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证医学的四大原则篇1
循证医学是医学界近年提及率最高的词之一。从临床、科研、教学到学术交流,从做什么检查、下什么诊断到给什么治疗……一些医师开口闭口都是循证医学。似乎离了循证医学的医学,就不再是合乎时代的医学。更有些人,虽然也将循证医学挂在嘴上,但实际上却觉得循证医学与临床实践之间仿佛隔着一层纱,透着些许“阳春白雪”似的高不可攀和神秘,提则提矣,懂却不懂,用更不用。
将循证医学的重要性常挂于口,铭记于心,自然好。但更重要的是,要理解循证医学的真正内涵,并将其应用于实践。
那么,循证医学到底是什么?临床实践为什么需要循证医学?循证医学能解决哪些问题?循证医学与经验医学的联系与区别又在哪里?恰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李幼平教授来北京讲学,我们带着这些疑问采访了她,期望从与这位身兼卫生部中国循证医学中心主任、循证医学教育部网上合作研究中心主任、中国Cochrane中心主任和中国医师协会循证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等诸多重要职务的循证医学专家的访谈中得到一些答案。
需要,所以产生
循证医学到底是什么?这是李教授在讲学和接受采访过程中被问及最多的一个问题。她说,如果要用最短的文字来描述循证医学,那就是――循证医学是遵循证据的医学实践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20世纪后半叶,人类的疾病谱发生了变化,从单因性疾病向多因性疾病改变,因此相应的治疗也就变成了综合性治疗。在综合性治疗中,每一种干预措施可能都只产生很小的疗效,因此对其评价就必须要借助特定方法,即大样本多中心临床试验。1948年,英国人进行了人类第一项链霉素治疗结核病的随机对照试验(RCt),结果证实链霉素疗效非常好。如此确切的疗效,再加上如此严格的研究方法,使其结果很快得到公认。从此,RCt被确立为评价临床疗效的最有效方法。但是,尽管使用的都是RCt,不同研究者针对同一个问题得出的结果可能大相径庭。问题就这样产生了:每项RCt都号称是最高级别的证据,都是权威专家做出来的,那么,面对各不相同的结果,临床医师应该相信谁?
类似的问题越积越多,于是,方法学应运而生。方法学可以保证把应用相同干预措施治疗相同疾病的所有高质量临床研究都集中起来,最终拿出一个结论,从而来解决临床医师无所适从的问题。
循证医学的实施也需要一系列方法学来保驾护航。临床试验的设计、执行和质量控制需要方法学,以保证设计出来的试验是科学、真实、符合临床实际。借助方法学,才能把世界上此前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临床研究都收集起来,严格评价后进行质量评价,若能进行统计学分析,就拿出一个量化的结论,若不能做统计学分析,就拿出一个描述性结论。随着时间的过去,不断产生的新证据会对这些结论进行更新和补充,使其越来越接近真实的情况。不可否认,当今的临床决策已经越来越依赖这种高级别的证据。
总之,是疾病谱的改变、治疗方式的改变及证据的不断产生这些很现实的问题,催生了循证医学。回首循证医学走过的路,刚开始时只是个别人的问题,后来变成了前瞻性的探索,然后总结出一些经验,凝练出方法,再上升为学科,而现在正在向学科群发展。
三要素,二核心,四原则
李教授说,在循证医学实践过程中,讲究医师对病人的诊断和治疗要“三要素拍板”:①参考当前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临床研究证据;②参照医师自己的临床经验和在检查病人过程中所得到的第一手临床资料,因为临床医学是一个高度实践的科学,所以医师的经验和技能在任何时候都是必不可少的;③尊重病人的选择,将病人的意愿提到很高的程度上,例如癌症病人要考虑到其经济情况及个人意愿,年轻病人要考虑到其性生活能力。如果脱离了“三要素拍板”,那就不是循证医学,而是经验医学。
此外,循证医学还有两大核心,一是“证据要分级,推荐有级别”,二是循证医学的证据要不断地“与时俱进(updating)”。把临床研究证据分级别是循证医学所提出的要求,可分为下列5级:大样本多中心RCt或者收集这些RCt所作的系统评价和(或)荟萃分析;单个的大样本RCt;设有对照组的临床试验;无对照组的系列研究;专家意见、描述性研究和病案报告。
为什么要参照当前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临床研究证据?因为如果一个疾病没有被消灭,那么世界上患这种疾病的人数就是以这个病名为中心,没有半径的圆,即患病人数无限增加。而任何一个临床试验,都是以这个点上的试验去推测整个人群的患病情况,都是“以点推面”。试想一下,如果以点推面,当然希望这个点越大、越多,而且分布得越均匀,这样才越真实,越有代表性。专家意见之所以被排在循证医学证据的最低级别,就是因为专家的局限性。专家意见只局限于一点,无法去与全世界治疗同一个疾病的高级别证据的全部结果相抗衡。
至于如何做好循证医学,李教授总结了“四原则”,即基于问题(临床关注的问题或重大的科学问题)的研究,参考当前最好的证据决策,关注实践的效果,后效评价、止于至善。
十三年三个阶段
因性疾病及其综合性治疗的疗效”而提出的。
循证医学在提出之初,非常强调对RCt的系统评价。但10余年后的今天,人们才发现,大样本多中心RCt数量很少,而且有些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做RCt。此外,临床研究中存在着大量设有对照组的临床试验(CCt)。因此,基于这样的现实,循证医学专家们现在正在研究怎样把CCt中的有效成分拿出来的方法学,并给它一个权重。
循证医学原来只着眼于临床治疗,现在已逐渐扩展到诊断、中医药、外科和基础研究等各个领域。
第二个阶段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即1996-1998年间,英国人运用循证医学理念、方法和证据进行政府决策,解决公共卫生、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体系中的问题,提出了循证卫生保健(evidence-basedhealthcare)的概念,将高级别证据用于社区人群和大众。
第三个阶段从2000年开始。李教授根据循证医学的哲学理念,将其外延到各个需要证据决策的领域中,提出广义循证观,定义广义循证观三要素为:①凡事都要循证决策;②要与时俱进,根据新出现的高级别证据不断补充和完善现有评价;③后效评价,止于至善。该概念2003年首次在Cochrane年会上提出,即被全世界循证医学同行认可。因此李教授于2004年提出了循证科学(evidence-basedscience)的概念,她认为是基于以下内涵:①各行各业、各种层面都在强调决策的科学性和它的成本效益比;②重视信息的采集、加工、挖掘和合成;③由第三方进行权威评价。现在,各个行业都重视数据库的建设、评价标准和体系的建设和第三方的权威评价。
综观十三年来循证医学的这三个发展阶段,其核心问题是循证医学的原理没变,但是针对不同对象,要研究出适合不同特定条件的方法学。只有方法学跟进了,学科才能发展。
三成“确定”七成“不确定”
循证医学能解决哪些问题呢?李教授介绍说,循证医学的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把有关某个问题的所有临床研究证据全部收集起来,即使无论有证据证明“yes”还是有证据证明“no”都算结论,截至2005年8月,在Cochrane协作网所有2435个系统评价中,也只有30%的证据能确切地说“yes”或“no”,其余70%则都不确定。这些都充分说明,人类征服疾病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即使是一些世界上流行的大病种,采取眼下最流行的治疗方法,也没有证据证明其究竟是有效还是无效。以腰背痛为例,循证医学证据显示,全世界因为腰背痛而请病假者占所有开病假条者的1/3以上,但是从最便宜的到最昂贵的128种腰背痛治疗手段中,竟然没有一种被循证医学证据证明有效。
总而言之,就目前来说,循证医学能提供证据的也仅能解决30%的问题,其余70%的临床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未来高质量、大规模的临床研究和观察结果。
出于蓝而胜于蓝
谈到循证医学与经验医学的联系,李教授用七个字来形容――“出于蓝而胜于蓝”。李教授解释说,循证医学的每一条都针对着经验医学解决问题当中的不足,为的就是去完善经验医学。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循证医学肯定是优于经验医学的,但还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毕竟,经验医学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而循证医学还很年轻。
至于循证医学与经验医学的区别,李教授认为至少有以下六点:①证据来源。经验医学的证据来源于教科书和零散的临床研究,而循证医学的证据则完全来源于临床研究,且多为前瞻性研究。②检索方法。经验医学很难做到系统与全面,而循证医学则一定要求系统与全面,并有一套方法和一系列的伺服系统来保证其系统与全面。③拿到证据后评价。经验医学并没有要求评价证据,而循证医学则要求对证据进行严格评价,而且有一套严格的评价方法。④判效指标。循证医学强调终点指标,即病人的生存能力、生活质量和工作能力,而非中间指标,因而更接近病人的需求。⑤治疗依据。经验医学可以是动物实验或间接依据,而循证医学完全是临床依据。⑥医疗模式。经验医学以疾病和医师为中心,而循证医学以病人为中心。
那么,循证医学是否在各个方面都一定优于经验医学?不一定。循证医学还要接受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正是在这一点上,循证医学做得非常客观。综观循证医学的工作过程:检索了哪些数据库,检索了哪些时间,用了哪些手段,得到了什么结果……在这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可以监督,而经验医学则不具备这些。循证医学所有的方法和证据都是透明、公开、可让人检验的。只有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东西才可以上升为真理,才会成为新的证据。
循证医学的四大原则篇2
关键词：循证医学；中医；中药
1 中医中药理论依据
中医中药学是我国的传统医学，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是我国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为我国人民的健康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中医中药仍被世界认同，我国政府对中医中药也十分重视，提出要大力发展中医中药。早在三千多年前就有甲骨文记载食医、疾医、疡医。我国最早的医学专著是在二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其系统地总结了古代的医学成就和治疗经验，运用朴素的唯物论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防治等方面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初步奠定了中医药学的基础。其后《素女脉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难经》等医学典籍使中医从基础医学到临床医学，以及药物、针灸治疗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中医中药理论体系，也成为了后世医药学工作者的理论依据。16世纪中叶著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编写了闻名于世的《本草纲目》进一步奠定了中医药学的基础。
中医中药的基本理论是：医论“阴阳五行”，药论“四性五味”。“阴阳互补、阴阳协调、阴阳消长、五行相生相克”，“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虚则实之、实则虚之”。中医的诊断有“四诊八纲”之法，望、闻、问、切为四诊，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谓八纲。他是各种辨证之总纲。同时讲究“整体观念，天人合一”，辨证施治是其核心。其蕴涵着大量的系统论思想，与现代的循证医学理论有诸多相似之处。
2 中医中药发展的瓶颈
2.1 缺乏大样本试验数据缺少大样本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资料，特别是群体药代动力学、药效学方面的研究数据及特殊人群的差异性分析数据。疾病谱、人的体质、抵御疾病的能力都在变化。数千年传统的医案、方剂记载是否符合现代人群的疾病治疗，值得研究探讨。中医经典的辨证方法、逻辑分析方法难以实现对大量症状和体征等信息进行分析。可喜的是，目前在中医“证”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中医证候的基因芯片研究也有较大进展。一些大的医药研究机构对中药药效学研究中医“证”的动物模型已经达到110多种。如大黄灌胃致“气虚”，化疗药或辐射致“血虚”“阴虚”“阳虚”糖皮质激素致“肾虚”等。但是也有一些动物模型难以制作，如精神方面的疾病，狂躁、幻觉、抑郁、焦虑等。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试验药物在动物模型中有效，而在人体无效，多经不起体内试验的重复，是假阳性结果。如许多中药粗提物能增强试验动物的免疫功能，抑制试验动物的移植性肿瘤，但在人体确无效。运用现代医学理论和分子生物学技术阐明中医“证”本质是实现中医药现代化的基础和关键，具有重大科学意义［1］。
2.2 缺乏明确的预后评价中医中药学主要是治本，“固本清源，扶正祛邪”，讲究的是精、气、神的恢复情况。而对预后无十分明确的康复指标及评价。不像西医那样有明确的实验室指标或仪器设备检查结果。建立中医药疗效系统评价体系，已经成为中医药学发展的必然。
2.3 缺乏科学的方剂综合疗效分析中药的方剂组成多以增加疗效、降低毒性为主。自神农尝百草，以五味定药性，以五味之法定方剂，药物的五味与功效究竟存在多大差异值得研究。中药方剂中多味药的疗效不是单一的，作用机制也不是一个靶点，而应是多组分多个靶点，具有综合疗效。这方面的研究报道极少。
2.4 中药有效成分含量及提取问题由于气候条件、外部环境、土壤性质的变化，古老的中草药有效成分含量是否有所改变，中草药特别讲究产地﹙生长气候的变化、土壤性质的变化﹚、药用部位、及采收季节。用法、用量、用途也应有所改变。虽然大部分中药的化学成分定量、定性、指纹图谱、红外图谱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是产地、采收季节、药用部位等有效成分的差异性研究还有待提高。中药有效成分的提取工艺、提纯精制技术、仪器设备、质量控制、检测手段等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中药注射剂由于其起效迅速、疗效确切而受到临床的欢迎，但其质量难以控制，安全性受到质疑，从而制约了中药注射剂的发展。
2.5 中药的不良反应问题近年来，由于使用中药制剂而引起的aDR事件时有报道。据统计结果显示，2001～2003年中药不良反应报告数中药的不良反应量占aDR报告总数的13.5%，其中中药注射剂的不良反应报告数占中药不良反应总数的77.2%［2］。主要发生在肝、肾、神经、血液等系统的毒性。应引起中医药工作者的高度重视。造成中药aDR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①中药毒性研究数据缺乏，如龙胆泻肝丸中的关木通含马兜铃酸引起的肾脏毒性事件；②制剂原药材质量不统一，难以控制，如采收季节不同，甚至运输、储藏的条件不同其有效成分差异较大；③同名异物品种现象较多，各地区习惯用药不同致使发生中毒事故。例如北京某医院用山豆根配制感冒片时曾发生二百余人中毒。北方习用北豆根（山豆根）为防己科植物蝙蝠葛的根茎，南方习用山豆根（广豆根）为豆科植物柔枝槐的根，广豆根毒性大于北豆根，中毒原因是错把南方的广豆根调入北方当北豆根入药。
3 小结
综上所述，中医中药还存在诸多不足，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医中药，是医药学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循证医学与中医中药理论存在很多相同之处，如中医讲求整体观念、以人为本；循证医学也是如此。循证医学讲的是求证施治;中医讲的是辨证施治;循证医学的“证”是可信的证据，中医讲的“证”是症状、症候或理解为临床表现。二者含义不尽相同。笔者建议，运用循证医学来完善中医中药理论，加快发展中医中药，建立中医药临床系统评价体系，汇集中医药临床评价的资料，建立大型中医中药信息数据库。今年国家科技部将中医辨证和疗效评价、中成药安全性评价等已列入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计划。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也把实施中医药走出去战略作为今后工作的重点之一，明确要求采用循证医学的方法加以研究。笔者认为，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借用循证医学的方法，是中医药真正走向世界的一条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循证医学的四大原则篇3
开放式思维如果医生固守旧观念,不与患者充分对话和交流,由自己决定一切,往往会因为患者对医疗的不了解、不知情而导致冲突。要实现知情同意、自主选择的伦理学准则,就必须开放地让患者了解医疗活动的过程,实行医疗技术、医疗活动、医疗收费公开,增进医患理解、缓和矛盾,也有利于医患配合。
换位思维医患相互不理解是医患纠纷的导火索,如果通过换位思维加以调节,患方可以理解医学的风险性、复杂性和个体差异性,让医者大胆工作;医方则要设身处地为患方着想,以患者的心情和渴望来理解他们的要求,并加以最优化地实现。
风险思维客观事实和理性都提醒我们要辨证、明智、现实地权衡医疗代价与风险的问题。医生一定要有风险意识,对患者进行告知与沟通,让患者理解在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正视风险,医患共同努力在权衡和预防中避险,或坦然面对难避之险。
循证思维循证医学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临床医疗实践中,亦要遵循四大基本伦理准则:知情同意、自主、不伤害、最优化。每个医疗行为都应思考该不该做、怎么做、做了以后怎么对待等一系列问题,不能考虑不周即草率地实施,要循避害就优之法。在评价这些工作时也要循证说话,当前循证思维中最重要的就是循医德医风之证、循医疗质量之证、循服务质量之证、循法律法规之证。
循证医学的四大原则篇4
关键词 循经推拿 机理 方法
循经推拿是我国传统医学中，最古老而最独特医治疾病的方法之一，它是以中医学的气血学说、脏腑学说为理论基础，以经络学为指导，依据医者两手的不同部位，根据不同的病因、病症，运用多种刚柔相济、轻重不同、有特定技巧的推拿手法，直接作用于人体的经络、穴位或部位上，由外达内，疏通经络，行气活血，调和脏腑，理筋整复，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但对循经推拿在临床上意义重大，往往易被忽视，影响临床治疗效果。现浅谈一二。
1 循经辨证祖国医学认为，经络是人体内外、左右、上下、表里之间的沟通和维系，脏腑通过经络运行气血，调节阴阳，濡养周身各部，从而发挥营内卫外的重要生理功能。正如《灵枢・海论》说："夫十二经脉者，内属于腑脏，外络于肢节。"《灵枢・本藏》说："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临床上遵循望、闻、问、切四诊所得线索，观察经脉病候，用手法推、按、压、提、揉、叩击等法循经检查，进一步明确压痛点、皮肤变异点或阳性反应，从而诊断病在何经何脏及虚实寒热。2 辨证归经由于经络有一定的循行部位和脏腑络属，它可以反映所属脏腑的病证。因而在临床上，就可根据疾病所出现的症状，结合经络循行的部位及所联系的脏腑，作辨证归经的依据。正如《素问・缪刺论》说："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孙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络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经脉，内连五腑，散于肠胃。五脏乃伤，此邪之从皮毛而入，极于五脏次也。"指出了经络是外邪从皮毛腠理内传于脏腑的传导途径。此外，经络也是脏腑之间，脏腑与体表组织器官之间病变相互影响的渠道。
3 循经交接十二经脉有不同的循经路径，手三阴经从胸走手交手三阳经从手走头，交足三阳经从头走足，交足三阴经从足走腹；阳经行于身体外侧及背部，阴经行于肢体内侧及胸腹部；十二经脉的阴经与阳经多在四肢部衔接。阳经与阳经（同名经）在头面部相接。阴经与阴经（手足三阴经）在胸腹部交接。奇经中督脉行于背正中，任脉行于胸腹正中。所以某一经脉受到侵袭则在该循行的经脉分布部位上出现疼痛、红肿、麻木等症状。
4 循经推拿由于经络学说在临床上的独特性，在循经取穴及反应点施以推拿、气功等手法，就可针对性地采用适宜的补泻手法。正如《景岳全书・卷一》说："论治疗曰：夫病有宜汤者……，宜灸者、宜针者、宜按摩者、宜导引者。""宜导引而不导引，使人邪侵关节，闭结难通；宜按摩而不按摩，则使人淫归肌肉，久留不消……不当按摩而按摩，则使肌肉胀，筋骨舒张。"说明循经推拿、导引的重要性。循经推拿针对疾病发生的不同原因，从整体观念出发，按照辨证论治、补虚泻实、动静结合的原则，运用多种刚柔相济、轻重不同、有特定技巧的推拿手法，直接作用于人体的经络、穴位和部位，起着疏通经络、推动气血在经脉运行中的作用。《素问・气血形志篇》曰："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说明寒邪客于背部俞穴时，就可引起经络涩滞而发生疼痛，应用推拿、导引则能生热驱邪。不通则痛，通则不痛。
5 结语总而言之，循经推拿是中医临床治疗疾病的重要依据和手段。根据经络在人体特定的循行通路、内属脏腑、外络肢节的特性。本着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标本兼治的原则进行循经推拿，可尽快解除患者痛苦。推拿是以手为主进行各种不同的操作方法，手法的熟练程度及如何运用手法，对治疗效果有直接的影响，也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以手法一定要准确、持久、有力、均匀、柔和，从而达到意集、气随、力透的效果，在临床施术中才能得心应手。以上是本人拙见，尚祈指正。
参考文献
［1］邱茂良针灸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10
循证医学的四大原则篇5
关键词：疼痛；针灸治病；原则
疼痛是一种与组织，细胞或潜在的组织细胞相关的不愉快的主观和情感体验[1]。疼痛是生理、心理、感觉、情感、认知、行为、社会等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体验[2]。
1针灸针刺前诊法
应注意"四诊合参、四诊并用"。问疼痛时注意疼痛的部位、性质、强度及持续时间等。
1.1疼痛的部位
1.1.1头痛由于经脉在头部的循行部位不同，根据头痛的不同部位，可判别病在何经。一般痛连项背为病在太阳经；痛在前额或连及眉棱骨，为病在阳明经；痛在两颞或太阳穴附近，为病在少阳经；痛在颠顶，牵引头角，为厥阴病。
1.1.2胸痛多为心肺之病。胸痛而憋闷，痛引肩背者，为胸痹，多由胸阳不振，气虚血淤所致；若胸痛彻背，面青唇紫者，是心脉痹阻的"真心痛"；胸痛身热，喘促鼻子煽者为肺有实力热；胸痛身热，咳血脓血臭痰者，为肺痈。
1.1.3肋痛多与肝胆病有关。胁肋胀痛，身目发黄者为肝胆湿热；善太息易怒者为肝气郁结；肋部刺痛多为淤血。
1.1.4皖腹痛其病多在脾胃。一般喜暖为寒，喜凉为热，拒绝按为实力，喜按为虚。可因热结、寒凝、气滞、血淤、食积、虫积而发，也可由气虚、血虚、阳虚所致。
1.1.5腰痛多见肾病变腰痛绵绵，酸软乏力，多为肾虚；腰痛遇到冷或雨天加重为寒湿所致；痛如针刺为固定不移者，难以转侧者为血淤。
1.1.6四肢痛多见痹症。寒邪偏剩盛剧疼喜暖者为寒痹（痛痹）；风邪偏盛疼痛部位游走者为风痹（行痹）；湿邪偏盛痛而重着者为湿痹（着痹）；热邪偏盛红肿疼痛者为热痹。足跟或胫膝酸痛者为肾虚。
1.1.7周身痛新病乍起者多为实力症，以感受风寒湿邪者多；久病不愈者多为虚症，以气血亏虚经气不利常见。
1.2疼痛性质痛如针刺甚或刀割为刺痛，多为淤血；痛而有胀感为胀痛，多为气滞；疼痛不剧，绵绵不休为隐痛，多为精血亏虚，或阳虚有寒；痛有冷感喜暖为冷痛，多为寒邪阻络脉或阳虚；疼痛并有沉重感为重痛，多为湿邪阻遏气气血所致；久病、疼痛较轻、喜按，为虚症疼痛。
据以上收集临床资料为辩证论治提供依据。
2针灸的辩证论治
是以脏腑、气血证治为基础，以经络证治疗为核心，以八纲证治为纲领。针灸治病就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根据脏腑、经络学说，运用八纲理论，将临床所见的各种不同证侯按脏腑疾患、经络证侯和相应组织器官病证的形式进行分析归纳、辩证论治。分4种：①八纲证治；②脏腑证治；③气血证治；④经络证治。
针灸的辩证论治主要为经络辨证.经络证治以经络学说为主要依据的辩证论治疗方法，主要根据经络的循行分布属络脏腑、联系器官、生理功能、病侯特点等来确定疾病的经络归属，从而选择相应的经络治疗方法。分经络辨证和按经论治
经络辨证《灵枢・卫气》篇说："能别阴阳十二经者，知病之所生。侯虚实之所在者，能得病之高下"。《灵枢・官能》篇说："查其所痛，左右上下，知其寒温，何经所在。多用与于体表部位的肌肉、关节、组织、器官的病变。明代张三锡《经络考》说："脏腑阴阳各有其经，四肢筋骨各有其主，明其部以定经"。围绕此核心进行辨证，复杂的证侯即可有所归属。又分：①辩证归经；②辩位归经；③"经络诊察"归经，按经论治分有十二经脉的证治。
3针灸的治疗原则
即以八纲理论，结合疾病症侯，病性确定的治疗大法。或针或灸，或针灸并用；或补法或泻法，或补泻兼职施。临床常见用治疗原则有：①清热与散寒热则疾之，寒则留之；②补虚与泻实，虚则补之，陷下则灸之；实则泻之，宛陈则除之不盛不实以经取之；③局部与整体；④治标与治本；⑤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
临床应用实例1：头维点刺放血治疗经前头痛。《外科精义・论三部诸脉主证》载：头痛者，大概实者多痛，虚者多胀也。也有"经前头痛为血实，经后头痛为血虚"说。冲脉有热故循足阳明胃经上冲，上扰清窍而致头痛，月经来潮随血下行头痛则止，故经前头痛应注重胃经论治。头维为足阳明经的最高点，标穴所在，经前头痛主因在血不在气。故选头维点刺放血，体现"实则泻之，"宛陈则除之"的治疗原则。
4配穴处方是针灸治病的关键步骤
4.1选穴原则是配穴的基础、前提和先决条件。有局部近取、临近选穴、循经远取、辨证选穴。
临床应用例2：如二针法用斜刺法针刺太阳穴为主治疗慢性紧张型头痛。
取穴：局部进取，体现"腧穴所在，主治所在"的规律。以太阳穴为主穴配穴：百会、风池、列缺、三阴交。只采用平补平泻手法，针尖斜向下颌角放在方向，透刺至颊车穴。太阳穴为经外奇穴，为三叉神经痛、头痛、偏头痛等常用穴。本着"有病辨证，无症辨病"的原则，长针透刺太阳穴为主治疗头痛，每获得良效。
4.2配穴分按部配穴和按经配穴。
临床应用例3：刺血配合条脊为主治疗带状疱疹。①刺血：循经取穴：根据发病部位选取相应经脉的井穴点刺放血10～30滴，夹脊穴先轻后重扣刺。再用火罐拔出血；②针灸：辨症取穴：肝胆湿热取行间、太冲、阳陵泉；气滞血淤取足三里、行间、血海、肝俞、脾俞；③局部围刺；④推拿。1次/d，10次为1疗程，一般1～3疗程治愈。
疱疹与疼痛均为营卫不行，气血留滞而成（凝滞于皮化热生痈，阻滞于经络，不通则痛）。《灵枢・小针解》曰："宛陈则除之，去血脉也"刺血可去除淤血，疏通雍塞。"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调脊可状督脉，激发脏腑，振奋阳气，托毒于外而祛之以达病愈。
针灸治病主要以经络学说的理论为主。经络学说在阐释病理，指导疾病的诊断，治疗及预防保健针中皆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指导临床治疗尤其是对针灸治疗。针灸治病就是通过针刺或艾灸腧穴，以疏通经络气血，调节脏腑阴阳，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疏通经络：是针灸最主要、最直接的作用。中医理论中"不通则痛，即指经络闭阻不通而引发的多种病证。经络闭阻不通，气血运行不畅，甚至气滞血淤，而引发肢体或脏腹的肿胀、疼痛，又会引起肢体的麻木、萎软、拘挛或脏腹功能活动失去平衡。凡此，均应"以微小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对外感风寒湿邪引起的受患经部位酸楚冷痛、痉挛抽痛或跌仆损伤而致的肢体红肿疼痛，针刺可祛风除湿、活血化瘀、通经活络而止痛作用。
临床应用例4：耳穴磁珠贴压刺激治疗肝癌剧痛。
据经络学说"通则不痛""而者，宗脉之所聚也"客观通过耳穴贴压刺激，作用全身经脉和相关脏腑使经脉调和，气血通畅。通则不痛，从而发挥镇痛效果。还可改善机体各器官功能状态，最终起到镇痛、镇静、安神，通畅气血等临床治疗作用[3]。
俞穴佩伍，相辅相成，协同增效实例。
临床应用例5：电针镇痛在妇科门诊手术中的镇痛效果。
电针镇痛以被临床所证实。如在针刺镇痛下完成各种手术。如合谷内关下行"颈部甲状腺切除术，全喉切除术"等[4]
针灸可调整人体生理功能，所以术中生命体征平稳，术后恢复快。合谷手阳明大肠经之原穴，针刺合谷可增加中枢神经内原源性镇痛物质脑啡肽释放，是全身镇痛要穴[5-6]。内关属手厥阴心包经，亦为针麻，镇痛常用穴之一，有益气复脉，安神的作用，与合谷穴相配合，镇痛镇静效果功效卓著。两穴合用，一阴一阳，相互依赖，相互为用，行气活血，安神止痛之功。且穴在上肢，易于取穴且不影响手术操作。
临床应用例6：针刺内关与足三里治疗急性肾绞痛。
内关穴，一穴通三经。为八脉交会之穴，可通窍型醒神，通血脉行气血。有明显的镇痛，止痛作用。对全身各部位的急性痛症等也有效验[7-8]。足三里为阳明经合穴。针刺可通过益气养血、行气活血起到活血化瘀、疏通经络的作用。两穴配合使用，不仅可直接达镇静止痛之功效，还可以通过调节神经系统的低级中枢来缓解平滑肌的张力，以促进结石排出，因而对急性肾绞痛的治疗疗效显著且相对安全。中医有"痛者不通，通者不痛"故针刺可通过缓解泌尿系结石梗阻导致的无菌性炎性反应，减轻患者梗阻程度来缓解疼痛。
临床应用例7：动气针法配合董事氏奇穴治急性胸肋痛。
中医认为胸肋痛即"岔气"，乃因跌扭劳伤，引起经筋受损，气血雍滞局部而成[9]治疗主要以导气通滞为法[10]根据"心胸内关谋"原则，选手厥阴心包经络穴内关，可宽胸理气、散淤通络。董氏奇穴[11]中指代表人的督脉二角明穴，属手厥阴心包经，可疏气化淤，止痛消胀。故可治闪腰、岔气、胸肋疼痛。若病程短，可针下取效。火串穴入手少阳三焦经。可宜导气血，通络止痛。主治胸背痛。两穴佩相伍，阴阳相合、表里同治、化淤通络、活络止痛。疗效奇住著。动气针法称针刺运动疗法，于进针得气之后，活动患处以取得良好疗效[12]针刺得气后适当运动能促进针刺止痛的作用。
针灸疗法与其他疗法联合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疗效。
临床应用例8：三阳穴齐刺为主配合超短波治疗"鼠标手"。
鼠标手属中医"痹症""痛痹"范畴。为本虚夹实，正气不足，卫外不固，不能抵御外邪，风寒湿热等邪气易侵入人体，阻滞络脉、关节、筋骨，导致血脉闭阻、津液停聚、营卫不通，久而痰淤互结，劳伤痹痛，血气凝滞，则皮内肿痛、筋骨挛折、肿硬麻木[13]。
治疗以扶正祛邪，温经活血、行气散淤止痛为原则。取局部穴位为主，阳池、阳谷、阳溪均为手三阳经穴，齐刺三阳穴，常规直刺用平补平泻法。善利经脉气血，通络止痛消肿；外关属三焦经原穴可调理经脉之气，调理筋肉，解痉止痛。诸穴合用共奏补益气血、强筋壮骨、行气止痛、祛淤散结之功，以达通则不痛之效。配合超短波治疗，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消散炎性物，降低肌张力，促使致痛物质的排除，起到镇痛之作用[14]。
由此可见，针灸治病就是依以上四种原则，以经络学说为指导，遵循针灸的治疗方法，合理选穴，恰当配穴，正确的辩证论治将八纲、脏腑、气血、经络辩证方法紧密结合应用于临床，并灵活多变，融汇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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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医学的四大原则篇6
中医护理是构筑在中医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是中医药学理论基础和方法技术的共享。其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收集患者相关疾病发生发展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推理及辨证，从而在临床完成相应的护理计划与护理措施。它是一套有异于现代护理学的技术与方法，因此优秀的中医护理人员是保证中医护理质量的必要条件。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护理人员，则需要做到一下几点。
护理人员应具备中医素质
中医院的护理人员大多毕业于西医院校或护校，对中医理论基础知识和中药知识缺乏了解，中医护理技能操作生疏，因此就要培养护理人员对中医文化的兴趣与认同，通过中医护理知识的讲座，融会贯通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及辨证施护的中医护理理念，引导护理人员学习中药知识、煎药技巧、服药护理，定期进行护理病案讨论，加强辨证施护的能力，逐步提高自身的中医素养。
护理人员应创建中医护理氛围
中医护理应着重体现患者的护理要求：顺四时、调阴阳，避时邪、养行神。生活起居有常，情志护理要求调和情志，平静心情，饮食护理则以清淡有节，不偏食嗜食，护理记录中正确合理的使用中医护理用语，规范性的使用中医护理技能操作，创造一个良好的中医护理氛围。
护理人员应遵循中医护理原则
整体观念和辨证是中医护理的基本特点，人体与自然的辨证是中医护理的前提和依据，辨证施护是中医护理疾病的手段和方法。中医护理则以辨证施护为指导，根据不同症候，遵循并应用扶正祛邪，标本缓急、同病异护、异病同护、因时因人因地制宜及治未病的护理原则，对不同患者进行相应的适宜的中医护理，以求达到最好的护理效果，尽早解除患者的病痛。
护理工作中应凸显中医护理特色
将辨证施护正确应用在整体护理过程中，通过望、闻、问、切，收集患者的症状、体征、病史，以中医护理学的演绎思维方法，比较、演绎，以表知里、由果析因，凸显中医特色。结合临床，从整体观出发，用中医理论进行详细的辨证分析，判断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正邪盛衰情况及各个病变的关系，然后提出准确的护理诊断，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使疾病得以早日痊愈。
护理人员应熟练中医护理技能操作
循证医学的四大原则篇7
1.开放式思维：
如果医生固守旧观念，不与患者充分对话和交流，由自己决定一切，往往会因为患者对医疗的不了解、不知情而导致冲突。要实现知情同意、自主选择的伦理学准则，就必须开放地让患者了解医疗活动的过程，实行医疗技术、医疗活动、医疗收费公开，增进医患理解缓和矛盾，也有利于医患配合。
2.换位思维：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指数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人们去医院看病，往往对医院和医生抱有很大的期望值，除了希望“药到病除”，更重要的是得到应有的尊重、医患相互不理解是医患纠纷的导火索，如果通过换位思维加以调节，患方可以理解医学的风险性、复杂性和个体差异性，让医者大胆工作；医方则要设身处地为患方着想，以患者的心情和渴望来理解他们的要求，并加以最优化地实现。
3.风险思维：
客观事实和理性都提醒我们要辨证、明智、现实地权衡医疗代价与风险的问题。医护人员一定要有风险意识，对患者进行告知与沟通，让患者理解在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正视风险，医患共同努力在权衡和预防中避险，或坦然面对难避之险。
4.循证思维：
循证医学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临床医疗实践中，亦要遵循四大基本伦理准则：知情同意、自主、不伤害、最优化，每个医疗行为都应思考该不该做、怎么做、做了以后怎么对待等一系列问题，不能考虑不周即草率地实施，要循避害就优之法，在评价这些工作时也要循证说话，当前循证思维中最重要的就是循医德医风之证、循医疗质量之证、循服务质量之证、循法律法规之证。
5.法制思维：
旧思维中评价一位医师的标准是医德、技术、服务等纯专业化和伦理化内容，然而如果用新思维来衡量，这仅仅是当代医师成功的一半，另一半必须用法制观来评判，每一项具体医疗工作都要贯穿法制思维，否则将不能完成举证责任倒置而陷于被动。
循证医学的四大原则篇8
关键词：象；模型；思维方式；中医学。
综观20世纪的易学与医学研究，可以说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20世纪初，唐宗海写成了医易学专著《医易通说》（1915年上海千顷堂印本），目的在于“为医学探源，为易学引绪”，唐氏是最早提出“中西医汇通”的医学家，本书从一个特定层面论证了中医并非不科学，在医易相关方面着重论述了人身八卦理论及其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原理，既是对前代医易研究的总结，又开创了20世纪医易研究的新路。近代大医恽铁樵是反对“废医存药”、捍卫中医的主将，主张以中医本身学说为主加以改革，他在《群经见智录》中论述了医与易的关系，认为“《易》理不明，《内经》总不了了”，“《内经》与《易经》则其源同也”。可以说，20世纪前半叶，“医易同源”、“医易会通”是医家的共识。
然而，50年代以后，“医易”研究趋于低潮，尤其是十年“文革”时期，《易经》和中医“阴阳五行”都被打入封建迷信的行列，医易研究成为禁区。
80年代以来，医易研究逐渐趋热，到90年代初达到高潮。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研究“医易”的著作出版了十几本，①有关“医易”的专门学术会议开了八九次，②论文竟高达数百篇之多。在医与易关系如“医易同源”、“医源于易”上，大部分研究者是持肯定态度的，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医学理论与《易》无关”。③“《易经》、《易传》都不是中医学的直接理论渊源，自《易经》产生后直到隋唐以前，在此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内，它对医学几无影响”。④“将医理放入《周易》之中，认为医生必须通晓《周易》，是从明末才开始的思潮，是一部分医家的认识和主张”。⑤由上述可见两派在对待隋唐以后“医易会通”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分歧的焦点是在隋唐以前，尤其是《黄帝内经》与《周易》有没有关系的问题上，肯定派承认两者有密切关系，《周易》对《内经》有影响；否定派不承认两者之间有关系。本人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从实践操作层面、文字载体层面、思维方式层面对《周易》对《内经》作了详尽的探讨⑥，此不重复。近20年的医易研究应该说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不能不看到不少研究还处在低层面地比附、无根据地猜想、想当然的拔高和低水平地重复之中。对深层面的理论本质、思维方式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本文旨在探讨易与医的共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模型，并从中探讨中医学的理论本质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一、“象”思维方法与“象”思维模型
考察《内经》与《周易》在思维方式上是否一致，不但是判断易学与中医学有无关系的重要依据，而且是探讨易学与中医学理论本质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内经》与《周易》都是采用了“象数思维方式”，因“象数”的“数”实质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象”，因此“象数思维方式”实质上就是“象”思维方式。
“象”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以取象（包括运数）为思维方法，以阴阳“卦象”为思维出发点和思维模型，以具有转换性能的“象数”、“义理”两种信息系统为思维的形式和内涵，以外延界限模糊的“象”（或称“类”）概念对指谓对象及其发展趋势作动态的、整体的把握和综合的、多值的判断。
1．“象”思维方法
所谓“象”思维方法即取象（包括运数）的方法，是《周易》的基本方法。从本质上说，“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模型思维方法。中医采用据“象”归类、取“象”比类的整体、动态思维方法。所谓“象”指直观可察的形象，即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以《周易》为代表的取象思维方法，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类比，它的理论基础是视世界万物为有机的整体。取象比类即将动态属性、功能关系、行为方式相同相近或相互感应的“象”归为同类，按照这个原则可以类推世界万事万物。
中医即采用这种方法，有学者称之为“唯象”的方法。中医在分析人的生理功能结构时，将人体脏腑、器官、生理部位和情志活动与外界的声音、颜色、季节、气候、方位、味道等按功能属性分门别类地归属在一起。《素问五脏生成篇》：“五脏之象，可以类推。”如心脏，其基本功能是主神明，主血脉，宇宙万物中的赤色、徵音、火、夏、热、南方、苦味、七数、羊、黍、荧惑星等均可归属于心。五脏均以此类推。这种取象的范围可不断扩展，只要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就可无限地类推、类比。如果客体实体与之发生矛盾，那么也只能让位于功能属性。中医有一个“左肝右肺”的命题，历来争议很大。肝在人体实体中的位置应该在右边，这什么说“左肝”呢？其实这是从功能、动态属性上说的，肝有上升、条达的功能，故与春天、东方等归为一类，东方即左边。同时这个方位又是“象”模型的方位。
中医在对疾病的认识上，也是据象类比的。中医重“证”不重“病”。将各种病症表现归结为“证”。如眩晕欲扑、手足抽搐、震颤等病症，都具有动摇的特征，与善动的风相同，故可归为“风证”。中医“同属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就是根据动态功能之“象”类比为“证”而制定的。因此，有些病的病因症状相同，却分属不同的“证”；有些病的病因症状不同，却归为同一“证”。关键在于是否有相同的病机，而不是取决于症状或病因。例如慢性腹腔、脱肛、子宫下垂这三种不同的疾病，其症状（象）不尽相同，发病的原因也不同，但它们的病机（动态功能）都有可能属于“中气下陷”，故可归为同一“证”，都可采用补中益气汤法治疗。
中医以“象”建构了天人相合相应、人的各部分之间相合相应的理论体系，取象可以不断扩展，没有范围限制。这种“象”已超出了具体的物象、事象，已经从客观事物的形象中超越出来，而成为功能、关系、动态之“象”。由静态之“象”到动态之“象”，使得无序的世界有序化，使得人体与宇宙的关系有序化。
所谓运数思维，就是以“数”为思维工具来把握客观世界。值得一提的是，运数之“数”实质上就是“象”，它并不偏向于定量，而是偏向于定性。《素问·金匮真言论》将五脏中肝、心、脾、肺、肾与八、七、五、九、六相配，这是依五行生成数图（即后世所谓的“河图”）中的成数配五脏，木的成数为八，火的成数为七，土的成数为十，金的成数为九，水的成数为六。中医理论中“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五”轮“八”廓、“六”淫“七”情、“三”部“九”候、“八”纲辨证、“八”法、“四”气“五”味、“五”腧穴、“八”会穴、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等，均是运数思维的体现，其数字虽带有量的规定，但主要是为了表性，“数”与其说成“数”不如说成“象”，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象数思维模式的需要。在后世的了展中，中医理论大量吸收了天文、历法、卦爻的知识和框架，扩大取象范围。《灵枢·阴阳系日月》将十二经脉与十二月相配，《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十二顺（从），四经应四时，十二顺（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杨上善进一步解释：“四经，谓四时经脉也。十二顺，谓六阴爻、六阳爻相顺也。肝心肺肾四脉应四时之气，十二爻应十二月。”《黄帝内经太素·阴阳杂说》在诊断辨证学说中，无论是脉诊、舌诊、眼诊、尺肤诊、都有遵循全息的八卦结构规律，依此规律可取象比类。《伤寒论·伤寒例》提出外感病决病法，直接以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观测外感病，以乾坤阴阳爻的消长取象比类说明一年四时阴阳变化规律及外感病发病规律。而运气学说、子午流注则是将天文历法之“象”与人体生理、病理综合研究的代表，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2、“象”思维模型
“象”思维方法是和“象”思维模型分不开的。“象”实际上就是一种思维“模型”。所谓“模型”，是人们按照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对认识对象所作的一种简化的描述，用物质或思维的形式对原型进行模拟所形成的特定样态，模型可以分为物质模型与思维模型两大类。《周易》“象”模型是一种思维模型，而不是物质模型。“象”模型导源于《周易》经传及其其他先秦经典，由汉后“易学”总其成。“象”模型是中医思维所采用的理论模型。作为一种思维范式，“象”模型具有程式化、固定化、符号化的特点。“象”模型主要有卦爻模型、阴阳模型、易数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等。
（1）卦爻模型：《周易》用卦爻作为思维模型，卦爻最基本的符号是阳爻—和阴爻--，阴阳爻的三次组合构成八卦(23＝8)，阴阳爻的六次组合构成六十四卦(26＝64)，六十四卦也可看成是八卦的两两相重构成(82＝64)。六十四卦是《周易》的基础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包含六十四卦的卦象符号，而且包括它的排列次序。卦爻辞及《易传》则可看成是对这个模型的文字解说或内涵阐发。阴阳卦爻既有生成论意义，也有结构论意义，是象数思维的基点。其余六十二卦可看成是乾坤二卦的交合与展开。六十四卦是宇宙生命变化规律的完整的符号系统，也是理想的“象”（符号）模型。
中医有关生命的藏象模型有多种，其中就有一种是八卦藏象。如《灵枢·九宫八风篇》直接将九宫八卦与脏腑配合，以九宫八卦占盘作为观察天象、地象及人体、医学的工具，将八卦、八方虚风与病变部位有机对应，以文王八卦作为代表符号，表示方位（空间），显示季节物候（时间）变化特征。后世基本依据这种配属关系。不过《黄帝内经》中这种藏象模型并不占主要地位，除此篇以外，《黄帝内经》几乎没有直接运用卦爻模型的记载。
（2）阴阳模型：“阴阳”模型从实质上看正是卦爻模型的文字形式。虽然“阴阳”的概念《周易》经文中并没有出现，而是首见于《国语·周语上》，时为西周末年，然而阴阳的观念则至迟在殷、周时期已相当成熟，当时成书的《易经》（《周易》经文）的卦爻符号、卦名等已说明这一点。而《易传》则毫无疑问是先秦“阴阳”哲学的集大成者。
《黄帝内经》虽然不是主要采用卦爻模型，但却采用阴阳思维模型。在《内经》中，无论是作为生理学、病理学基础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还是作为诊断学、治疗学基础的四诊、八纲、证候、本标、正邪等学说，均是阴阳思维模型的运用。中医说到底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医以“阴阳”模型阐释人天关系与人体生命结构功能。中医认为人体和宇宙万物一样充满“阴阳”对立统一关系，“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医认为人体组织结构符合“阴阳”模型：上部、头面、体表、背部、四肢外侧为阳，下部、腰腹、体内、腹部、四肢内侧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为阴；手足三阳为阳，手足三阴为阴；气为阳，血、津为阴。五脏按部位、功能又可分阴分阳，每一脏腑又分阴分阳。可层层划分。中医运用“阴阳”以阐释人体生理功能，人体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辨证、治疗原则以及药物的性能等等。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及相互转化用以阐释人体生命现象的基本矛盾和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以及人体与自然相应的整体联系。阴阳模型是中医的最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三阴三阳。三阴三阳用以阐释经络，手足分别配以太阴、阳明、少阴、太阳、厥阴、少阳，共十二经脉，三阴三阳有开合枢的序次和功能。三阴三阳还指伤寒热病邪侵入经络以后的传变次第、地球公转形成的气候周期（主气）、日月星等天体运动变化形成的气候周期（客气）。《内经》中还有四阴阳说，《灵枢·阴阳系日月篇》将心、肺、肝、肾分别称为“阳中之太阴”、“阳中之少阴”、“阴中之少阳”、“阴中之太阳”。加上脾为“阴中之至阴”，该模型又与五行模型相通。
（3）易数模型：《周易》以及后世易学还构建了“易数”模型，如爻数、天地数、大衍数、河图数、洛书数、五行生成数等，笔者认为这些数并不是表示数量的，而是表示功能属性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象”，属于“象”模型范畴。
《内经》已开始用易数模型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内经》依据易“数”模型建构了中医生理、病理、诊疗理论体系。如以“八”、“七”为周期论述男女生长的节律，以五行生成数与九宫数论证五脏学说，以天地之至数了论述三部九候、九窍、九脏、九针，以六位数论述三阴三阳……如上文所言《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八、七、五、九、六”配属五脏，乃是河图中五行之成数。“左肝右腑”除上文所述是取动态、功能之“象”，同时还是遵循后天八卦模式中的方位规律，并不是指形体上的解剖位置。十二经络的形成也与卦爻模型有关。马王堆汉墓帛书记载的经脉还只有十一条（见《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并且还没有完整的“手足”“阴阳”的名称。从马王堆帛书到《内经》，从十一脉发展到十二脉，《周易》六爻模型起了一定作用。运气学说更是遵循河洛卦爻模型，《素问·五常政大论》除“五运平气之纪所应”之数为河图生成数外，还将五脏病变与洛书九宫数相联系。
（4）五行模型：“五行”模型虽然在通行本《周易》中没有出现，而是最早出现于《尚书》中的《甘誓》篇与《洪范》篇，但帛书本《周易》已言“五行”，更重要的是汉以后讲“五行”的主要是易学家，“五行”成为汉以后易学的基本内容。
中医把五行作为人体与事物的归类及相互联系的模型，体现人体的功能分类及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变化规律，并用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用以说明诊断、辨证和治疗原则。《黄帝内经》将“五行”模型与“阴阳”模型相结合，共同构成阐释生命现象和规律的理想模型。在五行模型中，五行与五脏的配属为中心，五行是个纽带，将器官（五官）、形体（五体）、情志（五志）、声音（五声）以及方位（五方）、季节（五时）、颜色（五色）、味道（五味）、生化（五化）等纳入其中，以此说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本身的整体性。五行的生克乘侮是事物联系、人体功能活动联系的法则。五行相生、相克说明脏腑之间资生与制约的联系，五脏中每一脏都具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生理联系，这种联系把五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病菌理上相生表主母及子、子病犯母的传变过程，相克代表相乘（相克太过为病）与相侮（反克为害）的传变过程。五行模型还广泛地用于诊断、治疗等方面。五行模型是中医最基本模型，它与阴阳模型互为补充、互为印证。
（5）干支模型：天干、地支也同样不是最早出现于《周易》，而是甲骨文，但汉以后易学家将干支纳入易学，从而成为象数易学的重要内容。
中医学特别重视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学就是时间医学。因此作为表示时间、历法的天干、地支，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从藏象、经络、脉象、证象等生理病理学说，到运气、针灸、处方、用药等诊断治疗学说，无不有对干支的运用。
总之，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是“象”思维的子模型，从属于“象”模型的大范畴。各级“象”模型其实是同源、同质而且同构的关系，只是有的偏于表示数理（如易数河洛模型），有的偏向于表示关系（如五行模型），有的偏于表示方位和时间（如八卦模型），有的偏于表示分类（如阴阳模型），把它们综合起来可称为“象”统一模型。
“象”模型是中华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模型，决定了中华文化的面貌和走向，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论建构，成为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本质要素。象数模型是与象数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象数方法也是《黄帝内经》建构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黄帝内经》采用取象运数的方法，创立了藏象、脉象、证象以及治则治法学说。后世如《伤寒论》、《千金方》、《素问》王冰注、金元四大家、孙一奎《医易绪余》、张介宾《类经图翼》、邵同珍《医易一理》、何梦瑶《医碥》、唐宗海《医易通说》等都直接或间接运用或发展了这个模型。尤其是隋唐以后，医学家自觉地引易入医,最明显的表现则是采用了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等“象”思维模型。
二、从“象”思维的特征看中医学的本质及其走向
1．“象”思维的特征
“象”思维方式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⑦：
（1）重整体、类比，轻个体、分析。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所谓的“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在这个理论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各事物融为一体。对人体各部分不作个体的、深入的分析，对人与外界事物为什么“合一”、怎样“合一”不进行具体的分析，只重视在模型范式上的归类“合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也体现这一特点。如“龋齿”，甲骨文中已有文字记载，说明“虫”是病原、病因，后来从整体上考察，认为胃热、虚火是其病因。
（2）重动态、功能，轻实体、结构。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非有实体结构。《灵枢·阴阳系日月》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阴阳”已从“日月”的实体意义抽象为动态范畴，是泛指，指事物的共性，而不是指具体事物的形体。中医“脏腑”概念绝非指生理解剖意义上的实体结构，而是指功能相同、时空节律形态具有同步性、全息性和一组动态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左”与“肝”具有上升的阳性功能，“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性功能。“左”与“右”的动态功能由太极象数模型的规定性所决定。
（3）重直觉、体悟，轻实证、量化。直觉体悟是中国传统的认知方法，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体现了这一特点。脏象、经络学说主要是通过直觉体悟感知的。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说明不是由实证方法得出的。经络主要是循经感传的认知固化的产物。中医在诊断、辨证上更体现了这一特点。望闻问切四诊是一套由表知里的诊断方法，通过对脏器经络的功能性变化的感知，把握疾病发生病因、病变机理。与西医运用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体质方面的信息来把握病变机理的实证、量化方法有所不同。中医诊断辨证有高明与低劣、正确与错误的差异，主要取决于认知主体----医生认知、感悟能力的高低，中医尚缺乏一套具有量化规定性的诊断标准。
（4）重程式、循环，轻创造、求异。中医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程式化的体系。从生理学说看，早期是从解剖实体形态出发认识脏腑的，如古文《尚书》、《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均认为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属金、肾属水（参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疏》），而今文《尚书》和《内经》则从功能出发，确定了肝木、脾土、心火、肺金、肾水的模式，并一直沿用下来，成为中医生理的最基本框架。经络的定型同样也是程式化的产物。中医诊断、辨证也可以说是程式化的，如面部诊、寸口脉诊、尺肤诊、舌诊等，其与内脏相对应的部位排布均是依准后天八卦结构规律，笔者提出一维和二维的八卦全息结构模式。再如八纲辨证，六经辨证，主要是遵循阴阳模式。注重程式、模型，注重循环往复，必将导致创造性、求异性的缺乏，几千年来中医的理论基本没有突破。
总之，以象数为思维模型、以取象运数为思维方法，注重天人的整体性、全息性，注重生命的功能性、关系性、超形态性、时序性，注重认知方法的直觉、体悟、程式、循环，是中医学理论的本质。⑧
2．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与优劣比较
（1）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关于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学术界有“元气论”与“原子论”、“整体论”与“还原论”、“系统论”与“分析论”、“功能论”与“结构论”等观点，笔者认为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别是“模型论”与“原型论”的差别。⑨中医学和中国传统生命科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即从功能模型、关系虚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西医和现代生命科学是“原型论”思维方式，即从解剖原型、物质实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
西医学采用“原型论”的思维方式，遵从“原子论”和“二元对立”的哲学传统，采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认识人体生命。西方传统认为原子是世界本原，有限、有形的原子构成物质及其运动，运动的根源在原子的外部，原子与原子之间是间断的、虚空的，要认识“原子”，必须采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由此发展出十七世纪以机械自然观为背景的西文近代实证科学。在对生命的认识上，由古希腊四体液学说，到19世纪30年代德国科学家发现细胞，并逐渐发展为以细胞学说为基础的近代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和治疗法，直到进入当代分子生物学，医学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统观这个过程，其实都是在运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探求构成物质、生命的最基本元素、基本结构功能，这就是“原型”。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等均从人体“原型”出发，以阐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治疗为目的，解剖学、生理学是西医的理论基础。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从物质结构层面将人体生命还原成分子生物结构，并可望在近几年内提前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可以说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在人体生命“原型”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无可替代的。
中医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遵从“元气论”和“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在“象”模型支配下，采用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中国则形成并遵从“元气论”的传统。从《周易》、道家到中医无不讲“气”。“气”是世界本源，“气化”运动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这种运动是“气”内部的相互作用。“气”是连续不断、流动有序的，是介于有形有状的粒子与无形无状的虚空的中间状态，可双向转换。中医在对待人的生命时，即从“气”入手，“气”既是生命的最小物质又是生理动态能。“气”的生命体现必然导致整体性、功能性、直觉性、程式化的方法论。“气”是中医学的最基本模型，“气”也是一种“象”。如上所述，气-阴阳-五行-象数模型是中医学的思维模型。《黄帝内经》遵循这个思维模型，一开始就没有走向机械、分析之路。《黄帝内经》将人看成一个有机的、开放的系统，而不看成是个不断分割的机体。在人体这个系统中人体小时空对应天地大时空，对应天时、物候、方位及万事万物，这种对应是由象数模型决定的。因此人体和整个宇宙在中医看来都是很容易把握的，只要用这个模型去推测、比拟就可以了。中医所谓的“模型”与科学所谓的“模型”内涵不尽相同，科学“模型”分为思维模型与物质模型，对此笔者已另文论述。就中医学“模型”与现代科学“模型”的区别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定量化的，包括了数学模型，能从一定的基本概念和数量关系出发进行推理和演算，对有关问题和现象作出定量的回答和解释；而中医学的“模型”是定性化的，五行并不表量而是表性，不是作为数量的依据，而是提供定性的参考性推论。二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一种纯科学模型，不包含社会政治、哲学文化等非科学因素；中医学模型则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中医模型方法包含哲学的、主观的、体悟式的方法。三是目的不同，现代科学的模型方法是以自然或人的“原型”为目的，最终是要揭示自然或人体的实体本质、物质结构及其功能、规律，关注的是“原型”；而中医学关注的是“模型”，“原型”往往服从于“模型”，“藏象”即是一种典型的模型，对藏象模型的构建成为中医人体生命科学的目的。“模型”只是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并不是研究的目的和思维方式，而“原型”才是其研究目的和思维方式。
（2）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优劣。中医和西医在思维方式上各有优劣，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在生命观上，中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面、功能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体现在对生命复杂现象的直觉观测、灵性感悟、整体把握上。与之相比，西医则在生命的物质层面、结构层面、个体层面、静态层面，以及对生命现象的知性观测、数理分析、微观把握上占有优势。
在疾病观上，中医的优势体现在未病养生的预防观念、辨“证”求“本”的诊断方法、发掘正气潜能、自稳自组自调节的治疗原则上。西医的优势在于对病因病理病位的物质性指标的精确把握，对疾病病灶的定位、定量的准确消除上。
在医学模式上，西医主要采用生物医学模式，而中医则是一种综合性的、大生态、大生命的医学模式，以五行—五脏模型而言，它既包含有文化社会的因素，又包含有自然科学的因素；既反映了人体五脏之间不可分割的复杂关系，又反映了人体内“藏”与自然万物外“象”的对应关系。自从1977年恩格尔(G.L.engel)提出超越生物医学模式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西医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医学模式转变的任务，而在这点上中医学因其比较重视整体和综合，因此在这个转变中有着一定的优势和机遇。
在思维方法上，西医采用纵向的、机械的、还原分析的方法，导致对人的认识从器官、组织、细胞到Dna、Rna，注重生命微观的纵深探讨，在形态、结构、细节上达到相当的高度，占有相当的优势。中医采用横向的、有机的、整合的方法，从整体、宏观、动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
3．中医学的未来发展
在中医的未来发展战略问题上，目前有“传统派”与“现代派”之争。笔者属于“传统派”。笔者认为“现代派”提出的最响亮的口号“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已构成一个悖论，我称之为“中医现代化悖论”⑩，这个“悖论”可描述为“中医要实现不改变其非现代科学形态的现代科学化”。也就是说所谓的“现代化”在相当多的人看来就是要“现代科学化”（其实“现代化”的含义远非这么简单），而中医学是一种传统科学，不是现代科学，要“现代科学化”就是丢弃自己的特色；而不现代化，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又难以保持自己的特色。如何既保持自己的特色（传统科学形态）又实现“现代科学化”，无疑构成了一个“悖论”，自从笔者提出这一“悖论”以来，已引起业内、业外人士的较大注意，并引发了一场中医存亡世纪大论争。如何走出这个“悖论”的怪圈?的确需要我们好好研究，而首先应当解决的当然就是中医理论模型问题。
就“象”思维模型而言，我是持“修补”观点的。医易“象”模型是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逐步摸索出来的，是对天地人(三才)运动规律的一种形象、模糊的图示，它是建立在以天道推及人道、天道即是人道(天人合一)的认识基础上的，它原本关注的是天道的动态功能。这个模型对天地包括人的运动大规律是基本适合的，它揭示了在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下呈现盛衰消长、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中医即用它来建构五脏生命模型，应该说通过二千多年的医疗实践，五行—五脏模型还是基本能够反映人体的功能特征和生命运行规律的。《黄帝内经》采用“象”思维方式，以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这无疑是生命科学的大方向，但也不能不看到中医“象”思维模型并不能完全精确地、数量化地反映人体各个脏器实体的所有生理结构功能、病理变化，不能不看到中医不重量化、不重分析的思维取向导致对生理病理的细节认识不清，诊断辨证的较大“艺术性”、“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造成了中医与现代科学的隔阂，可见象数的思维方式给中医带来的正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
一切模型都来源于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模型也在流动、变化、更新之中。医易“象”模型也不例外。由于生命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借助于一种或几种模型往往不能详尽地、精确地反映原型的结构、属性和行为。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象”模型是一个先验的、不能变更(“不易”)的模型，它好比一个一开始就设计得过于完美的大框子，后来的东西只能分门别类、按部就班去填入这个大框子。以这个模型去限定活生生的、变化莫测的人体生命原型，无疑是不完备，也是不可能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这一思维模型与人体生命原型进行双向研究，抛弃错误，修正不足，逐步寻找到一种合理的、逐步逼近原型的模型，当然这就不能不借助于多学科的尤其是现代科学的新成果、新手段，这种借鉴的目的不是去验证中医、衡量中医，更不是去否定中医、改造中医，而是在更高层面上修正、补充、发展中医。
现代中医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应该在真正认清“象”思维的前提下，继续把握宏观、整体、动态认知生命的大方向前提下，致力于研究怎样弥补微观、分析、形态方面先天不足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继承整体性，强化分析性；继承动态功能性，强化形态结构性；继承主观性、直观性，强化客观性、逻辑性；继承求同性，强化求异性。中医的重点应放在后者，相对地说，西医的重点应放在前者。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使中西医达到一种最佳配置上调节，实现形而上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这无疑是中医发展的走向，也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前提。
注释：
①邹伟俊主编《医易新探》(1986年，内部版)，邹学熹《中国医易学》(1989年，四川科技版)，杨力《周易与中医学》(1989年，北京科技版)，黄自元《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1989年，中国医药科技版)，麻福昌《易经与传统医学》(1989年，贵州人民版)，李浚川、萧汉明主编《医易会通精义》(1991年人民卫生版)，何少初《古代名医解周易》(1991年，中国医药科技版)，孟庆云《周易文化与中医学》(1995年，福建科技版)，张其成主编《易医文化与应用》(1995年，华夏版)，张其成《易学与中医》(1999年，中国书店版)等。
②1986年12月南京“医易研讨会”，1989年10月贵阳“医易相关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1990年11月泰安“国际周易与中医学思想研讨会”，1991年12月福州“海峡两岸医易学术研讨会”，1993年11月贵阳“国际周易与传统医学文化研讨会”，1995年3月南京“国际易医学术研讨会”，1996年10月“国际中医与周易学术研讨会”，1998年10月北京“国际传统医学与传统文化(周易)研讨会”等。
③廖育群：《岐黄医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④薛公忱：《略评“医易同源”及“医源于易”》，载《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⑤李申：《周易与中医关系略论》，载《易医文化与应用》，华夏出版社，1995年。
⑥张其成：《易学与中医》（第2版），中国书店出版社，2001年1月；
张其成：《论周易与内经的关系》，《国际易学研究》第6集，华夏出版社，2000年11月。
⑦张其成：《论中医思维及其走向》，载《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第4期。
⑧张其成：《中医理论模型的特征、意义与不足》，载《医学与哲学》2000年第2期。
循证医学的四大原则篇9
关键词：象；模型；思维方式；中医学
前言
综观20世纪的易学与医学研究，可以说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20世纪初，唐宗海写成了医易学专著《医易通说》（1915年上海千顷堂印本），目的在于“为医学探源，为易学引绪”，唐氏是最早提出“中西医汇通”的医学家，本书从一个特定层面论证了中医并非不科学，在医易相关方面着重论述了人身八卦理论及其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原理，既是对前代医易研究的总结，又开创了20世纪医易研究的新路。近代大医恽铁樵是反对“废医存药”、捍卫中医的主将，主张以中医本身学说为主加以改革，他在《群经见智录》中论述了医与易的关系，认为“《易》理不明，《内经》总不了了”，“《内经》与《易经》则其源同也”。可以说，20世纪前半叶，“医易同源”、“医易会通”是医家的共识。
然而，50年代以后，“医易”研究趋于低潮，尤其是十年“”时期，《易经》和中医“阴阳五行”都被打入封建迷信的行列，医易研究成为。
80年代以来，医易研究逐渐趋热，到90年代初达到高潮。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研究“医易”的著作出版了十几本，①有关“医易”的专门学术会议开了八九次，②论文竟高达数百篇之多。在医与易关系如“医易同源”、“医源于易”上，大部分研究者是持肯定态度的，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医学理论与《易》无关”。③“《易经》、《易传》都不是中医学的直接理论渊源，自《易经》产生后直到隋唐以前，在此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内，它对医学几无影响”。④“将医理放入《周易》之中，认为医生必须通晓《周易》，是从明末才开始的思潮，是一部分医家的认识和主张”。⑤由上述可见两派在对待隋唐以后“医易会通”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分歧的焦点是在隋唐以前，尤其是《黄帝内经》与《周易》有没有关系的问题上，肯定派承认两者有密切关系，《周易》对《内经》有影响；否定派不承认两者之间有关系。本人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从实践操作层面、文字载体层面、思维方式层面对《周易》对《内经》作了详尽的探讨⑥，此不重复。近20年的医易研究应该说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不能不看到不少研究还处在低层面地比附、无根据地猜想、想当然的拔高和低水平地重复之中。对深层面的理论本质、思维方式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本文旨在探讨易与医的共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模型，并从中探讨中医学的理论本质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一、“象”思维方法与“象”思维模型
考察《内经》与《周易》在思维方式上是否一致，不但是判断易学与中医学有无关系的重要依据，而且是探讨易学与中医学理论本质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内经》与《周易》都是采用了“象数思维方式”，因“象数”的“数”实质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象”，因此“象数思维方式”实质上就是“象”思维方式。
“象”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以取象（包括运数）为思维方法，以阴阳“卦象”为思维出发点和思维模型，以具有转换性能的“象数”、“义理”两种信息系统为思维的形式和内涵，以外延界限模糊的“象”（或称“类”）概念对指谓对象及其发展趋势作动态的、整体的把握和综合的、多值的判断。
1．“象”思维方法
所谓“象”思维方法即取象（包括运数）的方法，是《周易》的基本方法。从本质上说，“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模型思维方法。中医采用据“象”归类、取“象”比类的整体、动态思维方法。所谓“象”指直观可察的形象，即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以《周易》为代表的取象思维方法，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类比，它的理论基础是视世界万物为有机的整体。取象比类即将动态属性、功能关系、行为方式相同相近或相互感应的“象”归为同类，按照这个原则可以类推世界万事万物。
中医即采用这种方法，有学者称之为“唯象”的方法。中医在分析人的生理功能结构时，将人体脏腑、器官、生理部位和情志活动与外界的声音、颜色、季节、气候、方位、味道等按功能属性分门别类地归属在一起。《素问五脏生成篇》：“五脏之象，可以类推。”如心脏，其基本功能是主神明，主血脉，宇宙万物中的赤色、徵音、火、夏、热、南方、苦味、七数、羊、黍、荧惑星等均可归属于心。五脏均以此类推。这种取象的范围可不断扩展，只要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就可无限地类推、类比。如果客体实体与之发生矛盾，那么也只能让位于功能属性。中医有一个“左肝右肺”的命题，历来争议很大。肝在人体实体中的位置应该在右边，这什么说“左肝”呢？其实这是从功能、动态属性上说的，肝有上升、条达的功能，故与春天、东方等归为一类，东方即左边。同时这个方位又是“象”模型的方位。
中医在对疾病的认识上，也是据象类比的。中医重“证”不重“病”。将各种病症表现归结为“证”。如眩晕欲扑、手足抽搐、震颤等病症，都具有动摇的特征，与善动的风相同，故可归为“风证”。中医“同属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就是根据动态功能之“象”类比为“证”而制定的。因此，有些病的病因症状相同，却分属不同的“证”；有些病的病因症状不同，却归为同一“证”。关键在于是否有相同的病机，而不是取决于症状或病因。例如慢性腹腔、脱肛、子宫下垂这三种不同的疾病，其症状（象）不尽相同，发病的原因也不同，但它们的病机（动态功能）都有可能属于“中气下陷”，故可归为同一“证”，都可采用补中益气汤法治疗。
中医以“象”建构了天人相合相应、人的各部分之间相合相应的理论体系，取象
可以不断扩展，没有范围限制。这种“象”已超出了具体的物象、事象，已经从客观事物的形象中超越出来，而成为功能、关系、动态之“象”。由静态之“象”到动态之“象”，使得无序的世界有序化，使得人体与宇宙的关系有序化。
所谓运数思维，就是以“数”为思维工具来把握客观世界。值得一提的是，运数之“数”实质上就是“象”，它并不偏向于定量，而是偏向于定性。《素问·金匮真言论》将五脏中肝、心、脾、肺、肾与八、七、五、九、六相配，这是依五行生成数图（即后世所谓的“河图”）中的成数配五脏，木的成数为八，火的成数为七，土的成数为十，金的成数为九，水的成数为六。中医理论中“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五”轮“八”廓、“六”淫“七”情、“三”部“九”候、“八”纲辨证、“八”法、“四”气“五”味、“五”腧穴、“八”会穴、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等，均是运数思维的体现，其数字虽带有量的规定，但主要是为了表性，“数”与其说成“数”不如说成“象”，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象数思维模式的需要。在后世的了展中，中医理论大量吸收了天文、历法、卦爻的知识和框架，扩大取象范围。《灵枢·阴阳系日月》将十二经脉与十二月相配，《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十二顺（从），四经应四时，十二顺（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杨上善进一步解释：“四经，谓四时经脉也。十二顺，谓六阴爻、六阳爻相顺也。肝心肺肾四脉应四时之气，十二爻应十二月。”《黄帝内经太素·阴阳杂说》在诊断辨证学说中，无论是脉诊、舌诊、眼诊、尺肤诊、都有遵循全息的八卦结构规律，依此规律可取象比类。《伤寒论·伤寒例》提出外感病决病法，直接以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观测外感病，以乾坤阴阳爻的消长取象比类说明一年四时阴阳变化规律及外感病发病规律。而运气学说、子午流注则是将天文历法之“象”与人体生理、病理综合研究的代表，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2、“象”思维模型
“象”思维方法是和“象”思维模型分不开的。“象”实际上就是一种思维“模型”。所谓“模型”，是人们按照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对认识对象所作的一种简化的描述，用物质或思维的形式对原型进行模拟所形成的特定样态，模型可以分为物质模型与思维模型两大类。《周易》“象”模型是一种思维模型，而不是物质模型。“象”模型导源于《周易》经传及其其他先秦经典，由汉后“易学”总其成。“象”模型是中医思维所采用的理论模型。作为一种思维范式，“象”模型具有程式化、固定化、符号化的特点。“象”模型主要有卦爻模型、阴阳模型、易数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等。
（1）卦爻模型：《周易》用卦爻作为思维模型，卦爻最基本的符号是阳爻—和阴爻--，阴阳爻的三次组合构成八卦(23＝8)，阴阳爻的六次组合构成六十四卦(26＝64)，六十四卦也可看成是八卦的两两相重构成(82＝64)。六十四卦是《周易》的基础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包含六十四卦的卦象符号，而且包括它的排列次序。卦爻辞及《易传》则可看成是对这个模型的文字解说或内涵阐发。阴阳卦爻既有生成论意义，也有结构论意义，是象数思维的基点。其余六十二卦可看成是乾坤二卦的交合与展开。六十四卦是宇宙生命变化规律的完整的符号系统，也是理想的“象”（符号）模型。
中医有关生命的藏象模型有多种，其中就有一种是八卦藏象。如《灵枢·九宫八风篇》直接将九宫八卦与脏腑配合，以九宫八卦占盘作为观察天象、地象及人体、医学的工具，将八卦、八方虚风与病变部位有机对应，以文王八卦作为代表符号，表示方位（空间），显示季节物候（时间）变化特征。后世基本依据这种配属关系。不过《黄帝内经》中这种藏象模型并不占主要地位，除此篇以外，《黄帝内经》几乎没有直接运用卦爻模型的记载。
（2）阴阳模型：“阴阳”模型从实质上看正是卦爻模型的文字形式。虽然“阴阳”的概念《周易》经文中并没有出现，而是首见于《国语·周语上》，时为西周末年，然而阴阳的观念则至迟在殷、周时期已相当成熟，当时成书的《易经》（《周易》经文）的卦爻符号、卦名等已说明这一点。而《易传》则毫无疑问是先秦“阴阳”哲学的集大成者。
《黄帝内经》虽然不是主要采用卦爻模型，但却采用阴阳思维模型。在《内经》中，无论是作为生理学、病理学基础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还是作为诊断学、治疗学基础的四诊、八纲、证候、本标、正邪等学说，均是阴阳思维模型的运用。中医说到底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医以“阴阳”模型阐释人天关系与人体生命结构功能。中医认为人体和宇宙万物一样充满“阴阳”对立统一关系，“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医认为人体组织结构符合“阴阳”模型：上部、头面、体表、背部、四肢外侧为阳，下部、腰腹、体内、腹部、四肢内侧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为阴；手足三阳为阳，手足三阴为阴；气为阳，血、津为阴。五脏按部位、功能又可分阴分阳，每一脏腑又分阴分阳。可层层划分。中医运用“阴阳”以阐释人体生理功能，人体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辨证、治疗原则以及药物的性能等等。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及相互转化用以阐释人体生命现象的基本矛盾和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以及人体与自然相应的整体联系。阴阳模型是中医的最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三阴三阳。三阴三阳用以阐释经络，手足分别配以太阴、阳明、少阴、太阳、厥阴、少阳，共十二经脉，三阴三阳有开合枢的序次和功能。三阴三阳还指伤寒热病邪侵入经络以后的传变次第、地球公转形成的气候周期（主气）、日月星等天体运动变化形成的气候周期（客气）。《内经》中还有四阴阳说，《灵枢·阴阳系日月篇》将心、肺、肝、肾分别称为“阳中之太阴”、“阳中之少阴”、“阴中之少阳”、“阴中之太阳”。加上脾为“阴中之至阴”，该模型又与五行模型相通。
（3）易数模型：《周易》以及后世易学还构建了“易数”模型，如爻数、天地数、大衍数、河图数、洛书数、五行生成数等，笔者认为这些数并不是表示数量的，而是表示功能属性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
“象”，属于“象”模型范畴。
《内经》已开始用易数模型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内经》依据易“数”模型建构了中医生理、病理、诊疗理论体系。如以“八”、“七”为周期论述男女生长的节律，以五行生成数与九宫数论证五脏学说，以天地之至数了论述三部九候、九窍、九脏、九针，以六位数论述三阴三阳……如上文所言《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八、七、五、九、六”配属五脏，乃是河图中五行之成数。“左肝右腑”除上文所述是取动态、功能之“象”，同时还是遵循后天八卦模式中的方位规律，并不是指形体上的解剖位置。十二经络的形成也与卦爻模型有关。马王堆汉墓帛书记载的经脉还只有十一条（见《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并且还没有完整的“手足”“阴阳”的名称。从马王堆帛书到《内经》，从十一脉发展到十二脉，《周易》六爻模型起了一定作用。运气学说更是遵循河洛卦爻模型，《素问·五常政大论》除“五运平气之纪所应”之数为河图生成数外，还将五脏病变与洛书九宫数相联系。
（4）五行模型：“五行”模型虽然在通行本《周易》中没有出现，而是最早出现于《尚书》中的《甘誓》篇与《洪范》篇，但帛书本《周易》已言“五行”，更重要的是汉以后讲“五行”的主要是易学家，“五行”成为汉以后易学的基本内容。
中医把五行作为人体与事物的归类及相互联系的模型，体现人体的功能分类及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变化规律，并用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用以说明诊断、辨证和治疗原则。《黄帝内经》将“五行”模型与“阴阳”模型相结合，共同构成阐释生命现象和规律的理想模型。在五行模型中，五行与五脏的配属为中心，五行是个纽带，将器官（五官）、形体（五体）、情志（五志）、声音（五声）以及方位（五方）、季节（五时）、颜色（五色）、味道（五味）、生化（五化）等纳入其中，以此说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本身的整体性。五行的生克乘侮是事物联系、人体功能活动联系的法则。五行相生、相克说明脏腑之间资生与制约的联系，五脏中每一脏都具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生理联系，这种联系把五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病菌理上相生表主母及子、子病犯母的传变过程，相克代表相乘（相克太过为病）与相侮（反克为害）的传变过程。五行模型还广泛地用于诊断、治疗等方面。五行模型是中医最基本模型，它与阴阳模型互为补充、互为印证。
（5）干支模型：天干、地支也同样不是最早出现于《周易》，而是甲骨文，但汉以后易学家将干支纳入易学，从而成为象数易学的重要内容。
中医学特别重视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学就是时间医学。因此作为表示时间、历法的天干、地支，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从藏象、经络、脉象、证象等生理病理学说，到运气、针灸、处方、用药等诊断治疗学说，无不有对干支的运用。
总之，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是“象”思维的子模型，从属于“象”模型的大范畴。各级“象”模型其实是同源、同质而且同构的关系，只是有的偏于表示数理（如易数河洛模型），有的偏向于表示关系（如五行模型），有的偏于表示方位和时间（如八卦模型），有的偏于表示分类（如阴阳模型），把它们综合起来可称为“象”统一模型。
“象”模型是中华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模型，决定了中华文化的面貌和走向，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论建构，成为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本质要素。象数模型是与象数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象数方法也是《黄帝内经》建构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黄帝内经》采用取象运数的方法，创立了藏象、脉象、证象以及治则治法学说。后世如《伤寒论》、《千金方》、《素问》王冰注、金元四大家、孙一奎《医易绪余》、张介宾《类经图翼》、邵同珍《医易一理》、何梦瑶《医碥》、唐宗海《医易通说》等都直接或间接运用或发展了这个模型。尤其是隋唐以后，医学家自觉地引易入医,最明显的表现则是采用了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等“象”思维模型。
二、从“象"思维的特征看中医学的本质及其走向
1．“象”思维的特征
“象”思维方式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⑦：
（1）重整体、类比，轻个体、分析。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所谓的“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在这个理论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各事物融为一体。对人体各部分不作个体的、深入的分析，对人与外界事物为什么“合一”、怎样“合一”不进行具体的分析，只重视在模型范式上的归类“合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也体现这一特点。如“龋齿”，甲骨文中已有文字记载，说明“虫”是病原、病因，后来从整体上考察，认为胃热、虚火是其病因。
（2）重动态、功能，轻实体、结构。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非有实体结构。《灵枢·阴阳系日月》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阴阳”已从“日月”的实体意义抽象为动态范畴，是泛指，指事物的共性，而不是指具体事物的形体。中医“脏腑”概念绝非指生理解剖意义上的实体结构，而是指功能相同、时空节律形态具有同步性、全息性和一组动态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左”与“肝”具有上升的阳，“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左”与“右”的动态功能由太极象数模型的规定性所决定。
（3）重直觉、体悟，轻实证、量化。直觉体悟是中国传统的认知方法，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体现了这一特点。脏象、经络学说主要是通过直觉体悟感知的。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说明不是由实证方法得出的。经络主要是循经感传的认知固化的产物。中医在诊断、辨证上更体现了这一特点。望闻问切四诊是一套由表知里的诊断方法，通过对脏器经络的功能性变化的感知，把握疾病发生病因、病变机理。与西医运用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体质方面的信息来把握病变机理的实证、量化方法有所不同。中医诊断辨证有高明与低劣、正确与错误的差异，主要取决于认知主体----医生认知、感悟能力的高低，中医尚缺乏一套具有量化规定性的诊断标准。
（4）重程式、循环，轻创造、求异。中医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程式化的体系。从生理学说看，早期是从解剖实体形态出发认识脏腑的，如古文《
尚书》、《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均认为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属金、肾属水（参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疏》），而今文《尚书》和《内经》则从功能出发，确定了肝木、脾土、心火、肺金、肾水的模式，并一直沿用下来，成为中医生理的最基本框架。经络的定型同样也是程式化的产物。中医诊断、辨证也可以说是程式化的，如面部诊、寸口脉诊、尺肤诊、舌诊等，其与内脏相对应的部位排布均是依准后天八卦结构规律，笔者提出一维和二维的八卦全息结构模式。再如八纲辨证，六经辨证，主要是遵循阴阳模式。注重程式、模型，注重循环往复，必将导致创造性、求异性的缺乏，几千年来中医的理论基本没有突破。
总之，以象数为思维模型、以取象运数为思维方法，注重天人的整体性、全息性，注重生命的功能性、关系性、超形态性、时序性，注重认知方法的直觉、体悟、程式、循环，是中医学理论的本质。⑧
2．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与优劣比较
（1）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关于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学术界有“元气论”与“原子论”、“整体论”与“还原论”、“系统论”与“分析论”、“功能论”与“结构论”等观点，笔者认为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别是“模型论”与“原型论”的差别。⑨中医学和中国传统生命科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即从功能模型、关系虚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西医和现代生命科学是“原型论”思维方式，即从解剖原型、物质实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
西医学采用“原型论”的思维方式，遵从“原子论”和“二元对立”的哲学传统，采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认识人体生命。西方传统认为原子是世界本原，有限、有形的原子构成物质及其运动，运动的根源在原子的外部，原子与原子之间是间断的、虚空的，要认识“原子”，必须采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由此发展出十七世纪以机械自然观为背景的西文近代实证科学。在对生命的认识上，由古希腊四体液学说，到19世纪30年代德国科学家发现细胞，并逐渐发展为以细胞学说为基础的近代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和治疗法，直到进入当代分子生物学，医学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统观这个过程，其实都是在运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探求构成物质、生命的最基本元素、基本结构功能，这就是“原型”。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等均从人体“原型”出发，以阐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治疗为目的，解剖学、生理学是西医的理论基础。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从物质结构层面将人体生命还原成分子生物结构，并可望在近几年内提前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可以说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在人体生命“原型”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无可替代的。
中医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遵从“元气论”和“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在“象”模型支配下，采用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中国则形成并遵从“元气论”的传统。从《周易》、道家到中医无不讲“气”。“气”是世界本源，“气化”运动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这种运动是“气”内部的相互作用。“气”是连续不断、流动有序的，是介于有形有状的粒子与无形无状的虚空的中间状态，可双向转换。中医在对待人的生命时，即从“气”入手，“气”既是生命的最小物质又是生理动态能。“气”的生命体现必然导致整体性、功能性、直觉性、程式化的方法论。“气”是中医学的最基本模型，“气”也是一种“象”。如上所述，气-阴阳-五行-象数模型是中医学的思维模型。《黄帝内经》遵循这个思维模型，一开始就没有走向机械、分析之路。《黄帝内经》将人看成一个有机的、开放的系统，而不看成是个不断分割的机体。在人体这个系统中人体小时空对应天地大时空，对应天时、物候、方位及万事万物，这种对应是由象数模型决定的。因此人体和整个宇宙在中医看来都是很容易把握的，只要用这个模型去推测、比拟就可以了。中医所谓的“模型”与科学所谓的“模型”内涵不尽相同，科学“模型”分为思维模型与物质模型，对此笔者已另文论述。就中医学“模型”与现代科学“模型”的区别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定量化的，包括了数学模型，能从一定的基本概念和数量关系出发进行推理和演算，对有关问题和现象作出定量的回答和解释；而中医学的“模型”是定性化的，五行并不表量而是表性，不是作为数量的依据，而是提供定性的参考性推论。二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一种纯科学模型，不包含社会政治、哲学文化等非科学因素；中医学模型则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中医模型方法包含哲学的、主观的、体悟式的方法。三是目的不同，现代科学的模型方法是以自然或人的“原型”为目的，最终是要揭示自然或人体的实体本质、物质结构及其功能、规律，关注的是“原型”；而中医学关注的是“模型”，“原型”往往服从于“模型”，“藏象”即是一种典型的模型，对藏象模型的构建成为中医人体生命科学的目的。“模型”只是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并不是研究的目的和思维方式，而“原型”才是其研究目的和思维方式。
（2）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优劣。中医和西医在思维方式上各有优劣，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在生命观上，中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面、功能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体现在对生命复杂现象的直觉观测、灵性感悟、整体把握上。与之相比，西医则在生命的物质层面、结构层面、个体层面、静态层面，以及对生命现象的知性观测、数理分析、微观把握上占有优势。
在疾病观上，中医的优势体现在未病养生的预防观念、辨“证”求“本”的诊断方法、发掘正气潜能、自稳自组自调节的治疗原则上。西医的优势在于对病因病理病位的物质性指标的精确把握，对疾病病灶的定位、定量的准确消除上。
在医学模式上，西医主要采用生物医学模式，而中医则是一种综合性的、大生态、大生命的医学模式，以五行—五脏模型而言，它既包含有文化社会的因素，又包含有自然科学的因素；既反映了人体五脏之间不可分割的复杂关系，又反映了人体内“藏”与自然万物外“象”的对应关系。自从1977年恩格尔(G.L.engel)提出超越生物医学模式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西医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医学模式转变的任务，而在这点上中医学因其比较重视整体和综合，因此在这个转变中有着一
定的优势和机遇。
在思维方法上，西医采用纵向的、机械的、还原分析的方法，导致对人的认识从器官、组织、细胞到Dna、Rna，注重生命微观的纵深探讨，在形态、结构、细节上达到相当的高度，占有相当的优势。中医采用横向的、有机的、整合的方法，从整体、宏观、动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
3．中医学的未来发展
在中医的未来发展战略问题上，目前有“传统派”与“现代派”之争。笔者属于“传统派”。笔者认为“现代派”提出的最响亮的口号“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已构成一个悖论，我称之为“中医现代化悖论”⑩，这个“悖论”可描述为“中医要实现不改变其非现代科学形态的现代科学化”。也就是说所谓的“现代化”在相当多的人看来就是要“现代科学化”（其实“现代化”的含义远非这么简单），而中医学是一种传统科学，不是现代科学，要“现代科学化”就是丢弃自己的特色；而不现代化，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又难以保持自己的特色。如何既保持自己的特色（传统科学形态）又实现“现代科学化”，无疑构成了一个“悖论”，自从笔者提出这一“悖论”以来，已引起业内、业外人士的较大注意，并引发了一场中医存亡世纪大论争。如何走出这个“悖论”的怪圈?的确需要我们好好研究，而首先应当解决的当然就是中医理论模型问题。
就“象”思维模型而言，我是持“修补”观点的。医易“象”模型是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逐步摸索出来的，是对天地人(三才)运动规律的一种形象、模糊的图示，它是建立在以天道推及人道、天道即是人道(天人合一)的认识基础上的，它原本关注的是天道的动态功能。这个模型对天地包括人的运动大规律是基本适合的，它揭示了在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下呈现盛衰消长、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中医即用它来建构五脏生命模型，应该说通过二千多年的医疗实践，五行—五脏模型还是基本能够反映人体的功能特征和生命运行规律的。《黄帝内经》采用“象”思维方式，以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这无疑是生命科学的大方向，但也不能不看到中医“象”思维模型并不能完全精确地、数量化地反映人体各个脏器实体的所有生理结构功能、病理变化，不能不看到中医不重量化、不重分析的思维取向导致对生理病理的细节认识不清，诊断辨证的较大“艺术性”、“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造成了中医与现代科学的隔阂，可见象数的思维方式给中医带来的正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
循证医学的四大原则篇10
卫生服务质量指卫生事业满足人们健康需要和需求能力的总和。评价卫生服务质量不仅指医疗服务的安全性、有效性和适宜性，还包括患者的满意度，医疗服务的经济性、可及性。
卫生服务质量管理是在医疗质量方面指挥和控制的协调活动，是卫生管理工作的众中之重，是医院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减少医患纠纷，预防医疗事故的重要途径，也是卫生管理研究的重点内容。近年来，关于卫生服务质量管理方法研究的热点有：全面质量管理、临床路径法、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循证医学、单病种质量管理、标杆管理等。
一、临床路径（Clinicalpathway，简称Cp）
路径分析法是运筹学的一种方法，常用于工程项目中计算最佳路线，确定完成项目的最短工期，以提高工程效率。该方法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应用于临床服务。临床路径指由临床治疗团队制定的针对某一病种的医疗、护理、康复的标准化诊疗模式与治疗程序，其目的在于规范医疗行为，降低医疗成本，使患者获得最佳的医疗服务。1985年为了应对医疗费用的上涨，美国波士顿新英格兰医疗中心首次提出临床路径法，由于其良好的临床效果，以及节省了医疗费用，随后其他医院竞相采用。
传统的治疗中对于同一疾病，不同医院的医生会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临床路径则避免了治疗的随意性，对于同一病种采用标准化诊疗模式和程序，能够保证医疗质量，保证用药的规范性。当然这个诊疗标准并不是绝对的，不同层次的医院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作调整，以更好的满足患者的需求，缩短平均住院日，降低医疗成本，从而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益。
我国从2009年开始临床路径试点，2011年底，全国3467家医院开展了临床路径管理，共制定了22个专业331个病种临床路径，通过实施临床路径，有效控制了医疗质量，规范了医疗行为，医疗效率和患者满意度进一步提高。实践证明该方法是提高医疗质量，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有效途径。
二、全面质量管理（totalQualitymanagement，简称tQm）
全面质量管理指实施科学的质量管理方法，持续不断的改善和提高产品质量，满足顾客的期望与需求。戴明和朱兰被誉为质量管理之父，全面质量管理虽然起源于美国，却在日本首先得到推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在工业管理中采用tQm取得了惊人的业绩，由此tQm引起了西方的重视并得以广泛应用。我国1978年引入全面质量管理，目前已成为质量管理的主要方法。
全面质量管理适用于各行各业，其实施要点如下：（1）关注顾客，顾客不仅包括组织外部服务的客户，也包括内部顾客，如员工、供应商。在医疗卫生领域就是一切以病人为中心，管理上以人为本。（2）持续改善。对于医疗服务质量要精益求精，没有最好，只有更好。（3）注重流程。质量管理水平的提高要从流程重组和再造着手，精简流程，避免资源浪费，降低医疗服务成本。（4）精确测量。运用统计指标对医疗质量进行测量，不仅关注医疗质量效率和效果，还应包括对病人满意度，医疗服务的反应性、可及性、安全性的测量。用量化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将结果与标准比较，找出问题，及时纠正。（5）全员参与。授权于员工，注重每一质量环节，层层把关，让医务人员在质量管理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将全面质量管理广泛应用于卫生服务工作。
tQm的实施通常采用pDCa循环。也称为“戴明环”。p-plan计划；D-Do执行；C-Check检查；a-action处理问题。tQm经过上述四个阶段，首先制定医疗质量管理计划，然后付诸实施，实施中定期检查，对存在的问题采取纠偏措施。这样循环往复，呈现阶梯状上升，总结出标准化模式，达到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
全面质量管理对于卫生服务质量的改善是永无止境的。体现了以患者满意为中心，动员全员参与，实施全过程管理，运用统计分析进行科学管理，预防为主，持续改进的管理思想。通过事先和过程控制，有效防止医疗缺陷的发生，提高卫生服务质量。
三、iSo9000标准管理
iSo9000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质量管理标准，为了与国际市场接轨，很多企业采用iSo9000质量管理，通过科学管理和质量体系认证评估，提高市场竞争力，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医疗服务行业同样需要引入企业先进管理思想，建立质量保证体系，获得社会的信任，确保医疗质量，同时提高医院社会和经济效益。
iSo9000医疗质量管理采用国际统一标准。医疗质量管理有8条原则：一切以患者满意为中心；发挥领导作用，确定医院未来愿景和方向；动员全员参与，进行全方位质量管理；实施系统管理；持续改进医疗质量；决策科学化，以数据和信息为基础等，这些原则体现了iSo9000质量管理的计划性、科学性、制度化和规范化。
目前医院质量管理已进入iSo9001：2008标准，实施步骤包括，第一步，制定标准，建立体系，形成文件。首先医疗机构依据iSo准则确立质量管理目标和标准，制定各层次人员职责，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形成文件。第二步，通过全员动员，进行标准体系质量管理宣传与培训；第三步，实施iSo标准管理，自我审核与外部评审相结合，内部由组织领导小组自我评定，外部由iSo质量评估专家小组进行评审。通过pDCa循环，达到医疗质量的提高。
iSo9000在卫生系统的应用，促进了卫生质量管理从终末控制转向事先和过程控制，有效预防医疗服务隐患问题发生。通过标准质量管理增强了卫生技术人员责任感和质量观，促进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同时注重患者的反馈和参与，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益。
四、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简称eBm）
循证医学指利用科学的最好的研究证据，结合临床医生的经验和技能，决定病人的诊治方案。其目的是把最新的研究成果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更好的为病人服务。循证医学作为新兴的学科，最近十多年在临床领域得到迅速发展。
循证医学方法论通常包括医学文献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系统评价指围绕某一具体卫生问题，对国内外文献筛选并进行分析评价；meta分析是一种统计学定量分析方法，通过对某一病种临床诊治收集的数据进行meta分析，从而得出科学结论。
近年来循证医学在卫生管理领域也广为应用，任何一项卫生决策必须基于已有的科学的研究证据作出，以避免卫生资源的浪费，有效提高卫生服务质量，提高管理决策的科学性。
卫生质量管理除了以上4种方法外，还包括单病种质量管理和标杆管理等方法。单病种管理法以病种为单元的质量管理，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规范诊疗行为。标杆管理指选择行业领先单位为标准，将本单位质量管理方法和结果与标杆单位进行比较，找出差距，改进不足。
以上方法可综合应用。作为卫生管理者应该对质量管理给以足够的重视，并根据实际的情况选择行之有效的方法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参考文献]
[1]梁万年，卫生事业管理学[m]，第2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年2月
[2]李鲁等，卫生事业管理[m]，第1版，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