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的引擎篇1
从2016年到2020年每年增长6.5%，跟改革开放以后，从1979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增长9.7%来比，已经向下调整了30%。照理说这个调整的幅度也不小，应该余地还是比较大，实现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可是大家为什么心里还没底。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从2010年以后，每年逐年下滑。2015年6.9%的增长速度是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而且这也是从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连续六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一般说经济下滑两年，最多三年，经济增长就会回升。但是，我们从2010年到2015年已经连续下滑了六年，今年2016年前三季度的增长速度是6.7%，比6.9%又下滑了0.2个百分点。2016年现在看来增长的速度也就是在6.7%，还是继续下滑。
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经济下滑的底部在哪里，会不会突破“十三五”规划所讲的6.5%？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为什么从2010年以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逐年下滑的，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一个发展中国家肯定有不少自己内部的问题，这些内部的问题包括经济体制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还相当高，国有企业表现一般，有不少人认为这是我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另外，我们是一个转型中国家，市场机制还没有完全到位，固然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有很多措施还没有完全落实。既然市场没有完全发挥作用，资源配置就会有问题，也有人认为这是我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
最近谈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这也是切实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就要付出代价，也有人认为这是我们连续第七年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这些问题都确实存在，也影响到我们的经济绩效，但是必须在全球变革这样的背景下来看中国经济。按照汇率计算，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的计算方式，今天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影响世界，但同样也更重要的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也会深深影响中国。
中国经济下行更多是外部因素
在分析中国经济从2010年以后逐年下滑的时候，我们要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表现怎么样。比如说在世界上跟我们同等发达国家的金砖国家相比，我国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0.6%，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6.9%，但是巴西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7.5%，2015年增长速度是-3.8%;俄罗斯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4.5%，2015年增长速度-3.7%，与我们一样也是在下滑，但他们的下滑幅度更大。另外一个金砖国家印度在2010年的时是10.3%，与我们的10.6%在同一个水平，2015年的时候他的增长速度7.6%，比我们的6.9%的高一点，但同样是也是下降的趋势，从10.3%降到了7.6%，态势跟我们完全一样。值得一提的是，印度2012年的时候经济下滑的幅度比我们深，从2010年的10.3%降到2012年的5.1%，而我们是从10.6%降到7.7%，这有所谓触底反弹的因素存在。此外，印度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调整了国民统计的方法，这个调整让印度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一个百分点。如果把这两个因素考虑进去的话，印度在2015年的增长速度也是在7%以下，跟我们完全一样。
这些金砖国家不存在我国国有企业比重太高的问题，他们有的本来就是市场经济，如印度、巴西，有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进行了彻底的市场经济改革，不存在我国国内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但是他们的经济表现却与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还糟。
因此，这必然有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原因。以新加坡为例，2010年时，其经济增长速度是15.2%，2015年是2%，加速在下滑，并且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深;以中国台湾为例，2010年增长速度是10.8%，2015年只有0.7%。再看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6.5%，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2.6%。这些曾经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其经济表现的趋势与我们完全一样，然而，他们并没有我们现在国内讲的这些体制机制问题。所以，综合分析下来，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在起作用。
因为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在世界经济比重还超过一半的发达国家，他们的经济还没完全复苏。发达国家在过去每年平均的增长是在3%到3.5%之间，但是到2015年的时候危机已经过了七年。欧盟在2015年的时候增长速度只有1.3%，比3%到3.5%低了两个多百分点。日本固然有安倍经济学想复苏日本经济，但是在2015年时，其增长速度只有0.5%。在经济增长速度慢的状况下，失业率就维持在高位，家庭的收入增长就缓慢，消费增长就恢复疲软。发达国家还是世界需求的主要来源，因此整个世界需求疲软。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经济表现似乎比较好，但2015年其经济增长速度也只有2.4%，失业率也达到跟危机之前的水平大约相当的4.9%。
在美国，一个劳动者如果失业，有一个月的时间不去找工作，就算退出劳动力市场，就不在失业统计内。因此要了解美国的就业状况，还要有另外一个指标的参考，就是劳动参与率。目前美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比危机前低3个百分点，这些人是有劳动能力的，但为什么不找工作？因为找不到工作，干脆就不去找了。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同样是处在历史高位的8%到9%之间。在这种状况下，家庭的收入增长，从各种统计指标来看，跟危机之前比较起来的话基本没分别。
这次的危机在美国爆发，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家庭负债过重。在危机发生以后，家庭为了修补平衡表，在收入不增长的情况下还要省钱还债，因此这种情况下消费就非常疲软。
发达国家的消费疲软导致整个世界需求疲软。在危机之前世界贸易的增长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两倍以上，但在危机爆发以后世界的经济增长率放缓，但是现在世界的贸易增长率比世界经济的增长率还低。这必然影响到每个像中国以及其他金砖国家曾经有着高收入、高表现，但是出口比重较高的经济体的出口。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三个组成部分当中的一项。我国从1979年到2014年，出口增长每年达到16.4%，2015年，我们的出口不仅没增长，而且还下滑了2.8%，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下滑了7.7%。这种状况当然影响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投资增长，投资增长大家知道在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每个国家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启动需求、创造就业、稳定经济。但是这些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项目，经过五年、六年、七年……国际经济还没复苏。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新的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投资项目，投资增长也必然下滑。“十一五”期间，2006年到2010年之间，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是25.5%;“十二五”期间，2011年到2015年期间，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是18.8%，下降了7个百分点，而且在“十二五”期间是越往后下降的越多。2015年，我们的投资增长只有10%，考虑到投资品的价格下滑这一因素，真实的投资增长也就12%，与整个“十二五”期间平均18.8%的水平来说，下降了8个百分点。这种状况下，经济增长必然受到影响。
拉动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增长，我们国内的消费增长状况比较好，是因为我们的就业状况好，家庭收入增长的状况也比较好。以去年为例，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6.9%，家庭收入的增长是7.5%，高了0.6个百分点。在这种状况下，消费增长维持在8%左右，这也就让我们的经济增长去年还能够达到6.9%，其他国家他出口下滑、投资下滑的情形跟我们一样，但收入增长比我们差，消费下滑的幅度比我们大，所以他们的经济表现就比我们差很多。
从这些因素来讲，六年的经济持续下滑，以及到今年经济还从6.9%降到6.7%，有相当大的因素是这些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特朗普上台，想学中国经验
展望中国未来的发展，要看发达国家经济会不会复苏，也要看我们国内经济增长的动力到底怎么样。从外部来看，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到一个长期停滞状态。一个国家要是发生金融经济危机，那么一定是有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因此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才能完全复苏。发达国家从2008年危机到现在，有七年多的时间，每年都在谈结构性改革，但结构性改革一直落实不下去，这里要明白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内容是什么，是要减少福利，要金融去杠杆，是要政府减少财政赤字。减少福利就是要减少消费，减少金融机构的杠杆就是减少金融企业支持家庭的投资和消费，如果杠杆减少，投资和消费就会下降。政府的财政赤字，这是用来支持投资消费的，财政赤字减少，投资消费也会减少。如果发达国家要推行结构性改革，那他必然要减少投资、减少消费，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往下走。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已经非常低了，如果把经济增长率再往下调，失业率必然增加，这种状况下就很难推行结构性改革。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以后，到现在已经25年的时间过去了，其结构性改革一直落实不下去的原因。安倍上台以后提出安倍经济学，想振兴日本经济。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第一是用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日本的汇率，第二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启动国内的需求，第三是进行结构性改革。安倍上台已经三年了，前面两只箭都出去了，第三支箭还射不出去。由此来看，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像日本那样长期的经济增长疲软。
现在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想学习中国经验，他提的是美国的伟大复兴，想用基础设施来启动国内的需求。那么即使他有这些政策，让美国的经济可能会好一点，但是美国经济只要稍微好一点，就要加息，加息以后可能就导致其他国家金融经济上面出现很大的波动与压力。
中国产业升级空间巨大
总体来讲，未来几年外部环境会相当不好。在这种状况下要谈中国的经济增长，要看中国内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不是足够。从内部的增长来讲，在几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中都提到的，要适度扩大总需求。但是国内跟国外比较起来的话，是在扩大总需求的时候，结合着国内的结构性改革，现在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同时谈要全面深化改革。在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有五大内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我们完全可以在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的时候，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内容当中的补短板结合在一起。而且只要从补短板结合在一起往前推进，那么也会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有利的条件。
首先，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有两部分，一个是消费需求，一个是投资需求。如果把投资需求跟补短板结合在一起，中国经济还存在着许多难题。在产业上还不少过剩，过剩的钢筋水泥、平板玻璃，都在中低端行业，还可以进行产业升级，而且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
2015年，我们从国外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就达到1.2万亿美元，这1.2万亿美元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它的质量必然比我们国内高，我们才会进口，或者是我们国内不能生产的才会进口。我们可以在这些产业上面去产业升级，要产业升级就要投资。
关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年确实做了不少，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起来，我们的基础设施也比较好，但是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国内的基础设施还有非常多的缺口，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投资方向。比如大城市内部交通非常拥挤，代表交通当中的地下交通还是严重不足。几场大雨，全国有1000多个城市被水淹，代表我们地下管网不足。
这些年经济发展快，但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严重，例如北京的雾霾，要推行绿色发展，也同样是要投资的。
此外，我们当前还处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我国现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56%，发达国家他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80%，农民要进城就必须提供公共服务，这些也是要投资的。
以上这些投资，不管从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来讲都非常高。这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跟外国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最大的不同点，发达国家在经济疲软的时候也应该去搞投资，但是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在全世界最前沿，当有产能过剩的时候很难找到投资机会，即使有3D打印、电动汽车，一两项投资也不足以拉动整个经济，但中国可以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外国的基础设施普遍都有了，无非就是老旧一点，老旧基础设施的投资是挖个洞补个洞，效率不高。发达国家环境普遍好，发达国家的城镇化也完成了，所以发达国家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相反，我们还有很多好的投资地方。
投资需要钱，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是相对具有优势。当前，我国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7%，其中17%是中央，40%是地方。发达国家或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他们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普遍超过100%，这代表我们财政政策可利用的空间比其他国家要大得多，可以用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撬动投资。此外，我们的民间储蓄还占到国内生产总值将近50%，这在全世界是属于最高的国家之一。所以可以用政府的钱撬动民间的钱投资。我国有3万亿多一点的外汇储备，在全世界最多，把这些有利的资源用起来，可以保持适当的投资增长率，这一点是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
综合来说，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相信我们可以保持一个合适的投资增长率，有了投资增长率就会创造就业，就业就会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就业好，家庭收入的增长也会比较快，有了比较快的收入增长就会支撑消费增长。如果投资和消费都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相信未来可以达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平均每年6.5%以上的增长。
从补短板的投资作为切入点，也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为补短板的投资就要钢筋、水泥、平板玻璃……我们现在产能过剩主要就是那几个部分，投资增加了、需求增加了，过剩的产能就减少了，要去产能就容易了。
从去杠杆的角度来看，现在杠杆率最高的也就是在产能过剩严重的地方，如果需求增加了，价格就会上升，企业经营状况就会好，企业赚了钱就会还钱，杠杆率就会下降。所以去杠杆的任务也就比较容易完成。再者就是库存，库存主要是去房地产库存。房地产需求很大的程度决定了家庭对未来就业跟收入增长，如果就业跟收入增长好，对房地产的需求就多，这种状况下库存就会减少。所以，可以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前提下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的经济增长质量会提高。
世界经济的引擎篇2
在汶川地震余波未了、奥运会徐徐收场之际，曾经一度被隐没的“三鹿毒奶粉事件”浮出了水面，出现在了各大媒体上。毒奶粉事件激起了人们巨大的恐慌，激起了人们对食品行业的信任危机。恰在此时，网络媒体业又曝出“丑闻”，这次事件的主角却是显赫一时的中国著名搜索引擎公司――百度。舆论聚焦于百度搜索屏蔽三鹿毒奶粉报道的传言，我们姑且将其称为“百度屏蔽门事件”。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我们目前得到的信息仍然不够完整，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现有材料中对“屏蔽门事件”本身分析出一些基本的思考线索：
第一，企业以搜索引擎为“危机公关”对象、抹杀自己的不良信息记录，这种事件是否经常存在？从目前的资料来看，这类事件早已不是行业秘密，甚至可以说已经是公关业的行业常规。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假设，三鹿公关引发的屏蔽门事件所暗示的，很可能只是搜索引擎不良商业内幕的冰山一角。
第二，百度屏蔽门事件本身是否确实？从目前的信息来推测，这并非空穴来风。有网友用统计记录证明百度存在“屏蔽三鹿负面信息”的可能。发现“百度上所有的三鹿负面新闻，都是在9月12日后开始出现的。用网上广为流传的热帖标题‘三鹿，在小朋友的生命健康面前请不要表演’作为关键词搜索，9月12日下午，google显示11400篇，而百度仅能显示11条。9月13日上午，google显示11800篇，百度却‘激增’到54条。”还有网友尝试用一个最简单的动作证明三鹿公关信的真伪：在百度和google分别输入“肾结石”，你会发现百度的首页竟然看不到任何相关的负面新闻，google搜索的第一条就是三鹿负面新闻。从对比数据来看，百度对相关事件的搜索结果的确有过这种显著而不仅仅是微妙的变化。尽管百度曾就“为什么搜索结果比谷歌少？”的指责，辩解说是模糊匹配和精确匹配的差别问题，但我们仍然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怀疑精神来做一个理论分析。简言之，我们并不是要用这篇文章来对三鹿或者百度做媒体审判，本文的目的在于探究与“百度屏蔽门”类似的事件的意义和影响何在。
当搜索成为屏蔽
搜索引擎(searchengine)是指根据一定的策略、运用特定的计算机程序搜集互联网上的信息，在对信息进行组织和处理后，为用户提供检索服务的系统。在2007年热门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一书中，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把信息搜索归入了抹平世界的“十大推土机”之一。他说：“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多人，可以靠自己就能找到这么多资讯，关于这么多人、事、物。”搜索引擎的先进性及对社会的贡献毋庸置疑。
但与此同时，搜索引擎公司本质上也是一个企业。作为企业，它要盈利，需要经常受到客户的委托去完成商业服务，包括为企业提供竞价排名、广告等，这属于搜索引擎的正常业务。这种对正常商业利益的追求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我们所探讨的是：它的所作所为哪些是不正常的？通常，竞价排名是搜索引擎服务商的一种盈利模式,客户付款的数额与排名的顺序紧密相关，付款越多排名越靠前。自然排名则是非盈利模式，网站网页的排名顺序是搜索引擎服务商根据其设定的排名算法规则形成的，这里，就存在着对社会公益信息权利盗用的灰色地带。
首先，从“屏蔽门事件”来看，三鹿及其类似企业所提出的搜索服务，不是利用媒体展示其优点、进而追求良好的企业形象，而是掩盖自己的产品缺陷，甚至试图不惜以消费者的生命为代价、在媒体上抹去自己的舆论记录。这种行为显然违反了商业伦理，也违反了工商管理、食品卫生、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规，如此形势下，搜索引擎为其提供的服务属于商业共谋，负有连带的伦理及法律责任，一旦坐实，必须加以追究。
其次，“屏蔽门事件”所折射的服务机制表明，“屏蔽负面信息”完全有条件成为搜索引擎、公关公司、无良企业的共同的利益场。说的直率一点，整个搜索引擎界事实上已经将“屏蔽负面信息”视为自己的权利和盈利产品。这个惯例是建立在缺乏行业管理、缺乏伦理约束、缺乏社会控制的基础上的。就宏观法规机制而言，已建立的管理体系及其细则并没有在法规伦理层面覆盖到搜索引擎上，这给国家的相关管理部门敲响了警钟。
再次，三鹿在事发之后寻求百度“屏蔽负面信息”，搞所谓的危机公关活动。我们要问的是，这一类事件在公共关系界、在互联网界、尤其是搜索引擎界到底还有多少？今后还会发生多少？对社会造成了多大危害？谁来追究，怎么追究？
当技术成为霸权
从三鹿企业来看，它是在做危机公关。我们知道，关于危机管理或称危机公关，在西方有一套核心理论，其中，最大的原则就是诚实、信用，提供真实的信息，这也是危机公关成败最关键的因素。而中国有大量的企业在进行危机公关时，却明显违背了这种商业伦理。
而从搜索引擎的角度看，首先，作为一家媒体，或者作为一家商业公司，在承接类似的服务请求时是否也考虑到商业伦理的问题，事关其商业理念的合格与否。
其次，就搜索引擎行业来讲，有一个独特的议题需要讨论：它到底是一家商务公司、数据服务公司，还是一个大众媒体？尽管都具有企业属性，但前者属于服务业、第三产业、新技术产业，后者则更进一步，事关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和公共服务，其性质的差别是巨大的。在我看来，现在是应该对它的属性进行清晰认定的时候了。搜索引擎作为目前互联网极其广泛的应用工具和信息平台，它已经承担了新闻媒体和公共信息检索平台的功能，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媒体，甚至从功能和效用上看，比媒体更媒体，从客户端的体验来说，被认定为超级新闻媒体（新闻媒体的媒体）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我们可以说，它的应用属性不完全是商业性的，而且牵涉到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公共服务的公益性。在这个意义上，对它的行为进行约束，在其违反行业使命时去追究它的责任，应该比对企业更加严厉，而不仅仅是从商业伦理的层面去要求和评判。
再次，就学术讨论来看，事实上，搜索引擎本身已经日渐成长为一种霸权性的信息工具。波普曼在《技术垄断》中写道，“技术是现代传媒的一个重要属性,媒介技术一方面形塑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另一方面也造就了现代传媒帝国的霸权。”这种霸权色彩在搜索界体现得尤为浓烈：从最初的商业新贵变为垄断的寡头。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权力越大，失去管控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对社会的威胁越大。所谓威胁是一种伤害他人的能力。作为垄断寡头的搜索引擎，对竞争者、关联竞争者的威胁大，自不待言，而对一般企业、事业领域的威胁也日渐增强。甚至，在重大历史时刻、重大事件中如果失去控制，它对国家，对新闻、政治及意识形态、社会秩序与社会和谐都可能产生实质性的威胁。
仅仅是在经济界来看，搜索引擎的排名能够左右一家企业的生存，美国儿童信息网站诉讼谷歌的案件中，声称其网站被谷歌封杀期间，网站浏览量下降了70％，广告营运收入也下降了近80％。设想一下，这种霸权力量一旦用在公共事务以及新闻议题的控制上，也一定会产生同样大的舆论钳制力。阿尔温・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中说：“世界已经离开了依靠金钱与暴力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所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权，利用强大的语言文化优势，达到暴力与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
我们要警惕的正是这样的威胁：由技术权力的合理追求转向经济权力的贪婪追求，继而转向社会控制力的越界追求。我们要警惕搜索引擎的霸权扩张。深入一点说，只有我们有意识地去防范搜索引擎的对信息权力的滥用，我们才有可能构建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公平、祥和、有秩序、有严肃道德底限的网络社会。
起来，反对搜索霸权
第一，搜索引擎行业必须基于《反垄断法》强化竞争制衡。在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的搜索引擎业的巨头分别是谷歌和百度，其市场份额均超过50%，这在任何一个行业中都是罕见的现象。在这个“一切以技术为发言权”的特殊的it行业里，技术的垄断就是保持其领先地位的有力法宝。百度，作为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在中国市场占据绝对的优势。据2008年的一份数据显示：在国内市场，百度一枝独秀，遥遥领先，占据的市场份额达到72%，谷歌位居第二，仅占21％，位居第三的是腾讯公司的QQ搜索，占据4%的市场份额，雅虎中国和搜狗则分别占据2%和1%的市场份额。当年无线通信业被设计为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双头竞争，有效地遏制了中国移动一家独大所导致的过度垄断。同样，搜索行业需要更势均力敌的行业竞争，缺少竞争就缺少制衡，最终受害的还是社会服务本身。
第二，“屏蔽门事件”折射的，实质上是网络媒体的信任危机。媒介公信力指“媒介所具有的赢得公众信任的职业品质和能力”，而“屏蔽门事件”所伤害的正是广泛意义上的网络媒介的公信力。在中国，网络媒体被受众预设为依靠海量性、自由性、客观性而获得公正名声的媒体平台；而搜索引擎作为一种纯技术色彩的网络服务工具，其科学和规范性更是被寄予厚望。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表明，受众对搜索的依赖，已经远远高于对任何一个门户网站的依赖，这其中，除了用户的深度需求之外，搜索引擎基于科学和规范的客观性声望，也起了最大的作用，所谓“数据不会骗人”。于是，搜索作为媒体似乎确实能够担当起一种社会公器的角色了。但是，曾几何时，数据也开始了欺瞒的历史，公器成为裸的私器，并且是违反伦理的私器。其动因是对金钱的追求，其背后的操纵之手则是操纵技术的人。长此以往，对网络媒体的信任危机将会愈演愈烈。因此，我们必须重新界定搜索引擎作为一种媒体或准媒体的定义，重新分配它对社会建构的权力。而对公共服务的满足，显然也不能完全寄托于那种仅仅关注其市场目的、关注于商业利益的私营企业，因此，如果前述的基于《反垄断法》强化竞争制衡的方案不能实施，那么，长久之计是应该推动建设以国家基础建设为属性、以公共利益为主导的国家信息搜索服务平台。
第三，尽管如此，搜索引擎公司作为一个企业，起码的企业伦理仍然是必须的，社会责任心――这是企业管理的基本信条。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德・德鲁克认为企业必须对社会具备一定的责任，这个责任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另一个则是社会本身所具有的问题。里基・格里芬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在提高本身利润的同时，对保护和增加整个社会福利方面所承担的责任。斯蒂芬・罗宾斯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超过法律和经济要求的、企业为谋求对社会有利的长远目标所承担的责任。他还区分了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两个概念。一个企业只要履行了经济和法律责任，就算履行了社会义务。而社会责任则是在社会公义的基础上加了一个道德责任,它要求企业分清是非并遵守基本的道德准则。哈罗德・孔茨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认真地考虑公司的一举一动对社会的影响。
马克斯・韦伯曾经深刻阐述了个别社会形态中精神与经济的关系，得出伦理精神是经济发展根本推动力的结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在于“投入该行业的资金流”等物质方面，而在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力量。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更好地阐述资本主义的商业伦理：
比尔・盖茨的传奇一生可以用“科技创新”、“商业扩张”和“慈善回报”来概括。它们书写了盖茨青年、中年和老年的三张具有典型意义的面孔。这三张截然不同的脸谱令世人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情感――对青年盖茨惊叹折服，对中年盖茨畏惧憎恨，对老年盖茨景仰爱戴。对不太熟悉西方精神传统并固守于一元思维的许多中国读者来说，盖茨从“天才少年”转变为“垄断魔王”，最后摇身变成“慈善长者”，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一再断裂的过程。但事实上，三张脸谱构成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面目――如果没有一片鼓励独创精神的社会土壤，少年盖茨的天才不会有破茧而出的机会；如果缺乏一整套完备的商业制度，中年盖茨就不可能将他的“窗户”覆盖到地球上每一个电子屏幕；如果丢失了一脉宗教人文的深厚传统，老了的盖茨也很难成就现在这样一个慈眉善目的“世界第一大施主”。（《中国青年报》08年7月3日，陈季冰文）
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建立在这种完备的商业伦理基础之上，盖茨身上体现的宗教人文的深厚传统，与所谓资本主义精神一脉相承。而在中国，作为发展不到30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并没有建立起一整套适应转型条件和信息革命时代的商业伦理。因此，我们要更加警惕和防范在中国只出现企业的“霸权”，而看不到公益精神和商业伦理的不幸局面。而百度屏蔽门事件一旦被证实，它就是最活生生的反面例证。因此，一个强有力的措施是依托全社会的监督力量，对it行业加强商业伦理塑造和道德牵制。
第四，从公民、网络用户的视角看，媒介素养亟待加强。在网络上进行信息选择的时候，不要只从一种信息渠道获得信息，更不要对单一媒体信息有过度的依赖，哪怕它是貌似客观公正的搜索引擎。我们知道，媒体拥有“议程设置”的功能，在社会层面，议程设置左右人们的视线和舆论；在商业应用领域，议程设置往往与商业利益及经济环境直接相关。因此，公民也好，网民也好，企业也好，国家都要对他们进行有效的媒介素养的训练，教育大众要懂得利用媒介，不要放松对媒介不良行为的防范。
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互联网似乎全知全能，只要输入关键词，答案立即揭晓，不但能提供完整的答案的细节，而且能提供专家的意见。而搜索引擎的强大功能，正是网络时代最好的表征，它可以将自己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人类认识信息世界的方式。
但信息工具毕竟是有技术壁垒的商业利器，它可以成为公共性的载体，也可能落入私欲的掌控。大众媒体的公器一旦发展为私器，必将更大更深地妨害人类的自由、社会秩序的稳定，并且最终也将摧毁互联网初期建立的那种健康向上的媒体公益精神及普世价值。
搜索引擎，目前还仅仅是正在发育中的信息服务产品，它也在不断地成长和进化之中。“屏蔽门事件”值得我们去反思，也值得我们去总结经验，更好地走向未来。今天有三鹿奶粉，大米、饮用水、住房、股市、教育等重大民生事件的纷至沓来。如果我们今天不警觉，对企业天性中恶的一面不加以约束，不在伦理与制度上加以规范，那么，未来的媒体秩序、网络社会秩序，乃至现实的社会秩序都会受到严重的挑战。
总之，我们理想的人类社会的传播，应该基于有伦理信条和法律规范的大众传播，应该是对不同媒介的同等依赖，基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制约、平衡，以实现安全的、有公信力的、自由的信息沟通。我们今天谈论“百度屏蔽门”事件，就是在谈论对这一理想的原初背叛，我们今天反对搜索引擎的霸权，也是对健康的社会信息秩序的强有力的唤醒。
世界经济的引擎篇3
用户（与电子商务行为相关）搜索引擎统计分析(2010.Q1)
根据2010年第1季度数据监测统计显示，中国网民发生电子商务行为中，使用搜索引擎最多的是百度，同时，随着谷歌退出中国，包括百度在内的各大搜索引擎市场份额也随之上涨。中国搜索引擎市场实质上已经进入了“狼之争”的时代，这已经是一个强手竞争的市场，各家主流搜索引擎都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技术实力、市场实力，现在的强者不一定是未来的强者，现在市场的变化将很难预测，导致的结果将是任何一个层面的竞争，都不是单一要素，立体化的竞争和产品同质化将是必然的趋势。
中国网民每月的搜索请求，从2007年9月开始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首个月搜索量超过100亿次的国家，至2008年底，中国搜索引擎用户规模达到2.03亿人，年增长率达到33.6%。截止到2010年3月底，搜索引擎在全国网民中的使用率为68%，在各种互联网应用中位列第四，中国搜索引擎市场规模已超过50亿元人民币。
尽管目前在中国搜索市场百度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但也不能阻挡其他搜索企业对未来市场的觊觎。在中国搜索引擎领域，还没有一个绝对的领导者。在其他市场领域，胜败很明显，但是在搜索领域，对于任何一个搜索引擎来说机会还是很多，目前很多公司正在进行搜索方面的新尝试。未来几年垂直搜索引擎一定会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同时，随着腾讯搜搜、搜狗以及百度在互联网取得了成功，最近几年来，更多的巨头和创业者已经和开始切入无线搜索领域。预计到2013年，全球无线搜索广告的年度开销将增长到20亿美元，而中国和远东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无线广告市场。这也预示着，中国无线搜索市场必将成为搜索引擎厂商们的“兵家必争之地”。
总的来说，未来几年内，搜索引擎领域的格局不会发生太大变化。搜索引擎作为现代互联网服务的组成部分，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未来搜索引擎的发展方向对人们的使用习惯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搜索引擎分析功能，可以按照您选定的时间段，对于各个指定搜索引擎带来访问量(pV)的变化及趋势进行分析，系统会每分钟对该数据进行更新。目前统计系统支持雅虎、百度、谷歌、搜搜、搜狗等十四个不同搜索引擎的数据显示。
搜索引擎分析包含以下两个部分：
世界经济的引擎篇4
关键词：搜索引擎；公共物品
一、搜索引擎是导游、引路人、顾问
网络传播有一个核心技术和崭新的交流、传播手段，这就是搜索引擎(searchengines)。搜索引擎就是对互联网上的信息资源进行搜集整理，然后供查询的系统。实际上它是一个为用户提供信息“检索”服务的网站。传播学界已经开始了对搜索引擎的理论研究。有人沿用传播学的把关人理论，说搜索引擎是把关人。《长尾理论》一书的作者克里斯?安德森把搜索引擎叫做“过滤器”。他把以Google为代表的搜索引擎描述为：“这些技术和服务可以细查数之不尽的各种选择，然后把最适合你的那一个摆在你的面前。这就是Google给搜索结果分类的奥妙所在：它会把网上信息过滤一遍，只把与你的搜索关键词最相关的网页呈现给你。”
在一定程度上，搜索引擎确实有把关和过滤的作用，但笔者更愿意把搜索引擎看做导游、引路人、顾问。作为导游、引路人、顾问。搜索引擎具有推荐的作用。有观察家认为：
我们正在离开信息时代，迈入推荐时代，今天，信息唾手可得，你实际上是踩着信息走路的。收集信息不再是问题——根据信息做出聪明的决策才是奥妙之处别人的推荐成了穿过信息丛林的捷径，就像一个酒店的老板向我推荐不知名的法国葡萄酒，还建议我在喝酒的时候用意大利面助兴一样，别人的推荐成了穿过信息丛林的捷径。在网上，那个推荐者就是搜索引擎。
安德森在《长尾理论》中说：“在长尾市场中，过滤器的角色已经由守门员变成了顾问。”其实，在整个互联网中，搜索引擎也在起着顾问的作用。在网上世界中，我们访问何处、走向哪里，是搜索引擎在当导游，在引导着我们前进，在为我们当顾问、做咨询。
二、目前搜索引擎的商业色彩
目前以Google和百度为代表的搜索引擎基本上都是由商业网站运营的，Google和百度成为最主要的搜索技术提供商。作为一个商业公司，百度的竞价排名商业模式，倾向自己旗下的产品，负作用明显。本来，应该让努力原创、讲究诚信、访问通畅的网站排在最前；让抄袭、有病毒陷阱的网站出局。
如果你在Google上搜索一下“戴尔去死”这个词，你能搜出55000个相关网页。即使你只搜“戴尔”这个词，排在第二位的搜索结果也是顾客的抱怨。从单个产品到某一个人，这样的力量逆转正在改变一切事物的营销游戏。“对习惯于使用搜索引擎来评判产品的新一代消费者来说，一个公司怎样宣传它的品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Google怎样评价它。”可见人们经常使用的搜索引擎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多么重要。
有记者询问一家搜索引擎的工作人员：“如果有对公司不利的关键词，是否可删除?”回答是：“从技术上说，只要这个关键词在词库里，随时可删除。只要花钱，什么都能办。”据该工作人员介绍，客户花钱买的是搜索引擎页右侧的竞价广告排名，一般搜索引擎的左侧是自然排名，当用户搜索某个关键词时，引擎根据保密规则用电脑测算各个网页对于这个关键词的相关性，相关性越强，左侧排名越靠前。据悉，竞价排名业务已成为一些搜索引擎最赢利的项目。
由于搜索引擎在互联网中的枢纽地位，用户一上网就几乎离不开它，搜索引擎蕴藏着巨大商机。搜索引擎可以建立搜索行为痕迹数据库，这种数据库来自无数搜索者的行为轨迹的记录和整合，能反映社会心理包括潜意识的状态。宏观上它可以了解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微观上它可以为个人或组织机构提供相关社会群体的偏好、关注、行动数据，成为决策的依据。有了搜索行为痕迹数据库，广告的针对性就可大大增强。显然。对网民行为的记录越丰富，网络广告就越精准。美国许多网站共同拥有一个搜索中心，负责记录用户行为偏好并根据网页的不同内容配发相应的广告。这样一来不论网站大小都会根据用户访问量获得自己相应的广告收入。“Google意识到，每一个独一无二的搜索词都是一个同样独一无二的广告机会：数千万个搜索词就等于兴趣和意愿的数千万次表达，如果广告设置完全是由网页级别算法(也就是决定Google搜索结果的那些算法)决定的，那么这每一次表达都可以转化成一个高度针对性的广告机会。”
三、搜寻引擎的定位：公共物品
假如没有功能强大的搜索引擎，网络的魅力就会丧失大半。不少有识之士对搜索引擎高度重视，有远见的人们关注着搜索引擎的完善和发展。Listen，corn创始人之一罗布?里德(RobReid)说，“在一个无限选择的时代，统治一切的不是内容，而是寻找内容的方式”。据国外媒体报道，比尔?盖茨在谈到退休后的设想时说：“我们将打造出全世界最好的搜索引擎。”正在崛起的中国不能不关注并以真正有效的实际投入来回应它。最近新华网推出了多语种、多媒体、多站点的全方位新闻搜索系统。据新华社2008年12月21日电，“新华搜索”的发展目标是充分依托新华社信息资源、专业人才和技术力量等整体优势，建设一个技术一流、功能一流、服务一流的大型综合搜索引擎。
网络及其搜索引擎与传统的信息、知识搜索模式相比，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是，由于搜索引擎的开发、运营模式以及它的工作方式，再加上因特网的快速发展，使其搜索的结果也有让人越来越不满意的一面。搜索引擎的改进和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搜索引擎的发展面临着突破。用户一定不愿意看到无法访问和排版混乱的网站。用户也不能不对有些内容在网上搜不出感到遗憾。
搜索引擎是互联网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尤其是大型搜索引擎，时刻都会有大量用户经过“转换枢纽”进入相应网站。在网上，搜索引擎属于文化交流传播的基础工程。正像重要交通枢纽作为公共物品主要由国家投资和管理那样。重要的搜索引擎网站也应当按公共物品来建设，公益性必须放在第一位。就像大型图书馆的目录索引，就像一本大型权威字典的排序方法比如汉字的拼音排序法、笔画排序法等，本身不应有“倾向性”，商业利益不应当在其中呼风唤雨。搜索引擎的特性就决定了它本身的公益性越强，其功能就越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事实上，从2002年开始，美国、欧盟各国和日、韩等国纷纷以行业规范和法规等形式，力图实现搜索引擎的公正和客观，并形成行业标准。既然如此，权威的搜索引擎是否考虑由有经济实力和重要影响力的国家来建设和运营，也许它仍然不能彻底摆脱对政治和经济势力的依赖，政治和经济势力还会影响它的运作，但毕竟比商业公司能更多地摆脱商业利益的诱惑。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当前由商业公司运营的搜索引擎没有公益成分。至少，部级的公益性权威搜索引擎与商业公司所办的搜索引擎并行会更有利于互联网的健康、高效发展。所有的搜索引擎(包括商业网站的搜索引擎)都应当把公益性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越是重要的公共事业或公共物品，国家就越有必要参与其中，这在任何制度的国家中都是如此。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被许多国家视为战略性工程，投入巨资来建设。也许搜索引擎在互联网中的枢纽地位还未被人们充分认识，世界上那些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还没有表现出对它应有的热情和重视，目前还是商业公司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但我们不能想象国家对具有战略地位的交通枢纽缺乏建构和控制能力，而搜索引擎在互联网世界中就处于交通枢纽地位。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在2009年6月18日消息说，根据公众举报并经核查，“谷歌中国”网站(google，on)大量传播色情和低俗信息，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违背社会公德，损害公众利益。这也从一个侧面暴露出国家还没有构建出足以与谷歌抗衡甚至压过它的搜索引擎，因而在涉及网上搜索问题时处于被动地位。
有些内容在网上靠搜索引擎搜不到，网络资源中还没有储备它们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方面是由于投入不够，许多重要文化资源还没有实现数字化而成为公共资源，另一方面是由于许多重要资源被商业网站控制，不缴费不能使用它。搜索引擎的数据库所收录的信息资源是检索之本，数据库的规模和质量以及更新周期是评价搜索引擎优劣的主要参数之一。把搜索引擎作为公共物品来建设，自然也包括网上资源的公益化。国家应该像建设公共图书馆那样来建设网上公共资源，显然，目前国家对它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还远远不够。可以考虑把当下正在进行的数字化图书馆建设与网上资源库公益化结合起来。网络资源最大限度地共享和最大限度地扩大公益性网络资源，应当是网络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它也是搜索引擎成为公共物品的重要前提条件。
由于冗余度高，用户不得不把宝贵的时间更多地花在费力地筛选大量的不相关的搜索结果，来得到他们真正需要的信息上面。搜索引擎一般只能够查找出含有关键词的记录，但并不能判断该条记录的主题与关键词以及使用者需要的内容的相关性到底有多大。而且，同样的检索在不同的搜索引擎中会得到不同的检索结果。
世界经济的引擎篇5
审时度势，中国下一步可资突破发展瓶颈的主攻方向甚为明朗，其要诀正如总理在上月底召开的第二届京交会暨全球服务论坛峰会上指出：“服务业不仅日益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引领转型发展的新引擎、新方向，也是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与优化升级的新引擎、新动力”，“大力发展服务业，既是当前稳增长、保就业的重要举措，也是调整优化结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战略选择”。
把服务业选定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新引擎，固然因其自身增值前景广阔，会对经济结构优化和质量价值提升产生连锁放大效应，同时，支撑这一战略选择的另一判断是：相比一路高歌猛进的工业化进程，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明显处于滞后状况，尚有很大潜力待开掘，具体表现在：
首先，中国的服务业产出对GDp的贡献率显著偏低。按照一般规律，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时，服务业增加值就会陡然呈现快速增长，而中国的情况却是，2011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5414美元，但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43.1%，远远低于目前服务业占世界经济近70%比重水平。
其次，中国的服务业产出不仅规模偏小，更糟糕的是，由于其效率偏低（有研究表明，中国的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幅趋近于零），相对于高效率的制造业，非但未能表现出预想中的先进性，反而成为了“滞后部门”，而这，恰恰可解释近年来一个“奇特”的现象：越是经济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服务业的比重反而越增长乏力，甚至不升反降。
第三，发展服务业的最重要目的之一，还在于它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但中国的服务业内部结构严重失衡，导致其无法适应快速变迁中的劳动力供给，两者间的抵牾主要在于，中国每年新增劳动人口中高校毕业生占比急剧提升，而中国的服务业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仍然集中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传统低端服务领域，因此，其对于缓解时下就业问题中最突出的“大学生就业难”助益有限。
上述三种状况相互关联，甚至相互恶化。
世界经济的引擎篇6
在一个清冷的冬日早晨，巴苏在世界银行总部四层的办公室就全球经济形势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独家专访。在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看来，金融危机结束6年后，世界经济走近一个令人不安的节点，和经济预测本身一样充满挑战。
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单引擎”
《财经国家周刊》：过去一年中，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您对此的基本判断是怎样的？
巴苏：世界银行刚刚下调了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之所以下调预期有1/3的原因在于欧元区和日本经济疲软。欧元区的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糟糕，就连德国这样曾经的增长引擎也出现了停滞。欧元区的通缩的确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马上就会知道欧元区是否将会实行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来刺激增长。而美国经济可以说是一枝独秀，世界经济现在是靠美国“单引擎”来驱动。尽管这是不够的，但是美国经济好对世界经济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发展中国家里，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的表现都非常好，但巴西的情况不是太好。
总之，世界经济形势不尽如人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多了一个担忧，那就是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时，各国的财政状况还不错，很多国家都有财政盈余，比如当时中国的债务就控制得很好。这就使它们在应对危机时有足够的财政空间。然而危机过后，这些国家所拥有的财政“弹药”被耗尽，需要重建财政空间，以防有新的危机发生，这些国家有充足的财力应对，对于美国、欧元区、日本、中国都是如此。
《财经国家周刊》：外界目前看好美国经济前景，您刚才也提到世界经济现在是靠美国“单引擎”在驱动，您能否具体谈谈为什么对美国经济如此乐观？您预计美联储会在今年什么时候启动加息？
巴苏：我个人对美国经济前景还是很乐观的。它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运行得非常好，就业市场非常开放，各种不同类型的劳动力涌入增加了这个市场的弹性。虽然美国经济不太可能持续去年第三季度5%的增长，但是如果能实现3%以上的增长对于一个高收入国家来说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关于加息，我并不想做任何具体预测，但我不认为它会很快发生。原因有三点：一是油价下跌会进一步压低通胀，毫无疑问美联储会考虑这个因素;二是虽然美国就业市场的表现总体非常好，但是具体数据透露的信息喜忧参半。比如，虽然失业率下降得很快，但是工资上涨非常缓慢;三是美国货币政策对别国有巨大的外溢性。美国是目前世界经济唯一的增长引擎，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尽如人意，这样的外部环境是否足够好到可以让美国迅速启动加息？我的感觉是非也。从这些因素来看，加息也许会比人们预料的要晚。
《财经国家周刊》：新兴经济体目前增长势头似乎不如前几年那么好。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加息是否会给它们带来更大的伤害？
巴苏：关于加息带来的伤害，我认为不会像预想的那么大。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美联储决定加息一定是在它认为美国经济足够好的情况下，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是个利好;二是美国加息的同时，欧元区等经济体将采用完全相反的政策，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可部分抵消美国加息给新兴市场带来资本流出所产生的影响。加息短期内将导致利率攀升，金融市场出现波动，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会成为今年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之一。但是完成这些调整之后，正面的积极作用就会显现出来。
低油价是改革的良机
《财经国家周刊》：现在大家都在猜测油价跌到什么时候见底？油价下跌会怎样影响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制定？
巴苏：我对目前的油价走势有一些疑问：2008年油价从每桶130美元大跌至不到50美元，然后又很快反弹。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在今天发生了。因为现在页岩油气的供应加大，页岩油气的成本在美国有些地方已经下降到每桶最低30美元，最高不超过70美元。所以，我认为油价还将保持低位，就算反弹也很难超过70美元。油价下跌会进一步压低通胀，这在很多国家已经发生了，一些国家甚至还面临通缩的风险。但是它们也有货币政策工具去对抗。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欧洲中央银行是否会实行量化宽松。考虑到油价下跌的因素，美联储也有可能推迟加息。
《财经国家周刊》：最新的世行报告中提到油价下跌将给各国政府带来改革财政政策的契机，您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利用这个时机做些什么？
巴苏：低油价将给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带来增加财政“弹药”的良机。石油进口国应该降低甚至取消燃油补贴，巩固财政基础以便未来有足够“弹药”推出刺激措施应对危机。尤其是中国现在可以利用低油价窗口来推进财政改革，降低整体债务水平。
目前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例达50%，在世界范围来看并不算高，但明显高于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虽然降低债务水平会影响经济增速，但低油价有利于经济增长，可抵消降低债务水平带来的经济增速下滑风险。尽管石油消费仅占中国整体能源消费的18%，但低油价仍有望推动中国经济增长0.1%?0.2%。低油价还将带动中国通胀水平在未来几个季度继续下降。由于中国是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如果2015年油价维持低位，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将提高0.4?0.7个百分点。
“国货热”让全球贸易减速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看到，金融危机结束以来世界贸易不如之前那么热络，发生这些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否也是世界经济减速的一个重要因素？
巴苏：世界贸易格局的确正在发生一些有意思的变化。金融危机前，全球贸易年增速达到7%，2012?2013年全球贸易增速只有不到3.5%。虽然贸易仍然是促进发展的一种重要工具，但是这种工具不如以前那样强大。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贸易增长放缓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放缓，人们的需求并没有减少，只是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更多本国生产的东西来替代进口品。
导致全球贸易放缓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和美国对外贸易的放缓。过去10年中，中国的外贸发展举世瞩目，增速惊人。但是我们不能指望这么高的速度会一直持续。对于中国外贸的减速我并不感到意外。中国正越来越向自给自足的方向发展，中国以外贸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也不一定能够被别的新兴国家所复制。
世界经济的引擎篇7
在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师龚方雄看来，农村或将成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研究室主任王小广则认为，汽车消费将会成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
引擎之争
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家和学者看法不一。在4月15日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大家看法纷呈。
在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师龚方雄看来，农村或将成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研究室主任王小广则认为，汽车消费将会成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
15日，在“新一轮增长的需求引擎”研讨会上，潍柴动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谭旭光表示，从宏观来讲，未来将以内需发展为驱动；微观来讲，企业将以工业科技化为内在驱动力。
澳大利亚FmG首席运营官nevillepoweR认为，利用技术进行创兴将是未来经济增长新的引擎。
以前中国经济的引擎是投资和出口，下一轮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的时代将终结，中国的发展模式转向依赖消费发展。而这种发展引擎，不能再依赖道路、高楼等基础设施建设，也不仅仅是依赖美国的消费者。
谭旭光补充说，下一步发展农村和农民，提高农民和农村的消费能力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要客观认识到农民和农村的消费在逐步提高，而不是一下子达到一线城市的消费能力。因此，谭旭光非常看好未来消费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
塔塔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拉马多莱表示；加工制造业在中国是不可持续的，服务业的发展将是中国未来的对外驱动力。中国有8.5亿使用手机的用户，有好几亿上网的用户，还有这么多3G用户，所以服务业在中国必然将成为下一轮发展主要的推动力。这一看法得到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的认同。张平在博鳌说，要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拓展新领域，发展新业态，培育新热点。力争在五年内使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在国民经济中提高4个百分点，2015年达到47%左右。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执行副总裁巴扎达（BaZiD）认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有很多驱动力，首先中国有能力进行城市化，同时有能力让人们成为中产阶级的消费者，中国也有能力使制造业出口，使制造业出口创造更多的价值。“现在有很多新的经济体，无论是中东、非洲、亚洲还是其他的国家，都处于新的增长周期，这是正常的现象。”巴扎达（BaZiD）说。
也有学者从区域经济的概念提出，海洋经济可能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蓝色新引擎”。如今，海洋经济发展已经有了总体规划和明晰战略，加快海洋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抓好海洋产业布局已是当务之急。
催生新产业商机
新的引擎正在酝酿新的商业机会。
与会的很多企业家表示，未来会关注可能的发展新动力，并致力于投资期中。很多国内外企业汇聚博鳌，就是共同商议新引擎可能带来的商机。
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谢国民认为，物流将是中国最有前途的事业之一。会上很多与会华商纷纷表示，自己仔细研读了中国的“十二五”规划，通过研究看清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从中找到新的投资机会。
世界经济的引擎篇8
武汉，清末民国时期仅次于上海的国内第二大工商业城市，著名的九省通衢，西方人眼中的“东方芝加哥”，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中国本部铁路之中心”和“中国最大之商业中心”，有美国学者预测的21世纪名列世界第二的超级城市。
但现在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武汉。一个中等实力省份的省会城市，一个经济总量被青岛、大连、宁波、苏州这些以前的中等城市甚至20多年前还是小渔村的深圳纷纷超过的城市，一个出租车起步价只有3块钱的城市，一个带着中国最大县城帽子的城市，一个越来越被人淡忘的城市。
这是两个反差多么强烈的武汉！一个是头顶着无数光环的白天鹅，一个是平淡无奇的丑小鸭。两个武汉之中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武汉？
武汉为何由盛而衰？
昔日的白天鹅如何变成今天的丑小鸭？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般来讲，一个城市的兴衰更替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这个城市在国家经济发展格局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并且主要体现在它在经济格局中的交通地位发生了变化；另一种原因是这个城市所能调动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跟不上国家经济大局的发展速度。
那么武汉近期的衰落是否也出于这两种原因呢？似乎不是。
交通方面，武汉仍处在中国经济大循环的中心位置上，是我国经济东西南北大串连中绕不过的一个点，从我国铁路建设的趋势来看，武汉仍然有可能成为我国铁路系统之中心。
自然资源方面，武汉是我国淡水资源最丰富的城市，武汉是长江和汉江交汇的地方，市内湖泊遍布，市外还有洞庭湖、鄱阳湖两大淡水湖作为依托。武汉的电也相当宽裕，夏季和春节两大用电高峰期都不需要拉闸限电，武汉的旁边就是三峡电站，但三峡电的绝大部分却可以用来支援华东和华南地区。
人力资源方面，武汉是国内第三大高教科研城市，“惟楚有才”古今闻名，武汉每年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名列全国第二，每年深圳接收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中武汉大学人数最多。可以这么说，深圳能有今天的发展水平，来自武汉的智力资源居功至伟。
显而易见，武汉近期的衰落并非出自一般原因。其衰落原因非同寻常。
刚刚过去的二十多年，是我国近代史中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时期，而这种快速发展是在我国经济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转型的背景下发生的，总结这些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两项，一项是勇于改革，另一项就是加快对外开放。武汉在这两方面表现如何呢？
改革需要创新的思维和变革的勇气，武汉人身上从来都不缺少这两种素质，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就是武汉人勇于变革的最好写照；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武汉人的改革实践同样多姿多彩。事实上，武汉是我国经济界、学术界、教育界众多创新发明的发源地，关于武汉在改革方面的第一举不胜举。
对外开放是一个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央政策影响的领域，因为我国实行的是分地域逐步对外开放的政策，武汉属于第三批对外开放的城市，所以在开放时机上落后于我国沿海地区好几年。我国加入wto后武汉则是第二批实施wto相关开放条款的城市，相对滞后的开放时机必然对武汉的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武汉发展速度相对落后正是在沿海地区因对外开放而呈现高度发展后出现的。但就自身而言，武汉并不是一个心态封闭的城市，武汉在迎接对外开放的主观积极性方面不亚于国内任何一个城市。
那么，造成武汉衰落的根源是否就是开放时间晚这个原因呢？我认为这不尽合理，因为虽然武汉的开放时间比沿海地区要晚，但这只会造成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比武汉要早几年，并不可能决定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会一直高于武汉。事实上，武汉获得同样的开放政策之后，经济增长速度却仍然一直低于沿海地区，可见仅仅一个开放时机晚不足以完全解释武汉的衰落。
中部的出路在哪里？
在中央提出“振兴东北”的新战略之后，早已陷入经济困境的中部诸省面临着更严峻的发展危机，因为现在只剩下中部的发展没有被提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虽然目前还存在中部经济这个名词，但中部诸省之间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联系实际上已经解体，大家正各奔东西。比如，江西主要是加强与浙江福建的经济联系，准备充当浙江福建的后花园和产业转移的承载体，湖南则主要是融入大珠江三角洲，安徽则处在加快融入长三角的经济体系的进程之中；只有湖北和河南，目前还没有决定要加入哪一个沿海的经济体，而是坚持立足本地，发展本地的城市经济圈的思路。
我相信在加强联系的基础上江西、湖南和安徽三省能获得来自两个三角洲更多的投资，但我还是怀疑这能否从根本上解决三省的工业化问题。因为我觉得，两个三角洲的传统产业向内地转移的速度不可能如期望的那样快。因为在同一国家之内，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而内地劳动力的供应又几乎是无限的，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价格因此可以一直都保持很低水准，这就使得沿海地区的传统产业可以保持长久的竞争力，产业转移的速度因此受到限制。
其实中部和沿海地区是一样的，大家都在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为什么从一开始中部就要把自己边缘化，心甘情愿地做沿海地区的小伙计？中部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也有良好的区位条件，具有发展制造业理想的基础条件，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直接参与迎接发达国家制造业向中国大转移的浪潮呢？
直辖后的武汉将成为中部经济最大的发展引擎
一个地区的经济要实现联动发展必须要有一个中心，一个发展极，一个能够带动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这个发展引擎还必须具备两大功能，一是金融功能，一是贸易功能，也就是说这个引擎必须是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的复合体。这是因为，在现代经济中，资金如同血液，一个经济体如果拥有自己的金融中心，就如同身体具备了造血的功能，整个肌体才会充满了活力，而一个强大的贸易中心则可以为本地区的工业品提供巨大的市场销售空间，就如同给身体插上了翅膀，经济因此可以起飞。
在珠江三角洲，最大的发展引擎是香港，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为珠江三角洲带来了巨大的资本和广阔的欧美销售市场。珠江三角洲还有两个次级引擎，分别是深圳和广州，深圳拥有国内两大证券交易所之一的深交所，深圳还有国内唯一的部级的高交会，深圳还有服务业和高科技都非常发达的经济特区，广州则有国内最大的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以及强大的政治资源。在长江三角洲，最大的发展引擎是上海，在设立浦东新区、确定上海为国内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前，上海的作用还不是很明显，但当上海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国最大的金融城市之后，上海对长江三角洲的拉动效应立刻显现，离上海最近的苏州几年之内成为外资制造业最活跃的城市就是最好的明证。
所以，中部经济要发展，必须树立一个自己的发展引擎，而现在的中部正好缺少一个像香港和上海这样的发展引擎，这就使得中部诸省的经济如一盘散沙，聚不到一起，最后只好各奔东西，投靠他人。
其实中部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发展引擎，这个引擎就是清末民国时期的汉口。当年的汉口市是仅次于上海的国内第二大金融商业城市，也是中华民国第一个设立特别市（相当于今天的直辖市）的城市。作为当时中国内地最大的贸易中心，汉口起着调控内地绝大多数物资价格走势的角色作用，影响力遍及两湖、四川、安徽、江西、山西、山西、河南等地，在当年走出盆地的四川人眼里，商贸繁盛的汉口确实不能小看，直到今天，一些老人口里还流传着“千钟茶、万担米，不如汉口一早起”这样的俗语。汉口同时也是内地最主要金融中心，汉口的银行决定着当时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利率水平。
下面不妨接着前面的话题继续探讨武汉衰落的真正原因。
从上海的重新崛起和最近十几年它在长江三角洲所起的作用以及今天的武汉和上世纪初的汉口在城市功能上的差异，可以明确看出，武汉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其金融功能的丧失及其城市定位的显著下降。上世纪初仅为三镇之一的汉口就已经成了中国内地最大的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并且还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个“直辖市”，今天已三镇合璧的大武汉却只是一个普通的省份城市，角色落差之大让人叹为观止。
过去的二十年里，武汉曾经有自己的柜台交易市场，有自己的国内最大的国债交易中心，有数量众多的期货交易机构，但不是被合并到上海就是完全关闭。武汉曾经有自己独立的铁路局，但还是被合并到郑州铁路局，武汉曾经积极争取过粮食期货交易所的设置，但最终还是败给郑州。
武汉的衰落直接造成了中部经济的整体塌陷，因为武汉下去了，中部经济就像是被抽掉了脊椎骨，整个肌体也就只能分崩离析了。因为缺少自己的金融中心，中部成了国内资金最紧张的地区，每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排名国内倒数第一；因为缺少自己的贸易中心，中部的农产品和工业品很难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经济的外向程度大大落后于沿海地区；因为武汉地位的下降，中部的基础建设速度也大大减缓，对中国经济将产生最深远影响的长江沿江铁路迟迟不能上马正集中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遏止武汉的继续衰落
总结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如果设立武汉直辖市将能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中部的塌陷与武汉的衰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解决了一个面的问题另一个面的问题会同时获得解决。
直辖后的武汉无疑应定位为中部地区的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以及大工业发展基地，据此，武汉需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
第一，赋予武汉金融更多的金融功能，包括恢复武汉柜台交易市场，设立更多的地方性股份制银行和民营银行，设立全能型的期货交易所，涵盖粮棉油、各种经济作物以及其它重要物资范围，设立地方性保险公司总部等。
第二，武汉铁路脱离郑州铁路局，成立独立的武汉铁路集团公司。加快长江沿江铁路江南江北两条铁路线以及汉广高铁的建设进度，启动襄樊与西安铁路连线以及中部地方铁路网的建设，完善武汉米字型铁路网络，加强武汉的交通枢纽地位。
第三，增强武汉作为贸易中心的功能，扶持武汉的展览业，把更多的部级大型展览项目固定设置在九省通衢的武汉。
世界经济的引擎篇9
今天的Ge已经是一家多元化的科技、媒体和金融服务公司，致力于为客户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他的产品和服务范围广阔，从飞机发动机、发电设备、水处理和安全技术，到医疗成像、商务和消费者金融、媒体内容和工业产品，客户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全球雇佣了超过32.7万名员工。2008财年，Ge收入达到1830亿美元，利润181亿美元。
就是这么一个庞然大物，这家自道琼斯工业指数榜1896年设立以来唯一至今仍在榜上的公司，在它132年的历史中，无疑经历了许多波折，也经历了不断的创新和变革。从爱迪生到韦尔奇，再到伊梅尔特，成功的秘密不止一个。
经济萧条期顺势而动
20世纪80年代初期，时值美国经济萧条，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石油价格上升，加上生产率逐步下滑，极大地削弱了美国产品的竞争力，美国的传统制造业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而此时正是杰克・韦尔奇接手通用电气的时候，这家公司正逐渐变成一个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对市场反应迟钝，在全球竞争中开始落后。
1981年，韦尔奇当上通用电气Ceo之后，立即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首先韦尔奇把发展目标定位为世界第一或者第二，为了让公司产品“数一数二”，他不是削减生产线，就是大量裁员。他把业务领域定位为三个圆圈：核心企业、高科技企业、服务业。韦尔奇看准了公司的发展方向，在淘汰关闭业务的同时又不断增加新的品种。经营管理上他更是力排众议，倡导“速度、简单、自信”的通用文化，对公司的官僚体制和机构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创立了“坚持诚信、注重业绩、渴望变革”的新风，领导了全球企业管理的潮流。而在企业发展战略上，顺应全球化及服务化、网络化的趋势，韦尔奇制订了“全球化、服务化、电子商务化、实施六西格玛”的四大战略，如此确保了公司在随后的20年间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市值从1981年的120亿美元增加到5000多亿美元，利润也实现了翻番的增长。
作为一家传统的制造企业，通用电气早年的产品主要是工业产品，在经济萧条的冲击下，制造业的利润日益微薄，而当时作为产品附加的售后服务，毫不起眼，却有着让人意想不到的利润率。韦尔奇看到了这一趋势，推出了服务战略，确立的服务远景是：21世纪，通用既是一个销售高质量产品的公司，还是一个提供全球化服务的公司。
在韦尔奇的设计下，通用成立了服务委员会，并组成执行委员会专门策划服务业。将服务独立于产品之外，为自己和竞争对手的产品提供服务，作为一个赢利部门，变成利润中心而非成本中心。最初的设想是：通用的服务始终以产品和技术为基础，不把公司完全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通过如上举措，来捕捉服务业庞大的市场空间和增长机会。
Step1：产品服务
通用服务战略的一个典型是拓展引擎服务。通用是全球最大的引擎生产企业之一，该业务为通用带来了几十亿美元的年收入，其中引擎服务年收入约20亿美元，占到总收入的30％强。虽然通用在全球都有服务网点，但都只是维修Ge自家生产的引擎，大部分网点因成本高企，并不赢利。但通用之前的关注点都在研发与生产环节，对售后服务根本不重视。
引擎业务的服务战略实施后，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
1991年，Ge从英国航空公司(Britishairways)收购了威尔士的一家大型维修服务商，从而获得了维修、大修劳斯莱斯引擎的能力。
1996年1月，Ge首次对飞机引擎行业组织机构进行重大改组。设立了一个新职位：引擎服务副总裁，并将引擎服务业务独立出来。
1996年，Ge收购了巴西一家引擎服务商塞尔玛(Celma)，从此，使Ge具备了维修帕瓦特(pratt&whitney)引擎的能力。
从1977年到2000年，通用在飞机引擎服务方面收购了17家企业，在飞机引擎业务的总收入中，服务业务的收入比例从1994年的不足40％上升到2000年的60％以上；从年收入20亿美元左右，增长到50亿美元以上；从只能维修维护Ge引擎，到能服务于各种品牌的引擎。同时还开拓零配件业务，为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
通过上述对引擎服务业务的拓展，Ge引擎服务从最初作为产品的一种附加服务，最后成为一项独立的服务产品，最后引擎服务业务由当初的成本中心变成了如今的利润中心之一，最后也带来了组织结构的变化――引擎服务部门得以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事业部。
这种类型的服务转型正是国内大部分制造企业使用最多的：从单一的产品售后服务转向多产品线的产品服务，最后变成一项独立的增值服务。
Step2：附加服务
作为通用服务战略里最漂亮的布局之一，通用金融业务就不得不提了。
当初，通用电气涉足金融业更多是为了主营业务的市场销售而进行的业务创新，似乎有一定的偶然性。在1929～1930年的危机时期，随着投资者和消费者支出减少和失业增多，制造业的销售额和利润大幅下降，通用公司的状况也不例外。毋庸置疑，这种情况下，采用分期付款的赊销办法可以增加耐用消费品的销售额。于是，为了解决家用电器的销售问题，通用电气开始走上这条道路，于1932年成立了通用信用公司(通用电气CC)。通用电气信用公司刚开始的主要业务是，为购置通用大型家电产品的消费者提供分期付款业务。这是通用电气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这20年的主要业务。
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银行及独立的财务公司也加入到分期付款等消费者信用市场，通用信用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不得不努力开通新的金融市场。于是乎，通用信用开始为机械设备提供经费，同时开始租赁设备，为贷款／租约／信用卡提供经费等。
80年代，通用金融业务下的通用资本开始承做杠杆租赁、杠杆收购等业务，在美国国内排名靠前。通用资本公司涉足的通常不是全新的、独立的金融服务领域，而是通用原有产业的衍生领域。通用资本与通用其他制造业务的关系非常密切，通用资本提供制造业财务的咨询／融资租赁服务，为通用电气旗下其他子公司的客户(如航空公司、电力公司和自动化设备公司：提供大量贷款，以帮助这些子公司，为其与客户签订大宗合同铺平道路。同时也获得许多宝贵的产业资讯，以帮助主业拓展业务。
现在的通用金融业务覆盖了从信用卡、计算机程序设计，到卫星发射等多个领域，同时还是目前
全球最大的设备出租公司，拥有900架飞机(比任何一家航空公司都要多)，188000辆列车(数量超过任何一家铁路公司)，759000辆小汽车，12000辆卡车和11颗卫星，它还拥有美国第三大保险公司。
到1991年时，通用电气金融业务的利润已经占到集团总利润的30％，2001年这个比例又进一步上升到40％。
于是，当年为了提升销售而附加的金融服务，最终成长为利润率最高、收益最丰厚的独立部门之一，通用的服务战略尤显成功。
Step3：专业服务
简柏特(Genpact)，一个头两个字母带了Ge字样的名字，正是一家由Ge创立的从事业务流程外包(Bpo)的专业集团公司。
简柏特1997年作为“Ge资本”业务流程的后台服务公司成立于印度，通过分布在各个国家的多个营运中心构成全球交付平台为全球多个区域的Ge分公司／子公司管理复杂的流程。协助Ge增加收入，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
2005年，随着Generalatlantic和oakHill两家投资公司的入股，这家Ge资本的后台服务公司独立出来，并更名为简柏特。它提供广泛的服务，包括财务会计(F&a)、收款和客户服务、保险、供应链和采购、分析(analytics)、企业应用和it基础设施服务等。在提供这些服务时，简柏特依靠的是传承于Ge的三个核心能力――流程能力、分析能力和技术能力，同时也依靠来自运营部门的经验。
而它的服务覆盖多个行业，包括银行、金融服务、保险、制造、交通和医疗。通过管理大量的业务流程，满足客户在交易、管理、报告和计划方面的需求，向客户提供跨行业和多技术平台的解决方案。
发展到今天，简柏特在印度、中国、匈牙利、墨西哥、菲律宾、荷兰、罗马尼亚、西班牙和美国都设有分支机构。它共有员工35000余人，分布于全球30多家分支机构，因为其深厚的功底，已经连续三年稳坐《全球服务》颁发的Bpo(业务流程外包)领域最佳表现奖了。
由当初的一个后台支持部门，发展到今天一个网络遍布全球的从事业务流程外包的专业集团公司，通用的这局棋不可谓不高，诠释了老牌制造企业从制造主业向服务转型的最高境界――完全脱离了原有产品及其产品服务领域的专业服务。
服务转型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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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就是企业尽量增大产品大类和品种，跨行业生产经营多种多样的产品或业务，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范围和市场范围，充分发挥企业特长，充分利用企业的各种资源，提高经营效益，保证企业的长期生存与发展。
相关多元化：指企业专业化比率低(低于70％)而相关比率较大的多元化战略，一般来讲，相关多元化战略的核心是经营资源。实行相关多元化战略就是利用共同的经营资源，开拓与原有事业密切相关的新事业。
不相关多元化：企业相关比率很低，也就是企业开拓的新事业与原有的产品、市场、经营资源毫无相关之处，所需要的技术、经营资源、经营方法、销售渠道必须重新取得。
通用电气原来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器和电子设备制造公司，它的产值占美国电工行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就是这家企业，上世纪80年代在全球24个国家共拥有113家制造厂，其产值中传统制造产值的比重高达85％，服务产值仅占12％。实施上述“从以产品为中心到以服务为中心”的服务战略后，Ge大规模向金融、专业服务等服务业进军，业绩达到了标准普尔平均业绩的近两倍，服务业务对总利润的贡献已从转型前的50％增长到了70％。
根据iBm商业研究院提供的数据，如今在一些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中，兼有服务和制造业务的企业已达20％以上，其中美国高达58％，而97.8％的中国制造型企业仍停留在纯产品生产加工阶段，缺少服务业务。
所以，我们的企业需要服务战略，需要服务转型。关于转型的种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分为增量转型／整体转型的，也有分为增值服务／解决方案的，都是从不同角度来分析的。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其实服务转型的根本，就是在稳定发展主业前提下的相关／不相关多元化――如通用主业是基础电子设备制造，相关多元化了金融业务／Bpo业务，不相关多元化了nBC业务(nBC电视台)。
世界经济的引擎篇10
“这是一场无法回避的全面危机，我们不能再采取危机前的增长策略。因为危机前的增长模式建立在几个不复存在的规则的基础之上，这些规则最终造成了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脆弱性。”10月14日，联合国贸发会议全球化和发展战略司经济学家alfredoCalcagno在贸发会议上解读《2013年贸易与发展报告》时说。
“市场和科技力量颠覆了与制造业有关的很多由来已久的假设，战略转型就成了当务之急。”pLm解决方案提供商ptC和牛津经济研究院共同的一份报告指出，超过2/3的制造业企业预计会在未来3年中经历重大的业务流程转型。Cio和企业管理者们明确表示：“目标不仅仅是‘生产更好的产品’，而且还要‘用更好的方式生产产品’。”
用更好的方式生产
“我们技术中心之前面临的开况非常复杂。”长城汽车整车院数据资源部部长田智慧说。
据田智慧介绍，在部署pLm系统实现自动化之前，长城技术中心的全部开发都是依靠纸版文件传输。每一个车型都要编辑一本明细，其中涉及到总轴和大量零部件的规格说明，都必须一一罗列。“一般整车的零部件要涉及到3000多个，装配分成80多个工组，我们要把这么多信息放在一本明细里面，工作起来不仅效率低，还很容易犯错。”田智慧说。
2008年，长城汽车与达索合作，部署了pLm生产线，从开发设计到整车拼装全部实现了电子化管理。过去需要靠人去跑的事情，大多数都实现了电子流程，面对市场竞争和经济整体不景气的环境，长城汽车“整体上提升了”。
这是典型的利用技术提高效率的例子。在ptC和牛津经济研究院的共同调研中，超过半数的受访高管认为，改进盈利绩效的传统方法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市场环境，高达65%的受访者认为，优化生产运营已经变成行业的准入门槛。很多制造业企业正在从开发网络或智能产品、把生产资源部署到离客户更近的位置等角度，重新考虑战略和转型，以适应市场差异化和客户碎片化的趋势。
产品即服务
以往，制造业的服务范围主要集中在产品的维修和保养上，相对于非常重要的产品销售而言，服务被作为一项单独业务，优先性被摆在极低的位置。而在制造业转型的过程中，服务被认为是不可或缺，而且非常迫切的事情。很多制造商不仅开始将服务视为提升现有产品价值的方式，甚至还将服务本身视为独特的价值主张和收入来源。
比如，劳斯莱斯就在几年前推出了一项名为totalCare的服务型产品，用销售每台引擎的工作小时数取代单纯地出售飞机引擎，全面负担起引擎的定期保养和全面管理。对客户而言，引擎相关的风险及成本都转移给供应商，进而确保引擎的可靠性和正常运行时间，对双方都能起到积极的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