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保险与再保险的区别篇1
2008年我国遭受了两次巨灾，其涉及范围之广，涉及人数之多，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的伤害。2008年1月中旬以来，冰冻雨雪灾害突袭我国南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516.5亿元，造成107人死亡。于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地震灾害造成工业企业经济损失估计超过2，000亿元，死亡人数截至6月9日达69，142人。
面对这样的灾害，政府及时拨款700多亿元，社会踊跃捐了300多亿元，而保险公司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在这两次灾害中仍然没有充分发挥其职能，据中国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2月25日，我国保险业共接到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保险报案95.3万件，各商业保险公司赔款已经超过16亿元。但与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造成的1，516.5亿元的经济损失相比，保险行业赔付金额所占比例约为1%。而对于发生在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截至6月5日，保险业共接到地震相关保险报案24.9万件，已付赔款2.8亿元，与所估计的地震灾害造成的2，000亿元的损失相比，保险行业赔付金额0.14%。
保险公司的赔付和实际巨灾损失之间的强烈的落差是有原因的，我国海啸、地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目前还没有正式列入保险责任范围内。商业保险公司对于诸如海啸、地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采取“谨慎”的承保态度，多数自然灾害只能作为企业财产保险的附加险，不得作为主线单独承保。一旦巨灾风险发生，保险公司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大部分人员和财产损失只能由政府和社会来承担。
二、国外巨灾保险体制比较分析
目前，国际上主流的巨灾风险管理模式有三种：一是政府主导模式，也就是政府直接提供巨灾保险；二是市场主导模式，也就是由市场自我调节，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巨灾保险，政府为局外人；三是协作模式，保险公司商业化运作巨灾保险，政府作为协作者提供政策支持与资金支持。下面分析各种模式的代表国家：
（一）政府主导模式。在美国的洪水保险和加利福尼亚地震局地震保险中，所有业务和品种都由政府提供，保险公司并不开展保险业务。在美国全国洪水保险计划中，保险公司并不参与保险业务的经营管理。保险公司在巨灾保险中主要是协助政府销售巨灾保险保单，从而取得相当于保费32.5%的佣金收入。政府承担着巨灾保险的保险风险和承保责任。美国政府以其在1973年颁布的洪水保险法将洪水保险界定为强制性保险范畴，并以此法为依据，设立了洪水保险基金，并设立联邦保险和减灾局负责经营和管理巨灾保险。
（二）市场主导模式。英国的洪水保险提供方全部为保险公司。私营保险也自愿地将洪水风险纳入标准家庭及小企业财产保单的责任范围之内。保险需求与资源的配置由保险市场决定。投保人在市场的作用下自愿地选择保险公司进行投保。英国政府不参与洪水保险的经营管理，也不承担保险风险，其主要职责在于投资防洪工程并建立有效的防洪体系。
（三）协作模式。日本经历了1964年新泻地震后，颁布了《地震保险法》，逐步建立由政府财政和商业保险公司共同合作的地震保险制度，其做法是首先由原保险公司在市场上出售地震保险保单，然后由日本再保险公司对原保险人承保的所有地震风险提供再保险。地震再保险公司再将所有保险公司购买的地震再保险分成3个部分，第一部分反向各普通保险公司购买地震再再保险，第二部分向日本政府购买地震再再保险，第三部分作为自己承担份额保留。这样，一个风险巨大的地震保险最终由各保险公司、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和日本政府三方来分担。
综上所述，这三种巨灾保险模式各有特点，英国模式因为其保险市场发达，人们的保险意识高，且英国拥有世界上第三大非寿险再保险市场，其再保险市场非常发达和完善。商业保险公司在提供洪水保险时，完全可以通过再保险市场把风险分散出去。
三、应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体制
由于我国现阶段既没有英国发展完善的保险行业协会和再保险市场，也没有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的政府财政强力后盾，加上我国保险市场处于起步阶段，人们的投保意识不强，大多数都依赖于政府救济，可以结合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分配统筹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特点，所以我国适用于政策上政府指引，政府、保险公司和社会共同协作，各地方政府参与的巨灾保险机制。
（一）建立一个巨灾管理委员会。防灾委员会的成员设置可以参照土耳其的tCpi管理机构模式，以国家代表、商业保险公司和学术界构成。
防灾委员会应该起着一个统筹规划的作用，其主要职责应为：1、重视事前防范，开发和修建防灾的公共产品。吸纳优秀人才，完善我国巨灾方面的研究技术和数据收集。2、管理巨灾风险基金。该基金由投保人缴费、政府补贴。3、成立巨灾测评专项小组，对不同地方的风险进行测探，然后根据费率公平原则，设立各地的标准费率指标，并随时根据风险状况的变化修正和更改费率。同时，帮助保险公司制定费率和开发产品。4、制定巨灾保险法，规定提供巨灾保险的保险公司的资格要求，对有能力和意愿经营巨灾保险的公司提供税收减免和政策优惠。
（二）对于灾害发生可能性比较强的地区强制投保，并限额承保。设置免赔额上限和下限，一方面可以减轻受灾以后的赔偿负担，也降低了保费，扩大保险范围；另一方面也督促公众做好防灾防损工作，避免道德风险的发生。
（三）一帮一制度与半强制购买的巨灾债券。根据我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与同舟共济的民族文化，为顺应和体现儒家的互助思想，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必要建立一种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共同合作，巨灾保险和巨灾债券相结合的保险机制，其主要措施为：建立全国范围的一帮一制度，各省两两配对，在保险基金上互相支持，在基金的建立上由保险公司保险基金、政府补助和巨灾债券募集基金三者相结合。具体的操作步骤是：首先，精算师与灾害研究人员通过对数据研究总结和实地考察，对每个省潜在发生的灾害（包括海啸、洪水、地震）进行估计和测度，精算师分别就不同类别的巨灾险根据不同的区域、土地和建筑物结构的风险类别制定出不同的费率，划分出一些区域，如高风险区、较高风险区、低风险区等，对高风险区实行强制保险。保费的收取由当地保险公司经过核保后收取。根据不同地方的收入水平，只对其居民以一定的比例征收。
（四）寻求国际合作，向国际再保险市场转移风险。巨灾管理委员会可以将巨灾基金的一部分向国际再保险市场购买再保险，以达到转移风险的目的，并且应和国外知名再保险机构共同合作制定费率，来不断地发展我国巨灾研究技术，完善巨灾方面的统计数据，提高巨灾保险精算的能力。
共同保险与再保险的区别篇2
论文提要：我国巨灾风险发生频繁，损失逐年加重，而现有的保障体系对灾区的经济补偿和人民生活的恢复只能是低层次和小范围的。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体制显得非常必要。
一、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急迫性
2008年我国遭受了两次巨灾，其涉及范围之广，涉及人数之多，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的伤害。2008年1月中旬以来，冰冻雨雪灾害突袭我国南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516.5亿元，造成107人死亡。于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地震灾害造成工业企业经济损失估计超过2，000亿元，死亡人数截至6月9日达69，142人。
面对这样的灾害，政府及时拨款700多亿元，社会踊跃捐了300多亿元，而保险公司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在这两次灾害中仍然没有充分发挥其职能，据中国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2月25日，我国保险业共接到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保险报案95.3万件，各商业保险公司赔款已经超过16亿元。但与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造成的1，516.5亿元的经济损失相比，保险行业赔付金额所占比例约为1%。而对于发生在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截至6月5日，保险业共接到地震相关保险报案24.9万件，已付赔款2.8亿元，与所估计的地震灾害造成的2，000亿元的损失相比，保险行业赔付金额0.14%。
保险公司的赔付和实际巨灾损失之间的强烈的落差是有原因的，我国海啸、地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目前还没有正式列入保险责任范围内。商业保险公司对于诸如海啸、地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采取“谨慎”的承保态度，多数自然灾害只能作为企业财产保险的附加险，不得作为主线单独承保。一旦巨灾风险发生，保险公司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大部分人员和财产损失只能由政府和社会来承担。
二、国外巨灾保险体制比较分析
目前，国际上主流的巨灾风险管理模式有三种：一是政府主导模式，也就是政府直接提供巨灾保险；二是市场主导模式，也就是由市场自我调节，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巨灾保险，政府为局外人；三是协作模式，保险公司商业化运作巨灾保险，政府作为协作者提供政策支持与资金支持。下面分析各种模式的代表国家：
（一）政府主导模式。在美国的洪水保险和加利福尼亚地震局地震保险中，所有业务和品种都由政府提供，保险公司并不开展保险业务。在美国全国洪水保险计划中，保险公司并不参与保险业务的经营管理。保险公司在巨灾保险中主要是协助政府销售巨灾保险保单，从而取得相当于保费32.5%的佣金收入。政府承担着巨灾保险的保险风险和承保责任。美国政府以其在1973年颁布的洪水保险法将洪水保险界定为强制性保险范畴，并以此法为依据，设立了洪水保险基金，并设立联邦保险和减灾局负责经营和管理巨灾保险。
（二）市场主导模式。英国的洪水保险提供方全部为保险公司。私营保险也自愿地将洪水风险纳入标准家庭及小企业财产保单的责任范围之内。保险需求与资源的配置由保险市场决定。投保人在市场的作用下自愿地选择保险公司进行投保。英国政府不参与洪水保险的经营管理，也不承担保险风险，其主要职责在于投资防洪工程并建立有效的防洪体系。
（三）协作模式。日本经历了1964年新泻地震后，颁布了《地震保险法》，逐步建立由政府财政和商业保险公司共同合作的地震保险制度，其做法是首先由原保险公司在市场上出售地震保险保单，然后由日本再保险公司对原保险人承保的所有地震风险提供再保险。地震再保险公司再将所有保险公司购买的地震再保险分成3个部分，第一部分反向各普通保险公司购买地震再再保险，第二部分向日本政府购买地震再再保险，第三部分作为自己承担份额保留。这样，一个风险巨大的地震保险最终由各保险公司、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和日本政府三方来分担。
综上所述，这三种巨灾保险模式各有特点，英国模式因为其保险市场发达，人们的保险意识高，且英国拥有世界上第三大非寿险再保险市场，其再保险市场非常发达和完善。商业保险公司在提供洪水保险时，完全可以通过再保险市场把风险分散出去。
三、应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体制
由于我国现阶段既没有英国发展完善的保险行业协会和再保险市场，也没有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的政府财政强力后盾，加上我国保险市场处于起步阶段，人们的投保意识不强，大多数都依赖于政府救济，可以结合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分配统筹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特点，所以我国适用于政策上政府指引，政府、保险公司和社会共同协作，各地方政府参与的巨灾保险机制。
（一）建立一个巨灾管理委员会。防灾委员会的成员设置可以参照土耳其的tCpi管理机构模式，以国家代表、商业保险公司和学术界构成。
防灾委员会应该起着一个统筹规划的作用，其主要职责应为：1、重视事前防范，开发和修建防灾的公共产品。吸纳优秀人才，完善我国巨灾方面的研究技术和数据收集。2、管理巨灾风险基金。该基金由投保人缴费、政府补贴。3、成立巨灾测评专项小组，对不同地方的风险进行测探，然后根据费率公平原则，设立各地的标准费率指标，并随时根据风险状况的变化修正和更改费率。同时，帮助保险公司制定费率和开发产品。4、制定巨灾保险法，规定提供巨灾保险的保险公司的资格要求，对有能力和意愿经营巨灾保险的公司提供税收减免和政策优惠。
（二）对于灾害发生可能性比较强的地区强制投保，并限额承保。设置免赔额上限和下限，一方面可以减轻受灾以后的赔偿负担，也降低了保费，扩大保险范围；另一方面也督促公众做好防灾防损工作，避免道德风险的发生。
共同保险与再保险的区别篇3
1.原保险是再保险的基础,再保险人以原保险人的责任为保险标的;
2.再保险人与投保人无直接法律关系。
发生在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的保险行为,称为原保险(也叫直接保险)。发生在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的保险行为,称为再保险。
再保险是保险人通过订立合同,将自己已经承保的风险转移给另一个或几个保险人,以降低自己的风险责任的保险行为。简单地说,再保险是“保险人的保险”。
我们把分出自己直接承保业务的保险人称为原保险人,接受再保险业务的保险人称为再保险人。再保险是以原保险为基础,以原保险人所承担的风险责任为保险标的的补偿性保险。无论原保险是给付性的还是补偿性的,再保险人对原保险人的赔付都只具有补偿性。再保险人与原保险合同中的投保人无任何直接的法律关系。原保户无权直接向再保险人提出索赔要求,再保险人也无权向原保户提出保费要求。另外,原保险人不得以再保险人未进行赔偿为理由,拖延或拒绝对保户的赔偿;再保险人也不能以原保险人未履行义务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
共同保险与再保险的区别篇4
论文摘要：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须考量农业保险自身特点、宏观社会经济政策等多重因素。外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主要有政府垄断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的模式等。我国现行由中国保监会设计和推动的五种模式利弊兼有。为了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我国应确立“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多地区共同发展”的农业保险混合发展新模式。
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是一个国际性难题，它并非单纯的保险业问题，而是涉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农业政策、农业与其他部门或产业的关系甚至各级政府责任划分等，这些因素如果协调得好，就能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和前提条件。因此，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实质上是一个通过立法手段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复杂利益关系进行综合协调的过程。我们必须进行多重因素的考量，形成不同的类型。任何一种或几种模式的选择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中的所有问题，这需要立法的不断推进。
一、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考量因素
纵观中外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变迁史，我们发现，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农业保险自身特点
农业保险具有风险的可保性差、交易费用高、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等鲜明特点，这些特点对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农业风险的可保性差使保险组织与投保农户在农业保险市场上难以自发成交，从而决定了农业保险不能全盘照搬一般商业保险的模式。由经营技术难度高、逆选择与道德风险特别严重等多种因素引起的农业保险产品的交易费用过高，决定了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应以是否有利于成本控制为一项重要标准，并以组织制度和运行制度的创新为基本原则之一。此外，农业保险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使政府对农业保险市场的干预成为必要，这决定了政府主导或支持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应是各国农业保险模式的理想选择。
(二)宏观社会经济政策
一方面，宏观社会福利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发达国家将农业保险作为农村社会福利政策的一部分，因而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很强;发展中国家视农业保险为农业自然灾害损失补偿政策的一部分，故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显得相对较弱。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的影响、农业产业政策的影响和外贸政策的影响。如在外贸政策的影响方面，根据wto规则，政府不可以依黄箱政策对农产品进行直接补贴，但可以依绿箱政策对农业保险实施补贴，并向农业生产者提供与产量无关的收入补贴以支持农业。现在，许多wto成员国正在充分利用这一绿箱政策，在国内以立法形式建立或完善以财税扶持为核心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通过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农业保险中的政府扶持作用凸显。
(三)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体现为该国或该地区政府财政收人和国民人均收人状况，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财政收人就越好，国民人均收入就越高，反之，则相反。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其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持，尤其是农业保险补贴支持，同时农户也须采取“选择性进人”的方式，即只有付费才能享受相应服务，而不同农业保险模式对政府支持能力和农户付费能力及保障程度的要求有别，因而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国际比较角度看，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特别是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实力差距大，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就千差万别。而在一国内部，亦可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选择多样化的农业保险法定模式。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均衡，是此类混合式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
(四)实践经验和教训
在已制定实施农业保险法的国家和地区，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既可能深受该国或该地区相关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影响，也可能受他国或他地区相关实践经验和教训的一定影响。以加拿大为例，在1959年联邦政府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法》之前的20多年时间里，虽然该国没有开办农作物保险，但有一些与保险的功能相似的为因灾受损的农场提供经济补偿的政策项目，这些政策项目在实施中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也有许多不足。这些源于国内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为<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的制定与实施打下了一定的实践基础。此外，促使该国政府下决心举办农业保险，也与其邻国美国20多年试验农作物保险所提供的较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有关。
(五)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理论在一定时期内对国家经济生活总是会表现出相应的杠杆指导作用，这点在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中也不例外。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起着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作用。美国农业保险理论认为，要取得农作物保险的成功，此类保险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并掌握全面可靠的统计资料。受此观点影响，美国政府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十分慎重，在1938年开办农作物保险之前已对1900年一1938年的灾害损失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对拟采取的模式进行了可行性论证，1938年《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获得通过后，该国政府就设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设计、维持和完善农作物保险制度。德国及其他一些西欧国家农经学界，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认为农作物一切险是不能成立的。受该理论影响，西欧除少数国家(如法国、瑞典)外，迄今一般都不发展一切险农作物保险。
二、外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具体选择
受上述诸因素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在立法上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政策性模式、以市场为主导的商业性模式和合作性模式三大类。从保险体制和组织机构的角度来看，农业保险模式又大致可细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政府垄断的模式
以前苏联、希腊、加拿大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保险组织形式是由政府出资设立国有保险公司或者集中统一的国家农业保险机构(在前苏联是国家保险局)，对农业保险业务实行垄断经营;保险责任范围为多重险或一切险，保障水平较高;保险实施方式不一，希腊是强制保险，加拿大是自愿保险，前苏联和原东欧国家是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
(二)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以美国为典型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保险组织形式是由联邦政府出资设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农业保险的规则制订、稽核监督并提供再保险，农业原保险业务则全部交由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或;保险责任范围为农作物一切险，保障水平高;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相结合，但名义上以自愿保险为主，又可称为准强制保险方式。
(三)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有时也被称为民办公助模式，以德、法等西欧国家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充分的政策优惠;政府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农业保险业务主要由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保险责任范围一般只涉及单一险和综合险，不涉及一切险;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
(四)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也被称为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以日本为典型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农业保险提供补贴和再保险支持，并对其进行监督和指导;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不是政府保险机构，也不是商业性保险公司，而是民间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相互会社—市盯村农业共济组合;实行两级再保险体制，即在县级范围内由都道府县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为市盯村农业共济组合提供分保，在全国范围内由中央政府农业再保险特别会计(官方)和国家农业保险协会(非官方)为都道府县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提供再保险;保险责任范围为农作物一切险，保障水平高;保险实施方式是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
(五)政府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以国家再保险公司为主经营的模式
巴西为该模式的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国家再保险公司是农业保险业务的主要经营者，兼营农业保险原保险和农业保险再保险业务;其他商业保险公司只经营农业保险原保险业务，并向国家再保险公司分保。
(六)政府和金融抓构等社会力量联合主办、半官方的政府控股公司经营的模式
菲律宾是这一模式的主要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保险组织形式是由政府和金融机构联合出资设立政府控股的保险公司，并由其负责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各有关金融机构可为其人;保险险种少，涉及范围小，保险责任范围大多较为狭窄，保障水平较低;保险实施方式大多为强制保险，并且这种强制一般都与农业生产贷款相联系。
(七)纯商业化经营的模式
在世界农业保险发展史上，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基本上是失败的，但也有例外:一是西欧国家等多国商业保险公司承担单一雹灾风险获得了成功;二是在严格限定承保条件的前提下，少数国家的纯商业化经营也取得了成功，这以智利的国民保险集团和毛里求斯的糖业保险基金最为典型。其主要特点是:政府不对农业保险提供任何补贴;保险组织形式是商业保险公司，由其对农业保险业务进行市场化经营;商业保险公司对投保农户(场)严格限定承保条件，并规定较高免赔比例;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
三、我国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分类与评价
像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农业保险迄今仍处于试点阶段。这一时期的农业保险模式在类型选择上虽变化不定，但总体上由单一性渐趋多样化和特色化。鉴于诸具体试点模式所产生的功效不尽一致，其对我国今后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均具这样或那样的借鉴意义。
(一)我国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分类
自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我国已试验过多种农业保险模式，从时间序列和影响程度来看，以如下三种为主:
1.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商业化经营的模式。1994年之前，全国范围内的农业保险是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的。当时这家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方面是营利性的商业机构，主营商业保险业务;另一方面又行使着政策性保险公司的职能，兼营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的亏损最终由其他险种的盈利来弥补。
2.纯商业化经营的模式。1994年起的随后十年时间里，随着《公司法》的实施和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赔付与农民支付能力有限却希望得到高保障水平的保险服务的矛盾，以及农业保险的非赢利性特点与保险公司的营利性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从而导致国内农业保险市场的全面萎缩。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办的农业保险，虽然在公司内划人政策性保险的范畴，但实际上是一种既无国家强制性又未享受财政补贴的纯商业性保险。
3.政策性和商业性相结合、内资和外资相结合的模式。为改变农业保险的颓势，在中国保监会的设计和推动下，2004年10月起我国在若干省市开始了以商业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代办、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设立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经营、设立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保险等具有农业险经营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经营等五种模式为主体的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
(二)我国现行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利弊分析
我国现行农业保险试点模式利弊兼有。政府主办并经营的发展模式的优点最能体现出农业保险的政策性，缺陷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难以科学构建，总体运行成本偏高，容易造成政府失灵。商业保险公司为政府代办及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联办的发展模式的优点是使政府服务与经济补偿两大优势有机结合，缺陷是容易导致商业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间权义不分，两者争抢利益但互推责任，最终损害投保农户的合法权益。合作保险的发展模式虽然在理论上具有经营机制灵活、大幅降低道德风险等优点，但存在着组织基础差、政策背景不成熟、风险过于集中难以应付巨灾等缺陷;在纯商业化经营的条件下，虽然商业性保险公司具有明晰的产权、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及大量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经营机制也较为灵活，但由于缺乏财税和再保险的有力支持，该模式极易造成保险风险过大，市场失灵。外资模式的推行显然有利于保证国内农业保险市场的适度开放性，有利于引进域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营技术等，但“如果让外资或合资商业保险公司作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总之，上述诸种模式或公平性缺乏，或效率性不够，故其中任一单一模式都不宜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
四、我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路径—以公平与效率为视免
笔者认为，为解决农业保险中出现的“三难”问题，我国应按照公平和效率兼顾的改革取向，对由保监会设计和推动的五种农业保险模式予以改革和完善，通过专门的农业保险立法，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下的“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多地区共同发展”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混合发展新模式。
(一)政府主导
我国农业保险总的来说应为政策性保险，依公平原则的要求，政府在农业保险制度变迁和农业保险产品供给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即，政府应对政策性经营的农业保险提供统一的制度框架，各级政府和各种允许的经营组织应在这个框架内经营农业保险原保险和再保险业务，政府则对规定的农业保险产品给予较大的财政支持及其他方面支持。实践表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顺利的时期，也是政府的积极参与期。
(二)多层次体系
依地域范围，我国应分层次建立全国性与区域性的农业保险制度，分别开发相应的农业保险险种，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体系应循序渐进，逐步扩大，从而形成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性质，应建立政策性与商业性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范围，应建立传统的种养两业保险与现代的“以险养险”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资本来源，应建立官资与民资相结合、内资与外资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实施方式，应建立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承保方式，应建立原保险与再保险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原保险与再保险又可分别自成独立的多层次制度体系。
(三)多渠道支持
政府可借鉴国内外农业保险的先进做法，通过制度供给，对农户予以保费补贴和农业生产优惠贷款，对保险组织予以经营管理费用补贴、税收优惠、利率优惠、再保险，对农业巨灾保险基金予以补贴，对农业保险理论研究的组织，予以相关教育培训服务和信息服务费用的支出补贴等等，通过各种方式对农业保险予以支持。市场可以通过企业章程和企业内部业务规则的制定、农业保险和再保险共同体的组建等方式对农业保险进行支持。社会中间组织可以通过行业自治规则的制定、集体谈判机制的构建等方式对农业保险进行支持。社会公众则可以通过农产品消费税的缴纳、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和农业保险的认购等多种方式来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其中，政府的支持最为关键。
(四)多主体经营
因不同的农业保险条件要求不同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相匹配，而不同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又各有其利弊，故农业保险一般应实行多主体经营。但我国学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国内农业保险到底由哪些主体经营众说纷纭，主要有“政府经营论”、“互助合作经营论”、“商业保险公司经营论”、“多主体经营论”等观点，迄今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保监会第三轮混合模式试点所确定的诸经营主体也有相互重叠和疏漏之处。鉴此，笔者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主张应在政府的推动下建立一个由一般商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包括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商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和互助合作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共保体、外资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再保险公司等构成的，但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经营农业保险的多元化农业保险经营组织体系。之所以主张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经营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一是因为该经营模式具有独特而显著的效率优势，二是因为该经营模式的缺陷也可以通过制度创新予以矫正或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共同保险与再保险的区别篇5
为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精神，在深入调研、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决定选择若干市、县（市、区）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各地按照省委、省政府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决策，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有效地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但是，目前我省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多年致富、一灾致贫”的矛盾比较突出。随着我省农业产业化、专业化、国际化的快速发展，必须进一步建立完善农业风险防范体系。
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符合广大农民群众多年来的心愿，有利于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促进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稳定和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符合wto规则“绿箱政策”，有利于改革农业补贴方式和救灾救济方式，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融通能力，建立市场化的新型防灾减灾机制；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
试点，符合中央作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的决策部署，有利于保险企业进一步拓展市场，增强经营发展能力。因此，试点地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及保险企业要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执政为民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重要意义，扎扎实实地抓好试点工作。
二、总体要求
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确保参保者灾后能迅速恢复生产、促进农民增收、保险企业可持续经营为目标，按照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原则，实行共保经营、互保合作等多种方式，积极稳妥地推进试点工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重要保障。
三、运作方式和试点选择
（一）共保经营方式。由两家及以上商业保险公司组建“*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共保体”（以下简称共保体）。受共保体委托，首席承保的商业保险公司承担具体业务经营。共保体经营范围为农险、以险养险、涉农险三类，实行“单独建账、独立核算、盈利共享、风险共担”。按省统一公布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目录，对进入目录
的农产品参保实行保费财政补贴，原则上多保多补、不保不补。共保体与当地政府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保持经营的连续性。共保体章程和农险条款、费率的制定和修改须按程序批准，商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协调小组确定。
在各地上报的基础上，省里在各市确定一个县（市、区）开展共保经营试点，分别为杭州市萧山区、慈溪市、瑞安市、桐乡市、德清县、上虞市、温岭市、永康市、舟山市定海区、龙游县、缙云县。平湖市为自筹资金开展共保经营试点。
（二）互保合作方式。依托各类农业行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按照自愿原则，建立农业生产者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实行“会员缴费、财政补助，自我管理、合作共享，专户监管、滚动发展”。省财政对列入试点的农业生产者互助合作保险组织给予一次性补助。试点市、县（市、区）财政相应配套给予支持。
省里确定金华市开展奶牛互保合作试点，衢州市开展生猪互保合作试点，三门县开展青蟹互保合作试点。杭州市萧山区为自筹资金开展生猪互保合作试点。
共保经营和互保合作试点时间为3年。
四、共保经营方式的具体要求
（一）基本原则。
1.有限风险与责任分层相结合。实行低保障起步，保大户大灾为主，先易后难，先试点后推广。积极应对和化解巨灾风险，实行全省范围内政策性农业保险封顶方案，合理划分和界定风险责任，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可持续发展。
2.全省统筹与县级核算相结合。建立省与试点县（市、区）政府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筹资分担机制。以试点县（市、区）为单位建立核算账户，强化控制超赔风险的责任。
（二）保险产品目录和保障程度。试点起步阶段共保经营的产品目录为水稻、生猪、鸡、鸭、大棚蔬菜、西瓜、柑桔、林木、淡水养殖9种。具体由各地根据当地特色优势农业发展和抗风险需要，按“1+X”模式自行选择，原则上试点品种总数不超过5个，其中“1”即水稻为必选统保。保障程度原则上以补偿承保对象的物化成本为主，以保障农民灾后恢复生产为出发点，以大灾如台风、洪水、疾病等为主要保险责任，实行低保额的初始成本保险。以低保障作为基础费率，根据需要对不同风险地区实行区域差别费率；对同一品种设计不同档次的保险费率及相应的保额，由参保者自愿选择。
（三）参保对象、方式。加大引导力度，重点组织农业龙头企业、种养大户和各类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参保。鼓励农业龙头企业自建基地或与农户紧密联结的生产基地实行统一投保，鼓励各类农业专业合作组织为其成员统一投保，鼓励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以村为单位联户投保。有条件的地方可适当调整鼓励粮食生产和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的补助方式，对符合条件的实行特惠式的全额统保。原则上各试点县（市、区）承保面要求达到符合参保对象的50%。
（四）财政补贴。省与试点县（市、区）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对列入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目录的参保对象给予35%的保费补贴；对水稻补贴为50%。有条件的地方，可增加对农民的保费补贴。省财政与试点的欠发达和海岛市、县财政的保费补贴实行“”比例分担；对其他县（市、区）实行“四六”比例分担。各级财政对共保体结算实行“按实补贴、一年一结”。财政安排的保费补贴等资金应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为应对今后巨险可能带来的政府超赔责任，省和试点县（市、区）财政对保费补贴资金实行专户管理、专账核算，每年补贴资金结余部分，应及时转入专户，用于以后年度的“以丰补歉”。
（五）风险管理。在试点阶段，实行全省范围内农险风险责任在当年全省农险保费5倍以内的封顶方案，承担在此以内的保险赔付责任。以试点县（市、区）为核算单位，建立共保体政策性农业保险资金专户。原则上所有农险业务和经核定的以险养险业务，均纳入共保体政策性农业保险资金专户管理。试点县（市、区）农险赔款在当年农险保费的2倍以内，由共保体承担全部赔付责任；赔款在当年农险保费2—3倍的部分，由共保体与政府按1∶1比例承担；赔款在当年农险保费3—5倍的部分，由共保体与政府按1∶2比例承担。政府承担的超赔责任由省与试点县（市、区）财政分担，参照财政保费补贴比例执行。
试点县（市、区）年农险赔款总额超当年农险保费5倍的情况下，实行先预摊、再年终结算。其中，政府承担的预摊超赔责任，由省与试点县（市、区）政府按“二八”比例执行。在保险年度末统计全省全年总赔款后，再按全省范围内5倍封顶的要求，实行封顶系数（全省农业总保费×5／全省总赔款，下同）转换后统一结算。
（六）理赔支付。共保体必须按规定及时向农户支付农险赔款。赔付分二次进行，先由共保体向农户支付核定损失50%的预付赔款；再在保险年度末统计全省全年总赔款后，进行个案清算。全省全年总赔款在农险保费的5倍之内，则按核定的赔款扣除预付赔款后全额支付；若全年总赔款超过了全省农险保费的5倍，则个案赔款额为：核定赔款额乘封顶系数，减扣预付赔款额。在操作中，要实行保单明示，即对“全省全年总赔款在农险保费5倍以内按核定损失全额赔付，超5倍以上按年终核定比例赔付”的理赔责任进行明列，并要求参保农户签字使其具有法律效力。同时要做好宣传工作，特别是事先解释工作要做细，确保农民充分了解参保信息。
五、配套措施
试点市、县（市、区）要把农业生产者是否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作为享受各类政策性扶持、信贷支持的重要前提条件，对参保者在财政扶持、贷款等方面实行优惠、优先。要发挥农产品行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联接机制，带动广大农户团体参保。要充分发挥农村工作指导员和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的作用，协同代办理赔定损和开展防灾防损工作。有条件的可依托乡镇建立专门的农险核损理赔专家小组，由保险企业和农技人员、协会代表等组成，共同做好责任界定、现场查勘和定损工作，并建立必要的利益分享和责任约束机制。
县及县以下财政拨款机关事业单位的车辆险、综合财产险等，由承办农险的共保体承保，省保监局提出具体指导费率。在加强引导和参保者自愿的前提下，支持共保体开展农村建房险等其它涉农险业务的发展。各试点县（市、区）要从促进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共保体相关业务的开拓和落实。
积极创造条件，支持共保体向国内外再保险市场购买再保险。加强对试点运作尤其是共保体项目的监管维护，合理控制管理运作成本。共保体管理费需按程序协商确定。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的风险评价预警和运行监控体系。
六、切实加强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领导
共同保险与再保险的区别篇6
首先，以县市行政区域为统筹单位的基本医疗保险的制度安排，使不同城市、地区间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互不兼容。由于财税“分灶吃饭”体制和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结构，使这种以行政区域、城乡划分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俱乐部化程度，随着区域间、城乡间、职业间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分配水平的严重差别而愈演愈烈。当人们跨城区、跨城乡、跨行业时转续基本医疗保险手续就存在着种种障碍。例如，广东东莞市政府推行了“全覆盖、保基本、管理一体化”模式的社会医疗保险。东莞居民人人均有机会通过参加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平等地获得基本医疗保险。江苏昆山市以“2+1”模式，打破城乡界限，让昆山市所有参保者在患大病时人人均享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即职工与居民，在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城镇职工医保两个层次上享有基本医疗保险的同时，可以在同一层次上平等获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陕西神木县则以全体公民为对象，推行“全民免费住院基本医疗保险”模式，实现人人均等获得免费住院基本医疗保险。东莞市以全覆盖让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普惠每一位居民，昆山市让每一位居民均等享受大病医疗保险，神木县则保证了每位参保者可以享受免费住院的优惠。然而，这些具有城市特色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尽管令人向往，但是只适用于本“社区”的“俱乐部成员”，即非该城市的居民是无法享受的，如在神木患病住院的外地人是享受不到免费待遇的。在我国每个城市、地区制定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与实施方案有着很大的区别，彼此不兼容，并且各城市、地区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模式不具备可模仿性。
其次，以职业、行业及户籍划分不同群体参加不同基本医疗保险，构成了身份为特征的“俱乐部壁垒”：城市的职工与居民，分别参加城镇职工医保和城镇居民医保；农民参加新农合。各类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因目标设计、实施方案、参保对象、筹资渠道、补偿标准，经办机构之间存在诸多不同，构成了各类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之间的“制度硬界”。以Y市为例，仅以各类基本医疗保险的待遇（补偿）比较就存在显著不同（见表1），城镇职工医保住院补偿比例明显高于农民和城镇居民，而且产生大病费用时另有大额补充医疗保险基金给予报销。因此，当参保者因职业身份转变、跨区域流动时，无法接续医保手续。由于三种基本医疗保险类别不同，不同人群的医疗保障待遇造成的卫生不公平结果是显著的。如表1所示，农民、城镇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水平低于城镇职工医保。由于城镇居民与农民这两个群体依然无法得到恰当的医疗保障，卫生服务利用率较低。据第四次全国卫生普查统计资料显示，城镇居民、农民经医生诊断需住院而未住院比例远高于城镇职工与公费医疗参保者（见表2）。其中，在有病不去就诊的人群中有70.3%的人是因为经济困难。［1］41以不同群体设计的基本医疗疗保险制度，纵向分割了我国实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顶层设计，形成了2020年人人享有健康保障目标的最大障碍。同时，以各基本医疗保险险种不同经办机构管理，形成制度间信息孤岛，缺乏衔接。例如，城镇职工医保与城镇居民医保由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经管；新农合由卫生部门经管；公费医疗由财政部门经管。各部门多头分管、各自为政地封闭运行，加重了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俱乐部壁垒”程度。这种壁垒所带来的损害也是明显的：一是封闭运行导致保险信息不能共享且交流困难，各地都出现了缺漏、重复参保的现象。
特别是农民工、乡镇企业职工、在城镇就读的农村学生、被征地农民等人群的重复参保问题非常突出。据统计，因多种原因我国重复参保人数众多，明显增加了各级财政的不合理负担。如某市2009年新农合人均筹资标准120元，其中农民个人缴费30元，各级财政补贴90元，当年参合人数77.64万人，其中同时参加城镇居民、城镇职工的“双保”人员2.94万人，按财政人均补贴90元计算，当年财政多负担264.6万元。［2］二是各类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分割并行导致多头参保，多头报销，看病能赚钱形成因选择产生的道德风险增加，也给财政增加了沉重负担。2010年，我国审计署在组织全国性新农合专项审计调查中发现：个别地区逾万人同时参加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其中不少人进行重复报销，报销金额甚至超过看病总费用。某市通过城镇职工医保与新农合双保联查，发现有15187人重复参保，有6名参保人员以每份350~1500元的价格向药贩购买外省大型医院的虚假住院发票137份，合计金额207万元，骗取城镇医保、新农合双保、城乡医疗救助“两保一救”基金（城镇医保基金、新农合基金、城乡医疗救助金）122万元。［3］
俱乐部壁垒：问题、成因和功能
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各险种之间存在制度壁垒。制度的内部对象均等享受同一待遇，即俱乐部成员在制度范围内获得的好处是一样的。这种制度壁垒保护了俱乐部成员的利益。然而，人群向往较优基本医疗保险这种公共物品偏好，而选择流动的“用脚投票”举动会导致“盆地效应”。
（一）基本医疗保险的俱乐部壁垒与盆地效应按照受益空间，公共物品可以划分为全国性公共物品和地方性公共物品两大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供给都是以市县为单位行政区域管辖划分的。这种由市县提供的地方性公共物品具有典型的俱乐部物品特点。每一位居民按照职业与非职业享受户口所在地市县政府实施的各类别基本医疗保险。各市县的基本医疗保险之间的“硬界”构成的俱乐部壁垒，理论上限制了人口流动。实际上各城市间的各类别基本医疗保险并不是铁板一块，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实现流动人口常住户籍制度以来，每年有大批人口涌入城市，除了发家致富的动因外，还取决于流动人口对流入地城市公共物品供给的选择偏好程度（如较高质量的义务教育、城市儿童大病医疗保险等）。尤其是，城市为了改变“用工荒”，突破户籍限制，采取同工同酬同待遇（社保）的政策优惠，大大降低了流动人口迁徙的成本。正如蒂布特指出的，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由于各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组合不尽相同，因此，各地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们可以从不能满足其偏好的地区迁出，而迁入可以满足其偏好的地区居住。即居民通过迁移的方式来显示对社区的满意程度。如果一个社区公共产品符合其偏好，则该居民便定居下来；否则，则迁移到其他社区。目前因充裕优质的公共物品供给已构成人口流动的“盆地效应”，我国一些一线城市迁徙定居的人口急剧上升。人们以“用脚投票”理论以最优理论为背景，充分体现了经济人假设，回答了人们为何聚集在一个地方生活或生产的迁徙方式。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提出了地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问题，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又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即是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需要建立大一统基本模式的理由。在全国基本医疗保险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的条件下，可能导致一些人因为所得到的地方公共产品的效用，能够补偿因居住在该地区而支付的税收所造成的效用损失，那么，理性的居民就会选择该地作为居住地。人口流动始终是在利益衡量中而迁徙。犹同渗透压原理，在一个中间用半透膜阻隔的容器里，稀溶液中的溶剂将自然地穿过半透膜，向浓溶液侧流动，浓溶液侧的液面会比稀溶液的液面高出一定高度，形成一个压力差，达到渗透平衡状态。如果把公共产品的供给看作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当人口迁徙成本低于获得公共产品成本时，人们在自然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会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神木县全民免费住院基本医疗保险、昆山市全民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桑植县乡镇医院免费住院的新农合制度、苏州儿童大病医疗保险、徐州爱心医疗救助等等具有显著俱乐部产品特征的医疗保障制度，都是人们向往获得的。如苏州儿童大病医疗保险可以为患重病的儿童支付高达30万元的医疗费用，这项医疗保险制度尤其是在挽救白血病儿童方面成效显著。然而，保险对象是限于具有常住人口户籍的儿童，并不适用于前往苏州就医的其他白血病儿童。①身份、户籍等条件限制了人们的偏好，当迁徒的好处大于这些突破壁垒的成本时，人们会根据支付能力在付出一定成本后涌向他们偏好的“社区”，并以此获得优质的俱乐部产品。蒂布特模型解释这一现象时指出：如果许多穷人涌入到一个初始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经济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如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等），就会增加该地的人口数量，造成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资源使用过度拥挤状况的“盆地效应”。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是，某些城市规定在本市工作的外地人，户口入籍时需要提供研究生以上的学历证明；也有一些城市甚至规定只有一些紧缺的特殊专业人才才能户口入籍。再如某市规定在辖区购买90平方米以上住房的人，可以将户口迁进该市成为常住居民。为此，就有为了入围“社区”的考研热潮、购大面积住房活动，等等。无论是流动人口成分构成如何，都会使人口流入地城市面临城市公共资源配置的压力，造成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资源使用过度拥挤状况的“盆地效应”。
（二）“无界”城市与“有界”制度的俱乐部困惑每个省、市间并没有明显的物理学意义上的可以限制人们跨越的硬“界”，人们可以因各种事由通过快捷的交通往返于各地，并可能因某些偏好停留而长期或短期在某一个城市居住下来。但是，这些跨越者融入这个城市时会遇到各种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遇到了有界的各类制度障碍，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由此会造成地方政府的地区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失效。因为，当某个地方政府实行一项公共资源再分配的社会保障计划时，为使本地区所有居民均等获得公共服务时，而对“富人课以重税、对穷人给予更多的补助，就会造成富人的向外迁移（为了逃避税收）和穷人的大量涌入（为了得到转移支付），如此循环反复，就会出现‘穷人追逐富人的现象’”。人口涌入集聚会增加人口流入地的人口数量，造成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资源紧缺与投入增加。这些都会引起流入地居民福利水平的降低或福利成本的增加，使该地区的财政状况趋于紧张，政府给予财政支持提供充足福利的愿望和能力将会减弱，最终不得不放弃该项政策。
（三）差异性社会与俱乐部产品生存空间事实上，只要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差异性，俱乐部产品供给模式就会有存在的空间。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人们的经济成分、就业方式、收入水平、生活方式、组织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在多种化、多样化、差异化，社会结构正在重新分化。人们在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上趋于一致的前提下，因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方面不断分化，人群分为不同阶层，生产资料占有不同而形成差异性社会。［4］由多因素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差异性社会，对我国构建医疗保障体系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不同地区的医疗保障资源结构、不同阶层群体获得医疗保障资源的能力存在着显著差异性。不同参保群体因参保政策各异而待遇水平差距较大，跨身份、跨地区、跨行业难以互通，严重限制了社会流动，固化了社会分层和社会差异，造成各种社会矛盾甚至冲突。差异性社会是导致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存在城乡分割、跨区失灵的医疗保险之俱乐部产品特征的必然基础。并且，这种状况因差异性社会存在导致的俱乐部产品供给模式，将贯穿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
消解俱乐部壁垒，推进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险的基本思路
无界的城市如何向居民提供俱乐部产品已然是一个难题。在差异性社会条件下，如何实现公共选择偏好，消解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碎片化的困境需要，建立统一、完整、有序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公民享有同等健康保障待遇，实现人人“公平享有健康保障权”。我国各地政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部分地区试行着多种多样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险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一是广东东莞市的“一体系多层次全民基本医疗保险”模式。这一模式以每位居民“人人有机会参保”为特点，汇集了由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大病医疗救助等多层次的基本医疗保险、多个险种构建了一个复合型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二是江苏昆山市的“分步推进全民基本医疗保险”模式。这一模式通过推进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与新农合并轨为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统筹层次，先实现省级全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再实现全国统筹，最终构建形成统筹层次高、保障待遇好、基金共济能力强、城乡差异小、管理成本低的城乡一体化的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目前，我国昆山、天津、杭州、成都等一些城市，正在按照这一思路进行实践性的探索。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是昆山在将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制度整合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同时，在大病医疗救助层面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轨，为推行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奠定更为充分的条件。三是陕西神木县的“全民免费（住院）基本医疗保险”模式。这一模式以“应保尽保，全民免费住院医保”为特点，消除城乡二元对立的医疗保障制度界限。不分职工、城镇居民、农民等身份差异，以全体公民为对象，实现人人均等获得免费（住院）基本医疗保险的福利。根据本课题组在东莞、神木和昆山的实地考察与调研分析，三种全民基本医疗保险模式，虽然都冠以“全民基本医疗保险”，但是其保险范围、筹资渠道、补偿方式以及基金分配与管理都离真正意义上“全民”、“基本医疗保险”有一定的距离。
东莞模式是让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其行政管辖区的所有人口，其“人人均有”并不是“人人均等”，即参保机会均等而不是参保待遇均等。昆山模式满足了城乡居民的同等参保待遇，并且在大病医疗救助层面全民同等待遇，但城乡居民医保与城镇职工医保的待遇仍然有显著差距。神木模式展示了政府财政支持的方式，通过免费住院医疗保险着力解决了百姓看大病贵的沉重问题。但是，该模式没有推行门诊统筹（免费）的制度安排，忽略了小病及时门诊、减少大病发生于产生大额医疗费用的意义。同时，三种模式都是以其县市区域为界的俱乐部产品，仅限于行政管辖区内的居民，其保险范围、筹资渠道、补偿方式以及基金分配与管理都是行政管辖区为范围“划地为圈”的地方性公共产品。三种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以户籍、职业划分群体各医疗保险类别差异待遇的状况。东莞、昆山模式各基本医疗保险险种类别部分并轨，依然存在城乡居民医保与城镇职工医保在筹资与补偿待遇方面存在差别，与实现全民均等享有基本医疗保险还有一定的距离。神木模式则是全民共享免费住院医疗保险，而门诊医疗保险则是按照不同户籍、职业群体的不同参保险种享受不同待遇，这也是一种不完全性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险。那么，我国未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发展走向是什么？运行模式是什么？这已成为各界争议的焦点。国内学术界有关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壁垒引起的种种问题之讨论十分激烈，学者们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普遍认为我国以县市为单位的各类基本医疗保险形成俱乐部产品壁垒，是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造成的，并不具备实现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先决条件。目前，只需要不断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居民医保较低层次险种的筹资水平与补偿比例，以此缩小城乡差别。二是认为我国应该建构一个“全覆盖、保基本、多补充、重救助、管理型、社会化、一体化”［5］，包括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农合、医疗救助、商业医疗保险等的多层次的复合型医疗保险体系。［6］重点放在每一个国人至少参加一种医疗保险。［7］进一步提高保障的广度和深度。三是认为全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真正内涵是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其核心至少是全面覆盖与同一受益标准。为此应该将现有医疗保险制度进行融合，形成一种统一的、没有身份限制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框架［8］，充分体现制度的公平性和人人享有的合法权益。
本课题组则认为，既要正视东中西部区域梯度经济形成的差异性社会境况，又要突破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壁垒带来的社会福利失衡问题。应该尊重差异性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基本公平与比例公平”为原则，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多种补充医疗保险”的基本医疗保险模式。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实现人人均等获得一份基本医疗保险；以补充医疗保险为辅助，满足不同群体、不同层次的医疗保险需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险之路。“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多种补充医疗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模式的具体内涵包括：从“基本公平”原则出发安排全民基本医疗保险，使每一位公民具有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权益的医疗保险制度，确定人人都能享受同一待遇的基本医疗保险。将城乡三项医保制度从纵向一分为二，先奠定一个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人都均等享受的一份全民基本医疗保险。这是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的表达：由政府和社会基于本国（或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向全体国民（居民）提供的、涵盖其基本生活主要方面的社会福利。这种社会福利具有是针对全体国民（或者某一较大地区的居民）的；是适度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的，而不是主要满足他们的高级需要的基本特征。在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层面水平之上，再根据“比例公平”的原则，针对各参保人群的医疗保险险种，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设定多种补充医疗保险，以满足不同群体医疗保险需要。
选择“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多元补充医疗保险”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险模式，有利于消解基本医疗保险的“社区”俱乐部壁垒，将利好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建立在均等配置资源与社会福利的均衡点上，是实现人人均等获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有效路径。在我国人人均等获得高补偿水平的、或免费医疗保险的决策，会得到全民认同的“政治选票”，消解个人私自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必然存在矛盾的缺陷。然而，也不能在满足所有个人私有利益的前提下，逻辑地导出社会整体利益同时也被满足的结论。根据阿罗悖论演绎，合理分配产品收入是社会福利最大的充分条件，然而只有同时解决效率和公平的问题，才能达到社会福利的唯一最优状态。即在经济效率的前提下，使社会福利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根据我国公共财政支付能力，在构建全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基本要素时，需要谨防社会福利陷阱。面临我国基本医疗保险资源匮乏的状况，一方面是国家积极提出了关注民生的社会管理发展战略，力求实现基本医疗保险的分配正义；另一方面是国家财政、国民收入支付能力极其有限，距离实现全民免费医疗保险的经济基础相当薄弱。因此，在努力改进国家公共预算策略加大对基本医疗保险投入的同时，也要防止“民粹主义”思潮的倾向。
由于我国各类基本医疗保险的基金资源与分配方式不同，因此无法实现统一补偿标准。虽然各类基本医疗保险都规定以基本医疗服务项目、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确定报销范围，但是报销比例大小，即补偿标准是不一样的。如果简单地进行各类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并轨，实现全省、全国“一元化”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势必需要以各制度并轨时的最高保障水平为标准，否则会遭到原本就享有高端保障水平的参保群体的拒绝。例如，陕西神木县要推行的全民免费基本医疗保险，需要加上免费门诊医疗保险，而免费住院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偿水平是不能有任何降低的。江苏昆山市要推行全民基本医疗保险，是不能以降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待遇的。各类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并轨形成全民基本医疗保险，需要直面解决不同制度的补偿比例衔接带来的基金危机。按照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的公共财政支付能力，全盘按照最高标准确定保障水平是不现实的。因此，这一模式的最终目标期望在现阶段就完全消灭在医疗保险资源配置上的社会差异，建立绝对公平、平均、平等的医疗保障体系。这样一种民粹主义倾向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复活，最终导致国家财力不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陷入福利陷阱而全面崩溃。因而，这条通向全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路径是极其艰难的。
选择“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多种补充医疗保险”的基本医疗保险模式，是尊重差异性社会特点，科学设置基本医疗保险的利好模式。我国基本医疗保险资源稀缺与现行的制度安排，并不是人们凭借能力与愿望就能够获得那份实现公共健康的公共产品的，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正处于差异性社会阶段。当物质生产极大丰富的时候，提出基本医疗保险水平达到均值、实现分配正义才具有可行性。然而，我国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客观存在，因而俱乐部壁垒也有其必然存在的基础。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对收入的再分配能力是有限的，由中央政府负责收入的再分配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中央政府只有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来调节各地区之间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证各地区的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如前所述，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在各地区之间求得福利适度均衡，如同半渗透性膜，需要有政府的公共财力“压力”推注，才能实现均衡，有助于区域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尽管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
共同保险与再保险的区别篇7
关键词：巨灾保险；保险模式；再保险
中图分类号：F84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4-0106-03
一、我国建立巨灾保险的必要性
巨灾风险一般是指可能给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严重人员伤亡的风险，通常包括地震、洪水、极端气候等破坏力强大的自然灾害现象。各国对巨灾风险并没有一个统一和明确的定义，大都是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对巨灾风险进行定义。如美国的保险服务局(iSo)按照1998年的价格水平，将巨灾风险定义为：导致财产直接保险损失超过2500万美元并影响到大范围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事件。
ノ夜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气候变异强烈,自然灾害强度大、分布广、种类多,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联合国的统计资料表明:20世纪以来,全世界55个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事件中有9个发生在中国。其中地震、洪水、极端气候带来的损失最为惨重。巨额的经济损失给国家财政带来较大负担,
严重阻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仅今年头几个月内,我国就遭受了两次罕见的灾难:汶川大地震和年初的低温雪灾.如何帮助使灾区迅速恢复灾后重建?如何把政府和保险公司的资源合理分配给灾区?如何使受灾者从财力上得到一定补偿?
ッ娑匝现氐木拊炙鹗,我国目前的补偿方式主要包括社会捐助、国际支援、财政补偿和保险补偿四种。其中前两种方式完全出自于援助方的自愿,且受其经济力量、觉悟或道义感以及与受援助方的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难以控制,而财政补偿和保险补偿两种方式则构成我国巨灾补偿机制的主体。但是财政补偿的基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收入,我国作为一个经济还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总量还不大。这些有限的财政收入大部分要用于维持国家庞大的行政支出、国家基本建设支出、国家重点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支出等,由财政预算安排的灾害救济支出只是财政支出计划中的一小部分。在巨灾发生时,财政预算安排的救灾基金相对于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只是杯水车薪。从保险补偿方面看,我国保险市场及再保险市场的资本实力与风险承受能力有限,国内保险公司对巨灾风险的认知程度较低,缺乏精确的风险评价手段,对巨灾保险产品的开发及巨灾保险业务的开展都相当落后。鉴于这种状况,国家对巨灾保险进行了一些政策上的调整。如,1995年,财产保险基本条款中删除了地震保险责任;2000年和2001年,保监会连续下发了关于地震保险通知,指出“地震险只能作为企业财产保险的附加险,不得作为主险单独承保”,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已有巨灾保险产品的保险公司选择逐渐退出或回避的态度,这使我国保险业在巨灾风险面前处境尴尬,保险供给的缺口十分严重。遭受自然灾害时,我国的保险赔偿仅接近损失的5%,这一赔偿比率比世界各国36%的平均水平低31个百分点,远远满足不了巨灾保险的需求。因此从金融安排的角度,重新建立我国完备的巨灾保险体系迫切而必要.
ザ、世界主要巨灾保险模式参考
ゴ邮澜绶段Э矗巨灾管理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市场主导型的,只有保险公司承保,政府在巨灾保险体系中不承担主要承保责任;二是政府主导型，以政府作为主体来承担主要承保责任;第三种是政府和保险公司共同参与的承保人体系.
(一)市场主导型,以德国为例
サ鹿设有成熟的巨灾保险制度，保险机构对于帮助抗灾救灾、灾后重建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巨灾保险的资金筹集方式和管理模式上，德国主要依赖商业化运作，发达的商业保险体系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参与程度较低。德国政府对巨灾保险没有强制性规定，主要由私人保险公司提供巨灾保险保障，各地与各企业自主选择参与。国家不规定巨灾保险的标准费率或免赔额，但要求保险公司必须运用统计数据和管理费率进行精算，对各个风险逐一进行评估。政府没有给承担巨灾保险风险的原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保障，保险公司运用商业运作方式在市场上寻找分保人。在德国，政府之所以能够放手巨灾保险的管理，主要得益于德国实力雄厚的保险机构以及发达的保险与再保险体系。德国目前共有647家商业保险公司，其中不乏安联保险、慕尼黑再保险等全球保险业巨头。在巨灾保险方面，德国不同类型的保险公司也注重相互配合、优势互补。比如在直接保险公司与再保险公司之间相互分散风险，共同承担巨额赔付；综合性保险公司与房屋、汽车等专业保险公司分工配合，在不同领域为巨灾损失保险。
サ鹿化解巨灾风险的传统解决方案便是“巨灾再保险”。在巨灾保险业务中，保险的销售、承保、理赔和保单服务等由直接保险公司承担完成，然后直接保险公司可以将部分保险标的转保给再保险公司，这样便起到了有效分担风险的作用。从赔付数据看，在历次巨灾中，德国再保险公司大都承担了总赔付额的2/3左右，而在全球这一比例平均在一半以下。除了综合性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外，德国还有大量专业保险公司，在巨灾理赔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巨灾保险的专业性和市场份额越来越大，德国各大保险集团内部也都设立专门的部门或子公司，来进行巨灾风险管理。
コ了传统的巨灾保险外，德国保险公司还积极利用资本市场提升保险业的巨灾承保能力，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便是巨灾债券。其典型做法是成立一家特殊目的公司（SpV），与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签订再保险合同，同时向投资者发行巨灾债券，其利率一般比普通债券高3至4个百分点。通过巨灾债券将巨灾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社会的危机处理能力得到增强，保险公司也可以借此扩大承保能力。
(二)政府主导型,以美国为例
ッ拦巨灾保险主要有联邦政府保险项目和州政府保险项目两大类型，都是以政府主导参加。美国洪水保险和加利福尼亚地震局地震保险分属于以上类型。他们所有的业务和品种都由政府提供,保险公司并不开展保险业务。保险公司在巨灾保险中主要是协助政府销售巨灾保险报单。保险报单主要是通过保险公司代为销售,保险公司通过销售保险获得佣金收入。政府承担巨灾保险的保险风险和承保责任。美国政府为了促进巨灾保险,专门制定了巨灾保险法,并根据此法设立了巨灾保险基金,设立了联邦保险和减灾局负责经营和管理巨灾保险。
ヒ约又莸卣鹁窒钅课例，美国历史上损失最严重的10次大地震，9次都发生在加州。1985年加州立法机构曾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所有在加州承保1-4户住宅的屋主保险(Hopolicy)的保险人必须提供地震保险。1989年的Lomapricy地震和1994年的北岭地震后，加州地震保险市场出现了巨大的供需矛盾，导致市场失灵。为此，加州立法机构在1996年夏通过了法律，允许保险人提供承保责任较小的保单。这种新的保单被称为“小保单”。1996加州保险局决定成立一个由州政府管理和运营的地震保险公司-加州地震局(Califoniaearthquakeauthority，Cea)。Cea签发小保单，对于住宅提供地震保险。Cea作为一个私人实体运营，由会员保险公司、地质研究机构和政府官员共同管理。私营保险公司被允许自愿加入Cea，一但加入，就将其承保的所有居民地震保单都转移给了Cea。
ブ谒周知,由于地震风险的关联性,使得地震保险人容易面临巨灾的打击,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地震保险是属于“不可保风险”,这也是私人保险市场不愿提供地震保险的原因所在。成立加州地震保险局实际上是把地震风险分散到各个参与公司中。但考虑到加州地处高地震风险区域,如果像洛杉矶或旧金山这样的城区发生强烈地震,那么对于保险人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因此,为了控制和分散风险,Cea保单提供的地震保险和以往的地震保单相比,保单所保障的标的范围减少,只承保保单持有人的最基本的住房;保险责任也只限于地震所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和有限的额外生活费用损失。政府对保险承担最后的承保责任。
(三)政府和保险公司共同参与的承保人体系,以日本为例
ト毡镜牡卣鸨o罩,企业地震保险则由保险公司提供,政府不对企业提供地震保险。而家庭地震保险则由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参与。在家庭地震保险中,首先由保险公司承保,然后政府再对巨灾保险的再保险承保。日本在控制巨灾保险风险中,创造了一种由政府和民间再保险公司共同分担的二级再保险模式。根据《地震保险相关法律》、《有关地震保险法率施行令》等相关法规规定,保险公司在收取保险费后,向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全额投保(“a特别签约”),日本再保险公司再将部分再保险向日本政府和各保险公司购买再再保险,向各保险公司购买的再再保险叫“B特别签约”,向政府购买的再再保险叫“C特别签约”。
ト毡炯彝ゲ撇地震保险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采用超额再保险方式承保。具体做法是:初级巨灾损失(750亿日元以下)100%由参与该保险机制的保险人与再保险人承担;中级巨灾损失(750亿~10774亿日元)由参与该机制的保险人与再保险人承担50%,政府承担50%;高级巨灾损失(10774亿－41000亿日元)由政府承担95%,被保险人承担5%。如果单个地震巨灾造成的损失超过了规定的总限额,巨灾保险可以按照总限额与实际应付赔款总额之比进行比例赔付。
ト、我国巨灾保险模式的选择
フ饷炊嗄昀矗我国一直在研究和讨论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由于关于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不明确，巨灾保险制度建设迟迟未能全面启动，其核心原因是在巨灾保险体系的建设中政府职能的定位问题。在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过程中，特别是在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动公共财政制度的过程中，一些决策者和学者片面地认为政府就应当简单地退出。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职能似乎就成了完全由市场自己主导的事。从市场经济制度的原理看，社会的巨灾保险属于公共或准公共产品范畴，这种产品的供给需要公共资源的配给，而政府是掌握和控制公共资源的主体，离开了政府，或缺乏政府的实质和有效推动，巨灾保险制度就很难建立。为此，笔者认为应当明确政府主导的基本思路，国家应当设立专门的机构，协调和推动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工作；其次，应当投入和配给一定的公共资源，这种资源包括资金和政策，各级财政均应当对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予以一定的资金投入，建立巨灾保险的储备基金，同时，对于经营巨灾保险的单位予以税收政策优惠，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巨灾保险制度建设。
就具体操作，笔者建议采取日本模式，由政府和保险公司共同参与的承保人体系。（1）商业再保险公司可由中国再保险公司和具有巨灾债券发行经验的外资再保险公司和具有巨灾债券发行背景的中外合资再保险公司担任，政府对再保险公司的资格进行审核和监督，严格禁止小型保险公司进入巨灾保险市场，避免
因巨灾致使公司倒闭,不利于灾后人民生活的重建。（2）政府在巨灾保险的承保体系中主要承担再再保险职责，或采用超额再保险方式承保,即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无力承担的部分可以由政府作最后的补偿；（3）把我国的巨灾保险分为居民巨灾保险和企业巨灾保险两类,政府只对居民巨灾保险提供再再保险,而企业巨灾保险则全部由商业再保险公司承担；（4）对居民特别是西部地区和农村居民可通过对巨灾保险投保补偿基金的运作实现半强制性管理，要求各地方政府每年度根据一定比例提取地方财政资金上缴国家财政作为巨灾保险投保补偿基金，当地方财政所交纳的资金不足时由中央财政补充；（5）在时机成熟时，政府可以发行巨灾保险债券，使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对接，同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巨灾债券运作机制。
ゾ拊直o漳J降难袷蔷拊直o罩贫冉ㄉ璧闹匾部分，要在研究国际已有的先进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国情，选择适当的巨灾保险模式，稳妥得推进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同时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和复杂的工程，而绝不仅仅是一个巨灾保险产品的开发和推出。从国外的经验看，巨灾保险制度的内涵十分宽广，它既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法律领域；既包含了强制保险，也包含商业保险；既需要政府部门的引导和推动，也要有税收政策的鼓励；既需要商业保险公司的积极参与，还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不仅涉及保险市场领域，还涉及资本市场领域。这些内涵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错、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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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保险与再保险的区别篇8
论文摘要：农业保险是分散农业风险和灾害补偿的有效方式，是wto框架下的“绿箱”政策之一，已为许多发达国家所采用。农业保险主体(农户、保险机构、政府)风险管理行为对农业保险的影响，以及农业保险政策对农业保险主体行为的影响是相互作用的。借鉴国外在立法、政府补贴和推动、农业风险分散机制等方面的经验，我们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规范和诱导农业保险主体风险管理行为朝着有利于农业保险的方向发展：(1)政府推行农业保险的主要作为；(2)建立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3)选择规模化生产的地区进行重点试点。
农业风险对于农产品产量和市场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风险是可以管理的(wennerandarias，2003)。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农作物保险和定价策略的结合可以有效地减少农产品产量和价格风险。即便如此，农业保险还是被公认为世界性难题；直到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农业保险计划可以用保费收入来支付赔款支出和管理费用。我国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开始试办农业保险，但真正发展还是在1982年以后。随着1992年
(二)保险机构降低经营风险的做法
保险机构主要从两个方面来降低经营风险：一是农业保险产品创新和金融工具的应用；二是农业风险准备金制度和再保险的实施。保险市场金融和技术上的创新，提供了处理农业风险的新办法，特别是气候风险；而资本市场的应用是金融创新的一部分，这减轻了农业保险提供者面临的风险(skees，eta1.，2002)。另外，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准备金是分散农业巨灾风险的两个比较有效的手段，因此，绝大多数国家在发展农业保险的过程中都采用这两种风险分散手段。
1、资本市场金融工具的应用。随着气象测量等技术的日益成熟，国际资本市场上转移农业巨灾风险的金融产品被逐渐开发出来。例如巨灾风险(cat)债券，它主要用于为飓风、洪水、地震等巨灾保险提供保障。除了cat债券之外，资本市场上还出现了基于气象指数的气象衍生金融工具，如气象指数期权等。
另一个资本市场金融工具的使用就是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它是将农业巨灾风险和资本市场结合起来。在资本市场上以证券的方式筹集资金，用来分散和化解农业的巨灾损失。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际上发展的风险证券主要有三类：巨灾证券、应急准备金债券和巨灾股票。由于农业巨灾风险和资本市场具有极小的相关性，因此，在资本市场上寻求分散农业保险风险是可行的；而且，资本市场资金充裕，这对农业保险的巨灾风险分散也很有效。
2、农业保险产品的创新。农业保险经营中对于道德风险的控制，主要是了解和掌握农民的投入情况，如耕作、灌溉、种植时间等；再就是改进保险合同的条款，如规定免赔款的主要目的就是防范道德风险。但这通常会面临高成本问题，因此，农业保险团体(区域)险和农业气象指数保险应运而生。
农业保险团体(区域)险分为收入保险和产量保险两种，其赔款方式与畅通农业保险赔款方式有很大的差别。这也是农业保险团体(区域)险创新的地方，即只有当承保区域的整体平均产量或收益受损到保险合同中规定的理赔点时，保险公司才进行赔付。如果整个区域的平均产量没有受损到理赔点，那么单个农民的产量受损再大也不会得到赔付。这样一来，农业生产者(投保人)之间有了提高自身产量的积极性，既解决了道德风险问题，又促进了农业生产。农业保险团体险通常都要求某个区域的农户全部参保，避免了逆向选择问题。因此，农业保险团体险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比较适合农村低保障或者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较为严重的地区(孙立明。2003)。
农业气象指数保险有助于全面、客观地反映农业系统性风险；它不需要农业产量的历史数据作为费率制定的标准，而是依靠系统和精确的气象测度。这就使得保险合同的制订是以系统性气象风险的测度为主要依据(庹国柱、李军，2003)。相对而言，这种合同制订更科学，减少了由于合同制订不科学给保险公司带来的损失。
3、农业风险准备金制度和再保险。再保险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在空间上分散农业风险，另一方面也扩大了保险机构的承保能力。发达国家的再保险保费收入占总保费收入的比重大概为20％，凸现了再保险市场的重要性。例如，日本采取农业共济组合向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进行部分分保，农业共济再保险特别会计处又向农业共济联合会提供超额赔款再保险；1966年法国在大区范围内还创立了再保险机构，众多的地方互助保险合作社由大区社再保险，大区社又由中央社再保险(龙文军，2004)。发达国家还普遍建立了巨灾风险基金制度(除西班牙外)，例如日本的农业共济基金的原始资本为30亿日元，由中央政府和联合会以1：1的比例共同投资组成。巨灾风险基金制度使得农业风险在空间上得以分散，提高了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的稳定性。
(三)政府对农业巨灾风险的管理
发达国家政府很早就意识到应用农业保险来分散农业风险。“实施农业保险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稳固、全面的农作物保险体系，以取代作为农业价格支持和收入保护政策一部分的政府灾害救济计划，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稳定，增进国民福利。”
在控制保险机构经营风险方面，政府给予了经营管理费用补贴(一般为保费收入的20％-25％)、免除各种税收以及再保险支持等。另外，政府为了满足保险机构对于大额风险单位的要求，结合各种贷款政策和福利政策以促使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发达国家现有的精确的费率与政府的努力不无关系，因为农业风险区划工作需要耗费巨额的财力和人力，并不是某个保险公司或是某一个部门就能完成的。例如，法国政府在1980年以后投入巨资资助大学和有关部门专门从事农业风险科学研究。
五、政策建议
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国外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不能生搬硬套，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规范或诱导农业保险主体的风险管理行为朝着有利于农业保险的方向发展。
(一)政府推行农业保险的主要作为
1、有关部门应尽早着手起草《农业保险法》。前面分析的我国保险主体存在的一些顾虑，大部分可以归咎为农业保险法律的缺失。因此，《农业保险法》对农业保险的经营目标、保障范围、保障水平、组织机构与运行方式、政府的作用、税收规定、资金运用、财政补贴方式等方面，应以法律的形式得到明确，为发展农业保险提供完备的法律、制度保证。
2、财政支持和应用各种政策推动农业保险。一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应对农业保险的保费和农业保险的经营管理费给予一部分补贴。具体额度要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的保险产品而定。二是给予农业保险业务经营部分税收优惠政策。应建立行为主体各方的激励机制，将农业保险和农业生产贷款、灾害救济政策结合起来使用。
3、做好农业风险区划，实行与农业风险相匹配的保险费率。我国农业保险试点地区普遍存在费率厘定不科学的问题，不能真实反映农业实际损失率，无法有效调节供给和需求。费率厘定的不科学，主要是由于我国缺乏完整的农业区划体系。但农业区划工作耗费大、涉及面广，并不是保险机构就能完成得了的。因此，建议由国家组织相关部门和保险机构，拨付专项基金，积极开展农业风险相关研究工作。在全国各区域农业灾害风险综合评估的基础上，开展农业风险区划工作，为制定农业保险保费与费率提供科学依据。
共同保险与再保险的区别篇9
关键词：农业风险；政策性农业保险；风险分散机制
从1982年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办理农业保险业务至今，我国农业保险经历了从快速发展到逐步萎缩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恢复试办期(1982～1990)、高潮期(1991～1993)、持续萎缩期(1994～2003)、深入发展期(2004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探索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此后，在政策的鼓励和保监会的积极推动下，立足于“政策扶持，商业运作”的经营原则，农业保险试点不断扩大和深化。目前，全国有近90％的省、市、区开展农业保险，并已形成五种模式(上海安信、吉林安华、黑龙江阳光互助制、浙江共保体、外资安盟)、四种形式(保险公司自办、代办、与政府联办以及保险公司共办)进行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业务的试点，初步改变了1994年以来农业保险持续萎缩的局面，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一、我国农业保险及其风险分散机制的现状评析
农业保险的开办为保障农业再生产和稳定农民收入起到重要作用，为分散农业风险，农业保险公司进行一些积极有效的探索：如“以险养险”；推行一定区域的“统保”；签订商业再保险协议；建立防灾减灾网络等。然而，从风险管理的视角看，随着农业保险试点的发展以及保障范围、覆盖面的进一步扩大，农业保险及其风险分散机制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一)农业保险公司市场集中度高却经营亏损
尽管我国农业保险从一开始就采取“低保额、低保费、低保障”的办法，然而由于农业保险的自然风险较高，且逆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突出，开办农业保险业务25年来，除两年微利外，其余年度全部处于亏损状态。据资料统计，1982～2006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96.94亿元，累计赔款支出82.29亿元，简单赔付率达84.89％，再加上其他费用，平均综合赔付率将超过120％，大大高于国际上70％的临界点。中国人保和新疆兵团保险公司受偿付能力的限制，在1994年农业保险商业化后，分别对农业保险采取了严格限制规模、有限制承保甚至停保的政策以规避经营风险，从此农业保险业务逐步萎缩。至2006年底，全国39家财险公司中仅中国人保、中华联合和安信、安华、阳光、安盟四家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开办农业保险业务(其余33家基本不涉足农业保险)。当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8-46亿元，其中人保、中华联合和安信、安华、阳光农业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合计达8.42亿元，占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99％，农业保险的市场集中度非常高。然而，我国农业保险的试点时间不长且仅限于局部地区，由于受到经营管理、产品技术以及偿付能力等因素的制约，区域性农业保险公司承保能力十分有限且面临着居高不下的赔付率。一旦遭遇巨灾损失，单靠农业保险自身微薄的准备金很难补偿其损失，如果得不到政府特别是财政上的支持，商业保险公司已有实验的可持续性将值得怀疑。
(二)农户潜在风险大但主动或被动自留
除试点地区外，绝大部分的农业生产没有任何保险保障。2006年，上海、黑龙江、吉林、新疆、江苏、四川等试点地区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6.57亿元，占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78％。而在农业保险试点地区，一方面农民保险意识较为淡薄，存在侥幸心理；另一方面虽然对农业保险有需求，投保能力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农业保险的高损失率、高成本、高赔付率必然导致高费率，各国包括我国的试验表明农作物一切险保费高的达15％～20％。然而，农业保险面对的大多是收入较低且增收缓慢的农民，在自愿投保还无一定补贴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主要从事小规模种养殖业的农户，有投保意愿但受支付能力约束无投保能力。因此，中西部地区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对居民可支配收入弹性较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整体较低，但农业又是其重要产业；而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农户，有投保能力但因农业和农业保险本身预期收益不高而投保意愿不强。从全国平均来看，2006年我国农业保险深度为0.0343％，保险密度不足4元(按全国2.3亿农户计算)，户均保障金额不足319元。因此，我国农业保险参保率较低，农民仍然还是依靠传统方式如差异化种植、亲友借贷以及大灾之后的政府救济等分散农业风险，但在面临系统性的风险时，这些渠道往往容易失效，绝大部分损失将由农民自己承担。很多农户为了规避风险，往往选择低收益、低风险的经营活动，这将不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稳定。
(三)农业风险急需分散而再保险机制尚未建立
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承保能力十分有限，客观上需要强有力的再保险支持。况且农业巨灾风险(洪灾、旱灾、病虫瘟疫等)是商业性保险公司很难独立承担和消化的，也并非单个的农业保险供给主体力所能及的。目前，我国对农业保险的再保险还没有相应的政策、措施，包括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等商业再保险机构对农业保险的再保险问题非常谨慎。2004年以来，针对各家农业保险公司对再保险的需求，在中国保监会的协调和指导下，中再集团依托自有资本金，以商业运作模式提供农业再保险，分别与安信农险、安华农险、浙江农险共保体签订了一揽子成数合同，并同安信、阳光签订了赔付率超赔合同。然而，仅依靠中再集团一家所能提供的承保能力，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农业再保险需求；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不得不分别求助于国际再保险市场，并为此支付较高的分保费用。因此，在国家尚未建立巨灾基金的情况下，由于对农业保险缺乏适当的再保险安排，使得风险过于集中在保险经营主体自身而难以分散，势必影响经营主体的持续稳定经营，更是凸现了农业保险的政策性与商业保险公司盈利性之间的矛盾。
(四)政府重视农业保险但支持还没到位
将农业保险纳入国家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给予财政税收政策支持，既是政府转移支付的重要载体，也是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我国政府虽然多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但都较为宏观。被使用的释放农业自然风险的措施之一就是灾害救济，尽管其在减轻农民损失和稳定社会等方面发挥一定作用但效果十分有限。以1983～2000年为例，政府提供的自然灾害救济费和扶持灾民的生产经费占需要补偿的农业产值损失仅为2.78％。且这一方式存在一些弊端：无偿的灾害救
济给财政造成巨大压力；降低农民参保积极性，致使灾害救济与农业保险非互补而是替代关系。而如果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支持农业保险发展，即可用少量的保费调动比自身大数倍的资金，参与灾后重建。假定农业保险费率为12％～16％的，财政的补贴率如果能够达到40％，就能够调动48～64倍的社会资金参与救灾，从而既可减轻政府救灾压力，又可大大提高财政资金的保障能力和使用效率，即“乘数效应”。从2004年来开始试点的黑龙江阳光模式、吉林安华模式、上海安信模式以及浙江共保体模式，之所以在短期内取得了明显成效，不在于各模式本身的优越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有明确的财政补贴安排。
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市场化的风险转移和分散机制，应该在支持农业发展上有所贡献。而事实上，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缓慢，规模狭小、范围过窄，尚未有效调动农民、保险经营主体、政府等多方积极性，很难满足保险经营所依赖的大数法则理论'农业风险分散机制极其脆弱。以2006年为例，我国农作物受损面积41091.3公顷，因灾直接损失达2528.1亿元。而中央累计投入各类抗灾救灾资金111.98亿元，社会各界捐款35.89亿元，其他物资折价4.69亿元，农业保险赔款5.84亿元(农作物赔款只是其中一部分)。由此可见，农民主要还是采取自救、依靠政府救济(社会捐助)等方法来防范和分散农业风险，农业保险在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非常有限的“稳定器”与“助推器”作用。
二、积极发展我国农业保险需考虑的理论基础
目前，“三农”问题比任何时期都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分散和降低农业生产风险，既是改善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也是推进我国现代农业建设、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农业的弱质性、农业风险的特殊性、农业保险的政策性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农业生产的高风险、低收益的弱质性特征非常明显。而农业风险有许多不同于其他财产风险和人身风险的地方：风险单位大、区域性明显、广泛的伴生性、风险事故与风险损失的非一致性、农业灾害发生的频率较高且损失规模较大等突出特点。由于农业风险的特殊性，难以满足理想的承保条件：风险发生的偶然性、损失的不确定性、风险单位的独立性和无巨灾损失的发生。因此，在现有技术水平下，农业风险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可保风险。但是，农业风险的存在和发生，严重影响着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也正是这样的现实，带来了发展农业保险的迫切需求。农业保险在性质上属于准公共产品，只能采取国家财政支持下的政府经营方式或国家财政支持下的商业保险经营方式，服务于政府给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保险又可称为政策性保险，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农业保险产品都必须实行政策性经营。只有那些关乎国计民生并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而商业性保险公司又不可能或不愿意从事经营的农业保险项目，才可能纳入政策性保险经营。其他的农业保险项目则可实行商业化经营。
(二)保险作为一种重要的风险管理手段，其内在规律是按照大数法则和概率论来承担、组合和分散风险的
保险人只有集合尽可能多的、独立的、同质风险单位，在大数法则的作用下，“一人为众，众人为一”，保户的平均风险才能得以降低。农业保险正是通过在时间和空间上分散局部风险来补偿风险损失，从而确保农业生产稳定和增加农民收入。因此，保险人在经营农业保险的过程中，必须遵循风险大量、风险选择、风险分散的原则。然而由于农业风险时间和空间的高度相关性，一旦发生巨灾可能会在短时间内跨越几个县甚至几个省，致使大量的保险对象同时遭受巨额损失。这就使保险人面临着扩大承保面与控制承保面的矛盾，一方面需要集合大量保险标的来分散农业风险；另一方面在局部范围内，保险人承保的保险标的越多，风险就越集中，保险人经营风险就越大。
(三)保险的基本职能是分散风险，组织经济补偿
分散风险是前提和技术手段；组织经济补偿是目的和归宿，两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鉴于农业风险的特殊性，即使集合大量保险人也不足以稳定分散风险。因此，加快发展农业保险，其关键环节在于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农业风险分散机制，以保障农业保险经营的稳定性，从而保证保险经济补偿职能的实现。而唯有保险基本职能得以保证，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取向――构建多层次的农业风险分散机制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农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风险分布、农民收入水平和保险需求均有很大差异。对于我国农业保险及其风险分散机制的完善，应主要考虑在农民收入和国家财力支持有限的约束条件下，如何选择一套具有较高保障能力和运转效率的机制以实现对农业风险的分散。
共同保险与再保险的区别篇10
一、国际保险市场的并购特征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保险业掀起了并购狂潮。国际保险业的并购浪潮反映了世纪之交国际保险业发展的新动向，是国际保险业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经济增长以及竞争态势所做出的相应的战略调整。国际保险业并购涉及的领域广泛，不仅包括保险领域内部的直接保险领域、再保险领域、保险中介服务领域，还包括保险与银行、证券等其他金融行业的混业并购。主要特征可以概括如下：
（一）国际保险并购规模巨大
一是国际保险并购公司的规模大。国际保险并购中所反映的不仅是“大鱼吃小鱼”即资金势力雄厚的大公司兼并弱小公司，而是主要表现为大公司之间的强强联合，从而形成“超级公司”、“巨无霸”。通过国际保险并购使得保险公司数目减少，垄断程度不断提高。例如，英国的商联保险公司和保众保险公司的合并而成的CGU，成为全欧洲第九大保险机构。
二是国际保险并购数量多。有资料显示，近十几年来全球金融业兼并的总值相当于1.4兆亿美元，其中主要是国际保险业的并购。
三是国际保险并购金额高。以美国为例，1997年保险业的并购占美国市场并购总金额高达7％。表1描述的是美国保险业兼并的情况，可见一斑。
四是国际保险并购快捷。一般重大并购只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告完成。例如，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720亿美元的合并交易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
（二）国际保险并购以横向并购为主
从产业角度看，并购一般可以分为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三种形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保险业掀起的并购狂潮属于横向并购，即同一产业，或相近行业企业之间的并购。这不是20世纪初国际横向并购的简单重复，而是国际保险业进一步发展、扩大市场的主要手段。国际保险业与银行业、证券业之间的相互并购、融合已经成为国际市场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三）国际保险并购以跨国并购为主
国际保险业的跨国并购是指一家保险公司为了某种目的，通过一定渠道和支付手段，将外国保险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的一定比例甚至全部股份或资产收买下来，从而对其经营管理实施部分或全部控制。跨国并购包括直接向国外目标企业投资，通过在外国的子公司、分公司进行并购等方式。例如，荷兰国际集团收购美国的一家寿险公司，就是由其在美国的一家子公司与之合并的方式完成的。
二、国际保险市场结构发展模式
（一）国际保险市场结构的种类
一般，我们可以将国际保险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竞争垄断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四种类型。完全竞争的国际保险市场，是指在国际市场上存在数量众多的保险公司，任何公司都可以自由进出市场，市场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同时存在大量买方和卖方，资源流动自由，每一买卖者均掌握或通过中介人掌握充分信息。投保人与保险人参加保险市场的交易活动是自由的，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市场自发地调节保险商品活动的价格。国外保险公司可以自由进入该市场，保险公司的数量基本上由市场供求自行调节，保险行业公会在保险市场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垄断竞争的国际保险市场中，则是大小公司并存，少数大公司在国际保险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垄断公司与垄断公司之间同时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寡头垄断的国际保险市场，是指在国际保险市场中仅有几家保险公司，这几家保险寡头瓜分垄断绝大部分保险业务。完全垄断的国际保险市场又称独家垄断的国际保险市场，是指国际保险市场完全由一家保险公司所控制。
（二）国际保险市场结构现行模式
根据国际保险业的并购现象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目前的国际保险市场属于寡占的市场。这主要表现在：国际保险并购浪潮导致了国际保险市场中“超级航母”的出现，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国际保险业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大并购，实现了强强联合。这不仅反映在保险业内部产寿险业的各大公司的兼并重组，而且还反映在保险业与其他金融行业如银行业、证券业的融合。因此，国际保险市场中出现了“金融超市”，汇集了巨大的资本和庞大的分支机构体系。国际保险市场中的保险资本等资源掌握在少数大公司的手中，形成寡占特征。
（三）国际保险市场结构发展模式
国际保险并购的目的，在于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但是，并购之后组成的规模巨大的保险集团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也就是说，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金融融合所带来的范围经济也不是很理想。实证分析表明，国际保险企业的规模经济并不存在于大公司中，而是中小型的公司更容易达到规模经济。因此，我们认为，未来国际保险市场结构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国际保险市场中大小公司并存的垄断竞争模式。这是因为，国际保险市场潜在需求巨大，没有一个保险公司可以提供全部的供给，独家垄断国际保险市场；随着风险的变化和巨灾、巨额风险的存在，也不可能由少数几家国际保险公司来满足国际保险市场全部的保险需求。因此，客观上国际保险市场将会由目前的寡占市场格局发展成为既有大规模的公司，又有中小型的公司，大公司和小公司并存的垄断竞争格局。
三、国际保险市场区域发展模式
目前，从区域概念来看，国际保险市场由北美市场、欧盟市场、日本市场三足鼎立，形成区域寡占格局。可以说，无论从保险资本、保险资产、保险业务收入等各方面来看，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市场、欧盟市场以及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市场，占据了国际保险市场90％的份额，国际保险市场的主要供给来源于这三个地区。目前，这三个国际或地区的市场已经饱和，源自于此的国际保险资本正在向发展中国家市场流动。但是，总的来说，目前三足鼎立的国际保险市场格局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加快发展，由保险需求的收入弹性理论可知，发展中国家的保险业发展速度将超过其经济发展速度。因此，随着国际保险资本和技术的流动，将刺激保险落后地区的潜在保险需求，促进国际保险市场中保险落后地区保险业的发展。目前，亚洲地区、东欧地区、南美地区、非洲地区等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的保险业正在快速发展。国际保险资本正在逐步流向这些地区。
所以，未来国际保险市场区域发展模式将是一个资源共享、技术共享的融合性的统一的国际保险大市场。随着国际保险市场的中心将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由欧美向亚太地区转移，将形成全球范围内的国际保险大市场。
理论上讲，根据arrow—Lind定理，随着所汇集的个体投保人数量的不断扩大（n—∞），只要在损失概率即公平精算费率p=Π的基础上筹集保险费，投保人群体之间就可以解决内部个别投保人的损失补偿问题。也就是说，如果相互独立的风险厌恶的投保人汇集起来，对于风险厌恶的个体投保人而言，是将自身面临的风险转嫁给了整体投保人群体；对于投保人整体而言，则是将可能的损失在群体之间进行分散。而且，只要投保人群体充分大，投保人作为一个整体仅仅依赖其整体内的期望损失，而与个体投保人的风险厌恶程度无关。这就是说，由风险厌恶的投保人汇集起来的整体就变成一个风险中性的“保险供给者”。也就是说，根据保险原理，我们应该利用国际保险资源在国际范围内分散风险。如果全球的保险资源都利用起来提供保险产品形成国际统一保险大市场，那么，个人、地区、国家乃至国际的风险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那么，不仅可以实现投保人风险的充分分散，而且可以使得保险成本降到最低，保险资源得以充分利用。
但是，在现实的国际保险市场中，由于诸如政治等原因还存在封闭、半封闭的国别市场。封闭、半封闭的国别市场基本不与外界交流，保险供给取决于自身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的资本势力或资本总量。由于没有国际保险的支持，国内保险供给能力仅仅受到资本的限制，又不能够通过转移到国外的国际再保险来解决国内的承保能力问题。因此，封闭、半封闭的国别市场的均衡将表现为：有限的保险供给量与有效需求的均衡，潜在需求无法得到完全满足，存在帕累托改进。随着贸易的发展和全球经济的融合，封闭、半封闭的国别市场需要外来的保险供给，才能够达到帕累托有效。
不过，从封闭、半封闭的国别市场到统一的国际保险大市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目前，最初的表现则是区域统一的保险市场模式，即在一定的范围内实现保险市场的融合和统一。当前，围绕着美国、日本、英国等保险市场发达的国家，已经或者正在形成的欧盟统一保险市场、北美区域保险市场和亚太保险市场，就是向全球统一大市场过渡的区域统一保险市场。
然而，即使是欧盟这样的区域统一保险市场，在其成员国与非成员国进行保险交易时则还是体现出“国别市场”的相对独立的特点。所以，根据保险原理，区域统一的保险市场还需要帕累托改进，最终形成全球统一的国际保险大市场。
四、国际保险市场的经营发展模式
（一）国际保险经营方式的发展
国际保险业经历了产、寿险兼营——产、寿险分业经营——保险、银行、证券混业经营的过程。目前，国际保险并购似乎表现出了国际保险业的混业经营趋势，而银行保险也方兴未艾。但是，保险与银行、证券并不是同一的东西。保险毕竟不同于其他金融产品，有自己特殊的职能和作用。金融融合、“金融超市”所表现的更多体现的是保险、银行、证券三者相互利用各自的优势来更好完成自己的使命。作为独立的法人组织，国际保险企业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经营以保险产品为主的各种产品，但并不是只经营一种“混合”的产品。因此，混业经营只是国际保险企业的一种经营模式，但不是唯一的一种。
国际保险并购中还表现出另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保留自身的优势项目，将自己不擅长的部分转让或者置换，同时吸收自身擅长的项目加大专业经营的力度，完善自身经营管理。
因此，我们认为：未来国际保险市场中的经营方式将依照不同的公司的各自特点、背景，实施专业经营、兼业经营或者混业经营的经营模式。
（二）国际保险产品的发展
当今，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在为各国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型国际风险。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巨灾风险不断出现和加大。例如，1992年的“安德鲁”飓风，保险损失高达202亿美元（以2001年价格计）。而在2001年，由于地震、洪水、台风、爆炸，以及恐怖事件等重大事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预计超过1150亿美元，并导致2万人的死亡。2001年9月11日发生于美国的恐怖事件，造成的保险财产损失和营业中断损失估计在190亿美元左右（总损失在900亿美元），若将责任险和寿险损失计算在内，预计损失总额在300亿美元至770亿美元间。这是保险史上财产损失最高的事件之一。
新型风险的不断出现，巨灾风险的不断出现，给保险人的承保能力和偿付能力造成很大的压力，迫使保险人寻找新的方法处理风险，导致了国际保险产品的创新。目前，国际保险市场上已经不再满足过去传统的财产和人身保险产品，已经开始出现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alternativeRisktransfer，简称aRt方式）的国际保险产品创新。
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中的重要形式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出现的包括保险资产和保险产品的保险证券化。保险证券化的实质是通过借助证券方式和工具从资本市场获取大量资金，并通过将保险风险分散到资本市场上的方式扩大承保能力。如1995年美国投资银行、再保险公司及经纪人以负债证券化（融资证券化）的形式开发出场外交易的保险衍生产品。这种证券不在交易所交易，交易方式很像私募基金或者适应顾客需要的远期合同或期权；而1990年芝加哥交易所开发的保险期权、期货的组合，可以使保险公司对保险风险进行套期保值，可以使投资者从保险风险发生的概率中获利。目前，保险证券化的产品和证券化工具作为传统保险的替代或补充，能有效解决巨灾风险的承保能力的缺口，并逐步受到各国保险公司的重视。
不过，aRt并不能够完全代替传统保险产品。国际保险市场中，未来国际保险产品的发展模式将是以传统与非传统的保险产品相结合的模式。国际保险市场中的经营者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的保险产品的组合来解决全球范围内的各种风险。
（三）国际保险销售方式的发展
国际保险销售方式的发展已成为国际保险业生存和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为了降低销售成本、提高销售效率、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新形势下更好的实现客户资源共享，国际保险业不断开拓各种销售渠道。
1.银行保险的发展
银行保险，即通过银行或邮局网络销售保单。主要业务类型包括：银行为保险公司保险业务（最原始的方式）；保险公司的银行子公司或银行的保险子公司；合资公司（保险公司控股，银行控股，或五—五合资）；境外保险公司与本地银行的合作等。
可以说，在新的分销方式中，银行保险是未来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之一。随着客户需求的不断变化，特别是金融服务一体化的发展，银行保险不仅会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发展，而且会出现保险银行，即通过传统的保险销售渠道（人，销售网等）销售银行产品（流通账户，抵押贷款，共同基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