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制度篇1
关键词：环境经济环境税二氧化硫税
一、开征环境税是实现“环境经济”良性发展的必然选择
当前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已发展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世界性重大社会问题，同时也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仅以河北省临海地区的环境问题为例来分析。近几年，在河北省秦皇岛、唐山、沧州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即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如土地资源的大规模消耗、地下水资源的破坏以及能源和化工工业生产造成的污染等。这样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破坏势必制约临港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必须关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大力发展“环境经济”，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实现“环境经济”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开征环境税。从国外征收环境税的效果来看，成效显著。瑞典征收硫税以来，油中硫的含量降低了40%。德国开征的水污染税，年税额在20亿马克以上，全部作为地方收入用于改善水质，社会和环境效益显著。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市通过征收垃圾税来鼓励回收垃圾中的有用废旧物资，使家庭垃圾的数量在一年之内减少了18%。[1]日本于2007年开征的二氧化碳税，大约能够削减4300万吨碳排放。[2]由此可见，开征环境税能够更好地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促进“环境经济”的良性发展。在中国，环境税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税种加以征收，但环境税作为一种有效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刺激措施已受到各方的广泛重视，征收环境税的探索与研究也在不断深入。
二、开征环境税的主要理论研究
（一）“税、费合一”的理论研究
就中国目前而言，虽然没有独立开征环境税，但是也存在一些以减少资源消耗、降低污染、保护环境为目的的税种和收费，如：将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原矿和盐等资源的开采或生产纳入征税范围的资源税；将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鞭炮、汽油、柴油、小汽车、摩托车等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的消费税；以及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基于这种现状，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是用“环境费”代替“环境税”的征收，减少开征新税种的不适应性；另一种是将原有税种中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部分及原有的“环境费”单列出来并加以完善作为独立的“环境税”加以征收。[3]
针对以上两种“税费合一”的观点，笔者认为均不可行。首先，“环境税”形成的是税收收入纳入国家财政收入体系，而“环境费”则是独立于财政收支体系之外的规费征收；其次，纳入财政收入体系的“环境税”收入将采用财政收入的二次分配，其用途具有不确定性，而“环境费”则是列入环保专项资金进行管理，其用途明确，就是为解决环境问题并改善环境现状；第三，“环境税”比“环境费”的规范性及强制力都更强些。鉴于以上的不同，笔者认为“环境税”与“环境费”具有不可替代性，两者作为不同的经济手段在促进“环境经济”方面具有互补性。
（二）基于“受益者付费”原则广泛征收环境税的理论研究
一般意义的“环境税”是基于“受益者付费”原则，以筹集收入为主要目的而进行的普遍征收。税基一般是计算应纳税额的基数即等同于或依附于现有相关税种的税基，环境税则相当于这些税种的附加。这种环境税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将存在众多问题，如：征税范围过广、税基难以确定、重复征税加重纳税人负担、征税难等问题。笔者认为，现阶段开征“环境税”可以以“污染者付费”为原则，将税基与污染物排放数量联系起来，并直接以排放的污染物种类设置税种，如：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碳税、污水税、固体废物税等。这种环境税制度的难点在于污染物排放量的取得及税率的确定，也是研究的重点。
（三）增加已有税种绿色化比重的理论研究
已有税制的“绿色化”是指通过对已有税种的改革和完善，如提高资源税、消费税税负、扩大征税范围、改变计征办法等，以达到与开征独立环境税相似的调控作用，最终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4]增加已有税种的绿色化比重相比推行一个新税种，难度相对小很多。但是，这种做法环境保护的力度欠佳，尤其是对于当前严峻的环境污染形势以及节能减排的迫切需要就更显得力不从心。因此，笔者认为先在某些省市开展征收环境税的试点，然后再总结实践经验，从而将对环境税的规范上升为国家法律。
（四）差别税率理论研究
由于不同区域的具体条件存在差异、取得低污染材料的难易程度不同、传统企业与新型高科技企业生产方式及经营理念存在很大差距等因素导致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不同，如果按统一标准征收环境税则会造成税负的不公平。所以，多数学者主张按差别税率来征收环境税，关于差别税率征收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不同地区实施差别税率征收；二是同一地区不同的排放量实施差别税率；三是不同类型的企业实施不同的税率。[5]
考虑税负公平性的影响及优惠政策对环境保护的促进作用，笔者认为应将前两种观点相结合，既要考虑区域差别又要结合同一地区不同排放量对环境破坏应承担的责任，需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排放量来设置税率；并且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对环境污染的程度不同，以鼓励促进企业向低污染企业转型为目标，实施差别税率作为税收优惠。
三、环境税收体系下的二氧化硫税制设计
由于建立环境税收制度涉及面较广，涉及税种较多。本文运用以上形成的理论观点仅针对环境税收制度中二氧化硫税税收制度进行设计，目标在于对健全我国环境税制度有所借鉴。
二氧化硫税收制度应该包括征税范围、纳税人、征税基础、税率、征税方法及税收优惠几个方面。征税范围应确定为我国境内的各类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排放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硫税的纳税人是向大气中排放So2的所有排放者。在本设计中对商业和服务业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暂不考虑征收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硫税的税基的确定为二氧化硫的实际排放量。
二氧化硫税制的设计，税率的确定是关键。目前在二氧化硫税税率设计中，存在着环境退化成本法、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排污控制成本法等方法。[6]考虑到二氧化硫污染控制的成本数据资料易于查找到；其次按照污染控制成本法测算出的税率低，对国民经济负面影响较小；另外按照污染控制成本法测算出的税率在一定程度能够抑制二氧化硫污染；最后考虑到试点开征初期，税收制度进行步伐不宜过大，因此本文认为可以采取污染控制成本法来测算二氧化硫税税率。
此外，政府在征收二氧化硫税的同时应该完善相关优惠政策，鼓励企业使用新技术和新设备，向“三高”（高技术、高投入、高附加值）企业倾斜，特别是在生产过程中使用防尘或除尘技术，减少环境污染的临港企业。首先，对已使用新技术和新设备及开发自主知识产权专利产品的企业应给予税收减免政策；其次，政府可通过给与补贴或减税等政策鼓励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加大对废旧物料的回收循环使用，鼓励企业绿色生产，减少污染保护环境；最后，要重点加强对深加工企业、产品附加值高的企业的扶植力度，支持重点企业做大做强，促进重点企业的清洁生产、循环利用和延长产业链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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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崔景华.日本环境税收制度改革及其经济效应分析[J].现代日本经济，2012，（3）：69-77
[3]马中，吴健.中国实施环境税的思索[J].环境保护，2010，（17）：13-16
[4]张荣庆.从构建绿色税收体系的视角看我国税制改革[J].集团经济研究，2007，（28）：287-288
[5]孙平.环境税理论及现实障碍[J].知识经济，2012，（6）：64-64
环境经济制度篇2
一、环境经济指标纳入我国环境统计的迫切性
环境经济统计是指有关环境保护投资、产出和环境保护产业情况的统计调查、分析和预测。构建环境经济指标统计制度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环境经济指标纳入我国环境统计是坚持可持续发展观的需要。可持续发展是21世纪各国共同遵循的发展战略，其中最基本的命题是要处理好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以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为了将环境纳入传统经济核算框架之中，为可持续发展管理提供可靠的数据基础，非常有必要进行环境经济核算。中国近20年来是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将可持续发展观贯彻到实际管理步骤之中，为此需要建立起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为现实管理提供数据基础。这就要求在我们进行环境统计时，必须考虑到环境经济指标的各个要素，进行合理的统计调查的制度和方法的设置。
环境经济指标纳入我国环境统计是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循环经济要求统计工作在基础和制度方法上适应循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彻底改变重生产、轻节约，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发展、轻内涵发展，片面追求GDp增长，忽视资源和环境的倾向，用循环经济概念指导统计工作，建立科学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这就要求统计工作建立一套能够准确、快速地反映循环经济发展过程和水平的有效机制，优化统计的经济指标，增加统计的环境指标，扩大经济社会对日的影响和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等以人为本的指标。增加节约能源、节约用水、节约原材料和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统计指标，以充实和丰富有关发展循环经济、进行环境投资的统计信息。至少应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环境保护投资状况：资源节约状况；环保产业状况；技术创新状况。其中前三个指标是环境经济统计的内在要求。通过对指标的设定和统计，综合反映和评价循环经济的进程和水平，以及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情况。
环境经济指标纳入我国环境统计是进行绿色GDp核算的需要。我国从2004年开始绿色GDp核算的全国试点，北京、湖州等地已将绿色GD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推行绿色GDp核算是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计算绿色GDp必须要有环境经济统计数据，以考量环境成本投入和环境经济发展状况。我国多年来片面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忽视了保护环境及节约自然资源，经济增长的同时，给环境和资源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损失。因此，改革目前以GDp为核心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开展环境资源、经济综合核算指标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就更为突出。所谓绿色GDp，就是从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进行保护的费用，得到的经过资源、环境因素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绿色GDp直接要求将环境经济指标纳入统计体系，以得到合理的核算数据。绿色GDp通过将资源的损耗及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造成的经济损失货币化，使人们认识到经济开发活动给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带来的负面效应，从而使人们寻求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协调的方法和措施。
环境经济指标纳入我国环境统计是环境统计体系完善的现实需要。我国的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分为废水排放及治理、废气排放及治理、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及利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工业污染治理、自然生态保护、环境管理、环境系统能力建设。虽然有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指标，但没有明确环境经济指标的全部内容，不能准确的反映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不能反映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对环境统计数据的需求越来越多，对环境统计在全面性、及时性、准确性以及综合分析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现行的环境统计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客观地反映经济发展与环境形势的变化，真正为环境管理和决策服务。目前的指标体系只对工业企业污染源和城镇生活污染情况进行调查，缺少环境经济指标。这要求在提高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环境管理工作的中心任务时，作为环境管理基础性制度的环境统计应当扩大统计指标范围，其中最主要的应将环境经济指标纳入体系，以更好的进行环境管理，更好的为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服务。
环境经济指标纳入环境统计是环境统计的发展趋势。由于环境问题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在环境统计框架的设计中，都开始考虑和进行环境经济统计。目前各国使用较多的环境统计指标体系主要是联合国统计署（UnSD）开发的环境统计框架（FDeS）和经济与合作组织开发的压力—状态—反应框架（pSR）。在1995年，环境统计进步政府间联合工作组根据FDeS框架，提出了“环境和相关经济指标序列”，将环境经济纳入环境统计的序列。而最近，欧盟的统计部门根据FSR开发出的环境压力指数的权衡指标就包括环境经济指标。而联合国现在大力推荐的环境与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Seea），要解决就是如何把环境资产、环保投入如何纳入国民帐户体系的问题，该体系分离国民帐户中所有与环境相关的流量和存量，特别是环境保护费用，因而在环境统计中，环境经济自然成为重要的指标要素。在德国，1996年就开始环境经济统计，其法律依据是《环境统计法》。
在德国的环境统计指标体系中，其统计内容是环保投资、环境保护经常性支出、环境保护产品及服务，主要在以下四个领域进行：固体废物、水、大气污染控制和环境经济。在环保投资调查方面，德国从1997年开始实施末端治理投资调查，2001年首次进行了污染预防投资调查。在环境保护经常性支出调查方面，每年进行一次，由联邦统计局以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从4万家企业中抽取1/3，因为环境统计法规定，调查最多只能调查15000家企业。在环保产品和服务方面，从1997年开始进行调查，每年进行一次。环保产品及服务调查主要调查环保产品和服务的营业额，相关产品均有编号，企业只需填入相应的号码即可。
二、环境经济统计的框架
环境经济指标纳入环境统计体系，即将环境经济指标与污染排放、生态保护的指标并列，其基本框架和运行体系包含以下因素：环境经济统计的对象。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环境保护投资，环境保护支出、环保产业。环境保护投资主要指政府和企业的污染治理投资和生态建设投资，前者包括大气、废水、固体废弃物、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污染治理投资，后者包括土壤整理、退耕还林、自然保护区以及其他生态恢复和保险的投资。环境保护支出主要指企业的日常性环境保护费用支出和发生突发性环境事故的支出。环保产业主要包括环保产品的市场与经营、资源的综合利用、环境服务三大领域，如环保设备、环保服务和清洁技术与清洁产品。其提供者可分为指提供环保产品的生产性企业和提供环保服务的服务性企业。环境经济统计的机构与协调。环境经济统计涉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经济主管部门和统计主管部门，做好环境经济统计工作必须协调好三者关系，确立合理的环境经济统计工作机制。这个统计工作机制，应当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为主体，统计主管部门为指导，经济主管部门协助。环境主管部门的环境经济指标同时报告给统计部门，作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重要参数。当统计环境对经济的贡献以及经济对环境的影响，还需要增加相关的经济部门如海关、能源等部门配合时，这些部门负有协助之责。#p#分页标题#e#
对缺口性指标进行统计时，队部分指标涉及到象环境资产（包括流量和存量）定价、数据精确性等技术性问题，需要由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统计人员处理。环境经济统计调查方法。首先，国家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应每省选择一到两个市开展环境经济数据统一采集和核定的试点。其次，实施重点城市环境经济统计快报制度。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应将本辖区内环境经济数据以年报快报形式报送国家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国家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再将其作为推算全国年度环境经济指标的基础。最后，在进行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向季报过渡，筛选企业实行季报制度。直接调查和抽样调查将是环境统计调查方法的重要组成。在原有调查的基础上，各级环保部门集中人力、物力做好抽样调查，通过代表性强的抽样数据协助判断客观规律，统计结果更准确。环保投资调查的主要调查对象为政府和生产性企业，调查的领域包括大气、废水、废物和其他污染治理投资，同时还按部门和就业人员进行分类。要区分污染预防投资和末端治理投资，因为污染预防投资很容易被忽略。环境保护支出调查的对象主要是企业，调查的领域是企业的日常性环保支出和紧急支出的预算和执行情况。环保产业调查主要调查环保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情况，不仅包括生产企业，还包括服务业。主要是有关产业结构、产业分布、产品和服务的比值、收益等情况。
环境经济制度篇3
第二条完善行政服务审批机制。（一）公开承诺制。所有职能部门保留的审批项目及收费必须进行公示，将办事程序和依据进行公布，做到政策公开、权力运行透明。（二）一次性告知制。各职能部门和市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要一次性向服务对象告知办事依据和办事程序。对符合规定、手续齐全，能当场办理的，应立即办理；不能当场办理的，应出具回执并告知办理时限。（三）并联审批制。对建设工程项目，市行政服务中心根据审批工作要求，组织相关审批部门及时进行联合踏勘和召开专门联审会议，对审批事项联合审查、同步办理。（四）全程代替制。对新引进的招商项目，由行政服务中心将办理事项分解落实到有关审批职能部门，相关职能部门对呈报的审批事项，实行全程无偿代办服务，并按照限时办结的要求，进行办理。
第三条严格规范收费行为。市物价局每年度清理并印发“收费项目标准一览表”，任何单位一律不得在表外另设收费项目，自定收费标准。涉企收费原则上不超过下限标准。招商引资项目有关规划、建设配套费按政办发〔〕172号文件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减缴。凡违规收费的，企业有权拒缴，并可向市治理经济发展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治理办”）、市纠风办、市物价局举报。管理部门在对企业有关证照年检时，只收取工本费，严禁借机搭车收费和征订报刊等行为，简化年检手续，大力推行网上年检。供电、供水等公共服务部门，对招商引资项目接电、接水一律按最低标准收取人工费及材料费，不得巧立名目擅自收费，不得随意停电、停水。对违反本规定影响项目进度的，以破坏经济环境论处。
第四条建立2个隔离带。实行企业与部门收费隔离，企业与村民隔离。部门收费由市行政服务中心统一发放“缴款明白卡”，企业向市行政服务中心专户缴款，不与部门直接发生关系；企业在征地、用人等方面，由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有关乡镇（办）和单位负责协调办理，企业不与村民直接发生关系，任何个人不准直接找企业要工程、要钱、要物、要工作，否则可追究相关单位和乡镇办负责人责任。
第五条推行“宁静工作日制”和“入企准入制”。每月1-25日为我市行政区域内所有企业和重点在建项目的“宁静日”。在此期间，有关单位不得对企业及重点在建项目进行各类检查活动，确需检查的，严格执行“准入制”，经“治理办”审批后方可进入。特殊项目确需检查的，报“治理办”备案后方可进行。特殊检查事项包括：涉及安全生产、环境污染、消防的监督检查；公、检、法等部门涉案侦查、调查；国家、省以及市委、市政府研究确定的专项行政执法检查。
第六条严格禁止“三乱”行为。凡违反上述规定，对企业变相检查和违规收费的，企业可拒绝。市行政服务中心每年根据备案情况与企业进行核对，无备案的，视为“三乱”行为。严格执行“首次告知不罚款”制度。对重大行政处罚，数额较大的罚款或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的，事前要履行必要的审批和听证程序。在下达处罚决定书前，须报市政府法制办和“治理办”审查备案。如有违反上述规定，严肃处理有关责任人员，对直接责任人先调离原岗位，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实行问责，属垂直部门的，市委将向其主管部门提出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建议。
第七条保护企业和法人合法权益。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务之便采取以旧换新、以低档换高档、以贱换贵等方式变相侵蚀、侵占企业利益，不准利用部门职能，向企业摊派广告、评比、培训等各项费用，加重企业负担。政法部门因案件对规模以上企业采取查封账户、强制划款等相关强制措施，应事先取得市委、市政府领导支持，并在治理办备案。对因执法不规范，造成企业无法正常生产经营的，按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
第八条完善中介机构和行业协会监管机制。进一步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切实解决政企不分、变行政职能为有偿服务、垄断服务、执业行为不规范等问题。行政机关与中介机构必须落实人员、财务彻底脱钩，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一律不得指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不得让中介机构在本单位设立办公场所。规范土地评估、房产评估、环境评估、资产评估、工程造价审计等中介机构的收费标准。各类行业协会吸收会员必须遵循完全自愿的原则，不得以各种方式要求管理服务对象入会。对依托行政职能强制进行服务和收费的中介机构、协会、学会等，坚决予以查处，并严肃追究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工商、民政等部门要加强监管，对故意设置障碍损害投资商和企业利益的社会中介机构和行业协会，一律依法依规从严处理。
第九条建立企业运输绿色通道，坚决杜绝公路“三乱”。对为市企业服务的外来车辆，除严重违章外，相关部门只纠章，不罚款、不扣证、不扣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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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环境与经济的博弈由来已久,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处理二者的关系显得更为关键。如何避免环境成为发展经济、抵御经济危机的牺牲品,是当下我们环境法制研究工作的重要任务。本文通过分析经济危机对环境保护以及环境法制建设的影响,反思经济危机下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一些不足之处,进而引出环境收入税收制度,对该制度的优越性、可行性及具体法律制度框架进行探讨。以期通过这种新的措施来扞卫我们的环境保护事业,避免经济危机引发新的环境危机。
一、经济危机对环境保护的影响
万事万物都是辨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对于经济危机对环境保护的影响,同样需要我们辩证地看待、理性地认识。目前来看,经济危机对我国环境保护是有利的,受经济危机影响,很多企业由于市场需求量减少,价格降低,纷纷停产、歇业或关闭,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污染排放。同时,国家扩大内需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有相当一部分投资投向生态环境建设和环保能力建设,这将使很多地方的环境基础设施和环保能力上一个台阶,这对控制环境污染和恢复生态功能是有利的。但从中期来看这个影响可能是负面的。[1]如果宏观经济形势没有好转,企业在经营状况不佳、利润水平不高的情况下,面对安全、环保、工人工资等问题,通常会把环保作为牺牲的第一块内容。所以,这种形势继续下去,那些已经建了环境治理设施的企业可能会由于经济状况不好而停止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反倒对污染物的减排会形成负面影响。不止是企业,即便地方政府也可能出于经济目的,在博弈衡量的过程中,放松了对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力度,为企业的某些污染行为开绿灯。所以真正在经济与环境之间平衡的时候,环境还是很脆弱的,这样被迫让位于经济增长或者整个宏观经济形势,从而带来新的环境危机。
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环境保护法律政策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以正在酝酿制定的落后工艺产品税为例,落后工艺产品税[2]是针对落后工艺生产的产品征税,其表现形式可以是消费税、出口退税等,目前已被财税部门接受但还未采纳。我国资源型、重污染产业中充斥着大量的落后工艺,经济危机中,钢铁、焦炭等资源型、重污染行业受到较大的影响。国内钢铁行业已经处于下行状态,出现了大面积的减产潮。在这种压力下,越来越多的中小钢企纷纷选择停产歇业。从落后工艺产品税的推行角度,在价格低位时对资源型、重污染工艺征收产品税是比较理想的阶段,对整体经济产生的影响可以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这种条件下,非常有利于落后工艺产品税的相关法规的制定和出台。但同时,一些经济、财政部门和地方政府为保持经济稳定也可能反对和推迟落后工艺产品税出台。因此,如何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有计划地调整环境法制建设、降低不利因素对环保的影响将是各类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亟需考虑的问题。
二、经济危机下我国的环境法制建设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提倡节约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更要坚持不懈的将之落实贯彻下去。面对全球经济危机,世界各国提出的救市措施都不约而同地含有“绿色成分”,将绿色经济作为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
要实现绿色经济,搞好环境法制建设是一切市场经济国家的共同选择,在经济危机席卷全球的局势下,尤为如此。我国多年实践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环境投资有限的情况下,加强环境法制建设是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一项有效手段。但是现有的立法体系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经济、社会方面的法律本身没有体现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理念。[3]而有效的措施又没有得到及时应有的落实。如环境收入税收法律制度在国内外学术界、在各相关部门都已经反复探讨过,它是弥补环境保护资金不足、缓解经济危机压力、培养全民环保意识、建设和谐社会的最重要、最有效的举措。但是在我国法制建设实践中却迟迟没有推行。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环境法制建设过程中没能很好的协调各个部门、行业间的权能和利益调整。在全世界都在反思经济危机产生、蔓延和爆发的教训的时候,及时和认真地吸取教训,提高对于相关政策制度在新形势下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总理指出,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实现“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征收环境收入税,既是一种经济行为,又是一种法律行为,恰恰符合这样的要求。作为一种基于筹集资金为目的的环境税,环境收入税可以形成稳定的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资金来源,是解决经济危机下环保投资不足问题的主要出路。作为环境法制建设的学者,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研究如何赋予此类经济政策应有的法律地位,以使之更好的发挥应有的作用。发展经济是全国的中心任务,环境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法律制度是实现二者的有效保障。在应对经济危机的战斗中,要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稳步、健康发展,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关经济方面的法律,加强持续发展立法,建立科学、完善、协调、高效的环境法律体系,为我国应对经济危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
三、应对经济危机的环境收入税收制度
(一)制度的优选
在经济危机的环境下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出台有效的制度手段。我国目前的环境管理工作同时面临着不断加大的环境和资源压力、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改善环境质量的要求以及经济危机三大挑战,在目前市场机制不完善的限制条件下,如何促进资源的合理使用、保护环境,最大程度的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是环境法制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实中的环境问题既可能来自市场失灵,也可能来自政府失灵”,因此,政府必须基于现实的政策,考虑自身的行政能力,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采取切实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应对经济危机。而环境收入税收制度既能增加我国公共财政收入,提高财政综合实力,又可以通过专项使用,减少污染排放,促进环境保护,是应对经济危机的一项有力对策。
(二)认识环境收入税收制度
环境收入税是环境税的一种。按照欧洲环境局对环境税的分类,可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一是收回成本型环境税,如荷兰的污染收费、瑞典的电池收费等;二是提供刺激型环境税,如瑞典对nox的征税;三是增加收入型环境税,本文要介绍的环境收入税就属于此类。环境收入税是以筹集环境保护资金为目的,对在我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以其应税收入额为征税对象而设立的一种环境保护专项税。它是向环境保护的受益者按照其应税收入所征收的一种税,是“受益者付费原则”的具体运用。
其实这样的环境收入税收制度在国外早已有之。1986年美国就已开征了环境收入税,并将其列入“超级基金税”(Superfundtaxes)的范畴。美国的环境收入税是根据1986年国会通过的《超级基金修正案》设立的,它与企业经营收益密切相关。美国的立法规定:凡收益超过200万美元以上的法人均应按超过部分纳税。环境收入税实行比例税率,税率较低,为0.12%.此外,学者们普遍认为,意大利的垃圾处理税,也属于该税种的范围。
(三)环境收入税收制度的优越性及可行性
之所以说环境收入税是应对经济危机的有力武器,是因为它本身固有的属性非常适合经济危机背景下环境保护工作的要求。经济危机之时,环保工作担心的无非就是成本和资金问题。而与政府管理成本和企业纳所得税成本相比,征收环境收入税显然成本更低,在一定条件下,如果纳税人的数目众多,那么就会影响税收收入。这些收入可用来减少公共赤字,增加公共开支,或者在总体税负一样的情况下,降低其他税种的税负。这种税收收入可以用于专项使用,其中一些可以用于环境保护,余下的可以建立环保基金或机制,避免在与经济发展博弈的过程中,环保建设被充当牺牲品。
而且作为需要赋予法律效力的一项制度,环境收入税收制度也具备了法律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开征环境收入税是“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的具体适用。污染防治和自然的保护需要支付费用,而这些费用除了由造成负外部性的给环境造成污染或破坏的责任者承担外,还应由享受良好环境的正外部性的受益者来分担。这正是正外部性理论的具体适用。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一公共物品的维护需要支付大量的费用,控制污染和保护环境的受益者是普遍的,对环境保护的受益者征税以给控制污染和保护环境的成本以补偿是符合公共物品理论基本原理的。
从合法性的角度分析,开征环境收入税,既合宪,又有一定的立法基础,更重要的是它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作为环境收入税收制度的原则的“受益者付费”与“污染者付费”相比,它能更进一步增强每个企业和公民的环保责任感,使他们认识到:除了污染者、生态环境的破坏者对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外,自己作为环境保护的受益者,也应承担一定的经济方面的义务。在我国,开征环境收入税也有了一定的制定法基础,且有了良好的实施效果。早在1985年我国就已颁布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城市维护建设税是专为城市维护建设而征收的地方特定税。其税款专门用于城市的公用事业和公共设施维护建设,为城市的环保建设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显然,从城市维护建设税税款的实际用途来看,该税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筹集环境保护资金的功能。而这一特征正好与环境收入税的征税特征相符合。因此,在我国开征以筹集环境保护资金为目的的环境收入税已有了一定的立法与实践基础[4].
(四)具体法律制度框架
1.设立方式
环境收入税的设立方式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扩大为城市维护建设税和环境收入税,其税率在原有城市维护建设税的基础上得出;二是单独设立一项环境收入税,采取与城市维护建设税类似的税基。基于目前应对经济危机的紧迫性,出于立法效率考虑,可以先选择第一种设立模式,直接将现有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扩大,待日后时机成熟了,再将之独立出来,成为真正完整的环境收入税。
2.征税、纳税主体
环境收入税的征税主体又体现了它较之其他税种的优越性,因为它是以收入为依据的,因此不会涉及到专业的环保技术问题,税务机关完全就有能力负责征收。从“受益者付费”的原则出发,环境收入税的纳税主体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取得销售(营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当然,法律或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3.税款的使用
环境收入税作为与城市维护建设税密切联系的税种。其收入使用的受益者具有一定的范围限制,因此,可以作为地方税,由地方安排使用。但是从增强中央与环保的宏观调控能力出发,也可以将其作为中央税,为中央保障集中财力治理跨地区、跨流域的污染,从整体上控制全国环境的质量。环境收入税作为环境税的一种,应列入环境保护专项基金,实行专款专用。但是为了避免税收的过度刚性和低效率,以及满足经济危机形势下的特别需要,可以根据整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体环境状况,综合地应用于各个环境项目。
4.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同样基于效率的考虑,环境收入税的设立,可以暂且先在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基础上,针对环境收入税的设计方案,尽快修改和完善税收管理体制、税率、纳税申报等内容。但待今后经济稳定,一切迈入正轨时,国家税务总局汇同国家环保部应尽快出台《环境收入税收征收管理条例》,赋予它应有的法律威严。同时,制定环境收入税收制度的征收程序、各项管理规定以及惩罚措施等。
经济危机,有挑战也有机遇,特别是对我国发展绿色经济来说,它能带来洗牌效应。环境收入税的开征既有经济上的有利性,又有法律上的可行性,是环境法制建设道路在经济危机这样的恶劣背景下用以披荆斩棘的一把利刃。特别是随着拟将开征的排污税、污染产品税,开征环境收入税的意义更会进一步凸现。同时它对于缓解环境税与税收矛盾、培养全民环保意识、建设和谐社会同样有着非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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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兰建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环境立法[J]上海环境科学,1994(8)
环境经济制度篇5
白旭霞（1990.12-），汉族；籍贯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学历：研究生；工作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研究方向：会计学硕士。
张卫林（1989.12-），汉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方村；学历：研究生；工作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方向：战略管理。
摘要：本文以2010—2012年的环渤海地区上市企业为样本，基于地区差距，实证分析了企业生命周期和制度环境对企业经济后果的影响。回归结果发现，企业生命周期和经济法律环境水平与企业经济后果显著正相关。研究结果表明，生命周期越长的企业以及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的每股权益，改善企业的经济后果。
关键词：企业生命周期；制度环境；企业经济后果
中国的企业处在相当激烈的竞争环境里，企业间存在着不同体制的差别和间距，国外与国内间的差距、国内区域之间的差距等。随着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给企业的经济活动带来更大的压力和动力，从而促使中国企业外部制度环境的不断变化。伴随着体制变革，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慢慢的把被政府控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所取代，这一取代将会引发出新一轮制度的建设和创新的需求。如何通过外部制度和内部制度的安排让企业产生良好的经济影响，让企业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以及企业生命周期是如何影响企业经济后果就成为了制度变迁背景下中国企业面临的核心问题。一个企业能否获得长期的发展，维持一个较长的生命周期是现如今经济大潮中企业以及政府都应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分别从企业生命周期和外部制度环境角度考虑对企业经济后果的影响，从而探讨企业经济后果的源泉所在。
一、研究设计
1、经济后果变量
本设计采用每股收益（epS），即税后利润与股本总数的比率来表示企业的经济后果，每股收益指标反映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股东收益，完全可以体现企业的经济后果。
2、企业生命周期变量
本研究结合打分法与产业经济方法的优点，考虑了产业之间差异的因素，选用销售收入增长率、流动比率、总资产周转率及企业年龄等四个指标来度量企业生命周期；首先对样本企业按照证监会所规定的行业进行分类，其中每一行业样本都按照每一项得分大小分成三部分，得分最高的约1/3部分计3分，得分最低的约1/3部分计1分，中间一部分计2分。最后，把各企业的总分结果汇总，即得到所有样本企业生命周期的结果。
二、实在回归结果与分析
1、变量的之间的pearson相关矩阵
如表3所示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显示，LifeCycle，Gov，envir，Lnsize都与因变量epS呈显著正相关关系，Lev变量则与因变量epS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表3各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矩阵
epSLifeCycleGovenvirLnsizemb
LifeCycle0.272**
Gov0.077*-0.003
envir0.136**-0.0100.835**
Lnsize0.122**-0.0740.0400.065
mb0.0700.098*0.048-0.0010.019
Lev-0.182**-0.098*-0.048-0.117**0.579**0.062
2、oLS回归结果分析
从表4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本模型的拟合效果（F值）占优，adjustedR2的值为21.2%。模型结果显示，LifeCycle（β1=0.089，p
表4回归结果分析
自变量β值t值Sig（p值）
intercept-2.041-3.0880.002
LifeCycle0.0898.4000.000
Gov-0.069-0.7850.433
envir0.0451.7790.076
Lnsize0.0988.5670.000
mb0.0061.5530.121
Lev-0.586-6.9360.000
F值29.598
adjustedR20.212
三、结论
随着制度改革的变迁，在我国区域制度环境的相关差异的背景下，实事求是的分析了在不同制度环境、企业的生命周期、企业经济后果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主要通过构建企业的生命周期指标，根据企业发展的动态方向考察企业经济后果随着企业生命周期的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的生命周期经济法律环境水平均与企业经济后果显著正相关，而政府支持市场化程度与企业经济后果并没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总的来说，生命周期长的企业以及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企业获得对自身和社会有益的经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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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经济制度篇6
摘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保护环境势在必行。传统法学研究方法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局限性也日益明显，难以满足我国环境保护实际需要。在法经济分析的视角下，对我国环境侵害诉讼制度进行经济分析，均衡诉讼成本和收益，提高诉讼效益，鼓励公众积极参与诉讼，发挥诉讼预防作用，加大环境保护力度。论文关键词：法经济分析;环境侵害;预防机制一、诉讼成本与收益释义在经济学的分析中，成本可分为很多类型，如总成本与平均成本、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机会成本、边际成本等。对于法经济学来说，研究的是总成本、显性成本、隐性成本、机会成本和边际成本。因而，从经济学角度讲，诉讼活动也是有成本的，且基本上与经济学上的成本相对应。机会成本是指法院诉讼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因选择诉讼而放弃其他可供选择机会的经济成本；显性成本包括当事人支付的诉讼费、反诉费、上诉费、案件费及法院审理案件的成本；隐性成本是指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消耗的人力物力以及法官、当事人以及诉讼参与人在进行诉讼过程中所消耗的时间、精力和承受的精神压力。这里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诉讼成本——错误成本，具体是指由于法院的错误判决所带来的损失，错误成本取决于犯错的程度与该错误对激励机制的扭曲程序，而犯错程度一般是指完美信息的判决与实际判决的差别。与成本相对应的是收益。收益分为总收益和边际收益。总收益是与总成本相对应的概念，总收益也就是获得，它是指人们进行某一行为所能得到的全部价值，或者说是投入一定的资源所带来的总产出。民事诉讼的预期可以理解为当事人认为在诉讼过程中会得到什么及失去什么，也就是国家通过司法资源的投入所带来的稳定的社会法律秩序和当事人通过诉讼所维护的自己的各种利益。诉讼预期受到诉讼成本与预期收益因素所决定，与之相关的就是效益，亦可谓净收益，用公式表示就是效益=收益-成本。在理论上讲，只有当效益大于零时，即在收益大于成本的情况下，这种资源的投入才是合理和经济的；而当效益等于或者小于零时，也就是没有效益，此时就不应该对其投入资源。在诉讼情况下，如果诉讼的预期收益大于诉讼成本，那么当事人显然会选择诉讼；相反，则会选择其他非诉讼的替代方法。二、环境侵害诉讼的具体经济分析(一)环境侵害救济方式的选择在环境侵权纠纷的处理上，目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程序；另一种便是根据当事人的意愿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审理。这两种方式在程序设计上是并列的，这就意味着，一旦发生环境侵害，当事儿可以任意选择程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至于当事人选择何种方式，主要在于哪种方式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那么回到环境侵害上来说，如果当事人选择诉讼的机会成本大于选择选择行政处理的机会成本，那么当事人便会主动行政处理方式。但是在现实中，由于行政处理方式不具有前置性和非终局性特点，而且在实践中，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决定的实际执行力并不非常有效，故环境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的机会成本过大，于是出现扎堆进行诉讼的情况。(二)环境侵害诉讼的当事人的选择根据传统民法理论和诉讼实践，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都要求诉讼主体是直接的利害关系人，任何人不得对于自己无关的财产主张权利，以此来限制公民的诉权。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明确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然而，基于环境侵害的特殊性，如果仅仅让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来提起诉讼，成本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对于公民个人来说。此时，当事人可能也仅仅从自身利益角度来进行成本收益的权衡，最后会因成本大于预期收益而放弃诉讼。然而，环境诉讼产生的预期收益并不仅限于维护受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收益便是对整个人类生态环境的保护，而这个却是非经济性的公共性产品，因此会被很多经济个体所忽视。所以，目前备受推崇的环境公益诉讼，与其说是扩大了公民诉权的范围，还不如说是公民私人成本的公共化。在放宽起诉资格后，直接利害关系人和非直接利害关系人都可以提起诉讼，以寻求法律保护，那么因诉讼而产生的各种成本因为主体的扩大而出现分担，而且能实现信息共享，多样主体形成的优势地位等等，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还能降低诉讼成本。(三)环境侵害的责任认定按照传统侵权法理论，如果要追求其侵权责任，那么其基本要素之一便是其要有“过错”。显然，这是无法在环境侵害领域内得到完美适用的。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以及整个生态环境，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对于认定环境侵害方面，有了很多改良和创新，在环境侵害的责任认定上，大陆法系更倾向于忍受原则。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往往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来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方的权益。这种做法的成效是明显的。但如果从环境侵害的加害方来说，无疑是增加了其诉讼成本，而且现代研究发现，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在其通过合法途径创造社会财富、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必然要产生对环境的破坏或污染这个副产品，这是无法避免的。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如果适用前述的责任认定方式，对于处于如此加害方的企业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那么，处于裁判地位的法院来说，又该如何权衡两者的利益呢？我们继续以成本收益来分析：成本理论的鼻祖科斯认为，在决定甲侵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的问题上，关键在于避免较为严重的损害。也就是说，两权相害，取其轻。具体说就是，甲或者乙并不具有损害或者避免损害的自然权利，在决定配置权利之前关键在于考虑哪种权利的配置更能增进社会财富。因此，如果从社会财富最大角度，妨害治理的关键在于治理模式的交易成本的大小。进一步说，在成本既定的情况下或者无法避免的前提下，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预期收益的大小，即社会财富如何认定。如果抛开环境侵害中非常特殊的人类生态环境这样的非经济财富的话，那么很容易出现一个弊端，那就是政府乃至法院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而保护那些环境侵害的加害方，因为，这些加害方在一定区域内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远远超出了自身所需，仅仅其所带来的财政收入，足可使“地方父母官”对加害方马首是瞻。因此，法官的自由裁量对于社会财富的衡量与配置来说，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四)环境侵害的责任承担方式根据《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我国目前有十种民事责任形式，但以环境侵害的民事救济方式来说，应该主要有排除侵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这些方法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可谓方法多样，运用灵活。那么究竟该使用何种方式能够实现保护最大化，这应该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按照法经济学的观点，根据财富最大化的原则，当交易成本过高的时候，即主体谈判的成本过高，比较适合于赔偿方式，当交易成本较低的时候，适用于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等方式。在英美法系，还会比较多用禁令。所谓禁令，就是法庭发出的做某事或者不做某事的指令。英国法院一般是认同侵权方面的救济，金钱赔偿损失不是最好的，因除计算困难外，也常出现被告赔不出钱的情况，或是被告不在乎赔钱也要继续侵权。所以，法院毫不犹豫发出禁令去禁止被告继续或重复去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一经做出，原告受了保护外，也会可能得到被告一大笔钱或其他好处，以交换去允许侵权或者放弃权力。“禁令”在英美法国家作为环境侵权救济措施得到广泛地应用，但我们国家并没有这种承担方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不强，擅自颁布禁令关闭一个企业，有时甚至就是给自己“断奶”。三、环境侵害诉讼的改进和完善在经济分析的视角下，侵害诉讼制度的改进和完善，就是通过制度不断实现更高的诉讼效益。而提高效益的做法无非就是两个，一个是减少成本，另一个便是提高收益。通过前面的分析，笔者认为，提高收益的做法并不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人类环境利益是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合体，本质上是不可估量的。因此，在诉讼成本上便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这里所谓的减少成本，其实就是减少受害方的诉讼成本，而对于加害方来说，则是增加其诉讼成本，两者并不矛盾。如果从环境治理的角度来说，就是通过环境侵害诉讼成本的变化，发挥环境侵害诉讼的预防作用。该作用的发挥，有懒于诉讼预防机制的建立。所谓诉讼预防机制，就是任何当事人如果认为存在潜在的环境损害，并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企业停止侵害。该机制的建立目的就是增加加害方的诉讼成本，使其努力通过其它途径，如改进技术消除污染等避免诉讼程序的启动。具体做法在先前对环境侵害诉讼的具体经济分析已经有所涉及，现归纳如下：第一，扩大受害方的起诉资格；第二，适用社会财富最大化原则认定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综合权衡受害方和加害方的各自合理利益；第三，根据第二点来具体决定承担方式；第四，建立相关惩罚与保障机制，如设立诉讼保险等，确保诉讼预防机制的有效运行。济法概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江伟，汤维建，康守玉.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秦绪才.诉讼资源论[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2，(3).科斯.企业、市场与政府[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沈燕萍.论诉讼成本的价值[J].社科纵横，2007，22(4).李俊林.环境公益诉讼的经济分析[J].晋中学院学报，2006，23(3).李可书.关于诉讼成本收益的分析——一种法律经济学的新视角[J].辽宁警专学报，2005，(4).赵海涛.完善环境侵权民事诉讼问题的思考[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3).蔡先凤，凌炜.环境民事诉讼制度研究[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6)
环境经济制度篇7
经济复苏环境下汇率改革的背景
金融危机迫使人民币回复对美元波动相对狭窄的状态
2005年7月，在平稳的世界经济和国民经济条件下，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替代了原来单一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这一改革提升了人民币汇率对世界主要货币相对价值变动的反映程度，扩大了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幅度和弹性，强化了市场在汇率决定中的作用。由于外汇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普遍较高和贸易因素的综合作用，改革初期，人民币在外汇市场上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在改革当日升值2%的基础上，人民币汇率持续呈现小幅升值的走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至2005年10月31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2.55%个基点，至2008年6月3日，累计升值达到17.13%，人民币汇率受市场机制作用日趋明显。
2008年6月，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考虑到人民币升值会使得本身以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中国出口企业雪上加霜，且会是中国在本身复杂的危机环境中面对游资冲击的困扰，中国政府减小人民币汇率弹性以降低汇率风险，人民币汇率停止上升。金融危机中，中国重新采取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方式，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维持在6.82至6.85的窄幅区间波动防止危机蔓延，稳定市场信心。
在危机当中，中国货币当局的做法作为应对危机的暂行措施是理智的，起到了稳定出口，防止危机蔓延的作用。但是也确实使得我国的汇率制度偏离了市场化和“正常化”，进而成为美国此次对中提出“汇率操纵国”的指控的端由，人民币汇率改革是否应该改革或进一步完善，如果改革应该如何改革再次成为国际焦点。
美施压人民币升值观点牵强
今年2月，奥巴马提出解决汇率问题以消除美国面临的“庞大的竞争不利因素”；3月，130名国会议员又联名要求当局认定中国为“贸易操纵国”，美国对人民币升值频频施压。但是，美提出的种种论据存在内在的漏洞，使得人民币须大幅升值这一结论难于立足。
首先，国际收支平衡应该指一国与世界其他贸易伙伴的整体平衡，而不能仅以中美双边的平衡来考量，美国过多关注中美贸易差额有失情理。表1为2009年10月至2010年3月的进出口额统计表，中国的贸易顺差呈现逐渐缩减的趋势，在3月，中国对外贸易还出现72.4亿美元的逆差。中国贸易收支逐渐趋向平衡，美国不应过分纠结于中美贸易的差额。
其次，人民币升值既解决不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解决不了美国的就业问题。2005年7月份至2008年7月份，人民币对美元比价上升约21%，中美贸易逆差（月）却从102.6亿美元增加到了163.9亿美元。由此可见，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减少美对华贸易逆差，而只能产生两种可能的后果：一是人民币升值创造的市场空缺很快被东南亚或其他低成本、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国所重新填补，美国国内就业状况变化不大；二是，美国消费者失去享受价格低廉商品的机会，承担物价的升水，其效用相当于削减收入的实际购买力。由此可见，美国的逆差是产业结构、国际分工格局、市场供求关系综合作用的结果，施压人民币升值并不是解决美国长庆气赤字和高失业率的金钥匙，相反，美国应促进在第三产业，高科技产业方面的竞争力，在于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际的出口高附加值产品的竞争中，争取有利地位，争取国际收支多边整体平衡。
最后，美国政府中期选举在即，两党需要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做出姿态以平复长期的财政赤字和高失业率带给美国民众的不满情绪，此时美国提出一系列的论调人民币要求人民币升值，政治含义多于经济含义。
因此我认为，人民币汇率制度应如何进一步完善，要从我国的根本利益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出发，认真分析、综合考虑我国国情、发展需求、多边利益来作出决定，而非单纯的为外界的，尤其是来自急于走出危机阴影的美国的学术理论、政治舆论所左右。
完善汇率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虽然美国对我国施加的人民币升值压力缺乏依据，但是却值得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思考。我国到底应不应该进行汇率制度改革呢？我认为，应该进行改革以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而且汇改的时机已经到来。
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我国应该实行汇率制度改革，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决定的。我国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汇率体制就必须与市场经济的体制相适应，汇率是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交换的相对比价，是某种意义上“货币的价格”，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汇率的浮动应当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市场条件下的汇率应当具有一定的弹性。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为稳固受到危机重创的出口企业，屏蔽来自国际各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采取了“软钉住”美元的汇率暂行对策，造成了人民币对美元波动幅度狭窄的局面。
一旦一定时机到来，中国自然应当恢复2005年7月制定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而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弹性，让市场重新充分发挥作用。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稳定的汇率环境，因此人民币汇率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人民币采取钉住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能够弱化部分国际主要货币间的相对变动，降低汇率波动性；强化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改善贸易条件；加速经济结构转型，扩大内需；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因此汇率制度改革符合我国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是熨平贸易摩擦，保证我国出口贸易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
2005年7月汇率改革以来，我国国际收支逐步走向平衡（如上文表1所示）。金融危机期间，受到全球性的贸易规模缩减拖累，我国出口企业遭遇重创，中国净出口的GDp占比从2007年的9%，下降到2009年的4%。顺差在过去的一年逐渐减小，今年一月至二月，中国贸易顺差再度下降50%，在三月还出现了72.4亿美元对外贸易逆差。但是相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财政赤字，就业吃紧的一些国家，中国仍旧受金融危机波及不深，保持着顺差的基本趋势，民众信心也基本稳定。这就使得汇率，这一中国在危机中用来保护出口企业，屏蔽国际各方面不确定因素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有力工具之一，自然会引起这些国家的争议，进而产生贸易摩擦。贸易摩擦作为一种无实际经济意义的消耗，显然不利于我国出口贸易的稳步发展。因此，随着危机过去，国际国内市场趋于稳定，人民币汇率制度就应当恢复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进一步完善机制，恢复有管理的浮动，增强汇率弹性。
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金融危机逐渐过去，复苏的迹象已经初步显现，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时机已经到来。
首先，复苏赋予了我国人民币改革基本的条件。2009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出口贸易缓慢复苏（见表2），出口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有一定的改善，对汇率制度完善可能带来的人民币升值有一定的抵御空间。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在年底前由负转正。经济复苏的信号
明显，人民币汇率改革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人民币汇率制度应当恢复到经济危机前的状态，否则国内输入型通胀压力增大等问题将会出现。
其次，人民币及时改革关乎我国贸易可持续发展。3月，130名国会议员又联名要求当局认定中国为“贸易操纵国”，其他国家也不排除怀有不满情绪的可能性，人民币如果不及时改革，会引发贸易摩擦，成为矛盾的焦点。
正如2005年12月中在人民币汇率政策改革上做出过表态：“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始终坚持独立自主、高度负责的态度，坚持从我国的根本利益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出发，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我认我，经济复苏为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提供了机遇，我国应该抓住这一时机。这并不是屈从于外界压力，而是综合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目标和内在需求，分析当前经济环境得出的结论。
谨慎选择汇率制度改革方式
虽然经济复苏给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带来了时机，但是同时应该注意的是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式应当谨慎选择。鉴于对市场供求和市场预期的综合分析，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恢复弹性后倾向于升值。缓慢升值有可能面临热钱涌入，迅速升值又会破坏宏观经济运行稳定，改革方式的选择对改革的结果是否能达成目标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循序渐进而不是一次性到位，浮动空间应得到控制
综合分析中国现在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我认为中国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环境，人民币汇率需要渐进性调整，因此应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中加强对浮动空间和升值幅度的控制，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中国需要汇率相对稳定浮动的阶段为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争取时间。
自2009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调结构，促发展”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经济转型升级重点在于结构调整，这其中包括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外贸出口结构等等，只有这些结构得到调整和优化，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才有强有力的支撑，整个国民经济才能实现平稳较快增长，但是我们同时也应当注意到，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是需要时间的，并且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稳定的汇率环境就是其中之一。
宏观上，汇率平缓变动才能保证经济平稳发展，国际收支平稳趋衡，从而使得内外需结构得到调整；微观上，平缓变动的汇率才能保证出口企业一定时期的利润平稳，配合适当升值带来的进口技术、设备成本降低的效用，在这一时期，为企业改善生产效率和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进而调整产品结构，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升综合实力带来机会，而处于不稳定的汇率条件下，出口企业为“生计”担忧，所谓的转型和结构调整就成了无稽之谈。此外，在汇率变动剧烈的条件下，中小企业为规避汇率风险会倾向选择加工贸易模式，而加工贸易中高端电子器件进口增加会对我国长期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不利因素。
其次，人民币汇率走势平稳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复苏重要支撑
各行业协会进行了人民币升值压力测试：人民币升值1%，机械工业行业利润下降5%到25%；机电行业测试表示，人民币升值3%，整个行业坚守300亿元人民币，有些弱势产业也可能被迫退出部分国际市场；服装出口行业本身利润空间小，仅在3%到5%，如果人民币升值3%，企业难以支撑。
如果人民币一次大幅升值，不仅出口企业必然遭遇重创，而且升值幅度不准确而导致的汇率回调也会给经济带来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积极应对改革带来的其他不利因素
鉴于以上分析，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采用小幅渐进改革的方向已经确定，但是增加弹性带来的升值可能性还是会产生一些不利因素，以下将对这些不利因素的应对方案进行阐述：
升值幅度难掌握――多关注机制，少关心数字
2005年7月21日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当天，根据对汇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测算，人民币对美元即日升值2%。如果现在进行汇率制度改革，放开钉住美元，人民币汇率走势如何成为关注的焦点。不少专业人士认为人民币升值“不能”超过1%，否则会对出口造成毁灭性的影响；有些则是利用各种各种理论模型，认定人民币应该升值到某一数值。但是我认为，汇率形成制度改革本身改革的是制度，在钉住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的条件下，人民币汇率究竟是否升值，会升值多少是由市场供求机制决定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否完善应该受到比增值幅度更大的重视。我们要做的的应该是根据自身的实际国情和风险承受能力，在制定改革方案时对汇率浮动的幅度和升值的速度加以控制，赋予人民币汇率适当的弹性，然后由市场供求机制发挥定价的作用。
热钱的冲击――积极应对，减小升值预期
人民币缓慢升值的预期，必然会导致热钱的涌入。3月22日，外管局针对“热钱”布控，准备在今年上半年，在13个外汇业务量较大的地区，检查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个人、外商直接投资外债项下的国际收支交易以及跨境资金流入，打击违规资金流入专项检查工作。我认为，这些措施对控制热钱涌入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热钱流入途径的不断丰富，隐藏在贸易和非贸易交易中的热钱日益隐蔽，现金直接往来的兴起，对热钱直接加以控制比较困难。
我认为，减小热钱冲击的关键在于减小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首先人民币汇率制度完善，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就可以达到减小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人民币汇率“被制定”、“纵”反而牵动人民币升值的敏感神经。这一点在2005年7月的人民币形成机制改革已经得到证明：05汇改后，随着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并正常浮动，人民币升值预期初步呈现弱化迹象：境内人民币远期市场1年期远期交易价格基本上稳定在7.85元左右。境外无本金交割人民币1年期远期外汇合约（nDF）贴水由7月22日最高时的4000点（即1美元兑人民币7.7100元）左右收窄为10月31日的2920点（1美元兑人民币7.7920元）。
环境经济制度篇8
【关键词】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环境影响评价
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最有效利用为核心”，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经济模式。发展循环经济与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循环经济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它是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的必要途径；环境影响评价是我国贯彻“预防为主”的环境保护基本政策、加强环境管理的一项重要管理制度。两者都追求对不良环境影响的预防和源头控制，都着力于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双赢，着力于促进人类经济社会系统内部的协调及其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但是在非循环经济理念下的传统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要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才能保障循环经济的实施。
所谓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与传统经济相比，循环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其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科学的发展观，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自身的独立特征，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的系统观。循环是指在一定系统内的运动过程，循环经济的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循环经济观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再置身于这一大系统之外，而是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将“退田还湖”、“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生态系统建设作为维持大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来抓。
二是新的经济观。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各要素中，资本在循环，劳动力在循环，而唯独自然资源没有形成循环。循环经济观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仅仅沿用19世纪以来机械工程学的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不仅要考虑工程承载能力，还要考虑生态承载能力。在生态系统中，经济活动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会造成生态系统退化；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
三是新的价值观。循环经济观在考虑自然时，不再像传统工业经济那样将其作为“取料场”和“垃圾场”，也不仅仅视其为可利用的资源，而是将其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科学技术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而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使之成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在考虑人自身的发展时，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而且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四是新的生产观。传统工业经济的生产观念是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而循环经济的生产观念是要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循环使用资源，创造良性的社会财富。
五是新的消费观。循环经济观要求走出传统工业经济“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的误区，提倡物质的适度消费、层次消费，在消费的同时就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建立循环生产和消费的观念。
首先，目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大多集中在工程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而且对生态环境保护范畴的认知比较狭义，未立足于全面协调经济与生态关系的出发点，评估范畴没有涵盖经济行为的全过程，也未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废旧资源再生循环作系统的分析评价。
二是管理范畴不全面。传统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管理范畴不完善有以下几点：只关心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利用、产品生产、废弃物产生及处理等几个主要阶段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对于产品的销售、服务、使用和产品生命终结后的废旧产品的回收利用，及其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没有充分考虑；只注重生产建设活动对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及污染治理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和同时投产（“三同时”制度），较少关注选址、生产工艺流程以及产品设计等环节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只注重环境显著影响，不够注重对生态平衡的潜在影响；没有足够重视项目的资源利用方式、利用效率和资源再生循环利用能力的评估。
三是指标体系的限定范畴过于狭义。从循环经济的角度，环境影响评价的评估指标体系也不够全面。现有指标体系主要是针对项目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由大气、水体、土壤以及废渣、噪声污染等一系列指标组成。
四是我国环境影响评价的立法与执法工作存在问题：自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施行以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我国已实施了九年，取得了较大的成效。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紧密结合可持续发展战略，围绕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调整，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的方针，切实贯彻清洁生产、达标排放、以新带老、区域削减等原则，有效地控制了新建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确保了中国环境质量没有恶化，局部地区还有所改善。
在取得成就的同时，我国环境影响评价的立法与执法工作面临的形势却不容乐观，主要存在如下问题：一是，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尚未全面推行；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仍存在；三是，环境影响评价法执法队伍能力水平和责任意识亟待提高；四是，违法成本高、守法成本低的问题尚未解决；五是，公众参与机制尚需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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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经济制度篇9
论文摘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保护环境势在必行。传统法学研究方法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局限性也日益明显，难以满足我国环境保护实际需要。在法经济分析的视角下，对我国环境侵害诉讼制度进行经济分析，均衡诉讼成本和收益，提高诉讼效益，鼓励公众积极参与诉讼，发挥诉讼预防作用，加大环境保护力度。论文关键词：法经济分析;环境侵害;预防机制一、诉讼成本与收益释义在经济学的分析中，成本可分为很多类型，如总成本与平均成本、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机会成本、边际成本等。对于法经济学来说，研究的是总成本、显性成本、隐性成本、机会成本和边际成本。因而，从经济学角度讲，诉讼活动也是有成本的，且基本上与经济学上的成本相对应。机会成本是指法院诉讼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因选择诉讼而放弃其他可供选择机会的经济成本；显性成本包括当事人支付的诉讼费、反诉费、上诉费、案件费及法院审理案件的成本；隐性成本是指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消耗的人力物力以及法官、当事人以及诉讼参与人在进行诉讼过程中所消耗的时间、精力和承受的精神压力。这里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诉讼成本——错误成本，具体是指由于法院的错误判决所带来的损失，错误成本取决于犯错的程度与该错误对激励机制的扭曲程序，而犯错程度一般是指完美信息的判决与实际判决的差别。与成本相对应的是收益。收益分为总收益和边际收益。总收益是与总成本相对应的概念，总收益也就是获得，它是指人们进行某一行为所能得到的全部价值，或者说是投入一定的资源所带来的总产出。民事诉讼的预期可以理解为当事人认为在诉讼过程中会得到什么及失去什么，也就是国家通过司法资源的投入所带来的稳定的社会法律秩序和当事人通过诉讼所维护的自己的各种利益。诉讼预期受到诉讼成本与预期收益因素所决定，与之相关的就是效益，亦可谓净收益，用公式表示就是效益=收益-成本。在理论上讲，只有当效益大于零时，即在收益大于成本的情况下，这种资源的投入才是合理和经济的；而当效益等于或者小于零时，也就是没有效益，此时就不应该对其投入资源。在诉讼情况下，如果诉讼的预期收益大于诉讼成本，那么当事人显然会选择诉讼；相反，则会选择其他非诉讼的替代方法。二、环境侵害诉讼的具体经济分析(一)环境侵害救济方式的选择在环境侵权纠纷的处理上，目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程序；另一种便是根据当事人的意愿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审理。这两种方式在程序设计上是并列的，这就意味着，一旦发生环境侵害，当事儿可以任意选择程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至于当事人选择何种方式，主要在于哪种方式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那么回到环境侵害上来说，如果当事人选择诉讼的机会成本大于选择选择行政处理的机会成本，那么当事人便会主动行政处理方式。但是在现实中，由于行政处理方式不具有前置性和非终局性特点，而且在实践中，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决定的实际执行力并不非常有效，故环境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的机会成本过大，于是出现扎堆进行诉讼的情况。(二)环境侵害诉讼的当事人的选择根据传统民法理论和诉讼实践，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都要求诉讼主体是直接的利害关系人，任何人不得对于自己无关的财产主张权利，以此来限制公民的诉权。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明确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然而，基于环境侵害的特殊性，如果仅仅让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来提起诉讼，成本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对于公民个人来说。此时，当事人可能也仅仅从自身利益角度来进行成本收益的权衡，最后会因成本大于预期收益而放弃诉讼。然而，环境诉讼产生的预期收益并不仅限于维护受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收益便是对整个人类生态环境的保护，而这个却是非经济性的公共性产品，因此会被很多经济个体所忽视。所以，目前备受推崇的环境公益诉讼，与其说是扩大了公民诉权的范围，还不如说是公民私人成本的公共化。在放宽起诉资格后，直接利害关系人和非直接利害关系人都可以提起诉讼，以寻求法律保护，那么因诉讼而产生的各种成本因为主体的扩大而出现分担，而且能实现信息共享，多样主体形成的优势地位等等，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还能降低诉讼成本。(三)环境侵害的责任认定按照传统侵权法理论，如果要追求其侵权责任，那么其基本要素之一便是其要有“过错”。显然，这是无法在环境侵害领域内得到完美适用的。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以及整个生态环境，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对于认定环境侵害方面，有了很多改良和创新，在环境侵害的责任认定上，大陆法系更倾向于忍受原则。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往往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来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方的权益。这种做法的成效是明显的。但如果从环境侵害的加害方来说，无疑是增加了其诉讼成本，而且现代研究发现，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在其通过合法途径创造社会财富、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必然要产生对环境的破坏或污染这个副产品，这是无法避免的。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如果适用前述的责任认定方式，对于处于如此加害方的企业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那么，处于裁判地位的法院来说，又该如何权衡两者的利益呢？我们继续以成本收益来分析：成本理论的鼻祖科斯认为，在决定甲侵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的问题上，关键在于避免较为严重的损害。也就是说，两权相害，取其轻。具体说就是，甲或者乙并不具有损害或者避免损害的自然权利，在决定配置权利之前关键在于考虑哪种权利的配置更能增进社会财富。因此，如果从社会财富最大角度，妨害治理的关键在于治理模式的交易成本的大小。进一步说，在成本既定的情况下或者无法避免的前提下，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预期收益的大小，即社会财富如何认定。如果抛开环境侵害中非常特殊的人类生态环境这样的非经济财富的话，那么很容易出现一个弊端，那就是政府乃至法院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而保护那些环境侵害的加害方，因为，这些加害方在一定区域内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远远超出了自身所需，仅仅其所带来的财政收入，足可使“地方父母官”对加害方马首是瞻。因此，法官的自由裁量对于社会财富的衡量与配置来说，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四)环境侵害的责任承担方式根据《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我国目前有十种民事责任形式，但以环境侵害的民事救济方式来说，应该主要有排除侵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这些方法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可谓方法多样，运用灵活。那么究竟该使用何种方式能够实现保护最大化，这应该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按照法经济学的观点，根据财富最大化的原则，当交易成本过高的时候，即主体谈判的成本过高，比较适合于赔偿方式，当交易成本较低的时候，适用于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等方式。在英美法系，还会比较多用禁令。所谓禁令，就是法庭发出的做某事或者不做某事的指令。英国法院一般是认同侵权方面的救济，金钱赔偿损失不是最好的，因除计算困难外，也常出现被告赔不出钱的情况，或是被告不在乎赔钱也要继续侵权。所以，法院毫不犹豫发出禁令去禁止被告继续或重复去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一经做出，原告受了保护外，也会可能得到被告一大笔钱或其他好处，以交换去允许侵权或者放弃权力。“禁令”在英美法国家作为环境侵权救济措施得到广泛地应用，但我们国家并没有这种承担方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不强，擅自颁布禁令关闭一个企业，有时甚至就是给自己“断奶”。三、环境侵害诉讼的改进和完善在经济分析的视角下，侵害诉讼制度的改进和完善，就是通过制度不断实现更高的诉讼效益。而提高效益的做法无非就是两个，一个是减少成本，另一个便是提高收益。通过前面的分析，笔者认为，提高收益的做法并不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人类环境利益是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合体，本质上是不可估量的。因此，在诉讼成本上便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这里所谓的减少成本，其实就是减少受害方的诉讼成本，而对于加害方来说，则是增加其诉讼成本，两者并不矛盾。如果从环境治理的角度来说，就是通过环境侵害诉讼成本的变化，发挥环境侵害诉讼的预防作用。该作用的发挥，有懒于诉讼预防机制的建立。所谓诉讼预防机制，就是任何当事人如果认为存在潜在的环境损害，并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企业停止侵害。该机制的建立目的就是增加加害方的诉讼成本，使其努力通过其它途径，如改进技术消除污染等避免诉讼程序的启动。具体做法在先前对环境侵害诉讼的具体经济分析已经有所涉及，现归纳如下：第一，扩大受害方的起诉资格；第二，适用社会财富最大化原则认定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综合权衡受害方和加害方的各自合理利益；第三，根据第二点来具体决定承担方式；第四，建立相关惩罚与保障机制，如设立诉讼保险等，确保诉讼预防机制的有效运行。
环境经济制度篇10
内容摘要：商事登记表现为市场与政府的完美结合，在其核心问题即法律效力方面。本文在借鉴国内专家及国外相关立法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系统的调查和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能对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改进和完善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关键词：商事登记法律效力立法现状原因分析改革完善
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再发展为现在的市场经济，我国的商事登记立法也得以逐步构建。但由于法律滞后于现实，且其本身又处于急剧变革的前行社会和摸着石头过河的不成熟的生成环境，这就注定我国的商事登记制度会有遗漏和弊端的出现。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催迫现有的商事登记制度必须由多轨转向统一，由冲突变为和谐。重构我国的商事登记制度，统一商事登记立法，以顺应时代的变化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商事登记的概念及其法律意义
对商事登记的概念，我国法学专家、学者基于对商业的理解角度和出发点不同，其提法并不统一。如顾功耘先生认为，商事登记是指依照法律规定，由筹办人或商人为设立、变更、终止商事主体资格，将应登事项向登记机关申请登记于登记薄，并被准登记公告的法律行为。而周林彬先生观点不同，其认为应依商法典或商业登记法或特别法，由当事人将应登事项，向主管机关申请登记于登记薄以确立商事主体的对内对外关系，并公之于众，取得商人资格的强制商事管理制度。其他学者的意见和看法在此不一一列举，笔者认为，商事登记是指当事人为设立、变更或终止商事主体资格，依法向登记机关提出申请并被核准登记、公告的法律行为。
商事登记可以展示交易主体的经营身份、经营状况、经营能力，确立其信誉；当然还有利于交易当事人明确选择交易对象，决定交易行为，保护当事人和公众利益；另外还可以让国家准确了解商事主体的经营状态，及时调整和宏观掌控国家商事活动，保障市场交易安全有序进行。
商事登记的性质及立法现状
行政许可和行政确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商事登记的性质如何？到底是行政许可还是行政确认？目前并没有公认统一的界定说法。从国外商事登记来看，可以区分为商主体登记和营业登记，但在我国，商人在取得主体资格的同时即已经取得营业资格，在此不好进行区分，如果我们能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将商事登记进行区分为商主体登记和营业登记，其性质问题就迎刃而解。即商主体登记是行政确认行为，营业登记为行政许可行为。
商事登记的立法现状，国外并不一致，如在《日本商法典》中规定，登记事项即使在登记和公告之后，第三人有正当事由不知其登记和公告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韩国商法典》也作了类似规定，因故意或过失进行不符事实的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瑞士债法典》明确规定，商事登记对于其登记声明在瑞士商事公报刊出后的一个周日前，对第三人不具有法律效力。其他诸如《德国商法典》、《法国公司法典》、欧共体《第一号公司法指令》等也有不同规定。可见，鉴于交易效率与安全和商事登记的公示公信原则，多数国家要求商事登记应对外公开，从而兼顾商事主体与第三人利益的平衡。
对于我国来说，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商事登记立法，有关的商事登记制度散见于各种法规当中，如《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办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法规条例。另外，在《乡镇企业法》、《商业银行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法规当中也有关于商事登记的规定。由此可见，我国的商事登记制度所调整的“商业”范围是十分广泛的。但是从总体上看，与国外立法相比，我国的商事登记制度还不是很完善，立法形式比较分散，层级不高。在我国，商事登记的事项包括商号、住所、法人、经营场所、经营范围、经营方式、经营期限、注册资金等。
商事登记的法律效力
商事登记效力是指商事登记事项在进行登记备案后产生的法律拘束力，它直接关系到因为登记行为而产生的一系列法律后果。登记具有复杂性，其后果也必然具有多样性，登记与否，登记真实与否，登记目的如何，其效力并不相同。对商事登记的效力，我国学者各持己见，有人将此区分为生效主义与对抗主义；还有学者根据登记内容区分为创设效力、公信效力及对抗效力；也有将其区分为创设法律关系的效力、免责效力和公示效力等。在此，本文对登记的法律效力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论述：
（一）对商事登记机关
作为一种行政行为，商事登记机关对商事登记的申请人所提交的申请资料和申请资格进行审查，可见其所享有的更多的是一种权利。国外如瑞士，仅进行形式审查，并不对材料真伪进行实质审查，过程简单高效易行；但法国相反，采用的是实质审查，耗费人力物力，对登记事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严格审查，加大了登记成本，但利于交易的安全；对我国来说，审查分为企业登记主管机关的核准登记以及除此之外的有关行政机关的审批程序。不管采用何种审查方式，其目的都是使得商主体成为法律上的“透明人”，但对登记机关而言，无法定理由，未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变更申请人的登记事项。
（二）对商事登记主体
对申请人来说，不同国家在商事登记方面有不同的法律规定，如我国在《民法通则》中规定，法人的权利能力始于成立，终止于消灭。由此规定可见，我国的商事登记具有创设的法律效力，即申请人一旦通过登记，就取得商主体资格，登记是取得主体资格的必要条件，通过登记，获得市场准入，开展经营活动。登记产生公示公信力，但如果登记不真实，其效力如何确定？对此必须进行分析。如出于登记人自身的原因（比如虚假出资等），根据违法情节，追究行政责任、经济责任；触犯刑律，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要是出于登记机关的过错而导致登记不实，则行政机关承担由此造成的法律责任。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对诚信的第三人并不生效。
（三）对第三人
登记申请人的登记事项真实、合法、有效，对知情的第三人和不知情的第三人，均有对抗权，具有法律效力；与此相反，未登记事项无论对任何人，均不得有对抗力。需要注意的是，不知情是一种假设或推定，有证据证明的除外。另外，企业如果缺乏诚信，作虚假登记，则申请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德国商法典》、《日本商法典》对此有规定，“不得以该事项的不实对抗善意第三人”。我国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也明确规定，对于虚假不实的登记，给予登记人以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不实登记对第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第二条规定，因过错造成善意第三人损失的，应对善意第三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除上述三点之外，还有特殊商事登记的效力，如商号登记（商业名称登记）、企业地址的登记等。商号一经依法登记，即取得对特定商号独占的使用权和专用权的效力，具有排他和请求赔偿的效力，在法律上受到比较强有力的保护。
我国商事登记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第一，立法分散、制度滞后，妨碍商事登记制度体系的构建。我国并无统一的商事登记立法，商事登记制度生成于计划向市场转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从分散的条例可见立法体系比较混乱，缺乏宏观考虑和整体协调性，内容既有交叉重叠，又有冲突对抗，更有实践盲点和法律真空地带，不利于商主体积极遵守法律，履行登记义务，也不利于执法主体进行监督管理，操作难度加大，影响工作效率。
第二，商事登记在价值取向上过于重视交易安全，而忽视效率，在申请人效率上表现尤为明显。如登记机关的某些自由裁量权，为登记机关拖延登记留下余地；登记机关审批和核准要求过多过滥，增加审核工作量，重事前把关，但又对事后监督不够，重静态管理而轻动态监管，妨碍商主体尽快投入商业活动，影响商主体效率，增加了商事成本的支出。
第三，商事登记的诸多文件有交叉重叠，又有实践盲点和法律真空地带。如《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规定：企业可以在开业登记前预先单独申请企业名称登记；《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则规定：设立公司应当申请名称预先核准。可见不同法律文件有矛盾冲突的地方。由于立法文件的分散、公布时间有别，商事登记在立法上还存有盲点，商事登记功能在实践中也有弱化的倾向，法人注销登记程序不统一，不利于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
另外，立法对申请人申请登记遭拒或不服登记机关的处理，在如何补救方面并没有规定，没有合理有效的保护机制；商主体资格与经营资格合二为一，市场主体退出机制不规范等。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一是经济体制决定法律规范和价值取向；二是立法体制深受行政体制的制约和影响，忽视商主体权益在所难免；三是部门利益、本位利益的驱使，用行政手段替代私法自治；四是缺乏成熟的商法理论的强力支持。
完善我国商事登记法律制度的思考
（一）顺应法治时代要求，进行商事登记统一立法
缺乏理性和合法的法律，容易诱惑或者迫使民众蔑视法律尊严，故制定一部系统、科学、现代的商事登记法势在必行，是大势所趋。通过统一立法，减少法律资源的无谓浪费，增加法律执行的一致性，营造平等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清除法律盲点，消灭法律冲突，维护商事交易的安全，稳定市场经济秩序。
（二）进一步完善商事登记制度，在价值取向上注重安全且突出效率
完善登记程序，申请、受理、审核、登记公告严格执行，确定登记工作人员责任制，督促其谨慎而积极履行职务；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统一主义”的立法模式，逐步实行法人资格和营业资格“分离主义”的立法模式；在立法的价值取向上，关注主体平等，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减少自由裁量权，提供司法补救机制，注重安全，突出效率。
（三）加强具体制度的完善，对有关争讼及时处理
如完善对登记簿和相关文件的管理，对登记簿的分类、保管等做出规定；完善登记的更正和注销等问题；对申请人对登记不服的，有专门的争讼处理机制，保护商事登记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的稳定。
出于对商法安全稳妥的考虑，以及商事登记的公示公信原则的综合衡量，各国在立法中都对商事登记的效力进行强调，也要求商事登记事项要向社会公开，向公众公开，以便于社会公众尽可能的知悉。而我国的商事登记制度在市场经济的压力下，而必须越过部门利益、经济体制等障碍，进行立法统一和制度创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事登记制度，以满足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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