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理论篇1
这里所要讨论的“过去”，当然不是纯时间的范畴。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上，过去主要指的是传统，即那个在已往的历史中形成的、铸造了过去、诞生了现在、孕育着未来的民族精神及其表现。
一个民族的传统无疑与其文化密不可分。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捉摸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于是在许多著作中、文章中、报告中乃至政策性的文件中，常常看到“文化传统”、“传统文化”的字样。惹人麻烦的是，这些概念，往往交叉使用，内容含糊；特别是当着那些著作等等向读者提出任务，要大家来批判、继承、发扬或弘扬传统的时候，更有无所适从、无可施技之感。因为，至少从字面上看来，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并不一样；如果进而追究内容，则差别之大，几乎可以跟蜜蜂和蜂蜜的差别媲美。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全称大概是传统的文化（traditionalculture）,落脚在文化，对应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谓。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例如说民族服饰、生活习俗、古典诗文、忠孝观念之类；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化遗产。
传统文化产生于过去，带有过去时代的烙印；传统文化创成于本民族祖先，带有自己民族的色彩。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在传统文化身上表现得最为鲜明。
各传统文化在其各自发生的当时，本系应运而生的，因而在历史上都起过积极作用。及至事过境迁，它们或者与时俱进，演化出新的内容与形式；或者抱残守阙，固化为明日的黄花和垢土。也有的播迁他邦，重振雄风，礼失而之野；也有的生不逢辰，昙花一现，未老而先夭。但是，不管怎样，不管它们内容的深浅，作用的大小，时间的久暂，空间的广狭，只要它们存在过，它们便都是传统文化。
凡是存在过的，都曾经是合理的；分别在于理之正逆。凡是存在过的，都有其影响；问题在于影响的大小。因此，对后人来说，就有一个对传统文化进行分析批判的任务，以明辨其时代风貌，以确认其历史地位，以受拒其余风遗响。在我国，所谓的发掘抢救、整理清厘、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等等那一套办法和方针，都是针对传统文化而言的；所有的吃人的礼教、东方的智慧等等一大摞贬褒不一的议论，也多是围绕着传统文化而发。对此大家耳熟能详，无待赘述。现在需要仔细讨论的是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的全称大概是文化的传统（Culturaltradition）,落脚在传统。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不同，它不具有形的实体，不可抚摩，仿佛无所在；但它却无所不在，既在一切传统文化之中，也在一切现实文化之中，而且还在你我的灵魂之中。如愿套用一下古老的说法，可以说，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
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共同生活、共同语言，从而也就有它们共同的意识和无意识，或者叫共同心理状态。民族的每个成员，正是在这种共同生活中诞生、成长，通过这种语言来认识世界、体验生活、形成意识、表达愿望的。因而，生活对于他们就是一片园地，语言对于他们便是一种工具，大凡在这种生活里不存在的现象和愿望，由这种生活导不出的方式和方法，为这种语言未曾表达过的意念，用这种语言无法道出来的思想，自不会形成为这一民族的共同心理；纵或民族的某个或某些成员有时会酿出某些独特的心理，也往往由于禁忌、孤立等社会力量的威慑，不是迅速销声匿迹，便是陷于孤芳自赏，而很难挤进民族的共同圈子里去；除非有了变化着的共同生活作后盾。唯有那些为这一民族生活所孕育、所熟悉、所崇尚的心理，始能时刻得到鼓励和提倡，包括社会的推崇和个人的响往，而互相激荡，其道大行，成为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力量。这样，日积月累，暑往寒来，文化传统于是乎形成。
所以，一般说来，文化传统是一种惰性力量。它范围着人们的思维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终极关怀（灵魂归宿）。个人的意志自由，在这里没有多少绝对意义，正象肉体超不出皮肤一样，个人意志超不出文化传统之外。但也正因如此，文化传统便成了一种无声的指令，凝聚的力量，集团的象征。没有文化传统，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民族能够如何得存在，一个社会能够如何不涣散，一个国家能够如何不崩解。
当然这并非说文化传统是不变的。因为时间在前进，生活在交替，经验在累积，知识在更新，传统中某些成份会变得无所可用而逐渐淡化以至衰亡；生活中某些新的因素会慢慢积淀、并经过筛选整合而成为传统的新成份。但是必须注意，文化传统的变化无论如何总是缓慢的、渐进的，不会发生一蹴而就的奇迹；虽在社会急剧变幻的革命时期也是如此。
当然这也并非说文化传统不会接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以变化自己的内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只要存在，便可能有接触；只要有接触，便有交流；只要有交流，便有变化。但是，从接触到交流到变化，中间有着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大体说来，两种不同文化（带着自己的文化传统）由于婚媾、交通、贸易、扩张、侵略等原因而接触而互播时，起先往往互相惊奇，彼此观望；尔后则互相攻讦，彼此拒斥；最后乃互相学习，彼此交流。而学习所取、交流所得，仍待经过自己文化传统这个“有机体”的咀嚼、消化和吸收，或者叫做整合，才会加入为传统的一个新成份，带来传统的变化。这时候，反观其与原型的同异，虽未必面目全非，常难免橘枳之感。这是历史和现实所已反复证明了并仍在证明着的。
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其不同程度视生活的差异程度和发展阶段而定。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可以进行比较，但很难作出绝对的价值判断；因为每个传统对于自己民族来说，都是自如的，因而也是合适的；不同民族之间，并无一个绝对标准，所谓的人类标准。形形的民族主义者将自己的传统吹嘘为人类的，强迫或诱使别人接受，是没有根据的，也难以奏效；除去证明他自己的无知或狂妄。民族内部某些成员鼓动大家效法外族传统，民族领袖规定人民遵循外族传统，都只能停留在宣传上或法令上，而难以深入人心；除非生活已经变化得有了接受的土壤。
就一个民族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说，当然可以自我评价，一分为三，剖分出哪些成份为优，哪些成份为劣，哪些不优不劣。但这种剖分只有相对的意义，而且要借助于时代推出的新生活和新认识，以作为标准；否则，将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自己的时代来说，既然形成而为传统，就有它的必要性。“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
历史上有所谓文化危机、精神危机、信仰危机时代，那是说文化传统发生了问题。究其原因，或由于强烈的政治震撼，或由于深刻的社会变革，或由于风靡的文化干扰。其来源，主要来自共同体的内部；外部的刺激有时也起很大作用。危机的消除，有待于传统的重振和重组，任何武力的、政法的、经济的、宗教的强制措施最终都是无效的。而所谓重振和重组，绝不是全面复旧，无视政治、社会、文化上的新局面；也不是作茧自缚，排拒一切驰入舶来的新东西。这时需要的是冷静分析，分析传统中哪些成份变得无理了，现实中哪些因素是合理的。抛弃不合理的，传统方不致一足落网而全身受缚；接受合理的，传统始得与现实相安于无事。这叫做
“一切合理的，都应该成为现实的。”（恩格斯）
是否有不受时代生活的局限、不被民族性格所约束的成份，存在于某个或某些文化传统之中呢？就是说，在文化传统中，有无超越历史超越民族的成份，非时代性非民族性的成份，或人类性的成份呢？应该承认，这种成份是有的。因为作为动物的人类，彼此是相同的；作为人性的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样式也大体相似。因而，不同的人群在各自圈子里形成的传统，必然要有相同和相似的成份。这些成份，或适用于全人类，或适用于全历史，而成为民族传统中的超民族超历史者。这是不难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超越的成份，正以其超越，而失去了个性，不能成为民族性格的标志、时代精神的象征。真正代表各民族文化传统的，恰恰是那些专属于该民族、使其得以同它民族区别开来的那些基本成份；真正代表时代面貌的，恰恰是那些为该时代所专有、使其得以同它时代区别开来的那些特殊成份。超越成份的存在，是不同民族能以相互理解的根据，不同时代得以前后传承的基因。但民族之间要想真正理解，必须去理解那些不易理解、为各民族精神所独具的基本成份。所谓民族文化交流，所谓民族互相学习，都是就这些成份而言。时代之间如需加以比较，如需相互区别，也是要抓住各自的特殊成份方有可能。
体与用
文化改革上有所谓体与用问题，曾经争个不亦乐乎。照我理解，所谓体，应该就是文化传统，就是某一民族之所以成其为某一民族的那些品格、精神；而所谓用，则是这个体的功能、作用、外在表现，就是某一民族之用以现其为某一民族的那些传统文化。当年严复强调的牛体不能有马用，在这个意义上，是对的。
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必先自己变幻为马体，然后始得用马之用，倒也又不尽然。因为用固赖体而现，无此体则无此用；但用既为外在表现，或既已表现在外，则人人得而见之，人人亦可得而法之，所谓“拿来”者是。牛固不能“有”马之用，牛却可以“用”马之用。这在今天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哲理上说，有，和是、存在同义，乃本体上的事；用，停在现象界。移花接木，甚至掐下花来插在头上，总是能办得到的。
但是如果由此又得出结论，认为一切拿来之用，都将如原封未动般地发挥其效用，却也又不尽然。因为，马用在这里终究是安在牛体上，牛体本身受用不受用，一来取决于用之为物，看它在原体上属于哪个层面：物质层面的，移用较易；制度层面的，移用较难，因为它要受体作相应的变化；精神层面的，移用更难，因为这往往触动受体的深层。二来取决于体之为物，要看此受体的开放性与承受力，以及它自身的发展阶段，它与授体的差异程度。
千言万语说到底，体是根本的决定力量，体是民族的魂。拿近代历史看，在日本，只能是和魂汉才或和魂洋才；在中国，只能是中体西用，把外来的东西中国化。和魂和中体，各自的发展阶段不一，开放性上亦有差异，故影响着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和深度；但必得以自己的体为体，一切外来之用方能有所安顿，这一点上，彼此又是共同的。否则，再美的用，也只是出墙的红杏，可嗅而不可及，海上的楼市，可望而不可登也。
人们有埋怨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如何如何封闭保守加落后的，也有吹嘘它怎样怎样悠久辉煌加美妙的。不管怎样说，埋怨它，也只好面对现实，无法另换一个体，至少因为这是民族的共同体。某一个人也许能做到脱胎换骨、洗心革面，跳出三界外，彻底绝裂于传统；整个民族却无法做到。吹嘘它，也无力阻止它与时俱进，随世界浪涛激荡，抛弃需要抛弃的东西，吸纳应当吸纳的东西。由于无法另换一个体，所以西体中用说是不着边际的。由于体在与时俱进，所以中西互为体用说是没有意义的。
值得讨论的倒是用对体的反作用，特别是拿来之用对拿者之体的反作用，比如说，西用对中体的反作用。鲁迅当年强调开放时曾奚落保守份子道：人吃了牛肉，绝不会因之变为牛。他忘了补充一句：人常“用”牛肉，身“体”的确会壮实起来。西用之与中体，亦可作如是观；一切有益之用，对于受体，都应作如是观。谁都知道，飞机、电讯的引用，不仅方便了交往，而且也加快了生活节奏，开拓了眼界耳疆，改变了时空观念，冲垮了坞屏壁障。这些，已足以激起长期逗留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化传统的不安，而不得不作因应变化；更不用说那些制度性的、观念性的拿来之物所施加于体要求于体的变化了。
但是，反作用也只不过是反作用；第一性的决定作用者仍在体本身。这一点，前面已经反复说到了。
两个传统？
民族有上层人士与下层平民之别，社会有剥削阶级与劳动群众之分，国家有统治集团与人民大众之殊，于是，研究者们不免要琢磨：文化是否也有两套传统？
列宁有过两种民族文化的说法，说每个民族都有一些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份，而占统治地位的则总是资产阶级文化。这是就文化而言的。就传统而言的，则有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或精英传统与民间传统的说法。
如果依此类推，还可以举出雅文化俗文化，政统道统，上帝的事凯撒的事等等提法。
所有这些分别确然是存在的。不注意它们将无从分析一个民族的纷繁复杂的文化面貌，无法理清民族文化的绵延演进的历史过程，也无力规划未来文化的灿烂前景。这大概应无争议。但所有这些分别都还不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是全民族的，是民族之所以为该民族的气质、品格、精神、灵魂。它的成份可能很复杂，有土生土长的，有外部潜入的，有尘封蛛网的，有崭新亮的；但它并不因此而支离破碎，七拼八凑。因为它是整全，它能整合，各种成份经过整合而彼此相安，彼此相需，形成一个完整而和谐的统一体，一个独具特色的个性。
其土生土长的成份，就其显现而为文化看，在文明社会即存在着劳心劳力、统治被统治的社会里，常呈现出雅俗之分；并进而在衍化上各自承续，出现所谓的大小传统之别。但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只是文化，只是传统文化；而不是传统，不是文化传统。就是说，这些分别只是民族精神在不同阶层的不同表现，还不是其所以表现的那个民族精神。在民族精神方面，二者是共同的，一源的。这一点，从雅俗文化之间、大小传统之间川流不息的交换、渗透，乃至有意识地进行的采风观俗、化民成俗之类的行动之所以必须和能以成功的事实，足可以得到证明。
其外部潜入的成份，本是经过筛选了的；否则将潜而不能入，入而不能居。用以选择的大筛，便是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包括它的价值取向和时代感、开放性。合则留，不合则拒，是这里的铁则；象一切有机体对待外物的原则一样。既已选入或接纳以后，这些成份虽不免仍带有“客家”的风采，但已然是新的大家庭的一员，便不可能独立寒秋，自成一系，与居停主分庭抗礼，形成独自的传统；而只会是入乡随俗，舍己从人，化为受体的有机部分。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两个传统的事，也是不会发生的。
有人喜欢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形成了一种新传统：反传统的传统。此说在此至少有这样两点需从理论上讨论的内容：五四后的中国文化有两个传统，以及，这个新传统是从外部传入的。
大家知道，五四时代有许许多多西洋新说蜂涌而来，其中不少说法和做法曾被广泛宣传，乃至付诸试验；宣传者试验者无疑曾是爱国的、赤诚的，很多还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但是真正被中国文化接受的，为人民大众信服的，却为数了了。个中原因，可以举出许多，而文化传统的筛选，或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外好多学者分析过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安家的根据，也有人探讨过五四所以采取全面反传统手法的原因，结论都认为，其根据和原因，仍在中国的文化传统身上，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相通相容之处，是中国有把政和道、真和善捆在一起的传统，因而才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有五四的全面
反传统。这也就是说，五四引入的新说，都还不过是一些“用”，它们只因和中国文化传统能相容，被中国文化传统所承认，所接纳，从而附着到中国文化的“体”上，才得以掀起波澜，发生作用；否则，将只是一些动听好看而无所作用的西方夜谭而已。
因此，这也就是说，五四并未在中国造出新传统，五四以后也未形成新传统；五四以来所发生的，不过是老传统适应新世纪、翻出新花样而已。两个传统的事，本质上是不可能的。
财富和包袱
设想一下，如果某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每一天都在从头开始去练习生存本领……；其情景当然是不堪设想也不忍设想的。因之，称传统文化为祖宗的丰富遗产，说文化传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应该是不为过分的。
但是如果忘记，传统是一种惰性的力量，保守的因素，它具有箝制人们思想、范围人们行动的本性，利于造成原地踏步的局面，也将出现某种不堪设想和不忍设想的后果。因之，说传统是民族沉重的负荷，社会前进的包袱，也是不为过分的。
既是财富，又是包袱。辩证地了解和掌握传统的这两重属性，运用它而不被其吞没，防止它而不拒之千里，是一大学问，是一种艺术，是人类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要表现和广阔场所。
能理解这一点和做到这一点，看来并非易事。我们容易看到的，常常是与之相左的情况。比如说，一种人以为传统象服装，并认为服装以入时为美，而去追求时髦，日日新，又日新。这时，具有惰性的传统，只会被斥为阻碍趋时的包袱。另一种人以为传统象文物，文物唯古是尚，应该保护其班剥陆离，切忌来刮垢磨光。这时，传统所不幸具有的惰性，倒又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财富。
传统的确是财富，但财富不在它的惰性；传统也的确是包袱，但包袱也不因它非时装。传统不是可以逐气温而穿脱的外衣，甚至都不是可以因发育而定期蜕除的角质表皮。传统是内在物，是人体和虫体本身；精确点说，是人群共同体的品格和精神。它无法随手扔掉，难以彻底绝裂，除非谁打算自戕或自焚。
但是传统也不是神赐的天生的，它原是人们共同生活的产物，必定也会随共同生活的变化而更新。抽刀断水水更流，谁要想拉住传统前进的脚步，阻挡传统变化的趋势，纵或得逞于一时，终将不止于徒劳无功而已，更往往要激起逆反心理，促成精神危机。这是有史可稽的。
那么人们是否只能坐享其成、静观其变呢？倒也又不是。
这里似乎用得上“创化论”。创化和进化的不同，主要在进化论认为变化是受动的、机械的，而创化论则认为进化是生命冲动的绵延，是创造性的。创化论能否解释生物和生命现象，还可以争下去；若借以解说与意志的人密切相关的文化传统，也许倒合适。传统随生活的进化而进化，但无论生活的进化还是传统的进化，都离不开人的意志，或者叫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传统的进化上，被传统笼罩着的人们并非总是无能为力的。问题在于人们在多高多大的程度上认清了未来和过去，从而拿出什么样的对策，以及，在多广多深的程度上动员了群众，一起来实行创造性的进化。
传统文化理论篇2
我国作为历史大国，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通过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结合发展旅游行业。我国传统文化对旅游行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当前将自然与人文结合起来的旅游已经成为旅游行业发展的新趋势，无论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还是对旅游行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结合旅游元素的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经过历时的积淀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了相应的特点。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对人文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所以，可以影响旅游行业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也就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通过二者的相辅相助，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并推动着旅游行业当中的人文资源的发展。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旅游管理的作用
旅游管理理念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旅游企业在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应当同时注重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提高旅游企业的管理水平，并且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旅游管理理念的当中。
（一）以人文本的管理理念
以人为本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也是树立正确旅游管理观念的重要思想。在旅游观念的形成过程中，应当与我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的重要思想保持一致。通过树立以人为本的重要管理思想，发挥以人为本思想的注重性，提倡贵民的民主思想，从而促进我国旅游行业可以持续发展。
（二）以和为贵的管理模式
我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儒家思想主张以和为贵，只有在旅游企业的管理模式当中注入以和为贵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才能提高旅游企业的凝聚力。只有打破传统的旅游管理模式，将旅游管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传统的硬性管制的管理模式抛弃，采用含有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的管理模式，促进旅游企业的发展。
（三）以德服人的管理方法
我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思想就是以德服人，通过将以人文本的管理理念与以和为贵的管理模式结合起来，通过以德服人的管理方法，将中国传统文化完全融入到旅游企业管理当中，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提高管理水平，促进旅游行业持续发展。
三、传统文化对旅游管理理论构建的影响
（一）加强旅游资源中精神文化的挖掘
旅游行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旅游的概念也不仅停留在对景色的欣赏，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追求旅游区域的精神文明感受。所以，在对旅游企业管理理念的构建过程中，需要在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旅游项目投入资金，满足当前人们的旅游需求。在旅游行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应当注重结合当地旅游特色以及传统文化，通过不断的完善与进步，为旅客提供良好的旅游环境。对于历史建筑，应当注重定期进行维护，在挖掘其价值的过程中，注重对其中精神文化的挖掘，将历史建筑中含有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宣传与推广，带动旅游行业发展的同时，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二）对文化旅游区域进行合理规划与管理
旅游行业的发展会带动当地旅游区域附近的金融、食品、商贸、住宅等多方面共同发展。在对城市旅游资源进行开发的过程中，应当注重体现出当地旅游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对历史性的建筑进行规划或者扩建时，应当注重生态环境的建设，而不是对古城本身进行改造。在建设规划过程中应当注重将景区内部的绿地率与森林覆盖率设为规划建设的重点。通过科学合理的旅游管理模式，对旅游区域进行实质规划，促进旅游行业的持续发展。
（三）做好传统文化旅游管理理论的推广工作
传统文化是我国历史发展的精髓，在旅游行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当时刻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推广。对旅游地区的旅游者、居民与相关工作者进行传统文化的宣传工作，提高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在旅游景点的开发过程中，需要将旅游推广融入到传统文化当红总，通过开展展会、文艺活动等形式加大对传统文化的推广。同时可以利用我国传统的节假日对我国传统文化思想进行宣传，将传统节日当中的人文文化、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元素介绍给旅游者，在提高旅游行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提高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发展了人文。
四、结束语
传统文化理论篇3
【英文摘要】asurveyofthethousandsofyearsof
我国著名散文家余秋雨先生，在对世界四大文明的发祥地考察后曾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中华文明为什么没有像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那样，在时间和空间的无限中销声匿迹而绵延不绝、延展至今?其原因之一是整个社会没有形成一种远征的力量。[1]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海外出现了一种“中国”论调。《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保罗·肯尼迪撰文，称全球化将使中国受益，反过来威胁美国的地位，“美国现在拥有不可撼动的世界霸主地位”，但“不能在本世纪续写荣耀”，理由是中国可能赶上来。耶鲁大学商学院院长杰弗礼·加腾(JeffreyGarten)在《商业周刊》上撰文指出：世界经济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依赖，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一旦中国经济受到战争、恐怖袭击、社会动乱、自然灾害的打击，美国经济的“生命线”就可能被掐断。针对这一论点，一些中国学者也纷纷撰文指出：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国势日盛，对他国的土地与资源并无染指之心，所想的只是维护本国的合法权益。而且回顾历史，中国式的战略文化和战略思维，一直是指向和平的。“亲邻善友，国之宝也。”[2]和平主义精神便显而易见。不过，这种和平主义的宣讲也招致了许多学者的反驳。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崇尚和平的事实固然很多，可相反的事实也不胜枚举。许多研究中国文化的海外学者和西方学者，可以赞扬中国人的深刻、广阔、单纯、恬静、勤俭等美德，似乎还很少承认中国是一个和平之邦。[3](p34)特别近代以来，中西双方的接触常常是通过战争形态表现出来的。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文化在西方所得的一点“好感”，被一扫而空，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野蛮”、“残忍”的民族。至此，也易于得出一个结论：恐怕实在难有这样的民族和国家，天生就喜好和平。
一
然而近读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和英国大哲学家罗素的《中国问题》以及相关资料，然后重温了中国数千年文明史，对这一问题便有所厘清：中华民族实在是一个崇尚和平的民族，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取向，一直是和平主义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而沉淀下来的精神财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存在于民族大众的心理的、知识的、生活的结构之中，并通过人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而得以延续。尽管这种延续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而有所发展、嬗变，但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主流仍绵延不断地得以保持。被誉为“世纪的智者”的大哲学家罗素，曾于1920年至1921年间，在中国进行了长时间的讲学，讲学完成之后，他根据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中国问题》一书。书中说中国人向以博大的文化为荣，而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在于追求自由而非支配别人。正如罗素所言：“他们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中国虽是两千年帝国的后裔，然而对帝国的热衷却已极其淡漠了。”[4](p154)在这种文化熏染下的中国人非常骄傲，以致骄傲到不屑于打仗的程度。诚如罗素所言，“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于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4](p154)。按罗素先生的意思自然是中国人爱好和平已习而成瘾。中国历史上虽征战连绵，但老百姓是天生爱好和平的。罗素接着论证了这一个观点：“我不知道哪国的诗人会像白居易那样，塑造了一个自残逃避的新兵……他们和平主义扎根于深思熟虑的观点，事实上扎根于他们不愿意改变任何所见到的一切。”[4](p154)马克斯·韦伯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中国尽管战事频仍，但进入历史时代后，即逐渐成为和平化的世界帝国。”[5](p30)韦伯首先承认，中国文化的发展最初是以纯粹默武主义为标志的。但随着文官当政，意识形态自然地转向和平主义。[5](p32)因此，和平主义自有文明史以来，基本上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脉络。
综观中国历史，除却一些失常的行为，中国政治文化之崇尚和平，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中国与异族的战争中，多半是因异族入寇，我方才起而抗战；抗战胜利，亦能适可而止，以穷兵默武为戒。中国自秦以来屡筑长城就是明证：长城是由历史命运铸成的一座巨大的纪念碑，它代表防御和不出击，是积淀着一种内向防范型文化的深厚思想的事物。西汉时，有个叫陈汤的，他以单车之使，攻克了西域匈奴遗族这支强敌，回到朝内，不但得不到英雄式的欢迎，还受到种种责难。就是因为中国有“兴灭国，继绝世”的理想，这理想便代表一种崇高的和平精神。[6]并且，中国人至少在士人阶级，是向不崇拜英雄的。成吉思汗，曾横扫欧亚两洲，英雄气概，史无前例，然最终也落得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评价。同时，中国历史上的名将，立大功，建大业，但重文轻武的传统始终没变。在历史上能不朽的军事人物，也往往因其有儒将之风，国人视班超高于李广、卫青，其故在此。马克斯·韦伯也曾指出，武人在中国被鄙视，就像在英国亦受过200年的蔑视一样，一个有教养的士人是不会在社交场合中与武官平起平坐的。[5](p137)重文轻武的传统，虽曾使中国流于文弱，但正是这文弱之气，成就了中国和平主义之源。
二
任何精神气质的获得，都离不开具体的土壤。和平主义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神特质，更离不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制约。
(一)自然环境的影响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人类意识或精神形成的基础。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有一定的决定作用，虽然这种作用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终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多样化，人们开始能动地利用地理环境，于是地理环境对人类具体活动的决定作用就逐渐减轻。生产力越发达，人类对地理的利用能力程度越大也越深，但这一切都是以地理环境所提供的条件为前提的。
中国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大部分领土处于北温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为发展农业提供了最适宜的条件，我国黄河中下游很早就形成了大片的农业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黄河文明。与西方的大海文明即蓝色文明相比，黄河文明是一种大陆文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政治思想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农业的重要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重视。西方政治文化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中国古代思想家地主张“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的实质，就是强调人的行为与自然协调。由这种地理环境决定的思想长期实践的结果，是实现对完满和谐的和平精神的追求。
(二)社会环境的制约
社会环境的制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基础的制约。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比照斯密之术语“商业之系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农业之系统”[5](p39)，农业民族与商业民族、游牧民族的不同，在于商业民族好竞争，游牧民族好争斗，而农业民族自耕自食所以好和平。农业民族不但要居有定所，耕种也需有定时，因此，最怕骚动和变乱。一旦战事兴起，往往流离失所，不得耕种，影响民生。因此，中国农民的最高要求就是过太平日子。金耀基在对中国人人格特征进行分析时提到农业社会对中国人性格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中国的政治文化。他认为，古典中国是典型的传统的农业社会，这形成了中国人顺乎自然的人生观，他们把自然界和人事界的种种安排视为天经地义，很少去改变世界。金耀基借用冷纳的术语，称为“闭固性人格”，这与现代工业社会的“流动性人格”相反。[3](p36)此外，在技术尚未进步的时代，农业是靠天吃饭的，每遇丰年，农民便对上天感恩报德；遇到灾年，便要进行祈祷，这也有助于培养和平精神。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对文化的发展来说，起决定作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战斗君主军事上的神性和巫师的和平主义的神性是否能结合于一人之手。[3](p38)而在中国，这种决定作用却偏向于后者，诚如马克斯·韦伯随后所指出的，中国的君主是一个大祭师，是凭借古老天生的神性进行统治的。这种巫师般的神性恰恰是和平主义的。[3](p38)
2.思想观念的提倡。人类所以不能和平，战乱连年，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权力之争及对资源的占有。权力欲是人类最常见最具潜力的动机。古人似乎很早就看到了这一点，而以权力禅让为政治崇高道德。尧舜禅让，数千年来传诵不绝，奉为圭臬。孔子也曾有言：“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孟、荀也都主张“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到了宋明理学，更主张以通过心性的工夫，彻底超化权力欲，这便为和平主义在中国的延续提供了思想上的教化。“中庸”之道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早已成了人们普遍的思维原则。由于全民族在“贵和尚中”观念上的认同，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中庸”与政治的关系最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思维方式上。中庸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它要求执政者“执其二端，用其中于民”(《中庸》)，妥善协调各方面的矛盾，实现和谐(“和为贵”)的价值目标。在评价中庸思想时，不能简单地把中庸等同于折衷主义，把中国古代官场讲求不偏不倚的折衷倾向理解为中庸之道。应该说中庸思想倡导的崇尚和平，讲究信义，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群体的和谐，是社会政治稳定与发展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对调适、化解、规范社会各方面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使社会不至于在无谓的利益冲突中频繁动乱乃户至消亡，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3.国人性格的影响。中国之热衷于和平，实乃是中国人性格淋漓尽致的表现。在这一点上，海外学者和西方思想大家都曾有过精彩的论述。我国台湾学者金耀基在对中国人性格进行一般性观察时列举了辜鸿铭、史密斯、威廉姆斯和美国汉学家亚瑟·莱特关于中国人性格的观点，莱特提到了中国人的13种性格特征，其中之一就是与人无争。[3]正是这样的性格特征，造就了中国文化特有的价值取向。罗素也提到中国人性格不利于战争而有志于和平的方面。他的一位北京友人向他展示的一些画，令他印象十分深刻：苍鹰捕雀，鹫栖大枝，水鸟傲立于冰雪之中。罗素认为，这些画表现了中国人的善于体恤，这种性格不利于战争。[7]罗素还同时提到中国人性格中的宽容和忍耐精神，并对这两种精神表现出极大地惊讶，中国人的宽容，欧洲人根据本国经历是无法想象的，但最让欧洲人惊讶的莫过于中国人的忍耐了。正是这两种精神形塑着中国人的性格，使中国趋向和平而不是战争。
4.本土宗教的渗透。佛教戒杀生，慈悲为怀，在崇尚和平这一点上，较之中国正统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便逐渐渗透到民间，至隋唐曾盛极一时。佛教的基本精神，于是为正统文化所吸纳，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隋唐以后多年，佛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不在本土文化之下，这从佛寺的数目和孔庙数目的比较中可明显看出。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曾有效地培养了和平精神，这是绝无可疑的。在宗教的影响中，儒教和道教也无处不在地渗透着和平主义。在这方面，马克斯·韦伯在其所著《儒教和道教》一书中有透彻的论述。马克斯·韦伯分析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理性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时认为，最基本的原因是中国缺乏一种像禁欲的新教教义那样的精神气质。用韦伯的话来说，“儒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地适应于此世，清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地支配这个世界。”[5](序)这两种理性主义的区别在于一种是消极适应，一种是积极支配；一种是秩序，一种是反秩序的。对于儒教的这两种理性主义，陈秀同说：“宁作太平犬，不作离乱民。”[5]正如这句话所显示的，儒教的理性主义本质上具有和平主义的性质。罗素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在中国虽然革命和战争时有发生，但往往不甚激烈，这是因为儒教的平静观起了重大作用。[4](p31)他又指出，中国很少发生血淋淋的战争，在这样的国度里，兵祸之灾没有我们厉害，那就是因为儒学的缘故。[4](p31)尽管罗素的观点有点武断和偏激，但儒教内含的和平主义因素却是不容置否的。和儒教一样，传统道德也具有和平主义的精神气质。道教引导人们隐匿于世的方式或作为隐士离群索居于山林，以保全一己的纯真与谦逊。在韦伯看来，这种精神是与鼓励人们跳出狭隘的生活圈子到广阔的天地里施展自己才能的创业精神背道而驰的。[5](序)
三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富含和平精神，中国的传统社会也足以培养和平精神。但一部世界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血淋淋的战争史。那么，如何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这种和平主义精神成为世界的和平主义，便是每一位关注世界和平和人类命运的学者要探讨的理论课题。诚如罗素所言，中国人摸索出的富含和平的生活方式，已沿袭了数千年，若能够被全世界所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4](p7)站在新世纪的前沿，重新审视近百年前哲人的明导，便知中国之和平对于世界争取和平的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余秋雨.行者无疆·在浙江大学第九届登攀节开幕式上的演讲[Z].北京：华艺出版社，2001.2.
[2].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n].人民日报，1997-11-3(1).
[3]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5]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宝译)[m].杭州：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传统文化理论篇4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格理论及特征
1.传统文化的人格体现儒家的理想人格。在儒家的理想人格中，认为最高人格的体现为圣贤。而圣贤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是要与天同德，与大道同行，克己复礼，兴国安邦的高尚品格。儒家圣贤的人格主要体现在仁与礼的统一。道家的理想人格。在道家的理想人格中，提倡隐士。即真人，至人，神人。主张淡薄本性，无为不争，已达到人性和自然最原始的状态。在道家的思想中，提倡返璞归真，无为而治。法家的理想人格即为英雄。认为要追求自身的实际理想，凭自身的力量争取社会地位。提倡法不阿贵，唯法所在。在法家看来，法令制度高于一切，无论君臣，在法令面前一律平等，体现了人们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佛家的理想人格提倡超尘绝俗，认为万物皆空，明心净性。在佛家的思想中，佛就是泯灭七情六欲的超人，在生活中做到宠辱不惊，万般皆空像的心态。
2.中国传统人格教育理论的特征第一，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格。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就是表面天地之间人之性命最为珍贵，体现了人的价值。孟子说“所欲有甚于生者”就是指人的追求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表明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是中华民族的行为模式，注重挖掘人的价值，获取他人的尊重，一方面做到自爱，自尊；另一方面做到理解人，尊重他人。第二，崇尚仁爱理念。孔子特别注重“人”的突出地位，仁爱是人性之基本，通过自身的美德，达到人与万物的统一。在理想的人格教育中提倡，一方面不断提高自身的德行，另一方面也要将德行推向社会，造福社会。第三，重视修养实践，崇尚理想人格。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将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作为自身的追求根本，通过道德理论的熏陶和道德实践的累积达到人身外在和精神内在的统一。
二、传统文化与现阶段人格教育的融入
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提炼、整理，塑造高职学生优秀的人格，以经典“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理想为重点；以仁人志士为榜样加强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励志教育，培养高职学生的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和团队精神。
1.思政教育体系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在现行高职思政教学体系中，可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伦理导向性融入思想道德修养课，用心弥补现行课程的人文精神的不足，增加课程的育人功能。高职学生的道德修养不能被文化课的知识性要求所取代，教学与评估只能以育人为中心，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道德修养课程，可以充分展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来引导学生的道德思想，培养人格健全和道德品质优秀的大学生。
2.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网络、影视建设网络、影视等公共媒体对高职大学生有较强的吸引力，可以在专门优秀传统文化网站中积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高职大学生提供一个干净绿色、健康有益的网络和影视环境，转移人格教育的重要阵地。
3.在校园人文环境中融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高职校园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同时也是大学生社会化的主要战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对高职大学的道德人格培养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校园文化中的历史传统和思想追求能改变学生的价值观、理想和道德信念。如清华大学的厚德载物、北大的兼容并蓄，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影响着一代代的青年才俊。
三、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今高职学生人格教育的理论价值
1.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的职业素质。在择业观方面，高职的毕业生刚刚踏入社会就想着找到非常理想的工作是不现实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敬事而信“，“建功立业”的精神是值得当代高职学生借鉴的。很多成功者和建功立业的人都是从很艰辛的基层工作做起。通过传统文化中典型的人物案例引导学生调整就业期望值，保持达观的择业心态，“天生我才必有用”，有才华有德行的人最终会被发现。保持不断进取的信心是帮助高职学生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2.有利于高职学生正确处理人际交往。高职学生在进入大学后，许多人不知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因而往往造成与同学交往胆怯、与教师“顶牛”、与父母关系不合；还有一些学生交往重实惠不重原则，请客送礼、拉帮结派，这种友谊自然不会长久，又反过来影响学生的交往能力。因此，利用传统的道德中强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让他们更加能够明白尊重他人，勇于承担，在人际交往中学会多角度考虑问题，在传统的道德教育中学会做人的道理，促进个人的成长和进步。
3.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的诚信品质。诚信是做人之根本，所谓“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因此，对于高职学生来讲，诚信品质的培养在整个人格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诚信建设是社会主义良好经济建设的需要，是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需要，是整个社会道德文化进步的需要。因此，通过传统文化培养高职学生诚信的品质至关重要。
4.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道德自律。在如今的教学过程中，主要强调理论知识的教育而忽略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培养，这就导致道德教育的效果不明显。马克思说过“道德的基础是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也就表明，道德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培养有自律意识的人。在道德教育的教学过程中，老师要运用灵活的教学方式调动高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优秀的道德品质。
传统文化理论篇5
关键词：传统文化；行政管理；影响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8-0234-02
中华五千年大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这数千年流传下的传统文化便如一颗颗明星，璀璨天际。而在这些明星之中，不乏如勤政爱民，以德为政，任人唯贤等古代行政管理思想。历代闲人对这些思想加以整理，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行政管理模式。其中如《大明律》等国家法典，更是影响深远，直至近代。而这些思想对中国建设和谐社会提出的以人为本、树立科学发展观等思想具有极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传统文化中对现代行政管理的积极影响
1.传统文化中的“民重君轻”思想和德政。这里所说的行政管理并非一味地以法律法规来约束、管理他人，而是指最大程度上地利用道德来约束人们。儒家的孔子倡导仁政，认为君主应当实行德治，以仁义治理天下，提出“仁者爱人”的理念。同样的，现在社会的领导如果能够在领导过程中施行“仁政”，同人民群众亲如一家，也会对行政工作的开展更加有利。德政的实施不能脱离群众，领导干部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工作中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不能脱离群众。要时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德修身、以德执政、以德服人，发挥领导的带头示范作用。
2.“任人唯贤”与“举贤用能”。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君主应该重视人才的培养和搜集，应该合理地选拔任用人才。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就曾提出了“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的政治思想。法家代表韩非子则更为直接地指出了“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说明环境对人才培养的重要，并直接指出了选拔相应人才的大环境。这些举贤思想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同时也为我们现在行政管理中的人才任用选拔提供了良好的理论依据。
3.“以身作则”的行政管理方式。孔子认为，为政者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在生活中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素养的同时，在工作中要时刻坚持以身作则，将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可以说老子的这一境界，也是行政管理的最高境界。此外，领导者要不断反省自身不足，既要了解他人，更要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大学》中所说的阐述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领导人只有不断地加强自身修养，扩充自己的学识，磨练自己的品性，端正自己的内心，才能真正全面地提高自身素质。
4.赏罚明确的行政管理手段。自古以来，中国在行政管理上就主张“赏罚分明”，孔子曾明确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德和刑法要相互辅助，完善国家法制建设，要以政治手段和法律手段对人民进行基本的约束，之后再以道德礼法引导人民，使人民在“免耻”的前提下能够树立正确的人格。在建立和谐社会的今天，中国的行政管理工作也应当如此，不仅要依靠法律的强制效力来保障人民利益，同时也要依靠道德约束力进行控制。要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做到“外儒内法”的层次，以道德和法律两种武器双管齐下，进行管理，只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才能确保中国创建和谐社会，以及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文化的飞速发展。
二、传统文化中对现代行政管理的消极影响
1.重形式，轻效率。传统文化注重形式，受其影响导致许多官员在行政管理中好做官样文章，机构庞大臃肿，办事拖沓。而机构臃肿的结果是人浮于事、尸位素餐、办事效率低下，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
2.重人情，轻法治。传统文化中，“人情”观念极强，从而导致了对法治的不够重视，这一现象在行政行为中的表现则是个别官员的能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导致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如当前新闻话题中常见的与“官二代”、“富二代”等有关的负面报道层出不穷，而与之相对的在官权与财富的双重压迫下，法律显得那么单薄，这也是当今政府公信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3.重权利，轻人民。传统文化中对皇权、官权极为重视，虽然强调保障人民利益，却轻视百姓的权利。这导致了现在有许多官员在行政管理中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各种专制集权现象屡见不鲜，而自2009年以来在上海等地多次出现的“钓鱼执法”事件中，城市交通执法大队的“倒勾”行为，则完全利用其权利明目张胆地对百姓进行“抢劫”是从而使得民主政治难以实现。
4.重群体，轻个性。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事物的统一性，这直接导致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谦虚谨慎的个性，而这种思想在行政管理中的扩大表现，则造成了大部分官员在行政管理中思想僵化保守、不敢尝试新事物、新办法，开拓创新意识差，造成行政活动的僵直，缺乏应有的弹性。而这一思想不止影响中国的行政管理，甚至在社会生活上也导致了一系列恶劣现象的产生。今年来争论的尤其火爆的“扶不扶”，不只是责任均摊的思想，更反映中国当前社会道德出现严重滑坡的现状。
5.重等级，轻民主。中国传统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社会等级区分明显，官本主义思想严重，致使行政活动中许多官员表现出极强的等级性，而人民也具有较强的依附性。“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现状至今未能得到有效缓解，这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
三、去芜存菁，立足于传统文化建立现代行政管理制度
1.立足“仁政”根本，确立正确的法制观念。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治”观念严重，人们在办事时讲究“人情”的现象严重。作为一种治国方式，人治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而这一行政现象则是同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相联系的。“人治”这一政治手段本身所指的“德政”、“仁政”、“礼政”等政治策略，不仅对统治者本身的素质要求极高，同时也要求其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环境具有“德”、“仁”、“礼”的特性。但在人民思想素质还没有达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境界层次之前，这种治国方法显然会使统治阶级的权利过于膨胀，从而导致国家内部矛盾。因此，相比之下，“法治”则更能突出其优越性，“法律之下人人平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以完善的法制建设约束统治阶级，令某些心存不轨的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结合“以德治国”的人道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法制健全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去除“官本位”思想，注重“以人为本”的行政理念。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严重影响着中国人民的观念，导致中国文化中“官本位”思想严重。其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官职成为了一项特殊的纽带，建立了严重的等级制度，造成了人们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另一方面由于权力的滥用，导致行政人员的优越感严重，在行政过程中脱离群众，过分的夸大了个人作用，缺乏团队意识、群体观念弱，不重视群众利益的现象严重，也导致了部分执政官员过分重视个人权力从而忽视了行政过程中的民主与法制。
在行政过程中，我们应当结合中西方思想，注重中国的“以人为本”的政治思想，尊重他人，尊重和发展人的主体精神，尊重并保持每个人的个性与独立性，避免依附性。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要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原则，坚持人民群众在建设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事业中的主体地位。不断地维护并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尊重和保障人权。重视人的价值、权利和自由。
3.脱离形式主义，注重实事求是提升办事效率。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了很多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念，这些观念就是形式主义的思想根源。现代社会是一个讲求高效率、高质量的社会，无论大到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小到普通百姓的生活工作，无不讲求效率，而这种浓厚的形式主义与却恰恰与之相反，在严重的等级制度下导致过程拖沓，执行效率低下。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将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而非一味地迎合上级，置人民利益于不顾。
四、结论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有关于行政管理的思想极为丰富，诸家都有涉及，其中对于政治取向、人才管理及用人制度，以及对行政人员自身素质的要求，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学习。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中国文化传承深远，但是其中不可避免地含有大量为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观念，其中也有一些诸如道家“绝圣弃智”的消极观念、儒家愚民政策、等级制度以及法家的“严刑峻法”等思想糟粕。在传承本民族文化特色，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去芜存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性地对这些传统文化加以运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
[1]吴健.视域融合中的判断与选择——对“政治文化”的再理解[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10）.
[2]朱兴国.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价值[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5，（1）.
[3]王劲松.传统文化基础与体制改革[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3，（10）.
[4]高云.传统行政文化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正负效应分析[J].理论探索，2005，（6）.
[5]贺江群，彭忠益.试论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对现代行政的双重影响[J].价值工程，2003，（10）.
[6]孔子，著，张燕婴，译注.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
传统文化理论篇6
关键词：心理健康；传统文化；心理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B8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4-0221-02
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日益激烈，压力从幼儿园开始，求学、求职、下岗、恋爱、婚姻、家庭，各种人际关系，人们无法回避内心的惶惑、焦虑和浮躁。众多因素导致近年来精神病发病率逐年攀升，心理健康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生活在现代，人们需要学会调适自己的内心，维持一个平衡的心理状态，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近代中国，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错误地把我们的落后归咎于厚重的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和旧的封建制度混为一谈，一起抛弃。然而，在敞开国门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传统文化依然是我们心灵的归宿，精神的依托。积淀千年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有我们心灵渴求的阳光、森林和小溪。中国古代哲学的三大支柱儒、释、道，为解决心理问题，提供支撑。以下从培育快乐心理、积极进取的心态、诚信三个方面分述之。
一、如何培育快乐心理
儒家通过对人性深刻的洞察而提出的克己、中庸、寡欲和豁达坦荡的思想，在今天就成为有效的调节情绪的途径和方法。
传统儒学中适应农业文明所提出的等级制度，愚忠愚孝等陈腐观念早已被“五四”反封建运动所摒弃。它的人道原则缺乏人格独立和个性自由的内涵，往往到后来被演化成亵渎独立人格、压抑个性发展的工具。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孔子对于人的社会本质有着深刻的见解，儒家理想的人格范型即使到今天依然如导航的灯塔，照亮人生之路，培育健康的心理。
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精神的舒适和，这种精神的享受超越了具体的物质形式，成为人的基本属性，人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不能没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的天空，坚定的信念，良好的修养能使一个人脱离低级趣味，成为一个高尚的人。失去精神家园的人，生活中就只剩下食和色了。儒家高扬超越物质的精神力量，这是一个人能克服现实困难为理想而奋然前行的动力。“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1]“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子罕》）[1]吃简单的食物，睡简陋的床榻，艰苦却乐趣无穷；衣袍破旧者与衣着华贵者站在一起，而不觉得耻辱，是强大的内在力量维护了基本的心理平衡和人格独立的。正如孟子所说的“充实之谓美”。现在正处在社会转型期，许多人在无限的物质追求中扭曲了人格。道德败坏，贪污腐化，侵吞国家财产，中饱私囊；不法分子制假贩假，拐卖妇女儿童的现象屡屡发生，，走私贩黄，种种不良现象令人痛心。造成这些社会问题的原因有很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历史的、现实的，其他原因且不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传统文化的衰落，导致社会人文素质的低下，乃至精神文明的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
顺应自然规律的人才有快乐，天、地、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认清自身发展的规律和自己的使命，在不违背规律的前提下寻求发展，否则，如果私欲膨胀，践踏自然规律，必会影响自我的发展，破坏自我内心的安宁。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至今对心理学、哲学、环保等诸多领域，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中庸的心理学意义是很明显的，中庸是一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的偏颇，是心理疾患形成的原因之一。凡事考虑程度，适可而止，才能保持常态，维持和谐，才能具备持久发展的动力，人的心理也是如此，过分执著于某种褊狭的状态，便会失去心理的自然平衡，失去精神的自适感。平静、快乐、放松才是正常的心理状态，过于强烈的欲望必然带来焦虑、不安，久之，导致心理乃至行为的失常。儒家强调中庸，“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民鲜久矣。”（《雍也》）“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不要空想、绝对肯定、固执己见、自以为是。这四方面相伴始终，空想是开端，脱离现实的空想必会导致主观臆想，造成绝对肯定，固执己见，最后，自以为是，越发空想，形成恶性循环。为此，经过深刻体察，孔子提出克己寡欲的主张，“以约失之者鲜”（《里仁》）。因为谨严约束而带来失败的时候太少了；“不忮不求”（《子罕》）不嫉妒别人不贪求许多；“不尤不惧”（《颜渊》），不埋怨不恐惧，这种坦坦荡荡的胸怀正是现代人所追求的心理健康的标准。
二、培育积极进取的心态
儒学理想的人格范型，在加强内在修养的同时，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积极进取，高亢昂扬的勃勃生气，有着很强的实践性，对青年人有很强的感召力，无疑是一种心理健康的典范。“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泰伯》）具备了宽广的胸怀和刚毅的品格的人才能担当重任并永不懈怠，死而后已。孔子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希望自己的学说能拯救天下苍生。桓魁想加害孔子，孔子说上天给了我这样的品格，他能把我怎么样？“天生德于予，桓魁其如予何？”（《述而》）坚毅、顽强、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二千年来铸就了我们民族的灵魂，伴随着一代代优秀的中华儿女为理想舍生忘死。
读到苏轼的铿锵豪迈的词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定风波》），和优美清新的《赤壁赋》“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很难体会这是刚刚经历过乌台诗案，几乎丧命，“魂飞汤火命如鸡”的苏轼所写，经历灾难带着悲苦来到贬谪地黄州，字里行间我们读出的是开阔博大的襟怀，羽化而登仙的超脱飘逸。他在《与杨元素书》中说“进退得丧齐之久矣，皆不足道”，进退得失，等量齐观，青少年正处于人格的养成期，苏轼面对挫折的修养，是最好的心理学教材。
当今全球化浪潮中，中华民族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在国际上与人为善，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这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人道精神、克己利群等许多精神一脉相承。
三、诚信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
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带来良好的心理状态，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只能破坏自己的心境，反之，也只有良好的心理状态才能建立起和睦的人际关系，选择主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遵循社会共同的行为规范，否则，只能特立独行，脱离社会。良好人际关系的根本是有平和善良的心态，正如《论语・里仁》中所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仁”就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则更是高贵人格的体现，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为人们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生存环境。现代心理学认为，行为主义理论忽视思维和意识的存在，而心理学主要研究的是人的心理过程，强调潜意识的作用，认为人的根本心理动机受到潜意识的支配，而这种心理活动决定了人在生活中的行为方式。早在两千年前《大学》就有论述，“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为修身在正其心。”
道德缺失是引发精神病的重要原因，精神分析学派强调人际间的社会关系。而儒家文化强调道德作用，透过人的表面行为直指人性深处，认为真诚才能尽性，化育万物，才能建立起和谐的生存环境，包括社会关系和自然环境。正如《中庸》所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诚信是人性的本质，人们借此来与万物相沟通。
品德可以修养身心，意念真诚才可以品格高尚。曾子在《大学》中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不真诚的人做不到仁爱对人，是体验不到精神层面的快乐的，单纯物质感官上的享乐，是暂时的，低层次的。仁爱就是要维护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一个人，失去了周围人的信任，是做人最大的失败。重承诺，守信用是做人的根本，孔子在《里仁》里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不随便承诺，是怕自己做不到。
综上所述，传统文化积淀数千年，只有超越自身，去粗取精，与世界同步，才能焕发新的生命，融入新的时代。传统文化的终极目的是完善人类自身，这决定了它兼容和自我更新的能力，西方文化倡导的个体自由，与改造自然等思想与传统文化中群体和谐、天人合一等思想并不矛盾且相辅相成，在突破中兼容外来文化，传统文化才能得到重构和发展。在传统文化自我道德修养的部分中，培育快乐心理、积极进取的心态、诚信等方面影响了当代人品格的养成，具有心理学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戍国.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98.
ontheinfluenceoftraditionCulturetotheCurrentpeople
JiaYan-guo，HURong
（XingtaiFinanceandtradeSchool，Xingtai054001，China）
传统文化理论篇7
生态分析：传统伦理文化的生长氛围
伦理道德起源于人类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三维关系的自觉需求。这样，伦理道德与其存在并发挥效用的自然、社会、人诸“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就构成道德的生态环境机制。如果人们尝试对某一伦理文化进行分析，首先要进行的，就是伦理道德的生态学分析。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是古代中国人伦理道德觉醒与自然经济、专制政治、内圣追求相互作用而生成的。在传统伦理生长的这种生态环境中，伦理道德既获得了从诸种意识形式中脱颖而出的助长土壤；但同时，却又不能不因为它本身耍承负诸种社会意识形式发展动源及面调节三维关系的过重载荷，而导致道德生态失去平衡。从而，注定其悲喜聚合于一身的独特命运。
就前一方面而言，传统伦理文化本身的生长环境是极其优良的。作为它的观念架构的儒家伦理，以个人的良心作为道德的终极根据，以忠孝规范的男性道德，以贞节约制的女性伦理，以孔颜乐处或正谊明道推动人趋向崇高所形成的处理入己、义利关系的德性规范，就完全是这～生长环境的造就，而又在这一生长环境中取得优厚的发展条件的。一方面，当中国拖曳着原始宗法血缘关系的巨尾步入文明社会，进而因以满足一家一户需要而运转的自然经济的强化，形成了宗法血缘关系与自然经济共同作用条件下的宗法伦理。宗法伦理不唯将人固定地规范在他先天赋予的家庭家族地位上，造成个体伦理调节规则的单一化和僵化；同时，也使伦理发生功效的前提条件完全集中在一定地位上的各个个体对自己“应当”承担的道德义务的自然醒觉和主动践行上。“良心”不可替代的道德核心位置，便由此取得。因此，有那些具备“不忍人之心”的善端和“推己及人”的善行的人，才能成为宗法伦理中道德的人，成为宗法社会中合模的人。以“老吾者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力中心的人际伦理和“时也、命也”的自然节律交错作用，更使良心牢固地根植于与自然统合的日常人主伦常沃土之中。另方面，宗法血缘关系构成国家结构的范型，而国家成为家庭的摹本，家国同构造成“朕即国家”的政治层阶结构现实之后，现实社会政治这只封建传统社会中最强劲之手，又会伸出来强求伦理由元典中的相对性人际关系规范转换力绝对性人际关系。在传统中国男权社会实际中，“父慈子孝”作为维系宗族或家庭的核心规范，本基于对人生造塑者与承造者自然关系的素朴反映，但一当它进入社会政治领域并臣属于政治要求，就衍变成“事君以忠”的无条件忠诚的、苛求臣民的单向义务规则；而同时，在中国这个蔑视女性的男权政治国度，原本应作为女性发自自我意愿的道德约束方式――“贞”，在要求女性依附男权后，则变成单纯制约女性的“贞节”或“贞洁”，既不允许向男性权利挑战，又不容许她们有任何伦理试错机会。孔颜乐处或“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也本应是发自人觉察在现实物欲之后尚存高尚的德性生活，而凸显出来的行为的道德选择，但它作为普遍的道德规则，则直接是那要求人们脱离一切物质要求，放弃一切道德一利益关系自省的专制政治的产物。因为在“博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工臣”的传统社会，如果每个人拥有足够的财富，并在强烈的致富心理驱动下审视人际关系和选择行为方式，那么，现存社会秩序就难以维持了。再一方面，由于自然经济先天地具有限制人员流动而播延先进生产操作方式的特性，而专制政治又先天地带着禁止自由思想和开发智力资源的要求，因而．当人们以不可避免的精神觉醒致思道德问题时，就只好向内用工夫，内心之“圣”成为道德审视的唯一自由天地。但当内省而“圣”撞上政治霸“王”时，便又只好将自然带有发展自己的的德性省思结果藏匿起来．使“内圣”与“外王”处于自觉的分裂状态。以前者力个我内省德性不遭侵犯的领地，以后者为从事社会政治事务的现实选择。三个方面相互影响，便形成伦理借政治以张目、政治借伦理以逞势的政伦合一格局。伦理的生长（姑不论其是否合乎德性和值得期望）特权确为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生长条件所望尘莫及。
就后一方面――伦理社会功能冗杂，体现的道德生态失衡而言，则直接是上述原因之结果。
在封建传统中国，伦理道德独得经济一政治一文化心理的共同滋养，发育成与苗回幼苗状存在的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完全不同的参天大树，使其他社会意识只能受其庇荫而存活。哲学在类型学上表现的伦理化特质，美学实质上体现出的融景于心，文学充斥的道德说教，史学着意的臧否人物．都体现出“伦理即意识形态”的单一凸出开展，已到了实质上消解本当独立存在的、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存在的必要性的地步。道德伦理不得不气喘吁吁地担负起本不属自己的额外功能负担，以致自己作为社会意识的真实独立性和内涵伸延机会都给断送了。而伦理规范的调节功效，则广延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三维关系上，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中调节复杂关系的单一规则。与自然亲合的伦理主张、全面规定社会生活状态的道德戒条、导人向内（“反求诸己”）完全排“外”（道德存在、播迁与替演的各种社会外在条件）的道德省思与行为取向，都是道德功能全方位发挥的象征或结果。但是，伦理道德负载的功能杂多，就不能不影响到它当然的主体功能的发挥――伦理道德应主要着眼于对人的认识和人的发展起一种提升或推进作用，这点在传统伦理文化愈近现代愈隐而不彰。而当伦理道德独占了所有“环境资源”：占尽经济营养和政治权威之“土壤”、吸纳所有社会意识形式存活所需之“水份”、独享一切人赞誉与信从权威地位的“阳光”，它也就因讹诈性地利用生态资源，断送了自己存活的良性环境。
在封建传统社会范畴内评价，由于传统伦理文化整体上与封建传统社会要素相互作用，才构成传统伦理文化的生态机制，因此，它存在的合理性与效用发挥的顺畅性，不会受到置疑。伦理上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上的伦理中心主义相得益彰，互相支援．足以在其生态环境下发生根本性危机（固有社会结构的解构或某一生态要素如经济构成产生彻底变化）的情况下，从容维持。因此，在固有生态机制内去礼赞或抨击传统伦理文化，都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当传统伦理文化生态机制遭受了毁灭性破坏，而将传统伦理体系抛入“挑战――回应”的崭新环境之中时，那么，去观察它在新环境中的处境并合理预测它的出路，则不单是有意义的，而且是建构新的伦理生态机制所必须的。
传统伦理文化生态环境的自我破坏―一即传统伦理道德护本（“良心”）与开新（建构适应后期封建社会所需的早期市民社会伦理规范）能力的同时丧失，使它已面临前景堪忧的命运。而来自外部生存环境的第一波打击――社会政治革命，则使它失去了完整的家国同构的政治依托，面临一个重寻政治制度支持的环境再造任务。来自外部迥异观念架构与生存环境的西方伦理的输入，作为第二波打击，则使它失去了单一理念认同对象和单一文明道德自认的观念环境，面临一个重建信念支持机制的沉重负担。 而给传统伦理文化生态环境以彻底破坏，以致于在传统伦理文化范围内的重建无法寄望的，是足以彻底改变中国社会传统结构的第三波打击――市场经济的兴起。如果说在前两波打击下传统伦理还可以勉力应付，那么现在它已显出力不能支的迹象。因为政治革命与固有伦理并不在同一层面冲突．传统伦理尚存在新的政治制度中觅得余地的机会；而西方输八伦理至多显示出传统伦理的类型差异，甚至可以从侧面或反面支持伦理中心主义思维。但市场经济因其自身的特点，营造出的将是一个完全与传统文化生态环境不同的新伦理生长机制。
结构变换：传统伦理文化的时代洗礼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成系统而又无法力传统伦理文化兼纳的社会运行方式。推行市场经济的伦理文化结果，就是伦理道德固有结构的崩溃和开放的、世界的、现代的伦理道德新结构的诞生。这使传统伦理文化必须接受时代的洗礼。
市场经济井不单纯只是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它是以纳社会各要素于市场大流通之中，而对人类社会发生全面影响的社会组织整合结构。就这一结构运行的经济结果来讲，一方面，它带给人类以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它将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整合到经济运转的大中，使市场成为衡量一切的砝码；而一切社会要素对社会的作用大小却又仅仅只能依赖它们去猜忖不断旋转的市场这个骰子滚动的结果。巨大的风险与巨大的收益完全成为一个正比关系。就这一结构运行的政治结果来说，它不仅使传统政治的集权式结构彻底瓦解，而且斩断了将其触角伸向社会各个领域的传统政治之手，使经济成为政治活动的最终动力和直接润滑剂；同时，由于它充分肯定了各个人、各个集团自身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个人与集团在各个层面的竞争与冲突，必然将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个利益协调指挥棒下，走向以协商、沟通、谈判以解决政治冲突的境地。这样，就使市场经济本身与传统集权政治无法全面、长期地和平共处。市场经济只能与民主政治联姻。
市场经济运行的这两种结果，已经造出了一个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社会结构。自然经济的可控性、慢节奏、自足性、低效率，封建传统政治的集权性、奴化性、随意性，与市场经济的非控性、快节奏、开放性，高效率，现代政治的分权性、自主性、法治性正好相反对。而这些表面现象背后正是结构的迥然不同。这种相异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有各自完全区别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取向。在本文讨论的传统伦理文化处境的视界中，正意味着判然有别的两类伦理文化类型，已各据其经济――社会理由，相峙而立。
市场经济为现代伦理文化的生长提供了新的生态环境：首先，它完全将利益与道德的关系改变成一个公开配置的关系。市场经济设定，人首先是一个经济人，而经济人带有“与生俱来”的利己倾向。对这种利己性．既因它构成经济增长的动力要予以肯定，同时又因它的恶性膨胀会造成经济效益最优化的丧失，因此，必须子以疏导。这种疏导当然不由政治家进行，也不能由各有其利益的个人或集团达成私下交易来解决，这与市场经济的本性不相容。因此，只能将这种配置公开化。这一方面可能造成崇高道德堕为交易伦理的局面；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积极的方面，它会使人觉察到道德背后的真正支撑条件，从而产生真正认知道德的伦理觉醒。其次，市场经济的自身的运作特性，重塑起与传统伦理不同的道德理念。对物，由于市场经济显出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才是最优化的特性，使入的贪砍在膨胀中满足的同时可以合理克制（不是禁欲），而与自然的真正亲和关系得以建立（不是单纯以自然为寄托情怀的对象），生态伦理观念的成长无疑表征了人的伦理精神的健全趋向。对入，因为市场经济的当展愈来愈重视和倚重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尊重自己和尊重他人的重人观念得以获得最广泛的认同。竞争．既促人向上又增进和谐；普遍的市场交易，既满足各区域人员的物的需求，又促进人际的普遍交往，增长人的相互敬重感；价格机制，既体现个人目前劳动水平的高低，又椎动人努力奋斗以提高个人发展程度，并获得更大报偿。入之成为一个享受生命要求的世俗物质生活基础上趋向崇高的、真实的、大写的人，已具备现实可能性。对社会，因为市场经济自身的经济民主要求，使市场经济的自由性（进不进入、以什么进入、如何进入、又怎样退出市场，完全是人对市场自由选择）与政治运作的民主性（选择谁当政、监督与奖惩各级各类官员等都有最广泛的“社会”性）相结合，造成一个由社会伦理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的社会广泛争议热潮，从经济伦理到政治伦理成为人所关注的问题。最后．市场经济将一切人纳入市场作连续运动，成败殊为不定、竞争含有不公、价格机制容有缺失。基于对市场成功的自觉期望，便促使人们在理性的水平上去省思伦理道德问题，形成兼容各种伦理观念的开放性伦理批判思维；更促使人们在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驱动中，形成行为道德选择的理性取向，避免太多的狂热与冲动，“以理性战胜巫魅”（韦伯语），造就一个行为道德化的真实和谐世界。
市场经济构造出的伦理文化生态环境是崭新的、它挟带其经济威力亦迅速推广普及，从而造成传统伦理文化机制的闷覆。传统伦理文化的生存土壤
――自然经济与集权政治已经“沙漠化”，提供不了足够的伦理滋养；传统伦理文化的生长“水源”――汲干一切社会意识形式之“血”而存活自己，已在市场经济推动的学科专门化、分工精细化、功能独立化的浪潮中，各保其“水源”；尤为重要的是，在由道德理想主义支撑的伦理中心主义格局中，伦理独享人的全部礼赞的命运也彻底改变：承受批判与拒斥似成它的“新命”。
首先，作为传统伦理文化观念架构的儒家伦理，既承受着思想批判的压力，更承受着社会拒斥的压力。“良心”论经历了不可避免的重造。儒家元典中的“良心”，是一种先天善性之心，无所待而立、无所依而在、无所见而能，构成了“不忍人之心”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咋“吾欲仁，斯仁至矣”的“为仁由己”之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同情之心～“正己正入”、“成己成物”的“内圣外王”之心，层层推进，逐渐外化，成为人之为人，社会之为社会的最后根据。但是，市场经济发展使人看到人心之叵测，良心之脆弱，道德良心背后的重重支持条件自掀面纱而出。人们意识到，真正的道德良心，不只是作为绝对无待的崇高规范约制人的行为，而只能是推动人全面发展自我的各种动力的汇集之代称。因而，在市场经济中，你有没有良心的判断，就不是一个“呈现”的问题，而是一个行为设准的问题，你能在市场中不以欺诈而获益、不以虚伪而待人、不以富裕而凌人、不以发达而忘“人”，你就是有良心的。这是一种与传统伦理文化中对“良心是什么”的肯定性规定不同的“良心不是什么”的否定性规定。这是一种可把握的现代规定。
同时，传统伦理文化中约制人与己、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规范，也历史地改写。在“父慈子孝”基础上建立起的“君仁臣忠”，主要的是一种男权行使规则意义上的社会道德仪轨。在传统的范围内，当伦理理念中带有对等性的父子、君臣关系被移入现实行为而变成父对子、君对臣的约束性关系（“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无条件的政治忠诚这一畸型的政治伦理便自然形成。市场经济以赋予每个人不可剥夺的财产权利与相应的人生权力为特征，“人生而平等”不是一个政治启蒙口号而成为社会的现实要求。因而，它促使入的权利感的萌生与茁壮成长，人们只是在普遍的对等交往中向对方献出忠诚。忠诚不是强制的结果而是自愿的产物。于是，“批评的忠诚”成为取代“绝对的忠诚”的一种崭新政治行为道德。与此相关，在“夫妇有别”观念导引下的“贞节”道德，在传统道德范畴内由对妇女顺从道德的赞美，走向对妇女一味屈从的歌颂，造就出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以理杀人”的畸型的女性行为伦理。市场经济则将每个人（既不分老幼，又不分男幻系在社会经济机器上，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资源，这本身便成为解放妇女的直接动力，平等人权、平等参与、平等报酬的经济驱动与政治争取，促成了女性道德的再生；从屈从走向自立、自尊、自强。
再则，传统伦理文化约束人对道德――利益关系作钩连思考，而导引人步入纯粹的道德理念世界，作为一种具支配性影响的行为基本道德，也遭翻转。那种不求经济独立，不问政治遭际，忽略社会现实，而只求精神满足、只问道德自足的纯粹道德生活方式，在市场经济造就的经济独立、政治参与、重视评价的世俗生活方式的挑战中，回应乏力。“正其谊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成为众所认同的道德――生活钩连模式。
归纳起来：传统伦理文化的由“内圣”，即由道德心性修养而“外王”，即成就人生功名和利禄的进路，已改变而成为人生发展借重道德支持的相反路数。“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伦理架构．亦被改变为“入一道德”互动的简明结构。传统伦理文化既失去它所依托的生态环境．它也就失去了与现实社会互动而发展自己的可能，变成新社会伦理据以显示自身合理性的对照物。
创化开斩：传统伦理文化的再生奈件
传统伦理文化遭遇市场经济，发生了结构性危机和结构性崩溃的大变局。但是，这既不意味着它的生长因子彻底坏死，也不意味着它的功能性再生―一即它的某一要素在当代社会再发挥作用的机会彻底丧失。市场经济诚然带出了一个与传统中国社会完全不同类型的崭新结构，在这个外生型结构势必取代内缘原生型结构的情形中，传统伦理文化的生态环境的再次复制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中国人，体内流动的是中国血，脑内思考的是中国事，行为中的进路受着固有思维方式的影响，传统也就必不可免地要获得它影响当代人的时机与场所。完全截断历史的不可能注定了传统彻底消亡的不可能。西人谓“传统是新信仰和行动范型的出发点”，“传统为合理反思积累了经验”，便以此立论（参见希尔斯：l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页，第270页），现代解释学谓“我们有不理解传统的自由，但没有不生活在其中的自由；……我们有宣称与传统彻底决裂的自由，但没有不在传统中开出新生活的自由”，也以此为据（参见殷鼎；《理解的命运》，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五章）。
因此，传统伦理文化的再激活就成了一个不无意义的学术课题，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那些带盲国民族自尊的全面复兴之论，意义极为有限；那些以传统与现实的折衷为过去伦理文化光复地盘的论道，功效极为微渺。对此富有意义的解答，只有下列两类：第一，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论。第二，现代自由主义者的创造转化论。
传统文化理论篇8
二级传播理论是拉扎斯菲尔德围绕1940年总统竞选宣传调查是的意外收获。在调查研究中，他们发现大众传播并没有力量左右人们的态度，决定选民投票意向的还有其他众多的因素。据此，研究人员对传播过程做了这样一种推测：大众传播并不是直接“流”向一般受众，而是经过“意见领袖”这个中间环节，即“大众传播——舆论领袖——一般受众”。于是，产生了“两级传播”的概念。
两级传播论的关键是舆论领袖。舆论领袖又译为意见领袖，是指在传播活动中表现活跃的一小部分人。所谓两级传播，即在大众传播时代，信息总是先由大众媒介传播给社会成员中的少数舆论领袖，然后再由舆论领袖扩散给全体公众。
二、自媒体时代的新二级传播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在社会事件的传播过程中，网络的作用已经不可小觑。如果说传统的二级传播理论是“大众媒体—舆论领袖—社会大众”模式，那么在自媒体时代，出现了一种新的二级传播模式，即“自媒体—社群粉丝—大众媒体/社会大众”。
在传统媒体时代，信息内容的生产主要来自掌握话语平台的权威媒体及其从业人员，也只有经过权威媒体把关的内容才能进入信息流通。而如今的互联网上，UGC（用户生产的内容）拥有了一席之地，并成为互联网世界重要的流量阵地。
在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小红书，甚至像B站这些小众的亚文化社交群体中，自媒体用户成为重要的且具有创新力量的内容生产者，通过影响自己的社群粉丝，辐射到大众媒体，催生了一次次的流行风潮、舆论话题、消费热点。形成了一种“自媒体—社群粉丝—大众媒体/社会大众”的传播模式。在这种模式里面，来自官方的话语、传统媒体的信息在接受度上已经不如自媒体。
三、案例详述
李子柒自2016年起开始在互联网平台古风美食制作视频，后续又涉及各种传统手作物品，包括竹制家具、文房四宝、造纸等，通过在国内外的自媒体平台上，拥有了大量点击率，积聚了大批粉丝，成为独具特色的东方美食生活KoL（关键意见领袖），被网友和媒体称赞推动了传统文化的海内外传播。
从2016年到2020年11月8日，李子柒共在互联网上传134个视频作品，时长4到10分钟不等，内容主要是她在山村的劳作和生活。出现在作品里面最多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时令食物和传统节日美食，比如柿子饼、麻婆豆腐、芋头、腊八粥、乞巧果、年夜饭等，但是视频通过对种植、采集、制作过程的展示，传递给观众对食物的珍惜之情、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给当下节奏快、普遍焦虑的人们带来“慢生活”的安慰。
同时，李子柒视频的内容还非常重视传统器物方面的内容制作：用旧木头改造成秋千亭、砍伐竹子制作家具、搜集材料制作毛笔、用树皮尝试传统手工造纸、用葡萄皮对布料进行染色，展示了中国传统技艺手法。
截至2020年11月，李子柒在微博已经拥有2701万粉丝，在b站拥有700多玩粉丝，在Youtube上有800多万粉丝，Youtube播放量已经达到6亿多，不仅受到国内媒体关注，在Facebook和Youtube的高人气还被国外媒体报道，形成了传统文化输出的一种新方式。
李子柒是一个长相清秀的“90后”女孩，李子柒的系列视频围绕她本人的生活劳作展开。在视频里，李子柒身着古风服饰，在大自然环境里寻找食材、制作烹饪，几乎无所不能，沉默少语又勤快孝顺，天然地取得了观众的好感。在Youtube的评论区里，几乎她的每一条视频下面都能看到类似“iwassoamazedbythiswoman”的留言。
在这个传播过程中，KoL由于其“普通网友”的平民身份消解了受众的敌对意识，拉近了与受众的心理距离，同时又通过在垂直领域的专业深耕，使其输出的内容信息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取得了受众的信任。兼具“平民性”和“专业性”的传播者，更能够被去中心化、平等化、互动性强的新媒体传播场域所接受。
四、感想与结语
传统文化理论篇9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高校；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6-0191-02
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历史任务。高校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学生全面认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体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觉性和完善自身品格修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当代价值，在社会主义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延续发展的内在动力。高校在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时，系统地、科学地概括和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使之同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有机融合，可提升高校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我们从社会和个人两方面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既包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中华民族的传统优良道德，也包含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所形成无私奉献、顽强拼搏、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求真务实、改革创新等优良革命传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高校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就要充分汲取中华传统美德的丰富资源，将诸如仁爱、公正、诚信、友善、和谐、责任、奉献、谦敬、礼让等传统文化因子转化成大学生共同的价值追求和普遍的道德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既引导我们正确参与社会活动，在社会实践中更好地体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能塑造我们的人格修养，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三观。
二、高校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而高校作为培养新时期人才的摇篮，在传统文化教育中负有更加艰巨的责任。我们要敢于发现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积极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高校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问题
1.教学层面
首先，高校开设了许多有关传统文化的通识课程，但在课程设置上未能给不同类型的学生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很多学生反映学校开展的传统文化课程选择性较少，不能根据自身的兴趣和发展需要进行修读。同时，开设的课程形式过于单一化和理论化。很多学校开设的传统文化课程多是以阅读传统经典为主，在课程模式上偏重理论教学环节，而缺乏实践环节，很多学生渴望更加开放和灵活的授课形式。
其次，不同类型的高校在教学资源的配置上存在教师与课程之间的不协调，理工类院校在传统文化方面的教学资源相对紧缺，不能更好地照顾不同类型学生的学习需求。而综合类院校传统文化方面的教学资源较为丰富，但其在具体教学环节上容易出现教学沟通不及时等现象。高校应整合现有的教学资源，针对不同情况的学生制订不同的教学计划，加强任课教师间的教学沟通，及时获取学生学习效果的反馈，并针对现存问题及时做出调整，让教育过程逐步完善。
2.学生层面
“教”与“学”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高校的传统文化教育过程中，不仅需要学校和老师的积极付出，还需要作为受众的青年学生积极配合。因此，在分析高校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时，还应考虑到高校学生的态度和想法。
青年学生是教育的主体，然而学生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更多地处于被动的地位，没有形成一种自发自觉的学习态度，据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学生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缺乏主动学习的态度和热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并不清楚，难以自发自觉地学习和体悟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高校在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过程中更应该创新教育形式，使学生参与的方式更加多样，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引导学生自发自觉地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增强其内在的文化认同感。
（二）解决问题的方法
1.改革教学方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点是塑造理想人格和提高道德修养。这既要注重社会、学校等外部因素的教育引导，又要注重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在教学时要注重推行日常化的教育模式，使课堂上的教学内容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从言谈举止等细微方面进行长期高效的传统文化教育。要采取引导式与启发式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引导学生自然而然地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并自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教育者既要时刻扩充自身的知识体系、完善自身的知识框架，也要注重具体的教育教学方法，尽可能根据不同学生的需求做到因材施教，使受教育者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教育本身所具有的乐趣和魅力，从而更加积极主动、务实高效地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
2.丰富教学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范围不应该仅仅局限于高校内部，高校应充分利用当地展览馆、文化遗址、名胜古迹等，拓宽教学渠道，丰富教学资源，使其成为学生的“第二课堂”，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学生通过传统文化教育，不仅仅增长文化知识和功底，更重要的是感悟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灵魂和底蕴，提升内在文化修养，锻铸自身的文化品格。高校要敢于突破课堂的局限，以日常生活中丰富的文化资源作为平台和依靠，在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过程中，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帮助学生自觉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修身养性并追求较高的人格境界，进而形成较高的文化素养。
3.扩展网络平台
在新时期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过程中，高校不能仅局限于实体课堂，要充分开发网络平台。要建立网络学习园地来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可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相关资料、音频、视频等上传到网络，使学生可以便捷地搜索到自身需要或感兴趣的资料。学生可以充分利用零散的时间，通过便捷的网络学习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校还可以开通网络社区等交流平台，使学生通过群组讨论、在线对话等方法积极参与，在沟通交流中增进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引导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主动发现问题并积极解决问题，进一步实现学生的独立学习和自我教育。同时，学校可以利用网络平台聘请相关的专家学者为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讲座和辅导，提供个性化的教学服务，引导高校学生自觉接受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三、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原则
（一）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素
校园文化建设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大学生们的思维方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应该充分发挥隐性和显性德育课程的价值互补作用，因此，高校要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有意识地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素。我们可以利用校园媒体宣传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挥每一个校园基本单位自媒体的宣传作用，把传统文化教育寓于校园环境、校园文化之中，促进广大学生全面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帮助其树立积极健康的人生理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我们还要重视传统文化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助力作用，并将其推进成一套良性的、长期的发展模式，在高校开展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环节中形成辐射效应，引导学生更好地从主观上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二）让学生通过社会实践感受优秀传统文化
社会实践活动具有实施疏导、自我教育、自觉服务等德育功能。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必须充分重视社会实践的作用，整合社会德育资源。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组织或参加各类有益的社团活动来进行社会实践，也可以以小组的方式走出校园去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如：参观博物馆、名人故居、各类纪念馆等；高校也可以通过开设学习绘画京剧脸谱、学习硬笔书法等实践类课程来增加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陶冶情操；此外，还可通过组织学生观看传统戏曲演出、观摩传统工艺流程、欣赏民间工艺技能展览、参加或举办各种民间文化节、参观人文历史景观或建立传统文化实践基地等，充分挖掘已有的实践教育资源，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领悟和感知。在形式多样、实践性强、新颖独特的活动中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将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展现在大学生面前，这更加有利于学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而扩大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中的影响力。
（三）传承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
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他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要正确处理传承和创新之关系的命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更是面向未来的。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思想为指导，教育广大青年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抵制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滋长，把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主动权，引导青年学生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另一方面，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始终坚持“创新性”原则。在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发展中实现传统文化的功能发挥。
四、结论
当前，高校在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时应不断改进教育过程存在的问题，必须不断提高文化自觉，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不断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引导学生在深刻理解和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我们更要不断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理论研究，开发出助益高校综合改革、实现“立德树人”教育目标的新资源。
参考文献：
[1].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2-24.
[2]董云川，周宏.大学的文化使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张岂之.中华人文精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传统文化理论篇10
一、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与精髓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融入释、道观念的一种成熟的伦理文化。天人和谐、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西方传统文化则是根植于古希腊世俗文化、犹太契约文化、古罗马政治文化的土壤之中,历经基督教文化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而形成的一种发达的世俗文化。中西方传统文化由于其产生的文化渊源和地理环境以及其发展的历史过程的不同而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总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整体性与个体性
比较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更加重视整体,在认识过程中,注重从总体上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而西方传统文化更加重视个体,在认识事物时侧重对各个部分的深入研究。这种差异表现在以下诸方面:首先,在认识世界的方法上,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与所要认识的世界或者说自然是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的观点贯穿于传统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活动中;西方则不然,他们认为人独立于其所要认识的自然之外,“人为万物之灵”,能够认知自然并在此基础上改造并驾驭自然。其次,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中西方的态度有明显的差异。中国传统更倾向个人依赖于社会,每个人都属于一个或多个集体或人际关系网,在集体或关系网中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地位,而各种不同的地位需要不同的群体予以认同,这种认同用孔子的思想可以表述为“正名”,孔子曾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因此,一个人要在群体中有一个被认同的地位,就需要“正名”。在“名正”之后,个人的责任就是依照自己的身份履行相应的职责,证明对这个共同体的依属关系,而不是索隐行怪,标新立异,凸显个性;西方传统则不然,基督教认为每个信徒都可以与上帝直接进行对话,其间不需要经过任何中介,由此导致在西方个人对自我实现的要求很高,而社会目标的实现依赖于个人价值的实现。再次,在对人本身身体的认知上,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个体就是一个和谐统一的“小宇宙”,中医认为,人体“小宇宙”与世界“大宇宙”相互作用,相互推动,同认识世界的方法一样,对于人体“小宇宙”,“惟反观者能照察之”;西方文化则认为,人体是由一个个器官组成的,器官是由一个个组织构成的,组织是由一个个细胞构成的,如此来往下推。这从中西医不同的治疗方法中也可见一斑。
2.内向性与外向性
如前所述,中西方传统文化具有整体性和个体性的差别,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整体性相一致,中华传统文化还具有内向性的特点。这种内向性即遇事注重向内求而不是向外求,主要表现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际关系原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克己复礼”、“止于至善”的自修原则。这种思想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反映到历朝统治者的政策之中,其一就表现为“重农抑商”,与此相适应的经济基础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基本满足了小农的各项需求,从而使得交换的需求被压缩到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空间,再加上前述传统文化中对整体的重视和个性的压抑,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固了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同样,与西方传统中对个体性的重视相对应,西方传统文化崇拜英雄,有着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强调积极向外追求,建立个人功业。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方列强在利益的驱动下,肆意对弱小国家进行的侵略和殖民,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反侵略史可以算作是这种差异生动体现,只是这个体现说起来总是带着些许沉重。
3.灵活性与规范性
这种差异也可以表述为模糊性与精确性,即中华传统文化由于其对整体重视,注重宏观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大体说来,越是向微观领域,其认识也就越模糊,因此对很多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是很不好把握的。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概念)“只是谈到了可能包括的含义,而在文章中又把这些偶取偶舍的含义作为美术化的衬托,致使读者不能确定他是在介绍一种粗线条的观念还是在作精细的分析,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一个共同缺点”;而西方传统文化由于对个体的重视,对事物的认识往往追本溯源,例如对于人体的构造,观察到了微观的细胞都不能算是结束,细胞还要进一步分为细胞核、细胞膜、细胞质等等。这种差异反映到现实生活中,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中西方所依赖的社会规范的不同。中国人习惯于依赖道德的制约,而不是条条框框的规范法律和程序,而西方更依赖契约和法律中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来维持正常的社会关系。正如费孝通指出的那样,“在他们不是人情冷热的问题,而是权利问题。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
应该看到,以上几点既为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同时又体现了中西方各自传统的精髓。其中,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所注重的,是西方传统文化所忽视的,而中华文化所短缺的,又恰为西方文化所擅长的。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实践也越来越证明,西方文化以逻辑思维方式构建的概念、范畴无法包容和概括通过修道,以直觉感悟获取的认识;同样,中国文化通过心身内证感而遂通天下的“体认”也无法将西方的严密逻辑体系收入囊中。因此,在现代管理中努力实现中西方传统文化的有机平衡与互补就成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发展的要求。
二、现代管理对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借鉴
前述中西传统文化中的差异和精髓以及现代化进程中的中西方交流的实践为现代管理对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借鉴提供了以下几点很有益的启发:
1.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突出强调的重要思想和基本要求,在十七大报告中被解读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同样,以人为本越来越成为现代管理思想的精髓,现代管理也要做到以人为本,要充分尊重与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鼓励个性发展与首创精神。孔子“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抑制个人发展的孝道与老子“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第67章)的消极精神显然已与现代管理精神相去甚远。现代管理中,只有在个体层面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整体才能有源源不竭的生机与活力。
2.义利并重
中国传统相较西方传统,重义轻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自古以来,重大义而轻小利,国民勇于谈义而耻于说利。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片面重视义而轻视利的“国不以利为利”的做法显然是不行的,反过来只重视利益而忽略了国家、民族大义也是不行的。重义轻利会使国家失去经济基础,使企业丢掉性命,相反,“利”字当头,重利失义大了说会使国家民族丢掉信誉,难以自立,小了说也会使企业走上不归路。国难期间,“王老吉”捐资一亿,既实行了“仁义”,救灾民于危难,也为企业赢得了良好的信誉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反观“三鹿”,置广大消费者身体健康于不顾,丢仁失义,最终导致破产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现代管理中,必须实现中华民族历来倡导的“大义”与西方传统重视的“功利”的有机融合,不能厚此薄彼,偏废一方。于国家管理而言,就是积极履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在提倡社会公义的同时,积极发展社会福利和现代社会公益。
3.法德相融
中西方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管理中实现平衡与互补的另一方面表现在德治与法治的有机融合上。这里至少需要我们处理好以下两组关系:
首先,要理好“德”与“才”的关系。前文已有述及,被称为“道德银律”的就是儒家经典之一,综观孔孟学说,对道德的重视贯穿始终,教人成为“圣贤君子”而不是“小人”就是极好体现。宋代司马光对于德与才的关系时有精辟论述,“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并依据德与才的关系将人分为四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因此,在管理用人的时候,圣人当然最好,但这种人极少,即便退而求其次,管理者也是宁用君子不用小人。这多少让人有惜其才之不能用的感叹。到了明代,甚至出现了“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样的谬说,对于男子,有德便同有才,对女人,又将无才与有德划上等号。从这里我们或多或少可以读出困扰管理者的一个问题:即如何有效的协调“德”与“才”之间的关系?对于小人,如何利用其才而又不因其无德而走向反面?在社会规范方面重视道德约束的中华传统文化显示出了它的无力,因为无德的人本身就不认可多数公众心中的道德观,而除了道德约束,又没有了更有效的处理方法,所以用人时管理者在“无才”与“无德”之间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宁用君子而不用小人。在此,西方传统文化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崇尚法治,注重契约,事先约定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明确按照契约规定行事,即便出现了道德约束没有力量的情况,还有法律这样一条底线。这为管理者用“小人之才”而不使其走向反面一定程度上来说提供了保障。
其次,要理好“情”与“法”的关系。《论语•子路》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朱熹注曰,“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同时,孔子在《礼记》中说:“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孔子“吾党”“父子相隐”的传统加上“十义”的人伦准则,使得现代管理中经常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情”与“法”的问题。司法审判中也时常出现“父子相隐”、“兄弟相隐”和“夫妻相隐”的情况。因此,现代管理中必须理顺“情”与“法”之间的关系,这其中需要明确的一点就是将“情”与“义”限定在家庭的范围内,而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权限。现代法治中每一个法律意义上的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公民,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能盲目的用道德的要求去取代法律的规定。
在现代管理中需要实现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统一,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是捍卫社会道德的底线。在社会管理中,仅重德治而忽略法治会面临道德无力的情况,只有法治而没有德治也会使“民免而”,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只有实现法治和德治的有机统一,才能充分调动各方的力量,高尚道德的教化有助于产生圣贤,而有了法律的底线,即便是“小人之才”也会有用武之地,从而减少因对其走向反面的担忧而有的惜才之叹。
三、结语
以上所言,实乃笔者一孔之见。文化是一个丰富的概念,本文所言只是其中的某些侧面,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则更为丰富,更为复杂,涉及文化,固然不可蔽于一端。同样,作为不仅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的管理,亦非朝夕之间可得而知。文中对于现代管理中中西传统文化的平衡与互补,也是只言片语。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即中西方传统文化精神各有所长,亦各有不足。在当今世界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进程中,中西方越来越密切的联系与交流使得中西方传统文化精神产生不可避免的摩擦与碰撞,在摩擦与碰撞的基础上对彼此文化精神的深入了解使得两种文化精神的有机融合越来越成为共识,现代管理从中西方传统文化中汲取不同的营养也就成为必然。
参考文献:
[1]王祥云,《中西方传统文化比较》,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3]费孝通,《乡土中国》,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