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天文学知识篇1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著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著《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著《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著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帧⒊率倒Α⑿旃馄簟⒄啪霸馈⑿显坡贰⒎揭灾恰⑼跷??⒚肺亩Α⒀?妗⑿齑蟠弧⒊滦拊埃?鹊取?br>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著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著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著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V。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著《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著《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著《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著《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著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锸ぶ?椤贰ⅰ镀朊褚?酢贰ⅰ恶珩昃?返鹊取U庑┚?涫歉餮Э频目蒲Ъ宜?匦胱鸪绲摹?br>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D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著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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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天文学知识篇2
摘要：由于初中物理学习阶段对物理的学习多为定性分析、相对简单等特点，将中国古代物理适当地引入初中物理教学中是可行的。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用现代物理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物理并围绕教学目标适时引入中国古代物理，并能对学生的物理学习、文化素养产生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古代物理；初中物理
【中图分类号】G633.7
在初中阶段。学生由于数学工具和逻辑思维的有限，不要求物理学习过程中过多运用数学工具和逻辑思维的方法。在初中物理教材中曾指出，研究自然界中的力现象、声现象、热现象、光现象、电现象和磁现象等物理现象，找出其中运动变化的规律，并阐明其原因，这是物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1]初中物理较高中物理简单，初中物理教学对许多物理现象注重定性分析，对定量计算要求不高，到高中物理才注重更深层次的研究。
一、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我们的先辈在进行各种生产活动中不但获得了物质财富，而且也对各种现象从熟悉到渐渐地有所认识。这种认识活动最终形成了古代的科学知识。中国古代物理学成就几乎全是中国人自己独自创造出来的，最著名"四大发明"为大家所熟知了，除此之外我国还有许多古代科学知识。公元132年，东汉的张衡制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地动仪发明用以测定地震的震源方向；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中记载有"今人梳头，脱著衣时，有随梳、解结有光者，亦有咤声"，叙述了起电现象，既看到静电闪光，又听到放电声；《宋史・僧怀丙传》记载宋僧怀丙曾于宋治平三年（1066）左右用浮船打捞沉落江中的万斤铁牛，"以二大舟实土、夹牛维之，用大木为权衡状，钩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这是现代起重浮艇原理的最早应用。在明代及以前中国古代物理学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由于欧洲近代物理学的兴起，它才显得落后了。
二、有助于学生物理学习兴趣的培养
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物理本身是一门逻辑性很强的理科学科，初中学生刚开始接触物理，只有学生对物理有了兴趣，才能会自觉地、主动性学习物理。现在有许多古装剧、穿越剧影视作品流行，在教学中不仅把日常生活、生产劳动中发生的物理现象、问题与教材中的物理知识紧密联系起来，还可适当地把中国古代物理引入教学中。可以让学生从方中国古代物理科学方面了解古人的生产生活，既满足了学生的好奇心，又培养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在讲滑轮知识时可以讲下我国古代使用的辘轳，古人用辘轳这种简单定滑轮打井水，即联系实例又联系了中国古代科学智慧，增加了学生的兴趣。
有些中国古代物理本身具有其神秘性和趣味性，学生在生活中自然会接触到的一些历史、人文知识，其中就有涉及到中国古代物理科学的。如：在北京天坛的圜丘坛最上层中央的圆石上面虽小声说话，却显得十分洪亮。所以每当皇帝在这里祭天，其洪亮声音，就如同上天相助一般，加之祭天时庄严的气氛，更具神秘效果。其实这是明代建造天坛的工匠利用建造在周围的石栏，将声音反射回来，回声与原声混合使听到的音量增大。曹冲称象这个故事是表现曹操儿子曹冲才智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家喻户晓，而真正理解其中物理知识的同学可能很少，曹冲曾经提出"以舟称象"法，正是浮力原理的具体运用。教师结合这个故事讲授浮力知识，在讲故事的同时用浮力知识分析曹冲称象的物理原理。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活跃课堂气氛，使学生在学习知识逻辑性严密的物理过程中有愉快的感受，又让学生明白了其中的"奥秘"，怎不使学生感到物理的乐趣呢？
三、有助于学生学习和掌握物理知识
引入中国古代物理到物理教学中，寻找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知识和西方近代的相似和不同之处，这是我国学生在学习物理时所需要跨越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代创造的文化的综合，它代表和反映了我们祖先的心灵和智慧。由于它具有被社会所接受的认同性和稳定性，它对学生对待物理学的认识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又是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4]而中国古代物理不乏实证、逻辑思辨，如《墨经》是科学、逻辑学和哲学著作，其中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实验。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用现代物理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物理并围绕教学目标适时引用，更贴近我国学生学习物理的文化环境。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心理、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成功的现代民族教育不仅要善于克服传统文化中的因素对现代改革的阻力，而且要善于利用传统文化作为现代教育革新的力量。[5]
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上的物理学学科，古代物理知识同农、医、天、算比较要分布零散得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虽然受到封建制度带来的中国的物理学停滞性，但仍然能处在当时的世界前列。
古代中国形成了独创独特的实用物理体系，这是中国古代的古代物理学的发展的其显著的优点也是明显的不足，这也决定了它未来的发展趋势。西方物理学的发展善于吸收先进的科学文化，数学方法、观察方法、实验方法、形式逻辑等应用到物理学中，在注重实用的同时更注重理论的研究。将将中国古代物理引入初中物理教学中让学生在这个过程，明白前人研究物理的优点和不足。"古代中国物理"和"西方物理"在物理课堂上融合在一起，让学生了解学习物理的方法不能像只是对物理现象经验性的描述与研究，学会运用数学工具、逻辑思维等方法学习物理。
四、有利于中国文化弘扬和传承
中国古代物理具有鲜明的时代文化、民族文化烙印，古代物理科学中蕴含传统的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文化传统的变化是微弱的、渐变式的，然而，中国物理教育的内容、方法却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全西化了，中国物理教学在教学模式上完全运用了西方的教学模式，然而在心理上却在不自觉的运用着中国传统的物理文化观。中国物理教学，无论是大学里进行的物理教育，还是中小学进行的物理教育，都已经在百年来的进程中完全放弃了中国古代的传统物理文化。[7]
参考文献：
[1]封小超王力邦.物理课程与教学论[m].科学出版社2005：11
[2]刘树勇白欣.中国古代物理学史[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
[3]朱瑞丽，刘磐修.中国古代物理学史与当代爱国主义[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4）：121-126.
[4]张晓灵.物理文化与中国传统物理文化的边界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08.
[5]徐丽丽.大学物理教学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策略研究[D].合肥：合肥工业，2011.
古代天文学知识篇3
一、激发兴趣，开展竞赛
“兴趣是最好的教师。”教师如果想在古诗词教学中提高对古代文化常识的教学效果，就需提高学生学习古代文化常识的兴趣，在教学中可以做到激情引趣。教学时，对作者的介绍是古诗词教学里必不可少的环节，但学生对这一部分内容不太感兴趣，再加上介绍作者的语言缺乏系统性，所以学生的掌握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在教学中，教师首先要对古诗词里的作者进行梳理，这样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在教学中有选择地把常识性知识告知学生。其次就是打破以往的背景介绍模式，采取适合学生年龄特点的形式进行渗透，如情景导入、讲故事等。其三是去掉那些与小学生心理发展、学习领域、兴趣无关的“摘抄”，尽量精简地介绍作者的生平。例如对统编教材三年级上册《望天门山》一诗的作者李白的介绍，教师就可以设计悬念，激情引趣，以李白有着“诗仙”之称，也有“酒仙”的美誉导入，学生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吸引了过来，对李白被称为“诗仙”“酒仙”的原因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笔者通过简单的介绍道明李白“诗仙”之名的由来，以及与贺知章、杜甫之间的关系，并顺势介绍这两位诗人：四明狂客——贺知章（李白的朋友），少陵野老——杜甫（和李白并称“大李杜”）。同时，笔者还将学生的思路短暂带回到三年级的古诗《望洞庭》《绝句》《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山行》中，因为这几首诗的作者的雅称分别是诗豪（刘禹锡）、诗圣（杜甫）、诗佛（王维）、小李杜（杜牧）。并通过“古代诗人知多少”竞赛的形式，对以前学习过的“古代诗人并称、雅号、雅称”进行巩固复习，学生兴趣盎然、跃跃欲试。短短几分钟，便可让学生积累到古代诗人别称的基本知识。
二、借助多媒体，形象生动
多媒体教学能使课堂生动化、形象化、直观化，化难为易，提高教学效果。在对古代文化常识讲解时，我们可以借助多媒体，将那些远离生活的抽象知识点能够直观形象地呈现在学生面前。在古诗词教学中，对天文知识方面的介绍也可以借助多媒体来进行。在诗词里，关于月亮的别称有很多。如李贺的《马诗》：“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因初月如钩，所以被称为“银钩、玉钩”；白居易的《暮江吟》：“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因弦月如弓，故称“玉弓、弓月”；李白《古朗月行》：“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因满月如盘，故称“银盘、玉盘”。教学时，如果我们单纯通过文字讲解，小学生对“弓、钩、盘”难以产生直观的印象。但如果运用多媒体呈现月亮形状变化的动画图，用视觉的直观感受，代替文字，这降低了教学的难度，提高了教学的效果。
三、主题教学，系统总结
古代文化常识比较琐碎、零散，如果我们想要掌握其中一部分，就需要对其进行全面系统地了解，同时也需要我们在古诗词教学中，采用主题教学的方式。主题教学旨在将学生的学习现状与学习目标相结合，通过知识点主轴的构建，串联起一系列的知识点切片，对学生所学内容和需要掌握的知识进行纵向发掘，整体构建学生的知识体系。这类课堂的教学目标更明确，对问题的挖掘更深入，对知识的总结更系统。但由于课堂时间有限，所以主题教学离不开“学习前置”“问题驱动”。在教材中，我们会碰到不少有关历法的诗词，如王贞白的《白鹿洞》：“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朱熹《偶成》：“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颜真卿《劝学诗》：“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由此，我们可以围绕古代计时法这个主题来展开教学。课前教师向学生提出：“三更、五更是几点钟？为什么古人是用‘寸’来衡量‘光阴’的？古人是用什么方法计算时间的？古代有哪些计时法？”等诸多问题，让学生根据问题先自主学习，然后分小组搜集资料。为了避免学生无从下手，失去学习的积极性，教师应适当提供帮助。课中，教师检查学生的笔记，并小组汇报交流，分享学习收获。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回答对知识进行总结，课后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将古代的十二个时辰和现在时间一一对应，并以表格的形式整理在笔记本上。这样通过“学习前置”“问题驱动”，学生的脑海中就形成了系统的知识体系。值得注意的是，主题教学对教师的知识系统有着更严格的要求。教师对相关知识需有系统全面的了解，是确保课堂有效进行的前提。
古代天文学知识篇4
然而，人们提及孔子对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影响时，常常认定孔子奠定的儒学是排斥科学技术的。假如这就是孔子与中国传统科技的全部关联，那么，不仅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伟大的人物需要修正，因为很难想象对于传统文化中举世公认的辉煌成果毫无正面作用的人，能称得上是这一文化的伟人；而且也很难从逻辑上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技术成就和这一文化的主流思想即孔子开创的儒学是完全相对立的。
由此可见，儒学绝不可能是完全排斥科学技术的。
至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对于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究竟是起积极的影响还是消极的影响，这是一个科学史界、哲学史界反复争论、迄今尚无定论的问题。
孔子开创的儒家对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有着正面作用，但也无可否认，儒家确有轻视科学技术的倾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向关注于人事而忽略了自然，这一点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但其以理性反对迷信则大大有利于科学的发展。
儒家对科技的鄙视和推动则表现在“仁知统一”上。所谓“仁知统一”，即道德行为（仁）和理性认识（知）的结合。
对于仁知的统一，孔子是这样论证的：一方面，知从属于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另一方面，知是仁的必要条件（“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仁知由如此的互为前提而贯通为两者完美结合的“中庸”这一“至德”。但是，这“知”却不是指认识自然事物及其规律，而是明确地把“知”的任务规定为认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因而，在仁知统一的支配下，由于伦理理性居于知识理性之上，科学技术成为雕虫小技，处于遭贬抑的地位。然而，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仁知统一”对科学技术只具有排斥的作用。因为，如果某些学科的认识（知）对象同时具有道德（仁）的属性，即这些学科本身是仁知统一的体现，那么在孔子奠定的仁知统一的支配下，这些学科就会得到重视，获得较大的发展。
这些学科在中国古代就是医学、农学、天文学、数学。
医学――儒家之所以看重医学，和孔子开创的仁知统一传统紧密相关。因为医学是以治病救人为宗旨的科学，而这与孔子提倡的儒家爱人之仁德相吻合，于是医学就成了科学技术（知）和伦理道德（仁）合一的科学，行医就成了仁知统一的化身。中国古代有“医儒同道”的说法，宋代著名大儒范仲淹自谓“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把良相和良医视为儒生的进退之道。
农学――农学在中国古代也是科学技术（知）和伦理道德（仁）合一的学科。这是因为在小农经济基础为主体的古代中国，农业的繁荣和实现孔孟儒家所憧憬的“德政”、“仁政”戚戚相关。子贡问怎样为政治国，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把农业和仁政相联系的“重农”思想，随着儒学独尊就成了以后两千年的主流。由于农业是有着道德内涵的，因而这一农学（有关农业的科学），自然就是仁知统一的科学。
天文学――在中国古代科技中，最为官方重视的便是天文学。由于古代中国君臣等级与天地日月相伴，自然界的天体有了伦理的属性，因而天文学也就成了有关“天”的科学知识和纲常伦理相合的学科。孔子编修的六经之一《春秋》载有我国最早的有关彗星的可靠记录：“鲁文公十八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哈雷彗星记录。同时《春秋》书中记有春夏秋冬的四季概念。这说明孔子所说的“知天命”确有研究天文知识的科学成分。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曾子对主张天圆地方的“盖天说”提出了批驳，认为圆形的天穹是无法吻合方形的大地的。这表明曾子也曾对古代的宇宙理论有过一定研究。
古代天文学知识篇5
[关键词]古代文学作品选；大学生；人文素质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905(2009)01―0001-03
“所谓人文素质，是指由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一个人的内在品质，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养等。”人文素质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提高的过程，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方面。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培养人文精神，提高人文素养，这种教育理念已经在高校越来越受到重视。古代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以及作品所塑造的鲜明的艺术形象，包容和体现着博大的民族精神，深厚的民族情感、崇高的民族美德、良好的民族心理，因此，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过程既是接受知识的过程，也是弘扬民族精神、宣扬民族伦理道德、渗透民族心理的人文素质教育过程。可以说，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最理想的课程之一。
首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民族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跨度非常广，可以从史前文明一直追溯到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在这段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比灿烂的精神文明，各个领域――包括文学、哲学、语言、艺术、军事、伦理、政治、经济――都留下了辉煌的文化遗产。我们可以通过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将这些优秀的文化传播到大学生当中去，让他们能够从中领会到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增强自身的民族自信心。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心理特征、文化传统、精神风貌、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又是一个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流传到今天的古代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历代作家人生理想和信念的精髓，那些“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者们；那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寻者们；那些“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贤良们；那些“舍生取义”的斗士们；那些“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的爱国者们无不是我们学习和歌颂的对象，将古代文学中的这些经典篇目介绍给大学生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将我们的民族精神渗透到他们的思想意识中去，从而逐步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其次，古代文学作品具有强大的美育功能。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是一门非常具有美学氛围的课程。从别有韵致的诗词到骈俪的辞赋，从意蕴优美的散文到情节曲折的小说，古代文学作品呈现着多样的形式美，具体到作品中，我们可以欣赏到《离骚》的语言美、李白诗歌的韵律美、韩愈散文的格调美、柳宗元散文的自然美、辛弃疾词的崇高美、苏轼词的意境美、《牡丹亭》的心灵美、《红楼梦》的人性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就是一座美的圣殿。在这座圣殿里中徜徉，可以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让人们朝着真善美的方向前进，养成高尚的人格和高品位的审美价值取向。
古代文学的优秀作品，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我们今天培养高素质的大学生必须继承和借鉴的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强化古代文学作品对大学生的情感教育，提高道德素质
德育是育人的根本。上海大学的钱伟长曾说过：“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是一个全面的人，一个爱国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家。”。’古代文学作品内容生动、感情强烈，其中又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感。利用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是“情感的符号形式，艺术家掌握了创造艺术符号形式的本领，把无形的内在情感变成了可供人感知、观赏的东西。”…因此，在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情感的教育，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传达给大学生，以提升其内在的人文素质。
1、爱国情感教育
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情感，对于培养大学生良好的爱国主义精神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历代文人都以饱满的爱国主义激情唱出了感人肺腑的爱国情怀，从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到曹植的“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从陈子昂的“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菜”到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陆游的“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仁人志士所体现出来的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个人利益的高尚情操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精神能够感染大学生的心灵，陶冶他们的情操，唤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文人们的爱国精神以及他们的作品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中捍卫国家尊严，坚持民族气节的文学主旋律。因此，在讲解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对文学作品中的爱国思想、爱国精神进行深入的讲解，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报国精神。
2、道德素质教育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素质，孟子“舍生取义”的道义精神，孔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的仁爱精神，《礼记》中的“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的诚信精神，《牡丹亭》中“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良好爱情观，《段太尉逸事状》中段太尉的正直品格，《张中丞传后序》中张中丞和南霁云视死如归的精神，陶渊明“落地成兄弟，何必骨肉亲”中体现的亲情，李白“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中体现的友情……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体现了无数的优良传统，尊老爱幼、乐于助人、无私奉献、善待他人、关爱他人，真诚、善良、正直、无私、宽容等美德，都是我们今天培养大学生良好伦理道德素质的深厚文化基础，是我们对大学生进行道德素质教育的情感资源。
(二)加强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队伍建设
首先，一个优秀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良好的师德。树立民族信念，增强自身的民族自豪感，这样才能把古代文学作品中那些民族精神的优秀部分精准地传达给学生。另外，古代文学作品与现代精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这不仅体现在语言上、形式上，还体现在思想上。这就需要教师要全身心地
投入，彻底地理解作品，在课堂上加以引导，使学生吸收和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精髓。
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内外兼修，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道德素养和气质。德国教育学家第斯多惠说：“教师只有当他自己致力于对他自己的教育和教养时，他才能实在地培养和教育别人。”在教学活动中，教师的学识水平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教师一刻也不能放松对自己教育和教养的提升。要扎实地掌握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各朝各代的文学家、文学作品如数家珍。与此同时，还应该及时了解本学科研究的新动向和新成果，及时更新看法和观点。
教师所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不仅会让学生对这门课程产生极大的兴趣，而且也会对学生良好文化素养的形成产生很好的影响。因此，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一定的古典气质，具有一种不问世事的洒脱之气，从而能够在课堂上、课外活动中恰当地引导学生，逐渐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
由于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具有很强的情感性，这也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情感表达有较高的要求。教师首先要胸中有情，先感动自己，进而感动学生。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对民族、对祖国、对人民、对传统文化、对古代文学有着强烈的爱，并把这种爱融入到教学活动中，避免枯燥乏味的知识性介绍，而是将自己对作品的欣喜之感、激愤之感、无奈之感等情绪传达出来，以此来感染学生。另外，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学习一些诗词、散文等的朗诵技巧，用自身充满感情的朗诵打动学生，吸引学生。
(三)充分改良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环节
善于引导，提倡“发现学习”的教学方法是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所倡导的。他强调：教学不能是讲解式的，不应当使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而应当让“学生亲自把事物整理就绪，使自己成为发现者”；并认为“发现不仅限于寻求人类尚未知晓的事物，确切地说，它包括用自己的头脑亲自获得知识的一切方法”，也就是说，学生通过这种方法所获得的知识，即使是人类已经知晓的。但只要这些知识是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的，那么对于学生来说就是一种“发现”。这种教学方法有几个重要的步骤：提出使学生感兴趣的问题一提出解决问题的各种假设，指导学生的思考方向――协助学生收集和组织可用的有关资料――组织学生分析资料，作抽象概括并从中引出结论――引导学生从逻辑上和实践上证明自己所得结论的正确性，并加以必要的补充和完善。
这种学习方法对于大学生而言是比较合适的。高校的素质教育应该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教材为辅助手段，让教师有发挥研究专长的机会，突出培养学生的治学能力、科研兴趣和科研方法。减少教师“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多给学生自学的时间和讨论的机会，允许并且鼓励学生对待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甚至是有悖于固有结论的独到看法，并且给予帮助和指导，以锻炼和提高学生的治学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四)调整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方法
传统的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方法都是采用教师灌输、学生死记的形式。这种方法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但是如果在新时期依然采用这种死气沉沉的教学方式，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因此，我们应该结合新时期的新情况，针对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在教学方法上求新、求变。
1、多媒体教学
我们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将试听手段引入到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中来。例如在讲《诗经・秦风・蒹葭》的时候，可以播放邓丽君演唱的歌曲《在水一方》，给学生完美的视听感受；在讲李白诗歌的时候，可以找一些老一辈艺术家如乔榛、丁建华的朗诵音频，让学生可以在他们激情的朗诵中深刻理解诗歌的内容；在讲《杜丹亭》的时候，可以给学生播放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视频，让学生既能领会杜丽娘“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也以感受昆曲那优美的曲调。这些方法都可以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2、比较教学
我们还可以将古代文学和其他学科联系起来，采用比较教学的方式来加深大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比如，我们可以将现当代文学作品和古代文学作品结合起来讲，学生可以清楚地了解我国文学的传承与变革。另外，如果我们将古代文学作品与外国文学作品相比较来讲授，学生就可以认识到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文学韵味的独特之处。
3、实践教学
在讲授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毕竟教会学生某个知识不如教会他学习的方法，因此我们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这就要加强他们自身动手、动脑的能力。关于实践能力的培养，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实现：
首先是课程论文的形式。写论文是文学课程考察学生动手动脑实践能力的最好途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把写论文的方法传授给学生，如何选题、查找资料、提出创新点，以至最终完成论文的撰写，让学生在课后按照一定的步骤完成相应的论文，这个完成课程论文的过程会让学生在自己动手实践的过程中对于所研究的对象有了更深层次的把握。不仅如此，今后在对自己感兴趣的其他作家作品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可以利用所掌握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这就在无形之中提高了他们的实践能力。
另外，还可以采取专门的实践课程的方式来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开始了尝试。我们设立了“古代文学专题研习工作坊”的课程，共2个学分，每周2课时。采取小班上课的形式。根据古代文学作品选课堂上教师所讲授的内容，朝纵深的方向拓展，给学生布置专题，让学生结成小组在课下根据专题内容来查资料、准备教案，并在课堂上组织教学，由教师做相应的指导。这样，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热情，并通过查资料、准备教案的过程对本专题有了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方式的学习效果要远远高于单凭教师在课堂上的知识传授，更提高了学生的科研能力、思考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总之，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育工作者们要不断地在实践中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以此来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的实践和应用能力。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
李 琨
[摘要]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是近些年来高校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古代文学作品作为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以及它强大的美育功能，承载着这方面的重任。首先，我们应该强化古代文学作品对大学生的情感教育，提高道德素质。其次，要加强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队伍建设。另外，还要在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环节和教学方法上有所改进，以此来逐步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关键词]古代文学作品选；大学生；人文素质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905(2009)01―0001-03
“所谓人文素质，是指由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一个人的内在品质，
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养等。”人文素质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提高的过程，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方面。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培养人文精神，提高人文素养，这种教育理念已经在高校越来越受到重视。古代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以及作品所塑造的鲜明的艺术形象，包容和体现着博大的民族精神，深厚的民族情感、崇高的民族美德、良好的民族心理，因此，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过程既是接受知识的过程，也是弘扬民族精神、宣扬民族伦理道德、渗透民族心理的人文素质教育过程。可以说，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最理想的课程之一。
首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民族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跨度非常广，可以从史前文明一直追溯到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在这段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比灿烂的精神文明，各个领域――包括文学、哲学、语言、艺术、军事、伦理、政治、经济――都留下了辉煌的文化遗产。我们可以通过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将这些优秀的文化传播到大学生当中去，让他们能够从中领会到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增强自身的民族自信心。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心理特征、文化传统、精神风貌、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又是一个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流传到今天的古代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历代作家人生理想和信念的精髓，那些“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者们；那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寻者们；那些“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贤良们；那些“舍生取义”的斗士们；那些“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的爱国者们无不是我们学习和歌颂的对象，将古代文学中的这些经典篇目介绍给大学生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将我们的民族精神渗透到他们的思想意识中去，从而逐步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其次，古代文学作品具有强大的美育功能。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是一门非常具有美学氛围的课程。从别有韵致的诗词到骈俪的辞赋，从意蕴优美的散文到情节曲折的小说，古代文学作品呈现着多样的形式美，具体到作品中，我们可以欣赏到《离骚》的语言美、李白诗歌的韵律美、韩愈散文的格调美、柳宗元散文的自然美、辛弃疾词的崇高美、苏轼词的意境美、《牡丹亭》的心灵美、《红楼梦》的人性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就是一座美的圣殿。在这座圣殿里中徜徉，可以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让人们朝着真善美的方向前进，养成高尚的人格和高品位的审美价值取向。
古代文学的优秀作品，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我们今天培养高素质的大学生必须继承和借鉴的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强化古代文学作品对大学生的情感教育，提高道德素质
德育是育人的根本。上海大学的钱伟长曾说过：“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是一个全面的人，一个爱国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家。”。’古代文学作品内容生动、感情强烈，其中又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感。利用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是“情感的符号形式，艺术家掌握了创造艺术符号形式的本领，把无形的内在情感变成了可供人感知、观赏的东西。”…因此，在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情感的教育，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传达给大学生，以提升其内在的人文素质。
1、爱国情感教育
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情感，对于培养大学生良好的爱国主义精神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历代文人都以饱满的爱国主义激情唱出了感人肺腑的爱国情怀，从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到曹植的“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从陈子昂的“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菜”到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陆游的“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仁人志士所体现出来的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个人利益的高尚情操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精神能够感染大学生的心灵，陶冶他们的情操，唤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文人们的爱国精神以及他们的作品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中捍卫国家尊严，坚持民族气节的文学主旋律。因此，在讲解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对文学作品中的爱国思想、爱国精神进行深入的讲解，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报国精神。
2、道德素质教育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素质，孟子“舍生取义”的道义精神，孔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的仁爱精神，《礼记》中的“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的诚信精神，《牡丹亭》中“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良好爱情观，《段太尉逸事状》中段太尉的正直品格，《张中丞传后序》中张中丞和南霁云视死如归的精神，陶渊明“落地成兄弟，何必骨肉亲”中体现的亲情，李白“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中体现的友情……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体现了无数的优良传统，尊老爱幼、乐于助人、无私奉献、善待他人、关爱他人，真诚、善良、正直、无私、宽容等美德，都是我们今天培养大学生良好伦理道德素质的深厚文化基础，是我们对大学生进行道德素质教育的情感资源。
(二)加强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队伍建设
首先，一个优秀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良好的师德。树立民族信念，增强自身的民族自豪感，这样才能把古代文学作品中那些民族精神的优秀部分精准地传达给学生。另外，古代文学作品与现代精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这不仅体现在语言上、形式上，还体现在思想上。这就需要教师要全身心地投入，彻底地理解作品，在课堂上加以引导，使学生吸收和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精髓。
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内外兼修，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道德素养和气质。德国教育学家第斯多惠说：“教师只有当他自己致力于对他自己的教育和教养时，他才能实在地培养和教育别人。”在教学活动中，教师的学识水平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教师一刻也不能放松对自己教育和教养的提升。要扎实地掌握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各朝各代的文学家、文学作品如数家珍。与此同时，还应该及时了解本学科研究的新动向和新成果，及时更新看法和观点。
教师所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不仅会让学生对这门课程产生极大的兴趣，而且也会对学生良好文化素养
的形成产生很好的影响。因此，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一定的古典气质，具有一种不问世事的洒脱之气，从而能够在课堂上、课外活动中恰当地引导学生，逐渐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
由于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具有很强的情感性，这也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情感表达有较高的要求。教师首先要胸中有情，先感动自己，进而感动学生。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对民族、对祖国、对人民、对传统文化、对古代文学有着强烈的爱，并把这种爱融入到教学活动中，避免枯燥乏味的知识性介绍，而是将自己对作品的欣喜之感、激愤之感、无奈之感等情绪传达出来，以此来感染学生。另外，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学习一些诗词、散文等的朗诵技巧，用自身充满感情的朗诵打动学生，吸引学生。
(三)充分改良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环节
善于引导，提倡“发现学习”的教学方法是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所倡导的。他强调：教学不能是讲解式的，不应当使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而应当让“学生亲自把事物整理就绪，使自己成为发现者”；并认为“发现不仅限于寻求人类尚未知晓的事物，确切地说，它包括用自己的头脑亲自获得知识的一切方法”，也就是说，学生通过这种方法所获得的知识，即使是人类已经知晓的。但只要这些知识是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的，那么对于学生来说就是一种“发现”。这种教学方法有几个重要的步骤：提出使学生感兴趣的问题一提出解决问题的各种假设，指导学生的思考方向――协助学生收集和组织可用的有关资料――组织学生分析资料，作抽象概括并从中引出结论――引导学生从逻辑上和实践上证明自己所得结论的正确性，并加以必要的补充和完善。
这种学习方法对于大学生而言是比较合适的。高校的素质教育应该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教材为辅助手段，让教师有发挥研究专长的机会，突出培养学生的治学能力、科研兴趣和科研方法。减少教师“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多给学生自学的时间和讨论的机会，允许并且鼓励学生对待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甚至是有悖于固有结论的独到看法，并且给予帮助和指导，以锻炼和提高学生的治学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四)调整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方法
传统的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方法都是采用教师灌输、学生死记的形式。这种方法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但是如果在新时期依然采用这种死气沉沉的教学方式，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因此，我们应该结合新时期的新情况，针对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在教学方法上求新、求变。
1、多媒体教学
我们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将试听手段引入到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中来。例如在讲《诗经・秦风・蒹葭》的时候，可以播放邓丽君演唱的歌曲《在水一方》，给学生完美的视听感受；在讲李白诗歌的时候，可以找一些老一辈艺术家如乔榛、丁建华的朗诵音频，让学生可以在他们激情的朗诵中深刻理解诗歌的内容；在讲《杜丹亭》的时候，可以给学生播放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视频，让学生既能领会杜丽娘“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也以感受昆曲那优美的曲调。这些方法都可以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2、比较教学
我们还可以将古代文学和其他学科联系起来，采用比较教学的方式来加深大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比如，我们可以将现当代文学作品和古代文学作品结合起来讲，学生可以清楚地了解我国文学的传承与变革。另外，如果我们将古代文学作品与外国文学作品相比较来讲授，学生就可以认识到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文学韵味的独特之处。
3、实践教学
在讲授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毕竟教会学生某个知识不如教会他学习的方法，因此我们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这就要加强他们自身动手、动脑的能力。关于实践能力的培养，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实现：
首先是课程论文的形式。写论文是文学课程考察学生动手动脑实践能力的最好途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把写论文的方法传授给学生，如何选题、查找资料、提出创新点，以至最终完成论文的撰写，让学生在课后按照一定的步骤完成相应的论文，这个完成课程论文的过程会让学生在自己动手实践的过程中对于所研究的对象有了更深层次的把握。不仅如此，今后在对自己感兴趣的其他作家作品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可以利用所掌握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这就在无形之中提高了他们的实践能力。
古代天文学知识篇6
为加深对祖国语言文字知识、语言文化的理解,全面认识简化字的历史贡献及现实作用,特发此文。
(编者)
现在,社会上有这样一种言论:认识繁体字就可以读古书,从而就可以自然而然地继承中国文化;反之,认识简体字不能读古书,因为古书是繁体字印刷的,从而也就不能继承中国文化。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迷惑了一部分人,使之误以为能否继承我国几千年的文化遗产就这么简单,简化字真是应该废弃。因此,我们一定要把这种说法讨论清楚。
先看看今天的社会现实,就可以让上述理论不攻自破。中国大陆使用简化字已经半个多世纪,不但从未割断中国几千年灿烂的文化,还大大地发扬光大了中国的文化,古籍的出版和普及的成就更绝非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可比。说明认识简体字同认识繁体字一样,都可以读古书,都可以传承中国文化,可见继承中国文化绝非繁体字的专利。
其次,依上述言论,如果要阅读继承甲骨文的文献,只有学习使用甲骨文。至于大、小篆到隶书记录的文献,也应学这些字体才能继承,这岂不好笑吗?其实,甲骨文和大、小篆是可以同今天的字对应的,只需专家整理后,大家都可以读,不必非先学这些字体不可。他们不知道文字是要发展变化的,如果一种文字不发展就成了一种死文字。但不管结构和形体怎么变,某字仍然是某字,比如“雷”字,甲骨文很复杂,大小篆也不好写,但它们仍然是今天的“雷”。就比如一个人,他从幼儿成长到老年,尽管形体外貌,思想性格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他”仍然是“他”。这是由他的基因决定的。文字也一样,“雷”不管它的形体经过了怎样的千变万化,只要它所记录的内容仍然是汉语中“雷”这个语言成分(语素),它就永远是“雷”字。所以传承文化并不因字形变化而“割断”。现实情况就是这样,理论上也是清清楚楚的。
古代天文学知识篇7
一、“殷鉴”――中国上古理性思维的第一线曙光
人类的意识，是从原始社会就存在的，但意识进步到理性思维的程度，则经历了较长的过程。这里所说的“理性思维”，是指具有深刻性、系统性的逻辑思考。原始人在生产斗争中，会得到丰富的感性认识，但却不能以系统性逻辑思考的方式认识其本质，原始神话是当时思维和认识的最高成果，其中包涵神天迷信、自然崇拜以及征服自然力的愿望，而这种思维寄托于虚幻的想象，不属于理性思维的性质。
当人类社会携带原始宗教意识与征服自然力的愿望步入阶级分化时期，一方面自然力的人格化即神的信仰被统治者强化，可能使思想更趋向于麻木；另一方面社会变革、社会分工与脑力劳动者的出现，以及生产力的进步，都可能使理性思维迅猛发展。这两种对立的因素的消长，将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文明”时代到来之际的文化发展状况。
古希腊的奴隶制由于具有打破了氏族公社的框架，解除了氏族血缘关系纽带对人们个性的束缚，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比较明显，商业比较发达，神权的统治比较松驰，政治上形成奴隶主民主制等等社会条件，产生一批人身与思想皆比较自由的脑力劳动者，带来了学术文化的繁荣，产生了较为系统的科学和哲学。而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仍袭用氏族制度的躯壳以建立统治政权，血缘氏族纽带经过改造形成了更为紧密的种族关系与宗法关系纽带，适应水利的需要而实行土地公有制，在政治上也表现为王权专制，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即反映了这种状况。于是，与王权专制对应的上帝崇拜和反映宗法关系的祖先崇拜相结合，形成牢固的神权、族权观念，各个层次人们思想的理性自由受到扼制，文化的发展走上与古希腊不同的途径。
中国上古从夏代至商代，弥漫着浓重的宗教迷信观念，夏代遗存的文化资料很少，商代的卜辞则反映出凡事皆须仰求上帝以定然否，一切皆由冥冥中的神秘力量所决定，人是绝对被动的，统治者也没有对事务独立判断的自觉意识，而最早的脑力劳动者基本上均担任或兼任占卜、祭祀一类的神职，并不具备独立进行理性思维的社会条件。文化发展的成就主要呈现在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相关联的气象、历法、冶炼及直接观察的天文星象等方面，却缺乏如古希腊那样灿烂的学术遗产。据传夏朝经历了约五百年，商朝的历史也达五百年之久，然而至春秋时期，孔子即发出夏、商“文献不足”的浩叹，〔[2]〕其实更为不足的乃是理性思维及其成果。夏商两代，漫漫千年，社会意识上严重缺乏自觉精神，充满盲目和蒙昧。在中国上古，理性思维要冲破神天迷信罗网的禁锢，只能等待机缘、另辟蹊径，这机缘就是殷周之际的政权变革，这蹊径就是首先从历史思考上打开缺口。
周族原为臣属于殷商的小邦，逐步强大并最终取代殷商的统治地位，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振荡。殷商末年，商朝的个别政治人物已经预感危机，向商纣王提出警告，而纣王则认为他受大命于上天，不以为意。〔[3]〕可见在商代，除极少数人之外，统治者对“天命”皆抱有极其僵化的迷信。周灭殷商之后，周仍然面临着殷民的反抗，这一切引发了周初主要统治人物的忧思：殷商为何败亡？周政权如何巩固、如何避免重蹈殷商的覆辙？于是形成了明晰的“宜鉴于殷，骏命不易”观念，〔[4]〕意思是：以殷商的覆灭为鉴戒，则知“天命”之难保，即从历史思考而重新认识天命。这种思考得到反复的强调与深化，例如《诗经·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里所说的“殷鉴”，是指殷朝应以夏为鉴。这自然会导出周以夏、殷为鉴的认识，《尚书·召诰》言：“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即将夏、商兴亡的历史引为借鉴。“殷鉴”是周初统治者提出的概念，表达了对历史的思索与总结，就是要以前朝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为行政的借鉴与警惕。这种思索深化到天命与人事的关系、民众的作用以及施政措施和政治原则等问题，形成了在天命论外壳内具有理性精神的历史观与政治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天命转移的观念。周初统治者在《康诰》中，通过总结历史明确地提出“惟命不于常”，〔[5]〕这与《诗经·大雅·文王》中“天命靡常”一样，都是说“天命”是可以改变和转移的，周初的许多诗歌、文诰皆在叙述历史时表达了这一思想。那么“天命”发生转移的条件是什么？《尚书》中《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等篇记载周公多次详细总结夏、商、周政权变革的历史，认为统治者如果对天帝失敬、行为放纵、贪图安逸、弃德任刑、残害无辜，都会被上天遗弃并降下惩罚，转移天命。上天密切地关注着人世，特别是监督人间统治者的举动。《多方》记载周公的话说：“天惟时求民主”，即上天时刻寻求着好的君主，这样，天命的转移是随时可能的，使周初统治者充满上帝可怕而不可依赖、保守天命很不容易等忧患意识。这种天命转移、上天时刻监督下界的观念，是殷商统治者所没有的，在思想上顺理成章地可引出两个重要的认识：其一是上天成了制约王权的力量，君主不能为所欲为；其二是承认改朝换代的合理性，甚至从历史变动的现实出发来说明天命的归宿。这种历史观点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学术均有深远的影响。
第二，“敬德”以修人事的观念。周初统治者的“天命转移”观念，形式上似乎强化了天命的权威，但却在描述天命转移原因时却注入了理性思维的因素，实际上探讨了天命与人事间的关系。人在“天命”面前不是无所事事，不是无能为力，统治者可以通过其符合“天意”的作为以“祈天永命”，巩固政权。这种“祈天永命”的作为包括较多的内容，诸如敬天敬祖、勤政恤民、谦逊俭朴、行教化、慎刑罚等等均在其内，大多属于修治人事的范围，这些内容被抽象地概括为“德”的概念，〔[6]〕因而提出“敬德”的政治原则。“敬”，就是以恭谨态度对待和执行，“敬德”的主张在《尚书·召诰》中再三申说，认为夏、殷的灭亡都是“不敬厥德”造成的。在周初历史文献中，《康诰》、《梓材》、《多士》、《多方》等篇均强调“明德”，“明德”与“敬德”的含义基本一致，〔[7]〕其他周初文献也普遍使用“德”的概念阐述政治、教化和个人修养的问题。“德”这个范畴的提出，来自对历史、对天人关系的理性思考，是对人事行为的积极认识，是表达中国上古哲理性政治观念的主要标志之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8]〕“敬德”观念在思想上原本是要调和天命与人事，使之合一的，但天命掌握在神明的上帝手中，人只能在修治人事上下功夫，“敬德”实际是立足于人间的现实事务，因此周初统治者甚至说出“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9]〕的话来。
第三，“保民”的观念。从殷末到周初的社会振荡，令统治者亲眼看到下层民众的力量。改朝换代的战争，需要许多下层民众为之冲锋陷阵，在这种情况下，人心向背就成为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周初统治者认真思考这段亲身经历的历史，产生了重视民众的思想。《酒诰》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意思是说：人不要把水当作镜子，应该把下民作镜子，我怎能不据此（殷商灭亡的史实）为重要鉴戒呢？以民为鉴，包含着重民和重视人心向背的认识，这必将导致对待民众政策上的调整，于是，周初统治者明确提出“保民”政治观念。《康诰》中讲“用康保民”，是说要使民众安康；讲“裕民”，〔[10]〕是说要教化民众；讲“作新民”，是说要改造殷商遗民；《无逸》篇还讲到要体察民间疾苦，施惠于民，关爱鳏寡孤独等等。这一切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防止民怨，使之顺从。为此目的，谨慎而严明地使用刑罚当然极其重要，但鉴于殷纣王滥用酷刑之弊，因而更强调“慎罚”。民怨是可以反映人心向背的，周初统治者对此予以格外重视，认为“怨不在大，亦不在小”，都必须认真对待，听到民怨，应更加“敬德”，使不顺从的小民变得顺从。《康诰》中大声疾呼：“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意思是：要谨慎呀！可畏的上天是否诚心辅助你，可以从民情中表现出来。这又具有将天意与民情拉向合一的意味，成为后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思想的先声。〔[11]〕
第四，明确的以历史为鉴戒的思想。周初对政权兴亡问题的理性思考，没有停留于笼统的认识，而是深化到一些细节，注意到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例如《康诰》中即已提出立身行政要“敷求于殷先哲王”、“别求闻由古先哲王”，即向殷商以及更古的英明君王学习。《酒诰》则在关于戒酒这一具体问题上，叙述了商朝国王从成汤至帝乙时的君臣都勤于政务，不但不敢纵情饮酒，而且也没有纵饮的闲暇。商纣王君臣都大肆饮酒，政治败坏，终于亡国。周文王则早就教导说只有祭祀时才可用酒，我们遵守文王之教，所以代殷受命。在《无逸》篇，更细致地列举商代勤政君主绵长的执政年限，和贪图享乐君主短命的年限予以对比，要求以此引为鉴戒。在《召诰》、《多士》、《多方》等篇都谈论了夏、商改朝换代的历史，《君奭》、《立政》篇更较为详细地总结了夏商周（文王、武王）三代用人行政制度的发展与经验教训，从而提出治国“立政”的原则。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周初统治者已经做到从多种角度总结历史，通贯地考察夏、商到周文王、武王的历史发展，从中概括出一些政治经验和教训。因此，周初统治者的历史认识，是最早的理性思维，其“敬德”、保民观念以及对天人关系的新见解，皆是从历史思考中得出的。至今诸多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著述强调西周产生怀疑天命的观念，却不知其来自“殷鉴”，即来自历史的思考，所以难免得出本末倒悬、因果错位的结论。
中国上古最早的理性思维，产生于以“殷鉴”为标志的历史认识领域，首先通过对历史的思考来认识政治、认识天人关系，从而启沃心智，继而丰富逻辑思考能力，打开哲理的眼界。这对中国文化特征的形成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造成历史认识与政治文化结成密不可分的联系，积淀为凡事从以往历史中寻求根据、经验与教训的思想模式。“殷鉴”的思考，还导致历史文献的保存与整编，今所存之上古典籍文献，都是西周及其后保存和整编的。所有这些，都是史学得以发展的基础。因此，中国古代史学的兴旺发达，历代官方的史学活动之绵延不废，古代史学多以经世致用为根本宗旨……这些西方所不具备的特点，皆可追溯至理性思维的源头，追溯到“殷鉴”给中国社会文化植入的思想根基。
二、官方记史体制以及相应的史学观念
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正式的历史记载？这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左传》中有《夏书》、《夏训》的记载，〔[12]〕然而那是否真实、是否真是夏代的历史记载，很难据信。《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许多学者据此认为商代已有正式记述的历史典籍，但典、册的内容不一定就是历史记载。甲骨文中有“史”、“尹”、“作册”等官名的记录，后人将之称为史官，而其职责乃是起草和掌管官方文书而已，亦不足以证明记史制度的产生。殷商并未留下可靠的史籍文献，从今存甲骨卜辞来看，仅在记载贞卜活动及其结果的同时，无意间记载了当时的史事，由于未能摆脱凡事必卜、极端迷信的精神蒙昧，尚不可能具有自觉记述历史的意识。
一般而言，一个政权若非承袭民族传统或者接受外部文化影响，只能在认识到历史的借鉴作用之后，才会形成自觉的记史制度。殷商时代可能会保存少部分重要的官方文书，但不会有系统的历史记述。西周初年具备了“殷鉴”的历史认识，那是从亲身经历与口耳相传的史事直接汲取借鉴，尚无阅读历史载籍的例证。因此，周初提出的“殷鉴”是一种历史意识，由历史意识到自觉记述历史的意识，在我们看来不过一步之隔，但古人实现这一步的跨越，亦非易事。从现存的文献看来，周初由于具备了“殷鉴”的历史意识，不仅自觉地保存更多的官方文书，而且整编了殷商时代的历史文献。〔[13]〕从注意保存档案、文书到特意记述历史载籍，则又历年长久，白寿彝先生指出：《墨子·明鬼》篇引证了《周春秋》记载的周宣王时期史事，又参照其他先秦典籍，因而判断“编年体国史的出现在周宣王或其前不久的时期”，〔[14]〕这个见解极其精到，官方记史制度的形成亦当在这个时期。保存与整编档案文献，只是初始和朦胧的史学意识，特意和自觉地记述历史，进而形成记史的制度，史学意识便得到了明确与巩固。
官方记史制度在春秋时期迅速发展，周王朝与诸侯国皆以编年体形式记载史事，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史官，形成各国官方记录的史册，这些史册多以“春秋”为名，也有如晋之“乘”、楚之“梼杌”等别名。一些史学上的基本原则，也陆续提了出来。
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周王室与诸侯国的史官名目很多，《周礼·春官宗伯》记载西周即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其职能中包涵着记录历史。〔[15]〕《汉书·艺文志》说古时“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清人黄以周《礼书通故》经考订认为左史即内史，右史即大史。而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史官名称与王室类似，如鲁、齐、晋、郑、卫皆有大史，鲁又有外史、齐有南史、晋与楚有左史等等，〔[16]〕齐管仲说：“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作而不记，非圣德也”〔[17]〕地处较为偏僻的秦国也于周平王十八年（公元前753）“初有史以纪事”，〔[18]〕可见各诸侯国记载史事已普遍制度化。曹刿向鲁国君主进谏时曾说：“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19]〕表明记史制度遵循“君举必书”与讲究一定书法的规则，从曹刿语意上看，这已经实行许久了。《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史官董狐于史册书“赵盾弑其君”，同书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史官不顾接连被杀，坚持记录“崔杼弑其君”的事迹，成为古代史官不惧强权、奋笔直书的典范。据称后来孔子赞扬：“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这里提出史家的“良史”标准及“书法不隐”的原则，在古代史学的发展中有深远的影响。
春秋时期，关于历史和史学作用的观念大为丰富。周灵王时，太子晋畅谈往古胜败兴衰，提出“若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其兴者，必有夏、吕之功焉；其废者，必有共、鲧之败。”〔[20]〕这明确表达了应当从历史文献记载中寻求兴亡成败教训的观念，不仅是讲历史的鉴戒作用，而且突出了史学记载的作用。鲁庄公时，夏父展因事进谏称：“君作而顺则故之，逆则亦书其逆也。臣从有司，惧逆之书于后也，故不敢不告。”〔[21]〕这里的“顺”、“逆”是指符合、不符合礼制，史官纪事，是“顺”、“逆”皆如实记载，夏父展以历史记载流传后世来进谏，已试图利用历史记载对君主的行为予以制约。晋悼公时叔向“习于春秋”，被认为可以作到“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22]〕表达了当时对史学作用的认识。楚昭王时，其史官倚相被视为国宝，因为他“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23]〕这已经是史官直接利用历史记载诱导与辅助君主的事例。不仅如此，据倚相的叙述，早在200多年前的卫国卫武公时，已经“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24]〕。史册、史官和记史制度向君主提供鉴戒、行为制约和思想诱导，从而参与了深层的政治机制，其影响之一，就是使史学发展的动因深深地扎根于古代中国的社会肌体之内。
楚庄王时申叔时论教育太子方法说：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25]〕
“春秋”（编年记事之史）、“世”（世系之书）、“令”（先王之官法、时令）、“语”（以往治国之善语）、“故志”（记前世成败而总结出议论、格言之书）、“训典”（五帝之书），均为史籍。〔[26]〕这段言论，包含以史实施教育、教化，汲取鉴戒，从史学中学习政治经验、提高行政能力和学习治国政策的丰富的思想内容。很明显，这些史学观念都是首先在官方记史制度、官方政治与史学相结合的机制上形成的。
总之，在西周“殷鉴”思想的基础上，春秋时期建立“君举必书”和讲究一定书法的记史制度；提出“良史”的概念，这涉及史家标准的评议，产生了史家的榜样性人物；形成以史借鉴、以史教化、以史辅政和从史学中学习治国之策的史学观念，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运行发展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表述得还相当简约，有如格言成语，而唯其简约，更便于传播、更提供了后世展开、发挥与丰富化的空间。
三、孔子与《春秋》相联结的的史学意义
流传于世的《春秋》是否经过孔子的修订？这是学术界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笔者是倾向于孔子修订《春秋》之说的。《孟子》的言论、《史记》的记载以及古代几乎所有经、史、子、集著述中的说法，多认定孔子作《春秋》。但是记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之中，却无片言只字提到修《春秋》之事，因此近代以来，否定孔子曾经修订《春秋》的学者亦不在少数。
孔子是先秦儒学学派的创始人，在中国历史上，孔子至少作出以下三项破天荒的创举：第一，孔子是进行大规模私家讲学的活动的第一人，三十岁左右即开始收徒讲学，传说他的学生有三千人，学业甚好者也有七十余人，后来带领学生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这打破官府垄断教育的局面，将之引向民间。第二，首次创立了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学派，即不依附某个特定政治势力，以思想、学问的传承为纽带的学术集体。第三，最早地将政治、社会及人际关系等社会问题蒸发为非参政人士探讨的学术问题，并且建立起系统的思想体系。从孔子生平事业看来，修订《春秋》与整理《尚书》等文献以备教学、治学之用，其可能性是很大的。
孔子是否修订过《春秋》，考清这个史实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但这里还存在另一层面的史实，即在整个中国古代，孔子修《春秋》乃是久被认定的，这个无可争议的史实对于史学史研究来说，重要性并不亚于孔子是否真的修过《春秋》。孔子与《春秋》联结一起所造成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孔子为春秋后期人，而对《春秋》大力推崇并且将之与孔子联系起来，则在战国时期。《左传·君子曰》评论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27]〕这里提出的“惩恶而劝善”、“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既是论史学的功用，也道出了修史的宗旨，比春秋时期的史学观念又前进了一步。孟子旗帜鲜明地将《春秋》说成是孔子的有为之作：“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为《春秋》乎！罪我者其为《春秋》乎！”他把孔子修《春秋》与大禹治水、周公平定天下等伟大功业相提并论：“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天下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28]〕这样，《春秋》所能起到的政治作用就不可估量，成为拨乱反正以安定天下秩序的法宝。按照孟子的说法，孔子将修订《春秋》视为“知我”、“罪我”的最重要的事业，是以一般平民身分而行“天子之事”。尊崇《春秋》，也就同时提高了史学的地位。
春秋时期人们强调史学的鉴戒作用、辅政作用、教育作用等等，而是否真的以史为鉴，占主动地位的乃是君主、统治者，而不是史学和史家，前引夏父展以历史记载会传于后世来向鲁君进谏，就没有被接受。至此，《左传》提出《春秋》有“惩恶而劝善”的宗旨，特别是孟子鼓吹孔子鉴于“世衰道微”而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以孔子为榜样，倡导出撰史者积极用世的主体意识，即史家以撰史方式主动干预世事。无论有权势的在位者是否愿意接受，史家都将使其历史记载流行当时、传扬后世，从而鼓舞善行，令恶人知惧。正是在这种信念之下，建立了历代优秀史家的崇高社会责任感，史学经世致用的精神成为传统史学的准则。史学的终极宗旨，已不是关注具体当权者的接受与采纳，而是关注在整个社会和未来的效果。
如上所述，不管孔子是否真的修订过《春秋》，古人基本上公认《春秋》为孔子所作，乃是另一层次的史实。随着孔子的不断圣化及《春秋》成为儒学的经典，其崇高的地位在古代主流思想意识中，已经不容怀疑和否认，这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铺垫了日趋繁荣的坦途，其影响之大者有以下几点：
（一）《春秋》成为儒学的经典，在汉代公羊学派的鼓吹中，尊崇到吓人的程度，此后经学的《春秋》学长盛不衰。但《春秋》毕竟是记事的史书，推重《春秋》之论其实即推重史学，《春秋》地位的高涨带动史学地位的提高。《春秋》经学不能完全脱离史学，经与史之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29]〕《春秋》经学的论断，有相当大的部分可以纳入史学理论的范围；《春秋》（还有《尚书》）亦经亦史的现实，还为后世“六经皆史”的理论探讨准备了条件。总之，是孔子《春秋》促成史学的重要地位，带动了史学理论的探讨。
（二）认定孔子修《春秋》，是在根本原则上认可私家修订国史，这是对私家史学最大程度的承认。历史上虽然有如隋朝等朝代曾短暂地禁止私修国史，但这仅限于当代史，而且根本难以真正施行。孔子这位至圣先师的修史行为，令历代君主找不到禁止私家史学的法理。于是私家撰史不断，史家无不推重孔子《春秋》，悬为楷模，历代以“春秋”为史著书名者即不可胜计。《春秋》在政治文化中的独特地位，筑成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联系的发展轨道，而这史学的双轨，是古代中国史学持续繁荣的最重要的条件。
（三）据说孔子修《春秋》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30]〕对历史人物予以华袞斧钺之褒贬，“拨乱世反诸正”。圣人的榜样使后世史家具备这样的信念：不仅撰史，而且论史，不仅论史，而且联系时事。在绝大多数朝代，官方也只能承认或默认史家有撰史、论史的权力，这应当说是得自孔子与《春秋》精神的无形庇护。
《春秋》之义对于中国古代的史学，也有消极的影响，它规定了史学思想的主流方向，纳入封建伦理的规范而难以突破。然而若考究中国古代史学发达兴旺的原因，不能不强调孔子与《春秋》联结于一起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四、史学观念上的新拓展
战国时期孟子等儒家学者对《春秋》的推重，将以史借鉴、以史教化、以史辅政的观念深化为史家和史学干预时事的主体意识，从理论和精神上将史学置于高屋建瓴的主动地位。除了这种在《春秋》问题上深化了的史学思想之外，史学观念还取得了多方位的拓展，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学者、士人的撰著意识空前强化，产生了大量的典籍。有私家一人之书，有一学派积累共纂之书，有杂取各派汇编之书等等，琳琅满目。其中，史书的撰著亦格外盛行，《竹书纪年》一书可说明战国时期官方记史制度延续不废，我国第一部内容充实，记言、记事兼备的史籍《左氏春秋》（即《左传》）的产生，表明历史著述的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据学术界研究，今《尚书》内有写于战国时期的文献，晋代从战国古墓出土《周书》，今存篇目中亦有可认定为战国写成者，可见战国期间必然重新整编过《尚书》、《周书》。战国后期，楚国铎椒所撰《铎氏微》40篇，选编历史上成功与失败的事迹，〔[31]〕书名用“微”字，说明关于《春秋》“微而显，婉而辨”、“惩恶而劝善”的史学原则已广泛传播；赵国虞卿撰《虞氏春秋》8篇，分类记述春秋至战国中期史事，内容、宗旨为“刺讥国家得失”，〔[32]〕表明史学主动干预时政的精神亦得以发扬。其他如《国语》为分国记述政治言论，《世本》为分门类记述史事，《战国策》专载游说、进谏之词，说明撰述史籍已经采用较多种类的体裁，史学眼光有所放宽，撰史方法有所增加。总之多种类史籍的出现，折射出史学观念的多样化拓展。
其次，孟子在评述《春秋》中概括了史学在内容、形式和观点上的内在结构，他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33]〕这为后世撰述与评论史书提供了一个方法的总则，即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运用生动的文笔，尤其要具备深刻的历史见解，三者相结合才是完整的史学著述。
其三，形成了对史事考信征实的观念。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即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34]〕这段话是说认识历史必须取证于“文”（历史记载）和“献”（贤才），不能凭空捏造。而战国时的孟子觉得历史记载也不完全可靠，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漂杵也？”〔[35]〕这里对具体事例的分析有误，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原则是正确的。法家韩非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他认为对历史记载、历史传说应当予以“参验”，“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36]〕若摈去其中的历史不可知论观念，这种不经“参验”就不能认定真实，未验证其真实就不能引作根据的思想，便很有史料学上的理论价值。
其四，以史学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的观念。孔子曾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37]〕非但孔子，上文叙述到的晋叔向、楚倚相，也是由习史而著称于时。至战国成书的《周易·大畜·象传》，即提出“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命题，言简意赅，深刻精辟。这里的“德”，包括见识、能力、品行等在内的综合素质，“多识前言往行”就意味着学习历史。
其五，会通古今的史学观念。将历史引为鉴戒，一定会导致列举历史事例、评议时事和预测后果的思考。《左传》、《国语》记载有各国君臣间引据历史申说主张的大量情节，战国诸子著述如《墨子》、《孟子》、《荀子》、《管子》等等也无不引古论今，《韩非子·五蠹》将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得出历史进化观点，邹衍则宏观地用“五德终始”描述历史的演变程序，凡此皆对历史事物作出会通古今的思考。而在史学理论和原则上，先秦时期也提出会通古今的主张，《礼记·经解》借孔子之语称“疏通知远，《书》教也”，《周易·系辞下》提出“彰往而察来”的命题。这种格言、成语式的精辟语句，极便于传诵，为史学的会通古今观念提供莫大的发挥可空间，启迪了后世史家。战国后期，荀子有比较明确的会通古今的观念，他说：“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拱而议。”〔[38]〕“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从而得出“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的结论。〔[39]〕这里的会通古今，是以强调知今为重点的。《吕氏春秋·长见》篇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观念，认为“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以知古，知古则可以知后，古今前后一也。故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也”，将会通古、今、后世的认识，称为“长见”，即长远的见识。《察今》篇又言：“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可惜后代在发扬先秦史学会通古今观念过程中，仅关注“彰往而察来”的认识方向，未能光大“察今则可以知古”的历史认识论。但尽管如此，“以今知古”的思想仍在先秦史学观念中闪烁着奇光异彩。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的史学观念，体现出中国古代史学蓬勃发展的渊源。由“殷鉴”的思索进展到官方巩固的记史制度，继而产生一系列基本原则性质的史学观念，随之又有孔子《春秋》为私家史学辟开蹊径，促使史学观念的进一步深化。这一步步的跨越，为古代史学的兴旺发达准备了势不可遏的社会条件。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史学，唯其源头深邃丰饶，才成其日后的烟波浩瀚、奔流不废。
注释：
〔[1]〕《诗经·小雅·北山》
〔[2]〕参见《论语·八佾》
〔[3]〕参见《尚书·西伯戡黎》。
〔[4]〕见《诗经·大雅·文王》。按《文王》一诗，据《吕氏春秋》为周公旦所作。
〔[5]〕《康诰》载于今文《尚书》，其作者有二说，一为周武王，又一为周公。
〔[6]〕《尚书》中记载商代史事的《盘庚》、《高宗肜日》已有“德”的概念，但学术界多认为这两篇或经过西周初年整编，或就是周代的作品。
〔[7]〕“明”字多义，有“彰明、光大”与“勉力为之”等含义。
〔[8]〕《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蔡仲之命》。
〔[9]〕见《尚书·君奭》，为周公之言，大意是：上天不可信赖，我们只有继承文王的传统。
〔[10]〕《康诰》中讲“乃由裕民”、“乃裕民”，“裕”是启迪诱导的意思。
〔[11]〕《孟子·万章上》、《左传》昭公元年引《尚书·太誓》。
〔[12]〕见《左传》庄公八年、襄公四年。
〔[13]〕据王国维《古史新证》、张西堂《尚书引论》，《尚书》中《汤誓》、《盘庚》为西周初年整编；《尚书》、《周书》中关于西周的文献情况复杂，学界意见不一，但各篇皆当有其所本，又据王国维、郭沫若等学者研究，《牧誓》、《世俘》等多篇可定为周初之作。要之西周开始特别注意保存历史文献，应可确认。
〔[14]〕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页。
〔[15]〕《周礼》其书晚出，所载史官之称非必西周时完全具备，似可作春秋时期的参考。
〔[16]〕以上史官名称零星见于《左传》、《国语》。
〔[17]〕《左传》僖公七年。
〔[18]〕《史记》卷五《秦本纪》。
〔[19]〕《国语》卷四《鲁语上》。
〔[20]〕《国语》卷三《周语下》。
〔[21]〕《国语》卷四《鲁语上》。
〔[22]〕《国语》卷十三《晋语七》。
〔[23]〕《国语》卷十八《楚语下》。
〔[24]〕《国语》卷十七《楚语上》。
〔[25]〕《国语》卷十七《楚语上》。
〔[26]〕括号内的解释据《国语》韦昭注并稍加润色。
〔[27]〕《左传》成公十四年、昭公三十一年。
〔[28]〕《孟子·滕文公下》。
〔[29]〕与《春秋》起到相同作用的还有《尚书》，但不如《春秋》为突出，此不备论。
〔[30]〕见《史记》卷一三0《太史公自序》。
〔[31]〕《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
〔[32]〕《史记》卷七六《虞卿列传》。
〔[33]〕《孟子·离娄下》。
〔[34]〕《论语·八佾》。
〔[35]〕《孟子·尽心下》。
〔[36]〕《韩非子·显学》。
〔[37]〕《论语·述而》。
古代天文学知识篇8
论文摘要：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精神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显著标志之一。忧患意识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之中，文章对忧患意识的特点及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忧患意识产生的历史及社会原因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
纵观一部人类发展史，一个民族在其婴儿时是靠血缘、亲缘及地缘构成其凝聚纽带。这条是自发的、粗糙的、脆弱的，它禁不起来自社会与自然的巨大冲击。当一个民族发展到自觉阶段的时候，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民族精神就会水到渠成地诞生。民族精神的巨大凝聚作用，会使这个民族以新的精神面貌迎接各方面的挑战。古人常说的“多难兴邦”，应该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自觉的、自为的、具有民族精神的、在灾难面前众志成城的民族。
那么，什么是民族精神?它与民族文化又是什么关系呢?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也是民族文化的升华与灵魂，它集中表现了一个民族特有的性格与风貌。民族精神是贯穿于整个民族文化中的“主心骨”，而民族文化则是民族精神在各个方面的具体表现。
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根本区别，不在饮食、服饰、活动方式等外部标准上，而在植根于其民众心灵深处的民族精神。
与重大局、重和谐、重仁义、重节操一样，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与形成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忧患意识贯穿于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和极为光荣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之中。深入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中忧患意识的成因、影响，进而在更高层次上全面继承民族遗产，创造新时代的民族精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下面将从中国古代文学的视角出发，就民族精神中忧患意识的成因及影响，谈几点浅见:
“民以食为天”。农业自然经济，在古代中国的多种经济成分中一直占压倒优势;“饥饿”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高悬在中国老百姓头上。中国古代最高的政治理想是“大同”，“大同”即“普天下皆有所养”。孟子“仁政”理想，也可以具体化为“七十者可以食肉”，“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然而严酷的事实表明，这些理想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是一个空想;一部中国古代史，几乎就是一部百姓挨俄史。 中国古代人口相对集中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耕地严
重不足。与希腊半岛、尼罗河谷及两河平原相比，黄河流域高五个纬度。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谈到黄河中下游的情况时指出:“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
这高出五度的纬度，带来的气候要比其他地区严酷许多。黄河中下游地区夏季酷热，冬季严寒;有的年份雨量稀少，有的年份雨量暴增。雨量集中于夏秋，易成洪灾;冬春少雨，又形成干早。《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描绘的一幅地地震引发洪灾的画面，至今读来仍令人惊心动魄:“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拂腾，山家幸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充分展现了古代之民在自然灾难面前那种渺小与无助之情。
这样的生产环境产生的收成必定是较低的，中国古代特有的生产关系，又使这种短缺雪上加霜。中国古代官府摇役之重与赋税之多，世所罕见;中国古代地主地租及借贷制度之严酷，亦为世所罕有。普遍民众处于天、地、人的三重夹击之中，朝不保夕，整日如临如履。
世人无不赞誉“吃在中国”。的确，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杂食动物”。中国食谱之广，使外国匪夷所思:天上飞的，树上爬的，地上走的，土里钻的，水里游的……无不可用来果腹。中国古代的植物类书，大都在其条目后面注明里可食性、食法及味道。中国人保存食物以供长期食用的方法令人叫绝:风干、烟熏、火烤、泡制、腌制、发酵，其背后的根本动力是饥饿的忧患。中国人从最庄严的祭祖祭神，到最平凡的日常见面打招呼，其主体元素仍然是“食”。
正直的人们从民本主义出发，忧生而忧食。从“国风”中的《伐植>h硕鼠》、《七月》到汉乐府民歌中的《东门行》;从《古诗19首》中的“努力加餐饭”到杜甫的“路有冻死骨”、白居易的“简州人食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饥者歌其食”的忧患传统，响彻了“民以食为天”的回音。
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造成民族精神中浓厚的忧患意识的重要原因。
有研究者称西方的基督教为“天学”，印度是佛教文化是 “鬼学”，而中国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则是“人学”。这种“人学”文化，是积极入世而非消极出世的;是注重于今日之现实而非祈福于来世的;是把个人穷达与国家及民族的盛衰紧密结合的。是以，古代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其普遍的价值取向是“学而优则仕";人生的主要观照点是国家社樱、社会人生;成功的捷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扩大对社会的影响力来达成自己的人生目标。
在此基础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几乎毫无例外地把读书入仕视为“正途”。即使是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这些堪称伟大的诗人，也把文学当“副业”，“余事做诗人”。李白高唱“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杜甫低吟“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白居易执着于“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陆游迫求“功夫在诗外”等等，无不体现出这种“重政轻文”的价值取向。
“政治本位论”与“文学副业论”，有一种互补的关系。政治上得意之时，知识分子狂热地追求官爵，文学处于“副业”位置;政治上失意后，文学上升到主要地位。在政途上积累的感伤悲愤，又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与动力仕途经济风云变幻，人生道路曲折复杂，这种主次关系不断变换颠倒，使文人的忧患意识，像滚雪球一样日积月淤，从而成全了忧患意识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辉煌与永恒。
“学成惊人艺，货与帝王家”，是中国古代文人“悬梁” “刺股”的动力，而这“买卖”是否成交，几乎全由帝王们来“落糙”。
中国古代的君主们均“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黄宗羲语)，在处理私欲与国事，个人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时，往往不瞻前顾后，一意孤行。中国古代君王“明君”与“昏君”、“暴君”之比，过于悬殊。君主表现出来的普遍偏执、自大、骄横与愚蠢，使其在处理政务时表现出举世罕见的随意性、独裁性和神秘性。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矫正君失的良苦用心，换来的是斥责、获罪、贬滴甚至杀头。即使是寥若晨星的“明君”，其“兼听”与“纳谏”是有条件的，而“偏听”与“不纳谏”是绝对的。
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文学家们或暂时得志，不久即被排挤在朝廷之外，如屈原、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苏轼、陆游、辛弃疾、汤显祖等;或终其一生，也没有得到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如司马迁、曹植、阮籍、陶渊明、李白、杜甫、王实甫、关汉卿、吴承恩、吴敬梓等。凡此种种，政治上磨难，为他们提供了深刻丰富的题材;壮志难酬的忧患，又成为其常唱常新的主调。“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篙莱。不为千载离骚计，屈子何由泽畔来”—陆游的《读唐人愁诗戏作》道出了千古文人的酸楚。
四
展开中国古代文学漫长的画轴，一代代文人，一部部作品，薪火相传着忧患意识，使得古代文学历经五千年而长盛不衰。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屈原就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兴亡紧密相连。其“忧”是那样沉重，其“患”是那样深远。他，捧着一颗赤子之心，以“死”的决心来问“生":祖国向何处去?我的错在哪里?人生命运的价值究竟何在····一部《离骚》，就是以烂漫的情怀、驰骋的想象来抒写忧患的“牢骚”。屈原的忧思，感天地而泣鬼神，为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开篇，带来惊丽绝艳的壮采!
北宋苏轼的诗文，也因忧患意识而充满哲理情思。《赤壁赋》与《水调歌头.中秋》，表现他欲有所为而不可、现实生活不得意而企图遗世独立的思想矛盾。《念奴娇.赤壁怀古))，则表现作者时光易逝，英雄易老的感概。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徘徊在仕途的边缘，他把意蕴丰富的优患，倾诉在“人生如梦，一柑还醉江月”的名作之中，使后人击节吟诵，百读不厌。
与苏轼同时而稍前的柳永，则以其市井文学领袖的身份，使其忧患意识别具怀抱。柳永年轻时也曾发奋读书，企图通过科举，挤进官吏行列，实现政治抱负。当理想一次又一次幻灭后，写下了“青春都一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鹤冲天)})的诗句。表面的豁达之下，隐藏着多少无奈与忧患。当他一旦踏进与理想相距很大的官场时，忧患仍浸透于坎坷的旅途之中:“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真挚的忧思扑面而来，故能收得“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奇效。
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整篇由“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等名词组成，写法上已到了简而又简的程度。作者寥寥几笔，描绘出一幅苍凉的“暮秋游子行旅图”，引起无数文人失意、漂泊、凄凉的忧患意识的共鸣，从而使这首34字小令，跻身一流名作而毫无愧色。
与无数文人一样，曹雪芹无疑负有光宗耀祖的使命。但他却生活在封建制度行将毁灭的“末世”。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大背景下，曹雪芹蘸着泪水对美好的亲情、爱情、友情做了无与伦比的描写，然后将其一片一片地撕碎并埋葬。“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坯净土掩风流……”一曲“红楼”，将中国古代文人的忧患意识，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充满忧患意识的大观园，也就是中国古代无数知识分子精神的“大观园”。
古代天文学知识篇9
在教材中，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特点加入古诗文，“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这本来是教育、也是语文教育应有的题中之意。
教育是什么？教育是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生产经验得以继承发扬的关键环节。广义上讲，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教育。人类教育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文化传承、熏陶和滋养心灵，而传承、熏陶和滋养心灵都离不开传统文化这个巨大的资源库。
我以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小就灌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古代经典诗词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得历代知识分子把报国为民作为最高的理想。无论对知识精英，还是对普通民众；无论对那些舍生忘死的改革家，还是对理应享受改革最终红利的老百姓，经典诗词中传递的人生理念和治国态度都能够为我们的改革提供最原始的动力，这是中国教育之基因，也是中国教育的一个常识。
同志是运用传统文化的典范。在他的讲话中，古代经典诗词可谓信手拈来，令人过目难忘。譬如，2013年3月1日，他在中央党校2013年春季开学典礼上引用《诗经》中的话“如履薄冰，如临深渊”；2013年5月4日，他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引用《国语・周语下》中一句话“从善如登，从恶如崩”；2014年3月18日，他在河南兰考县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引用宋代朱熹的话说：“知其不善，则速改以从善”，最要在“速改”上著力；在《摆脱贫困・从政杂谈》一文中，他引用《墨子・修身》里的一句话：“慧者心辨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第二批布置会上，他引用《吕氏春秋・诚廉》中的句子：“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其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其赤。”在的讲话和文章中，类似这样的古诗文比比皆是，可见传统文化精髓对于他执政理念和为人处世的影响。
从经史子集，到忠孝仁义礼智信理念的传承，古往今来，历代教育无论制度发生怎样变化，也无论时光如何飞逝，传统文化这个脉不应该断了，这也是维系教育的根本。
遗憾的是，对这样一个常识，不知什么原因，常常被人违反，丢弃，甚至粗暴践踏。据报道，今年开学，上海市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新版语文课本被发现变“薄”了，其中删除了每个章节后的“古诗诵读”部分，共有《寻隐者不遇》《登鹳雀楼》《夜宿山寺》等8篇古诗被删去。其实，比上海大面积删减小学课本古诗更普遍的例子还多得是呢！我在最近从事教材编写中发现，不知谁定的什么规矩和标准，小学生只能接触古诗，不能接触古文，而古诗只能泛泛而讲，只能讲大意不能讲词语。甚至到了中学，古文的篇幅也不能超过20%。
对此，我非常反感并多次呼吁。我所在的语文出版社，在语文教材的修订中十分重视古诗文学习，并增加了相关内容，希望以此来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很奇怪，一方面，我们宣传并主张弘扬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拼命减少古诗文在教材中的比重，降低难度，甚至中文系的学生能读懂古文的也少之又少，长此以往，谁能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最有利的载体就是古诗文，如果不能认真研读，如何渡过传统之河，到达现代化的彼岸呢？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却被教育界内外的人广为忽视。
目前，我们无法预测同志的讲话对于正着手进行的中小学教材修订有怎样的影响，但至少让我们反思，并给所有人一个重要启示：他的话不是揭示了一个伟大真理或深刻定律，而是将一个本来的教育常识回归、复位和提请人们注意。
值得一说的是，类似这样违反教育常识的声音和事情在当下还相当多：韩国一艘游船出事，由于船长的指挥不利，造成听话的孩子死亡，有人得出结论说，教育要培养不听从指挥的孩子才能活命；还有领导以重视教育现代化为名，到处推广电脑网络教学，而忽视汉语言文化教学和课堂上与孩子的交流互动；还有多地所谓“培养百名教育家”工程项目，号称通过几年的时间培养出一批教育家等等。说到底，这些言行和做法不仅违反教育常识，也让一线老师和学生吃尽苦头。
古代天文学知识篇10
中国古代士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为社会的进步，文明的传播，科技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士阶层产生于社会动荡、政治斗争尖锐的战国时期
在商周时期，士的含义十分广泛，如指青年男子、武士等，在等级制度上，士是各级贵族的通称，更多的是指宗法分封制度下的一个等级，处于宗法贵族等级序列的最末一等。汉人贾谊说：“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许多士在诸侯公室中担任职务。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春秋以前的士，“大抵皆有职之人”。
在士担任的职事官中，可以看到后世文人的原始形态。当时，在王室中有一批掌管祭祀、礼仪、占卜、记事等活动的文职官员，称“作册”、“巫”、“卜”“祝”、“史”等。他们掌握文化知识，具有文人的特征。不过，与春秋战国活跃的士阶层相比，他们不是独立的知识群体，其知识还没有形成理论学说，没有达到以知识为资本与社会进行交换的程度。商西周时期，宗法分封制保证了士等级的稳定和不断扩充，严格的等级制度又使士纵然有知识和技能也无法充分施展，“士之子恒为士”，从这方面看，商周的士缺乏知识主体的自主性，其身份是不自由的。
春秋战国时期，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士摆脱了宗教等级的束缚，获得了较多的人身自由，一批非宗法性的士崛起，成为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非常活跃的阶层。
这时，士的身份已不再世袭，不再是贵族的一部分，那些通过刻苦读书，拥有一定才干的人，也可以成为士。如苏秦，家境贫寒，为改变生活状况，他决心努力学习，增长本领，读书累了，甚至“锥刺股”，终于学有所成，后来到各国游说，受到欢迎，曾担任六国国相。
由于士阶层产生于社会动荡、政治斗争尖锐的战国时期，他们所思所想多为针对天下如何统一、国家如何富强、社会如何治理等问题，所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成为士人的明显特征。
许多士人是怀着对“道”的追求和憧憬而从政的
古代士人具有很强的历史使命感即积极的入世精神。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论语・泰伯》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此言代表了广大士人的心愿和呼声。古代士人把参与国家政治视为自己的“天职”，把“治国平天下”当作崇高的理想追求。他们关心社会现实，“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不少士人入仕后直接参加国家管理，清正廉洁，执法严明，成为贤相、清官，至今为人称颂。有的人虽遭贬谪，仍怀报国之志；许多人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从容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充分体现了士人中优秀分子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英勇献身精神。
战国时期，许多士人是怀着对“道”的追求和憧憬而从政的，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从道不从君”，仁义之道重于君主之位，应该用道对专制君权加以节制。他们在国君面前敢于据理力争，甚至指斥国君的不道行为。孟子周游列国，常常尖锐地批评国君，他站在维护仁义之道的立场上，毫不留情地指斥了梁惠王“率兽而食人”，没有把国家治理好，不配做老百姓的父母官！他的责备常常使得国君无言答对，“顾左右而言他”。孟子的行为不仅显示了士人对政治的关心，还表明孟子具有可贵的社会良知。他以社会担当为己任，关注民生，反对战争，仗义直言，体现了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优秀品质。
从贾谊上疏和叶伯巨之死看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来源于读书人对社会、民族、国家前途深切的关怀。正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古代士人的忧患意识常常表现在对事物的发展具有预见性。往往在王朝和平稳定时期，他们见微知著，察觉到潜伏的危机和面临的困境，表现出“超前意识”或“危机感”。
比如汉文帝时，贾谊上疏，针对匈奴强大、诸侯势力膨胀等问题，认为，汉王朝像病足一样，“一胫之大几如要（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伸），一二指搐，身虑亡聊”（《汉书・贾谊传》）。当时，社会处在平稳发展阶段，贾谊之“危机感”似乎是危言耸听，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预感是对的。
明初，地方教官叶伯巨上书朝廷，认为朱元璋分封诸子为王将来会造成“尾大不掉之势”，难免骨肉相残。果然，朱元璋死后，发生了争夺皇位的战争。但在当时，朱元璋却认为他的话有蓄意挑拨离间之嫌，不少大臣也认为他无中生有，叶伯巨被抓，死于狱中。
很多士人具有知识阶层所特有的对问题观察的敏感性，能比较清楚地发现某种趋势的发展前景。然而，在现实中，超前的危机感往往不为当政者认同，甚至被怀疑别有用心，这就酿成了许多个人的悲剧。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历史使命感
在强烈的历史使命感驱动下，中国古代许多知识分子虽身处逆境，但坚韧不拔，正信弥坚，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继续奋进。司马迁被汉武帝动腐刑，蒙受了奇耻大辱，虽然处于痛不欲生的境况，但是他写作《史记》的决心没有动摇，他用历史上那些处于逆境的先贤激励自己，以超人的毅力，最终完成了这部伟大的史学名著。
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品格，他们不屈不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甚至甘愿以身殉道。明朝末年，宦官专权，朝败。东林书院的主讲顾宪成带领志同道合之士与宦官恶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被称为东林党。由于东林党人的斗争矛头直指腐败朝政，熹宗时，被阉党头子魏忠贤残暴镇压。东林党精神的最大特点是关注社会政治，忧国忧民，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可贵精神，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
士人的依附性，使他们的知识价值取向和人格的独立性都大打折扣
应该看到，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和参政意识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一是强化了做官意识。在专制的家天下时代，士人“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往往要通过入仕为官来实现，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官员的名额有限，于是，无数儒生士子拥挤在“学而优则仕”的狭窄通道上，为入仕，他们刻苦攻读，皓首穷经；为保住官位，他们争宠献媚，甚至互相倾轧，最终成为封建统治者的驯服工具和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