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的概念篇1
关键词：老龄消费者；自我概念；购买决策
一、引言
世界正在进入人口老龄化的状态，中国的老龄化进程也在加速发展，60岁以上的老人占全国人口的11%，预计到21世纪20年代，老年人口数将达到2.43亿，占总人口的17%，会形成一个庞大的老年消费群体。预计到本世纪中期，中国60岁以上老人将超过4亿人，其中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可能突破8000万人。根据中国国家老龄委提供的数据，2011年中国老年人用品市场的总需求量将超过10万亿元，而现阶段全国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不足市场需求的10%。目前已有许多学者对老龄人口消费决策行为进行研究，但是很少有学者关注中国老龄人消费自我概念特点与购买决策风格的关系研究。我们认为研究老龄消费者自我概念与购买决策的关系，有利于更好的服务老龄市场。
我国关于自我概念与消费行为方面的研究始于最近一段时期。刘凤娥和黄希庭（2001）将大学生消费者自我概念分为四种类型，即情感自我、表现自我、发展自我和心灵自我。杨晓燕（2002）研究了中国女性消费者自我概念与消费态度的相关性。她将中国女性消费者自我概念分为五个维度，即情感自我、表现自我、发展自我、心灵自我和家庭自我。曾智（2004）通过研究自我概念的四个结构成分表现自我、情感自我、发展自我、心灵自我与大学生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得出他们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陈玉国（2005）探讨了消费者决策风格与不同世代的相关关系。赵恒（2007）研究了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和手机消费中品牌的关系，结果发现，消费者自我概念同品牌形象之间的一致性在不同消费者人群中具有差异。陈延斌（2007）使用购物决策量表研究了大学生自我概念与消费决策间的关系。李晓蕾（2008）研究了中国女大学生消费自我概念特点与购买决策风格相关关系。张旺芝（2008）以石家庄市为例，对城区老年人消费行为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试图以老年消费者为对象，引入自我概念理论，并考虑到老年人的性别、健康状况等相关特性，以情感自我、表现自我、心灵自我、家庭自我四个维度研究自我概念与老龄消费者购物决策相关关系。
二、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本文对老龄人消费自我概念特点的研究综合选取了杨晓燕（2002）等的结构成分研究思路，确立老龄人消费自我概念的四个维度，即情感自我、表现自我、心灵自我、家庭自我，并基于这四个维度，从整体的视角来分析老龄人的自我概念特点。情感自我展示的是个体对待环境中各种事物的感受方面；表现自我的特点是喜欢通过各种方式向他人展示自己的个性和思想；心灵自我展示的是自己对内心世界方面的关注，注重内心世界的感受和体验；家庭自我是消费者在家庭物质生活方面的观念和形象特征。并且，不同性别与不同健康状况的老龄人口消费自我概念都会呈现不同的差异性特点。由此，提出本研究的第一个假设：
H1：不同人口统计变量的老龄消费者在消费自我概念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H1a：不同性别的老龄消费者在自我概念的四个维度情感自我、表现自我、心灵自我和家庭自我四个维度上存在差异。
H1b：不同健康状况的老龄消费者在自我概念的四个维度情感自我、表现自我、心灵自我和家庭自我四个维度上存在差异。
老龄人进入到一定时期之后，身体健康状况会逐渐成为制约或促成他们消费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性别作为人口统计中非常重要的变量，也会对老龄人的消费行为起着重要的影响。例如，男性购物时表现得会更加果断，而女性可能在选取物品或服务时考虑的因素会更多一些，女性对于距离远近、是否是名牌产品、是否有折扣等可能会给予较多关注。由此，提出本研究的第二个假设：
H2：不同人口统计变量的老龄消费者在购买决策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H2a：不同性别的老龄消费者在购买决策方面存在差异。
H2b：不同健康状况的老龄消费者在购买决策方面存在差异。
消费行为是人们对自我认知的外在体现。对自我的认知不同，往往会做出不同的购买决策。自我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是由个体所拥有的某些物品，如汽车、住宅等所界定和展示的。然而，不同的个体对这些物品的注重程度是有差异的。老龄人的消费自我概念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他们的购买决策。由此，提出本研究的第三个假设：
H3：老龄消费者自我概念的不同维度对购买决策有显著影响。
H3a：情感自我对老龄消费者购买决策有显著影响。
H3b：表现自我对老龄消费者购买决策有显著影响。
H3c：心灵自我对老龄消费者购买决策有显著影响。
H3d：家庭自我对老龄消费者购买决策有显著影响。
老龄人的购买决策服从其内心对自我的认知。性别作为人口统计变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自我概念与购买决策关系之间也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老龄人由于健康状况的不同，自我认知对购买决策的影响也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由此，提出本研究第四个假设：
H4：不同人口统计变量会调节老龄消费者自我概念与购买决策的关系。
H4a：性别差异会调节老龄消费者自我概念与购买决策的关系。
H4b：健康状况的差异会调节老龄消费者自我概念与购买决策的关系。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量表涉及到老龄人口统计变量，如籍贯、性别、健康状况，也包含与情感自我、表现自我、心灵自我、家庭自我相关的题项。我们选取长春市6个区：朝阳区、南关区、二道区、宽城区、绿园区、双阳区老龄人口为样本对象。首先，通过查阅2009年资料得出这6个区的人口比例，算出每个区所要发放的样本量。然后，分区进行问卷发放和回收。本次调查选取样本400份，共收回有效问卷321份，有效回收率达到80.25%。在对数据进行整理之后，得到样本特征如下：女性占51.8%，男性占48.2%，男女比例基本均衡；从健康状况的分布来看，身体状况一般的居多，达到54.9%，而很差和较差的分别为4.5%和15.3%，健康状况较好的占20.9%，很好的仅为4.4%。经检验我们发现，自我概念量表及购买决策的Cronbach's系数均超过0.70。同时，老龄消费者自我概念量表Kmo值为0.638，巴特利球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老龄消费者购买决策的Kmo值为0.618，巴特利球的显著性概率0.000，均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表1是对老龄消费者自我概念的性别和健康状况所进行的方差分析。从表中的统计分析可知，性别对心灵自我有着极显著的影响，对总自我概念也有显著影响，对情感自我、表现自我、家庭自我影响则不显著；健康状况对总自我概念及其四个结构成分都有显著的影响。性别和健康状况的交互作用对总自我概念的影响极其显著，并且对情感自我和心灵自我的影响显著，对表现自我和家庭自我的影响不显著。表2是对老龄消费者购物决策的性别差异和健康状况差异所进行的多元方差分析。通过多元方差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老龄消费者购物决策受性别差异影响的显著性为5%，而受健康状况和文化程度的影响显著性为1%。性别与健康状况的交互作用对老龄消费者购物决策的影响也非常显著。
通过检验老龄消费者自我概念对购买决策的影响关系，我们发现感情自我、表现自我、心灵自我和家庭自我对老龄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从而我们进一步选用分组回归分析来检验性别和健康状况对老龄人消费的调节效应。计算结果在表3中给出。由分组回归分析结果可见，女性消费者中情感自我对老龄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力未通过检验；两组中表现自我对购买决策的影响力均通过检验，标准系数分别是0.216和0.369，这说明女性消费者中表现自我的影响力显著强于男性消费者；两组中心灵自我对购买决策的影响均通过检验，标准系数分别是0.173和0.206，也这说明女性消费者心灵自我的影响力显著强于男性消费者；两组中家庭自我对老龄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力均通过检验，标准系数分别为0.273和0.300这说明女性消费者中家庭自我的影响力也略强于男性消费者。
由表4中可见，在健康状况较差的老龄消费者中，情感自我对购买决策的影响力未能通过检验。健康状况很差时表现自我对购买决策的影响力未能通过检验。随着健康状况的改变，各自我概念维度对购买决策影响的作用渐进性并不明显。例如很好与较好相比较，心灵自我的标准系数分别为0.185和0.211，可见，健康状况较好的心灵自我影响力比很好的心灵自我影响力显著。然而，通过较好与一般的比较，又会发现心灵自我的标准系数分别为0.211和0.173，健康状况较好的心灵自我影响力又比健康状况一般的心灵自我影响力显著。
四、研究结果与讨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由于退休金、养老保险等的增加，以及子女对老年人的赡养和回馈，老龄人的购买能力在逐渐增强。通过本文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许多老龄人出于对自我概念的满足从而做出不同的消费决策，老龄消费者在不同性别和不同健康状况方面存在显著的消费差异，针对老龄人的上述消费特征，企业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来展开他们的营销策略。
1.针对老龄人的特定情感需求，设计富有人文关怀的产品。目前，我国正步入老龄化阶段，各个城市的老龄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但据统计，我国的主流产品市场并没有重视这一逐渐庞大人群的需求，针对老龄人的产品和服务比较单一，大多集中在保健品领域，或是仅处在边缘产品形态上。虽然现代的老年人越来越开放，接受新鲜事物的认知程度正在不断提高，但是，普遍来说，他们对产品的要求更注重效能性和可操作性。如今的城乡二元化化社会，造成很多年轻人和老年人相隔两地，子女在外打拼事业，老人晚年难免会有孤单寂寞的感觉，所以我们认为，适合现代老年人的产品更应该彰显人文关怀，无论在产品设计上还是服务管理上都应该照顾到老年人所特有的情感需求，才能成为市场的赢家。
2.从物有所值型出发，加强符合老龄人消费习惯的定价策略。企业可以根据老龄人性别等方面不同实行差别定价。对于女性老年人，产品应更多考虑情感诉求。而针对男性老年人，则更多地考虑产品的功能，选取相对较高定价，以彰显产品的价值。同时，对于老龄人这样的特殊群体，需要运用特殊的广告运作方式来进行市场开发，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老龄人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意识和从前相比都发生很大的改变。如今的老龄人的消费心态正朝着年轻化、时尚化的方向发展，他们远比我们想象中更能接受新鲜事物，因此应该适当把握新颖时尚元素，注重情感自我，对一些注重时尚的老龄人提供相应的时尚服务。一些老龄人还可能更愿意花一些钱来补偿年轻时候的消费缺憾。因此，企业也可以针对老龄人的这些特点，注重产品和服务的时尚性。
参考文献：
1.陈延斌.大学生服装消费决策风格量表编制及其与自我概念关系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7.
2.陈玉国.消费者决策风格与不同世代之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5.
3.李晓蕾.中国女大学生消费自我概念特点与购买决策风格相关关系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8.
4.刘凤娥，黄希庭.自我概念的多维度多层次模型研究述评.心理学动态,2001,（2）.
5.杨晓燕.中国女性自我概念与消费态度.南方经济,2002，（11）.
6.曾智.大学生自我概念与消费行为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4.
7.张旺芝.城区老年人消费行为实证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8.
8.赵恒.基于自我概念的品牌态度实证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号：09YJa790081）、吉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项目号：36209407053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项目号：11YJC790158）资助。
人口老龄化的概念篇2
关键词：老年护理现状 展望
世界卫生组织把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7%称为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进入老年型，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人口老龄化也正席卷全球，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文明不断提升（注重人口数量到注重人口质量）的体现［1］。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必然给社会、家庭、医疗保健带来巨大的压力，同时也对老年护理事业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就我国老年护理现状与展望综述如下。
1 人口老龄化现状
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口为12.95亿，60岁及以上达总人口的10.23％，65岁及以上达总人口的6.96％［2］。预计2000～2025年，老年人口会占到总人口的19.3%。2025～2050年，老年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25.2%。
1950年，全世界60岁以上的老年人约有2亿，1970年达到3亿，2002年达到6亿多，占全世界总人口的10%。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老年人数量将增加到世界总人口的21%［1］。中国甚至于全世界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
2 人口老龄化对健康的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长，机体功能的下降，患急慢性病的几率增加，就诊率、住院率因此上升。老年人由于生理上的衰老变化和外界环境的改变，在思想、情绪、生活习惯和人际关系等方面，往往不能适应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变化。老年人也常出现脑衰弱综合征、焦虑、忧郁症、离退休综合征、空巢综合征、高楼住宅综合征等心理和精神问题［3］。
3 老年护理的现状
3.1 老年护理的概念
3.1.1 传统观念 人们往往将老年护理与老年病护理相提并论。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老年护理是针对老年人的某种疾病而采取的相应护理措施，大多数疾病对老年人的影响与对其他年龄组人群的影响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然而，实践证明，对老年人群的护理有别于对其他年龄段人群的护理。这些因素包括老年人对疾病的反应，各种疾病症状在这类人群中的不同表现，以及这些疾病所导致的身体、心理的反应及所产生的后果等。目前老年护理工作的重点在于帮助老年人应付实际或潜在的健康问题。因此老年护理有别于传统观念的老年病护理［4］。
3.1.2 新的观念 老年护理是以老年人为主体，从老年人身心、社会、文化的需要出发，去考虑他的健康问题及护理措施，解决老年人的实际需要。让老年人及其照顾者共同参与护理活动，以护理程序为框架，满足老年人的护理需求，适时给老年人及其照顾者以护理知识技能的教育及监督指导，而不是让老年人被动接受护理，从而避免心理上产生“无用”的压力，由于老年人及其照顾者的参与，使老年人出院回归社会后仍能获得连续的自我护理及家人的护理。研究表明，绝大多数老年患者（非卧床者）表示不需要护士提供更多的生活护理，充分反映了老年人自我护理的需要，经由自我照顾而满足自身生活需求则有助于老年人生理、心理及社交的健康。因此，老年护理应重视强化个体自我照顾能力，在尽可能保持个人独立及自尊的情况下提供协助，适时给予全补偿、部分补偿的护理服务［5］。
3.1.3 没有统一的概念 老年护理在德国没有统一的概念，其特点是尊重老年人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及个性，注重老年人的心理护理。使老年人的精神、心理、身体三者合一，强调回归自然、贴近自然；对护理人员强调更多的是耐心与献身精神［6］。
3.2 国内外的老年护理机构发展史 1870年荷兰成立了第一支家居护理组织，以后家居护理在荷兰各地相继建立起来［1］。德国的老年护理始于18世纪，1900年老年护理成为一种正式职业［6］。英国1859年开始地段访问护理，19世纪末创建教区护理和家庭护理，1967年创办世界第一所临终关怀医院。日本1963年成立了老人养护院。我国于1985年在天津成立了第一所临终关怀医院，1988年在上海建立了第一所老年护理医院，1996年5月中华护理学会倡导要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社区老年护理，1997年在上海成立老人护理院，随后深圳、天津等地成立了社区护理服务机构［7］。截至2004年底，全市共有养老院（老年福利院）439家。根据医疗保险部门统计数据，2004年我市家庭病床共有2.1万，根据市民政局调查数据，上海市有95%的街道（镇）开展了居家养老护理服务，每月接受服务的老人有2.6万［8］。目前上海市的老年护理机构主要有：老年护理院、养老院、家庭病床和居家养老4个方面。
3.3 老龄化所带来的观念转变
人口老龄化的概念篇3
关键词：风景园林；垂直农场；老龄化；养老模式
中图分类号：tU985.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
中国当前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中期，环境资源瓶颈效应突显，城市的新一轮发展迫切需要转入内涵式、集约化的轨道，城市中传统的农业耕作模式受到极大限制，“垂直农场”成为一种相对可能的选择。“垂直农场”是一种将农业与建筑结合的特殊形式，它打破了农田与城市景观对立的传统观念，将生产性景观引入城市，为未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绿色空间。[1]由于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的基本国情使我国在养老保障等方面的压力不断增大。现阶段我国有大量的老人入住社会养老机构，而该机构在文化娱乐、精神慰藉等人文关怀方面提供的服务相对欠缺，容易使老人的身心健康受到负面影响。如果将“垂直农场”的理念引入到养老院的建设中，景观结合生产，将会创造出绿色、健康的新型养老空间。
一、传统养老模式面临的问题
老龄化是21世纪三大世界性难题（全球变暖、全球反恐、全球老龄化）之一，人口的快速增加和老龄化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个时期之内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不断上升的现象和过程”[2]。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的老龄化省份已达26个。到205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超过4亿，即每4个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3]
据中国城市老人养老意愿调查，目前我国老人普遍接受的养老方式有居家养老（61%）、敬老院养老(14%)、社区养老（12%）、老人公寓（10%）和异地养老（3%），其中居家养老最受欢迎，包括与儿女同住、夫妻二人居住和孤寡老人独居等几种形式。然而，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计划生育政策后遗症的逐渐显现，这种传统的养老方式越来越暴露出不少弊端，比如独生子女夫妇同时赡养小孩和双方四个老人，无论在精力上或经济上压力都很大；而老人独居在季节变换和有突况时安全存在很大风险。
养老院作为继居家养老之后的第二种方式，也陷入难以推广的尴尬境地，主要有养老院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缺乏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专业护理人员短缺等方面的原因。另外，中国传统的孝道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子女把老人送往养老院的行为意向。
二、构建以“垂直农场”为依托的新型社区养老模式
由于当前的养老环境存在种种不足，笔者提出一种全新的以“垂直农场”景观构建为依托的社区养老模式（图1）。该模式将“都市托老所”、“垂直农场”等新理念应用其中，灵活地重组老人、子女、社区养老机构与志愿者之间的关系，重新加强老人与社会、与家庭之间的纽带，创造了绿色健康的养老空间。每日适当的耕种活动又能让老人重新收获社会认同感，是一种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的表现。
“都市托老所”类似于幼儿的“日托所”，在老人日托所里，子女可以早晚接送，既解决了子女白天外出工作、无暇照料老人的后顾之忧，又为老人提供了相对熟悉的居家养老环境和伙伴。叮嘱老人按时吃药、听老人倾诉心中的苦闷、甚至调解家庭纠纷都是托老所的日常工作。老人在身体得到护理的同时，也获得了精神慰藉。
随着网络版“开心农场”的风靡，北京丰台区、重庆荣昌县、济南长清区等地的养老院纷纷开辟了现实版的“开心农场”。农场里种满了瓜果和蔬菜，而养老院里的老人正是农场的打理者，实现了回归田园的梦想。但毕竟此类农场都在偏远郊区，离城市路途遥远，满足不了大量老人的需求。“垂直农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城市中大多数老年人的此类诉求。“垂直农场”的概念在1999年由哥伦比亚大学的生态学家迪克森（DicksonDespornmier）提出，并将其定义为一种将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移入高层建筑，以减少对自然土地侵占的技术。[4]垂直农场的特点可概括为“集约、高效高产、环保、安全”的特点。[1]笔者将生产性景观与垂直的农场概念融合在“都市托老所”的建设中，在为老年人提供新颖、健康活动场所的同时，又能提供安全、新鲜的食品。
图1以垂直农场为依托的社区养老模式“都市托老所”与“垂直农场”的结合，不仅满足了老人休闲娱乐的需求，也是其与家人、与社会交流情感的平台。老人平时可以带家人前来，共享田间劳作的乐趣；在丰收的季节，更是可以共同采摘果蔬，下厨烹饪，享受天然健康美食和天伦之乐。同时该模式尝试建立以学生志愿者为主的志愿服务模式。学生在照顾老人的同时，还可在“垂直农场”里劳作，这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年轻一代而言，得到了学习农业知识的机会。这也是让老人发挥余热，利用他们的农业知识和生活的阅历对下一代言传身教。“垂直农场”成为传统农耕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载体。
三、都市托老所的营建——以南京南湖社区为例
人口老龄化的概念篇4
人类社会迈入长寿时代
很多人曾认为，人老了就不中用了，就要等吃等喝等别人照顾了，所以老人是家庭和社会的负担。这种认识对不对呢？环顾四周，无论本土还是海外，年长者确实越来越多，不再是“人活七十古来稀”，活到七十岁以上，甚至活到九十岁、百岁的都大有人在，人类社会已经跨入到了从未经历过的长寿时代。
20世纪80年代初，联合国曾提出一国进入老龄社会的标准，而30年过去，全球近1/3的国家已经达标并且向深度老龄化发展。预计到2030年，多个西方国家及日本、韩国等亚洲经济体，超过1/3的人口将是65岁以上的年龄群体。2050年之后若干年，中国也将进入这一行列。年长者不可逆转地成为全球社会的主体人口，这样的时代亘古未有。如果提出一个全球进入长寿时代的标准，如65岁以上人口占全球总人口比例的1/3或1/4。那么，到21世纪中叶，全球都将进入长寿时代。
人类文明的早期，即前工业时代，大部分国家的人口平均寿命很低，均不足30岁，中期即工业时代，平均寿命增长了一倍，而当全球进入信息时代，许多国家的人均寿命都超过了70岁，日本超过了80岁。21世纪内，医疗技术的进步有望将人类寿命延长30%或更多。可见，科技和制度的系统化、全球化的演进与全球社会中人类寿命的普遍延长有着因果关系，普遍长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长寿时代相对于短寿时代而存在，它将人类的历史以普遍长寿与否划界，在未能达到普遍长寿的时代是一个旧文明时代，在达到了普遍长寿的时代是人类的新文明时代。
新概念挑战老思维
用长寿时代这个新概念来替代老龄社会的旧概念，必然发生一些重大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改变“老年人”的定义
迄今为止，定义老年人只有一个“年龄”指标，尚无“心理机能”和“生理机能”的指标。目前的医疗卫生技术可以度量出不同年龄段的生理、心理机能和活动能力的平均水平，如果用这个平均水平来衡量，某些八十岁的年长者仍然具有四、五十岁的人的平均智力水平、记忆力和体力，当然，也不排除某些四、五十岁的人的生理、心理机能和活动能力都已经衰退到平均六、七十岁人的水平了。
若将这些可测量的科学指标辅助年龄指标来定义老年人，那么，“年长者”与“老年人”将成为两个不同概念。“年长者”仅指年代年龄，而“老年人”则是生理心理机能和活动能力的衰退达到一定程度的一种称谓，或者说指的是功能年龄。于是，那些虽然并不算年长但是机能已经衰退的人就成为功能性老年人，而年长者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虽然高寿却还有着青年人一样的体力和智力，他们的功能年龄远低于年代年龄，可以不进入老年人行列。
其实，按照年代年龄来定义老年人的“传统”并不久远。一是来自于社会养老保险关于退休年龄和退休金的规定，二是来自于1956年联合国的某项研究提交的标准。
这些标准只看一般性或者平均状态，是典型的工业社会思维。而不以统一年代年龄而以生理心理和活动能力的平均衰老程度为标准来标定老年人，可能会发展成为长寿时代的一种新观念和新标准。
从日常经验中，人人都能理解和认识年长群体中个体之间的差异十分巨大，但是每个个体一旦到了60岁，就会被社会以年代年龄的群体标准划定为老年人。若将标定老年人的权力从社会归还给每个个体，就能激励每个人为自己的功能年龄低于年代年龄而继续努力，对人类新文明的建设更具有难以预期的积极效果和推动作用。
改变传统认知
如果以功能年龄标定老年人，“年长者”和“老年人”就成为有联系但本质上不同的两个概念。60或者6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功能年龄低于年代年龄（实际年龄）的人数越多，传统观念中的“老年人”就越少。那么，各国的人力资源和人口结构就会发生新的变化。
源自日本的一个词——熟年，可以拿过来作为这一类人的社会总体标识。只是，“熟年”的概念里只有年代年龄没有功能年龄，若加上后者，即功能年龄相当于45-64岁的年长者，那么，“熟年”群体就会大幅度拓展。
意大利的社会学家也曾提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现在只有年过76岁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年人，61-76岁这一年龄段的群体，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不能算是老年人，应该称之为“新老年”。意大利98%的“新老年”认为自己的人生并未步入晚年，人生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他们的工作能力、消费水平与其他年龄群体相比较，不仅毫不逊色，甚至还更胜一筹。
“熟年”也好、“新老年”也罢，都指的是年长者中功能年龄低于实际年龄的人，他们不受实际年龄的制约，可以自我选择合适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尤其在网络时代，平均教育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任何人只要有能力，在人生的任何时段都可能通过学习从头再来。所以，年长者中的“熟年人”、“新老年人”，不再是无用、负担、包袱和弱势的代名词，而是工作和生活的新型创造者，是推进人类新文明建设的重要动力之一，他们的努力可以带动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全面改善和提高。
熟年人“财富”何在
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1996-2010年期间，55-64岁的美国人从事创业活动的比例每年均高于20-34岁的人群。还有一项始于2004年针对5000家公司的纵向调查表明，2/3的企业创始人年龄介于35-54岁之间。即使在科技创业公司，老年人也不甘示弱。在美国，科技公司创始人的平均年龄出乎意料地达到39岁，其中50岁以上创始人的数量是25岁以下人群的两倍之多。FirstSolar被福布斯杂志称为“2009年美国成长最快的科技创业公司”，是一位68岁的发明家在1984年创立的。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位列最具竞争力的前25个国家中，一半都来自于人口最老化的20个国家。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全球创新指数表明，世界25个最具创新性的国家中，2/3来自于人口最老化的国家。比利时，法国，荷兰，挪威，瑞典和英国，还有韩国和日本，都在全球竞争力和创新力排名中名列前茅。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后工业社会的劳动者体力负担大大减轻，这较之工业社会，人类本身因经验和知识的积累而形成的能力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发挥空间。
在企业，年长者的事故率低，出勤率高，对企业的忠诚度高，员工流失率低。相比年轻人，他们有更大的动力来学习和适应新技术和新流程，而且更愿意分享知识和经验；在知识密集的学校和研究单位，年长者累积一生的教学和研究经验，不仅是个人的更是机构和社会的宝贵财富，他们其中的很多人都还活跃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应该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使其发挥所长。
与此同时，大批年长者在所居住的社区从事志愿工作。据济南市对于50-80岁的3000个样本的调查，约有82.6%的人捐过款，73.5%的人参加了社区的公益活动，69.2%的人参加了书法绘画活动。当然，他们还为孙儿孙女的教育、家庭照料和财务支持做出贡献，可以说，年长者是保持社会稳定、家庭和谐的重要支柱。
社会要从各方面消除对年长者的年龄歧视、能力歧视、环境障碍和制度障碍，尤其要注重在社区内培育新的社会机制，激发年长者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提升他们的能力和身心健康水平、促进其社区参与和经济自主的能力。
相关政策亟需改革
将年长者视为消耗社会资源的一种威胁和问题，这是工业社会的旧思维。工业社会为了维系社会的基本生产秩序，制定了强制性退休制度、养老金制度和老年津贴、补贴等福利政策和制度。出于这些制度和政策的需要，必须人为地建构一个统一的“老年人”年龄标准，只有达到一定的年龄标准，标定为“老年”的人，才能享受这些福利待遇。所以，年长者就不分功能、能力和实际需求如何，到了年龄被统统养起来，强制性地“被退休”、“被保障”、“被优待”。
可是，政策赶不上时代的变化，人均寿命在持续延长，退休以后政策已经把他（她）们算作纯粹的消费人群，要仰赖社会供养，就必然会导致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负担越来越重，甚至要把现在和未来的政府财政压垮。如何解决呢？用增加人口总量的方式，多生孩子，用年轻人来冲淡老龄化？设立长期照护的政策和制度来应对高龄化？或许都有一定效果，却也会因此而产生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首先，政策上要逐渐淡化并取消法定退休年龄。法定退休年龄是工业时代的产物，是社会保险制度的需要，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不管有没有劳动能力都要由社会供养的“一刀切”式的退休制度。何时退休应由个人和机构协商决定，而从参与工作与否或是否实际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角度看，更是由个人自主决定的，实属个人权力。
其次，要将退休年龄与养老金领取年龄完全分开。退休年龄是劳动者在市场中做出的决定，养老金领取年龄则是国家根据社会状况做出的政策决定，而且，还可以依据社会状况的改变而进行政策调整。目前，就有很多长寿国家将养老金领取年龄推迟为65岁。
第三，国家和社会要倡导和支持熟年人更多地参与社会工作。对于超过60岁仍在工作岗位的熟年人在税收和自愿缴纳养老费等方面给予优惠。
人口老龄化的概念篇5
1.1全面二孩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重大决策，即“全面两孩”政策[1]“全面两孩”政策第一次实现了生育政策的统一，在全国不分地区、不分城乡、不分民族、不分家庭类型地统一放开二孩生育，引发了大至国家各领域各部门、小至家庭每一代每个人的关注。
1.2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是生育观念、生育文化的直接体现，是人们对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具体包括意愿生育子女数量、意愿性别和生育时间3个维度。生育水平、生育意愿和政策生育潜力的变化不仅关系到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也关系到家庭结构、血缘关系、亲属网络、经济和社会结构等。
二、国外研究综述
（1）人口经济学角度。莱宾斯坦是用人口经济学理论研究生育的先驱者之一，认为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因素是孩子的成本及效用的比较，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中的孩子数将减少。贝克尔从孩子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角度来探讨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提出了“数量一质量转换理论”，认为决定生育的内在机制不是孩子的质量，而是母亲的质量，时间分配理论把家庭生育影响因素的焦点从孩子转移到了母亲身上。另外伊斯特林（Richarda.easterly）的“供给―需求理论模型”、奥肯的社会阶层收入与孩子价格理论等等都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生育议题的相关理论，为生育意愿、抉择、行为的研究提供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2）人口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学家对影响生育意愿及生育行为的因素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如摩尔的生育功能理论，提出了人口对于一个社会具有不可或缺的功能。法国社会学家阿森?杜蒙特的社会毛细管理论，指出提升社会地位是影响生育决策的主要因素。澳大利亚人口社会学家凯德威尔的代际财富理论认家庭内部代际财富流的革命是决定生育率高低的根本条件，生育本质上是个人、夫妇、家庭在衡量经济收益后，对未来预期回报的投资形式，家庭生育子女的数量需求取决于生育与家庭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判断。
三、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生育意愿的各类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伴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强化同步推广的。中国的计划生育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已经走过了三十余年，期间中国的生育率实现了持续、快速的转变，人口数量控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学者研究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二十八年间中国累计少出生人口在2.64亿～3.20亿之间，总人口累计少增加2.31亿～2.99亿人。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率降低的最小贡献为57.88%，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降低贡献了61.21%。中国计划生育部门在过去的30多年中相继开展了多次有关生育意愿的调查和研究，这些调查主要关注育龄群众对理想子女数量和性别构成的看法。调查结果显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群众的理想子女数量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性别偏好的弱化则相对缓慢，人们最普遍的理想是生育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庄妍儿（2014）认为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生育政策以及地域文化密切相关。石智雷，杨云彦（2014）研究认为农村居民二孩生育意愿略高于城市；育龄妇女年龄越大，二孩生育意愿越低；文化程度越高，城市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越弱，农村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反而越强。就业迁移明显降低了农村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男孩偏好。郑真真（2014）认为理想子女数、期望生育子女数、生育意向和生育计划之间相互关联，但概念不同，作用也不同。理想子女数变化缓慢且滞后于生育率变化，适用于对群体生育观念变迁的回顾性研究；期望生育子女数可视为群体有可能达到的最高终身生育水平；较强的生育意向和具有明确时间的生育计划更有可能转化为生育行为，对预测个体生育行为和估计群体变化都有应用价值。杨菊花（2015）得出两点初步结论：一是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意愿已成为一种“新常态”，政策调整虽可能释放出一定的生育潜能，但难以使生育意愿出现较强反弹；二是对男孩的需求依旧是刚性的，这会使生育数量意愿具有不确定性，进而使中国的生育率不会像韩国或日本那样低。
四、“全面二孩”政策下生育意愿研究综述
徐俊（2014）认为，“单独二孩”只能作为短期的过渡政策，应摒弃“人口是负担”的传统思维观念，尽快放开二胎，提倡适度生育，以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繁荣。
魏下海（2015）认为“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是基于对我国人口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综合判断。我国人口增长势头已经大大减弱，总和生育率已长期低于更替水平。其中：人口老龄化态势异常迅速，劳动年龄人口连续四年减少，失独人群明显扩大，适龄人口生育意愿显著降低，生育成本急剧上升，生育观念、家庭观念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低生育、少子化和长寿化成为人口新常态，这些都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和人口生态安全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穆光宗、王本喜、周建涛（2016）认为在低生育时代，中国要真正实现想生敢生、应生尽生、愿生优生的适度生育目标，必须尽快出台有效的配套措施以及针对家庭和儿童的福利政策，推动社会福利家庭化和生育成本社??化进程，努力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陶涛、杨凡、张现苓（2016）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考察影响因素，与子女关系好、身体健康、有配偶等因素会显著提高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支持概率，而养老观念开放、受教育程度高和空巢时间长等因素则会显著降低支持概率。空巢老年人的性别、年龄、经济水平、养老选择等因素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
人口老龄化的概念篇6
2005年下半年，香格里拉酒业和北京龙徽酒业也分别推出70年老树葡萄酒和30年、20年、15年树龄葡萄的中国红葡萄酒。
在笔者看来，在葡萄酒行业以概念炒作的的宣传并不鲜见，年份酒、单品种酒、产地酒、庄园酒在当今国内葡萄酒市场上轮番坐庄流行，当今年的“长城假年份酒事件”让葡萄酒行业“很受伤”之后，行业的鬼马人士开始酝酿新一轮概念炒作，不过，这次是推出云南红在去年炒作过的“老树”概念。
关于“树龄”概念，怀来的某个酒厂也搞过，大概是见证30年树龄什么的。但是笔者不禁要问云南红35年树龄的老树到底有多少，年产葡萄有多少，这样的酒他做了多少？龙徽中国红的30年老树葡萄有多少，年产葡萄有多少，这样的酒又做了多少？对于香格里拉，我只想问70年树龄的老树葡萄有多少？恐怕中国很少有葡萄园的葡萄树龄能达到30年吧，更别说70年了。某葡萄酒专业网站的总编辑更是笑言：“70年？有吧，不过几颗葡萄藤而已，能产多少酒？至于中国红30年树龄的葡萄园又有多大，他（厂家）可以告诉我吗？或者你认为标了几十年树龄是否都是用这些树的葡萄原料？”
无可否认，树龄的大小跟酒的质量有着很直接的关系，树龄越大的葡萄树，产出的葡萄质量就越高，也就是说葡萄酒质量越好。因为树龄越大的葡萄树，它的根系越发达，它就可以从地下吸收到更多的物质，拿法语来说就是teRRoiR。不过随着树龄的增大，产量也就一直下降。为什么说30年左右的葡萄树比较好，那是对葡萄酒生产者来说的，因为这个时候，生产者既能有很好的收成，又能酿出很好的葡萄酒。
说到30年老树葡萄，我想不得不说明一下：一棵葡萄树要长到30多年，要经历很多风雨是非，现在土地是交给农民种的，不是说你让他留着葡萄他就愿意留，他们也要考虑吃饭问题，考虑经济收入问题，当然这个影响很宏观了。现在以我所了解的沙城地区的一些地方而言，多数葡萄长到7～8年就已经不能结果了，必须铲掉补种。这就是种植问题了。
当然，我也并不否认树龄为葡萄酒带来的增色。比如法国也有以“老藤”作为产品亮点的，如DomaineComteGeorgesdeVogue的musigny，都是近百年的劳滕，并在酒标上标出老滕字样。但是，是其心态和目的绝对与炒作无关，而且是名副其实的老滕！体现的是一种庄主对自己老滕葡萄酒品质的肯定、信赖和绝对自豪，以及彰显其个性和特色。
其实不论是年份也好，庄园也也好，亦或产地、品种、树龄都不是单一构成佳酿的惟一条件，并不是这个年份好，葡萄也就好，得看树龄是否达到最佳生长年龄，比如5年以上的葡萄才是酿酒的基本要求，即使当年年份再好，但是树龄不够，也出不了好酒。因此，就单一概念而言，对于葡萄酒而言绝对是个模糊的印章。
不论是香格里拉还是中国红，就应该把这个印章清晰化，让所有的消费者都消费的明白，与此，厂家乃是任重而道远！
人口老龄化的概念篇7
1人口老龄化的概念
人口老龄化在概念上指的是国家的总人口数量中，因为年轻人口的数量降低、年老人口的数量相对的增加而引发的老年人口与总人口的比例增加的一种动态过程。在1956年联合国对于人口老龄化的调查结果来划分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就表示进入了老龄化的阶段。而在1982年，在维也纳举行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也确定了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
2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特征
2.1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我国是人口数量众多，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同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越来越严重。2012年，我国六十岁以上老龄化人口数量，已经高达1.67亿人，其数量占全国总人口的1/8，已经是高于联合国制定的传统老龄社会10%的标准；占全世界老龄人口的1/5。这个结果是，我国已经成为当下世界上唯一一个老龄化人口超过亿的国家。2013年，全国老龄委预计，未来20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高峰。2014年，根据调查，我国国内人口六十岁以上老年人人口数已超过2个亿，占总人口的14.9%。
自从我国社会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以来，社会人口已经呈现出老年人口的基数过大大、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快、老年人高龄化、失能化以及空巢老人数增长趋势明显的形势特征。我国不仅已经明显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十分严峻。
2.2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征
2.2.1呈倒三角人口结构，老龄人口的数量十分大，而且还呈现出明显的高龄化趋势
因为我国一直以来的人口基数相对较大，而且在经过了改革开放的冲击，国内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的条件也不断得到提升，国内的人口平均寿命有了较大的延长，因此也带来了老龄人口的每年增加。
2.2.2进入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发达，未富先老
在普遍上，一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出现，往往是在社会经济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发达的时期才会出现，这个阶段国民经济已经具备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但是，我国却是发展中国家，在当下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其带来的问题会越加严重。也因为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发达，缺乏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方面影响所需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条件，因而人口老龄化给我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2.2.3老龄人口在城乡、地区之间分布不均
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明显的二元性特征。我国城市老龄化发展进程快于农村。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城镇老龄化比例为7.3%，农村为6.3%；而近年来，伴随着农村中大多数的青壮年劳动力出逃农村，涌入到发达地区的城市中，使得城镇老龄人口比例下降，但这种情况却是加剧了农村人口老龄化。
另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存在地区差异。在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如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等，其人口已经是进入到了老龄化阶段。特别是，北京市、上海市等一线城市，其老龄化问题的程度更是超过现在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现状；而与东部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则相对较低。
3人口老龄化给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带来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降低人力资源供给量，影响人力资源年龄机构，影响人力资源质量，减少优质人力资源，对劳动力市场和未来的工作具有深远的影响。其种种效应直接扩散到微观的企业层面，难以避免地给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乃至于企业的整体运营和发展带来了诸多影响，带来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3.1颠覆旧式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及策略
过去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强调的是责任、承诺、执行、自我激励和管理，这些在老年员工身上都不难实现。老年员工的问题是时间、智力、体力、关怀和宽容度等方面的管理。而在这些方面，目前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及工作已经与逐渐老龄化的员工年龄结构不匹配。随着人口老龄化，企业里中老年员工所占比重逐渐上升，年轻员工所占比重逐渐下降，员工年龄结构逐渐呈现倒三角形，员工队伍整体的能力、需求、长处、缺点等各方面将逐渐发生变化，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及策略应该随之改变、更新，使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适应逐渐老龄化的员工年龄结构。
3.2人口老龄化会带来技术传承问题
人口老龄化使得员工年龄结构逐渐变化，当企业内员工年龄结构呈现倒三角形时，即老龄员工所占比重大，青年员工所占比重小，则可能存在技术传承的问题。不少年轻员工仅仅具有知识上的储备，缺乏实践经验，工作胜任能力不高，尤其是一些依靠多年磨炼的技术性工作。对于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年龄结构倒三角形明显的员工队伍，往往由于众多资深老龄员工的陆续退休而大大影响甚至中止了对年轻员工及新进员工的技术指导和经验传授，尤其是那些需要长年培养、磨炼的技术性工作。
3.3影响企业的组织行为
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到企业的管理行为。企业领导者的老龄化将使企业以更稳健更保守的方式应对市场的变化，这会使企业稳步发展，但弊端同时存在。由于领导阶层的老龄化，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能力往往比较弱、比较迟缓，这很可能会使企业错失改革的良机或者在改革上遇到前所未有的来自自身和企业内部的阻力。领导者的思想往往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组织文化的取向，而当一个企业的领导者能够有更加长远的目光看待老龄化出现在企业中的问题，建立起一套具有良好运行人力资源模式，这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组织成员的行为方式。
4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对策
4.1更新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及策略
在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企业应该结合自身特点及员工队伍具体情况，积极更新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及时调整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与时俱进，积极适应逐渐老龄化的员工队伍和外部劳动力市场。只有让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及策略与员工年龄结构相匹配，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才能合理有效地进行，企业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
4.2灵活设置工作内容及工作方式
以更大的弹性安排工作，灵活对待年长员工随着年龄和资历的增长而增长的不同需求，以更大弹性的制度去适应年长员工工作生活方式的变化。
相对于年轻员工，年长员工体力、精力较不充沛，而具有成熟、丰富的技术经验。企业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水平、不同工种的员工的不同需求、不同能力、不同特质，提供灵活的工作机会、工作内容、工作方式，使得不同的员工在工作中有更大的选择性，将有利于他们更加高效、更大程度地发挥各自的长处，从而促进企业员工队伍整体工作效率的提高。
4.3实行弹性退休政策
弹性退休政策，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员工老龄化的问题。企业在允许劳动者在退休年龄、退休方式与收入等方面采用具有某种弹性的较为灵活的退休政策。在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实行弹性退休政策，具有以下方面的有利影响：
人口老龄化的概念篇8
关键词：老年医疗保健；安全用药；管理
【中图分类号】R96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02（2015）06-0047-02
近几年，针对老年人群的医疗保健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一项内容。人要老化，这是必然现象，尽管人与人在老化年龄、形式、种类上参差不齐。在探索一切生物共同的老化机理时，对迄今作为常识而接受的概念，应重新予以审视。本文主要针对老年医疗保健和用药进行探讨，从老化的概念入手，分析老年疾病的基本特征，针对老年疾病的成因，提高医疗水平，创建新的专职医疗保健体系，重点关注了老年医疗保健的用药安全管理。
一、老年医疗健康保健的根据
通过获得免疫而强化机体防御机制就是一例。再如老年人通过长年的记忆与学习，即通过经验可以避免对机体的危险。但完善社会环境以减少死亡概率尤为重要。近代社会婴幼儿死亡率显著降低，除了由于预防医学、治疗医学等医学的进步外，社会环境的改善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样，通过社会环境的改善也应该降低功能下降老人的死亡概率。关于如何完善社会环境才能降低老年人死亡概率的医学生物学研究也是老年学的重要课题之一。
二、老年医疗保健种类
2.1呼吸系统老年疾病基本情况
呼吸系统，这里主要指下呼吸系统，即喉以下气管、支气管和肺组织。大家都知道，呼吸系统和外界直接相通，通过呼吸道每天要吸入大量的尘埃和细菌。这就可以解释，一个人，尤其是老年人很容易发生呼呀系统感染。有人作了这样的统计，老年人的直接死因中70%是肺部感染，其原因较确切地说有两个方面：①老年人随着年龄的老化，全身和局部免疫功能都下降，支气管黏膜萎缩，腺体退化，分泌功能和杀菌功能减退，不能及时将入侵的病原微生物杀死，从而发生感染。②人类最重要的呼吸道三大防御功能，如咳嗽、支气管黏膜表面纤装置功能和肺泡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都随年龄增大而减弱，年过65岁的老年人，特别是那些重度吸烟者，这些防御功能减弱得更加明显。老年人最易罹患的呼吸道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肺部感染、腑癌、肺结核等。感冒和支气管哮喘也易发生于老年人。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现统称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部感染是一个总概念，它包括大叶性肺炎，支气管肺炎，急、慢性肺脓肿，支气管扩张并感染，化脓性支气管炎，间质性市炎，慢阻肺并感染等。老年人的肺部感染以慢阻肺并感染和支气管肺炎最为多见。
2.2循环系统老年疾病的基本情况
建国50年来，我国人民生活条件逐渐改善，卫生事业不断发展。随着国民平均期望寿命的明显增长，心血管病逐渐成为常见病。这一变化和已发生在工业发达国家的情况相似。
1975～1978年24个省居民死亡率和死因调查显示：人口总死亡率为750.67/10万，心血管病死亡率为129.11/10万，列为首位，在死因构成比中占17.21%。在12个城市的调查显示：心血管病死亡率在50年代列第5位，在60年代仍列第5位，到了70年代窜升至第2位，而在80年代已跃居第1位。农村的情况亦是如此，1985年72县的调查同样显示心血管病死亡率占居首位。
三、药物制剂的选择
药物制剂十分重要。如果片剂的味道或大小不理想，则药物即使被吸收也是不规则的。药物本身可能是不稳定的，需要在服用前调配，或需保持在特殊的温度下以及避光等。所幸制药工业的发展已使这些问题变得不重要了。决定药物吸收的主要理化性质是：
（1）药物的脂溶性。药物的高度脂溶性是药物经被动扩散迅速通过细胞膜的基本条件；
（2）离解度。只有非离子型的药物才能自由通过细胞膜，离解度受pH值影响，这一点随后将会讨论；
（3）分子的大小。这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药物只有在水性溶液中才能被吸收，如果药物是以固态剂型给予的话（如片剂或散剂），则其崩解和溶出的速率对吸收的影响很大。溶出的速率很大程度上受到制剂的配方或所选用药物的特殊盐类所影响。对于一些治疗安全范围窄的药物如地戈辛、苯妥英钠、华法令或锂盐，生物利用度的轻微改变可以引起明显的毒性反应。
四、老年用药的吸收安全
少数口服药物是直接从口腔粘膜吸收的。理论上讲，药物从这一途径吸收绕过了门脉循环，吸收得更快。然而，实际上采用这种给药方法的仅有很少数药物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其中最典型的是硝酸甘油。直肠吸收从理论上讲也是绕过了门脉循环的。但是这一部位的静脉吻合是相当多变的，加上本国的传统习惯，故直肠给药法相当少用。人们总认为胃肠外给药，药物作用较快且更可靠。大多数情况的确如此，但并不总是这样。事实上，当外周循环不良时，从肌肉部位注射药物的吸收差且不可靠。药物吸收后在体内的分布主要受其极性、蛋白结合率以及患者的个体特异性所决定。
五、患者对药物的顺从性
应将它局限为患者自己能够支配的活动（即就诊和服药等活动）与医嘱相符合的程度。作者觉得大多数医生正是这样理解顺应性这一术语的。对顺应性定义的这种限制只是为了弄清楚在就诊和服药间一系列过程中那些环节需要讨论，而并不意味着患者是所有顺应性问题的根源。事实上，正如我们以后将要讨论的，患者的顺应性明显地受到治疗体系（不仅是医生）多方面的影响。顺应性有二个方面：一是遵从，患者首先必须在智力上能够执行用药方案。这意味着他首先要理解用药方案，然后能将用药方案和自己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不会因智力因素诸如丧失记忆、定向障碍或精神病等而妨碍其用药。第二，患者必须愿意用药，而且这种愿望要强到足以推动他记住按正确的时间服药。患者的这种愿望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由此而知，顺应性的含义比病人偶尔忘记用药要广泛和深刻的多。
参考文献
[1]刘昌述，张淑秀.老年医疗保健运用中医药研究[J].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2014，12：196+198.
人口老龄化的概念篇9
关键词：老龄产业；问题；对策
1 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基本现状
关于老龄化国际上的定义标准是：60岁以上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超过了10％，或65岁以上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超过7％。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数据，到2000年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7.0％，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10.3％，可以认为我国已经进入了老年型社会，我国人口已经面临老龄化形势。2006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1.43亿，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11％。据我国学者预测，到203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将达到3.1亿，占总人口比重20.42％；到2050年老年人口将高达4.37亿，达到人口总比重的31.2％。“未富先老”的老龄化形势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老龄人口的迅速膨胀以及社会化和市场化的不断发展，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在不断增长，日益膨大的老年消费群体为老龄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老龄产业的发展将不仅有刺于老龄问题的妥善解决，而且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而研究目前我国老龄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我国老龄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老龄产业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发展严重滞后于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和老年消费群体的巨大需求。
(1)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缺少有力的政策支持与指导。
市场的有效运行，需要一系列基本制度作支撑。尽管政府和社会各方面都认同老龄产业必须走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路子，但到目前为止，针对如何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推进老龄事业的产业化发展，还缺乏一套全面系统的战略思路和行业规划。老龄产业涉及到我国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包括生产、流通经营、消费等各个环节，涉及工商、民政、老龄委员会、财政、劳动、社会保障、计委、国税、地税、物价、银行等许多部门，这样就导致在老年保障服务的实际工作中，存在着政出多门，难以协调统一，缺乏互补与合力的问题。费用征收、银行贷款、财政资金支持等具体规定在实施过程中难以落实，社会企业、个人兴办老龄产业投资审批手续繁杂，优惠政策不落实，投资者在财税、金融、地税、信贷等方面很难得到相应的支持。政策与资金的双重缺位，造成目前老龄产业发展后续乏力，使当前老龄市场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在规模和结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均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2)我国现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
目前，我国养老保障程度低，覆盖率低，社会养老概念差，家庭养老概念重等因素严重影响了老龄化产业的发展。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一种“低工资，高福利”，由政府和企业“包揽”的社会福利制度，是一种低水平的全民福利制度。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它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比进展相对缓慢和滞后。因此，尽管改革以来我国城镇职工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均有显著提高，城镇职工的退休金和养老金也随之增长，但由于与老龄人口密切相关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尚未完成，一些制度和举措尚未落实并实施，个别地方在政策执行中又存在一些失误和偏差(如退休金、养老金的拖欠，医疗费用报销难等)，都无形之中增大了老龄人口的后顾之忧，严重抑制了老年人的消费欲望，使相当一部分现实购买力转化为储蓄，老年人口有支付能力的现实消费需求相对不足且增长乏力，成为老龄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3)老龄人口消费结构单一和消费需求不足。
首先，我国老龄市场具有其特殊性，老龄人口的消费行为具有平稳化和退行性特征。老龄人口消费模式多为理智型的消费类型，大部分支出是用于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而教育、文化、休闲、娱乐等精神生活消费支出比较少，因此拓宽老人消费结构是中国老年产业发展的关键。其次，传统观念影响老龄消费需求不足，这主要表现在消费观念陈旧、落后，消费结构不合理和消费社会化程度低。老龄消费重积累、轻消费。高层次需求不能有效满足，精神文化消费较少；重子孙，轻自身，很多老年人的消费支出大部分都用在子孙身上。老年人的消费主要集中于生存资料消费、物质资料消费，而享受性、发展性资料的消费、精神文化消费、生态消费、服务消费比重太小。
(4)老年用品、服务及休闲文化领域发展滞后。
首先，老年用品供给短缺，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特殊生活用品，如老人床垫、手杖、轮椅等以及辅助商品如老花镜、助听器、假牙、假发等，即使在我国许多大中城市，也很难找到老年消费品专卖店，即使有一些，适合老年人特点的保健型、方便型、舒适型商品也少之又少。其次，在老年服务业领域，目前专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设施严重不足，服务项目和内容不全，服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老龄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是滞后中的滞后。再者，在老年休闲文化领域，日前我国老年人的娱乐场所主要是在家里、马路上和公园里，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老年人闲暇时间充裕，可自由支配收入高，老年人的精神追求和个人文化发展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专门针对老年人休闲娱乐市场的潜力巨大。
(5)养老机构缺少行业规范问题颇多。
①报批程序不到位，便急于仓促上马，留下隐患。②入住率低，经济效益低，亏损面广。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急需老龄机构的扩展，但现在市场供给与社会需求相差甚远；另一方面，老年公寓建好后都大量闲置，造成浪费。更重要的是，低入住率及其他原因造成政府投入的有效回报率降低，投入效益得不到实现。进而迫使许多社会力量撤出或不进入社会福利服务领域，严重影响社会福利社会化进程。③将老年公寓集中在远离人群的偏僻郊区，不利于老年人的养老生活及参与社会的发展。许多老年人产生“已被隔离”、“打入另册”的感觉。加上这样的老年公寓价格一般都比较昂贵，一般老人住不起，致使一些已建成多年的老年公寓至今无人问津。④缺少统一行业标准，服务人员素质尚须培养和提高。许多省市的养老机构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对其服务质量无法测评和监督。大多数老年机构的管理和服务人员都没有经过系统的或专业技术培训。这在护理老年人，特别是护理生命脆弱的高龄老人时是非常危险和不负责任的。
3 推动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对策
3.1 建立并不断完善扶持老龄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优惠政策
从国际经验看，老龄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政府都起着扶持、指导、催化作用，建立扶持老龄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是老龄产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完善的立法规章制度，必将为老龄产业顺利发展提供法律依据。政府有关部门应尽快制订相关的法律文件，为集体、个人以及港、澳、台地区和国外组织及个人在我国国内兴办为老服务机构提供政策依据，也使负责这项工作的老龄或民政部门有章可循，便于操作。
同时，应在调研、试点基础上，尽快制订统一的政策、措施和具体实施办法，为各地方制订和实施老龄产业政策提供参照依据。政府有必要在老龄产业发展初期，根据老年人需求的成熟状况和老龄产业领域的发展特点，将老龄产业的发展加以正确定位，分阶段适时出台有关政策和措施，制定出促进老龄产业发展的经济政策，以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使得老年人的大部分需求尽可能通过市场机制加以解决。
3.2 完善养老保障制度，提高老年人口的购买力
制约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基本障碍之一，就是老年人收入水平普遍不高，购买力有限，“未富先老”。老龄人口收入的增长有赖于老年人口保障水平的提高和老年人口保障机制的健全，提高老年人购买力水平的一个根本举措就是要加快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程，保证并提高老年人收入保障水平，推行社会养老保险；加大对老年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发展商业医疗保险，把商业医疗保险定位为对基本医疗保险的一种重要补充，多元化运作医疗保险基金，发展基层社区医疗机构；加快经济发展，协调好代际之间的分配关系，促进尊老敬老的精神文明建设，保证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得到合理的经济赡养，解除老年人消费的后顾之忧。
3.3 加强消费教育，引导老年人转变消费观念
老年人消费观念更新与否，也关系到老龄产业是否能够持续发展。要促进老年人消费观念转变，必须让老年人意识到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生活水平、适度消费是必要的。今后不仅要加大老龄产品和服务的宣传力度，还要扩大老龄产品和服务的宣传范围，积极引导老年人更新消费观念；同时应加强消费教育，提高老年人消费能力。其中包括：第一，加强基础教育。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和终身教育，提高老年人自身文化水平，如开办老年大学等。第二，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帮助老年人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的权利与义务，增强维权意识，保障自身权益不受侵犯。第三，通过多种形式，向老年人普及消费知识，帮助老年人科学消费。
人口老龄化的概念篇10
关键词:贫困；反贫困；老年人口
中图分类号：D669.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5-0223-02
“贫困”是世界面临的共性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法绕过这个问题去寻求自身的发展。而对贫困内涵的理解，势必关涉着对反贫困问题的思考，据此，我们将探讨的逻辑起点立足于对贫困概念的多角度、深层次解读。
一、“贫困”概念的多层次解读
“贫困”虽然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与发展，但首次系统定义“贫困”的是英国的本杰明·郎特里。他在1901的《贫困：对城市生活的研究》一书中指出，贫困是指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能维持身体正常功能所需要的最低生活必需品的状况[1]。之后，不同的学者根据自己的视角，对贫困的内涵进行了多种多样的阐述。如西奥多·w·舒尔茨在《经济增长与农业》中认为，“贫困是作为某一特定社会定家庭的特征的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状态。”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将贫困界定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人文贫困”的概念[2]，并界定“人文贫困”是指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与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从而限制了人的选择。
我国长期以来将贫困理解为衣、食、住等物质生活方面的困难，即将贫困更多地限定在物质生活领域的匮乏，或者可称之为“绝对贫困”。随着学术视角的开阔，我国学者对贫困内涵的探讨已突破经济层面的桎梏。如林闽钢在《中国农村贫困标准的调查研究》中认为，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等落后的总称，由低收入造成的基本物质、基本服务相对缺乏以及缺少发展机会和手段的一种状况。康晓光的《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认为，贫困是一种由于长期不能合法地获得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不能合法地获得参与基本的社会活动的机会，以至于使人不能维持一种个人生理和社会文化可接受的生活水准的生存状态。张彦丽等则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老年妇女贫困问题研究》中将贫困概括为，在一定环境条件下，人们在较长时期内无法获得足够的收入来维持一种生理上要求的、社会文化可接受的和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准的状态[3]。还有学者侧重从贫困的成因界定贫困的内涵，如李兴江等在《转型期我国贫困问题研究综述》中认为，贫困主要是一种知识性贫困，是由于人口教育水平低下，在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上能力的匮乏或途径的缺乏，从而导致全面的贫困。进而一些学者将贫困划分为不同层次阐释其内涵。如我国经济学家胡鞍钢将贫困划分为收入贫困、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2]。所谓收入贫困是指缺乏最低水平的足够的收入或支出；人类贫困是指缺乏基本的人的能力，如不识字、营养不良、缺乏卫生条件、平均寿命短等；知识贫困是指缺乏获取、交流、应用和创造知识与信息的能力，或者缺乏权利、机会与途径获得的能力。杨菊华则分别阐释经济贫困和社会贫困，前者主要是由于收入偏低造成的低于社会公认的最低或最起码的生活标准；后者主要是由于缺乏物质和服务引起的包括经济、社会、文化、身体和精神等方面的落后或困难[4]。而王曙光则将贫困的类型分为制度供给不足型贫困、区域发展障碍型贫困、可行能力不足型贫困（结构型贫困）、先天缺乏型贫困和族群型贫困[5]。由上我们知道，贫困的内涵是多角度多侧面的，其内涵远远超出我们通常所认知的物质匮乏、收入低下，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对贫困内涵的界定势必更加丰富。立足于贫困内涵的不同理解，对反贫困的重点及途径的思考也将呈现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局面。总体上来说，我国对贫困问题虽趋于多层次、多角度的诠释，但在反贫困的实践领域主要还是围绕着经济层面展开的，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二、老年人口反贫困问题——新中国反贫困实践的薄弱环节
中国的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如1994年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2005年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根据有关统计，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7年的1478万，总共减少了2.35亿，年均下降9.3%。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7年的1.6%。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计算，1981—2004年，贫困人口所占的比例从65%下降到10%，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6.52亿降至1.35亿，5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并指出如果没有中国的扶贫努力，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数量不会有所减少[5]。2011年11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中体现了中国反贫困实践取得的最新成就，如不断加大扶贫的财政支持力度，财政投入从2001年的127.5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10年的349.3亿元，年均增长11.9%，10年累计投入2043.8亿元。还指出：在农村扶贫标准提高的前提下，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也是大幅度减少的，具体来说是从2000年底的9244万人减少到2010年底的2688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从2000年10.2%下降到2010年的2.8%。可见中国反贫困的实践的确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但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其薄弱环节。
在中国进入老年型社会且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的反贫困实践已经进入到纵深层次的攻坚阶段，贫困的发生形态与反贫困战略均需调整，长期以来的区域性反贫困实践已经取得巨大成绩，使得大规模减少贫困人口的实践难以持续，当下我们必须将反贫困的理论和实践凝聚到规模越来越大，情况越来越复杂的老年贫困人口这个特殊又普遍的群体上。然而理论和实践都清晰地表明，老年人口贫困问题在中国是长期被忽视的。比如1994年开始实施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宣称在2000年的时候，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其中，针对一些脆弱群体，如残疾人、儿童、妇女等都有特殊措施，对老年人口的贫困问题却只字未提。2011年11月16日发表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中指出：中国政府把收入在扶贫标准以下的人口作为扶贫对象，把贫困人口集中的中西部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并在这些地区确定了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给予重点扶持。仍对老年人口这个弱势群体没有提及，而我们强调的是在中国进入老年型社会且老龄化加速的基本国情下，老年人口贫困与反贫困问题已是不能忽视的问题。老年人口属于人口中的弱势群体，而贫困的老年人更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我们倡导着全社会对老年人的关注，那么老年人中最需要关注或者说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是老年人口的贫困问题，对这个反贫困的薄弱环节我们必须在理论与实践上给予高度重视。
三、老年人口反贫困问题的紧迫性
按照联合国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中国老年人口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公告，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无论是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还是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在上升，老年人口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而在实际中，老年人口贫困的发生率远远高于总体贫困发生率，因此老年贫困人口的规模必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庞大数字。据此，我们说如果仍忽视老年人口的反贫困问题，具体讲如果没有覆及全体老人的退休养老制度、福利养老制度、保险养老制度和救助养老制度，那么，未来的老年人口的高龄化、老年结构的女性化、家庭人口的空巢化、生育子女的独子化等问题的叠加会导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被边缘化、弱势化，从而陷入“人口老龄化深化的陷阱”。进而我们断言，在人口老龄化的时代背景下，对老年人口贫困问题进行反思与追问是十分迫切的，具体可从以下方面来分析：
首先，构想多层次的救助体系帮助老年人口的紧迫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家庭模式已经转型为4-2-1型，甚至还要向8-4-2-1型发展，如此庞大的老年人口，仅凭家庭保障其生活是不可能全面解决老年人口贫困问题的。这就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到老年人口的反贫困事业中来，通过多种途径的设想，多重力量参与才能对老年人口生活进行制度化安排。
其次，弘扬尊老敬老社会风尚的紧迫性。对老年人口贫困问题的关注、解决，是弘扬尊老敬老的社会风尚的前提。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目前社会的整体风向却是“重幼轻老”，这造成了大规模老年人口的精神层面、心理层面的贫困。只有全社会树立起尊老、敬老的良好道德风尚，才能使老年贫困人口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居、老有所乐。
再次，老龄化产业发展的紧迫性。由于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其带来的消费市场需求也势必不断增长，老年产业将是一个前瞻性产业，潜力巨大。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对老年设施、服务、文化等生活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才能使老龄产业作为老龄化社会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从而使老年人口的贫困问题在更深层次得以解决，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总之，对老年人口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的关注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不能忽视的问题。老年人口贫困问题的重视与解决应该成为中国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姚云云，东波.农村反人文贫困的社会支持网络构建分析——以黑龙江省为例[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2]路静.社会保障视角下的反贫困探析[J].法制与社会，2010，（4）.
[3]张彦丽，王峰.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老年妇女贫困问题研究[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