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开二胎政策篇1
【关键词】二胎政策；计划生育；医疗
一、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发展沿革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
1、1949年1961年，思想准备阶段。
在这一阶段里，国家没有明确的人口生育政策，人口发展属于自然、无计划的状态。由于人民当家做主，生活初步得到改善，加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口死亡率显著下降，人口出生率逐年上涨，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840～1949年的2.6‰猛增到1952年20‰。
2、1962至1969年，试行阶段。
1963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为43.3.‰，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33‰，1964年，中国总人口已超过7亿。人口与粮食的矛盾尖锐化，人口对经济、社会的多方压力进一步加大。
3、1970至1980年，逐步形成和全面推行阶段。
“”的动乱使经济滑坡，人口增长，1969年总人口已突破八亿大关。人口与经济的相背运动，使本来已很尖锐的人口与经济矛盾更加突出起来。
4、1980年至1984年春，抽紧阶段：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经济底子又薄，在经济转轨的重要阶段，人口压力更加严重，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纪要》时明确指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们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5、1984年春到现在，调整和稳定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人口生育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情的变化，进行微调，也即各省、市、自治区从自己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和人口发展态势出发，制定本地区的计划生育条例，体现“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和精神，这些限制人口增殖的生育政策既符合国家和长远利益的要求，又相对接近家庭、个人生育需要和近期利益，成为国家和家庭双方都能接受的生育政策，实现了区别对待和多元化，缓和了计生矛盾。
二、中国人口现状
1、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
2000年到2010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57%，而2000年之前为1.07%，下降了5个多的百分点，增长速度明显缓慢。人口结构也发生重大改变，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达到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比1982年提高了5.64%。
2、男女性别比失衡
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发现，中国男女出生性别比是118.06，比2000年的116.86提高了1.2个百分点。联合国公示的男女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值域为102-107。
三、中国人口现状引发相关问题
我人口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不平衡和“未富先老”等状态将引发相关难题：
一是未备先老，社会负担沉重。由于老龄化突如其来，现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无力应对，医疗保险制度无法关注到所有待保障人群，现行退休制度也会给财政带来沉重负担，个人所得税制度急需调整，公共服务体系需大力加强。。
二是老龄人口医疗卫生消费支出增大。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倍，突增的老龄人口会对医疗卫生资源造成强大的压力，导致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高速增长。
三是社会服务的压力膨胀。中国老年人口的高龄化、老年人家庭空巢化趋势日趋严重，各种关注老龄人口的民生工程尚不健全，如何向病残老年人口提供社会服务更成为难中之难。
四是农村老龄化问题严峻。中国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城镇高1.2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问题的重点在农村，而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还处在试点阶段，相关问题带来的压力尤为严峻。
四、如何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应对社会老龄化
关于放开二胎政策篇2
关键词：倡导联盟框架模型；二胎；政策变迁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7019203
1问题的提出
197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3条规定明确提出“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这就意味着计划生育成为一项时效长、影响范围广的基本国策之一。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人口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历史转折，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迈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同时也创造了长达30余年的“人口红利”，具体表现在充足劳动力资源、高储蓄率、低劳动力成本对经济促进效用。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的短缺、失独家庭的数量增加等社会矛盾也日益增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放开严控生育政策向“单独二胎”过渡引起了各方热议与论辩，关于单独二胎政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本文运用倡导政策联盟框架分析其中政策参与主体在政策变迁弈与学习的过程，并提出单独二胎政策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2理论基础：倡导联盟框架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发展实质就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对于公共政策变迁而言，在外部环境和内部的决策子系统之间博弈的影响下也在持续不断的变革，逐渐成为公共政策存在的一种常态。传统政策变迁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CharlesLindblom的“渐进主义”模型，该阶段以Robertnakumura的“阶段分析法”最为典型，它把问题界定、议题设置、政策规划、政策设计、政策执行与结果评估视为公共政策变迁的过程，这种视角最大的弊端是把政策看成是一种线性过程的变迁，忽略了公共政策变迁的动态性，无法对政策变迁作出全面性、动态性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Sabatier&Jenkins-Smith在“阶段分层法”批判的基础上提出“非线性公共政策变迁过程”的理论典范―倡导联盟框架。该理论努力探究代表不同价值观的政策行动者如何通过竞争和学习从意识形态、政策利益的对立转化为共享一套信仰体系的过程，从而实现政策变迁。为了更加清晰的解释政策变迁过程具体情况，倡导联盟框架需要通过观察一个十年或更长久的时段来解释政策的变迁，具体理论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倡导联盟框架的政策主体
传统的政策变迁理论认为政策的变迁是不同利益集团件相互讨价还价的结果。与此相反，倡导联盟框架则认为是由持有不同政策立场的行动派相互博弈、相互学习的过程。这种思想源自于对“行政管理机构、立法机关、利益集团”的传统铁三角的批判，希望从原有的模式中拓展出来，主张把共享一个特定的信仰系统（信仰、价值取向、立场、问题的态度）的政策行动者归属于同一个行动联盟。然而，在一个政策系统当中会存在多个政策联盟，由于各自的政策偏好和政策目标的不同则会引起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冲突，甚至会引起政策僵持。因此，各种倡导联盟需要设法把他们的内核信念转变为公共政策，如果发生政策僵持，权威决策者、专家学者等也将充当政策经纪人协调各方的矛盾，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将矛盾降至最低。
2.2倡导联盟框架的影响因素
引起政策变迁影响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由相对稳定因素和外部事件的互动的结果。相对稳定的因素一般指在较长的时期内基本没有较大变动的因素，如政策问题背景、基本的社会结构、社会资源等一切可能对引起政策过程变化的影响因素。外部事件相对来说活跃程度较大，如社会经济条件、民意、其他子系统的决策影响等。倡导联盟框架重点关注这些变量的属性如何影响政策的变迁的发展，真正摆脱了传统的从单一因素决定论。真正回应政治价值取向多元化和环境复杂化的实践背景。
2.3倡导联盟信仰系统
倡导联盟理论认为每一个政策变迁都有具体体系化的信仰系统，信仰系统主要包括倡导联盟的价值取向、问题认知、政策目标认同及目标优先序等。这些信仰系统对于人们对问题的判断、选用政策工具和路径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信仰系统由抽象到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深层核心信仰、政策核心信仰、表层信仰。深层核心信仰属于抽象信仰层面，如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等这类难于改变价值观，它直接影响政策核心信仰和表层信仰，直接改变倡导联盟的判断力、认知力及其行为规范。政策信仰是较为具体的信仰，是由政策子系统当中的行动者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将深层核心信仰作用与某个具体政策，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个联盟政策的核心信仰并非僵化不变，只是调整起来非常困难；表层信仰指政策变迁当中具体的规范，如对问题界定、影响问题的成因，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等。
2.4倡导联盟信仰系统间博弈
不同的倡导联盟为扩大自己信念体系的影响力，需要借助各种手段保证目标的实现。其一，通过设置议题讨论发动联盟内部的成员从事发表言论、抗议、选举等活动，引起广泛的关注。其二，策略性的利用媒体宣传联盟倡导的宗旨，吸取有相同信仰的成员，扩大联盟内部的力量。其三，借助权威人士、公众舆论、可靠性的信息等各种政策资源与竞争对手进行对话和辩论，通过政策学习吸取各方的信仰体系中合理因素，淘汰不合理的信息，逐渐地调整和改变内部信仰，最终促使政策的产出与实施。若当政策子系统中的各方倡导联盟处于势均力敌时，就会产生政策僵局或内部震荡。政策制定者则会积极寻找各个联盟能接受的折中性方案，缓解各方的矛盾。
3我国单独二胎政策变迁
我国二胎政策经历了一个从鼓励生育时期到计划生育酝酿阶段、计划生育发展阶段、计划生育调整阶段的过程中发展和完善，具体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鼓励生育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十年期间，国家没有明确的人口生育政策，这个时期实际上受前苏联人口政策思想影响以及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影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和建设中。
二是计划生育酝酿阶段。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我国总人口已突破6亿。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表明了丰富的劳动力带来的效应固然是好的，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如果不加控制与调整金，势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党和政府意识到限制人口增殖的重要性，开始提倡群众避孕节孕。
三是计划生育发展阶段。1971年，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行“晚、稀、少”宽松型的计划生育政策。而真正开始转变为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始于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该文件明确指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项政策起初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据统计妇女总和生育率从上世纪20年代初的5.8下降到了1979年的2.7。
四是计划生育调整阶段。1984年中共中央转发了《关于计划生育情况的汇报》的7号文件，对“一孩”政策进行修正。严禁生育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对要处分，经过批准的困难农村家庭允许生二胎，即“开小口”、“堵大口”、“禁歪口”。
4我国二单独胎政策变迁：基于倡导联盟框架的分析
4.1我国二胎政策变迁中的政策子系统的构成及其其核心信念体系
如若对公共政策变迁的整个过程进行深入的研究，倡导联盟框架需要回答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秉持不同政策价值观的子系统在多大的程度上、采用何种政策资源支持自身的政策立场，另一方面是如何对对方的价值观、观点和意见加以引导和约束。在围绕信仰差异进行政策论辩的过程当中，也只有结盟，才能保证提出的政策行动方案的建议被决策者所采纳。
（1）“支持二胎联盟”主张“开放单独二胎政策利大于弊”。
首先，“单独二胎”政策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数量和人口结构。2012年末我国劳动年龄人口9.37亿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意味着劳动力匮乏的问题使我国人口红利进入逐渐收缩的态势。因此，需要重新激活劳动的活力才能重新分享人口的红利。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证实来这个观点，开放单独二胎政策能让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使得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其次，我国人口迅速老化的现状使得劳动力数量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比例失衡，未富先老、失独家庭数量激增、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等问题也随之凸显。这将导致社会养老成本增加，年轻人的压力增大。因此，开放单独二胎政策有利于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增强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
（2）“反对二胎联盟”主张“开放单独二胎政策利大于弊”。
与此相反，“反对二胎联盟”认为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意味基本国策的动摇。担忧一旦放开生育政策，婴儿出生率会在短期内大幅度反弹，一方面这将造成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等问题的恶性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形成供需紧张的局面。其次，截止到2005年末，《第四次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人事统计公报》显示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工作人员共计508713人，其中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的公务员104753人。《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决算表》显示，人口与计划生育事务的支出是812.85亿元。在防止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上，有关专家指出单独二胎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不了中国的老龄化，它只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弱化老龄化的水平。从社会的抚养负担来说，迫于社会经济的压力下，许多公众表示不是生不起，而是养不起。
4.2政策取向的学习和政策变迁
政策变迁是政策子系统相互学习、调适和妥协的产物。倡导联盟框架认为，在政策制定的环节上，持有不同信仰的联盟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充分论辩基础上及时调整提出的政策方案及正常立场。最有利的方式是通过政策学习进行调整，政策学习是政策变迁的重要途径之一，它包括一个倡导联盟信仰体系内的学习和跨越不同联盟信仰体系的学习。从单独二胎政策变迁过程中来看，存在着三个层面的政策取向学习活动：倡导联盟内部、倡导联盟之间以及政策斡旋人。各个倡导联盟之间都围绕所面临的争议点着广泛而深入的政策取向学习活动，其目的是：一抨击对方的观点缺点，二吸取对方观点的合理性。
（1）支持单独二胎政策联盟的学习。
放开“单独的二胎政策”并不完全意味着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动摇，当前，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当前的人口结构对经济、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要继续坚持落实和稳抓计划生育相关法律法规。对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要继续给予奖励扶助；对违法生育的，要依法依纪予以处理。其次，计划生育并非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科技技术、社会发展、医疗水平的提高，也会延长人的预期寿命。另外，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人口红利减少没有必然联系。
（2）反对单独二胎政策取向的学习。
对于公众所关心的“放开单独二胎后短期内是否会出现出生人口大幅增长”的观点，“单独二胎反对政策联盟”认为实行放开二胎政策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人口数量的增长从社会的角度上看必然会增加人口与公共资源的矛盾、劳动力的矛盾。由于生活、教育成本的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正发生了转变，“少生优生”的思维定式已在新生代育龄夫妻中悄然形成。面对高昂的育儿成本，即使放开“单独两孩”并不会引起生育的反弹。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在短期内人口数量增长是可以通过各省政策实施的时间差来进行适当调整。中国正处于出生率降低、升老龄化造成死亡率上阶段，二者相抵，新增人口对出生率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3）政策斡旋人的调和。
当各方联盟严守各自阵地，各执一词，都无法作出让步时，政策将陷入政策僵局的局面。在政策变迁过程中需要政策斡旋人帮助政策子系统摆脱僵局状态。如权威机构、专家都能起到斡旋的作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承担着计划生育工作及相关人口工作的规划、协调、指导、监督、宣传等工作职责。其部门本身的公共性一方面不能允许政策的改革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另一方面要想法设法使陷入政策僵局的联盟决策达成一致，共享一套政策系统。二胎政策的出台是否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已到“被松绑”，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表明坚持计划生育是长期坚持的“主旋律”，新形势下的许多问题也要纳入思考中，比如人口老龄化、性别比失衡、地区人口分布不均等都是人口政策设计的重要方面。实行二胎政策与坚持国家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5结论
本文采用倡导联盟框架，分析了单独二胎政策演变的动态过程。其理论的意义是能为我们全面的研究单独二胎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在应用的过程中不能完全挪用，应结合我国公共政策的实际情况，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虽然放开“单独二胎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尤其是调整社会劳动力构成起着重要积极促进作用。但从长远来看，放开单独的二胎政策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还需要综合各方面的建议进行调整。
参考文献
[1]张璐.放开二胎政策的利弊比较研究[D].长春：吉林农业大学，2014.
[2]陈潭.公共政策变迁的理论命题及其阐释[J].中国软科学，2004，（12）：1014.
关于放开二胎政策篇3
关键词：二胎政策；妇幼保健院；Swot分析
自上世纪90年代，我国为了进行人口数量的控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随着政策的发展，独生子女式的家庭结构为家庭养老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尤其是近些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的加强，2014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人数已经达到2.12亿，占总人口的15.5%，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为了解决当下老龄化日益严重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并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会带来孕妇和婴幼儿的数量增多，随着二胎带来很多的社会需求，例如，医疗服务需求和护理服务的需求。妇幼保健院是专门提供妇幼医疗护理的单位，二胎政策的放开，对妇幼保健院的需求量也增多，对于妇幼保健院而言既是一种机遇，也是挑战。
一、相关理论概述
（一）人口老龄化概述
所谓的人口老龄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超过了14%就被称为“老龄社会”。
（二）Swot分析法
Swot的首次提出是在1971年，肯尼斯・安德鲁斯（KennethR.andrews）在《公司战略概念》中提出这个Swot分析框架的雏形，20世纪80年代初由旧金山大学的管理学教授海因茨・韦里克（Heinzweihrich）系统提出Swot分析法。Swot分析法是根据分析对象自身的既定内在条件进行分析，找出分析对象的优势、劣势及核心竞争力之所在。其中，S代表strength（优势），w代表weakness（弱势），o代表opportunity（机会），t代表threat（威胁），其中，S、w属于内部因素，o、t属于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环境。使一个分析对象“能够做的”（即组织的强项和弱项）和“可能做的”（即环境的机会和威胁）两者之间的达到最优组合，实现分析对象发展的科学化。
二、二胎政策的开放依据
（一）一胎政策导致性别比例失衡
计划生育政策的开展，只允许生育一胎，然而部分地区受到传统影响较大，重男轻女的情况一直存在，喜男不喜女，生育多为男孩为主，导致我的男女比例出现失衡。另一方面，部分地区宁可罚钱超生也要生男孩，更有甚者出现弃婴的情况，归根到底是受到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而这样带来的问题就是男女比例的失衡。
（二）人口老龄化严重
我国已经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社会的出现，养老压力的增多，生产力的减少，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退休年龄的延后便是老龄化背景下的无奈之举，而且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养老压力较大，而且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三、公立妇幼保健院的优势分析
公立医院是我国的提供医疗服务的主体，公立妇幼保健院作为公立医院的一个部分，是提供与生育相关的医疗服务的主力军。而且国内公立妇幼保健院大多是高等医科院校的附属医院，不仅拥有先进的医疗水平，还在社会大众中拥有较高的声望和较好的口碑。公立妇幼保健院作为非盈利性的医院，由政府开办并享受税收减免及政府补贴的政策扶持，公立妇幼保健院具有规模大、基础设施建设新、医疗设备先进、医疗环境好等优势。在人才培养上，大批的医疗专家坐诊，加上公立妇幼保健院的知名度较高，更容易吸引和留住高素质的医疗人才，通过对医疗人才进行培养，提升医院的整体医疗水平。
四、公立妇幼保健院的弱势分析
公立妇幼保健院做为公立医院的一种，主要是由政府财政进行拨款，属于非盈利性的医疗机构，由于公立医院的规模较大，人口较多，政府给予的财政资金十分有限，无法满足妇幼保健院的发展需求，加上公立医院属于非盈利性机构，公立医院在经营上无法同民办医院比较，公立医院的经营意识和经营水平较差，更多的是依靠财政资金进行运营。此外，庞大的组织结构还会面临一些问题，例如，就诊人员过多，需要提前排队预约，就诊等待时间过长；医院规模大必然带来组织框架的复杂，医院挂号、就诊、缴费、住院等多方面流程过于复杂。在医疗服务水平方面，医院具有良好的知名度以及丰富的医疗资源，然而这些医疗资源还是难以满足人们对于医疗服务的高要求。例如，专家门诊成为人们预约的热门，全面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才是关键。
五、公立妇幼保健院的机遇分析
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国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鼓励人们进行二胎生育，二胎生育的推广，必然会带来大批的孕妇，这对于妇幼保健医院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对于医疗服务的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医院开办Vip服务，为患者提供最为优质的医疗服务，虽然收费较高，但是也有不少人员选择。二胎政策放开后，对医疗服务需求量的增加，促使妇幼保健院进一步发展，医院规模需要扩大，孕妇的增多，住院需求、护理人员、医疗服务水平都需要进行扩充来满足顾客的需求，这需要医院做好医疗硬件的投资改善医疗环境，储备医疗服务人员，提升工作人员的医疗服务水平等。
六、公立妇幼保健院的挑战分析
公立妇幼保健院的挑战主要是指民办医院和医疗机构的竞争，公立妇幼保健院规模和组织大，虽然医疗服务水平和医疗资源丰富，但是同民办医院和机构来比缺乏灵活性。首先，民办医院知名度较低，为了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必然会进行宣传和提升自己的医疗服务水平来吸引客户；其次，民办医院的收费标准要低于公立医院，民营医院会通过降低医疗服务收费标准来提升吸引力；最后，民办医院属于盈利性机构，经营能力强，薪资水平会优于民办医院，会吸引大批优秀的医务人员，缩短民办医院和公立医院之间医疗资源的差距。二胎政策放开后，对于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七、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难以适应养老需求，二胎政策的放开，对妇幼保健的需求增加，对于公立医院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公立医院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因此，公立妇幼保健医院应该抓住二胎政策带来的机遇，扬长避短，做好医院发展的规划工作。
参考文献：
[1]祝叶芳.二胎时代产科医疗风险新压力与对策[J].中国乡村医药，2016（02）.
[2]朱亚鸣，向林，徐烨.基于Swot分析的城市家庭二孩选择发展对策探究[J].统计与管理，2016（07）.
[3]许文宣.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研究[J].才智，2016（15）.
[4]冯艳.浅析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的利与弊[J].经济期刊，2015（10）.
[5]张璐.放开“二胎”政策的利弊比较研究[D].吉林农业大学，2014.
关于放开二胎政策篇4
计生政策实行逾30年，中国亦深受老龄化社会之痛，中国人口政策的拐点是否已经到来？
“二胎”能解决什么问题
新加坡政府内阁资政李光耀在他的《出生率下降为发达国家敲响警钟》一文中说，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的人口是新加坡的两个最大隐忧。
在中国，人们的传统生育观念也因之改变。早在1997年国家计生委所作的一项调查就显示，城市和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已分别降至1.56和1.8。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现行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突出。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人口素质下降等问题，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困扰中国。
一个担忧则来自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明显加快的趋势。据国家计生委预测，到203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55亿，成为不折不扣的“银发社会”。
从2011年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中国已经走上老龄化的快车道。
上海自1979年起即迈入了老龄化城市行列。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老年人的健康和保障问题面临着严峻挑战。
但在中国人口科学的学术带头人翟振武看来，“假定放开了二胎政策，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老龄化的问题，只可以缓解一些老龄化的过程和速度，所以，靠多生孩子来解决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我觉得作用不大。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之策还是要建立完善的、广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这才是根本”。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进入老龄化的同时也进入少子化阶段。少子化意味着未来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在持续减少。
另一个担忧是，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持续升高，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已达117（即每出生100个女婴，相应平均有117个男婴），远远高于103～107的正常值。“这说明人口群体在性别比例上失去了调整的空间，按照婚龄差距在5岁之间测算，中国婚姻市场将有2000万～3000万男性面临婚姻压力，这无异于一个定时炸弹。”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不无忧虑地说。
谁会生“二胎”
据联合国及各国人口学者的统计，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在1.4到1.5之间。而2.0左右的生育率则被人口专家认为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即人口增减的分水岭，他们据此认为，应放开二胎。
婚姻家庭专家徐安琪早在2004年年初所做的一项调查就发现，目前上海的青年男女中，教育程度高和经济收入高的“双高”人士，对生育第二个小孩的兴趣最大。
刚刚生了一个女儿的一位江苏企业老板则表示：“希望能够再生一个孩子，或者到国外生，或者缴纳社会抚养费。”二孩早已落地的一位上海父亲也说：“以往的说法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但现在，能生两个孩子的基本上是有经济基础、学历也较高的人群，他们希望让后代有个更好的环境，而很少考虑到经济成本。”
相比富人、名人生“备胎”，事业和生活压力已使得许多普通市民不想生，甚至恐惧生。生育权利的不平等，被搁上台面，这亦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个艰难命题。
计生与超生的困局
作为一项国策的计划生育工作，始于1982年。之前，中国已经连续多年出现了生育高峰，到上世纪70年代，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已相当尖锐。
中国实行的是多元化的生育政策。简言之，城市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农村夫妇生一个半（即第一胎如果是女孩，还允许再生一个），少数民族夫妇生三个，个别地区如则不设限。但这一严格的强制性调节政策，几乎自推行之初便遭到了普遍抵制，在中国农村地区尤其如此。
为控制急剧增长的人口，中央明确规定，计划生育要由各省、地、县、乡、村党政一把手亲自负责。在农村地区，最强有力的执行者是乡政府及村委会，计划生育指标完成与否，成为衡量乡村主要领导政绩的重要标准。
“为推行计划生育，我抓过人，牵过牛，扒过房子，干过许许多多违法乱纪的事。按法律要判我20年徒刑，也不算过分。”在社会学家曹锦清所著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一个在乡政府干了8年的计生干部坦言道。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城乡各个角落的计划生育干部们，都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不会有人发自内心地愿意终生从事这样的职业。
2001年12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并于2002年9月1日正式实施。该法出台后，国务院接着颁布实施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三部配套法规。在此期间，全国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修订或制定出台了地方性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其速度大大高于其他领域的地方立法。而2003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发展已成为国家计划生育工作延伸的重要领域。
试点之路和难点之处
“目前有几种放开二胎的方式：有的人赞成‘单独’放开二胎；有的人赞成‘双独’放开二胎。问题的关键是，怎么去放开二胎？计划生育政策不会永远存在，问题是怎么逐步做到这一步？我觉得，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翟振武表示。
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在去年的一次受访中称，广东省已正式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但能否得到批准，要由国家决定”。
广东的计生政策此前就曾进行多次微调，比如在2009年取消“双独”夫妇的“二胎生育间隔期”，依法生育第二胎不用再等4年；同时广东也调整了已生育残疾儿的夫妇再生育、再婚夫妇中生育一方的生育权等问题。
放开“二胎”，难处究竟在哪儿？
于决策者而言，庞大的人口基数依然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压力。此外从现实而言，二胎政策是否放开，需要考虑一个现实，即如果二胎放开，将有多少人被新政策所鼓励，从而释放压抑已久的生育意愿？
关于放开二胎政策篇5
深圳超生二胎罚款新规定对违反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二胎)的夫妻或者非婚生育子女的公民(以下统称当事人)，按照市统计部门公布的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3至10倍征收。真的是这样吗?一起来看看20xx年深圳超生二胎入户申请办理流程及处罚规定
以单独二孩政策的推出为参照系，全面放开二孩要落地，恐怕至少要经历4个关键程序：第1关：中共中央的决定;第2关：国务院制定调整意见，全国人大会批准;第3关：各地实施方案报批;第4关：地方人大修订计生条例。国家卫计委下属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姜卫平昨日表示，全面落实该政策还需等待各地人大修改地方的法律之后，方可最终落地。
开放二孩要先修法
姜卫平透露，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落实应该是参照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他强调，全面放开二孩依旧需要依法落实，首先有个修法的过程。
20xx年11月，xx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当年12月国务院就向全国人大会提交了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议案，12月末的全国人大会就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
该《意见》明确了各地落实单独二孩的实施方案。首先，各省(区市)的政府制定实施方案，接着报国务院主管部门(即国家卫计委)备案。之后，各省人大或其会修订地方性法规。
深圳抢生属违法要罚款党的xx届五中全会宣布全面放开二胎，是桩大事件。当天，就有人兴高采列地操办起来，甚至有单身狗幽幽地表示：当晚根本睡不着，整个楼都在晃当。不过，目前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并没有修订，各省区的《计生条例》也没有修订，现在生二孩，地方计生部门板起面孔来严肃执法，怎么办?
这个之前是有教训的。20xx年11月三中全会明确了单独二孩，到12月全国人大会修订，再到次年年初各地修订《计生条例》，足足有小半年的时间。这期间，一批抢生者最后陷入了尴尬境地，面临高额社会抚养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所以，对于计生政策的新旧衔接，政府要明确从新兼从轻原则，即对当事人有利原则。
依法理，法律、政策原则上是不能溯及既往的，只能从旧。但是也有例外，刑法规定，旧版刑法认为是犯罪的，新版刑法不再认为是犯罪的，即使做出行为时，新版刑法还没有生效，但依然可适用新版刑法，归于无罪。为什么?因为新版刑法将原来有罪的规定为无罪，就说明整个社会对一个行为的评价有了根本性的改变，甚至一定程度上认为过去的规定是错的，没必要继续执行了。所以，才有了从新兼从轻原则，以补救不溯及既往原则的不足。
同理，从单独二孩到普遍二孩，也是对严苛的计生政策的纠正。它说明双独一孩政策已经不适应时代，应该改变。既然已经不适应时代，那就应该改得越快越好，不能机械地按老皇历办，还对已经符合目前政策的生育行为进行处罚。
比如，目前湖南省卫计委表示，五中全会公报公布后，不符合规定生育第二个孩子的，不作实质性处理;但是，公报公布前，不符合旧有的规定的，已经处理的，原处理决定继续有效;未作处理的，将根据生育行为发生时的法规政策依法处理。之前未处理的二胎，为什么还按老皇历处罚呢?能否从宽以待?
这其中直接涉及到超生罚款的调整问题。放开普遍二孩，社会抚养费将断崖式下降，基层计生部门得彻底转型。之前，地方计生部门的利益与社会抚养费高度关联，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说超生养计生财政。比如，20xx年重庆全市社会抚养费用于人口计生事业的经费为近10.8亿元，占人口计生事业总财政投入的69.8%;而80%的社会抚养费被返还给人口计生部门。社会抚养费成为不少区县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现在实现普遍二胎了，财政收入上依赖社会抚养费的计生部门，就必须面临收入来源、业务的全面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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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渐进决策模型计划生育二孩政策
一、问题背景
自20世纪70年代末始，中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的人口控制和经济社会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为我国创造了较大时期的“人口红利期”，也在教育、卫生领域营造了较好的社会公共环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现，如生育率太低、人口老龄化、劳动适龄人口下降等问题开始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论。诸多统计、研究机构证实当前中国的生育水平低于官方公布的数字，在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甚至出现了人口的零增长和小范围区域内的负增长。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当前各方面在深化改革，经济社会在飞速发展，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国策将长期认真地坚持下去。启动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数量变化，及时、审慎、灵活、稳健地调整和不断修正生育政策，促进人口的平稳发展。所以说，推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有了一定的改变。此后各地具体政策陆续落地，但“单独二孩”的政策效果却未达到预期。据多项全国摸底调查预测结果显示，单独二孩政策能够覆盖的目标人群数量在1100万对左右。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106.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了再生育。与公众低迷的生育意愿相对的是由于我国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引发的老龄化的加剧与人口红利的消失。在此背景下，现行生育政策加速调整已迫在眉睫，不少专家都认为全面放开二胎生育已十分必要。
二、理论模型
渐进决策模型是由美国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提出的。所谓渐进决策，就是指决策者在既有的合法政策的基础上，采用渐进方式对现行政策加以修改，通过一连串小小的改变，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逐渐实现决策目标。渐进决策模型需要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按部就班原则。决策过程是决策者基于现行政策的稍加修改。他把决策过程视为一个按部就班的过程，也就是强调决策过程的连续性。
第二，积小变为大原则。渐进决策对现实的变革是通过一点点的积累，逐步实现根本变革。所实施的决策方案也不是全新的方案，而是对现行政策所做的小修改或稍大规模的调整。
第三，稳中求变原则。政策上的大起大落无助于决策过程的稳定性，且势必会危害到社会的稳定。为了保证决策过程的稳定性，就要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通过一系列小变达到大变的目的。
三、分析论证
（一）用按部就班原则分析“二孩政策”
我国现行生育政策是在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形成的。事实上，尽管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政策实施的过程中，除了人口大省的河南以外，其他的省、市、自治区均规定了“双独夫妇”可以生育第二胎的有关政策方针。只是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之初，“双独夫妇”远没有成为社会现实，因而在上世纪末人们似乎将“双独夫妇”可以生育二胎的政策遗忘。整体上看，我国的生育政策前后是保持连续性的，是按照“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到“双独”，再到“单独二孩”再到考虑放开“全面二孩”的路径发展的，是决策者基于过去的经验，结合现有的政策环境，对其稍加以修改形成的最终政策。
（二）用积小变为大原则分析“二孩政策”
为确保一项政策的有效性与针对性，就必须对原有的政策进行不断修正，从而实现一项政策能够真正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生育政策不断地经历着决策、执行、评估、调整的过程。2011年我国出台了计划生育新政策，就“可申请生育二胎”给出了新的标准，增加了农村居民、少数民族、烈士、再婚家庭等特殊条件的夫妻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情况。地方政策上，2003年前后，吉林、江苏、海南、上海成为第一批取消二胎生育间隔的省（市），目前全国已有近20个省（区、市）取消了二胎生育间隔。2014年，我国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也采用各省份相继启动的方式，浙江省、江西省、安徽省在2014年1月成为第一批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省份。2014年3月以来，全国出现了“单独二孩”新政启动的小高潮。从中可以发现，我国在推广“二孩政策”坚持了积小变为大的原则，在执行中不断评估、调整，逐步完成在全国范围内的政策执行。
（三）用稳中求变原则分析“二孩政策”
人口政策是百年大计，着手改革生育政策的同时，忌“大起大落”，“稳”是最关键的。政府在2011年酝酿“单独二孩”政策时遭到很多学者反对，有些学者担心一旦放开会导致人口井喷式增长，反而不利于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等问题的解决，影响社会稳定。2015年1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在国新办新闻会上针对关于2016年全部放开二胎问题，其表示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一致，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单独两孩”的政策，逐步完善调整生育政策，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2015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针对记者提问的关于全面放开二胎问题表示目前正在推进，也正在进行全面的评估，会根据评估的结果，依法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在制定推广“普遍二孩”的政策上，政策制定者遵守了稳中求变原则，在调整过“单独两孩”的政策后需要再评估社会公众反应，再逐步完善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四、结论
“单独二孩”政策的放开在人口持续发展上有着重要意义。但从政策效果上看，公众的生育意愿远低于预期。从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形势和社会趋势看，“单独二孩”这一项政策还不足以满足于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人口的需求，逐步地、有针对性地全面放开二孩是计划生育政策发展的一个必然方向。但是应考虑到，要避免全面放开二胎造成人口堆积现象，仍需要适当控制放开“普遍二孩”政策的节奏。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将始终贯穿于整个21世纪，“人口红利”将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消失。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举措并不应该是依赖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而应该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同样，应对劳动力资源优势消失对经济持续发展的影响，其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加快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增长方式转变。
（作者单位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作者简介：王玮（1988―），女，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2014级mpa研究生2班。]
参考文献
[1]郑丙浩.科学发展观视角下的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研究[D].福建：华侨大学，2012.
[2]丁煌.林德布洛姆的渐进主义决策理论[J].国际技术经济研究，199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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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胎政策是中国实行的一种和计划生育政策相对应的生育政策，指符合指定条件的夫妇可以生育“二胎”。
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原因
（一）人口形势十分严峻。我国人口形势十分严峻。虽然这些年对两孩政策进行各种样式的开放，但是都没有办法改变生育政策需要改变的实情。
（二）劳动力短缺现象。在社会化的发展中，农村的年轻劳动力都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下老人和小孩儿，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人口红利慢慢消失。出生率减少，适龄劳动力减少，导致人均GDp下降，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三）单独二孩实战遇冷。政府实施里单独二胎的政策，但是并没达到想要的效果，到2014年底为止，只有不到100万的夫妻申请生育二胎，和政府一年增加200万新生儿的预计相差很多。进展不明显，原因如下：
1.没有明确的法案。单独二孩政策并没有对一些法案进行改动，仅仅是对各地一些生育方面的条款作了修改。从而使每个地方和每个地方的情况不同。2.并不很想生育。生育二胎需要考虑自身的经济情况，也要从事业方面考虑，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夫妻对生育的观念也在转变，越来越多的夫妻并不是很想生育二胎。
（四）独生家庭问题。1.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需要赡养4个或者更多的老人，同时需要照顾自己的孩子，沉重的压力让人感到无力。近几年，我们国家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小，从20世纪80年代的4-5人减少到现在的3人左右，家里选择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越来越多，同时，家庭的养老和生育功能不断减弱。2.老人失去独生子女成为家里不能承受的伤痛，也是社会的一大问题。失去独生子女的夫妇所承担的内心痛苦，未来的经济压力，再生育能力，以后的养老问题也不是一般的家庭承受的痛苦所能相比的。
（五）男女比例失调。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而重男轻女的思想自古以来就在人们的心里根深蒂固，很多家庭希望生育男孩儿，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B超对所生幼儿的性别起到很大作用，人们都会在孕间去做B超检查，增加了生男孩的比例，使男女的比例失调严重。这也代表着也来越多的男孩在适龄期间无法找到结婚对象，同时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如果要使男女比例恢复正常，对生育政策的各种限制就要放宽或者全部取消才行。
三、全面二胎政策难以实施的原因
（一）家庭层面。1.生育成本高，面对压力大。现在从怀孕到生产，从生产到培养，再到儿女的成家，各种成本相当高昂，已经不是一个家庭轻易能承担的，况且就业压力大，再生一个孩子可能使夫妻的人生规划都改变，很多家庭很难做决定再生二胎。2.花费时间、精力多。随着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工作和社会上的地位不低于男性，越来越能在各个舞台展现自身风采。如果生育二胎，很可能使很多女性失去竞争的机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抚养孩子，失去自己的事业。3.家里孩子阻力大。生二胎的另外一个阻力就是家里孩子不愿意父母再生二胎，认为生二胎父母对自己的爱就会转移，所以由于家里孩子阻挠的原因很多家庭放弃了生育二胎的念头。
（二）社会层面。虽然国家允许适龄的夫妇生育二胎，但是并没有根据生育政策针对一系列相关问题作相应更改。像女性的生育福利，产假福利，生育二胎妇女的就业政策，国家医疗卫生设施的优化，二胎子女教育成本的减免，完善的养老政策等等。1.医疗准备。全面二胎放开后，医疗资源需求是最为迫切的。同时，由于生二胎对家庭的经济负担压力大，政府需要增加优质妇产资源。2.女养育育成本。孩子的生养成本主要由分娩、养育、教育三大块组成。对于生养二孩家庭来说，家庭支出无疑是要增加，尤其对于城市家庭来说孩子的保姆费、教育费、换房费等增量将比较大。
四、全面二胎的好处
1.二胎政策可以增加劳动力。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如今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且出生率不到国际标准的二分之一，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将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二胎政策，为未来储备足够的人力资源，缓解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压力。2.二胎政策可以调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男女比例影响了年轻一代人的正常婚姻和组建家庭，而二胎政策恰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3.二胎政策也有利于个体的发展。（1）二胎政策可以为孩子创造更健康的成长环境。在当今时代，我们不难看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一般独生子女都有内向和性格孤僻的情况。生育二胎可以让两个孩子在一个家庭成长，有利于塑造健康的性格和能力。（2）生育二胎还可以避免家庭失去独生子女的问题，从另一方面讲也减轻了一个子女抚养老人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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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二胎生育率；社会抚养费；榜样作用；农村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8—0049—03
一、引言
关于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近年来的研究大多数是从宏观因素出发，如生育政策、经济、文化等。澳大利亚学者考德威尔（J.C.Caldwell）认为，只存在两种生育类型：一种是具有经济效益的生育，另一种是不带经济效益的生育[1]。中国学者李银河也提出两种生育类型：一类是经济型生育，另一类是政策计划型生育[2]。魏津生则更宏观地指出，自然环境、经济状况、社会状况和政策干预，是决定生育最为显著的因素[3]。风笑天的研究则反应了二胎生育者自主意愿对生育的影响[4]。这些研究对于了解中国生育情势，制定生育政策产生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但这些研究更侧重于宏观，在微观形态中，生育行为受到哪些因素影响的问题并不清楚，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基层生育形势会有直接帮助。
笔者共实地访谈了12个家庭，两个孩子之间间隔在八年以上。这样的家庭类型，占该村家庭总数的9.67%。之所以选择二胎生育间隔大于八年的家庭，是因为这些家庭第一个孩子都已经离手，有的家庭生育二胎时，第一个孩子已经上大学或是已经外出打工。与两胎间隔较短的生育相比，这部分父母生育第二胎没有通常所理解的必要性和自然连续性。因此，选择这部分家庭作为研究样本，更能提示当下农村二胎生育的原因。
二、原因分析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影响被访者生育二胎的因素主要是基层干部为多征社会抚养费暗中鼓励、传统的养老和延续香火观念、乡村妇女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后推动精神归宿、抚育二胎的负担得到有效分摊及二胎家庭群体对一胎家庭的压力等五个方面。
1.基层干部暗中鼓励。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初期，基层干部对农村的计划生育把关非常严格。在访谈对象中，有一位十年前生育二胎的妈妈说：“那时候为生儿子，东躲，每天都活在恐慌之中，生怕被计生办的人抓住，还不敢躲藏在关系比较近的亲戚朋友家，那时候实在没有办法，就躲到工地上，可是有一次还是被计生办的人找到工地上了，幸好当时工地的人多，有工人看到计生办的人立即告诉我丈夫，我当时没有办法就躲在工地储藏材料的地下室。那时完全无家可归了，家里被贴了封条，值钱的东西也被搬走了，自己的亲戚也被抓起来审问，现在真的不敢想当时是怎么挺过来的。”这样的情形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初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不管想生二胎的意愿多么强烈也不敢轻易冒这个风险。而近几年“只需交钱便可安心生育二胎”已经成为乡村民众心中的“政策”。和前些年动辄株连和逮捕的惩罚相比，不难发现基层“政策”放宽了，给那些原本是独生子女并且一直想生二胎的农村家庭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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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是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的一句话。原文中这句话是用来打消“有些同志”对于“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会带来将来劳动力不足问题的忧虑，30年后，这句话成了中国众多学者和其他人士提倡放开第二胎、改变中国人口政策的凭据。
现状：“未富先老”
今年两会上，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第五次提出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提议，更有多位民间学者持续呼吁放开第二胎。人们在关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同时，也观察到这一政策时期发生的众多社会问题：男女比例失调、民工荒、人口老龄化、独子的社会风险等等。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在中国大陆，0-14岁人口占了总人口数的16.60%，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了1.67亿，占总人口数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
按照国际惯例，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的人口结构就称作老龄化社会。人口年龄金字塔表现为塔尖变宽，塔底变窄，呈现出一种不稳定的“头重脚轻”形态。数据的背后暗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的危机。在中国的人均GDp只有4000多美元的情况下，有学者将中国的老龄化特征解释为“未富先老”。
同时，由于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政策，全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已降至3.10人，近几年的高考人数持续下降即为新生人口减少表现之一。两者结合带来的问题就是，长此以往，中国的家庭将会呈现“四二一”的结构形态，即一对独生子女夫妇赡养四位老人，同时抚养一个孩子。这样的经济压力和生活压力很可能引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而且由于中国未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对于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无论是在制度上还是硬件设施上都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如此快速的老龄化是30年前公开信中所始料未及的，“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40年以后才会出现。我们完全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这样的预言并没有完美兑现。不仅如此，中国在不得不面对“未富先老”的窘境同时，除了年轻一代人数锐减而很可能老无所依的困难外，还遇到了另一个阻碍：人口红利的即将消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曾经对人口红利作如下解释：“人口红利就是我们在一段时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比较快，而且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增加比较快，这样就使得劳动力资源在一定时期内非常丰富，就使得发展经济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的成本也比较便宜。”
中国在实行计划生育前及计划生育初期，一定的高生育率为中国带来了持续了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客观上对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人口红利消减，我国现在依靠劳动力数量和价格优势的发展模式将会遇到极大挑战。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中国的生育率连续30年下降，总和生育率由1971年的5.4下降至目前的1.8左右，甚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根据六普数据做出的计算，这个数据可能在1.4和1.5之间，更是远低于2.1的正常生育更替水平。
关于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长时间，还存在不同的观点。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在去年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提到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大概在2025年左右结束，中国劳动力的供应量在今后的15～20年左右内仍很丰沛。而另据一些专家估算，我国最早在2015年左右，人口红利将开始枯竭。甚至有人在去年声称从2012年起就将进入人口红利下降期。虽然时间不同，但是无外乎都证实了中国在经历了先高后低的人口增长率过山车后，即将迎来的很可能是劳动年龄人口不断下降，经济发展人口优势不再的处境。用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的话通俗地说，就是“20～24岁青年劳动力10年后骤减一半”。
调整：从“急刹车”到“软着陆”
纵观中国建国以来的人口政策，可以说是起起伏伏。从五六十年代的对生育不加控制甚至鼓励生育，发展到70年代末，中国的人口已近十亿，到1980年，“晚稀少”的政策也紧缩为“只准生一胎”，导致人口控制能力大幅下滑。大力提倡一胎的政策转变为只能生一胎的过渡较为突兀，曾经参与讨论制定这一政策的原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田雪原称它“就像一个急刹车，已经踩到底了”。这一刹车就刹了30年。中国的生育率降得过猛，也引发了近年来有学者和相关官员不断提出调整人口政策的各种建议。其中也有较为偏激的观点，但是最普遍的观点还是“逐步放开二胎”，实现软着陆。
早在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就提出“应逐步过渡到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会造成人口失控”的提议。被称为计划生育政策“副总设计师”的田雪原，则在2009年12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特别提到“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并建议城乡统一计划生育政策。2012年两会期间，纪宝成更是表示“一胎”政策已到了需要当机立断痛下决心进行调整的时候。
事实上，中国一些省市地区都已在尝试迈出软着陆的第一步。去年广东正式向国家提出“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紧随其后的省份则是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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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河北保定071000
[摘要]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单独生育二孩政策，这是计划生育政策的适时调整，是适应人口发展新形势、合乎民意的重大举措。然而在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家庭中，有相当一部分夫妻并没有二胎生育意愿。这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现象，具有一定的社会共性原因，本文对此问题的社会成因进行了简单探讨。
[
关键词]单独二孩；生育意愿；社会原因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决定启动单独生育二孩政策。这是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是适应人口发展新形势、合乎民意的重大举措。一是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规模，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二是有利于逐步实现国家政策与群众意愿的统一，提升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家庭养老照料功能，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三是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一、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生育二胎意愿低
从“单独两孩”政策出台亮相，到2014年1月浙江省率先放开“单独两孩”政策，全国多地“单独二孩”政策相继迎来实施一周年。千呼万唤的“单独二孩”政策终于落地了。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前期开展的生育意愿调研显示，“单独二孩”政策全面落实后，在全国范围内符合生育新政的1500万至2000万夫妇中，大约有50%至60%的人表示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然而现实却是，截至2014年12月申请并获批的“单独”夫妇仅有92万对，要知道，这些人即使申请了也并不意味着都生育，而且不会在同一年内生育，因此目前这些申请获批的“单独”夫妇实际生育二孩数将明显小于92万，这对于每年有1600万左右人口出生的中国来讲显得微不足道。
现实情况是在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家庭中，放弃生育二胎的夫妇占有很高的比重。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哪些原因导致如此高比例的人群放弃二胎？
二、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放弃二胎的原因
可以说，符合政策家庭放弃二胎，已经或者即将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具有一些相同的社会成因，值得我们予以关注与探讨。
（一）生育成本过高
孩子多了可以适当缓解养老的压力，使独生子女不再那么孤单，可以维持人口均衡发展，但是生孩子的确不是简单的事情，生得起还得养得起，养育孩子的成本是必须并且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在不愿意生二胎的原因里“经济成本太高”是主要因素。对年轻群体来说，有自主选择生二胎的权利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一涉及生养孩子所要付出的高额成本，现实的经济状况和生活压力让人产生了不少的犹豫和顾虑。
长期的一孩化导致社会上一个家庭一个孩子成了常态，家庭把所有精力和资源放在一个孩子身上，提高了平均每个孩子的养育成本，生养一个孩子自出生到大学毕业，从照料、食品及日用品花费，到教育投资，城市孩子大约得花费100多万元，农村的孩子也需花费20至30万，这还不包括结婚、买房这些重大投入。生育第二个孩子，将使孩子相关的各种支出大多变成了双份，尤其是房子够不够住也是个重要问题，加大了家庭买房、换房等方面的压力，在教育投资一定的情况下，家庭两个孩子的教育质量能不能都跟得上也是许多家庭必须顾虑的问题。
在我国相关社会保障还未跟上的情况下，生育第二个孩子增加的各种花销在普通的工薪阶层看来确实令人难以承受，心有余而力不足使许多人面临养不起两个孩子的窘况。现今很多年轻人一定程度上在结婚、买房上都在“啃老”，而在自身经济状况不允许的情况下，生养二胎将会导致“二次啃老”。“养不起”是民众在面对“单独二胎”政策时考虑的首要因素。
（二）工作压力过大
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发展，年轻人大多会在城市工作和生子，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繁重的工作以及巨大的工作压力使得他们的精力与体力难以承担第二个孩子的生育、抚养。许多女性也不再把全部期望系在孩子和伴侣身上，而是更多地关注个人发展，而男性也因为抚育孩子会占用他们可以用来发展事业的时间和精力、增加他们的机会成本而降低生育意愿。我国虽然不断完善劳动用人制度，但是不签署劳动合同的情况在很多小的个体户雇员中普遍存在。不少企业也存在着其他各种问题，要么是女员工怀孕期间没有任何工资、要么是没有产假。许多女性在怀孕后都会被用人单位解雇或者是不再签署续约合同，从而使得她们在怀上孩子的同时面临失业。
可以说，综合以上因素，选择生育第二个孩子，会给父母的职业发展带来较大的压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上升空间，给家庭也带来了较大压力。
（三）家庭养老压力
在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的现实下，许多家庭选择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托付给老人抚养以减轻自己的压力。然而，在达到一定生育间隔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时候，许多老人的年龄已经偏大，其体力和精力已经难以照顾孙辈，甚至自身都已经开始需要照顾，尤其是在当今第一胎生育时间都在普遍推迟。
在现在较为普遍的一对夫妇要赡养四位父辈老人加上八位祖辈老人“二四八”赡养结构里，符合政策家庭的年轻夫妇面对如此巨大又不可控的赡养压力，选择减轻可控的抚养压力放弃生育第二胎，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四）生育观念转变
所谓生育观就是人们对生育问题相对稳定的看法和主张，也是指人们对于家庭的生育功能的基本认识及所持的态度。应该说，生育观念的变化是符合政策家庭放弃二胎生育行为的思想基础。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行和日益深入人心，再加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建立健全，许多人的生育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多子多福的陈旧观念早已被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的新生育观所取代。“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在潜移默化中被大部分人所接受，成为习惯与常态。再加上生活、教育成本的提高，低生育思维定式也已在处于生育期的新生代家庭中悄然形成。许多年轻的父母注重孩子素质培养，不断提升生活品质，觉得养好一个孩子就够了——在越来越追求个性发展和生活品质、理想追求的今天，许多年轻父母的选择逻辑是，如果保证不了自己和孩子的生活品质，就宁愿不要多生，宁可少生，也要优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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