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奖励办法篇1
第一条为弘扬见义勇为传统美德，匡扶社会正义，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和《安徽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有关要求，结合黟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见义勇为行为是指公民为保护国家、集体的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或者在自然灾害和事故中抢险救灾、救死扶伤的行为。
公民在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约定义务时的行为，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县行政区域内实施的见义勇为行为，适用本办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实行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
各部门密切配合，做好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保护和救助工作。宣传、广播电视部门积极宣传见义勇为人员的先进事迹。
第二章见义勇为行为人员的确认
第五条本办法所称见义勇为行为人员是指：
（一）在国家、集体的利益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受到违法犯罪行为侵害时，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或设法救援，使之免遭或减轻危害事迹突出者；
（二）积极协助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和治安保卫部门抓获重大犯罪嫌疑人事迹突出者；
（三）积极向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和治安保卫部门揭发、检举、提供线索，破获重大案件事迹突出者；
（四）在自然灾害和事故的抢险救灾中，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生命财产，表现突出者；
（五）其他见义勇为事迹突出者。
见义勇为行为人员的确认由县见义勇为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认定。
第三章见义勇为基金的管理和使用
第六条设立黟县见义勇为奖励基金，对见义勇为行为人员进行奖励。黟县见义勇为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在县综治办，负责承办日常事务。
第七条见义勇为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表彰奖励。对重大见义勇为行为人员需要及时奖励的，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及时给予奖励。
第八条基金的来源：
（一）县人民政府财政拨款；
（二）接受县内外社会团体、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捐赠；
（三）见义勇为受益者捐赠；
（四）基金存入金融机构或购买短期债券等国家允许的形式增值所得。
第九条基金的用途：
（一）对见义勇为行为人员进行奖励；
（二）对见义勇为牺牲、伤残人员或者其家属的慰问和医疗补助；
（三）宣传见义勇为人员先进事迹；
（四）见义勇为基金管理委员会核定的其它开支。
第十条基金的管理：
（一）1000元以下（含1000元）的，由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共同研究审批。基金支出在1000元以上的，由基金管理委员会全体会议研究审定；
（二）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每年向委员会报告一次财务收支情况，接受全体委员的监督检查；
（三）基金的奖励管理情况，由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不定期地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第四章申报程序和方法
第十一条申报程序和方法：
（一）由乡镇人民政府、县公安局或见义勇为人员所在单位在行为发生之日起60日内（特殊情况可延长30日）负责整理见义勇为事迹材料，报县见义勇为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核实，办公室根据核实情况提出审核意见报县见义勇为基金管理委员会审批；
（二）公民跨县见义勇为的，由见义勇为人员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或单位负责整理报送事迹材料；
（三）外来务工见义勇为人员，有明确隶属单位的，由用工单位负责整理事迹材料。无明确隶属单位的，由属地乡镇人民政府整理报送事迹材料；
（四）对应奖励的见义勇为公民，由县见义勇为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或县综治办填报《黟县见义勇为奖励申请审批表》，并在30日内将事迹材料和《黟县见义勇为奖励申请审批表》（一式三份）报县见义勇为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
第五章奖励和保护
第十二条对事迹突出的见义勇为行为人员，经县见义勇为基金管理委员会研究，由县综治委、县见义勇为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授予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事迹特别突出的授予见义勇为好市民荣誉称号，并给予适当物质奖励。
（一）在见义勇为行为中英勇牺牲的，一次性发给其亲属抚恤费20000元。
（二）在见义勇为行为中负伤或因伤致残的，根据其伤残情况，一次性奖励2000元至5000元。
（三）在见义勇为行为中虽未受到人身伤害，但对打击犯罪、抢救国家、集体财产，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确有贡献的，视其贡献大小，一次性奖励500元至2000元。
第十三条对需要保密的见义勇为人员或者见义勇为人员要求保密的，有关单位应当予以保密。
第十四条医疗机构对因见义勇为负伤需要就近就医的人员，应当及时组织抢救和治疗，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拒绝、拖延。医疗费用应当适当减免。
第十五条救治见义勇为负伤人员的费用，有加害人或者责任人的，由加害人或者责任人依法承担；无加害人或者责任人以及加害人或者责任人不明的、加害人或者责任人无力承担的，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参加社会保险的，由保险机构按规定支付；
（二）所在工作单位资助和社会捐赠；
（三）无工作单位或者未参加社会保险的，以及按第一、第二项规定支付不足的部份，从见义勇为奖励基金中支付（支付金额不超过20000元），有受益人的，受益人也应当依法给予适当补偿。
第十六条见义勇为负伤人员属于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工作人员或企事业单位职工的，按照工伤处理。
第十七条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招聘工作人员，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录用见义勇为受奖人员、见义勇为牺牲或伤残人员的直系亲属，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优先推荐。
第十八条见义勇为牺牲人员符合追认烈士条件的，由见义勇为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配合民政部门办理申报手续。
第十九条见义勇为受奖人员、见义勇为牺牲或者致残人员的直系亲属从事非公有制经济的，税务、工商等部门应当优先办理生产经营手续，依法减免有关费用。
第二十条教育部门对义务教育阶段、生活确有困难的见义勇为人员子女或直系亲属，应当给予照顾和减免有关费用。参加中考的，同等条件下，县属中学应当优先录取并减免学杂费；考取大中专院校的，由县见义勇为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给予一次性学费补助。
第二十一条公安、司法机关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属的保护。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虚构见义勇为事实、骗取见义勇为荣誉的，由县综治委或见义勇为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撤销其荣誉称号、追回奖金、收缴荣誉证书，同时视情节追究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三条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属不提供及时、有效保护，造成后果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予以处理。
第七章附则
见义勇为奖励办法篇2
3月7日，省政府法制办官方网站将省综治办起草的《陕西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市民可登录网站查看全文，4月7日前可通过信函、传真或者电子邮件方式提意见。
见义勇为核实确认不超60天
华商报记者对比发现，此次《条例》草案比之前实施的条例细则不仅多了四条，而且将原条例中的《奖励和保护》拆分成《奖励》《保护》两个部分，内容更加细化，便于执行。
《条例》草案所称见义勇为是指公民在法定职责、法定义务或者约定义务之外，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人身、财产安全，制止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在救人、抢险、救灾中表现突出的行为。较之之前所指公民在法定职责或者特定义务之外，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救死扶伤的行为，表述更加全面详细。
不过，对于申报确认为见义勇为的行为，此次草案规定的内容较之前减少了在他人遇险时，救死扶伤的内容。
草案还规定，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公安、教育、卫生、住房和城乡建设、司法行政等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和保护工作。县级以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工作机构为见义勇为的确认机构。见义勇为行为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行为发生地的县(市、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工作机构申报确认见义勇为行为，申报、举荐见义勇为的，自行为发生之日起，一般情况不得超过2年。县(市、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工作机构核实确认应当在收到申请、举荐或自行调查核实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最长不得超过六十日。
奖励大大提高还有奖金增发
华商报记者对比还发现，此次草案另外一个变化最大的地方就是对于见义勇为的奖励大大提高，并对牺牲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各个级别的见义勇为行为分别给予奖金增发。
本次草案规定，见义勇为事迹特别突出，有重大贡献的，由省政府授予见义勇为英雄称号，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不低于十万元的奖金。牺牲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再增发不低于十五万元的奖金。原来条例规定为见义勇为事迹特别突出，有重大贡献的，由省政府依法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奖章和荣誉证书，给予五万元以上的奖金。
本次草案规定，见义勇为事迹特别突出，有较大贡献的，由设区市政府授予见义勇为模范称号，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不低于五万元的奖金。牺牲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再增发不低于十万元的奖金。原来条例规定为见义勇为事迹特别突出，有较大贡献的，由设区的市政府依法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奖章和荣誉证书，给予二万元以上奖金。
本次草案规定，见义勇为事迹突出，在本县(市、区)有较大影响的，由县(市、区)政府授予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不低于三万元的奖金。牺牲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再增发不低于五万元的奖金，见义勇为事迹较为突出，在本县(市、区)有一定影响的，由县(市、区)政府授予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一至三万元的奖金。原来条例规定为见义勇为事迹突出，在本县(市、区)有较大影响的，由县(市、区)政府依法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奖章和荣誉证书，给予五千元以上奖金。
本次草案还规定，见义勇为人员所得的奖金，税务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免征个人所得税。因见义勇为负伤的人员在治疗期间工资、奖金和福利待遇不变;无固定收入，生活困难的，由行为发生地县(市、区)政府给予生活补助。
3月7日，省政府法制办将《陕西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见义勇为事迹特别突出者，将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不低于十万元的奖金。
范围：这些行为都可以申报见义勇为
《条例(征求意见稿)》旨在为了弘扬社会正气，鼓励公民见义勇为，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申报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制止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制止正在实施的侵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或者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协助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机关追捕抓获罪犯、犯罪嫌疑人的;在救人、抢险、救灾中表现突出的;其他应依法确认见义勇为行为的。
县(市、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工作机构经调查、核实，符合条件的，应当将见义勇为人员名单和主要事迹向社会公示，公示期限为7日。对公示期满无异议或者经审查异议不成立的，予以确认。见义勇为行为人要求保密或者其他情况需要保密的，可以不公示。
奖励：见义勇为最高可获25万元奖金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见义勇为人员的表现和贡献，给予下列表彰奖励：见义勇为事迹特别突出，有重大贡献的，由省人民政府授予见义勇为英雄称号，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不低于十万元的奖金。其中牺牲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再增发不低于十五万元的奖金。
见义勇为事迹特别突出，有较大贡献的，由设区市人民政府授予见义勇为模范称号，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不低于五万元的奖金。其中牺牲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再增发不低于十万元的奖金。
见义勇为事迹突出，在本县(市、区)有较大影响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授予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不低于三万元的奖金。其中牺牲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再增发不低于五万元的奖金;见义勇为事迹较为突出，在本县(市、区)有一定影响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授予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一至三万元的奖金。
此外，省人民政府对见义勇为人员应当每两年表彰和奖励一次，也可以及时予以表彰和奖励;设区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对见义勇为人员应当及时予以表彰和奖励。
见义勇为烈士子女入托入学优先接收
因见义勇为牺牲人员，凡符合烈士评定条件的，依法评定为烈士，其家属按照《烈士褒扬条例》享受相关待遇。不符合烈士评定条件的，属于因公牺牲情形的，按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有关规定予以抚恤。
属于视同工伤情形的，享受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以及相当于本人40个月工资的遗属特别补助金，其中一次性工亡补助由工伤保险按照有关规定支付，遗属特别补助金由当地财政部门安排，民政部门发放。
见义勇为人员被评定为烈士、因公牺牲和一级至四级残疾的其子女入托入学、报考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报考普通高等学校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接收。
对符合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保障条件的城市见义勇为人员家庭，优先纳入住房保障范围，优先配租、配售保障性住房或发放住房租赁补贴;对符合农村危房改造条件的见义勇为人员家庭要给与优先安排。
符合城乡低保条件的见义勇为人员及家庭，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优先纳入低保范围。
对需要保密的见义勇为人员或者本人要求保密的，有关部门在确认、表彰奖励和宣传过程中应当为其保密。
欢迎社会各界人士于2017年4月7日前通过信函、传真或者电子邮件方式提出宝贵意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省政府法制办：通讯地址：陕西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邮政编码：710006联系人：矫慧丽
电话：6391642263916444(传真)
电子邮箱：
见义勇为奖励办法篇3
第二条本省公民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见义勇为的，适用本条例。
本省公民在本省行政区域外或者非本省公民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见义勇为的，参照适用本条例。
外国人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见义勇为的，参照本条例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的见义勇为行为是指：
（一）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
（二）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事迹突出的。
前款规定不包括职务上负有特定义务的人员履行职责的行为。
第四条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实行精神奖励、物质奖励和社会保障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本条例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具体工作由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负责。
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工会、妇女联合会、共青团等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组织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的工作。
宣传、文化等部门和新闻媒体应当积极宣传见义勇为公民的先进事迹。
第六条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基层组织和有关部门应当将见义勇为公民的事迹材料向所在县（市、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申报。
公民可以向当地公安机关、基层组织或者有关部门要求确认本人或者他人的见义勇为行为。公安机关、基层组织和有关部门对上述要求，应当调查核实，确属见义勇为的，依照前款规定办理。
第七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收到申报材料后，应当在十五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必要时可以派员调查，并分别情况作以下处理：
（一）对符合本条例规定见义勇为条件的，提出奖励、保护的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二）对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见义勇为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有关单位和个人，并说明理由。
第八条对见义勇为公民，给予下列表彰、奖励：
（一）因见义勇为牺牲或者事迹特别突出，有特殊贡献的，由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报请省人民政府授予“见义勇为公民”荣誉称号，颁发奖章和荣誉证书，给予五万元以上的奖金，在全省范围内公开表彰；
（二）见义勇为事迹突出，有重大贡献的，由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报请省人民政府授予“见义勇为公民”荣誉称号，颁发奖章和荣誉证书，给予三万元以上的奖金，在全省范围内公开表彰；
（三）见义勇为，有较大贡献的，由州（地、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报请本级人民政府（行政公署）授予“见义勇为公民”荣誉称号，颁发奖章、荣誉证书和奖金，在本行政区域内公开表彰；
（四）见义勇为，有一定贡献的，由县（市、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授予“见义勇为公民”荣誉称号，颁发奖章、荣誉证书和奖金，在本行政区域内公开表彰。
前款被表彰、奖励公民要求为其保密或者有关部门认为应当保密的，表彰、奖励不公开进行。
第九条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所需资金的来源：
（一）同级政府财政拨款；
（二）见义勇为基金会接受的捐赠；
（三）其他收入。
前款规定的资金用于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不得挪作他用。具体管理使用办法由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会同本级财政部门制定。
第十条各级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对见义勇为公民及其近亲属，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防止其遭受不法侵害。
第十一条公安机关、基层组织、有关部门或者公民发现因实施见义勇为行为负伤的，应当及时送医院救治，医疗机构不得拒绝、拖延。
第十二条见义勇为公民的医疗费用按下列顺序解决：
（一）由加害人承担；
（二）由见义勇为公民所在单位或者医疗保险机构承担；
（三）从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资金中支付。
第十三条见义勇为公民因伤治疗、康复期间，原享有的工资、奖金、福利等待遇不变。
第十四条在同等条件下，见义勇为公民享有就业、升学、入伍、晋职、晋级、承包经营等方面的优先权。
大中专院校招生时，因见义勇为受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表彰的学生，享受加分照顾；符合本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的，可以保送省内院校入学。
第十五条因见义勇为牺牲的公民，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规定条件的，批准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不符合革命烈士条件的以及负伤致残的公民，属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其抚恤、工资、福利待遇按照因公（工）伤亡人员的规定办理；无固定收入的农民、城镇居民和学生等公民，由民政部门参照国家对因战伤亡的民兵民工抚恤的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因见义勇为致残的农民、城镇居民、学生等公民的伤残等级评定由民政部门负责；有工作单位而无评残管理部门的，伤残等级由县级以上劳动伤残鉴定委员会评定。
第十七条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见义勇为公民，有工作单位但不适合继续在原岗位工作的，由其所在单位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伤残保险或者办理退休手续。
第十八条因见义勇为牺牲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用人单位招工时，在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招收其一名近亲属。
第十九条见义勇为公民因牺牲、伤残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由其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参照遗属生活补助标准给予补助；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应当给予帮扶。
第二十条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履行救治、保护见义勇为公民职责，见义勇为公民或者其他公民可以向当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提出救治、保护的要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应当及时处理。
第二十一条公安机关、基层组织和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第六条规定，应当申报见义勇为公民的事迹材料而不申报的，由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责令其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通报批评。
第二十二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二十条规定，不及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或者对有关救治、保护见义勇为公民的要求不及时处理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责令其改正；导致见义勇为公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三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贪污、挪用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资金，除追回资金外，情节较轻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诬告陷害、打击报复见义勇为公民及其近亲属，情节较轻的，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拒绝或者拖延救治见义勇为公民的，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造成损害的，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负有保护见义勇为公民责任的部门和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责令改正。
第二十七条负有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弄虚作假、、的，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见义勇为奖励办法篇4
关键词：新时期；见义勇为；社会风尚
中图分类号：d6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973(2012)03-0067-04
ponderovercultivatingheroicsocialfashionthoughtinthenewperiod
lijian-de
(thepoliticalinstituteofliberationarmyofxi’an,xi’an710068,china)
abstract:inthenewperiod,developmentofthemainsocialsamaritanfashionmustbeclosetothedemandsofthedevelopmentoftimes,whichmustbebasedonthemorallevel,carriedoutbycomprehensivesystematicengineering.sticktotheadvocatingprinciple,massprinciple,combiningrightsandobligationsprinciple,plusenhancingthemotivationprinciple.atpresent,itisessentialtostrengthenthesocialistsenseofhonorordisgraceeducationandstrengthenthepublicityguidance,andtoestablishanationalunifiedlegislationandestablishcorrespondingsocialsecuritysystem,etc.
keywords:thenewperiod;samaritan;socialfashion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人道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种社会思想相互碰撞，人们的价值观处于多元纷呈、紊乱不一的状态。社会环境的宽容开放，传统道德规范的影响力、凝聚力有所下降，使人们选择的独立性增强，自由选择的空间进一步拓展。正是基于这样的特点，笔者认为，新时期见义勇为社会风尚的培育必须紧贴时展的要求，必须紧扣人们思想道德水平的实际，必须以全方位系统性的工程来展开。
一、培育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一）倡导性原则
著名伦理学家魏英敏说，一个社会的道德规范“必须立足于和面向社会生活实际,考虑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接受程度和觉悟程度”。[1]“道德的劝诫是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目的在于唤起人们的良知，而不是‘用棍子把人赶上天堂’”。[2]在见义勇为社会风尚培育上，我们应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从人们多元化的道德现状出发，既要体现思想道德建设上的先进性要求，又要体现思想道德建设上的广泛性要求；既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又要兼顾人们思想道德水平的客观差异性，按照从“实际出发，区分层次，着眼多数，鼓励先进，循序渐进”的思路开展工作，反对设立“见死不救罪”，将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等急于求成的强制性做法。在见义勇为的主体上，倡导领导干部、党员和国家公务员率先垂范，带头弘扬社会正气，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影响群众、感染群众、带动群众，净化社会风气；在见义勇为的方式上，鼓励多元形式存在，以“中间层次”道德作为切入点，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道德规范的基础上，从力所能及的行为做起，不断向更高层次的道德目标和道德境界迈进。
（二）群众性原则
列宁曾指出：“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3]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任何困难除以13亿就能会变得微不足道，一份关爱乘以13亿就会汇聚成爱的海洋。见义勇为的生动实践充分说明，人民群众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主体，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只有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才能有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震慑犯罪分子，促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从当前社会现实来看，见义勇为还是一种稀缺资源，见义勇为行为一般局限于少数群体身上，大多数人还停留在认知层面，没有转化到实际行动上来。因而要形成见义勇为的良好社会风尚，就必须在深入群众、贴近群众、发动群众上下功夫。一是要加强宣传教育，澄清思想上的模糊认识，使广大群众充分认识到自己既是见义勇为的参与者，又是最大的受益者，齐心协力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二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实际，灵活运
多种手段方法，使教育内容通俗化、形象化、生活化，解决教育针对性不强、实效性不佳的问题。三是要尊重群众的生命权和自主选择权，使见义勇为行为切实建立在人们道德认识提高、自觉自为的基础上，不追求“眼球效应”，鼓励智为、巧为等人性化的见义勇为方式。四是要坚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加大对违法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做好见义勇为的保护和奖励工作，让受伤或致残的见义勇为者病有所医、失有所补、残有所养，最大限度地降低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
（三）权利义务相统一原则
马克思认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二者相反相成、相辅相成。因此，在见义勇为社会风尚的培育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克服“集体主义绝对化、个体义务绝对化、牺牲奉献无条件化”的偏颇倾向，将个体的道德义务与道德权利有机结合起来。既要强调作为社会公共利益承载者的社会成员须具备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牺牲奉献精神，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同时，又要看到作为独立的个体，见义勇为者有捍卫自己生存、发展利益的权利。特别是当因见义勇为行为受损时，见义勇为者有向社会和他人求助的权利，整个社会也有关爱和保护他们的义务。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行，长期不行……如果只讲牺牲奉献，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4]因此，在生活中，我们要加强对群众的教育引导，让人们正确对待利益受损见义勇为者的合理诉求，不追求“高、大、全”形象，不对英雄说三道四、求全责备。实践反复证明：如果见义勇为者的义务与权利相分离，英雄流血又流泪，见义勇为者总是生活在“光荣一阵子，痛苦一辈子”的境遇中，那么，我们所树立的见义勇为模范不仅无法起到感召群众、凝聚人心、弘扬正气的预期效果，反而会起到反面示范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道德义务与道德权利的有机统一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是见义勇为社会行为永续发展的心理动力，也是形成见义勇为社会风尚的重要保证。（四）正强化激励原则 激励是工作中人们惯常使用的方式方法，这一方法对于调动群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工作绩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心理学认为，激励主要包括正强化和负强化两个方面。正强化是通过对个体的某种行为给予肯定和奖赏，使行为者产生一种积极、愉悦的心理体验，从而把这种行为持续进行下去直至形成习惯。负强化是通过对个体某一种行为给予否定和惩罚，使行为者产生一种消极、痛苦的心理体验，从而使这种行为减弱、消退，直至消失。在见义勇为社会风尚培育过程中，我们也要遵循人们心理活动的特点规律，善于借助各种激励手段强化人们积极、正面的心理体验，激发人们见义勇为的热情。对符合见义勇为构成要件的要及时予以确认，主管部门不能推诿扯皮，人为制造障碍，让正义姗姗来迟。在行为认定上，要坚持适当从宽的原则，甚至“宁可多批一千，也绝不遗漏一个”；在激励力量上，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主管部门要适时组织召开表彰大会、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奖金。医疗部门要开辟“绿色通道”，对伤残的见义勇为人员优先免费救治；民政、教育、劳动等部门要对见义勇为者在生活、上学、就业、入伍、报考公务员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只有社会各界加大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激励力度，使他们的精神得到弘扬、行为得到褒奖、合法利益得到保护，才能对周围群众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鼓舞他们加入到见义勇为行列中来，积少成多，汇聚成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时代潮流，推动见义勇为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
二、培育的主要途径
（一）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形成“见义勇为人人有责”的思想共识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进一步澄清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明确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为各民族、各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判断行为得失、确定价值取向、做出道德选择提供了基本规范。”[5]因此，新时期见义勇为社会风尚培育，必须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宣传教育来开展，打牢群众见义勇为的思想道德基础。
推动见义勇为精神教育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作用，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作为推进素质教育的基础性工作，纳入到学校德育教育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将真实可信、事迹感人、影响面广、
教育性强的见义勇为事迹编入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品德课教材之中，融入教学实践环节，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荣辱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培养高尚情操；要以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开展见义勇为事迹报告会、演讲比赛和辩论赛等活动，抓好见义勇为精神及其实现路径的宣传工作，教育学生在奉献社会和服务人民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要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通过校园网、校园之声、校报、橱窗、灯箱、雕塑等传媒手段，唱响“见义勇为光荣、见义勇为可敬”的道德主旋律。
推动见义勇为精神教育进社区、进乡村、进家庭。将见义勇为精神的宣传教育活动向一线延伸，充分利用城镇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等阵地做好宣传鼓动工作，对群众朴素的社会正义感进行正确引导，使其更符合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要善于及时发现和表彰群众中的见义勇为英雄，引导群众关注身边的无名英雄和感人事迹，增强互助意识、关爱意识和感恩意识，逐步形成“见义勇为人人有责、见义勇为从我做起”的思想共识，使见义勇为的崇高道德从“应然”走向“实然”，成为人们的自觉追求。
推动见义勇为精神教育进机关、进单位、进军营。大力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把弘扬见义勇为精神教育作为机关理论学习、公务员培训和部队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使党员、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成为见义勇为社会风尚培育的积极倡导者、宣传者和模范实践者；在部队广泛开展“学英雄、赞英雄、做英雄”活动，把弘扬见义勇为精神与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结合起来，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结合起来，与培育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与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教育结合起来，并贯穿到训练和日常生活中去。
（二）加强社会舆论宣传引导，营造见义勇为社会风尚培育的舆论氛围
人是社会的产物，社会舆论环境牵引着人的道德行为。社会舆论是民风民情的“望远镜”、“显微镜”、“放大镜”，是公众道德行为的引导者、监督者和评判者。为此，我们要善于借助各种社会舆论手段，营造和培育见义勇为精神的浓厚环境氛围。
加强见义勇为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应充分利用大众媒体开辟见义勇为特色专刊专栏，举办见义勇为法规知识讲座，开展见义勇为公益影片全国巡回展播活动，大力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导向，宣传法律法规及见义勇为保护条例的基本精神，宣传见义勇为的基本技巧和正确方法，大力抨击“见危不助”的冷漠现象，强化公民的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在全社会大力营造“见义勇为光荣、见死不救可耻”的道德氛围。
开展好见义勇为道德模范宣传活动。道德模范是一定社会道德的人格化，道德模范的感人事迹承载着一定社会主流的道德要求和价值取向，具有很强的现实教育意义。有学者说：“一个人如果缺乏对道德理性的追求，那么他就失去了精神支柱和生活的动力，走向平庸和沉沦；一个社会如果忽视对理想人格的培养，那么这个社会将难以进步。”[6]因此，我们应善于发现和运用好群众身边鲜活的教育资源，树立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道德楷模。通过开展“见义勇为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举行“见义勇为道德模范颁奖晚会”、授予见义勇为英雄勋章、编写见义勇为先进事迹教材、设立见义勇为英雄社区、建立见义勇为英烈碑等形式，加大对见义勇为道德模范的宣传力度，使见义勇为的感人事迹在中华大地广为传颂，“让广大群众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见贤思齐，从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和优秀品质中受到鼓舞、汲取力量，使先进典型的高尚情操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7]
把握好重大节日和传统节日的宣传契机。重大节日和传统文化节日是民族精神的载体，蕴含着丰富的德育资源，有着特殊的时代价值。因此，可利用“清明”、“五四”、“七一”、“端午”、“国庆”、“中秋”、“重阳”等重要节日，将见义勇为精神的宣传融入到参观、祭奠、征文、演讲比赛、书画大赛、文艺演出、辩论赛、报告会等活动中去，大张旗鼓地开展“学习英雄事迹、弘扬英雄精神、做英雄传人”宣传教育活动，用英雄的事迹感染人，用英雄的精神激励人，着力引导人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努力营造尊重英雄、敬仰英雄、弘扬正气的良好社会氛围电视、网络主阵地的正面导向功能。加强电视、网络文化建设，树立正确舆论导向。利用电视、互联网覆盖面广、受众人数多、渗透性强等优势，加强见义勇为节
目和网站建设，开辟新闻快递、新闻评论、权威解读、历史回放、法律法规、天地英雄等专栏，以录像片、flash动画、网络、电视、手机报等形式把见义勇为精神宣传形象化、立体化。牢牢掌握电视、网络舆论引导主动权，加强站点之间的信息互联互动，使各大电视、知名网站成为弘扬见义勇为精神的主阵地、大舞台，形成宣传的舆论强势。
（三）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立法，提供见义勇为社会风尚培育的法律支撑
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统一界定。从弘扬社会正气、鼓励和保护见义勇为行为的时代要求出发，制定全国统一的《见义勇为保护法》，对见义勇为的概念进行统一界定，克服各地《见义勇为人员保护和奖励条例》立法层次低、条文规定不一、内涵外延表述分歧较大等缺陷，从而为见义勇为的科学确认、及时保护和统一奖励提供法律依据。同时，还可对见义勇为的认定机构进行重新整合，建立全国统一的见义勇为主管机构，进行归口管理，改变“诸侯割据”的多元局面，解决好该机构的人员编制、办公经费等问题，提高救助工作实效。
对受损的见义勇为者进行统一救助。建立见义勇为行为过失伤害的法律赔偿制度和见义勇为者损失法律补偿制度。前者可坚持国家赔偿与个人赔偿相结合的原则，以国家赔偿为主，个人赔偿为辅；后者可坚持由政府“买单”，或国家先补偿后追偿原则，从而使见义勇为者的情感得到抚慰，无辜受损者的利益得到实实在在的保护。
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统一保护。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受益人和现场目击者的法定作证义务、医疗机构的无偿紧急救治义务以及用人单位的保护义务，对拒绝或延迟履行义务者要追究其法律责任;进一步加大对加害人打击报复和受益人栽赃诬陷的处罚力度，消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坚决打破户籍、身份和单位等条件的限制，不搞等级、城乡差别待遇，改变“同命不同价”的社会歧视现象。保护资金要向物力财力薄弱的地区、自救能力弱、家庭有困难的对象倾斜，不让英雄的一次壮举成为日后生活穷困落寞的转折点;建立见义勇为的长效保障机制，坚持短期保护与持续性关怀相结合，改变重一次性奖励轻跟踪保护的传统习惯；充分利用现代科技优势，建立全国统一的见义勇为人员信息数据库，并严格落实生活状况定期普查制度和信息反馈制度，确保每一名见义勇为者都能及时得到社会的保护。
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统一奖励。从鼓励和弘扬见义勇为精神的立场出发，进一步扩大奖励的覆盖面，对所有的见义勇为行为给予奖励。加强科学论证，制定出台全国统一的奖励标准和数额，防止奖励“两极分化”现象的出现。坚持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的原则。在物质奖励方面，可依据贡献大小，给予一定数量现金奖励，并随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奖励金额；在精神奖励方面，可根据事迹突出程度和贡献大小，由低到高依次可采取给予嘉奖、记功、授予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称号、授予见义勇为英雄荣誉称号、举行颁奖仪式等形式进行。通过各种奖励措施，激发群众见义勇为的热情。
（四）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见义勇为社会风尚培育的保障机制
建立联动救助机制。考虑到当前我国缺乏统一的见义勇为应急机动机制，可借鉴在抗击非典、抗击冰冻雨雪灾害及抗震救灾中的一些成功经验，将对见义勇为受伤人员的救治纳入社会应急机制之列。在统一各地主管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起救助见义勇为人员的联动协调机制。在各地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由各地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牵头与医疗、民政、劳动保障各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出台相关成文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各机构在救助过程中的责任分工和协助义务；加强公安、医疗、民政、新闻媒体等部门之间的应急机动协调演练，寻找最为科学、快捷、高效的救助方式，提高救助效率；做好见义勇为者户籍所在地和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见义勇为主管机构的协调工作，解决好“两不管”的问题，做好合力保障工作；定期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奖励情况，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拓宽保护基金融资渠道。从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夯实见义勇为保护的物质基础。首先，各级政府要将救助见义勇为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并随地方经济的同步发展逐年增加财政拨款数额；其次，要在减税、土地审批、投资信贷等方面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有实力、有爱心的国内外企业或人士为基金会进行慈善捐助；再次
，要以见义勇为基金会的名义为见义勇为行为购买伤亡保险，借助保险公司的雄厚实力增强保护能力；最后，积极借鉴地方“福彩”和“体彩”的资金运作模式，发行“见义勇为福利”，增强资金的造血功能，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同时，要成立规范的基金管理委员会,对资金的来源、管理及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确保专款专用，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把“光荣”真正写在每一个见义勇为者的心坎上。
参考文献：
[1]魏英敏.新编伦理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63.
[2]曾钊新，李建华.道德心理学[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190.
[3]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269.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
[5]关于深入学习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意见[n].人民日报，2006-05-24（1）.
见义勇为奖励办法篇5
【关键词】：见义勇为补偿的特殊性补偿原则补偿的法律操作
引言
惩恶扬善、见义勇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项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和国家极力倡导的一种英雄壮举，一直倍受人们普遍赞赏。但近年来，见义勇为却成为一个极为沉重的社会话题。人们在称道英雄舍己为人、勇斗歹徒、奋不顾身的保卫他人生命和财产的同时，更对英雄流血又流泪的尴尬局面感到无奈和迷惘。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侵害人（有时没有侵害人）就事后补偿事宜对簿公堂，如何及时而有效的维护好见义勇为者的切身利益，使社会正气得以张扬，人民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也颇感棘手，本文试图从见义勇为的历史入手，追根溯源，对我国当代社会由见义勇为而引发的补偿纠纷处理的法律问题进行了科学的阐述，以此能对有志见义勇为或已经见义勇为，但因见义勇为而陷入补偿纠纷的勇士们提供法律帮助。
一、古代我国见义勇为行为保护和补偿的相关立法
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对见义勇为作出单独的立法，然而在历史记载中我们发现古代统治者在立法中主要围绕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对见义勇为者的物质奖励及严惩见义不为者展开。
古代对见义勇为的保护与鼓励，是通过正当防卫的规定反映出来的。最早的规定见于《易经•蒙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也就是说，凡攻击愚昧无知的人，是寇贼行为，会受到惩罚；对于抵御或制止这种寇贼行为的人，应受到支持或保护。《周礼•秋官•朝士》记载“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盗，指盗取财物；贼，指杀人。当这两种人危及军人或乡邑百姓及自家人安全时，将其杀死无罪。这明显鼓励人们与违法犯罪作斗争，鼓励见义勇为；同时，又通过免责的规定保护了见义勇为者。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法律制度成熟的阶段，在《唐律疏议》中可以找到对见义勇为的记载，“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折指以上，若盗及，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旁人，皆得以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杀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可见唐律中给予见义勇为者更加宽泛的权利，以利于其维护自身安全。唐以后各代基本沿袭了唐的作法。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古代也有对见义勇为者进行物质保护的内容，如，清康熙二十九年刑部规定“其犯罪拒捕拿获之人被伤者，另户之人照军伤，头等伤赏银五十两，二等伤赏银四十两，三等伤赏银三十两，四等伤赏银二十两，五等伤赏银十两。”
古代立法不仅对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予以保护，而且还有相应的奖励措施。唐玄宗二十五年，唐政府正式颁布了对见义勇为捕获犯罪分子者予以奖励的法令，“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赃者，并记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之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这一规定开创了国家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资奖励的先河。唐以后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大清律例刑律贼盗中》记载“如邻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获一名者，官给赏银二十两，多着照数给赏。”除了这些规定外，还规定了对见义不为者的惩罚。《唐律疏议》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者，杖一百；闻而不救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⑴
从古代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见义勇为奖励和补偿主要通过王权统治的国家机器来鼓励和兑付，还没有现代社会意义上的受益者或侵害人自行补偿的规定。但从历史的角度上考虑，古代的这些规定无疑对于当时惩治犯罪，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政权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些规定对于提高当时的社会道德水平及将这种美德传延下来都是大有裨益的；这为我们当今见义勇为立法起着一定的借鉴作用。当然，封建法律制度有其固有的缺陷，在封建社会对见义勇为行为奖励“从未与个人权利有过任何联系，只是为了满足统治秩序所给予的恩赐。在不尊重、不推崇权利的社会中，虽然也能达到秩序的稳定，实现表面上的互助友爱，但却忽视了人性的本质和对人性的尊重，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⑵
二、当代我国见义勇为行为保护和补偿的立法状况
目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虽然对见义勇为引发的补偿纠纷案件没有专门立法，但全国绝大部分省份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已对其认定和损害补偿作出了规定。⑶综合起来见义勇为者的补偿可以通过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如公安机关、民政部门、见义勇为基金会或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等机构取得。同时还可以依法向受益人、侵害人进行诉讼赔偿。笔者也同意在由见义勇为引发的补偿纠纷案件中适用无因管理原则，以更好地维护见义勇为者本人及其亲属的切身利益。⑷
三、见义勇为行为补偿的特殊性及其补偿原则
（一）见义勇为行为补偿的特殊性
见义勇为是一种特殊的无因管理行为，其行为表现主要体现出其“勇”的特征，例如：甲的羊群中跑来乙走失的两头羊，甲代为饲养，这就是典型的无因管理，实施此种管理行为并不需要任何勇气。而如果是与甲没有任何关系的乙不幸失足跌入湖中呼喊救命时，甲挺身而出跳入湖中救人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这就应当认定为一种特殊的无因管理行为。基于这种行为的特殊性，补偿也有其特殊性，具体表现如下：
1、补偿的平衡性
见义勇为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决不能等同于一般商业交易式的举动。因此，它不同于普通的债务关系，也不同于合同履行不能的补偿。在见义勇为实施过程中，由于见义勇为行为人的行为都是在紧急情况下做出的，来不及全面考虑和仔细斟酌，如果要求见义勇为者对由此造成的损害自担责任，显然也是不利于鼓励人们去实施见义勇为的积极性。因此，给与见义勇为者必要的经济补偿是无可厚非的。但同时又要认识到，这种行为具有高尚的道德价值取向，不是以单纯追求经济回报为目的，因而，补偿具有道德和经济价值的相对平衡性。
2、补偿的默许性和鼓励性
我国目前除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对见义勇为有直接规定外，效力层次较高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均没有直接规定，但仍可援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法律援助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进行补偿。同时各省市自治区都根据自己辖区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以及民俗人情制定了各有特色的见义勇为的行政条例规定等，其中都有对见义勇为者表彰奖励的条款。由此可显示社会对见义勇为行为补偿的默许性和鼓励性。
3、补偿的公利性
见义勇为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这种行为是见义勇为者有利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人身、财产利益的正义行为，使社会善良风气弘扬成为主流的行为，因而是推动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行为，对见义勇为者给予适当补偿是正义的需要，公共利益的需要，也是弥补见义勇为者损害的需要。因而无论是从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还是当代中国，这种行为都一直是深得政府和社会人士所提倡和鼓励，由其可显示其公利性所在。
鉴于以上特点，笔者认为在对见义勇为行为引发的补偿纠纷案件中，补偿应遵循以下原则：
（二）见义勇为行为补偿原则
1、国家先行补偿原则
见义勇为是一种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行为，这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因此，国家对见义勇为行为人所受到的损害进行补偿也并非不妥。目前，大多数地方实行的是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政策，奖励政策固然有必要，但仅有奖励而无补偿显然是很不够的。其主要缺陷在于奖励大多数都弥补不了见义勇为者因见义勇为所受到的损失。且不说奖励的实施手续繁杂，奖金到见义勇为者手中时已不是当初那么急需。还需指出的是，有不少对见义勇为者的损害是可以找到责任承担者——侵害人赔偿或受益人补偿，依法也应当由侵害人承担或者受益人补偿，但这也不应当让见义勇为者自己去费力追偿，而应当是国家对见义勇为者先进行补偿，再由国家代位行使见义勇为者的追偿权，去追究侵害人或受益人的赔偿或补偿的责任。国家对见义勇为者先行补偿是保证见义勇为者能得到及时补偿的最为有效的办法。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一办法，笔者还没有听说为哪个地方所采纳。
2、鼓励见义勇为者的平衡利益原则
在见义勇为实施过程中，由于见义勇为行为人的行为都是在紧急情况下做出的，来不及全面考虑和仔细斟酌，难免出现诸如假想防卫，假想避险，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情形，损害了他人不应损害的合法权益；或者由于力所不及；或采取措施不当使自己受到了较大损害。即行为人虽然以见义勇为的良好愿望出发，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实现见义勇为的效果，因而在不能被认定为见义勇为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见义勇为者对由此造成的损害自担责任，显然也是不利于鼓励人们去实施见义勇为的积极性。但同时又要认识到，对于无过错的受害者如果不对其进行补偿也是不符合情理、不符合法理的。因此，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见义勇为行为人对其所造成损害主观上无故意或重大过失，其民事赔偿责任则由国家对受害人赔偿为原则，当然，见义勇为者愿意赔偿且又有赔偿能力的，也可以象征性地补充赔偿一些。在见义勇为行为人从实施见义勇为行为的愿望出发，但最终没有被认定见义勇为却使自己受到较大损害时，国家给予适当补偿。这里特别要强调的一点，在认定见义勇为的实施者对损害的发生是否存在重大过失时，一定不能过于苛刻，做事后的诸葛亮，一定要从当时的紧急情况出发，从见义勇为当事人的具体认识能力出发，多考虑其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宁宽勿严。
3、侵害人赔偿原则。
侵权必担责，是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我国《民法通则》及相关的法律对此有明确规定。国家在对见义勇为行为人补偿时，一定要对侵害人进行追偿，其意义不仅在于赔偿因侵权行为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更重要的是还在于制裁和教育侵害人和发挥法律的教育作用，以避免、减少侵害人的发生。当然，也应当鼓励侵害人对见义勇为行为人及时而有效的赔偿，如果侵害人对见义勇为行为人及时而有效的赔偿，在涉及对其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处罚时要考虑予以从轻。
4、受益人补偿原则。
受益人因其见义勇为行为人的见义勇为行为而获益，理应对因此遭受损失的见义勇为行为人加以补偿，法律对此也有明确规定。国家在对见义勇为行为人补偿后，应追究受益人的补偿责任，这也有助于受益人负起责任来，认真而又高度注意地保护其合法权益。在设计受益人补偿规范时也应当鼓励受益人对见义勇为行为人及时而有效的补偿，补偿后确实使自己的生活陷入困难时，国家可再对其困难予以帮助。其目的就是要使见义勇为行为人及时而有效的得到补偿，使见义勇为行为人及早感受到社会反馈给他的温暖和回报。
四、见义勇为补偿的法律操作
前面已提及，见义勇为的行为是引导社会正义潮流的行为，国家予以提倡和鼓励是值得肯定的。各个地方政府部门根据一方的社会经济和地理民情都相应制定了自己的条例或规定，这无疑对见义勇为的良好道德风尚的弘扬光大具有鼓励和促进作用。但现实生活千差万别，见义勇为的行为实际保护的可得利益也因人而异。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侵害人（有时没有侵害人）就事后补偿事宜对簿公堂（注：此处还应包括政府负责见义勇为认定、表彰奖励事宜的职能部门的不作为行为在内，但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生此类的案例），各有主张。那如何用法律赔偿的原则正确去处理呢？笔者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提起行政诉讼，提请人民法院判令政府相关部门依法履行职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见义勇为的确认机关受理申请人提出要求确认见义勇为的申请后，作出了行为人的行为不是见义勇为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复的，申请人既可以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时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⑸对于见义勇为基金会作为确认见义勇为行为的主体时，其是否能够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对其提讼？笔者认为，见义勇为基金会虽不是行政机关，但其根据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的直接授权而行使确认见义勇为这一行为时，取得了行政主体资格，申请人对其不予确认或者不予答复的行为不服时，依法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二）与侵害人协商赔偿或者与受益人协商要求其给予补偿
对于见义勇为者的损害，有明确的侵害人或者受益人的，见义勇为者或其近亲属应通过见义勇为的确认机关、人民政府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与侵害人或者受益人协商，要求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或者补偿责任，协商不成的，再选择其他方式进行补偿。
（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向侵害人要求赔偿
行为人因见义勇为而遭受轻伤以上人身损害，并且有侵害人的，可向侵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向侵害人主张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等合理费用。行为人因伤致残的，除上述费用外，还可主张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和后续治疗费。行为人死亡的，其近亲属除可以向侵害人主张行为人死亡前因住院而产生的各项费用外，还可主张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为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四）提起民事诉讼，向侵害人或者受益人要求赔偿或者给予补偿
在下列几种情况下，行为人或者其近亲属可以对侵害人或者受益人提起民事诉讼，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申请人因见义勇为而致损害有侵害人，没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行为人或者其近亲属可在1年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侵害人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侵害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2、行为人因见义勇为而致损害，不能确定侵害人或者侵害人没有赔偿能力的，行为人及其近亲属可依上述法律依据向受益人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在受益范围内给予适当的补偿。
提起民事诉讼，除可以向侵害人或者受益人主张上文提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所列各项费用外，还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赔偿形式是支付精神抚慰金。
诉讼是保障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繁琐的一种方法。见义勇为者只有在通过一般的补偿途径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才能考虑启动诉讼程序。
结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13条增加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虽然对见义勇为的保护还不够充分、不够完善，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发展，见义勇为勇士们的合法权益必将得到社会主义法律的有力保障，见义勇为之风将吹遍华夏大地，见义勇为乃至“见义智为”、“见义巧为”之举将成为每一个有正义感的炎黄子孙路见不平时的自然之举。
注释:
见义勇为奖励办法篇6
【关键词】见义勇为；道德法律化；立法思考
近年来，频频见于报端的见义勇为行为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见义勇为是人类社会的高尚义举，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赏。当今社会勇斗歹徒、救灾抢险的英雄事迹层出不穷，但同时又引发了许多问题。如，见义勇为者保护了他人利益，自己受到很大伤害却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与奖励。对待此类问题我国法律并无十分明确的解决办法，理论上的研究也不够深入。鉴于此，本文试从立法的角度来探讨如何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利益。
一、见义勇为的概念分析
见义勇为，《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看到合乎正义的事便勇敢地去做。最早出现于《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宋史·欧阳修传》中载有：“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气自若也”。在我国古代，见义勇为一直是人们追求的道德标准。时至今日，见义勇为作为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更具有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现实意义。然而，“见义勇为”作为一个专门的法律概念，理论上的研究并不多见。不过，现在已颁布的一些保护见义勇为的地方法规对此有界定。有的规定，见义勇为是指“公民在法定职责之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①也有的规定“见义勇为是指不负特定职责的公民，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利益，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②还有的地方规章，如《山西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人员规定》将“协助公安司法机关和保卫部门抓违法犯罪分子的行为；检举、揭发犯罪行为；提供重要线索的罪证，协助公安司法机关破获重大犯罪案件的行为”也归为见义勇为。通过对这些地方法规的比较分析，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见义勇为是否仅限于与违法犯罪作斗争，抢险救灾是否属于见义勇为。重庆市的何某为勇救落水儿童而献身，然而根据《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的规定，何某的行为却不能评作见义勇为，因为该条例限定见义勇为必须是“与违法犯罪作斗争”抢救落水儿童,“显然不在此列”。二、见义勇为是否一定要事迹突出。如《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规定“见义勇为是指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事迹突出的”。
笔者认为，见义勇为应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挺身而出，积极实施救助的合法行为。要构成见义勇为应当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一）见义勇为的主体是不负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公民实施救助行为，其实是其执行职务的必需（如警察抓捕犯罪分子），不履行法定救助义务便可能构成失职。应当说明的是，“负有法定义务”，是指这一义务与其所实施的救助行为是相适应的，否则，便无所谓“法定义务”。如，消防员负有灭火抢险的义务，却不负有抓捕罪犯的义务。虽然不负有法定救助义务，却负有与被救助对象约定的义务的人，其实施救助行为，即是履行约定，亦不是见义勇为。
（二）见义勇为者救助的对象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并且这些利益正在或将要遭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见义勇为救助的不应当是自己的利益，救助自己的，构成自救，这与见义勇为的要求不符。
（三）主观上，见义勇为者必须有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免受或少受损害的目的。见义勇为者是在这些利益面临危险时，出于崇高的精神而实施的救助行为，其受到社会的褒扬之处也在于此。据此，行为人虽然实施了危难救助，但主观目的却是为了获得报酬，不能构成见义勇为。
（四）客观上，见义勇为者面临较大的人身危险而积极实施救助。见义勇为获得社会所褒扬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见义勇为者实施救助时都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要实施救助很可能遭受巨大伤害，如伤残，甚至献出生命。然而就是这样，却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一般的助人为乐相比，体现出见义勇为者崇高的思想境界，应该将它们区别开来。值得注意的是，救助应该是以积极的方式表现出来，消极不作为不构成见义勇为。要指出的是，有些地方法规规定，见义勇为必须事迹突出。笔者认为有不妥之处，见义勇为者面对危险，挺身而出，实属难能可贵。事迹突出，可作为奖励大小的条件，但不应该作为认定见义勇为的条件。况且对事迹突出，并没有很好的界定。难道一定要见义勇为者把命搭上，才能评上见义勇为吗？
二、见义勇为立法的法理思考
当今社会见义勇为层出不穷，这是值得称颂的，但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尴尬局面却让人痛心。人们普遍认为这与我国法律对见义勇为没有明确的规定有关，对见义勇为进行立法的社会呼声很大。实际上，我国许多省、市相继制订了或正在制订相关的法规来保护见义勇为。然而对见义勇为进行立法在法理上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见义勇为可以说由来已久，一直为我们的社会道德所鼓励与称颂。见义勇为基本上是一个道德概念，法律上几乎不存在这一概念，因此见义勇为立法在法理上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道德法律化。
法律是一套行为规则体系，通过规定一定的行为模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对人的行为、活动有着直接的效力。而道德主要用于调整人的观念，并通过调整人的观念来影响人的行为，因而道德对于人的行为的效力是间接的。但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作用于人的行为，道德与法律都具有调整功能，这就决定了道德与法律之间有着共性。其一，它们各自通过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人的行为，对人的行为发生影响，因此它们都属于社会规范体系，具有规范属性。而社会规范的特征之一就在于普遍适用性。道德与法律都普遍适用于社会上的人（这就是法治社会而言的），道德的普遍适用意味着道德通过观念调整人的行为，会随着社会生活的积累而固定下来，形成一定的行为规则来调整人的行为，“道德可加以普遍化的特征内在地要求把人人能够做得到的道德法律化。”③即道德有可能法律化的。其二，道德与法律的调整对象在内容上有交叉重合之处，即有些对象既受道德的调整，也受到法律的调整。当然这就存在着一些社会关系只受到道德的调整，而法律对此没有调整，这就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空间。
道德与法律不仅在规范性上有着共性，而且在深层次上也有密切联系。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规范都有阶级性，主要体现和反映着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志，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可以说，道德与法律都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社会手段。而统治阶级总是采用对自己有利的手段，当统治阶级认为在某种社会关系上采用法律比道德更为有利，便会进行立法加以调整。这就决定了道德法律化有着必然性因素。当然立法者也会顾及整个社会对这种道德行为的认识程度与接受程度。
一直以来，我们的社会道德对见义勇为都是持鼓励、称颂的态度。道德对见义勇为的肯定态度，影响到人们的行为，促使人们去见义勇为。然而法律对见义勇为却没有十分明确的态度，也没有相应的行为规则。可以说，见义勇为受到道德的调整，并未受到法律调整。见义勇为立法就是将见义勇为行为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对鼓励见义勇为的道德加以确认，实现道德法律化。见义勇为立法在当今社会有着如此迫切的需求，是有一定社会原因的，因为在当今，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人们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一度忽视了社会道德利益，致使社会道德水平有所下降。另外，我国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得见义勇为者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遭遇不但影响到见义勇为者个人利益，而且还使得社会上许多人社会安全感的缺乏，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秩序。道德的调整只是间接的，并无强制力，加上社会各界人士对见义勇为立法的呼声高涨，促使立法者必须将见义勇为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当然，道德法律化并不是说立法者仅仅将道德规范“翻译”为法律规范。道德鼓励见义勇为，而且还将其作为一种道德义务，而“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立法者不可能将有着较高要求的见义勇为规定为一种法律义务。法律的合理作法是让见义勇为行为有着合法依据，重点是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见义勇为立法的意义不仅在于使见义勇为者个人合法权益得到保护，而且通过保护个人增强人们的社会安全感。有了安全感，必须更能够见义勇为，这样的良性循环应是我国法律追求的目标。
三、我国古代见义勇为相关立法的评价与思考④
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对见义勇为作出单独的立法，然而在历史记载中我们发现古代统治者对见义勇为都有相关的立法。经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对见义勇为的立法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立法的主要内容有：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对见义勇为者的物质奖励及严惩见义不为者。
古代对见义勇为的保护与鼓励，是通过正当防卫的规定反映出来的。最早的规定见于《易经·蒙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也就是说，凡攻击愚昧无知的人，是寇贼行为，会受到惩罚；对于抵御或制止这种寇贼行为的人，应受到支持或保护。《周礼·秋官·朝士》记载“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盗，指盗取财物；贼，指杀人。当这两种人危及军人或乡邑百姓及自家人安全时，将其杀死无罪。这明显鼓励人们与违法犯罪作斗争，鼓励见义勇为；同时，又通过免责的规定保护了见义勇为者。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法律制度成熟的阶段，在《唐律疏议》中可以找到对见义勇为的记载，“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折指以上，若盗及强奸，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旁人，皆得以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杀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可见唐律中给予见义勇为者更加宽泛的权利，以利于其维护自身安全。唐以后各代基本沿袭了唐的作法。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古代也有对见义勇为者进行物质保护的内容，如，清康熙二十九年刑部规定“其犯罪拒捕拿获之人被伤者，另户之人照军伤，头等伤赏银五十两，二等伤赏银四十两，三等伤赏银三十两，四等伤赏银二十两，五等伤赏银十两。”
古代立法不仅对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予以保护，而且还有相应的奖励措施。唐玄宗二十五年，唐政府正式颁布了对见义勇为捕获犯罪分子者予以奖励的法令，“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赃者，并记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之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这一规定开创了国家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资奖励的先河。唐以后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大清律例 刑律贼盗中》记载“如邻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获一名者，官给赏银二十两，多着照数给赏。”除了这些规定外，还规定了对见义不为者的惩罚。《唐律疏议》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者，杖一百；闻而不救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
古代这些规定对于惩治犯罪，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政权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很显然，这些规定对于提高当时的社会道德水平及将这种美德传延下来都是大有裨益的。这为我们当今见义勇为立法起着一定的借鉴作用。当然，封建法律制度有其固有的缺陷，在封建社会对见义勇为行为奖励“从未与个人权利有过任何联系，只是为了满足统治秩序所给予的恩赐。在不尊重、不推崇权利的社会中，虽然也能达到秩序的稳定，实现表面上的互助友爱，但却忽视了人性的本质和对人性的尊重，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⑤
四、我国当今见义勇为相关立法的评价与思考
（一）对刑法上相关规定的评价与思考
我国刑法上并没有见义勇为这一概念，但是刑法上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却与见义勇为有着密切关系。
正当防卫是公民为了使合法利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者作出反击。我国1979年刑法第十七条规定“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排除了正当防卫的违法性，保护了防卫人的利益。由于见义勇为的特点，见义勇为者在排除不法侵害的时候处于防卫人的地位，其实施的见义勇为行为可以适用正当防卫的规定，排除行为的违法性。这样也就保护了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起到了鼓励见义勇为的作用。“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利益，鼓励见义勇为，草案中增加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正当防卫，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和其他后果的，不属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⑥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增加的这一相对无限防卫的规定无疑更加有利于防卫人进行正当防卫，同样极大鼓励了见义勇为。刑法上的紧急避险制度可以排除避险人的刑事责任，也同样鼓励了见义勇为。
应该注意的是，见义勇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并不是等同的。首先，它们的侧重点并不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侧重于防卫行为、避险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排除防卫人、避险人的刑事责任；而见义勇为并不一定会产生刑事责任。其次，从行为的对象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是为了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与危险；而见义勇为包括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和抢险救灾。从行为的目的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可以是为他人利益的，也可以是为自己利益的；而见义勇为都是为了他人的利益。
在处理与见义勇为有关的案件时，可以适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规定，以排除见义勇为者的刑事责任。基于此，可以说我国刑法已有了见义勇为的相关规定，这对整个见义勇为立法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二）对民法上相关规定的思考与评价
刑法通过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来排除见义勇为者的刑事责任以达到保护和鼓励见义勇为的目的。同样，民法上也有相关的规定来调整见义勇为。见义勇为行为引起的民事法律主体一般有三个，即见义勇为者、侵害人和受益人。在没有侵害人的见义勇为（如抢险救灾）中，则只有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不同的主体产生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调整。
1、见义勇为者与侵害人之间
我国民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见义勇为，但对公民的防止侵害和紧急避险行为持肯定态度的。公民在实施防止侵害和避险行为时造成侵害人或第三人损害的，《民法通则》第128条、第129条分别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制度，使正当防卫人、紧急避险人的防卫行为、避险行为合法化，不负民事赔偿责任或者只在防卫过当、避险过当时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这样，见义勇为者在实施见义勇为行为造成侵害人或第三人的损害，可以免除或减轻民事责任，相应地保护了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见义勇为者在实施见义勇为时自身很可能受到伤害，根据《民法通则》第109条“因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也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侵害人造成见义勇为者受到伤害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
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的是何种民事法律关系，人们有所争论，但主要的是从无因管理的角度来阐发的。主张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无因管理关系的人认为，见义勇为具备无因管理的全部构成要件。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义务的人，主观上管理人有管理意思即为他人谋利益的意思，客观上实施了处理他人事务的积极行为。见义勇为不仅具备此要件，而且还有更高的要求。见义勇为是无因管理的类型之一，两者的关系是种属关系。另外，二者都是受到法律肯定的合法行为，立法的宗旨在于倡导互助友爱的道德风尚。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无因管理关系的主张是妥当的。
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的无因管理关系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其一、排除了见义勇为者涉入他人事务的不合法性，肯定了其行为合法性。其二、受益人对见义勇为者存在一定的补偿义务。基于无因管理关系，本人（受益人）负有的义务主要有：偿还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支出的费用；清偿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以自己名义向第三人负担的必要债务；赔偿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受到的损害。⑦《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2条进一步解释“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管理人或者服务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偿付的必要费用，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务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费用，以及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受益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有着实际的意义。一方面可以体现公平与正义。现实中见义勇为者为了受益人的利益挺身而出，自身利益遭受损害，而受益人却溜之大吉，不愿承担任何责任。要求受益人承担一定的责任，在我国已有这样的司法实践。发生在浙江上虞市的全国首例见义勇为损害赔偿案第一审判决认为“见义勇为者（蔡某）的行为符合法律上的无因管理，且其有为受益人（杨某）谋利的意图，因此受益人应当承担8.5万元的责任”。⑧另一方面要求受益人承担相应责任，有利于减轻国家的社会保障压力，也有利于给予见义勇为者更多的保护。
我国现有的民事规定对于调整见义勇为引起的民事法律关系有着重大的作用。民法的相关规定不但起到了排除见义勇为者的民事责任，鼓励见义勇为的作用，而且对于处理见义勇为引起的纠纷，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有着极大的意义。另外，民法上的相关规定构成了整个见义勇为立法的一个部分。应该注意的是，在现实情况下，由于没有侵害人或侵害人根本无力承担赔偿责任，而受益人也往往无力提供补偿时，见义勇为者的利益很难较好的保护。单纯依靠民法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进行专门的见义勇为立法尤为重要和迫切。
（三）对见义勇为专门立法的思考与评价
见义勇为与一般的助人为乐不同之处在于见义勇为者在面临着较大的危险时挺身而出，显示出一身正气。正是由于见义勇为者面临较大危险，使得其自身往往容易受到人身伤害，如致残，甚至献出生命。见义勇为者的行为令人敬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流血英雄”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交不起医药费或是生活没了来源。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言利为小人所为，为世人所不齿。这种传统观念是一种很高的道德要求，但对于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基本权益是不利的。见义勇为者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会引起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安全感的缺乏，出现道德危机。鉴于此，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呼吁我国尽快立法以保护见义勇为者。马克思说过“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⑨恩格斯说：“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那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愿望，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⑩
社会的利益要求和呼声引起了立法者的注意。近年来，我国各地纷纷制定或正在制定有关见义勇为的法规。从已经颁布的法规来看，这些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大多是省级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也有少数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规章。这些法规的主要内容差别不大，一般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见义勇为者的保障、奖励，设立见义勇为基金及资金的来源和相关的责任等。立法的核心在于保障和奖励见义勇为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保障与奖励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保障措施是维护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的最起码要求，包括见义勇为者受伤的医疗费用承担，丧失劳动能力的保障措施，死亡的丧葬费用及生前抚养人的抚养费用等。奖励包括精神奖励与物资奖励，是法律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肯定与褒扬。
地方法规性质的保障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的出台，可以说是我国立法完善的重要表现，使得对见义勇为者的保障与奖励终于有法可依，而不至于再出现以前那种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这对于我国加强基本人权保护也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不过，问题也还是有的。其一、现有的立法只是地方性法规，立法层次较低，而且各地的差别很大。如，对于救灾抢险中表现出的行为是否属于见义勇为，见义勇为是否要求事迹突出，各地的规定就不同。各地方立法“诸侯纷争”，法制的不统一，不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因此国家制定见义勇为的法律尤为重要。其二、地方立法并没有很好的定位。见义勇为的立法根据来源于宪法第43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见义勇为立法应属于社会法范畴，具体来说应属社会保障法范畴。地方立法没有很好的定位可能与我国社会保障法领域的立法混乱有关。相对于普通公民来说，见义勇为者面临危险，挺身而出，可以说他们对社会有着特殊贡献。既然如此，他们应当获得优于一般人的保障与奖励。国家给为社会做出特殊贡献者以特别保障，这样既可以解决这部分人的后顾之忧，又有助于褒扬奉献精神。这一点，韩国的作法可以借鉴。韩国相继在1962、1984年颁布了“国家有功者等特别援助法”、“关于国家有功者礼遇的法律”。笔者认为见义勇为立法最好定位于社会保障法领域的社会优抚法。我国现今的情况是把社会优抚对象仅仅限于军烈属、伤残军人、退伍军人等，这样过于狭窄，应当把见义勇为者也包括进来。况且实际上现有的地方立法在处理见义勇为公民伤残、牺牲问题时几乎都是参照社会优抚办法加以解决。如《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因见义勇为牺牲的公民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规定条件的，批准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不符和革命烈士条件的以及负伤致残的公民，属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其抚恤、工资、福利待遇按照因公（工）伤亡人员的规定办理；无固定收入的农民、城镇居民和学生等公民，由民政部门参照国家对因战伤亡的民兵民工抚恤的规定办理。”
注释：
①参见《浙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
②参见《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
③范进学：《论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2期。
④该部分主要参考了郑显文：《中国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6期。
⑤赵肖筠，沈国琴：《见义勇为保护立法的法理思考》，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2期。
⑥王汉斌：《关于的说明》，1997年3月16日八届人大五次会议
⑦参见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76条。
⑧该案的二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关系是无因管理，但赔偿数额与一审判决有很大差距。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6卷，第291-292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
[2]吴汉东：《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2期
[3]刘作翔：《法律与道德：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难解之题》，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1期
[4]郑显文：《中国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6期
见义勇为奖励办法篇7
关键词：道德；立法保护；司法保护；法律责任
哲学家康德说：“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道德不仅可以调节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也可以引导人们追求至善，催人奋进。不仅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平衡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国务院总理强调要以“道德力量”应对现代社会危机。
目前，一些人盲目追逐物质利益，忽视精神价值追求，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对自我缺乏道德自觉与自省意识，放弃自我约束与良心叩问，呈现道德虚无感；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疏远，呈现出道德观念扭曲状态；在人与社会方面，在许多层面和领域中，出现诚信与廉耻缺失，责任感与道义感松懈，道德淡化现象。那么，谁来保护美好而脆弱的善良呢？
上海大学教授顾俊认为，不能继续停留在道德谴责层面，而必须上升到法律层面。“如果大家都觉得我可以随便欺骗人、坑害别人，而不用承担法律责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会陷入恶性循环。”法律自然不能与道德混为一谈，但是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对道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虽然不能用法律强制道德，但法律的主旨是惩恶扬善，惩治了恶，也就张扬了善。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无异于鼓励了非道德。以此，要提倡乐善好施的社会风尚,就有必要解除救助人的这种法律风险。本文将就道德的法律保护谈几点粗浅看法。
首先，立法保护。制定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公民的救助义务，对具有高尚道德，实施了救助行为的人进行立法保护。
众所周知，2011年10月13日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区黄岐广佛五金城，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走在巷子里，被两辆车碾过。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18个路人对此不闻不问，导致小悦悦经抢救无效死亡；2010年12月，在山东济南长途汽车总站一辆由济南开往菏泽的长途汽车上，两名男子没买票，却非要硬闯长途车，还在车上蛮横地翻乘客的行李，司机李国强上前阻止却被歹徒连捅五刀，车上乘客无一伸出援手；2009年4月20日，广州花都区一辆大货车疑拐弯车速过快与一辆摩托车相撞，一女子拼死用身体护住怀里的孩子，路人为救伤者连拦五辆车，其中包括一辆巡逻治安车尽皆不顾而去，事故导致3死3伤；2011年8月5日晚，打工仔小曾受伤的右手，被武汉市第三医院医生缝了针，因医疗费交纳不足，又当场拆掉了线……。
公民的救助行为既是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公民的道德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体现。为了保证救助者的合法权益,应该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救助行为的合法性，并对在救助行为中受到损失的公民予以补偿的制度,使救助行为更加法制化、规范化和具体化。这样，在法律上就可以给予救助者一定的支持和帮助，降低救助行为的法律风险，使善良和正义得到维护和保障。相信这样一定会有更多的人伸出道德、善良和正义之手，去救助那些需要救助的弱者。
一些西方国家在使救助行为法制化、规范化，减轻救助者责任方面，出台了相关的法律规定。英美法系国家有一种法则被称为“好撒玛利亚人法则”，即在紧急状况下，行善者即使造成一定后果，也可以减轻或卖出他们的民事责任。欧洲共有41个国家和地区，据学者统计，有超过20个国家规定了见危不助罪。如法国刑法典规定：任何人对于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个人采取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五年监禁并扣7.5万欧元（50万法郎）罚金。德国刑法典规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需要救助，根据行为人当时的情况急救有可能，尤其对自己无重大危险且又不违背其他重要义务而不进行急救的，处一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意大利刑法典规定：对气息仅存或受伤或危急之人，疏于必要的救助或未即使通知官署者，处一年以下徒刑或处2500欧元以下罚金。美国有两部法规是要求和鼓励人们助人为乐的，分别是《救援责任法》和《善行法案》。在新加坡，见义勇为已经借由道德法律化上升为公民的一项法律义务。此外，日本、埃及等亚非国家，也同样在刑法典中设有类似罪名。
目前，我国一些省份也出台了相关的实施办法。如：为弘扬助人为乐美德,保护救助人的合法权益,广东省深圳市法制办和市综治办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联合起草了《深圳经济特区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短短1100多字，涵盖了免责原则、举证规则、人身损害待遇、救助行为确认、法律援助、鼓励作证、惩戒措施、政府慰问等主要内容；江西省人民政府颁布的《江西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办法》规定，因见义勇为负伤的人员，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及时救治，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拒绝或者拖延；《福建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修订草案)》中规定，为了解决有些见义勇为伤残、牺牲人员家庭没有住房的问题，修订草案拟规定，见义勇为牺牲人员的配偶、生前抚(扶)养的其他家属或者见义勇为伤残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没有住房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减免租金的租赁用房；还有浙江、重庆、安徽、宁夏等地，均出台过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行为的条例和通知。等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救助者面临的法律困境是全国性的,并非一省一市独有,因此最好能够全国统一立法。对于救助行为应法制化要求,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公民救助行为奖励和权益保障法,或由国务院制定公民救助行为奖励和权益保障条例。在此基础上,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以上各省所制定的实施办法为我国日后统一立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奠定了理论及实践基础。
见义勇为奖励办法篇8
【摘要】见义勇为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人们呼吁进行立法以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见义勇为立法属道德法律化范畴，有着可能性、必然性和现实性。我国古代有关见义勇为的立法实践对我们有着借鉴作用。对见义勇为立法应有完整的理解，包括刑法、民法上的相关规定，但最主要的是制订专门性法规来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见义勇为；道德法律化；立法思考
近年来，频频见于报端的见义勇为行为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见义勇为是人类社会的高尚义举，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赏。当今社会勇斗歹徒、救灾抢险的英雄事迹层出不穷，但同时又引发了许多问题。如，见义勇为者保护了他人利益，自己受到很大伤害却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与奖励。对待此类问题我国法律并无十分明确的解决办法，理论上的研究也不够深入。鉴于此，本文试从立法的角度来探讨如何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利益。
一、见义勇为的概念分析
见义勇为，《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看到合乎正义的事便勇敢地去做。最早出现于《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宋史·欧阳修传》中载有：“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气自若也”。在我国古代，见义勇为一直是人们追求的道德标准。时至今日，见义勇为作为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更具有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现实意义。然而，“见义勇为”作为一个专门的法律概念，理论上的研究并不多见。不过，现在已颁布的一些保护见义勇为的地方法规对此有界定。有的规定，见义勇为是指“公民在法定职责之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①也有的规定“见义勇为是指不负特定职责的公民，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利益，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②还有的地方规章，如《山西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人员规定》将“协助公安司法机关和保卫部门抓违法犯罪分子的行为；检举、揭发犯罪行为；提供重要线索的罪证，协助公安司法机关破获重大犯罪案件的行为”也归为见义勇为。通过对这些地方法规的比较分析，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见义勇为是否仅限于与违法犯罪作斗争，抢险救灾是否属于见义勇为。重庆市的何某为勇救落水儿童而献身，然而根据《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的规定，何某的行为却不能评作见义勇为，因为该条例限定见义勇为必须是“与违法犯罪作斗争”抢救落水儿童,“显然不在此列”。二、见义勇为是否一定要事迹突出。如《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规定“见义勇为是指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事迹突出的”。
笔者认为，见义勇为应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挺身而出，积极实施救助的合法行为。要构成见义勇为应当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一）见义勇为的主体是不负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公民实施救助行为，其实是其执行职务的必需（如警察抓捕犯罪分子），不履行法定救助义务便可能构成失职。应当说明的是，“负有法定义务”，是指这一义务与其所实施的救助行为是相适应的，否则，便无所谓“法定义务”。如，消防员负有灭火抢险的义务，却不负有抓捕罪犯的义务。虽然不负有法定救助义务，却负有与被救助对象约定的义务的人，其实施救助行为，即是履行约定，亦不是见义勇为。
（二）见义勇为者救助的对象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并且这些利益正在或将要遭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见义勇为救助的不应当是自己的利益，救助自己的，构成自救，这与见义勇为的要求不符。
（三）主观上，见义勇为者必须有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免受或少受损害的目的。见义勇为者是在这些利益面临危险时，出于崇高的精神而实施的救助行为，其受到社会的褒扬之处也在于此。据此，行为人虽然实施了危难救助，但主观目的却是为了获得报酬，不能构成见义勇为。
（四）客观上，见义勇为者面临较大的人身危险而积极实施救助。见义勇为获得社会所褒扬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见义勇为者实施救助时都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要实施救助很可能遭受巨大伤害，如伤残，甚至献出生命。然而就是这样，却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一般的助人为乐相比，体现出见义勇为者崇高的思想境界，应该将它们区别开来。值得注意的是，救助应该是以积极的方式表现出来，消极不作为不构成见义勇为。要指出的是，有些地方法规规定，见义勇为必须事迹突出。笔者认为有不妥之处，见义勇为者面对危险，挺身而出，实属难能可贵。事迹突出，可作为奖励大小的条件，但不应该作为认定见义勇为的条件。况且对事迹突出，并没有很好的界定。难道一定要见义勇为者把命搭上，才能评上见义勇为吗？
二、见义勇为立法的法理思考
当今社会见义勇为层出不穷，这是值得称颂的，但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尴尬局面却让人痛心。人们普遍认为这与我国法律对见义勇为没有明确的规定有关，对见义勇为进行立法的社会呼声很大。实际上，我国许多省、市相继制订了或正在制订相关的法规来保护见义勇为。然而对见义勇为进行立法在法理上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见义勇为可以说由来已久，一直为我们的社会道德所鼓励与称颂。见义勇为基本上是一个道德概念，法律上几乎不存在这一概念，因此见义勇为立法在法理上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道德法律化。
法律是一套行为规则体系，通过规定一定的行为模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对人的行为、活动有着直接的效力。而道德主要用于调整人的观念，并通过调整人的观念来影响人的行为，因而道德对于人的行为的效力是间接的。但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作用于人的行为，道德与法律都具有调整功能，这就决定了道德与法律之间有着共性。其一，它们各自通过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人的行为，对人的行为发生影响，因此它们都属于社会规范体系，具有规范属性。而社会规范的特征之一就在于普遍适用性。道德与法律都普遍适用于社会上的人（这就是法治社会而言的），道德的普遍适用意味着道德通过观念调整人的行为，会随着社会生活的积累而固定下来，形成一定的行为规则来调整人的行为，“道德可加以普遍化的特征内在地要求把人人能够做得到的道德法律化。”③即道德有可能法律化的。其二，道德与法律的调整对象在内容上有交叉重合之处，即有些对象既受道德的调整，也受到法律的调整。当然这就存在着一些社会关系只受到道德的调整，而法律对此没有调整，这就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空间。
道德与法律不仅在规范性上有着共性，而且在深层次上也有密切联系。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规范都有阶级性，主要体现和反映着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志，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可以说，道德与法律都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社会手段。而统治阶级总是采用对自己有利的手段，当统治阶级认为在某种社会关系上采用法律比道德更为有利，便会进行立法加以调整。这就决定了道德法律化有着必然性因素。当然立法者也会顾及整个社会对这种道德行为的认识程度与接受程度。
一直以来，我们的社会道德对见义勇为都是持鼓励、称颂的态度。道德对见义勇为的肯定态度，影响到人们的行为，促使人们去见义勇为。然而法律对见义勇为却没有十分明确的态度，也没有相应的行为规则。可以说，见义勇为受到道德的调整，并未受到法律调整。见义勇为立法就是将见义勇为行为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对鼓励见义勇为的道德加以确认，实现道德法律化。见义勇为立法在当今社会有着如此迫切的需求，是有一定社会原因的，因为在当今，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人们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一度忽视了社会道德利益，致使社会道德水平有所下降。另外，我国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得见义勇为者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遭遇不但影响到见义勇为者个人利益，而且还使得社会上许多人社会安全感的缺乏，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秩序。道德的调整只是间接的，并无强制力，加上社会各界人士对见义勇为立法的呼声高涨，促使立法者必须将见义勇为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当然，道德法律化并不是说立法者仅仅将道德规范“翻译”为法律规范。道德鼓励见义勇为，而且还将其作为一种道德义务，而“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立法者不可能将有着较高要求的见义勇为规定为一种法律义务。法律的合理作法是让见义勇为行为有着合法依据，重点是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见义勇为立法的意义不仅在于使见义勇为者个人合法权益得到保护，而且通过保护个人增强人们的社会安全感。有了安全感，必须更能够见义勇为，这样的良性循环应是我国法律追求的目标。
三、我国古代见义勇为相关立法的评价与思考④
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对见义勇为作出单独的立法，然而在历史记载中我们发现古代统治者对见义勇为都有相关的立法。经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对见义勇为的立法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立法的主要内容有：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对见义勇为者的物质奖励及严惩见义不为者。
古代对见义勇为的保护与鼓励，是通过正当防卫的规定反映出来的。最早的规定见于《易经·蒙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也就是说，凡攻击愚昧无知的人，是寇贼行为，会受到惩罚；对于抵御或制止这种寇贼行为的人，应受到支持或保护。《周礼·秋官·朝士》记载“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盗，指盗取财物；贼，指杀人。当这两种人危及军人或乡邑百姓及自家人安全时，将其杀死无罪。这明显鼓励人们与违法犯罪作斗争，鼓励见义勇为；同时，又通过免责的规定保护了见义勇为者。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法律制度成熟的阶段，在《唐律疏议》中可以找到对见义勇为的记载，“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折指以上，若盗及强奸，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旁人，皆得以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杀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可见唐律中给予见义勇为者更加宽泛的权利，以利于其维护自身安全。唐以后各代基本沿袭了唐的作法。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古代也有对见义勇为者进行物质保护的内容，如，清康熙二十九年刑部规定“其犯罪拒捕拿获之人被伤者，另户之人照军伤，头等伤赏银五十两，二等伤赏银四十两，三等伤赏银三十两，四等伤赏银二十两，五等伤赏银十两。”
古代立法不仅对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予以保护，而且还有相应的奖励措施。唐玄宗二十五年，唐政府正式颁布了对见义勇为捕获犯罪分子者予以奖励的法令，“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赃者，并记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之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这一规定开创了国家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资奖励的先河。唐以后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大清律例刑律贼盗中》记载“如邻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获一名者，官给赏银二十两，多着照数给赏。”除了这些规定外，还规定了对见义不为者的惩罚。《唐律疏议》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者，杖一百；闻而不救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
古代这些规定对于惩治犯罪，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政权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很显然，这些规定对于提高当时的社会道德水平及将这种美德传延下来都是大有裨益的。这为我们当今见义勇为立法起着一定的借鉴作用。当然，封建法律制度有其固有的缺陷，在封建社会对见义勇为行为奖励“从未与个人权利有过任何联系，只是为了满足统治秩序所给予的恩赐。在不尊重、不推崇权利的社会中，虽然也能达到秩序的稳定，实现表面上的互助友爱，但却忽视了人性的本质和对人性的尊重，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⑤
四、我国当今见义勇为相关立法的评价与思考
（一）对刑法上相关规定的评价与思考
我国刑法上并没有见义勇为这一概念，但是刑法上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却与见义勇为有着密切关系。
正当防卫是公民为了使合法利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者作出反击。我国1979年刑法第十七条规定“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排除了正当防卫的违法性，保护了防卫人的利益。由于见义勇为的特点，见义勇为者在排除不法侵害的时候处于防卫人的地位，其实施的见义勇为行为可以适用正当防卫的规定，排除行为的违法性。这样也就保护了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起到了鼓励见义勇为的作用。“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利益，鼓励见义勇为，草案中增加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正当防卫，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和其他后果的，不属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⑥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增加的这一相对无限防卫的规定无疑更加有利于防卫人进行正当防卫，同样极大鼓励了见义勇为。刑法上的紧急避险制度可以排除避险人的刑事责任，也同样鼓励了见义勇为。
应该注意的是，见义勇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并不是等同的。首先，它们的侧重点并不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侧重于防卫行为、避险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排除防卫人、避险人的刑事责任；而见义勇为并不一定会产生刑事责任。其次，从行为的对象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是为了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与危险；而见义勇为包括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和抢险救灾。从行为的目的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可以是为他人利益的，也可以是为自己利益的；而见义勇为都是为了他人的利益。
在处理与见义勇为有关的案件时，可以适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规定，以排除见义勇为者的刑事责任。基于此，可以说我国刑法已有了见义勇为的相关规定，这对整个见义勇为立法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二）对民法上相关规定的思考与评价
刑法通过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来排除见义勇为者的刑事责任以达到保护和鼓励见义勇为的目的。同样，民法上也有相关的规定来调整见义勇为。见义勇为行为引起的民事法律主体一般有三个，即见义勇为者、侵害人和受益人。在没有侵害人的见义勇为（如抢险救灾）中，则只有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不同的主体产生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调整。
1、见义勇为者与侵害人之间见义勇为者在实施见义勇为时自身很可能受到伤害，根据《民法通则》第109条“因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也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侵害人造成见义勇为者受到伤害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
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的是何种民事法律关系，人们有所争论，但主要的是从无因管理的角度来阐发的。主张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无因管理关系的人认为，见义勇为具备无因管理的全部构成要件。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义务的人，主观上管理人有管理意思即为他人谋利益的意思，客观上实施了处理他人事务的积极行为。见义勇为不仅具备此要件，而且还有更高的要求。见义勇为是无因管理的类型之一，两者的关系是种属关系。另外，二者都是受到法律肯定的合法行为，立法的宗旨在于倡导互助友爱的道德风尚。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无因管理关系的主张是妥当的。我国现有的民事规定对于调整见义勇为引起的民事法律关系有着重大的作用。民法的相关规定不但起到了排除见义勇为者的民事责任，鼓励见义勇为的作用，而且对于处理见义勇为引起的纠纷，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有着极大的意义。另外，民法上的相关规定构成了整个见义勇为立法的一个部分。应该注意的是，在现实情况下，由于没有侵害人或侵害人根本无力承担赔偿责任，而受益人也往往无力提供补偿时，见义勇为者的利益很难较好的保护。单纯依靠民法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进行专门的见义勇为立法尤为重要和迫切。
（三）对见义勇为专门立法的思考与评价
见义勇为与一般的助人为乐不同之处在于见义勇为者在面临着较大的危险时挺身而出，显示出一身正气。正是由于见义勇为者面临较大危险，使得其自身往往容易受到人身伤害，如致残，甚至献出生命。见义勇为者的行为令人敬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流血英雄”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交不起医药费或是生活没了来源。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言利为小人所为，为世人所不齿。这种传统观念是一种很高的道德要求，但对于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基本权益是不利的。见义勇为者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会引起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安全感的缺乏，出现道德危机。鉴于此，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呼吁我国尽快立法以保护见义勇为者。马克思说过“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⑨恩格斯说：“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那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愿望，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⑩
社会的利益要求和呼声引起了立法者的注意。近年来，我国各地纷纷制定或正在制定有关见义勇为的法规。从已经颁布的法规来看，这些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大多是省级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也有少数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规章。这些法规的主要内容差别不大，一般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见义勇为者的保障、奖励，设立见义勇为基金及资金的来源和相关的责任等。立法的核心在于保障和奖励见义勇为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保障与奖励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保障措施是维护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的最起码要求，包括见义勇为者受伤的医疗费用承担，丧失劳动能力的保障措施，死亡的丧葬费用及生前抚养人的抚养费用等。奖励包括精神奖励与物资奖励，是法律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肯定与褒扬。
注释：
①参见《浙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
②参见《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④该部分主要参考了郑显文：《中国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6期。⑥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1997年3月16日八届人大五次会议
⑦参见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76条。
⑧该案的二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关系是无因管理，但赔偿数额与一审判决有很大差距。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3]刘作翔：《法律与道德：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难解之题》，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1期
[4]郑显文：《中国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6期
[5]徐武生、何秋莲：《见义勇为立法与无因管理制度》，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6]周辉：《见义勇为行为的民法思考》，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5月27日
作者简介：方向东，男，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硕士研究生。
邮编：200433
地址：复旦大学北区40#701.
电话：021-55076040
见义勇为奖励办法篇9
1、对于这个事例，大多数人会觉得麻禹是见义勇为，应值得表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希望见义勇为见死施救的社会风气，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扬。
3、近日杨济源见义勇为事件传遍大江南北，大多数的天津人都为之自豪。
4、因为见义勇为的人得不到好下场，所以人们从见义勇为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5、当今社会见义勇为的光辉事迹时刻在发生。
6、此等见义勇为之事，怎能让人不为之心动呢？
7、此女虽相貌平平，但是凭借着足智多谋的脑瓜和见义勇为的性格，在险恶的江湖上还是有一定的地位。
8、现在的社会可真乱呀！坏人越来越多，见义勇为的市民越来越少。
9、建议完善立法对见义勇为的行为进行宣传和适当的保护，以激励更多的人见义勇为，提升社会道德水平。
10、这本书介绍了冉阿让一生的命运，一个个乐于助人、见义勇为的事迹，读完后我印象深刻。()
11、黄泽榆真是一个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好同学。
12、我在这里自豪地说，那位见义勇为的人就是我老爸！
13、心灵是美的——为陌生人指路是美；为老奶奶让座是美；见义勇为是美；拔刀相助是美；拾金不昧是美；诚实直率是美。
14、最近我读了一则新闻，12岁少年涂振鹏同学见义勇为，为救同学献出宝贵的生命。
15、当然，国家也意识到了这点，也在提倡做好人好事，提倡见义勇为，为此建立了专门的奖项奖金，奖励那些做了好事的人们。
16、在理想世界里我们总感性地认为人人都是道德君子，不会高尚到见义勇为，却不会见死不救；可现实又残酷地告诉我们人情冷漠。
17、前几天，我在电视上看见了一则老伯伯见义勇为的新闻。
18、正当小偷们要离开时，从人群中冲出了几个见义勇为的叔叔。
19、现代社会人情淡薄，见义勇为的人越来越少了。
见义勇为奖励办法篇10
「关键词见义勇为，法律和道德，社会保障
2002年5月28日凌晨4时，在安徽省芜湖市，青年教师谢小云见义勇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妻子林金华及女儿生活无着，将被救助者告上法庭，要求赔偿。芜湖市新芜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辩双方的焦点集中在救火是不是谢小云死亡的直接原因，以及被救助者有没有义务赔偿等问题上。新芜区法院的一审判决原告林金华胜诉，并责令被告支付3万元赔偿。这是中国首例见义勇为赔偿案[1].但这起中国首例见义勇为赔偿案所引起的对“见义勇为”这一古老命题的讨论似乎要远远大于对这一案例本身的讨论。而事实上我国法律对此类问题并无十分明确的解决办法，理论上的研究也不够深入。鉴于此，本文试从以下角度来探讨如何保障见义勇为行为者的利益。
一、“见义勇为”概念的提出
（一）我国古代对“见义勇为”的概念
见义勇为，《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看到合乎正义的事便勇敢地去做。最早出现于《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宋史·欧阳修传》中载有：“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气自若也”。由此可见，在我国古代，见义勇为一直是人们所追求的道德标准。
（二）国内对“见义勇为”的概念表述
1、国内地方性法规对“见义勇为”的规定
《浙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规定：见义勇为是指公民在法定职责之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规定：见义勇为是指不负特定职责的公民，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利益，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规定的是“除职务上负有特定义务的人员外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或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事迹突出的行为”。
2、国内学术界“见义勇为”的概念表述
有学者提出见义勇为应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挺身而出，积极实施救助的合法行为”。有学者从民法角度上进行分析，认为“见义勇为的概念应表述为：为了使国家的、集体的或者他人的利益避免或者减少损害而做出合乎正义的行为”[3].有学者从正义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见义勇为应是指公民为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他人的人身及财产遭受侵害，奋不顾身，勇敢地做出的正义行动”[4].也有学者从更为广泛的角度认为：“见义勇为一般是指当他人或国家、集体、社会的权益受到损失和侵害的时候，不顾个人利益，维护非己权益的行为”。[5]
由此可见，国内学者对见义勇为的概念表述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笔者以为，从见义勇为的本意出发，见义勇为的概念应该是：不负有特定义务的自然人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损失，冒着较大的人身和财产危险而作出的行为。
为此，见义勇为的构成要件应该包括：第一，主体是不负有特定义务的自然人。首先必须不负有特定义务。众所周知，国家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处理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需要设立一定的专门机构来应对，常见的有公安局和消防局等。另外，企业为维护正常的安全经营秩序也会聘请一些工作人员，如商场的保安、游泳池的救生员等。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的约定，他们对违法行为以及游客溺水的紧急情况有救助的义务。如《警察法》第21条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对公民提出解决纠纷的要求，应当给予帮助；对公民的报警案件，应当及时查处。人民警察应当积极参加抢险救灾和社会公益工作。可见，他们虽然实施的见义而为的行为，但是基于职务和义务上的原因，是不得不为，不能构成见义勇为。其次，必须是自然人。法人或其它组织不能成为见义勇为的主体。因为构成见义勇为的基础或前提必须是有“义”的存在，而“义”是指社会正义，当然也包括法律正义。社会正义的实现依赖于人的“良心”，而“良心”则只能专属于自然人，因此，法人或其它组织不可能成为见义勇为的主体。第二，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基于内心“良心”的驱使而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的意图。第三，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的行为，如抢险救灾、制止违法犯罪或者协助有关机关打击违法犯罪等。第四，行为人的行为一般是在危急和急迫情况下做出的，一般情况下要冒着较大的人身和财产危险。因此要与一般的好人好事和助人为乐（一般的好人好事和助人为乐不需要冒着较大的人身和财产危险）区别开来。
（三）国外对见义勇为行为概念的表述和“见死不救罪”的设立
在国外，为了适应社会发展所要求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精神，道德义务逐渐介入法律，不作为犯罪的义务开始扩大到道德领域。挪威、瑞典等国法律规定，任何有责任能力的成年人在下列情况下具有营救危难的法律义务：（1）他认识到他人处于危难境地；（2）营救他人对自己并没有危险。《法国刑法典》（1994年）第223－7条新增一项罪名“怠于给予救助罪”，该罪规定，任何人故意不采取或故意不唤起能够抗击危及人们安全之灾难的措施，且该措施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的，处2年监禁并科20万法郎罚金。事实上，在德国、西班牙等国的刑法典中，都有“见死不救罪”这项罪名。它们规定，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采取行动救助，或能够唤起求助行动，对本人和第三者也没有危险却故意放弃救助的，要处数年的监禁和罚款。埃及法律就规定对有能力而拒绝向危难者提供帮助的人处以一年监禁和罚款最少1000埃磅的处罚；对有某项专业技术的人，如果需要利用他们的专业救援危难者而他们却有意避开，则对他们加倍惩罚；对自己不帮助别人而收到政府机关的命令后仍不执行者，则视为与罪犯同罪。
而与此相适应，在2001年人代会上，刘如琦等32位代表也就此提出议案，他们建议在刑法中增加“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立法内容应包括犯罪行为的法律界定和惩治条款等。上海市政协委员也建议设立“见死不救罪”。他们认为“光靠社会道德、政策倾斜、领导呼吁是不够的，惟有法律才具有强制性、普遍性、稳定性。现在有的国家设有‘见死不救罪’，各地对于见义勇为的奖励也有一定办法，这些都可以借鉴、总结[8]”。这些都似乎可以成为我们设立“见死不救罪”的理由，然而笔者以为在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立法者和普通民众更应该从西方社会所提出的“理性人”角度具体分析利弊得失，得出合情、合理、合法的结论，作出真正合乎“社会正义”的结论。
因而笔者虽然赞同在“利益多元化和价值标准多元化的条件下，个人的道德责任感和社会舆论的强制力不足以防止反道德行为的发生”，“利用法律手段使部分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予以强制执行是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必须手段。这个由道德转化为法律的过程就是道德法律化过程”[10].但现代法学则倾向于使道德标准和法律标准相对分离的理论，他们认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因此，我们不能把具有较高要求的道德法律化，我们不能用法律制裁的方式去惩罚那些违反具有较高要求的道德恶行。我们应该在道德与法律之间寻求完美的和谐和平衡。所以，笔者不赞同设立“见死不救罪”。理由如次：
（1）、从设立“见死不救罪”的法理基础看，笔者认为设立“见死不救罪”缺乏足够的法理基础
美国著名法学者波斯纳在其著作中对道德与法律理论作了精辟的论述。在谈到道德的约束力时，他认为，道德确实是一种社会控制制度，是一套对于他者（others）的义务，而不是他人对我们的义务。道德需要人们自觉遵守。现代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Fuller）在其名著《法律的道德性》（themoralityofLaw）一书中也专门就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把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他认为前者是人们对至善的追求。若某人在追求“愿望的道德”方面取得了进步，则会受到人们的赞赏；若不去追求“愿望的道德”，也不会受到人们的谴责。按照富勒的说法“愿望的道德”是不能转化为法律[12].美国学者博登海默认为，在道德价值这个等级体系中，可以区分出两类要求和原则。第一类包括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比如避免暴力和伤害、忠实地履行协议、协调家庭关系。对群体的某种程度的效忠，均属于这类基本要求。第二类道德规范包括那些极为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原则如慷慨、仁慈、博爱、无私等价值都属于第二类道德规范。博登海默认为两类道德中，第二类则不能转化为法律规则[13].
因此，笔者以为设立“见死不救罪”缺乏法理基础。因为见义勇为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如果设立“见死不救罪”那么必然会使道德“法律泛化”，使每个人陷于自卫之危险境地。那样的法律必然会是独裁与专制的法律，那样的法律也必然是自然主义法学派和实证主义法学派所争论的“恶法”，而为执政者所不采。
（2）、从现实来看，并不是每一个见义勇为者均具有见义勇为的行为能力，如日本的志愿者要受过一定的专业训练，拥有一定的工具、具备一定技能，才去做些见义勇为的事；在香港，是不允许百姓进入救火现场的。所以，我们很欣喜的看到在中国的中学和小学的政治读本中已经删除了以前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英雄人物，如赖宁等。这或多或少对我们是一个启示。
由此可见，无论从立法基础还是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看，设立“见死不救罪”都缺乏合情、合理、合法性。所以笔者认为不应该设立“见死不救罪”。
二、“见义勇为”行为的性质分析
（一）无因管理说
有学者提出：“见义勇为行为在民法属性上，应是一种无因管理之债”。比较无因管理和见义勇为的概念及构成要件，两者极其相似，只不过无因管理在外延上包括见义勇为行为。由于见义勇为通常是在危难情况下做出的，且行为者一般要冒着一定的危险，故“见义勇为行为属于一种更高层次上的无因管理行为”。
但笔者认为：比较见义勇为和无因管理，两者在很多方面虽然确有相似之处：如首先，主体具有相似性。行为人都是没有事先接受委托，又没有这方面法律义务的人；其次，行为意图具有相似性。行为都具有阻止违法行为发生的意图。一般情况下，他人事务不得任意干预，否则构成侵权。但是见义勇为和无因管理行为法律赋予它们合法性，并加以提倡和鼓励。第三，行为人都是出于维护他人的利益而实施必要的行为。第四，见义勇为者和无因管理人都可能为其行为而使自己的利益受损。第五，行为人都不要求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而只要求有相应的认知能力即可。
但是应当看到，见义勇为与无因管理毕竟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1）见义勇为行为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而无因管理人既可能是自然人，也可能是法人或其它组织。（2）见义勇为是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无因管理则既可以是事实行为，也可以是法律行为。（3）见义勇为发生的前提条件是正在发生现实的侵害[16]，如违法犯罪或灾祸。假想的或者并没有发生的侵害，则不能予以防止或制止。无因管理发生的前提条件是本人对自己的事务或财物一时失去控制，不能进行管理。这种状态继续下去，可能会出现利益丧失的危险。（4）见义勇为所引起的法律关系主体一般有三个，即见义勇为者、侵害人和受益人。在没有侵害人的见义勇为行为中，则有见义勇为者和受益人。无因管理法律关系中，只有管理人和受益人两种主体，没有侵害人。（5）在见义勇为中，见义勇为者受到的损害，可来自违法犯罪行为，也可源于自然力。无因管理中的管理人所受的损失，只是付出管理的必要费用。（6）民法上的无因管理是为防止他人的合法权利受危害而实施的行为，但大部分无因管理行为都不具有紧迫性和危险性的特征。但在见义勇为行为中。行为人所作出的行为一般是在有紧迫性和危险性的情况下作出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见义勇为行为的性质毕竟跟民法上的无因管理不能等同。所以，笔者认为将见义勇为行为的性质定性为民法上的无因管理欠妥。
（二）契约说
见义勇为行为的性质不“无因管理”而是合同行为。此观点认为，在在危急和急迫情况下第三人发出了要约，而见义勇为者则依此要约作出了承诺。因此他们之间便成立了一种合同关系。
但笔者认为：契约说存在诸多不足。因为见义勇为者和受益人之间是不以设立、变更、终止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为目的，而仅仅是一种助人为乐的行为，这种行为与契约或合同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见义勇为者更多的是以保护社会安定、有序等公共利益为目的，其行为体现了良好的品行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而不是出于订立合同的目的。
（三）公平责任说
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公平责任原则是有法律依据的。
但笔者认为：公平责任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情况的基础上，责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给予适当补偿。由此可见，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前提是各方当事人都无过错，根本不存在有过错侵权人，即对当事人的损害不存在侵权人或侵害人。这显然不符合见义勇为所体现出的三种法律关系。
（四）刑事司法协助行为说
从刑事上来说，见义勇为人的见义勇为行为不构成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行为，而是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公民的刑事司法协助行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对于有下列情形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一）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二）通缉在案的；（三）越狱逃跑的；（四）正在被追捕的。”
但笔者认为：刑事司法协助行为说显然不够全面。因为见义勇为行为显然不仅仅发生在刑事领域，它所体现的法律关系也不仅仅是刑事关系。如路人为救助落水的儿童而见义勇为显然不是刑事司法协助行为。
（五）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说
《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因此见义勇为行为是一种紧急避险行为。
但笔者认为义勇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并不是等同的。首先，它们的侧重点并不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侧重于防卫行为、避险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排除防卫人、避险人的刑事责任；而见义勇为并不一定会产生刑事责任。其次，从行为的对象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是为了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与危险；而见义勇为包括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和抢险救灾。从行为的目的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可以是为他人利益的，也可以是为自己利益的；而见义勇为都是为了他人的利益。在处理与见义勇为有关的案件时，可以适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规定，以排除见义勇为者的刑事责任。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说”显然不能成立。
由此可见，“无因管理说”、“契约说”、“公平责任说”、“刑事司法协助行为说”、“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说”都不能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性质给予合理的解释。因而它们也就不能给见义勇为行为者给予合情、合理、合法的保障。
笔者以为，见义勇为行为存在着更为复杂的法律关系。首先，见义勇为者与第三人之间形成侵权法律关系。其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九条：“因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也可以给适当的补偿”以及《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二条“为了维护国家、集体或者他人合法权益而使自己受到损害，在侵害人无力赔偿或者没有侵害人的情况下，如果受害人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受益人受益的多少及其经济状况，责令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其次，在见义勇为者与被救助者之间形成无因管理法律关系。依据是《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管理人或者服务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偿付的必要费用，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务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费用，以及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而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自愿管理他人事务或为他人提供服务的行为。其构成要件为：1.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2.管理人主观上有管理意思，即为他人谋利益的意思；3.管理人客观上实施了处理他人事务的行为。由此可见，在见义勇为者与被救助者之间形成无因管理法律关系。再次，第三人和见义勇为者之间形成侵权关系。其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九条：“因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也可以给适当的补偿”
三、对见义勇为行为保障的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颁布地方性见义勇为保障法规的有：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山东、湖北、河南、广东、海南、四川、贵州、云南、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50余县市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规章。这些法规和规章的主要内容差别不大，一般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见义勇为者的保障、奖励，设立见义勇为基金及资金的来源和相关的责任等。这些立法的核心在于保障和奖励见义勇为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保障与奖励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保障措施是维护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的最起码要求，包括见义勇为者受伤的医疗费用承担、丧失劳动能力的保障措施、死亡的丧葬费用及生前抚养人的抚养费用等。奖励包括精神奖励与物资奖励，是法律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肯定与褒扬。地方法规性质的保障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的出台，可以说是我国立法完善的重要表现，使得对见义勇为者的保障与奖励终于有法可依。
从现有的法律保障机制来看：宪法第4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民法上的无因管理制度赋予见义勇为人员向受益人要求赔偿自己受到的损害的权利；民法上的侵权行为制度赋予见义勇为人员向加害人提出赔偿请求的权利；刑法上对于暴力犯罪的刑事责任的规定有很大的威慑作用，因而对于见义勇为人员有间接的保护作用；劳动法在关于在用人单位与因为见义勇为而伤残的职工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上，给予职工的特殊保护；社会保障法上的工伤保险、公费医疗或者医疗保险等制度使得见义勇为人员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保障；在医疗卫生（行政）法上，医院应当对于所有的危急病人予以及时的救治（否则有关医护人员应当承担行政或者刑事责任），当然效果及于因为见义勇为而负伤的人员。
从上面的事实中，我们发现无论是地方性见义勇为保障法规的出台还是现有的法律保障机制来看，对见义勇为行为的保障都是杂乱的、无绪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制定一部统一的、有有权机关出台的法律、法规。
四、社会保障法保障机制的提出
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以为见义勇为立法应定位于社会保障法范畴。具体来说，见义勇为立法最好定位于社会保障法领域的社会优抚法。因为我国现今的情况是把社会优抚对象仅仅限于军烈属、伤残军人、退伍军人等，所以笔者认为，还应当把见义勇为者也包括进来。况且实际上现有的地方立法在处理见义勇为公民伤残、牺牲问题时几乎都是参照社会优抚办法加以解决。如《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第15条规定：“因见义勇为牺牲的公民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规定条件的，批准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不符合革命烈士条件的以及负伤致残的公民，属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其抚恤、工资、福利待遇按照因公（工）伤亡人员的规定办理；无固定收入的农民、城镇居民和学生等公民，由民政部门参照国家对因战伤亡的民兵民工抚恤的规定办理”。
事实上，社会保障法不仅能够明确规定受补偿人的范围、补偿的原则和标准、获得社会保障待遇的条件以及待遇标准，而且能够规定社会保障机构为受补偿人提供咨询、解释和说明以及社会保障待遇的义务和责任，能够规定社会保障机构对基金的管理和监督以及在受补偿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提供法律救济的职能等问题，因而对于国家和受补偿人都具有约束力。因为国家本身是没有责任能力的，它用于纠正错误、弥补损失的所有财力、物力、人力均取之于社会成员，并且无须征得社会成员的同意。一个没有责任能力但又全权在握的主体，其行为方式一定是轻率的。
其次，从司法实践来看，现有的救济途径显然已经不适应价值多元和主体多元并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而事实上，我们发现在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关系中受益人有两个：一是私权利受益人被救助人及亲属；二是公权力受益人政府，施救人延伸履行了警方对公共秩序的管理职责，警方理应、补偿不足的酬金奖励、表彰。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对见义勇为行为给予补偿。
再者，笔者认为许多人之所以能见义勇为，正是在响应国家的号召，之所以能奋不顾身，正是基于对社会的信赖。所以公民的见义勇为行为的真正意义是其个人与社会的提倡与响应之间的契约，而不是救助者与被救助者之间的契约。所以对见义勇为者的补偿首先理应由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国家来负责，而不是完全由当事人个人承担。“鼓励、支持和倡导见义勇为当无疑义，但并非民法一部门之任务”[23].
也许中国首例见义勇为赔偿案的追偿人林金华在庭上庭下一再强调的一句话能够给我们以启示：“一条人命不能与3万元划等号！我们所要求的只是在英雄献出生命之后一点不成比例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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