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灭绝的原因篇1
全球气候变暖、人口急速增长和自然环境恶化，使地球上的生物正在经历有史以来的第六次大灭绝。
刚刚在南京结束的第四次国际寒武纪大会上，国内外著名古生物学家表示了上述看法。他们认为，目前物种消失与地球历史上的生物灭绝事件惊人地相似，与以往不同的是，人类在这次生物灭绝事件中充当了“总导演”的角色。
人为的生物大灭绝
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发表的“2004年全球物种调查”显示：全球有超过15000种物种濒临灭绝，灭绝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2004年1月出版的《自然》杂志称，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对地球上六个地区的研究表明，全球变暖将导致世界上1／4的陆地生物在未来50年内灭绝，也就是说，半个世纪后，约100万个物种将从地球上消失。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教授西蒙・莫瑞斯说：“现在的环境和以前发生生物大灭绝时的环境没有多少相似性。但是化石证据可以使我们判断出，在距今约4500万年前，地球经历了一次非常剧烈的气候变暖。当时全球气候变暖的程度和今天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地球正在经历的变暖现象有类似的地方。它们都导致了大量动植物种类灭绝。”
科学家认为，工业革命拉开了这次生物灭绝的序幕，而且灭绝的速度越来越快。
“除了星体撞击、全球性火山爆发等突发事件外，我们正在经历的生物灭绝比地球生命史上其他灭绝事件更为恶劣。”我国西北大学早期生命研究所所长舒德干说。
这位近年来在《科学》和《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十余篇早期生命研究论文的科学家说，以前的生物大灭绝都属于自然灾害，但这一次是人为的。
科学家发现，人类活动造成的物种灭绝比自然灭绝的速度高1000倍，平均每小时就有一个物种灭绝，如夏威夷画眉和康定云杉已经消失。
“我们对地球生物组成所知有限，但它们的栖息地都在快速消亡。人类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灭绝物种。”台湾清华大学教授、美国《科学人》杂志中文版总编辑李家维说，“工业革命以来，物种灭绝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我们今天物质需求的满足，几乎都是用损坏环境换来的。”
前五次生物大灭绝
科学界普遍认为，地球生命演化史经历过五次大规模的生物灭绝，虽然具体原因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都与环境突然变化有密切关系。
第一次生物大灭绝发生在距今4．4亿年前的奥陶纪末期，导致大约80％的物种灭绝。第二次生物大灭绝发生在距今约3．65亿年前的泥盆纪后期，海洋生物遭受了灭顶之灾。
最严重的一次生物大灭绝发生在距今约2．5亿年的二叠纪末期，导致超过95％的地球生物灭绝。在距今2亿年前的三叠纪晚期，发生了第四次生物灭绝，爬行类动物遭遇重创。最为人熟知的一次生物大灭绝发生在6500万年前，长期统治地球的恐龙灭绝了。
近一个世纪以来，科学家探索这些生物灭绝原因的热情不断高涨。参加这一课题研究的学科越来越多，研究的程度也越来越深入，各种假说、推测和实验数据层出不穷，虽然科学家已经认定上述的五次生物灭绝属于突发性的自然灾害所致，但是令科学界普遍认可的结论至今没有出现。
西蒙・莫瑞斯说：“研究生物灭绝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课题，它能够使人们通过历史看到全球变暖、人口膨胀给地球带来的坏处和人类应该做些什么。”
历史没有哪个时代比今天的人们更加关注环境，但是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丝毫没有减弱。
李家维说，虽然已经认识到了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但当人类的利益受到威胁时，其他生物就难免灭顶之灾。比如在禽流感和登革热流行时，人们大范围喷洒消毒剂，造成一些物种在短时间内灭绝。
生物灭绝将殃及人类
美国寒武纪研究所所长普马・艾理森说：“人口的急速膨胀，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灾难性事件。或许人类能够幸免于难，但其他生命将难逃厄运。”
科学家们称，人类在目前的地球上处于绝对的“霸主”地位，对任何事件的考虑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其他生物的发展，生物多样性的单调是必然的。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专家经过十多年的调查，在最近发表的《家养动物多样性世界观察》中称，在过去的100年里，全世界已经有超过1000个品种的家养动物灭绝，而且这一状况还在继续恶化。
联合国粮农组织称，在该组织全球农业动物基因资源数据库中，记录在案的家养动物有6379个品种，其中4183个品种有数据可查，而在这其中，又有740种已经灭绝，1335种处于“高度危险”状态。如果不采取措施，20年内人类还将失去2000个家畜和家禽品种。
专家认为，造成目前家养动物多样性减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一些发达国家输出一些“优良品种”的家畜和家禽，与进口国当地的品种进行杂交，甚至取而代之。另外，现代化的饲养方法，使得家畜和家禽养殖业越来越依赖几个优良品种，许多其他有价值的品种逐渐消失。
专家说，生物多样性是无可替代的，基因技术只能对现有品种进行改良，并不能挽回失去的品种。家养动物的多样性减少，将使它们在环境和气候变化以及新疾病流行等因素面前更加脆弱。
德国沃茨伯格大学教授盖亚・歌德说：“全球性的森林缩减、海平面上升和人类对环境的掠夺，使生物的多样性遭到破坏。这场危机是人类自己制造的，并使地球的自我调节能力下降了很多。”
当今物种灭绝的主要原因是由人的活动导致了生物栖息地大面积消失和环境破坏。剩下的栖息地变小了，而且支离破碎。
西蒙・莫瑞斯认为，人类对环境的变化将会更加敏感。比如气候变暖使陆地和海洋内生物的数量和分布将发生变化，小麦和大米的产量也受到了影响。同时，地球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来恢复物种的多样性。人类对待环境的态度，取决于人类希望生存在怎样的环境中以及为此作出怎样的努力。
生物多样性灭绝的原因篇2
保持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原因在于可以维持生态的平衡和自然的参差多态，由此才可能形成人和其他生物所处的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和资源的丰富多样。但是，生物多样性在近些年受到了很大的破坏，重要原因之一是人类的经济活动和开发的日益增多。除此之外，生物多样性减少或一些物种濒临灭绝的原因还在于外来物种的入侵和天敌的强大。这后两个原因同样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坎特林那岛的两难选择
一般情况下，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中，如岛屿上，如果盲目引进外来物种常常会造成外来物种的入侵而危及本地的生态环境，比如，造成该岛屿上的某些物种濒危或灭绝，这样的教训已经有不少。
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南非的马里思岛，当初有人看到这个岛上没有猫，于是把几只猫带到了岛上。但是猫很快繁殖起来并威胁到当地的海鸟。眼见得海鸟一天天少下去，马里思岛上的人们才着急起来，于是采用了以陷阱捕杀和枪杀的方法，猎杀岛上的猫。等到把岛上的猫彻底清除干净时，已用去了19年的时间。但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中，如一个岛屿上，该保留哪些生物和不该保留哪些生物有时却让人陷入了一种两难陷阱。
眼下，这样一种复杂的事例就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坎特林那岛上(Catalinaisland)。由于受到天敌金鹰的威胁，该岛上的像猫一般大小的珍品狐狸已经濒于灭绝。而金鹰也是一种稀有的受到保护的动物。这种情况给环境保护者、生态学家和当地政府出了一道难题，是保护可爱的狐狸还是保护美丽的金鹰?讨论的结果是，猎杀一定数量的金鹰，以减少它对幼狐的捕食，就像南非马里思岛上猎杀猫一样。当然也有人提出了把金鹰轰出该岛，但显然这是一个不现实的方案，因为飞走的金鹰随时都可以飞回来。
坎特林那岛离南加利福尼亚海岸约20海里，包括六个小岛。狐狸是岛上的“土著”，但其幼子又是金鹰的食物。研究人员认为，如果不采取措施，要不了十年，岛上的狐狸就会因为金鹰的捕食和疾病而减少90％。
保护生态的多项选择
正因为如此，加利福利亚大学、新墨西哥州大学的一些生态专家提出，如果要拯救狐狸就要猎杀一些美丽的金鹰，以此来控制金鹰对狐狸的捕食。但是，这种做法也可能在法律和政治上都引起麻烦，不仅会让人感到难以接受，而且还会引起环保主义者的抗议与反对。但是，权衡再三，两害相衡取其轻，一些起研究人员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捕杀一些金鹰。
但是，也有人提出了另外一种方法，让竞争者赶走金鹰。比如，金鹰也有它的的竞争者――秃鹰，后者的主要食物是鱼，因此对狐狸不会造成伤害。由于秃鹰占据了坎特林那岛的桑塔岛上的地盘，金鹰受到较多牵制，其数量不仅受到限制，而且其捕猎狐狸的行为也自然减少。结果该岛上的珍品狐狸才有可能生存下来。但是，无论怎样努力，秃鹰并不去坎特林那岛的其他几个小岛，也因此那里的狐狸便没有这么幸运了。
同时，政府机构无法组织人捕获和重新安置自由地捕食狐狸的金鹰，而岛土的狐狸对于自身的安全似乎毫不经心，并且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一种族的覆灭将要来临。当然另一个原因便是它们对金鹰的捕杀束手无策，只得任意让金鹰捕食。
当然，挽救狐狸也还有另外的方式，比如向岛上引进其他金鹰喜爱的食物，如猪。这个方法也并非没有试验过，比如以前已经向岛上引进了一些猪，而小猪和小狐狸都是金鹰所喜爱的食物。这就可以让金鹰选择一部分猪为食物，从而减少对狐狸的危害。但是，岛屿上的生态最容易被外来物种所侵害并造成失衡，因为猪已经对岛上的一些植物和植被造成了危害。因此一些人已经提出把猪重新驱逐出坎特林那岛，而且政府也正在组织人员实施。
这又造成了一个两难如果把岛上的非土著猪赶走，那么金鹰对狐狸的威胁更大，将会导致岛上狐狸种群的衰亡或灭绝，如果不赶走猪，又会造成岛上生态的另一种破坏。而且，也还不知道金鹰对猪的兴趣是否大于狐狸，如果不是，那么狐狸也难逃灭顶之灾。
岛屿是物种灭绝的特殊环境
坎特林那岛的珍品狐狸这次似乎已经是第二次大难了。上一次由于爆发犬温病，导致该岛上的狐狸大量死亡，数量从1200只降到100只，令坎特林那岛管理委员会大伤脑筋。后者不得不捕获一些狐狸来人工孕育狐狸，并向岛上投放了三窝小狐狸，这才慢慢使岛上的野生狐狸增加到250只。而生态专家认为，只有该岛上的野生狐狸达到300只时，岛上的这个珍稀物种才有可能维持下去，否则就有灭绝的危险。因此，如今让狐狸免于灭绝的方法似乎是只有捕杀以狐狸为食的金鹰了。
其实，美国坎特林那岛上的狐狸并不是最为倒霉的濒临灭绝的动物。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于2003年11月18日了一份濒危物种红名单，有12259种生物濒临灭绝。这份红名单也指出了什么样的环境和原因容易造成物种的灭绝与减少。其中，岛屿环境是最容易造成物种灭绝的环境之一，因为岛屿一旦引进外来物种就可能造成对当地物种的入侵和攻击，造成本地物种的灭亡，同时，岛屿上资源有限，如果天敌变得强大时，就可能对其食物链下方的物种造成灭绝。
生物多样性灭绝的原因篇3
自然发生的灭绝事件可能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宇宙是一个充满暴力的不友好的地方，而我们是一群脆弱的生物体，生存在一组精确条件的微妙平衡当中。我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宇宙允许我们存在。以下是一些会让我们灭绝的事件：
附近的超新星爆发：
超新星爆发是宇宙中规模最大的爆炸，发生在巨型恒星死亡之时。如果离我们30光年之内有一颗这样的超新星爆发――大约每2.5亿年发生一次――我们就将不复存在。
伽马射线暴：
伽马射线爆发是宇宙中亮度最高的事件。它发生在一颗巨大的恒星核聚变到无法再生成更重的元素时，此时这颗恒星会坍缩成一个黑洞，放射出双向的爆炸波。这种爆炸的强度之大，在数秒之内就会释放出这颗恒星100亿年生命当中积聚的所有能量。伽马射线爆发比超新星爆发要罕见得多，在每个星系中，每100万年只会发生几次，而超新星爆发在像我们这样的星系中每个世纪就会发生两次。但是与超新星爆发不同，伽马射线爆发的影响距离远得多，只要在我们的银河系中任何一个地方发生，并且正好指向我们的话。据推测，上文中提到的五次大规模灭绝事件中的第一次，很可能是由伽马射线爆发造成的。
超级耀斑：
太阳耀斑随时都在发生，通常情况下，地球磁场可以保护我们免受影响（这正是产生极光的原因）。但是我们在其他类似太阳的恒星上观测到了偶尔发生的超级耀斑，强度比普通太阳耀斑高出数百万倍。如果我们的太阳发生一次这样的超级耀斑，情况就糟糕了。
地球磁场翻转：
地球磁场平均每50万年发生一次翻转，随时都可能发生。磁场翻转本身并没有什么影响，但是翻转中的过渡期却是危险的。磁场在翻转的过程中，有一段长100年到1000年的时间，在这一时期，地球磁场强度只有正常情况的5%。我们依赖磁场提供的保护，因此磁场变弱对生命来讲很可能是致命的。科学家研究证实，磁场翻转和大规模灭绝之间是有联系的。
凶猛的黑洞：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这样的黑洞靠近某一个恒星系统，造成极大损害。即使它远在10亿千米之外，也会将地球送上一个更加椭圆的轨道，使我们夏天的温度高达65℃，冬天温度低至-45℃。这不是一件好事。
外星人入侵：
用已故的物理学家杰拉德・奥尼尔总结的话来说，“西方先进文明每到一处，即使是出于保护和守卫这些原始文明的目的，都会对当地的原始文明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如果外星人来地球，估计我们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
全球性灾害：
这些灾害可没有好莱坞式的英雄结局。
小行星撞击：
这一部分内容非常多，需要用一个专题来讲。
所以，虽然看上去宇宙是沉默和静止的，地球对我们来说很安全，但实际上这更像是一片目前很平静的森林，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头嗜血的食肉动物闯进来，对这里的生命加以蹂躏，将它们消灭殆尽。上文中的大规模灭绝事件图表就向我们描述了五次这样的恐怖故事，在这些故事发生的时刻，平静的地球变成了坟场。毫无疑问，灭绝事件还会再次发生，很可能就在你目前坐的位置上演，唯一的问题是它将在什么时候到来。
让我们来看一下在6亿年的历史中发生过的大规模灭绝事件。
大规模灭绝事件的时间轴告诉我们，虽然未来一定会发生坏事，但时间尺度是巨大的，因此，在近期发生威胁我们存在的毁灭性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很低。但是有多低？
为了理解这一点，让我们假设在未来5000万年当中很可能会发生一次大规模灭绝事件。也就是说，在未来1000年当中有五万分之一的可能性。这种概率相当于有个人在地上画了一个X标记，然后告诉你在未来一个月当中，这个标记会被闪电击中。一个月的1/50000差不多是1分钟，因此，下一个千年发生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的可能性，相当于下一分钟地面上一个特定的地点被闪电击中的概率。换句话说，在今后的1000年当中生存在地球上是很安全的。
这个闪电的比方中的1分钟相当于1000年，人的一生就相当于这个比方当中的5秒。那么，如果让你在这个X标记上站5秒，你愿意吗？我可能根本不愿意站在这个X标记上，这5秒或许会让人感到紧张，但是我同时知道，我几乎一定是安全的。这就是我们在地球上生存应有的感受，至少如果只考虑威胁生存的自然灾害因素的话是这样。
如果你只考虑自己，或者你身后的十代子孙，在地球上生存并不存在多大问题。
但是如果你放眼人类这个物种的未来，就需要以一种不同的眼光看待问题了。作为一个物种，如果永远被限制在地球上，就好比一个人站在那个X标记上好几个月。因为物种灭绝图表上的时间轴告诉我们，闪电大约每两个月就会击中一次X标记，站在那里原地不动看上去就不是很好的长期计划了，不是吗？或许我们的科技能帮助我们在几次电击之后存活下来，但是经历这种事情仍然是非常不愉快的，而且任何一次闪电都有让我们灭绝的潜在可能。
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让我们想象地球是一个硬盘，每一个物种，包括人类，是一份储存在硬盘里的excel文档。将时间尺度压缩，5000万年等于1个月，以下是我们知道的一些事情：
现在是2015年8月。
硬盘（地球）制造于7.5年前，也就是2008年年初。
2014年8月，硬盘里装满了excel文档（物种起源）。从那时开始，新的文档被创建，还有一些文档出现错误，打不开了（灭绝）。
从2014年8月开始，硬盘出现了五次崩溃（大规模灭绝事件），2014年11月、2014年12月、2015年3月、2015年4月以及2015年7月。每次硬盘崩溃，都可以在几小时后重启，但是重启之后，大约70%的文档都找不到了。2015年3月的那一次是个例外，95%的文档都丢失了。
现在是2015年8月中旬，人类这个文档在2小时之前被创建。
现在，如果你有一个硬盘里存储了一份特别重要的excel文档，而你知道这个硬盘每隔一两个月就会崩溃一次，上一次发生在5个星期前，你会做些什么？
你会把这份文件拷贝到另一个硬盘上去。
这就是埃隆・马斯克想要把100万人送到火星上去的原因。
为什么是100万人呢？因为根据马斯克的粗略估计，这是创建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群体所需要的最少人数。在此处，自给自足的定义很简单，它意味着如果地球不复存在，火星上的人口仍然可以生存繁衍，他们不需要依赖地球提供任何东西。需要开矿？需要有知道如何建造矿场的人以及矿工？需要建造一所新的医院？需要一次修复因特网卫星的火箭发射任务？需要扩大农业生产来缓解食物短缺？战争爆发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火星上的人口可以独自解决所有这些问题。马斯克认为1万人甚至10万人都不足以达到这一目标，但是100万人应该就够了。
这一理念――让人类在多个星球上自给自足――通常被叫作“行星冗余”。马斯克把它叫作人类的人寿险，我把它叫作给硬盘备份。
当然，火星这个硬盘也不一定比地球保险。它面对大多数灾难时跟地球同样脆弱，也会每两个月崩溃一次。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硬盘崩溃会在不同时间发生。如果其中一个很严重，我们的文档永久性丢失了，另外一个仍然会完好无损――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创建一个新的备份。
假设现在我们已经在两个硬盘上做了备份，这会让我们感觉放心多了。但是如果这份文件对你来说特别重要，你可能不会满足于只拥有两个硬盘的备份。你会希望在很多个硬盘上都存一份。我们还有哪些选择呢？让我们来梳理一下。目前，我们知道：
将人类备份在某个时间节点上是必要的――如果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也就是生活在唯一的星球上，我们对物种灭绝事件来说就是不堪一击的。
火星是目前进行备份的最佳选择。
但是当技术发展到足够成熟，我们就可以在太阳系中创建许多备份，在卫星、小行星和行星上建立10多个殖民地。
另外一个有趣的选择是在太空中建造人工栖息地。虽然目前这些想法受到我们想象力的局限，但是可以预见，在未来，居住在行星上可能就跟史前人类居住在洞穴里一样原始。在过去几千年当中，人类发明了“室内”的概念，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家就是一个室内的空间。或许在未来，一个巨型的人造太空栖息地会拥有山川、河流、树木，以及数百万人口，整个世界都会变成一个“室内”。到时候，对天气、地震和小行星撞击的担心，可能就像居住在洞穴里的原始人担心睡觉的时候被狼群袭击一样原始。
不管是哪种方式，一旦人类在几个不同的天体或者栖息地上都拥有了数百万人口，人类这份文档就非常安全了，人类就能躲过自然灾害，存在很长很长时间。
当然，所有这些备份都仍然处在太阳系当中。如果你的所有备份都在同一间房子里，房子着火的时候，问题就不小了。就像我们使用的硬盘一定会出现故障一样，我们居住的房子也一定有一天会被烧毁。太阳目前处在生命中期，总有一天会走向死亡。
在毁掉地球之后，太阳会继续向外扩张，一个接一个地把我们潜在的家园变得无法居住。幸运的是，在此之前我们有一个绿色窗口期，这给了我们机会做点什么。马斯克指出，从地球历史的开端，到由于太阳而导致海洋蒸发，温度变得不适宜生存，一切复杂生命都走向死亡的时刻，我们现在处在90%的进度上。“所以，如果智慧生物的进化所用的时间再多出10%，就永远都没有机会产生了。”在进化的道路上，我们出现在了最终一局，时间刚好不算太晚。现在我们需要在被灭绝之前找到向地球之外以至太阳系外扩张的方法。
好消息是，时间尺度是巨大的。太阳在变得暴烈之前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果人类能够存活到这个绿色窗口期的最后时刻，我们的技术应该已经进步到了让我们找到解决方法的地步：a）如果有需要，可以轻易迁移到太阳系中其他安全的区域；B）成为一个多恒星系统的种族，人口能够散布到银河系中其他对生命友好的恒星系统去；C）建造出安全的太空栖息地，不需要恒星来提供能量――或许是通过核能技术，更可能是通过某种我们目前无法想象的先进技术。
所以我们的待办事项是：
1）在某种因素导致我们灭绝之前，找到离开地球的方法（成为多星球的物种）。
生物多样性灭绝的原因篇4
你是否知道,你属于“万里挑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科学家们发现的生活在地球上的1500万个物种之一。然而,人类却是极少数数量仍在不断增长的物种之一,而绝大多数动植物正在变得愈加珍稀。
我们已知共有17291种物种面临着灭绝的危险――从鲜为人知的植物和昆虫,到漂亮的鸟类和哺乳动物。而这仅仅只是冰山一角,有许多物种甚至在人们发现之前就已经灭绝。
原因何在?人类活动。我们目前的发展方式已经造成了大部分原始森林消失殆尽、将近一半世界湿地变得干涸、四分之三鱼种群源衰竭。我们还排放大量温室气体,以至于地球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中会持续变暖。我们的活动加速了物种以1000倍于自然灭绝率的速度消亡。
结果是,我们自己的生存之基已经摇摇欲坠。缤纷多彩的地球万物――即“生物多样性”――给予我们食物、衣服、燃料、医药,还有更多。你可能不相信在你家后院的一只甲虫或者路边生长的小草都与你息息相关。但事实的确如此,当一个物种从错综复杂的生命之网中消失,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基于上述原因,联合国宣布2010年为国际生物多样性年。这是一个重要机遇,可以强调生物多样性之于人类福祉的重要性,反映我们保护生物多样性所取得的成就,并鼓励我们加倍努力减慢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
2010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是“多样的物种,唯一的地球,共同的未来”。主题呼应了保护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紧迫性。一个没有生物多样性的世界的前景是黯淡的,千百万的人类与千百万的其他物种共有同一个地球,只有和谐共处,才能享有更安全、更繁荣的未来。
生物多样性灭绝的原因篇5
有人认为原因在于严峻的气候变化，也有人认为人类才是始作俑者。除了这两种主流观点外，人群中还蔓延着关于“快速杀手”的猜测，比如，当时陆地上肆虐着一种超强接触性传染病，或者突然爆发了一场类似6500万年前毁灭恐龙的宇宙灾难。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场“杀戮”和哺乳动物的灭顶之灾？人们难免心存恐慌――如果再次发生类似事件，那下一个灭绝的物种会不会是人类？
带着这些疑问，科学家们开始从源头寻找答案。
开端的好光景
上个冰河世纪始于11万年前，结束于1.15万年前，前后历时大约10万年。目前，地球正处于温暖期――全新世之中，但在许多学者看来，我们也不能太乐观，因为它有可能只是另一个大约持续1万至1.5万年的间冰期（两次冰期之间气候变暖的时期）。
通常，在一个冰河世纪的开端，气候都相对温暖，就像我们今天这样。但是，天气会逐渐变冷，北风越来越寒冷刺骨，植被也悄然发生着变化――松树林从山顶扩张到山腰，并且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取代阔叶林；亚洲广阔的平原变成冻土，巨大的陆块也变成了贫瘠而寒冷的冰漠。海洋上的水汽蒸发到陆地上空形成降雪，从而使冰盖的厚度不断叠加，简直就是现实版的“雪上加霜”；冰川从山顶蔓延到低地；随着水不断变成冰，海平面下降的幅度将超过120米……
对于人类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灾难。但对于动物来说，这并不算坏事。比如，那些习惯在欧洲生活的动物可以暂时逃到非洲去避寒，直到气候再次变化。就像以往的冰河世纪那般，即使是最冷的时候，在一些不结冰的地方也并不荒凉――虽然没有人烟，却广泛分布着许多不同种类的动物，比如，麝香牛、驯鹿、旅鼠、北极狐、长毛犀牛和猛犸象等等。
科学家发现，至少在11万年前，当上一个冰河世纪开始的时候，这些动物的种群繁衍都十分正常。
幸运者和失败者
但是，在大约三四万年前，这种好光景发生了变化，动物们的灾难降临了。
许多大型哺乳动物的数量开始减少，直到最后“硕果仅存”或甚至完全消失――在整个欧亚大陆，36%的大型哺乳动物灭绝了，而这一数字在北美洲更是高达72%，澳洲的损失也十分惨重，只有非洲的情况相对稳定。
今天，我们只能从化石中认识许多曾存在于地球上的奇特物种，诸如剑齿虎、乳齿象等等。还有一些物种虽然依旧存在，但分布地点发生了巨大变化。诸如骆驼和马，目前，在它们的家乡北美洲已经找不到它们的身影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值得人们注意――在冰河世纪，猛犸象曾广泛分布在北半球各地，虽然后来它们也随着大规模哺乳动物的灭绝而消失，但还有一个“矮子”品种并未灭绝。这些矮个猛犸象努力地在北冰洋上的费蓝格尔岛一直留存到大约7000至4000年前才彻底消失。
为什么有些物种活了下来，而有些却永远消失了？人们关于气候、人类活动、宇宙灾难等原因的猜测究竟对不对呢？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遗传学家选择了6个物种（其中3个消失了，另外3个仍然存在），并从它们的骨头、牙齿、角和排泄物中分别提取了Dna进行分析。
是气候变化，还是人类活动？
首先，为了检验气候对哺乳动物的影响，学者们开发了一种独特的模型。它能够显示这6个物种在过去5万年前的生活区域及物种数量。结果正如一些学者猜测的那般，动物数量的增减的确与气候变化以及可栖息地面积相关。
但随着更加细致和深入的研究，学者们还是发现了许多例外，似乎并不是所有物种数量都会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即使是同一个物种在类似气候条件下，其数量变化也因生存在不同的大陆而有较大差异――比如，驯鹿在北美和欧洲的数量变化就非常不同。
这能说明什么呢？学者认为，这意味着气候变化应该是动物灭绝的一个原因，但绝不仅仅是唯一的原因。
于是，科学家们将目光瞄准了第二个可能性――人类。
换句话说，人为捕猎很可能是造成动物灭绝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为了验证这种猜测，科学家们在地图上标出了这些动物与人类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重叠处。结果发现，人类活动的确在某些动物的命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比如几千年前，长毛犀牛在欧洲灭绝了。而恰好在那个时期，它们与当地人拥有一段生存重叠期，而在其他没有人类活动的区域，长毛犀牛则未发生灭绝。
除此之外，研究人员发现，野马和北美草原野牛的命运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更加明显。无论是从时间还是空间上看，这两个物种在北美的分布和数量变化都与人类的出现拥有明显的重叠。也正是在那个时期，野马和北美草原野牛的数量急剧下降。与此同时科学家们还在石器时代人类西伯利亚的定居点发现了大量野马和北美草原野牛的捕猎遗骸。总之，这一系列的研究都表明，人类活动与哺乳动物大规模的死亡脱不了干系。
但是，科学家们还是在研究人为活动的过程中发现了例外――比如，麝牛在大规模死亡的时间内，人类活动并未对其产生影响。
可见，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还不足以解释一切。
物种竞争的可能
那么，导致冰河世纪大规模动物死亡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随后，科学家们又在来自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猛犸象、长毛犀牛、野马和北美草原野牛的化石样本中有了一些意外的发现。
通常在人们看来，食草类动物都比较挑食，它们几乎只吃自己喜欢和习惯的食物。比如，北美草原野牛就不会吃猛犸象的食物。但是，科学家们通过对动物排泄物Dna的研究发现，生活在同一区域的不同物种竟然食用了许多同样的食物。虽然每个物种喜欢的食物类型不同，但它们并不像人们先前想象得那般挑剔和“专一”，对于其他动物喜欢的食物，它们也“来者不拒”。
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北美，草原野牛的数量在一段时期内曾发生过一次锐减，几乎到了灭绝边缘。而后来，在北美的野马和猛犸象消失后，草原野牛的数量又神奇地恢复了。而在欧洲和亚洲，这种情况则刚好相反――野马幸存了下来，而草原野牛、猛犸象和长毛犀牛却消失了。
因此，一个新的可能性产生了――物种竞争。即使猛犸象成为了后来的幸存者，那么野马和北美草原野牛也有可能消失。所以，在遗传学家们看来，即使没有人类和气候原因，这种大规模的动物灭绝也在所难免。
可见，冰河世纪的哺乳动物灭绝并非仅由一个因素造成。虽然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物种竞争等原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一定还有其他因素在机缘巧合间起了作用，造就某些物种灭绝的原因实在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
而关于人们猜测的一场流行病或者一颗陨石的“快速杀手”理论，遗传学家认为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因为，这次哺乳动物的灭绝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前后绵延达数千年之久。
至于那些导致某些动物灭绝的关键因素和谜底，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的研究和发掘。
6种冰河纪动物的不同命运
北美草原野牛
北美草原野牛的命运也同样被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所威胁，但是，它们却顽强地活了下来。今天，我们在北美和欧亚大陆都能看到它们近亲的身影。据科学家研究，北美草原野牛能幸存的首要原因是其拥有长距离跋涉的强健体魄和能力。因此，它们能够在“人畜罕至”的地区找到食物。加上其它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也为它们留下了诸多未被“开发”的食物和资源。
驯鹿
在上一个冰河世纪，人类对驯鹿展开了大规模的猎杀。同时，由于气候变化等原因，驯鹿也失去了85%的栖息地。在那个时期，同一地区的其它动物都相继灭绝了，但驯鹿却神奇地幸存了下来。据研究人员推测，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驯鹿在较早的时候就已经被人类驯养了，是它们对人类的“帮助”和生产用途替它们躲过了那一劫。而且，在这6种动物中，驯鹿的繁殖速度也是最快的。因此，在冰河世纪的极端压力下，它们才得以幸存。
长毛犀牛
在被研究的6种动物中，长毛犀牛是唯一没有在北美洲生活过的。但在上一个冰河世纪开始时，它们是整个欧洲和亚洲都广泛存在的动物。当冰河世纪结束时，气候变化导致它们的栖息地严重萎缩，长毛犀牛的数量也因此锐减，这直接导致了它无法避免的灭绝命运。而在欧洲，少量仅存的长毛犀牛则很有可能最终死于人类猎杀。
麝牛
在冰河时代，麝牛的分布十分广泛。但它们在冰河世纪末期也受到了气候变化的极大影响，导致其领地内种群数量急剧减少。然而，麝牛却还是幸存了下来。这也许是因为它们在远离人类捕猎的地方找到了无冰地区。由于不需要与其它食草动物争夺稀缺食物，这种隔离区也给了它们生存和繁衍的机会。
猛犸象
虽然人类在整个冰河世纪都对猛犸象进行了大规模的猎杀，但是在2.6万年前，这种动物在欧洲和亚洲的数量却增长了5倍。至于这种数量骤增而后却又集体灭绝的原因，学者们还未能找到证据和合理的解释。
生物多样性灭绝的原因篇6
一、灭绝种族罪中受保护的团体探析
在1948年《灭种公约》之前，国际社会是不存在关于灭绝种族罪的法律定义的，民族、人种、种族、宗教这些受保护团体也是《灭种公约》通过后才确立的概念。但是在《灭种公约》通过前确实存在着保护某些少数民族、少数宗教团体的公约。笔者将围绕《灭种公约》中关于受保护团体的规定，对其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讨论，之所以以《灭种公约》为例进行分析，是考虑到之后的《罗马规约》关于灭绝种族罪的规定与《灭种公约》是一致的，而《灭种公约》更具有普适性与专业性，因此，仅以《灭种公约》为例进行分析，分析得出的结论同样适用于《罗马规约》。
(一)民族团体(nationalgroup)
《灭种公约》起草中，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法律)委员会上，民族这个词的含义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瑞典代表团认为，民族团体是指一个国家的居民，并且建议部分包括人种团体，以确保如果国家灭亡，这些团体可以受到保护;在此基础上，苏联代表团也赞成这个解释;伊朗代表团认为民族团体是指意味着有一个特定国籍的团体;但是，埃及和比利时的代表团都认为民族团体仅指国家的少数民族团体。就从规约最终措辞的通常含义来分析，后一种观点似乎是存在缺陷的，并且少数民族团体通常也可以被纳入人种、种族、宗教团体中加以保护。
需要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民族和种族是同一个概念，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民族则是由许多种族所组成的，如在非洲的许多国家里就有这种情况。
根据卢旺达刑庭审理的阿卡耶苏案判决，这里的民族团体是一群认识到要共享权利和义务的互惠并以共同公民身份为基础受法律约束的人的集合。
判断某一团体是否属于民族团体，首先考虑的是共同的国籍，其次还应当考虑是否拥有共同的历史、风俗习惯等因素。
(二)人种团体(ethnicgroup)
人种和种族两个词语经常是混用的，在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的刑法中的灭绝种族罪条款，就没有种族这个词，也许立法者认为，没有必要使用这个词，有了人种这个词语就可以不使用种族，如果同时使用，反而会产生误解。当初，在起草《灭种公约》时，最初提案中并没有人种的概念。但是在讨论中，瑞典代表团提出了这个概念，其理由是民族的概念具有政治的含义，极易与国家与政治团体相混淆，而人种概念应当考虑历史、文化遗产和语言及传统。苏联代表团也支持在公约中列入人种的概念，并指出:人种团体是民族团体的分支，是比民族要小的集体。最终经过表决，人种的概念以微弱的多数得以通过，并列入公约，形成如今所见的四类受保护团体。
通过卢旺达刑庭审理的阿卡耶苏案，其在判决中对人种团体作出了明确的定义，指出:人种团体系指其成员共享同样语言或文化的群体。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种团体的概念基础是文化上的，主要在于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的共同点，系指由同一习惯、同一语言和同一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群体，这个团体通常可以在一个特定的地理范围内找到，该团体可以自己认识自己及别人，也可以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明确的区分。
(三)种族团体(racialgroup)
卢旺达刑庭同样在阿卡耶苏案判决中指出:公约对种族团体的定义基于与特定地理区域相联系的、遗传的外貌特征，比如肤色或身材，而不考虑语言、文化、民族或宗教因素。因此可以看出，遗传的外貌特征被卢旺达刑庭作为种族区别与人种的最基本的特征。这个定义与美国的《灭种公约施行法》中的定义相似，《施行法》中规定种族团体是指在物理特征和生物血统方面是与众不同的一类人。由此可见，在国际刑法上，人种和种族的区别在于:人种是从文化意义上的;而种族是从遗传外貌意义上讲的。
(四)宗教团体(religiousgroup)
宗教团体是这四类受保护团体中最不稳定的团体，因为宗教团体的成员身份是可以自由加入与退出的，所以，在规约起草过程中，有国家的代表团就提出不应将宗教团体纳入该罪受保护的团体。但是，从一战后欧洲历史上签订的保护少数民族的双边条约可以看出，这些条约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宗教性的少数民族。而且一个社会宗教容忍度被视为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志之一，同时即使成员身份是可以自愿决定的，但是宗教团体的历史性发展方式与民族团体、人种团体一样，都表现了前后一致的特征，因此具有稳定性，基于以上考虑，最终公约还是将宗教团体纳入进行保护。
卢旺达刑庭在著名的卡耶希马案的判决中指出:宗教团体是指成员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崇拜的教派或方式的团体。在确定宗教团体时，便涉及到对一种宗教派别的确定。
(五)受保护团体的认定标准
以上四类受保护的团体，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特别是民族、种族和人种团体实践中往往很难加以区分，实际上就是一回事，定义非常不精确并且经常相互重叠。因此，要将各个团体清楚地加以区分是不可能的，一个被害团体往往具有许多团体的特征。
以卢旺达境内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为例加以分析，历史上虽然两个种族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别，但是随着部落之间的相互交往，相互通婚，两族之间的差别日益缩小，两族使用同样的语言，信奉同样的宗教，具有基本上同样的文化。这样一来，实践中很难将两族加以区分，只能依靠其所颁发的身份证和拥有牛群的数量，进行人为的区分。卢旺达刑庭在阿卡耶苏案中采取了一种更为客观的标准，认为两族使用同样的语言、宗教、文化等，因此图西族并不包含在灭绝种族罪所保护的团体之中。但是卢旺达刑庭在卡耶希马案和卢津达纳案中提出了一个主观的标准，即犯罪人的主观意识标准或称社会归类过程，审判庭认为人种团体是由其他人，包括犯罪的实施者所确定的团体。因此，确定图西族是一个种族团体的根据是政府颁发的官方身份证明以及罪犯实施灭绝种族罪的对象。
在鲁塔甘达案中，卢旺达刑庭指出，一个团体的成员资格在本质上是一个主观概念;被害人是被灭绝种族的犯罪人视为一个特定团体的成员而加以毁灭的，在某些情况下，被害人可能也会认为自己是属于这个团体的成员。
这种判断方式的优点是简单明了，易于操作，犯罪者的主观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是实践中并不能仅仅依靠犯罪者的主观因素来决定受保护的团体，这样很容易使公约的受保护团体范围受制于犯罪人意志的左右，将非常危险。因此，还必须同时考虑客观性标准，于是在卢旺达刑庭审理的巴季里舍马案中，审判庭认为，在界定受保护团体的时候，必须根据各种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背景来理解，因此，特定团体中的成员身份这个客观因素也呈现出了一种主观性维度。在卢旺达刑庭审理的舍曼扎案件中，第三审判庭采取了一种以客观性标准和主观性标准为基础的方法。
在前南刑庭审理的科斯蒂奇案和杰里塞克案中，明确指出:团体是一种社会性的构造，因此，它的特点必须根据各种社会历史背景来决定，把一群人作为一个特殊团体的意识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并没有客观的定义来界定该团体，因此，为了把一个团体列入民族、人种、种族和宗教团体使其成为受保护团体，最重要的是行为人或第三人意识中的基础性特征。
实际上，《灭种公约》中所列的四类团体己经大体上提出了一个客观的标准，像一个正方形的四边，界定了受公约保护团体的范围。这四类团体不但相互重复，而且更重要的是相互补充，相互界定。如在公约起草时，公约中列出人种团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限定民族的含义，使其不至于与政治的团体相混淆。相对而言，人种和种族是一个人生而具有的，相对固定的，而保护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则是由于历史原因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因此，在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以上受保护团体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把犯罪人的主观因素、被害人的身份证以及有关的政治社会文化因素结合起来综合考虑。
总之，灭绝种族罪的被害人，必须是属于以上四种团体之一，需要强调的是，灭绝种族罪的被害人是这种团体本身，而不是个人。公约的目的是保护己存在的、任何人都可清楚辨认的团体，因此团体应当是永久的、稳定的和不易消失的。这四类团体的基本标准是:团体成员的资格通常不会受到其成员的反对，这些成员通过出生或者以一种持续的、不能挽回的方式，自动地附属于这个团体。因此那些通过个人自愿的许诺而加入的更具有流动性的团体，就被排除在这类犯罪之外。
但是认为公约所保护的团体必须是稳定的、永久的这样一种观点遭到了学界的批判。首先，根据历史解释，在《灭种公约》的起草文件中，找不到证据证明起草者具有此种意图;其次，根据体系解释，在《灭种公约》的条文中，也找不到字样证明这样一种宗旨;最后，公约所保护的民族团体与宗教团体都是可以由成员自愿加入与退出的，况且各国国内立法中也没有保护稳定与永久性团体的规定。因此，卢旺达刑庭在阿卡耶苏案中所确定的公约所保护的团体是稳定与永久性的这一结论还是值得推敲的。阿卡耶苏案的这个解释在随后的判例法中，没有得到正确地确认。
二、排除在受保护范围之外的争议团体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灭种公约》所保护的团体是封闭且有限的，仅仅局限于民族、人种、种族和宗教团体，对于这些受保护的团体来说，共同的事实是，这些团体的成员身份一般是由出生决定，并且具有永久性和稳定性的特点。不包括其他的文化性、政治性团体。
(一)文化性团体
公约将文化性团体排除在受保护的团体之外，虽然该团体的成员生来就自动拥有永久性成员的资格，但是联合国大会第六(法律)委员会否决了在这部公约中包括文化性团体的提议，主要是因为对文化性团体的定义不够明确，如果将之纳入受保护团体可能会阻碍缔约国发展民族社会和教化原始人群的合法努力;同时这部公约涉及的是对一个团体的人身进行毁灭，而不是对它的文化特征的消除;关于文化性团体的主题还是留给人权法更好。
虽然有些上著人群希望在缺乏对受保护团体进行人身伤害的情况下，将破坏文化视为一种文化性灭绝种族行为，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司法实践、条约规定和国家实践都不支持这种愿望。
非法强制转移儿童这种原来视为一种文化性种族灭绝的行为，在《灭种公约》之后，将之纳入灭绝种族行为之列，因为这种转移的最终结果，会对一个民族、人种、种族或者宗教团体本身造成事实上的人身灭绝。
在《灭种公约》的起草过程中，有国家的代表团建议将文化上的种族灭绝罪纳入公约的保护范围，但是多数国家的代表团持反对、保守态度。其中，法国代表团认为:包括文化上的种族灭绝就会带来干涉一国内政的危险。因此，最后公约把灭绝种族罪限制为肉体上或生物学上的灭绝，而不是抽象的灭绝，比如精神上的或意识形态方面的毁灭。
在《罗马规约》起草过程中，大家就认为这样的事项最好留给关于少数民族权利的人权宣言来解决，并且，他们在实际上赞成了将文化性灭绝种族排除出这部公约的定义之外。但是，人们仍争辩说，对这个定义应进行当代解释，不应该局限在1948年起草者们当时的意图，从字面上看，灭绝就己经包括文化性灭绝、肉体性灭绝以及生物性灭绝的概念，大胆的法官们可能会受到诱惑，去进行这种创新性的解释。前南国际刑庭和德国宪法法院最近的裁判就是在建议，法律应该朝这个方向发展。不过，在任何情况下，进行文化性种族灭绝的证据都是实施肉体性灭绝的重要标志。
同时，文化性团体的成员其身份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很难确定某一被害者在灭绝种族行为发生时是否属于某一受保护的团体，文化性团体的不稳定性、非永久性导致了公约最终将之排除在受保护的团体之外。
(二)政治性团体
尽管联合国大会在第一次会议期间通过决定，确认灭绝种族是一种针对宗教的、种族的、政治的或其他任何团体的国际法项下的犯罪。在《灭种公约》起草过程中，各国代表团就政治团体是否属于受保护团体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不少代表团认为，《纽伦堡宪章》中关于迫害的定义中包括了政治团体，因此公约也应保护政治性团体。但是前苏联代表团在其提出的《基本原则文件》中指出:从科学的观点看，从词源学的角度出发，灭绝种族的行为从根本上是对人种、民族或宗教团体的迫害。灭绝种族的罪行是与法西斯纳粹主义或其他鼓吹种族仇恨的理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即高贵的种族的统治权与低贱种族的灭绝。为了促使《灭种公约》早日实现，并且最大限度地增加公约的缔约国，于是没有将政治性团体包含在内，主要是因为:许多国家的代表团反对作这样的规定，认为如果承认任何国际刑事法庭对政治性团体具有管辖权，那就意味着允许对自己国内政治事务进行干涉，这样就会危害自己的国家安全。
1998年在制定《罗马规约》的过程中，有几个国家的代表团试图在罗马会议上把政治性团体归入灭绝种族罪受保护的团体之中，但是没有成功，因为《灭种公约》关于灭绝种族罪的规定己经成为一项国际法强行规范，《罗马规约》的起草者们仅仅打算把国际习惯法编纂成法典，而不打算起草一部新的灭绝种族公约，于是继承了《灭种公约》中关于受保护团体的规定。
生物多样性灭绝的原因篇7
尽管某些科学家们绞尽脑汁，试图在地球以外的宇宙天体上找到生命存在的迹象，然而迄今为止的所有努力都令人失望地表明，地球也许是生命在我们这个星系得以栖息的唯一孤岛。而与人类对地球外生命的执著探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类对与自己同时存在于地球表面上的生物伙伴则表现得不够仁慈，甚至有些冷漠无情。生物学家不得不大声疾呼：“生态环境的破坏，每年都在使数千种生物濒于灭绝，这种趋势如不扭转，后果是很悲惨的！”
爱德华·威尔逊是美国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昆虫学教授、生物多样性研究方面的先驱。他在接受法国《科学与生活》月刊记者的一次采访时说：我们知道所处的星系大约包括1000亿个星体，也知道一个电子的质量，但是却不知道地球上究竟有1000万还是1亿个物种。我们现在知道的生物种类达140万，但至少还有1000万甚至更多的种类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在这方面我们的无知可以说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威尔逊教授认为：人类是在地球历史上生物多样性登峰造极的时期出现的，但今天，人类在人口膨胀和变革自然的同时，正在使生物多样性减少到中生代末期（6500万年前）以来的最低水平，这实际上意味着生物多样性的危机。
生物多样性是来之不易的，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在生命进化史上，很多生物存在过且盛极一时，但后来又相继灭绝了。在奥陶纪、泥盆纪、二叠纪、三叠纪和白垩纪，都发生过大灭绝事件，其中最后一次最为著名，因为最大的陆生动物—恐龙时代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哺乳动物时代来临，并最终导致了人类的出现。在距今大约24亿年前的一次大毁灭，曾经使地球上的物种减少到了微乎其微的境地。此后花了500万年时间，物种多样性才逐渐恢复起来，虽然现在还不清楚导致一些生物大批灭绝的具体原因，但可以看到，经过漫长的世纪延续到今天的每种生物是多么来之不易和珍贵，每种生物都差不多各自进化出了他们适应某种环境的独特本领，如飞翔、奔跑、游泳或挖洞。动物适应环境而发展起来的生存本领，即使在万物之灵的人类看来也常常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不是人类发展了智慧，世界的主宰权恐怕就要让位于别的强大的动物了。
科学家们估计：每种微生物、动物和植物的遗传密码中都有大约100万到1000亿比特的信息，这些都是生物在几千年或数万年的进化过程中经过庞大数目的突变和自然选择事件而积累起来的。
按照达尔文的观点，物种形成的基本原理是性状分歧，就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条件下，以微小的不定变异为原料，逐渐分化成不同的类型。也就是说，在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长期过程中，不同的变异会在不同条件下逐渐积累起来，成为若干变种，变种之间是连续的，即那里有许多中间变种，起初差异不大的变种，以后逐渐发展成差异很大的变种；中间变种有些被保留了下来，有些却随着进化而灭绝了。始祖鸟的灭绝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这种生存于侏罗纪（距今1.5亿年）的史前鸟，是现代鸟由爬行动物进化而来的过渡形态的极好说明。如果中间类型消灭，两个极端变种就成为两个不同的物种。过去中国全境都有虎的踪迹，后来就只有东北虎和华南虎了，有的分类学家把它们看成是不同的物种。相同也好，不同也好，反正现在它们只能在人类的保护下苟延残喘了。
地理隔离和自然环境的相对稳定，在生物多样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即使是特别强调突变作用的现代进化论者，也认为新物种生成前，需要有较长时期的稳定积累阶段。
归根到底，生物的多样性来源于环境的多样性和生物对环境适应方式的多样性。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演变过程。
生物多样性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呢？没有这种多样性，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会受到影响吗？对此，科学家们肯定地说：假如世界上没有昆虫，那我们只能活几个月。假如在开发之前就破坏了那些生物资源的话，很多的药品、食品、纤维、肥料、油料和其他产品就将永远失去同人们见面的机会。还应当知道，正是那些绿色植物以及大量的微生物和默默无闻的小动物侵入了地球表面，肥沃了土壤，制造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
多种多样的生物不但是全世界拥有的最重要的基因库，也是我们这个星球最重要、最无法替换的资源。迄今为止，人们对野生物种的利用还很少，自然产生的物种为人类所利用的还不到其总数的千分之一，其余仍是未测试的和未被利用的。有史以来，人们大约用了7000种作食物。但是今天，人们依赖得最多的只有20多种，如小麦、水稻、玉米和马铃薯等。然而，至少有75000种植物有可食部分，而且其中至少有一些比现有的粮食好。各种野生动植物还是纤维、石油代用品一类具有潜在价值的产品的广阔储藏所。地处热带的马来西亚近年来经济以每年7～8％的增长率递增，这其中就有一种叫油棕的植物的功劳。油棕的橙红色果实里包含着一种液体，晶莹透明，色若琥珀，弥漫着淡淡的清香，这就是棕油。棕油的营养价值大大高于一般的大豆油和花生油，而且产油率极高，已成为马来西亚占第三位的出口产品。
生物多样性灭绝的原因篇8
当然，珍稀物种有珍稀物种的苦恼，这意味着它们比一般的物种数量少，面临灭绝的风险更大。“濒危”“易危”，都是对它们受威胁等的衡量。大熊猫从“濒危”变为“易危”，这样的“降级”究竟是好还是坏呢？
探究：大熊猫“降级”的原因
按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划分，物种的濒危等级由高到低分为七种：灭绝、野外灭绝、极危、濒危、易危、近危和无危。其中极危、濒危和易危三个等级的物种又被统称为受威胁物种。
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估专家介绍，之所以将大熊猫“降级”，是因为大熊猫的野外栖息地在恢复，大熊猫的数量也有所增长。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显示，我国野生大熊猫的数量达到1864只，已经符合“易危”的标准。
熊猫也有“人口普查”
野生大熊猫主要分布在我国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的部分地区。大家都知道大熊猫爱吃竹子，因此，要对它们展开调查，只要锁定竹林茂密的地方就可以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对野生大熊猫一共展开了四次调查。看看下面这张折线图，从这四次调查的结果上，你能得到哪些信息呢？
由此可见，大熊猫从“濒危”降为“易危”，表明它们的生存状况正在改善，这也说明，我国这些年来对大熊猫的保护取得了成效。
回顾：大熊猫的发现与保护
大熊猫是中国特有的物种，大约200万年前就生存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因此有“活化石”的称号。但是，大熊猫被发现并引起重视，却还不到200年。
1869年的一天，法国传教士戴维在我国四川的一户农家，看到一张黑白相间的动物毛皮。对生物研究兴趣浓厚的戴维立刻察觉到，这个发现可能会为生物学增添一个全新的物种。在这之后，戴维便带领一批猎人在野外展开搜寻，终于捕获了一只“黑白熊”。可惜的是，这只“黑白熊”在被运往法国的途中死掉了。戴维非常心痛，将“黑白熊”的毛皮做成标本，送到法国的国家博物馆展出。大熊猫就这样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
大熊猫作为一种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被发现后，在西方一度引发了热潮，一些探险家甚至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捕捉大熊猫带回国，直到20世纪40年代这种行为才被禁止。如今，大熊猫已经是我国一级保护动物，享受着“国宝”的待遇，猎捕、走私大熊猫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除了出台有关的法规之外，我国还有哪些保护大熊猫的举措呢？一起来了解下吧。
守护大熊猫家园。国家先后建立了13个自然保护区，为大熊猫提供野生栖息地，并在栖息地内采取天然林禁伐、退耕还林等举措，保护大熊猫的家园不被人类破坏或侵夺。
人工繁育大熊猫。国家建有多个大熊猫人工繁育基地，目前拥有400多只圈养大熊猫。人工繁育大熊猫，既增加了大熊猫种群的数量，也为大熊猫野化放归提供了可能。
警惕：物种灭绝勿再上演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保护大熊猫呢？只是因为它们长得可爱、讨人喜欢吗？当然不是。在各种濒临灭绝的动物里，大熊猫只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对大熊猫发起保护的同时，也能让人了解、关注更多需要保护的动物，从而有意识地去维护物种多样性，保护生态平衡。
与大熊猫“结缘”的世界自然基金会
世界自然基金会（简称wwF）是一个致力于保护世界生物多样性的国际组织，它的会标就是中国的大熊猫。1961年，大熊猫“熙熙”来到英国展出，引起了轰动。wwF意识到，尽管大熊猫来自中国，但这个动物标志足以克服所有语言上的障碍，于是一致赞同将大熊猫的形象作为该组织的象征。
对于这次大熊猫的“降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给予了肯定：“中国的努力证实了我们可以扭转濒危物种的命运。”我国负责大熊猫保护管理工作的部门则表示，对大熊猫的保护将一如既往。在现实条件下，大熊猫的生存还面临很多风险，如果保护力度下降，大熊猫将可能再次升级为“濒危”物种。
与大熊猫一起被“降级”的，还有我国另一种野生保护动物藏羚羊。藏羚羊的野生数量从不足2万恢复到20多万，从“濒危”降为了“近危”。
但同时，也有一些动物受威胁等级却上升了。例如与人类基因最为相近的哺乳动物东部大猩猩被划定为“极危”，这意味着它们离灭绝只有一步之遥。
因缺乏保护导致物种灭绝，并非没有前车之鉴。
已确定“灭绝”的动物如袋狼、渡渡鸟等，如今我们只能从书上或影像资料中认识它们。
单峰骆驼、弯角剑羚等归属于“野外灭绝”的动物，仅生存于人工圈养的环境里，在野外已经看不见它们的身影了。
你知道吗？据说地球已经进入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时期，物种灭绝速度是正常速度的100多倍！
生物多样性灭绝的原因篇9
新课导入
课堂教学中，新课的导入至关重要。恰当地利用资料导入新课，可创造良好的问题情境，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例如，讲授“遗传规律”时，可这样引入：“英国近代有一大文豪，名叫肖伯纳。有一位女演员读了他的作品，便生爱慕之情，向肖翁写信求爱。信中写到：‘你是如此的聪明，我是这般的美貌，倘若我与你结婚，生下的孩子既有你的聪慧，同时又具我的美貌，岂不是很好吗？’肖翁幽默地回信说：‘也可能生下的孩子，具有你的智慧和我的容貌，那岂不糟了吗！’”学生们对于这种针锋相对的说法，到底孰是孰非，开始争论不休。我就利用学生们的“知新”欲望引导思考，开始新知识的探索。又如，讲“性别决定”之前，引用一则消息：“英国北部有个女儿村，该村妇女所生的孩子全为女孩，这是什么原因呢？”学生们听罢，怀着极大的兴趣想知道生男生女的奥秘。这样由喜欢听，就导致了多想，而多想就会加深印象，从而使学生对所学知识记得更加牢固。
教导质疑
课堂中精巧的设疑，恰似“引车入轨”。运用有趣的小资料给学生提出疑问，不仅可以启发学生自觉思维，而且还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如讲授“昆虫外激素”时，引用：“楚汉相争，垓下一战，项羽兵败，逃至乌江边，正欲乘一只船渡江时，突然看见江岸沙滩上有黑压压的蚂蚁群集成‘楚霸王死’四个大字，他仰天长叹：‘此乃天意，非战之过’。说完，拔剑自刎”。之后便设问：韩信设计谋害项羽，其计谋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学生们开始互问互答，主动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对此，教师不忙于肯定或否定，而是有意识地留给学生时间稍作反思。这样，不仅激了学生丰富的想象力，也会收到如同章回小说、电视连续剧中“悬念”的效果，从而使老师的总结更具准确性和权威性。
理论形象化
有些生物学理论知识很抽象，需要借助有关教具辅助教学，增强教学的直观性；有时利用一些小资料也能使之形象化。如讲“禁止近亲结婚的原因”时，给学生补充1989年10月5日《法制日报》中“达尔文的遗憾”一则短文：“达尔文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和表姐玛丽结婚。近亲结婚，祸及子孙。聪明的达尔文和美丽动人的玛丽生下了十个孩子，个个体弱多病。有三个很小就夭折了，其余的七个子女都不同程度地患有精神病。三个女儿一辈子也不能出嫁，有三个儿子无生育能力，终生未娶。四儿子一生娶了四个老婆也没有抱上娃娃。”听罢，同学们兴趣大增，而且对近亲结婚的严重后果有了深刻的印象，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更加透彻，进而也增强了学生对我国婚姻法中禁止近亲结婚意义的认识。
疑难点晴
教学中的疑难点也可用小资料起到释疑解难的作用。如讲“生态平衡被破坏的原因”时，向学生提供有关的数字资料：“全世界每年有超过500多万公倾的土地因沙漠化、盐渍化和遭污染而不能用于再生产；近年来全世界每年森林减少的面积逾2000万公顷。”据此，请学生分析讨论，造成耕地面积和森林面积锐减的原因有哪些？生态失衡的原因是什么？学生们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使发散思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同时也使学生从中认识到，人类任何生产活动必须在遵循生态平衡规律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改造自然，以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从而使教学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教育启迪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在讲“环境保护”时，可介绍：“全世界每年约1500万至2000万人死于饥饿及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约15亿人饮用被污染的水，约1000万人死于水污染，每天约有800人因呼吸污染的空气而早亡……”“目前物种的灭绝速度是自然灭绝速度的1000倍。因毁林，每年至少有一种鸟和哺乳动物或植物灭绝，按iucn植物中心的保守估计，到2050年，6万种植物将灭绝或濒临灭绝。而一个植物种的灭绝，将伴随着10种～30种动物的灭绝”。从事例中，学生们深刻地认识到破坏自然环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由此唤醒并增强学生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紧迫感和社会责任感。
传导信息
20世纪是生命科学迅猛发展的时代。而课本不能及时地、全面地反映新成就，这就需要我们结合教学内容向学生及时渗透生命科学的新成就。这样既拓展了学生的知识，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又能激发学生对生命科学知识的向往，树立学好生物学的新观念。
生物多样性灭绝的原因篇10
1948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以下简称“灭种公约”）第一条明确规定：“缔约国确认灭绝种族行为，不论发生于平时或战时，均系国际法上的一种罪行，承允防止并惩治之。”毫无疑问，灭绝种族是国际法上的一项罪行。国际法院在对《灭种公约》作出保留的咨询意见中指出：“本概念所引起的第一个后果是公约所强调的原则，即使没有条约的义务，也被文明国家认为对各国具有约束力。”有的国际法学者甚至主张，防止并惩治灭绝种族罪已成为国际法中强行法（juscogens）的规则。
灭绝种族的历史相当久远，大概从人类社会产生了氏族和部落，氏族或部落之间发生了仇杀与战争时，灭绝种族的行为就业已存在了。然而，将灭绝种族作为国际法上一项可惩罚的罪行，却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1944年，波兰著名的国际法学家、现代国际刑法的先驱-拉菲尔莱姆金教授在其名为《轴心国占领欧洲后的统治：占领的法律、政府的分析与补偿的建议》一书中首先使用了“灭绝种族”这个词。“genos”在古希腊文中是“人种、民族或部落”的意思，“caedere”在拉丁文中是“屠杀、消灭”的意思，将这两个词合在一起，便构成了“灭绝种族”这个单一的名词。
惩治并防止灭绝种族的罪行是国际法上，特别是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中的重要内容。早在1648年，在为现代国际法奠定了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上所签订的和平条约中，就明确规定了对宗教少数派的保护问题.可以说，现代国际法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保护民族、人种、种族和宗教的群体的问题。以后，在双边的国际条约中，此类条款时有出现，例如，1829年，在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签订的和约中就有保护天主教少数群体的条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暴行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1915年5月24日，法国、英国和俄罗斯发表联合声明，认为这是一起反人类、反文明的暴行并要求对此项暴行的肇事者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与会各国代表强烈遣责了屠杀亚美尼亚人的罪行，迫于国际压力，土耳其法院依据其国内法缺席审判了该事件的肇事者，包括前内阁的部长和政党领袖，并将肇事者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各国签订了许多保护少数民族的双边条约，常设国际法院认为，这些有关少数民族的条约旨在“确保一国国内法中的某些群体的权利，其人口构成在人种、语言和宗教方面与该国主体人口不同，确保这些群体与主体人口和平相处与友好合作；与此同时，保留其与人口大多数有所区别的特性并满足其特殊的需要。”这些条约在某种程度上推迟了纳粹德国在某些地区的灭绝种族法律的实施，成为了现代国际人权法律系统的先驱。然而，这些条约并没有能最终阻止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有成千上万犹太人在德国占领区受到残酷的迫害而致死。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对德国战犯的书中首次使用了“灭绝种族”这个词，书中指控被告“在某些被占领区针对平民故意地和有系统地实施灭绝种族，即消灭种族的或民族的群体，毁灭特殊的种族和人民的某一阶层、民族、种族或宗教群体，特别是犹太人、波兰人和吉卜赛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在1946年9月30日至10月1日发表的最后判决中虽然没有使用“灭绝种族”这个词，但是，判决书中所列举的大量犯罪事实实际上就是灭绝种族的行为。拉姆金教授指出：“在纽伦堡审判中所出示的证据充分印证了灭绝种族罪的概念。”50多年以后，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也指出：“纽伦堡法庭所的罪行，主要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最后解决’，就是灭绝种族罪的构成，但在当时还不能使用这个词，因为在此之后，灭绝种族罪才有了明确的定义。”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作出最后判决之际正值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在伦敦召开之时，古巴、印度和巴拿马三国要求将种族灭绝问题列入大会议程并向大会提交了决议草案。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有关惩治灭绝种族罪的96（i）号决议。该决议指出：“正如谋杀拒绝人类个人的生存权利一样，灭绝种族拒绝了整个人类群体的生存权利。这种对生存权利的拒绝震撼了人类的良知，对人类、对这些人类群体所代表的文化及其他贡献，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完全违反了道德的法律和联合国的精神与宗旨。”“对灭绝种族罪的惩罚是国际社会关心的事情。”“灭绝种族罪是违反国际法的罪行，遭到了文明世界的遣责。”该决议还要求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对此问题进行必要的研究并起草有关灭绝种族罪的公约草案，提交下届联合国大会审议。经过联合国大会两年的审议与讨论，终于于1948年12月9日通过了《灭种公约》。现在，该公约已有130多个缔约国，成为缔约国较多的国际公约之一。《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的人的国际法庭规约》（以下简称“前南国际刑庭规约”）第4条，《卢旺达国际刑庭规约》第2条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罗马规约”）第6条都一字不动地照搬了《灭种公约》中关于灭绝种族罪的规定。
二、灭种公约中受保护的群体
《灭种公约》第二条规定：“灭绝种族系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公约中所列举的团体是穷尽的，不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语言的”等团体。由于公约中受保护团体的规定是限制性的、狭隘的，因此，自公约通过后近四十年来，还没有一起种族屠杀的事件能适用该公约的条款。这种情况直到卢旺达国际刑庭作出有关灭绝种族罪的第一个判决以后才得以改观。
“团体”是国际人权法律文书中经常使用的一个词，其含义是由个人所组成的、但不只一个人的群体。在种族灭绝的问题上，最初，团体是与少数团体或少数民族通用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欧洲国家的宣言与双边条约中，团体的含义就是就其母国而言的少数民族。《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的规定中，团体也是少数人的含义。但在公约通过后40多年来的的国际实践表明，团体的含义过于狭隘，限制了公约的适用范围，应该对团体作更广义的解释，如在团体的含义中应去掉数量的含义。在一个被外族占领的国家里，遭受灭绝种族的团体，对该外族和对其本国而言，都可能是大多数人的团体。《灭种公约》第2条第5款规定的“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也是一种双行道的情况，也就是说，在一些情况下，多数人团体的儿童也可能被转移到少数人的团体，从而达到灭绝种族的目的。
《灭种公约》所列的4类被保护的对象，即民族、种族、人种或宗教团体，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特别是前三种团体，在实践中往往是一回事，定义是非常不精确的。以卢旺达的图西族和胡图族为例，在历史上，图西族是游牧民族尼罗底克部落的后裔，以放牧为生，个子高大，鼻梁也较高，而胡图族则被认为是属于非洲南部或中部的班图人，以农业为主，个子比较矮小，鼻梁扁平。但是，随着部落之间的相互交往，相互通婚，两族之间的差别日益缩小，两族使用同样的语言，信奉同样的宗教，具有基本上同样的文化。在比利殖民者来到非洲的时候，区别这两个民族就已相当困难，比利时殖民者只能依靠其所颁发的身份证和拥有牛群的数量，进行人为的区别。在前南斯拉夫的境内的情况也一样，几乎所有前南境内的民族都是斯拉夫人，在人种与种族上没有区别，至于民族与宗教，在历史上是经常变化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确定受保护的团体呢？卢旺达国际刑庭在其判例中提出了一个客观的标准，即犯罪人的主观意识标准。在阿亚施玛案和卢津达纳案中，卢旺达国际刑庭认为种族团体是“由其他人，包括犯罪的实施者所确定的团体。”因此，确定图西族是一个种族团体的根据是政府颁发的官方身份证明以及罪犯实施灭绝种族罪的对象。这种判断方式的优点是简单明了，易于操作，犯罪者的主观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如果允许由犯罪者来决定所犯的罪行，在法律上是十分荒谬的。事实上，《灭种公约》中所列的四类团体只是大致上提出了一个客观的标准，像一个正方形的四边，界定了受《灭种公约》保护的范围。这四类团体不但相互重复，而且更重要的是相互补充，相互界定。如在公约起草时，公约中列出“人种”团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限定“民族”的含义，使其不致于与“政治的”团体相混淆。相对而言，人种和种族是一个人生而具有的，相对固定的，而保护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则是由于历史原因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常设国际法院在解释欧洲有关保护少数民族的条约时，曾对民族作出了定义：“就传统而言，‘民族’就是居住在某一国家或某一地点的人的群体，具有自己的种族、宗教、语言和传统，以种族、宗教、语言和传统团结在一起，形成凝聚力，保持自己祟拜的形式、遵守信条，根据本民族的传统和精神教育下一代并相互予以协助。”“民族”一词在原意上是与“少数民族”同义的，但在现代的观点来看，民族的概念也包括了多数民族。至少在英文中，民族和国民是一个词，因此，《奥本海国际法》指出：“作为一国国民的人的概念，不能与作为由种族所组成的民族的成员的概念相混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民族和种族是同一个概念，但在有些情况下，一个民族则是由许多种族所组成的，如在非洲的许多的国家里就有这种情况。
“种族”和“人种”在一些语言中是相互混用的，在波利维亚和巴拉圭的刑法中，有关灭绝种族罪的条款中，就没有“种族”这个词，也许立法者认为，使用这个词是多余的，没有必要的，甚至会引起误解。根据《牛津大辞典》的解释：“种族为一群具有共同的祖先与渊源的人。”卢旺达国际刑庭认为“公约对种族团体的定义基于与特定的地理区域相联系的、遗传的外貌特征，而不考虑语言、文化、民族或宗教的因素。”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在论述对犹太人的迫害时，曾提及在德国的犹太法官由于“种族的原因”而被排除在法庭之外。1965年12月2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和1973年11月3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都使用了种族的概念。但是，在1978年11月27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通过的“关于种族与种族偏见的宣言”中则从根本上摈弃了种族的概念，该宣言指出：“所有人类都属于同一物种并源自共同的祖先。”这种提法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也没有什么错误。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种族的概念在研究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的问题上仍具有现实的意义。因此，外貌上的遗传待征仍被卢旺达国际刑庭作为种族的最基本的特性。
在起草《灭种公约》的最初提案中并没有人种（ethnical）的概念。在讨论中，瑞典代表团提出了这个概念，其理由是民族（nation）的概念具有政治的含义，极易与国家与政治团体相混淆。前苏联代表团支持公约中列入人种的概念，并指出：“人种团体是民族团体的分支，是比民族要小的集体。”但是，许多国家的代表团都认为人种与种族的概念基本上没有区别。经过表决，人种的概念以微弱的多数得以通过，列入了公约。许多学者认为：“要区分人种与种族是相当困难的，最好是对有关的事件同时适用这两个概念，而不去试图区别两者之间的差异。”人种概念的基础是文化上的，主要在于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的共同点，系指由同一习惯、同一语言和同一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群体；而种族的概念则强调的是遗传外貌上的特征。卢旺达国际刑庭在阿卡耶苏案中指出：“人种团体系指其成员共享同样语言或文化的群体。”
宗教团体是公约中受保护的团体中最不固定的群体，在公约的起草过程中，有的国家就曾提出宗教团体是可以自由加入与退出的。但是，从欧洲的历史上看，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保护少数民族的双边条约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宗教性的少数民族，而且，宗教容忍程度则被认为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志。因此，宗教团体也被列为公约所保护的对象。卢旺达国际刑庭在卡希施玛案中指出：“宗教团体包括崇拜的教派或方式或具有共同信仰的群体。”对宗教团体的确定也涉及到对一种宗教派别的确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认为，宗教团体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宗教和与传统宗教相似、具有机构性特点的宗教与信仰。”但一些却不在受保护的群体之类，如人权委员会曾拒绝给以对麻醉品的崇拜与散发为主要信仰的“世界教堂大会”以任何保护。对宗教的保护与对宗教团体的保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实践当中，对宗教的灭绝往往属于文化上的种族灭绝，而不是肉体上的种族灭绝，因此得不到公约的保护。
卢旺达国际刑庭在阿卡耶苏案中认为，《灭种公约》旨在保护“稳定的与永久性的群体”。这种论断受到了学术界的批评。如果公约只保护稳定与永久性的群体，那么，公约的起草者就应该在公约中明示出这种意图，但公约中却没有有关这方面的任何规定。受公约保护的民族与宗教团体都是非稳定与非永久性的团体，任何人可以自由加入与退出。《世界人权宣言》就曾指出，改变民族或宗教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从各国的国内立法中看，也没有保护“稳定与永久性团体”的规定。
《灭种公约》中受保护的团体中没有包括“政治团体”，在公约的起草的过程中，各国代表对此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不少代表团认为，《纽伦堡》中关于迫害的定义中包括了政治团体，公约理应保护政治团体。但是，前苏联代表团在其提出的《基本原则文件》中指出：“从科学的观点看，从词源学的角度出发，灭绝种族的行为从根本上是对人种、民族或宗教团体的迫害。”“灭绝种族的罪行是与法西斯纳粹主义或其他鼓吹种族仇恨的理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即‘高贵的’种族的统治权与‘低贱’种族的灭绝。”为了使公约早日生效和有更多的国家成为公约的缔约国，公约中受保护的群体中没有列入政治团体，公约中也没有在受保护的团体中包括经济、社会、语言、残疾人、老年人和性别的群体。这样，虽然一些大规模地迫害和屠杀平民的行为不能被认为是灭绝种族罪，但是还是可以被列为危害人类罪而予以惩治的。
三、灭绝种族罪的行为要素
《灭种公约》第2条列出了灭绝种族罪的犯罪行为的清单，这个清单是穷尽性的。清单中所包括的5种犯罪行为是：1、杀害该团体的成员；2、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3、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4、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5、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根据罪行的定义，有些犯罪不但要证明行为的本身，而且要证明犯罪的结果，以及该结果与犯罪行为的联系。《灭种公约》中所列的第1、2、5项犯罪行为显然需要证明犯罪的结果，而另外两项则更为强调犯罪的主观因素。犯罪的行为可以是主动的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例如，第3项罪行-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就可以是一种不作为的犯罪。卢旺达国际刑庭在审理的卡姆班达案中指出：“卡姆班达承认，在1994年5月3日，他被要求采取措施保护在医院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儿童，但他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就在同一天会议之后，这些儿童遭到了杀害。他承认他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来保护卢旺达儿童与人民的安全。”这种情况就是一种不作为的犯罪。
“杀害该团体的成员”中的杀害和国内法中所要求的一样，需要两个实质要素：首先是被害人的死亡；其次是被害人的死亡是由于犯罪者或其下属的非法行为或不作为而引起的。该团体的成员的英文中用的是复数，从字面上看，似乎是要求受害人必须在两人以上，才能构成此罪。实际上却不尽然，1999年2月，在起草《罗马规约》犯罪构成工作组所达成的一致意见中，“该团体的成员”系指“一个或两个以上的该团体的成员。”显然，在本条引言中“全部或局部”的措词系指犯罪的意图而不是指犯罪行为的实质要素。只要犯罪者具有灭绝种族的意图，并符合了本条规定的条件，即使只杀害了一个人，也构成了灭绝种族罪。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在阿卡耶苏案中认为，阿卡耶苏参与了受害人被折磨致死的行为，如果受害人是图西族，属于受保护的团体，那么，阿卡耶苏的行为即使导致一人死亡，也构成了灭绝种族罪中杀害该团体成员的罪行，只是由于受害人是胡图族，不属于受保护的团体，因此，阿卡耶苏的行为并不能构成灭绝种族罪.“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的最初的案文是“以非治疗的目的进行截肢或生物实验。”公约起草者认为，其范围太窄，具有局限性，因此，才改为“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的措词。可见，目前的措词显然包括了生物实验和截肢的情况。对身体上的伤害并不一定是永久性和不可复原的伤害，但必须是性质严重的。对精神上的伤害可以是由于对身体上的伤害所造成的，也可以是由其他原因而造成的。致于精神上的伤害是否是永久性的或不可复原的，各国还存在着不同的理解。美国在批准《灭种公约》时认为：“第2条第2款中的‘精神伤害’系指通过药物、酷刑或其他类似手段对精神官能所造成的永久性的损害。”但是，许多学者认为，纳粹德国集中营给受害者由于恐惧和极度不安而造成的精神伤害并不一定是永久性的和不可复原的。如果将精神伤害限于永久性或不可复原的，那么，公约的适用范围就会大大地受到限制。与性暴力的犯罪在一定的情况下，也会构成灭绝种族罪中的“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的罪行。制定《罗马规约》的会议文件中也认为，“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可包括，但不限于，酷刑、、性暴力的行为或非人道或有损尊严的待遇。
“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系指剥夺或限制某一受保护的团体的基本生存条件，如住房、食品、衣着、卫生、医疗条件等而使该团体的全部或部分“慢性”地灭绝。该罪行与前两款所列的罪行不同，并不要求证明结果。只要犯罪者强加给受害人生活条件的意图是使受害人所属的团体全部或部分的毁灭，不论是否达到了这一目的，都可按此罪处罚。1915年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驱逐也应属于这一罪行，因为受害者不但被剥夺了其赖以生存的土地、水源、牧场和住房，而且，在迁移的过程中，受害者没有得到足够食品、衣着以及必要的医疗卫生的条件。《罗马规约》的会议文件中也规定：“有系统地驱逐出家园”也属于《灭种公约》第2条第3款的罪行。1999年5月10日，在国际法院受理的南斯拉夫诉比利时等国案中，南斯拉夫指控北约国家“继续轰炸我国的全部领土，污染土地、空气和水源，破坏国家的经济，使用贫铀弹污染环境，故意使南斯拉夫民族处于某种生存状况下，以达到肉体上毁灭的目的。”尽管不行为与失职都可能导致灭绝种族罪，但要证明第3款所犯的罪行，则需要比证明简单的忽略的要求要更高。因为在第3款中使用了“故意”和“以”（calculated）的措词。
“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主要包括采取强制措施进行绝育、堕胎、隔离男女和阻止该团体内部的婚姻。在有些情况下，与性暴力也可能构成防止该团体内生育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在父系为主的社会中，如果该团体的女性被另一团体的男性，出生的孩子就属于男性的团体。在某些宗教中，被的女性是不允许结婚的。在某些民族中，非婚生的子女是得不到本民族的承认的。以色列最高法院在审理埃克曼案时指出，被告“采取了措施，发出指示，阻止犹太人的生育并在特利森贫民区内中止犹太妇女的怀孕，以毁灭犹太民族。”该罪并不要求结果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只要实施了这种行为，不论结果如何，都构成犯罪。
“强迫转移儿童”与本条第1款和第2款的罪行一样，需要证明犯罪的结果，即儿童是否是真正由一个团体转移到另一团体了。强迫并不一定是采取武力的方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则采取了威胁、恐吓和利诱等非暴力的手段。《灭种公约》对儿童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但在实践中，一般采用了《儿童权利公约》中的定义，即18岁以下者为儿童。这个标准也许过于高了，因为儿童的年龄越小，其原属团体的文化特征越不容易保留。儿童在另一团体中长大，学习该团体的语言、接受该团体文化的影响、信仰该团体的宗教，长大以后自然而然地成为该团体的成员，从而使其原属团体的成员不断减少，直至最后消亡。1997年，澳大利亚人权与机会均等委员会控告澳大利亚政府以强迫的手段将土著儿童转移到非土著的社区和家庭，因此，违反了《灭种公约》该款的规定。目前，此案尚在澳大利亚联邦法院的审理之中。
除灭绝种族罪以外，《灭种公约》第3条还规定了其他应予惩治的罪行，如“预谋”、“直接公然煽动”、“意图”和“共谋”灭绝种族.严格地讲，预谋、直接公然煽动和意图等罪行都是所谓“未完成的犯罪行为”，即即使灭绝种族罪并没有发生，但是如果实施了上述行为，也应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些罪目的规定对于预防灭绝种族罪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的。
预谋（conspiracy）源自拉丁文，其原义是一起呼吸的意思。预谋是一种由集体实施的罪行，至少应有两人以上的参与者。预谋的实质要素主要包括三个因素，一是多个犯罪者，二是犯罪者的共同意愿，三是为完成犯罪行为的共同目标。预谋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简单预谋，即只是共同同意进行犯罪行为，但没有具体实施；第二个层次是不但共同同意进行犯罪行为，而且还进行了犯罪的准备工作，这往往是加重罪行的重要因素。根据大陆法系的理论，预谋是一种参与犯罪的形式，只有在主罪实际发生以后，才予惩治预谋罪。大陆法系的一项重要刑法原则是不能仅依据一个人的犯罪意图而判罪。但也有例外的情况，对个别特别严重的罪行，如危害国家安全罪，只要犯罪者达成了犯罪的一致意见并已开始策化犯罪，就可以定罪。而根据普遍法系的理论，只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犯罪者同意实施某种罪行，无论该罪是否实际上实施，都应予以惩治。从国际司法实践上看，预谋是一种未完成的罪行。卢旺达国际刑庭在穆西玛案中指出：“本庭认为，如果犯罪没有产生结果，也就是说，实质性的犯罪，在本案中即灭绝种族罪，尚无实际实施，对预谋灭绝种族罪也应予以惩治。”
“直接公然煽动”中的煽动实际上是共谋的一种形式。无论是否达到了进行种族灭绝的目的或结果，直接公然煽动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行为，不需要证明结果。煽动的含义主要是怂勇或说服他人实施某种犯罪行为，根据普遍法系的理论，煽动也可包括威胁或施加压力的因素。煽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并不局限于公开的演讲，还包括通过各种谋体的宣传，如电视、广播、书籍和杂志等。根据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定义，“直接公然煽动的因素要求促使他人实施直接的违法行为，而不仅仅是作出含糊或非直接的暗示。”禁止直接公然煽动并不等于说，暗地里私下的煽动就是允许的。该条第5款规定的“共谋”罪中已包括了私下煽动的情况。在制订本款的过程中，有的国家曾认为该款与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相抵触，除非存在着危及他人权利的“明确的与现实的危险”，不应对人们的公开言论定罪。但绝大多数国家则认为，灭绝种族是一种特别严重的国际罪行，“殃祸人类至为惨烈”，直接公然煽动灭绝种族有悖于人类的良知和社会文明，理应成为国际法上可惩罚的罪行。因此，个别国家的意见没有被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纳。
所有的法律都对“意图”（attempt）犯罪进行惩罚，其范围包括一般的准备犯罪阶段之后到开始实施犯罪之前，也就是说，是准备阶段以后的第一步与实施犯罪行为以前的最后一步。《罗马规约》规定意图犯罪发生在犯罪者采取实质性的步骤，开始实施犯罪的时候。这种犯罪也是一种未完成的犯罪，对这种犯罪的惩罚要比对已完成的犯罪的惩罚要轻。一般而言，如果灭绝种族罪已经实施，那么，法院就会对该罪进行惩罚，而不会再涉及意图犯罪的问题，也就是说，不会产生两罪并罚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国际上还没有就意图灭绝种族罪进行审理与判决的实践。
共谋（complicity）是参与犯罪的一种形式，与以上三种罪行不同，它是一种完成的罪行，即只有在灭绝种族罪实施后才能判断是否存在共谋灭绝种族罪。对犯罪的参与必须对犯罪的结果具有直接的和实质性的影响，仅仅出现在犯罪现场并不足以构成共谋罪。前南国际刑庭指出，共谋罪是“在犯罪之前、在犯罪过程之中或犯罪之后，对实施犯罪的支持。”根据大陆法系的理论，共谋罪共有三种形式，一是鼓动；二是怂勇与唆使；三是提供犯罪手段。《卢旺达刑法典》对这三种形式作出了详细的解释：“提供犯罪手段系指提供武器，工具或其他用于灭绝种族的手段并明知这些手段是用于上述犯罪目的的；犯罪者明知地采用怂勇与唆使的手段计划或促使犯罪行为的完成；鼓动系指某人虽未直接参与灭绝种族罪的具体实施，但通过送礼、许诺、威胁、、策化或制订犯罪计划的方式，作出进行灭绝种族的提示，或直接煽动灭绝种族。”联合国大会于1946年12月11日通过的《纽伦堡原则》中的第七项原则明确规定：“共谋犯下的原则六所述的反和平罪、战争罪或反人道罪是国际法上的罪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和《禁止并惩治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中都规定了共谋罪。有的国家的国内法以及有关论述中认为共谋罪是“次级罪”，但在灭绝种族罪里，却不应有次级罪之说。在严重的国际罪行中，往往“从犯”是真正的罪犯，而“主犯”却是小喽罗。希特勒并没有亲自杀死任何一个人，但他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一点儿也不应少于其他纳粹罪犯。
四、《灭种公约》不予管辖的行为与灭绝种族罪的心理要素
简言之，《灭种公约》不予管辖的行为即公约中没有规定的行为。但是，在实践中，文化上的种族灭绝、生态灭绝、种族隔离、种族清洗和使用核武器的问题总是与灭绝种族罪纠缠在一起，因此，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灭绝种族的行为一般总是从毁灭该种族的文化开始的。纳粹德国在大规模地屠杀犹太人之前，也实行了一段“焚书坑儒”的政策。有的学者认为，一个种族的文化如果消失了，那么，该种族与其他种族的区别也就没有了。因此，文化上的种族灭绝的提法也就应运而生了。按一般的理解，文化上的种族灭绝包括以下内容：1、强迫一团体的儿童转移到另一团体；2、有系统地驱逐代表该团体文化的个人；3、在私下交往中也禁止使用该团体的语言；4、有系统地毁坏用该团体的文字印刷的书籍、宗教著作或禁止新的出版印刷；5、有系统地毁坏历史性或宗教性的纪念碑与建筑物或挪为他用；6、毁坏具有历史、艺术或宗教价值的文件或物品，包括物品。在《灭种公约》的起草过程中，有的代表团曾建议公约中应包括文化上的种族灭绝罪，但没有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赞同。与会代表采用了保守的态度，法国代表团甚至认为：“包括了文化上的种族灭绝就会带来干涉一国内政的危险。”公约只将灭绝种族罪的范围限制在三个方面：1、必须是直接的灭绝种族的行为，而不是间接的；2、必须是针对个人或团体所实施的犯罪；3必须是肉体上或生物学上的灭绝，而不抽象的灭绝，如精神上的或意识形态方面的毁灭。
“种族清洗”（ethnicclearing）是一个相当新的词汇，最早见于南斯拉夫的报纸上，主张在科索沃建立一个“种族上干净的地区”。最初在联合国文件上使用这个词时都带着引号，表示是引用其他来源，而不是联合国创造的新词。以后的联合国文件逐渐去掉了引号，这表示联合国的文件已接受了这个词。其含义是通过武力、威胁或恐吓等手段，迫使一个地区的其他民族迁移出该地区，使其成为以一个民族为主体的单一民族地区。1992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形势”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可恶的种族清洗政策是灭绝种族的一种形式。”该措词在联大决议中一再得到确认，在许多国家在联大的发言中也将种族清洗与灭绝种族相提并论。在国际法院审理的波黑诉南斯拉夫案中，原告和临时法官劳特派特都认为种族清洗就是灭绝种族罪。在1999年国际法院受理的克罗地亚诉南斯拉夫案中，克罗地亚的主要依据就是认为南斯拉夫所施行的种族清洗政策就是灭绝种族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入侵苏联以前，纳粹德国对其境内的犹太人也是先采取的驱逐政策，这也是一种种族清洗。但是仅就种族清洗的行为而言，还构不上灭绝种族罪的犯罪意图。种族清洗是对部分民族的一种迫害，是一种非人道的行为，但是其主要目的还不是毁灭该团体的“全部或部分。”根据刑法上的罪行法定原则，任何类似、比照都属强牵附会。至于联大有关文件的提法，只是一种政治上的宣言，不能作为依法定罪的根据。
“生态灭绝”也是近年来在国际政治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新概念，其含义是“通常是不可弥补地、负面地改变环境，例如通过核爆炸、化学武器、严重污染和酸雨或破坏热带雨林，来影响整个人类的生存。”如伊拉克为阻止多国部队的进攻，点燃了油井，造成了大规模的污染，对该地区各民族的健康与生存造成了损害。因此，许多学者指责伊拉克犯下了“生态灭绝”罪。但是，生态灭绝的直接客体是环境而不是受保护的团体，受公约保护的团体只是生态灭绝的间接客体。如同文化上的灭绝种族一样，生态灭绝不能成为灭绝种罪的罪行。
种族隔离是一种危害人类的罪行，《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第二条规定，所谓种族隔离的罪行“是指为建立和维持一种种族团体对任何其他种族团体的主宰地位，并且有计划地压迫他们而作出下列不人道行为。”显而易见，从犯罪的动机和目的来看，种族隔离罪与灭绝种族罪表面上相似，而在实质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罪行。因此，《罗马规约》将种族隔离罪列为危害人类罪，而不是种族灭绝罪。
使用核武器是否构成灭绝种族罪是国际法上争论激烈的问题。早在起草《灭种公约》之时，荷兰代表团就曾指出：“应该注意到灭绝种族罪的定义并没有扩大到包括对大批人进行的战争行为，特别是原子弹的攻击。”1996年国际法院在对“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中涉及到灭绝种族罪的问题。威拉曼特利法官指出：“如果成万上亿地屠杀人类，还不符合灭绝种族罪的定义，那么，人们就要问什么才能构成灭绝种族罪呢？”但是，被害者的数量并不是构成灭绝种罪的实质要件，在有些情况下，杀一个人也可能构成灭绝种族罪。构成灭绝种族罪的重要因素是《灭种公约》第2条规定的动机，即有无“蓄意”灭绝某一团体的问题。因此，国际法院在其咨询意见中认为：“在这方面，法院指出，如果使用核武器确实产生动机因素，即针对上述条款所要求的团体，那么，禁止灭绝种族罪就是相关的问题。只有考虑到每一案件的特殊情况才有可能得出以上结论。”由此可见，国际法院并没有得出使用核武器必然构成灭绝种族罪的结论，使用何种武器只是一种方式或者是一种犯罪工具，判断构成灭绝种族罪的关键问题则是犯罪的动机以及是否符合公约中所规定的标准。
灭绝种族罪是主观恶性较深的故意犯罪，不但要求一般之明知，而且需要特定之明知。一般之明知只需要证明犯罪行为的发生，而不要求证明进一步的恶意与目的。而特定之明知则要求证明犯罪者明确地追求灭绝种族的结果。卢旺达国际刑庭在阿卡耶苏案中明确指出：“特定之明知是罗马大陆法系中著名的刑法概念，是某种犯罪特别要求的构成因素，并要求犯罪者明确地追求达到被指控的犯罪的目的。”国际法委员会认为，灭绝种族罪的特定的明知是“国际法中这种特定罪行的明显特征。”也就是说，一个人在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犯罪结果的情况下，通常是不会犯下这种罪行的，也不可能由于失误或忽视而犯下这种罪行。一般而言，灭绝种族罪是一种有组织的或有计划的犯罪，而不是一种即发性的犯罪。犯罪者必须或多或少地知道或了解实施种族灭绝行为的某种计划或事态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并不一定要参与了该计划的制订过程。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犯罪的意图并不是明确地表达出来，而是由种种行为暗示出来，如某一政党或组织的政治纲领引起的犯罪行为或多次重复某种毁灭性的和歧视性的行为。在不同的法律文件中往往使用不同的法律词汇，如“故意”、“明知”、“意图”等。《罗马规约》对故意和明知曾作出了区别，“1、就行为而言，该人有意从事该行为；2、就结果而言，该人有意造成该结果，或者意识到事态的一般发展会产生该结果，”即可以认定某人具有故意。而“明知是指意识到存在某种情况，或者事态的一般发展会产生该结果。”仔细推敲起来，两者的区别并不大，因此，《罗马规约》中又进行了补充，认为“‘知道’和‘明知的’应当作相应的解释。”
在共谋犯罪的情况下，通常是犯罪的实施者并没有特定的明知，他只是一种政策或命令的执行者，而具有明确犯罪意图的却是他的上级领导。该上级领导具有特定明知的犯罪意图，但并没有具体实施犯罪的行为。将如何处理这两种犯罪者呢？国际上的实践对此还存在着争议。卢旺达国际刑庭认为，具体的实施者因不具有特定明知的意图，因此，只能是具体的犯罪（如杀人）的共谋，而不能被认为是灭绝种族罪的共谋。上级领导具有特定明知的犯罪意图，制订政策、指使煽动和下达命令就是一种犯罪行为，应是灭绝种族罪的主谋。另一种观点认为，灭绝种族罪是一种特别严重的犯罪，具体实施者只要具备了一般的明知，也应被认定为灭绝种族罪的共谋。
六、《灭种公约》是否追究国家的刑事责任
《灭种公约》是否追究国家的刑事责任的问题是当前国际法学界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公约第5条规定了国家公务员，如国家领导人，不得免除刑事责任；第6条规定了国家对灭绝种族罪进行管辖的基础；第7条规定了国家不得将灭绝种族罪视为政治罪行，应履行引渡的义务。可见，缔约国是有责任履行《灭种公约》规定的各项义务的。公约第9条还规定：“缔约国关于本公约的解释、适用或实施的争端，包括关于某一国家对于灭绝种族罪或任何其他行为的责任的争端，经争端一方的请求，应提交国际法院。”该条涉及到国家本身如果犯有灭绝种族罪，公约是否追究国家的刑事责任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国家根据《灭种公约》第9条向国际法院提出的诉讼已有4起，但是，国际法院还没有对任何一起案件作出过最终的判决。第一起案件是1973年巴基斯坦诉印度案。印巴战争结束以后，孟加拉国宣布独立，印度指控195名巴基斯坦战俘犯下了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并准备引渡这些战俘到孟加拉受审。巴基斯坦主张国际法院对此案具有专属的管辖权，印度的行为违反了《灭种公约》和日内瓦战俘公约的有关规定。国际法院曾开庭审理过此案，但印度以国际法院对此案无管辖权为由没有出庭。1973年12月14日，巴基斯坦致函国际法院，提出印巴两国正在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要求撤销此案。该案只涉及到对公约的解释和对灭绝种族罪的管辖权问题，尚未涉及到国家责任问题。第二起案件是1993年3月20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向国际法院提出诉讼，控告南斯拉夫在其境内犯下了灭绝种族罪并要求国际法院临时措施，制止事态恶化。国际法院一致认为，南斯拉夫应根据其对公约所承担的责任，采取一切措施，防止灭绝种族罪行的发生。1997年7月，南斯拉夫向国际法院提出反诉，控告波黑对塞尔维亚人犯下的灭绝种族罪行。第三起案件发生在1999年4月25日北约开始轰炸南斯拉夫以后，南斯拉夫向国际法院提出诉讼，控告北约国家非法使用武力以及违反《灭种公约》，对南斯拉夫犯下了灭绝种族罪。第四起案件是1999年7月，克罗地亚在国际法院控告南斯拉夫在其境内实行的种族清洗政策已构成灭绝种族罪。
根据《灭种公约》的规定，国家至少应该承担防止并惩治灭绝种族罪的国家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国际法院目前审理的这三个案件却对国际法学界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公约第9条所述“包括关于某一国家对于灭绝种族罪或第3条所列任何其他行为的责任，”是否包括国家的刑事责任的问题。1976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制定国家责任条款时曾认为国家如果犯下灭绝种族罪也应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国际法委员会在1998年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时，代表们对此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绝大多数代表认为，公约第9条所述的责任最多只是一种民事责任，只有个别代表坚持主张国家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丹麦在代表北欧国家向国际法委员会提交的评论中指出：“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责任不应该仅限于代表国家行事的个人，个人的行为也可能引起他所代表的国家的责任问题。”爱尔兰进一步指出：“既然国家承担违反（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的国际责任，毫无疑问，这些责任在特征上是刑事的。”还有的国家认为：“公约第9条并没有排除任何形式的国家责任，包括刑事责任。”波黑在其诉南斯拉夫的诉状中指出：南斯拉夫“违反了根据《灭种公约》第1条、第2条第1、2、3、4款、第3条1、2、3、4、5款、第9条和第10条对波黑人民与国家的义务。”在南斯拉夫诉北约案中，南斯拉夫指控北约国家违反了《灭种公约》第2条第3款的规定，使南斯拉夫人民“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在克罗地亚诉南斯拉夫案中，克罗地亚指控南斯拉夫实行种族清洗是“灭绝种族罪的一种形式，致使大批克罗地亚人流离失所、惨遭杀害、酷刑和非法监禁，财产受到巨大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