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金融政策篇1
一、国外财政对农村金融扶植政策的借鉴
(一)各国把合作金融作为农业金融制度的基础
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合作经济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工商户及中小企业发展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合作金融的参加者多是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和贫困阶层,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者。美国、日本、德国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明确信用社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法人,免征税收。
信贷决策以基层信用社为主,资金清算以上层信用社为主。最基层的信用社是信贷决策的主体,上一层次的合作银行或联合社不进行干预,中央合作银行或中间层次的合作银行则发挥“信用社的信用社”作用,为基层信用社提供资金清算和融资服务,主要是解决“小”信用社普遍面临的两大问题:一是单个信用社法人主体没有像大商业银行一样庞大的分支机构,缺乏自己的结算网络,业务受到限制;二是单个信用社规模小,如果备付金过多,影响信用社的盈利水平;备付金过少,容易发生资金流动性不足问题。这样,基层信用社和上一层次的信用社就形成了有效的业务合作关系。
(二)财政扶植农村金融进而间接补偿农业成为重要通道
各国政府制定了一整套扶持农村经济、发展农村金融的政策和措施。由于财政的力量是有限的,各国政府制定农业金融法规,建立农村金融制度,对公营的农村金融机构进行直接管理和监督,并通过他们贯彻农村金融政策。同时,为了保障农业信贷资金的投入,许多国家都建立了比较发达的农村金融体系,除了政府的银行,也有私人银行、农村信贷协会和农村信用合作社,还有非正式金融组织。政府通过税收、补贴、担雹基金、信贷政策和利率等手段进行调控,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农业信贷的资金总量,支持农业开发项目和农业现代化。
各国政府通过对农村金融的支持,其目的是以农村金融为渠道,把财政的补偿输导给农村经济。通常采取的方法有税收优惠、利差补贴、提供低息和无息贷款资金、提供担保等等。例如,财政贴息后,银行执行低利率的政策,目的是降低农业发展的融资成本。那些坚持合作金融组织基本特点和性质的国家仍然维持了对合作金融组织的优惠扶持政策。为了吸引金融机构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各国政府还对那些向农民提供优惠贷款服务的银行直接给予财政资助和补贴,并随着贷款的增加,补贴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1.美国信用社享受免征联邦收入所得税的待遇
美国只有3%的农业人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是与其高度发达的农村金融制度分不开的。美国拥有强大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也是政府对农业保护度极强的国家,粮食生产过剩在美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问题,为了保护国内的粮食生产能力和粮农利益,美国政府一方面在粮食压库和销路不畅时,就组织农民休耕和粮食出口,由政府出资补贴农民的损失;另一方面通过健全的金融制度对农业进行间接补贴。
美国的信用社是发放个人贷款,向社员特别是同一个公司的雇员提供消费信贷的非盈利性组织。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法规放宽,允许信用社提供类似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一样的金融服务。联邦注册的信用社能够发放信用卡和住房抵押信贷。许多信用社也提供生息的结算账户(ShareDraftaccount)。信用社免除联邦和州的税收,能够高于市场利率吸收存款,并低于市场利率发放贷款。1984年对信用社会员资格的管理放松了,允许吸纳新的会员,并通过缴纳股金增加信用社的营运资金。目前美国拥有信用社11000多个,有社员7600多万人,约占美国人口的1/3。自愿入社的人只要填一份表格,交5美元股金,即可成为信用社的社员,享有存贷款、获利分红和选举的权利。
美国合作金融的核心是把非盈利性作为其发展的基本宗旨,其主要目的为通过传授金融知识,帮助无力获得商业银行的正规金融服务的工薪阶层和低收入家庭培育良好的金融意识和理财能力,提高生活水平,促进社区合作和经济发展。美国的第一家信用社是1909年成立的圣玛丽教区居民信用社。由于当时正规的商业银行既不愿意接受小额存款,又不愿意发放小额贷款,这些“小存款人和小借款人”就自发地联合起来,以互助合作精神为宗旨,吸纳社员的存款,服务对象主要是工薪阶层和低收入家庭,为这部分特殊群体提供小额消费性贷款。美国信用社对社员有一个基本要求——共同联合要求,规定信用社必须建立在某种共同联合关系的基础上,例如,同属一个雇主,同属一个组织,同属一个社区。美国信用社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为社员提供各种便捷廉价的服务,这些服务是其他商业银行所不愿或无法提供的,目的是互助合作,改善社员生活,促进社区发展。关于是否保留信用社特点的问题,在美国有很大争议。1998年4月美国众议院以411比8票通过HRll51法案,允许信用社接收新会员,维护信用社的合作性质和会员扩展计划。
美国信用社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建立起一套较完整的法规体系。最主要的法律是1934年通过的《联邦信用社法案》,法律规定了联邦信用社管理局的职能与作用、信用社股份保险以及中央流动性安排等具体内容,信用社管理局1998年修订的《准则与规章》对信用社的具体运作做了十分详尽的规定。1937年美国国会决定信用社享受免征联邦收入所得税的待遇,并在《联邦信用社法案》中作了明确规定。后来当此项政策受到银行业的普遍反对时,国会多次审查信用社的免税资格,以“信用社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合作互助组织,其收入均用于帮助社员提高生活水平和促进社区的协调与发展,因此它的收入不构成利润”为由,也就可以免征联邦收入所得税。美国信用社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其社员的储蓄性股份,作为一种长期负债,所有者权益由储备、公积金和未分配的盈余这三部分组成,不包括储蓄性股份。社员存放在信用社的资金在名义上仍被称为“股份”,所以社员来自股份的收益也就称为“红利”,而不是“利息”,从而得以免征个人利息所得税。这两大免税特点使信用社迅速成为最受欢迎的金融机构,而社员规模的不断庞大又进一步增强了信用社的政治影响力,使信用社在与商业银行关于税收待遇的长期斗争中,能避免储蓄与贷款协会及储蓄银行的结局,而始终保持着它的税收优惠。
2.法国通过贴息贷款扶植农业
法国对符合政府政策要求及国家发展规划的贷款项目,都实行低息优惠政策。向农业经营者直接发放贴息贷款,鼓励农业经营者积极向农业投资,而优惠贷款利息与金融市场利率差额部分由政府补贴。农业信贷互助银行是法国惟一一家享受政府贴息的银行。贴息资金,一直固定由农业部从政府拨给的农业年度预算中统一支付给农业信贷互助银行。贴息贷款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借款者的利息负担,很受农业经营者的欢迎。此外,也增强了农业信贷互助银行的竞争能力,扩大了信贷业务,提高了收益。贴息贷款,在期限上只限于中、长期贷款,在放款用途上,主要用于生产开支和生产设备投资,在行业上主要是对各种农业合作组织、农村市镇小手工业等放款及住房放款。贴息放款的用途、期限和数量均由农业部按信贷原则确定,具体放款办法则由银行根据农业部制定的基本原则和该行放款章程确定。每年的放款指标由总行逐级分配给省行及基层行,至于贷给谁、贷多少、贷款期限长短、贴息期限长短、贴息幅度大小,则由经办行自主确定。贴息贷款并非整个贷款期限内享受贴息,而只是在一定贷款期限内享受贴息。比如,购买土地的贴息放款,对年轻农民的贷款期限最长为25年,享受贴息期限10年,对一般农户贷款期限最长为20年,享受贴息期限7年;对扩大经营的农场主贷款期限最长为20年,享受贴息期限只有5年。
二、建立以农信为载体、扶持三农的通道
“金融体制缺乏效率的问题,不可能只由金融机构和金融政策的改善而得到解决。金融体制的改革应与其他非金融政策的改革配套进行。在改革金融制度时如不同时采取正确的国内税收刺激政策和财政政策等,仅仅改革金融制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爱得华?S.肖)扭曲的财政政策将减少社会的金融资产,制造金融业内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建立财政政策补偿金融、金融扶植农村经济的渠道,就是国家把扶植农业经济发展的补贴和保护政策,更多地通过对农村金融的扶植和补贴,改善金融业的融资环境,增强农村金融抵抗风险的能力和信用创造功能,发挥对经济的亲和力和推动力,以及对经济资源的组织和调节能力,并把对金融的补贴,以降低利率、改善贷款条件、增加信贷额度、扩大贷款范围等方式,输导给需要扶植的农村经济部门,达到反哺农村经济的目的。这是一种直接补贴金融,间接补贴农业的方式。
(一)补偿金融优化财政补农政策效果
财政政策给予金融机构的补偿,同样的财政资金,效用是不同的。财政补偿银行,银行支持经济的方式,其目的是财政能够利用较少的补贴支出推动数倍的农业贷款的投入。下面举两个例子:
一种是财政直接投资与间接补偿的效用比较。例如,有5个农业项目,需要投资的资金总额都是100万元,共需500万元。由于项目的投资周期长,前期的现金流量不足以偿还贷款利息(但项目完成后可收回本金),商业银行因现金流量不足“不情愿”贷款。假如财政资金只有100万元,由财政单独用于直接投资,只能投资其中一个项目。现在财政用100万元分别对5个农业项目进行贴息,则商业银行看到收回利息和本金有了保障,愿意给这5个农业项目分别贷款100万元,那么5个项目共500万元的筹资完成了。
另一种是对金融机构补贴的效果。假设某县有10家农村信用社,其中5家亏损,原因是存款都只有800万元,均达不到盈亏点最低存款1000万元的限额。在无人弥补亏损的情况下,只有把5家农村信用社全部撤销,以降低金融风险,则该县农村信用社可能减少存款4000万元。现在通过减免农村信用社税收措施,使农村信用社经营成本下降,盈亏点降到了存款800万元的水平,这5家农村信用社能够盈亏持平了,可以继续营业。那么该县就有了这4000万元的信贷资金,用于支持经济发展。
以上举例省略了其他因素的干扰,但可以说明利息补贴有利于增加金融机构的信贷意愿、改善贷款条件,从而增加信贷资金供给;减免税收,有利于降低银行营业费用、扶植偏远和落后地区金融机构的发展,也能够起到增加信贷资金供给的效果。
(二)财政多渠道支持金融实现对弱势农业的扶植
笔者认为目前主要可以采取以下财政对金融的补偿渠道,以恢复和提高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功能,并增强对农村经济的贷款意愿。
财政金融政策篇2
【关键词】地方金融财政政策税收政策
地方金融作为我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支持和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所谓地方金融，主要是指由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以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信托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等）组成的金融群体。
一、地方金融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地方金融业的发展呈现出良好的态势，地方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壮大，成长起来一批大中型商业银行，并且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企业等新型金融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为促进地方经济建设，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地方金融的发展仍然处于探索期，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
（一）地方金融发展的理念和思想较为模糊
长期以来，在宏观层次上，中央政府主要是把金融保险业作为国民经济调控系统来加以运用，因而不可能把地方金融的发展置于与地方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更不可能把地方经济发展的融资权下放给地方政府，致使地方金融业的发展一直难列入国家金融业的发展战略之内而加以统筹规划，所以地方金融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与经济体制改革后地方政府事权、责任扩大相脱节。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地方金融业的发展处于徘徊的局面。
（二）地方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大，区域发展不平衡
受制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等因素，从分布上来看，中西部地区地方金融业发展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来说发展严重滞后。另外，国家的区域性金融倾斜政策，较快地推动了沿海地区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为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资金来源和投资保障。这种金融倾斜政策既表现为外资金融机构、地方性金融机构、证券机构、金融市场等融资中介的优先甚至超前设立，又表现为融资工具、融资手段的超前创新和融资业务的全面发展。
（三）地方金融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尚不完善
促进地方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尚不完善。近年来，随着各级政府对地方金融业发展的重视，地方金融法律体系和地方金融的法制环境也开始逐渐完善，但是金融生态环境，尤其是信用体系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地方金融机构的运作尚存在很多不规范的地方，这对于地方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存在着不利影响。
（四）地方金融机构业务产品单一，创新能力不足，风险意识薄弱
由于地方金融机构起步时间较晚，人员素质不高，金融创新意识和能力较弱，地方金融机构普遍存在业务产品单一、经营范围狭窄、经营机制不健全等体制。并且，地方金融机构自身经营规模相对较小，抵御风险的能力弱，而许多地方金融机构为了得到快速的发展，盲目地追求速度和规模，更加忽视风险防范，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忽视了内控体系的建立，造成了机构内控不足，风险识别和防范能力低下，抗风险能力差。
（五）地方金融监管与发展机制的效率不高
当前，地方金融机构分别由省政府金融办、省国资委、省财政厅等部门监管，多头管理并且监管责任不明确，不同的监管部门监管的角度不同，容易产生矛盾、风险或风险隐患，阻碍了地方金融更好更快的发展。而且目前地方政府金融管理部门的职责大体是推进地方金融机构的发展，特别是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整合地方金融机构资源；搭建地方融资平台并鼓励地方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对于如何保障地方金融平安，为本地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防范金融风险往往考虑不多，这样的职能安排往往会与国家监管部门的工作职责产生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顺利实施。
二、促进地方金融健康发展的财政政策
在促进地方金融发展的各类政府政策中，财税政策具有毋庸置疑的核心地位。这是因为财税政策涉及到经济社会各个层面，对金融活动和金融主体行为具有全方面的影响。
利用财税制度约束，进一步优化地方生态环境。
优化地方金融生态环境，为地方金融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创造基础。首先，加快地方公共财政体制建设与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并且尽量通过促使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相吻合，来防止政府财政活动成为影响金融生态健康发展的负面因素；其次，对地方金融改革和各类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地方金融生态的优化，既需要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的全面改革发展，也需要大量的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这些都离不开财政的直接或间接支持；再次，为地方金融发展创造公平高效的税收环境。地方政府面向金融活动的税收政策应该尽可能公平，这样才能使得不同金融主体在同等条件下展开市场竞争，避免税收对竞争秩序的扭曲。最后，促进财税会计法规制度完善，规范地方金融主体的行为，加强法律、会计、信用评级、金融信息、金融管理咨询、培训和研究机构等专业服务机构体系建设，提高政府服务公信力和服务意识，发挥引导和示范作用。
利用财税政策，进一步促进地方银行业发展。
第一，为了更好地促进地方银行业发展，财税部门应该出台专门政策，从税收政策上给予进一步支持。第二，为了全面促进地方传统商业银行的发展，地方政府应整合现有金融资源，积极创造条件，重组城市商业银行，加快组建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第三，抓住国家政策支持的大环境，努力促进村镇银行等地方新型商业银行的发展。对此，应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政策职能，激励和引导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不断发展。一方面，财政部门应研究运用支农资金，对村镇银行给予专项补贴、贴息或其他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还应比照农信社的支持政策，对于这类新型银行业机构提供更多的税收优惠。第四，设立各类区域政策性金融机构。对于制度建设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政策性金融的地位更加重要，这是应对体制缺陷、提高整体金融运行效率的关键。第五，为了促使地方性银行更好地服务于中小企业和农村领域，财政部门还应该采取风险补偿基金的模式，支持地方银行按商业可持续原则解决中小企业和“三农”融资问题。
利用财税政策，支持地方金融创新。
地方金融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创新的推动，当前我国已经处于金融深化的加速期，创新成为这一阶段的主题。地方政府应该适应金融发展趋势，在推动地方金融创新方面提供有利的财税政策支持。其一，通过财政贴息、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的运用，以财税政策引导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其二，坚持“税收中性”原则，为金融产品创新提供条件。地方财税部门应与金融监管部门密切配合，结合中短期金融产品创新的战略安排，在财税政策权限范围内，有针对性地推出具有“中性”色彩的税收政策；其三，推动地方创业投资和产业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地方政府通过财政直接出资引导和提供优惠政策，加快设立各类产业和创新投资基金，大力发展规范的、具有规模和实力的创业投资企业，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创业投资企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四）通过财税政策，优化地方金融监管。
要使财政监督切实符合地方金融监管与防范金融风险的要求，必须做好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尝试建立政府隐性债务监控体系，防范隐性债务向显性债务转化；二是认真履行财务监管职责，主动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与合作；三是积极应对和参与处置地方金融风险，安排必要的金融风险防治资金，维护地方金融稳定；四是加强国有金融资产的监督管理，理顺地方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五是发挥国家资本的引导和带动作用，探索通过国有股权转移来优化地方金融结构的途径；六是采取事前预警、事中监管、事后评价、跟踪反馈等多种监督方法，形成财政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并存的新格局。
参考文献：
[1]吴智慧，张建森，我国地方金融啊这促进策略研究[J]，开放导报，2010.
财政金融政策篇3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明确提出要“提高扶贫标准，加大投入力度”，以此推进我国新一轮扶贫攻坚战略。县级政府是扶贫政策执行的基本单位。现实中县级政府间为了利用本地的资源吸引相邻区域更多要素流入，通过博弈常形成政策互补、政策替代与政策冲突三种典型的空间联系，传统方法已经不能完全解释贫困地区县级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行为，本文运用空间经济分析方法分析了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产生的理论逻辑，并以滇西连片特困地区县域财政金融扶贫政策为研究对象进行经验研究。
一、文献综述
自从Romer（1986）和Lucas（1988）提出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后，学者们围绕政策扶贫有效性进行了研究。Gomanee（2002）和Fan（2005）通过研究证明健康和教育支出、农村道路投资和农业补贴、社会性公共支出具有减贫效应。然而，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金融支农政策也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Robin和Rohini，2004；allanson，2006）。扶贫政策低效或无效与区域关系有关（Case，1993；anselin，1997；Cohen，2007）。国内方面的研究主要为：第一，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温涛、冉光和、熊德平，2005；刘纯彬、桑铁柱，2010）。但是，徐远华（2014）的研究却表明，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而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却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从总体上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第二，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存在空间效应（王宝顺、刘京焕，2011），更有学者认为，财政支农政策对本省份农村减贫的效应不显著，但对邻接省份减贫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高远东、温涛、王小华，2013）。第三，现行的扶贫策略难以有效针对疾病、教育等致贫风险（方黎明、张秀兰，2007），对农村贫困的政策扶贫都没有形成持久的影响（叶初升、张凤华，2011）。国外文献为国内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视角与经验研究方法。国内文献对农村金融扶贫、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以及政策的减贫效应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都基于省际非空间面板或空间面板数据，仍着眼于省际视角，对县级样本关注度不够，同时将平均化的省际数据来研究扶贫政策，忽视了县级政府财政金融扶贫政策的异质性特征。
二、理论框架
（一）概念界定本文将“农民增收”定义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资本”定义为劳动力、资金、技术与知识的总量，“财政金融政策”主要指财政支出与金融发展，通过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这两种方式影响农民生产行为，直接效应指资本对本区域农民生产的影响，是区域内“更小区域”间存在的空间溢出的总和，大小取决于区域内农民生产技术条件、制度条件、自然条件；间接效应则是资本通过“外部性”或要素“流动性”对邻近区域产生的影响，称为“空间溢出效应”。
（二）形成机理假定空间上存在若干个相邻的区域——县级单位，区域内只有农村一个部门，为维持一定生活水平，农村居民可以利用所有可能的方法生产，当然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但资本对于生产活动来说一直缺乏。为了方便讨论，假定财政金融政策调整的周期为一年，溢出效应不存在时期滞后。
（三）计量模型根据温涛、董文杰（2011）的推导过程，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增加和效率提高。空间计量的一般做法是将表示空间关系的矩阵w引入非空间模型（11）中。本文选用相对外生的地理距离（d）的倒数作为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在此用地球大圆距离测度两个城市间的距离d，其中R为地球大圆半径，ρ和σ分别为两个城市的经度和纬度。
三、经验分析
（一）变量与数据来源核心变量：农村居民人均收入（lnY），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表示；财政支出（lnCz），用县域一般预算财政支出/总人口而得的人均公共财政支出表示；金融发展（lnFi）用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县域人口之比的人均值表示。控制变量：（1）农林牧渔从业人数（lnCy），用县域农林牧渔从业人数反映。（2）产业结构（lnSt），用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第二产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对数值表示。（3）农业生产条件（lnpd），主要用以反映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用各县域每年的机械总动力表示（王小华、温涛等，2014）。数据来源于《云南省统计年鉴》（2004~2013）、《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04~2013），其中丽江玉龙县缺失3年储蓄数据，用回归法补齐，时间跨度为2003~2012年，共10年，涉及滇西边境山区56个县。表1为原始数据描述。
（二）空间统计特征anselin（1988）提出了mo-ran'si指数用来检验空间邻近区域的相似程度，值在[-1，1]，大于0为正相关，邻近区域的相似程度很强；小于0为负相关，邻近区域是异质的。表2检验结果表明，滇西贫困地区县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空间上呈正相关关系，存在着区域集聚现象。2003年区域收入很低，区域间相关性强，moran'si指数高，随后moran'si指数下降，空间相似性减弱，意味着人均收入更加均衡。2009年后moran'si指数开始上升，空间集聚变强，农民收入的空间非均衡性凸显。实际上，2003~2012年，滇西边境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在15%左右，财政支出增长率在25%左右，人口增长率为0%不变。显然导致区域差异的原因除了空间效应外，很可能是内生发展能力的差异，这体现在城乡居民贷款余额的差异上，高收入地区年均增长率高达15%，低收入地区则低至0%①。
（三）空间计量分析虽然本文研究的是财政金融政策对农民收入溢出效应，但农民收入的影响变量一般还包括农业生产的其他因素，为此在控制变量中增加了农业从业人数、产业结构与农业生产条件，但是由于数据的约束，农村人力资本变量并未涉及，遗漏变量问题难以完全避免。农林牧渔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与县域财政支出、县域金融贷款余额是相关的，有内生性，为了能得出渐进的无偏估计，在此采用空间Gmm估计法。从理论上看，由于财政支出、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很可能具有滞后性，该滞后性的来源有二，即空间滞后性与时间滞后性，原因很简单，无论是财政支出还是农业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都不是当期的、直接的，而是通过其他载体传导，为此需考虑使用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的空间面板模型。模型检验结果见表3。空间计量模型选择苛刻，除了前文的简要分析外，一方面，可以根据相关检验进行判断，根据表3中Hausman检验结果，应选择固定效应；LR检验表明应选择时间固定效应；继续进行Lm检验，结果表明Sem与SLG模型的检验都是显著的，应选择SDm模型的时间固定效应为估计方程。另一方面，从计量理论上看，由于在Sem、SaR、SDm和SaC四类空间模型中，SDm是唯一能得到无偏系数的模型，因为在处理区域数据时遗漏变量是很可能出现的，而这将与SDm模型一致①。首先，在方程（13）中引入被解释变量滞后项和所有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变量，用形成空间面板的固定效应SDm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发现，空间自回归系数（rho）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这验证了命题2与空间模型指数为正的结论，对空间效应继续分解可得表5。由表5可知，财政支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为正，且后者占前者的近1/9，对农民增收有促进作用；农业生产条件的直接效应为正，在10%条件下显著；其他变量如县域金融贷款、农业占比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不明显。滇西边境山区农民增收的空间溢出主要来自财政支，出其余变量不存在溢出效应。事实上，2003~2012年滇西贫困地区的大多数县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在15%以上，2012年的农村人均收入较2003年翻了3.2倍，但这仅与同期的全国平均值3.1倍持平②，贫困问题依然严重，财政支出虽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正影响，但显然并没有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长期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还依赖于上期收入与当期财政支出。从非空间的角度来看，本地金融贷款对农民增收具有抑制性，可能的原因是县域金融贷款的用途并非出于扶贫的目的，而是发展县域房地产及其他第二、第三产业，县域金融贷款与农民增收之间缺乏有效的传递机制，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出现金融贷款连年增加，但农民增收效应却为负的金融抑制现象。对此，王小华、温涛（2014）对全国2000多个县的数据分析也表明，收入较低的农民较收入较高的农民更容易陷入金融抑制下的贫困恶性循环之中。滇西贫困地区各县的财政支出年均增长率基本维持在25%左右，农村人力资本很接近，但农村居民收入却极为不均，除了少数地区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外，区域冲突可能是最大的原因，区域财政金融政策联系多为政策替代或政策冲突。政策竞争、博弈行为是客观存在的，理由很简单，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固定，而贫困地区区域优势或特点极为相似，僧多粥少，财政支出搭便车或政策冲突不可避免。财政支出的区域联系包括合作与非合作两种，合作方式有政策互补与政策替代，非合作方式有政策不作为与政策冲突。政策互补有效发挥了区域优势，区域间形成良性互动，空间溢出增收效应最高；政策冲突的扶贫效应是最低的，如区域间重复建设、产业趋同、市场封锁等现象导致财政政策低效；政策替代属于搭便车行为，借助空间溢出享受邻近区域政策带来的效应。显然，如果区域决策主体是理性的，在考虑空间溢出时，区域合作是区域财政政策的最优策略，但从执行成本上看政策冲突、政策替代的成本小，财政支出搭便车或冲突很可能出现；如果是非理性的，由于贫困地区相似的空间特点，财政支出的搭便车或政策冲突也难以避免。然而从表5的估计结果来看，政策冲突的负效应并不明显，这很可能与县域的城镇化过程有关，因为我们的模型并没有考虑到城乡劳动力的“季节性”流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这样的机制是可能存在的：相邻县之间原本存在产业雷同与重复建设情况，但由于农村劳动力季节性流动，非农收入增加（模型并没有区分），使得冲突的负效应抵消；而且当前连片特困地区正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县域金融拉动效应明显，区域冲突的负效应很可能被掩盖，在城镇化相对稳定时，金融拉动效应消失，冲突的负效应可能成为主导。
四、结论与政策思考
财政金融政策篇4
一、当前制约我国农村、农业发展，阻碍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的主要问题
阻碍农民收人提高，困扰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的问题很多，这其中既有历史积累形成的老问题，也有新形势下形成的新问题。主要包括：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农业资源短缺%农业技术进步慢，且与农业生产相脱节，农业生产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不相适应;农产品产供销渠道不畅通，市场体系发育不足，市场机制不健全;农村产业化经营条件不具备;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扭曲%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农民收人水肀低，增收乏力;农村乡镇机构改革阻力大;农民负担重;乡镇企业发展后劲不足，融资渠道不畅;农民没有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社会保障，农村义务教育没有完全普及，农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等。所有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归纳起来，不外乎三个方面：即硬件问题、软件问题以及人的问题。
(一)制约“三农”问题解决的硬件问题
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和农村公益事业设施长期处于较低水=#是制约“三农”问题解决的最大硬件问题，其突出表现在农村电网、水利设施、交通通讯、农村医疗、农村校舍等方面。究其原因，主要是长期以来国家实行以农养工、以农补工的工业倾斜政策，对农村公共产品及准公共产品财政投人不足、欠账过多造成的。长期投人不足和欠账过多的直接后果，是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和农村公益事业设施严重滞后于城市的发展，形成农业生产力水=低，农村经济停滞不前，农民医疗、教育没有保障的局面，随之而来的是，农产品质低价高，特色和规模都不够，与国外同类产品和相同产业相比缺乏竞争力，最终导致农民增收乏力。
(二)制约“三农”问题解决的的软件问题
制约“三农”问题解决的软件问题，主要是各种涉及农业、农村、农民的政策、措施和制度不到位。如财政支农支出没有按照《农业法》的规定，保持法定增长幅度。财政支农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偏低，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徘徊在8%的水=，加之支农投人管理体制不完善，有限的财政支农资金分块管理，使用分散，形不成合力，无法带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再如，社会保障制度，在城市已基本覆盖了全部居民，但在农村却是稀罕事物，“小病杠、大病养、重病等着见阎王”在农村许多地方普遍存在，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状况严重。还有义务教育在农村落实不到位，很多贫困农户家的孩子享受不到义务教育服务，文盲、半文盲的大量存在，直接影响“三农”问题的解决。
(三制约“三农”问题解决的人的问题
基础设施落后，公益事业不发达，社会保障未覆盖，义务教育不到位，方方面面的因素汇合在一起导致农村人口，特别是西北落后地区的农村人口面临诸多困难，长期处于困境，主要反映在：受教育水=低，接受农业新知识、新技术能力差，观念陈旧，健康、养老问题得不到保障。农村的发展、农业实现现代化主要依靠农民，在农民智力与体力都不能达到最佳水=的状况下，实现小康谈何容易。
二、增加财政支农投入，突破“三农”问题的资金瓶颈
解决“三农”问题最棘手的是资金。据有关部门统计，每年我国仅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农村救济和养老、农村村镇基础设施、农村科技文化5项，合计就需要资金9760亿元，占2003年全年财政收入的近50%，是2003年农业向国家交纳税收的20倍。
纵观当前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对农业采取支持和保护政策。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现在政府每年拿出农业*Dp的25%用于农业生产，在日本和以色列该数字高达45%到90%。巨额的财政投入对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增加农业抵御自然风险能力，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参与国际竞争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根据我国的实际并借鉴国际经验，财政支农投入在破解我国“三农”问题资金瓶颈上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当然，存在着对不同项目的资金来源应区别对待的问题。
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属于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需要政府逐年增加财政资金(包括国债和扶贫资金)投人，以改善落后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如农田水利建设、农村“六小工程”和交通通讯等，为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保障现代社会所必要的基本生存条件搭建良好的=台。对于具有竞争性的项目，本义上不应由国家全部出资参与，但限于农业特别是我国农业的特殊地位，需要国家财政发挥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作用，国家财政应给予扶植。政府可制定和实施投资农业的财税优惠政策，提高农业投人的回报率，营造农业投资的盈利环境，吸引和鼓励包括国家、集体、企业、个人乃至国外投资者的资金投人农业生产领域，以解决农业投人资金不足的问题，共同促进农村经济的较快增长。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加大财政支农投入的同时，应着手农村基层组织改革，使有限的财政资金主要用于农业生产上，而不是农村基层组织的机构人员经费上。
三、发挥财政、金融政策的合力
由于农业具有高风险、低收益的产业特征，其他投资者不愿把资金投人农业，只靠农业的自身积累，农业经济很难形成良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国家的参与和投入。但国家财力有限，不能给农业足够的资金支持，于是采取直接补贴金融、间接补贴农业的政策，成为不少国家的选择。其基本思路是：出台一整套扶持农村经济、发展农业金融的政策和措施，完善农业金融法规，建立农村金融制度，建立起发达的农村金融体系;通过财政补贴、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手段对农村金融机构进行扶植;使农村金融机构愿意将信贷资金以低息或无息方式贷给农业生产者;通过农村金融机构使国家对农业的补贴间接地流入农村、流人农业生产者手中#农业生产者利用农村金融机构提供的低息和无息贷款进行农业开发，创造利润，实现农业现代化。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但其农业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3%，形成如此强大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美国高度发达的农村金融制度密切相关。即使在粮食过剩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为保护粮农利益，保持粮食生产能力，一方面，加大粮食出口力度，组织农民休耕;另一方面，仍继续通过金融制度对农业进行间接补贴。
法国与美国一样，为鼓励农业经营者积极投资农业，政府通过农业信贷互助银行向符合国家发展规划等条件的农业经营者直接发放贴息贷款，发放的贴息贷款与市场利率的差额由政府固定地拨给农业信贷互助银行。
我国同样存在着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大量财政资金与国家财力有限的矛盾，国家财政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投人，可行的办法是借鉴国外成功的做法，采取财政直接补贴金融、金融扶植农业这种间接补贴农业的财政金融政策。通过财政补贴金融，可改善农村金融的融资环境，增强农村金融抵御风险的能力，扩大贷款范围，改善贷款条件，增加贷款额度，增大贷款意愿。具体做法是：建立覆盖全部农村地区的农村金融体系，可以由目前的农村信用社来担此重任，剥离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资产，使其以低息或无息把资金贷给农民和其他愿意投资并符合国家农村产业政策的农业投资者，大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和安全农业，提高农产品质量和竞争力。农村信用社由此形成的与市场利率之间的差额由国家财政每年给予固定的补偿，效益显著的还可得到适当的奖励。
在财政扶植农村金融的同时，鼓励农民参加农村储蓄，免征农民储蓄存款利息税。这样做的好处既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人，也可增加农村信用社的信用资金，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
四、抓住农村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两个重点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基本经历了从集体保障到家庭保障的过程。除对农村特殊群体还有部分低水k的社会救济外，现阶段，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的养老、医疗仍就停留在家庭保障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计划生育的实施，传统的以家庭为中心的农村保障功能已严重弱化，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基本保障落不到实处，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不利于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因此，农村保障亟须从家庭保障为主过渡到社会保障为主的模式上来。
农村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农民收人较低，许多农民的观念滞后，国家财力不足都是制约实现农村与城镇同步的全面社会保障制度的困扰因素，但是这些因素都不应成为把农民拒之于社会保障范围之外的理由。尽快建立覆盖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刻不容缓，一方面，可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为农业规模经营、快速发展及实现工业化提供空间;另一方面，有利于社会形成安定、祥和的氛围。鉴于客观因素的制约，我国应建立多标准、分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经济发达地区，建立与城镇社会保障相似的、涵盖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及失业保障全方位的社会保障;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建立分层次、有选择的社会保障，如先建立医疗、养老保险和推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贫困地区，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也应由个人、集体和国家来共同负担，但作为国家重点帮扶的对象，国家财政应通过转移支付制度加大投人，并从完善社会保险立法的角度给予保证，使这些地区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初步建立医疗、养老、最低生活保障、救济优抚制度和专项基金账户，由专门机构负责管理，纳人规范化轨道，形成良性循环。
农村义务教育作为一项社会公益事业，与财政的关系最为密切。对基础教育的投人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这项支出虽然投人大，看不到直接的经济效益，但对国家、民族、国民素质以及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已有现代经济理论表明，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消耗性支出，而是一种投资，教育与科技和经济增长具有密切关系。
财政金融政策篇5
【关键词】财政政策;政府投资;税收政策
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下,国际市场疲软、外需不振,中国的经济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的出口承受巨大压力,加上投资萎缩,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中国经济在经过7年加速上涨后,增长势头在2008年发生逆转。为此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目前这些政策措施效果已开始显现,部分地区和行业经济出现企稳回升迹象。
一、宏观经济走势
1.消费增长速度趋弱化
以2008年1至10月为例,虽然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2%,但是Cpi涨幅就达到6.7%,扣除价格因素,消费实际增长并不快。以重庆市为例,1至10月居民食品类消费价格上涨46.1%,需求弹性小的粮油类和肉禽蛋类上涨高达57.3%、60.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4.5%,表面上看消费形式喜人,扣除价格因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6%。物价上涨较高直接影响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即期消费和生活质量。作为居民生活首选必需品,食品支出日益增加,多数家庭无奈之下只能缩压其他消费品开支。即便如此,部分地区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仍趋弱化。
2.投资增长存在不确定因素
2008年期间,总体而言既有刺激投资增长的因素,这与地方新一届政府开始工作以及灾后重建等相联系,也有抑制投资增长的因素,主要与房市股市变化和城市建设规模、速度等相联系。此外,资源环境工作以及对新开工项目的管理,对投资也会形成一定的约束。
3.出口增量明显回落
2008年前三个季度,我国出口10741亿美元,增长22.3%,比07年同期回落4.8%。对美国的出口比07年同期回落4.6%。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其中服装和玩具前三季度出口分别比07年同期回落21.2%和6.3%。08年前8个月,我国家电业累计出口250亿美元,增幅比07年同期回落10.7%,其他行业的情形也不容乐观。
二、应对危机的财政政策
面对经济下滑,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有效,它可以起到直接拉动经济的作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支出,扩大消费;二是通过减税刺激消费,扩大生产。
(一)财政支出与投资政策
1.“三农”支出
中央财政加大对农民的补贴,支持农业生产,加快推进农村公共事业建设,推动农村改革与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农村人民的生活。用于“三农”支出和民生支出安排分别达到7161.4亿元和7284.63亿元。
2.保障性住房和灾后恢复重建投资
在国务院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中,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位列之首。在2008年末增加安排保障性住房、灾后恢复重建等中央政府公共投资1040亿元的基础上,2009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资安排9080亿元,增加4875亿元。2008年和2009年两年,中央财政共投入375亿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相当于过去10年总投资的5倍。理论上,以定金式或基金式启动的、由中央财政投资带动的项目,能够撬动6至10倍的资金,那么未来三年,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社会资本在该领域的投资总额将可能达到9000亿元。如果再考虑其对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带动,平均每年3000亿元的投资额还可能会翻一番,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3.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国务院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中提出了“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部和铁道部表示将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实现投资总额8.5万亿。比照“十五”期间,交通基建平均每年对GDp的贡献达到了2%。这一轮的交通基建投资的贡献率也应该会与上一轮相当。铁道部估计,仅2009年计划的6000亿元铁路投资,可创造600万个就业岗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将达1.5%。
4.地方和民间投资
在中央投资项目的带动下,1到2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上升势头。但地方和民间投资还没出现大规模复苏迹象。1到2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26.5%,相对去年末上升0.4个百分点。考虑投资品价格的大幅下降,实际增速大幅上升至30.3%。
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4486亿元,增长35.6%,增速较去年全年加快12.8%,是自2004年5月份以来的最快增长速度;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之外的内资企业,在1到2月份的投资总额为4577亿元,累计同比增长26.2%,增速较去年全年增速放慢6个百分点,该类投资增速已经连续五个月放缓,创出历史新低。民间投资尚未被积极拉动,依然处于低迷状态。但在中央项目投资的带动下,后期地方项目的投资会逐渐跟上,使得后期总的投资增长形势比较可观。
(二)税收和减费政策
1.增值税转型
推进税费改革,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我国从2009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据测算这项措施将减少当年增值税收入约1200亿元,减轻企业税负约1233亿元,共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增值税转型有利于释放生产力,促进鼓励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效率,但其实施效果往往有滞后性。作为制度性改革,其实施效果的显现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出口退税政策
调整完善出口退税政策,能鼓励外贸发展,促进外贸出口保持稳定增长。在2008年下半年两次调高出口退税率的基础上,我国自2008年12月1日起,进一步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和其他受影响较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此次出口退税率调整有利于缓解外贸企业资金链紧张,并有望进一步减轻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压力。此次部分产品出口关税税率的调低有利于降低原材料企业的出口成本,提高相关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减轻库存积压。
3.自主创新和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下一步将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完善担保体系建设,帮助中小企业融资,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同时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支持服务业发展。中国还将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推动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
4.减费政策
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统一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此举将为企业和社会减轻负担约190亿元,连同自2008年9月1日起停征的集贸市场管理费和个体工商户管理费约170亿元,合计2008年以来国家采取的减费措施可直接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约360亿元。此次强有力的减费措施,可进一步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发挥与减税政策相同的扩张效应,促进企业增加投资和居民消费。
三、财政政策的实践效应
虽然财政政策的运用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由于其更多的是瞄准经济结构中深层次的问题,偏重于结构的调整,因此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中其对经济结构的影响是深远的。
1.有效拉动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所占的比重是比较低的,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国国民收入不均造成的,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整体消费更是呈现不足。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可以使国民收入向普通劳动者倾斜,同时配合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社会保障的覆盖,从而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有效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
2.有助于中小企业走出困境
08年上半年,全国有近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倒闭的中小企业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以外向型经济为主。随着出口退税率的降低及信贷控制的放宽,中小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缓解。
3.带动地方经济积极响应
中央财政投入基础建设和民生工程带动了地方经济的积极响应,如北京市政府今后两年将投资1200亿至1500亿,用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城市路网、保障性住房等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预计可带动社会投资1万亿元;广东省政府以重大项目带动社会投资,5年内计划投资2.3万亿元;江苏省政府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实施总额2200亿元的政府主导性项目。
4.有利于社会公平
政府财政支出对分配可以起到很大的调节作用,一方面通过对政府支出的公共保障功能的强化;另一方面通过完善补助政策,关注低收入者群体。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5.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
在深度调节产业结构方面,财政政策有着其他政策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其能对产业结构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的调节,如利用税收政策来鼓励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扶持“三农”调整农业种植业结构,支持新农村建设等。
6.降低对外依存度
受国际经济环境制约,我国政府通过降低关税和降低出口退税税率,并且进一步完善企业税负负担,通过税收政策来引导企业把更多的资源配置到符合国内消费需求的产行业中,从而减轻了国际收支对国内经济增长、流动性膨胀等的压力。
四、结束语
全球金融背景下,我国政府对未来进行了积极的预期,重拳出击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这些政策的实施效应还未完全显现。但是,无疑这些举措对我国经济颓势的扭转,远期增长方式的转变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此外,我国的财政处于转轨阶段,由原来的投资性财政向公共财政、服务财政转移。所以,财政刺激方案取向也是财政改革的实践取向。相信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可以有效地减少世界经济下滑带给我国的冲击,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也是我国政府运用政策应对危机能力的一次有益体验。
参考文献
[1]马洪范.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财政政策选择[J].经济研究参考.2009(7)
财政金融政策篇6
关键词：财政税收危机财政管理
乾坤斗转，日月沉浮，当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霾尚未完全消弭，欧债危机、美国国债问题还如影随形时，近期，又有全球最大空头基金公司尼克斯联合基金总裁吉姆·查诺斯日前做出预言：“中国金融危机势必发生，只是或早或晚的区别。”言论一出，引发热议。毫无疑问，如果真像查诺斯所说的那样，中国经济的萎缩势必会给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要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抑制经济的进一步恶化，政府必须采取积极的财政税收政策来带动经济发展。这是历次危机时最明显最直接最有成效的方法。在这一形势下，我们需要冷静思考，做到高屋建瓴，未雨绸缪，反思国内的财政税收政策改革。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区域之间发展条件差异大，城乡二元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城乡居民在收入普遍增加、生活不断改善过程中的新要求新期待。同时也应该看到，深化财政税收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利益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出发，有序推进。笔者认为就目前的财税政策可从以下四点探讨一下。
一、完善公共财政收入支出体系，捂紧钱袋子
随着中国财政收入转入低速增长轨道，管好“钱袋子”的难度加大，强化预算管理、压缩“三公”开支、满足“保民生”和“转方式”的刚性支出需求成为新课题。一是规范财政收入和政府支出责任划分，强化省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责任，提高民生支出的保障程度，促进省内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实行收入分享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全面建立起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稳妥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方式改革。二要深化预算管理改革，进一步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健全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制度，硬化预算约束，严格预算执行，突出预算保障重点，完善预算公开制度，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
二、破解中央与地方的平衡难题，减少地方财政负担
目前中央政府取得全国税收收入的60%，地方占40%；而中央财政支出占30%，地方财政支出则占70%。这导致了地方财力和事权严重不相匹配。地方税收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持续稳定的增长可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现在公共服务的事权按照隶属关系，多由县乡一级负责，但其财力通常比较紧张。一种方法是把某些领域如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事权做些调整，改为由中央和省、县根据财力分级承担。另一种方法是多给地方政府划分相应财力，使得每一级财政都负有对辖区范围内各级财政平衡的责任。并且要尽快以法律形式，按照公共产品需求层次理论，科学划分政府间的事权范围，明确界定政府间支出责任。其目的就是中央回收事权，把应由国家管理却通过专项补助让地方去管的事务回收到中央政府，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负担，协调地方税收增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不平衡关系。
三、优化税收法治环境，强化税收征管机制建设
良好的税收法治环境对加强税收法治建设，增强群众的依法纳税意识，构建和谐的征纳关系有促进作用。因此，需要大力营造法治舆论氛围、规范税源管理、完善税收征管、规范税收秩序等。另一方面，强化税收征管机制。首先理顺体制关系。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前提，“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而有所不为”，随着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必然要求政府逐渐退出某些不适合其干预的领域，重新划分和规范政府与市场的职能范围，为其它制度安排留下充分的发展空间，真正实现从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其次，实施扁平化管理。通过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这样联通的逻辑来塑造新的真正能够跟市场经济配套的分税分级的财税体制。在考虑现实省情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各地实践，坚持适度性、谨慎性原则，不搞“命令式”、“运动式”、“一刀切”，避免造成重大的社会经济资源浪费。
四、着力推进财政管理科学化、精细化，规范信息管理体系
通俗地讲，科学化就是要“抬头看路”，明确方向、目标并选择有效的路径。精细化就是要“埋头拉车”，一步一个脚印地按照科学确定的方向前进。牢固树立现代财政管理观念，扎实落实全面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各项要求，从日常工作做起，从强化管理基础工作和基层财政建设做起，从财政部门内部每个岗位做起，从领导干部带头做起，确保财政管理工作取得明显进展，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大财政业务数据规范和技术标准执行力度和应用支撑平台的推广实施力度，“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大力推进税收管理信息化建设，不断强化管理手段，规范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实现各级财政部门标准统一、业务协同、信息共享和上下贯通，使信息系统在支撑财政资金监控、统计分析和决策支持上有较大改观。
金融危机并非第一次遇到，再次面对时我们将更成熟、更稳重。面对市场的重大变化和严峻的环境，政府、企业都悟出了许多道理，谋出了许多智慧，干出了许多创造之举。在经济危机中突破危局，快速进行经济政策调整和财税改革，实现有效需求不减、经济稳定增长的局面。
参考文献：
财政金融政策篇7
1937年12月南京失守前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美、苏、英等国外交机构先后迁汉，武汉一时成为全国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中心，支用浩繁，湖北财政变得更加困难。湖北省级财政收入构成以中央补助及特税协款为大宗，次为债款。
1937年度二项合计1010万元，占湖北财政总收入的51.3%。其中营业税收入亦不少，为280万元，且皆在武汉三镇，即“财政上所恃以调度运用者，亦惟武汉是赖，说者谓湖北之财政，上赖中央，下恃武汉，洵不诬也。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鄂中、鄂东南富庶县份也相继沦为战区，剩下的鄂西、鄂北国统区各县地瘠民贫，经济落后，提供的财政收入很少，加上自抗战以来中央补助和特税协款减至七成拨省，使得战时湖北省政府的财政收入迅速下降。1938年7〜12月，湖北省级财政收入仅为680万元，只及预算的一半多。而支出则达890万元，财政赤字达200余万元。1938年11月，省府西迁恩施后，为应对湖北财政收入锐减而支出剧増的情况，湖北省政府不得不调整战时财政方针政策，以适应抗战的需要。
抗日战争期间，湖北省政府先后两次对战时财政方针政策进行了调整。第一次是在1938年前后，湖北省处于对日作战的非常时期，实行财政紧缩方针政策，以达増收节支之目的。为此，湖北省政府主要米取两项政策：
第一紧缩财政支出。1937年9月，湖北省政府制定非常时期财政实施办法，规定省、县财政支出各费按战前编写的二十六年度(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预算八折支给;1938年1月，又按中央统一规定，将各机关经费再减一成，改按预算原额七折支给;武汉沦陷后，1938年11月湖北再次进行财政紧缩，规定凡与国防无关及不甚重要的机关暂时撤销，凡可以归并的一律归并，所有机关经费在按预算七折支给的基础上至少再减一成;1939年8月，为防止发生过度膨胀，湖北进行了第四次财政紧缩。经四次缩减，二十六年度至二十八年度实际收支较预算减少约30%。
第二裁并征收机构。鄂省财政征收机构，历来按地税性质分别设置，如田赋亩捐契税，有由县政府直接征收者，有设征收处征收者，导致事权不集中。于是省府规定1939年12月起，分期设立各县税务局，直隶财政厅，并将所有省、县各税统归该局征收，其原有各种征收机关一律裁并，于是“事权专一，指挥灵敏，税收日见畅旺，就二十九年度各项省税实征数而言，后方各县收入共达800余万元，与省区完整时收效相符。
上述战时财政紧缩方针政策的施行，至1940年取得很好的成效。1940年度，湖北省级财政收入2369.7664万元，支出为1981.7434万元，结余388.0230万元，是1937年度省级财政结余的二倍多。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在坚持抗战的同时，在国统区还担负经济开发与建设的艰巨任务。筹措建设费用，解决后方开发建设的必要预算，成为国民政府抗战后期财政的中心任务。1941年4月，国民党在召开的五届八中全会上就财政改革作出决定：其一，改革财政收支系统;其二，以加税和举债作为増加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方法。[4](第66〜67m)湖北省政府根据上述会议精神，进行了战时第二次财政方针政策的调整，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
1、进行税制改革。一项为征收地价税，要求各县办理土地陈报。土地陈报完成县份，悉按结果开征地价税，其税率均按“陈报地价征课千分之十。
各县地价税开征后，原有田赋即行停征，并于开征地价税县份颁发土地营业执照，执照发毕之县同时废除原有契税。”[3](第21m);另一项为成立税局，改定征课标准，开办新税。1939年8月，在恩施、建始、巴东三县分别设立营业税局，征收营业税、牙税、屠宰税、当税以及烟、酒牌照税。提高营、屠、牙、契等税税率。各种税种的正税作为“省地方税”，附加税作为“县地方税”。另外，又开征遗产税，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财产出卖、租赁所得税，战时消费税，公务员薪金收入所得税，股票收入所得税等新税目。[5](第77m)
2、发行公债。为开发鄂西国统区经济，便利土产运销和抢购粮食，从1941年至1944年，湖北省政府每年都发行公债、国库券。公债的种类有战时公债、美金公债、同盟胜利国币公债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等。抗战时期，仅恩施一地，5年共购买公债500〜600万元。[5](第77m)
3、田赋征购、征借。1942年下半年起，省政府规定鄂西国统区26县田赋改征实物。但田赋改征实物后，仍不能满足战时需要，于是，外加与征实物标准相当的粮食征购任务，其中3成付给现金，7成付给粮库券。1942年以后，又改征购为征借，只发给粮库券，征实物标准也提高一倍。此外各县还加征30%的县级公粮。
上述湖北省政府进行的第二次战时财政方针政策的调整，以及所采取的措施，具有増加收入、稳定财政、支援战时经济建设等方面的作用。但由于战争动乱，物价上涨，而支出在“抗战建国”的指导下，逐年剧増，因此，战时湖北国统区的地方财政仍旧难以维持收支平衡。
抗战时期，湖北国统区的财政支出，主要由政务费、教育文化费、经济建设费、卫生及救济费、保安费等构成。
1、政务经费支出。1941年湖北国统区实施新县制后，行政费支出逐年増加，其主要原因是行政机构扩大，乡、镇、保办公费増加，物价上涨。如1940年国统区(31县)行政费支出190余万元，1941年推行新县制后，国统区(26县)行政费反而増加到400余万元，1944年国统区(39县)行政费支出更猛増到1900余万元，是1940年的10倍。
2、教育与文化经费支出。湖北国统区的教育文化经费用于文化方面的甚微，绝大部分用于教育方面，这项支出在战时非但没有缩减，反而逐年有大幅増加。1940年，国统区教育文化经费达455万元，位于1940年各项经费支出的首位，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22.9%。1942年度教育文化经费预算为1363.4833万元，而当年国统区的教育文化支出却达1513.7793万元，超支预算150.2960万元。几乎达1940年的3倍半。此项支出増幅如此之大，主要是因为当时省府主席陈诚非常重视战时民众的教育。抗战期间，陈诚在国统区大力实行计划教育、公费教育制度，各级教育的费用支出均由财政拨款，因而开支甚巨。
3、经济建设、卫生及救济经费支出。省府西迁恩施后，依据国民政府抗战建国的方针，着手发展后方生产，因而，省府大幅増加经费用于国统区的经济建设。1942年经济建设支出925万余元，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16.4%，与1940年相比，此项经费支出在总支出中的百分比多了10个百分点。随着国统区经济开发与建设的扩展，用于工农业、商贸业、交通等方面的投资，逐年増加。卫生及救济支出也増加较快，它包括卫生治疗、保育、退休抚恤和救济等费用。战时大量难民拥入鄂西国统区，救济难民，改善后方民众的卫生医疗条件，这都需要政府财政拨款资助。1942年至1943年间，国统区大部分县遭遇旱虫灾害，社会救济经费剧増。1943年的卫生及救济经费达399万余元，1944年更猛増至1443万余元。
战前，鄂西境内金融业极为落后。1927年恩施城内始有私人钱庄，鄂西施鹤各县仅有小押代当。直到抗战爆发前夕，鄂西金融机构仍然很少，整个鄂西只在恩施、巴东、宜都和樊城各设一个银行办事处，金融活动呆滞。省府西迁后，湖北省政府在抗战的同时，须扶持后方农、工、矿、交、商各项生产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没有货币流通，商品流通就会受到阻碍;没有信贷，工业、农业和其它生产事业的资金周转就会受到影响。因此，省府非常重视发展金融事业。1941年6月，陈诚主持制定的《新湖北建设计划大纲》规定，“充实省银行资力，于3年内増加资金500万元，并増设分支行处于全省各县及各要市镇”。在上述发展金融方针的指导下，鄂西银行业获得了迅速发展，极大地激活了鄂西国统区的金融业。其主要表现是：
其一，鄂西国统区金融机构迅速増设和升格。1938年11月，湖北省银行总行迁往恩施，并相继在鄂西各县设立了32个办事处和15个合作金库。
1939年夏和1940年初，中央银行分别在老河口和恩施设立办事处。1941恩施办事处和老河口办事处升格为分行。随后，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也在老河口设立支行。这样，恩施和老河口实际上成了战时湖北国统区西南部和西北部的两个金融中心。设在这两个金融中心的众多金融机构，以及各县广泛设立的分支机构，积极开展存款、放款、信托、储蓄等银行业务，有力地促进了鄂西后方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其二、各县银行纷纷设立。在省政府的指示和省银行的帮助下，1941年后，各县相继成立官商合资的县银行，旨在调剂地方金融，扶持经济建设，发展合作事业。至1943年，县银行正式开业的共计23家[3](55〜56m)，其银行资金由商股和公股两部分构成，其中商股占资本总额1/2以上。
其三，各个银行的存款、放款、储蓄、农贷、信托等常规业务活跃起来。其中湖北省银行尤为突出。主要表现在：营业方面取得显著成绩。湖北省银行总行1939年西迁后，増加资本200万元，1941年又増加资本500万元，有力地充实了其营运资力，使湖北省银行在战时的营业成绩极为显著。在存款方面，由于増加了鄂西、鄂北等分支机构，并多次提高利率，吸收内地游资，争取交战区的存款，使得存款额迅速増加。1939年其存款余额为1918万元，1941年増至5419万元，1944年更増至7557万元。在放款方面，其数额也逐年増加，1939年放款余额为2082万元，1941年増至3306万元，1944年更猛増至34281万元，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的进行。在储蓄方面，为増加储蓄存款，除原已开办的普通储蓄存款外，1942年1月又増加了活期小额储蓄存款和定期小额储蓄存款，储蓄额得到逐年増加。1939年储蓄余额46万元，1941年増至300万元，1944年更増至643万元，5年増长了14倍之多。
积极开展农业贷款。湖北战时农贷分为联合办理与分区办理两种，国统区的农贷由各行分区办理。湖北省银行划分的区域为竹山、竹溪、五峰、鹤峰4县。战区48县的农贷，原由中国农民银行承办，1940年3月，省政府决定将战区农贷的领汇、转解及派员审核、监放等工作，改由湖北省银行负责办理。截止1943年10月底，湖北省银行共代农民银行发放农贷445万。
办理战时信托业务。1939年1月，根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第二次地方金融会议精神，“以便利收购物资为原则”，湖北省银行成立信托部。划拨资金100万元，在总行下设信托总部，分业务、保险、保管、稽核4个组。1942年7月，湖北省银行又打破银行不准经营物资的中央金融管理条例，出资1000万元创立湖北省平价物品供应处，开展信托业务。湖北省银行的这一举措，极大地拓宽了银行的职能，直接服务于鄂西后方的经济建设。1945年2月，省政府决定平价物品供应处物资的购、运、销及分配，均委托湖北省银行信托部办理。战争时期，一般银行业务难以得到大的发展，信托部的收益遂成为该行资金的主要来源。1940至1945年，全行得纯利共1921万元，其中信托部就占71%。
省、县金库业务。湖北省银行自成立时起，就受省财政厅委托省金库。1938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公库法及实施细则，规定自1940年1月起，各地方机关一律实施公库制度。湖北省公库经呈准延至1940年4月1日起实行，由省政府与湖北省银行签订省库契约。省库的现金、票据、证券的出纳、保管及财产契据的保管，均由湖北省银行。省公库设在恩施，在沙市、宜昌、老河口、巴东、建始、利川、咸丰、来凤、宣恩、鹤峰、宜都、秭归、兴山、竹山、竹溪、保康、五峰等地设立省分库。[8](第77页)
财政金融政策篇8
关键词：财政金融政策；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298（2020）12（a）-168-02
在市场经济改革的大环境中，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但同时也需要面对、解决不少的挑战和困难。在严峻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为了能够在经济市场中获取更多的竞争优势，民族地区经济在发展期间需要对自身有正确认识，明确自身的发展优势和条件限制，着重深化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由此，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要实现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转变。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影响因素。本文对财政金融政策在民族地区产业机构升级中的作用和表现展开归纳，立足于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探索符合民族地区实际需求的经济发展新模式。
1财政金融政策影响民族产业结构升级的体现
1.1财政政策对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基于民族地区近几年经济发展的情况，国家财政政策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可主要归纳为以下三个历史性时期，即新中国成立以后至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前、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到新税法以前、新税法以来[1]。虽然在各个时期中财政政策存在区别，但其实财政政策存在本质上的相通，比如民族地区的财政补贴、税收政策、财政支出等政策。财政政策对民族地区经济首先起到了促进作用，使得民族地区适应社会化生产的经济应对能力明显提升；另外就是深化了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贸易交流，由此，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又会反向影响到其他地区。
1.2金融政策对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为了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针对性地了多项金融政策，在此基础上，民族地区金融市场发展走向得以明确。首先低息贷款政策的提出，缓解了民族地区的发展压力，为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建立起到实质性帮助；其次是信贷扶贫政策的提出，在西部建设规划中，能源建设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被放在核心位置，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保证自己的正常供给并给予一定的利率优惠，着重培育极具当地特色的民族區域产业；再次，为民族地区符合条件的优质企业上市提供金融政策的扶持，推动了民族地区资本市场的发展；最后，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进行民族地区的金融创新发展，与发达地区相互依存、互帮互助、协调发展，以此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打下了牢靠的基础。
1.3财政金融政策联动对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都是国家进行经济活动时的重要政策基础，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可以发挥联动作用，从而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活动的发展走向[2]。财政政策的落实需要有金融政策的配合，而金融政策也可以在这一过程中更好地突出自身影响效果，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同联动，可以使这两种制度的有效性得到激发，金融政策的指导性作用得到凸显，以双管齐下的方式来为民族地区产业升级提供更大的支持。
2财政金融政策影响民族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
2.1财政政策在民族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发挥正向效应
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期间，财政政策发挥了明显的正向效应，从而也可以体现国家宏观调控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可以说，地区经济产业机构优化升级的效果主要是基于当地农业、工业、高新技术业、低碳产业、服务业的GDp变化情况来进行判断，财政政策以各种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财政支出的形式来促进产业机构的优化升级[3]。以免征农业税来说，该政策主要面向的是民族地区的农牧业，除了免收农业税之外，还会向部分符合要求的企业发放相应的财政补贴，在此基础上，农民真正享受到了财政政策为自己带来的实惠，从而很好地缓解了农民的生活压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营改增”税收制度来说，该政策有利于民族地区服务业的发展，结构性减税扩展了企业的业务范围、细化了产业分工、增加了企业间的更多合作、增强了服务业的竞争力和创新力、推动了产业的升级。事实上，对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国家还施行了很多其他财政政策，以期强化民族经济治理的有效性，帮助当地产业结构快速、科学地转型升级。
2.2金融政策在民族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发挥的正向效应
由于区域差异的存在，民族地区大多处于偏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支柱产业规模及人口密度等同其他发达地区相比均存在较大差距，对比财政政策来说，在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金融政策的正向效应不够明显[4]。两者之间的最大不同也是由金融政策的特殊性质决定的，财政政策是政府直接和规定实施的政策，该类政策成效明显、效率高；金融政策通常是由金融机构牵头制定的，在民族地区金融机构少、产品单一、金融创新弱、资源配置低，再加上宣讲不到位等原因，多数民族地区的群体对这一政策都不够了解，导致金融政策的颁布实行较为被动，并且具体的实施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和民族地区群众的觉悟、重视度相关，可以说，金融政策是否有效要看民众的金融观念与意识处于何种程度。但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2.3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交叉联动对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发挥的双向效应
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双向作用主要和两者的属性与关系相关，由于两者作用机制和效果不尽相同，在两者的交叉联动时，往往是相互策应、协同作用的，金融服务离不开政府的指引和扶助，财政服务也需要金融力量的团结协作[5]。从联动的角度看，一方面，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需要财政政策、金融政策，既能同时发挥效应又不相互干扰，以此维持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并通过联合投资和服务的方式促进产业升级；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是不同的经济调控手段与工具，为防止相互干扰，民族地区产业在转变结构模式时需要对两种政策的侧重点有正确认识，从而发挥政策优势，并有效规避风险，基于特定区域的现实条件来科学保证政策的有序落实。
财政金融政策篇9
关键词：财政金融政策；产业结构升级；影响
一、财政金融政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研究
（一）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
首先，财政政策影响到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税收政策会对企业产业结构升级造成影响。因为税收是国家为了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通过一定的手段来实现社会收入分配公平性的政策，可以有效控制调节我国国民的平均收入，进而会影响到产业结构的变动。一方面是由于我国财政支出政策影响到产业结构升级。财政支出会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造成一定的影响，根据经济性质来分，财政支出既包含购买性也包含转移性。购买性就是政府来购买一些社会产品来实现较高的就业率和生产率，转移性就是政府无偿的将资金用于产业结构升级。这些都会对产业结构升级造成一定的影响。
（二）金融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
其次，金融政策对于产业结构升级也有非常大的影响，一方面金融政策有助于促进产业整合，拥有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能够为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通过资金能够使得主导产业带动其他产业共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的金融体系能够结合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使得我国传统的产业不断地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来进行创新，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在21世纪的发展和地位。
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一）重视第一、二产业，忽视第三产业
目前我国的财政金融政策仍然非常重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忽视第三产业在新时代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合理的财政金融政策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力，尽管这些年来我国在加强对第三产业的重视程度，但是就社会的发展需要而言，这些重视程度远远不够，我国对于第三产业的支持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尤其是对于一些高新技术产业的资金支持力度不够，使得产业结构升级受阻。
（二）资本市场不完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其次，我国的资本市场不完善，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的资本市场对于产业结构升级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尤其是一些机制不完善，导致产业结构在升级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的阻碍。不少的企业无法利用资本资金市场来合理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因而无法使得我国的产业结构顺利完成升级转型。
三、财政金融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对策
为了能够顺利地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财政金融政策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对策，第一是要完善财税赋税的政策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第二是要优化金融政策的工具，促进产业机构优化，第三要加快中部地区的服务业发展，促进第三产业的平衡发展。
（一）完善财政税赋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第一，完善财政赋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财政赋税对于我国当代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国的政府部门需要积极的贯彻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进一步的推动落实增值税改革。增值税改革是我国构建经济新常态，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具体体现，通过增值税改革可以有效地引导我国的产业进行结构升级，营改增的政策取向，推動了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行业的发展，使得我国的产业分工明确，带动了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升级。再者，我国要完善现有的税种制度，通过不断的完善税收政策来帮助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用最少的成本实现利益最大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二）优化金融政策工具，促进产业机构优化
其次，我国政府应该要积极的优化金融政策的工具，进而促进产业结构顺利升级。一方面我们要降低贷款的门槛，优化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对于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降低贷款的门槛，可以让中小企业获得更多的流动资金，进而能够加大对科技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投入力度。所以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一定的存款准备金率、差别化利率等等来帮助企业实现结构调整升级。同时相关的监管部门也可以通过一定的优化政策来促进资本市场的机制趋向完善，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使得其能够发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作用，利用各种平台来推动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是我国政府要积极的引导信贷流向，对在经济发展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型企业提供一定的支持。
（三）加快中部服务业发展，促进第三产业区域均衡发展
最后，我国要加快对中部地区的服务行业的发展，使得第三产业能够在我国的产业结构发展过程中趋向平衡。由于在我国早期的经济发展政策，使得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远比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要快，使得中部地区在发展的过程中，远远比不上东部地区，并且产业结构发展也较为滞后。所以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我国必须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效仿当前东部地区取得成功的经验，使得中部地区也能够得到快速发展。所以对于中部地区，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减税、加速折旧等鼓励性的政策措施，同时在制定一些税收政策的过程中要注意实事求是，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制定较为公平的税收政策，使得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能够赶上东部地区的发展。
财政金融政策篇10
论文关键词:金融风险;财政风险
论文提要：当前金融风险逐渐加大,金融风险以各种途径转化为财政风险。本文在论述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指出其转化的负效应,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可操作性的防范对策。
潜在债务是我国财政风险的主要来源,而在整个潜在债务链条中,金融业又占了很大比重,所以控制金融风险就成了防范和化解我国财政风险重要的一环。
一、当前金融风险逐渐加大
尽管目前我国还没有出现过货币危机或大面积的银行倒闭事件,但我国银行的资产质量状况尤为令人担忧,其经营与管理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风险。2、资产质量低劣。主要表现是不良贷款所占比重很高。2001年底,按四级分类,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为25.37%;按照五级分类,则接近30%,其中需要核销的不良贷款比例大约是8%,这样的不良贷款比例是很高的。
3、经济效益很差。尽管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较小,我国各大银行在2008年度取得了骄人成绩,但这与国家4万亿元刺激内需政策关联度较高,而其潜在风险未得到显现,潜在风险仍然不可小视。
4、统计信息失真。国有商业银行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财务会计、统计数据不准、信息透明度不够等问题,使监管缺乏必要的信息数据,并留下了监管真空。
二、金融风险呈现向财政转化的趋势
由于金融问题的公共性以及国有独资或控股金融机构在整个金融体系占主导地位的现实,解决金融风险的重担自然要落到政府财政的身上,在这个过程中,金融风险也逐渐转化为财政风险。
1、股权无偿划转。由于我国金融业在1999年以前实行过一段时间的混业经营,国有商业银行持有相当数量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的股权,为了控制混业带来的风险,国家对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实施了“分业经营、分页管理”的体制,并将银行持有的其他金融机构的股权作了无偿划拨的处理。3、冲销呆账。如1997年冲销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呆账300亿元;1998年冲销了400亿元。
4、间接减征营业税。通过缩短国有商业银行应收未收利息的计收年限,以缩小国有商业银行营业税税基。"
5、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将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出来。
6、债权转股权。将有问题金融机构的债权转化为股权,以减轻原债务人的负担,使其得以继续延续下去。
7、中央银行再贷款。为了化解金融机构的支付危机,并对其重组,中央银行往往需要增加再贷款支持。但中央银行贷款损失最终还要中央财政补助。
8、地方财政的支持。在处理地方金融机构问题时,地方财政也需要提供多种形式的支持。
9、中央财政的直接补偿和暗补。某些被关闭金融机构的外债,由中央财政负责偿还,这些外债多为应付国际金融机构的主权债务。在处理一些被关闭金融机构时,对接手其相关资产和债务的国有商业银行,在一定期限内,可减免上缴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利息。
三、金融风险向财政转化的负效应
1、加大了财政风险。财政要支持各项事业的发展,本身就具有了一定的风险。如果金融风险向财政转移,就会冲击原有的预算平衡,给财政预算留下缺口,造成政府财政收支恶化。
2、不利于培植健全的银行运营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是“四有主体”,优胜劣汰。但由于考核监督机制不完善,国有银行为了完成国家或上级交给的任务,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利用隐性和或有债务的方式做表面文章。一旦出了问题,政府为了社会稳定的大局被迫救助金融机构。这种做法不但使问题层出不穷,也不利于培养银行建立完善的运营机制。
四、金融风险向财政转化的防范对策
1、政府要退出竞争性领域。一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绩”和“形象”的考虑,仍然有着不可遏制的投资冲动,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把本来就很拮据的财力沉淀在无望的工程上。所以,划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化解政府财政风险的首要的一环。
2、理顺和规范银企关系。首先,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其次,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通过股份制改造,建立多元主体的现代商业银行体系。进一步加快商业银行上市步伐,并强化财政作为出资人的监督作用。
3、完善政府投融资体制。要加强投资决策的民主化,以杜绝政府投资决策的随意性和投资行为的短期化。对目前地方政府的各种融资行为要加以规范,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应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以解决资金缺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