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生态学的特点篇1
1大学生消极政治心态的表现
1.1政治回避心态
在当代大学生身上，虽然有一些人对政治抱有较高的热情，但也有很多人回避政治，对政治表现出冷漠的态度。他们容易产生“政治无用论”思想，他们认为政治是多余的、无用的，因而参加政治学习、参与政治活动是得不偿失，做而无用。同时，大学生直接的政治参与机会较少，政治参与上往往又伴有挫折，也使一些学生认为自己的力量对于推动政治进程微不足道，从而导致“政治效能感”减弱乃至丧失，加剧了形成政治回避心态。由于他们认为既然政治无用，或自己无能为力，便设法回避或逃避。对于许多政治活动，许多大学生常常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逆反情绪。他们不重视政治学习，轻视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所追求政治进步，认为没有政治照样可以成就学业，导致大学生政治信仰淡漠，政治理想弱化。
1.2政治激进心态
当代大学生涉世不深，缺乏社会经验，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其心理具有强烈而多变的色彩。面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很多大学生很难对此科学认识，比较容易产生悲观思想和激进心态。例如，对官员腐败、个人贫富差距等问题，部分大学生往往做出比较极端的判断和评论。而且，当代大学生对政治学习缺乏热情，看待各种政治问题的研究方法严重缺乏，看待视角比较单一，很难具备多元化思维和系统思想，容易单线条思考问题。其结果必然造成政治心态的偏差。
1.3政治逆反心态
在日常生活中，越是进行某种政治宣传，有的大学生越是不“买账”，越是进行某种政治批判。有的大学生越是同情被批判者或趋同某种思想观点。有的大学生平时对政治表现出冷漠的态度，但喜欢在他人面前表现出自己对政治问题的标新立异，喜欢表现出对社会主导思想的厌恶与冷淡，对政治理论学习的厌烦与抵触，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感与疏远，有时还会借某种契机在宿舍或公共场所起哄，以求一番宣泄。宣传教育机构推荐的政治读物，有的学生无动于衷，而有关部门认为有错误倾向而属禁读之列的文章或书籍，反倒引发他们的极大好奇并争相传阅。
1.4政治功利心态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功利”、“务实”观念深深地影响着当代大学生们。大学生参与政治生活中以利已实用为根本，一方面，大学生政治参与务实、积极，尤其是对敏感政治事件感兴趣；另一方面，政治参与动机不纯，把政治当作谋取个人利益的手段，习惯用实际眼光和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看待政治问题和政治现象。一般而言，大学生的政治功利心态和他们的政治认同感呈反比例关系。如果其政治功利心较重，那么他们的政治认同感就较弱。反之，则较强。
2大学生消极政治心态的特点
2.1情绪性
情绪化、直观化、片面化是大学生非正常政治心态的基本特征。大量事实表明，大学生在政治生活中容易受制于情绪。尤其是在社会风气不良、政治参与受阻、舆论导向片面的情况下，大学生的情绪便特别强烈，即情绪化的思想和情绪的行动。在对各种社会问题与社会现象进行社会认知和价值判断时，往往缺乏理性分析，缺少客观的是非标准，而多以一种情绪化的认知方式予以全盘否定。包括有反叛情绪、激动情绪、反感厌恶情绪、燥动情绪、悲观情绪等。
2.2虚假性
大学生的消极政治心态主要表现为不太关心政治，参与意识大大淡化。但事实上，绝大多数大学生内心里还是关注政治的，表现在：一个看起来平时对政治很冷漠的学生，会为我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喜形于色，极大关注国家建设进程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评析社会上的不良现象。他们对我国的政治发展、国际形势和各类政治问题抱有很大的兴趣，同学之间在宿舍或校园公共场所热衷于谈论这些内容。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并不是简单的冷漠回避，可以说，少数学生的消极政治心态是参与意识的逆向膨胀。因此，当前大学生的消极政治心态往往带有一定的虚假性。
2.3复杂性
大学生消极政治心态的复杂性表现为多个方面。其一，不同的学生群体表现出不同的消极政治心态。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生源地等人口学变量都会影响对应群体的政治心态。其二，不同的学生个体表现出不同的消极政治心态。有的大学生有时回避政治，有时对政治产生逆反，有时又因为功利思想假意关心政治。其三，导致消极政治心态的因素复杂多样。在这些因素中，有的是家庭教育环境，有的是学校教育环境，有的社会环境，还有的是大学生自身因素，等等。
2.4可变性
大学生的心理处于不断变化和调整的时期。其政治心态比较容易受到外界种种因素的影响。原有消极的政治心态可能转化为积极的政治心态。反之，如果缺乏及时的引导和教育，就可能因为一两件负面事件由积极的政治心态转变为消极的政治心态。一些大学生的内心冲突比较突出，对待政治事件和政治现象容易走极端，容易因为瞻前顾后而导致顾此失彼，而且，要转变大学生消极的政治心态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情，可能出现反复的过程。作为教育者，应该具有耐心和信心，对具有消极政治心态的大学生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逐步提高大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
3导致大学生消极政治心态的原因
3.1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
当代大学生对社会的期望值很高，在政治上，无论是政治理想模式的追求还是政治动作机制的选择，都鲜明地表现出理想化的倾向，这种理想常常带有幻想的性质。他们把现实想象得过于完美，认为社会的一切都应该是美好和完全合理的，一旦现实与理想出现较大的差距，就容易心理失衡。
3.2大学生自身不成熟因素
当代大学生处于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思想尚不成熟，心理还不健全，往往会受到一些错误的思想影响。许多大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度过，参加社会实践的机会比较缺乏，很难理性分辨和看待社会上的假恶丑，容易钻进死胡同看问题。由于社会阅历不丰富，对社会的认识还很肤浅，因而常以个人的想象代替社会现实，看待问题简单化、片面化。当代大学生的心理承受力和抵抗力比较脆弱,对政治采取疏远、否定、抵触、歪曲、厌烦、攻击、抗拒等态度。
现代生态学的特点篇2
（黑龙江东方学院外国语学部，黑龙江哈尔滨150086）
摘要：本文从生态哲学的角度探讨了冯内古特小说的现实性特点，对其小说阐释的人类无视生态危机最终可能导致悲剧的现实性进行分析，旨在强调审视人类文化、探索人类思想和社会发展以及自然生态和行为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生态哲学；冯内古特；现实性；生态危机
Doi：10.16083/j.cnki.22-1296/g4.2015.04.057
中图分类号：i0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4—0120—02
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2544075。
收稿日期：2014—10—18
作者简介：奚晓丹（1978—），女，河北昌黎人。黑龙江东方学院外国语学部，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跨文化交际。
生态哲学批评是人类对防止和减轻环境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表现。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现代化进程飞速推进。人类在享受现代性带来的舒适便捷的同时，也面临着由急功近利所导致的生态危机。植被砍伐，水土流失，河流污染，物种濒危，种种生态问题使人类越来越意识到“竭泽而渔”和“杀鸡取卵”的发展方式必须停止。著名生态思想家Donaldworster认为当今的全球生态危机，其起源不在生态系统本身，而在于人类的文化系统。［1］要解决生态危机，首先要认清人类文化对自然的影响。国内生态文学批评家王诺支持worster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研究生态与文学的关系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的变革，但却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正是文化变革的前提。［2］因此，在生态哲学视域下研究文学作品，重审人类文化，探索人类思想和社会发展模式将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作家背景
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Vonnegut，1922~2007）是一位个性鲜明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他从人道主义生存关怀出发，揭示了工业社会中人类生存环境所遭受的破坏与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威胁。在冯内古特看来，由于机械工业的发展，人类已经陷入危险的、自我毁灭的生态环境之中。在小说中，冯内古特将荒诞幽默与科学幻想相结合，对现代文明进行了讽刺与批判，并通过描写人物在恶劣环境中的生存问题来探讨科技对人类社会与生活的影响，从而提出关爱人类社会、“形成一种生态社会”的主张。由此可见，在生态哲学视域下研究冯内古特的小说，探讨作家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的理解，挖掘其作品中蕴藏的生态意识是切实可行并具有理论及现实意义的。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和发展趋势
国外学术界对冯内古特小说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最早的评论见于美国学者C.D.B.Bryan在1966年发表的《精确的库尔特·冯内古特》。此后，美国文学评论界对冯内古特的研究逐渐升温，评论文章也随之增加，但20世纪后半期的评论大多侧重于文本分析，探讨冯内古特小说中的场景描写与写作技巧，如DavidGoldsmith在1972年出版的著作《库尔特·冯内古特：冰与火的幻想家》。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国外学者对冯内古特的研究进入到更深的层次，从多角度研究、分析其小说的内容与主题，如美国学者toddDavis的《善意的谎言：库尔特·冯内古特作品中后现代时期的道德》。
国内学者对冯内古特的研究略晚于国外，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当时的文章大多是介绍性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涌现出大量的评论性文章。时至今日，国内学者对冯内古特的研究日益增多，从叙事方法、身份问题、女性形象、战争主题、后现代时期的道德观、历史的不确定性等多个角度分析和探讨冯内古特的小说，在促进国内读者对冯内古特作品的理解与接受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总体来说，我国学者对冯内古特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索其黑色幽默文学的特质、审视其如何表现人们在荒诞世界中的理性丧失和其他后现代主义所聚焦的问题等方面。综上所述，国内外学术界对冯内古特的系统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拓展。［3］
三、冯内古特小说的现实性
冯内古特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小说家，也是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小说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对于美国的后现代主义，存在着诸多的争议。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难以明确地划分出界线，是最终量变的结果；也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泾渭分明，是质变的结果，是进入信息时代资本主义多种危机的产物；有人把它当作一种艺术倾向；有人把它理解为西方文化的社会现象。但无论怎样，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后现代主义包含着文学现象，它与之前的文学表达有很大的不同。
冯内古特的创作大多以科幻小说为主，其特点在于在充分展现其现实性一面的同时，为读者提供了对内容展开大量想象的空间。冯内古特创作的《自动钢琴》是一部反乌托邦的现实主义小说，以第二次工业革命为背景，描写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工业造成的影响，使美国走向高度的机械化、自动化以及集权化。在高度的自动化、集权化和机械化的同时，社会正在迈向一系列破坏自然的现状，这也充分体现了冯内古特作品的现实性特点。
小说《猫的摇篮》是冯内古特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出版于1963年，正是这本书使冯内古特被批判家归入“科幻小说家”之列，也使他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家之一。《猫的摇篮》中的异化思想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只是略被提及，但在这里不得不提及的是，在人类进化的里程碑上机械化、核竞赛、温室效应、地球变暖等为未来生活带来的痛苦主义思索。随着生活的日新月异，新时代、新工业、新技术在给我们带来更多益处的同时，也不断地给我们及我们的生存环境带来更多的灾难，甚至是无法消除的灾难。《猫的摇篮》出版时正值美国二战后科技大发展时期。科技大发展在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军队提供了原子弹这样的毁灭性武器。小说中约拿的一句话反映出了中产阶级的观点：“我向布理德博士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在暗示原子弹制造者们都是对人类进行屠杀的罪大恶极的帮凶。”
冯内古特的小说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到底是技术服务于人还是人成为了科技的奴隶。在科技的统治下人类自身的异化导致了精神世界的毁灭，由此引发了生态危机。我们的精神世界和信仰必须建立在一个生态的、绿色的技术论的基础之上。换言之，单靠说教往往是不够的，必须建立强大的、正确的科技观，而不是技术统治论；确立科技服务于人、造福于人的切实可行的办法，而不是简单地敷衍了事，纸上谈兵，没有落到实处。
四、研究冯内古特小说的意义和学术价值
本文以生态哲学思想为研究基础，从生态哲学角度探讨冯内古特的小说。冯内古特虽然生存于后现代社会的种种困境之中，但他没有就此接受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而是“苦苦思索，并通过它超高的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和深邃的生态思想，为人类的未来寻找合理的出路”。［4］冯内古特的小说透过一个个将荒诞幽默与科学幻想相结合的故事，全方位、多角度地探讨了后现代社会人类的生存环境问题，他用丰富的想象力描写了由人类急功近利所造成的生态灾难，呼吁人们关爱自然，恢复人性。从生态哲学角度探讨冯内古特的小说能进一步理解作家写作的出发点和创作的哲学观。冯内古特对后现代社会生态问题的焦虑、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追寻都反映了他具有远见卓识的生态文学观。从生态哲学视角重新审视他的小说对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冯内古特小说中的生态观具有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
参考文献］
［1］Donaldworster.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Historyandtheecologicalimagination［m］.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
［2］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罗小云.美国后现代作家冯尼格特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现代生态学的特点篇3
一、时代拷问：生态时代的精神与哲学
刘福森教授开门见山独创性地提出，生态哲学的真谛是时代的精神，打破一贯式的“欧洲中心论”哲学观，他将哲学与民族文化、时代特征、现实生活相结合，提出哲学应该是人类思想对那个特殊时代的某种特殊反思方式，而不是形而上的“一般哲w”。结合现实世界生态危机大背景，刘福森教授提出了生态哲学是时代精神的显现。
“欧洲中心论”的哲学观认为，凡是不以西方的知识论、实体论的范式存在的非形而上学的思想或观念都不是哲学，在他们看来，只有一种哲学，那就是欧洲的知识论的、实体论的形而上学的“一般哲学”，其他形式的哲学都不是哲学。针对这种情况，刘福森教授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哲学的民族性、哲学与现实、哲学与时代几个角度深入剖析了哲学并不是大家所认为的只是“一般哲学”，而是有着“特定”立场的、与民族文化紧密相关的、以生活世界为根源的、与时俱进的有个性的“特殊哲学”。刘福森教授强调，没有超越特定时代的“一般哲学”的存在，也没有古今适用的一般“哲学知识”。因此“什么是哲学”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哲学有“立场”，它不是科学、不是知识，哲学的评价尺度更不是现世的。对此，他从哲学与文化的关系入手，提出“哲学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的概念”，科学以具体事物为标准，而社科人文则是以人为中心。哲学是文化价值观的来源，是一个民族文化系统得以形成的原因。从人文与哲学的关系分析中，强调哲学不同于科学，它是不以知识论、实体论的逻辑分析为对象，如中国哲学的“人生境界”的追求，所超越的不是对外部对象的认知，而是对自我人生的终极关怀。即使是哲学的具体社会功能，也应该与时代以及特定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刘福森教授看来，哲学是“特定时代的特殊哲学”，应该与时代相契合。再者，哲学的社会功用评价最终根源于特定时代现实生活世界中人的行动的精神需要。哲学家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的精神代表，并不是因为他们远离现实生活和脱离时代的议题，相反是因为他们以自己的抽象的哲学理解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生存主题。当今时代的哲学需要重新定位“立场”，生态危机的时代议题迫切希望人与自然紧张的关系得到改善。换而言之，人类的观念亟须从物质丰饶中享受凡人幸福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现代社会对前代社会的超越不容置疑。诚如刘福森教授所言，没有脱离现实生活和现时代的“一般哲学”，任何哲学都是在一定时代产生，并随着这一时代的消亡而失去其社会功能，从而被新的哲学所取代。任何现实的哲学都是仅仅属于它所在时代的有个性的“特殊哲学”，而不能成为超越于时代之上的“一般哲学”，因而研究当今时代针对生态问题的“特殊哲学”是与时俱进的。显然，生态哲学不是把“一般哲学”应用于具体生态问题时所产生的一个应用学科，而是生态文明时代的一般世界观，是生态文明时代的新哲学。诚然，当今社会需要一种新的哲学观，它迎合生态危机的需求，同时又是一种突破“一般哲学”的“特殊哲学”观。
时代性是哲学的重要特性之一。刘福森教授分析道，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只有符合时代要求的哲学，并且是思想对时代进行把握了的哲学才是有用的哲学。“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1近代以后的西方工业文明造就了现代性哲学，而在生态文明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生态哲学将是对时代把握的最新哲学。时代文明的变换昭示着哲学思维的进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刘福森教授看来，任何哲学都是思想对时代的把握，离开具体的时代条件谈论哲学，都是无意义的，因而任何哲学都是时代的产物，是思维对时代具体情况的把握，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由此，刘福森教授推演出，生态哲学是未来时代的时代精神，是活生生的能动的精神，与时代问题的处理联系紧密。哲学的研究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根据时代的发展需要弘扬适合于本时代的新观念，批判落后于时代的陈旧的哲学观念。生态哲学就是这种不断变化发展的存在，它是迎合时代的精神；事实上，每个时代的现实问题仍需与其相匹配哲学的指引。现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陷入了空前危机中，表现为生态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而实际上是人类的生存危机，旧时代文明正在呼吁新的时代精神的到来――生态精神的文明。刘福森教授认为：“生态哲学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生态文明，是按照生态文明的价值与逻辑所构想起来的新时代的哲学。它是生态文明的‘活的灵魂’，是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哲学的新哲学。”2他认为，超越西方传统的“进步”观，人类需要第二次启蒙，寻找“生态”和“人道”二者和谐共处之路，迎合新时代的时代精神，生态哲学应然而生。因为，每一个特定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哲学，而这种哲学只属于它所在的时代的精华，只有专属于特定时代的个性哲学，而生态哲学就是对当今时代的把握，就是当今急切需要的时代精神。
哲学是时代的精华，代表着每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传统“欧洲中心主义”的哲学不能一成不变地适用于每个民族、每个时代，刘福森教授甚至从中国哲学的境界论的角度，批判了以这种“一般哲学”代替每个时代每个具体现实生活的“特殊哲学”的方式，提出哲学必须是契合具体的时代和现实条件的时代精神。在当下生态危机的21世纪，生态哲学就是应对的哲学，针对现代性不可持续且充满破坏的哲学而产生。然而，生态哲学不仅是要凸显价值性，而且还要阐发一种不同于现代性哲学的自然观和知识论，刘福森教授的历史主义哲学观，针对现代性哲学而提出生态文明的哲学，具有启发意义，但是将哲学与科学分开对立，似乎预设了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哲学有立场而科学却没有，隐含着科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事实上，正是在现代性哲学与科学分离情况下，间接导致了人类欲望的膨胀，过度依赖科学而不去追逐精神的指导，其结果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破坏、生态危机的日益紧逼。
二、生态文明与生态哲学
卢风教授阐释了一种社会化的整体性思维建构，对现代性哲学提出挑战，结合新世纪的时代精神对整体主义环境哲学进行科学的完善。他认为现代文明是工业的文明，其结果就是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我们的时代亟需要一种新的生态文明来将其取代，而生态文明的时代中所需要的就是生态哲学的指导。
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视域来看，文明是指一个民族或若干民族组成的族群的整体性社会组织和生产――生活方式。它往往包含着三个维度：器物、制度和观念。卢风教授认为，器物代表一个文明的物质基础，何种生产力水平直接关乎文明的发展，制度是一个文明的未来图景，如生活理想、价值追求甚至世界图景。而观念是文明的灵魂。人类与其他动植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有观念或精神，指导人类去实践，观念创新则技术和制度不断创新，任何一种文明都内含着丰富的观念思想，而哲学则是一切观念精神的最高范畴与概括。文明随时代变化而不同，哲学亦如是。“哲学与它的时代是不可分的。……哲学并不是站在它的时代以外，它就是它的时代的实质性的知识。”1可以说，时代性决定了文明与哲学的实际视域，时代问题需要何n哲学，这种哲学就会应然而生。
然而，现代性的哲学是理性泛滥的哲学。关于现代性的批判，卢风教授首先分析了它的指导思想，也就是现代文明的哲学内核。现代文明是一种以理性为内核被统治阶级所信仰的文明，经过启蒙精神的鼓舞，这种理性迫使人不断地向大自然进军，在满足人类自身需求而攫取资源的同时，放纵了人性，无度，使人性变得贪婪。可以不客气地说，现代工业文明的特征就是不可持续，在器物维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方式；而与之相应的现代性指导哲学更是表现出与自然对立分裂的趋势，也就是说，现代文明的哲学是对自然破坏的、不可持续的、展露人望的哲学。
对此，卢风教授具体分析了现代文明的主流意识形态，包括物理主义自然观、独断理性主义知识论（科学观）、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反自然主义价值论、人类中心主义道德观和物质主义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现代性思想貌似周密，其实包含着极端的畸形发展思维。不扬弃现代性哲学思维，就无法揭示现代文明的致命弊端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可持续和潜在危险，更无法为生态文明提供有利的借鉴。如物理主义自然观认为大自然只是物理实在的简单累加，可以用计算主义方式来对待一切，甚至使人认为能够凭借理性去彻底地认知外部世界。现代性文明是以理性为导向，科技万能和物质主义为特征的不可持续的文明；它强调社会物质方面的增长，要求人们大量消费。波德里亚曾将现代性社会指控为消费社会，即从以生产型社会进入到由消费为主导的社会，为了让物品的消费促进生产，不断给人家造成需求的假象，尽管不是生活必须品，但是在舆论和广告的掩饰下，给人们的消费观造成了扭曲，让人们不断地去消费。于是，消费就成了不必要的浪费。“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1
现代性文明，是不平等的文明，人类为了自我的利益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其他大地存在物，如猎杀一部分动物来满足人类的欲望；可以说，人类的这种不平等、局部、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发展方式，潜在地建构了社会的不平等的等级划分。现代文明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的同时，也让人迷失在了物质丰饶之中，导致现代人的狂妄、贪婪，颠倒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科技过分依赖的理念甚至变成了人走向自由的哲学，但实质是与自然对立敌对的哲学。其实，自然（人平等的在其中）是终极的本体，它包容一切，人应该心存敬畏，不应该僭越自称“上帝”，即使在自然的世界中，人类的理性让其拥有了比其他存在物更多的权利，也仅仅只是暗示着人类比其他自然物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显然，我们的时代急切需要出现一种新的可持续的哲学来指引生态文明的发展。
卢风教授认为，生态哲学正是这种新的可持续的哲学，它是生态文明的核心观念，是未来时代的时代精神。只有生态哲学的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人们才会开始去改变器物及其制度方面的追求，不再无限制地去攫取自然资源。对此，卢风教授对生态哲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如果说现代性理论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合理性作了“合法”的辩护，那么生态哲学可以为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可行性进行周密的论证。提倡生成论自然观和谦逊理性主义知识论，人类才会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有了共同体主义政治哲学、自然主义价值论和非人类中心主义道德观，我们才能明白，人类社会是地球生态系统的很小一部分（包括各种系统），无论是经济圈、生物圈、政治圈以及人类的伦理道德方面，人类文明必须与地球的一切协同共生。树立了超越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我们会发现，物质丰饶的享受仅仅只是人生的子部分，对内寻求境界的提升会让我们得到更多的满足感。这些对重构生态哲学为理论指导的生态文明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作用。
对生态哲学的分析告诉我们，生态文明应该是绿色的文明，它呼吁人们适度消费、理性消费。诚如卢风教授所强调，人类理性只能去发现和用以指导有意义的人生规划，用以指导有节制的改造环境、制造产品、创造财富，而不是企图去发现自然奥秘的全部。生态文明呼吁人们适度追求物质财富，鼓励人们对内进行精神方面的追求，即追求非物质方面，让人从中超越出来，以追求德行与境界的方式追求无限，在适度向外用功的同时，对内修身，加强对哲学生态思想的追逐，以此来改善自由放纵的心态，让人类明白，尽管在地球生物圈中，人类享有比其他生物更多的权利，但在此同时却负有更高的责任。在未来的生态文明中，生态哲学定然要求理性为自然而服务，它进步的关键在于抑制人类的物质贪欲。
从社会性整体建构上研究生态哲学，卢风教授深入剖析了现代性哲学及其带来的各种利弊，尝试消解“主体―客体”和“事实―价值”的截然二分，并结合新世纪的时代精神对整体主义环境哲学进行科学的完善，与以往哲学纯形而上的理论研究不同，卢风教授的生态文明及其哲学分析是以现实性的中西方理论比较为切入点，为后来研究者开拓了视野。同时，卢风教授呼吁人类明白，理性应该确保知识进步而不僭越，并在价值观上认识到事实与价值的相互渗透的重要性，厘清科学导向。在实践中，人类对地球上的其他存在者承担相应道德责任，使个人与生态共同体处于有序互动关系之中，同时走出文化贫乏，走出物质财富孤单增长，以一种正确的生活之道去超越物质主义的价值观、生活观和幸福观，如此，生态文明才能为“大地”中的一切事物带来希望和光明。卢风教授的这些观点，无疑是十分具有启发意义的。
三、关于生态哲学本体的思考
曹孟勤教授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试图找寻生态世界本体论的理论支撑，扬弃主奴式的本体论承诺，提出建构人与自然世界一体化的哲学，即哲学本身生态化，从征服自然的自由走向生态自由，实现人与自然主奴关系的终结，是生态哲学的时代使命。
（一）哲学本身生态化――人与自然本质统一的生态本体论探究
曹孟勤教授认为，生态哲学的建构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平等的关系为核心，从人与自然整体上来建构一种对立统一的平等关系，终结主奴关系式哲学（西方哲学的潜在传统思维），就是哲学本身的生态化。
终结主奴关系式哲学，需要建构一种人与自然世界一体的哲学，使哲学本身生态化。为了与当前的生态哲学区别开来，曹孟勤教授将哲学本身的生态化称为哲学生态学。哲学视域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生态化不是指人作为自然界的普通成员与其他生物个体共同构成地球生态系统，而是指人作为自然界的对立面，直接与自然界构成生态系统。这种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不是生态哲学所推崇的消解的整体观，生态哲学虽然强调整体性，但是整体决定个体，整体的价值大于甚至优先于个体的价值，主奴关系结构仍然没有在其哲学中得到消解，或者说又退回到古希腊的自然中心主义哲学之中。曹孟勤教授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自然中心主义，都是属于主奴的自然关系，或者人屈从自然，或者自然被人不断征服，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必须在更高的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中得到升华，那就是人与自然平等对立，这种对立平等的关系是有生态概念作为导向的，其目的是为了终结人与自然分裂的趋势，将人与自然世界建构成一体不分的整体，以此来终结西方传统哲学中所暗含的主奴关系。可以通俗地说，以建立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的哲学来终结传统哲学中的主奴关系哲学，就是哲学本身的生态化。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中得出，迎合现今时代危机的哲学必然与生态问题紧密相关，其关系论也应以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整体关系为中心。整体观是生态哲学思考的出发点，其实，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并不会贬低人类的主体性和尊严，自然本是大全，万物之源，不同于具体的自然物，它具有化生万物的特质，人类只有意识到这点才会心存敬畏，自然永远充满着神秘，永远充满着包容，人类不应以征服的态度去对待自然。再者，地球作为人类甚至一切存在者的共同生活世界，不仅人类有道德伦理上的地位，作为其他动植物也应该与人类等同对待，这和生物中心主义的观点不同，它要求人与自然辨证同一，如曹孟勤教授强调，人即自然，自然即人。显然，作为生态哲学的重大变革，人与自然的这种对立平等的本体论建构给我们提供了生态哲学发展的新思路。
在目前的生态哲学的研究中，无论是主张以人为本体还是强调以自然为本体来进行生态研究，都欠缺整体性观点，是片面的研究方式。超越这种片面的思维的关键就在于将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生态伦理本体。正是由于这种生态本体是人同自然界的本质一体化，人为中心即自然为中心，自然为中心即是人为中心，于是就消解了人类中心论与自然中心论的对立，成为两者之上的新的生态伦理本体。
曹孟勤教授从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结构出发，分析得出人与自然关系的传统内在结构是主奴关系。主奴关系式的哲学视域使人类将自然看作与自身对立的东西，内在包含着一种主奴征服与被征服的异化生态关系，要么人被自然所统治，形成敬畏自然的奴仆心态，要么人类以主人的视角对自然进行任意践踏，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它都不是一种平等互动的良性状态，更不是人与自然的正当合理关系，随之而来的本体也是有所倾向。人类需要终结主奴关系式哲学，建构一种人与自然一体化的哲学，即哲学本身生态化，作为对当代生态危机的回应，消除从古希腊就开始的本体论承诺所带来的潜含的主奴式生态关系，对传统理性工具思维进行人道化的生态超越。从何种向度入手研究，曹孟勤教授提出，重新建构人与自然生态关系不能以“一与多”的思维模式去理解人与自然，这样只会使人类将自然视为取之不尽的资源宝库，无所顾忌地去向自然索取。再者，将自然理解为“一”，而人则是“杂多”中的一员，贬低了人的地位的同时，也异化了自然。而黑格尔的对立统一辩证思维模式给予我们启示，人与自然应该是本质的对立统一关系。换而言之，哲学的生态学认为人与自然是对立平等关系，从整体上建立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人和自然处在平等对立的关系上，但这种整体关系不是说人是主体的普通成员，而是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超越传统以人和以自然为单一本体的片面性，从整体上来进行探究本体，得出人与自然辩证同一，人即自然和自然即人。
（二）生态自由思想的创造性精髓（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是人的生态自由）
关于生态自由思想，曹孟勤教授也有其独特的认识。他认为，生态自由是一种人在其中的整体性自由，我们不能孤立地原子式地进行研究，只有以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方式去探索，才能澄明生态自由的本质。
曹孟勤教授认为，要达到真正的生态自由，必须人自由，物亦自由。人与自然同一就在整体上消解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使人与自然融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与自然同一消解了两者的对立，人也就克服了外物对人的束缚；没有他者的物役，人便能独立自主地安排自身活动，从而达成了自身的自由。“只有没有外在于我的他物和不是我自己本身的对方时，我才能说是自由。”1但仅仅只是祛除人自身的限制，是终究不能克服自然本身或者自然整体与人的对立。在整体的向度上，人不仅在自然面前赢得自由，而且也应该让自然万物获得自由。曹孟勤教授强调，所谓让自然万物获得自由，即是指让自然万物按照其自身的自然本性而存在，在人获得“自由”，对自然无所畏惧、肆意破坏的情况中，改变人类对待自然的工具性态度，做自然忠诚的看护者，找到自然物本身的美和自由，而不是单纯的有用性。
人c自然的统一构成了世界的整体，从中生成的精神也就是生态精神，从中生成的自由亦为生态自由。曹孟勤教授提出，人与自然统一，人只有在生态整体中与他者进行物质交换，并保持人与自然之间平衡才能实现生态自由，那么，自然界所表现的是人生命本质的对象，具有表现和确证人类自我的价值，人表现为自然，自然也就表现为人，保护自然也就是保护人类自己，那么，作为自然的人，也就担负着保护自然的责任，关怀万物，就是这种自由的内在要求。可以说，人的自由在于人对自然的看护，看护好自然才能有人的自由。在生态自由的关系建构中，人在其中是扮演着自然的守护者的角色，为自然界承担着道德责任，事实上，生态自由（人与物都自由）本身就蕴含让万物竞自由的生态道德责任。再者，伦理的原初意义中就包含着人对自然的看护，真正的自由是人与自然一体的自由，人在保护自然的同时也是在看护自己的自由，因为自然界就是人的对象性的存在，毫无疑问，只有在这种人德（人守护自然）与天德（自然关爱万物）相统一的情况下，才可成己成物，在看护自然的同时得到自由。自由在于人对自然的看护，看护好自然就有人的自由，从征服自然的自由走向生态自由，人的自由就是自然的自由，自然的自由就是人的自由，人要真正实现两者的自由，必须对自然进行看护。
曹孟勤教授开辟了一条研究生态哲学的新路径，拨开西方传统的人与自然的主奴关系迷雾，创造性地提出人与自然本质性的统一及哲学生态学，从而实现主奴关系式哲学的终结。在生态哲学的研究中，人的研究是与自然的整体建构息息相关的，曹孟勤教授面对生态整体主义伦理学的局限性，充分利用黑格尔统一理论和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科学论证了人与自然达到“人即自然，自然即人”的整体融合，从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更高境界中去找寻生态哲学的本体论理论支撑，对生态哲学进行大胆研究尝试，为人类走出现代性以征服自然的自由之境提供了与众不同的理论借鉴。
四、反思“自然”：态势哲学新解
生态哲学是针对现今主导性哲学――现代性哲学而产生的批判哲学，尽管与发展了三个世纪的现代性哲学比起来，生态哲学还尚显稚嫩，但是其强大的兼容性，汇通着中外哲学精华。谢阳举教授就从老子哲学中汲取“自然”，以此来阐发态势哲学的观点，增加生态哲学的理论厚度。“自然”一词首见于老子的《道德经》，尽管只是出现了寥寥五次，但其意义之重大，预示着中华文化开始思考与环境关系问题，寻求与生态系统的高度和谐，考证“自然”有利于丰富生态哲学的理论基点，为哲学生态化、生态哲学中国化提供更实在的理论权威支持。
谢阳举教授认为，老子的“自然”不等于自然界，而是指一种正常、恒定、动态平衡的态势。在老子看来，世界和事物的本质就是事态或态势，“有”、“无”就是其用来表示事物及其状态、动态转变的特点，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存在”与“虚无”，“有”“无”更倾向于事物发展的一体两面，昭显这世界的流动性和事物的不确定性。再者，在老子的哲学话语中，说事物“自然”，等于说事物表现如常态，以合理、健康、稳恒的状态存在着、发展着。“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老子》第16章）王弼注曰：“复命则得性命之常，故曰‘常也’。”将“常”解释为复命，从整体意义上来看，更接近正常、恒常的状态和趋势。可以说，“自然”就是一种如其所是的恒常态势。
从对老子的“自然”的分析，谢阳举教授认为老子的哲学是一种态势哲学，具有存在和事物变化方面的意义，“有、无”描绘了事物运动变化中的两种趋势，表现了事物存在和变化的趋势以及运动发展过程中充满张力的状态。那么，态势哲学的意义是什么？谢阳举教授对此回答：“超越是自然之实践环节的关键。”1由于人类群体的特殊性，在事物交往过程中所体现的复杂性，老子哲学中抽象出“有为”和“无为”这对概念来总括人类的活动行为。然而，“有为”并不绝对地与“无为”对立，老子提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48章），是彻底的无为而有为，可以说，无为中包含着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是自然优先的体现，自然是无为的，同时又是无不为的，“无为而无不为”就成了人和自然的常态。“老子的取向是无为而无不为，在这里，自然是统一‘有为’和‘无为’的理想概念，也是行之有效的实践原则。”1在实践上，“无为而无不为”就成了事物的常态特征。老子哲学内含着对自然友好的意思，无论人还是自然，都是“有无”两面的运动。从“无为无不为”的释义中可以得出，尊重自然的最佳态势的本质就是尊重自然态。占有、自恃、主宰等都是破坏自然所规定的态势与平衡的，皆为外在强加于自然状态之上，事事皆有自己的规律，即“无为而有为”。
谢阳举教授“自然”的“无为而有为”观点，为生态发展观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谢阳举教授认为，我们今天的哲学是人为的哲学，庸俗狭隘的人本主义立场，将自然置于有限中，我们要坚定地站在客观整体的角度上，依赖人内在价值、关注自然世界本身、对自我进行超越、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超越，既不否定人性化，也不过度依赖外在力量，以自然态势的方法来进行反思和超越，将人的有限性融入到大自然的无限中来寻找存在的意义。再者，对于中国传统的境界式的哲学，谢阳举教授的观点无疑是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将道的自然态势哲学引入自然生态中，以境界式的演化方式来分析自然的发展，这与当代刚性的生态哲学理论研究不同，不是一种直接的论断，更多的是用一种开源的方式给当代生态哲学的研究学者进行心灵上的洗涤，我们的世界是否只是工具的泛滥、人的理性的过度发展、科学地位的无限提高，还是在于我们思维态势和行为定势的自然化？这就值得后来者进行下一步的探讨研究。
现代生态学的特点篇4
摘要：目前，世界各国的人们都逃避不开生态危机的伤害，这也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对环境的影响才是导致生态危机的幕后黑手。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约・贝・福斯特通过多年对马克思的生态学不断探索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但为人类真正的解放提供了理论依据，还在其唯物史观中蕴含着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大量警示和指引。此外我们也可以发现，福斯特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同时，也逐渐为解决环境问题寻求了一条光明的道路――生态革命。
关键词：约・贝・福斯特；生态危机；马克思的生态学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7-0046-02
在人类思想史上，生态学思想最先起源于古希腊时期，而生态学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科学家海克尔首次提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与其生产体制方面出现的抵制变化、不协调等问题不断加剧，社会问题早已由人与人的矛盾转变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生态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人们迫切寻求一种思想武器解决这一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美国俄勒冈州大学社会学教授约・贝・福斯特作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典型代表人物，不同于一些其他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片面地认为马克思的某些理论和思想已过时，不能再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帮助。福斯特更倾向致力于重新阅读马克思本人及其相关的著作，并希望联系当代世界历史结构内在问题，重新构建马克思的生态学和社会问题的联系。“他被认为是当今最有影响、最有创见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复兴的主要建筑师之一”。①
一、福斯特对马克思著作中生态学的探索
福斯特对马克思唯物主义重新梳理的过程中，他发现伊壁鸠鲁对诱发早期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萌芽具有一定的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当中。福斯特认为，通过马克思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出伊壁鸠鲁认为自然界一切都是无差异的，人类与其他动物都是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的物质守恒的过程，这种观点也可以从伊壁鸠鲁思想中拒斥自然和社会存在目的论思想和宗教思想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中体现，进而也为马克思后来在自然哲学领域中的唯物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同时福斯特指出，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其著作中将反目的论合理的运用同样受到伊壁鸠鲁的影响。福斯特认为自从马克思关注起进化论和突变论之后，马克思对古代和现代唯物主义研究方式影响了他今后所有的思想，而其中最为重要的生态学也让他就此产生了科学的辩证思维。
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首次公开发表，由此提出的劳动异化理论引起了广泛关注。随后到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德意志意识形态》《经济学手稿（1857―1858）》和《资本论》等著作相继问世，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彻底完成了从社会契约论到黑格尔异化理论的扬弃过程。福斯特指出在这一时期，费尔巴哈成为另一位对马克思哲学思想有着显著影响的哲学家。福斯特认为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批判的影响，辩证地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批判，吸收了黑格尔哲学中异化概念的积极意义，进而摆脱了黑格尔哲学固有思想的局限。马克思提出的关于自然异化与劳动异化之间紧密的结合，在一方面既体现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逻辑，另一方面新的劳动异化理论也是对黑格尔的“人之本质异化”的超越。
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同于马克思其他著作之间与环境关系鲜明的立场和观点――《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体系核心，这本著作中关于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叙述引起了许多学者的争议。《宣言》常常被一些学者认为是马克思反生态观点，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对环境问题完全没有一个系统论述，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像“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类似的言论。但是通过不断研究，福斯特认为在《宣言》的诸多英文翻译中，一些错误的翻译引导了人们对马克思的误解，可以说这都源自于对马克思所接受教育的不深入研究。同时，马克思在《宣言》的十项规划中对土地的可持续阐述是受到早期自然保护主义者的影响，由此获知土地营养物质回归的重要性。福斯特进一步强调，《宣言》虽然是一份革命性文件，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清晰地通过早期的观察意识到资本主义与生态问题之间的矛盾关系，所以他们在上述著作中对共产主义规划的一部分即是对生态问题解决性的回答。虽然现在看来可能有些不具有可行性，但是其中“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等相关论述正是现今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运用。
此外，《资本论》作为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也成为福斯特主要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根据。福斯特站在生态学角度，重新解读《资本论》并发现了被众人忽视的“新陈代谢”理论。后来在他撰写的《马克思的生态学》中专门用“自然和社会的新陈代谢”这一章来阐述马克思关于社会和自然之间关系出现恶化的生态学分析。马克思把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口、土地、工业三者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考察，这本身就是现代生态学的系统观点。在资本制度控制下，三者所产生的物质交换和能力转化不再受自然法则的约束更多却是社会的作用，同时这种自然社会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也随着社会进步具有了全球化的趋势，生态危机由此到来。也正在这种系统的考察过程中，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才得以统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进行形象地概括为：“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因此，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强迫它去关心”[1]。
二、福斯特对资本主义与生态学本质矛盾的揭示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各方面参与力量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使得阻挡资本发展的一切因素都c资本本身形成对立。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在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将它自身与生态之间的困境抛给了其他国家，之后发生一切改变看似与它无关，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与生态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真相还是表露无遗。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国家也正是挥霍了自然环境众多优势之后，发现日益加重的生态问题影响了它的经济利益甚至生命，才着手于应该如何控制现在的危机局面。这时西方一些学者又重新开始将马克思对生态有关的论述作为解决资本的经济危机的某种方法，可是福斯特指出，生态的退化不应该通过经济棱镜来衡量，就像环境本不应该判定为直属于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或者存在其生产条件之中一样，但却在资本主义制度无情扩张中被摧毁。试图通过经济棱镜观察现实只能模糊生态的本质属性，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生态缺陷远比我们所看到的还要严重。
自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开始，资本不断推进自我积累的方式，积累得出的剩余价值也慢慢成为可供某一阶段下一次循环使用的资本。马克思认为，原始积累主要由三阶段开始：第一，把土地私人占有，废除共同使用权利；第二，无地劳动者被迫成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者，工业无产阶级出现；第三，财富和权利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雇佣竞争增大，使得生产更加有利可图。福斯特通过对马克思原始积累的具体实施情况进行分析指出，原始积累的整个过程从一开始就与环境问题息息相关。究其根本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导致劳动剥削的出现，使得人们迫切创造多种与环境之间的利益关系来满足自身的欲求。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异化也因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不顾后果地切断环境与社会之间自然平衡的粗暴方式，也延续到了现代。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福斯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仍然存在，生态危机也是这个矛盾在资本主义新时期的新形式的危机类型，尽管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现其制度的弊端，但是他们把破坏“转移”“转嫁”给其他国家的方式仍然改变不了当前的生态危机。因此，福斯特进一步强调，充分认识马克思从生态与资本对立中得出的结论有多么的重要。
三、福斯特关于生态学的新发展：生态――社会革命
面对日益增强的环境挑战，我们越是了解当前的环境变化趋势，我们就会越明白现行道路的不可持续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论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导致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的同时，反复说明只有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才有可能使人们从生态危机中解脱出来。福斯特也指出，全球生态未来的出路在于超越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但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当前有两种我们所知道的毁灭地球上生命的方式：或者瞬间通过全球性核屠杀，或者经过几代人通过气候变化和其他的诸多环境破坏形式。不论哪种方式，都在或多或少地警告我们应该做出及时改变。福斯特认为，现在改变的一切需要我们考虑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多种方式。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在于私有制的消灭，每个人都平等而且全面的发展自身，各种不公平的消失，生产资料才会真正根据社会需要而出现。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进行生态革命，这也代表着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因此只有真正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超越自然异化和人类异化。总的来说，社会主义具有生态特征，生态主义具有社会主义特征，两者缺一不可。
诚然，尽管很多人认为这样的一种生态革命可能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毕竟变革需要强大的反抗者出现，现实社会也不可否认资本主义较社会主义的影响力之强，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着夹缝中希望的存在，这种存在标志着反抗的开始，即反对世界异化，反对人类的自我异化。随着人们意识的觉醒，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阵营中来，我们可能都简单地只为一个共同的原因：“地球之事皆与我有关”[2]。
四、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的启示
虽然福斯特的大多数观点是对资本主义的种种做法进行批判，但是对于正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不断前进的中国也同样具有启示。
首先，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要树立正确的社会生态观，物尽其用而不是多多益善。其次，自觉养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道德观，不能走资本主义的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最后，形成良好的劳动价值观，劳动是为了让生活更有意义，每人不是为金钱而劳动。
说到底无论是对马克思理论的研究，还是对当代世界环境问题的分析，在福斯特看来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向生态社会过渡无疑是同一件事。为了维护生态环境，我们每个人都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现代生态学的特点篇5
关键词：现代园林；设计；造景
园林设计总体而言是要反映出人们的大众审美眼光与时代的科技水平，它也是人们向往着一种理想化的生存空间，一个能够使心灵放松的休憩之地。因此做好园林这门艺术对于每个人，对于社会都是有非常大的必要性的。但是知道它的关键性与做好它是两码事，文章探讨园林设计中有关的知识与要点，希望园林这门艺术能做的更好。
1园林艺术的特征
园林设计是几个方面因素互相结合协调的艺术。园林设计重视的不单是艺术，还有它存在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与生态的价值，要做到几个方面的思考与互相的统一。组成园林关键的就是植物，植物有生命、特征以及自己的特点，园林设计要运用植物本身的各类特征，结合植物的各类功能与颜色形状来造景，在景观配置中应用植物的季节性与周期性，把科学与技术统一起来，这样才可以做到好的园林设计。
2分析现代园林设计要点
2.1因地制宜
设计时，不能忽视季节改变给园林景观带来的影响。实施总体规划设计时要留意季节的改变，不一样的时期，展现不一样的景观特征。园林设计中因地制宜的表现有机结合人和自然、设计展现季节的互补。园林设计中还要重视生态的协调统一，适应性强、抵抗力高的乡土植物作为关键的植物，思考区域的植物群落构造特点与种类构成，空间立体化的分布特点来充实与确保在绿化设计的可靠性。园林离不开山水，运用园林和其四周的环境特征，引水入园、就地挖池等形式建造水系，在水系四周实施丰富的景观绿化设计，改善园林的部分生态环境，为园林景观增加更多的色彩。
2.2造景的要点
园林中实施植物造景，就是使用乔木与灌木和部分草本植物、藤本植物经过艺术的表现手法，同时联合这些植物各自的生长特征来打造出植物自身的色彩与线条方面的美感来，让其和四周的环境融为一体，并达到相互呼应的结果。在意境的表达中也要创造能够分出层次感与空间感的艺术结果。总体而言在园林中植物造景分为如下方面：①表现时序景观，随着季节的不一样，植物也表现出不一样的景致。这种植物的季节改变也会为园林增添一种生命循环，生生不息的观感。设计时依据植物的季节特点，把不一样花期的植物实施科学的搭配，让其跟随季节的变化展现不一样的魅力；②产生空间上的改变。植物是一个三维体的，在园林的造景中也是打造一种空间感的关键部分。经过这些植物的空间感的创造，让人们在不一样的视角与视点都能够形成不一样的景观感受。也能够经过园区中的植物组合来打造不一样的景点，依据树木的类型或者大小来组织出不一样的空间景观，从而产生一个层次分明的、幽静的休憩空间。
2.3凸显时代特色
时代的持续进步带着不一样元素共同进步，那么作为这个时代关键的元素之一的园林设计也是要持续的发展与前进。它自身就是结合几种学科的一门艺术，那么这也就需几个学科的一起进步。园林设计要重视设计的明了与雅观，也要重视要合宜的效果配置尺度。而在现实的设计中人们休闲的绿色的地方也是要具有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的最根本的作用，还要做到不拘束大方，朴素没有太多繁华的色彩，构思上有新意这样才可以带动人们的兴趣。而在现实的投入中，成本要尽量减低，做到科学的设计与配景，这就要思考现实的经济性与当地人们的要求，确保设计的地域特征与时代的特征，时代的元素更能够加入，使人们感受也在与时俱进的园林设计。
2.4科学规划园林
在实施园林设计时，要维持当地的文化特色，在实施科学化设计时充分思考各个城市的不一样特征，合理科学的安排施工人员、材料与机械工具，把整体的规划工作做好。对园林的空间划分做出科学的规划，让有限的空间施展出最大的应用价值。同时设计者也要了解居民的要求，多和居民实施交流，了解住宅居民的广泛建设思想与要求，让园林设计既可以科学，合理的设计，还可以找到和居民之间的平衡点。为人们的精神生活得到丰富，科学增添体育运动器材与部分娱乐设施，在园林空间中科学的规划这些器材的应用，使居民在舒适的园林环境中享受生活的休闲与乐趣。
3现代园林设计的优化措施
园林景观设计中在解决植物景观建设与现实作用实用性的经过中要秉持，统一协调的发展原则。既要思考人们愈来愈多的精神文明诉求，同时也要强调园林的现实功能。在设计经过中要持续提炼、对园林规模、功能进行净化，让其更具有层次性与艺术感。关注生态效益和景观效果相谐调。为建造园林景观的多样性就要思考植物的多样性，依据植物配置的原则，产生以乔木为主，乔、灌、藤、花草相联合的植物配置模式。依据植物的生命美、色彩美、姿态美、风韵美、人格化、多样化的特点，在设计中联合平面绿化和立体绿化，栽种彩叶树种和常绿树种，使在四季中园林景观都可呈现色彩美。种植良好的植物，适地适树，打造接近自然的地形，产生优良的植物群落，增添合理的园林小品，改善园林设施，从而完成种植形式生态化与多样化，让园林变成自然保护和生态环境的完美结合品。园林设计要遵循和当地环境和谐统一的原则，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设计者不可以跳出当地环境，孤立地实施设计；也不可以违背立地条件，对自然大刀阔斧地改造。生态主义设计说明在目前的知识与技术条件下，人为的经过和生态经过相协调，对环境降到最小的破坏。以生态学的原理和实践为根据，将是发展园林设计的趋势，并要贯穿整个设计经过的始终。只有运用生态平衡原则建造的生态体系才也许会稳定，绿地体系和自然地形地貌才可以协调，才可以稳定群落构造。
4结束语
现代园林设计是一个繁杂的、全方位的设计经过，需要充分认识现代园林的设计理念。园林不但为人们供应简单的场所，其景观更可以使人们精神方面的需求得到满足。作为现代园林规划的设计者，工作作风求真务实，思维理念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敢于挑战的设计精神与独具一格的设计理念，建造出更多有着自己的特色的园林设计风格，使现代大众的需求得到满足。
参考文献：
[1]曹建富.对现代园林设计中古典园林造园理念应用的思考[J].大众文艺,2013,(20):22-23.
[2]简学芬.现代园林设计中材料与形式的关系[J].中国信息化,2013,(12):21-24.
现代生态学的特点篇6
一、何谓文化自觉
我国学界对文化自觉的研究肇始于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费孝通先生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6个字高度概括文化自觉的实质。费孝通给予文化自觉的界定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1〕。
费孝通先生对于文化自觉的释义为我们理解文化自觉内涵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深刻启示。首先，文化自觉应该是一个思维与存在相融合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历史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至少包括四个环节。其一，对自身文化历史有清晰的认识和把握。其二，对自身文化现今所处环境和地位有深刻的理解和反思。其三，对自身文化未来发展状态和趋势有科学的分析和预判。其四，拥有建基于前三层含义基础上的体现文化自主转型能力的文化创建之实践。从根本上说，文化自觉最终表现为一种文化的自我创建之实践，这一实践建基于人们对文化的觉醒和反省。其次，文化自觉要求生活在一定文化圈子中的人既弘扬“过去”之文化精华，又彰显“现在”之文化精神；既保留本土文化之优秀特质，又借鉴吸收外来文化之优秀品质。再次，文化自觉要求各文化圈子中的人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传统、文化形式和文化发展道路，也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以至“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一般而言，文化自觉的研究场域侧重国家和民族层次的大文化圈子。鉴于此，文化自觉更多的指在了解本国、本民族文化历史，明晰本国、本民族文化发展现状和地位，以及对本国、本民族文化未来发展状态和趋势有科学分析和预判的基础上，弘扬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之精华，彰显本国、本民族现代文化之精神，保留本国、本民族文化之优秀特质，吸收借鉴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文化之优秀品质基础上对自身文化的自主创建。文化自觉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生存和发展之前途命运的理性思考和深度把握，体现了一种勇于承担历史使命的高度责任感和攻坚克难的担当精神。
二、从文化自觉视角看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构建
任何学科建设与理论构建都需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同理，生态伦理学的构建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工程。我国学界对于生态伦理方面的研究起步晚，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提出生态文化范畴的概念，落后西方国家二三十年。正因为如此，国内学界对于构建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努力肇始于评介西方生态伦理思想，以致于中国的生态伦理学在很长时期内带有浓厚的“西化”色彩，尚未脱离西方的研究模式和学术框架，“水土不服”现象严重。随着中西思想文化的交融、交流与交锋，中国文化的独特气质与魅力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生态伦理学的构建赋予民族文化的意蕴，认为文化自觉是构建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生态伦理学必须矢志不渝坚持的“文化精神”。在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实践过程中，应以民族的视角、历史的眼光、群众的路线坚持和贯彻“文化自觉”之“文化精神”，也即要将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将中国传统生态伦理現代化，将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
（一）民族视角：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
中国生态伦理学由于起步较晚，从总体上而言，还未摆脱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固有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生态伦理学的简单叠加与移植。确切地说，中国生态伦理的民族属性未能充分发掘，也即未能实现西方生态伦理的“中国化”。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态伦理品质在相当程度被广大学者所忽视。在不少学者看来，中国传统生态伦理只是一些零散的思想片段，既无精确概念分析，又无严密逻辑论证。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特有的生态伦理思想往往被置于比之西方生态伦理次要的地位。事实上，恰如学者云杉所言，“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2〕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现代世界梦寐以求的优秀的生态伦理品质。
学者刘福森认为，中国生态伦理学没有按照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没有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进行重构，并呼吁构建中国人自己的生态伦理学。文化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深深打上了文化圈子（地域）的烙印。也就是说，民族性是文化的先在属性。伦理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与民族特质紧密相连。不同民族文化培育、酿造不同的生态伦理，不同生态伦理追随、契合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国的生态伦理学也是中华民族的环境理论学。中华民族的生态伦理学理应彰显中华民族自己的民族特性和文化特性。这就明确了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构建必须摆脱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内容框架和思维模式，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再创新，找到适合中华民族特色、与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相通、能够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合理成分。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构建并非全盘否定西方生态伦理，而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确保中国生态伦理的主导和主体地位，真正实现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
（二）历史眼光：传统生态伦理现代化
中国有着悠久的生态伦理思想文化，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因此，中国并不缺生态伦理思想。早在神农氏时代，就有“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之类的保护生物资源的禁令颁布。大禹时代又颁布了《禹禁》。周朝更加注重环境保护，资源保护的系统思想、资源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相应的管理机构均已出现。随后流行的儒道释家在生态伦理方面造诣更高。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释家的“万物皆佛、众生平等”都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重要思想渊源。就连当代西方著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代表柯布及其学生格里芬都公开看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并希望中国借助自己得天独厚的思想资源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中国传统文化是有机整体主义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作为其根基的儒、道、释所倡导的天地人和、阴阳互动的价值观念，不仅是生态运动的哲学基础，也应成为未来后现代世界的支柱性价值观念”〔3〕。我们要做的是将这些生态思想精华保留、延续下来，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提供深厚的哲学基础和有力的价值支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的独特性和启发性，对挖掘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资源，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津津乐道。但是，多数学者只是停留在对中国传统生态伦理的宣传与说教层面，并未深入分析传统生态伦理对现今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的实用性。更确切地说，传统生态伦理由于“尘封已久”，在未深入“雕琢”的情况下很难适应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构建需求。因为“伦理同哲学一样都是有时代性的”。生态伦理几乎同人类文明史同在，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中潜在发展的观念形态和价值体系。如果从历史的维度考察生态伦理，可以把生态伦理看做一个随历史条件和时代内涵不断演变的概念。翻开生态伦理思想发展史，我们能够发现，总体而言，生态伦理在每一个时期都会摈弃与时代不符的旧思想，更新与时代相符的新内容。生态伦理，这面历经时代沧桑巨变，发端于原始文明，成熟于农业文明，沉睡于工业文明，觉醒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度前夜的精神旗帜不能说是属于哪一个时代，而是一个随时代变更、完善的概念。从这个意义可以确定，生态伦理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高扬“扬弃”与“更新”旗帜，从而具备贞下起元、历久弥新的独特品格。处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拐点处，今日的中国需要认真思考传统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需要慎重把握传统伦理思想的时代转换。也就是说，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必须审慎应对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将传统生态伦理吸收到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中并不是对传统生态伦理的简单回归，而是促成传统生态伦理与现代生态伦理的最大耦合，实现传统生态伦理与现代生态伦理的时代转换，使我国的生态伦理学既保持民族文化传统，又适应现代生态伦理发展的需要。
（三）群眾路线：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
一般而言，受知识背景、资源禀赋、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影响，理论往往由社会精英分子首先发现和掌握。然而，理论和事实一再表明，国家抑或民族文化的强弱，从根本上而言，并不是由精英文化决定，而是取决于大众文化。因为，真正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内在精神特质的恰恰不是精英文化，而是大众文化。对生态伦理思想史进行简单回顾与考察，不难得出结论：一般而言，生态伦理首先作为精英文化而存在，并呈现出不断转化为普通民众保护自然的道德实践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有研判——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强大的力量。众所周知，任何科学理论都以掌握和服务民众为宗旨。生态伦理存在的目的是使之成为“万民膜拜”的社会法则，并随之化为自觉的道德实践。因此，产生、活跃于精英阶层的生态伦理必须转化为普通民众的内化价值和外化实践。也只有如此，才能体现生态伦理的内在价值。那么，如何将生态伦理转化为普通民众的道德实践呢？这就必须经历一个使精英生态伦理大众化、通俗化的过程，姑且称之为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过程。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使精英生态伦理大众化、通俗化，也即作为精英文化的生态伦理如何能够成为普通百姓津津乐道的通俗话题？众所周知，社会精英文化只有通过普通百姓内心早已认同的文化形式才能得以传播和延续。这就需要充分挖掘和发挥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衔接紧密的文化形式—民俗文化的中介力量。对此，关于什么是民俗文化，知名学者刘福森教授早有见解：民俗文化在民族特有的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制约下孕育和发展，在文化传统的延续中保存和传承，并通过民间信仰、民俗节日、民俗礼仪、民间文学艺术等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以特定信仰、节日、礼仪、文化艺术为主要内容的民俗文化形式就是沟通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桥梁，是实现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化的中介力量。不难得知，民俗文化直接产生并依附于普通百姓的现实生活。这就决定了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直接决定普通百姓的日常行为。因此，要使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充分发挥民俗文化的中介作用，把理论化、抽象化的生态伦理通过民俗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展现给广大民众，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主动认同并自觉实践不失为一大良策。从根本上说，走群众路线，将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其最终目的是要使保护环境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的一种信仰。这才是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重点和难点。
三、结语
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要构建得有声有色、有血有肉，必须将“文化自觉”精神贯穿始终，以更加理性、更加主动、更加负责、更加自信、更加开明的态度将生态伦理在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精英—民俗之间进行恰当融合与适时、适度转换。值得着重一提的是，在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传统生态伦理现代化，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是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过程中的有机环节，缺一不可。不过，三环节中，将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使保护环境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的一种信仰是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的根本要义之所在。我们甚至可以说，生态伦理“民俗化”的程度与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的效果呈正相关。
〔参考文献〕
〔1〕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J〕.中国社会科学，2000，（01）：37-51.
〔2〕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中）〔J〕.红旗文稿，2010，（16）：4-8.
现代生态学的特点篇7
关键词：生态教育；绸都文化；学校特色
中图分类号：G63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9094（2017）06B-0028-03
地球把它的昨天留给了今天。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曾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现代社会飞速发展，人类的实践活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也给地球带来了累累的伤痕。从某种意义上看，人类胜利了，自然失败了；经济成功了，环境恶化了；工业发达了，生态崩溃了。科学技术的大踏步前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类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同时也滋生了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温室效应加剧，水资源短缺，海洋污染，臭氧层破坏，沙尘暴、雾霾、酸雨等生态问题不断发生，成为了全世界所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人们对生态学的研究也日益重视起来。
我校1998年异地重建后，着力打造科技教育特色，2010年进一步聚焦，以生态保护为重点。在党的十“美丽中国”目标的指引下，我校依据所在地绸都盛泽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和社会现状的特异性，以及学校多年来的以生态保护为重点的科技教育的原生性，开始了向生态教育特色的转型。2013年，我校“生态教育”特色建设项目成为苏州市吴江区基层科普重点培育项目。2015年，我校“生态丝绸文化”特色建设项目成为苏州市高中课程基地建设项目，并在2016年苏州市教育局组织的现场评比中喜获“优秀”。同年，我校被评为吴江区文化型特色学校，主课题“绸都文化背景下普通高中生态教育的实践研究”成为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
一
绸都文化，首先是指绸都发达的丝绸业所造就的绸都地域文化。“晴翻千尺浪，风送万机声。”绸都人精于丝绸，恋于丝绸，祖祖辈辈从事着丝绸业以及与丝绸相关的产业，接受的胎教就是织机声。绸都文化，更是指绸都源远流长的精神文化。绸都人诚朴坚韧，融通开放，智慧务实，沉淀出“勤劳、开放、求实、创新”的绸都精神文化。“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日出万匹，衣被天下”，便是这种文化的最好写照。
生态教育，是一种师法自然、崇尚本真，体现天人合一、互惠共生等教育思想，遵循教育的客观规律的教育；是一种以生态学原理为依据，运用生态学的方式方法组织开展教育活动，满足w生的年龄特征和心理要求，促进学生智力开发、潜能释放、个性展示、全面发展的以人为本的教育；是一种传播生态知识、生态思想、生态文化，培养尊重、善待、敬畏生态的人生观、价值观，提高生态意识、生态责任、生态素养，着力塑造生态文明社会的教育。
普通高中的生态教育，是指按照生态学的观点、原理来对普通高中的教育问题进行系统的思考，为师生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校园生活背景，以“生活、生趣、生长、生命”为特色，以“生态―和融”为精神文化内核，创设和谐的、多元的、个性化的成长空间和条件，关注学生生命的本真状态，实现教师的教育理想，洋溢师生共同成长气息的教育。在教育外部生态环境得到不断优化的情况下，要通过积极创新，努力实现教育内涵全面、科学、协调的发展，从促进学生发展的实际出发，开发校本课程，丰富课程资源，拓展教育内容，组织进行研究性学习、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以满足学生多样化、个性化的课程需求，赋予学生积极而深刻的教育影响，提升普通高中教育文明的程度。
二
我校所处地的盛泽镇为中国绸都，是全国著名的工业重镇。纺织科技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比如本地的环境污染比较严重、水资源被过度利用、植被生态被大量破坏等等，这些都为学校“生态教育”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资源。基于盛泽地区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社会现状等因素，作为身处绸都盛泽的普通高级中学，学校以“生态教育”作为自己的办学特色，具有地方性、独特性和时代性。
我们立足乡土经济文化发展对学校人才培养的需求，以培养敬畏生命、敢于担当生态责任的绸都人为目标，依托绸都文化资源，如地域、经济、人文等特色，进行教学改革，开发与之相配套的特色研究型校本课程，拓展相关兴趣型选修课程，开展系列专题的研究性学习，支持系列特色的学生社团活动，积极进行教与学方式的改革与创新，寻找绸都先进科学技术、绸都精神文化与学校生态教育的最佳切合点，传承绸都文化，弘扬绸都精神，培养富有独特个性和能力的新一代绸都传人。
我们本着“师法自然、崇尚本真、开放自主、激活潜能、人文和谐、持续发展”的原则，以“丝绸科技文化”为依托，以“生态―和融”为精神文化内核，以“生活、生趣、生长、生命”为特征，实施生态教育，营造绿色和谐的生态校园环境，打造快乐学习的生态特色课堂，完善自信成长的生态德育体系，构建绸都特色的生态教育课程基地。我校将生态教育与生活教育、生长教育、生命教育结合起来，探索最优化的教育生态模式，谋求学校、教师、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以深化生态责任教育为引领，以高品位的校园生态文化为载体，引导学生“行为自律、学习自主、管理自治、人格自尊”，使得善待、尊重、敬畏生命成为一种意识、一种习惯和一种素养。传播具有绸都特色的生态文化，普及生态知识，提高生态意识，养成生态素养，造就生态人才，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我校上世纪90年代重点打造科技教育特色，2010年走向“以生态环保为重点的科技教育”，构建了小型科技博览园式的新型校园生态文化。2012年，我们邀请有关专家进行学校特色“升级转型”的设计与规划，根据本地绸都文化的特异性与学校以生态环保为重点的科技教育的原生性，开始了向“生态教育”的特色转型。我们所推崇的“生态教育”，是以生态环保为重点的科技教育的延伸和拓展，重视环境对教育的影响，重视教育环境的布局、优化和利用，适应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普通高中的教育与发展所提出的新要求，是提升学校教育品位、促进学校内涵发展的有力支撑。
我校传承绸都丝绸文化，着力营造规划合理、环境优雅、自然h保、生态和谐的校园生态环境，让学生在安全、绿色、人文、和谐的环境中健康成长；打造快乐学习的生态课堂，让课堂充满教师的人文关怀，和谐互动，生成发展，展现个性，体验成功；完善自信成长的生态德育体系，培养学生的生态意识、生存意识、生命意识、责任意识，使学生能够健康地成长为具有完美人格的现代公民；构建丝绸文化生态教育课程基地，将综合实践活动和特色校本课程进行有效整合，培养学生的兴趣，发展学生的特长，提升学生的创新素质与实践能力。
三
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我们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营造拥有“生活”特征的生态校园环境。我校以“加大投入，积极整合，形成合力”为策略，积极争取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建设生态型校园，为学校的生态教育打下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如地面沉降分层标、雨污分流示教点、历史专用教室、地理专用教室、浑天仪、气象哨等生态教育基地，还有星空小天地、地学科普展览室、科技教育成果展览室等生态实践活动基地。以“融园”为中心建设了三园、一亭、一廊，融园右侧建造盛德亭和厚泽廊，融园对面左侧建造励园和积园。融园地面石砖烙有“盛德”“厚泽”，并以之命名其侧的一亭一廊，蕴涵了“盛泽中学”追求的“厚德载物”的教育理想与情怀，构思独特，浑然一体，体现了以“和融”为精神内核的学校文化特征。
第二，打造洋溢“生趣”特征的生态特色课堂。学校教学楼旁的“砺园”，取“做高品质的教与学”之意，激励师生共同打造和谐、民主、互动、生成的生态课堂。课堂内，教师着眼教育目标、教育内容，精心设计教学过程、教学方法，力求“尽职而不越位”，让学生通过动脑思、动口说、动手做，在主动内化知识的同时体验获得知识的过程，进一步学会学习，得到成长；课堂外，成立各种学生社团、研究性学习课题组、科技活动小组等等，持续实践，积极探索，总结经验，提炼成果，开发校本课程，以文化引领、精神滋养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和学生的学习热情，培植“追求卓越”的教学文化。
第三，完善富有“生长”特征的生态德育体系。学校主干道口高大的“责任石”，取“直面责任”之意，旨在激励师生做“能够负责”的人，养成责任意识，培养责任能力，引导责任行为。广场上耸立的“破茧”雕塑，取“破茧而出”之意，旨在激励学生行为自律，学习自主，管理自治，人格自尊。食堂旁边建的“积园”，取“珍惜粮食”之意，以激励师生养成勤俭节约、不铺张浪费、健康环保的良好习惯。我校以“引导自觉自律，构建主体性、生态型责任文化体系”为生态德育建设的主要思路，推出“每月一节”，如科技节、教学节、感恩节、艺术节、体育节、读书节、心理节、责任节等等，寓教于乐，发展潜能，张扬个性，激扬青春，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在体验中成长。
现代生态学的特点篇8
19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的文艺实践相结合，特别是根据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需要，明确提出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学批评标准。这一批评标准，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批评标准相比较，除“艺术”和“美学”具有较多一致性外，其他方面就相去甚远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需要，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标准完全脱节，几乎变成了政治批判，除偶尔提及某些马克思主义词句外，在精神上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批评标准毫无共同之处。到十年“”期间，中国的文学批评完全陷入了混乱，帮派的、政治的需要彻底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批评标准，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中国一方面确立了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指导方针，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回到马克思”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一大特点。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批评标准回归了中国理论界和文艺界。在中国文学理论界，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期，展开了一场文学批评标准的讨论。在那场讨论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批评标准成了重要议题之一。人们对什么是“美学”标准、什么是“历史”标准，“美学和历史”标准如何统一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美学”标准，就是文学批评“从艺术实际出发，从艺术规律出发，而不是从某种政治的、伦理的或哲学的观念出发，它的根本任务也不是借艺术来论证这些观念”。“历史”标准，就是将作家作品“放在历史发展中，放在一定的生活环境中去考察研究”、“美学和历史”标准的统一，就是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之中。⑤这一看法，代表了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人们对“美学和历史”标准的基本认识水平。在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中，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期，基本上都贯彻了这一标准。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些被误解了的作家作品，运用‘美学与历史’的标准重新加以衡量，恢复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和应有地位”。（2）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7年以来被错误政治伤害的作品，运用‘美学与历史”的观点，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论证，推倒了加在这些作品上的一切不实之词，使其成为‘重放的鲜花’，回到了文艺的百花园”。（3）“对新时期的文学作品研究，或从美学分析进入历史把握，或从历史角度导向美学分析，然而都无一例外地致力于从‘美学与历史’的统一中去把握”。⑥
二、哲学反映论向审美反映论的过渡
从反映论角度去看待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立场。自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入中国后，这一角度和立场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理论界。20世纪初期，陈独秀、就明确主张用哲学反映论来解释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肯定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1930—1940年代，瞿秋白、、周扬、胡风、冯雪峰等人进一步强化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观点，并形成了一套相关的理论。1950—1960年代，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一个普遍命题，一种不证自明的公理。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理论界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认识，开始出现了由哲学反映论向审美反映论的过渡，其标志性的事件有两个：一是文学理论界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二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关于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的论争。“中国文学理论中审美因素的复苏，从对‘形象思维’的探讨开始”。⑦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和1978年1月《诗刊》先后发表了1965年7月21日致的信。在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⑧的话包括两层意思：诗歌有自身特殊的思维方式，这是诗歌具有艺术魅力的基本条件之一；宋人作诗不懂形象思维，所以宋诗缺少韵味。在的论述里，已经流露出了文学应该具有审美思维和艺术意味的思想。由于给的信关于“诗要用形象思维”的观点，涉及了艺术的审美思维问题，它一发表便在美学界和文学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掀起了一场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朱光潜、李泽厚、蒋孔阳等著名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讨论。朱光潜发表了《形象思维：从认识角度和实践角度看》（《美学》第1期，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形象思维在文艺中的作用和思想性》（《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李泽厚发表了《关于形象思维》（《光明日报》1978年2月11日）、《形象思维再续谈》（《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蒋孔阳发表了《形象思维与艺术构思》（《文学评论》1978年第1期）、《形象思维与议论》（《山花》1979年第2期）等。这些学者的共同点是：从美学的角度论述了形象思维的含义、特点、作用。形象思维是“不脱离形象想象和情感的思维”，⑨是审美活动的特有思维方式，在审美活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审美活动中的情感、想象、移情、直觉等特点，都是形象思维活动的体现。文艺活动作为审美活动的集中体现，更是需要形象思维。文艺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创造“具有个别性、具体性、生动性、丰富性、完整性以及真实性、典型性、倾向性、感染性等特点的艺术形象”，“为了要塑造形象，我们就必须按照形象本身的特点，采用形象思维这一特殊的思维形式，来进行构思”。⑩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关于“掌握世界的方式”的论争，是新时期伊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问题，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来的。马克思说：“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绝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架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在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和197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的译文是“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围绕马克思的这段话，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学者们对马克思这段话的理解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马克思论述了人类掌握世界的四种方式：“即哲学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其次，马克思关于人类掌握世界的艺术的方式，表现在思维特点上主要是“形象思维”。“艺术是不同于哲学对世界的掌握的方式……它用艺术思维的方式掌握世界，主要是形象思维”。瑏瑢再次，马克思所强调的掌握世界的艺术的方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审美的方式。“掌握世界的艺术方式是因为人类需要掌握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而发展起来的……艺术要从审美上掌握世界，反映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瑏瑣从美学的角度看，形象思维的讨论和马克思关于“艺术的”掌握世界方式的争鸣，为审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奠定了文学与生活关系中审美反映说的美学基础。在此基础上，文学理论界的一些专家学者转向美学的角度审视文学与生活的审美关系，明确提出了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刘再复、鲁枢元、童庆炳、钱中文、王元骧等都持“审美反映论”这一立场，并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阐释。刘再复提出“艺术是一种创造性的审美活动”。因此，“审美判断”就成了文学批评的基本方式。瑏瑤鲁枢元认为，文学属于“美的领域”，文学创作的出发点是“某种社会生活现象拨动了作家的心弦，激起了作家审美感情的波涛，产生一种强烈的、持续的爱，或者憎”，这种带有审美性质的爱憎情感通过语言符号表现出来就是文学作品。瑏瑥童庆炳于1984年出版的《文学概论》，明确提出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的命题，其第一章第三节的标题就是“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他说：“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其实，包括文学在内的全部意识形态（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和一切社会科学，都是客观的社会生活的反映，都以客观的社会生活为源泉，所以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论断只是阐明了文学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一切社会科学的共同本质……我们还必须阐明文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科学的特征。弄清文学本身自身特殊的本质。……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就在于它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文学的崇高目的是要按照一定的社会审美理想来改造人的生活，使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钱中文也于1986年提出了文学审美反映论。他指出：“文学的反映是一种特殊的反映———审美反映，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它较之反映论原理的内涵，丰富得不可比拟。反映论所说的反映，是一种二重的曲折的反映，是一种可以使幻想脱离现实的反映，是一种有关主体能动性原则的说明。审美反映则涉及具体的人的精神心理的各个方面，他的潜在的动力，隐伏意识的种种形态，能动的主体在这里复杂多样，这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精灵”。瑏瑧王元骧也于1988年提出了文学“审美反映”论，1990年进一步深化了文学“审美反映”论。与前面几位文学“审美反映”论者相比，他的论述最为全面。如果说，刘再复是从文学批评的层面说明文学是一种审美创造，鲁枢元仅从文学的归属的层面说明文学属于美的领域，童庆炳是从文学反映生活与其他意识形态反映生活区别的层面说明文学是一种审美反映，钱中文是从一般反映和审美反映不同点的层面说明文学审美反映论的特征，即他们都是从某一方面论述文学是一种审美反映，那么，王元骧则从多个层面论述了文学反映生活是一种审美反映。他认为，从反映对象看，文学的对象与认识的对象有明显的区别：“在审美者看来，它们的地位价值就不大一样。这就是因为审美情感作为审美主体面对审美对象的一种态度和体验，总是以对象能否契合和满足主体自身的审美需要为转移的：凡是契合和满足主体审美需要的，哪怕是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东西，也会成为爱慕倾倒、心醉神迷的对象；否则不论事物本身的客观意义多么重大，人们也照样无动手衷，漠然置之”。从达到的目的看，文学的目的与认识的目的有较大的不同：“由于审美的对象是事物的价值属性，是现实世界中的美的正负价值（即事物的美或丑的性质），而美是对人而存在的，是以对象能否满足主体的审美需要为转移的，凡是审美愉快总是以主体的审美需要从对象中获得某种满足而产生的。所以，从审美愉快中所反映出来的总是主体对对象的一种直接或间接的肯定的态度，亦即‘应如何’的问题。这决定了审美反映不可能以陈述判断，而只能是以评价判断来加以表达”。从反映形式看，认识的反映和审美的反映差异很大，认识的反映形式是逻辑的，而审美反映是“以崇敬、赞美、爱悦、同情、哀怜、忧愤、鄙薄等情感体验的形式来反映对象的”。
王元骧的文学审美反映论完整而深刻，是对文学审美反映论的深化与丰富。文学审美反映论的前提是对文学认识反映论的不满和反拨，提出的契机是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推动其转变是关于马克思“艺术的”掌握世界的争鸣，其意义是突出了文学的本性和特点。在中国文学理论界，长期流行的是文学反映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反映论相对于自我表现说，能更好地说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更好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立场，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它能被广泛认同的重要原因。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命题，有着非常明显的缺陷。它将哲学反映与文学反映相等同，认识反映与审美反映相混淆，忽视了文学反映的审美本质和情感特点。而文学审美反映论的提出，恰好弥补了其缺陷，纠正了其偏颇，突出了文学的审美本性和情感特点。
三、社会意识形态论向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转型
把文学看成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式，既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传统，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一个基本命题。20世纪初期，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就明确肯定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1930—1940年代，瞿秋白、、周扬、胡风、冯雪峰等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意识形态论；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意识形态论已统领了中国文学理论界，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观点，广泛出现在文学论文、文学理论著作，特别是高等学校文学理论教材中。文学意识形态论支配中国文学理论界近80年，一直到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才逐渐受到挑战，1990年代才被审美意识形态论所取代。“70年代末至80年代，随着中国‘’十年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到来，人们开始对‘’十年进行反思，文学艺术理论界也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艺术意识形态论，在此期间发生了关于艺术意识形态的大讨论”。瑏瑩这次讨论是由朱光潜的两篇文章引起的。1978年底和1979年初，朱光潜分别发表了《研究美学史的观点和方法》（《文学评论》1978年第4期）、《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朱光潜在文章中提出了艺术不是上层建筑的主张。朱光潜强调，马克思著作所讲的上层建筑不包括意识形态在内，恩格斯的著作偶尔让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而斯大林明确将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相等同。他的结论是反对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同起来，或者让意识形态代替上层建筑，他坚持认为“马克思把艺术当作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没有把它列入上层建筑”。瑐瑠朱光潜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理论界的热烈讨论和争鸣。这次讨论和争鸣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期，“争论的焦点最初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
在这一时期的讨论和争鸣中，除有个别学者表示有保留地认同朱光潜的观点外，大多数学者表示朱光潜的观点不能成立，并提出了文艺不能排除在上层建筑之外，认同者的理由是有些意识形态，如语言等不属于上层建筑，虽然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之一，是上层建筑，但文学在上层建筑中有它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某些非上层建筑因素，这些因素是语言带来的。语言是文学的基本构成要素，既然语言是非上层建筑，那么，文学也必然含有非上层建筑因素。瑐瑢反对者认为，朱光潜上层建筑不包括意识形态的理由不能成立。其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都肯定了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同时，也不能因为文艺领域中存在着某些复杂的、特殊的现象，就文艺属于上层建筑的结论。还有学者指出：文艺和政治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上层建筑内的关系。说文艺不是上层建筑，就是否定文艺是由经济基础产生的。瑐瑤后期为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讨论和争鸣的重点转向了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其重要收获是提出了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在1980年代，我国文学理论界最早提出并论述文艺具有审美意识形态性质的是张涵。1982年，张涵在《论艺术作品的审美性质》一文中率先提出了艺术作品是具有“审美性质的意识形态”。他说：“意识形态性，思想性，认识性，形象性，典型性，主观性，情感性，愉悦性，工艺性等等，均为艺术作品的属性，都是艺术作品所不可缺少的。然而无论其中哪一种属性，都必须同时具备审美的性质，才有可能成为艺术作品的本质属性”，“审美性质在构成艺术作品的本质上，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是一种具有全局性的属性”。作为特殊精神产品的艺术，“只有当它成为审美性质的意识形态的时候，它的特殊性才能显示出来。”可以说，张涵关于艺术作品是具有“审美性质的意识形态”的表述，是后来“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源头。1980年代中期，我国文学理论界最先明确提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并进行深入研究和全面论述的是钱中文。1984年至1987年的三年中，钱中文先后发表了《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方法更新的迫切性》（《文学评论》1984年第6期）、《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论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文艺研究》1987年第6期）等论文，系统论述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1984年，钱中文在《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方法更新的迫切性》一文中，回顾了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各种文学本质论，指出有人认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并对这一看法表示了认同。1986年，钱中文在《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一文中，明确指出文学的特性就是“审美的意识形态性”。他说：“文学作为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性，其重要的特性就在于它的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1987年，钱中文在《论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中进一步细化和强化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观点。他说：一方面“文学确实是反映与认识生活的一种意识形态。问题在于，它只是阐明了文学本质特性的一个方面。如果要以这点来代替文学本质特性的全面、总体的把握，就显得不够了。”另一方面，“绝对排斥认识论、反映论、意识形态等观念在文学理论中的使用，也是一种极端偏颇的表现”。辩证地看，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特性既非单纯的意识形态性，也非单纯的审美，“讨论文学特性，必须使审美方法与哲学方法融为一体”，看到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的根本特性就在于审美的意识形态性”。童庆炳对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的认识持“审美反映说”，认为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这一点与钱中文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所以他很快就认同并接受了钱中文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并在其主编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中对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作了较多的补充性阐释，进一步传播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扩大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在文学理论界，特别是在高校文学专业师生中的影响。以钱中文、童庆炳为代表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在中国文学理论界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并日渐普遍化，甚至被有的学者看成“文艺学的第一原理”，似乎“以它在时间、空间上广泛的物理性存在而确立为‘传统’力量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虽然获得了很多学者的认同与支持，但并非没有不同声音，部分学者也对这一命题提出了商榷。董学文对“审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审美’是什么？‘审美意识形态’又是什么？文学的意识形态特性是不是仅用‘审美’来规定？‘审美’与感情和认识是什么关系？‘审美’本身是不是意识形态？”等。瑐瑨单小曦则从经济基础的角度否定了“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合法性。他认为，“意识形态指的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由包括审美意识在内的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和意识因素构成的、表现在各种意识领域中的社会意识的整体面貌和样态”，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审美意识形态’之说，不过是人为虚构和神化出的概念”。
周忠厚则从意识形态内涵的角度，质疑“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科学性。他指出：“意识形态不是意识加形态，不是意识的样态或意识的外化形态，意识形态是思想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意识形态是指体系化了的、系统化了的学说和理论”。从这个角度看，不能说文艺是意识形态。“关于文艺的本质，可以说是审美情感，也可以说是审美意识，但是说文艺是意识形态，是审美意识形态就说不通了。”瑑瑠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评价“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这一命题呢？一方面，这是从美学角度审视文学本质的必然结果。在美学发展史上，一直有从美学角度审视文学的传统，“美学是艺术哲学”的命题，“艺术是美的集中体现”的观点都是这一传统的体现。这一传统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进一步明确了从审美意识的角度来说明文学的属性。1956年，苏联文学理论家、美学家布洛夫在《美学应该是美学》中提出：“艺术是审美意识的最高的、最集中的表现”。瑑瑡进入1970年代，布洛夫再次强调并论述了“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现象，其特殊实质就在于这种‘审美方面’”，“无论审美关系还是艺术都将是意识形态的审美变体，是它的独特的、特殊的表现”。瑑瑢1980年代，中国的美学家们也开始了从美学角度审视文艺的本质。1980年，蒋孔阳发表的《美和美的创造》中就指出：“美是艺术的基础属性”。瑑瑣钱中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顺应了从美学角度审视文学本质的学术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是对文学意识形态特性认识深化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一直比较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20世纪初期，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时，就对文学意识形态属性论表示了认同，并结合中国的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意识形态属性论。到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命题已十分流行。在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期的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论争中，有的学者为了说明文艺这种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区别，强调文艺这种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提出了“文艺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
现代生态学的特点篇9
[关键词]生态现代化理论；环境问题；先驱国家；技术革新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2-0061-12
[作者简介]李慧明（1973—），男，山西忻州人，博士，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环境政治和欧洲政治研究。（山东济南25002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研究”（12aZD074）、济南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和2012年度济南大学科研基金（社会科学）项目“‘软权力’建设视野下的中国绿色发展战略研究”（X1231）的阶段性成果。
title：ConnotationofecologicalmodernizationtheoryanditsCorepoints
author：LiHuiming
abstract：“ecologicalmodernization”isanewideaandmethodtosolvetheenvironmentalproblems.innarrowsense，ecologicalmodernizationisunderstoodassystematiceconomic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diffusionbasedonmarket-orientation.thecorepointsofthiseco-politicaltheoryarethatforward-lookingenvironment-friendlypolicies，throughmarketmechanisms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canpromoteindustrialproductivityandupgradeeconomicstructure，andachievewin-winresultofeconomicdevelopmentandenvironmentalimprovement.onenation’ssmartenvironmentalregulations，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diffusion，the“greening”ofthesocio-economyareimportantapproachestowardsecologicalmodernization.inthecontextofeconomicglobalization，however，ecologicalmodernizationisalsofacinganumberofchallenges.
Keywords：ecologicalmodernizationtheory；environmentalproblems；pioneeringcountries；technologicalinnovation
随着环境退化和资源枯竭，人类社会的发展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应对环境问题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①生态环境问题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基于对环境问题起源和应对思路的不同看法，学界形成了不同的生态政治理论和主张，其中生态现代化理论是当前影响较大的一种理论思潮。该理论用符合生态建设的原则来推进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与我们当前坚持和贯彻的“科学发展观”本质上是一致的。本文旨在对这种兴起于西欧的生态政治理论进行考察，概括其内涵，归纳其核心观点，理解其主张，以期对这一理论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解和把握，为我们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某种理论借鉴和思路。
一、“生态现代化”的兴起及其原初含义
生态现代化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首先兴起于德国。一般认为，这种环境政策理念是由德国学者马丁·耶内克（martinJ[a][ǖ]nicke）和约瑟夫·胡伯（JosephHuber）较早提出的。这一概念最初只是在一个被称为“柏林学派”的学术团体中接受和使用，后来逐渐从柏林走向整个德国，从学术圈研讨变成执政党的基本政策。1998年，在由社会（SpD）和绿党组成的德国红绿执政联盟政府中，“生态现代化”成为其联盟协定的主题。20世纪90年代，在环境科学的争论中，这一概念已经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②
生态现代化理论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视角和背景下使用这一内涵广泛的理论。正如阿尔伯特·威尔（albertweale）所指出的，对于生态现代化这一概念，目前尚无像凯恩斯主义之源——《就业、利息、货币通论》那样公认的权威论述，它是关于环境、经济、社会和公共政策之间的一种关系的理念，这一思想来自多种学术观点的综合。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理念的主要创立者马丁·耶内克在最初提出这一理论时的思维框架来理解这一理论的原初含义。耶内克曾指出，一般来说，应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有四种可能的思路，即修复补偿、末端治理、生态现代化和结构性改革（见表1）。前两者是一种被动的回应方法，最大问题是成本太高，无论是生态环境破坏后的修复，还是环境污染物产生后的处置，都需要耗费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经济成本，这已经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环境污染与治理实践所证实。最后一种虽然是预防性的方法，但它的最大问题是现实可能性太小，公众对于结构性改变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比如对物质生活水平的影响）有一种强烈的抵触，很难给予足够的政治支持。相比之下，生态现代化理念有着自己的优越性，即可以通过一种政策推动的技术革新和现有的成熟市场机制，减少原材料投入和能源消耗，从而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也就是说，一种前瞻性的环境友好政策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和技术革新来促进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升级，并取得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双赢结果。因此可以说，技术革新、市场机制、环境政策和预防性原则是生态现代化的四个核心要素，而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能力是其中的关键。①
二、狭义和广义视角下的“生态现代化”
从这一理论的起源来看，其主要创立者，无论是马丁·耶内克还是约瑟夫·胡伯，实质上都强调环境技术革新对于解决环境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一种超越纯粹“末端治理”的预防性技术革新对于从源头上消除环境伤害和污染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说这两位学者有所区别的话，那么耶内克在强调预防性环境技术革新的同时，更加强调环境政策与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性，这就是耶内克在强调“生态现代化”的同时也强调“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意义；②相对而言，胡伯更加强调技术性环境革新（technologicalenvironmentalinnovations，teis）在生产和产品本身的生命循环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③后来，一方面由于一些学者（主要是来自荷兰的摩尔等学者）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更加系统的阐发，使这一理论包含了更加宽泛的内容；另一方面，这一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经受批评和质疑，在与其他学术理论论战的过程中，④这一理念日渐完善和成熟，一些学者开始从更加宽泛的角度去应用这一理念。因此，事实上，随着理论的不断发展，生态现代化出现了狭义和广义上的区别。荷兰学者马腾·哈杰尔（martenHajer）区分了“技术-组合主义生态现代化”（techo-corporatist）与“反思性生态现代化”（reflexive）。“技术-组合主义生态现代化”是一种纯粹的技术管理意义上的生态现代化，而“反思性生态现代化”是一种社会选择的民主化过程，包括社会学习、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转变。①彼得·克里斯托弗（peterChristoff）区分了两种含义的生态现代化：强生态现代化与弱生态现代化（见表2）。②还有学者区分了“经济-技术生态现代化”（economic-technical）与“制度-文化生态现代化”（institutional-cultural，见表3）。“经济-技术”意义上的生态现代化主要强调技术革新对于改善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使经济社会朝向更高效率、更加环境友好的方向转型；“制度-文化”意义上的生态现代化强调包括社会文化和制度在内的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的转型。③
因此，我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种视角去理解生态现代化理论。狭义上的生态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从经济技术视角理解的经济社会的“绿化”过程，强调一种超越末端治理的预防性环境技术和政策革新与扩散可以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从而达到环境和经济的双赢。这一视角在突出强调经济技术重要性的同时也强调相应的社会结构变化的必要性，以解决生态现代化过程中因结构调整而引发的“现代化失利者”的抵制和经济发展的抵消作用。而广义上的生态现代化包括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的生态化变革。耶内克一直强调经济技术视角下的生态现代化与全方位社会变革视角下的生态现代化之间的区别，并把后者界定为“生态重构”（ecologicalrestructuring）。他主张生态现代化概念要“保持它最初的经济-技术版本”，从一种狭义的经济技术视角来理解生态现代化，给生态现代化概念一个明确无误的边界。④本文赞同马丁·耶内克的主张，主要从一种相对狭义的经济技术视角来界定和理解生态现代化。
三、狭义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
（一）生态现代化的根本性背景与前提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全球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给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和制约，从根本上限制了人类发展模式和手段的选择，从而引发了全球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全球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后果使温室气体减排行动成为一种必须作出的政策选择，从而促使现实社会以及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开始发生深刻转型。始于18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的传统工业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发生蜕变，学界和一些政治家讨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①隐然显现，发展一种低排放经济或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这是人类社会走向“生态现代化”的一个根本性背景和前提。
（二）生态现代化的内在驱动力量
作为一种以技术为基础的环境政策，生态现代化根植于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持续动力。“现代化——在其经济意义上——的核心是一个程序和产品持续改进的过程”，②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在一种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虽然技术进步是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过程，但是通过国家政策的有效干预（比如某种旨在促进环境友好技术发展的政策）去影响并引导这种现代化的方向是可能的。生态现代化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改变技术进步的方向，并把持续革新的强烈驱动力变成一种服务于环境的力量。实质上，生态现代化就是要协调国家和市场的力量，在一个环境改革的框架下重新界定二者的关系。③所以，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市场的力量，改变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把市场及其主要经济行为体视为导致生态环境问题根源的观念，使市场经济主要行为体及市场制度本身成为一种促进环境改善的力量；另一方面，改变国家环境管治的模式和方法，把过去那种官僚制的、等级式的、被动回应性的、控制和命令式的管治模式变为一种更加灵活的、分散化的、预防性的管治，运用各种方式和手段引导社会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所以，作为对“国家失败”④问题的一个积极回答，“政治现代化”也是生态现代化一个关键的补充性概念。由此而论，现代社会在应对生态环境问题严峻挑战的过程中存在以下三个内在的驱动力量，促使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实现“绿色转型”，使生态现代化逐渐成为一种无法逆转的全球发展趋势。
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行为体追逐经济利益的动机和持续存在的市场竞争产生了一种技术和管理不断革新的驱动力量。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挑战已经限制了经济发展的手段选择，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行为体已经很难“自由地”选择和无所顾忌地行动。另一方面，绝大部分环境问题都具有国际性甚至全球性的特点，解决环境问题的技术和政策也就具有了国际性或全球性扩散的可能和潜力，这种国际或全球环境需求的市场潜力为环境技术和政策革新者带来了巨大的先行优势。
第二，先驱国家实施的“明智的”（smart）环境管治。可以说，生态现代化的核心之处在于两点：一是超越末端治理的环境技术革新，防患于未然，从源头上有效控制环境伤害的发生；二是国家采取灵活有效的环境政策，约束和引导市场行为，把生态原则贯彻和融入到其他政策之中，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绿化”。对于这两点而言，每一点都与国家的政治干预密切相关，“这就是为什么本质而言‘生态现代化’是一个政治概念”。①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通过国家有效的环境管治，在某些领域取得技术革新的国家往往会在这种革新技术对外扩散到其他市场之后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这些先驱国家实施的旨在促进环境技术和环境政策革新的“明智的”环境管治，对于生态现代化的全球战略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成为生态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第三，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和人们环境意识的逐渐提高，污染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环境压力与经济挑战，因而增加了经济不安全与风险，这种商业风险的日益增长使得生态现代化成为这些企业更加安全的一种战略选择。②一方面，随着环境压力的日益增大，能源和资源价格产生波动，企业的生产和产品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行为体参与到了环境治理之中，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行为体参与的多重治理网络（见图1），“多重治理为给那些顽强抵抗的污染企业施加压力提供了大量的机会”。③在这种情况下，污染企业同时面临着来自其行业内部和外部多重治理体系的双重压力，选择生态革新势必成为其应对严峻挑战的有效战略。
（三）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
上文已经强调指出，生态现代化理论目前尚没有统一的定义和系统的理论表述，不同的学者往往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目的出发来阐述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主要观点。在有关学者论述的基础上，本文把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归纳和总结为以下十点。
1.对生态环境问题根源和性质的界定
“生态现代化指的是沿着更加有利于环境的路线重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④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环境问题是一个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性设计缺陷，而不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性后果。比如，胡伯在分析现代社会时区分了三个不同的领域，即工业系统（或技术领域）、社会领域与自然（生物领域）。现代社会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生物领域与社会领域都遭受了工业技术领域的“殖民”，这些问题是工业系统本身的结构性设计缺陷，通过技术领域的生态重构能够得到克服。⑤环境退化是一个结构性难题，它只能通过经济组织方式的调整和优化得到解决，而不是建构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也就是说，生态现代化理论承认环境问题的结构性特征，但是现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仍然能够通过把环境关切“内在化”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而得以解决。①同时，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环境退化是经济活动效率低下的表现，经济活动过程中出现的污染物排放（比如废料和废气）需要进一步技术革新的解决。事实上，工业革命以来的整个现代化过程导致的环境退化恰恰说明这样的现代化过程的不完整性或缺陷，生态现代化的核心就在于通过预防性理念与技术革新来提高经济效率，使整个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包含环境向度。
2.经济和环境在国家科学的环境管治下可以协调发展
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关系的讨论与界定是环境社会学与环境政治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生存主义”生态政治理论话语中，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一种相互对立的零和关系。面对环境问题，形成了两个相互竞争的政治联盟：一个是积极保护环境的力量，另一个是担心环境保护限制经济发展而伤害经济竞争的力量。环境问题成为这两种政治力量之间冲突的根源。这种理念长期以来对生态政治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重新概念化”（reconceptualise）二者之间的关系，寻求一条不同的回应环境问题的思路和方法。②生态现代化理念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严格的环境政策与较高的环境标准非但不是经济的负担，从长远来看反而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3.环境先驱政策与经济竞争力之间的关系
哈佛大学学者米切尔·波特（michaele.porter）对环境保护与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提出了严格的环境政策与环境标准最终会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庞特假定”（porterHypotheses）。③这个论断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如果一种严格的环境政策随后能够产生国际性扩散，那么首先采取这种环境政策的国家或地区就会获得竞争优势，因为严格的环境政策会促使企业（不一定是污染企业）进行技术革新，而随后采取这种环境政策的国家就会引进这种技术，技术革新者就会获得竞争优势（通过后来者的学习支付或技术革新专利与知识产权保护）。另一方面，严格的环境政策会导致污染企业本身进行技术革新，这种技术革新能够补偿甚至会超额补偿他们改造技术的成本（“免费午餐”甚至“付费午餐”假定）。④
4.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市场失灵与政府环境管治失灵一直是生态环境问题持续恶化的制度性原因。长期以来，古典经济理论竭力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自动调节力量而反对国家的干预，但是市场力量在面对环境问题时往往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失灵”：经济行为体的自私理往往使环境资源呈现某种外部性特征，环境一方面成为无休止物质输入的免费供应之源，另一方面也成为无限的废物处理场。所以，必要的国家管治对于环境问题的解决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传统的国家管治往往更多地采取末端治理的方法，加之命令与控制式的管治也往往导致了政府与市场行为体的对立关系，而使环境管治更多地呈现出低效甚至无效。生态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重构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需要国家灵活的管治来引导市场力量和经济行为体的经济活动，使之朝着更加有利于环境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国家管治也需要市场机制和市场力量，利用经济或以市场为基础的管理手段（比如税收、生态标签和排放交易体系等）来实现环境目标。国家成为市场的推动者和保护者，超越了末端治理和传统的控制命令方式，而环境保护目标成为协调国家与市场二者关系的桥梁与最终归宿。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协调使“生态现代化”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达到兼容。①
5.生态理性（ecologicalrationality）具有越来越强的独立性
摩尔曾经多次指出，从最根本或抽象的层面来讲，生态现代化理论指的是一种日益增强的“生态理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尤其是相对于经济理性而言的时候。②“生态理性”指的是生态利益、生态理念与生态关切在社会实践和制度发展过程中日益增强的重要性，从而导致人们环境意识的日益增强，一种环境诱导的与生态激发的社会转型和环境改革由此进入现代社会的核心实践和核心制度之中。本质而言，生态现代化归根结底是要运用生态原则使现代化进程走向一种合生态化的方向，“绿化”整个经济社会，使环境关切和生态考量“一体化”到整个经济社会进程之中。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生态理性”开始挑战并逐渐弱化“经济理性”主导，并决定经济社会进程的“霸主地位”，生态原则成为生态现代化的第一原则或首要原则。也就是说，随着“生态理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日益增强，生产和消费过程的分析和判断、设计和组织越来越既要从经济视角更要从生态视角出发，生态利益越来越成为经济活动关注和考量的重要方面。这种理念实际上就是要把环境目标“一体化”到整个经济社会的其他政策领域，强调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只有通过一个更加广泛的政策目标调整才能达到，环境目标只有通过经济、能源、交通和贸易等多个政策领域的协调才能真正得到实现。③
6.科学技术革新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核心作用
从本质上而言，生态现代化就是一个技术不断革新与扩散的过程，技术革新在生态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也正因为如此，生态现代化理论经常被批评为“技术中心主义”或“技术决定论”。④但是，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强调技术革新及其扩散是实现生态现代化最为关键的要素的同时，也同样注重支撑这种技术革新的环境政策和政府管治的核心推动作用，而且生态现代化主要强调超越末端治理的预防性技术革新，从生产和产品设计的源头就包含环境关切，利用技术进步减少原材料的输入并减少废物和废气的排放，这实质上已经超越了“技术中心主义”的束缚而更加强调生态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的社会经济生态化转型的综合工程。同时，生态现代化更加强调技术革新及其成功市场化的经济意蕴，这种技术革新及其成功市场化运用不但具有重要的环境效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有着巨大的经济效益，这实质上也正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全部要旨所在。正如胡伯对生态现代化所作的形象比喻——“肮脏丑陋的工业毛毛虫转型为生态蝴蝶”，①生态现代化实质上是一个工业社会的生态大转型，而技术和技术革新是这个过程最主要的发动机。
7.民族国家在环境治理与促进技术革新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环境技术革新和扩散事实上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环境政策推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环境政策及其执行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耶内克认为：“在环境革新的政治竞争中，（明智的）管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明智的管治可以被认为是‘生态现代化’的一个关键驱动力量。”②环境技术革新有着不同于其他创新工程的特殊性。首先，由于市场失灵的可能性，它们特别需要政治上的支持，政治战略应该加强潜在革新者的生态动机，提供技术革新的基础设施，减少他们的投资风险，在技术革新及其市场化的初创阶段给予特别的支持。其次，生态现代化作为一个经济社会的结构性转型，必定会造成一部分生态现代化的失利者，比如传统污染产业的衰落，或转型造成的结构性失业，或既得利益集团的损失，这就特别需要政府的政治支持和战略上的通盘考虑。第三，由于环境革新的外部性问题，对于环境技术革新的“搭便车”行为存在某种内在的激励，一方面等待别人技术突破之后的扩散效应，在技术应用方面寻求捷径，另一方面，环境效益的公共产品属性也无法避免他人的“免费搭车”行为，因此，环境技术革新更加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和激励。同时，对于环境技术和政策的扩散，在一个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之中，更主要也是国家政策推动的结果。国家之间双边或多边的合作，国际组织或国际制度的推动，通常是环境技术和环境政策向外扩散的主要方式，因此，生态现代化也需要“政治现代化”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政治现代化”是生态现代化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8.环境“先驱国家”的重要作用
在全球化背景下，环境技术和环境政策领域“先驱国家”的开创性革新行为是生态现代化的最重要的驱动力。生态现代化概念的核心在于：“它是一种强烈依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革新及其扩散逻辑的环境政策方法。这样一种以革新为导向的环境政策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国家的先驱政策。”③在全球化背景下，环境“先驱国家”从两个方面影响和促进了生态现代化的发展。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市场紧密相连，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增强，在某些环境技术和环境政策领域的革新在给其他国家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可以获得技术和政策扩散之后的巨大利益。另一方面，鉴于环境挑战的日益加深和复杂，增加了决策者决策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先驱国家”的技术和政策给其他国家展示了某种可行性，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政策学习和吸取经验教训的机会。
9.环境技术和环境政策扩散的重要作用
全球化时代环境技术革新以及支撑这种技术革新的环境政策国际化甚至全球化扩散是实现生态现代化全球战略的重要途径。环境技术和政策的扩散已经成为生态现代化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标志。由于某些环境问题本身的跨国性、国际性甚或全球性的特点，使得解决这些环境问题的革新性技术和相应政策具有了极其重要的示范性意义，其他国家的需求和创新国家的利益驱动使这些技术和政策的扩散具有了强大的动力。环境技术和政策的扩散既可以通过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直接学习或借鉴的方式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国际制度、国际组织或某种专家网络的方式来实现。同时，环境技术与环境政策的革新与扩散，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见图2）。国际环境治理中的“先驱国家”是国际环境政策发展的最重要的支持者和拥护者，也是全球生态现代化的支撑者。通过这些国家的环境技术和政策的革新与扩散，生态现代化逐渐深化（地理范围的扩大，经济社会生态化转型程度的提高）。
10.“领导型市场”（Leadmarket）的突出作用
环境领域的“领导型市场”是促进生态现代化发展的核心要素。“领导型市场”是环境技术和环境政策在世界范围扩散的地理起点。所谓“领导型市场”，就是在某一环境领域取得技术革新的国家或地方市场，这些革新设计虽然是为了满足当地的需要和适应当地的状况，但随后也能够被成功地引入到其他地理市场，并且不需要经过许多修正即可在这些地理市场实现商业化。“领导型市场”一般具有以下特征：高的人均收入、要求甚高的消费者、较高的得到国际认可的质量标准以及灵活的并有利于创新的技术生产条件。“领导型市场”是世界市场的核心。这些“领导型市场”的成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某种示范效应（demonstratingeffect）和最好的实践（bestpractice）。而且由于环境问题的国际性或全球性特点，也使得这些领导型市场具有扩散他们技术和政策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强烈动力，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引入这种技术和政策的强烈需求。在全球化背景下，“领导型市场”不断创造越来越严格的环境标准，这给整个国际市场发出了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潜在信号：其一，一个促进环境友好技术发展的市场形成之后，要向更大规模的市场扩展；其二，拥有严格环境管治政策的先驱市场也向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供应方发出信号，促使它们采取更加严格的环境政策。①
四、生态现代化面临的主要挑战
技术革新与“领导型市场”的形成及其国际扩散需要特定的条件，②其中严格的环境政策和较高的环境标准以及国家实行的“明智的”环境管治可以说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但是，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实行比其他国家或地区更严格的环境政策和更高环境标准的时候也面临着风险和挑战，或者说采取积极环境政策和严格环境管治的国家也面临着以下三种担心：其一，严格的环境管治给企业强加了额外的成本负担，最终损害了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其二，全球化背景下“污染天堂”以及“竞次”（racetothebottom）现象的存在；其三，全球化的发展和深化导致民族国家管治能力的弱化。因此，生态现代化理论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现代生态学的特点篇10
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心得1
通过认真学习，深刻体会到本书有比较突出的四个特点。
一是《三十讲》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报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了“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的概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到了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方方面面。值得特殊说明的是，结合本人从事的环境工程专业，《三十讲》中第22讲具体体现出的生态文明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等，应该是以来反映这方面内容当中讲得最全、讲得最为系统。
二是《三十讲》这本书深入地来阐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很有深度的。
三是《三十讲》有深度，参与这本书写作的作者们都是权威部门的权威专家，这本书是非常权威的。
四是《三十讲》的可读性特别强。首先是《三十讲》中大量的使用了总书记引用过的大量名句，如“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等；其次，《三十讲》中妙语迭出，俯拾皆是。如“中国梦不是镜中花、水中月”、“中国对外开放拒唱独角戏”、“民主不是装饰品”、“做大“蛋糕”，分好“蛋糕”、“为子孙后代留下绿色银行”等；再者，是学习《三十讲》时感悟颇深，发人深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本人着重学习了第22讲中的`生态文明建设部分，体会到生态建设改革在**以来变化特别大，一是体现在生态环保所有的改革是奔着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不是为了改而改。二是特别强调制度建设，党的**以来，中央深改组当时出台了70多项改革措施，基本上完善了或者加快推进了生态环境领域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本世纪中叶改革的总目标，这两点特别明显。三是顶层设计和基层创造这二者相结合，上下互动，特别是**以来，生态环保的制度、体制机制的改革，在顶层设计、大胆谋划方面、吸收地方经验方面推动特别大。
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的理念，在《三十讲》中第22讲中，就讲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生态文明思想的精髓之所在，讲得很深刻，突破性很大，哲理意义很大。在生态环保、生态文明建设当中最难处理的关系就是经济发展和生态环保的关系，这句话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一种通俗化、形象化地把辩证统一关系一针见血地点出来了，具体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或者叫生态环保和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不是割裂的，是可以融为一体的，是辩证统一的，不能一拨人搞发展，一拨人搞环保，这是过不去的，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绿水青山是值钱的，是有价值的，不能像过去把资源环境当无价和低价，我们对生态环保或者生态环境认识的定位发生重大的变化，随着这句话，过去把它作为支撑发展的一个边界条件，现在不是，它是发展的有机内涵，是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是一个评价的标尺，是内生变量，是稀缺的资源，这是不一样的，通过这一句话。第三，搞绿水青山或者搞生态环保，本身就是发展内涵。我们过去说GDp或者工业产品、农业产品、服务业产品，没有生态产品这个概念，没有绿水青山这个概念，没有优美生态环境需求这个概念，这次提出绿水青山包括提出了优美的生态环境需求或者优质生态产品需求，实际上就把这个新型的产品纳入到发展内涵，纳入到和工业产品、农业产品、服务业产品相提并论，甚至老百姓最需求、最盼望的产品上去了，拓展发展内涵，体现了一个生态执政观的理念，这个突破非常大。正是由于这个突破，所以才有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我们党、我们政府都是管发展的，既然管发展的，生态产品是属于发展内涵，党委政府各个部门都要提供这个生态产品。
《三十讲》通过深入的讲解、鲜活的阐释，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思想魅力。今后在教学科研和工作中要结合学习《三十讲》，把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向深入，真正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自觉用这一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心得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以"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为核心内容和主要依据，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高度凝炼、概括和综合，也是对新时代党员干部提出的希冀和要求，除了要在理论上弄懂学通，更要在工作实践中发挥其指导作用。通过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我认识到:在思想上，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中的第十八讲“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和二十六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给我很大的启迪。作为管理者，肩负着教育管理的责任。首先，在工作中要严于律己。作为一名党员，就应该时刻用合格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做到自律、自警、自省。其次，在教育管理中要以德管理，以德立身。一个合格的管理者首先是道德上的合格者，还需要高尚的师德师风，这才是对教师、学生最生动、最具体、最深远的教育。本职工作不忘立德树人的管理理念，为教师、学生树立榜样。平时，要竭尽所能的帮助教师、学生解决生活上或学习上的困难，在平时管理工作的点滴细节中时刻告诫自己要保持良好的师德师风，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再次，要积累学习，及时更新教育理念。要努力做一个有现代教育思想的党员，将新的教育管理理念融入到工作中，培养教师的主动性和创新性，让教师努力上好每一节课。除此之外，还要淡泊名利、志存高远，全心全意为学生、家长和社会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时时处处要以身作则，保持先进性意识。特别是上半年，由于受新冠病毒影响，我在新寨小学校长期间，孩子们无法到校正常上课，我在这次学校开展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尽己所为。在这个特殊时期的非常时刻，我除加强自身防范和服从社区管理外，还积极响应并执行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安排，每天精心组织安排班主任统计上报外出学生返家情况，要求全体教师组织每个同学进行线上学习。学习之后，及时给学生指导，统计孩子们的学习、作业完成情况，并对上交作业进行认真批改，检查。同时还要求班主任主动和科任教师联系，在疫情期间对学生及时进行家访，了解他们在家学习情况，争取不让每一位同学掉队，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之下，全校学生的成绩没有出现大幅度下滑情况。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冠之年，又恰逢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全球，我们伟大的党高瞻远瞩，率领广大党员干部排除万难，迎难而上，以“生命至上，人民至上”为宗旨。一手抓脱贫，一手抓防疫，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并且支持，帮助世界各国共同防疫新冠病毒，体现了大国风范，同时也向世界宣告中国日益富强强大。让我更加认识到，只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我们的国家才会这样富强富裕，全国各族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祥和的日子，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更好地保证国家和人民安全，才能更好地保证中国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通过学习，我深深的感觉到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作为一名教师，我的工作虽然平凡，但责任重大。我要以合格党员标准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加强师德师风修养，时刻铭记党员的责任和义务。在平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中，保持一颗平常心，把教育和爱像阳光一样洒向每一个孩子，严谨笃学，言传身教，垂先垂范，用自己的言行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崇高的理想，明辨是非、善恶，追求真善美。给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起到润物无声的作用。成为一名领导放心、孩子家长满意的教师。
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心得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中第二十九讲的题目为“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全篇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抓铁有痕等八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进行了深刻阐释。下面，结合移动网络传输维护的工作实际，谈一下我的心得体会。
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传输专业最忌就是不实事求是。
在网络规划时，有些人对管道等实际情况没有到一线勘察，没有深入思考哪些管道一定要贯通、哪些管道一定要新建、对新的潜在业务的支撑是否已经到位等问题，听完汇报就写规划报告。这样的后果就是，有实际需求地方的管道没有建设，该贯通的管道没有贯通，网络结构无法得到优化，业务时延受到影响，最后影响到用户业务感知。这些不实事求是的做法，最终都会导致我们传输网的维护能力下降，业务支撑能力下降，都是我们非常不想看到的。所以，传输维护务必要首先坚持实事求是。
坚持问题导向。传输网当前仍是各专业中的短板，在光缆网安全、哑资源管理上，我们都有较大的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就要敢于直面这些问题。集团公司和省公司领导在各个会议上，反复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更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具体体现。
今年以来，按照公司“1+3+X”党支部工作模式，我们聚焦光缆中断管理，建立攻坚克难小组，誓把光缆中断这个硬骨头啃下来。活动伊始，党员与断点指标较差的地市结成帮扶对子，多次到现场与地市协同攻坚。此外，我们加强建设，断点打点、病历卡分析、定时信息督办等功能相继上线，断点管控成效逐步显现。活动开展半年以来，全省光缆中断指标显著改善，由于传输原因导致的基站退服故障较去年大幅下降了40%。这些都是我们坚持问题导向的硕果，对我们继续聚焦问题，不断提升传输维护能力积累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