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农业发展篇1
关键词：农业多功能性现代都市农业近期构想上海
中图分类：F3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6-070-02
农业多功能性指农业除了为社会生产食物和原材料这个最基本的功能外，还具有满足人类社会发展多样化需求的经济、生态、社会等多种功能{1}{2}{3}。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日本最早在其“稻米文化”中提出农业多功能性概念，随后，这一概念相继出现在《21世纪议程》、《罗马宣言和行动计划》等联合国文件中{4}{5}。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国际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业多功能性不断受到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关注与重视{6}。都市地区是人类活动最为频繁和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影响最为强烈和深刻的区域，较农区农业而言，农业正外部性作用明显，农业多功能性重要且更容易被人们察觉与重视{7}{8}{9}{10}{11}。用农业多功能性指导现代都市农业发展，对促进农业与城市协调、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上海是太平洋西岸最为重要的国际性大都市之一，为国际重要的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知名度高，国内外的影响力大。城市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的提升已经成为后续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建设发展与特大型城市发展相匹配的现代都市型农业，积极拓展农业的多元服务功能，强化农业对城市发展的服务能力、水平和质量，是上海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对现代都市农业发展的迫切需求。
一、上海现代都市发展现状特征
1.产业结构以种植业为主体，畜牧业与渔业并重发展。自1993年开展都市农业建设以来，上海都市农业根据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和区域资源环境容量的客观实际，结合日趋完善的大市场、大流通，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2006年，郊区实现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和农业服务业产值比为50.6∶4.4∶19.5∶23.3∶2.2，农业发展呈现以种植业为主，畜牧业与渔业并重发展的产业结构。
2.生产布局间杂多样，主要农副产品生产基地集中于中远郊。随着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农副产品消费需求趋于多元化，郊区农业生产内容日益丰富，加之，城镇扩张和各项非农用地的分割，郊区农业生产布局间杂多样，边界模糊，主要农产品种养基地集中于中远郊。
3.农业多功能性初步显现。目前，生产和经济功能依然是上海都市农业的基础，农业的生态、社会等各项衍生功能不断拓展与备受关注，农业多功能性初见端倪。现代都市农业经营绩效良好；城市公园、城市绿化、城市防护林带和大面积以绿色植物为主的种植业为城市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生态保障；到2005年底，建设形成14个旅游基地，70余个具有一定规模、对外开放的农业旅游景区（点）{10}{11}{12}，都市农业社会服务功能不断展现。
4.农业设施建设与标准化生产取得阶段性成果。农业设施化建设取得较好成绩。至2006年末，全市累计建成设施粮田5.53×104hm2，设施菜地0.67×104hm2，农业设施化建设改善了现代都市农业生产条件，增强了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农业标准化建设有序推进。到2006年底，全市制定各类地方标准82项，建成各级各类农业标准化示范区202个，示范面积4.00×104hm2；畜牧业和蔬菜标准化生产管理系统已在全市100家规模化养猪场和50家蔬菜园艺场中应用；在全国率先基本完成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认定无公害种植业、水产业面积16.67×104hm2，累计认证各类农产品356个。
5.农业规模化与产业化经营稳步推进。养殖业基本实现规模经营，种植业规模化经营程度持续提高。至2006年底，本市牛奶上市中，100.00%产自100头以上的规模化牧场；出栏生猪中，70.00%出自1000头以上的规模化养殖场；家禽上市量中，50.00%来自5.00×104羽以上的养殖场；内陆淡水养殖户均养殖规模已达到3.33hm2，其中6.67hm2以上的养殖基地占30.00%；户均经营粮田2.00hm2以上的规模化经营面积达到5.73×104hm2，已超过郊区水稻种植总面积的50.00%。各级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不断涌现，辐射带动作用强。到2006年末，全市拥有一定规模的农业产业化组织935个，其中，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425家，农民专业合作社510家。
6.农业生产集约化和商品化生产程度提高明显。2006年底，上海郊区建设成各类温室面积362.80hm2；蔬菜大棚面积0.60×104hm2；种植业综合机械化率达66.00%；农业科技入户工程广泛开展，重点示范区内主导产品和主推技术入户率达95.00%以上，农业综合生产成本降低10.00%以上；测土配方施肥和农作物专用肥推广面积达5.33×104hm2，亩均化肥使用削减幅度在15.00%左右，现代农业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同时，农业生产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2006年，农业商品率高达80.00%，主要农产品除粮食外基本实现商品化生产；本地蔬菜、花卉、水产和生猪出口增长明显。
二、上海现代都市农业功能定位
1.生产和经济功能。充分利用本地农业资源，在满足郊区农民口粮基本自给的基础上，重点生产时令、鲜活、安全、卫生、优质的农副产品，保障城乡居民基本农副产品的供给安全，在优先保证保障性农产品生产对资源配置需求的前提下，合理调控相关产业规模，适度发展有区域特色和比较优势的外向型竞争产业，并通过产业链的延伸，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提升农业经济地位；鼓励发展“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产业扩张，建立异地种养业基地，既可有效弥补上海农业自然资源不足的局限，保证区域基本农副产品的稳定供给，又可以进一步做强做优竞争性的高效特色和优势产业，拓展国内中高端市场和国际市场，体现良好的经济效益。
2.生态景观功能。充分发挥绿色植物环境净化和生态防护作用，防治城市环境污染，改善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生态保障；合理利用农业洁、净、绿、美的自然景观元素作用，积极参与城市景观规划与建设，增强城市宜居性，提升城市形象；充当都市绿化隔离带，防止中心城市过度外延扩张和为中心城市提供开敞空间。
3.社会服务功能。积极、有序、适度开发农业休闲旅游、参与体验、文化传承、科普教育等方面的功能，满足城镇居民日趋增加的多元化精神文化需求，增强农业文化内涵，培养城市青少年崇农尚农意识和吃苦耐劳精神，增进市民与农民的感情，促进城乡和谐发展；构筑面向全国的种源、科技、信息、市场、会展、物流、检测认证、农业科技推广等农业服务平台，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示范、辐射、服务全国现代农业发展。
三、上海现代都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组织与发展导向
1.产业结构调整。为凸显都市农业的经济、生态和社会功能，提高综合效益，上海应根据自身的自然条件和技术经济特征，不断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近期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总体思路为：保持种植业的主导地位、小幅调减畜牧业养殖规模，合理发展水产业，适度发展林业，逐步完善农业服务业，各业协调发展，互为补充，形成物质、能量、信息合理流动的循环型本地现代农业综合系统；依托雄厚的资本、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便捷的口岸优势，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为纽带，以高效种植业、畜牧业发展为主体，积极采取“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产业扩张政策，以多种形式与国内农业主产区构建起良好的协作关系，在异地建立种养业基地，稳定城乡居民农副产品供给来源，同时发展外向型优势竞争性产业，并通过产业链的延伸，提升现代农业经营绩效。
2.产业结构组织与发展导向。
（1）充实提高农业保障性产业。保障性产业，指都市型农业职能中保障城乡居民基本农副产品供给安全的相关农业产业，主要是指粮食、蔬菜、肉类、蛋、鲜牛奶和淡水水产品等相关农产品。近期内，上海应确保10.67×104hm2粮田规模，并逐步实行设施化建设，提高粮食单产水平和综合生产能力，保证中央下达给上海的粮食生产任务顺利完成，满足郊区口粮的基本自给；与全国粮食主产区采取多种形式的产销协作关系，满足城市居民口粮需求。稳定3.33×104hm2左右的优质蔬菜生产基地，分批次进行设施化建设，蔬菜生产做到标准化、无公害化，以满足城镇居民卫生、优质、安全、鲜嫩蔬菜的需求，尤其是保证不耐长途贮运的叶菜类蔬菜的一定自给率。标准化生态型养殖基地与异地养殖基地建设相结合，发展一定数量的规模化畜禽饲养场，确保肉、奶、蛋一定比例的市场保有量。以现有陆基鱼塘为基础，充分利用沿江靠海的优势，重点建设10个以上的淡水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带动一定面积的水产养殖业基地建设，确保大宗水产品供应能力。
（2）做强做优农业竞争性优势特色产业。竞争性优势特色产业，指城郊和区外生产基地具有比较优势和特色、参与大市场和大流通的竞争性发展、以商品性生产为主的农产品生产，对于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如市郊的花卉苗木、经济林果、特种水产、特色畜禽、精品蔬菜、时鲜瓜果等农产品生产。竞争性农业产业是现代都市农业体现经济效益的主体，是近阶段都市农业发展的重点内容之一。上海应瞄准国内中高档市场和国际市场，合理选取具有区域特色、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大的竞争性农业产业，以现代农业园区、农业产业化组织、农业龙头企业为基础，辐射、带动区内外适度规模的农业生产基地建设，提高产品品质、档次，树立良好品牌，并着力产业链的延伸与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带动相关产业的做强做优。受资源总量有限的刚性约束，近期内，要根据各相关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市场前景、比较效益和资源条件，合理选取本地竞争性农业产业，调控各产业的总量规模；根据上海农业技术经济特征，结合各异地生产基地的实际和区域特色，适度发展具有强势竞争力的外向型现代农业产业。
（3）开发完善农业服务性产业。服务性产业，包括为城市提供多元衍生服务的涉农产业，以及为农业生产提前、产中、产后服务的相关产业。依托具有一定规模的多样化的特色农业、深厚的农渔文化、独特的江南水乡风情、丰富的岛屿与海岸资源和巨大的短距离旅游消费市场，在已有农业休闲观光、旅游度假、农家乐、农业体验、农业节庆等项目开发的基础上，加快配套设施的建设、新景点的包装培育、新线路的开设，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挖掘农业旅游潜能，丰富农业旅游内涵。以生物技术为支撑，以新品种培育、引进和改良、适用配套种养技术、良种繁育和产业化经营为重点，大力发展种源农业；进一步加强关键信息技术的攻关与集成，加快先进信息技术在产地环境监测、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和安全监管中的应用，提高农业的可控性程度，增强农业的抗波动能力。以农业各产业的技术推广和示范服务、农业社会化生产服务、动植物疫病防控和农产品安全检测服务为4大主要系列，健全和完善社会化配套服务体系，服务网络、技术装备、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基本到位，能够为各产业规模化、组织化和产业化经营提供良好的社会化服务支撑。充分利用上海巨大的农产品消费市场、科技、交通、口岸优势，加快建设服务全国的农产品采购交易中心，构建完善立足长三角、服务全国、面向世界，具有现代科技服务手段，集农产品批发、出口创汇、展示展销、出样订货、物流配送、电子结算于一体的大型农产品交易平台。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08BaDa7B01）；上海科技兴农重点攻关项目（沪农字2003B11-3）】
注释：
①倪洪兴.农业多功能性与非贸易关注[J].世界农业,2000,11:3-5
②严火其,沈贵银.农业功能新论[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1-5
③陈秋珍,JohnSumelius.国内外农业多功能性研究文献综述[J].中国农村观察,2007（3）:71-79
④王威,杨丹妮,方志权.日本多功能性农业对我国都市农业的启示[J].社会科学,2005（3）:37-40
⑤方志权,吴方卫.日本多功能性农业对建设我国都市农业的启示与借鉴[J].生产力研究,2007（24）:90-93
⑥顾晓君.都市农业多功能发展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007
⑦李萍,陆云飞,汪琦等.上海市现代都市农业发展中若干问题探讨[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3(6):70-73
⑧陈文君.都市农业旅游与都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广州为例[J].经济地理,2005(6):915-919
⑨杨振山,蔡建明.都市农业发展的功能定位体系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5):29-34
⑩方志权,吴方卫.论都市农业的基本特征与功能[J].上海农村经济,2007（9）:15-18
⑾王振如,钱静.北京都市农业、生态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模式探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9（8）:14-18
⑿吴国清.基于城市化的上海都市农业旅游发展研究[J].生态经济,2007（4）:115-118
近代农业发展篇2
关键词：农业化去农业化化再农业化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它表明事物自身发展的整个过程是由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诸环节构成的。其中否定之否定是过程的核心，是事物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矛盾的解决形式。以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农业发展历程，则从总体上经历了“农业化――去农业化（工业化）――再农业化”过程。
一、农业历史发展过程
（一）古代传统农业
随着人类智慧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耕作方式有了转变，铁锹、爬犁这种工具开始成为这一时代的主角，这些“先进”的农业工具催生了农业的第一次革命，使“原始农业”走向了“传统农业”发展的道路，土地产量相比原来有了“质”的飞跃，在漫长的3000年时间内，农业经济发展缓步前行。传统农业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采用人力、畜力、手工工具、铁器等为主的手工劳动方式，靠世代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发展，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的农业。是采用历史上沿袭下来的耕作方法和农业技术的农业。传统农业具有低能耗、低污染等特征，在当今时代依然发挥重要作用。
（二）近代工业化农业
科技的第一次产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19世纪40年代）和第二次产业革命（19世纪70年代，于20世纪初期），以机械化和电动化为主要标志，不仅促进工业的迅猛发展，同时也大大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在封建土地制度废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现代工业有了较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这一转变大体上起始于19世纪中叶，到二战时期，近100年历史。受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影响，近代农业的发展策略是逐步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农业工业化的积极方面是生产效率的提升，但负面影响是高能源、高消耗、高污染，造成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
（三）现代生态化农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农业迅速发展，许多国家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商品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农业发展成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基础产业。生态农业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改善传统农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农业生态化，就是以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为基础，尊重生态自然发展规律，运用现代科学技术，集约化经营农业发展的新模式。从技术特征来看，常规意义上的现代农业技术特点一般包括化学化、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等。当今发展现代农业，除了还要注重上述技术特点外，要更加关注到现代技术的新特征：生物化、信息化、安全化、环保化、循环化、标准化等特点。
二、农业发展辩证过程
（一）基本发展过程的辩证启示
从唯物辩证法角度看，世界范围的农业发展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农业化――去农业化（工业化）――再农业化”，即传统农业是简单的农业化，对原始社会的农业进行了扬弃，使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代表的农业从原始生产方式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产业方式，即第一产业――农业。而近代农业，则是以工业化的理念和手段对传统农业进行了升级，其积极方面是使粮食产量突飞猛进，不但养活了更多的人口，同时还能为工业提供资金积累和工业原料。但由于过分依赖科学技术，而对传统的“天人合一”农耕理念进行了扬弃，提出了“向自然进军”理性的狂妄，并尽情地享受着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一次次。正如恩格斯所言，人类的每次征服，都将得到自然对人类加倍的惩罚。于是近代工业化农业走向了历史的尽头，建立在生物、信息技术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促使现代农业理念的出现和发展，以生态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农业，得到了人们广泛的认同，并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代农业是对传统农业、近代农业的现代扬弃。
（二）再农业化对农业化和工业化的本质跃升
现代农业从本质上对传统农业和近代农业进行了辩证的扬弃，并实现农业本质的跃升。生态农业的目的在于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形成生态上和经济上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特点：（1）综合性。即按“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全面规划，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使农、林、牧、副、渔各业和农村一、二、三产业综合发展，并使各业之间互相支持，相得益彰，提高综合生产能力。（2）多样性。即针对自然条件、资源基础、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情况，充分吸收传统农业精华，结合现代科学技术，以多种生态模式、生态工程和丰富多彩的技术类型装备农业生产，使各区域都能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各产业都根据社会需要与当地实际协调发展。（3）高效性。即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多层次综合利用和系列化深加工，实现经济增值，实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降低农业成本，提高效益，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创造农业内部就业机会，保护农民从事农业的积极性。（4）持续性。即能够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治污染，维护生态平衡，提高农产品的安全性，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常规发展为持续发展，把环境建设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同时，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现代生态农业在借鉴传统农业优秀思想理念有：（1）天人合一理念；（2）精耕细作思想；（3）有机农业思想；（4）农业为本的思想。同时也吸收了近代农业的科学思想和工业化手段。但现代生态农业与传统农业和近代农业只注重粮食产量的提高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体现为：（1）粮食产量高和质量好相统一；（2）种植业与林、牧业协调发展，共同发达；（3）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有机结合；（4）机械化、电气化水平高与劳动者的直接参与相结合。
总之，以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农业发展历程，则从总体上经历了“否定之否定”，即“农业化――去农业化（工业化）――再农业化”过程。其中，工业化阶段是去农业化，即对传统农业的异化，而再农业化，则是对传统农业的现代扬弃，同时也对工业化（去农业化）进行了扬弃，即继承了传统农业的积极理念和近代农业的正确思想，真正意义地实现天地人现代生态理念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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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农业发展篇3
要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几点很关键！
2017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第一点：事关民族复兴的一个重大任务
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
始终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当作国计民生的大事，解决好“三农”问题，一直是萦绕心中的“重中之重”。
乡村振兴战略到底有多重要？总书记讲得很清楚。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现在，我国正处于正确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历史关口，党的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为了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来把握和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因而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
第二点：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目标
说：
新时代“三农”工作必须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总目标来推进。
多次讲过“木桶原理”：一个木桶如果存在短板，它的盛水量不是取决于最长木板，而是取决于那块最短的板子。如果农业农村没有实现现代化，就像木桶的短板一样，将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现代化难以实现。
如何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指出，要“坚持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这就要求我们，把农村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一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使二者同步推进、相得益彰，让亿万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
第三点：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
说：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就是要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一总方针的提出，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尤其是现在，我们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乡村振兴还有许多硬任务需要完成。
如何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必须采取超常规举措，付出超常规努力，“在资金投入、要素配置、公共服务、干部配备等方面采取有力举措”。这就要求我们舍得把“真金白银”投到农村。那就是要让人“流”入乡、留在乡，让钱“流”进村，让地“活”起来，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补齐短板，为乡村发展强筋健骨、输血造血。
第四点：把握“二十个字”总要求
说：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个字”的总要求，反映了乡村振兴战略的丰富内涵。
今日中国农业农村的变化已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但中国农民靠勤劳双手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精气神则坚韧不变。新时代的美丽农村会是什么样？答案就在指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二十个字”总要求里。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要求，变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同样是二十个字，但内涵进一步丰富发展，深刻反映了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的新阶段、农民群众的新期待。
第五点：夯实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保障
说：
要把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做好，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提城市化，而是提城镇化，目的就是促进城乡融合。要向改革要动力，加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城乡融合发展要跳出乡村看乡村，不能只靠乡村自身积累，还要推动资源要素的强力反哺，增加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
如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就是要向改革要动力，重点在健全多元投入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上下功夫。既要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居家进城落户，又要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让进城的进得放心，留在农村的留得安心，实现进城和留乡各得其所、城镇和乡村相得益彰。
第六点：遵循乡村发展规律
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按规律办事。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实现乡村振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可照抄照搬的经验。我国乡村振兴道路怎么走，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如何掌握规律？首要的就是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找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对此，我们必须处理好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关系，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关系，处理好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系，处理好增强群众获得感和适应发展阶段的关系。
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就是反复强调的打好脱贫攻坚战，这是重中之重、急中之急。脱贫攻坚期内，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主要任务就是脱贫攻坚，务必做到目标不变、靶心不散、频道不换。
第七点：抓好坚强政治保证
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各级党委和党组织必须加强领导，汇聚起全党上下、社会各方的强大力量。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
俗话说得好：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一个“带”字，形象地道出了火车头的作用。如果把“三农”工作比作一辆奔驰的火车，党的领导就是这个至关重要的“火车头”。
如何发挥党在乡村振兴中的领导作用？强调，要把好政治方向、建好基层组织、创新人才工作。把好政治方向，就是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粮食安全、农民权益等问题上，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建好基层组织，就是要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打造一支高素质带头人队伍，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创新人才工作，就是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为推进乡村振兴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近代农业发展篇4
一 研究状况综述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大致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所关注的问题及其所研究的取向不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1949年至1966年，学术界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虽然论文不多，但质量很高。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中国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研究工作表现了更多政治取向，尤其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谴责和批判。1966年至1976年，文革十年，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虽然幸免于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由于学术界移情于革命史、阶级斗争史，这一领域的研究事实上无法展开，倒是国外汉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逐渐细化与深化，领域逐步拓宽，新观点不断出现，既有跨区域、跨行业的宏观性的总体观察，也有分区域、分行业的具体入微的探析，强烈的学术关怀与现实关怀成为学者们的主要研究取向，讨论更加趋于理性与客观。
迄今为止，虽然尚无一部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专著，但相关著作中的探讨并不少见，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是国内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棉纺织业的专门性著作，其中相当篇幅分析了近代以来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生产关系的蜕变，为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再版本）分析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生、发展过程。全慰天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全面评述了手工业的发展概况及其与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段本洛、张圻福著《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主要以苏州城镇手工业为讨论对象，但乡村手工业亦有涉及。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分析机器缫丝工业的同时，也附带论及手工缫丝业。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手工业的兴衰状况及其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第十三章中纳入了由王翔撰写的手工业，对这一时段的手工业经济进行了总体评析，并对十个行业作了示例性研究。苑书义、董丛林著《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将乡村工副业纳入小农经济体系中，分析了农民家庭工副业中的主要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织业、草帽辫、花边、发网业及其他家庭副业的兴衰概况。中青年学者王翔、彭南生分别出版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从宏观上论述了手工业在近代中国兴衰演变的原因、地位及其作用。但是上述著作未将近代乡村手工业从城市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看不出手工业在近代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多数研究者将手工业作为机器工业的一个配角，看不出乡村手工业自身的变迁。
与此同时，区域性的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专著或专门性的行业史著作也非常关注区域内的手工业经济状况。乡村手工业是行业史研究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区域社会经济史或行业史的整体性将受到影响，因此相关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迁涉到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朱新予主编的《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徐新吾主编的《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主要分析了近代江南城乡丝织业的演变。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分上、下编，上编缕述了近代上海地区手工织布业与土布商业的变化，下编辑录了江苏江阴、常熟、常州、无锡、苏州、南通以及浙江慈溪、平湖、硖石等地的土布史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部分以“手工业与乡村经济”为题对近代河北、山东、河南的主要乡村手工业进行了分析。曹幸穗著《旧中国苏南农村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充分利用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资料，讨论了农村工副业生产及其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农副产品及其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苑书义、任恒俊、董丛林等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传统手工业的变迁”为题粗线条地概述了华北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庄维民著《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版）从山东工业化进程的角度分析了传统手工业结构的嬗变、农产品加工业的工业化进程。林刚在《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重点探讨了家庭棉纺织业、蚕桑业与近代机器大工业之间的关系。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描述了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张利民等人合著的《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将手工业纳入该区域工业体系中，分别讨论了辽宁、天津、山东工业体系的特色，肯定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与近代工业的关系。侯建新著《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解放前国内外有农村调查资料，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的视角，对冀中11村工副业经济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徐浩的《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方志资料，以织布业为例，简略地分析了华北农村工副业的扩张。马俊亚在《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以专章对江南农村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新近唐致卿推出了《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篇幅达72万字，其中第四章第三节以2.5万字的篇幅简要地探讨了“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的存在领域。不过上述研究除个别较为深入外，大多将乡村手工业视作行业史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绕不过去的“坎”，讨论停留在浅层次上，有些只是点到为止。不仅如此，这类研究普遍存在着行业的不平衡性与地域的不平衡性，就行业而言，棉纺织业、丝织业等是讨论中的重点，其他众多行业较少，有些则根本尚有触及，就地域而言，除华北、江南考察较为充分外，其他广大地区探讨较为薄弱。
相比之下，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学术质量，亦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讨论的广度，论文都大大超过了专著，对推动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虽然有些论文并非专门以乡村手工业经济为题，但大量利用了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料，其结论无疑也是适用于乡村手工业的。
1956年陈诗启探讨了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4期），稍后他又撰文分析了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彭雨新以丝棉手工业为例，剖析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我国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光明日报1961年8月2日）。1962年，樊百川撰文揭示了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1965年戴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希望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然而随后10年“文革”使这一讨论进程中断了十余年之久。这一时期讨论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专文虽然不多，但质量较高，视点集中，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与重点。
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中，学术界对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仍然乏力，学术论文仅见李炳东对广西近代手工业兴衰演变的宏观概述（广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夏林根以地方志史料为依据，对上海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所做的分析（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鉴于这种状况，彭泽益呼吁重视中国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忽略近代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使得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形象不够完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此专门撰文“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充实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此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论文渐渐多了起来，唐文起探讨了营口土布市场的兴衰对南通土布业的影响（江海学刊1985年第5期）。潘景隆、谭禹对光宣年间吉林蚕业的兴衰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讨论（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李达三从微观角度剖析了近代河北高阳土布的盛衰情形（河北大学学报增刊，1985年）。1986年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进入兴盛时期，无论是宏观探讨，还是区域研究，亦无论是手工业经济整体，还是若干重要手工业行业，都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对象，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观点。
就宏观研究而言，李荣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近代工业与传统手工业之间的竞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3期）。张学君对19世纪后期的四川工场手工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3期）。陈玉环、刘志伟利用《沙滘楚旺房陈氏家谱》、从个案角度讨论了清代后期广东的丝织工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变化与近代社会运动密不可分，张思从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破产的角度考察了北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原因（《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汪敬虞就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提出了新的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徐新吾从总体上考察了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方中以大量丰富的史料探讨了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及其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谢放以四川为例，讨论了近代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将研究视野聚焦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这既是手工业经济史受到重视、研究工作进一步细化的表现，也是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关注、进而带动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种反映。曹幸穗站在农民家庭经济的微观角度分析了近代苏南地区农村手工业副业的存在状况及其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陈庆德论述了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及其发展趋势与归宿（求索1991年第6期）。史建云以华北地区抗战之前的情况为依据，从市场角度分析近代农村手工业对近代民族工业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农村手工业衰退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新看法（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并论述了华北手工业生产力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王翔探讨了近代中国行会手工业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危机（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手工业经济结构等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彭南生发表了系列论文，其中《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传统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华中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包买主制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论近代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衰》（华中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地方能人”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研究，提出了“半工业化”分析框架，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并分析了发展的多种因素。此外，他还撰文评价了晚清、民国政府的手工业经济政策与措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华中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2000年第1期），以及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万振凡、孙桂珍重新评价了近代中国农民家庭手工业（江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
陈西平从区域研究的角度、以清末湖南为横截面，透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并探讨了它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0年第10期）。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他后来将这一研究扩大到近代长江沿江城市周边农村的非农产业，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3期）。刘华明按时段顺序对1840－1949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情况进行了描述（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胡水凤对近代江西几种主要手工业的兴衰变化进行了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史若民则探讨了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山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戴鞍钢研究了开埠后的近代上海与周围乡村手工业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城乡经济关系的内涵（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李先富探析了清末民国时期广西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在市镇发展中的地位（广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宾长初揭示了广西近代手工业的变化（社会科学家1996年第3期）。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等红色区域中十分重要，刘宏探索了晋察冀边区的棉纺织业（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刘萍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纺织运动进行了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张静以草辫、花边、发网业为例，探讨了近代山东农村手工业的外向型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李靖莉评述了黄河三角洲地区近代手工业的商品化倾向（东岳论丛2003年第2期）。杨华论述了清末民初黑龙江手工业的发展情况（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更多区域性的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是从行业史反映出来的。
就手工业行业史而言，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等多有专文探讨，其中棉纺织业是讨论重点，研究的视角既有整体性的行业史，也有区域性的行业史。夏布是近代乡村重要的纺织业，胡水凤探讨了近代江西夏布的产销问题（江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林顿等简要考察了清末四川的手工棉织业状况（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刘灿河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手工棉纺织业的考察，提出了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新认识（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年第6期）。陈惠雄提出了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多元分解的历史解说（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李金铮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棉纺织业进行了实证研究（河北学刊1991年第3期）。陈美健具体分析了清末直隶工艺总局在高阳织布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刘华明对近代百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描述性的讨论（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张思对清末直鲁地区农村手工纺织业的曲折经历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后来将视野扩大，以直鲁地区农村手工业为例，考察了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阚维民对民国初年山东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具体入微的探讨（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林刚就1927～1937年间的中国近代手工棉纺织业提出了新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在蚕丝业研究中，严学熙论述了蚕桑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的关系，肯定了蚕桑业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姚玉明深入挖掘了近代浙江丝织业生产的演变及其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王翔从近代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丝织业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李平生着重就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对中国蚕丝业的生产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徐秀丽对近代浙江湖州地区蚕丝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局限进行了全面考察（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张晓辉探讨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暨南学报1989年第3期）。黄慰愿从生产力角度分析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畸形发展的原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徐新吾、张守愚综述了江南丝绸业的历史状况（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王翔的研究更为深入，他对近代江南丝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分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又考察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丝绸业近代化的促进作用（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彭通湖对抗战前四川纺织业的兴衰状况进行了初略探讨（档案史料与研究1992年第4期）。李平生对晚清蚕丝业改良进行了重新考察，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所存在的局限性（文史哲1994年第3期），周从平探索了浙江近代的蚕丝改良（浙江学刊1997年第3期），汪敬虞从中国近代生丝贸易的变迁入手，评述了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在制茶业研究中，苏鑫对近代安溪制茶业进行了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汪敬虞从对外贸易的视角研究了中国近代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戴鞍钢对近代中国植茶业的盛衰进行了全面考察（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张笃勤对近代汉口与俄国间的茶叶贸易进行了探讨（江汉论坛1994年第2期），杜七红论述了茶业对晚清汉口市场的影响（江汉论坛1999年第6期）。胡赤军全面考察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陶德臣发表了系列论文，深化了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研究、揭示了其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出口茶业的经济结构（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以及伪劣茶对近代中国制茶业的负面影响（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他还从中外对比角度对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制茶业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对近代中国茶叶生产中的高利贷金融资本（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茶农经营状况等（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进行了分析。唐文起则细致分析了我国近代茶叶交易中的初级市场（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刘淼探讨了民国时期祁门红茶的产销统制问题，涉及到这一时期乡村制茶业中的政府行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周翔鹤探讨了晚清台湾乡村制茶业（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皮学军讨论了民国时期湖南安化制茶业走向衰落的具体原因（益阳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贺琤则通过对1886－1896年间中国红茶出口的考察，探讨了中国近代茶业出口衰落的原因（福建论坛2003年第1期），林齐模以华茶对英出口为中心，具体考证了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其它乡村手工业行业也略有探讨，如林仁川对民国时期福建纸的生产与运销进行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胡水凤简要考述了近代江西的苧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魏娅娅从出口贸易入手，分析了近代中国榨油业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6期）。李志英分析了近代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发展，填补了该行业史研究的空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郭大松、庄慧娟肯定了传教士在近代山东花边、发网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梁勇对近代四川桐油外销与市场整合问题进行了讨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等方面的论文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多有涉及，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介绍。
与此同时，国际汉学界成为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赵冈研究了鸦片战争后进口棉货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他与陈钟毅合著的《中国棉业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印行）对中国近代手工纺织业的生产制度、技术条件以及其他有关因素进行了探讨，此外，他在《现代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年）、albertFeuerwerker（费维恺）在《1870～1949年的中国经济》（密执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1968年、）《1871～1910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与机器纺织业》（经济史杂志第30卷第2期，1970年6月）等文中，深入分析了机器纺织业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若孟关于中国近代农民经济的研究中，对农村手工业多有涉及，他还发表一些专题性的论文，如《手工棉纺织业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1965年第3期），从中、日比较的角度分析了手工棉纺织业在两国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美国联合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容国石探讨了中国手工纺纱的衰落与演变（美国《清史问题》1974年第2期）。此外，美国学者李明珠的《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中译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作者将乡村蚕丝业置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大背景下，探讨了江南及其他地区蚕丝业的发展及其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作用。黄宗智探讨了华北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工业，他的学生、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叶汉明分析了山东潍县近百年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潍县乡村手工业是其探讨的重点之一。日本学者森时彦新近推出了《中国近代棉业史之研究》（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着眼于中国传统棉纺织业与来自西欧的近代棉纺织工业相碰撞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近五十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在中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无论是整体性的概论，行业性的专论，还是区域性的分论，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以后该领域的深入研究积累了良好条件。但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薄弱环节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在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视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正视研究中尚存在的分歧，整合力量，在新的起点上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研究推向深入。二 现有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及分歧
综观现有研究，学术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关于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之间有着内在的、前后相承的关系，这等于说中国既有的手工业存在着向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趋向。早在60年代，戴逸在《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1）吴承明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呼应了这个观点，他从劳动力、资本市场等方面阐明手工业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社会条件，指出：“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2）（p128）那种认为我国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从外国移植来的，“更站不住脚，这种理论是否定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只把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的近代工业算作是资本主义。”（3）（p758）但是樊百川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不但不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而且恰恰是随着手工业的破产，在这种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的情形下，由于外国机器工业的刺激，一部分从封建势力控制下的官办军事工业逐步演变而来，一部分在托庇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之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4）80年代后期，汪敬虞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手工业并没有中断，绝大部分在鸦片战争后继续存在，但并不是向手工工场发展、也没有向大机器工业转化，“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还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大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荣损与共的关系，但是，“中国大机器工业和手工业的'长期共存'，并不是由于工厂和手工业在机械化程度方面彼此互相接近，而是由于中国工厂和手工业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势力面前，有着共同的命运。这种‘长期共存'，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两者都得不到发展的并存。”（5）
笔者认为，在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产生上述分歧，既有概念上的混乱，也有理论与史实上的脱节。从概念出发，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手工业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这里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生产关系，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雇佣关系，既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内部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鸦片战争后也没有中断，那么就没有理由将近代资本主义限制在民族机器工业这种生产力层次上。这样，在分析传统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产生的关系时，就不必上升到它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之间的关系了。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完全有可能产生机器工业，但在事实上，中国近代民族机器工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由晚清政府通过引进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与原有资本主义萌芽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这并非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不过，民族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长期共存是事实，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充分肯定民族机器工业与近代手工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肯定手工业从附属于传统农业经济到附属于大机器工业的进步作用。吴承明认为，“大体在1920年以前，手工业与近代化工业并行发展的，现代工业发展较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是这样，两者间的互补作用超过两者间的对抗。”（6）樊百川认为近代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认为：“一方面，大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通过加工订货，收购和赊销，统率着广大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所有各种手工业，从工场手工业到农民家庭手工业，又都依附于大机器工业，甚至成为大机器工业的厂外附属部分。中国手工业，从这时开始，再也不是孤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而独立发展了，它已经逐步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和轨道。”（4）彭泽益也指出，鸦片战争后的手工业，“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经济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黄逸平也肯定了这种补充意义，“这种补充，不仅在于大量手工业产品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弥补了大工业产品的不足，也在于它是大工厂产品某些工序的在外协作者。”（8）（p245）史建云着重从农村市场的视角分析了乡村手工业与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认为农村手工业使用近代工业生产的原料或工具，农村手工业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同时大多数农村手工业不存在与机器工业的竞争关系，因此，“在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商品生产，在市场问题上，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有促进的一面，也有与之竞争、对抗的一面，促进作用是主要的，而竞争、对抗则是将要的。”（9）戴鞍钢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再考察，他充分挖掘地方志中所蕴藏的大量经济史资料，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色，认为：“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独特性，它并不意味着以往很多人所认为的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没落和破产’，而是通过后者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个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10）彭南生更具体地揭示了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之间多层次的互补关系，包括结构性互补、市场关联性互补、市场水平性互补以及劳动技术性互补。（11）林刚以大生纱厂与南通农村家庭纺织业的实例，指出“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产生……是在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中建立起大工业的产品市场，农民家庭手工业也同时得到改进与更新”（12）（p54）。马俊亚通过对江南农村手工业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在许多方面，手工业对现代工业有抵触的一面，现代工业对手工业有挤压的一面，但不管怎样，现代工业的发展不是完全悖离中国手工业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利用了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13）（p197）但是，另一种观点不同意将两者间的互动作用估计得过高，相反，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关系，或提出民族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的基础上的，或主张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存在构成了机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国外有学者认为，手织业使用了改良的手织机，增强了同近代工业的竞争能力，反而阻碍了近代工业的发展（14）（p179－186）。马若孟也认为清末手工棉纺织业的调整挡住了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15）（p295－308）。黄宗智也持大体相同的观点，农民家庭手工业不过是家庭式农场的经济支柱，“这种商品化了的手工业，与其说是象有的人说的那样成为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跳板，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因为“旧式家庭农场吸收了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使它成为自己的附加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商人耗去了一部分可能投入工业的资本，也占去了一大部分可以支撑近代工业的市场。”（16）（p203）
第二，关于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手工业经济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手工业经济造成了复杂的影响，在洋货的打击下，农村手工业一败涂地，此为“压迫论”或“破坏论”。陈诗启针对此前学者一般侧重于外国资本主义机制棉纺织品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面，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棉纺织业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破坏了中国颇大地区的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自给生产的特点在迅速衰退；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成长”，尤其是“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在农村中成长起来了，这甚至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里程碑。”（17）樊百川则站在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长时段对鸦片战争后中国手工业的遭遇和命运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原有手工业中已经存在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正常道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面前，中国固有的手工业大量破产，“手工业的破产，摧毁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所依以生长的基础，从而也剥夺了中国在正常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所谓“正常道路”，当然是指从手工作坊到手工工场再到大机器工业这样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另一部分手工业在外国资本和买办商人资本的控制下，变成出口原料的加工手工业从而依附外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这类依附型的手工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近代家庭劳动，一小部分过渡到机器工业，“这在中国手工业的发展史上，无疑地应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4）徐新吾认为传统“破坏论”是可以成立的，他以手工棉织业为例指出：“帝国主义的机制布是破坏农民手织业的更较重要的力量”（18）。也有学者认为，简单地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影响两分为“破坏”或“发展”均有失偏颇，他们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充当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不自觉的工具，变为阻碍中国工业向资本主义工业转化的势力”，“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的特殊国情，阻碍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19）戴逸认为，“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1）新近张思撰文指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纺织业既经历了一段衰落破产的悲惨遭遇，又迎来重获新生的复兴机遇”，强调“应辩证地看到与遭遇同在的机遇及其历史意义，还应对传统农村经济在机遇面前的对应和表现给予关注”（20）。国外学者则普遍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影响局限在通商口岸附近的农村地区，对广大内地农村的传统手工业影响甚微，使其一直得以维持下来。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整个手工业在1870～1911年间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并称以往中国学者的观点是“最粗浅的公式化的指责”（21）（p338－378），过分夸大了外国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赵冈也以手工棉织业为例，论证了传统的“破坏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手工织布业迅速发展的有案可查的阶段是发生在现代棉织品进口与国内生产都有重大增长的期间”（22）（p174），这即是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织业即便没有促进作用，至少也没有太大的破坏性。
第三，近代乡村手工业与农家“耕织结合”模式的分解。棉纺织手工业不仅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手工行业，而且也是作为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象征的“耕织结合”模式的典型，因此，棉纺织手工业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也是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洋纱洋布大量倾销，近代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总趋势是逐渐衰落，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不断走向解体。近年来，学者们对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认识。徐新吾首先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错觉，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入侵是由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区开始，然后逐步深入内地的，然而“事实是洋纱的入侵先从非植棉地区（主要是闽广）开始”的，又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侵入土布是在全国范围内由土经土纬过渡到洋经土纬，再过渡到洋经洋纬，徐新吾认为“如果笼统地从总的发展进程来看，也不妨可以这样说，而具体考察则并非完全如此”，各地在发展中存在着差异，“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是需要加以注意的。”（23）陈惠雄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论中的单线史观进行了挑战，“提出了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乃是朝向经济近代化、商品化进步的历史解说”，他在概述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传统丝织业在资本主义外力冲击下只呈单线性萎缩、并没有多元发展进步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24）同样对这种单线史观提出挑战的还有谢放，他在《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一文中认为：“洋纱倾销的主要作用不过是改变了'耕织结合‘的形式，即由原来的自纺自织改为买纱自织。在广大农村地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仍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不利于其进一步分离的消极影响”，在与外国资本的不等价交换中，“'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亦由此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时而分离，时而结合”，因此不能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估计过高（25）。李金铮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实证分析，认为农村耕织结合的解体“并非来自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动力作用，而是来自外来侵略势力的影响，是一种历史的畸形。”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并未真正分解，如刘灿河在分析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包括当时颇为名气的潍县织布业为例，指出“这些当然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丝毫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气味”，“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乡村手工织布业的发展“正是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的坚固性特点。说它'解体'了，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非但没有解体，而且还有所强化。”（26）
第四，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前途。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双重冲击下，近代手工业兴衰起伏、历经曲折，但毕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下来了，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手工业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何看待和理性分析这一历史现象。陈庆德认为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内在基础是农民经济的贫困化，“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这一特殊发展过程，完全是在社会经济贫困化的强大推动下形成的”，也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后“无论是传统手工业，还是新兴手工业，都未曾改造旧有的基础。因此无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多么相似，但它同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本身仍有本质的区别”，“与其说中国近代工场手工业是一种资本组织的生产单位，不如说它更靠近前资本主义的小商品生产基础。整个手工业总体发展趋势中这种个体性质的保持，使其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转变，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它总是不能向前更进一步转化为机器生产”，并断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近代的世界性历史联系中，以手工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其说是向着近代化转变的自然累积过程，不如说是近代化历史转变的道路受到阻塞。”（27）但是大多数学者仍肯定近代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即使是个体手工业，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讲，在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它为封建主义服务，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性质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传统农家手工业，认为近代农村地方工业显示了中国农村摆脱贫困，摆脱传统小生产，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方向。作者在该文中力图穿透历史时段的限制、找寻历史的启示，提出90年代东南沿海的乡镇企业“乃是前近代农村家庭手工业的逻辑延伸，它们在存在和发展的动因、基本条件以及亲缘关系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内在的逻辑联系；由近代而后瞻，近代农村的地方工业毫无疑问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自70、80年代蓬勃发展的农村乡镇工业的先声。”（28）作者的这种研究取向对探讨中国式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彭南生近年来发表多篇论文明确肯定近代乡村手工业在清末民初以来的发展，并将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以技术进步为依靠、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称之为“半工业化”，半工业化存在着向工业化发展的趋势，尽管由于外力的影响，未能最终完成向工业化的转化，但这种与技术改造为主的渐进性工业化模式与引进机器技术为主的突发型工业化模式一道构成中国近代的二元工业化道路。
第五，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衰落的认识。如何看待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外力影响下出现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状况的变化，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对立观点。王方中列举大量史实，说明从1930年至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手工棉织业明显衰落了，但是，“手织业的衰落主要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强制造成的。”（29）夏林根以方志等地方文献为基本史料，对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原因进行了补充分析，认为“既是资本主义商品倾销所引起，也是中国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结果。”尽管棉纺织手工业很早就开始衰落，但“又为什么延续百年而被大量保持下来呢？”夏林根认为棉纺织手工业衰而不落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民生活的贫困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劣根性”（30）。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不同意将近代手工业的命运看得过于悲观，史建云认为20世纪30年代农村手工业的衰落只是暂时现象，“并不意味着农村手工业的根本衰亡”，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农村手工业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水平，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还是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都不足以使农村手工业全面衰亡，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31）林刚以1927～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为例，对中国传统手工业中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门类进行了定量的实证研究，澄清了学术界一些固有的认识，作者估计直至抗战前的1930年代中期，中国棉纺织品中（包括布匹、针织品和其他棉织品），机纱约占77～79％，土纱约占21～23％，棉布中的手织布约占71％，机制布约占29％。这说明手工业尚未到“垂死的边缘”（32），这种量化分析更具说服力。其实，用“衰落、衰退、衰亡、垂死边缘”等描述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命运，是否贴切，在语义学上似可进一步斟酌＊。但如果是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角度看，用上述词语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命运作定性描述似乎都不恰当。因为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远远未到乡村手工业退出其历史舞台的时候，持“衰落论”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它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所造成的。因此，笔者认为更为科学的定性描述是，在外力的影响、主要是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随后相继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日本侵华战争的打击下，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陷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在外力解除后，手工业仍可恢复其原有的活力，并会向前继续发展，直至这种增长方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为止。
三 几点思考
近50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无论是论著数量，还是学术质量，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表现在宏观研究不足，分歧较大；区域与行业研究上，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应在现有基础上，针对上述不足与薄弱环节，进一步拓宽视野，更新方法，加强实证分析，推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迈向新的高度。
首先，加强定量研究。数字是经济史科学性的最好体现。然而，从总体上看，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存在着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吴承明、徐新吾等老一辈学者虽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但离全面弄清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状况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尚有距离。这虽然与近代统计落后、数字缺乏有关，但也与研究队伍自身素质有关。我国现有经济史研究队伍分属于历史学科和经济学科两大类，前者占主导地位，普遍存在着经济学修养不足、数学训练缺失的问题，使得他们大多长于定性分析，疏于定量研究。要克服这种状况，一方面亟需经济史学界深入挖掘、整理史料，另一方面需要从长远着眼，加强经济学、数学修养，借鉴现代计算工具，强化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量化研究。
第二，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所谓整体研究，是指站在宏观角度，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进行区域性、行业性的整合，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探讨它的长期存在状况及其原因，分析它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全面评价它在近代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等等。所谓区域研究，是指站在中观或微观的角度，对一村、一乡、一县或更大的区域如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乡村手工业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尤其应加强对若干近代手工业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如河北高阳、宝坻、定县等织布区、山东潍县织布区、江苏通海织布区、山东平湖针织业区、环太湖蚕丝业区、华南缫丝业区等的研究，准确把握不同区域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特点。所谓行业研究，是指对若干重要的乡村手工业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糖业、编织业、针织业、陶瓷业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弄清不同手工业行业间的差异及其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上的地位。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整体研究比较落后，区域与行业研究中又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在区域研究中，现有成果大多集中在江南、华北乡村手工业经济史，其他地区研究较为薄弱，有些地区如西北、东北等区域尚缺乏最基本的研究。在行业研究中，乡村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的研究较多，其他手工业行业如榨油业、制糖业等行业研究不足。这种研究状况与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广泛性及复杂性不相适应。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要求我们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整体研究只有建立在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地区、行业间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区域研究、行业研究只有上升到整体研究，才能克服微观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否则，研究结论就会走向片面，给人造成错觉和误解。
第三，更为客观与理性。求真求实不仅是史学精神，也应是史家品格，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客观与理性应是所有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追求。秉持客观与理性，既要避免以理论、经济模型代替实证研究，又要尽可能防止研究主体受到情感影响，既要超脱于时代，又要避免过多的主观色彩。只有建立在客观与理性的基础上，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才是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既往研究中的某些分歧往往就是由于客观与理性不足所造成的。如对近代手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解释上的分歧，起源于如何拿捏评价外国资本主义的尺度。拿捏分寸的准确与否，不仅与研究主体的民族情感息息相关，而且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一方面，对百余年来深受外国欺凌的中华民族来讲，憎恶外国资本主义的情感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建国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西方国家封锁、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酷现实，更加深了我国学者对历史上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否定，这种现实的情感色彩便被自觉不自觉地倾注到历史研究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方关系改善，人们开始正视并理性评判外资的作用，学术界又出现了肯定外国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建国以来史学界在评价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时先后出现“破坏论”与“发展论”的观点，此乃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民族情感的反映。但是，历史研究毕竟应该建立在理性与客观基础上，任何过度否定或过度肯定的解释，都可能使其滑向反面。如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侵略似乎天经地义，无论怎样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也似乎并不过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殆尽，被中断了，这岂不是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似乎又有“外铄论”之嫌，虽然强调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手工业的破坏之罪，却又不自觉地肯定了它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之功，否定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自主性。因此，有学者提出外国资本主义虽然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但并不严重，除棉纺业等少数行业外，大多数手工业行业存在下来了，近年来，更有学者在肯定外国资本主义对促进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分解的不自觉的工具时，强调了它在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化中的阻碍作用。摒弃这种偏执一端的观点，唯有秉持史家品格，既不因民族情感而过于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近代手工业的负面影响，也不要因当代吸引外资的需要而一味肯定它在历史上的正面作用。
从理论或所谓规范认识出发，也会造成研究中无谓的分歧。如在对“耕织结合”与自然经济解体问题评价上，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情形，会形成完全相反的观点呢？仔细揣摩既往的研究，笔者认为，学术界已经将“耕织结合”的经济性质固定化了，形成了所谓的规范理论：即“耕织结合”模式是自然经济的象征，它的分解标志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在这里，“耕织结合”已经概念化为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典型。其实，这种规范认识存在着缺陷：首先，“耕织结合”作为农家的一种经营模式，并不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全部，手工棉纺织业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手工业行业，棉纺织业衰落了，还会有其他乡村手工业代之而起，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与农业的新结合。因为，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近代中国小块土地经营制度所决定的，只要耕地不足，农户就不得不进行多种经营，将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业等结合在一起，以维持家庭的延续。其次，“耕织结合”的经营模式也未必一定就是自然经济，随着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内容、方式的不同，农业与手工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名称上虽然还是“耕织结合”，但其经济意义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它可能是商品经济，也可能是资本主义，关键取决于农家与市场联系的程度及其经营方式的变化。可见，“耕织结合”不仅具有较大的弹性，可以容纳不同类别的手工业，而且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因此，不加区分地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农家织布业看作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其实只是看到了乡村手工织布业与农业相结合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对该业的具体形态作更精细的分析。在这里，“耕织结合”虽然没有解体，但统统斥之为自然经济，显然是忽视了近代农民家庭手工业在生产技术、经营形式、与市场的联系等方面的变化，及其手工业在农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对近代农家耕织结合模式尚须作更深入、更细化的剖析。
转贴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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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农业发展篇5
关键词：非农就业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新斯密学派过密化理论
学术界关于近代中国非农就业的研究通常包含在对商业化和工业化的研究之中，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大致形成了新斯密学派和过密化理论两种不同的学说，其根本分歧在于近代中国农村是否存在经济发展。围绕这一争论，学者们依据不同的资料和研究方法，提出了诸多不同的结论和见解。梳理和分析前人的这些理论，有助于进一步深入探讨近代中国非农就业问题。
一、新斯密学派的发展观
新斯密学派以马若孟、勃兰特和罗斯基等人为代表，沿袭斯密和马克思的观点，以英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为依据，强调市场的作用，认为商业化与工业化确实给近代中国农村带来了“现代化”的发展，非农就业提高了农民人均生活水平[1]。
（一）马若孟的工商业发展论
马若孟利用卜凯[2]收集的1900―1930年的历史价格资料，研究了河北与山东地区土地价格与长工工资的变动趋势，发现尽管农村人口有实质性增长，但相对于工资水平，土地价格并未出现急剧上涨。马若孟认为其原因在于“县城、城市和通商口岸的工业和商业有足够的发展，可以向农民提供非农就业机会”。由于城市与乡村平均工资间存在很大差异，因而有“越来越多的农户认识到获取非农业收入的好处，并尽一切努力把他们的劳动用于这一目的”。同时，在交通运输状况得以改善的情况下，农村手工业也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当铁路把集镇与通商口岸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各式各样的手工业受到强烈的发展刺激……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和城市的渐进发展促进了许多以前不存在的农村手工业的诞生”[3]。
（二）罗斯基的经济普遍增长论
马若孟研究的缺陷在于并未具体计算非农部门产出的增长率，此后有学者对近代各非农部门产出增长率进行过计算，较有代表性的是珀金斯和叶孔嘉的研究成果[4]。罗斯基的《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提出了富有争议的观点，其在对叶孔嘉的估计值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大幅提高了部分行业年增长率的估计值，特别是手工业与贸易行业，分别从0.7%和1.1%提高到1.4%和2.5%，增加了一倍以上。结合对其他部门的估计，罗斯基认为近代中国所有重要部门的发展都大大领先于人口的增长。由此，罗斯基得出结论，“人均产出的持续增长，成为20世纪最初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5]。
二、黄宗智的观点―“没有发展的增长”
与新斯密学派相反，以黄宗智为代表的“过密化”理论则认为近代中国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过程并未带来英国式的发展，而是“没有发展的增长”。
（一）过密化理论的提出
罗斯基的结论意味着近代中国正经历着“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然而，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通过对满铁调查资料所做的研究发现，近代中国无论在农业部门还是非农业部门，总产量的提高都并未伴随着人均产出的提高，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并将这种现象冠以“过密化”的名称。黄宗智的研究主要关注农业过密化，但他发现，农村手工业的发展同样存在过密化的现象。农村手工业带来的收入并未使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而是仍然维持在糊口的水平上。
（二）过密化现象的机理
黄宗智认为，如此低微的工资正是“过密化”的表现，而农民之所以会接受如此低微的工资，是因为农村手工业实质上是在人均耕地面积严重不足，剩余劳动力又缺乏其他就业机会情况下无奈的选择。由于缺乏其他就业机会，剩余劳动力从事手工业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又迫于生存压力，因而“迫不得已要为低于维持生活水平的工资而佣工”。反过来，经济中充斥着大量机会成本极低的剩余劳动力，又阻碍了资本的使用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在人口压力的作用下，近代中国商业化与工业化的过程不仅导致，并且加剧了“过密化”现象[6]。
事实上，黄宗智构建了一个与西欧迥然相异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其理论核心在于中国经济独特的“内卷性”。黄宗智认为，斯密和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均未考虑到两种可能，一是“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产量增长的可能”，二是现代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工农业共同发展，“没有考虑到没有乡村发展的城市工业化的可能”。而这两种可能性在近代中国都成为了现实，无论是农业或乡村手工业，在中国都陷入了“过密化”的陷阱[7]。
三、对“过密化”理论的质疑
黄宗智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主要归结为人口压力和家庭维生的需求的论点，也遭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
（一）史建云的农村工业发展论
史建云在《近代冀鲁豫乡村》第四部分中指出，河北省户均占有土地与河南省不相上下，但手工业的发展却远高出河南省，用人口因素难以解释这一现象。同时，从平均每户收入看，中农不仅在农业收入上明显高于半中农和佃农，在手工业收入上也高于后两者，“并非农业收入最少的农户从事手工业最多，而是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农家，手工业生产常常也比较发达。”由此，史建云认为华北地区近代农村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维生需求，转向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8]。
（二）彭慕兰的三因素分析
彭慕兰的研究则直接针对黄宗智的理论核心，并从总产量扩大的原因，非精英阶层生活水平与家庭劳动力配置三个方面进行了反驳。
首先，彭慕兰认为，西欧总产量扩大的原因与中国并无根本不同。“在欧洲，也有充足的证据证明，1500―1800年间出现的产量扩大主要是由于使用了更大数量的劳动，而不是出于任何生产了的突破。”其次，通过对历史收入数据的研究，彭慕兰发现由于工资购买力出现了长期下降的趋势，以人为主的城市费精英阶层的生活水平并未出现明显的改善，小农的状况也是如此，并且由于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农业实际工资也出现了下降。第三，彭慕兰认为中国小农家庭在劳动力配置方面与简・德里夫斯的“勤劳革命”也并无区别。“勤劳革命”意味着家庭在劳动力运用与商品交换方面都更多地面向市场，因此出现了“家庭劳动的扩大及其重新配置和节约时间的消费的增长”。彭慕兰认为，中国的小农家庭并不像黄宗智所说，“家庭妇女的劳动只是简单的增加”，而是充分介入了市场，并对黄宗智关于妇女纺织收入的研究也提出了质疑[9]。
（三）龚启圣的“脱密化”学说
彭慕兰的反驳尽管有力，但也存在两处不足，一是大量使用二手文献，其说服力不如直接研究原始数据得出的结论；二是在时间段上集中于明清时期，并未直接针对近代。龚启圣等人的研究则更为具体和富有针对性。通过对陈翰笙等人在无锡地区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龚启圣等人发现从事养蚕业的农民，其人均收入不仅高于一般农户的总人均收入，也高于乡村工资收入和零售商贩的人均收入，这说明农民并非是缺乏更好收入来源，才不得不将剩余劳动力用于蚕桑业，并忍受仅供糊口的回报。更为重要的是，有超过20%的农户家中有外出的非农劳动力，而他们寄回的收入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不仅大大超出一般农户的人均收入，在某些年份甚至超过了有外出经商人员的农户的人均收入。由此，龚启圣认为近代中国的商业化――工业化进程不仅未加剧“过密化”的现象，反而帮助无锡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过密化”的陷阱[10]。
参考文献：
[1]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J].史学理论研究，1993（01）
[2]卜凯.中国农家经济[m].商务印书馆，1936
[3]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与山东的发展，1890―1940[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173―193页
[4]转引自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271―277页
[5]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271―277页
[6]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中华书局，2000：202―203页，
[7]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J].史学理论研究，1993（01）
[8]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9]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115―140页
近代农业发展篇6
土地和劳动是传统农业最基本的投入要素，因此，在考察和评价传统农业和生产效率时，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成为最重要的指标。
如前所述，我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率很高，土地生产率也是相当高的。据日本学者熊代幸雄对古代农业播种量与收获量比值的研究，西欧“在以小麦为主食的英格兰，这一比值在中世纪略少于4，到了近代则提高到11—6”。在六世纪前期的华北（《齐民要术》所反映的时代），粟的比率倍数为200—400倍，麦类则为200—44倍。“与欧洲相比高出10倍左右”。[68]宁可也指出：“如果从播种量看，欧洲中世纪农业的粗放程度就更惊人了。当时一般收获量最低是播种量的一倍半两倍.一般是三四倍，最好的年成也不过六倍。至于我国，从云梦秦简的材料看，收获量至少为播种量的十倍到十几倍，而据《泛胜之书》《齐民要术》记载则已达到几十倍至上百倍。”[11b]直到近世，我国农业单位面积的产量仍居世界前列。如一些农业科学家曾利用《沈氏农书》和其它一些资料，估计明末清初嘉兴地区稻米产量最高为每公顷6700——8400公斤，而今天美国加州稻米产量仅为每公顷6500公斤。[70]
但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向农业劳动生率，把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作为动态的考察，就会发现情况有所不同。较早进行这方面研究工作的是宁可。他计算了西汉农业生产的三个数字：“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产粮两千斤，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四百六十八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六百四十斤。这些数字反映了一个我们过去不大注意的情况，那就是：从汉以来的两千年，我国农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每年平均占有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他又认为西欧中世纪虽然单产较低，但由于每户耕作土地较多，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粮食和能为社会提供的剩余产品和中国相差无几。[11a]
继宁可以后，近年研究历代亩产和劳动生产率的不乏其人，现仅举跨代研究的若干例子：
吴慧对汉代亩产和劳动生产率的估计大大高于宁可。在他的估算中，亩产在汉唐有明显的上升，宋代稍有下降，明清缓慢增长，近代则显着下降，劳动生产率唐代达到高峰后即呈下降趋势，清中期低于战国秦汉，近代进一步下降。[27a.b]
朝代粮食亩产（市斤/市亩）劳动生产率（市斤/劳动力）
————————————原粮成品粮
战国21631882027
西汉末26435782151
唐33445242396
宋30941752179
明34640272255
清中叶36722621260
近代（1931）2692214
项目——土地生产率产量——劳动生产率
时间（市斤/市亩）指数劳动力年产量（斤）指数
汉92.51002039.5100
唐109.01182071.099
宋133.01441894.093
清(近代前期)226.02441421.570
近代后期230.02471478.073
王家范.谢天佑在三十年代蒙文通亩产研究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补充，结论是：中国封建社会单产是几度上升，曲线前进的。明清南方常产是占国的5.5倍，是汉代的将近4倍。其中单产增加有四个关节点：一是汉武帝后，较战国增长43%，二是唐，较汉增长31%，三是两宋，较汉增长106%，四是明清，较汉增长284%，较宋则增长41%强。胡戟对汉唐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行了推算：汉代每劳动力产粮2000斤；唐代2400斤，是封建社会顶点；明清之际江浙一带4418斤，但这是地区性的；清乾隆以后人口增加，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作者总结说：两千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缓慢的，缓慢到近于停滞。卢锋的估算与上述诸人均不相同。他认为从汉到清两千年间，土地生产率即亩产获得长足发展，清代亩产相当于汉代的2.44倍.亩产的提高表现出加速运动的趋势；宋代以前一千多年增加了44个百分点,宋以后至清不到一千年则提高了一倍。但劳动生产率水平却显示出迥然不同的变动趋势。清代劳动力年产粮指数反比汉代下降大约30%。他把土地劳动生产率这种动态趋势的比较差异称之为“农业生产效率剪刀差”。他进一步指出，两千年间我国粮食总量增长了3.7倍，而人均占有量指数却下降了32%。是一幅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典型画面。[14a.b]
国外学者也作过有关估算和统计，如帕金斯估算了六百年来中国粮食单产的发展趋势，他根据（按人计算的粮食产量×人口数）/粮食耕地面积=单产量的公式，设定按人计算的粮食产量基本不变，从而推算出下述结果：[71]
（1400年）：（570×72）/（370×0.8）=每市亩139斤
（1770年）：（570×72）/（950×0.8）=每市亩203斤
（1850年）：（570×410）/（1200×0.8）=每市亩243斤
（1933年）：（570×500）/（1470×0.8）=每市亩242斤
（1957年）：（570×650）/（1680×0.8）=每市亩276斤
（式中人年均产粮量设为570斤，种粮地占耕地80%，人口与耕地面积均以百万为单位）
帕金斯在这里计算的是土地生产率而不是劳动生产率。但根据他设定的人均粮食产量基本不变的前提，假如明初到二十世纪中期农业劳动力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也大致不变（事实上大概正是如此），则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六百年中也应基本不变。
从上述举例看，各家对历代亩产和劳动生产率估算结果相差颇大。我国古代缺乏系统的粮食亩产记载，只有零散材料可供推算，历代人口与垦田数字虽多，问题也不少。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度量衡千差万别。这是导致各家估算差异的客观原因。各家估算方法的不同，也是形成差异的原因之一。要取得被普遍接受的结论，仍需作进一步的努力。不过，根据目前研究状况和成果，对我国历史上农业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趋势作出一个初步的判断，仍是可能的。
就粮食单产而言，各家估算虽然出入颇大，但认为战国秦汉到清前期亩产逐步增加则是一致的；近代亩产是增是减，则有分歧。大量事实表明，尽管近代粮食总产仍有增长，粮食单产恐怕是下降的，虽则这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农业生产的暂时性逆转。章有义整理现存徽州地主帐册时发现，这一古老地区的农田亩产自乾隆中后期起即出现下降迹象，到了近代，这种下降趋势更为明显。他又根据伪满三十年代中的抽样调查，指出近代东北垦区单产的普遍下降。“除少数近代农业生产力确有发展的地区以外，可能有相当多的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的趋势”。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小农贫乏经营的必然结果”。“这正是近代中国农业危机的实质所在。”“一般地断言近代中国农田产呈继续增长的势头，否认‘人口压力下土地过度耕作.地力枯竭’的现象是没有充分根据的。”[57]帕金斯关于近六百年来粮食单产量不断增加的结论，是把人均粮食产量当作一个常数，而根据人口数.耕地数推算出来的。为满足人体正常的生理需要，人均粮食消费量（主要是口粮数）是有一定标准的。在其它材料缺乏的情况下，根据大致恒定的口粮标准，可以从人口和垦田数倒推粮食总产量的增减趋势和在正常情况下粮食单产水平的大致下限。这是国内外学者相当广泛采用的方法。不过，这种方法有很大局限性。因为粮食消费的弹性较大，且受生产制约。粮食产量不足，就会压低消费，以至“糠菜半年粮”，粮食产量丰裕，就会增加消费，有更多粮食转化为肉类酒类等。正常条件下粮食的人均需求量并不等于实际人均消费量，也不等于实际的粮食人均产量。因此，在长时间内把人均粮食产量固定化倒推粮食单产，本身就包含了与实际情形产生较大偏离的危险。程洪就曾对帕氏的上述推算公式提出批评[61]。而且帕氏是选择了近代最好时期（1933年）与近代开始时期（1850年）和解放后（1957年）相比较。这样推算和比较的结果自然就掩盖了近代单产下降和解放后单产迅速恢复和提高的事实。
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包括近代）比前代有所下降是大多数研究者公认的。但我国封建时代农业劳动生产率并非自始至终都是下降的。西方一些经济史学家如波斯坦等，认为封建社会技术停滞，土地单产基本上没有提高，人口却不断增加，必然是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不断减少，所以封建社会中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一种下降趋势。这种意见，就西欧中世纪而言也未必正确，更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从最简单的常识判断，宋以前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均有明显进步，亩产也有提高，宋代人口虽比汉唐增多，但农业开发范围也有相应的拓展，劳动生产率理应比前代上升而不是下降。唐宋以后情况比较复杂，分歧也较大。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观点似较流行，但也有不同看法。估计较高的如薛国中，认为16—18世纪中国农业又有新跃进，生产技术提高，产量增加，经营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大大超过同期西方农业革命的内容，可称为中国的农业革命。他估算万历年间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的余粮率分别为百分之45.7、63.3、61.6、75、52、73[62]。根据吴慧最近的计算，清前期（乾隆年间）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原粮3877.7市斤，合成品粮2358市斤，达到盛唐时的水平。嘉庆以后农业劳动生产率才开始下降[27b]。史志宏对清代粮食亩产.总产和劳动生产率的估算与吴慧不同，但他也认为清初劳动生产率比明代高，十八世纪中叶（乾隆中后期）以后劳动生产率才逐渐下降，至鸦片战争前夕，仅及明代的2/3[13]。看来，清乾隆以前，农业劳动生产率即使没有明显上升，起码也和唐宋大体持平，否则康乾盛世的出现，清代人口的激增都难以获得合理的解释。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由升而降的转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口的增加导致每人平均占有耕地面积的显着减少。也就是说土地资源的相对短缺限制了正常生产能力的发挥然后是继之以地力下降.生态变化等因素的作用。目前一般用每年每个劳动力平均生产粮食数量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指标，但在耕地不足条件下，各个农户会更多地开辟副业门路或外出当雇工，增加农业以外特别是粮食以外的收入，因此，宜把劳动力年粮和年产值两个指标相互参照，既考虑实际上达到的劳动生产率，又考虑可能达到的劳动生产率。这样，似乎能更全面地反映农业生产率的真正状况。不过，无论如何，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这是毋庸置疑的。
四.“增长”论与发展论
对我国传统农业的不同评价，除了对农业生产率估算的差异以外，还存在理论和概念的分歧。
近年业西方发展经济学传入我国，影响颇大。根据舒尔兹的理论，传统农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技术状况是不变的，生产形成定局，进一小增加产量已不可能。下面将要谈到，这一概念未必符合我国传统农业的实际。帕金斯是服膺舒尔兹的，但他看到了从明代至二十世纪五十所代农业产量一直在增长的事实。他指出，中国人口在十四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初增长了5—6倍，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又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中国农业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虽有曲折，但总算跟得上人口增长的步伐，甚至能提供一点维持生活以外的“盈余”。这一增长的原因，作者认为主要是土地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至于技术上的变化，不论是由于设备改进.耕种的良好方法，或是由于新作物.新种子，都无关重要。作者称之为“技术停滞中的产量增长”。[71]这样。帕金斯就“协调”了舒尔兹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之间的矛盾。帕金斯的方法和结论，被中外研究者所广泛引用。
发展和增长这两个词原来是词义相通可以互用的。发展经济学赋以其不同含义。或认为经济增长指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发展则意味着结构和制度上的改革。如陈江参照帕金斯的研究成果，运用发展经济学的因素分析考察了清代经济发展轨迹，认为是典型的“没有发展的增长”，庞大的人口普遍的贫穷后和社会的停滞，便是这种“增长”的基本特征和必然结果。[35]或以劳动生产率的升降区分发展与不发展。如前引卢锋文根据土地生产率上升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趋势把整个中国传统农业视作典型的“有增长而无发展”。[14]从劳动生产率着眼，又导出“内卷化”或“过密型增长”理论。如黄宗智认为中国农业主要依赖农作物，而较少牧养牲畜，这一特点表现为极高的土地生产率和极低的劳动生产率，两者的结合正是正是农业内卷化的证明。内卷化是指在人口压力下，劳动投入增加而边际报酬递减情况下进行的农业生产。[72a]以后，黄宗智又提出“过密型增长”的概念。他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区分了农村经济变迁的三种状态：密集化，产出或产值以与劳动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劳动生产率不变；过密化（即内卷化），总产出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扩展，即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产业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增加，即劳动生产率上升。作者指出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的总产出和总产值的绝对量有相当幅度的增长，家庭年收入也有若干程度的增长，但这种增长是由于家庭劳动力的更充分利用，其代价是单位工作日的报酬递减，因而这是一种“过密型增长”，即“无发展的增长”。[72b]黄书中利用了李伯重的研究成果。李伯重认为明清江南农业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在水稻生产中增加以肥料为中心的资本投入，一是农业经营重心向集约程度更高的蚕桑业转移[30]。李伯重意在论证明清农业的发展，而黄宗智认为它正好证明了明清农业没有发展的增长。因为蚕桑业单位工作日的报酬低于水稻生产，肥料投入虽然增加，但边际报酬递减，明清水稻产量并没有增加。这是由于理论与概念不同，以致对同一事实作出相反判断的一例。黄宗智认为，这种“过密型增长”一直延续到八十处代实行改革以前。[72b]
对无发展论提出批评并揭出彻底发展论旗帜的是吴承明。八十年代初，吴承明指出：二次大战以前，西方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流行一种“停滞论”，认为中国社会处于长期停滞状态，不能自己振兴经济。（按，中国传统农业被认为是这种停滞的典型）这种理论，有的出于资产阶段偏见，有的是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误解。二次大战以后，停滞论受到批判，又有传统平衡论的出现。“用平衡解释停滞不变状态，近年来甚为流行。他们大体是指物质生产和消费的平衡。这里所谓传统平衡，是指传统生产技术的平衡状态，并未确定量的关系。这个理论虽然比较生动，而实际上是停滞论的翻版，意在说中国的旧社会是停滞不变的，有待西方势力来打破平衡，然后引起变化。”并对伊懋可“高度平衡的陷阱”理论作了具体评论。[26]。八十年代未，吴承明又提出反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沉沦观”以及“不发展的发展”（Deevlopnentofunderdevelopnent）之类的理论。指出“中华民族的经济史是一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历史。其间有严重曲折，以至人口损失三分之一，但即在这种时代，也不是神州陆沉，而有它发展和进步和一面。这正是帝国主义不能灭亡中国的原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百年间，是中国历史的又一次曲折，但新的力量和运动也从这里开始。”[25a]他对近代农业生产力作了具体考察，认为“是有一定发展的，生产方法也有所变化。发展甚慢，但基本上能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变化极微，但也不完全是老样子了。”在对近代粮食总产量增长，单产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估计上，吴承明和大多数研究者是大体一致的，但他不同意包含着贬义的农业内卷化的提法。他认为，在人口压力下，劳动力边际产量递减的生产是存在的，但它不但对小农的生存有效用，而且从宏观看，可使土地得到充分利用，人民获得足够的食用。很长时期内，在边际产量递减的同时，总产量仍会不断上升，整个近代尚未达到峰巅，在这个意义上讲，近代农业仍然是个进步。边际产量递减论以假定土地.资本.技术等因素不变为前提，事实上这些因素不是不变的，因而不一定完全是边际收入递减的生产。我国传统农业固然以人力为主，但并非纯粹劳动密集生产，也重视肥料.种子.饲料等资本的投入。小农经济精打细算，以为人口压力会迫使农民将剩余劳动力无限投入土地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25b]
这种对近代经济史沉论观的批评获得了响应。如王建中认为近代农业确有一定发展，停滞.衰退的主张值得商榷。[21]据报道，衣保中在对东北近代农业的研究中提出了“农业近代化”的论题。他不同意把中国近代农业看成漆黑一团.毫无进退。明确指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以农业技术实验化，生产工具机械化，农业生产商品化.农业经营资本主义化等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近代化在中国已经发生和逐步发展，这是中国近代农业发展史的主导方面，不应一笔抹煞。”（《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90）
笔者无意在这里全面评价舒尔兹的传统农业理论，但他认为传统农业是技术与产量不变的经济均衡状态的论点显然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我国历代农业产量的逐步提高已如上述。就传统技术而言，也有一形成发展的过程。我国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萌芽于商周，奠基于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形成北方旱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隋唐宋元又形成了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以前人们往往把明清视为经济政治都走下坡路的封建衰世，晚近的研究证明明清农业是继续向前发展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明清主要依靠传统农业自身的潜力，经受住了人口激增的历史考验。明清农具无重大改革，但农艺有长足进步，新作物的引进.新品种的培育，肥料（尤其是豆饼和粪肥）的增施.多熟种植的推广.土地利用技术的创新，均有可观的成绩，我国农史界公认为精耕细作技术继续发展时期。帕金斯把明代以来农业增产主要原因归结为土地.劳力.资本投入的增多，显然忽视了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其实土地.资本.劳力的增加也与技术的推广或进步分不开。如新耕地的垦辟，不但要求资本与劳动投入的相应增多，而且也是先进技术向更大范围的扩展，有的则直接以土地利用技术的进步为前提，如南方低洼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即和堤塘生产方式的创造分不开，而这正是明清时代意义深远一项技术进步。新品种.新肥源的投入本身就是耕作技术进步的结果。复种指数的提高也不单是劳动投入的增加，而是与育种.施肥.栽培等技术的发展分不开的。近代传统农业技术虽无重大改进，但西方近代农业机械和农业科技已开始传入中国。因此，笼统说明初以来的农业是技术停滞下的产量增长是欠妥的。从这个角度看，吴承明的彻底发展论是有道理的。
近代农业发展篇7
关键词:教会大学;农业教育;世界扩张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7-0229-02
1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需求
教会大学重视农业教育是资本主义侵略的一种隐形手段,是其推行世界扩展的需要。设立农科,无非是想扩大教会在农村的影响力,取得农民对教会的信任和好感,把农民吸引到教堂中去。
1.1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
14至17世纪,欧洲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期。经济上,商品货币关系迅速发展,资本主义蓬勃兴起;思想文化上,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运动促成了思想的大解放,追求财富与现世享受的人生价值观念逐渐取代了中世纪追求来世和禁欲的观念。在这种背景下,建立在基督教新教教义基础之上的新兴资产阶级拜金主义与中世纪残余的骑士精神结合起来,再加上新兴君权的支持,使欧洲走上了海外殖民扩张的道路。
资本主义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具有开放和扩张的本性,它的存在和发展,有赖于国内外市场,尤其是国外市场的开拓,它要求以全世界作为它的活动舞台。从14至18世纪,新航路开辟、早期殖民掠夺的进行、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相继兴起,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蓬勃发展,这些资本主义工商业萌芽不断发展壮大;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需要在国内进一步扫除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在国外寻求更广阔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这就要求资产阶级对内进行革命、改革,对外加紧征服世界的活动。
到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世界市场和世界殖民体系初步形成。比如,19世纪中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走私鸦片、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等方式,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使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以后,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受到中国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外国商品并未打开中国市场。这使得一些西方传教士认识到坚船利炮只适合打仗,并不适合经济,要想真正实现向中国倾销商品的愿望,必须争取到大部分中国人的“心”。因此,资本主义把教会的重点放在了广大的农村。1923年,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专门设置了一个“乡村工作特别委员会”,加紧对农村和农民情况的调查,并逐渐认识到开展农业教育的重要性。在教会大学设置农学院,培养一批懂农业、会耕作的实用人才,能使尝到甜头的中国人民对他们感恩戴德,从而提高教会的地位,更大范围拉拢人心。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夺取的政治经济特权,在中国设立了更多的教会大学,专业部署以农业和医学为主。
1.2资本主义的文化输出
西方国家的海外扩张也是其文化及教育的扩张。西方殖民者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以炮舰为先导,“一手拿枪,一手拿《圣经》”,他们一方面大肆破坏、毁灭殖民地本土文化,另一方面又以基督教奴化当地居民。在这一扩张过程中,基督教新教与天主教教会或传教团的海外传教活动占居重要地位。传教士跟随探险队出现在每一块新占领的土地上。罗马教廷建立了一些开展海外传教活动的机构。西方殖民者在美洲、非洲的文化扩张伴随着殖民军事征服而取得了成功,但在亚洲却遭到了东方传统文化的强烈抵制,进展缓慢。欧洲的海外殖民扩张也给欧洲文化带来了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文化的格局,多元性独立共存的世界文化走向了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新文化体系。这种体系虽带有殖民主义的性质,但促使了整个世界文化由传统向近代化转型,也加速了欧洲文化自身的局部变更。基督教文化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最大,不仅影响哲学、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甚至人类的思维方式以及研究方法。基督教文化的这种扩张性刺激人们从事探险活动,不断地去探索、征服未知世界。基督教原来只局限于在罗马帝国境内传播,但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很快传遍全世界,中国这个东方大国自然也在其要征服的范围。
基督教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明显烙有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深刻印记。但是,大批基督教传教士带来民主、科学和进步的启示,客观上促进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对中国了解、融入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从推动历史进步方面来看,基督教文化和西方科技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诚如季羡林所言,现在从最大的宏观上来看,在中国历史上外来文化大规模的传入共有两次:一次是汉代起印度佛教的传入,一次就是从四百年前起西方天主教,后来又加上了基督教的传入。两次传入,从表面上看,都是宗教的传入;但从本质上来看,实际上传入的是文化,是哲学,是艺术,是技术等等。没有这两次的传入,我们今天的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这是一件事实,没有争辩的余地。一言以蔽之,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的西方宗教在华传播,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传教士在华活动与整个殖民事业紧密相连。但随之而来的西方近代文化和教会举办的社会事业,在传播新思想,促进文化教育的发展,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凋敝的传统农业教育
“内弱则外强”。长期以来,中国对农业教育的忽视及农业教育方式的因循守旧是外国传教士兴办的教会大学农业教育兴起的重要原因和条件之一。
2.1传统农业教育的弊端
“长期处于农业经济社会,以传统儒家理论为立国之本的中国,虽然教育相当发达,但却构建于伦理与哲学的基础上,与社会的生产实际、技艺性职业没什么联系。中国古代的……农业等很是发达,但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却没有什么地位。不要说国家科举考试和官学、太学等正规教育机构完全不包括这些内容,就连一般的私塾也不屑于讲授这些知识”。况且,传统的中国农学是一种“经验农学”,传统意义的农业教育有悠久的历史,在传播农业知识和发展农业生产中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统治,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状况,农业知识主要靠经验的代代相传。《管子•小匡》说的“农之子恒为农,承父兄之教,少而习焉。”这种家传世袭是一种保守的教授方法,“各承家技,始终循旧”的现象,是农业科技教育落后的表现,限制了农业技术的交流和发展。中国向来以农立国,“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时至晚清,中国仍是封建的农业国家,在工商业凋敝、税收被帝国主义掠夺的情况下,农业成为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然而,农民素质低下、缺乏农业科学技术人才,随之而来的是农业的落后和农产品质量与产量的下降,在市场上丧失竞争能力。
2.2清末农业教育的“繁荣”
在西学东渐潮流之下,西方的经济生产方式及商品贸易对中国固有的经济模式带来冲击及挑战,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促使一批启蒙思想家和开明士绅开始深刻思考国情,认识到农业教育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的重要性。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大声疾呼,要加强对国人的农业教育,要兴办农业学堂、专业学校,学习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地主阶级改革派呼吁改革传统教育、建立新式教育。他们主张“行以达知、明体达用”,“读书者实事求是”;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变器不变道”;资产阶级改良派笃信“农、商、矿、林、机器、工程、驾驶,凡人间一事一艺者,皆有学”。这一切都预示着穷途末路的传统教育必将迎来蜕变重生的新机遇。
农业教育在清末取得初步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各级各类农业教育机构覆盖多数省份。但这只是表面的繁荣,根本解决不了中国农业的实际问题,这种表面上的繁荣其实隐含着农业教育在形式上追求近代化的急功近利的倾向。学科领域和结构体系盲目效仿西方国家,当时学堂条件普遍较差,经费严重不足;教师水平参差不齐,流动性很大;学堂规模较小,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办学效益的发挥;教学内容照搬照抄西方的模式。这些盲目效仿西方国家创办的农业教育,缺乏与我国农村实际的结合,忽视了我国广大农村农民的知识普及,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
3洋务运动促使思想转变
觉醒的洋务运动的先驱者在国家经受了“落后就要挨打”之痛以后,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从制造“坚船利炮”的“富国强兵”的艰苦探索开始,逐渐认识到,现代工业的迅速引进不能使国家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他们开始回过头来关注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基础的农业,把目光转向西方的近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介绍与引进。认识到,作为人口众多的传统农业大国的中国只有农业教育兴旺发达,才能为发展农业培养出更多、更新、更高级的科技人才,才能提高农民的素质,实现农业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使广大农民和农村富裕起来,最终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发展。洋务运动时期农务学堂的管理方法、教学方法和运行模式对中国农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开始仿效先进国家的农政管理和农业教育经验,推行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完成了近代农学从知识启蒙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历史性转变。从此以后,以实验农学为学科体系的近代农业教育和科研在中国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和实施,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参考文献
[1]王介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
[2]何晓夏,史静寰.著.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11).
[3]龚自珍,康沛竹.选注龚自珍集[C].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近代农业发展篇8
1观光农业旅游正在兴起
观光农业是一种以农业和农村为载体的新型生态旅游业。近年来，伴随全球农业的产业化发展，人们发现，现代农业不仅具有生产，还具有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人们提供观光、休闲、度假的生活。随着收人的增加，闲暇时间的增多，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渴望多样化的旅游，尤其希望能在典型的农村环境中放松自己。于是，农业与旅游业边缘交叉的新型产业——观光农业应运而生。
观光农业是把观光旅游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旅游活动，它的形式和类型很多。根据德、法、美、日、荷兰等国和我国台湾省的实践，其中规模较大的主要有5种：(l)观光农园：在城市近郊或风景区附近开辟特色果园、菜园、茶园、花圃等，让游客人内摘果、拔莱、赏花、采茶，享受田园乐趣。这是国外观光农业最普遍的一种形式；(2)农业公园：即按照公园的经营思路，把农业生产场所、农产品消费场所和休闲旅游场所结合为一体；(3)教育农园：这是兼顾农业生产与科普教育功能的农业经营形态。代表性的有法国的教育农场，日本的学童农园，台湾的自然生态教室等；(4)森林公园；(5)民俗观光村。
2我国观光农业的发展现状与前景
(一)、现状
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业观光旅游在大中城市迅速兴起。据不完全统计，1996-1997年已动工和计划投资在一亿元以上的观光农业项目在7个以上。1998年国家旅游局以“华夏城乡游”作为主题旅游年，使“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做农家活、看农家景”成了农村一景。目前我国观光农业旅游项目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的近郊，其中以珠江三角洲地区最为发达。在广东，果园观光旅游最早出现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目前广东已有80多个观光果园，每年接待旅游者400多万人，旅游收入10多亿。
在北京、上海、江苏和广东等地的一些大城市的近郊，还出现了引进国际先进现代农业设施的农业观光园，展示电脑自动控制温度、湿度、施肥、无土栽培和新特农产品种，成了农业科普旅游基地。如上海旅游新区的孙桥现代农业园区、北京的锦绣大地农业观光园、苏州的大地园、无锡的大浮观光农业园和珠海农业科技基地。
(二)前景
1、我国旅游业的飞速发展为观光农业旅游提供了充足的客源。
观光农业既然属于旅游业，其发展与旅游业的整体发展密切相关。首先我们考察整个旅游行业1994年以来的数据资料：年份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
入境旅游人数(万人)4365.444638.655112.755758.796347.847279.558344.39
旅游外汇收入(亿美元)73.2387.33102.00120.74126.02140.99162.24
国内旅游总人次(亿人次)5.246.296.406.446.957.197.44
国内旅游收入(亿元)1023.511375.701638.382112.702391.182831.923175.54
旅游业保持了稳定而高速的增长。若进一步观察，可发现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的增长速度不同。从1994年到2000年，旅游外汇收入增长了122%，年均增长14.2%；国内旅游收入增长了210%，年均增长20.8%。国内旅游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入境旅游，但到2000年为止，旅游外汇收入与国内旅游收入之比仅为1∶2.5，国内旅游仍有很大发展空间。鉴于观光农业的特性，对其需求主要来自国内游客，因此客源有充分保证。
从1994年以来的有关数据也表明，城镇居民旅游人次和旅游支出都是逐年递增，尤其近年随着假日经济的兴起又有大幅增长。由于观光农业的客源主要为国内城市居民，因此可以预测，对观光农业的需求也将保持一个旺盛的态势。
2、农业观光旅游是我国旅游业发展方向之一。
今年我国将分别启动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旅游扶贫开发区、国家旅游度假区建设工程，争取在“十五”期间形成三区联动、滚动发展的旅游产品新格局。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主要是利用富集的景观资源和自然生态资源，通过政府引导，资金支持，市场推荐的方式，建设一批符合市场需求的旅游精品项目和示范项目。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重在开发适应现代旅游需求的高水平生态旅游产品，培育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后续产品。
近代农业发展篇9
发展现代农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近年来，我市各县(区)在发展现代农业工作中都作了大胆的尝试；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杞县现代农业发展迅猛
近年来，杞县在搞好农产品生产销售的同时，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业，全力培育龙头企业，拉长产业链条，加速了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从而为新农村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发展优势农产品。近年来，杞县县委、县政府把发展农业生产，尤其是把发展优势农产品放在了头等位置来抓，并不断引导广大农民什么赚钱种什么，市场需要什么种什么，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的销售问题。同时，为切实加强对农业工作的领导，杞县县委、县政府还先后成立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领导组、无公害农业生产领导组以及各种专业性的领导组等，引导农民种植耐贮存、产量高、品质好的优良品种。一系列有效的引导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杞县农业生产特别是优势农产品的生产和发展，进一步优化了杞县的种植业结构。为解决杞县农产品销售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大力开展技术服务。杞县加强了与中国农业大学、河南省农科院的联系，主动与他们攀亲结缘，建立了长期经济技术合作关系。与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议；这是中国农业大学唯一与县级政府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协议。杞县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建成的朝来公司，现在已初具规模。加工大蒜、胡萝卜等农产品，效益非常好，市场销售供不应求。为进一步提高大蒜的质量和品质，杞县还与省农科院签订了培育脱毒大蒜的协议，建立了脱毒大蒜繁育基地和9个县级科技服务中心、21个乡级农业技术服务中心、13个各类农业技术研究会，全县现有中、高级农业技术人员150多人，为杞县现代农业生产提供了科技信息服务。
(三)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近年来，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的发展，杞县逐步确立了“用经营工业的理念经营农业、发展农业”这一农业发展的新思路，大力发展了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业，不断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伐，有力带动了杞县优势农产品的发展。目前杞县已形成了以家家福、六福、金穗面业、金菊味精等为龙头的粮食加工业，以中农大朝来公司、联富食品公司等为龙头的脱水蔬菜加工业，以金华棉业、三杰棉业等为龙头的棉花加工业，以方圆制革、金珍乳业等为龙头的畜产品加工业，以杞县酱菜厂、金杞酱菜有限公司等为龙头的酱菜加工业，粮食、蔬菜、棉花、畜产品等几大产业链得到进一步延伸，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129家，年加工能力80万吨，实现了农产品的就地转化，进一步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四)建立行业协会，培育壮大经纪人队伍。目前，杞县已建成24个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建立了大蒜、辣椒、养牛、养猪、养羊、养鸡等16个专业协会，农产品经纪人达3000人。为实现出口创汇，不断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杞县成立了以高阳国懋公司为代表的一批外贸物流公司，并在俄罗斯等国家和广州、长沙、武汉、上海、西安等国内，20多个大中城市设立了农副产品直销点，从而为杞县农副产品的销售打开了渠道。目前，全县拥有自营进出口权的企业达到29家，大蒜、面粉等产品出口印尼、俄罗斯、蒙古、韩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化解市场风险，杞县还大力发展农产品储藏业，全县建成冷库360多座，储藏能力达15万吨，有效增强了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去年，该县出口创汇400万美元。
公共财政助推我市现代农业
2006年，我市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惠农政策，加大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力度，同时加大对粮食生产区政府的支持力度，极大地调动了政府抓粮、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为助推我市现代农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4337万元资金直补农民
据市财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06年。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我市在对种粮农民实施粮食直接补贴的同时，增加了对农民种粮用柴油、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综合直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韵积极性。
市委、市政府把粮食直补和综合直补作为去年向全市人民承诺办好的“十件实事”之首，市委书记刘长春亲自带队深入农村调研，与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面对面宣传惠农补贴政策，检查政策落实情况。提出了“一分钱不能少，一户不能落下，一天不能耽误”的要求。去年，我市粮食直补和综合直补通过农信社“一卡通”方式一并兑现给农户，全市粮食直补和综合直补资金达14337万元，亩均补贴26.75元，兑现补贴总额为历年最多，兑现进度最快，广大种粮农民非常满意。
7422万元资金奖励产粮大县
2005年，上级部门下达我市产粮大县的奖励资金2926万元，市属5个县享受此项奖励。2005年我市5个产粮大县不断加大了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使产粮大县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
2006年，我市5个产粮大县继续享受奖励，中央财政共拨付奖励资金4496万元。奖励资金的增加和及时到位，进一步调动了县、乡政府重农抓粮的积极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增加，促进了生产和农民增收。
2012万元小麦良种补贴纳入政府采购
去年，省财政给我市安排小麦良种补贴资金2012万元。市财政部门在总结过去良种补贴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对种子企业实行招标采购，并将良种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欢迎。其做法是：财政部门将2012万元小麦良种补贴资金印成“良种补贴券”，分发到5县6区种粮农民手中。农民凭券到政府招标确定的供种企业购买良种，既保证了优良品种的推广使用，又使自家的良种补贴资金足额用在了刀刃上。
240万元农机购置补贴发放到位
2006年，我市继续对农机购置进行补贴，上级部门共拨付补贴资金240万元。市财政部门根据农业生产需要，对195户农民购买大中型拖拉机、耕作机械、种植机械、收获机械等进行补贴。
共带动农户投入资金970万元，全市共购置190台拖拉机以及大批的水稻联合收割机、秸秆还田机、旋耕机，全市农业机械化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农村大地唱新歌
——尉氏县现代农业发展综述
“只有农业实现产业化、现代化经营，才能增加农民收入，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谈到目前全县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状况时，尉氏县县委书记曹法英高兴地告诉记者。
尉氏县大力推广名、优、特、新品种，建立名牌农产品园区。目前，该县已引进洋香瓜、油桃等新品种30多个，建立了30多个颇具规模的名、优、特、新农产品园区，面积20多万亩，亩均效益3000元以上。如今，尉氏县高效农业生产园区已被定为省级示范园区。位于该园区的七彩虹无公害蔬菜基地占地面积1000亩，主要生产芥蓝等无公害蔬菜。每天可提供无公害蔬菜10吨，从新郑机场空运到香港、澳门等地，年产值达1500万元，实现年利润380万元。中澳合作霜生金飞马食品有限公司走“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道路，目前年生产能力达1200吨，产值超亿元，已成为尉氏县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
该县还调整畜牧业品种、品质结构及生产结构，重点推广瘦肉型猪、高产奶牛、优质羊等适销对路的良种畜禽。目前，全县已形成西部沙区养牛羊、南部养猪、中部养鸡、贾鲁河滩鱼鸭混养4大基地，并相继建起了万村生猪饲养小区、孙家村肉牛饲养小区等。截至目前，全县饵养小区达42个，入驻小区农户达580户，年创产值近亿元。全县畜牧业实力进入全省16强。
该县围绕棉花主导产业，按照产、供、销一体化经营的要求，大力发挥自身优势，做大做强棉花产业。目前，该县拥有棉纺企业20多家，纺纱规模达30万锭，其他涉棉企业近1000家。
棉纺行业年产值10亿元，利税近亿元。尉氏县是河南省8个特色纺织工业基地之一，主要包括尉氏纺织有限公司、京尉纺织有限公司、威狮棉业等企业。其中，尉氏纺织有限公司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强力开拓国内、国际市场，产品已达6大系列200多个品种，是河南省纺织行业的两面红旗之一，被评为全国棉纺行业人均利税30强企业。
什么是现代农业
党的十六大报告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作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提出。但什么是现代农业，人们的认识并不统一。我国上世纪60年代提出实现农业现代化奋斗目标时，人们一般认为，农业现代化就是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加电气化。
学界的众说纷纭，导致实践上的无所适从，各行其是。因此，要建设现代农业。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现代农业。
从理论上讲，现代农业包含以下4个特点：第一，现代农业是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为先导，技术高度密集的产业。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不是近代农业技术一般意义上的发展，而是分子和信息水平上的重大技术突破，它正在为现代农业搭起一座崭新的技术和生产平台，使现代农业成为现代技术高度密集的产业。第二，现代农业是正在向多元化方向拓展的一种新型产业。现代农业由传统的初级农产品生产，向着农产品加工、制药、生物化工、能源、环保、观光休闲等领域拓展，形成一个以生物产品生产为基础的、多元化的新兴产业。传统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界限趋于模糊。第三，现代农业是贸工农一体化经营和面向全球经济的商品农业。第四，现代农业是资源节约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农业。现代农业以高投入、高产出和高代价的近代农业为鉴，以资源节约和可持续发展为其时念，其生产过程是清洁的，产品是绿色的，是品质标准、安全性以及环境质量。实行标准化和严格检测监管的绿色产业。
近代农业发展篇10
1广东农村经济发展概述
1.1广东农村经济的发展现状
2006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尽管广东部分地区遭受特大洪涝灾害，农民收入增长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由于全省各地积极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积极投入人力物力进行救灾复产，想方设法减少农民损失，并按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反哺农业、回报农民”的方针和“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出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与此同时，广东省经济保持稳中趋快态势，民营经济发展加快，农村投资提速，农民收入实现了平稳较快的增长，如图1。据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农村住户抽样调查，2006年广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079.8元，突破5000元大关，比上年增加389.3元，增长8.3%，增幅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6.4%，增幅比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2]。然而，2006年广东农村经济的发展仍受到很多的矛盾和问题的制约。自然灾害、疫情和食品安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等，使农业生产遭受了比较大的损失。2006年广东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台风、暴雨、山洪等特大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据8月份开展的抽样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农村住户及人口受灾，导致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减少和生产支出增加。据推算，连续几次的强台风和特大洪涝灾害直接影响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减少90元。从近年来发生的禽流感疫情、猪高热病以及瘦肉精事件、含孔雀石绿的多宝鱼、有毒桂花鱼、含甲醛的九肚鱼等事件，使居民对食品的安全问题十分担忧，同时也影响了相关农产品的价格。尤其在事情发生及过后的一段时期，农产品的价格都非常低迷，严重影响了相关种养户的出售收入。
1.2广东发展农村经济的战略意义
加快村经济发展是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会影响全省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当前我省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工农差距扩大的态势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业农村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薄弱，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部分农村仍然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特别是在新的发展阶段，“三农”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不断凸显，直接影响全省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于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进程，繁荣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开拓农村市场，拉动社会需求，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推进全省经济社会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2广东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原因
2.1珠江三角洲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近几年珠江三角洲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①外部优势的淡化，政策优势日益淡化。②内部机制不完善。③缺乏总体规划和科学指导。④产业结构不合理。
2.2粤东、粤西和北部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粤东和粤西地区虽然这几年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县城经济发展潜力较大，外资与内资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的资金已开始向这些地区流动，成为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重要地域。但在总体上工业促进农业，城市带动乡村还缺乏许多必要的条件。所以，与珠江三角洲相比，除了部分较富裕的地区以外，许多乡村在村集体经济、农村生产组织化程度、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方面有相当大的差距。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已达到3000元以上，但主要是靠外出打工、做小生意获得收入。北部地区是我省经济最落后的地区，区位优势较差，经济发展起步慢，近几年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经济发展较快。因此在城市经济发展仍然要占用大量资源的情况下，以农业为主的县域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发展二、三产业受到东西两翼的激烈竞争，农村城镇化和农业工业化发展举步艰难。农村人口的转移受到制约，农业人口所占比重大，而农村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许多地区农村居民年均收入仅有2000元以下，而且耕作方式原始，生产效率低下，收入增长缓慢;农业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村集体经济相当薄弱，村容村貌脏乱差，有的甚至不如七、八十年代。
2.3区域、县域和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根据近几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区域、县域和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从区域上看，珠江三角洲人均GDp，接近45000元，两翼和山区五市分别为9000元、6000元左右，珠江三角洲人均GDp相当于两翼的5倍和山区的7倍。从县域来看，我省64个县（市）经济实力总体上还比较弱，面积和人口虽然占全省的近8成和6成，但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只占全省的3成和0.7成。从城乡来看，如图2，可以看出，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变动较大，逐年呈较明显的递增趋势，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变动则较缓慢；且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逐年拉大，而且这种差距还会继续扩大。至2006年，我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2.76:1（以农民纯收入为1）扩大为3.16:1。且目前全省还有人均年收入低于1500元的贫困人口近400万人，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农村。
3广东发展农村经济的对策
3.1增加农民收入，夯实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
要发展农村经济，就得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充分调动农村建设农村经济的积极性。①加大县域经济发展力度。②加快建立农民持续增收长效机制。③切实维护务工农民合法权益。④继续加大扶贫开发工作力度。
3.2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产业梯度转移
根据广东农村发展水平差别较大的特征，不同地区新农村建设要遵循客观规律，符合本地实际。经济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切入点要体现更高的层次。珠江三角洲地区要把推动新农村建设与当地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相衔接，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较快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加快城市化的发展，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提高专业镇和专业市场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促进现代农业和产业化、规模化发展，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加快发展农村各项社会事业，探索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彻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经济欠发达地区针对这些地区普遍存在的城镇和乡村规划滞后，乱建设房、乱开发问题，新村建设的切入点可选择大力发展县城经济，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增强城镇综合经济实力和辐射带动农村能力，主动接受发达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形，成以工业化带动农村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发展的新格局，加快农村劳动力战略性转移。
3.3优化产业结构，探讨加快发展广东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路径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农业经营形式，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中国农业经营体制的重大创新。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实现广东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实现广东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之一。广东省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路径如下：①大力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②积极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创办农业产业化生产基地。③积极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④设立政策性的贷款担保基金和农产品再保险基金。
3.4推进现代化农业建设，强化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
根据广东农村目前的情况，要推进现代化农业建设，具体的措施是：①大力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基地和区域性农业科研中心，在机构设置、人员聘任和投资建设等方面实行新的运行机制。②加强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升级改造，促进入市农产品质量等级化、包装规格化。鼓励商贸企业、邮政系统和其他各类投资主体通过新建、兼并、联合、加盟等方式，在农村发展现代流通业。③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④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调整优化农业结构。⑤加快发展循环农业。
3.5促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3.5.1促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
首先，要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继续巩固九年义务教育成果，实现高水平、高质量“普九”，加快高中阶段教育发展，“十一五”期末，全省农村小学适龄儿童毛入学率和初中毛入学率力争达到100%，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80%。建立和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快农村中小学危房校舍及生活设施改造，消除中小学危房校舍。其次，加强农村卫生医疗体系建设。统筹城乡医疗卫生发展，实施初级卫生保健规划，提高农村医疗卫生综合服务能力。再次，要积极推进农村文化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繁荣，加快构建农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切实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最后，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广东省各级政府要增加对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投入，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做到应保尽保。
3.5.2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①继续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重点是完善防汛、防旱、防风和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②加快发展节水灌溉和农田水利现代化建设，加快大、中、小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增强粮食生产保障能力。加快农村饮水安全建设，优先解决高氟、高砷、苦咸及污染水的饮水安全问题。③加强基本农田的管理、维护和建设，不断提高基本农田质量和效益。
3.6创新教育、培训体制，造就新型农民
农民是农村的主人、农村的主体，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力量，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的主要途径有：①巩固提高广东农村基础。②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③全面普及成人教育。④充分利用远程教育网络。⑤加强文化阵地建设。
3.7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农村治理机制
①加强农村“两委”班子建设。②建立健全村民自治制度。③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④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