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化学研究方向篇1
——关于三省一市研究性学习课程的调查 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周庆林北京市海淀区教科所赵小刚 为了解教师对研究性学习课程的基本看法和所持观点，我们设计了研究性学习课程与传统教学的关系、学习方法与研究的关系、它的价值取向、此课程与人才培养方向、研究性学习涉及的内容和研究程序安排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取样范围包括北京市、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通过调查我们获得了10种倾向的表现形式。 研究性学习的两大倾向 研究性学习课程尽管开设的时间不长，但也已经出现了激进与保守的分化倾向。激进者主张，用全新的方式(其中首推发现法)取代传统的传授式教学方式，完全仿照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手段和方法进行教学。极端激进者甚至鼓吹并建议学校全部采用“无班级授课制”的“芬兰模式”替代传统的“学科班级授课制”。 保守者认为，完全可以采用类似于学科教学的方式传授研究性学习课程的内容。还有的甚至不主张根据教育部要求开设专门的研究性学习课程，只同意在学科教学中部分尝试研究性学习的方法。极端保守者甚至认为，研究性学习课程的开设根本不适应我国的国情，建议不开或缓开此课程。 研究性学习的“激进化倾向” 对传授式教育全盘否定倾向在调查中有28.5%的教师持此立场。持此观点的人往往是“研究性学习万能论”者，他们忽视了“自学成才”的外部条件，而寄希望于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自学获取研究性学习必备的知识和技能，没有看到即便在研究性学习课程中也仍然需要传授，更需要教与学双方的协同。极端激进者实际是过高地估计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 忽视“问题意识”倾向把研究性学习与传统学科教学对立起来的激进论者往往看到的是两者在具体学习方法上的不同。在实际实施中则必然会跳到反面——灌输式地“教”研究性学习的“方法”。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占到48.6%，是一个不小的比例。 我们应当看到，忽视此课程推动学习方式变革的功能，使得研究性学习课程的应有功能大打折扣。更为严重的是片面强调操作技能很有可能阻碍活动进程中学生问题意识的生长。根据笔者的实践，要防止出现程序化知识陈述化，就必须先在“小范围内实践程序化知识”——将获得和应用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再发现或再发明式的“微型课题研究”，让学生在自己完全能控制的范围内经历和体验学习和研究方法的获得，以此为基础理解研究方法的意义。这就是“让学生采用探究式方法去进行微型专题研究”的方法。 成人学术化倾向研究性学习的激进论者在实践中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为学生制定的研究目标过高，这是过度追求研究性学习效果的自然结果。由于其价值取向是以科学化与学术性研究为特征，因此造成不良的后果是：一、探究内容过分追求创新性、商业价值和社会效能。二、课题选择过分专业化、成人化，难以出现与学生认知结构及知识水准相适应的“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和解决问题”的研究课题；三、探究方法过于注重获得科学结论需要遵循的程序和方法，认为研究性学习=科学研究，没有尊重儿童认知本性的教育理念，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学生的个性化探究方式受到忽视。在我们的调查中，持此观点的比例达54.67%，值得高度关注。 价值功利化倾向激进论者还会将“社会效益”作为价值取向，这在我们的调查中持此取向的占42.52%。如果成人学术化的倾向与实践上的功利主义结合，就会加速“研究性学习”价值的异化，由促进学生发展转向为学校扬名加速。从理论上分析，这一异化与应试教育有共同的本质。有些学校为图一时之名，并不追求研究性学习的长远发展，教师为使某些学生的成果获奖或发表，往往捉刀代笔，包办代替。学生为展示、为得奖而研究，为追逐名利而探究。这种以外部动机代替内在动机的做法，即使是优秀的学生也难免感到研究性学习课程是一项沉重的负担。研究性学习的效益应当在于让学生形成问题意识、独立思考能力、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及健全发展的人格个性。 学生精英化倾向与价值功利化倾向相伴随的，必然是“精英化”的教育人观念。调查中，持精英化倾向的人占到53.27%，这同样值得关注。 程序混乱化倾向问卷调查表明：72.43%的被调查者认为研究性学习不必完全遵循科学研究的程序，操作程序也不必固定。在学生没有任何知识准备和能力准备的情况下，一开始就要求学生选择和确定研究性学习的专题，再进入找研究方向和查阅文献阶段。显然，整个程序颠倒了，其最大的危害是：使刚刚接触课题研究的高中生不能了解正确的研究过程，从而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 研究性学习的“保守化倾向” 学习目标片面化倾向在调查中有74.3%人认为研究性学习课程的开设是与应试能力相联系的，有15.42%的人选择了“完全正确”。也有25.7%的人认为不应将两者联系起来考虑，这说明大部分教师还是很期望研究性学习能与考试，特别是跟高考挂钩。然而，有些学校将研究性学习的目标进行片面理解，认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最具实际效能的是培养学生解出试题的能力，因为这一能力的提高可以为学生参加考试获得好处。当然，利用科学研究的思路去解决考试中的一些问题无可厚非，例如2002年全国高考“理综”第1和21题就很典型，但若仅仅围绕这一点大做文章，就是对研究性学习目标片面化的理解了。 类型单一化倾向不少学校认为既然是学习做科学研究，那么，其研究性学习活动的类型不是课题研究，就是发明项目设计(这在调查中占13.55%)。这样，研究性学习就变成了两种形式的课。有的学校因为嫌搞发明设计费钱，干脆图省事只允许搞撰写论文类的课题研究。实际上，有些外向型性格的学生，如果发挥他们的某些特长，通过设计一些有价值的社会性活动，一样能够起到“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和解决问题”的目的。例如，学生围绕“国际空间周”、“国际爱眼日”、“国际老人年”等设计的科普宣传活动，就能起到很好的研究性学习的效果。 学科教材化的倾向研究性学习既是一种学习方式，也是一种课程形态。由于长期以来，广大中小学教师缺乏课程意识，往往把课程等同于学科和教材，所以当研究性学习在我国当前课程改革中以一种课程形态呈现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研究性学习“学科化”的倾向。在调查中占70.56%的人抱怨教育部仅颁发“指南”，而不组织编写相应的教材，因而普遍要求编写研究性学习教材。学科教材化倾向最终可能导致的是忽视学生学习的过程，以及在过程中所产生的丰富多彩的、活生生的研究性体验，大大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这在根本上是背离研究性学习的价值追求的。 内容预置化倾向一些学校在开设研究性学习课程时，提前预置研究性学习的内容和目标，要求学生循规蹈矩，按照预置的内容去进行可控的研究性学习活动。调查发现，8.41%的教师主张内容应当预设。探究内容原本由学生自主选择，现在则是由教师设计或依据现已出版的所谓“学习包”来设定，学生的主体地位依然没有体现，问题意识依旧没有孕育的空间，这将不利于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这是研究性学习深化中必然遇到的问题，也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中国教育报》2003年4月22日第3版
应用化学研究方向篇2
在应用语言学中，量化与质化问的差别在于它们主、客观的不同，以及文字和数字的不同等。这种差异间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知识本质和本质问理解与信念的不同研究范式。这两种范式占据着后实证主义、解释主义地位。随着应用语言学的深入研究，质化研究方式主要有：语篇分析和个人叙述、人种志和专题陈述，以及互动分析等。例如：日记和传记研究、访谈和课堂互动分析等。新世纪的到来使应用语言学研究偏向量与质方式的融合和巩固。
一、应用语言学
19世纪初，语言理论方面的研究和应用方面的研究开始分化。19世纪叶末，j.n.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提出了应用语言学这个概念，但没有得到广泛的注意。20世纪以后，语言科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应用范围空前扩大，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和理论方面的研究明确地区分开来，应用语言学这个名词开始广泛运用，并促成了应用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的分化。
从广义的角度来分析，应用语言学主要是将语言学的知识在其它学科领域问题解决中得以应用。换句话来说，就是跨学科实现问题的解决。
从狭义的角度来分析，应用语言学主要是专门的语言教学，尤其是外语和第二语言的教学。其应用的知识有：语言理论与描述、相关语言学科，以及相关语言教学学科。主要涉及语言的模式，描绘语音和语法、语义和语用，本文由收集整理及词汇等，在语言学边缘的学科，以及一些不是语言学，但与语言学教育学紧密联系的学科。
二、应用语言学质化研究遇到的问题
时代的发展必然对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有着不断扩大与变换的影响。由于应用语言学具有跨科学性和实验性，以及开放性，因此，应用语言学质化研究所遇到的问题更具挑战性。
其一，在应用语言学质化研究中，由于相关学科知识的缺乏，使语言学质化研究受到严重的阻碍。例如：很多从事英汉语言教学的工作者和教师，常常因为自己对英、汉知识的缺乏，而放弃该领域的发展，因而影响到语言学科的发展。标准语的建立和规范化，文字的创制和改革。建立通用于各方言区的标准语是很重要的。应用语言学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选好这种标准语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为无文字的语言创制文字时，基础方言和标准音更是重要的依据。文字改革包括文字系统（字母表、正词法和标点符号）的部分改进和彻底更换。标准语的建立只是语言规范化的开始。为了确定语音、语法、词汇规范，需要编出相应的正音词典、规范语法和各种类型的词典。
其二，应用语言学作为新的学科，它在理论基础上还不够完善，使质化研究的任务更为艰巨。尽管我国许多学者对应用语言学质化的研究有了一定的理论成果，但是应用语言学是否加大理论范式的建构，任然需要以多学科做后盾的理论研究。词汇是语言中变化最快的部分，新词新义不断涌现。及时、准确地把这些新词新义固定在词典中，指导人们如何运用，这是辞书对语言规范化最有效的影响。
三、应用语言学质化研究方式及重点方向
1、应用语言学质化研究方式
在应用语言学质化研究方式中，主要有：语篇分析和个人叙述、人种志和专题陈述，以及互动分析等。其中，语篇分析和个种志是目前语言教学研究中使用最多的。
其一，语篇分析。语篇分析主要是通过对真实口语语篇进行考察的一种研究，始于社会学，例如：在第二语言习得和口语测试，及技巧等教学方面研究中都有展现。语篇分析者是种处于兴趣的社交行为，而语言学者是以研究语言本身为重点的行为。语篇分析者认为语言是与语用结合的系统，它将语法和词汇等都作为可操纵的资源。总的来说，其语篇分析的对象主要是在交际中有秩序、有组织的交谈，确保社交行为的顺利进行。也可以视为站在交际者的角度，将社交行为进行发现和描述。突出内在机制。一般来说，语篇分析主要是利用语篇样本中的示例，描述和追踪
交际的优势、分析和理解，已达成共识。其质化思想：交际中的秩序与以往的主导观点和研究的方向与目的完全相反；交际的过程真实语料誉写和分析不可缺少；分析的方式必须有实证资料的理论。
在以往应用语言质化语篇分析发展的最初阶段，只能通过录音的方式记录下口语语言资料，随着时代的发展，口语语言资料开始有图片和视频，以及非语言式的交际资料。根据语篇分析研究表明，语言学界开始对非语言线索的详细记录产生了争执。尤其是技术的发展与语篇分析的结合，技术的不断影响着语篇分析研究。
其二，人种志。人种志主要是对某文化群体的行为和语言，以及互动等进行的深度研究，属于人类学，并与自然学紧密联系，例如：深入发现人们的实际所做与应该做之间存在的矛盾等。在研究前详细描绘了研究对象的文化背景。在研究的同时，研究者必须与群体保持一定的认知距离，为了更准确的获取客观性。同时研究者必须反思自身所存在不同假想，以保持客观研究的态度。在自然背景下对群体的形体和表述进行研究，并深入群体，利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对研究的资料进行采集、实验。其研究资料来源于非结构式的访谈。涉及的研究规模较小，数据分析通常涉及研究人员研究对象本身各自的行为意义的理解和解释。
2、应用语言学质化研究的重点方向
应用化学研究方向篇3
论文关键词：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研究取向
教育技术定义中指出，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内容包括对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五个范畴。教育技术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应用教育技术进行教育活动过程的发生、变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因果关系，对被观察到的事实和应用教育技术进行教育活动的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预测和控制，建立系统的理论以期对教育技术中复杂的图景做出精确、深刻的描述。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则是“人们为深刻认识应用教育技术进行教育活动的过程和现象而采用的途径、手段或工具等。”这决定了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的对象和必要性，也昭示了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的意义。
教育技术学与其它科学的最根本区别是研究取向的差异。所谓研究取向是指研究者在研究某种特定对象时所持有的基本信念、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的综合体。研究取向的不同可能会导致研究方法的不同。教育技术学从产生至今，研究取向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回顾和反思这些研究取向的演变，分析教育技术研究取向的现状，展望研究取向发展的未来趋势对于我们合理选题，从事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什么是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论，通俗的理解：人们在进行教育技术研究过程中所采取的步骤、手段和工具的总称，是按照某种途径，有组织、有计划、系统地进行教育技术研究和构建教育技术理论的方式。它既是一种思维方式，又是一种行为方式；既是一种理论上的方法体系，又是具体实践的行为策略。通常情况下，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按照其普遍程度可以分为四类：哲学方法，元方法，一般研究方法，专门研究方法。哲学方法是具有普遍适应性的最高层次的研究方法，适合于所有研究对象；元方法是是指研究的观念思想体系，包括基木的理论假设、研究的哲学取向和原则等；一般研究方法是对某一学科进行研究的具体方法；专门研究方法是对某一具体问题而采取的研究方法。
面对众多的研究方法，教育技术工作者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到底选用哪种方法最好呢？就像媒体没有优劣之分，研究方法也无所谓好与不好。因为每一种研究方法，对于研究者来说都是有价值的，每一种方法都代表了一种不同的工具。一种特定方法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要研究问题的性质以及特定研究所发生的具体背景。我们要针对具体的研究问题，在具体的情境下去选择最合适、最适宜的研究方法。我们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方法的应用是很灵活的，只要可以达到研究的目的，各种方法都可以拿来用。我们要从尽可能多的焦度，来了解教育中的各种现象，从广泛的角度去解释研究，即:研究应该从询问多种问题入手，同时要向多个方句进行，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并使用多种工具。
长期以来，实验验证假说一直是作为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论的核心，研究通常采用实验分组对比的方式来验证各种媒体工具的功效和学习课件所产生的教学效果。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正在逐步走向多样化、多元化的轨道。这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研究目的的多样性、教育研究过程的阶段性以及研究者的个性化等因素所导致的。现在实证研究将不再是教育技术研究唯一的主流，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结合，行动研究法、多种综合方法的系统研究都将成为教育技术学今后研究的重点。
多元化方法一：思辨哲学方法与实证科学方法的融合
用思辨哲学方法研究教育技术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对教育技术学领域的一些概念、思想、范畴加以讨论，打破固有的思维方式，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对教育技术学的观念进行创新，从而使得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得到进一步深化。这也是教育技术学得以存在的基础。
实证科学方法遵循自然科学“科学化”研究范式，按照“实验、统计、测量”的基本手段，对教育技术学进行研究。实证科学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可信服性，但是，这一研究方法难以适应对复杂问题比如像教学活动的分析，难以适应及时变化了的形势，因而有其狭窄的一面。
思辨哲学方法与实证科学方法的分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当成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分歧。教育技术学是从自然科学领域中成长起来的社会科学，在这样的前提下，在对教育技术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把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研究模型、研究原则比如系统论、控制论的方法积极运用到教育技术学领域，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不但要提出对教育技术学的观点，同时还要利用自身优势对自然科学得出的结论加以分析、综合，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新的概念、原理或假说，并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原则适当加以验证。这意味着，实证科学方法可以为思辨哲学方法提供立论基础，思辨哲学方法可以为实证科学方法提供命题假设，二者可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统一于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这也是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必由之路。
多元化方法二：质的研究方法和量的研究的相互补充
教育技术学的研究方法是随时代变迁而变化的。近年来，研究者采用质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的论文数量逐年增加，同时以实证研究方法为基础的心理学研究日益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性，并正在受到理论心理学者的猛烈批判。这样一种现状在客观上造成定量研究与质的研究双峰对峙的格局。其实，从后现代观点来看，可以认为，质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科学表现的方法”被重新获得而已(徐晓东，2001)。
事实就是这样，量的研究方法的使用是有一定条件的，当然在这一条件下也可以使用质的研究。由此可见，在很多条件下定量研究和质的研究可以和睦相处。因此，为了获取某一现象的数据，质的研究的数据也好，量的研究的数据也好，都只不过是广泛数据群当中的一部分而已，并非互相排斥、也不存有什么不合适。
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决定了教育技术学研究者的研究范式、研究目标、研究对象、研究原则、研究程序等问题，也决定着教育技术学的研究者如何利用教育技术学理论来进行教育指导与实践。同时，教育技术学的迅速发展，也要求教育技术学研究力一法的创新。但是，与之相反，教育技术学却仍没有明确的属于自身的研究方法，因此，对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仍然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徐晓东.教育技术学的研究领域及其研究方法,电化教育研究.2003,(9)
[2]宋新芳,.现象学教育研究方法及其对教育技术研究的启示[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06,(8).
[3]陈桂生,.略论“教育研究方法”[J].当代教育论坛,2006,(7).
[4]刘红斌,.论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两种范式的整合[J].当代教育论坛,2006,(3).
应用化学研究方向篇4
一、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教育量化方法研究和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
本世纪初，在科学实证主义哲学观、自然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合力作用下，教育量化研究范式得以形成，改变了教育科学史上纯粹哲学思辩式的研究传统，从而提高了教育学的“科学化”程度。正是由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对教育科学发展具有重大贡献，一些研究者不顾一切条件，无限夸大量化方法的作用，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于是，有人把方法专著中列出的量化方法规则当作“灵丹妙药”应用于自己的研究中。这种现象就是“方法中心倾向”，其实质是方法与研究问题相脱离。
具体地讲，“方法中心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教育科研方法专业研究人员工作集中在总结别人的研究方法上，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发明新的方法与技术，或是以某一哲学思想为基础推导演绎教育科研方法。在他们的研究中，往往将方法固定化、形式化，形成一套非常规范的方法体系，这种研究若不紧紧结合教育研究的具体实践，就有可能使研究创造的方法体系成为一具空架子。比如，本世纪初，一批教育科学工作者研究量化方法时，不考虑教育现象的特点，把重心放在数学方法的引进和一些严格实证性控制手段的创新上，结果把方法搞得相当精密，貌似科学。可是，一旦用于研究实践时，缺陷即刻暴露出来。“方法中心倾向”还表现在方法应用者身上，一些研究人员因为认识到方法的重要性以致偏爱某种方法，总是用现有的固定模式化的方法支配自己的研究活动。这样做，且不说所用方法本身可能有缺陷而给研究带来危害，即使所用方法本身合理，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还有一个“适切性”的问题，研究者若不考虑研究对象的特点而盲目遵循方法所规定的程序进行研究，同样会给研究带来不良后果。
总之，单从哲学原理推演方法，不联系研究实践移植创造方法，不结合研究问题应用方法都是错误的。我们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应坚决摈弃这种做法，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方法研究和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要坚持这一原则，必须做到：
首先，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的严重束缚。以哲学思想为指导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可以深化研究的层次，形成抽象化程度较高的教育理论。这无疑对教育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盲目迷信一种哲学思想、坚守一种特定的哲学观不放，就会束缚研究者的思想，从而按照该种哲学思想支配下的方法、技术和研究程序去从事教育领域内各种问题的研究。在30年代，教育量化研究达到完全机械化的程度，一些方法几乎被研究者当作僵化的教条用于教育科研中。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就是实证主义的影响。当时的研究者固守科学主义的思想，不能理智地结合教育的特点去分析这种思想观点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而是一味地用这种思想统摄教育研究，结果严重违背了教育的真实。事实上，每一种哲学思潮的出现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到了新的时代就会表现出历史局限性和现实制约性，有其合理的因素和不合理的因素。教育科学研究者对历史上出现的每一种哲学思想都应做深入研究、剔除不合时代要求和具体研究对象要求的因素，吸收不同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来指导教育研究实践，这一点在处理哲学与教育研究之间的关系时显得非常重要。爱因斯坦在论述哲学与科学研究的关系时曾说过：“从一个有体系的认识论者看来，他必定象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求描述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象一个实在论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发明（不能从经验所给的东西中逻辑地推导出来）而论，他象一个唯心主义者；就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论只有在它们对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出逻辑表示的限度内才能站住脚而论，他象一个实证论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的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效工具而论，他甚至还可以象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和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注：张来举：《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的哲学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1期。）这一段关于科学家研究特征的论述同样也适用于教育科学研究者，即不能固守一种哲学观点，而要结合教育研究的具体实践接受不同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
其次，在研究和应用具体的方法技术时，要做到“随机应变”，不把方法当教条。对方法研究者来说，不论是移植其他学科的方法，还是基于已有教育科研方法进行创新，都要结合“问题”进行，根据研究情景的变化而重新设计方法程序，而不能把创新、移植的方法搞成一套游离于教育问题之外的纯粹形式化的规则；对方法应用者来说，在研究中应从问题出发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并结合问题灵活运用，在应用过程中一旦发现方法与问题不符，应马上放弃该种方法而寻找其他更合适的方法。由于教育现象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在研究中，也可以灵活地将多种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方法组合，使各种方法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可以说，研究者的每一项教育研究不但是一次理论的探索，更是一次方法的再创造。方法的进步正是在无数次教育研究实践中逐步取得的，任何从哲学或其他学科强行输入的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都不可能站住脚。
二、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
教育量化方法的一般理论与技术，如统计模型、测验理论、实验设计等大都产生于西方各国。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借鉴和应用，且借鉴后的改造工作做得也并不理想，这就阻碍了我国教育量化研究的发展。对于方法本身的研究是方法应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缺乏对方法的研究会影响教育研究和教育科学的进步。我国教育研究实践中量化方法的滥用、误用和教育科学的滞后与方法本身研究的落后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在我国，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尤为重要。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是定性方法与数学方法的统一。因此，对教育量化方法本身进行研究时，应从“定性方法”和“数学方法”两方面入手，并探索它们的结合点。关于第一方面，二三十年代的实证主义者做得很差。他们没有按照教育的本来面目去定性认识，将人“非人”化，结果在定性把握上走向岐途，从而导致他们建立科学教育学之理想的破灭。而在第二方面，他们做得颇为出色，发明创造了许多高超、精密的方法技术，堪与医学、农学、经济学领域内的数学方法相媲美。但由于第一方面的偏废，使这些数学方法成了孤立的东西。
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中“定性”的研究，应把握“真实性”原则，即创造的方法技术应符合教育现象的“真实”。按此原则去探索不同领域内不同情况下的定性方法才不致于走入岐途。应注意的是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科学主义或人本主义等）的影响而偏执一种方法，而应以开放的态度去研究一切适应于教育规律的定性认识方法。如采用隔离观察、自我内省、人种志研究的现场研究法，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甚至现象学的理解法等一系列方法去达到对教育现象的定性认识。定性认识越深刻，量化研究就越顺利。对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中“数学方法”的研究同样也应坚持“真实性”原则。这里的数学方法不再是只研究抽象的形式、数量及其关系的方法，而是与具体的教育现象结合起来的方法，其中每一个数学符号、表达式和推理都具有教育方面的实际意义。“数学方法符合教育现象的真实”是基于对教育现象正确定性认识的基础上的，研究中应用的数学方法应与定性方法有机结合。在研究中，应注意从教育研究的需要出发去选择和创造数学方法，而不能拿着数学方法去寻找应用的对象，将数学方法强行输入到教育量化研究中。三、积极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合理评价
任何一种教育量化方法都带有时代的特征，受时空的限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暴露出各种问题，况且我国现在应用的诸多方法技术多译介于西方。地域之差、国情之别，必然会在我国的教育研究中出现许多的问题。如一些测量量表、统计模型、控制技术都可能会在新的情景中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有一个对其进行改造、创新的过程。而改造的效果如何，就须用评价的手段加以衡量。所以开展评价研究是开展教育量化研究方法理论与技术的重要手段。当前在我国教育研究界有一种心理倾向，认为只要借助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其研究就是科学的，其结论就是正确无误的。于是就出现了对研究对象不加分析就盲目使用教育量化方法的现象。如在一般的调查研究中，本来通过数据描述就能说明问题，却还要再进行一次诸如χ[2]分析的推断分析。这种做法反映出研究者既没有考虑χ[2]分析的条件，又没有把握自己研究的目的和研究对象，只想运用一种推理统计方法提高一下研究的“科学水平”，赶一下时髦而已。当然，有些失误是探索中的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不管哪一种原因造成的失误，要尽量克服改正它。开展评价研究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历史也已证明：不断地进行反思和评价是保证教育量化方法发展和正确应用的重要措施，如30年代，美国和我国对教育测量的反思和批判，都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教育测量；又如正态分布在教育中的应用也是在不断反思中改进和提高的。
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评价，要求评价者抱着对科学负责，对同仁负责的态度，勇敢地指出别人的失误。只要批之有据，评之有理，且态度诚恳，对方定会接受。同时评价者还要坚信：在科学研究中只有真理而没有权威。有了研究者这种内在的精神和信念，再加上当前我国浓厚的学术民主气氛，关于教育量化方法的评价研究一定能很好地开展起来。
四、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范围的研究
目前，对教育量化方法的应用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泛化”倾向，即试图将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于一切教育现象中去，企图改变整个教育学，使教育科学数学化。我们知道，进行教育量化研究的基础是对教育现象加以量化，转变成量化数据，再进行数学推理以获得结论。而这一研究模式必须依赖于对教育现象深刻的定性认识和数学工具的相应完备，这两个条件，并不是所有教育现象都已具备。因此，对一切教育现象进行量化研究并不现实。从另一方面说，一些教育现象根本不必用量化方法。在教育研究中，有些教育现象只借助于定性的方法，在思维中利用概念、判断和推理即可达到对教育现象的本质的认识。一些教育现象完全可以利用这一途径达到研究的目的。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同样存在利用定性方法达到对自然现象本质认识的例子。如在物理学中，弗·培根在了解大量有关热现象实例的基础上，运用定性归纳，得出了关于热的本质是运动这一正确的结论。因此，对教育现象不加考虑而盲目追求定量研究是不可取的。另一种倾向是对教育量化研究的排斥，认为精神现象不可能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即使对某些教育现象勉强使用了量化方法，也只能是过于简化、形式化，而无助于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这种倾向完全忽视了教育现象中量的存在，且有些教育现象的量还是相当易于描述的。同时这种倾向还完全忽视了教育量化研究发展的历史，对由教育量化研究而带来的科学的进步缺乏基本的评价。以上两种倾向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都没有从教育现象与量化方法的适切性方面去考虑。我们认为，鉴于对教育现象的定性认识和数学发展的现状，在应用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时，应对教育现象进行具体的分类，区别出哪些适合于定量研究，哪些不适合定量研究。
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存在量的方面。但每种事物的量的“显易”程度不同，有些事物的量“外显”程度大而易于描述，而另一些事物的量不“外显”而不易于描述。量易于描述的事物适合于用量化方法去研究。一般来说，物质现象的量“外显”易于描述，而精神现象的量不“外显”而不易描述。这是社会科学的数学化程度低于自然科学数学化程度的根本原因。在教育领域内，既有物质现象，又有精神现象，既有“物——物”关系、“人——物”关系又有“人——人”关系。在研究时，就应该按以上标准将它们划归某一范围。属于“物质”现象、“物——物”关系和“人——物”关系的如教育投资、教育规模、教材与教学质量的关系等，一般来说可尝试采用教育量化方法进行研究。而属于“精神”现象和“人——人”关系的，如教育的本质、学生的品德发展等，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应慎重。这样，在教育科学中将出现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计量性的，一部分是规范性的，而不是象有人提出的将整个教育科学变成一门“计量教育学”或一门“实验教育学”。
五、积极构建研究人员综合的知识结构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是数学方法和定性方法综合起来而形成的更高层次的系统方法。不管是研究它，还是应用它，都离不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自觉综合运用这两方面知识的能力和意识。西方教育量化研究的兴起归功于一大批倾向自然科学的科学家和教育研究者，如高尔顿、桑代克等。但也正是由于他们强烈的“科学”取向，使教育量化研究向“科学”一方走过了头，从而不得不冷静下来去审思人文科学方法的有效性。我国三四十年代量化研究运动的兴起，除了社会因素外，与当时研究人员宽泛的知识结构不无关系。因此，构建研究者合理的适合于教育量化研究的知识结构极为重要。
我国由于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造成了大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化。当前的中青年教育研究者绝大多数是出身文科的本科生或研究生，自然科学和数学知识相对贫乏，甚至有些研究者在观念上排斥自然科学方法，从而把教育研究封闭在狭小的圈子内。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培养单位必须加强跨学科知识的教学，研究者自身也应打破固有封闭心理，主动学习跨学科知识，构建自身综合的知识结构。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教育量化研究的要求。
合理的知识结构除了在个体身上反映外，也反映在一个研究群体中。因为一个人所学的知识毕竟有限，不可能要求一个学教育专业的研究者与一个学数学的人有同等的数学水平。反之亦然。因此，在一个研究群体中，应吸收各专业出身的研究人员参与教育研究，建立研究群体的合理知识结构以弥补个体知识结构之不足。在一个群体，各类人员应互取所长，而不能隔行相轻。教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大系统，是大教育，而教育研究也应是大教育研究，复杂性、综合性是其明显的特征。因此，各类人员共同参与，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互相配合，不懈进取才是教育量化研究发展和教育科学进步的一项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叶佩华、张敏强：《利用现代数学研究教育科学的探索》，《教育研究》1984年第8期。
应用化学研究方向篇5
关键词控制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职业素养
中图分类号：G643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7）04-0007-03
wanGBiao，ZHUZhiyu
abstractaimingattheexistingproblemsofassimilationwithaca-
demicdegreepostgraduatesandlackofapplicationabilityforprofe-
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s，anewtrainingmodehasbeencon-ductedtoimprovetheirvocationalabilityandinnovationability.Combinedwiththeindustryfeaturesoftheschool，weexplorethe
newtrainingmodeofbothprofessionalskillsandoccupationskilldevelopmentbyestablishinganewcurriculumsystem，aninnovativepracticeplatform，aninnovationtutorteamandacomprehensiveevaluationmechanism.thereformwillimprovepracticalabilityandcomprehensivequalityofprofessionalpostgraduates.
Keywordscontrolengineering；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practicalability；professionalism
1引言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学术型人才培养的重心已向博士研究生转移，硕士生的培养目标更多地偏向于应用型、专业型人才的培养。与学术型研究生相比，专业型研究生的培养要以职业能力为导向并突出实践性[1]。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换代需要高新知识和科研成果向生产力转化，行业、企业需要高校培养出多样性、职业性的创新型人才。因此，如何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培育出具有创新能力和职业技能的高素质人才，是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改革，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需具有职业性和实践性特质已逐渐被高校及社会各界认同。但总体来看，与国外相比，一些高校提出的“实用型专家”“职业型人才”等目标，抽象程度和标准过高，很难实施[2]。很多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与学术型学位研究生趋同，未凸显其应用型和实践性的特色，专业学位与职业任职资格关联度弱，使得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存在同化、弱化、矮化的弊端[3-4]。
针对以上问题，江苏科技大学围绕专业定位，在人才培养体系中，以国家对海工装备和高技术船舶的发展战略为指引，以行业对控制工程人才的实际需求为牵引，通过优化课程体系、培育创新型科研平台、组建创新导师团队和建立多元化考核机制等，探索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形成“面向船海，校企协同，工学结合，强化实践”的人才培养理念，建立了船舶与海洋工程特色鲜明的“创新应用型、知能复合型”工程人才培养体系。
2提高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课程体系
与学术型研究生不同，专业型研究生偏重于应用和实践，所以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应体现特定的行业特点，突出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培养目标[5]。在课程阶段应侧重于专业知识的学习和职业技能的训练，课程内容和各项实践环节能充分反映行业对应用型人才的知识与能力要求；在论文阶段应侧重于工程应用并兼顾学术价值，着力培养研究生在工程背景下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对新技术的应用。
1）在课程设置上，控制学科所在学院围绕研究生的就业方向和社会需求，以实际应用为导向，基于船舶自动化、智能电气与系统和集成控制系统等研究方向，增设船舶机舱自动化、船舶电力系统、船舶先进控制和船舶伺服系统等课程，以弥补培养体系中工程技术领域课程不足的问题。
2）合理布局R悼纬蹋坚持课程的实用化取向，增加实践教学的分量。开设先进控制理论应用、智能信息处理等实践课程，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3）为了反映行业发展的最新水平、拓宽研究生专业知识面和开阔学术视野，增设控制科学与工程前沿课程、水下机器人控制和船舶机舱自动化等跨学科课程。
4）部分课程设置及考核与相关职业资格考试进行有机衔接，引导学生参与企业实训及全国工业自动化人才认证培训（iaat）和工信部全国信息化工程师岗位技能（nCie）项目，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与自动化从业资格认证相衔接，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培养。
3产学研协同，打造创新型实践平台
实践能力与职业能力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目标的关键因素，它们必须在实际应用中形成和发展[6]。通过与企业合作组建的研究生工作站为载体，实现企业与高校优势互补，促进产学研合作，有利于加速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同时为学生提供接触学科前沿的职业型实践机会[7]；依托学科实践平台，可以缩小教学实验与社会实际应用的差距，促进教学和科研相互转化，带动多学科多专业的协同发展。
学院通过建立和完善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等多种形式，多方位培养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同时在项目开发过程中提炼课堂案例和实验案例，逐步形成“研究生―教师―综合实验中心―研究生工作站―船舶企业”的教育生态体系，如图1所示。学院与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沪东中华造船有限公司和镇江赛尔尼柯电器有限公司等多家国内外著名企业共建有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和协同创新中心，成为研究生科研的孵化器和推进器。中心围绕船舶与海洋工程电气自动化、轨道交通车辆装备研发和智能家居等方向开展工程化技术研究，实现学科链和产业链的对接，为培养高质量、专业面宽、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创造了条件。
学院除了与Rockwell、Cypress、西门子和浙大中控等国内外多家知名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还拥有为探索船舶与海洋工程综合自动化和数字化构建的教学、科研与科技开发三位一体的综合型实验室，如江苏省船舶与海工装备自动化工程实验室、船舶综合电力系统实验室和江苏船舶电气自动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这些特色实验室凝练了控制学科的研究方向，在船舶综合控制、船舶与海洋平台综合监控系统、船舶自动化系统集成等方面拥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动化装置和产品，有利于提高研究生在船舶自动化技术领域的研究与开发水平，推动教学与科研的共同发展。
4组建创新导师团队
作为研究生教育的主导者，研究生导师的水平直接影响着研究生的培养质量[8]。由于单一导师在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和学术视野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满足一些学科交叉、跨专业的研究课题要求，因此建立导师组，实现导师之间的强强联手和团队式培养，将有助于研究生拓展学术视野和扩大知识面，提高其综合素质的培养。
本专业建立了有效的工程实践教育基地机制、企业兼职教师聘用机制、青年教师企业研修机制、学位论文多导师制等一系列“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协同育人机制。学院制定并实施了《青年教师工程实训管理暂行办法》《校外兼职教师聘任与考核管理办法》等系列政策文件，同时鼓励校内导师到企事业、职业部门的科研和生产等实践领域进行培训和锻炼。这些措施丰富了师资队伍的工程背景，改善了导师队伍的结构，形成师资队伍的开放式动态协作。
依托具有行业特色的科研创新项目，如“海洋工程船动力定位控制系统研究”和“面向海洋水下结构检测与清污的水下机器人导航与控制研究”等，多个学科导师和工程企业专家组成项目驱动型创新团队。根据创新项目的研究目标和技术路线，导师团队从中抽取和派生出课题，作为研究生创新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的驱动课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通过团队导师的共同管理，激发研究生自身的学术潜质和科研意愿，不断孕育出阶段性的创新成果，强化团队的整体协同创新能力，从而最终实现高校、企业和研究生多方共赢。
5建立综合评价机制
考虑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应用性和职业性的特点，研究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和职业素质指标需要被重视[9]。因此，需要建立多元化的考核机制，采取毕业论文、课程成绩、实践成绩和科研奖励相结合的形式，对研究生学习期间获得的科研成果、课题项目完成情况、科技竞赛获奖情况、学术情况、国家专利申报情况和成果转化情况等因素进行评价。
学院对专业硕士按照年度目标考核指标体系进行考核，以确保专业硕士培养目标和质量。第一学年的课程成绩和实践成绩是主要的评价指标，其中课程成绩的考查侧重于考试和小论文的形式，实践成绩的考查侧重于实践报告和企业导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第二、第三学年的主要考核是学位论文、创新实践活动以及衍生的科研成果，其中论文的工程技术背景和应用价值会作为一项重要的指标；学生参加创新活动要结合导师科研项目或企业的研发需求，其学术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通过科研成果进行综合评价。一方面通过学术论文和专利评价其理论水平、科研水平，另一方面通过科研工作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评价其应用价值。
6Y语
近4年来，江苏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学院培养的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综合能力有了显著提高。从学术方面，获得江苏省及校优秀硕士论文共4篇，发表国内外学术论文120多篇，获得国家专利30多项。从应用方面，参与了船舶标准化和船舶与海洋工程电气化发展规划的制定，参与研制的工程船监控系统关键装备和船舶综合后勤保障等系统，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同类水平，并已成功应用于多艘海洋工程船；研发的无人机舱自动化系统在多家造船企业产业化，并在国内外多艘船舶上装备。实践证明，新的培养模式在强化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等方面取得较好的成效。
参考文献
[1]刘园园，居占杰.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职业能力培养机制研究述评[J].南昌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5（2）：
65-68.
[2]杨震.国内外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比较[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3，12（2）：93-97.
[3]李娟，孙雪，王守清.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外部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以职业资格认证为导向[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11）：57-59.
[4]陈立章，杨旭东，宋招权.需求导向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职业能力培养的探讨[J].化工高等教育，2016，33（1）：1-4.
[5]孙若红，孙妍玉.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中的问题及对策[J].现代教育管理，2013（4）：60-63.
[6]张乐平，付晨晨，朱敏，等.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课程体系的独立性与实践性问题[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5（1）：161-166.
[7]黄卫华，刘斌，章政.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调查研究：以就业需求为导向[J].研究生教育研究，
2014（5）：63-67.
应用化学研究方向篇6
[论文关键词]管理科学与工程选题方向研究趋势
一、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选题方向分析
近年来，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研究生教育发展非常迅速，其中，硕士研究生已成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研究的重要力量之一。硕士研究生在完成基础课和管理类必修课学习后，根据社会需求和个人志愿可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程管理、物流工程等领域选择研究方向，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学习。
本文依据《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该数据库是目前国内相关资源最完备、高质量、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至2010年11月1日，累积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文献87．5万多篇，文献的来源是全国530多家硕士生培养单位的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本文统计出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2000年——2010年论文选题的主要方向，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输入榆索控制条件。“发表时间”输人从2000年1月1日一2010年10月l8r：t，“学位单位”输人模糊，“优秀论文级别”输入不限，“作者”及“作者单位”输入模糊。第二步，输入内容榆索条件。“主题词”输入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方向，如电子商务、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等，点击“检索文献”。第三步：按文献分组排序方式选择文献。文献分组点击“学科专业”在下拉菜单中选择“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即可。其统计结果如图1：
从图可以看出，物流、项目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是2000年～2010年管理科学与t程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的研究方向，说明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热点越来越受到信息技术、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影响。出现这种格局的原因是由于信息技术的深远影响和国家的信息化战略已得到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界的重视，并日．在企业信息化、决策支持系统和政府信息化等方面已能与实践很好的结合，产生重大的经济效益。
目前，在物流管碑研究方向中，循环经济与绿色物流的发展、以信息技术构建传统物流业的核心竞争力体系、物流系统优化的工具化与工程化、物流金融的合作与创新是研究热点。在项目管理研究方向中，供应商和项目外包管理项目成为焦点，高级管理层更加接受项目管理和项目群管理的价值，在金融危机之后要追求项目的项目组合管理得到重视。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方向中，心理契约与员丁绩效、组织公平感与组织绩效是研究热点。
二、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趋势分析
根据以上二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生选题向的分析，可以看出：
1、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趋势越来越受到信息技术的影响
由于网络技术、通讯技术和计算机科学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管理变革，管理科学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的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电子商务、管理信息系统、物流管理等方向。信息技术是利用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手段获取、传递、存储、处理、显示信息和分配信息的技术。信息技术的研究包括科学、技术、工程以及管理等学科以及这些学科在信息的管理、传递和处理中的应用，相关的软件和设备及其相互作用等方向。当今世界，以计算机和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所以信息技术和知识资奉的发展，不仅丰富了管理科学的研究内容，也给管理科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课题：
2、管理科学与一f程的研究趋势越来越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由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生产与流通的变革而产生了如供应链管理、物流管理、服务管理等研究领域与-向。物流管理和供应链管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国学者在营销与运作的整体优化、多渠道供应链管理、综合物流等方向已做出了重要的研究和应用成果，并且未来一段时间还将是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的热点。
3、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趋势越来越向知识经济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作为一种新的资源的观念已经逐渐为人们认识和接受，知识管理成为最为关注的话题。当前，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所以企业必须不断获得新知识，并利用知识为企业和社会创造价值。知识管理为企业实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共享提供新的途径。知识管理包括几个方面工作：建立知识库；促进员工的知识交流；建立尊重知识的内部环境；把知识作为资产来管理等。在未来几年知识管理的研究将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知识本身的特征；知识管理效益的定量分析；新知识产生知识在企业间的传播机制；个体知识与组织知识的相互作用关系。
4、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越来越侧重系统管理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探索管理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复杂系统管理理论基础包括：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从线性到非线性非线性理论，其中的非线性理论涉及到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混沌动力学以及分形理论；从他组织到自组织；从时间的可逆性到不可逆性；从简单性到复杂性；从复杂系统到复杂网络；从硬系统到软系统方法，这里主要指的是钱学森的综合集成方法；从单元系统到系统集成。例如，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从组织内部的各组元间以及组织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中寻找组织发展和进化的动因和规律，以使组织能适应社会、经济及技术的迅速发展。
5、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趋势越来越向低碳管理方面发展
应用化学研究方向篇7
［关键词］高职模块教学应用写作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詹燕（1964-），女，广东湛江人，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职语文教学。（广东广州51066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广东省体育局体育软科学课题研究项目“应用文写作模块教学在体育行业技能培训中的开发与应用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Yt12009）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4）17-0122-02
一、模块教学研究现状
模块教学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源于国外，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引进并应用到教学模式中。模块教学最初作为一种职业技术培训模式应用于企业培训上，后逐渐运用到学校教学中。
1.模块教学的起源和内涵。学者们对于模块教学的起源和内涵作了积极探索，并形成了多种研究成果。刘桂芝指出，“模块”来源于英语中的module一词，原意为建筑施工中使用的标准砌块。赵有生认为，模块教学汲取了源于工业生产时代的模块化思想。丁芳林、肖小明、王洪生指出，“模块教学”是指由若干个不同但互相联系的功能部件组成的动态教学过程，是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手段，采用相应的考核方式组织的教学。王洪生、童燕顺、余秀丰认为，模块教学法的基本结构应包括模块教学计划、模块教学教材、模块教学的四字法则、模块教学教案、模块教学流程五部分的内容。刘登高和李海玲指出，模块教学法（meS）是20世纪50年代初由国际劳工组织研究开发出来的以现场教学为主、以技能培训为核心的一种教学模式。罗邑生认为，模块式技能培训是当今国际上普遍使用的一种职业培训模式。詹苏杭指出，模块教学以CBe和meS两种理论为代表，前者以岗位任务为依据确定教学模块，后者以从事某种职业应当具备的能力为依据确定教学模块。
2.模块教学的特点和优势。关于模块教学的特点和优势的研究，大部分研究者基于与传统培训模式的比较上。刘登高、罗邑生、于红、孙光中和瓮学清、梁万年、郭爱民认为，模块教学是以学员为中心、以技能训练为核心、以学员自学为主、以现场教学为主，充分体现能力本位的现代教育思想和观念。无论在学制、专业设置上，还是在教学手段等方面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实用性和灵活性，便于培训的组织与实施；要求教师是既能教授专业理论，又能指导实习操作的“双师型”教师；受过培训的学员动手能力强，具有较高的技术素质，较容易融入业界。职业标准模块化的发展，将有利于岗位培训、技能鉴定、规模培训等社会管理需求。王洪生、童燕顺、余秀丰和安燕则从学校教学的角度出发，在指出模块教学特点优势的基础上，特别强调模块教学和学分制管理能迅速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教学质量，增加办学效益；改革职业教育陈旧的教学模式、推行模块教学是提高学生职业技能、实现培养目标的根本出路。
3.模块教学的应用和实施。模块教学应用于职业培训和高职教育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关注。罗邑生以农民工“维修电工”培训为例，把培训模块分为理论模块、基本技能模块和行业技能模块，进行了模块化教学展示。于红、孙光中以“安全管理”为例进行了模块式教学培训的展示：把安全管理视为一个大的一级模块，安全管理原理、安全管理方法及安全管理手段作为二级模块，以此划分开来，一级一级模块来讲解分析。刘登高介绍了将meS应用于神东公司的技术工人培训中取得的成效。瓮学清、梁万年、郭爱民等指出，在“中英城市社区卫生与贫困救助项目（UHpp）”的培训项目中把培训的核心内容分为“一理论四技能”，即按五个模块组织教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研究普遍认为，在职业技能培训中，引入模块教学即以模块为教学单元、以技能训练为核心、以能力培养为本位的教学模式，有利于提高培训效果，特别是提高职业技能培训效果。这种模块式培训缩短了培训与就业的距离，突破了传统的以学科为系统的培训模式，建立起以职业岗位需求为体系的培训新模式，使培训更加贴近生产、贴近实际。罗邑生从以下六个方面谈了如何实施模块教学：制订合理的培训模块；规定基本课时；编制适合的教材；教学组织实施；现代教学手段的应用；考核评估要求。郑浩、陶虎、王晓辉以山东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的模块化教学改革为例，阐述了模块化教学模式的设计思路，提出模块化教学模式按教学内容划分为通用性模块（包括公共基础、学科基础和专业基础三个子模块）、个性化模块（包括学科公共选修课程和专业的选修课程两个子模块）和实践性模块（包括基础实践能力、专业实践能力、科研创新能力三个子模块）的设计思路。杨俊峰强调，进行模块化课程设置必须处理好技师的职业能力与课程开发的关系，必须体现技师课程实施模块化设置的依据、关键点、教材开发、技术更新内容等四个要求，必须以实际应用为出发点加强职业能力的培训。卢莹根据大学语文教学模式现状和课程特点，把教学内容整合出主题式、文体式和文史式三大模块；把课堂结构整合出理论讲解、能力培养和文学鉴赏三大模块。
从以上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研究者们对模块教学的起源和内涵认识基本是一致的，并且是由表及里、逐步深入的。另外，从文献梳理中也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对模块教学的理论研究较少，较多的研究则是借鉴模块教学运用于职业岗位培训中，特别集中在具体学院教学或学科教学的具体开发与应用中。
二、应用写作模块教学研究现状
现有对应用写作模块教学的研究并不多见，而此方面的研究中，大部分是把应用写作作为大学语文教学体系中的一个模块来谈，又或是从文章结构的四个部分去谈（严格意义上说，这只能是一种作文的方法，并不是一种写作教学的方法）。真正把应用写作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并应用模块教学于其中的研究目前甚至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1.从教学体系的角度谈模块。龙溪虎、金鑫、周行从模块化教学体系的角度谈及语文课程由三大模块构成：普通话模块构建；应用文写作模块构建；审美鉴赏模块构建。
2.从文体的角度谈模块。龙溪虎、金鑫、周行在应用文写作模块构建中，提出了根据学校专业设置，把应用文分为财经应用文、行政公文、日常事务类文体三大块教学。张立莉、张倩从“何为模块教学”“如何实施模块教学”“何以尽善尽美”三个方面介绍了模块教学在应用文写作教学中的应用情况，更多地考虑到高职教学中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培养要求，将整个应用写作教学的内容分成了七大模块，分别为应用写作概述、行政公文、事务文书、社交礼仪文书、司法文书、经济文书、学业文书。
3.从文章结构的角度谈模块。艾美华就应用文发展现状，针对应用文体使用广泛、频率高且趋向标准化的趋势提出了提高写作技能、快速行文的方法，即模块组合作文法。将文章的写作结构分成四个“框”，即标题、开头、主体、结尾四个模块。
4.从项目导向的角度谈模块。傅云辉认为可以通过引入模块式教学理论来改革应用文写作教学，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注重“模块化”，打破应用文课程固有的知识体系，以项目为导向，重组课程内容，做到“基础知识模块、通用技能模块、具体岗位所需技能模块”三者有机结合。
5.从语文能力培养的角度谈模块。詹苏杭认为高职语文的模块可以从语文的听、说、读、写四大能力衍生出来。而高职语文的任务是培养学生面向职场的语文应用能力，因此这三大模块又可以衍变为沟通能力训练模块、阅读能力训练模块、写作能力训练模块。
现有对应用写作模块教学的研究较分散和零乱，更多的是局限于对教学内容进行模块划分，缺乏系统和深入。
经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现有对模块教学的研究大多是借鉴其模式用于工业、农业等行业的培训，用于高职应用写作课程的屈指可数，而对应用写作模块教学在职业技能培训中应用的系统研究还未见。其研究具有“几多几少”的特点：介绍国内模块教学的较多，国外的相对较少；模块教学用于技能培训中的较多，用于课程教学中的相对较少；用于工科教学中的较多，用于文科教学中的相对较少，用于应用写作课程中的则更少。综上，国内关于应用写作模块教学的研究仅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待进一步提升。
三、应用写作模块教学研究展望
1.明确研究方向。高等职业教育应该发挥其服务社会的功能，使其课程安排和教授方法都能符合行业、企业的岗位需求，并被学生接受。应用文写作课内容实用但是文种繁多，我们应运用新的分析视角，通过借鉴模块教学方式来进行应用文写作职业技能培训，并进一步寻求与高职课程教学的对接，完成应用文写作教学为社会服务的功能，这是今后的研究方向之一。
2.界定研究内容。针对应用写作教学模块的含义没有具体界定的情况，为更好研究模块教学对高职应用写作教学的作用，首先必须对应用写作教学中的模块进行界定，更加确切地说是就教学内容而言，应如何划分模块。高职应用文教学模块应把教材模块与行业需求结合来设置，最好是以行业、企业各岗位所需的应用写作能力进行界定和划分。
3.开展系统研究。目前关于应用写作模块教学的研究，一般集中在教学模块的界定和划分上，缺少对模块教学中教学设计等其他方面的研究。张立莉从高职学生分析、教学目标的确立、组织教学资源、教学策略的选用及教学评价的设计五个方面对应用写作模块教学的教学设计进行了初步探究。在后续研究中，可在初步探究的基础上，对模块教学的教学设计涉及的五个方面的内容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
4.多样研究方法。实验法是目前关于应用写作模块教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在今后的研究中，应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综合方法，运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和比较法等，一是寻得理论的支撑；二是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考察，了解行业、企业的应用文写作岗位能力需求；三是加强与高职其他学科的模块教学之间的横向比较，从而对应用写作模块教学进行综合研究。
［参考文献］
［1］丁芳林，肖小明.高职院校“模块课研讨式”教学模式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4（5）.
［2］李海玲.高职数学课程模块化教学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0（12）.
［3］刘登高.模块教学模式在神东公司技术工人培训中的实践［J］.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3）.
［4］刘桂芝.岗位培训中“模块教学法”的应用［J］.成人教育，2001（10）.
［5］卢莹.大学语文模块化教学模式探索［J］.现代教育科学，2009（3）.
［6］罗邑生.模块化教学在农民工技能培训中的应用――以维修电工培训为例［J］.广西教育，2011（10）.
［7］瓮学清，梁万年，郭爱民等.以需求为导向的全科医师师资培训方法探索――模块教学的应用［J］.中国全科医学，2004（12）.
［8］杨俊峰.试论技师培训的模块化课程设置［J］.江汉石油职工大学学报，2007（1）.
［9］于红，孙光中.模块式教学在煤矿安全培训中的应用［J］.职业与培训，2011（3）.
［10］詹苏杭.高职语文的模块化教学［J］.安徽语文，2012（9）.
应用化学研究方向篇8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重构；进路
一、概述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逐渐渗透到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中，这不仅使传统的研究条件和研究方式发生了变化，而且正不断拓宽学科边界研究领域，加快了各个学科之间的融合。在社会科学中应用大数据，可以改变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以及内容，从而使研究逐渐向深层次的方向发展。在大数据的影响下，社会研究的路径逐渐增多，其中包括计量研究、质化研究、量化研究3条路径。现阶段的社会科学研究逐渐与新闻传播学联系在一起，因此，新闻传播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界限越发模糊，这一现象也表明了各个学科之间的融合交叉。［1］现阶段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中，越发重视新闻传播学中存在的问题。在大数据的影响下，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路径逐渐发生变化，其研究的内容涉及各个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与其他学科相互交融。
二、大数据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内外部重构情况分析
在工业革命之后，专业化程度被作为社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专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以及社会效率的把握有所提升，但是人们对整体文化的控制逐渐降低。在社会科学研究不断推进的过程中，社会科学逐渐向细分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致使社会科学研究的专业性逐步增强。［2］对于整体的社会科学而言，由于专业化分工，各个学科之间的分化越加明显。在大数据时代的影响下，有可能推动学科融合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以数据作为支撑，从而形成了学科融合交叉的新形势。在此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的融合发展也有了新的变化。
（一）从内部来看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学科定位逐渐发生了变化
在新闻学教育建立之初，人们将新闻学与传播学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在研究定位上对两个学科的研究也有所不同，但是在学科布置方面时，教育人员会将传播学与新闻学并置。因此，新闻传播学分设了两个二级学科，即传播学与新闻学。新闻传播学在建设之初被看作人文学科，因此部分新闻传播专业都设有相应的人文学院或者中文系。受到历史原因的影响，在新闻传播学早期的教学当中，由于缺乏相应的师资力量，加之专业设计方式受到人文学科的影响较大，使新闻传播教师与文学以及中文有密切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新闻传播研究的人文学科研究基础。
20世纪70年代后，新闻传播学研究逐渐向传播现象的分析方向发展，在研究过程中逐渐使用实证数据调查的方式。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应用大数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闻学科研究路径的改变，使其更加倾向于社会学科的研究路径，在研究的过程中，实践研究方法的作用充分发挥，使新闻传播学研究方向越发明确。［3］
在大数据的影响下，研究逐渐向精确化的方向发展，这对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使该研究方法获得了新的发展。于传统的数据采集方式而言，研究人员获得的资料比较有限，在大数据时代下，研究人员获得的信息以及数据十分丰富，这突破了研究人员的经验范畴。于传统的实证研究而言，无论利用哪种抽样方式，都会存在相应的误差，获得相应的结果后，还需要进行检验。利用大数据的方法可以获得较为全面的样本，通过简单的统计描述即可掌握其中的规律。利用大数据可以对全样本的数据进行分析，避免分析人员个人经验带来的影响，从而使研究人员在研究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力，不断发现经验以外的规律。
（二）从外部来看新闻传播学逐渐与其他学科交融
在新闻传播学的形成过程中，使用了社会学中的相关知识，并且对社会学中的相关问题给予了充分关注，并对传播行为关系等进行了重点研究。因此，在社会学发展的过程中，会利用传播学的成果对其内容进行研究，在大数据的影响下，其他学科也不断引用新闻传播学的成果。
在大数据的影响下，诸多学科领域出现了融合现象，新闻传播学科也不例外，其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变得越发频繁。第一，在近几年发表的新闻传播研究论文中，有很多科学背景或者计算机背景的人员参与；第二，在大数据相关研究的工作中，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参与。这两点充分说明了各个学科之间的交流。
在应用大数据的背景下，社会学科与科学之间的边界越发模糊，而精确量化也被应用于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在以往，精确量化主要应用在科学领域，这类依靠研究方法对学科进行划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过程中，十分重视信息传播规律方面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会从这一角度对社会问题以及社会现象进行相应的分析。［4］现阶段，各行各业要想得到较好的发展，需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并对互联网及相关问题给予相应的关注以及研究。于新闻传播学而言，其可以分析信息传播规律，从而为其他学科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于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传播研究而言，大数据可以为该项研究提供相应的方法。研究人员在研究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作用，可以有效把握网络的结构以及组成，明确信息传播路径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会涉及其他学科方面的内容，因此新闻传播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融也得到了推进。
三、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进路
大数据的影响越发突出，逐渐将新闻传播学带领到社会科学研究的舞台上。在大数据的影响下，新闻传播学研究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使新闻传播学的实践以及理论得到了重构，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边界变得越发模糊，在此基础上，新的研究问题逐渐产生。新闻传播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其思维方式不断发生变化，研究思路也在大数据的影响下变得越发宽广，在研究中，研究空间逐渐扩展，需要不断找出研究主体，并弥补研究方式的不足。
第一，在研究新闻传播学的过程中，研究人员需要开放心态。虽然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边界越发模糊，但这给予了新闻传播研究更好的空间，因此，研究人员可以与其他研究人员相互合作，在研究的过程中采用新的视角和方式，从而使研究内容不断扩宽。第二，在研究新闻传播学的过程中，要明确研究核心。研究人员在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支持来保持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活力，在研究的过程中重视核心问题，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作用，使社会科学研究与新闻传播研究逐渐区分开来。
四、结语
大数据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内容，该内容在不断升级更新中，并且在各个领域不断渗透。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工作主要侧重于互联网传播规律方面的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可以不断延伸，使新闻传播学研究逐渐向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在大数据的影响下，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重构以及进路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不仅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且指明了研究方向，在此基础上，新闻传播学的地位日益凸显。为了做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工作，研究人员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作用，探究新型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从而为新闻传播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凯杰.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构与进路[J].传播力研究，2019，3（09）：40.
[2]奚畅波.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构与进路[J].科技传播，2018，10（13）：22-23.
应用化学研究方向篇9
一、教育研究方法朝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早在1979年，我国著名的教学论研究专家李秉德先生就在《教育研究》的创刊号上撰文指出：“教育研究必须讲求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后的许多学者也开始致力于教育研究方法科学化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教育研究方法科学化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现代化技术和手段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这一时期，现代化的技术和手段被广泛地应用于教育研究中。从现代技术手段的发展和丰富性来看，主要是广泛采用以计算机技术为主的手段和方法来推进教育研究，不仅用来为教育研究储存研究信息，开展情报资料检索，迅速处理冗繁的研究资料，而且还可进行模拟实验。目前的教育研究已大量采用录音、录像、照相等手段，准确记录收集的资料，并且可以反复看、听，所得资料客观，分析资料准确。还有一些现代化仪器的运用，使教育研究更加实践化。
2．教育实验研究在20余年中的蓬勃发展。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研究方法，教育实验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教育实验热潮，人们逐渐认识到，没有教育实验，教育科学的发展将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提出了“教育科学的生命在于教育实验”的口号。总的看来，这个时期的教育实验具有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层次高低不一、范围大小不同、分布面广、参与人员多、影响大等特点，为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自1978年以来，在全国性的或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教育专业学术刊物发表的有关教育实验研究类文章近1200篇。研究者分析了教育实验研究在最近二十多年间的发展历程，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总结和介绍阶段（1978~1987）、理论研究阶段（1987~1990）以及反思改进阶段（1990年至今）。
在这二十多年中，研究者对教育实验的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教育实验也取得了大量的成绩，可以说，教育实验研究已成为我国教育研究领域中发展速度最快、影响面最大的一种教育研究方式，并已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所熟知、掌握和运用。教育实验已逐渐发展成为教育研究方法科学化的主要工具，它的发展方向仍是目前我国教育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二、教育研究方法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教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原因在于学科的不断分化和综合，使教育学科与其他许多学科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学科，因此必然会不断地增加新的研究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研究方法融合其他学科的方法。随着各学科间的融合进一步深入，人们越来越注重把从各个学科领域中得到的相互联系、互为补充、有助于教育研究的各种方法综合起来，力求创造出适合教育研究特质、符合教育研究自身逻辑的方法体系。在此期间，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等理论和方法被相继引进到教育研究领域，并指导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研究实践，成为人们认识教育现象、揭示教育规律的有力工具。也正是这些横断学科在教育研究中的广泛运用，使教育研究方法在不同的领域内和不同的层次上出现了追求整体性、综合性、有序性和最优化的倾向。
不仅如此，教育研究还从教育科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而产生的新学科中广泛吸收新的研究方法。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的教育研究领域，陆续出现了一批新的交叉学科，如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法学、教育政治学、教育人类学等。这些学科在我国的出现，不但充实和发展了教育科学的内容、理论与概念，增强了教育科学的应用性，而且丰富了教育研究的方法。如经济学的计量研究方法、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与教育中相应的研究方法的融合，形成了一些更为完善、适应性更强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上的融合，其价值不仅仅在于促进了相关交叉学科的研究和发展，而且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具有在总体上推进教育研究方法化的作用。
2．不同研究方法间出现对话和结合。虽然教育研究方法的长足发展导致新的方法层出不穷，但综观教育研究的整个历程，我们仍可以发现，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仍是贯穿教育研究的两条主线，二者在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中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这两种研究范式在哲学思想的取向、研究对象的选择、具体研究方法的选用以及研究结果的表现形式上，都自成一体，各有长短，但是二者的长短是互补的，并不互相排斥。现在人们在认真总结、分析了这两种研究范式的发展历史及利弊后，逐渐认识到只有将二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才可使之相得益彰，才能获得比较科学的结论。在定性分析中，需要定量分析使之更加精确，以便从量的关系中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作出更为科学的说明；在定量分析中，定性分析可以帮助确定方向，因而，教育研究必定要追求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结合。
各种不同方法间的对话和结合克服了教育研究结果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提高了教育研究成果的理论水平和有效程度，增强了教育理论的构造性、清晰性和预见性，促进了教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三、教育研究方法朝着系统化的方向发展
教育研究方法系统化的主要表现为对方法论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索以及研究方法的层次化。
1．从用系统科学方法论来研究实践问题走向建立自身学科的方法论。改革开放之初，教育研究工作者的科学方法论意识在反思中慢慢地苏醒，教育研究方法论从此也开始了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向科学方法论的嬗变，表现为，教育理论界在1979年后广泛开展的“教育本质”“教育的起源”“教育的逻辑起点”等教育理论问题大讨论，以及恢复和重建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等“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对教育科研的方法论开始的新的探索和研究。在1983年的教育学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上，与会者都认为，既要注意运用调查法、统计法、实验法等，也要注意吸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和突变论，以及数学研究的新成果、新手段（电子计算机）等对教育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统一的辩证分析研究，把数量化的理论、模糊数学的理论应用到教育研究上。
在1985年举行的全国教育基本理论学术讨论会上，教育理论界也就教育研究方法论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探讨。进入1991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学界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人文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人们对教育研究方法论的研究也随之好转，逐渐认识到单用一种科学方法论指导研究复杂的教育现象和问题是不够的，是很难揭示教育现象的独特性和本质的，很难把教育的历史性、社会性和价值性勾画出来。教育研究应建立自己的研究体系和方法论，应该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论，不能简单地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来取代或否定教育研究中的人文方法论。进入21世纪，这个倡导多元、尊重个性的时代也为教育研究方法论向独立化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社会背景，为教育理论界对教育研究独立方法论的关注也提供了良好的视角。在这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我国对教育研究方法论研究更是锦上添花，掀起了探讨教育研究方法论的高潮。
2．教育研究方法多元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对方法本身所具有的层次性的探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一段时期内，人们不仅大量运用文献法、比较法、因果法、调查法、观察法、测量法、个案法、矩阵法、优选法以及数学法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教育问题，力图通过对教育现象中诸多不确定的性质状态作出教育描述，而且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明显地呈现出层次化的发展趋势。
一般来看，教育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二层次是一般科学方法；第三层次是教育研究中具体使用的各种方式、方法和手段。其中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般科学方法是科学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论原理的总和，是许多学科或所有学科都普遍适用的方法，包括科学理论的发现方法、检验方法和发展方法。具体的研究方法是教育科学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基本科学方法，如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统计法等。一般而言，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高层次指导低层次，低层次的又将高层次的具体化，不同层次的研究需要不同层次的方法。三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从而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功能、开放式的教育研究方法论层次系统。
以前，人们谈及教育研究方法大多指具体方法这一层次，这是很不够的。在教育科学的发展急需研究方法有较大突破的今天，不少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建立多层次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的必要性，认为要取得教育研究的突破，建立多层次的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以加深和拓宽教育研究的方法是必须的。
通过对这二十多年来我国教育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历史考察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其呈现出的几个特点：第一，传统的研究方法仍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主要体现是定性研究在整个教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类研究包括解释或综述性的研究方法。第二，新的研究方法层出不穷，通过吸收、整合、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当代教育研究中，吸收其他科学成就，整合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成为寻求教育理论新突破的人们所关注的又一个热点。教育研究正在逐步打破研究方法单一化的趋势，正呈现出百花争奇斗艳的繁荣局面。
参考文献：
[1]叶澜，施良方．教育学文集・教育研究方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2]叶澜．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3}裴娣娜．教育研究方法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4]丁念金．研究方法的新进展[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5]张胜勇．反思与建构――20世纪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
应用化学研究方向篇10
关键词比较研究法；科学研究纲领；硬核；保护带
中图分类号n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708（2013）88-0008-02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鉴别才能有真知灼见。
比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常用的一种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最重要最普遍的手段。比较研究方法，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或对象加以对比，以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一种分析方法。研究不同区域内特定学科的发展史，往往也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相结合，探索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促进学科纲领地科学发展。其中，横向比较是比较特定国家或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学科发展情况；纵向比较是比较不同区域内特定时期的学科发展状况。
在比较对象确定的基础上，选取科学的方法论分析理论的进化和退化至关重要。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继承了逻辑实证主义，把实验观察事务作为检验科学知识的基础理性主义观点。根据拉卡托斯的理论，在进行学科理论比较环节中，应围绕科学纲领的硬核、保护带、反面启示规则和正面启示规则为比较层面，系统性比较分析不同纲领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学科判定纲领的进化和退化。通过编写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特定学科的发展史，得到有价值有意义的启示，促进学科未来的发展。
1比较研究法概述
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著的《雅典政制》最早出现关于比较研究的运用记录。上世纪60年代之后，比较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常见的科学研究方法，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偏重质性研究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而是同时采用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手段，用定性与定量手段相结合深入分析研究资料，构建研究对象结构，确定比较研究对象各组成因素的整体性作用。比较研究方法可应用于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的各研究领域，定性分析进行研究对象“质”方面的分析；定量分析是对数量特征、数量关系与数量变化的分析。
无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比较研究法的应用都非常广泛，在大量实践应用的基础上，根据比较研究对象的不同，一些学者已经总结出一些原则，将比较分为区域性比较和问题性比较两类。区域性比较是指，比较某一特定区域内，如某一国家、地区或有明显区划划分的区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多领域问题的研究；而问题性比较与区域性比较不同，比较是围绕相关问题展开的，选取的是两个国家或地区，或是多个国家或地区内的固定问题。研究数据或资料是开展比较研究的前提和保障，使用区域性比较研究在研究数据或资料的收集上应遵循基本的前提或原则。由于区域性比较研究是以特定国家或地区的众多领域进行整体性比较，所以，研究开展的前提条件是研究者要对所研究区域的相关问题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研究者往往需要实际进入该区域，有针对性地开展参观、访问与调查，以便在适当的时间和环境下获得第一手资料。这种实地调查的方法，有时也被称为现场研究法。但一般情况下，很少有研究者能获得机会去其他地区尤其是国外单纯进行学术研究活动，即使有也可能是短期的访问调研，一手资料收集非常有限。限于客观条件制约，大部分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会采用另一种研究途径，即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大量外文文献，来间接地获取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2科学地运用比较研究法
为了科学地运用比较研究法，应当明确运用比较研究法的步骤及注意的事宜。
实施比较研究法的环节
不同学科、专业、领域内对于比较研究法的使用具有多样性，在实施环节方面，各国学者都有不同的见解。例如，美国学者乔治·贝雷迪和德国学者希克尔共同将比较研究划分为实录、诠释、连接、比较四个实施阶段。虽然比较研究法在应用领域具有多样性，不同专业在应用时有不同的侧重点，还未形成一种固定的研究模式。但一般来说，任何比较都必须确定比较问题、明确比较目的、选定比较方法、选取比较标准、聚焦研究内容等，这就是比较研究法的一般性步骤。
第一，明确比较的根本性问题，建立比较的逻辑起点。本文已将比较的对象确定为不同区域内特定学科的发展史，是对于不同区域的特定学科的科学发展史的比较研究。
第二，制定比较标准，是进行比较研究的依据。学科发展史的比较研究，往往需要着眼于该学科不同时期的典型性学派、理论、理念、事件的研究，并以科学哲学为指导，运用编史学的方式系统地整理比较。进步的科学哲学思想，便是比较研究的标准和依据。文章就是试图探索以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分析手段，构建起比较学科发展理论的研究思路和框架。
第三，收集、整理资料并加以分类、解析、提取、重构，完成资料数据的收集与整合。
第四，实施比较，即比较的具体实施环节。如何科学合理地以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指导，构建研究框架体系，是比较研究的核心环节。在该环节中，需要明确学科发展理论的硬核、保护带、反面启示规则和正面启示规则，提出理论系列的进步和退化的划界问题。
第五，形成比较研究报告，按照比较研究的预期目标，从中获得有价值的借鉴或启示。通过编写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特定学科的发展史，力图得到有价值有意义的启示，促进我国特定学科未来的发展。
3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主要内容
拉卡托斯的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受到了波普尔和库恩的两种哲学思想的影响，是在这两种思想相互作用下产生的。其哲学思想中既有波普尔批评理性主义哲学的痕迹，也从某些层面表现了库恩哲学思想的精髓。拉卡托斯的哲学思想吸取了库恩哲学中的合理因素，原则性地修改了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即朴素否证论，从而创立了自己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科学哲学。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前提假设，是“硬核”理论的提出，其是整个理论体系的最基本的原理。“硬核”决定着科学研究纲领的性质，不同科学研究纲领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相互之间的“硬核”的不同。由于“硬核”在整个系统中的决定性作用，拉卡托斯在思想体系建立之初，就限定了一个根本性假设，即“硬核”是不可反驳的，也是不可修改的。这一根本性假设可以保证研究纲领，即某一理论，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和不可置疑性。但应该明确，“硬核”本身并非一成不变，它只是一种阶段性的稳定，长期来看，“硬核”本身也具备一个发展过程。一个研究纲领的“硬核”，实际上是通过预备性的试误方式发展的，发展进程是长期的、缓慢的过程，是一种螺旋上升的结构。判定一个科学纲领的进化与退化有判断标准，如果理论“硬核”不能再指明事物的发展方向，引导事实的发展，出现理论落后于事实，呈现理论衰退的迹象，就必须放弃该“硬核”。
在科学研究纲领的理论内部结构中，支撑“硬核”的是围绕“硬核”的“保护带”，由一系列辅助假设构成，是支持“硬核”成立的理论预设。“保护带”的建立就是通过逻辑严密的辅助假设，保护“硬核”不受反驳，体现了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和适应性。“保护带”的工作机制是，当实验结果与理论发生矛盾，出现反例和反常时，触发“保护带”要利用内部的辅助假设来解释异常情况，将指向“硬核”的反驳经验的矛头主动指向自身，以规避对于“硬核”的反驳，保证“硬核”的不可置疑性。为了实现“保护带”的功能，就必须对其中的辅助假设不断地修正、完善，增加其复杂性和严密性。完善“保护带”有两种途径：一是对原有的辅助假设重新定义与解释，扩大假设的内涵与外延；二是提出新的辅助假设，借鉴与吸纳反例中出现的经验反驳，避免理论被淘汰。当然，对于“保护带”的调整并不是不加以限定的，否则，无休止地强化“保护带”中的辅助假设就很难与诡辩区分开来。判断辅助假设的修正是科学的还是伪科学的，理论体系的演变是进化还是退化，拉卡托斯在理论建立时提出了相应的判定标准，以保证理论的科学性。其认为判断“保护带”调整的进化标准与判断客观经验进步的标准是辩证统一的，有助于理论进步的辅助假设不应是特设性假说，以特设性假说驳斥反例无科学性。另外，“保护带”的科学调整的经验进步是断续显示的，并不能在立即观察到调整后的新事实的出现，因此，在调整后的理论面对反驳经验时，应留有合理的缓冲时间。
科学研究纲领内部又由一些方法论规则构成：一些规则告诉我们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反面启发法），另一些告诉我们要寻求哪些道路（正面启发法）。反面启发法是一种指导“保护带”工作的禁止性规定，禁止任何指向“硬核”的经验反驳，转而通过不断科学化调整和修改的“保护带”中的辅助假设来保护“硬核”。反面启发法从方法论的层面规定了“保护带”的性质和工作机制，实现了理论对于反例的驳斥与同化，增强了纲领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延长了纲领的生命周期。正面启发法是一种积极的鼓励规定，指示应该寻求哪些道路，规定了理论发展的长期方针，表明了理论科学的自主性，从理论的自我调节和完善的功能来发展整个科学研究纲领。
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思想的形成，是建立在对自然科学发展史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在深入研究分析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历程的过程中，拉卡托斯汲取了波普尔和库恩哲学思想精华，创立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提出了一个新的科学发展动态模型。他认为，科学研究纲领表现为进化和退化两种形式。与判定“保护带”中辅助假设修正的科学性标准一致，衡量一个纲领是进化还是退化的标准，在于其客观经验的进步性。如果一个科学研究纲领调整了辅助假设后，增加了经验内容，并且能够合理地解释出现的反常和反例，预见新颖的事实，则表明这是个进步或进化的研究纲领，反之，则是一个退化的纲领。科学史表明：一个研究纲领就是在进化时期也常常有一个或多个其他研究纲领与它竞争。
拉卡托斯的科学发展动态模型表明，任何一种研究纲领都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是不可能永远进步的。理论进化到一定程度，必然会转向退化，随着抛弃“硬核”，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形成新“硬核”下的辅助假设，再次恢复到进步阶段。因而，历史上的任何成功的科学研究纲领都只能是暂时的成功，它们都有一个从进化到退化的发展或演变过程。否定或证伪一个退化的研究纲领的决不是观察和实验中的反常，而是一个比它更进步的研究纲领。整个科学的发展模式是：科学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科学研究纲领的退化阶段新的研究纲领证伪并取代退化的研究纲领新的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以及其它阶段。
参考文献
[1]林聚任，刘玉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