承，也没有足够的人才准备，更没有充分的群众基础，由此造成一个学科兴旺所必须的人财物的多方不足，造成传统文化宣教中的无神论缺位。
“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十八大提出的任务，传统文化的传承需要辩识优秀与腐朽，传统文化的传播需要科学的方法。无神论思想本身就是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传统文化宣教不能缺少无神论的内容；无神论以批判有神论为己任，针对传统文化中的有神论思想，无神论理应迅速出击；无神论思想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机组成，在传统文化宣教中，应该主动作为。
第一，要建立无神论的传统文化话语体系。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芜杂的体系。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就是它的道德体系，这个体系本身就零散存在于宗教、迷信和各种思想意识中。虽然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传统道德被主要归纳在主流意识形态――如儒家学说――之内，一旦原来的主流意识形态被新的意识形态取代，重拾传统文化就存在一个甄别归纳的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无神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石，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首要任务就是辨识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工作只有无神论能够完成。无神论要甄别传统文化，就要建立传统文化的无神论话语体系。勿须讳言，我们的传统文化，一直以来就建立在有神论话语体系里。如讲善性就讲六道轮回，讲孝道就讲因果报应，讲和谐就讲阴阳五行，讲仁爱就讲先天缘分。如何在传统文化继承中既留精又祛魅，是一个难题。在这个问题上，以弘扬孔孟思想为主线建立优秀传统文化体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孔孟思想及后来发展的儒家思想包含了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在此基础上兼收别样文化的优秀部分、拾遗补缺就比较容易。孔孟思想在主题上很少宗教、迷信，不语怪力乱神，与无神论思想基本一致。不管是以孔孟思想为纲兼收别样，还是以无神论思想为纲重拾传统文化，都必须建立无神论的传统文化话语体系，即以无神论的世界观选择、诠释、传播和发展传统文化。
第二，无神论话语下的传统文化必须宣教在位。不论是争取目前活跃的传统文化讲坛的一席之地，还是自行组建传统文化讲坛，在传统文化宣教中，无神论都要在位。无神论缺位，传统文化讲坛就会出现宗教迷信超常发展的畸形生态；无神论缺位，受众就会在受益的同时受害；无神论缺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无法健全。但是，无神论在位困难重重。这个困难是人财物全方位的。一个残酷的现实是，有神论具有义务宣教的传统，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为他们的宗教事业贡献终身，无神论缺少这样的传统；有神论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他们尤其能够选择性吸引那些有财力和社会影响力的人进入他们的体系，为他们的事业出资出力，无神论由于理性的方法论基础，没有自己的信仰经济，囊中羞涩。无神论至今没有拥有切实可行的话语渠道，没有自己的道场。我们应该以建设无神论道场为主题，确定无神论宣教路径、网罗人才、建立可靠人脉和支持体系，以实现传统文化宣教中的无神论在位。
传统文化的分论点篇4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当代大学教育最为深厚的文化背景.我国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还面临诸多问题，大学生传统文化素质亚需提高，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有待进一步挖掘。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必须与思想政治教育相适应，与历史潮流相符合，同时厘清传统文化教育与政治理论课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从广义上说，是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以中华文化为源头、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传统文化专指中华民族的精神创造，指的是具有稳定的价值追求、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的精神成果的总和。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对国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十六以来，党中央提出“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人国民教育全过程，纳人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提出“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的任务.高校是传承传统文化的主要阵地，大学生是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是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内容，是民族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关键环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
一、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必然性
《教育法》第一章总则的第七条明确规定:“教育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传承传统文化、继承传统美德、提升大学生传统文化素质成为高等院校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解决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传承民族丈化高等院校作为文化传承的主要阵地，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方面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就目前而言，中国高校的传统文化教育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传统文化在大学生中的遗失和传统文化在现代大学教育中的缺失。
1.传统文化教育边缘化
传统文化在现代大学教育中被边缘化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高校功利主义教育培养模式致使大学生漠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另一方面，高校自身对传统文化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还较为模糊，缺乏对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整合，缺乏系统化、制度化的教育机制。
在市场经济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高校越来越倾向于就业导向的教育培养模式，功利主义在教育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突出表现在:在专业课程设置上，专业课程设置市场化导向增强，而弱化传统文化课程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大学教育更注重教授学生专业知识，而忽视对人文精神的培养;在学习时间分配上，大学生除了对本专业课程的学习外，绝大多数时间用于外语、计算机的学习，忙于考取各种证明自己就业优势的“证书”，忽视了对传统人文学科的学习。
高校自身对传统文化认识不够，缺乏明确的指导也是导致传统文化教育边缘化的重要原因.正如有学者指出:“我国高校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多限于文艺活动、文艺表演、书法、艺术、乐器表演等，在这些活动上冠以传统文化之名。学生们对于传统文化及传统文化精神只能有大致的、概括的、笼统的了解。但究其深处，则对传统的了解甚少，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强调也往往表现在对其总体精神的提倡上。不少高校将传统文化教育放置于诸多学科的最边缘，甚至不将其纳人到正常教育教学之中;不少高校虽然强调传统文化的一些表现形式，但缺乏对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整合，进而形成制度化的教学机制。
2.传统文化教育附属化
传统文化教育附属化在我国高等教育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文化素质教育”的视角审视，传统文化教育附属于专业课程之下，正在沦落成学生获得学分的工具;其二，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视角审视，传统文化教育附属于政治理论课教育之中，成为纯粹服务于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资源。
自1999年起，我国部分重点高校相继成立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一大批高校将文化素质教育内容列人教学计划，进人课程体系，改变了原有的课程体系结构。高院在实施文化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也提出了诸如“通识教育”的说法，许多高校增加了人文课程在整个课程设置中的比例。然而，关键问题是这些课程仅仅作为大学生选修课来开设，许多学生只是把这些课程看作是“拿学分”的工具。对于我国大学目前开展的通识教育，一些学者已经明确指出其中的弊端。有学者在评价大学通识教育时，认为大学“不是把通识教育课程看成是本科的主要课程和基础学术训练，而是把它看成仅仅是在主课以外‘扩大’一点学生的兴趣和知识面，说到底只是在传统的‘专业主义’不变的前提下给学生加点‘小甜点”，，“如果继续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发展通识教育，我国大学发展通识教育的努力实际将只能流产，再过十年二十年，也不大可能有什么结果。”
传统文化教育成为单纯服务于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资源是传统文化教育附属化的另一集中体现。诚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中国传统文化是用之不竭的重要资源。正如有学者指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源泉……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发挥自己的优势，其关键环节在于能否对中国优秀文化精神吸收、弘扬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这种观点带有普遍性，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然而，该观点最大的不足在于将传统文化视为辅助高校政治理论课教育的资源，而不是将传统文化教育作为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该观点看似重视传统文化教育，但又将传统文化教育寓于政治理论教育中，忽视传统文化教育应该具有的学科特点和独立性。传统文化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传承中华文明，提高全民族的传统文化素养，而不是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工具。结果是，有识之士不断地强调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但传统文化教育却一直没有得到制度上的保障，处于附属的地位。
3.传统文化教育贵族化
传统文化教育贵族化集中体现为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着被金钱奴役的境地。传统文化教育应该是开放性的、公益性的，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有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权利，至于国家投人大量资金的公办高校更应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然而，我国一些高等院校将传统文化教育贵族化、市场化，传统文化教育成为少数贵族的专利，成为普通民众遥不可及的奢侈品。某大学开设国学班，讲授《周易》、《四书》.《道德经》、《庄子》等国学经典课程。然而，该班一年只上24天课，总收费达2.8万元，平均一天的学费高达一千多元。国学博大精深，一年断断续续地上几十天课，就能使受教育者真正理解国学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精华吗?毋庸置疑，国学热反映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回归，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但问题在于现在的国学热在很大程度上是浮躁和急功近利所催发的，它的轻狂虚华与国学的沉稳坚实形成鲜明对比。司文化传承的主体应该是人民大众，传统文化教育成为少数人的专利终究会使传统文化脱离群众实践，远离群众生活，丧失其最为深厚的生存土壤。
(二)提升高等院校学生的传统文化素质，形成“文化自觉”
笔者认为，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应该从三方面去理解:其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能力。主要包括大学生对传统文化认知的程度，以及能够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解、学习和初步研究的能力。其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主要包括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内容及其精神的态度和感情，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特指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其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身体力行。主要指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自觉地维护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地洛守中华传统美德.就目前而言，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
首先，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基本的认知。由于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当代大学生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应有的了解，缺乏必要的历史文化常识，缺乏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实际上，绝大多数学生都在浓厚传统文化的环境中长大，能够认识到传承传统文化的必要性。然而问题在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仅停留在粗浅的层面，而且认识有余而行动不足。对于传统文化知识，学生并不十分知晓;对于学习传统文化的主动性，学生并不热情.
其次，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存在偏差。一部分学生持“传统文化无用论”的观念。他们认为，面临市场经济和激烈的求职竞争，大学生更应该关注实际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应用。至于传统文化，学习与否似乎与未来求职没有直接的关系。另外，还有部分学生持“传统文化落后论”的观念。他们将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片面夸大中国传统文化落后愚昧的一面，对本民族文化丧失了自信，认为传统文化在今天已经失去了价值和意义，将来发展中国的是西方的“先进文化”而非中国传统文化。
青年学生是民族的未来，如果大学生失去对本民族文化的 认同，追求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长期下去，必然导致本民族文化的灭亡，最终导致本民族的衰落。
最后，大学生传统美德观念较淡薄。中华民族在五千 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优良道德传统，目前大 学生中仍存在一些与传统美德不相符合的现象。在集体 和个人的关系上，个人优先集体;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注重权利而忽视义务;在团结和竞争关系上，强调个体竞争意识，缺乏团结协作精神;在诚信和利益关系上，更加看重利益而丧失诚信，在欲望和责任关系上，追求个人欲望，缺乏对社会、家庭和婚姻应具有的责任感。
大学生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客观要求当代大学生必须具有文化自觉意识。所谓文化自觉，就是人类对自身命运前途理性的认识和把握，这种认识和把握形成主体的一种文化信念和准则，表现为一种自觉践行和主动追求的理性态度。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使当代大学生既要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和业务素质，更要具备较高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修养，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鉴于目前大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的现状，将传统文化教育纳人高院教育教学之中，对于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积极主动地将传统文化内化为自身的知识框架、价值体系和道德信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重要意义。
(三)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实现民族复兴 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发扬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是弘扬民族精神，实现民族复兴的内在要求。正如有学者指出:“今日之中国文化，是昨天中国文化的延续，又是明天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主要包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生存精神，“厚德载物，包容会通”的仁爱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天人合一”;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公而忘私”;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强调“人际和谐”;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强调“修身慎独”。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彰显其时代价值。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世界一体化的迅速发展拉近了世界各种大文明圈的距离，以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世界各文明相互交流、相互竞争，冲突和摩擦也再所难免.党的十六大中明确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人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中华民族必须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发现优秀 传统文化与世界发展潮流的适应性，进而主动整合世界文 化，在新的世界文化格局中起到建设性作用。
二、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
目前，部分高校开始在素质教育试点、通才教育实验 和公选课实验的基础上探索通识教育，将传统文化教育付诸实践。北京大学推出“元培计划”，复旦大学成立了本科学院复旦学院，清华大学等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核心课程建设等。在授课内容方面，一些高校相继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课，讲授中华元典，如“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然而，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并不仅仅局限于为学生提供一些选修课，申报一些精品课程，而是牵涉思想导向、教育方针、教育结构、教育内容和方法等诸多方面。
(一)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相适应
思想政治教育是把一定社会的思想观点、政治准则和道德规范转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思想品德的实践活动。就目前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选择性、独立性、差异性和多变性日益增强.这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新的课题，也对反思传统文化提供一个平台。即，如何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使得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相适应。
一方面，传统文化应该与马克思主义相适应。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针，是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要使其能够得到中国人民普遍认同，就必须寻找到一种为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种文化，相反，二者还可以融为一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不仅是着眼于欧洲，它的视野囊括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它的体系容纳了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理论上的相似性，诸如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与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与传统文化的“天下大同”的政治伦理思想等等。所有这些共同性都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适应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应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我国的优良传统文化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具有强烈的家族性和地域观念，强调重义轻利，内省特征明显。中国优良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天人合一的生态观，重信义的义气观以及传统的和合意识和整体利益道德准则等，都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必须大力发扬优良传统文化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价值。
(二)坚持“综合创新论”的方针，使传统文化与历史发展潮流相符合
传统的东西未必都是积极合理的。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中华民族几千年社会变迁，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局限性。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来源数字化趋势日益明显，面对世界经济、文化多元化的冲击，青年学生的思想价值趋向会发生新的擅变。在这个大背景下，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两个基本间题，解决三大矛盾。
两个基本问题是指如何反思传统文化、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其集中表现在三大矛盾上，即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的矛盾、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矛盾、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矛盾。根本上说，无论是两个基本问题，还是三大矛盾，归结一点就是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发展潮流相适应的问题，这也是高校能否真正落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关键。
解决中国文化与历史潮流相适应的问题，首要的就是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方针。中华民族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同时，要认真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极取营养，发展自己。
(三)坚持鲜明的教学特色，厘清传统文化教育与政治理论课的关系
目前，部分高校并没有真正使传统文化教育融人正常教学内容之中，没有厘清高校政治理论课与传统文化教育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混同，将传统文化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资源、教学工具，或者试图将传统文化教育并人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之中。所以，必须厘清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差别与联系，坚持传统文化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和教学特色。
传统文化的分论点篇5
【关键词】建筑设计教育传统文化观建筑教育改革
1导言
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轨道上，经济发展迅速，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是作为国家软实力核心的文化发展却还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脚步。作为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城市物质空间也逐渐呈现出千城一面的特点，传统城市与建筑的文化特色逐渐消失殆尽，从而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并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城市失去个性的同时，建筑界却有了好消息。2012年，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建筑教授王澍获得世界建筑界“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大奖，用王受之教授的话来说，“这是中国设计界、建筑界的一个重大的突破。”王澍十多年的努力贯穿了他对于本土文化的理解与热爱。其实中国建筑师都很热爱中国文化，有学者认为中国建筑师的特点“主要反映在有强烈的文化复兴意识，辩证思维模式，擅长形象思维，兼容并蓄的态度以及以人为本的观念等几个方面”。如果涌现出更多深谙传统文化且文化复兴意识强烈的建筑师，中国城市与建筑应会呈现出另一种更好的情形。那么，建筑教育是否应在传统文化教育方面进行改革呢？这是本研究的切入点。
2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
2.1西式的建筑设计教育框架
中国建筑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古代建筑自成体系，融合了多民族多地域特色，影响了东亚周边各国甚至是部分西方建筑与园林。然而，中国建筑学专业的建立始于近代，教育体系几乎完全来源于欧美，建国初期完全移植了苏联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方式。而从业教师队伍最早几乎都是由西方建筑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在学科建立后才逐渐开始建筑师本土化的培养。在当代建筑教育体系中，仍然是以西式的建筑教育方式与课程内容为主，关于传统文化的教育课程较少且不处于重要地位。这是教育框架上关于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
2.2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重视不够
在国内中小学教育体系下，对传统文化教育重视不够。应试教育是当前中国教育的基本体制，课堂与课下的文化教育都对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不足，学习的主要目的更多的还是为了应付不同级别的考试。因此，虽然经历了12年的中小学教育，但是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积累仍然比较有限。
另外，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经历了许多变化，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目前仍有一些误区，因此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传统文化在建筑领域的传承与发展。例如，在课程设置上，有些大学的建筑学专业甚至已经取消了部分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课程（例如大学语文等）。这是令人惋惜的。
3传统文化观的基本概念及意义
面对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建筑学专业应根据自身教育规律进行弥补。因而提出基于传统文化观的建筑设计教育，为建筑学专业教育的核心课程――建筑设计的教学提供新的思路与视野。
传统文化观可以界定为：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思想与表征为基点来分析与解决问题的态度及观念。从思维方式类型上，可分为传统的科技观与人文观[3]。融入传统文化观的建筑设计教育是指：在建筑设计的课堂教学、设计讨论与作品评析中，以中国传统的科技观与人文观及其对于世界与事物的分析方法为基点，与学生共同构筑其设计理论与文化框架的教育模式。从建筑教育范畴可以理解为：在建筑教学中融合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不仅按常规传授来自西方的建筑设计原理与方法，更应引导学生学习与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传统建筑技术与文化），指导其完成具有传统文化文脉与背景的课程设计。
传统文化观的建筑教育有助于扩展学生的视野，改变其视角，增加其自身文化积淀，从而扩展专业教学视野，提高教学效果，有助于建筑教学多样化和多元化发展，培养热爱中国文化且兼具传统文化修养和建筑设计的专业人才，为城乡一体化建设输送理解中国文化的建设与管理人才，丰富了“卓越人才”体系培养的内涵，从而推动中国本土建筑文化的发展。
4教学方法的改革要点
众所周知，传统文化修养的提高需要较长的时间与文化氛围的营造。因此，增进建筑学本科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热爱并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仅仅依靠讲授式授课难以取得成效，还需要教学方式、课堂组织以及教学各个环节多方面多层次进行整合改良。
4.1教学基本方法
建筑学专业特点决定了其教学方法可灵活多变。对于建筑设计而言，基本的方法仍是讲课与课堂辅导相结合的教学方式。集中讲课时间一般较少，控制在整个教学过程的1/8左右的时间，其余时间基本为分组辅导，是将学生分为几个组，每组10-15人，由数名教师分别辅导课程设计。传统文化深厚而庞杂，需要在教学中有相关的知识主线。因此在课堂集中授课中应有单独章节讲述传统建筑文化的相关知识，课堂辅导中则采取以学生为主体，由学生根据讲课内容与作业题设以及个人爱好，共同讨论确定每次课堂辅导中传统文化研讨主题。每次小型讨论中都由师生共同或轮流主持。另外，在常规设计辅导中，应该给学生提供出案例与资料来源供其学习研讨，并要求学生在设计的一草阶段需要完成至少一个基于传统文化思路的设计方案，鼓励其结合课程设计研习传统文化。
4.2课堂组织模式
课堂组织可采取灵活多变的方式，只要有利于建筑与传统文化的感知、体验与学习研讨即可。可采取主题式讨论与辩论，同类主题的设计可统一辅导，以及边辅导边授课穿行的形式等。例如，在每次课堂辅导的前30分钟，围绕传统文化与建筑各功能组团分组进行主题式讨论与总结，还可采用辩论的方式进行设计与文化关系的研讨，教师作为其中一员参加，但不应作为权威出现，要适时做出引导，让学生有独立思考与表达观点的空间。
4.3教学环节
教学环节的改良可分为课程作业作、课堂讨论、作业评析的改良。
设计课程作业的题设建议选择城市中真实的用地环境，该用地应具有真实的历史环境与复杂的物质空间环境，给予学生自由选择、判断的机会，并在建筑容积率、建筑高度以及城市历史上给予专业的引导，在参考文献中不仅列出建筑参考书籍，还应给学生提供历史文化环境与传统文化相关参考文献，对建筑所可能涉及的具体传统文化内容应有较为明确的提示。课程作业的题设中应给予学生多个基地的选择，基地历史环境类型应该有较大差异，特征较为突出。
课堂讨论则应该注重讨论、研究与辩论相结合，这样更能激发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同时还应穿插小组集中单元授课，每个单元时间可控制在5分钟，授课人可由学生担任，鼓励学生主动参与教学与知识传授体系的设计。讨论的知识体系应覆盖传统的建筑技术与人文思想。课堂讨论的核心部分应在于，有计划的在课堂辅导中以多媒体授课的形式提出关键的传统文化知识点，如城市与建筑史、文化史、古代哲学思想、传统美学、传统园林学、传统文学、传统艺术中的核心问题。所花时间不宜长，目的是启发学生去探寻、学习和感受相关知识系统。
在作业评析中，应该对学生作品就传统文化的表达、解读和诠释等方面做出客观的分析，让学生通过教师的分析与学生的问答自己寻找答案。不应直接评价作品的好与坏，以免挫伤了学生探寻传统文化的积极性。这也是由传统文化复杂性所决定的。
5结语
传统文化内涵丰富，系统复杂，学生只有在同步的学习、讨论与实践中才能慢慢领悟其奥妙。将传统文化学习融入建筑设计课堂辅导教学以及课程作业题设等每个环节，将非常有利于学生产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并在实践中诠释与解读中国文化。建立基于传统文化观的建筑设计教学体系，应能为培养具有深厚传统文化修养的建筑师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增坚，严建伟.中国建筑师的创作思维特色及其反思[J].1999（8）：49.
[2]丁沃沃.重新思考中国的建筑教育[J].建筑学报，2004（2）：14-16.
传统文化的分论点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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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摘要：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一直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关注的大问题，但是碍于其复杂性、深刻性等原因，其在大众中的普及与传播情况一直不是很乐观。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为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打开了一扇大门。本文通过探究新媒体作为百姓媒体的本质，加上对传统文化特点的分析，得出了新媒体对传统文化传播与传承促进作用的结论，新媒体的平台性质、其跨越时空的特点以及传统文化在其平台上表达的多样性和学习资料的易得性都使得新媒体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有推进作用。关键词：新媒体;传播;传承;传统文化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8-0125-02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我国传统文化更是整个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化积累，但是却一直受制于传播手段和传播渠道不能进行理想的传播与传承。那么新媒体作为当下一种影响力巨大的媒体能否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呢？为此，本文将探究新媒体的本质及传统文化特点，从而找出新媒体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的优势。这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具有重大意义。
一、新媒体本质探究
所谓“新媒体”是与传统媒体比如报纸、广播、电视等相对而言，是以网络传播技术为依托的一种新的媒体形态，它包括网络媒体、手机中客户端等多样化的表现形态。因此，归根结底，它是一种传播介质和传播手段。
就像麦克卢汉曾经说的那样，每一次媒介传播方式的改变都会引起人们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的变革。新媒体就是如此，首先，他消解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地域的差异，带来了跨区域的传播;除此之外，现实生活中人的阶层在新媒体时代也被消解，在新媒体环境中，每个“发声”的个体都是平等的，也因此它摆脱了许多现实生活的束缚，变成了公众讨论问题、发表言论的集散地;再有，它还消解时间，一方面来讲，既没有传统媒体的固定信息生产周期，也不存在信息转瞬即逝的担忧，无论多么久远的信息或是多么新鲜的信息，都能在瞬间呈现，另一方面来讲，传播不受自然条件等限制，只要拥有网络就能做到即时传送与接收。
在当下社会，几乎每个使用网络、发表言论的人都可称之为新媒体人，也就是说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生产成本低、信息传播成本也低;此外，公众参与愿望被充分的满足，只要愿意，随时可以留下自己的言论，并形成讨论，这就将以往的被动灌输变为主动参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新媒体环境就是民众大型的跨越时空、阶层等外在条件限制的意见交汇市场。
二、传统文化的特点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根据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定义，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1]。归根结底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长期以来的各种习俗的积淀，而传统文化则就是文化经长期的汇集演化而形成的一个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的内核，也因此才说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
由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导致传统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其系统性和复杂性。传统文化的形成是历史沉淀和积累的结果，传统文化下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但同时这种联系却并不是无序化的存在，而是有一定的运行规律在其中。比如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艺术作品直接受其信仰和习俗的影响。西方国家信仰基督教、阿拉伯国家信仰伊斯兰教、东南亚国家信仰佛教，比较三者的艺术作品，无论是音乐、绘画或是文学作品，都深深的印刻着宗教的烙印，当然，信仰同一宗教的不同国家艺术作品还相互间有差异，这就受到当地生活居民自古以来由于地形、气候等特定自然环境形成的特定生活习俗有关。
具体到我国的传统文化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时间上源远流长。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自有人类文明开始，直至现在，华夏文明没有过断裂，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都曾历经辉煌，但却都在历史上烟消云散。
2.内容上的博大精深。时间的积累必然带来内容上的厚重，中华文化涉及包括物质和精神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知识、文学艺术、哲学、建筑、科学技术等，都被包含其中。
3.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它在中国特有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的影响下逐渐积淀下来形成，并渐渐以“中国风”的特色为世界所认可，成为世界民族文化中一个瑰宝。
4.兼收并蓄。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强大魅力，它不同于其他文化，具有封闭性，它是一个最为开放包容的系统。首先说中国本土的民族就有56个之多，但是这56个民族并不相互冲突，而是可以和谐的生活;其次说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历史上无论是佛教还是其他宗教，在中国都未被排挤，在中国兼收并蓄的文化里都找到了生根发芽的土壤。
5.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是崇尚和谐礼仪的，无论是历代知识学者还是中国古代历代帝王，无不把和平统一作为其统治的最高境界，一种崇尚和平的文化是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因而也必然会聚集起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中华文化复杂而精彩，其不仅是历史沉积的见证，同时也是中华精神的内核，传播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实用的角度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历史意义不必多说，单从实用性上来讲，意义就十分重大，经典的儒家文化讲究经世致用，也就是知识要为现实服务，那么随着现实情况的不断变换，其认知体系也会不断地更新，如此一来就能防止陷入固步自封的状态，其开放程度由此可观之一二。
三、新媒体传播传统文化的优势
如果说传统媒体是一种精英大众媒体，那么新媒体则是百姓媒体，既然是百姓媒体，那么首先具有的特点就是通俗性特点。而在传统文化传播与传承过程中，其复杂性和内涵丰富性则是让很多人望而止步的原因。因此新媒体对传统文化的通俗化、简单化表达就是其传播和传承我国传统文化的第一大优势。
中华文化有着上千年的积累，其内涵的深刻性与复杂性不言自明。因此，想办法让传统文化走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传统文化是其传播与传承的第一步，只有让更多的人接触到，才能让传统文化的魅力更好的发挥，促使更多的人主动去学习传播传统文化。新媒体就为此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新媒体属于百姓媒体，其话语体系是通俗的，新媒体将传统文化用通俗话语进行初步解释，并在巨大的网络平台上传播出去。接下来，还可以引发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人的关注，引发讨论，一下子就营造了有利于其传播的环境，即有人愿意主动去关注学习传统文化。
其次，新媒体传承与传播传统文化的优势在于不单单可以引发关注，同时还能够继续传统文化传播价值链，从表层学习与传播转入深层学习与传播。新媒体是一个集聚人气的最佳场所，主要原因就是其跨越时空、低成本即时联系的特性。所以，在引发关注后，新媒体可以集聚一批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人，组建网络社群，进行深度学习。一方面，这部分深入学习传统文化的人群还会动用自我的关系网络，进行传统文化的多次传播活动，通过虚拟的人际传播和小范围的大众传播来吸引更多人的关注与传播，也就是说一个小的社群可以引爆整个网络;另一方面，被打动学习传统文化的人将会自动向下传递传统文化，包括形式与精神内核，这就形成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再次，表达形式多样化。新媒体是集多种媒介表达方式于一身的一种媒体，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都能够在新媒体平台上进行传播，这就为传统文化视觉化、形象化的表达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传统文化中涉及的内容很多都较为抽象，相互间关系复杂，若能以可视化的手法进行表达，将表达简洁化则会大大提升传统文化的传播效果。
传统文化的分论点篇7
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渊源于中国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发掘扬弃、批判继承、创新发展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今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杨翰卿、徐初霞同志撰写的《中国先进文化继承创新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10月版)一书，是对这一重要问题从哲学文化的视角进行理论研究的新著，具有鲜明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中华民族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中华民族以其伟大的创造力、顽强的生命力、强大的凝聚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书围绕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开发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发展中国先进文化这一主题，对20世纪中国学术界形成的几种学术观点如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创造转化论、综合创新论等进行了评述，较为客观公正地论析了诸种文化理论形成的历史情境、理论立场、目的作用及实际影响，显示了作者深刻的理论眼光和宏阔视野。本书在叙述过程中，将以、邓小平、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文化观，与一般的文化理论争论区别开来，作为先进文化建设的方针加以论述，是有见地和恰当的。本书还通过对三代领导人文化观或文化建设理论各自解决了的重点问题的论述，较好地显示了这一文化观不断丰富、发展的实践过程，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作为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判别标准的实践问题，特别是论定其所具有的特定内涵——预设性、实效性和相对性、时代性和民族性，更是作者经过深入的理论思考所得。书中归纳出的对开发利用不同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应采取继承性弘扬、融合性创新、剔除性转换、矫正性纠偏、批判性重构等几种不同的态度和方法，更是经过了对传统文化较深入的分析、比较而提出的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与对这一重大问题只是抽象的论述相比，具有较大的可操作性和实际应用价值。全书史论结合，以论为主，紧扣主题，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第一，注重立论的科学性。体现在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创造性地把中国优秀哲学和文化传统与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并将其运用于当代社会主义新文化发展的客观实际，提出实践判别标准的时代性和民族性问题，坚持在实践标准基础上时代标准和民族标准的辩证统一。立足于当代中国现实的社会实践，对各种文化理论和观点进行审视，确立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基本理念和理论观点，就有了科学的根据。同时又进而指出实践的相对性特征，进一步凸显着科学精神之维。
第二，突出学术的创新性。本书作者以研究探讨如何树立并发展科学完善的文化理论，推进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为主旨，开发利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不仅充分肯定了批判继承和综合创新等文化观的创新取向，进而提出了比较具有可操作性的开发利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诸种方法，既表现出辩证融摄的理论态度，也颇具创新的价值和意义。本书还把重训诂考释的汉学与“史料派”、新国学联系起来；把重义理阐发的朱学与“史观派”、新儒学联系起来，两派各一脉相承又形成对应，并分析了各派的理论得失和现代价值，这些论述同样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第三，旨在现实的应用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创新关系，只有通过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才能得到落实。作者以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历史责任感，对于更好地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发展先进文化的理论原则、方法途径、现实意义和实践要求所作的深入分析，将有助于推进我国优秀传统哲学和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加具有深厚内涵和渊博底蕴。
传统文化的分论点篇8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内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出现了“传统文化热”的现象，我国哲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等各界人士都致力于研究和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大量的著作、论文来立说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甚为热门。不过我认为要想研究好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应该明确究竟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它的概念和内涵是什么？通过对一些专家学者们对传统文化的探究我是收益匪浅，富有启发性。在此，我大胆地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首先，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概念中的“中国”这两个字眼来看，“中国”指的是我们民族文化形成的摇篮。在古代，中国与“中华”、“中夏”、“中土”、“中州”含义相同，最开始是指天下之中央，后逐渐延伸为统治所及的区域。也就是说传统文化是在华夏这片土地上以各个民族为主体所创造的文化的总和，这其中包括两点：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指中国汉族的文化，还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国汉族文化是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尽管在当时看来不论对于少数民族文化还是中国汉族文化都分别视彼此为异质文化，但他们在冲撞中不断的交融与同化，共同成为了今天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战国时赵武陵王效法“胡服骑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汉族文化自始至终都居于主流文化的地位，少数民族文化虽然受汉族文化的巨大影响，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仍然保留并继承着本民族的文化，并不是一味的吸收、同化。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元的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应该忽略它。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指各个民族所创造的文化，还包括像佛教文化这样的异质文化等，关于这一点后面会有涉及。
其次，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统”这两个字眼来看，所谓“传统”，如果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诠释，是指世代传承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社会历史因素，如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制度规范等。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那些在中国世代相传，至今仍有影响的文化，必须是因其有价值，具有生命力而得以保存下来的文化，并不是在历史上出现过所有的文化都称之为传统文化。春秋时期，文化、思想发展的是虎气腾腾，出现了诸子百家学说，可流传下来的，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又剩下哪几家了呢？可见那些在古籍中记载，对人们的现实生活没有什么意义的文化就不能称之为中国的传统文化。
从历史学的角度诠释，“传统”是指在历史的基础上稳定起来，又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迁的。传统文化是历史的产物，但他并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毫无改变的保存着并传给子孙后代，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东西。传统是需要在稳定中延续的，不过没有发展与变迁就谈不上传统了。不论在哪个时期，中国传统文化都能够吸收当时文化之精华，不断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
就如袁行霈老先生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潭死水，它宛若滚滚不尽的江河，不断吸纳支流，或直或曲，或急或缓，或涨或落，变动不居，只有不断以新的形态代替旧的形态，才能永葆青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就是典型的例证。在两汉之际，佛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时期的排斥、磨合、同化，最后在中国扎下根，为广大中国人所普遍接受，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传统”与“现代”是相对应的。不过有一些人还没有把传统与现代化衔接起来，总认为现代化与传统是不相干的，互不干涉甚好。我认为这样的观点是极为不正确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标志，也是一个民族的骄傲，砍掉了一个民族的根，还如何枝繁叶茂？中国传统文化就像牛顿所说的“巨人的肩膀”，我们要想看的更远，做的更好就必须站在这巨人的肩膀上，而不是肆意的践踏巨人的肩膀。虽然我们的传统文化存在着一些糟粕，比如专制主义，，特权思想和家长制，不重视时间和效率问题等；但同时传统文化中也有精华，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整理，使之成为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有益资源。就如《甲申文化宣言》中提到：“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是放射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所以我们决不能做到像民间流传的那句话“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倒掉”。况且任何文化的发展都不是一个消灭一个，一个取代一个的关系，必须是新的文化注入，过时的文化淘汰，有一个扬弃的过程，这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其关键所在就是要自觉的主动的分清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我们要继续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不断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调整和摒弃落后的腐朽的文化，使之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新动力，从而建设起适合社会发展的新文化。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体现在广大人民的言、行、思中。我们每个人每天都生活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中，我们观赏名胜古迹，朗诵诗词歌赋，欣赏琴棋书画……关于这一点不论我们喜不喜欢，承不承认都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始终以自己的言语，行动和思维直接或间接的显示出这个传统或优或劣的特色，包括人民的衣食住行，人际关系，价值观等。譬如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以对方的职务作为称呼，像刘局长，李处长，孙主任，用这些称呼来明确身份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等级思想。还有平时我们讲“非礼勿言”、“祸从口出”，这是与中国传统的专制思想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再说近一点的2003年非典时期，2008年的抗冰雪灾害和四川汶川大地震，全国军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共度难关，这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这些都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积淀，仍然保留在中华民族中间，不论何时何地，他都在制约、影响着当今的中国人。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中国华夏民族的这片土地上以各个民族为主体创造的，中国人世代传承的，至今仍有影响的文化；是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稳定形态且不断发展延续的文化；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体现在广大人民的言语、行动、思维中的文化。
参考文献
【1】叶圣陶研究会.《传统文化与现代化》[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
【2】田广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传统文化的分论点篇9
"政治文化是当代西方政治科学发展的产物。然而，政治文化传入我国，却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不但汲取了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科学性成份，而且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理论体系。政治文化研究在研究对象、方法、范畴、功能、结构等各个方面日益丰满，生发了人们对民主政治的文化思考。政治文化研究的繁荣体现在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研究主题的逐渐深入以及研究成果的日益丰富等多个方面，限于篇幅关系，仅作以简单回顾。政治文化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随着政治学专业的全面复兴，一些大学的政治学系配备了专业的政治文化研究与教学人员，一些学校还设立了研究中心、研究所等机构，如南开大学的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的政治文化研究所等。另外，围绕着政治文化的研究，还形成了一些专业学术研究群体，如以刘泽华为代表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群体、以徐大同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群体等等。有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学术界先后于1987年和1994年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政治文化研讨会，推动了学术交流，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另外，一些专注于政治文化研究的网站，如政治文化研究网（http://www.tszz.com）等逐渐发展起来，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内的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方便。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自80年代起，学术界先后出版了政治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著近70余部，发表专业论文近400多篇[①]。一些刊物，如《政治学研究》等围绕着政治文化发表了大量论文，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由南开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同《天津社会科学》联合开办的“政治文化研究”栏目以及由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中西政治文化论丛》亦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园地。另外，一些期刊如《孝感学院学报》、《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等一些刊物亦为政治文化研究开辟了园地。对我国政治文化养成的历史轨迹加以描述，从对历史的回顾中生发思考成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发展的一条主线。在已经出版或发表的大量专著和论文中，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占据了主要的方面。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分别于1989年前后和2000年出版的两套大型政治文化丛书。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即体现了视野广阔的特点，分别从地域、民俗、权力、礼乐等方面探讨了中国政治文化，计8种之多。由刘泽华主编的第二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汇集一些长期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优秀作者，在选题和内容上均有所创新。丛书从政治人格、社会人格的分析以及语言、符号的表达等一些重要的范畴入手，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做了深入而新颖的研究，充分体现了我国政治文化传统研究的最前沿成果，为新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起点。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相比，对外国政治文化的研究显得薄弱，主要体现在对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研究上。另外，在理清西方政治文化发展的模式、跟踪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等方面亦形成了一些成果。丛日云所著《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从历史的角度对古代希腊、古代罗马以及中世纪西方的政治文化传统作以探讨。高毅所著《法兰西风格》则是我国史学界以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进行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贡献。该书从大革命的时代背景出发分析了法国政治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另外，还有大量的论文不但涉及到西方政治文化的研究，而且对非西方国家政治文化及政治社会化的经验做了总结。中外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突出了以专题形式展开的比较研究。其中不但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维模式，对个人、国家、权力、政治统治的政治认知方式，政治价值、政治心理等等不同的特征，而且追本溯源地分析了中外政治文化不同的原因、走向以及政治文化建设等等内容。徐大同、高建主编的《中西政治文化传统比较研究》、柏维春所著《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和西方对比分析》、潘一禾所著《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一些论文均从比较的视角出发，丰富了我国比较政治文化的研究。文化形式的广泛性决定了政治文化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器物之喻、帝王名号、英雄的形象、军阀现象、诗词歌赋、小说，甚至网络均成为人们分析与研究的对象，这为政治文化的研究开阔了视野。一些重大的主题，如法治文的建设、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文化建设、宗族对政治文化的影响以及我国村民基层民主建设被提了出来，并形成了初步成果。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仅就其中部分主题作以简要介绍。
1.理论架构与学科发展无论是作为一种分析手段，还是作为一种心理特征，政治文化研究都需要架设从概念、结构到功能、体系的一整套理论维。从政治思想、政治心理两个方面架构政治文化理论体系的做法得到更多的认可，但政治文化研究宽广的学术空间仍然给学者们的思索留下了充分的余地。政治文化理论研究方面的著作较多。早期有高洪涛所著《政治文化论》、孙正甲所著《政治文化：心态·观念·价值及其演进》、《政治文化学概论》、王卓君所著《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政治文化研究引论》、吕元礼著《政治文化转型与整合》等等基本上对政治文化的概念、结构、功能、体系、政治文化的变迁以及政治社会化等方面做了介绍和研究，基本上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体系。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为我国学者更科学、更全面地架构政治文化理论的体系提供了基础。王乐理所著《政治文化导论》在大量国内、外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从政治体系、政治发展、政治变化等全局的角度考察了政治文化，突出了对公民文化、现代化人模型、政治文化特征群的研究。对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的研究亦为我国的政治文化理论提供了增长点。丛日云与王辉先后发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复兴及其新趋向》、《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衰落与复兴》以及王乐理的论文《政治态度与意识形态的交融》均本着这一出发点从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发展中寻求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2.政治文化的模式研究获取某一民族在某个特定时期的政治文化模式，从而解读政治体系的文化背景是政治文化研究的初衷。对我国当代政治文化模式的研究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李传柱在《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协调性与冲突性》、《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一致性与差异性》等论文中从协调与冲突、一致与差异等对立角度分析了我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特征；文小勇的论文《试析我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模式》则从我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模式出发，审视了我国政治文化中传统性与现代性、主流与非主流、中国与西方等文化样式二元并存的状态。政治文化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对它的动态发展模式进行描述亦给政治文化的模式研究带来新鲜的内容。黄颂的论文《秩序与冲突》以及《西欧中世纪政治文化演进机制的再思考》从西欧中世纪教、俗两界追求秩序重建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出发，探讨了中世纪政治文化向近代演进的深层动因。在对美国改革时代的研究中，吴强、王公龙的论文《变动不居的平衡》和佟德志的论文《自由立宪与民主理论的创新—美国改革时代的宪政文化研究》都是从均衡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治文化的特质做了研究。汤敏轩的论文《英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模式》则是从选举权出发归纳了英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模式。3.传统政治文化及其现代化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展历史进程的研究为寻找传统政治文化的机理与脉络提供了基础，在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学术界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如小农经济和君主政治，形成了某些共识。然而，在政治文化的具体特征的认识上，学术界却各有不同的认识。徐大同在论文《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与特征》中将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归结为务实、重民和伦常的政治文化；俞可平则在论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要》中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归结为君主民本、安定统一、认同与容忍等特征。其它亦有一些论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做了论述。"传统政治文化的存在是连续的，其一贯发展的脉络体现了对现代化的价值。从近代开始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表明，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传统政治文化的自我转换，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政治文化的创新和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则具有相同的语义。朱日耀、曹德本、孙晓春合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思考》较早地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做出了思考，为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研究打下了基础。曹德本所著《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则从更为宽广的视野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做了审视。4.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稳定取决于人们由政治文化决定的诉求得到满足的程度与状态。因此，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对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曹德本与宋少鹏合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在作者此前所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等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写就，对修身与人际和谐、治国与群体和谐、平天下与天人和谐等做了系统而又独到的分析，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做了重要的解读。高建的论文《稳定民主的必要条件》就西方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作以考察，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理清了西方社会公民文化在权力与责任、一致与歧义、功利与感情之间的平衡与稳定作用，为我国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研究提供了借鉴。王运生的论文《中国转型时期政治文化对政治稳定的二重作用》则以社会转型为背景，突出了政治文化作为一把“双刃剑”二重作用。另外的一些论文，如刘伟的《影响我国政治稳定的政治文化因素及对策》、经纬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价值论》等等，大多以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出发，探讨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文化心理因素。5.政治人格研究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关键视为现代人人格的现代化。事实上，透视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素质，推动政治文化培养是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主旨所在。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即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调查研究和传统政治群体的人格剖析。尝试以政治文化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素质的作品大多借鉴了西方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从调查、统计等实证角度出发，注重结论的科学性。如程志方、闵琦所著《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张明澍所著《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蒋云根所著《政治人的心理世界》等书均遵循了这样一种政治分析的方法，为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主体性研究打下了基础。剖析政治人格，研究政治心态亦是中国政治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两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中对这方面的内容均有所涉及。如君主与中国政治、宦官与中国政治、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官僚的社会人格等成为人们透视传统政治群体的政治人格和政治精神的突破口。在对政治人格剖析中，知识分子阶层的政治人格与政治心态成为一个热点，如对葛荃《晚明东林党人政治悲剧的心态之源》以晚明东林党人的道德理想与“慎独”的境界、“戒惧”的心态为典型进行剖析，为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种模式。赵泉民的论文《清末新知识阶层政治文化心态探析》则以新知识分子群体为对象，分析了这一群体对西方民主政治学说的体认和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载体的离异的政治心态及其后果。而王乐理的论文《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体意识流变》则更多地从小说、诗歌、回忆录等更为广阔的视野出发揭示了我国公民个体意识流变的条理，剖析了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心态。除以上几点外，一些既有特色，又突出务实精神的研究视点为政治文化研究带来了学术增长点。例如，以云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的社会结构为背景，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学者对民族地区的民主政治建设、政治稳定、多元文化、政治一体化以及基层建设提供的理论贡献；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政治文化与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为跨文化的交流提供共识的基础；新形势下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研究等等主题不一而足，均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我国的政治文化研究。
传统文化的分论点篇10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着重指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他主张用继承和创新相统一的辩证方式，实现旧文化向新文化的本质的转化。毛泽东通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通过对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用马克思主义加以革新，同时剔除封建糟粕，从而突出的弘扬了民族的优秀文化，并使其成为民族新文化。他要求民族新文化建设要面向世界，在对外交流中吸纳、融汇世界各民族的进步文化。
一、毛泽东民族文化思想体现对先进文化的传承
毛泽东曾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就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有了这一主动精神之后，中本文由收集整理国社会创造先进文化获得了科学思维和心理动力，体现出求实、创新的新气象。也才有了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和实践、建设理论和实践以及后来的改革理论和实践。最终，在中国构建起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的思想文化体系。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关于如何掌握民族语言的问题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一是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二是要从外国语言中吸取我们所需要的成分；三是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他认为民族文化中包涵了人民群众熟知的东西，是传统文化中具有生命力的东西，也包涵国外优秀文化中转化而来的东西。
（一）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指导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命题。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毛泽东也曾指出，所谓新文化就是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进步的方向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它既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又是当代文化发展的主流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所在。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采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理论体系，论述了文化的内涵、本质和作用等问题。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丰富的文化思想，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创造性的阐发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建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系。例如，采用政治、经济、文化三分的理论框架，来突出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为文化下了经典意义的定义，深刻揭示出文化的内涵和本质。他的三分法为文化研究构筑了广阔的理论空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现实的文化基础相结合，有利于发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当前文化的指导作用。通过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指导，毛泽东进行了艰苦的文化探索和文化理论创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从而不断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建设的诸多正确主张。这些理论和主张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不断推动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二）立足中国革命和建设
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是由正确的社会发展道路和正确的社会变革实践确定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对通过文化改良来解决中国的出路，主张民族民主革命。然而这种革命在精神层面上的反映，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这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再创造，是对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在革命实践基础上的高度综合。毛泽东民族文化思想源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丰富、发展和创新，从而获得了不竭的源泉，最终成为科学的文化建设理论。毛泽东一贯从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实践出发谈论文化建设的问题。在革命的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看到人民群众在民族文化发展方面的无限创造力，就坚持以实践为第一位的思维方式。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毛泽东都特别注重文化建设对现实实践的促进作用，注重它对人们的精神层面的鼓舞作用。纵观毛泽东从中国农村文化入手，历经苏区文化、延安文化、抗日文化到新民主主义文化，再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进而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进行了初步的摸索，体现了五四以来对文化的探索历程和前进轨迹，也从文化层面反映了毛泽东民族文化思想立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毛泽东民族文化思想以其崭新的面貌和强大的感召力，在革命根据地的文化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鼓舞广大文化工作者密切联系工农群众，促使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得到充分的发展。在反动统治区，毛泽东的民族文化思想也受到进步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的拥护，使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力量，从而促进了先进文化的不断壮大。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精神，都是在革命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进而成为民族文化的养分。
（三）借鉴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
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现实的革命实践和需要出发，吸收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即具有人民性、科学性、时代性、革命性的东西，加以改造与更新。由此可见，毛泽东民族文化思想是在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认为，一个民族是否善于引进、学习、借鉴和吸取先进的外来文化，决定着该民族文化发展的速度。他主张在尊重中华民族文化创造的基础上，全面吸收西方先进文化，融会中西，以实现民族文化的飞跃发展。同时，他指出我们吸取、借鉴、学习、引进外来先进文化，不是要取缔或消灭民族文化，而是要扎根于民族土壤，使之本土化、民族化，使异域的东西取得民族的形式和风格，打上我们民族的烙印。也就是说，要对外来文化进行改良和创新，使之更适合于中国人，更趋完善，“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我们接受外来文化的目的就是要对本土文化进行筛选、扬弃，使民族文化逐步转型，以适应时展的要求。
毛泽东要求民族文化要面向世界，实行对外开放，在对外交流中吸纳、融汇世界各民族的先进文化。不仅要学习西方当代文化，也要学习西方启蒙时代的文化。“一切国家的好的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他同时强调我们要把各种外来文化思想与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相结合，必须要重视我们的民族文化之根。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着眼，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根基，一个民族没有科学文化注定要落后，而没有民族的文化传统就会被异化。毛泽东强调文化的民族性，但并不是盲目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而是采取高度的文化自觉，以宽广的包容胸怀和科学的取舍态度对待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艺术、文学的一切好的东西都要学。并且是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认为我们一方面需要批判和继承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发展中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精华，另一方面需要在比较的基础上引进和吸收外来文化；民族文化不但要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而且还必须面向世界，虚心研究和借鉴外来的先进文化成果，科学地吸取外来文化中的理性精神及合理的感性因素。
二、毛泽东民族文化思想强调对传统文化的创新
文化的进步是主体能动选择的结果，一个民族文化价值的体现及地位的确立，主要在于文化的民族特性。毛泽东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准确地把握民族文化内涵，主张推陈出新。他提出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相结合。他赞同后者，把传统文化的特点与民族文化相融合，“创新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
（一）结合特定的中国革命实践，将传统文化特点与特定的民族文化融合
文化创新要有现实性和实践性，它要解决现实中面临的问题，又要在实践中创新。毛泽东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践理性精神，在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革的实践中来推进文化转型。他认为，文化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实践的普遍性确定了人类文化的共同性、贯通性。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结合特定的革命实践，将传统文化特点与特定的民族文化融合，不断地进行新的理论创造。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准则，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与改造，提出了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大众化方向和文化创新的基本方法等一系列民族文化观点，成功地整合了传统文化，推进了民族文化向现代的转型。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涌现出新情况、新问题和新要求，毛泽东不断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使之与民族文化的特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融为一体，着眼于解决民族文化发展中面临的具体问题，创造出既体现时代要求又具有民族特色的价值追求和价值遵循，赋予了民族文化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毛泽东民族文化思想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特点与特定的民族文化相融合，在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和成熟的。因此，传统文化中鲜明的实践性特点必然深刻地影响着毛泽东对民族文化的诠释，使其体现出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践性特点。他深知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将有利于在广大人民大众中进行革命宣传，有利于改善和提升人民大众的精神面貌，从而推进革命解放事业的前进。通过一系列的革命实践，为民族文化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论依据。
（二）否定传统文化中的等级制，追求文化的大众化品格
毛泽东一生追求文化的大众化品格，否定中国传统的文化等级制关系，极力打破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界限，即拆除了雅与俗、尊与卑、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界限。毛泽东民族文化思想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中“解放全人类”的思想，并且结合中国传统俗文化中的“平等”、“博爱”等观点，把以“尊王”为核心的封建等级制文化，转变为以“爱众”为核心的公正平等的集体主义文化，表现了毛泽东追求文化的大众化品格。毛泽东认为，只有深入到人民群众的实践生活中，才能创作出反映群众真实生活的文艺作品，才能使民族文化具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而达到文艺作品本身的大众化。毛泽东把人民大众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文化逐渐走出了知识分子的狭小空间，走向了人民大众，同时也是走向了广阔的实践过程。人类精神文化都源于生活实践，文化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为大众服务，要真正实现和完成文化任务就必须实现文化的大众化。同时，他深知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因而提出民族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毛泽东所指的文化大众化并非要降低文化的艺术标准，反而是对文化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众化的文化作品不仅要具有大众性、通俗性、趣味性，而且需要有更深厚的文化韵味，更需要把艺术标准和政治标准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对如何将文化大众化作了生动、深刻的分析：一方面，文化工作者自身要大众化，深入的向人民大众学习，加强和文化接受者的联系，了解他们的需要，创作出受欢迎的东西。他指出：“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另一方面，就是通过不断地教育群众，使他们的文化素质逐步上升，文化品位不断提高。他在谈到大众启蒙教育时明确指出，在当时急需进行一个大众化的启蒙教育，并且应该是由文化工作来完成。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阐述文化任务时，特别强调把大众文化普及和提高问题辩证地结合起来。同时，进行文化大众化还要面临语言运用问题，实现文化大众化的重要的前提就是学习和运用大众熟悉的、能够理解的语言，所以，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
（三）借鉴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建设中国新文化系统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民族文化思想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