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篇1
关键词：《环境保护法》基本法律制度协调
1989年，我国对原有的《环境保护法（试行）》进行了修改并颁布实施，至今已有18年。
该法对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健全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新的环境保护法律陆续制定、实施，原有的法律也都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经济的飞速发展，环保事业的兴旺和国民环境意识、法律意识的日益增强，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急需进行修改。特别是其中确立的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建立市场经济对环境保护的规范与需要。对《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从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着手，有助于建立和完善整部环境保护法的基本结构和内容，也能与各单行法保持协调一致，发挥其在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的“宪法”作用。
一、《环境保护法》中确立的基本法律制度
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是为了实现环境保护法的目的、任务，按照环境法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确立的、普遍适用于环境与资源保护各个领域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对具体环境法律规范具有指导、整合的功能和提纲挈领的作用；在适用对象上具有特定性，适用于环境保护的某一类或某一方面。[1]各个基本制度之间相互配合形成相对完整的规则系统。
由于环境保护法律众多，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因此对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包含的内容有不同的说法。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曾将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归纳为八项，即所谓“老三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和“新五项”：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但理论界并未形成定论。根据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的特点，在《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规定的制度归纳起来有环境标准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收费制度、“三同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的报告及处理制度。
二、《环境保护法》规定的基本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在当代，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环境保护的指导思想，其终极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我国现已经将可持续发展制定为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在环境保护领域贯彻这一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其应有之义。而《环境保护法》并没有明确地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指导思想，其第1条的规定表明了该法单纯注重经济增长，以牺牲环境公益追逐经济私益。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便直接导致《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基本制度存在诸多不足。
第一，从宏观上看，《环境保护法》的内容过多的集中在污染防治上，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仅仅是少量的政策性宣示，规定非常抽象、原则，可操作性差。因此，该法中规定的基本制度很大程度上都是适用于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方面的。例如：排污收费制度、限期治理制度。但是在《水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单行法中对自然资源权属制度、许可证制度、有偿使用制度等作了不同程度的规定，而在《环境保护法》中有关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却未有明确规定，这与《环境保护法》的基本法地位不符，也使得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展迟缓，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
第二，《环境保护法》是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立法背景的，其基本法律制度不可避免的带有浓厚的计划、行政主导色彩。行政命令性、行政强制性措施条款占据全篇，政府及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干预过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很难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比如，制定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未体现区域性、灵活性特点，政府行使限期治理制度的决定权，环境主体单一，群众参与不足等。
第三，受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强烈影响，以填补立法空白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创新为基本目标，[2]1993年以后，共有18部单行环境保护法律被制定修改，有的已经进行过多次修改。新制定、修改的法律在顺应了新的环境保护理念、贯彻了新的指导思想的基础上，规定了一些新的法律制度，如总量控制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清洁生产制度等；一些基本法律制度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等已在其他法律法规中得到修改。这些变化没有及时地反映在《环境保护法》中，使得该法处于尴尬地位，有损其作为基本法应有的效力，且各个单行法之间不协调，重复规定多，更不利于环境保护法制的建设和完善。
三、《环境保护法》规定的基本法律制度的完善
《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基本法律制度有些已经暴露出了不适应新形式的缺陷，亟须进行修改，同时也要在《环境保护法》中增加单行法已经确立的基本法律制度，与之保持协调一致。
（一）参照《环境影响评价法》，修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条款
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始于1979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试行）》，经过不断的发展，在2002年8月通过并于2003年9月施行了《环境影响评价法》。它是环境保护法“预防为主”的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环境立法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环境管理有关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产物。
相对于《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保护法》中的相关条款已显陈旧、滞后。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规定集中体现在《环境保护法》第12条和第13条，有三点明显不足：一是环境影响评价的对象单一。第13条只规定对污染环境的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把破坏环境的建设项目排除在外，同时环境影响评价也只是针对建设项目。对于《环境影响评价法》明确规定的规划环评只字未提；二是忽略对环境影响评价对象的后评价。第13条规定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只包含了预测性评价内容和防治措施，而《环境影响评价法》中还要求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进行跟踪监测；三是公众参与的规定缺失。《环境保护法》全篇中对公众参与未有规定，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公众参与当然就得不到体现。而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得一项重要内容，虽有不完善之处，但较之《环境保护法》是有进步的。
《环境保护法》的修改无疑要对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发展作出总结与提升，囿于其基本法的地位，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侧重于基本性规定即可。
首先，扩大环境影响评价对象的范围，增加对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的原则性规定。具体的评价内容、工作程序、文件审批等可以《环境影响评价法》为依据。只要对环境能够产生或可能产生影响的规划和建设项目都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其中就包含了涉及到生态保护的规划和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这一点不容忽视。更值得一提的是，《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的评价对象也不尽全面，尤其是对法规和政策的环境影响评价没有作出规定，成为该法的一大硬伤。另外，虽然规定了规划环评，但有一部分规划如国务院的规划，市级、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编制的规划未被囊括，还有部分规划的环境评价从其编制和审批来看，也有事实上被轻视的可能。[3]为了真正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战略环评必须得以重视。它除了包括规划环评，还包括法规和政策环评。但是，开展战略环评的难度也不小。缺乏系统的战略环评理论和技术方法，部门间的合作机制有待完善，技术力量比较薄弱等。因此，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能否全面引入战略环评将是一项具有前瞻性和挑战性的工作。
其次，增加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进行跟踪监测的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中不仅包含评价的结论、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后续的跟踪监测同样重要。这样的规定使得环境影响评价条款更完满，也能与《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遥相呼应。
最后，对于公共参与，应该放在《环境保护法》总则中作为基本原则加以规定，使其能贯穿到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这也是环境保护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对限期治理制度的完善
限期治理制度作为我国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之一，在环境管理实践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除了《环境保护法》对限期治理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外，《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单行法都有相关规定。
依据《环境保护法》第18条、第29条、第39条规定，限期治理针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事业单位或者是位于特别保护区域内的超标排污设施；限期治理的决定权由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行使；对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企、事业单位，除了加收超标排污费外，还可以处以罚款或责令停业、关闭。总结其特点，应从以下方面改进：
第一，扩大限期治理的范围。从《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两类限期治理的范围来看，没有包括污染物排放超过标准的情形。而在《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中都对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污染源进行限期治理作了规定。《环境保护法》应该作出同样的规定，从而强化国家的环境监督管理。
第二，将行为违法性作为限期治理的构成要件。《环境保护法》中不论是否污染严重，还是超标排污，都没有将它们定性为违法行为，限期治理也只是作为一种行政管理手段。而《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早已确定超标排污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其中规定的限期治理是一种行政处罚手段，具有法律制裁性。因此，《环境保护法》中应该将违法性作为限期治理的要件，这样有助于强化企、事业单位的环境责任，提升污染防治的效果。
第三，将限期治理的决定权按辖区下放到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法》将限期治理的确定权授予给对被治理单位有直接管辖权的人民政府行使，而环保行主管部门只有很少范围的限期治理建议权和较低层次的决定权。这突出表现了“命令－控制”型环境管理模式的特点，影响了行政效率的提高，易助长“地方保护主义”之风，也不利于该项制度经常全面地实施。由环保主管部门行使限期治理的决定权则有利于权责分明，提高行政效率，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管理制度发展趋势的需要。
第四，增加对环境破坏进行限期治理的规定。《环境保护法》中的限期治理重点是针对环境污染行为。而对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时的限期治理鲜有规定。限期治理作为恢复、补救措施同样适用于严重的环境破坏性为。例如，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对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环保部门也应对责任人作出限期治理的决定。
（三）对排污收费制度的修改建议
排污收费制度是实施环境管理的一种经济手段。它源于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一些单行法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2002年修改制定的《排污费征收适用管理条例》已突破了现行的《环境保护法》的规定，有必要对其进行修改。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将超标排污行为规定为违法行为。《环境保护法》第28条和第37条的规定表明超标排污行为并非违法行为，超标排污的只需交纳超标排污费。而《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早已将超标排污修订为一种违法行为，即“排污收费，超标处罚”。同时，依照《标准化法》和《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污染物排放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具有法律约束力，超过标准排放污染物即是违法，应给予行政处罚。所以，《环境保护法》应尽早确定“排污收费，超标处罚”制度，将其推广到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等领域。
2、修改按单一的浓度收费为对不超标排污的按排放总量计征排污费；转向按浓度和总量收费。《环境保护法》规定的排污收费制度是建立在对污染物实行浓度控制的基础上的，未考虑区域的环境容量和污染物排放的总量，不利于整体环境质量的改善。我国《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都明确规定了在特定区域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度，《排污费征收适用管理条例》的规定也实现了由单一浓度收费向浓度与总量相结合收费的转变。实践中也已经采用了浓度与总量相结合收费的模式。这种转变要在《环境保护法》修改中反映出来。
（四）明确清洁生产制度
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4]其实质是贯彻污染预防原则。从产品设计、原材料选用、生产工艺技术的采用和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等各个环节实行全过程控制，真正从源头上防止、减少污染，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
《环境保护法》第25条是对清洁生产的规定，但仅仅是作为企业所应承担的义务，没有规定义务违反后所应承担的责任，对于政府在清洁生产方面的责任也未有提及。2003年实施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对我国的清洁生产制度较详细地作了规定，比较丰富和完善了清洁生产制度，但很多地方存在不足，例如，着重于对工业生产领域的清洁生产的推广和实施，对公民个人在生活领域如何消费产品的问题没有涉及；同样，对政府及有关部门推行清洁生产的责任的规定不足。因此，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的引领下，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背景下，《环境保护法》有必要对清洁生产制度作出较为具体的规定，在《清洁生产促进法》的基础上，将相关规定的原则性与全面性体现出来，如明确清洁生产制度的主体、实施、责任等。
（五）增加许可证制度的规定
许可证制度是指环境法所确认的，对从事可能造成环境不良影响活动的开发、建设或经营者，必须向有关管理机关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发给许可证后才能从事该项活动的一系列管理制度。[5]实行许可证制度意义重大。它是加强对排污者监督管理的有效手段，是保护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我国环境管理战略思想三个转变的具体手段。我国许可证制度广泛地被运用于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大气、水、危险废物的污染防治方面，对矿产、森林、渔业、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方面等。相关的单行法、地方性法规或规章等为许可证的实行也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作为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却没有规定。即使该法的内容偏重污染防治方面，也未对排污许可制度有所涉及。在理论和实务界探讨最热烈的也是针对排污许可证制度。因此，在《环境保护法》的修改过程中，要将许可证制度作为基本法律制度规定下来。特别是对排污许可证制度，在污染防治一章中，更应予以明确。排污许可证制度具有明显和丰富的功能多样性、灵活机动性，适用于污染防治管理的全过程，是环境监督管理中普遍采行和优先适用的重要法律制度。我国现行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集中在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排放上，环境噪声污染没有在单行法中作出规定，对占海洋污染绝大部分的陆源污染物排放没有设置许可证制度；并且各项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法律依据不同，设定主体不明，层级混乱，程序也不健全。[6]如《水污染防治法》中未规定水污染物的排放许可，而《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水污染物排放学许可证暂行办法》、《淮河和太湖流域排放重点水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试行）》相对完整作了规定。《办法》自行设定行政许可权，违反了《行政许可法》有关行政许可设定权的规定。对此，在《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中确立排污许可证制度，统一规范，将对散落于各单行法、地方性法规或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产生指导性意义，也易于对该制度进行梳理、整合与拓展。
（六）增加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
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和排污费制度是征收环境保护费的主要内容，它是对“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原则的反映，是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理制度之一。而《环境保护法》因侧重于污染防治领域，仅规定了排污收费制度，其第19条规定：”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必须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太过原则、模糊，对于采取何种措施及相应的法律责任没有具体规定。而实行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能够保证生态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持续发展，也为生态环境破坏的恢复和治理提供资金保障，凸显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地位。我国除了《森林法》规定了森林生态补偿基金和对占用林地单位开征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法》中规定的草原植被恢复之外，在生态环境补偿费方面没有统一的规定。建议在《环境保护法》修改中增加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对征收的对象、范围、标准等基本内容作出说明。
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是相对动态发展着的，作为《环境保护法》的支撑，在经历社会一系列变迁之后，理应作出适时调整。而《环境保护法》的修改是个很好的契机。正是此时，要抓住时代的脉络，贯彻新思想、新理念，以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为基石，完善作为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期待这次的修改能为环境保护法律事业的欣欣向荣推波助澜。
参考文献：
[1]周珂著：《环境法》，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2]李启家：《中国环境立法评估：可持续发展与创新》，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年第3期。
[3]李淑文：《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立法思考》，载《求索》2007年第1期。
[4]吕忠梅著：《环境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页。
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篇2
【英文摘要】amending“environmentprotectionLaw”hasdrawnintentattentionofvariousfields.Discussionsandresearchesareunderwayinkindsofforms.thepaperpointstothebasiclegalsystemandgivessomeadviceontheamendment.thereisnotaconsensusopiniononthecontentofbasiclegalsystems.thepaperfocusesontheprovisionsof“environmentprotectionLaw”。First，thepaperstatestheshortagesofbasiclegalsystems.then，illustrateshowtoamendsomeofthem，suchasenvironmentimpactassessmentSystem，GovernanceinappointedperiodSystem，polluterpaysSystem，CleanproductionSystem.atlast，expoundsthatthelawshouldprescribeLicensingSystemandecologicalenvironmentalCompensationSystem.“environmentprotectionLaw”shouldadapttothetimes，whichistheoriginalideaoftheamendment.
【关键词】《环境保护法》；基本法律制度；协调
【英文关键词】“environmentprotectionLaw”；basiclegalsystems；harmony
【正文】1989年，我国对原有的《环境保护法（试行）》进行了修改并颁布实施，至今已有18年。该法对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健全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新的环境保护法律陆续制定、实施，原有的法律也都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经济的飞速发展，环保事业的兴旺和国民环境意识、法律意识的日益增强，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急需进行修改。特别是其中确立的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建立市场经济对环境保护的规范与需要。对《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从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着手，有助于建立和完善整部环境保护法的基本结构和内容，也能与各单行法保持协调一致，发挥其在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的“宪法”作用。
一、《环境保护法》中确立的基本法律制度
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是为了实现环境保护法的目的、任务，按照环境法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确立的、普遍适用于环境与资源保护各个领域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对具体环境法律规范具有指导、整合的功能和提纲挈领的作用；在适用对象上具有特定性，适用于环境保护的某一类或某一方面。[1]各个基本制度之间相互配合形成相对完整的规则系统。
由于环境保护法律众多，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因此对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包含的内容有不同的说法。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曾将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归纳为八项，即所谓“老三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和“新五项”：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但理论界并未形成定论。根据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的特点，在《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规定的制度归纳起来有环境标准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收费制度、“三同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的报告及处理制度。
二、《环境保护法》规定的基本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在当代，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环境保护的指导思想，其终极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我国现已经将可持续发展制定为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在环境保护领域贯彻这一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其应有之义。而《环境保护法》并没有明确地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指导思想，其第1条的规定表明了该法单纯注重经济增长，以牺牲环境公益追逐经济私益。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便直接导致《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基本制度存在诸多不足。
第一，从宏观上看，《环境保护法》的内容过多的集中在污染防治上，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仅仅是少量的政策性宣示，规定非常抽象、原则，可操作性差。因此，该法中规定的基本制度很大程度上都是适用于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方面的。例如：排污收费制度、限期治理制度。但是在《水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单行法中对自然资源权属制度、许可证制度、有偿使用制度等作了不同程度的规定，而在《环境保护法》中有关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却未有明确规定，这与《环境保护法》的基本法地位不符，也使得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展迟缓，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
第二，《环境保护法》是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立法背景的，其基本法律制度不可避免的带有浓厚的计划、行政主导色彩。行政命令性、行政强制性措施条款占据全篇，政府及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干预过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很难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比如，制定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未体现区域性、灵活性特点，政府行使限期治理制度的决定权，环境主体单一，群众参与不足等。
第三，受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强烈影响，以填补立法空白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创新为基本目标，[2]1993年以后，共有18部单行环境保护法律被制定修改，有的已经进行过多次修改。新制定、修改的法律在顺应了新的环境保护理念、贯彻了新的指导思想的基础上，规定了一些新的法律制度，如总量控制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清洁生产制度等；一些基本法律制度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等已在其他法律法规中得到修改。这些变化没有及时地反映在《环境保护法》中，使得该法处于尴尬地位，有损其作为基本法应有的效力，且各个单行法之间不协调，重复规定多，更不利于环境保护法制的建设和完善。
三、《环境保护法》规定的基本法律制度的完善
《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基本法律制度有些已经暴露出了不适应新形式的缺陷，亟须进行修改，同时也要在《环境保护法》中增加单行法已经确立的基本法律制度，与之保持协调一致。
（一）参照《环境影响评价法》，修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条款
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始于1979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试行）》，经过不断的发展，在2002年8月通过并于2003年9月施行了《环境影响评价法》。它是环境保护法“预防为主”的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环境立法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环境管理有关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产物。
相对于《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保护法》中的相关条款已显陈旧、滞后。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规定集中体现在《环境保护法》第12条和第13条，有三点明显不足：一是环境影响评价的对象单一。第13条只规定对污染环境的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把破坏环境的建设项目排除在外，同时环境影响评价也只是针对建设项目。对于《环境影响评价法》明确规定的规划环评只字未提；二是忽略对环境影响评价对象的后评价。第13条规定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只包含了预测性评价内容和防治措施，而《环境影响评价法》中还要求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进行跟踪监测；三是公众参与的规定缺失。《环境保护法》全篇中对公众参与未有规定，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公众参与当然就得不到体现。而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得一项重要内容，虽有不完善之处，但较之《环境保护法》是有进步的。
《环境保护法》的修改无疑要对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发展作出总结与提升，囿于其基本法的地位，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侧重于基本性规定即可。
首先，扩大环境影响评价对象的范围，增加对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的原则性规定。具体的评价内容、工作程序、文件审批等可以《环境影响评价法》为依据。只要对环境能够产生或可能产生影响的规划和建设项目都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其中就包含了涉及到生态保护的规划和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这一点不容忽视。更值得一提的是，《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的评价对象也不尽全面，尤其是对法规和政策的环境影响评价没有作出规定，成为该法的一大硬伤。另外，虽然规定了规划环评，但有一部分规划如国务院的规划，市级、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编制的规划未被囊括，还有部分规划的环境评价从其编制和审批来看，也有事实上被轻视的可能。[3]为了真正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战略环评必须得以重视。它除了包括规划环评，还包括法规和政策环评。但是，开展战略环评的难度也不小。缺乏系统的战略环评理论和技术方法，部门间的合作机制有待完善，技术力量比较薄弱等。因此，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能否全面引入战略环评将是一项具有前瞻性和挑战性的工作。
其次，增加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进行跟踪监测的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中不仅包含评价的结论、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后续的跟踪监测同样重要。这样的规定使得环境影响评价条款更完满，也能与《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遥相呼应。
最后，对于公共参与，应该放在《环境保护法》总则中作为基本原则加以规定，使其能贯穿到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这也是环境保护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对限期治理制度的完善
限期治理制度作为我国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之一，在环境管理实践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除了《环境保护法》对限期治理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外，《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单行法都有相关规定。
依据《环境保护法》第18条、第29条、第39条规定，限期治理针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事业单位或者是位于特别保护区域内的超标排污设施；限期治理的决定权由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行使；对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企、事业单位，除了加收超标排污费外，还可以处以罚款或责令停业、关闭。总结其特点，应从以下方面改进：
第一，扩大限期治理的范围。从《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两类限期治理的范围来看，没有包括污染物排放超过标准的情形。而在《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中都对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污染源进行限期治理作了规定。《环境保护法》应该作出同样的规定，从而强化国家的环境监督管理。
第二，将行为违法性作为限期治理的构成要件。《环境保护法》中不论是否污染严重，还是超标排污，都没有将它们定性为违法行为，限期治理也只是作为一种行政管理手段。而《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早已确定超标排污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其中规定的限期治理是一种行政处罚手段，具有法律制裁性。因此，《环境保护法》中应该将违法性作为限期治理的要件，这样有助于强化企、事业单位的环境责任，提升污染防治的效果。
第三，将限期治理的决定权按辖区下放到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法》将限期治理的确定权授予给对被治理单位有直接管辖权的人民政府行使，而环保行主管部门只有很少范围的限期治理建议权和较低层次的决定权。这突出表现了“命令－控制”型环境管理模式的特点，影响了行政效率的提高，易助长“地方保护主义”之风，也不利于该项制度经常全面地实施。由环保主管部门行使限期治理的决定权则有利于权责分明，提高行政效率，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管理制度发展趋势的需要。第四，增加对环境破坏进行限期治理的规定。《环境保护法》中的限期治理重点是针对环境污染行为。而对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时的限期治理鲜有规定。限期治理作为恢复、补救措施同样适用于严重的环境破坏性为。例如，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对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环保部门也应对责任人作出限期治理的决定。
（三）对排污收费制度的修改建议
排污收费制度是实施环境管理的一种经济手段。它源于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一些单行法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2002年修改制定的《排污费征收适用管理条例》已突破了现行的《环境保护法》的规定，有必要对其进行修改。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将超标排污行为规定为违法行为。《环境保护法》第28条和第37条的规定表明超标排污行为并非违法行为，超标排污的只需交纳超标排污费。而《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早已将超标排污修订为一种违法行为，即“排污收费，超标处罚”。同时，依照《标准化法》和《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污染物排放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具有法律约束力，超过标准排放污染物即是违法，应给予行政处罚。所以，《环境保护法》应尽早确定“排污收费，超标处罚”制度，将其推广到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等领域。
2、修改按单一的浓度收费为对不超标排污的按排放总量计征排污费；转向按浓度和总量收费。《环境保护法》规定的排污收费制度是建立在对污染物实行浓度控制的基础上的，未考虑区域的环境容量和污染物排放的总量，不利于整体环境质量的改善。我国《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都明确规定了在特定区域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度，《排污费征收适用管理条例》的规定也实现了由单一浓度收费向浓度与总量相结合收费的转变。实践中也已经采用了浓度与总量相结合收费的模式。这种转变要在《环境保护法》修改中反映出来。
（四）明确清洁生产制度
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4]其实质是贯彻污染预防原则。从产品设计、原材料选用、生产工艺技术的采用和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等各个环节实行全过程控制，真正从源头上防止、减少污染，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
《环境保护法》第25条是对清洁生产的规定，但仅仅是作为企业所应承担的义务，没有规定义务违反后所应承担的责任，对于政府在清洁生产方面的责任也未有提及。2003年实施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对我国的清洁生产制度较详细地作了规定，比较丰富和完善了清洁生产制度，但很多地方存在不足，例如，着重于对工业生产领域的清洁生产的推广和实施，对公民个人在生活领域如何消费产品的问题没有涉及；同样，对政府及有关部门推行清洁生产的责任的规定不足。因此，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的引领下，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背景下，《环境保护法》有必要对清洁生产制度作出较为具体的规定，在《清洁生产促进法》的基础上，将相关规定的原则性与全面性体现出来，如明确清洁生产制度的主体、实施、责任等。
（五）增加许可证制度的规定
许可证制度是指环境法所确认的，对从事可能造成环境不良影响活动的开发、建设或经营者，必须向有关管理机关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发给许可证后才能从事该项活动的一系列管理制度。[5]
实行许可证制度意义重大。它是加强对排污者监督管理的有效手段，是保护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我国环境管理战略思想三个转变的具体手段。我国许可证制度广泛地被运用于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大气、水、危险废物的污染防治方面，对矿产、森林、渔业、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方面等。相关的单行法、地方性法规或规章等为许可证的实行也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作为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却没有规定。即使该法的内容偏重污染防治方面，也未对排污许可制度有所涉及。在理论和实务界探讨最热烈的也是针对排污许可证制度。因此，在《环境保护法》的修改过程中，要将许可证制度作为基本法律制度规定下来。特别是对排污许可证制度，在污染防治一章中，更应予以明确。排污许可证制度具有明显和丰富的功能多样性、灵活机动性，适用于污染防治管理的全过程，是环境监督管理中普遍采行和优先适用的重要法律制度。我国现行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集中在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排放上，环境噪声污染没有在单行法中作出规定，对占海洋污染绝大部分的陆源污染物排放没有设置许可证制度；并且各项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法律依据不同，设定主体不明，层级混乱，程序也不健全。[6]如《水污染防治法》中未规定水污染物的排放许可，而《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水污染物排放学许可证暂行办法》、《淮河和太湖流域排放重点水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试行）》相对完整作了规定。《办法》自行设定行政许可权，违反了《行政许可法》有关行政许可设定权的规定。对此，在《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中确立排污许可证制度，统一规范，将对散落于各单行法、地方性法规或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产生指导性意义，也易于对该制度进行梳理、整合与拓展。
（六）增加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
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和排污费制度是征收环境保护费的主要内容，它是对“污染者
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原则的反映，是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理制度之一。而《环境保护法》因侧重于污染防治领域，仅规定了排污收费制度，其第19条规定：”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必须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太过原则、模糊，对于采取何种措施及相应的法律责任没有具体规定。而实行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能够保证生态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持续发展，也为生态环境破坏的恢复和治理提供资金保障，凸显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地位。我国除了《森林法》规定了森林生态补偿基金和对占用林地单位开征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法》中规定的草原植被恢复之外，在生态环境补偿费方面没有统一的规定。建议在《环境保护法》修改中增加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对征收的对象、范围、标准等基本内容作出说明。
四、结语
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是相对动态发展着的，作为《环境保护法》的支撑，在经历社会一系列变迁之后，理应作出适时调整。而《环境保护法》的修改是个很好的契机。正是此时，要抓住时代的脉络，贯彻新思想、新理念，以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为基石，完善作为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期待这次的修改能为环境保护法律事业的欣欣向荣推波助澜。
【注释】[1]周珂著：《环境法》，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2]李启家：《中国环境立法评估：可持续发展与创新》，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年第3期。
[3]李淑文：《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立法思考》，载《求索》2007年第1期。
[4]吕忠梅著：《环境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页。
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篇3
【论文摘要】预防类制度是环境法中体现预防原则的一系列环境制度的总称，包括环境规划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清洁生产制度和环境标准制度。预防类制度是《环境保护法》修改的重点，而台湾《环境基本法》关于预防类制度的规定能为我们修改《环境保护法》提供一些启示。【英文摘要】preventivesystemsareaseriesofenvironmentlawsystemthatreflectpreventiveprinciple，includingenvironmentalprogramsystem，environmentalimpactassessmentsystem，cleanproductionsystemandenvironmentalstandardsystem……preventivesystemsarethekeypointofenvironmentLaw‘samendment.andwecanlearnsomeexperiencefromtaiwan’senvironmentalFundamentalLaw.【论文关键词】台湾；《环境基本法》；预防类制度；启示【英文关键词】environmentalFundamentalLaw；preventivesystems；enlightenment.【正文】一、台湾《环境基本法》预防类法律制度研究的意义大陆现行的《环境保护法》是1989年在原先《环境保护法（试行）》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其立法初衷是作为的环境保护基本法，统筹规定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然而由于其立法时间早，立法理念落后等原因，现行《环境保护法》的许多规定已经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整体性使我们必须对作为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制度和规范予以修改，而预防类制度的完善是修改《环境保护法》的重点，预防类制度在环境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预防类制度是环境保护法中体现预防原则的一系列制度的总称，主要包括环境规划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清洁生产制度和环境标准制度。现今预防原则先已被公认为环境保护基本法的首要原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各国在处理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几乎都是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然而以牺牲环境换来的经济发展却使人类付出了更惨痛的代价。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逐渐将环境政策的重心从末端治理转移到事先预防，并在环境基本法中规定了一系列的预防类制度，落实预防原则。大陆《环境保护法》的修改把重心放在预防类制度上，以体现预防原则。制定于2002年的我国台湾地区的《环境基本法》是人类跨入21世纪后颁布的第一个环境基本法，该法预防类制度的规定对大陆修改《环境保护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原因如下：首先，台湾的《环境基本法》制定于2002年，该法在制定过程中，吸收了美、德、日等国先进的立法理念与体例，贯彻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顺应了循环经济的浪潮，这使该法的很多规定具有先进性和合理性。大陆的环保法制定于1979年，1989年虽作修订后至今，但均在1992年第二次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之前，其立法理念仍然停留在末端治理的阶段上，已不适应时代的潮流。因此台湾地区《环境基本法》对预防类制度的规定可以为大陆修改《环境保护法》提供借鉴的范本。其次，大陆和台湾地区本是同根生，同文同种，共为一体，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现在两岸经贸关系十分密切，人员往来也日益增多，大陆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和投资基地，衍生出很多环境保护问题。学习台湾《环境基本法》的立法经验，使两岸的环境保护法律得以沟通和协调，并以此促进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在大陆修改《环境保护法》之际，对台湾地区的《环境基本法》予以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二、环境规划制度环境规划是指根据国家或地区的环境资源状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一定时期内环境保护目标、基本任务和措施的规定，环境规划制度是环境规划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作为环境保护的预防类制度，环境规划制度是最适当且最能实现预防原则要求的一种制度。环境规划制度标志着国家的环境政策已从消极的“污染防治”跨越至积极的“环境管理”。台湾《环境基本法》第一章总则第7条对环境规划制度作了总的规定，“‘中央政府’应制定环境保护相关法规，策定环境保护计划，建立永续发展指标，并推动实施之。地方政府得视辖区内自然及社会条件之需要，依据前项法规及环境保护计划，订定自治法规及环境保护计划，并推动实施之。各级‘政府’应定期评估检讨环境保护计划之执行情况，并公布之。”第二章规划及保护对环境规划制度作了具体的规定：第16条“各级‘政府’对于土地之开发利用，应以高品质宁适和谐之环境为目标，并基于环境资源总量管制理念，进行合理规划并推动实施。前项规划，应优先考虑环境保护相关设施。”；第17条“各级‘政府’为维护自然、社会、人文环境，得视自然条件、实际需要及兼顾原住民权益划定区域，采取必要之措施或限制人为活动及使用。各级‘政府’应视土地使用及人为活动限制程度，予以补偿及回馈。”；第18条“各级‘政府’应积极保育野生生物，确保生物多样性；保护森林、湖泊、湿地环境，维护多样化自然环境，并加强水资源保育、水土保持，及植被绿化工作。”（一）《环境基本法》环境规划制度的特点从以上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台湾《环境基本法》的环境规划制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环境规划遵循环境优先原则环境规划是一种协调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合理战略，牵扯的内容十分广泛。环境规划的制定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涉及到各种利益，环境保护规划必须要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相协调。如国土利用规划，其是从宏观角度对一个国家或地区较长时间内国土的综合开发、利用、保护和整治所作的总体安排，涉及到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自然资源的开发规模、布局和步骤；人口、生产、城镇的合理布局；交通、通信、动力和水资源等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的合理安排等等此类。所以环境规划要考量到所涉及的各种利益，不能顾此失彼。制定环境规划的过程也就是衡平各种利益的过程，衡平即分出主次，当各种利益发生冲突时有取舍，有侧重。台湾《环境基本法》第7条和第16条均规定，环境规划的制定必须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相适应，当各种利益发生冲突时，环境生态保护应优先考虑，即环境规划应遵循环境优先原则。过去末端治理环境问题的失败，使许多国家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必须提到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程度上，当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出现矛盾时，环境保护优先。环境优先原则已经成为世界环境保护的发展趋势，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很多国家或地区的已在环境法规中肯定了环境的优先保护地位。台湾《环境基本法》规定环境规划应顺应了持续发展理念，遵循环境优先原则，无疑具有先进性和合理性，符合国际社会的发展潮流。2、定期评估环境规划的执行状况《环境基本法》第7条规定各级“政府”推定实施环境规划，并应定期评估检讨环境保护规划的执行情况，把评估的结果作为肯定政府绩效或作为环境规划修改的依据。这一规定就使环境规划具有了法律上的执行力和拘束力，环境规划并不仅仅具有宏观的指导作用和调控作用。环境规划的执行力表现在环境规划制定出来后，各级主管部门要采取积极措施，完成环境规划规定的目标和任务，使环境保护工作落到实处。环境规划的拘束力表现在各级“政府”应定期评估环境规划的执行情况，评估结果是考量政府绩效和环境规划是否应修改的依据。环境规划的执行力和拘束力使环境规划具有了法律上的强制力，这避免了环境规划制定出来后被束之高阁、形同虚文的情况，确保环境规划下达的目标和任务能及时完成，推动环保工作的顺利进展。3、规定自然资源规划制度《环境基本法》第16条、17条规定了自然资源规划制度。为了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自然界基因库的完整，并保存社会及人文环境资源及景观，《环境基本法》规定各级“政府”视自然条件及实际需要，分别划定若干自然保护区域，对保护区域内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恢复和管理作总体规划。目前“政府”规划的各类保护区总面积非常之大，约占台湾陆域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为保护自然资源，保护区内限制某些人为活动，这会对原住民的权益带来侵害，因此，《环境基本法》又规定，“政府机关”应对受限制着的权益给予一定的补偿及回馈，以体现公平正义。自然资源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基本法》规定了自然资源规划制度，注重自然资源的保育。这一规定对确保生物多样性，从而维护生态环境的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二）对大陆修改《环境保护法》的启示《环境保护法》第4、12、22、23、24条对环境制度的作了规定。《环境保护法》对环境规划制度规定的比较笼统，还停留在宏观阶段，规范性较差。从已有的规定来看，环境规划主要还是针对污染防治，对自然资源的规划并没有提及。环境规划的理念依然是末端治理，没有贯彻了持续发展理念，体现环境优先原则，并且《环境保护法》没有规定环境规划的地位和相应的法律保障措施，导致环境规划的指标每年都无法完成。建议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借鉴台湾《环境基本法》的规定，环境规划应遵循环境优先原则，增加对自然资源的规划，并建立环境规划的定期评估制度，以保证规划能按时完成。三、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指在进行开发建设或其他可能对环境有影响的活动前，对实施该活动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调查、预测和评定，提出环境影响及防治方案的报告，供有关审查批准等一系列行为规则的总称。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最早出现在1969年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中，其后被很多国家采用。环境影响评价是运用科技手段对环境影响做出的科学评价，具有预测性和综合性的特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预防新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体现了预防原则，被认为是预防类环境制度的支柱。台湾《环境基本法》第24条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作了规定：“‘中央政府’应建立环境影响评估制度，预防或减轻‘政府’政策或开发行为对环境造成之不良影响。”同时该法对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共参与制度也作了规定：第11条“各级‘政府’得聘请环境保护有关之机关、团体代表及学者专家备供谘询。各级‘政府’得邀请有关民众与团体共同参与加强推动环境保护工作。”；第29条“‘行政院’应设置‘永续发展委员会’，负责永续发展相关业务之决策，并交由相关部会执行，委员会由‘政府’部门、学者专家及社会团体各三分之一组成。”；第34条“各级‘政府’疏于执行时，人民或公益团体得依法律规定以主管机关为被告，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一）《环境基本法》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特点从以上条文可以看出，台湾《环境基本法》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规定有以下几个特点：1、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包括开发行为和政府政策《环境基本法》第24条明确规定的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包括一般的开发行为和政府政策。一般的开发行为是指对环境有影响的工程建设行为，包括工业、交通、水利、农业、旅游等建设行为，这些开发行为在动工之前必须经过主管部门的环境影响评价。很多国家和地区环境法规中都对开发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作了规定。除此之外，台湾《环境基本法》把政府政策也纳入了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从环境的整体性和人类对环境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来说，政府政策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远远高于一般开发行为对环境的影响，重大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事件都很多是由于政府决策的失误所造成的。政府政策不当，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往往是长久性、整体性和难以恢复性的。因此，比起一般的开发行为，把政府政策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更具有实际意义，更能体现环境影响评估制度预防环境破坏的功能。另外《政府政策环境影响评估作业办法》对应当实施环境影响评估的政策作出了具体规定，包括工业政策、矿业开发政策、水利开发政策、土地使用政策、能源政策、畜牧政策、交通政策、废弃物处理政策、放射性核废料之处理政策和其他政策。规定这些政府应当进行评估的标准是政策可能使环境负荷超过当地涵容能力，破坏自然生态系统、危害国民健康或安全，危害自然资源之合理利用，改变水资源体系，影响水质及妨害水体用途，破坏自然景观之和谐性，其他违反国际环境规范之要求，或有碍环境生态之永续发展。2、注重公共参与在环境影响评价中的作用公共参与是指公众有权通过一定的程序和途径参与一切与公众环境权益相关的开发决策等活动之中，并有权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和救济，以防止决策的盲目性，使得该决策符合广大公众的切身利益和需要。环境法中的公共参与原则是一国政治活动民主理念在环境管理领域的体现和延伸，得到了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承认，如美国在1969年颁布的《国家环境政策法》中确认了公共参与原则，并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予以落实。台湾《环境基本法》第11条、29条也对公共参与原则作了规定，公共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影响涉及到每个人，公共参与环评保证了环评决策过程的透明，结果的公正。另外《环境基本法》第34条规定了环境诉讼制度，环境诉讼是实现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法律保障。当环境决策机关剥夺了公众参与的权力，或者决策机关没有慎重考虑公众的意见，或公众对环境决策机关的最终结果有异议时，公众可以基于法律的规定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要求司法机关对决策机关的行为进行审查。因此，环境诉讼是实现公共参与的重要救济手段，真正使公共参与环境决策落到实处。《环境基本法》对公共参与原则的规定，保证了环境影响评价程序的公开，环评决策结果符合公众的利益。（二）对大陆修改《环境保护法》的启示《环境保护法》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13条，从该条规定来看，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只限于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政府的宏观决策和规划并没有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这不能不说是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一大缺憾。很多大规模环境污染事件都是由于政府决策的失误所造成的，如当年政府积极发展十五小企业，即小造纸、小制革、小燃料、小土焦等，造成环境生态的严重破坏。现在我们认识到这些企业污染严重，主张取缔。但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这些污染企业仍屡禁不止，对环境构成极大地威胁。比如近来出现的太湖蓝藻污染事件，就与太湖周边的乡镇企业污染有密切关系。大量的污水排入太湖，致使水中磷氮过量，造成蓝藻暴发。太湖被污染，自来水无法饮用，无锡市上百万居民上街抢购纯净水。只有对政府经济开发政策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才能避免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另外《环境保护法》并没有对公共参与环境影响评价作出具体规定，第6条笼统性的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但这条规定远不能满足使公众真正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因此，建议在《环境保护法》时，借鉴台湾《环境基本法》的规定，首先扩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将政府的宏观决策纳入评价的范围，并具体规定哪些政府政策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其具体标准是什么。对公共参与环境评价作出明确和具体的规定，确实保证公众的参与权，体现环境影响评价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四、清洁生产制度清洁生产制度是贯彻污染预防原则的又一重要环境管理制度。清洁生产意为“更清洁的生产”，是采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材料，通过清洁工艺技术及无污染或少污染的生产方式，对社会生产和服务的各个环节实行全过程控制，制造出清洁的产品。清洁生产本质为从生产和服务的源头减少资源的浪费，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控制污染的产生，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清洁生产制度是清洁生产在立法上的体现，是清洁生产的法律化和制度化。台湾《环境基本法》第5条对公民个人在生活领域消费绿色产品进行了规定：“人民应秉持环境保护理念，减轻因日常生活造成之环境负荷。消费行为上，以绿色消费为原则；日常生活上，应进行废弃物减量、分类及回收。人民应主动进行环境保护，并负有协助‘政府’实施环境保护相关措施之责任。”；第6条规定了进行事业活动的清洁生产要求：“事业进行活动时，应自规划阶段纳入环境保护理念，以生命周期为基础，促进清洁生产，预防及减少污染、节约资源，回收利用再生资源及其他有益于减低环境负荷之原（材）料及劳务，以达永续发展之目的。事业应有协助‘政府’实施环境保护相关措施之责任。”；第37条规定了从事清洁生产和其他环保事业的鼓励措施：“各级‘政府’为求资源之合理有效利用及因应环境保护之需要，对下列事项，应采适当之优惠、奖励、辅导或补偿措施：一、从事自然、社会及人文环境之保护。二、研发清洁生产技术、设备及生产清洁产品。三、研发资源回收再利用技术。四、再生能源之推广及应用。五、研发节约能源技术及设置节约能源产品。六、制造或设置污染防治设备。七、为环境保护目的而迁移。八、提供土地或其他资源作为环境保护之用。九、从事环境造林绿地。十、其他环境保护有关事项。”；第38条规定了‘政府’推行清洁生产的责任：“各级‘政府’应采行必要措施，以促进再生资源及其他有益减低环境负荷之原（材）料、制品及劳务之利用。各级‘政府’之采购，应以再生资源制品及环境保护标章产品为原则。”（一）《环境基本法》清洁生产制度的特点从以上条文可以看出，台湾《环境基本法》对清洁生产制度的规定有以下几个特点：1、规定了公民个人的绿色消费责任《环境基本法》第5条规定了公民的绿色消费责任。公民的消费行为和日常生活，均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环境基本法》规定公民应以绿色消费为原则，对废弃物减量、分类及回收，以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倡导公民绿色消费、购买清洁产品，不仅可以减少日常消费行为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可以促进企业改进生产工艺，生产清洁、对环境污染少的产品。公民消费行为的改变，可以促使企业自觉改进技术，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提高资源利用率，减轻对环境的危害。因此，公民绿色消费可以较低的成本推动企业实行清洁生产。2、规定了企业的清洁生产责任《环境基本法》第6条明确规定了企业的清洁生产责任。企业进行活动时，应自规划阶段纳入环境保护理念，以生命周期为基础，促进清洁生产。企业在生产活动中，应优先采用资源利用率高以及污染物产生量少的清洁生产技术、工艺和设备，预防或减少污染的产生，节约与回收可再生资源。清洁生产包括清洁的能源、清洁的生产过程和清洁的产品，对企业清洁生产责任的规定是清洁生产制度的重要内容，贯彻了从生产源头控制或避免污染产生的理念，顺应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改变了过去被动末端控制污染的手段，强调在污染产生之前就要予以避免或减少。清洁生产贯穿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不仅在产品的生产阶段，采用清洁原材料和清洁的生产工艺，同时对可再生资源要回收循环利用。3、规定了政府对清洁生产的鼓励措施《环境基本法》第37条规定了“政府”对清洁生产的鼓励措施。为了有效的推行清洁生产，《环境基本法》规定了对从事研发清洁生产技术、设备及生产清洁产品，研发资源回收再利用技术，再生能源的推广及应用等行为给予一定的优惠、奖励或补偿等措施。政府对从事清洁生产给予鼓励，能有效的促进企事业更加积极的研发和推行清洁生产技术。4、规定了政府推行清洁生产的责任《环境基本法》第38条规定了“政府”推行清洁生产的责任，清洁生产不仅仅是对公民个人和企业的要求，政府也要采取各种措施，发挥引导和服务功能，促进可再生资源或其他有益于减低环境负荷原材料的使用。这些措施包括制定有利于清洁生产的政策、为企业提供清洁生产的技术信息和技术支持、优先购买清洁产品等。（二）对大陆修改《环境保护法》的启示虽然2002年颁布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对清洁生产制度作了原则性规定，但作为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并没有对这一制度明确规定，因此，建议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借鉴台湾《环境基本法》，对清洁生产制度的有关内容作出规定，包括企业的清洁生产责任、公民个人的绿色消费责任、政府推动清洁生产的责任和对清洁生产的鼓励措施。并引进循环经济条款，使整个生产过程从原料来源到废物回收能形成一个封闭循环的系统，实现无废物理念，提高资源利用率。五、环境标准制度环境标准制度是指国家为了维护环境质量、控制污染，保护人群健康、社会财富和生态平衡，在综合考虑本国自然环境特征、社会经济条件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基础上，按照法定程序制定的各种技术规范的总称。其主要内容是技术要求和各种量值规定，是具有法律性质的技术规范。环境标准具有政策的期待性，对于申请环境开发或利用行为，自要超过了环境标准数据的规定，申请者即可清楚的得知其申请行为无法得到许可。预防原则在事务上的体现，就是各种环境标准的设定。台湾《环境基本法》对环境标准制度的规定集中在第25条：“‘中央政府’应视社会需要及科技水准，订定阶段性环境品质及管制标准。地方‘政府’为达成前项环境品质标准，得视其辖区内自然及社会条件，订定较严之冠之标准，经‘中央政府’备查后，适用于该辖区。各级‘政府’应采必要措施，以达成前两项之标准。”（一）《环境基本法》环境标准制度的特点从条文可以看出，台湾《环境基本法》对环境标准制度的规定有以下几个特点：1、环境标准的制定具有阶段性《环境基本法》第25条规定“中央政府”应以社会需要及科技水平为依据，订定阶段性的环境品质及管制标准。环境保护及环境品质的提升，非一日之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环境标准须分阶段制定。不同阶段依据客观情况，制定不同的环境标准，这样才更能体现环境标准的科学性和可行性。2、环境标准的制定遵循地区差异性《环境基本法》第25条规定“地方政府”可以依据辖区内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制定较严格的管制标准，经“中央政府”备查后，适应于该辖区。由于各地区的地形、气候、水文、植被和人口数量等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有些地区这种差别是相当巨大的，因此环境问题与地区关系密切，制定环境标准必须充分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出适合本地区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标准。如果忽视地区差异性，片面追求环境标准的统一，反而会造成严重的负面效果。台湾《环境基本法》环境标准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地区差异性。3、规定“政府”达成环境标准的责任《环境基本法》第25条规定各级“政府”应采取必要措施，以达成环境标准。环境标准是法律化的技术规范，环境标准一经颁布，就具有法律强制力，必须严格予以执行。为保证环境标准的实施，各级主管部门应制定一系列实施环境标准的措施，达成环境标准的要求，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二）对大陆修改《环境保护法》的启示《环境保护法》的环境标准制度的规定集中在第9、10条，具体规定了国家环境标准和地方环境标准两个层次，横向上包括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两类。《环境保护法》对环境标准制度的规定已形成一定的体系，并具有合理之处，但台湾《环境基本法》对环境标准制度的规定对《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首先《环境保护法》应明确规定环境标准应分阶段制定，每个阶段有不同的标准。其次环境标准的制定应体现地区差异性，大陆地广辽阔，东南西北差异很大，不同地区应实行不同的环境标准。最后，应规定政府为完成环境标准所采取的措施，以及环境标准未完成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注释】陈慈阳著：《环境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蔡守秋主编：《环境资源法学》，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金瑞林、汪劲著：《20世纪环境法学研究评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吕忠梅著：《环境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金瑞林著：《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汪劲著：《中国环境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黄明健著：《环境法制度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篇4
关键词：世界贸易组织；环境保护法律制度；适应；接轨；变革
wtoandadaptableinnovationtoChina'senvironmentalLegalSystems
abstract:factthatChinahasbecometheformalmemberofwtomeansthatprinciplesandrulesofwtomustbecompliedstrictlybyChina.italsomeansthatenvironmentprotectionlegalsystemshouldbetransformedbyChinesegovernmentsothatitcanbefittedtothedemandsofprinciplesandrulesofwto.Foronething，theauthoranalysesthecommondemandsuponallmembersandspecialdemandsonchina.Foranother，theauthorsetsforththetheoreticalandpracticalnecessityofinnovatingenvironmentprotectionlegalsystem.Basingonthisdiscussion，theauthorreasonsthetheoreticalandpracticaladaptabilityofChineseenvironmentprotectionlegalsystem.itisprovedthatChineseenvironmentprotectionlegalsystemcanmeetwiththedemandsofprinciplesandrulesofwto.inendofthisarticle，twotopicsabouttheenvironmentprotectionlegalsystemeconomythatweshouldconstituteandtheprimaryadaptableinnovatingmeasurethatweshouldadoptarediscussed.
Keywords:worldtradeorganization；environmentprotectionlegalsystem；adapt;meetwith;innovation
加入wto之所以成为中国几代人的期待和梦想，除了它以"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大幅度稳定增长以及扩大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和贸易"为直接的目的外，其"应依照可持续的目标，考虑对世界资源的最佳利用，寻求既保护和维护环境，又以它们各自在不同水平的需要个关注相一致的方式加强为此采取的措施"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2001年11月10日，中国正式加入wto，它标志着wto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原则和规则在中国必须得到严格的遵守。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加入wto并不意味着其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原则和规则一下子就在各国的实践中得到很好的执行，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磨合过程。在磨合过程之中，各国必须不断协调并变革其与wto原则和规则不相匹配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以适应wto的基本要求。
一、wto对中外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要求
wto的原则和一般规则对各成员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基本要求是同一的无差别的，但是因、经济体制以及经济和法制建设条件的差异，wto的原则和一般规则对每个具体国家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要求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一）wto对各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一般要求
wto对各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一般要求，是指所有wto成员国在创设与变更其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时候都要遵守且不能存在任何例外的要求。综合《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1994年关贸总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关于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措施的协议》等的有关规定，wto对各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一般要求主要有：（1）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要求；（2）统一实施与透明度要求；（3）司法审查要求；（4）促进国际贸易的开放、自由发展和公平竞争的要求。
（二）wto对我国环境保护制度的特殊要求
按照wto框架协议的内在要求，wto的成员国必须是市场或转型经济的国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性决定了属于上层建筑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必须与之适应并为之服务，即市场经济国家必须实行以市场调节为主的、以规划、计划和行政手段干预或宏观调控为辅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在加入Gatt和wto的谈判中，我国先后经历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转轨两个时期。虽然国务院最近废除了一些不合时宜的环境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立、改、废了一些环境保护法律，但是在其他没有废止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中，其设立的一些法律保护制度明显地带有计划经济和转型期的烙印。因此，wto规则对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创设与变革提出了一些特殊的要求。
1．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环境保护法律调控体系
虽然我国宣布正在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在环境保护领域，亲计划经济的利益代表者与亲市场经济的利益代表者每时每刻地在进行着斗争。虽然市场经济体制在不久的将来会占主导地位，但是亲计划经济的利益代表者（如一些享有行政审批权的政府部门）并不会轻易地放弃其与职权挂钩的利益要求。由于市场经济强调效益优先，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为了追求部门、地方甚至个人的经济效益，甘愿充当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保护伞，使环境行政监管权沦为地方经济利益的俘虏。因此，只要法制不健全，执法不力，计划经济体制的某些不合理因素始终会阻挠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和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改革。我国现阶段出现的一系列环境案件也证明了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监管方面的消极和抵触态度。所以，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将是一个充满斗争的长期过程。
2．按照承诺有步骤地开放环境保护市场
环境保护产业在我国是一个新兴的市场潜力巨大的经济增长点，属于幼稚产业的范畴，因此必须利用wto有关幼稚产业保护的例外规则条款进行保护。但是国家利益追求之间的冲突、比较优势利益的获得以及wto协议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使得我国不得不放弃一些应得的"家待遇"，按照时间表逐渐加大环境保护货物、技术与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程度和关税减让力度。
3．正确处理党的文件、党和政府的内部规定与国家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透明度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它领导国家的方式主要是领导、方向领导和组织领导。这三种领导职能与宪法规定的政府执行职权有交叉的地方。长期以来，由于过左因素的干扰，出现了党务干预政务和法律甚至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不正常现象。因此，在实践中也普遍形成了重红头文件和内部规定而轻环境保护法律的观念，甚至出现了用党的红头文件和内部规定代替法律的现象。而很多按照wto的要求本应公开的经济、环境政策文件则没有对外公开，属于内部文件的范畴，因此透明度差，很难保证国民待遇、法律救济和法律监督的到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一，在党的上，左的因素存在时间长，大，加上担心既得职权和利益的丧失，因此只要一提党政分开，过左的力量就精神紧张，担心领导权的丧失，于是采取各种措施阻挠任何合理的党政分开改革。基于此，纠正党内单方面操作、以党带政、以党代法等弊病的改革在建国50年来举步惟艰。其二，人事考核与提拔权在上级党组织，下级组织的办事只要符合上级党组织的意图和利益追求，即使违反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上级组织也会为之开脱甚至嘉奖。因此在实践中形成了基层的执法与司法机关只服从上级党组织而不服从法律和上级行政机关政令的现象。
4．正确处理国家与地规之间、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地方规章之间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统一、协调
虽然我国已经颁布了《立法法》，但是由于的原因和利益重新分配的冲突和争斗，要想一下子按wto的要求清理改、废完毕所有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与规章，使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在上下与左右位阶之间协调设定与实施，肯定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有必要解决立法的审查机制问题。
5．明确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责任，克服轻视环境保护的地方增长主义
在实际生活中，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决策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衡量与追求的因素。由于缺乏严密、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和政府为了片面地追求地方经济的增长追求，容忍甚至鼓励其辖区内单位和个人违反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事情屡有发生。现阶段的实践已经证明，环境与资源状况继续恶化的主要原因在政府。因此必须打击"区域割据"的环境保护的地方经济增长主义。按照wto的规则，如果不强调和细化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执行方面的行政责任及其追求机制，wto成员国就可以以不正当竞争为由把中央人民政府而非地方政府作为被告提请wto争端解决机构（DSB）解决轻视环境保护的地方经济增长主义。那么地方行政机关的责任接转化为了国家责任，这对地域广阔且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的来说，可能加重中央政府的诉累和财政负担。
6．国有与其他企业在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立法和法律适用上的平等性和同一性
wto并不反对国有企业在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适用方面享有特殊的待遇，但是成员国必须按照Gatt第17条第1款甲项的规定，"建立或者维持一个国营企业（不论位于何处），或对一个企业正式或事实上给予独占权或特权时，这种企业在其有关进口或出口的购买和销售方面的行为，应符合本协定中关于私商进出口货物的政府措施所规定的非歧视的一般原则。"在加入wto之前，我国的国有企业依照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在法律适用上享有其他所有权属企业所不能享受的优先权、垄断权和其他环境特权（如减免税、投股、优惠贷款、价格支持等），而国外产品因高额的关税和严格的配额限制难以对我国国有企业的国内产品销售市场形成真正的威胁，国内非公有制经济也缺乏经济与技术实力与国有经济抗衡，这就造成了同一制度下不同经济属性和国别的企业享受不平等待遇的现象。这与wto的国民待遇和公平竞争要求是格格不入的。
二、对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进行适应性变革的与现实必要性
从历史的角度讲，变革必有意义，无社会进步意义的变革必然招致失败的命运。加入wto，追求国际贸易的平等与公平待遇，以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是我国几代人的梦想和追求，因此加入wto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对属于上层建筑的中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进行适应wto要求的变革，其意义无异也是非常深远的。
（一）有利于把环境保护的要求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轨道和要求之中，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虽然环境保护不是wto框架协议所追求的直接目标，但是wto比Gatt框架下的东京多边贸易谈判回合的一个进步之处是把贸易与环境结合起来，把环境保护的要求纳入到框架协议之中，并为此建立了贸易与环境委员会。环境保护的要求在Gatt1994、GatS、tRipS、《农产品协议》、《补贴与反补贴协议》、《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等协议中被充分重视，并作为一般例外规则的适用条件之一。wto框架协议的这个"绿化"动向必然要反映到我国的经济与贸易发展模式以及法律制度的适应性变革之中。因此，改革我国的经济与贸易发展模式，融入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最新要求有利于立法、规划、政策和决策把环境保护的要求纳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轨道和要求之中，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二）有利于防止发达国家利用贸易与投资转嫁污染与生态破坏，防止我国初级资源产品的过度开发，跨越西方国家设立的环境壁垒并建立我国的"绿色门槛"
和改善人民的生活和生存条件是发展家的首要任务，一些发达国家的投资与贸易商利用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地区引进外资和技术的急迫心理和对外资监管的"宽容"态度，向那些地区输入本国已经过时甚至被明令淘汰的设备、工艺和技术，或在那些地区建设本国禁止和严格限制的产业（如制革业、纸浆制造业）。同时，发达国家为了保育本国的资源和环境，利用发展中国家积累外汇的心理，往往采取设立低关税甚至零关税的方式大量进口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初级资源产品，从而达到剥削发展中国家可持续性因素的目的。另外，这些发达国家为了达到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与技术出口和保护本国产业的目的，往往还利用环境保护技术性规范、环境标准、环境标志及相关的合格评定程序等比较隐蔽的方式来建立发展中国家难以逾越的环境壁垒。对我国的环境保护制度进行适应性变革，通过建立自己的"绿色门槛"和健全本国产品、设备、工艺和技术的环境标准化体系，可以尽量防止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进行生态侵略和剥削并利用其环境壁垒进行经济封锁。
（三）有利于改善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人民的环境权
环境权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依照环境法对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应承担的基本义务。环境权按其可以分为环境所有权、环境使用权、环境占有权、环境收益权、环境债权、环境人格权、环境精神美感权等，其实质是以基本生态功能权为中心而展开的各种权益，包括生态功能权及与生态功能权相关的其它权利（如有偿开放景点权、风景资源的有偿占用权、排污权、排污权转让收益权等经济权利）。一些传统的部门法学者称之为一项考虑"绿化"要求的集人身权、物权、债权、劳动权、休息权等法权于一体的复合性权利。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的法律对公民环境权益的保护，无论是从保护的范围还是保护的力度来对比，与西方发达国家均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进行适应性变革，有利于移植西方的一些比较成熟的环境保护制度（如环境基金与环境保险制度、公民诉讼制度等）并使之本地化，从而达到改善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人民环境权的目的。
（四）有利于加快环境保护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环保产业和环保事业的迅速发展
在我国，环境保护产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由于起步晚，市场不发达，一些配套的环境保护市场法律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现有的一些制度也明显地带有计划经济和部门利益的色彩。尽管我国的环境保护产业还是一个幼稚产业，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起点比较高，还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如果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在适应wto要求的变革中充分考虑我国环境保护产业的现状，利用幼稚的保护条款采取合理的扶持机制，从短期来讲，是可以大大促进环境保护产业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的。从长期来讲，虽然我国的环境保护产业在市场完全放开后回受到巨大的冲击，但是我们一方面可以找到一些比较优势，对于比较劣势，追求国际与国内利润的动机可以促使国内的在过渡期内利用开放的竞争环境加快和赶超的速度。过渡期之后，我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了，环境保护工作就有了可靠的保障，就可以得到实质性的发展和巩固。
（五）有利于加快环境行政与司法体制改革，建立高效、勤政的环境行政执法与司法队伍体系
目前，我国的环境救济与执法机制存在许多与wto原则和规则要求不相兼容的地方，如单位和个人只能对具体环境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而对于抽象性的环境行政行为，则是不能提起行政诉讼的；对具体环境行政行为不服的法律救济，一些环境法律法规作出了或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在一些情况下行政复议还是提起环境行政诉讼的必要前置程序；单位和个人也不得因为自己不享有专属性权利的共享环境或环境因素受损享有提起环境民事和行政诉讼的权利；由于职权的竞合和法律规定的含糊不清，享有环境行政执法权的部门之间因职权油水的多寡而出现争夺或相互推委环境执法职权即职权越位、错位和不到位的现象；由于缺乏严格有力的执法、司法责任追究机制，一些环境保护法律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国家、单位和个人的环境权益也没有得到切实的维护等。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在进行适应性变革时，必然会顾及这些因素。这会有利于加快环境行政与司法体制改革，建立高效、勤政的环境行政执法与司法队伍体系。
（六）有利于加快我国市场体制的改革，促进环境法治化进程，尽量减少我国环境保护制度与wto的"碰撞"并使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贸易纠纷的解决有法可依
众所周知，wto法律体系框架是以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要求的，它必然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抵触的，也必然与在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并为计划经济服务的实验动物福利保护与质量保障制度存在抵触之处。按照wto及相关的规则，在国内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与我国已经签署的wto条约规定的规则不一致的时候，国内的环境保护法律主体要么是强行遵守wto框架中规定的原则和规则，要么违反wto框架中规定的原则和规则，前者会对国内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和制度造成冲击，后者会导致国际责任的追究和交叉报复。因此加强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适应性变革可以解决国内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与wto的"相撞"问题，可以使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贸易纠纷在国内层次上得到顺利的解决。
三、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wto适应性
刚刚加入wto，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正面临着wto原则和规则的检验。虽然我国为入世准备了十几年的时间，我国法律也朝这个目标逐渐改革了十余年，但是在加入wto的早期，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肯定会遇到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变更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使之适应wto规则不断提出的新要求。
（一）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与wto要求接轨的与现实障碍分析
1．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基础障碍分析
在wto的体系中，承担国际环境法律责任的主体只能是中央政府而不是执政党，中共中央与地方各级党组织如果继续坚持以前那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模式，那么各级党组织的红头文件和内部规定在中国法律法规及wto的原则和规则相冲突时，外国政府及其与投资者肯定是不会买红头文件和内部规定的帐的。如果强行执行红头文件和内部规定件，就必然会大大增加中央政府作为被告的机会。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改变自己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执政思路和方式。而要改变五十年来沉淀和积累下来的执政作风，不是短期内能够做到的。这也必然使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在适用时经常遇到各级党组织与地方政府的不正当干预，使先进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在执行中虚化。
2．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经济与技术基础障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在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经济与技术进步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在环境保护产业的规模化、技术与资金的集约化方面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一旦环境保护产业市场完全开放，必然会受到外国环境保护设备、工艺、技术与服务的强大冲击。我国虽然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但是要想利用几年的缓冲时间在技术与资金方面基本取得与国外环境保护产业抗衡的竞争力，恐怕是很困难的。在经济和技术滞后的情况下要想创设与西方国家接轨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是不大符合中国的环境、技术与经济利益的。
3．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法制基础障碍分析
环境保护法在法律体系中属于宪法的下位阶法，在与横向的部门法的关系问题上，虽然环境保护法学者们均坚持环境保护部门法的独立性，但是在其他传统的部门法学者们看来，环境保护法只能是一部附庸法，即它在国民经济和的发展中不是起主导作用的法，它只是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设置绿色条件的法。笔者认为，传统部门法的学者之所以这么认为，一是因为我国的环境保护产业落后，还没有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亮点；二是如过分抬高环境保护法的地位，势必会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三是"保护环境也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也是发展生产力"的格言还没有被广泛认可。基于这三个原因，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设在立法中常常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实施中被轻视、歧视甚至被故意违反。如果现在还不改变这种作法，就会放任由外到里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转嫁，同时，中国国内的产品就会因难以逾越西方国家设置的"绿色壁垒"而难以进入国外市场。
4．环境保护制度的建设状况障碍
自从我国宣布实行市场体制以来，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我国毕竟现在还处于转型期，在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还有很多不确定和不成熟的因素，因此现行的体现市场化要求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要么滞后，要么相当超前，有许多值得深入变革的地方。比如我国建立了环境信息制度，但是在哪些环境信息公开、如何公开环境信息、和个人如何索取环境信息资料以及不公开应公开的环境信息或公开错误的环境信息应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等方面都很不健全。不健全的环境信息制度在一些情况下必然使外商丧失许多利益，从而诱发许多纠纷。
5．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实施障碍分析
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实施者是人。而只要是人，他就有其独特的利益衡量与追求个性，如果失去了强有力的监督与制约机制，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实施就会因为制度实施者的利益衡量与追求个性走调甚至变性。这就是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在地方特别是基层得不到落实的最根本原因。如果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在实施中遇到"近视"的地方保护主义，那么那个地方的环境和经济利益就有可能因地方政府追求税收短期的增长而受到外国低劣的产品、落后的服务、技术和设备的侵入而受到不应有的损害。而要加强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监督、削弱地方轻视环境保护的经济增长主义势力则会遇到地方既得利益者的强大阻力。
（二）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与wto要求兼容的与现实基础分析
虽然存在众多障碍性因素，但是中国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还是存在与wto有关环境保护要求兼容的基本条件，具体如下：
其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与wto的适应奠定了经济体制基础。wto对其成员国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实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是实行产品、人才与服务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这个特征在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实践证明在实行改革开放的主义中国也存在。因此从本质上讲，中国属于市场经济国家。那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一些不涉及意识形态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如环境保护市场调控制度）从根本上讲不存在质的和不可逾越的障碍，两者之间可以"对话"，并可以相互借鉴和学习。这意味着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通过借鉴和移植还是可以逐渐适应wto原则和规则的要求的。
其二，我国的经济建设成就为中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与wto的适应奠定了基本的经济基础。一个国家加入wto，是为了从开放和自由的多边贸易体制寻求比较优势，学习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改革开发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比如在环境保护产业领域，我国虽然比发达国家起步晚，但是起点比较高，从1993年起，我国开始了污水集中处理、固体废弃物的集中处理、环境保护工艺、设备、技术与工程的采购、环境咨询与技术服务等产业的市场化历程，目前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随着经济的，我国采用了落后技术、设备和工艺的淘汰制度，并正在动植物产品的检疫、绿色标志及iSo14000系列的认证方面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信在幼稚保护的例外规则的扶持下，我国的绿色产业将很快获得国际合作和竞争的能力。
其三，我国的环境法制建设成果已经为适应wto的要求奠定了基本的法制基础。
从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以来，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虽然目前面临着进一步市场化及与国际接轨的挑战，但已经形成了体系比较完备、结构比较严密且协调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框架体系。我国目前除了对计划经济制度下创设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如环境评价制度、环境计划制度、"三同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环境事故的应急措施制度、环境监测制度、环境税费制度、排污申报登记与许可证制度、环境标准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等）进行市场化变革和完善之外，还在结合实际创设和实施综合决策制度、环境规划与宏观调控制度、环境信息制度、风险预防制度、环境基金和责任保险制度、污染集中处理制度、落后设备、工艺和技术的淘汰制度、污染物的总量与浓度控制结合的制度、生态安全等新的制度。这些具体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正逐渐组合成由环境保护法律、规划、政策与决策的制定、环境保护法律职责、环境保护法律权利、环境保护法律义务、环境保护市场准入与市场运行、环境责任与纠纷处理法律制度体系六个方面构成的环境保护法律权利（力）享受、义务履行与责任的实现制度体系。这样可以减轻今后出现的wto环境保护法律制度适应阵疼症状。
其四，我国在加入wto的多边和双边谈判中所做出的庄严承诺为今后环境保护制度与wto要求的进一步适应奠定了条约基础。
中国是中国家，它理应履行属于发展中国家类别的义务，享有wto为发展中国家创设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适应变革期。在适应期内，中国政府必须按照其在wto谈判中所作出的承诺逐步变革和完善其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否则中国政府要承担相应的国际环境法律责任。我国政府之所以能够作出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关税减让、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保护和制度建设方面的承诺，说明这些承诺的履行不管是在过渡期还是在将来都是基本符合我国的国情的。这为今后中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与wto要求的进一步适应奠定了条约基础。
其五，我国在wto的多边和双边谈判中所做的非原则性让步维护了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主义本质和我国环境与的根本利益，为中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与wto要求的适应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中国加入wto的其全部内涵，就是为国民经济和发展营造更好的宏观外部环境。这个宏观的外部环境理所当然地包括国际和国内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环境。因此，加入wto，可以为中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突破性建设提供难得的机遇。但是，我国曾经多次声明不拿原则做交易，也就是说，我国在wto有关经济体制和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变革的多边和双边谈判中所做的让步不是原则性和根本性的而是技术性的。加入wto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变革也必须坚持一定的政治原则，这决定了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变革必须是有利于我国的环境与经济利益的变革，而且只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轨道上进行的适应性变革。
综上所述，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既存在一些与wto要求抵触的不利因素，在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方面也存在与wto要求兼容的基本条件。总的说来，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方面的上述冲突与矛盾是时时与处处均存在的，但是这些冲突与矛盾是近期的、暂时的矛盾与冲突，属于社会次要矛盾的范畴，而不是长期的根本不可逾越和不可调和的社会主要矛盾。只要我们监守自己的改革承诺，扬长避短，认真开发自己的国际产业比较优势，通过结合的依法治国方略，就可以使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最大限度地适应wto的基本要求。
四、我国应构建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及应采取的适应性变革措施
（一）构建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的基本要求
除了完备、可操作性和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基本要求之外，构建符合wto基本要求的中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还应当考虑如下基本的因素：首先，必须坚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动摇。我国之所以加入wto，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果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wto适应性变革越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轨道，那么变革就走了调，变了形，从根本上失去了政治意义。其次，以贸易和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协调发展以及环境保护法的其他基本原则为指导思想，并充分地考虑市场机制的作用。在wto框架公约中，促进贸易和经济的增长是其直接的目的，我们在进行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适应性变革时，必须顾及贸易的重要地位，把环境保护的要求纳入贸易的国际化和自由化进程之中，并充分地考虑市场机制的作用。再次，既要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又要在非意识形态领域充分地借鉴和吸收与国外先进和成熟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最后，还要树立完善与创新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工作的长期性与工作的阶段性的观点。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善与创新和经济体制的完善与创新一样，总会不断地遇到新情况、新，这决定了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变革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我们必须高瞻远瞩，确立长远的变革目标。但同时要注重现时的经济和环境保护特点，使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适应各具体发展阶段的实际需要。
（二）我国应构建的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及应采取的适应性变革措施
市场尤其是国际化的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法治强调法律制度的周密性和实施的权威性，因此我们必须在环境保护法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对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制定、实施与保障体系进行完善和创新。
1．完善与创新环境保护法律、规划、政策与决策制定的制度体系
完善与创新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必须从规范源头即制度的制定入手。只有为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制定设立游戏规则，才能防止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在末端实施上出现的成本高昂和效率低下现象。
主要的变革措施是：加大党政分开改革的力度，真正使党的领导回到领导、方向领导和组织领导的轨道上来；在红头文件、内部规定落实到、经济和环境保护活动之中时必须强调法律的媒介作用，坚决杜绝以党代法和以党代政的现象，确立依法管理环境的权威性；利用法律、法规和规章大量立、改、废的机会，全面加强其他部门法律制度的"绿化"工作，使其充分地考虑国际和国内环境保护的要求；国家在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立、改、废时，要对政府的工作方式和职能进行彻底转变，充分地考虑市场的需求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把规划、政策和决策纳入到战略环境评价之中，并把环境保护的要求整合到具体的实施行动要求之中；按照立法法的要求全面清理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维护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协调性与统一性；在法律、法规和规章被颁布、修改或废除时，要及时地以适当的方式公布，保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透明性。
2．完善与创新环境保护法律职责制度体系
市场经济强调市场机制在市场中的导向作用，但市场具有盲目性的一面，因此必须强调行政监管的作用。但是，必须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监管制度的差异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和把握。在此基础上才能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行政命令加控制的环境行政监管模式，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调整环境行政监管的领域、方式与力度，正确划分环境与资源行政管理职权，理顺环境、建设、海洋、海事、林业、渔政、国土等部门的业务关系，最终实现环境公权与环境公权、环境公益与环境私益、环境公权与环境私权的全面平衡。
主要的变革措施是：建立我国的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环境风险预防和评估的法律制度；建立环境技术法规、环境标准及合格评定程序制度，加强外商投资、生产工艺、设备、技术与产品（包括包装）进出口的环境标准化和卫生管理，创设我国高标准的"绿色门槛"，将国外不合格的产品挡在国门之外（根据新华网深圳3月12日电，深圳检验检疫局日前首次从印尼进口的活濑尿虾中检出氯霉素超标毒虾），并防止我国的可持续性因素以"逆差"的形式流向发达国家；全面审查现有的环境补贴（如信贷、奖励、税收优惠、环境损害补贴、政府采购支持）、价格支持、税收减免、押金、保证金等环境行政经济刺激制度，使不同所有制与不同国别的贸易主体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在污染物的总量与浓度控制相结合制度的基础上强化许可证管理制度，并针对新源与既存源以及不同产业制定环境标准差别制度；改革环境事故的应急措施制度、环境监测制度，建立环境行政管理编制制度，使环境行政管理队伍的建设符合高效与低成本维持的行政管理要求；协调我国的环境信息通报和公报制度，在与wto有关的环境信息（如海岸工程、陆源污染等方面的信息）方面，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集中统一收集、整理之后，再提供给政府世贸组织通报咨询局。
3．完善与创新环境保护法律权利制度体系
计划强调以环境义务为本位，而市场经济强调以环境权利为本位。因此全方位地保证国内外投资者和个人的合法环境权利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主要的变革措施是：在宪法、环境保护基本法、环境保护单行法与环境规章的不同层次上确立环境权的公权与私权的双重属性，并使之成为一个可以操作的权利体系；加强环境权制度与传统的部门法权制度（如人身权、物权与债权制度）的沟通，使环境权的保护要求在不同的部门法中都得到体现，实现其他部门法权制度的"绿化"；加快环境与参与权、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和环境信息权等环境权利制度的立法细化工作，以保障公民的环境民主和社会权利。
4．完善与创新环境保护义务制度体系
正当履行环境保护的义务是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国际贸易和环境保护可持续的需要，但是环境义务的履行必须坚持必要性、减少义务履行成本的原则，防止构成对国际与国内贸易的变相限制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促进国际与国内贸易的非扭曲性发展。
主要的变革措施是：建立环境成本核算制度，在此基础上改革环境税费制度，使排污费高于污染治理成本，从而真正实现污染者付费的原则；把"三同时"制度和污染集中处理或污染物的委托处理制度结合起来，使污染集中处理或污染物委托处理情况成为"三同时"制度的实施例外；明确限期治理制度的适用条件和期限，坚持达标排放合法、超标排污违法并处罚的制度；改革环境评价制度，设立外国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资格证书与执业管理制度，并使生产企业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区域开发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污染集中处理或委托处理企业的环境影响评价结合起来。
5．完善与创新环境保护市场准入与市场运行制度体系
环境保护市场是合理地配置国内和国际环境资源的调节器，必须结合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入wto的契机培育和发展环境保护市场。
主要的变革措施是：全面强化污染集中处理制度和委托处理制度，调动生产企业与代处理企业两方面的积极性，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完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市场准入制度，逐步放开环境保护市场，实现不同所有制与不同国别企业的国民待遇，建立污染集中处理的招投标制度，引进Bot等城市污染处理设施的所有、建设与运营制度，促进环境保护产业发展的市场化、自由化和国际化；在弱化行政干预的基础上确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环境保护产业管理制度，完善区域性的排污指标转让制度，建立排污指标的政府储备与调节制度，防止排污指标交易市场的过分投机和环境状况的恶化；利用市场机制的导向作用使企业自愿采纳绿色森林认证、环境质量管理体系与企业管理体系的认证，以扩大产品在国外的通行能力和竞争能力。
6．完善与创新环境责任与纠纷处理法律制度体系
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义务以及不合理地行使环境职权和享受环境权利必定产生环境法律责任，在一定情况下还会产生环境纠纷。wto框架协议所涉及的环境保护法律责任制度包括国内环境保护法律责任、国外环境保护法律责任和国际环境保护法律责任制度，环境纠纷处理是确认环境责任和实现环境责任的方式，wto框架协议所涉及的环境纠纷处理制度主要指包括涉外环境纠纷处理与国际环境纠纷处理法律制度。
主要的变革措施是：改革环境民事纠纷的仲裁制度，在我国设立专门的wto民事争议仲裁机构，把涉及环境的涉外贸易纠纷纳入其受案范围，并规定仲裁与执行程序的国民待遇。改革司法体制，使法院在财政和组织管理上独立于地方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防止地方党委和政府欺压外商或本地老百姓等司法不公的现象；完善环境民事司法救济制度，在各级法院中设立专门的涉外贸易法庭，并制定严密的符合国际司法一般惯例的审判与执行程序，在国内无相关法律规定的环境贸易纠纷案件，应或直接适用wto的有关规则；建立无过错环境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人的限制赔偿责任制度的同时，引进配套的环境民事赔偿基金或/和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改革环境行政救济制度，设立宪法法院，以审查法律、行政法规、地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行政规章的合宪性，修改环境行政纠纷的或申请复议或起诉的制度，取消环境行政诉讼的诉前强制复议程序，扩大具体行政行为的被诉范围并把抽象性环境行政行为逐步纳入环境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设立公民诉讼制度和社会团体支持起诉的制度；逐步提高国家环境行政补偿和赔偿的标准，促进环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五、结语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环境保护制度适应性变革不只具有被动和消极性的一面，还有主动和积极性的一面。我国的国际贸易量排名世界第七，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随着我国外贸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国内市场的进一步放开，我国的世界贸易地位将更加突出，也将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我们要充分地利用自己的发言权，坚决地捍卫wto的基本原则，积极地参与和wto有关新规则的制定和现行规则的修订工作，维护广大家和我国的经贸权益和环境权益，对维护和完善国际与环境保护秩序做出应有的贡献。从国内的层次来讲，加入wto为我国经济与法制改革的深入进行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必须抓住这个契机，加快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设，为我国经济和的发展设置良好的环境法制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改变经济贫穷和技术落后的状况，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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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骧聪主编：《环境资源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2．蔡守秋主编：《环境资源法学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3．李国光著：《环境保护行政诉讼》，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4．王曦著：《美国环境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6．端木正主编：《国际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
7．沈宗灵教授主编：《法》，高等出版社1994年第1版。
8．王成栋著：《政府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篇5
一、
（二）《环境政策基本法》的原则
原则既是法的要素，也是政策的直观形式。因为，从法的构成要素看，法由概念、原则、法律规范和技术性规范等构成。但从公共政策角度看，法律原则也体现了公共政策的精神，具有精神的气质，所以法律原则同时具有法的要素和公共政策的性质。法的适用力求统一，因此对法律适用来说，法律明文优于法律精神、不得偏离法律的明文成为公认的原则，政策执行则强调精神优于条文、实质重于形式。《环境政策基本法》主要体现国家环境公共政策，所以《环境政策基本法》的法律原则重在法律精神的宣示，在一定价值基础上对环境法（广义）立法、执法、司法具有定向指导意义。如果说《环境政策基本法》的原则重在精神气质的宣扬，那么，其具体制度是原则精神气质的体现，是贯彻原则的基本对策安排，居于法律制度之上，是法律价值与法律制度之间的链接。
我们认为，我国《环境政策基本法》应当至少具有的法律原则是：环境保护优先原则、综合防治原则、环境责任社会化原则、公众参与原则等。
1、环境保护优先原则
环境问题也是伴随人类的经济活动而产生的，而且在国家环境公共政策的选择和制定中必须是在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进行选择、综合，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也不总是能够协调的。笔者也赞同“协调发展原则”，对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并重，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同步持有憧憬，但是，如果不能协调将如何选择？在经济强势力量（政府、企业的利益强势）面前如何能抵挡得住？环境政策基本法是我们对保护环境的基本态度，是在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选择安排。如果我们把“环境保护优先原则”作为《环境政策基本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定，就会向政府、事业、企业和人民宣示：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必须兼顾两者利益，如果不能兼顾，那么环境保护优先，这是公共环境利益的底线。如果我们在《环境政策基本法》中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原则，那么短视的经济利益必然会战胜长远的环境利益。我国历经的环境保护历史、近年来频发的“突发性环境事件（灾害）”无误的告诉了我们“兼顾”的厄运。保护环境是环境法的使命，但它也不会与国家经济政策法律相悖。环境保护优先作为《环境政策基本法》的原则，可以使政府的一切经济决策服从于公共环境利益，有利于强化环境执法、司法，有利于环境保护任务的实现。
2、综合防治原则
综合防治原则，即“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原则，是指国家在环境保护工作中采取各种预防措施，防止环境问题的产生和环境质量的恶化，而对已经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予以积极治理，使其控制在能够维持生态平衡、保护人体健康和社会财富及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限度之内。该原则是对国内外防治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针对环境问题的特点提出来的，其核心在于“防”。
综合防治原则在我国逐步认识到并在法律中加以明确规定经历了一个过程。1973年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就已提到了“预防为主”的方针。1982年8月召开了全国工业系统防治污染经验交流会议之后，1983年2月国务院又作出了《关于结合技术改造防治工业污染的几项规定》，强调“通过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率，把污染消除在生产过程之中。”这些体现了综合防治理念的环境保护思想后来被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予以明确。综合防治原则是对环境问题特点的深刻认识，是对防治环境污染问题基本方法、基本措施的高度概括，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它明确了防与治的辨证关系，是先进的环境保护战略和科学的环境管理思想的体现；②它是针对环境问题特点而提出的防治环境问题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措施；③它集中了当代环境保护和环境管理思想的精华，使环境保护战略、环境管理思想更加全面、完整和科学；④它是建立健全环境管理法律制度体系的指导原则；⑤它明确了科学不确定性与环境保护实际行动的关系，是当代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17][17]
3、环境个体责任、社会责任原则
传统观念上的环境责任原则是指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在生产或其他活动中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应承担治理污染、恢复生态环境的责任。有的学者将这一原则称之为“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原则。[18][18]但是，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产生根源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发现引发环境问题的主体除了污染者及开发者外，环境主管者及消费者等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是，有学者对环境责任原则作出了新的阐释，即：环境责任是指环境问题的责任人必须按法律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以治理和恢复已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该原则包含着广泛的内容，是对开发者养护、利用者补偿、污染者治理、破坏者恢复、受益者负担、主管者负责、消费者最终承担等原则的高度概括。[19][19]但是，笔者认为仅此不够，一是必须深化上述个体化污染防治责任，而是在此基础上扩展为“环境社会责任原则”。
环境污染者的个体责任应当细化为：其行为违反法律上的义务，必须负担费用。已对其污染进行了处理，但是仍然对环境有不利影响，需要进一步处理以降低或排除对环境的影响时，亦应负担费用。即使法律所允许的环境利用也必须限定于轻微可恢复的范围，且必须支付费用。“环境社会责任”是在造成污染的责任人无法确定、无法或不能及时通知等情况，环境污染的责任应当由全社会共同承担。同时，有必要建立健全环境责任保险机制和生态问题的社会分担等制度。
4、公众参与原则
公众参与原则，有的学者称之为“依靠群众保护环境的原则”，有的学者称之为“环境保护的民主原则”，也有的学者称其为“环境民主原则”。公众参与原则是指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必须依靠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公众有权参与解决生态问题的决策过程，参与环境管理并对环境管理部门以及单位、个人与生态环境有关的行为进行监督。[20][20]
公众参与原则是民主思想和民主运动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延伸，是公众参与国家民主管理环境资源的体现，是环境法保护公众环境权益的一项重要指导原则。环境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综合的社会工程，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光依靠政府的行为是无法做到尽善尽美的，它需要全体公众的积极参与，需要发挥群众的集体智慧。当代环境保护领域的立法是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环保运动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公众参与在环境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立法确立为环境保护保护的一项原则。在我国，宪法和环境法中也对公众参与原则作了相关规定。如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环境保护属于一项重要的国家事务，据此，我国公民可以广泛参与国家的环境与资源保护事业。《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土地管理法》第6条也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义务,并有权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提出检举和控告。”等等。
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篇6
关键词：环境法；历史转型；环境基本法；修改；原则；框架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是1989年在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79年）的基础上修改制定的。当时的修改主要是基于三方面因素的考虑：“（1）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在从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并且国家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体系还不完善；（2）由于我国《宪法》在1982年作出了修改，因而立法依据发生了改变；（3）由于《环境保护法（试行）》作为试行法本身存在的规范性和约束性不强、有些规定不够妥当、一些单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已经超前、法律规定的体例也与后来的国家立法不一致等问题，使其作用逐渐下降。”[1]党的“十六”大提出我国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位一体的发展目标。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学者们认为：“现行《环境保护法》越来越显现出与其地位和作用不适应之处和明显的缺陷，不能承担起新时期，特别是”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下环境保护工作对环境法律的要求。归纳起来，现行《环境保护法》存在以下问题：（1）立法指导思想与时展不相适应。（2）作为基本法设计的《环境保护法》，实际上没有被赋予基本法的地位和作用。（3）内容和结构上存在严重缺陷。”[①]与此同时，相关课题组的成立和研讨会的召开，促使笔者对环境法历史转型的类型的选择、环境基本法的立法（修改）原则、环境基本法的框架构建等问题进行了一些的思索，并简略成文，以求法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环境法历史转型的类型
根据环境科学的一般原理，环境问题包括由自然原因引起的所谓原生环境问题（或称第一环境问题）和由人为原因引起的所谓次生环境问题（或称第二环境问题）两大类；次生环境问题又可分为环境污染问题和环境破坏问题，前者主要指各种污染要素对各种环境要素的污染，如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有毒有害物质污染、海洋污染等。传统的环境科学和环境法学主要解决次生环境问题，特别是其中的环境污染问题。世界各国早期的环境法基本上都是建立在污染防治法的基础上，日本早期的环境法尤为突出污染防治法的优先性。我国环境立法较多地借鉴了日本的经验，长期以来环境立法基本上囿于环境保护法的范畴，而理论界一直有所谓大环境法与小环境法之说。“大环境法观点其名称一般叫环境法，小环境法观点一般称环境保护法，其区别在于广义还是狭义的环境保护的划分。把资源保护、城市建设、环境卫生包括在环境保护里面的属大环境法观点。反之则为小环境法观点。我国立法、管理部门采取小环境法观点，而理论、教学部门则倾向大环境法观点，两种观点并存产生种种矛盾。”[2]而事实上，所谓大环境法，也基本上不涉及生态环境建设问题。
由小环境法向大环境法的发展，表现为环境法的历史转型，目前，世界上各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均以不同途径、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环境法的历史转型，其作法大致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法国模式。作为大陆法代表的法国，其环境法的转型可形容为两条腿走路。法国的环境法渊源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于1960年至1980年期间制定的各单行公害防治法规；二是源于民法（如所有权、相邻权、地役权、损害赔偿等），并由此派生出农业、森林、渔业、矿业等自然资源专业法规，如国有土地法、都市计划法、海港法等，而且刑法的相关条文可直接纳入准用，这两类并行的法律规范统称为环境法。其中民法的有关规定产生较早，但自然资源专业法规的产生和发展要迟一些，直到1976年法国将这类规定整合为《自然保育法》，而公害防治法的产生较早但并未实现整合，且没有将二者编纂为环境法典。德国的作法与法国类似；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环境法基本上也属于这种模式，一般是将污染防治法与自然资源保护法合称为自然保护法。
第二种类型是日本模式。日本环境立法采取先公害防治、后自然保育的作法。这种现象源于日本环境法产生时公害剧烈的特殊历史背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早期对公害没有警觉而任其发展，战后的日本专心致力于追求经济的高度成长，忽视环境保护，导致环境遭到极大的污染和破坏，在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压力下，1970年日本修订后的《公害对策基本法》强调环境优先，将保护国民健康和维护其生活环境作为立法的唯一目的。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确认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原则，对日本环境法的目的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于1993年制定的《环境基本法》，将其立法目的规定为：“必须以健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构筑为宗旨，并且以充实的科学知识防止环境保全上的妨害于未然为宗旨，实现将因社会经济活动以及其他活动造成对环境的负荷减少到最低限度，其他有着环境保全的行动由每个人在公平的分配负担下自主且积极地实行，既维持健全丰惠的环境，又减少对环境的负荷。”现阶段，日本已将环境保护的政策由控制公害转变到对整个国土环境的保全，环境立法更加注重整体化的架构，形成了以综合性的环境基本法为中心，其他相关部门法为补充，包括污染防治、自然保护、环境纠纷处理及损害救济、环境管理组织等内容的环境法律、法规、制度和环境标准组成的完备体系。
第三种类型是美国模式。美国于1969年制定了《国家环境政策法》为基本法，作为美国联邦及各州环境的宪法，立法工程浩大，内容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保育及污染防治外，也包括社会性的种类环境侵害（社区特征之改变，环境空间之拥塞、经济关系之受影响，休闲、美感上之破坏，人口稠密、交通大众运输系统之过度负荷、犯罪及可能形成犯罪，或影响社区安宁之计划或措置，核能及核废料运输所引起之恐惧感）。环境基本法的制订使美国环境法的转型带有突变的特色，内容十分广泛，且具有相当的超前性。
美国的环境基本法是在对以往的环境立法进行整合以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制定的。《国家环境政策法》出台后，美国在环境立法的指导思想上实现了从治理为主到预防为主的转变，对环境实行综合性保护，大量制定和修改了单行法规，扩大了环境法的领域，是美国环境法转型的标志。
上述各国环境法的历史转型虽然途径不同，但基本内容是一致的，这就是环境法的调整范围由污染防治为主，逐步扩大到污染防治与自然资源保护并重，进而扩大到对整个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并且，当代许多国家的环境法已发展成为拥有自己的法理基础和调整对象、结构严谨、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并形成了以宪法关于环境保护规定为基础、以综合性环境基本法为核心，其他相关部门法有关环境保护规定为补充，包括污染防治、自然保护、环境纠纷处理、损害救济、环境管理组织等内容的环境法律、法规、制度和环境标准组成的完备体系。
二、我国环境法历史转型的选择
我国环境保护法颁布二十多年来，法律的调整范围基本上未发生重大变化，环境法在立法上并未转型，依然是以环境污染防治法为核心的传统型环境法体系。在体制上，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职责范围依然限于污染防治，至于自然资源保护，则主要由相关的经济管理部门负责。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环境法制建设正面临着如何避免重蹈一些国家生态环境先破坏后恢复的覆辙、如何在促进我国生态环境建设事业的基础上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一些新课题。从我国环境保护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国外环境法发展的历史来看，我国现阶段正在进入环境法的历史转型时期，其基本发展趋势是由传统的污染防治法体系转变为包括污染防治在内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论证这一历史转型的基本理论问题，对于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环境法制建设道路至关重要，是当今我国环境法学研究的紧迫任务。
事实上，我国的环境法立法较多地借鉴了日本的经验，但并没有像日本那样完成立法的转型，亦没有像法国那样在物权法等相关部门法中充实和完善自然保育法方面的内容，更没有达到美国环境基本法那样的覆盖程度。虽然我国环境保护法第2条、第7条和第三章都有广义环境保护的内容，但缺乏操作性规范，只相当于一种宣示，最多属于“软法性”规范。环境法调整范围的局限性和环保部门职责的局限性是我国目前自然资源保护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总的说来，我国环境法体系的形成过程采取了先污染防治后自然资源保护的途径，法律规范中法典化特征明显。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和展望，我国的环境立法具有跨越式发展的特点，表现为一方面大量引进国外先进的立法，通过超前性立法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不受国外立法的局限，跨越国外已过时的立法，使立法符合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国已经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环境污染防治立法的跨越式发展，可称为第一步跨越；目前正面临着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立法的跨越式发展阶段，可称为第二步跨越。我国环境法的跨越式发展目标是：第一步跨越是防止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第二步跨越的目标应确定为防止经济开发建设导致的先破坏后恢复的老路。
我国这两个跨越式立法阶段的结合表现为我国环境立法的历史转型。笔者认为，我国环境法要实现第二步跨越式转型，需突破两个瓶颈问题：一是突破传统的污染防治法瓶颈，向生态环境法方向的转变。国家环保总局负责人在谈到西部环保工作时强调，一定要按照“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要求，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生态建设与生态保护并举、城镇污染治理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并重、统筹兼顾综合决策的方针，力争实现西部环境事业的跨越式发展。”[3]二是突破行政管理法的瓶颈，向管理法与财产法相结合的方向转变。
我国转型后的环境法应定位为生态环境法，应由污染防治法与生态保护建设法（亦可称为生态保育法）两大部分组成，前者包括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和各单项污染防治的立法，也包括海洋环境保护法和臭氧层保护立法（此二者亦与生态保育的规定相交叉）。后者包括生态保护法和生态建设法两部分，前者可分为生物资源（主要是野生动植物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等可再生资源）保护法、非生物资源保护法（主要是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等）和人文生态环境保护法三部分；后者包括水土保持、植树造林、生态区域建设、国土整治、流域治理、气象和自然灾害防治等方面的立法。
然而，是否需要在这两部分之上制定一部作为该两部分“母法”的环境基本法？笔者认为，因为我们已有环境法律规范较多的带有类似日本法的“基因”，考虑到历史的前后承接和立法资源的节约，新制定一部环境基本法或修改现行的《环境保护法》为名符其实的环境基本法也不失为一种解决方案。[②]
三、环境法修改的立法原则问题
笔者认为，此次环境法修改在立法原则上应体现以下要求：
1、国家生态安全与公民生态环境生存权相结合
“生态安全是指一国生态环境在确保国民身体健康、为国家经济提供良好的支撑和保障能力的状态。构成生态安全的内在要素包括：充足的资源和能源、稳定与发达的生物种群、健康的环境因素和食品。”[4]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包括：“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所谓生态环境是指以整个生物界为中心，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自然因素和人工因素的环境系统。它由包括各种自然物质、能量和外部空间等生物生存条件组合成的自然环境和经过人类活动改造过的人工环境共同构成。”[5]国家生态安全直接涉及三方面的安全，一是国家政治安全，二是国土安全，三是社会安全即公民的生态（或环境）安全，由于生态安全与公民的生存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具有基本人权的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将《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第三款。我国宪法所保障的人权是以人的生存权为核心，这种生存权在环境基本法中有必要设置法定的公民生态生存权或环境安全权，作为宪法人权在环境法中的体现，并通过环境法予以严格保护。
2、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相结合
举与我国环境法制较为类似的日本法为例，日本环境法的目的，经历了从“经济优先”（1967年《公害对策基本法》）到“环境优先”（1970年《公害对策基本法》）的发展。1970年修订后的《公害对策基本法》将“保护国民健康和维护其生活环境”作为其唯一目的，是典型的一元论目的。但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确认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原则，对日本环境法的目的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于1993年制定的《环境基本法》，将其立法目的规定为二元论（详见前文论述）。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明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其中包括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笔者认为：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应当坚持环境基本法立法目的的二元论，但同时应发展的确立当环境资源保护与经济建设相冲突时，环境资源保护优先于经济发展的法律目的先后序位。
3、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建设相结合
《决定》指出我们应当：“完善社会领域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了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环境法应当包括调整有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规范。笔者建议：把将来的环境基本法定位为一部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建设相结合的，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统领环境法治工作的全局的法律。
4、国家干预与公众参与相结合
公众参与原则，亦称环境保护的民主原则。这项原则是指，环境法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事业，保护他们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依法进行监督的权利。这项原则最集中地体现了现代环境法的民主与法治要求，是环境法制建设的重要保证。在环境问题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当中，公众的环境利益是最容易受到侵害的，而公众相对于企业事业单位和行政部门处于弱者地位，如果没有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就必然失去发展的动力，就会流于形式，也根本无法保证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在我国，与公众参与原则紧密联系、相辅相承的是国家干预制度。环境法中的国家干预是指国家以社会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资格（并非仅以国有资源所有者的资格），依法对各种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活动直接进行管理的政府行为。近一个世纪以来，在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干预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尽管有很大争议，但在国家对环境问题的直接干预方面，总的趋势是不断加强，并日益与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相一致。这是由于环境污染已成为一大社会公害，损害了全社会的利益，因而国家出面干预已是势在必行。但笔者同时也反对把非政府组织、“第三条道路”独立化的倾向。
5、行政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
由于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环境保护历来注重政府行政主导的作用。改革开发以来，特别是党中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如何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先进作法，如引进排污权交易制度、环境税制度等；如何处理好政府环保各相关职能部门行政管理与通过市场机制促进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在环境保护领域，这已经成为一项意义重大且艰巨的任务。笔者认为，环境基本法在这个问题上应明确宣示立法者的态度，即应明确宣示：坚持走行政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道路。
6、国内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相结合
国际环境法是现代国际法中的一个新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与国内环境法既是两个独立的体系，相互之间又存在许多关联。多数学者认为，国际环境法与国内环境法地位相同，效力没有高低之分，两者由于渊源、主体及实质各不相同，因此相互独立。但是，国际环境法与国内环境法又是密切相关、互相渗透和互相补充的，它们之间可以通过“移植” 、“吸纳”和“接受”而相互转化。此种理论可称为“衔接说”。笔者建议：环境基本立法应采纳“衔接说”来处理国际环境法与国内环境法之间的关系，注重国内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相结合。并且这种衔接应坚持以下几个方面：国内环境法是实施国际环境法的重要保证；国内环境不能改变国际环境法中所规定的原则；国际环境法不能干预国家按照主权原则所制定的国内环境法；国际环境法与国内环境法地位相同；法律规范适用次序上，国际环境条约先于国内环境法等。
笔者的以上思考主要关于此次制定（修改）环境基本法所应当遵循的决定该法基本定位、取舍实体内容等方面的原则。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至少还应当确立以下立法技术方面的原则，即环境基本应从立法上致力于解决以下问题：确立环境资源保护中“预防—管制—整治与救济”相结合的全面有序的体系；确立环境法中核心法律概念的定义和范围；整合现行环境污染防治与资源保育领域相关法律的共通原理原则和措施制度；确立环境资源保护中各类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确立环境资源主管机关的权限划定标准等。
四、环境基本法框架比较
如何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关环境基本法的先进立法体例，是此次修改环境法的另一个重要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在此笔者介绍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已有的或新近的有关环境基本法的立法框架，以供比较借鉴。
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篇7
环境审计对各审计组织机构来说都是一个新内容，有许多理论和实务问题需要研究。本文试对环境审计依据建设和完善的有关问题谈谈粗浅看法。
一、环境审计依据的涵义
环境审计依据，是衡量和评价环境审计对象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的准绳，也是审计人员对有关经济活动的环境方面查明事实真相后，据以判断是非优劣、做出审计结论的尺度。环境审计依据主要包括有关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提高环境质量的环境标准等两方面的内容。
二、环境审计依据的内容
审计是一项独立的经济监督活动，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依法审计，就需要有审计依据。审计人员在对被审事项审查后，要对被审事项做出评价，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做出判断，提出审计意见和建议，做出审计结论，这些都要求有一个判断是非、衡量优劣的准绳。这样，审计人员的意见和结论才能令人信服，才会为人们所接受。作为环境审计的依据，应该能判断和衡量环境审计对象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它能使环境审计人员对有关经济活动的环境问题查明事实真相后，据以判断是非优劣，做出正确的环境审计结论。而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就是这一具体内容的表现形式。法律、法规既是强化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又是审计组织实施环境审计的基础条件。
（一）环境审计依据的法律规范。在我国，环境保护法是以宪法关于环境与资源保护规定为基础，并由环境与资源保护基本法、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防止污染和破坏的一系列单行法规和具有规范性的环境标准等所组成的完整的体系。
1、宪法关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规定。这是环保法的基础，是各种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立法依据。我国在宪法第9条第1款、第2款，第26条和第51条等有对关于环境的规定。其中，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一规定是国家对于环境保护的总政策，说明了环境保护是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责。
2、环境与资源保护基本法。它是除宪法之外占有核心地位的最高法律。它是一种综合性的实体法，即对环境与资源保护的目的、范围、方针政策、基本原则、重要措施、管理制度、组织机构、法律责任等做出原则规定。我国在1989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就是我国的环境与资源保护基本法。
3、环境与资源保护单行法规。它是针对特定的保护对象，如某种环境要素或特定的环境社会关系而进行专门调整的立法。它以宪法和环境与资源保护基本法为依据，又是宪法和环境与资源保护基本法的具体化。大体可分为土地利用规划法、环境污染防治法、自然保护法、环境管理行政法，等等。
4、环境标准。环境标准是国家为了维护环境质量、控制污染，从而保护人群健康、社会财富和生态平衡，按照法定程序制定的各种技术规范的总称。它主要包括三大类：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基础标准和方法标准。
（1）环境质量标准。即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对各种环境介质（大气、水、土壤等）中，有害物质所规定的允许含量与要求。它是确认环境是否已被污染的依据。
（2）污染物排放标准。它是为实现环境质量标准，根据经济和环境条件，对排出的污染物或有害因素所作的控制规定。它是确认排污行为是否合法的依据。
（3）环境基础标准。是对制定环境标准的有关名称、符号、原则、指南等做出的统一规定，是制定其他环境标准的基础。
（4）环境方法标准。它是为环境保护工作中的试验、分析、抽样、统计、计算方法等而制定的标准，是环境纠纷中确认各方面所出示的证据是否合法的依据。
（5）环境样品标准。它是用来标定仪器、验证测量方法具有确定性能的物质所制定的标准，它是实现其他标准的基本物质条件。
（二）环境审计依据的制度。各地各级政府和环保部门，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结合具体情况，也相应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成为环境审计依据的重要部分。这些制度主要包括：
1、土地利用规划制度。这是国家根据各地区的自然条件、资源状况和经济发展需要，通过制定土地利用的全面规划，对城镇设置、工农业布局、交通设施等进行总体安排，以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目前，我国已经颁布执行的有土地管理、城市规划、县镇规划和村镇规划等法规。
2、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对可能影响环境的工程建设、开发活动和各种规划，预先进行调查、预测和评价，提出环境影响及防治方案的报告，经主管当局批准方能进行建设，这就是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3、“三同时”制度。它指一切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基本建设项目（包括小型建设项目）、技术发行项目、自然开发项目，以及可能对环境造成损害的其他工程项目。其中，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设施、其他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三同时”制度的实行应该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结合起来，成为贯彻“预防为主”方针的完整的环境与资源管理制度。
4、许可证制度。许可证制度是国家为加强环境与资源管理而采用的一种卓有成效的行政管理制度。它可以把影响环境的各种开发、建设、排污活动，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的轨道，把各种影响环境和排污活动严格限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使国家能够有效地进行环境与资源管理；可以使主管机关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灵活的管理办法，规定具体的限制条件和特殊要求。
5、征收排污费制度。这是对于向环境排放污染物或者超过国家排放标准排放污染物的排污者，按照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根据规定征收一定的费用。这项制度是运用经济手段有效地促进污染治理和新技术的发展，能使污染者承担一定污染防治费用的法律制度。
6、经济刺激制度。工业企业的环境保护是和生产直接联系的一种经济活动。在这里，费用和收益的考虑同样起着重要作用。而就企业用于环境的投资来说，企业内部的经济性和社会效益是不同的。就是说，企业治理污染，对社会有益，企业则要支付费用。如果没有经济杠杆的作用，企业会对环境保护缺乏热情。因此，为了使环境污染的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在环境与资源管理中广泛采用各种经济刺激手段，或者把行政、立法与经济刺激结合起来，这样比单纯行政管理或法律强制更为有效。
三、环境审计依据的特点
明确环境审计依据的特点，对合理制定和运用环境审计依据具有重要意义。环境审计依据的特点有以下几方面：
（一）综合性。环境审计依据规范和调整的范围涉及到环境利用、环境保护、环境污染的防治以及环境法律责任追究等方面，其内容紧连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活动，牵涉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立法主体多元，而且执法主体繁多，具有极大的广泛性。
（二）技术性。环境审计依据不单纯规范和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通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标准的确立、环境影响的评价、环境污染的控制等，均须建立在环境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基础上，因而环境审计依据的科学技术含量高。
（三）共益性。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它包括地球环境、生态环境和人为环境。环境保护不只是某一部门、某一地域或某一国家的事情，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环境污染没有疆界，环境保护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环境审计依据无论是规范行为还是调整利益关系，最终目的与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是一致的。因而，它具有广泛的共同性和公益性。
四、完善环境审计依据的对策
（一）加强环境审计立法，规范环境审计工作。环境审计工作要依法审计，就要有环境审计依据。如果环境审计法律法规不完备、不配套，则审计监督难以实现。近二十年来，我国虽然颁布了一系列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这不仅为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也为开展环境审计提供了一定依据。但是我国现行环境审计所依据的政策、法律、规章制度还不尽完善，如环境会计准则、环境方面的财务通则、环境审计制度等都还没有制定。在《审计法》及审计署制定的《中国国家审计基本准则》、财务部颁布的《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以及《内部审计实务准则》等审计法规中，也没有涉及环境审计的内容和具体实施办法。环境审计作为审计的一个分支，有其自身独立的特点。因此，我国要开展环境审计，首先必须对环境审计立法扩大权限。同时，要使我国环境审计进行有序、监督有力，就必须尽快制定、健全环境审计规范和评价标准。以法规的形式规定环境审计的内容、范围、方法、程序、具体实施办法和报告准则等，使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而使环境审计走向法制化、规范化，提高环境审计工作质量。
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篇8
关键词：农村生态环境；环境法制；环境立法；环境政策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加快，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相比较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步。昔日的山青水秀土肥村美的秀丽乡村，出现了水体大面积污染、土壤肥力下降、垃圾随意堆放、工业污染加剧的情况。长期以来由于国家政策、资金和技术支持力度不够，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落后于城市速度，对农村居民卫生和健康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尽管近期国家加大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力度，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由于农村的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相互交织，工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使农村环境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并危及农村饮水安全和农产品安全，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就要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切实解决危害农民群众身体健康、威胁城乡居民食品安全、影响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是否建立健全农村环境保护的有效政策、法规与制度体系。
一、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表现
(一)水体污染严重，水生态系统破坏
农村水体污染主要表现是工业污水、农业污水和生活污水“三污合流”，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接污染饮用水源，无法满足农田灌溉；同时近几年农村旱涝灾害频发，河流断流，湖泊萎缩，鱼虾绝迹，天然绿洲消失，水库蓄水减少，地下水位下降严重。
（二）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固体垃圾污染严重
长期以来，村庄建设规划差，基础设施少，道路无硬化、无公厕、人畜居住混杂、不可降解农膜使用量急剧增加却无法回收，固体垃圾随意堆放。
（三）农业生产不当，环境资源破坏严重
农民环保意识比较薄弱，滥施农药、化肥，恳荒围湖造田，乱挖乱采，不仅农业产品受到严重污染，也逐渐污染了土壤、空气、水源，对农业生态系统造成极大威胁。另一方面由于人多地少，再加上自然灾害多发，土地退化、沙化、碱化严重，进—步加剧了人地矛盾。
（四）集体林权改革滞后，林业生态系统破坏
集体林权改革滞后，经营主体不明确、经营机制不灵活、利益分配不合理，严重影响了农民发展林业的积极性。其次地方政府决策不当，盲目开发山区，发展果业，加剧了森林植被破坏。再由于农村经济落后，农民伐木为柴，乱砍滥伐现象屡禁不止，结果是森林生态系统的破坏，使生物多样性环境遭受了破坏，并造成了大量水土流失，土地蓄水量下降。
（五）工业向农村的转移，加剧了农村的工业污染
乡镇企业大多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布局不合理、无集聚效应、粗放经营为特征的工业化。由于其生存环境、基础条件及管理水平的相对薄弱，造成污染后缺乏治理技术与资金，治理困难，使农村生态环境产生工业化污染问题。同时大量污染严重的城市工业企业搬迁到城郊或农村地区，或者直接将城市垃圾运往农村，造成城市工业污染“上山下乡”。
二、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法制成因与对策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有着自然、历史、经济与社会等诸多方面原因，这里只对其法制成因与对策进行分析。现行法制状况对环境的保护力度不够，立法是从过去的经济发展为重，环境保护为轻出发，“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所以，要健全和完善我国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以新的角度和新的观念完善环境法治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下面对影响农村生态环境法制建设成因逐一进行分析。
（一）环境政策原因环境政策原因主要表现是环境政策失灵。环境政策失灵是指国家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宏观政策失灵和微观政策失灵。宏观政策失灵集中表现为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忽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缺乏必要的环境问题保护对策，只到07年国务院专门召开的全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才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才将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提到了新的高度。与城市相比，城市早已在这些方面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环境噪声和烟尘控治、工业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循环经济与节能及减排、综合利用等方面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措施。同时还有“创建环境模范城市”的鼓励政策以及有“飞行监测、限期治理、关停企业”等强制措施，而农村在这些方面几乎是空白。微观政策失灵是指具体的环境保护政策的缺陷而导致的环境问题。一方面是政策不够健全，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缺乏实效性强的政策，即使有政策但因原则性太强缺乏可操作性而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已有的环境保护政策存在着不一致和不协调之处，尚需完善。无论是政策体系，还是工作力度，农村环保工作都还在起步阶段，其中农村生活污染治理、规模化畜禽及水产养殖污染治理、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土壤污染防治技术、农药和化肥面源污染防治等政策几乎是空白。因此，要根据农村环境问题量多面广、监督对象复杂的内在特点和工作基础薄弱的实际现状，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政策支持工作，在政策上倾斜，在经济上扶持，在技术上支持。要多出台农村环保财政补助、污染减排财政奖励等政策手段，推动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尽管中国农村环境与经济的矛盾有别于城市,但城市环境保护积累的经验和各项管理制度足以供农村环境管理借鉴。”环境问题的出现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资源、环境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基础，农业可持续发展需要生态环境支撑。所以加大政策保障措施，优化农村生态环境，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
（二）立法原因
立法原因主要是指农村生态环境立法缺位，已有立法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够。《环境保护法》立法时间较早，受时代影响侧重于工业污染控制和城市环境保护，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关注不够，仅有几个条文很简单。我国目前的诸多其他有关的生态环境法规，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对农村生态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体措施与制度规定不足。二是农业自然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缺乏统一规范，并且未能将农村环境、农村自然资源和农村生态的保护统一起来，农民的环境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三是行政法规不到位，本应弥补农村生态环境的上位立法的过于原则性和不足这种情形，却未能出台一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综合性行政法规。“一些重要环境领域还存在立法空白,如土壤污染防治、农用塑料薄膜污染、农村噪声污染、农村生活污水污染、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立法基本是空白”。各地方即使有相关地方法规，在规定上也不尽相同，比较混乱，并且是条块分割，形不成完整统一制度体系。如农业部负责农业环境保护工作，主要是保护和管理农业环境，控制农药、化肥、农膜对环境的污染，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国家环保总局负责农村村镇环境保护工作，各个地方政府所颁布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涉及到渔业、水利、林业多个部门，内容和规定都存在差异。因此，加强立法工作，完善农村环保的地方性法规体系是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将来的《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应强调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并制定农村生态环境单行法；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也要关注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时尽快制定《土壤污染防治办法》等专项法规，逐步把农村环境保护纳入法制化管理体系之中，修订原有涉及农村环境保护而不适宜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责权清晰，有效防止农村地区种植业、养殖业、工业、生活以及外来污水和废弃物的污染，防止农村生态遭到破坏。
（三）法律制度原因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方面，考察现有的有关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法律制度，会发现现有的制度比较零散、不全面，缺乏对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法律制度系统而明确的规定，无法满足生态环境建设的实际需要，从而导致制度缺位、制度执行和监督不力的情况。目前相关法律法规虽已建立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收费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限期治理污染制度等一系列生态环境管理制度，但这些制度主要应用于城市环境污染的治理方面。同时在农村生态保护方面仍存在制度缺位现象，至今仍没有一套治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制度具体安排。在这种制度缺位的情况下，诸如土地退化、水土流失、水资源浪费与污染严重等重大生态环境问题难以得到有效治理。再次，尽管在有些方面建立了制度，但由于制度执行不力，致使制度功能不能有效发挥。从环境污染的治理制度来看，如排污收费制度，资源收费制度虽然对控制环境污染有积极的作用，但在实施中存在着一定问题。此外，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计划、农业、林业、畜牧、水利和科技等多个部门，管理体制与环节多、各项治理措施相互脱节，造成制度执行和监督不力。因此要尽快建立起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制度。“农村环境保护制度和考核体系建设要尽快建立,将城市环保和农村环保置于平等位置,从法律、法规体系上,对农村环境保护制度的建立提供依据”，它是构成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法律的基本内容，对于实现生态环境建设法律的目的与任务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些制度应当包括：除继续完善排污许可证制度、征收排污费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等制度在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中切实可行外，还应建立如下制度：农村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制度、农村清洁生产促进实施制度，生态环境建设问责制度、农村环保责任制度和农村生态环境考核制度，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制度、生态环境监测制度、农村生态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农村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农村生态环境建设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生态环境破坏事故防范与预警制度、农村环境纠纷法律援助和公益诉讼制度等。
（四）政府管理原因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环境管理不当。主观上来看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是有政策但政策在部门之间协调不足或冲突，无手段和措施来达到政策目标；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有效行政管理工作体系和管理措施。客观上是农村生产与生活中不科学的行为，长期形成的一些生活陋习和农村环保基础设施的缺失，企业地处偏远、点多面广，排污主体具有不确定性，监管主体很难界定，难以用城市的监管的手段与用行政执法的手段来治理。因此要克服以上不足，农村环境治理要走与城市环境治理不同的工作思路，要创新工作方法，增强服务意识，变监督管理为预防管理，变单纯的依法行政为服务与执法相结合。具体工作中要将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纳入年度考核范围，实行行政问责制的工作体制，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推动、部门联动的工作格局，落实工作人员与经费，探索多元化、市场化、专业化的农村环保治理社会化管理模式和机制。其次，制订农村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及年度实施意见，根据年度工作重点，将各项整治和建设任务分别落实到相关部门，并建立农村环境保护责任制，设立环境指标作为对乡镇考核的重要指标，专门出台年度生态任务和环保专项行动考核办法。再次，要强化农村环境服务与执法力度。在服务上，要象创建国家环保城市一样大力开展生态乡村示范创建，重点开展农村工业点源污染防治、生活污水与垃圾治理、农村畜禽养殖业的管理、土壤污染防治、流域河道整治、生态产业实施等关键工程。加大农村农业污染控制与治理技术的推广运用力度，落实好“以奖促治”和“以奖代补”的政策措施，做好农村环保项目申报，积极争取中央和省里的专项资金，加快推进农村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在执法上各执法单位要切实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乡镇企业的监管和对违法排污企业的打击力度，加大农村环境执法力度。
（五）生态环境技术规范制定与推广原因现阶段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还不强，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尚不足，对环境保护的知识很欠缺。滥用化肥与农药、秸杆随意焚烧、家禽粪便污染水源等问题日益突出，农民却对破坏环境的行为及其产生的后果浑然不知。长期以来，农民缺乏环保理念，而政府在农村环境保护中主导作用不足，农民缺少科学规范来保护环境，也缺乏科技与资金，导致农村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市场机制难以建立。过去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随着各乡镇精简与压缩，基本处于瘫痪与失灵状态。既是尚存的农技推广系统由于缺少财政支持，也无法开展农业技术推广，从而切断了农民获取环保措施的最重要渠道。农村的环境污染治理正是由于存在着政策、技术、经济等方面问题，从而使农村污染治理体系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基本没有形成有效防控与治理机制。因此要组织农业科技服务专家队伍，在农村中大力普及环保法律法规和科技知识，提高农村干部群众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和维护生态平衡的自觉性和责任感；要大力推广绿色植保和环保防治技术，引导农民发展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畜牧业、改善农村环境质量、地表水环境等环境问题；要发展生态农业，控制农药、化肥、农膜等对农田和水源的污染。积极推进农村环境的监测工作,加强农村环境质量监测。要针对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现状和农民群众的特点，采取符合农村实际、贴近农民群众的形式，制订简单易懂的安全控害技术规程，把农产品安全生产安全与监控、农村生活污染防治、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秸秆综合利用、水产养殖污染防治、农药化肥面源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等技术编发成切合实际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技术手册，把生活与生产活动的科学规范以及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送到农民身边、农户家中，使环保科技知识与法律法规深入人心。
三、结论
环境法制建设是事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措施，因此针对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
【注释】
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篇9
原《环境保护法》自1989年颁布实施，到25年后的首次修订，从最初的小步走到如今的大步跑，立法试水与改革的力度越来越大，体现了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开门立法在环境保护领域的有效实践，但也同时折射出我国环境正遭受日趋严重的考验。1989年《环境保护法》侧重于点源的控制与点源违法的法律责任追究。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粗放式的快速发展，使得点源污染之间以及点源污染与社会性排放之间相互叠加，导致线上与面上的环境污染问题频发。笔者根据《中国环境年鉴》（1996-2010年）中的《中国环境统计公报》等资料，对目前环境问题进行了初步统计。据统计，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频发，造成的经济和社会代价高昂。2006-2010年，平均每天发生突发性环境事件1.5起，2005年以来环保部直接接报处置的事件共927起，重特大事件72起，其中2011年重大事件比上年同期增长120%，特别是重金属和危险化学品突发环境事件呈高发态势。同时，环境污染事故严重危害公民生命健康，并且带来巨大经济损失。
面对如此严峻的环境问题，带着计划经济色彩的原《环境保护法》显得苍白无力并且与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格格不入。经过二十余年的酝酿和探索，对1989年《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工作终于顺利展开。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共七章70个条款，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对当前环境问题作出回应，此次修订的《环境保护法》针对上述环境问题做出了开拓以及具有针对性的制度建设与创新，给我国环境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及生态建设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展现了本届政府向环境污染宣战的决心。新《环境保护法》在立法理念、基本制度、监管模式、政府责任、环境执法、环境责任等诸多方面都做了改进与革新，相信新《环境保护法》的颁布，对化解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深层次矛盾，推动科学发展，不断改善民生，建设生态文明会产生强大的推动力。
新《环境保护法》修订中的制度创新与亮点
面对新局面、新挑战，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的制度创新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中国基本国情的制度创新，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制度和措施；二是对国际经验的吸收和借鉴，引入国际先进的环保理念和制度；三是对国内已有专项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采纳，将环境单行法中实践成熟的制度措施吸收到环境保护基本法中。新《环境保护法》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展示了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创新的新方向。新《环境保护法》的颁布表明了政府向环境污染宣战的决心，也同时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达必需依靠制度创新迎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到来。
“中国特色”的理论制度创新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立法目的纳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之中。此次《环境保护法》修订，用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来替代旧法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首次将‘‘生态保护红线”纳入法律调整范畴，这更符合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实际情况和迫切需要，这种替代最明显的就是从以往单纯强调经济建设和物质利益的目标转变为更加全面和长远的综合性、协调性发展目标。同时，在新《环境保护法》中规定‘‘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这表明了国家对环境保护的坚定信念。基本国策本质上是国家意志，它与法律有共同的强制性效力，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往往是相对滞后的，而国策更强调预测性和及时性，体现了国家对保护环境的积极引领。新环保法的这些规定决定了我国环境保护法与时俱进的新的发展趋势。
确立了环境保护优先原则。新《环境保护法》修正了传统的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原则，确立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环境优先原则，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特点和趋势，并且表明我国已经具备解决环境问题所需要的技术能力与经济实力，以及党和政府对解决环境问题的决心。为确保‘‘保护优先”原则落到实处，新法又作了一些制度上的安排和创新。这实际上为全国总体环境质量改善提出了制度目标、时间表和路线图等具体要求。
建立环境污染公共监测预警机制。在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加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环境污染公共监测预警机制，以及企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规定。
明确了‘‘环境监察机构”的法律地位。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在强化执法方面，首次以法律明文规定了‘‘环境监察机构”的法律地位，同时也对失职、渎职行为作出相应的处罚规定。在新法出台以前，‘‘环境监察”这一词语，无论是作为一个机构名称，亦或是作为一项制度，都未出现于这一基本法中，只有个别单项法曾在法律责任部分提及监管职责。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强调了环境监察部门的法律地位，仅仅几个字，就完成了对环境监察机构的‘‘正名”，解决了长期困扰环境监察部门的‘‘身份问题”，为执法独立提供了有力保障，有利于加强环境执法的权威性。
借鉴国外先进法律制度
国际环境法是现代国际法中的一个新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与国内环境法既是两个独立的体系，相互之间又存在许多关联。处理国际环境法与国内环境法的关系应采纳‘‘衔接说”，注重国内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相结合。新《环境保护法》充分借鉴吸收国际先进的制度、机制完善我国的环境保护制度。
区域环境管理机制的革新与强化政府环境保护责任。20世纪50年代美国洛杉矶爆发了‘‘光化学烟雾事件”。以此为契机，美国环境法学界开始反思大气污染防治立法。从1970年美国环保局成立并且开始采取强有力的国家法律来控制大气污染直到现在，大气环境状况得到了长足的改善。美国治理大气污染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是区域环境管理机制，二是强化政府环境保护责任：第一，区域环境管理机制就是在区域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管理机构，对区域内的环境问题进行全盘整合式管理，从操作方式上，主要通过区域环境自主管理和区域合作两种方式。在新《环境保护法》中，设置了专门条款来规范区域大气污染和流域水污染的防治问题，实现了由点源控制向区域协调和联动防治的转型，体现了解决环境问题的针对性和方向性；第二，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作为一部从宏观层面调整国家政策的专门法律，将政府各部门的职能与国家环境政策统一起来。由于《国家环境政策法》的通过，美国联邦政府的公共职能与时俱进，正式扩展到资源环境领域，这对美国环境资源保护工作的展开意义重大。我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充分借鉴美国的经验，建立了一整套的环境监督管理体系，使我们的政府成为一个能够统一完整地行使环境保护公共职能的政府。
新《环境保护法》修正了传统的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原则，确立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环境优先原则，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特点和趋势。
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对污染破坏环境、侵犯环境公益的行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是当代许多国家采取的保护环境的一项重要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早有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和案例。由于环境保护可能涉及到万千公众的切身利益，为了解决地方政府和违法企业可能发生的不作为或不当作为问题，新《环境保护法》成功借鉴了国际通行的公民诉讼制度，建立起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新《环境保护法》对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资格条件进行放宽，规定在设区的市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的环保社会组织，只要从事5年以上环境保护工作且无违法记录即信誉良好，就可以作为原告主体对违法的企业或地方政府提起环境民事或行政公益诉讼，发挥社会监督政府与企业的作用。而且，新《环境保护法》还规定了环保社会组织不得以公益诉讼来谋取利益，以避免公益诉讼的混乱或垄断情形发生。上述规定，健全了环境保护的力量架构，政府、企业、社会达成新的角色平衡，从而形成了新的法律秩序。
引入‘‘按日计罚”的处罚机制。按日处罚是指将每天的排污行为作为一个单独的行为而加以处罚，并且根据持续排污的天数而逐日累加。按曰计罚是对持续性违法行为适用的一种法律责任追究机制。在很多国家(地区)被作为威慑污染环境者并提高其违法成本的有力武器。美国是最早对持续违法行为规定按日处罚的国家，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明确规定按日处罚的原则，此外法国、加拿大、中国台湾及香港地区的环保法律也不同程度地确立了按日处罚的原则。此次新修订《环境保护法》第五十九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并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根据环境保护的实际需要，增加第一款规定的按曰连续处罚的违法行为的种类。事实上，‘‘以日计罚”制度与‘‘限期治理”挂钩，企业一旦超标准排污，由环境保护部门进行罚款。如果还未治理，再进行限期治理，若限期内仍未治理的，可责令停业、关闭。但限期治理、责令停业关闭的权力，归属于当地政府。按日处罚原则的引入有利于迫使企业遵守环保法律并且重视环境保护。
合理吸收相关环境保护单项法律法规既有制度
由于旧《环境保护法》颁布较早，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内容显得过分简单并且严重落后于社会生活，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需要，国家只能在环境政策、行政规章、行政法规和单行立法等层面进行了诸多调整与改革，一些重要制度，如限期治理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收费制度、‘‘三同时”制度等已在其他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法律文件上被修改；一些制度，如总量控制制度、污染物集中控制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等在一些层次相对低的法律法规上确立。这些制度本应由修订基本法来完成，却不得已地发生错位，使《环境保护法》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其权威性的削弱，对下位法指导作用的消失，其在行政执法和司法中作用的减少，意味着其有被架空的危险。因此，新《环境保护法》切实地吸收整合其他环保单项法律法规已经实践并产生良好效果的制度，既有利于处理现实生活中环境恶化问题，也有利于确立《环境保护法》在该领域中基础性、综合性的基本法地位。
规定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以全面贯彻预防为主原则、防止新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原《环境保护法》仅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作了原则规定，显然严重滞后。新《环境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编制有关开发利用规划，建设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开发利用规划，不得组织实施；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不得开工建设。这一规定在基本法层面对规划环评以及法律后果都做出了规定，有利于地方政府加强各个企业的执法，标志着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迈上新台阶。
确立环保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2008年修改的《水污染防治法》第五条规定国家实行水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将水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是我国环境管理体制中的一项重大举措。它通过签订责任书，具体落实有污染的单位地方和各级人民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的行政管理制度。新《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实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并较之《水污染防治法》更详细落实其制度具体层面操作，新增规定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行政监督，同级人大对同级政府的环保工作监督，以及定期汇报制度和大事件报告制度。此外，鼓励新闻媒体开展环保的舆论监督，公众对政府和企业开展环保的社会监督。可以说，构筑了一个完整的全方位的环境保护监督网络和体系。
引入区域限批制度。区域限批是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体制的一项制度创新，它是指对某些特定地区暂停审批新建项目环评文件。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只有一种情形即‘‘超过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新《环境保护法》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种限批情形，即‘‘未完成国家确定的环境质量目标”。这一规定拓展了我国区域限批的适用范围，将对推动落实地方政府环境责任，加快改善环境质量起到强有力的促进作用。区域限批制度发生效力的关键在于将地方政府拉入了环境保护的利益链条，打破了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的利益共同体，把政府从环境保护的后台推到前台，把环境保护这种对人类来说是长远的、整体的、模糊的利益推到政府眼前，使之清晰地、量化地摆在政府的案前，迫使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和区域发展之间做出利于环境保护的抉择，不保护环境就遏止地方招商引资进一步扩张经济的可能性，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区域限批迫使地方政府促进当地污染企业整改以达成环境保护目标，达到既发展经济又能解决保护环境历史欠账的目的，是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临界点。
强化环境监管手段。当今时代，环境问题愈加严重，环境保护部门和其他的监管机构的监管不力是重要原因，然而造成监管不力的主要原因则是立法所授予的监管措施的强制性和实效性不足。新《环境保护法》授予了环保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违法排污设备的查封、扣押权，这一规定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违法问题有效解决意义非凡。此外，新《环境保护法》为了保证监管的实效性规定了相应的协同监管措施，譬如对于环境污染企业，银行不得给予其授信，土地管理部门可禁止向其提供土地，供水部门可停止供水等。这些措施将极大地提升企业实行绿色生产、清洁生产的积极性，也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更加有利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新《环境保护法》向环境污染宣战面临的挑战
新《环境保护法》在立法机关和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解决了一些历史遗留的疑难问题，并对环境法律的制度、机制、体制和责任等相关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创新，新《环境保护法》表明了政府向环境污染宣战的决心，但其实施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生态保护与环境污染防治如何有机协调的问题
总体来说，新《环境保护法》在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方面应当是全面布局、统筹规划，而现实却是此次修订侧重于对污染防治的规定，对于生态保护及自然资源利用方面的规定不足。仅仅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还远远不够，还需要相关法律机制、制度的配套。条文具体内容仍然过于 侧重规制污染防治，对生态和自然资源保护领域往往大而化之，甚至忽略不计，这对目前我国面临的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的环境现实是极端不利的。因此，《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领域基本法的地位尚待凸显，生态和自然资源保护领域的缺陷需要在下一步具体的立法中予以弥补。
环境保护监管体制不顺的问题
目前，我国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和生态问题，我国的环境保护监管体制还没有完全理顺。新《环境保护法》并未对环境保护的监管体制做出有力的调整，这充分说明部门间的利益未能得到有效的协调。当前，如何区分协调统一监督管理和分工监督管理负责的关系、层次及其直接性与间接性，在执法实践中是一个大问题，如不解决很多先进的环境法律制度、机制将难以在实践之中发挥有效的作用。这种复杂的监管局面是逐渐形成的，因此，解决起来也必然面临诸多阻力，成为下一阶段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
强制措施实施难的问题
众所周知，环境保护部门仅仅是环境监管部门，让其作为强制措施的实施主体必然给其带来巨大难度。新《环境保护法》授予环境保护部门以查封、扣押等执法权力，对于个别案件可能会有利于解决执法难的问题，但对于那些企业利益是和地方政府利益捆绑在一起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而言，环保部门的强制措施执行起来依然困难重重。立法授予环保部门的执法权力，环保部门不是不敢用就是不能用，其最终结果确实是环保部门不是成为权力机关追究行政责任的对象，就是成为社会公众提起公益诉讼的对象。因此，在此情况下加强环保部门独立执法能力的建设便显得尤其重要。
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篇10
关键词：新疆农村环境保护；法治建设；可持续发展；制度创新
我国环境保护法治长期致力于城市的环境保护工作，立法和制度性设置多是以城市作为设计基础，农村环境管理存在着立法空白和制度性欠缺，导致现行立法和制度难以满足农村环境保护的现实需要。新疆农村环境保护法治建设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相关部门面对不断出现的农村环境问题往往力不从心。怎样结合新疆农村环境的实际状况和新疆农村环境保护法治的建设水平，提出有针对性的立法建议显得尤为重要。
一、新疆农村环境保护法治建设现状
随着新疆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日益凸显，相应立法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法规予以保护和防范。目前，新疆生态环境退化得到了初步有效控制，环境污染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防治和改善，城乡环境质量保持稳定。
（一）新疆已初步建立环境保护法规体系
在环境保护法治建设方面，新疆致力于发展具有新疆特色的环境保护法治事业，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新疆地方环境保护立法正在形成一个比较完善且符合地方需求的法治体系。新疆环境保护法治建设经历了三个阶段：1.20世纪80-90年代的创建期；1990年至2000年的发展期；2000年至今的提高期。从立法水平来看，新疆地方环境立法从最初针对特定的环境要素立法，到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全方位立法；从重视城市环境保护立法，到城乡环境一体化立法；从照搬国家法律，到结合地方实际提出针对性立法，甚至是进行先行性立法的尝试。新疆地方环境立法已成为中国地方环境保护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新疆已初步建立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2011年修订）为指导，以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法律规范为内容的新疆环境保护法规体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是指导新疆环境保护的综合性、基础性地方法规。该条例明确了“环保优先、生态立区”的新疆环境保护理念，确定了“资源开发可持续、生态环境可持续”新疆环境保护的发展方针，标志着新疆的环境保护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法治化管理阶段。截至2013年，新疆共制定环境保护的相关地方法规43件，其中自治区级法规22件，较大市级地方法规5件。新疆生态保护立法主要包括水事、矿产资源、草原、森林、野生动植物、土地、自然保护区、湿地等方面的法律规范。
（二）新疆农村环境和农民环境权益保护已有相应法规予以规范
新疆环境保护法发展初期，城市环境作为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设计的基础和模型，得到了有效和及时的保护。但是，相对于与城市有很大区别的农村环境状况，已有的法律制度很难进行针对性的适用，有关农村环境、农民环境权益保护的法律规范也很少涉及。由此，就造成了今天广大农村环境污染状况堪忧，生态破坏严重的重要法律原因之一。近年来，在新疆立法、环境保护等部门和环境法学者的努力下，新疆陆续出台了新疆农村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规范及相关的规范性文件。201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的重大修订，其中一大亮点就在于将农村的环境问题纳入统一规定之中。在加强农村环保工作方面，该条例明确要求制定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规划，推进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加强农村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环境污染治理、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业资源保护利用，将防治农村层面源污染工作纳入环保目标责任制等。此外，鼓励发展清洁能源，采取措施防止土壤、农产品污染等。自治区党委、政府也积极推进农村的环境保护工作，分别在2009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意见》（新党发〔2009〕6号）、《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新政办发〔2009〕136号），两份文件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法规在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方面的缺失。
（三）新疆环境保护立法地方特色明显
新疆环境保护立法的地方化，表现在立法的主体方面。自治州、县结合区域特点，出台了一系列涉及生态资源保护、污染防治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对地方环境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截至2013年，各自治州、县现行有效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16件，其中，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2件、木垒哈萨克自治县1件。地方化表现在结合新疆环境资源条件和特有的环境问题，制定相应的地方环境立法。还表现在没有上位法的情况下，为切实保护新疆环境，开始制定先行性立法。例如，2005年3月25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又为全长1321公里的塔里木河立法并修订了我国第一部规范流域管理的《塔里木河水资源管理条例》，加强了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科学调度。2012年，在国家没有湿地保护上位法的情况下，新疆先行性地制定颁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该条例预示着新疆湿地保护将迈向新阶段。希望以上立法尝试能为其他省区制定相关法规提供借鉴作用。
二、新疆农村环境保护立法存在的问题
（一）重城市、轻农村的环境保护倾向仍然存在
党的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突出地位，并纳入总体布局，拓展为“五位一体”。这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从认识到实践都达到了新的水平。随后，2014年修订《环境保护法》，该法第一条中明确规定了环境保护法新的立法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明确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要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进一步强化环境保护的战略地位，将保护环境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同时，该法较为全面地规范了农村环境保护内容，新增相关农村环境保护法条第33、49、50、51条，从防治农业污染、畜禽污染、生活垃圾污染、农村水源保护到城乡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明确了政府对农村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职责等。由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2011年修订）修订时间早于《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该条例关于农村环境保护的相关内容较为缺乏，不够全面；相关规定原则性强，可操作性较弱。整体而言，该条例体现出以城市环境保护为主，农村环境保护为辅的倾向，这不利于新疆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有力实施。
（二）新疆农村环境保护立法相对不足
1.新疆缺乏指导农村环境保护的综合性立法
目前，从国家层面到新疆地方层面还没有一部农村环境保护立法或“农村环境保护”篇章，无法起到综合保护农村环境的作用。新疆农村环境立法严重缺失，综合性的农村环境立法仅见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中。
2.新疆农村环境保护立法体系中污染防治立法缺失
目前国家污染防治法针对保护要素的不同，主要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等。截至2013年，新疆制定环境保护的相关地方法规43件，其中涉及污染防治的法规只有3件，且只是针对危险废物的污染防治。有关大气污染防治和水污染防治的相应法规针对的区域有限，仅限定在乌鲁木齐市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斯腾湖流域。由此可见，新疆污染防治立法数量远远没有达到实际需要。新疆迄今为止，针对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大气污染的治理等方面相应的配套立法尚不完善，这样容易造成无法可依的局面。新疆地方配套法规缺失，体现了新疆地方法规与上层法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与配合。如2004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和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都分别增加了对农村环境保护的相关条款，但是，到目前为止新疆都没有在相关立法中增加和修订农村固体废物、农村水污染防治立法的相关内容。
3.新疆农村环境立法的领域空白
针对一些领域，如土壤污染防治、农产品污染、生物安全方面存在立法上的空白。同时，在荒漠化治理，退耕还林政策的法治化、矿产资源的生态建设、内陆河域的综合治理等方面仍然缺乏立法。还需要对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污染防治制度、生态保护制度中的部分制度进行研究，使之有效贴合新疆农村环境保护的实际情况。
（三）立法的可操作性不强
通过查证现有的单行法规，笔者发现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相关规定往往都过于抽象，在制定具体实施措施时存在“一刀切”，不能与新疆农村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以致相关执法部门在执行时无从下手或难以执行的情况较为多见。
三、完善新疆农村环境保护法治建设的对策
（一）立法明确农村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应当明确其宪法地位。只有可持续发展理念具有宪法的法律效力，才能从根本上重建环境法体系。新疆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对环境问题给予高度重视，自治区党委确立了“环保优先，生态立区”的发展理念和核心思想。但是，针对新疆农村环境立法保护的不足，应当尽快依照2014年修订《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理念和思路修订新疆环境保护相关法规，立法明确农村与城市环境保护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从而全面立法规范新疆农村环境保护和防治工作。结合新疆农村环境特点和环境监督管理特点，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制定较为全面的新疆农村环境立法体系，将城市与农村的环境保护问题统筹规划，统筹治理。
（二）加大力度修订新疆农村环境立法
1.制订《新疆农村环境保护条例》
针对全国农村环境立法的缺失现状，新疆应当加大尝试性的立法实践，制定新疆农村环境保护的相关法规，以此弥补国家立法空白，解决新疆农村环境破坏的现实问题。新疆农村环境立法的方式主要包括两种选择：单独制订《新疆农村环境保护条例》或在《新疆农村环境保护条例》中增补一章“农村环境保护”。笔者认为应当单独制订《新疆农村环境保护条例》，首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于2011年进行修订，其中部分内容体现了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思路，但还不全面、不具体，如果在此条例中增加一章内容，势必要再次进行修改，这种修改只能针对农村环境，对条例实施中的其他问题可能由于时间等因素无法及时发现或提出。这种修改会造成法实施效力的下降；其次，单独制订农村的环保条例，可以避免将农村环境保护条款纳入现行城市中心主义色彩的环境基本法后出现的体系不协调后果；最后，可以降低立法成本并凸显农村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的特殊性，确保法律规制的有效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是指导新疆农村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法规，要把环境保护放在首位，当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相冲突时，坚定不移地保证环境保护优先地位。其条例主体内容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部分主要规定农村环境保护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等。分论主要针对农村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破坏制定相关规定，其中农村污染防治主要包括：农村饮用水污染防治、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城市垃圾向农村转移的污染防治等，生态环境破坏主要包括：草原、水源等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在立法方式上，新疆应当加大补充立法和特殊性立法的数量。新疆有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国家的统一环境立法势必不能涵盖新疆的特殊情况。新疆气候干旱缺水，节水和植被保护是环境保护面临的重要任务，因此就需要对森林、草原、水等资源进行详细的立法保护。新疆也应当在《森林法》《草原法》《水法》《矿产资源保护法》的基础上，结合新疆实际情况制定补充性和特殊性立法，以达到保护环境的作用。
2.新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完善建议
笔者认为，首先应当对新疆生态环境保护进行立法，抓紧制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牧区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新疆是全国三大牧区之一，广阔的草原不仅为新疆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为祖国西部边陲筑起了一道绿色生态屏障。其次，要继续推进自治区“13211”环境保护行动计划的实施，加强对重点流域、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的监督管理，努力使我区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管理走上法治化的轨道。最后，逐步完善地方生态环境保护法规体系，做到有法可依，依法行政，切实加强对水、土地、森林、草原和矿产等重要自然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管理。加大对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的执法力度，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规范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管理，对有法不依，造成重大生态环境破坏的案件，要严肃查处。
（三）遵循法治建设科学性原则
1.加大新疆地方立法规划的实施，完善立法机制
立法规划是立法工作的前置程序，是关于立法的前瞻性计划。地方立法规划的科学合理可以保障地方立法生效后的科学合理实现。在制定地方立法规划时，要注意科学原则与民主原则的统一。对已经完成的立法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评估和审查。
2.重视新疆农村环境监督管理制度创新
农村环境监督管理主体制度创新。新疆应当完善农村环境监管主体体系，应当将农村环境保护实施主体从单一化的政府监管转变为多元化的政府与非政府共同监管，构建共生互补，协调配套的多元化监管机制。笔者提出农村环境监管主体多元双层次保护的设想。即以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保护为主导的第一层保护，由村委会、农民和社会环保组织形成的农村环境保护自治的第二层保护。立法明确各主体地位，统一环境监管的职责权限，划分各部门的职能、责任等。农村环境保护具体法律制度创新。现有的环境保护制度主要是针对城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情况而设计，不能满足农村环境保护的需要，甚至一些制度无法在农村适用。所以，需要对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污染防治制度、生态保护制度中的部分制度进行研究设计，使之合法有效保护新疆农村环境，其中包括：环境规划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监测制度、“三同时”制度、环境许可制度、排污登记制度、排污许可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突发事件的应急制度、草原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监督管理制度、草原生态补偿制度、生态保护区制度。农村环境管理经济制度创新。在新疆农村环境治理的过程中，首先，树立“循环经济”的观念；其次，构建完善的资源开发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最后，还有如环境税费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完善和创新。农村环境立法的公共参与制度。立法确立农民环境权，并制定细则以保障此种权利的实现；完善公众参与的法律机制；完善公众参与环境立法的法律责任体系，明确规定公众参与的法律责任，对责任主体、责任形式和责任承担方式、责任追究的主体和程序等内容作出相应规定。
（四）完善新疆农村环境监督管理的具体建议
新疆农村环境监管主体在立法上的空白，导致长期以来农村环境日益恶化，新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应当加强乡政府、村民委员会等方面的监管，通过立法赋予以上主体职权和职责。为了解决新疆农村环境监管主体缺位现状和新疆广大农村污染现状，笔者建议新疆各乡镇设立环保所。职责拟为:监督本辖区内环保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贯彻实施；监管和治理本辖区内生活污水、畜禽养殖、农药化肥污染、生活垃圾和排污企业；办理本辖区内新扩、改建项目环保审批手续和监督“三同时”执行情况；处理本辖区内环境污染的、投诉、纠纷等案件；整治和恢复本辖区内农村生态环境，创造环境优美的生态乡镇；向本辖区内居民和企业进行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建设农村环保的基础设施，完善环境监管的信息化和网络化建设，做好排污的预警工作，扫除监管盲区。结合新疆环境管理制度的建立是以城市作为设计基础，不能有效贴合新疆农村的实际情况，建议制定新疆农村环境监督管理制度，将农村环境保护考核纳入当地政府考核目标体系，实施绿色GDp核算和考评标准体系，并在法律中明确加以规定。在编制环境保护规划时，应足够重视农村的环境保护，在自治区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各地区可以将城市环境保护与农村环境保护分别进行专章编制，将农村环境保护的目标、任务、组织领导、监管、保障措施等内容明确化。应该针对农村的环境规划、政策、制度开展战略环评。提高农村环境影响评价中农牧民参与的程度，实现信息公开。建立新疆农村排污登记制度。完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体系内容。将农村突发环境事件的监测机构、监测方式、污染类型以及公众参与等原则规定其中，等等。
（五）完善新疆农村环境纠纷救济制度
充分考虑新疆区域特点，学习借鉴国外及国内其他省区的经验，探索与建立适合新疆地域与经济发展的农村环境纠纷解决多元机制。笔者提出了构建新疆农村多元环境纠纷解决机制。首先，笔者认为结合新疆农村环境纠纷的特点、农村环境纠纷解决现状与救济的现有条件，构建多元化农村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其重点应当放在非诉讼救济的制度完善与机构改革方面。新疆应当健全村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民间环保委员会的调解功能；强化农村环境纠纷解决过程中乡政府功能；完善新疆农村环境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等。其次，完善诉讼救济制度。诉讼救济应当充分考虑诉讼成本与诉讼技术的难度，在诉讼制度完善中考虑保证农民便于诉讼，诉讼费用的承担等因素，同时转变法院在解决环境纠纷中的定位，在诉讼救济中也要重视调解。建议在新疆推行环保法庭的构建；统一新疆高级人民法院环境案件审判标准；引导推行新疆各级法院开展环境公益诉讼；完善新疆农村环境案件管辖争议的解决对策；农牧民诉讼费用减免标准等。最后，完善非诉讼救济体系内部的协调，以及构建非诉讼救济和诉讼救济之间的衔接制度。
作者:刘晶李君单位:新疆农业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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