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纠纷常见问题篇1
关键词：农村；土地纠纷；法律救济
农村土地纠纷的大量发生和存在，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然而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够完善和统一，绝大多数纠纷是通过行政权的介入来解决。从而使得此类纠纷在法律层面上缺少衡量的根本标准。而农村土地纠纷的当事人，由于涉及利益重大，往往表现的情绪激烈，非理性的表达自己的诉求，极易引起集体上访而激化矛盾，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以何种方式处理农村土地纠纷，需要我们建立起法律层面的逻辑性，进而引导建构和谐的社会关系。纵观农村土地问题的制度安排，虽然政策调控痕迹明显，但法治化的轨迹亦清晰可辨。而且这种法治化的进程正与日俱增。司法救济已经成为解决涉农土地纠纷的重要手段。我们有责任对涉农土地纠纷的司法实践进行认真的总结和思考，借以提高农村土地纠纷法律救济的效率和水平。
一、农村土地纠纷主要表现形态
农村土地利益关系复杂，因此纠纷表现形态多样。在司法实践当中，比较常见和影响较大的纠纷主要有：
l、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纠纷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的补偿费在实质上是被重用土地所有权定价中的问题。被征地的当事人对土地征用补偿、拆迁安置补偿政策表现出来的激烈情绪，实际上就是对征用土地一方给出的价格表示不满。此类纠纷固然可以通过行政权参与后，以强制力实现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但被征地的当事人利益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和侵害之后，所选择的集体上访、群体诉讼，使得此类纠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总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之中，期待从土地使用权转让之后获得的利益亦将不稳，社会成本随之加大。
2、农村集体土地上的违章建筑
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规定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而事实上，由于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国家的这一强制性规定，并未能有效遏制农村非农建设用地的“地下交易”，而且愈演愈烈。在此过程中，较为常见的是农村集体组织以租赁、联营等形式转让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当事人没有到土地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的相关手续，也没有到城建部门办理房屋建审手续，随意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修建建筑物。村民在征地拆迁时恶意抢建房屋，相关部门并没有及时制止，也没有及时补办相关手续，导致大量违章建筑存在。
3、土地收益分配纠纷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的补偿费在实践中包括了地上建筑物、附着物的补偿费以及农业人口安置的补助费，在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的补偿费确定之后还出现针对该费用分配的问题。农村集体组织对某一些村民的待遇进行限制，一些因为身份关系户籍进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求落实村民待遇。
二、农村土地纠纷的司法状况
无救济则无权利，司法救济正是权利保障的重要方式之一。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解决和处理各类农村土地纠纷已被纳于法治化的轨道，对农村土地纠纷进行司法救济显得尤为重要。
1、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不断扩大
人民法院不断扩大受案范围，使得诸多农村土地权益纷争和土地行政纷争能够通过司法程序得以解决。以铜川市某区法院受理的一起“入赘婿”要求享受村民待遇参与土地收益分配的案件为例。童××为铜川市某区自强村二组村民，生有两个女儿一童清、童贞。1998年童贞的户口自铜川市某区自强村迁出。2008年11月14日，杨成与童清登记结婚，成为童清的丈夫、童保元的女婿，并一直在自强村二组生活。2008年11月15日，童××即开始通过自强村村委会及其所在的村民小组向区农副事业管理局提出申请。请求为杨成办理户籍事宜，一直没有结果。2006年2月27日，自强村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会议，会议纪要载明：本村姑娘找农民女婿的，女婿户口不能转入自强村。2006年6月25日，童保元向被告自强村村委会书写保证书，载明：杨成进门入户口一事，经多次与村委会协商，因村委会不同意将场成户口直接迁入村中，现按村委会决定，女婿杨成在童保元家中生活，赡养父母，只将户口迁入童××家，不享受待遇。望村委会给予办理，解决杨成户口问题。2010年6月27日。自强村村委会主任及村民小组组长，在童保元向区农副事业管理局提出的申请书上签字表示同意迁入。2010年12月13日，杨成的户籍迁入被告村组。2011年1月17日，自强村第二村民小组在给村民分配2010年度决分款时没有给杨成分配。但自强村还有八个村民因婚姻户籍迁入该村民小组，一直享受村民待遇。该区法院受理的诸如此类间接的土地收益纠纷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
2、相关立法不断完善
有关处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不断完善，为人民法院处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针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较多，且已严重影响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于1986年4月12日实施了《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司法解释．1999年6月28日出台了《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同时废止了前《意见》。2003年3月《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又于2004年，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该《规定》针对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新情况、新特点，对诉讼主体资格，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地的收回、调整和交回，纠纷的解决方式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等问题做了具体规定。
土地纠纷常见问题篇2
［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问题
对于我国的发展来说，农村发展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农村发展当中，土地问题又占据着很重要的作用，就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来说，如今我国也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对其进行规范，然而在进行纠纷处理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在进行仲裁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限制使得仲裁出现了问题，关于土地纠纷仲裁，在未来仍旧需要对其进行探索［1］。
1关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特点
1.1仲裁范围比较明确且针对性强
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当中的相关规定来看的话，我国法律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相关案件类型也进行了相应的分类，主要包括有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土地承包确权纠纷等，这样一来在进行问题解决的时候，土地问题的范围便比较明确了，并且在进行具体解决的时候也相应的具备了一定的针对性，有所针对性的仲裁也必定会取得更加优化的仲裁结果，并且进行仲裁的范围相对来说是比较广的，大多数和合同相关的纠纷问题都可以采取普通民事纠纷的方式来对其加以解决［2］。
1.2仲裁程序的启动比较简单易行
就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规范来看的话，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进行仲裁的时候通常是按照两种途径来具体进行的:一种是和普通的民商仲裁相似的方式来进行的，在纠纷双方的共同意愿之下进行仲裁书面协议的签订，采取这种途径来进行仲裁调解的话，法院是不可以参与其中的;还有一种途径就是依赖仲裁机构进行调解，由于强制性特点比较明确，所以说在解决纠纷的时候效率更高，仲裁效果更好。
1.3仲裁的地域实行专属管辖
在土地经营纠纷仲裁的相关法律法规当中明确的指出，在进行仲裁申请的时候不能超出一定的地域限制来进行，也就是说，我国在进行土地经营纠纷仲裁的时候所应用的是一种专属地域的管辖机制，如果超出这个地域的话，那么仲裁便无法继续进行［3］。
1.4仲裁有显著的行政公益性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当中的相关规定来看的话，在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进行处理的时候，离不开仲裁委员会的参与，而仲裁委员会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其行政公益性，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既包括相关部门的代表人物，同样也包括有不低于人员总数1/2的农民，在进行纠纷处理的时候往往要遵循低成本的原则来加以进行，在进行纠纷问题具体处理的过程当中，不可以随意地进行费用的收取，并且政府财政部门需要主动地对仲裁的费用加以承担，从本质上来看的话，仲裁机构是不以盈利作为主要目的的，而是体现出为人民服务的特点［4］。
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需要改进的问题
2.1在模式构造方面的问题
就我国当前的仲裁解决来看的话，常用的模式有普通型和行政主导型这两种主要的仲裁模式，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区别的，普通型的仲裁模式其民间色彩是比较重的，在进行纠纷解决的时候往往比较重视土地承包纠纷当事人的主要意见，而行政主导型则是以行政机关为主，法律强制性的特点比较突出，根据这两种仲裁模式的特点不同，它们的具体应用事件也是存在着不同之处的，由于在进行仲裁的时候没有针对土地纠纷的特点来选择适当的仲裁模式，所以说直接导致了仲裁效果的降低，因此说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需要遵照仲裁模式的差异性来进行适合的选择，就两者之间的性质来看的话，普通型仲裁模式的民间性质比较突出，相关仲裁结构和仲裁程序也会缺乏严谨性，在进行具体仲裁处理的过程当中，需要对当事人的意愿进行更加重要的考虑，尽可能地降低纠纷双方所产生的冲突，而行政主导型的仲裁模式其行政性质是比较突出的，在仲裁程序方面也相应的更加严谨一些，在进行仲裁的时候不必将纠纷双方的意愿都加以考虑，只要一方提出了仲裁申请，那么就要按照相关的程序来依法进行，为了更好地达到仲裁的效果，在进行事件处理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更加适合的方式来进行［5］。
2.2在基本原则方面的问题
在针对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进行仲裁的过程当中，只有按照相关的原则来进行才会更加顺利有效，首先来说在进行纠纷仲裁的时候需要遵循便民利民的原则，因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纠纷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最广大的农民群众的问题，农民就是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农民的经济水平和文化水平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低的，所以在面对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的时候也很难进行妥善的处理，因此说仲裁机构在进行处理的过程当中要从农民自身的发展特点出发，遵循着便民利民的原则来加以进行。其次还要遵循低成本高效率的原则，因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来看的话是比较低的，因此仲裁机构在进行工作的过程当中需要从农民的实际经济状况出发，尽可能地降低仲裁的成本费用，这样一来才可以切实地体现出为农民发展服务。
2.3在程序设置方面的问题
对于我国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来说，它的受案范围也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由于我国的土地所有权是归国家和集体所有，所以说承包土地所有权的权属争议在法律上并不属于仲裁的问题，但是为了能够妥善的进行土地问题的解决，就相应的进行了法律的制定，一般来说在进行纠纷仲裁的时候要对农民的意愿加以尊重，但是在实际的实践过程当中，也往往会存在强制仲裁的行为，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需要逐渐的对强制仲裁的形式进行调整纠正［6］。
土地纠纷常见问题篇3
内容提要:涉农信访在整个信访总量中所占比重最大，其基本上以农地纠纷为内容。以保障农民自治为己任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实施过程中被误用或滥用，这成为诸多农地纠纷的作俑者。法院面对农地纠纷止步不前，农民转而求诸信访，但信访无法亦不应该成为解决农地纠纷的主要渠道，信访不能代替司法。信访工作当前面临制度困境与功能异化的现状，要从确厘定其与司法的关系出发，使回归本位，并发挥最大功效。
一、问题及研究背景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首次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1931年4月2日，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又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些论断已经成为指导法律、政策制定及开展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不可否认，当今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当中，在这场持续、激烈的变革中所出现的诸多问题，在人类文明史上并无现成经验可供参考。由此决定了当下中国学术界更应该眼睛往下看，深入中国社会调查研究，直面现实的中国问题，构建问题之中国理论体系和研究进路，进而有所作为。历史一再证明，真正懂得中国国情的人，才能获得对中国事务的话语权。
目前中国最大的国情在于农村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且发展不均衡，农业、农村和农民是一个关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根本性问题:农村土地征收问题、户籍制度对农村发展的制约问题、农村的粮食生产安全问题、取消农业税所引发的农村利益再分配问题、农民的贫困与社会保障问题、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及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农业抛荒问题以及农村集体资产流转等皆属于此范畴。www.133229.Com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其在不断的积压下将严重威胁社会稳定，进而威胁党的执政地位。研究表明，从信访作为反映社会矛盾的这一窗口来看，由“三农”引发的信访问题在社会矛盾数量中占有绝大比重，如果“三农”问题解决得不好，其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甚至将成为中国未来维稳道路上的主要障碍。[1]对此，有学者亦曾言:“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农民信访问题解决了，信访问题同样也就解决了一大半。”[2]在“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的大背景下，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经济，成为政治生活的两架马车，二者互为表里，共同构成各级政府工作的主要内容。
并非所有的“三农”问题都会导致信访事件并影响社会稳定。事实上，只有那些关涉农民切身利益，在既有的司法体系中无法得到救济或救济不到位，农民集中通过非正常信访来表达不满甚至愤慨的问题，才可能影响社会稳定。[3]在这些问题当中，围绕农村土地而发生的争议是重中之重。[4]当前，由农村土地纠纷引发的众多涉农信访问题已经成为维护社会稳定所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并引起最高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关于当前形势下进一步做好涉农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37号)第10条指出:“要结合当前形势，认真做好农村涉诉信访工作，努力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涉诉信访案件的发生。”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及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今天，我们必须直面以农村土地纠纷为主要内容的涉农信访问题，分析农地纠纷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此化解涉农信访矛盾，维护农村社会稳定。[5]
本文以课题组在北京实地调研所得素材为依托，但本文的研究方法仍然注重于对现行法制及其运作的分析，采解释学的进路，对根据课题组调查所得的农地纠纷进行类型化处理，特别是针对主要的农地纠纷，提出法律上的解决方案。本文不打算细究信访体制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也不涉及当前维稳体制问题。本文研究解决主要农地纠纷的法律对策，是为了通过法律手段消解因农地纠纷而产生的矛盾甚至上访。此种法律对策无论是对于法院的判决，还是对于信访工作部门有关处理意见的出具，都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因为，本文研究的法律对策是从现行法制解释出来的结果。在依法治国成为治国理政根本方针的前提下，在依法办事成为基本共识的基础上，这种法律对策将能够很好起到息诉与息访的作用，并具有在化解矛盾上的终局意义。
二、农地纠纷与涉农信访
(一)农地纠纷之一:“新老户”
在农村，由于人口流动，会发生外村人(新户)加入本村落户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新老户之间会因权利义务不平等而发生纠纷，即俗称的“新老户”问题。一般来看，根据加入时的政策以及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委员会的决议，新户通过缴纳一定的“集体份子钱”等方式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并约定今后与老户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面对高昂的征地补偿款分配，新、老户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引发了大批涉农信访。下文将以在北京市怀柔区北房镇北房村发生的一起群体性诉讼案件为分析样本。这个案件涉及到41户村民，人数上百人，怀柔区法院为此做出了41份判决书。[6]此类案件处理稍有不慎，很可能引发重大的群体访或群体性事件。下面举一例说明[7]在该案中，原告于忠奎、吴春芹、于珊系1998年1月1日前入户北京市怀柔区北房镇北房村的非政策性搬迁户。2004年9月18日，北房村委会、合作社公告:凡1998年1月1日以前来我村入户的人员(政策搬迁的除外)，已经将承包土地交回户口迁出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必须按每人补齐5000元集体积累后方可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否则不能享有。2005年1月28日，原告按上述规定，向被告缴纳了5000元积累款后，原告取得了每人0．7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2006年6月28日，北房村召开社员代表会通过民主程序形成决议:1998年1月1日以前来北房村入户的人员，已经将承包土地交回迁出村集体经济组织，并按北房村规定交齐5000元入户费，可取得每人0．7亩口粮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不享受每人0．7亩以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确利(确利款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每年的土地收益情况，每年定期向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放的村集体土地收益)。二被告依据该社员代表会决议，不再向三原告发放2006年及以后的确利款。而北房村其他老户则于2006年、2007年、2008年分别享受了每人610元、990元、810元的确利款待遇。三原告于2009年4月21日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按照老户的标准给付相应的确利款。
法院认为:2004年北房村委会、合作社所属土地确权领导小组以入户表决方式，制定了《北房镇北房村推进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和流转方案》(以下简称《确权和流转方案》)，并就全体村民关于1998年1月1日以前落户北房村人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及《确权和流转方案》的公决结果上报北房镇政府，之后北房村党支部、村委会、合作社亦联合向北房村村民公示公告书。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7条的规定，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参加，或者有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上述《确权和流转方案》经入户表决通过，取得了超过法定人数的村民的认可，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
三原告系1998年1月1日以前入户北房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依据村委会、合作社的公示公告书，交纳了入户积累，具备了享有该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资格。根据上述方案，其权利既包括确地权也包括确利收益的分配权，且2006年6月5日，村委会、合作社制定的《北房镇北房村关于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确利分配办法》，确定了以北房村1998年1月1日二轮延包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时间及取得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人员作为该村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确利的范围。根据该分配方法，三原告理应享有确利款。2005、2006、2007、2008年北房村确利款的发放，亦是依据《确权和流转方案》进行的，2006、2007、2008北房村委会、合作社未发放给三原告确利款，侵害了三原告的合法权益。
北房村委会、合作社认为，按照北房村2006年6月28日的社员代表会议决议，三原告不享受每人0．7亩以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确利。因该决议内容与《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积极推进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和流转的意见》及《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关于积极推进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和流转的意见》中“已将承包土地交回户口迁出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并按照现户口所在地集体经济组织的规定缴纳了集体积累，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讨论同意后，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政策精神相违背，也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5条“村民委员会应当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及第20条“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的规定不符，故不能据此否定经入户表决形成的《确权和流转方案》。二被告依据北房村2006年6月28日的社员会决议不向原告发放确利款的行为不妥，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9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北京市怀柔区北房镇北房村村民委员会及被告北京市怀柔区北房镇北房村经济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原告于忠奎、吴春芹、于珊2006年至2008年的确利款共计7230元。
本案关键问题在于，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社员代表大会的方式，经过民主表决，认为不应该给新户分得与老户相同的确利款，此种行为是否合法?其引申的问题是:法院能否撤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如能，则撤销之后，应当如何处理:直接改判抑或责成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重新表决?此涉及到一项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即如果法院纠正村民大会的决议，是否干预了村民自治，使村委会自治法流于形式?
(二)农地纠纷之二:“衍生人口”
“衍生人口”问题主要是指，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大会通过民主决议方式决定，将征地补偿款按照村集体经济组织原有人口分配，而对于新生的人口不予分配，由此在新生人口与原有人口之间引发征地补偿款分配不均的矛盾甚至冲突问题。北京市在2004年普遍进行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但是在确权后实行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对农民的影响非常大。根据此政策，在一轮土地承包经营期内，农地不得调整，这与《物权法》的规定是相契合的，但是在30年的耕地承包期内，特别是在2008年以后实施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不变的政策后，很容易产生“衍生人口”的问题。农民家庭一般会因为婚嫁、生育等产生人口上的变动，而且一般是增加人口。“增人不增地”的政策导致农民家庭人口增加而承包的耕地，或者在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以后的补偿款分配上却没有得到相应增加的矛盾。对这部分新增加人口而言，由于丧失了土地资源作为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因而情绪极为不稳定，并导致经常性上访，要求政府解决这类问题。对于这类案件，可以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讲礼村案件为例。[8]
这起案件的基本案情如下:2004年8月1日，昌平区小汤山镇讲礼村根据相关政策及法律规定采取确权确利方式落实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向全村符合条件的村民进行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确利登记，并核发了证书。原告系该村2004年8月以后出生的村民，后经其所在的昌平区小汤山镇讲礼村经济合作社进行登记，确认其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成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007年前后，讲礼村委会将村内土地进行合作开发进行新村建设，并由此获得了一定数额的土地补偿款。针对该款项的分配方式，村集体内部成员产生争议，后由被告多次征求村民意见，并组织村民代表及党员进行表决，结果一致同意按照该村2004年8月1日登记的确权确利人数分配该土地补偿款，每人分得33550元。
对此，原告等部分村民因其确权确利登记发出生于2004年8月1日后，不符合被告通过表决程序确定的分配条件，未能获得分配款项。为此，原告等人些后向昌平区小汤山镇政府及昌平区政府信访部门提出信访意见。信访部门答复为，讲礼村委会虽经细致的民主程序决定分配方式，但其结果明显有悖于市委、市政府《关于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和流转的意见》，区政府《关于印发昌平区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占用收入管理使用暂行办法的通知》及《小汤山镇讲礼村土地确权方案》的规定，将2007年土地出租补偿款按2004年7月31日确权人口进行分配显然是不妥当的，认为应当将讲礼新村土地补偿款纳入2007年土地收益收入，并按2007年土地确权人口进行分配。针对上述信访答复意见，被告并未再次组织进行民主方式修改分配方案，原告等人遂提起本案诉讼。
法院认为，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共同所有。本案双方诉争的土地补偿款实际系土地使用权出让获得的土地收益款，双方争议焦点在于，村集体通过土地使用权出让获得的土地收益款项分配方案是否合理。为此，应当审查土地补偿费收益分配方案中涉及诉讼主体收益分配权的内容是否公平合理，是否合法有效。具体讲，应当按照我国法律及相关政策的规定确定，对农村集体组织土地收益款分配方案应按照以下原则进行审查:
首先，应当符合民主议定程序的原则。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是村民实行自治决定重大事项的机构。其讨论土地收益款分配和各项村务事项的决定、决议必须遵循《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9条所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做到程序合法。
其次，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则。农民集体所有权的主体是通过一定组织形式整合的全体农民集体成员，一定范围内的全体农民集体成员通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方式对集体所有财产的使用、分配作出决策，形成集体意志，这就是法律赋予的村民自治权。土地收益款分配方案是村民行使自治权的体现，在充分尊重村民自治权的前提下，村民成员收益分配的确定应当平等合法。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所作出的收益分配方案等决定、决议不仅应符合民主议定程序，其在内容上必须合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0条第2款亦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否则，应认定收益分配方案无效。
最后，应当符合村民待遇平等的原则。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属于村民集体成员共同所有。所以，来源于农村集体组织所有的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收益，属于全体村民。土地补偿费的分配，如果没有法律的特别规定，就应由享有村民待遇的全体村民共同平等参与分配，即基于集体组织成员资格而分配的土地补偿费就应当均等，不能以权利义务相一致为由对不同的人差别对待。
综合上述，原告通过确权确利登记成为讲礼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一，依法与该村其他成员一样享有同等权益，该权益不允许也不能够任意由当事人的多数表决加以剥夺。虽然被告讲礼村委会在款项分配前后组织实施了民主议定程序，但是作出的决议即土地收益款的分配方案却对原告及其他部分已经被确认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员不予分配，该方案侵犯了原告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获得同等收益分配的权利，该方案不利于维护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的稳定，应予纠正。鉴于原土地收益款分配方案系被告组织进行民主决策程序作出，故纠正途径亦应通过被告通过民主程序予以纠正，以符合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由此，原告的请求已有相应合理救济方法，故本院对于原告直接诉求给付土地收益款的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与怀柔区北房村案件案情较为类似，因为“新户”与“衍生人口”在这种案情下，法律地位是相同的。[9]但不同的是，在怀柔区法院的判决中，法院直接判令村委会给予原告确利款;而在昌平区法院的判决中，法院认为确利款的分配应当通过民主程序决定，法律只能纠正违法的民主决议结果，而不能代行民主程序直接判令村民大会给予原告确利款。这两份不同的判决书，反映了当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对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存在理解分歧，而这些重大问题的存在恰恰又增加或激化了本已十分棘手的农地纠纷与涉农信访矛盾。
(三)以农地纠纷为主的涉农类信访问题日趋严重
当前，涉农信访量一直高位运行，并且持续攀升，对农村社会稳定之维护极为不利。以课题组在北京市调查所得的数据为例，即使在城市化程度如此之高的北京，“三农”问题在全市信访总量中仍然占有很大比重，排在各类信访问题的第三位，“三农”问题所引发的群体访更是排在第一位。这些涉农信访主要围绕着征地补偿款的分配、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和集体资产的处置而展开。由于这些问题皆与农村土地密切相关，故涉农信访绝大部分是以农村土地为议题的。[10]根据北京市信访办公系统提供的数据，近五年来北京市涉农类信访从数量上看呈递增趋势，涉农类信访受案量从2006年的3279件上升到2010年的5263件。
表1:近五年来北京市全市涉农信访类数据统计表
年份20062007200820092010涉农信访类总量(件)32793949440244835263
表2:近五年来北京市涉农类信访来信、来访数据统计表年份信访量总计来信合计来信比例来访合计来访比例20063279249976．21%78023．97%20073949309878．45%85121．55%20084402369583．94%70716．06%20094483376383．94%72016．06%20105263450085．50%76314．50%
表3:北京市近五年来来访分类统计表年份来访总计个体访集体访重访重复个体访重复集体访200678059518523570200785160824350667200870756913845935200972056415649949201076356220184460
需要说明的是，此数据来源于北京市信访办公系统中按内容分类的数据，其中的涉农信访类总量包括来信、来访，此办公系统根据信访的内容将信访划分为19类，但其对涉农信访范围的界定较为严格，将其他一些涉农信访归于社会建设类、拆迁安置类、历史遗留问题类等，因而其数据统计显示涉农信访类总量较少。通过我们的调研实证考察，涉农类信访的总量远不止上述统计的总量。因为，因征收、拆迁、集体资产处置等亦在涉农类信访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表2显示，近5年北京市涉农信访，来访总量较少且其基本呈递减趋势，但涉农信访中非常态化来访逐渐增多。表3的数据显示，近5年来北京市涉农信访中个体访从数量上看，其占涉农信访总来访的较大比重，且其变化不大、表现较为平稳。但总的来看，非常态化来访，从数量上看逐渐增多，尤其是重复访表现得不稳定、不具有规律性，这给基层涉农信访工作的展开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通过调研课题组发现，一些农村因政策落实不到位或者政策的不稳定而产生的集体访，如果在基层无法得到有效的处理，容易引发越级访;一些村民因历史遗留性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坚持长期访;还有个别信访人为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通过极端手段上访。集体访、重复访和极端访等非常态化来访是涉农信访工作部门和信访工作人员目前所面临的一大难题，此类信访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容易激化社会矛盾，进而引发一系列具有综合性的社会问题。
三、村民自治与农地纠纷
(一)如何理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1．村民委员会与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为了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群众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宪法而制定的法规。该法第10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及其成员应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遵守并组织实施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执行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决议，办事公道，廉洁奉公，热心为村民服务，接受村民监督。”[11]由此可见，村委会是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决议的执行者，村民大会类似于股东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类似于股东代表大会，村委会类似于董事会。[12]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4条全面规定了村民会议的权力范围:“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员及补贴标准;(二)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三)本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和筹资筹劳方案及建设承包方案;(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由此可见，凡涉及到农地收益、农地承包、土地征收等土地问题，都必须由村民会议决定，村委会不能决定农地问题。此为授权性规定，授权范围之外的事项村民会议不享有权力，但同时亦表明，对于授权范围之内的事项，村民会议具有排他性的权力。因此，村民会议才是引发一切农地纠纷的始作俑者。
综上可知，村民委员会是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涉及农村土地的一切问题，决定机构只能是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而且，人民法院只能撤销村民委员会及其成员的决定，而无法撤销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的决议。
2．政府与村民自治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5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这说明乡镇一级人民政府无法解决“衍生人口”和“新老户”合法权益被侵害问题，因为这一级政府对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只能“指导、支持和帮助”，而不能撤销。因为村一级不是行政机关，其决议不适用行政复议，上级政府对其决议无可奈何。而作为村民会议执行机构的村委会对于乡镇一级政府的“指导、支持和帮助”，是否接受，法律并无明文规定。依据法理，不服从指导、不接受支持和帮助，皆难谓有法律责任承担之后果发生。
另外，《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7条第1款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该条第2款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该条第3款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违反前款规定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36条第1款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事项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上述规定表明，乡镇一级政府主要是为村民自治服务的，村民决议只需报乡镇一级政府备案;即使村民自治过程违反了宪法、法律，侵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该级政府只能责令改正，而丝毫没有采取更强制的措施的权力。相反，如果乡镇一级政府干预依法进行的村民自治，上级政府可以责令改正其干预行为。
通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乡镇一级政府对于村民自治范围之内的事项，如该法第24条所规定的农村土地处置问题，实际上是没有决定权的。“责令改正”后面没有人事与财政权力安排的支持，只能是沦为具文。这说明，如果村民自治成为侵害少数人权利的手段，政府似乎亦如同法院一样，在法律明文规定的制度安排上，是无能为力的。
3．法院与村民自治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7条第2、3款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或者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从上述规定看，如果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违法，或者侵害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只能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而人民法院并无此项权力，这从基本法律的层面说明了法院无权受理此类农地纠纷。
此外，《村名委员会组织法》第36条第1款规定，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成员作出的决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责任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根据这一款，村委会决定或村委会成员的决定，法院享有撤销权。但是，遍查该法，并未发现该法授予了人民法院享有干预甚至撤销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的权力。综合以上两条规定，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在北京市怀柔区发生的“新老户”问题裁判中，怀柔区人民法院直接改判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二)法院能否受理不满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引起的纠纷
1．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两项答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人民法院对农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分配纠纷是否受理问题的答复》(2001年7月9日法研［2001］51号)和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村民因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问题与村民委员会发生纠纷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答复》(2001年12月31日法研〔2001〕116号)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之间因收益分配产生的纠纷，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当事人就该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只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的上述两项司法解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之间因收益分配产生的纠纷，法院应当受理。须注意，这两则司法解释适用的情形是村经济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纠纷，而非成员之间的纠纷。而在本文上述两则案例中，其纠纷实际上是在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发生的，并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不愿意给“新户”和“衍生人口”分配收益，而是其他的多数村民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这一合法的形式不给此两类特殊人群平等分配利益的机会。一如前述，村委会和村经济经济组织只不过是这一决议的执行者而已，而并非始作俑者。因此，在上述两则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两项司法解释没有适用的可能。
2．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第1条规定: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承包合同纠纷;(二)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三)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五)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对于这一条的理解，有令人费解之处。该条第1款第(二)项“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应予受理”，与第3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是否有明确的界限?如在上述“新老户”问题中:(1)村民会议决议不给原告分配确权确利款，是属于第1款第(二)项规定之情形，还是属于第3款规定之情形?(2)村民大会决议，就征收补偿费用，给“老户”每人8万，给“新户”每人2万，是属于第1款第(二)项规定之情形，还是属于第3款规定之情形?
在第一种情形下，确权确利款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孳息，剥夺权利之孳息，应属于侵害此种权利本身。因为，拥有权利的目的在于使用、收益和处分，此种情形应属于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之收益，自应属于侵害该权利本身。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1款第(二)项，法院应该受理，这也正是怀柔区案件中所指向的事实。但是，遗憾的是，对于调研中发现的怀柔区“新老户”问题则属于第二种情形，由于根据该司法解释第1条第3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法院即拒绝受理此类案件。因此，本项规定非常值得质疑。所谓“土地补偿费”，应是指农村土地被征收或征用之后，由征收或征用方补偿给集体的费用。这部分费用应属于集体内所有成员所有，应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制定分配标准，由村委会执行分配任务。如果村民对分配数额有异议，应属于普通的民事争议，缘何法院不予受理呢?这与兄弟姊妹按份共有的房子被拆迁了，而其中一位就多数兄弟姊妹制定的补偿费分配标准有异议而诉至法院的情形有什么实质性区别呢?难道，兄弟姊妹之间的这种纠纷法院也能不受理吗?
在昌平区发生的“衍生人口”案中，原告系2004年8月1日以后出生的村民，但出生后即获得了村民资格，与其他村民一样，享有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007年，该村一部分土地用于合作开发进行新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收益。村民代表会议认为应按照2004年8月以前的人口来分配收益，于是原告这部分人的土地收益权被剥夺了。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上述的司法解释，这种情况属于哪一类纠纷呢?根据上面的分析，此种纠纷既可能属于第1条第1款第(二)项中所指的“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因为这是侵害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孳息;又可能属于该条第3款规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的情形，而且从文义上说更加符合这一款的规定。但是，法院还是受理并审理了这起案件。由此证明，该条的适用是比较混乱的。
3．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进一步做好涉农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
根据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进一步做好涉农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37号)第7条的规定，按照《物权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等法律、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妥善处理好征地补偿费用分配等纠纷。在审理因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实行差别待遇，侵害当事人利益引发的纠纷案件中，要依法充分保护农村集体成员特别是妇女、儿童以及农民工等群体的合法权益。
这是迄今为止最高人民法院就农地纠纷所作出的最新司法解释。该条明确强调要妥善处理好征地补偿费用分配等纠纷，并针对因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实行差别待遇的案件，指出要依法充分保护农村集体成员特别是妇女、儿童以及农民工等群体的合法权益。这证明，目前实践中因农村土地补偿费用分配不均而引发的问题确实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且在此类案件中，妇女、儿童等“衍生人口”处于弱势地位。
但是，该司法解释并未正视该院前述司法解释以及实践中就此问题所产生的乱象，并未提出技术性的新规定，以终结此种混乱情形。或者，这仍然是最高人民法院尚未觉察到的一个重大问题。
4．2004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
在北京市，法院拒绝受理此类案件最直接的依据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4年12月10日作出的《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京高法发［2005］68号)第8条第1款规定:在土地征用补偿案件中，村民认为补偿费用偏低而起诉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的案件，如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通过民主议定方式形成分配决议，并无截留、扣缴、挪用或分配不公情形的，应裁定驳回村民的起诉。但是，该条第2款又认为，因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对土地征用补偿费截留、扣缴、挪用或分配不公等原因，村民认为没有实际得到补偿费用的，应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为被告。在审理中，有证据证明确有截留、扣缴、挪用或分配不公事实的，村民要求返还收益的，法院应予支持。但在这一款的情形下，由于决议是村委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作出的，因此委会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当然的被告。但是，本文所讨论的两则案例，都是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作出的决议，因此不是上述《指导意见》第8条第2款中所指情形。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起草“京高法发［2005］68号”第8条时对此予以特别说明:“此类案件最难处理的地方就是谁是适格的被告。村民多以村民委员会作为被告。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连续出台了两个《关于村民因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问题与村民委员会发生纠纷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原则上认为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但实际上村民委员会并非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标准的制定者，其仅仅是执行者，并且在其并无截留、扣缴或分配不公的情况下，让其承担责任显然是不合适的，故本意见区分了二种情况。”但可惜的是，这种区分并未提供正确的裁判指引。
根据“京高法发［2005］68号”第8条第1款的规定，如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是以民主议定方式形成分配决议，并无截留、扣缴、挪用或分配不公情形的，应当驳回村民的起诉。这是因为“实际上村民委员会并非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标准的制定者，其仅仅是执行者，并且在其并无截留、扣缴或分配不公的情况下，让其承担责任显然是不合适的”[13]。对此，我们有理由认为:(1)第8条第1款中的“民主决议”，不是村委会内部的民主决议，而是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的民主决议。因为，如果是村委会内部的民主决议，则村委会就是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标准的制定者，当然是适格的被告。正因为此种标准是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制定的，由村委会来当被告才是不合适的。(2)如果村委会在执行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决议的时候，存在截留、扣缴或分配不公的情况，则让其承担责任并无不可。由此看来，从第一点推论来看，由于村委会不是标准的制定者，故其不是适格的被告，但是从第二点推论来看，其却有可能承担责任，则又可能成为适格的被告。因为，是否应由村委会承担责任，取决于其是否有扣缴或分配不公的情况，而判断其是否有如上情况，是必须在受理之后的诉讼过程中才能确定的。而在此项查明“是否有扣缴或分配不公的情况”之过程中，村委会已经是作为被告参与诉讼了。由此可见，依据北京高级人民法院的这一款解释，村委会虽然可以为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顶雷”成为被告，但是，该解释却没有照顾到“谁行为，谁负责”这一基本的法理，难以自圆其说。
5．2005年北京市高级人民《关于涉农纠纷受理问题的指导意见》
2005年5月2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关于涉农纠纷受理问题的指导意见》(京高法发［2005］264号)第1条第8款规定:结婚者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离婚者、丧偶者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情况下，发包方收回其原承包地，结婚者、离婚者、丧偶者起诉要求退还原承包土地，恢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法受理。该规定涉及到了“衍生人口”的农村土地承包权问题，但只解决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即如果没有取得新的承包地，原有承包地退回诉讼可以得到受理;并未赋予新娶进来的媳妇或者入赘的姑爷在本村不能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时起诉的权利。[14]
“京高法发［2005］264号”第2条第1款规定:村民对村民会议就农村集体财产收益形成的决议、分配方案不服，起诉要求确认决议、分配方案无效或撤销的，不予受理，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除外。该条第2款规定:集体财产收益分配的决议、方案，经村民委员会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因分配决议、方案的履行而起诉的，依法受理;没有分配决议、方案而起诉要求分配集体财产收益的，不予受理;认为分配决议、方案没有给予平等的村民待遇，起诉要求享受平等待遇的，不予受理。从这两款看，“新户”因承包地被征收而产生少分补偿费的问题，北京市的法院无法受理此类诉讼。
6．综合分析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诸多类似的案件，当事人起诉到法院，法院多以此系村民自治的范围，法院无权受理为由拒绝受理，由此酿成规模较大的群体访，极大地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根据上述分析，不管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还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对于村内多数成员利用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等合法形式作出决议，就新增土地收益(主要是土地被商业利用后所产生的补偿费)分配，侵害小部分“新户”、“衍生人口”等村民利益的案件，多数法院倾向于不受理，少数如本文所列两则受理的案件，也存在在法理上无法自圆其说，判决说理混乱的状态。[15]此种问题之所以存在，一方面是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司法解释时，未对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形进行准确界定;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法院在所谓的村民自治面前止步不前，认为农村土地补偿费用分配是村民自治的权力范围，法院无权干涉。况且，针对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也无法明确谁是被告，难以满足《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受理条件。如果面对大量的此类案件，法院向当事人关起来救济大门，那么可想而知，群体性的上访潮必将汹涌而至，其后果自不容乐观。
(三)政策分析:2004年北京市《关于积极推进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和流转的意见》
2004年北京市《关于积极推进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和流转的意见》(京发［2004］17号)第3条规定: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户依法享有的权利，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阻止。不得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农户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或变更土地承包合同。在这条规定中，特别值得注意到是，其强调了“不得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农户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或变更土地承包合同”，这在政策层面明确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多数人暴政”，侵害他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深刻理解这一政策依据，对于处理上述案例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该意见还在第4条规定，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人员，拥有集体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各地区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可以参照下列条件确定:(1)一轮土地承包时，已经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及其衍生的农业人口。(2)按照市政府制订的有关政策进行异地搬迁的水库移民、强泥石流易发区和采空区移民以及其他政策性移民。(3)上述两类以外的农业人口人员，已经将承包土地交回户口迁出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并按照现户口所在地集体经济组织的规定缴纳了集体积累，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讨论同意后，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未履行前述条件的，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户口迁出村的具体情况，协商解决。这也是“新户”与“衍生人口”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孳息的政策依据。之所以要强调“新户”与“衍生人口”利益保护的政策依据，是因为对于农地纠纷的处理，在实践调研中我们发现，村民、村干部和乡镇干部首先想到的是政策依据问题，而不是法律。这是由农地纠纷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我国法律也对政策的作用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民法通则》第6条)。事实上，对于上文所举的两则案件而言，两地法院判决歪打正着，其直接的依据便是采信了上述北京市政府平等保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政策。但是，这种以政策压倒法律的做法，显然又与基本的法治精神背道而驰。
四、以农地纠纷为主的涉农信访所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一)良法缺失与信访制度困境
根据本文第二节的分析，由征地补偿分配不均而产生的“新老户”与“衍生人口”问题是当前农地纠纷中较为典型的类型，而围绕农地纠纷而引发的信访则占涉农信访的绝大比重，而且日趋增多，情况不容乐观。根据本文第三节的分析，以确保村民自治顺利实施为己任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际上成为村内“多数人的暴政”的法律依据，而最高人民法院及下级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又在所谓的“村民自治”面前却步不前，从而导致在实体法上少数人群的农地权益被“合法”侵害，且诉讼无门，唯独走上无止境的信访之路。这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是不正常的现象。因为，法治必须首先是良法之治，如果允许他人通过“合法”手段剥夺本应属于自己的财产，此种法律就一定不是良法了。于是，由于“良法缺失”，法治之路堵塞，农民不得已而求助信访来解决问题。但是，走向无止境的信访之路，是否就是法治之路，是否就能最终解决此类纠纷呢?这就需要审视，在现行制度安排下，信访究竟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从《信访条例》第6条第2款来看，信访工作机构被定位于一级人民政府的事务性机构，而非拥有行政管理权能，且具有独立行政主体资格的行政机关。[16]它代表人民政府受理人民的来信、来访，是“窗口”部门;而在行政组织架构中，它则是人民政府与各职能部门的连接点，负责将人民的来信、来访交办、转送给各职能部门，实行信访“归口管理”，并督促检查其办理。很显然，信访部门并不直接处理信访事项。在特殊情况下，信访机构虽以承办“上级和本级人民政府交由处理的信访事项”，但其前提是获得了各级政府的授权。因此，就规范层面上而言，信访机构的职责仅限于受理、中转、督办、提供决策建议等，其本身不具备独立办理信访事项的资格，相应地，其也无法拥有独立办理信访事项的各种资源支撑。落实到实践中，要求信访机构妥善处理信访事项，是对它的苛求，信访机构当然无法承受其重。
(二)“倒逼机制”与信访职能的异化
在当前的信访体制下，由于一味强调“将问题解决在基层”，并辅之以在政绩考核、人事提拔等方面的信访否决制度，使得中国信访在体制内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17]进而造成农民对通过信访解决问题存在过高期望，[18]而实际上诚如前文所述，信访在制度安排上并无此种能力，于是便在访民与基层信访机构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紧张的关系。实践中，信访机构不具有解决实体纠纷的事权，主要依赖做思想工作、安抚上访人等软性方式来缓解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信访机构作为“无钱、无剑”亦无法“独立”的中间人，自是很难解决那些长期积压且矛盾冲突激烈的信访问题。
由于缺乏制度上的正当性，且在“倒逼”机制这种非制度化压力下，基层信访机构因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往往对个别信访群众在法律规定以外给予特殊帮助，“花钱买平安”、“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成为普遍的工作方法。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得到额外好处的信访人往往在得到实惠后，并不安分守己，息事罢访，相反，他们不仅借此向其他信访群众进行“经验交流”，而且变本加厉地索要更多利益。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这类相关案例非常之多，例如，在海淀区四季青乡，个别拆迁户在已得到了非常优惠的补偿后(与同等拆迁户相比)，仍不满足，通过缠访、闹访等手段迫使基层乡政府再给予一定补偿，这直接引发了其他访民的利益最大化的欲望，同时还激发了潜在访民上访的可能性。在北京，还有个别访民选择奥运会、两会期间等重大政治事件发生的时候上访，政府为了维护稳定的需要，对其进行特殊帮助，这亦给其他访民做出了错误的价值导向。此种非制度化的“优惠政策”在实践中备受诟病，囿于人、财、物的有限性，基层政府常常疲于应对。
面对上级与访民的双重压力，除了采取给访民很多“优惠待遇”这种非制度性措施之外，很多基层政府信访机构还逐渐突破《信访条例》第6条给信访职能部门所设定的职权范围，在“地方”建立了信访问题解决的实体机构。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基层信访部门已经组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构，将信访办与之合署办公，实际上“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此种机构的设置及其运作，具有吸收民间调解组织职能的倾向。北京市怀柔区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典型，其已经完成了“三调对接”(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该矛盾调解中心要求区各重要政府职能部门都在该中心设立办公席位，每天派人值班，以便协调为访民及时解决问题。由于公、检、法及政府职能部门都在现场办案，使访民有效避免了被“踢皮球”的遭遇，并简化了一切繁琐的程序，直接追求“实质正义”，使问题能获得快速的终局解决。因而，访民普遍认为，来调处中心几乎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如此，信访由“中转”部门变成了实体问题的“终结者”，信访“类司法化”使信访职能挣脱了现有制度的藩篱而发生了异化。
(三)信访与司法关系的厘定与涉农信访问题之出路
“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信访产生于权利救济与纠纷解决机制缺乏的时代背景之下。”[19]1951年《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正式确立了新中国的信访制度。在信访制度设立之初，政治沟通是信访工作的主要工作定位，信访工作注重的是“问题处理”和“群众监督”。尽管这一时期的信访工作也涉及到个别的、具体的纠纷解决工作，但是“问题”和“意见”是信访工作的主要内容。自20世纪80年代起，信访的信息传达、政治参与功能逐渐让位于纠纷解决功能，尤其是最近十年来，信访在我国的纠纷解决系统中已经成为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一如前述，在某种意义上，现阶段一些信访机构通过与各地最高权力的联系，功能发生异化，事实上走向“超级法院”的通道，甚至本身就扮演着“超级法院”的角色，成为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部分，甚至成为最终的纠纷解决机构。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氛围下，信访的“类司法化”获得了政治上的高度认可，人民群众也在一定程度地享受着此种非程序化的便捷解纷通道带来的“实质正义”的好处，并且，社会各界亦似乎对其积极作用乐见其成。但是，从制度理性的角度言之，我们仍然需要追问，此种信访功能异化的背后是否有足够的法理依据与规范依据?
无疑，终局性的纠纷解决权力应为法院所独享，我国《宪法》第12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从国家权力配置角度言之，此即为排他性的授权性宪法规范。对于信访部门行使纠纷解决的终局权力，在宪法和基本法律层面皆无依据。对于信访机构与访民通过签订协议约定，通过信访解决后的问题不能再起诉的做法，也无法找到法理依据;法院以此“息诉罢访协议”为据，拒不受理访民事后反悔的诉讼，更是于法无据。既如此，我们不得不反思，在充分重视信访功能的当下，信访是否仍然还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对此，从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出发，我们认为，在宪法和法律没有修改之前，法院与信访还是应该各司其职，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开展协作，方能实现彼此的最大互补功能，共同构筑社会稳定的安全阀。
中国自清末变法百年来，一改两千年以来传统礼、刑并行的社会治理模式，转而求诸法律，可谓国之大幸。嗣后，虽历经沧桑，但依法治国已经写进《宪法》(第5条)，法治已经成为共识，成为常识。但是，深入农村调研的时候，我们所见所闻告诉我们，常识仍然需要言说。因为，法治在基层并未成为政府与人民的行为方式。“有事找政府”、“信访不信法”的思维方式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酿成了一拨又一拨的信访潮。诚如本文所分析的，像农地纠纷这样的当前农村社会主要矛盾，信访不是解决问题的终局之策，因为社会纠纷必须诉诸具有中立性和终局性的司法裁判，法院才是社会冲突解决的主战场。信访只能是司法的补充，在当前中国国情之下，信访作为司法补充的多元纠纷解决方式之一，是有着现实必要性的。但是，我们仍然需要“送法下乡”，需要对农地法律进行深入的法解释学研究，分析问题的解决出路，找出法律混乱和漏洞所在，使其不断完善，成为群众解纷的可靠依据。我们的法院更应该吃透法律，依法积极作为，而不应推诿了事。如此，才能使得“法院的归法院，信访的归信访”[21]，信访不再迷失方向，而在法治的轨道上发挥其应有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注释:
[1]参见北京市信访矛盾分析研究中心与北京市领导科学学会:《关于对北京市十年来信访特点及发展趋势的研究》，2010年11月。
[2]李昌凤:《转型时期农民涉法信访问题探析》，载《人大研究》2005年第1期。
[3]根据朱芒的统计，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将维护“社会稳定”作为立法目的之一的有:《武装警察法》第1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1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条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序言部分)等法律;将维护“社会稳定”设置为政府责任的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8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条;将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程度规定为法律事件的构成要件的有《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28条第2款。将破坏“社会稳定”规定为行为后果程度要件的有《邮电法》第37条第3项。从明文规定的内容和方式来看，《邮电法》第37条第3项的“社会稳定”概念或许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8条的“社会稳定”概念的规定较为相近。参见朱芒:《什么是或者不是“社会稳定”———(2010)沪二中行终字第189号行政判决评析》，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4]从国家制度建设层面看，有学者指出:“对于一个农民大国来说，恐怕没有任何制度的重要性可与土地制度相提并论。”靳相木:《中国乡村地权变迁的法经济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5]近年来，信访工作成为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2007］5号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众性事件联席会议(关于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意见)等三个文件的通知》(中办发［2009］3号)及《中央政法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9］22号)。
[6]参见如下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怀民初字第02193号，(2009)怀民初字第02206号，(2009)怀民初字第02207号，(2009)怀民初字第02208号，(2009)怀民初字第02209号，(2009)怀民初字第02210号，(2009)怀民初字第02211号，(2009)怀民初字第02212号，(2009)怀民初字第02217号，(2009)怀民初字第02222号，(2009)怀民初字第02223号，(2009)怀民初字第02224号，(2009)怀民初字第02280号，(2009)怀民初字第02387号，(2009)怀民初字第02388号，(2009)怀民初字第02389号，(2009)怀民初字第02390号，(2009)怀民初字第02161号，(2009)怀民初字第02181号，(2009)怀民初字第02183号，(2009)怀民初字第02184号，(2009)怀民初字第02185号，(2009)怀民初字第02186号，(2009)怀民初字第02187号，(2009)怀民初字第02188号，(2009)怀民初字第02189号，(2009)怀民初字第02190号，(2009)怀民初字第02191号，(2009)怀民初字第02192号，(2009)怀民初字第02194号，2009)怀民初字第02195号，(2009)怀民初字第02196号，(2009)怀民初字第02197号，(2009)怀民初字第02198号，(2009)怀民初字第02199号，(2009)怀民初字第02200号，(2009)怀民初字第02201号，(2009)怀民初字第02202号，(2009)怀民初字第02203号，(2009)怀民初字第02204号，(2009)怀民初字第02205号。
[7]北京市怀柔区民事判决书(2009)怀民初字第02193号。
[8]参见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如下民事判决书:(2009)昌民初字第10458号，(2009)昌民初字第10457号，(2009)昌民初字第10456号，(2009)昌民初字第10455号，(2009)昌民初字第10454号，(2009)昌民初字第10453号，(2009)昌民初字第10452号，(2009)昌民初字第10451号。
[9]此类人群的法律地位问题实际上是农民集体成员资格认定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韩松:《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的明确性探析》，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1期;高飞:《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之民法构造》，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4期;高飞:《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立法的价值目标与功能定位》，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6期。
[10]参见陈小君、高飞、耿卓等如下系列论文:《后农业税时代农地权利体系与运行机理研究论纲———以对我国十省农地问题立法调查为基础》，载《法律科学》2010年第1期;《农村土地法律制度运行的现实考察———对我国10个省调查的总报告》，载《法商研究》2010
年第1期;《农地流转于农地产权的法律问题———来自全国4省8县(市、区)的调研报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这些调研报告都详细指出了目前在中国农村广泛存在的农地纠纷样态及其在农村社会纠纷中所占巨大比重。
[11]学者认为:“村民自治就是农村特定社区的全体村民，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依照民主的方式建立自治机关，确定行为规范，办理本社区内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村民自治应当包括如下要素:自治的法律依据、自治体、自治机关、自治权和自治行为规范。”崔智友:《中国村民自治的法学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类似的描述性定义，参见徐勇:《中国农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页。
[12]在村民自治的组织体系中，村民会议是村民自治的最高权力(一种公共权力)机关，它可以依法决定其他自治组织包括村民委员会、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小组的组织形态，是其他自治组织的产生源泉，同时，它也是村民自治的意思机关，享有最高的自治决定权。参见周叶中、韩大元主编:《宪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86页。
[13]实践中，北京市即有按照该意见判决的案件，如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07)房民初字第6342号原告刘志歧诉被告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广润庄村村民委员会案。法院认为:原告刘志歧、刘志国、李学芝以补偿款过低为由起诉村委会，庭审中查明，村委会就占地补偿款如何分配问题，于2006年3月19日召开了党员、村民代表大会，党员、村民代表在村民代表大会决议上签字通过补偿方案。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说明》的规定，村民委员会通过民主议定方式形成分配决议，并无截留、扣缴或分配不公情况的，村民仅认为补偿费用不符合法律、政策规定的，应驳回原告起诉。
[14]参见陈小君:《我国妇女农地权利法律制度运作的实证研究与完善路径》，载《现代法学》2010年第3期;高飞:《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困境与对策探析》，载《中国土地科学》2009年第10期。
[15]实践中，有的地方法院即使受理此类案件，也是以村民委员会为被告，诉讼内容多因土地纠纷而起，特别是因农转居、出嫁女、离婚女、新生儿等问题而引起的诉讼。在此类诉讼中被告胜诉率非常低，且存在执行难的困境。参见骆晓明、周庆:《村委会官司缠身现行初探———基于临安市青山湖街道的实证调查》，载杭州市法学会编写:《社会矛盾多元化解决机制理论与实践》，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324页以下。
[16]国务院《信访条列》第6条第2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是本季人民政府负责信访工作的行政机构，履行下列职责(一)受理、交办、转送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二)承办上级和本季人民政府交由处理的信访事项;(三)协调处理重要信访事项;(四)督促检查信访事项的处理;(五)研究、分析信访情况，开展调查研究，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完善政策和改进工作的建议;(六)对本级人民政府其他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的信访工作进行指导。
[17]关于信访“倒逼”机制的研究，参见李芝兰、吴理财:《“倒逼”还是“反倒逼”———农村税费改革前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
[18]参见张泰苏:《中国人在行政纠纷中为什么偏好信访》，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
土地纠纷常见问题篇4
一、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制度现状
虽然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但该法仅仅明确了土地承包经营者和相关人员可以向仲裁机构提出仲裁申请，却并没有明文规定仲裁机构的权力职责范围，也没有列出任何约束仲裁程序执行的明确条文，使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可执行性大打折扣。因此，积极研究、探索农村土地经营承包纠纷调解、仲裁的具体实施方案和方法摆在当前相关政府机关和部门的重要任务。
2006年6月，农业部针对农村土地承包矛盾和纠纷问题通过电话咨询、网络通话等多种方式向社会各阶层人士公开征求解决办法和意见，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法》征求意见稿，采集广益，寻求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最佳解决办法。经过半年时间的对各种方案、意见的研究和讨论，0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法》送审稿编写完成。在此之后的历届政府会议上，陆续有几百件法律草案提请讨论研究，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领导班子对农村土地承包矛盾纠纷问题的高度重视和重大决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法》对仲裁机构的独立仲裁权有明文规定，坚决禁止社会、个人或行政团体干涉仲裁、执法行为的执行。然而，在我国现有的农村经营管理和土地承包纠纷仲裁体系中，行政、仲裁机关合二为一，同时行使行政权和司法仲裁权，严重违背了仲裁机构的独立仲裁原则。农村经营行政管理和农村土地承包司法管理本为两个互不干涉、各自独立工作体系，如果将农村经营管理掺杂在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和调解工作中，则会增加仲裁工作办事流程，延长仲裁执行时间，导致仲裁过程中的人力、物力浪费，使承包方、受让方两方利益受损。财务资源紧缺是我国农业人员普遍面临和亟需解决的问题，而精简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流程，将仲裁机构与行政机构严格划分开，是减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经费的有效途径，从而极大地缓解农村财务压力。
二、如何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制度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作为法外解决手段，应有与诉讼、调解、协商等司法程序相同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仲裁机构是脱离于行政机构管辖的独立单位，虽不完全排除相关政府行政部门的辅助和支持，却必须由仲裁委员会单独负责选举、选聘，行政部门机关坚决不得干涉其人事决定。
上世纪末，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共同下发《关于在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通知》，并颁布《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提出加强农村村务公开工作并扩大村务公开范围，财政部提出，尤其要严格要求农村财务公开的执行和管理，建立健全农村村务、财务公开管理工作系统。在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中，务须加强对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过程公开管理，实现仲裁信息透明化，向承包方、受包让方公开调解、裁决、处罚情况，保障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的顺利进行。
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农村土地经营承包纠纷仲裁案例中，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的矛盾和纠纷占了较大比例。随着我国各项生物、环保、水利工程的实施，退耕还林、退耕还湖等工作广泛开展，因此，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显得尤为重要。承包期限内举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承包方应将承包土地交还发包方，对于已经领有林权证的退耕还林承包方，不给予土地确权登记。而对于以家庭农场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形式承包土地的承包方，如承包代表人由于死亡或丧失民事能力等原因无法亲自进行土地经营权确认，则由家庭成员或合作社人员推举出一人代为办理确权登记。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无法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先进水准，大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无法得到有效保护。为了抓住土地这根救命稻草，许多农民工返乡向村政府讨要土地，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无法正常、顺利完成交接。因此，应当重视和加强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制度中农民利益保险保障体系的完善和改进，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的农民利益保障管理工作理念，通过地方财政资金的有利支持，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和合理保护，尽可能地为进城务工人员解除后顾之忧。
土地纠纷常见问题篇5
一、基本情况
1、目前，我县各乡镇农村土地承包政
策落实自查工作已全部结束。针对自查、督查中发现的问题，情况较为简单或者纯业务性的，已落实整改措施纠正到位；情况较为复杂的，正研究制订落实整改方案处在纠正之中；情况非常复杂甚至有可能因处理不慎激发更大范围土地承包纠纷的，有待进一步系统探讨解决。
2、从各乡镇上报的自查自纠登记表所反映的情况看，到目前为止，我县权证到户率为93.6％，其中：权证到户率达100％的乡镇3个（××乡、××镇、××镇），权证到户率在95％以上但不足100％的乡镇3个（××乡、××镇、××乡），权证到户率在90％以上但不足95％的乡镇3个（××乡、××乡、××镇），权证到户率只有60％的乡镇1个（××镇）。合同到户率基本与权证到户率持平，个别乡村合同到户率要稍低于权证到户率。
二、采取的主要工作措施
1、健全机构，组织领导到位。市强农惠农政策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工作动员大会一结束，我县县委、县政府领导非常重视，立即成立了强农惠农政策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县监察局。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综合协调组于县纠风办，设农村土地政策督查协调组于县农业局，设涉农资金督查协调组于县财政局。
县农业局在农村土地政策督查协调组的基础上，另行成立农业局强农惠农政策监督检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局人秘股，设土地政策落实情况指导组于局农经站，设惠农资金落实情况自查组于局计财股。
2、制定方案，工作部署到位。我县农业局根据省、市、县强农惠农政策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工作的精神，结合县情及农业部门实际，制定了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指导思想、工作目标、检查范围、检查内容、时间安排、方法步骤、工作要求，特别针对农村土地政策落实自查自纠工作作出了系统的安排部署，确保了工作的重点性、技巧性、完整性、时限性和有效性。
3、宣传培训，动员发动到位。4月10日，我县召开了强农惠农政策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工作动员大会暨业务培训班。参加会议的有各乡镇乡（镇）长、分管农业的副乡（镇）长、财政所长、农业服务中心农经工作负责人，县强农惠农政策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分管领导、工作人员，全县涉农单位分管财务领导、财务负责人等130余人。
会议由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县委农工部长××*主持。会上，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和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分别作了重要讲话，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局长××*宣读了县强农惠农政策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工作实施方案，县财政局长××*、县农业局长××*分别发言，县财政局、县农业局分别就相关工作要求和《强农惠农政策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自查自纠登记表》、《农村土地政策落实情况自查自纠登记表》的填报事项作了讲解。
县动员大会结束后，各乡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乡镇强农惠农政策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并设立了办公室，制定了实施方案，分别于4月13日至4月18日召开了乡村两级干部大会，进行了动员部署和业务培训，落实了工作责任，明确了自查自纠工作时限。
4、开展督查，指导督促到位。为及时督促、指导、掌握我县农村土地承包政策落实自查自纠工作进展情况，我县农村土地政策督查协调组自4月23日至5月5日安排10天时间，对全县各乡镇农村土地承包政策落实自查自纠进展状况开展了工作督查与情况反馈，进一步增强了我县农村土地承包政策落实自查自纠工作的务实性、针对性。
5、及时调度，整改落实到位。5月15日，我县召开强农惠农政策落实自查自纠工作调度会。参加会议的有各乡镇乡（镇）长、分管农业的副乡（镇）长，全县涉农单位主要负责人、财务分管领导，县强农惠农政策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分管领导、工作人员等80余人。
会议由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县委农工部长××*主持。会上，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农业局长、财政局长、各乡镇乡（镇）长、涉农单位主要负责人分别就督查、自查工作开展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下一步工作安排作了汇报。最后，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县委农工部长××*强调三点：一是保持清醒头脑，思想上不能有任何麻痹和侥幸心理；二是保持严谨作风，工作上不能有任何马虎和疏忽地方；三是保持高压态势，开展督促检查不能心慈手软和稀泥。
三、主要经验做法
1、领导2、定期调度。有些乡镇每星期调度一次，一是汇报工作进度，二是针对查找出来的问题进行专题研究，集思广益，制定出台一些行之有效的整改纠正措施，切实
加以解决，促进农村土地承包政策落实到位。
3、上户纠正。有的乡村针对分户登记表、承包合同、经营权证填写不规范的现象，组织村干部上户纠正，并核对落实相互之间数据、信息的一致性。
4、补签合同。有的乡村针对农户承包合同因保管不善丢失较为严重的现象，组织村组干部与农户重新补签合同。
5、现场带动。有的乡镇为了增强农村土地政策落实自查自纠工作效果，将村与村之间的交叉检查转换成召开农村土地政策落实示范村现场会，让事实说话，促进大家对照检查，积极查找不足，以先进为榜样，落实整改措施，真正自纠到位。
四、自查与督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1、领导重视不到位。督查发现仍然有个别乡村主要领导重视不到位，认为土地政策落实不如涉农资金落实重要，开展农村土地承包政策落实自查自纠工作只为应付，查找问题大事化小，整改纠正措施不力。
2、属地责任不落实。部分乡村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处理属地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特别是对省、市、县减负、农业部门转办的群众件调处不力，存在踢皮球的行为，意在矛盾上交。截至目前，仍然有2起省、市农经部门转办的群众件未得到妥善处理，其一是今年3月6日，××镇××村××组村民××*丈夫××*电话上访到省、市农业部门，反映1999年其将土地流转给另一农户××*。2003年其想要回土地自己耕种时，对方却不肯；其二是今年4月11日，××镇××村××组村民××*电话上访到省、市农业部门，反映××村强行将其承包地流转给同组的其他农户。
3、合同、权证未实现100％到户。有些乡村承包合同与经营权证因种种原因（上水片乡镇大多数村组都存在3～5年重新调整承包地的做法，下水片乡镇部分村组存在前述做法，县城周边村组及部分乡镇所在地和道路沿线因土地即将被征用，部分村组因群众土地承包纠纷难以调解，少数村组因农户修路集资款项未上交，如此等等）尚未全面换发到户，这个问题有的乡村已引起高度重视，但整改纠正措施不力，或不切实际，或违背法律规定，或无从着手；有的乡村则抱着无所谓的心态，听其自然，放任自流，根本就不想纠正过来。导致合同、权证不能全面到户的实际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实施后，由于其贯彻执行时间不是在颁布之日（2003年3月1日）起生效，而是在维护第一轮（1981年至1982年）农村土地承包状况的基础上以第二轮（1998年）延包态势为基准，如此一来，给我们贯彻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法》工作增加了很大难度。现实表现为：一是有部分乡村干部对“小调整”的内涵缺乏正确的理解，以为3～5年重新调整农户承包土地属于小调整范围，或者以为生老病死娶媳嫁女应该调进调出承包土地属于小调整范围等；二是为数不少的农民甚至农村基层领导干部对承包期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有意见闹情绪，认为有些人“占着茅坑不拉屎”，而新生婴儿或者刚娶的媳妇却无以为生，等着喝西北风，不符合农村实际。于是以村组协议、村组惯例为由进行一年一调或者3～5年一调的做法在不经请示或经默许的情形下风行起来，有些地方还很难压制取缔这种做法。时间一长，要回到1998年第二轮延包时的状态很不现实，甚至可能激发更为严重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二是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农民承包土地需要缴纳的正常税费任务较高，种地利益少，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不是很眷恋，甚至有部分农民不想要土地，口头上要将土地送回村组，有一部分农民还真这样做了。但当时没有一个村组肯收回土地，原因是村组如果收回土地，万一发包租赁不出去（根据当时的情形，这种可能性很大），那么今后的一部分税费任务就没了着落。因此，有些农民就私下口头协商或者通过他人口头磋商，达成不收租金但划转税费任务的土地流转口头约定，时间稍长，有的农民就认为土地归我承包了。如果没有以下情况的变化，土地承包经营权归谁的矛盾也许可能没有这么快激发。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民承包土地应缴的税费任务逐步取消不说，反而还可享受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惠农补助款项，特别是农村征地补偿价格的提高和范围的扩大，土地增值较大，由此大大增强了农民的珍地、惜地意识，就算自己暂时不耕作也纷纷要回承包地。这样一来，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矛盾就加速激化了，而且因为只有口头协议没有书面协议，一方站得住理，一方依据于法，争执不断，矛盾升级。如果按法律政策裁决，一个问题解决了，但类似情况多，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不稳定；如果照顾情理，另一方就不依不饶，依法上访；如果各打五十大板，双方又难以达成一致性意见。
4、表册、合同填写不够规范。有的分户登记表承包面积抄写出错，或合同、权证编号漏填等；有的合同内容填写不完整，如承包共有人、地块四至等。
5、经营权证填写不够规范，表现为：
（1）有的权证上共有人只填写户主一人，且共有人年龄误填成出生年月；
（2）有的权证上“农地承包权（）第号”漏填，合同编号漏填或错填；
（3）有的权证发证时间漏填或填写不全；
（4）有的权证地块四至界址漏填或填写不完整；
（5）有的权证承包期限不足30年，甚至整整少了1年；
（6）有的权证未加盖“换证”章。
6、数据、信息互不一致。每个乡镇都或多或少存在农村土地承包调查摸底表、分户登记表、基础数据库、承包合同、经营权证、农户实际承包情况数据、信息互不一致现象，有的乡村“六不相符”现象还比较严重。
7、土地流转不规范。大多数乡、村、组农户流转承包土地只履行口头协议，未签订流转合同，缺乏规范管理，埋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隐患。据查，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的农户只占土地流转农户总数的24.7％，其中土地流转合同较为规范的农户也只占签订流转合同农户数的51％。
8、土地承包档案保管不够规范。有的乡镇由于电脑通用，基础数据库安全性差，甚至由于人事变动丢失软件安装光盘等；大多数村农村土地承包档案保管不规范、不完整。
9、完成工作不及时，工作质量不高。其一，自查自纠登记表在规定时间（5月5日）内上交的只有3个乡镇，超过规定时间1天内上交的乡镇1个、2天内上交的乡镇2个、3天内上交的乡镇2个，4天内上交的乡镇2个；其二，自查自纠登记表填写质量较差，究其原因：一是没有认真听培训讲解；二是没有认真看指标解释；三是没有认真理解报表之间的对应与逻辑关系；四是没有认真安排部署工作；五是没有认真问询请教；六是没有认真审核把关；七是没有认真落实工作责任；八是没有认真分析问题原因；九是没有严格责任追究；其三，百分之八十的乡镇没有上报自查自纠登记表填报说明，已上报填报说明的也大多不完整、不具体、不具针对性，甚至避重就轻。
10、上报数据有的夸大，有的缩小或者隐瞒。根据督查的情况看，一是大多数乡镇上报的权证到户率略高于实际到户率；二是有的乡镇缩小或者隐瞒了表册、合同、权证填写不规范的事实；三是个别乡镇隐瞒或者缩小了存在“3年一小调，5年一大调”做法的村、组、户、土地面积等情况。
11、农经专业人员不足。百分之九十的乡镇只有1～2名农经工作人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土地政策落实自查自纠工作组织开展的力度、查找问题的深度、覆盖范围的广度、整改纠正的强度。
12、工作经费紧张。一是预算不全面；二是安排不到位。由此造成交叉检查难组织开展，督促指导难全面深入。
五、下一步工作安排
1、加大综合督查力度。我县县领导小组办公室安排自5月21日起实施综合督查和重点督查，给乡村主要领导施压，促进整改纠正措施落实到位。对敷衍塞责、整改不力的乡村，将严肃追究其主要领导的责任。
2、规范土地流转管理。土地流转手续不规范是当前引发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重点和调解工作的难点，规范和加强农村土地流转管理将作为当前乡镇党政工作的一个重点抓好抓实，积极创建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示范点，发挥示范带动效应，引导农村土地规范流转，维护农村和谐稳定。
3、妥善调处群众案件。进一步督促××镇人民政府按照法律政策规定妥善处理省、市、县减负、农业部门转办的2起久拖未决的群众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确保在规定时间内上报处理结果。
4、落实合同、权证两个100％到户。通过加强综合督查力度，促进整改纠正措施的全面落实，确保在5月31日前实现合同、权证两个100％到户。
5、广泛宣传法律政策。进一步加大《农村土地承包法》、《江西省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等法律政策的宣传力度，扩大影响，消除部分乡村干部在贯彻执行农村土地承包政策中的抵触情绪，增强工作的自觉性、主动性和严肃性。
六、对策咨询
1、如何压制取缔农户热衷的3～5年重新调整承包土地的做法，既确保不因此激发新一轮或者更大范围、更为严重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又能够顺利把合同、权证发放到户并且与实际相符？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回归到1998年二轮延包时的状态？
2、按照法律政策调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后，事实上站得住理的一方可能成为失地农民，也可能引发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在没有预留机动地的情况下，如何做才能既让农户心甘情愿地把法律意义上侵占的土地退让出来，又能妥善安置好这个农户的生产生活问题，教其没有后顾之忧，不闹意见，不闹情绪，不上访，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土地纠纷常见问题篇6
一、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目标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着力构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体系，着力排查化解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预防和减少新的矛盾和问题，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平安党集，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
（二）工作原则
坚持事要解决，注重预防。依法按政策解决问题，积极帮助群众克服生产生活困难。统筹艰苦各相关群众的利益诉求，在协调利益关系中化解和预防矛盾纠纷。
坚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确定排查化解工作重点，根据矛盾的性质、原因，采取切实管用的措施予以化解，做到息事宁人，定纷止争。
坚持齐抓共管，各方协同。充分发挥法定渠道的化解功能，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形成全面深入检查化解矛盾纠纷的强大合力。
（三）工作目标
集中化解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矛盾纠纷，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保持越级总量、非正常上访数量及持续减少的良好势头。
夯实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突出矛盾纠纷的工作基础，推进公正司法和依法行政，建立健全信息网络，提高排查化解突出矛盾纠纷的能力。
建立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集中梳理、归口办理、责任明确、措施到位，努力实现各类矛盾纠纷及时、就地化解。
二、工作重点及措施
明确排点。排查的范围包括突出问题及可能引发的矛盾纠纷和苗头隐患。重点是：农村土地征用和承包、涉法涉诉等引发的突出问题；因环境污染、医患纠纷、食品药品安全等引发的突出矛盾；复退、伤残军人、抗越、、志愿兵、幼师、大龄民师等利益群体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可能引发的的产权纠纷，族群纠纷，村务管理纠纷，村庄规划，宅基安排等。
建立、完善排查工作制度。各行政村认真排查调处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矛盾纠纷，企业重点排查安全生产隐患，土地重点排查及调处宅基纠纷，经管重点加强对村级财务的管理，公安、司法重点排查调处涉法涉诉问题等。
各行政村各部门都要高度关注，深入分析社情民意，认真对待群众来信来访，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要逐件按诱因、时间、地点、单位、涉及人员、重点人员、事态发展预测等要素登记建档，并将相关情况报送党委政府，公安部门及时将搜集掌握的有关矛盾纠纷的预警信息通报给党委、政府，以便进行跟踪管理。
三、集中化解各类突出矛盾纠纷
加大对矛盾纠纷的调解力度。在党委政府领导下，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充分发挥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作用，构建三种调解手段相互衔接配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集中调处因土地承包、征用、宅基安排等引发的矛盾和纠纷。
切实解决上访群众的合理诉求和实际生活困难。认真梳理甄别群众反映强烈的诉求事项，并逐一建立台账，妥善研究解决。有政策规定可落实的，能够解决的，要限期解决，对暂不具备解决条件的，要做好工作，取得群众的理解和信任等。
土地纠纷常见问题篇7
农村土地纠纷的实质是权属纠纷。无论是权属争议还是侵权行为，都是对土地使用权的争议。土地纠纷产生各有其历史根源和主客观因素，都是由于长期以来土地多头分管、地界不清、土地权属紊乱、政策和体制的变更等原因造成的。总体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因历史遗留问题所造成的集体土地权属纠纷。我市在农村“四固定”以后，特别是在“”期间，原公社、大队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土地陆续兴办起了乡镇企业或被一些学校、机关占用等，这些土地被占用时由于有关政策不落实或手续不够完备，不同程序地存在如征地对农业税未核减、提留款未扣除、补偿费未兑现、补偿款过低等问题，这些问题当时不存在土地纠纷，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法制意识的提高，以及有些单位的解散和人多地少等矛盾的产生，土地资产不断增值，土地越来越珍贵，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把这些遗留问题重新提了出来，从而引起纠纷。
二、因历史遗留问题所造成的个人之间的宅基地使用权纠纷。时由于人少地多分给个人的有空闲宅基或多余宅基，在“四清”时已经由当时的大队收回集体，并规划安排他人使用。但由于当时的法律不完善，手续不完备，收回时往往是几个主要村干部在场，既没有记录在案，也没有将老宅基证变更或注销。在后来的村庄地籍调查确权换证时，一些当事人要求政府依据其时老宅基证的面积进行确权换证，而另一方也持有后来颁发的宅基证并已建房居住多年，由此引起纠纷。
三、宅基地实占与证载不符所引起的宅基地纠纷。我市农村中原有宅基上的房屋大多是土坯结构瓦房，多年来两家共趁50厘米土坯夥墙共建房屋。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方需要扒掉原有土房重新翻建时，将老土坯墙扒掉，换为24厘米的砖墙，由于新墙是否骑中，或宅基实占与证载不相符，从而发生了双方邻居的宅基地纠纷。
四、农村宅基地继承发生的纠纷。由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继承目前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太明确，对于祖传的老宅基地，大多是继承方式取得的。当事人认为老宅基地是祖上传下来的，人人都有份，即使自己在批划新宅基地时曾同意将老宅基留给自家的兄弟使用，但若出现兄弟不和，便要以继承祖业为由，要求重新对老宅基进行划分，从而因为老宅基的分配问题发生新的纠纷。
五、确权换证所引起的宅基地纠纷。我市从1992年开始进行村庄地籍调查，并重新确权颁发新的宅基地使用证，目前全市已有80%的行政村进行了村庄地籍调查并重新确权换证。但在此过程中，由于程序不够完善、四邻无签名、新老宅基证证载是否一致等种种原因引起宅基地纠纷和群众的上访。
六、农村建设占用农民责任田所引起的纠纷。我市从1982年开始的土地承包，到前几年新的一轮的30年土地延包，明确了承包责任制，加大了对耕地的保护，使一些村委会、村民组在批划新宅基地或创办乡镇企业时无空闲地可使用。一是确实需要批划宅基地的农民无地可批，出现了村民之间私下调整土地，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双方发生纠纷；二是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要，使一些村委会、村民组所办的企业占用村庄边缘一些农民的承包责任田。由于事先没有达成协议或补偿不到位，引起被占用了土地的农民的不满，从而引起了纠纷。这类纠纷往往是一方持有土地承包合同，一方持有建设用地许可证或宅基地使用证，双方到处长时间上访。
七、政府处理决定生效后因不能执行所引起的上访问题。当事人因宅基地使用权发生纠纷，政府或人民政府法院曾依法作出了处理决定，但处理决定生效后，由于种种原因，致使处理决定无法得到正常的执行，而引起群众的上访。
八、因为征地补偿不到位引起的群众上访。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需要征用的土地越来越多，需要占用一些农村村民的责任田和延包地，因为占用的是一部分村民的责任田或延包地，占地的村民既想全部得到土地补偿款，又要求村民组重新分配土地，从而因为补偿款的发放，村民组内部之间引起了大量的上访。
针对以上几种情况所引起的土地上访案件，为了更好地解决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维护我市的社会稳定，尽可能地减少越级上访和重复上访事件的发生，我们土地管理部门以“xxxx”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采取提前预防、超前介信，积极调解处理矛盾纠纷、排查不稳定因素，把社会矛盾、不安定因素及群众上访所反映的问题，努力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力争把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树立**国土资源的良好形象，我们采取了以下各种措施和切实有效的管理办法，以解决大量的土地案件。
一是建立工作长效机制
在日常的工作中，我们严格按照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工作党委政府责任制的意见》的有关要求进行落实，建立健全工作的长效机制。一是完善领导机制，局里专门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纪检组长为副组长、办公室主任、法规科科长、土地监察大队队长等有关科室长为组员的工作领导小组，切实做到对工作高度重视、强化责任，完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定期研究工作、接待上访群众、包案处理案件等制度；二是完善工作机制，实行办案质量责任制、执法质量考评制、案件责任追究制等，对每项执法活动和每个案件的办理流程都进行科学的管理，定期对执法质量进行评查、通报；三是完善接访工作机制，局领导轮流进行值班，充实科工作人员，在法规科原有的基础上，抽调专业性强、文化素质高、有责任心的同志到法规科，负责全市有关的土地问题的工作和对各类土地纠纷的调处工作；四是健全协调配合机制，健全市、乡镇、村三级土地机构，每村有一名主管土地的村干部，各乡镇土地所的工作人员有一名专职工作人员，明确市、乡镇、三级土地机构的职责，实行联合接访、协调例会、备案通报、疑难案件处理等工作制度；五是完善教育惩戒制度，加强对上访人员进行思想教育、法制宣传和违规行为的控制等等。
二是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
牢固树立遵守土地法律法规的意识，要求局机关和局各二级机构、乡镇国土资源所等相关部门要深入持久地开展土地法律法规的学习教育活动，深刻认识我国的国情和保护耕地的极端重要性，本着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严格依法管理土地，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进一步提高依法管地用地的意识，要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合理用地。对违反法律法规批地、占地的，必须要求承担其法律责任。同时严格依法查处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当前要着重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和滥用行政权力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问题。要加大土地管理执法力度，严肃查处非法批地、占地等违法案件。建立国土资源与监察等部门联合办案和案件移送制度，既查处土地违法行为，又查处违法责任人，典型案件，要公开处理。对非法批准占用土地、征收土地和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照《监察部国土资源部关于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行政处分暂行办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对非法批准征收、使用土地，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还必须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是完善征地补偿和安置制度
完善征地补偿办法。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采取切实措施，使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要保证依法足额和及时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依照现行法律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不足以支付因征地而导致无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批准增加安置补助费。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达到法定上限，尚不足以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当地人民政府可以用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予以补贴。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制订并公布各市县征地的统一年产值标准或区片综合地价，征地补偿做到同地同价，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必须将征地费用足额列入概算。同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度具体办法，使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有保障。对有稳定收益的项目，农民可以经依法批准的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入股。在城市规划区内，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将因征地而导致无地的农民，纳入城镇就业体系，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在城市规划区外，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时，当地人民政府要在本行政区域内为被征地农民留有必要的耕作土地或安排相应的工作岗位；对不具备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的无地农民，应当异地移民安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尽快提出建立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指导性意见。
土地纠纷常见问题篇8
近年来，由于土地问题引发的群众上访，成为各地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主要因素，为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及时化解矛盾，我们成立调研组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农村土地信访问题的主要表现
（一）因基础设施建设占地补偿款分配、土地开发整理占地导致土地不均引发纠纷。20xx年，我县该类纠纷引发集体访36起，占土地集体访总量的30%。如威乌高速公路建设占用我县4个乡镇37个村的2553.42亩土地，群众在分配占地款和进行土地调整时意见不一；20xx年部分乡镇因土地开发整理占用土地，部分被占地群众对土地调整方案不认可。
（二）村干部超标准预留机动地、暗箱操作发包土地引发纠纷。该类纠纷引发集体访20起，占土地集体访总量的16、6%。村干部为化解村内不良债务或谋取利益，通过保留“责任田”、多留“机动地”、非法收回农户承包地高价发包引发纠纷。
（三）因群众要求收回未到期的承包地和承包地到期不能按时收回引发纠纷。该类纠纷引发集体访10起，占土地集体访总量的8、4%。一是前几年村委会发包出去的土地，承包期限较长尚未到期，但群众认为原发包程序不规范，现要求收回；二是我县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时，为鼓励发展大棚、林果、桑园等而搭配的粮田，现群众要求收回；三是部分群众原来种植“三高农业”作物所承包的土地，虽承包期限较长，但大多已改变原合同规定种植种类，群众要求收回；四是前些年经村委会同意，群众自己投资开发的荒碱地，大多没有书面合同，群众要求无偿收回但种植户以已有投入为由拒不交出；五是承包地到期，但因承包户与村集体之间存在债务关系等原因拒不交出，而群众强烈要求收回。
（四）因土地权属不清、界线不明引发纠纷。该类纠纷引发集体访12起，占土地集体访总量的10%。主要表现在村与村之间因土地权属不清和村内队与队之间因界线不明引发的纠纷。明集乡南王参一村、二村存在争议地84、5亩，此地1965年时边界清晰，权属明确，自1989年后，由于南二村群众搞荒碱地开发，又把争议地分给群众耕种，到20xx年南一村群众为灌溉、排涝挖沟到争议地时遭到南二村村民的阻拦，发生纠纷，南一村群众上访不止。最后经调查组调查，本着尊重历史、注重证据、维护稳定的原则，妥善处理。
（五）因非农业户口人员、在校大中专学生、出嫁妇女要求分配土地引发纠纷。该类纠纷引发集体访5起，占土地集体访总量的4、1%。不少村前几年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每3至5年大规模调整一次土地时，将“买”成非农业户口的人员、考上学的大中专学生、已出嫁的妇女的土地收回调整给新增人口，该类人员现没有固定收入来源，要求分配土地，但无地可调或虽能分配土地但多数群众不同意。
二、导致农村土地信访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国家土地政策落实不够到位。一是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国家推行“两田制”，即实行“责任田”和“口粮田”两种承包方式，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开始对“两田制”进行清理纠正，但因部分村的“责任田”未到期，纠正“两田制”不彻底，延续至今，仍有少数村存在“两田制”，与现行的法律法规产生矛盾。二是近年来，我县没有严格执行新的土地政策，及时对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搭配给农户的粮田和改变种植作物种类的土地承包合同进行清理，导致土地严重不均，引发纠纷。三是村干部和部分基层工作人员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政策认识不到位，擅自违法调整农户承包地。四是我县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贯彻不到位，许多村走了过场，有的甚至闭门造车，与实际严重脱节，致使我县在土地承包政策的具体执行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五是20xx、20xx年我县组织的集中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和规范完善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问题的措施办法，因个别基层班子较弱的村没有落实到位。
（二）农村土地承包缺乏必要监督。一是村干部不履行民主议事程序擅自对外发包土地，一次性收取多年承包费，透明度低，损害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利益；二是承包合同不规范，条款不完善，给村民、村干部和承包者留下了矛盾隐患；三是果园、林地在承包经营期间因管理不善，出现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现象；四是合同履行过程中常常因村委会负责人更换，新班子对老班子订立的合同不满意，否认原合同的法律效力，私自变更合同条款或对标的物重新发包；五是以倒包土地为业的人员，承包村集体土地后，层层转包或一地多包，从中非法渔利导致纠纷。
（三）土地权属不清。因权属问题出现纠纷的土地有：一是自六十年代初，一直由村集体经营管理的北洼地；二是昔日的荒碱地、坡地等；三是离村较远的荒碱地、撂荒地、插花地等；四是群众耕种的国有土地；五是成方连片开发整理前没有明确土地权属的土地。处理该类纠纷时，因存在土地详查资料与实际种植现状不符、缺乏有力证据、土地登记确权手续不完善等因素，处理难度较大。
（四）占地赔偿不规范。近年来，因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油田开发、经济园区项目建设等需要，占用了大量农村集体土地，因土地补偿标准低、赔偿款到位不及时、分配不合理、失地群众得不到妥善安置等因素，引发了许多较大规模的上访。
三、解决农村土地信访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一）加大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宣传落实力度。一是要充分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向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宣传农村土地承包、税费改革、合同管理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提高全民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认识。在党校举办农村基层干部培训班对村支部书记进行集中培训，或组织有关部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次农村土地承包法律法规巡回宣讲活动。二是循序渐进，彻底整改,全面落实国家土地政策。严格把握《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山东省《实施办法》的政策界限，积极稳妥地做好规范和完善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彻底清除矛盾隐患，从根本上理顺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二）切实加强村级组织建设。群众反映土地问题往往与村财务、村干部作风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增加了问题的处理难度。乡镇党委政府要把村级班子建设作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根本来抓，健全民主管理制度。选好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成员。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把党性强、德才兼备和群众信赖的同志选拔到村领导岗位上，对那些私心重、群众意见大的村干部及时调整和更换。乡镇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对村班子的领导和监督，一旦发现干部有问题，该教育的要及时教育，该处理的要严肃处理，决不能姑息迁就。严格执行村务公开、财务公开政策，确保群众知情权、监督权。要指导帮助各行政村依法选举产生村民代表，对农村土地承包等村级事务实行村民代表议决制度，履行民主程序，规范土地承包行为。农村确需进行土地“小调整”的，在做到“五公开”（即上级政策公开、村级土地核实的底子公开、土地承包方案公开、划分地块等级公开、土地归户注册公开）的基础上，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后，履行报批程序后方可实施，对个别村干部不经批准擅自进行土地调整的，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三）严格落实农村合同乡镇监管制度。加强农村土地承包和流转合同的管理，建立土地流转合同管理台账，做好土地承包及流转合同的签订、登记、鉴证和档案管理工作。严格审查合同的真实性、可行性和合法性，并监督合同的实施，防止出现虚假合同、侵权合同和暗箱合同，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土地纠纷常见问题篇9
作者简介：周书霞，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法学院，副教授，从事诉讼法学、涉农法律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5-199-02
当前我国正经历社会转型期，在这个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农村地区和人口众多的农民群众也身处其中，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心理发展、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也发生着非常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必然会影响农村基层社会矛盾的发展和农村纠纷解决的方式。人民调解作为我国农村长期以来发挥重要作用的解纷方式之一，也应与时俱进，通过不断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农村矛盾纠纷的解决。
一、社会转型期农村纠纷的特点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不断改革与发展，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和农村社会正经历着从传统乡村到现代乡村的巨大变化中。纠纷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一）农村矛盾纠纷类型出现复杂化、多样化
传统的乡土社会出现的矛盾纠纷多集中于比较单一化的传统民事纠纷，如常见的婚姻家庭纠纷、继承纠纷、赡养抚养纠纷等等。而随着农村社会的深入转型，尤其是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村纠纷类型愈加多样化，涉及领域广泛化，涉及问题也愈加复杂化。如因为土地而引发的纠纷呈大量上升趋势，土地承包、土地权属争议、土地拆迁征用补偿纠纷、土地补贴纠纷大量存在。随着农业土地的大流转、大承包的发展，很多土地经营权、承包权纠纷、劳动争议纠纷、薪酬纠纷、经济合同纠纷、工伤索赔纠纷也呈上升趋势。还有因为不满村务管理而引发的纠纷、对行政行为不服而产生的纠纷、对司法不公而产生的矛盾等等。
（二）农村矛盾纠纷主体呈现多元化，群体性参与事件上升
传统的农村矛盾纠纷的主体主要存在于村民之间、邻里之间、家庭家族内部等等。随着农村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矛盾纠纷的主体出现多元化。村民和村集体、村民和政府部门、村民和法人或其它组织、各种经济组织体之间等等纠纷不断出现。在这些纠纷过程中，一些村民会形成利益共同体，进而出现村民群体性参与纠纷，如土地拆迁补偿、土地承包、土地流转纠纷等往往会出现共同当事人的情况。群体性纠纷处理不好，往往会引起矛盾纠纷的激化。很大程度上影响当地的社会和谐和稳定。
（三）农民法律意识增强，选择解纷方式趋于理性化，但有时也会极端化
随着我国新生代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普及，社会信息化共享程度的提高，现代乡村已不再是封闭的社会，而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新农村。新生代的农民群体法律意识普遍有所增强，发生纠纷后往往会理性地寻求权利救济途径。他们会比较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的效果。是求助于人民调解，还是找政府部门行政解决，抑或是直接找法院打官司，往往内心会有一个权衡过程。之后会选择具体的路径解决纠纷。在此过程中，刚开始的农民往往是积极的、满含希望的，但遭遇过多的挫折和打击后，往往就会出现极端化的选择。所以在寻求纠纷解决的过程中，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正确的引导机制。
二、人民调解在农村纠纷解决中的现状
长期以来，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人民调解在农村矛盾纠纷解决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犹如乡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缓冲器，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的作用。“调解先行，可把住第一道关口”。但随着我国全面步入社会转型期，农村基层社会矛盾出现很多新的特点，纠纷也日趋复杂化，人民调解在实践中也出现了弱化的趋势。
（一）调解组织松散，工作人员责任心弱
按照《人民调解法》，人民调解的调解组织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其性质是依法设立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设在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事业单位根据需要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近年来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或人民调解协会也不断出现。长久以来，人民调解委员会因其设立在基层的村委会、居委会，更接近于村民的生活，在出现矛盾纠纷时能方便、及时、快捷地介入并有效化解。但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大批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村庄内大多是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村庄‘空心化’是当前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农村的基本现状”。表面上看起来村委会设置着人民调解委员会，但很多人民调解委员会虚化的现象比较严重，甚至有些地方的调委会已经名存实亡。导致很多老百姓即使想要走人民调解的路径解决问题，也找不到人民调解的办公场所，即使进行人民调解，也给人以不重视、凑合调解之感。资金不到位，硬件跟不上，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人民调解员的调解积极性。
（二）调解工作注重依法调解，追求程序合法，对“案结事了”的传统调解继承不够
人民调解在处理纠纷时，一方面要考虑到不违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同时还要考虑当地的风俗习惯、村规民约，对当事人双方往往除法律教育外还会进行道德方面的引导，注重“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但现阶段，有些人民调解员对依法调解的原则把握地很紧，调解过程中过分追求程序合法，只要程序合法了，即使没有调解成功，也是没有责任和过错的。在这样的调解意识下，人民调解员调解走过场，投入精力不足，调解的社会效果也难以提高。
（三）调解人员调解积极性不高，缺乏激励机制
前述的人民调解员过分注重程序合法，只是任务式地、走过场地进行调解的很重要原因是人民调解员调解积极性不高，缺乏激励机制，只要我的调解程序合法，卷宗规范，那就没有问题。这样的调解立足点就背离了人民调解的初衷，起不到社会矛盾纠纷缓冲器的作用。如何更好的调动人民调解员的积极性，需要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
（四）高水平调解人员储备不足，甚至有流失现象，对于出现的新类型纠纷解纷能力不足
农村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设置在村委会，调解员多由村两委干部兼任。近些年，作为乡村领头羊的村干部群体中，某些人的价值观、道德修养、工作作风和工作宗旨都有所改变。个人利益主义抬头，公共责任心缺乏，只关心个人及其家族利益，而没有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群众事务中。有些地方的人民调解员是推选出的德高望重的乡村精英。但随着外出务工潮的持续，乡村精英们大多已经外流到城市发展，高水平的人民调解员储备不足，还面临不断流失的现状。一方面是高水平调解人员的减少，另一方面则是日益复杂的农村纠纷类型，对于不断上升的新类型纠纷如土地承包、土地经营、土地流转等纠纷，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就必须相应提高人民调解员的素质，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的建设，提高人民调解的解纷能力。
（五）人民调解与其它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机制不畅
人民调解的解纷能力是有限的，对于传统的民间纠纷其优势明显。对于新出现的比较复杂、涉及问题面广的民间纠纷也可以起到矛盾缓冲的作用，但对于很多新出现的纠纷，人民调解是无法最终解决的，或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些人民调解员往往就直接将这些矛盾纠纷往外推，由于调解与其它的纠纷解决方式之间没有很好的衔接机制，这些被推出去的矛盾纠纷当事人在孤独寻求权利救济的过程中容易受挫，导致矛盾激化，不利于纠纷的引导解决。在诉讼或者行政解决纠纷的过程中，为了弥补行政和诉讼的刚性思维，人民调解员也可融入其中某个环节，发挥其柔性作用。这就要求人民调解与其它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应该有个良性的衔接机制。
三、人民调解在农村纠纷解决中的发展
针对前述人民调解在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人民调解在农村纠纷解决中的积极作用，建议如下：
（一）因地制宜，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
针对现实中农村空心化，农村调解组织松散的问题，结合各地的情况，因地制宜，应重点加强人民调解组织的建设，这是充分发挥人民调解活力的前提。在这方面，“南通模式”值得借鉴。县级、乡镇级、村级均要有调解组织，且分工负责，职责明确。还有各种专业化调处中心，“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大调解机制取得了很好的解纷效果。各地农村也可借鉴构建大调解格局，将人民调解组织形成网格，要因地制宜，较小的村仅设专职人民调解员，发挥好作用并和上级调解组织衔接好。
（二）区分纠纷类型，划定人民调解主要解纷类型，对于不适宜人民调解的纠纷，也要及时引导进入合适的解纷路径
人民调解对于传统的民间纠纷如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债权债务等纠纷往往处理良好，对于社会转型期出现较多的新类型复杂纠纷往往比较棘手，尤其如拆迁补偿、土地征用、土地流转等纠纷，单靠人民调解的力量往往难以根本解决问题。所以人民调解要结合自身解纷特点，划定主要解纷类型，并注意经验的积累，对于不太适宜人民调解或者单靠人民调解难以达到效果的纠纷类型，调解组织要及时引导其进入合法的适宜的救济途径，防止将纠纷片面地推出去，导致农村社会的不稳定。
（三）人民调解既要注重程序合法，也要兼顾社会效果，需建立适合的解纷规则
近年来，人民调解比较注重依法调解，尤其是程序合法。对案结事了的传统解纷宗旨继承不够，社会效果也打了折扣。所以既要依法调解，又要发扬传统调解的优良传统，考虑当地的风俗习惯、村规民约，以取得最好的社会效果，这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建立起适合人民调解的解纷规则体系。
（四）充实人民调解员队伍，加强对人民调解员队伍的素质建设，完善激励表彰机制
人民调解的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调解员的队伍建设。针对农村精英人才的不断外流，尤其是优秀调解人员的匮乏，我们要广开才路，吸引优秀人才进入人民调解员队伍。人民调解员专兼职并存，选举产生，提高荣誉感，要营造“做人民调解员是非常光荣的”氛围。多吸收各路精英，如大学生村官、退休公务员、退休法官等进入队伍，只有队伍充实，人民调解才有了发挥活力的新鲜血液。
人民调解员也要做到与时俱进，把握新的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导向，由此，要建立人民调解员的定期培训机制，不断提升素质，以适应社会转型期的新需要。针对现实中的人民调解员的调解积极性不高的问题，要建立相应的激励表彰机制，从物质上主要是精神上加以鼓舞。对于人民调解的配套资金、硬件建设要及时跟进，配置到位。对于工作突出的人民调解员要给予奖励，给予荣誉称号等。
土地纠纷常见问题篇10
1金平县开展调解仲裁的基本情况
2010年7月成立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后，于8月仲裁委员会开始开展工作，受理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截至2010年12月，共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7件，仲裁7件；接待来访咨询30起。2011年受理20件，其中仲裁12件，调解8件；接待来访咨询45起。开展调解仲裁工作2年来，经过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回访调查了解，通过仲裁委员会调解或裁决，双方当事人不服裁决而到金平县人民法院和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共3件。
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的成立和工作的顺利开展，进一步化解了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对于稳定和完善金平县家庭承包经营、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起到了重要作用；及时解决了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而产生的纠纷案件，维护和保障了农民承包土地经营权；减少和避免了因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而产生的各种斗殴事件，促进了金平县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通过仲裁委员会的调解和仲裁，当事人的合法经营权益不但得到了保障，而且节约了当事人的经济支出，从而达到了减轻当事人双方经济负担的作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的成立，充分体现了金平县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农村政策的精神；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农业系统依法行政能力，加大了农业系统依法行政的宣传力度。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的成立为县委政府的相关部门减少了因承包土地经营纠纷而产生的、上访事件，进一步缓解和巩固了干群关系，为金平县开展“四群”教育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2开展调解仲裁的主要做法
2.1积极参加理论培训班学习，提高调解仲裁业务水平
积极参加农业部举办的全国农村土地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培训班、省农业厅和州农业局举办的关于全省、全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培训及交流会共4次，8人次，有效地提高了业务水平。
2.2定期和不定期组织仲裁员学习法律法规，加强和巩固仲裁员自身业务素质
为提高仲裁员业务素质，仲裁委员会办公室规定每月1日、15日早晨为仲裁员组织学习和自学时间，主要学习内容是涉及调解仲裁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知识，2011年共组织学习16次，110人。
2.3及时召开案件分析研讨会
仲裁委员会办公室收到申请人提交的仲裁申请纠纷案件后，仲裁委办公室人员首先召开案件审查研讨会，审查确定是否属于仲裁委受理范围；确属仲裁委受理范围的，把案件及时提交仲裁委员会主任审批并指定案件受理的仲裁员。根据《仲裁法》的有关规定，属于仲裁委员会受理范围的，在5个工作日内将受理通知书、仲裁规则和仲裁员名单送达申请人，纠纷案件决定受理后在5个工作日内将受理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规则、开庭通知书及仲裁员名册送达被申请人。做到依法受理、程序办事。
案件受理后，在开庭之前案件经办人（仲裁员）经过落实争议地、现场取证、农户走访、核实证据等一系列前期工作后及时召开纠纷案件分析研讨会，主要是汇报仲裁员调查案件的经过及结果，然后进一步核实确定申请人申请仲裁的理由是否属实。核实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3个方面：一是争议双方身份是否属实；二是核实争议地块是否属实；三是核实产生争议的主要原因；四是核实确定案件受理和开庭是否符合法律程序。
依法开庭后及时召开案件研讨会：一是针对庭审笔录作最后的案件分析讨论，根据争议双方当事人在开庭过程中的陈述、庭审、取证、质证及证人证词作分析，提出不同的看法，发表不同的建议，产生不同看法和意见时，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依法作出决定；二是针对案件分析结果和使用的法律条款进行讨论，使作出的案件裁决书合情、合理、合法。
2.4组织仲裁员进行学习交流
为了提高仲裁员自身业务水平，在以后调解仲裁工作中能够达到公平、公开、公正依法审查、依法开庭和依法裁决的目的，经申请仲裁委员会批准，组织7名仲裁员到农业部试点、红河州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开展较早的弥勒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考察学习，进一步了解试点县开展仲裁工作的基本情况，考察过程中认真听取了弥勒县仲裁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讲述弥勒县开展调解仲裁工作的经过以及取得的宝贵经验，同时认真总结了目前开展调解仲裁工作中存在的困难，探讨提出了将来如何开展调解仲裁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认真观摩旁听弥勒县仲裁委开庭现场，进一步掌握和巩固了开庭、庭审的法律程序。
在开展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调解仲裁工作中，仲裁委员会多次组织仲裁员在金平县人民法院开庭时进行旁听，认真听取法院法官开庭、庭审程序；在仲裁委员会开庭前邀请红河州农经站领导指导。通过仲裁员外出学习和开庭前法官和州级领导指导，拓宽了仲裁员的工作思路，更加坚定了仲裁员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3调解仲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金平县属边疆山区县，山高坡陡箐沟深。农村土地承包无论是1980年的土地承包责任制还是1998年的第二轮土地续包以及2007年的补换发证工作，县委政府都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及中央、省、州关于土地承包的相关政策，并结合金平县的实际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措施，金平县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基本稳定，但是在土地承包经营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具体包括以下方面：部分承包地块四至界线模糊不清，面积不实；有些乡镇存在重复发包（一地多证）、权属不明等问题；金平县勐桥乡难民、移民与当地村民的土地纠纷频繁，外迁户土地承包经营受到侵权；土地依法征用后，尚未收回农村土地经营权证，变更（注消）经营权证中的征用土地，仍然存在纠纷的隐患；土地流转不规范，不公平；错登漏登，承包户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法律法规宣传不到位，机构不健全，工作粗糙，村组农户承包档案不齐。
这些问题在调解仲裁工作中取证、核实等方面造成许多困难，制约着调解仲裁工作的顺利开展。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不规范、不公平，促使调解仲裁工作合理合法却不合情。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调解仲裁委员会刚成立，土地纠纷调解仲裁工作对每一位仲裁员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任务，经验不足、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要想轻松办好每一件案子还是很困难，需要更加努力，付出更多汗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的调解和仲裁在法律规定上是有时效性的，每一件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由于金平县属于边疆山区，许多村寨交通条件不便，土地纠纷案件又起于田间地角，加之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不是独立在编机构，没有配置专用车辆为交通工具，因此在法定时间内完成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和仲裁困难多、难度大。
4建议
4.1强化组织领导，确保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的顺利进行
依法行政、依法调解仲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进一步稳定和完善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促进金平县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充分认识、落实党对农村的政策及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的重要性、紧迫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为落实各项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提供组织保证[1]。
4.2规范农村土地流转
根据云南省制定的规范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意见及农村土地流转管理的具体办法，对土地流转原则、范围、方式、程序及合同档案管理等作出详细规定，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严格遵守政策原则和程序，并报送县、乡（镇）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部门备案，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管理制度[2]。为了切实规范土地流转、妥善解决土地纠纷，各乡（镇）都必须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管理制度。这些制度包括土地承包、土地流转合同档案管理制度、土地流转登记（备案）制度、合同管理员工作规范制度等[3-4]。
4.3加强县仲裁委员会及仲裁员理论培训，及时掌握调解仲裁的法律法规
根据承包合同纠纷解决的途径（协商、调解、仲裁、诉讼）和方法，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培训，强化仲裁员的业务素质，提高工作水平；能够做到依法行政、依法调解、依法仲裁，为化解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尽职尽责，为金平县农村发展和社会稳定做贡献[5-10]。
4.4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加强制度管理和强化队伍建设
采取多渠道、多形式的方法，坚持法定时效性；保证操作程序合法化。建立完善管理机构，促进仲裁委员会管理规范化。
5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实施办法[eB/oL].（2009-06-27）[2010-05-02].http：//省略/flfg/2009-06/27/content_1351869.htm.
[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eB/oL].（2002-08-29）[2003-04-05].http：//省略/chinese/pi-c/1966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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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玉峰.制约农村土地流转的因素及对策探析[J].河南农业科学，2010（9）：154-156.
[5]陆一飞.大力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J].江苏农村经济，2012（1）：17-18.
[6]郁步东，郁莉.以“土地经营产权”催生土地承包制新活力[J].江苏农村经济，2012（1）：66-67.
[7]何虹.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土地权益的法律保护[J].现代经济探讨，2012（1）：83-87.
[8]傅勇涛.海南：农民可用土地经营权作价入股合作社[J].农村百事通，20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