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研究篇1
关键词：区域经济学；区域经济关怀；关怀研究；区域协调；分析探讨
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入，而有区域不平衡引发的矛盾冲突也越来越严重，区域关怀成为新兴的研究领域，只有做好了区域间的协调，才能实现国家整体的富裕与发展。在区域关怀中加强对弱势区域的关怀与引导，充分保障区域性权益，协调区域发展中的矛盾，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加强区域经济关怀，遵循尊重原则、机会平等原则及合理补偿性的原则，共同实现区域的整体前进，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关怀的内容分析。
一、分析区域发展的差异性，注意发展过程中的协调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区域间的发展存在很大的差异，反映在社会发展速度与进程上尤为明显，不同的发展区域甚至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发展特点与发展需求。根据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的关系来看，发展初期的区域工业化进程快，经济发展管理上比较落后，粗放型居多，而后发展区域在管理上更为科学、合理，但是发展速度明显落后，受到资源的威胁。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应在统一格局下，加快区域的协调发展，完善区域发展结构，针对原始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改造，实现其向资源节约型方向转变，逐渐降低其对资源能源的消耗与浪费，严格控制污物排放量，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对于区域的发展区别对待，对于经济发展快的地区鼓励引动，对于经济发展慢的地区进行扶持与资助，实现国家整体发展的一致，重点对待区别，杜绝“一刀切”。
二、了解区域特色，重点发挥区域优势
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基于区域发展优势的不同。就像人一样，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区域也一样，既有自身的优势，也有自身的不足，区域发展的重点目标就是最大限度的发挥区域优势，最大程度的规避区域劣势。发现本地区的区域优势，将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对区域的优势有着明确的认识，在认识把握区域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制定区域发展的优势战略，选择合理的发展途径与渠道，建立不同的区域发展类型与模式。城市区域发展快，我们可以基于其交通便利、人才密集的优势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开发与挖掘，发挥其带动作用，形成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影响。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农村地区的发展特色，虽然不具备城区的交通与人才优势，但是却具有鲜明的环境生态优势，可以利用环境优势发展旅游业，激发农村地区发展的潜力。关注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关键是发挥区域的优势性。
三、关注落后地区，进行经济扶持与政策倾斜
我们在进行区域经济关怀时一直强调要遵循公正、平等的原则，不应该对区域发展带有歧视性与偏见性，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落后区域的发展现状，重点做好对落后区域的经济扶持与政策倾斜。我们可以从落后区域的发展特点入手，找到区域落户的根本性原因，分析落户区域发展的特点，从发展模式与机理上进行思索、研究，激发落后区域发展主体发展的积极性，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做好落后区域的发展引导。基于我国目前国情的分析，落后区域主要集中于广大的农村，在地域分布上主要是西部地区，对也这些地区我们有必要制定一定的倾斜政策，鼓励他们优先发展，必要时候对他们进行一定的经济援助，加快他们的发展速度。
四、加强对特殊地区的特殊关注，实现整体协调发展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除了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外，还有特殊区域，之所以被称为特殊区域，是因为其具有区域的特殊性。我们所说的特殊性主要包括：资源能源的枯竭威胁、农民的聚集与流失、老工业基地的发展迟缓等等。针对这些特殊的区域，我们应该进行针对性的分析与研究，针对区域所存在的主要社会矛盾，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与可行性措施，上升到理论层面，并学会进行实践练习。更多的情况下，特殊问题不会影响到社会的公平，这些区域本身就承担了更多的发展任务与实际责任。之所以出现这些特殊性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受益者与实际的成本支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错位。因此，基于区域经济关怀的研究，我们应该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加深入具体的研究，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全面的分析问题，有效的解决问题，最大限度的解决特殊区域的发展难题，解除发展制约，更好地促进区域的协调性发展。
五、结束语
基于目前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区域差异还在呈现扩大化的趋势，区域发展不平衡性更加严重，区域发展矛盾更加突出与激化。因此在新时期加强对区域经济关怀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性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的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应该加强对区域发展不平衡性的关注，积极寻找更加合适有效的解决措施，解决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争取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郭腾云.近50年来我国区域经济空间极化的变化趋势研究[J].经济地理，2004（06）.
[2]吴兆华.区域经济研究的部分观点[J].财经科学，1990（04）.
区域经济研究篇2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山西省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7-0150-03
区域经济差异是历史时期区域经济发展累计的结果,是各国政府制定区域经济政策的前提和出发点｡目前,有关省际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文献甚多,其中,省区往往被作为一个均质的地域单元加以研究｡事实上,多数省区并非一个均质的地域单元,其内部存在各种差异｡对地方政府来说,省内地区差异的研究更有意义｡山西省虽然资源丰厚,却是当今中国经济欠发达的省份之一,人均收入水平低,地区差异尤为明显｡故而,对山西省省内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颇为重要｡
1测量方法及测度指标
地区差异主要是通过绝对差异､相对差异和综合差异来表现｡绝对差异反映地区间等级水平的差异,主要显示地区间差距的表象,其变动趋势主要受经济发展基数､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水平的影响｡相对差距反映地区间的增长差异,体现地区差距的内在性[1]｡为了能更加综合反映各地区间某经济指标值的总体趋势,一般多以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为基础,利用数理统计方法,并根据不同需要而设计一些综合差异指标｡根据已有研究范例本文选取极值差幅､标准差､极值差率､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等指标[2]｡
2山西省区域经济差异时空特征
本文以2006年山西省行政区划为准,将全省11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单元,选取1993―2006年的《山西省统计年鉴》数据资料,主要以人均GDp､人均GDp指数､三次产业产值等度量指标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山西省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特征及演变过程｡
2.1山西省区域经济差异的空间特征
2.1.1区域经济差异现状
对山西省1992―2005年统计数据整理计算得表1｡表1数据显示,山西省内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间经济差异较为显著｡2005年最高收入地市(太原市)与最低收入地市(忻州市)人均GDp绝对差异达20588.00元,极值率高达4.73,变异系数0.39(同一指标1992年澳大利亚为0.047,美国为0.111,印度为0.364)[3],而基尼系数为0.19,大于全国基尼系数指标值;人均GDp最低地区忻州市仅为5519.00元,只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43%,不及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实为极低收入地区,而太原市人均GDp为26107.00元,是全省平均水平的2.05倍,贫富差距极为明显｡
2.1.2区域经济差异演变
山西省区域经济差异不仅反映在静态水平上,而且反映在动态发展差异上｡为更好反映山西省各区域差异的演变特征,按各市人均GDp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5､1.25､1.00､0.75､0.5倍将全省11个地级市划分为6个等级,得出山西省区域经济差异演变状况(表2)｡
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人均GDp各等级地市数目一直呈现动态变化,太原市始终处于最高等级,历年人均GDp都在全省平均水平的1.5倍以上;吕梁､忻州人均GDp一直处于全省平均水平以下｡进入21世纪以来,吕梁市经济发展步伐加快,人均GDp逐年上升,2005年人均GDp为8800元为全省平均水平的70.43%;然而,忻州市发展缓慢,人均GDp仍不足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此外,大同市明显走下坡路,1992年人均GDp为全省平均水平的1.5倍以上,属于经济强发达区域,之后逐年下降到2004年不及全省平均水平成为经济相对不发达区域;相反,临汾､晋中等其他市区经济发展则呈上升态势;阳泉､晋城､长治则基本保持经济稳步发展｡
2.2山西省区域经济差异的时间特征
2.2.1绝对差异呈逐年扩大趋势
由各区域差异测度指标变化值(表1)数据可以看出:1992年,各地市经济差异已较为显著,最高收入地市与最低收入地市人均GDp差幅为3409元,前者是后者的4.41倍,变异系数高达0.51,基尼系数0.27｡1992年后,山西省区域经济绝对差异仍呈持续扩大趋势(见图1),而反映区域经济相对差异和总体差异的三项指标显示出两种不同结果:极值差率指标呈波动增长趋势(见图2),而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则整体呈缓慢下降趋势(见图3)｡
从图1可明显看出,1992―2005年山西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一直在扩大,只是在扩大的幅度上有快有慢,尤其2003―2005年绝对差异急剧扩大,由2003年的11552.00增到2005年的20588;标准差由2982.99增加到4992.47,增长率为67.36%｡
2.2.2相对差异呈波动变化
1992―2005年山西省区域经济相对差异呈波动变化,极值差率1992年为4.41,之后呈波动变化,2005年上升至4.73(见图2)｡变异系数一直呈缓慢下降趋势,由1992年的0.51到2003年降为0.38,2004年又上升至0.40,2005年下降到0.39,13年间变化幅度在0～0.05之间;基尼系数由1992年的0.27缓慢降到2005年的0.19(见图3)｡整体而言,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变化幅度不太大｡由各项指标的特性可知:在测度区域经济差异时,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指标较极值差幅､标准差和极值差率指标更为客观､科学｡因此,可以认为山西省近十余年来区域经济绝对差异较大,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但相对差异变率不大,且略有缩小,趋于较稳定水平｡
3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分析
3.1自然环境差异
自然环境作为人类生存的基础,对人类从事生产活动有一定的限制,区域自然环境的优劣严重影响地区经济的发展[4]｡山西经济发达的地区,如太原市,除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外,作为省会城市区位条件极其优越,技术､人才､信息密集,交通四通八达是全省人才流､物流､信息流的集散中心｡大同､阳泉､朔州､晋城等地亦依托丰富的煤矿资源优势,使当地经济发展保持在较高水平｡而吕梁､忻州位于晋西､西北地区,处于山地､丘陵带,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社会生活条件差,长期以传统农业经济为主,生产方式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化程度低｡
3.2经济结构
整体而言,山西省第二产业比重过大(2005年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56%),其中,重工业比例又很大｡各地市相比较来看,经济发达区域的经济结构层次相对较高,如太原市2005年三次产业构成比为2∶47∶51,第一产业比重低,二､三产业比重较高;而经济落后区域的经济结构层次相对较低,第一产业比重较大,第二产业相对薄弱,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结构不合理严重制约地区经济发展,甚至会造成某些地区经济的衰退｡
3.3劳动力素质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劳动力素质已逐渐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太原市无论是科研机构数还是科研人员数均远远超出其他地区,人力资本非常雄厚;而经济落后区域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及人员数极少,这表明劳动力素质虽不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原因,但它从深层次影响经济发展,各区域劳动力素质差距突出造成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3.4制度因素
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有着重大影响,区域间制度安排的差异使得一些区域的经济主体在一定阶段获取高额的“制度租”成为可能｡吕梁市1999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上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设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为目标,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4缩小地区差距的对策与建议
4.1优化产业结构
山西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应积极推进结构调整,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尤其要对第二产业比重大且重工业比例又很大的经济结构进行大力调整｡第二产业结构调整的着力点应放在合理利用资源,延伸加工增值链条和发展新的接替产业上｡注重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打出重磅拳头产品和发展新型的优势产业,以求取更大的经济效益｡此外,应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提高社会化服务体系层次为最终目标｡晋西､西北地区地处山地､丘陵地带,交通极其不便,市场化程度很低,人民生活水平极低｡缩小该区域与其他区域的差异必须首先加强该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交通､通讯､水利与科技教育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4.2大力弘扬教育,提高人口素质
要逐步提高广大群众､特别是落后地区群众,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使他们认识到摆脱贫穷和落后的根本在于教育,只有通过教育为社会输送大批高素质的人才,才能使当地的经济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地方政府通过积极开展各种活动,推动全民学习､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特别是高校,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此外,地区政府应制定特殊的政策留住当地人才,吸引外来人才,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将成为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4.3充分发挥园区的积聚和辐射效应,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省政府应加快实施工业园区战略,以太原为中心,围绕高速公路经济带,重点抓好高新技术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特色工业园建设｡工业园区建设要围绕建设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注意与区域经济协调,与周围主导产业的发展相促进,成为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聚集地｡重点抓好太原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使其成为科技企业和高新企业发展的有效载体,带动和辐射全省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
4.4整治环境污染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一对“孪生姐妹”｡事实证明,经济越发展,越需要环境保护的同步跟进｡山西省煤矿资源富集区到处可见焦化厂､炼铁厂､水泥厂,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如临汾市近几年一直为全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太原､大同､阳泉等各地市环境质量也很恶劣｡由上文分析可知,临汾市GDp增长速度逐年在加快,已成为经济发达区域之一,但事实上这是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发展｡为了达到全面的发展,治理污染势在必行｡治理污染的重点首先是要对钢铁行业的清理整顿,针对地区焦化工业长期以来无序发展,污染严重的突出问题,在开展焦化企业专向整治工作中,应按照“规范大焦炉､淘汰小焦炉,惩治违法,扶持优化,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的思路来进行｡对违法排污焦化项目依法核查,严肃处理,严格治理整顿｡
参考文献:
[1]陈昕,洪早发.江苏区域经济差异变动及分解分析[J].经济纵横,2004,(1):51-52.
[2]魏后凯.现代区域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421-429,360-364.
区域经济研究篇3
[关键词]区域物流；灰关联分析；区域经济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4132
1引言
现代物流业是地区发展的重要产业。这块曾经的“黑暗大陆”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在逐渐地被人们所认识，其战略地位逐渐形成。区域之间在经济上的交流合作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区域间的物流活动也变得日益频繁。对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解决区域物流体系构建等相关问题，实现区域经济快速有效发展。
20世纪末，由于上海浦东的开发，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日益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大多数研究基于长三角的实际情况，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各种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等。21世纪初，长三角两省一市在区域间出台了一系列联动措施，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可持续发展、体制改革与产业结构转型，此时的相关研究多关注经济环境、区域发展现状和产业布局情况。
刘明菲、李兰（2007）以武汉市为例，通过建立数量模型对区域物流与经济的互动作用机制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探讨了物流产值的增加速度与GDp关联度。何国华（2008）从区域物流需求预测内容、指标选择和预测方法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首次全面综合地提出了区域物流需求预测的内容及其对应的评价指标。郭湖斌（2008）和张红波、彭焱（2009）先后运用了Logistic模型分析了区域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前者采取边际分析和弹性分析法，对区域物流产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了量化分析，并提出了长三角区域物流协同发展的重要性。而后两位学者则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物流与经济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用系统动力学建立相关模型进行模拟分析，得到GDp的增长和现代物流之间的关系，进而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和假设检验。通过运用两个方法进行分析，可以强有力地证明，现代物流的发展的确对区域经济的增长有促进作用。文培娜、张志勇、冯怡（2009）和李维国、王耀球、王静（2010）先后运用了能很好处理对相互关系不太明确的灰色关联分析法，分析区域物流需求与区域经济的关联程度；李全喜、金凤花、孙磐石（2010）从物流基础设施、物流经济产出、物流产业规模等方面的指标体系入手，构建区域经济指标体系，利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对区域物流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以上学者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区域物流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高度相关。
长三角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简称，包含多种划分方式：从自然地理意义来讲，是指长江和钱塘江在入海处冲积形成的三角洲，是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一部分，大致包括苏南、浙北及上海市，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从现实的区域经济发展来看，则包括工业经济概念的大长三角――以上海为龙头的苏中南、浙东北工业经济带，以及本文所指的长江三角都市圈――包括上海市、浙江省7市（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台州）和江苏省8市（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泰州、扬州、南通）共计16个城市（不含2010年新加入的淮安、盐城、金华、衢州、合肥和马鞍山）。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自然和经济地区，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从经济规模、人口的素质和质量、市场化和国际化等体制因素上来说，该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长三角的物流发展同样渐入佳境，为地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目前，全球前10大物流企业和50家船运公司已经全部进入长三角。中远、中海、中外运、中储和中集等物流集团都已经在长三角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联合包裹（UpS）、马士基、联邦快递、日本通用株式会社、佐川急便和荷兰天地快运（tnt）等国际巨头也先后进驻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和宁波等城市，积极促进了该地区物流业的发展。长三角已经意识到：发展物流产业前景远大；物流产业的发展对本地区经济发展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各地区在对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规划时都不约而同地对物流发展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划。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区域经济发展推动区域物流需求市场，促进区域物流的发展，区域物流作为区域经济的子系统也会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随着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长三角区域物流也在朝着一体化方向前进，物流业发展所遇到的问题也将日益凸显出来。研究长三角地区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为其他地区的区域物流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灰色关联分析模型简介
由于物流系统本身具有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区域经济与区域物流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又因为所收集的数据为2008―2012年长三角地区16市的数据，反映的信息并不全面。因此，适合采用灰关联分析方法比较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所谓灰关联分析方法，即灰色关联分析法，是一种定量的分析方法，最早由著名学者邓聚龙教授提出。这种方法是将研究对象及影响其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因子视为一条线上的点，与待识别对象及其影响因素的因子值所绘制的曲线进行比较，根据各因素变化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或相异程度来判断因素之间关联程度的方法。它通过比较各关联度的大小来判断待识别对象对研究对象的影响程度，具有对数据的依赖程度不高，可以利用一些贫信息、灰信息进行预测，使用限制少，中短期结果比较精准等特点，适宜在物流需求预测中广泛采用。
21灰色关联分析计算步骤
区域经济研究篇4
关键词：区域空间经济学；空间计量经济学；空间自相关
区域空间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如今随着空间计量模型的广泛运用，尤其在应用经济学方面的应用十分广泛。但是，国内的文献检索中发现国内学者对于空间计量模型的研究仍然是比较薄弱。随着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和计量工具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地理学者和区域经济学者开始将注意力放到宏观尺度的空间集聚现象研究上，他们为了给区域经济的增长以及空间集聚产生的效应做出相对合理且详尽的分析，借助了空间计量方法以及一定的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并且在此过程中构建了空间结构模型的构建，分析集聚产生的机制以及经济成效，并将此应用于具体地区的实证研究。
一、空间计量经济学的产生和主要概念
空间计量经济学作为一个确定的研究领域出现时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是为了满足区域计量经济学中处理区域经济数据的需要而出现的。1974年的荷兰统计协会年会上，J.pealinck在其对大会的演讲中第一次提出了"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概念。
paelinck和Klaassen（1979）没有定义空间计量经济学本身，而是初步确定了五个重要原则，用来指导空间经济计量模型。这五个规则包括：（一）空间相互依存的作用；（二）空间关系的不对称性；（三）位于其他空间解释性因素的重要性；（四）分化事后和事前互动；（五）明确建模空间模型中的空间模拟。
有趣的是，这些规则强调一个现实的表达空间直观变量在计量模型规范中的重要性，如潜在措施，距离衰退功能和空间的安排。他们同时指出，空间系列和时间系列的根本区别是由于空间相互作用相对于时间序列的反馈。
空间计量经济学系统研究后得出的结论由anselin（1988a）提出：对总的空间统计分析特殊性所造成的空间科学模型进行处理。换句话说，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明确考虑空间的影响，包括空间自相关，空间滞后和空间不均匀误差的方法。anselin在定义中提到的将区域，位置和空间的相互合成作用，及对他们的估计参考地理数据模型，数据可能来自空间中的一个点，也可能是从一个区域。
二、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国内外发展状况
（一）国外研究状况
国外学者运用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经济方法在分析区域经济增长的方面已经做了不少的工作。如Rey等（1999）首次运用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研究美国各州1929～1994年人均收入的收敛性，通过moran'si指数测试验证了证明空间相关性在统计上非显著性，并根据Lm检验选择了空间误差模型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结果比较。Baumont等（2003）运用空间数据分析方法辨识1980～1995年欧共体的空间俱乐部，发现南北两区分属于不同的俱乐部，并选择空间误差模型对南方和北方的俱乐部空间趋同性做了研究。
（二）国内研究状况
国内已经出现了许多研究空间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成果，研究对象很多都延伸到了县级单位，但是研究方法和实证检验仍有待进一步的充实和丰富。纯粹从理论层面来讲，大多数研究人员在解释研究成果时，对于省级尺度的研究成果更具有说服力，但是由于数据规模较大，而导致选择的参考意义和现实意义不强。吴玉鸣（2000）在分析时运用到了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中国的31个省市进行了集聚增长因素的分析；陈晓玲等（2006）采用了我国1978～2004年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省级数据，考察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联性。一些学者在引鉴国外研究时，保持了相对谨慎的态度，以地市或县域为基本分析单元，尽管总体上这类研究较少，但研究者开始关注县域尺度的研究，一些研究结论的解释的参考性和实践意义得到加强。如李小建等（2006）以县域为基本空间单元，以人均GDp为衡量指标，分析河南省经济空间结构演变过程。
三、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空间计量经济学主要包含的内容包括：主要包含了的空间相关为主的，辅之以空间差异性，涉及空间相邻，空间相邻矩阵等概念。
（一）空间相关
对于空间的相关性，空间自相关常常是其核心内容，空间自相关（spatialautocorrelation）是指一些变量在同一个分布区内的观测数据之间潜在的相互依赖性。
空间自相关的计算方法有许多种，但是为人常知的并且为学者所常用的方法有：moran'si、Joincount、Getis、Geary'sC等。然而，这些方法都有其功能，但是在其范围和局限性方面，当然也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在一般情况下，该方法的功能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全域型，另一种是区域模型。
全域型是为了确定是否存在这种现象在空间聚集行为，但它并不表明到底在哪些领域聚集。如果全域型不同的间距（空间滞后）顺序排列的空间自相关统计时，可以进一步作出空间自相关系数图，这种现象表明在空间分析上是否是一个层次的分布。根据anselin（1995年）提出的LiSa（本地空间关联指标）方法声明，区域聚集能推断（空间热点）范围的方法主要有两个：首先，通过显着性检验方法，表征收集空间单元相对整体研究范围，如果检测值是大的，表明空间自相关是显著的，也就是说，这是这一现象的空间聚集的领域，如：G系数和ord（1992）开发的G系数的统计方法；其次，它度量空间单元对整个的研究空间自相关的影响程度，影响范围往往是一个大面积的"特殊情况"（离群值），这意味着这些"特殊情况"点往往是一个聚集点的空间现象，如：anselin的莫兰散点图。
（二）空间差异性
空间差异性是空间相关的目标缺乏均匀性的区域，如发达地区和落后的区域，中央区域和区域等。例如，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中国沿海地区相对其经济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空间差异的研究中，只要空间单元的特性考虑，大部分都可以使用经典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解决。然而，当存在交叉的空间差异和空间相关性存在，则经典的计量方法不再适用。
本文研究空间模型的主要区别有以下两种：e.Casetti（1972）提出了空间扩展模型和回归分析模型参数漂移。空间差异主要体现在模型中参数的空间相对位置的变化，空间单元的位置信息作为辅助变量。
（三）时空数据空间模型
该模型是在设计中考虑到了时间维，从而增加了描述的复杂。在经典计量经济学模型，这是一个考虑全面的时间安排的情形，部分数据属于时间序列的情况，在实际工作中是非常有用的。同样，数据被划分成与空间有关的空间相关性的存在和缺乏。如果数据不存在空间相关性，可用于面板数据模型的。
四、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局限性及发展方向
在目前的研究中，由于其他单位系统单元内存在空间的位置影响到其他的位置，系统的单元位置受到相邻的单元格之外的边界位置的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模型仍然是一个问题并且值得研究的。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不是由距离的远近来决定的，单用地理上的距离在如今看来显得太为狭隘，因此，在研究这些问题，如何进行交易，并且将资金，人才流动以及贸易，充分体现在空间权重矩阵去，仍然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除此之外，在许多经济问题中需要研究的问题并非只是一维的而是多维的，如何在空间矩阵中建立一系列的空间模型也尚待进一步研究。在此类问题中，整个模型的描述可能会因为数据级的变化而产生变化，不同的变化对模型变化也还未知，如何能采用一个统一的模式对系统进行描述仍然尚待研究。
随着我国遥感技术的逐渐发达以、统计资料的不断累积以及众多学者对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方法运用的日趋熟练，根据时间以及对空间的排列数据越来越多，从而对数据的空间分析更为快捷。
参考文献：
[1]paelinck，J.andL.Klaassen.1979.Spatialeconometrics.SaxonHouse，Farnbo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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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晓玲，我国地区经济收敛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J]，《经济科学》，2006（05）
区域经济研究篇5
地方政府间的利益不协调严重削弱了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效应，分析这些问题和现象背后的原因，将有助于协调和解决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冲突，促进区域经济在联动中快速发展。第一，行政壁垒的阻碍和行政权力的滥用。随着经济联动的不断深入，行政壁垒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矛盾日渐凸显，表现在地方政府人为地设置贸易壁垒，阻碍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等举措。伴随财政分权和行政分权的发展，地方政府的自增加，可支配资源的范围不断扩大，也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但是由于监督机制稍显不足，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经常违规使用行政权力，导致地方政府间的利益矛盾不断升级。第二，区域经济联动缺乏法律和制度保障。法律可以规范各地方政府的各种行为，例如通过反垄断法对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进行约束进而消除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和地方保护主义。缺乏统一的合作规则与法律保障是区域经济联动发展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区域经济联动都还只停留在非制度化层面，区域内许多共识只是通过高层领导人的谈话和承诺达成，缺乏制度和法律保障。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合作成本和收益的不可预期和难以量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得长效合作关系难以维系。第三，利益协调缺乏组织和机制保障。目前我国各区域在地方政府协调方面采用的是以政府的名义所进行的官方会议形式，并没有成立一个具有权威性的负责统筹和协调事务的组织机构，仅有的联席会议和高层论坛等形式无法使利益协调制度化和规范化。这种松散的协调模式，缺乏明确的责任与分工，也缺乏足够的权威，从而增加了地方利益协调的难度。同时，目前我国区域内公共事务基本都是由政府垄断的，很少有相关非政府组织能够参与进来发挥作用，这样也严重制约了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的效果。
二、区域经济联动发展中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机制构建
实现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均衡和共赢是地方政府间合作与联动发展的前提，而利益协调将是推动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内在动力。本文在遵循一定原则基础上构建出以利益冲突为中心的利益协调机制，主要包括评估、决策、实施、保障四大机制，各个机制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完整的动态的体系。
（一）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的评估机制首先，分析利益相关者。根据各利益相关群体在整个利益冲突中的利益得失及相对重要程度，以及他们对区域经济联动中利益目标实现的影响程度，将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划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次要利益相关者和边缘利益相关者。其次，进行利益受损与利益增进评估。必须在明确评估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先进的评估方法和评估技术进行合理评估，确保评估过程的客观公正与科学规范。最后，评估利益协调可行性。从技术方法、经济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对利益冲突可能涉及的经济效益、社会环境影响等进行预测，从而提出该利益冲突是否可以协调以及如何进行协调的咨询意见，为利益协调的决策提供依据。
（二）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的决策机制首先，必须明确利益协调的对象和标准。综合考量各种利益，区分出各个层次的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核心利益相关者中的利益受损方(补偿对象)和利益增进方(收费对象)，即利益协调的对象。其次，明确利益协调的原则。利益协调必须坚持平等互惠、协商一致、风险共担、公平公正等原则。平等对待各利益主体，在风险共担、协调一致的基础上进行公平公正地协调。最后，确定利益协调的方式。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种：一是区域层面的利益补偿机制，包括建立规范性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制定差异化区域经济政策、产业倾斜政策和税费政策等。二是地方政府间横向的利益补偿机制，通过发达地区在区域联动发展中获得的增量收益援助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三是建立区域合作共同发展基金、生态环境保护公益基金等形式的各类项目资金，为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协调提供资金保障。
（三）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的实施机制首先，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企业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加强区域宏观调控，以市场和政府的合力来克服恶性竞争、地方保护主义等利益不协调的现象，实现区域内地方政府间利益冲突的协调。其次，明确区域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分工，构建合理有效的区域利益协调模式。区域内各地方政府要通过订立统一的联动协议，将区域性公共事务的管辖权特别是区域利益冲突协调的权力让渡给区域性组织，确保区域组织与地方政府分工明确、责权对等。最后，重视信息共享与公众参与。建立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间经济政策信息共享与沟通交流机制，通过社交网络、新闻媒体等渠道将利益协调的相关信息予以公布，接受区域内公众的查询。重视相关利益群体的参与，构建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
区域经济研究篇6
关键词：港口经济；区域经济；优化策略；论文下载
港口经济是由港航运输、工业地带、商贸、旅游等相关产业组成的一种小范围经济，有明显的运输低成本、强流动性、外向型等特性。亚洲“四小龙”、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等区域经济的飞跃发展，都显示了港口经济在其经济发展中的巨大贡献和推动力。
一、港口经济效应阐述
首先，港口地带的低运输成本是吸引商贸的最大诱惑因素。便捷的港口运输和货物的规模化流动成为国际经贸企业的首选因素之一，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推动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口就业，进地区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其次，是港口经济对区域经济的物流整合效应。港口不但可提供货物装卸、中转和仓储等物流服务，还可以利用其信息通讯以及信息网络，为用户提供所需市场信息与决策信息。再者，聚合区际经济，强化区域一体化发展。港口可以在区域内实现产业优势互补，降低产业成本，产生巨大的聚合效应，强化区域一体化发展。最后，港口经济的投资乘数效应和全局性效应。港口经济肯定直接推动本区域的基础设施发展。另外，数据显示港口生产经营与其他相关产业及间接诱发的经济贡献为1:5，提供就业比值为1:9。
二、港口经济模型处理——以南部沿海城市为例
为了定量研究港口对区域经济的促进效应，我们对某沿海省份的港口吞吐量与GDp运用线性回归函数表达并进行回归模拟。建立如下计量经济模型:
各字母代表如下:
Y——沿海某省国内生产总值GDp，用来度量该省区域经济的发展;
X——沿海某省省内港口吞吐量，用来度量该省港口经济的发展;
c2——港口吞吐量对于GDp的平均影响，，u为随机误差。
根据某省份2000年到2011国内生产总值与省内港口吞吐量的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得到表2-l:
表2-1（Y单位亿元，X单位千吨)
将表3-1导入eviews软件进行oLS估计，检验结果合理。经过eviews辅助分析，我们得到以下模型:
Y=0.04420114036*X+1073.272641
【36.13056】【3.076984】
(0.0000)(0.0105)
其中，【】内为t值，()内为p值
R^2=0.990884F=1305.417
该模型的经济意义可解释为:该省港口吞吐量每增长1%，则其省内GDp平均增长4.42%。从图3-1也可以看出，原始数据与拟合数据的拟合度比较好，计算涉及的两个变量之间可近似拟合为线性，即我们可以使用原来的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由此说明:港口经济通过这种大约为1:4的乘数关系对该省区域经济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三、区域经济融合下优化港口经济的策略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港口经济有效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总体发扎，但其涵盖的地域和发展程度仍显不足，其综合服务功能比较薄弱，经济效应辐射范围仍有较大开发潜力，国际中转枢纽地位尚未稳固，甚至更有来自日韩等国外港口的激励竞争，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优化港口经济发展，从来带动国内区域经济提升显得尤为重要。
3.1大力发展临港工业群，把腹地经济的发展作为港口建设的有效支撑，腹地经济以港口的大运量、大吞吐量的特点为支点，形成优势互补，生态共存。如日本的“三湾一海”就是成功的典范。
3.2构建区域协调的集疏交通网络体系。围绕港口经济的运输优势，集中力量搞好区域范围内的铁路、公路及航空建设，形成一个以港口为起点，以高速公路和铁路为主骨架，以省级干线公路、农村公路为补充的水陆互补、功能完善、交通便捷的港口集疏运网络，充分发挥港口在人流、物流运输中的主渠道作用。
3.3全方位开放，进行体制创新，有效整合资源，推行自由港政策。自由港政策为港口发展带来了大量的过境转运船舶和集装箱货源。
参考文献
区域经济研究篇7
【关键词】低碳经济；粗放型；锁定效应；科学发展
十报告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并提出要“建设美丽中国”。不难看出，发展低碳经济已经不仅仅是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提出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更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低碳经济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模式。
一、低碳经济的提出及发展现状
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和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低碳经济”最早正式出现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并很快在联合国召开的气候变化大会即巴厘路线图中得到进一步肯定。低碳经济概念的核心思想就是要通过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构建清洁能源结构，改变以化石燃料为主的现有能源消费格局。2008年的世界环境日主题定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就是希望国际社会能够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使低碳经济的共识纳入到政府的决策之中。由于世界经济低碳化，提倡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根本出路，因此，低碳经济概念立刻得到了各国政府的普遍欢迎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我国一直重视推进减排和低碳工作，始终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重要战略任务，是最早制定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2007年，我国政府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成为第一个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明确了到2010年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目标、基本原则、重点领域和政策措施。1990～2005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6%，并正在争取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同时努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展退耕还林和植树造林工作。2012年，十报告首次提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二、低碳经济发展面临的瓶颈
由于低碳本身是一个新事物，因此，低碳经济的发展必将经历一个摸索试探的发展过程，也会有很多想不到的问题和困难摆在面前，具体来说，需要妥善解决以下几个“瓶颈”问题：（1）发展阶段的制约。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对能源需求快速增长，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停止，致力于改善13亿人民生活水平的努力不可能停止。特别是要实现十提出的2020年将实现GDp与人均收入比均翻番的目标，离不开经济的高速发展。而我国万元GDp能源消耗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至11倍，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源榨取性的过度消耗甚至浪费的基础之上，“高碳”特征突出的“发展排放”就很难回避，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大制约。（2）发展方式的制约。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存在，对能源和资源依赖度较高。产业比重严重失调，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分别是15%、52%、33%，而世界平均是5%、31%、64%。第二产业在经济的比例相对较高，加重了经济的高碳特征。2011年，我国工业能源消费量占全世界消耗的73%。另外，不少地方热衷于扩大经济规模，盲目发展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化工业”项目。投资体制和价格体系不合理，相关标准和法律法规不健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够，企业管理水平不高等，都是导致了我国经济的粗放式增长。（3）贸易结构的制约。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我国产业仍处于低端位置，在产业技术含量、附加值和竞争力等方面均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在国际贸易中，我国出口的商品主要为高能耗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在新一轮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中国承接了相当一部分劳动、资本密集型、高消耗和高污染的产业，中国在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资源，并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4）“锁定效应”的制约。“锁定效应”是指基础设施、机器设备以及个人大件耐用消费品等一旦投入，其使用年限均在15年乃至50年以上，其间不大可能轻易废弃。一方面，表现在投资规模较大的传统产业上，原有的旧技术、旧设备不能一次性更新，这些不良的投资和过时的技术而被“锁定”。另一方面，发展初期，所引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造成的影响一时不能消除，这种无奈的引进也造成了“锁定”。
三、区域低碳经济的发展路径
对于一个地区而言，发展低碳经济必须与区域经济的特点、优势相结合，不能脱离实际盲目追求，为了低碳而低碳，否则就很难创造经济效益。（1）转换观念，坚持科学发展。充分认识发展低碳经济，是顺应世界经济社会变革的潮流，又是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突破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和环境瓶颈性约束，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有利于形成完善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机制和制度保障体系；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打造未来的国际核心竞争力，为实现经济方式的根本转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当前形势下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有效途径，也是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举措。要充分认识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这一场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的重大变革中去。（2）优化产业结构、改变发展方式。党的十报告提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服务业。落后生产能力是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源头，淘汰落后产能是实现低碳发展的重要手段。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综合手段，强制淘汰一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加大深化循环经济试点工作，以循环经济理念促进石化、钢铁等行业的生态化调整，构建循环型产业链和产业园区，确保重点产业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把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产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支柱产业。（3）倡导低碳生活，开展低碳城市建设。城市为人类提供了更高的生活质量，但城市人口集中，交通、建筑、采暖、照明以及居民日常生活消费大量的能源，城市已经成为温室气体排放最集中的地方。发展低碳建筑，在建筑设计上引入低碳理念，如充分利用太阳能、选用隔热保温的建筑材料、合理设计通风和采光系统、选用节能型取暖和制冷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倡导居住空间的低碳装饰、选用低碳装饰材料，避免过度装修，在家庭推广使用节能灯和节能家用电器，鼓励使用高效节能厨房系统，从各个环节上做到“节能减排”，有效降低每个家庭的碳排放量。发展低碳交通，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和快速轨道交通系统，限制城市私家汽车作为城市交通工具。（4）依托科研院所，加速技术更新和人才培养。大力发展低碳经济，重在技术创新，重在人才的培养。要加大对相关科研的投入，加大对环保、清洁生产、能源等专业的财政投入，在政策和资金上支持和鼓励高新技术研发。同时要大力培养低碳产业人才，大力宣传低碳经济，将低碳经济基础理论作为高校和科研院所学生最基础的读本，积极引进国内外高端低碳人才。重视加大合作力度，低碳技术的突破依靠科研院所和高校传统实验室的闭门造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搭建平台将企业和社会研究机构相结合，面向社会和企业需求，扬长避短，互相协作，加速低碳技术创新上的突破的成果转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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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探索中国特色的低碳道路[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2]周喆.我国低碳经济金融支撑体系研究[J].企业导报.2010（3）
区域经济研究篇8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高潮，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区域经济研究篇9
关键字：区域经济差异区域经济差异承受力区域经济差异预警系统
区域经济差异问题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就有学者对区域经济差异这种特殊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差异问题更是引起了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多数都是关于区域经济差异是在逐渐扩大还是逐渐缩小等问题的研究，而很少有对区域经济差异承受力和区域经济差异达到何种程度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进行研究，本文将重点研究区域经济差异预警系统建立的方法及其指标评价系统，并进行实证分析。
一、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现状
学术界对区域差异研究的学者很多，在他们的研究中，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指标体系和不同研究方法，所以得出了许多不同的结论，结合本人近来的研究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下几个结论基本可以概括出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现状：
1.在空间上，从省级行政区域单元来看，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差异和省际之间的差异都在扩大，从数值的比较上来看，90年代以来，区域差异的总体趋势在扩大，1990年的基尼系数是0.279，而2004年达到了0.346，增长了24.3个百分点，东部省际之间的差异与全国的趋势基本一致：从改革开放以来，锡尔系数处于缓慢下降趋势，中西部省际之间的差异一直相对较小，而且变化趋势较为缓慢，但是三大地带之间的差异一直在扩大[1]。
2.在时间序列上，1978年——2003年基尼系数的变化如图1所示：从1990年开始，基尼系数一直递增，这说明区域经济差异一直在扩大，且按照国际警戒线的规定：基尼系数超过0.4就是极度不均衡的表现，2001年的数据已经达到了0.36，在2002年、2003年和2004年有所缓和，但是未来的变化趋势难以测定（2002年上升—2003年下降—2004年下降）。
二、问题的提出
区域经济差异的存在是一个不容质疑的客观事实，也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威廉姆逊在“倒U理论”中描述的那样：在经济发展处于初期阶段时，区域经济差异不会很大，然而随着国家经济整体发展速度的加快，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就会随之扩大，当国家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时，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扩大趋势就会减缓，这说明，区域差异将存在于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只要有经济活动的发生，就会有发展的不平衡存在，这个差异无法避免。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区域差异状况依然位于倒U曲线的左侧[2]，至于什么时候会达到最高点，什么时候会开始减缓慢，尚无定论，这就提出了一个相关问题，位于曲线左侧则意味着区域差异将会继续扩大，可是每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差异都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如果在区域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这个差异的存在将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这个差异超出了区域发展可承受的范围，那么，这个差异将会阻碍整个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
这里我们提到一个概念：区域经济差异承受力，它的含义是指社会对区域经济差异扩大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主要强调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区域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等的影响）的承受能力，具体地，区域经济差异承受力由区域经济差异心理承受力、区域经济差异经济承受力和区域经济差异社会组织承受力三个方面所构成[3]。
提到这个概念，是想说明区域经济差异承受力是一个抽象的不易衡量的指标，所以下文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解决。
三、问题的解决思路
根据经济发展现状，我们可以尝试建立一套可以考察区域经济差异扩大是否符合承受力度的预警系统，具体做法：
1.选取预警指标。
（1）分别计算区域之间的人均经济总量指标的极二分位数差幅和标准差，用它们来监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的变化情况。
（2）测算经济水平最高的区域与最低区域之间的人均经济总量的极差和极差比率，监测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极端情况。
（3）计算低收入区域在全国人均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用来监测区域差异是否在继续扩大。
（4）辅助指标：社会对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反映程度，这是一个无法衡量的指标，只能定性地进行说明。
2.设定预警指标临界值。
根据以上指标的测算，预测差异变化的趋势，设定预警指标临界值，临界值设定在预测方案所显示的区域经济差异可能达到的程度和实际达到的最高值之下为宜。
3.区域差异评价系统。
预警指标临界值设定以后，就可以对以后的指标进行具体的衡量，看其是否在临界值之下，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t=1-a/B
式中：
t：某个预警指标的实际测算值或预测值距离其临界值的程度，t<1。
a：预警指标的实际测算值或预测值。
B：临界值。
t<0说明区域经济差异扩大，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控制。
t=0说明区域经济差异没有扩大，但需要关注。
t>0说明区域经济差异在缩小，我们只需要关注其未来变化即可。
四、实证分析
本研究采用1990年——2004年全国31个省市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指标进行的具体测算，数据如下表所示：
1.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的监测：
首先考察绝对差异的衡量指标——极二分位数差幅，该指标由人均GDp排序位居前2位省（市）之和与最后2位省（市）之和做差计算获得，反映的是最富裕地区与最贫困地区的绝对差异（图2）。
由于是绝对值的比较，逐年的数值呈递增规律，根据历年的平均增长率我们可以预测2005年的极二分位数差幅值为48249元，最终确定该项指标的上限为48249元，在实际的操作中，我们可以通过计算2005年的实际极二分位数差幅，利用上面提到的区域差异评价系统中的计算方法（举例如下）进行具体的测算与评价，进而对区域政策的制定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再来考察相对差异的衡量指标——标准差，由以下公式计算而来（数据见图3）：
在计算过程中，1990年—2004年标准差的变化幅度很大，因其数值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所以我们仍根据历年的平均增长率来测算2005年的数值，得到标准差的上限是12449，即为临界值B，具体的评价方法举例如下：
如我们得到2005年实际标准差是15896（a值），利用公式t=1-a/B，计算得t值为-0.28，t<0，我们可以得出结论：2005年区域经济差异相对扩大，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控制。
在这个环节中，绝对差异上限指标是48249元，相对差异上限指标是12449。
2.经济差异变化的极端情况的监测：
在这个系统中，主要采用极差和极差比率指标，目的是考察极端情况的变化。
2.1极差分析：
1990年最高收入地区与最低收入地区的差距是5100元，而在2003年差距上升到43115元，是1990年的8倍之多，以1978年为基期，199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是281.7，2003年是938.4，扣除物价指数的影响，2003年的差距是1990年的2.54倍。根据15年的平均增长率我们可以预测2005年的极差为60410.43元，所以在极差这个指标界限的设定上应该参考这个数值，设定极差上限为60410.43元。
2.2极值比率分析：
该指标反映的是人均经济总量最高与最低的比值，是一个相对数值，我们从曲线中可以看到，1990年——1993年呈急剧上升趋势，然后大幅度下降，从1994年开始缓慢上升，到2001年开始有所下降，呈现平缓波动，幅度极小，我们可以预测2005年极差比率不会超过13.3，这也是有史以来的最高值，以此作为极差比率的上限。
衡量经济差异变化的极端情况的两个指标的上限分别是：极差上限为60410元，极差比率上限是13.3。
3.区域差异是否在继续扩大情况的监测：
此处采用低收入区域在全国人均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来考察区域差异是否仍在继续
扩大。
我们分别计算了低收入4省（市）占全国的比重和最低收入地区占全国的比重，从数据（图7）上看，人均经济总量最低的4个省（市）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近年来呈现下降的趋势，说明最贫穷地区与最富裕地区的差距在扩大，也说明发达地区更发达，落后地区更落后，导致地区差异在逐渐扩大，通过测算，衡量区域差异是否在继续扩大情况的指标的下限是5.5%（1993年），如果比例低于5.5%，说明低收入地区与全国的差距在继续扩大，区域经济差异状况在恶化。
我们继续考察了人均经济总量最少的省（市）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1990年——2004年比重变化趋势如图8所示，与前者基本是一致的，而且人均经济总量最低的地区15年来都是贵州省，如果该项指标在2004年0.97%的基础上持续下降，那么落后地区和全国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最终将会影响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4.辅助指标的说明：
社会对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反映程度作为一个无法衡量的辅助指标，只能定性地进行说明，它实际上是社会对区域经济差异在经济、社会等领域所产生的多方面影响的综合体现,如果社会对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反映越来越敏感,越来越强烈，如社会大众对此议论和抱怨明显增加,舆论对此的报道增多,有关区域要求调控区域差异的呼声越来越大，说明区域经济差异已经发展到了区域即将不能承受的程度。因此，该项指标的衡量只能通过对社会大众的舆论、新闻媒体的报道学者和政府官员的关注等数量上的变化来大致判断。
五、总结
本文从多个指标、多角度入手来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程度，以区域经济差异预警系统来命题是为了突出问题的重要性。从以上的具体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差异状况比较严重，尤其是低收入地区与全国乃至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依然在扩大。文中提到的预警系统，实际上是一个约束机制，并不是说超过了预警系统的上限或是下限会有多严重的情况发生，但是有了这些指标系统，我们可以清楚、迅速地衡量当前区域经济差异的状况，这些指标只起到比较和参考作用，仅此而已。在指标的运用中，我们并没有考虑各地区之间物价水平的影响，此问题需另作研究。
参考文献：
[1]徐建华，鲁凤，苏方林，卢艳，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尺度分析[J]地理研究，2005年1月.
[2]文玫，中国工业在区域上的重新定位和集聚[J].经济研究，2001年第2期.
[3]张敦富，覃成林，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与协调发展[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年1月.
[4]姚静，山东省经济发展区域差异分析[J]聊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3月（1）.
区域经济研究篇10
关键词：GiS；区域经济；空间结构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1月17日
一、引言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化是地理界关注的热点，优化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至成熟阶段的基本要求。通过对特定区域的经济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可以较精确地反映出这一地区人文、社会、经济等要素的综合发展历程。空间经济结构研究大多采用传统的定性分析法，但近几年来出现新技术和新方法展现出更强的生命力。如3S技术可使我们对研究区的空间结构特点进行更精确的分析，从而把握空间结构规律以及为提炼相应的空间结构模型提供基础。地理信息系统（GiS）具有较强的空间分析能力，它是兼顾区域性与综合性的地学传统思维方式和现代高新技术结合的产物，为地理学的研究提供技术平台。本文运用GiS方法，对湖南省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化特点进行分析，从而把握其空间结构的演变规律同时分析其空间结构模型。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由于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具有明显时间性和空间性，地学研究的技术亦可为区域经济研究所用。利用GiS地理空间模型表达区域经济信息，不仅可直接获取空间分析研究中的大量数据，还可通过图形的思维来理解和分析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特点。以往的研究中，一般将县域作为点要素进行研究，即假定研究区的空间单元为均质区域，而这一假定与实际情况相矛盾。同时，由于在小尺度空间上获取经济数据的难度较大，因此本文以统计年鉴的经济属性数据赋予地图上对应区域的行政中心点，然后用GiS空间内插方法研究区域的空间结构演变。研究中将连接各县域的主要交通线路作为空间的轴线，区域中所有点的集合构成空间的面，通过研究空间点的变化进一步反映由点构成的线，面发展变化。通过研究1990年以来湖南省经济发展中各空间点的发展变化分析由它们所组成的区域空间结构变化，进而从整体上把握湖南省经济的空间变化。
本文选取人均GDp作为评价指标，因为人均GDp可反映人均经济增长，且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区域差异，并且从现行的官方统计数据中较易获取，数据的可信度和完整性较好。选取湖南省各县1990年、2000年、2006年和201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研究数据，数据来源于《湖南省统计年鉴》。
（二）实现方法。在arcGiS中把研究对应的属性值作为Z值，在1∶700万的河南省地图上，赋予各县的行政中心点，实现经济数据和图形数据相互关联。为了生成连续的数据曲面，对空间结构进行研究，利用arcGiS提供的空间插值功能进行内插，生成湖南省经济等值线图，从而可以分析区域经济空间布局，同时还可以此进行空间统计分析，对湖南省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研究，进而深入分析湖南省的经济空间格局。反距离加权法（iDw）是最常见的空间内插法之一。它认为与未采样点的距离最近的若干点对未采样点的值贡献最大，其贡献与距离成反比。可用下式表示：
其中：Z是估计值，Zi是第i个样本，di表示距离，m是距离的幂。
在用iDw方法插值时，m取值2。选取内插半径时需考虑空间距离的不可克服性，依据河南省最大地级行政市域，和区域经济中心的经济辐射力以及相邻两地级中心的距离，同时也考虑到行政区的完整性、测算的易操作性以及区际贸易壁垒的存在，取图上距离为40mm时，插值精度相对较高。
三、湖南省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的研究
在arcGiS的arctoolbox中选择iDw方法进行规则格网插值，生成河南省的经济等值线图，然后据此进行空间统计分析。通过投影变换、提取、符号化等操作最终得到1990年、2000年、2006年和2015年湖南省人均GDp空间插值图，如图1～图4所示。（图1～图4）
从1990～2015年湖南省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结果中可以得出以下特点：
（一）湖南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差异显著。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主要位于发展基础很好的长株潭地区，而且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区域也主要分布在湖南省东部，主要包括岳阳、长沙、湘潭、株洲、郴州。而西部城市如怀化、吉首则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湖南省区域经济结构呈现各城市独立发展的特点，城市之间联系不紧密，而且各城市的影响范围较小。进入21世纪后，这种独立式的发展模式渐渐被打破，城市之间的联系更紧密，影响范围逐步扩大，如长株潭地区已经明显开始融为一体。
（二）湖南省经济空间结构呈现出沿交通线发展的趋势。从1990～2015年湖南省区域经济结构演变过程来看，交通运输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时也是经济空间结构演变的重要条件之一。湖南省的经济空间布局呈现由京广线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而这一l展特点同时也印证了湖南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东部由于京广线带来的交通便利，使得其经过的城市和地区得到较好的发展；而西部地区由于地形多山地丘陵，交通发展相对缓慢，导致其经济发展受限。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进入21世纪以后，湖南省逐渐形成了经济发展轴向清晰的网络布局。以长株潭为中心，沿铁路走向，以岳阳、郴州、衡阳、永州为节点的中心发展轴，成为目前湖南省发展水平最高的经济轴线。
（三）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带动作用。从1990～2015年湖南省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的过程来看，几乎每个区域性中心城市以及周围一定范围，经济相对发达。以区域城市为中心，其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随距离递减的规律，距离中心城市越近，经济发展水平通常越高。各地区的城市数量和规模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015年底，湖南省有省辖市14个、县级市88个，形成了由大中小城市相互结合的发展体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然而，大中城市相对少，且功能不健全。除长沙、株洲、湘潭三大城市外，其他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还不足。从经济空间结构水平看，以长沙为核心，以株洲、湘潭、岳阳、衡阳、郴州5个城市组成的核心发展条带，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周围区域在辐射带动下，经济水平也相对较高。但由于城市带并不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下形成的，条带内部各城市相对独立分割的现象也相对明显，需要加强湖南省城市群的一体化建设。因此，将城市作为中心进行区域开发，把城市的发展与区域经济的布局相结合，走城市主导型区域发展的道路，通过提高资源配置空间效率来促进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优化湖南省的经济空间结构。
四、结论
本文通过arcGiS平台提供的距离幂函数反比加权内插方法，研究了湖南省1990～2015年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特点，实现了数量分析和空间分析相结合，使数字与图像融为一体。同时，还实现了经济统计数据与空间数据的耦合，为定量研究以及空间分析提供了有效手段。本文探讨了湖南省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特征，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GiS使数据库中无法看到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和发展趋势以图形的形式直观地展现出来，大大增强了可视性，这便有利于问题的发现和解决，从而为促进湖南省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主要参考文献：
[1]宋薇.优化区域空间结构与发展大连北三市经济[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25.2.
[2]陆玉麒.中国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地理科学进展，2002.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