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可行性分析篇1
国内外许多城市开始实施限行政策以来，其效果的有效性一直备受争议。以天津市为例，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评价限行政策对机动车车流量的影响。研究了天津市不同路段在限行政策实施前后，机动车在不同时段的流量变化。通过选定不同的自变量与因变量做回归分析，分别研究了限制不同尾号个数的限行政策对工作日车流量的影响，限行政策对不同路通流量影响程度的不同以及限行政策对限行前后周末车流量的变化。研究发现，限行强度越大，机动车车流量受到的影响越大；工作日限行，路口车流量减少幅度最大为16％；apeC单双号限行，路口车流量减少幅度最大为27．4％。实施限行政策的工作日，早高峰前路口车流量最大增长了23．7％，这说明限行政策使得人们有采取提早出行的方式来规避限行政策的趋势。限行后周末的车流量增加比例为8％～22％，这表明工作日限行政策的实施，使得人们将一些柔性的出行需求转移到周末，增加了周末出行的需求和欲望。
关键词
交通管理；限行政策；影响评价；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尾号限行；单双号限行
引言
19世纪70年代，限行政策起源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加尔加斯在19世纪80年代引入了相似的限行政策，1985～1991年雅典实施限行政策，墨西哥城在1989年开始实施限行政策，圣保罗、麦德林、圣地亚哥为减少机动车使用也引入限行政策。近几年，我国的一些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长春、兰州、杭州、贵阳、成都开始利用限行政策来缓解交通拥堵［1］。由于各个城市的具体情况不同，限行政策实施的效果也不尽相同。限行政策作为缓解交通拥堵，减轻空气污染的交通管理措施，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研究发现限行政策的执行成本较低，并且缓解交通拥挤的效果明显。北京市开始实施“每周少开一天车”“一日高峰限行”等政策，在缓解交通拥堵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2］。高浩然等［3］通过层次分析法研究发现，小汽车尾号限行的最终结果是减少了机动车的使用，加大了对公共交通的需求。DuHa－ohua［4］通过建立交通流特性模型后发现，限行政策实施后，高峰小时机动车速度提高了，道路通畅的可靠性提高了，并且交通拥堵的还原时间缩短了。wangLanlan等［5］用嵌套逻辑回归模型识别限行政策是否或者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出行方式选择。与限行政策对公交使用的影响相比，北京的居民在限行政策实施时会减少开车。Sun等［6］以车牌数字偏好为切入点，研究了机动车限行政策对北京交通流量的影响，测算结果表明限行政策有利于缓解交通压力。Zhangwei等［7］指出在工作日的高峰时段有效的限行政策有可能导致居民由私家车向公交车的转换，私家车车流量减少，公交使用率提高。毛保华等［8］指出限行政策对于缓解高峰时段的交通拥堵起到一定的作用，交通流密度越大，限行政策的影响越大。朱建安等［9］指出限行政策削减机动车出行总量，改善机动车出行环境。尾号限行措施通过总量控制，对削减城市机动车的出行效果显著。自北京市“每周停驶一天”的分号限行措施实施以来，道路行驶车辆大幅度减少，拥堵路段也随之减少，机动车出行环境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在“每周一日高峰停驶”限行期间，早晚高峰路网速度均提高15％，快速路达到20％，拥堵时间缩短1h。为了研究限行政策的有效性，苏岳龙等［10］对限行期间交通流变化数据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比限行前后交通流参数统计规律的变化特点得到如下结论：作为一种强有力的交通需求管理手段，限行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交通拥堵；但是采取严格的限行措施，在数据采集点某些特殊时段的交通压力依然接近或超过阻塞密度，因此其他交通需求管理策略需同步配合实施。邵丹娜等［11］指出限行措施对于交通拥堵成本的降低已经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杭州市城区的交通拥堵成本已有所下降。从北京、杭州和成都的实践案例来看，3座城市在开始采取限行管理措施的短时间内，由于机动车使用总量的控制性削减，城市交通的拥堵状况很快能得到较大缓解，拥堵总量、拥堵道路数量、路网平均运行速度均有所改善，可以说这种策略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12］。但是，限行政策在解决交通拥挤的有效性上存在质疑。谢旭轩［13］提出车主为了适应限行政策，会购置第2辆车、选择在非限行时间出行等行为来规避限行政策，并且这些适应行为对限行政策的抵消作用更多地体现在长期效果上。作者还指出以往研究中每周限行1d导致上路的机动车减少1／5车流量的假设不正确，限行政策只限制了机动车保有量的1／5，但是对实际上路的车辆限制远小于这个比例。FranciscoGallego等［14］发现墨西哥城的限行政策对于减少交通拥堵和减轻环境污染仅仅是在短期内有效的。eskeland等［15］研究发现限行政策增加了墨西哥城总的出行量；二手车使用的增加以及周末出行率提高都造成了限行政策不好的效果。wangRui等［16］指出墨西哥限行政策没有起到很好的缓解交通拥挤和减轻空气污染的原因可能有：人们购买第2辆车；周末私家车驾驶增加。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限行政策的实施效果，其中一些研究证明了限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缓解交通拥堵，减少车流量的作用，但是对于限行尾号数字的个数与缓解交通拥挤的影响程度关系少有研究，以及限行政策对不同路段的影响是否相同也少有提及。笔者研究了天津市不同路段在限行政策实施前后，机动车在不同时段的流量变化。通过选定不同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作回归分析，分别研究了限制不同尾号个数的限行政策对工作日车流量的影响，限行政策对不同路通流量影响程度的不同以及限行政策对限行前后周末车流量的影响。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据统计，2006～2012年，天津市机动车保有量由120万辆增加到236万辆，每年增量由7万辆增加到30万辆。天津市于2013年12月16日开始实施限购政策，成为我国第3个直辖市机动车限购城市。天津市交管局指挥中心的统计显示，2000年道路交通早晚高峰平均只有1h，而到2013年平日的早晚高峰时间已扩大为1．5～2h，交通高峰时段全路网平均行驶车速约20km／h，主要路口平均饱和度为0．8左右，常见交通拥堵点127处，主要分布于中环线以内区域和对接滨海新区的放射性出入口道路。为缓解天津市交通拥挤状况，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2014年3月起，天津市实施了2种限行政策：一是自2014年3月1日至2015年1月10日，实施尾号限行措施，即在外环线（不含）以内道路每个工作日的7时至19时对特定尾号的市内机动车进行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为5组，分别为：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每13周轮换1次限行尾号的组合。对于外埠机动车，工作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7时至9时和16时至19时，禁止外埠牌照机动车在外环线（不含）以内道路通行；二是在apeC会议期间，为了保证apeC期间的空气质量，天津市在2014年11月6日0时至2014年11月11日24时，实施了最高级别的应急减排措施：全市行政区域内道路每日凌晨3时至24时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为了分析这2种限行措施对路网上交通流量的影响，搜集天津市10个重要路口的小时交通流数据，包括尾号限行前后以及apeC期间单双号限行的工作日和周末数据。SCatS系统采集的原始数据是5min车流量。利用编写的程序，结合实际路口大概的通行情况，将合理有效的数据筛选出来。然后将5min车流量数据进行合并，获得每小时车流量，取自然对数后作为回归模型的因变量。由于交通检测器故障的原因，存在某些路口某些时段数据的缺失现象，通过负值和错误数据的筛选，得到符合要求的数据样本量为79163个，根据不同的时段选取不同的数据进行分析，具体的数据描述见表1。
1．2数据分析方法
基于搜集的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普通限行措施和apeC限行对交通流量的影响。为了研究2种限行措施对工作日交通流的影响，需要分析不同路口限行前后和apeC期间限行时段（07：00～19：00时）、早高峰（07：00～08：00时）和早高峰前（06：00～07：00时）交通流量的变化情况。回归模型见式（1）。Yit＝β0＋β1×Limitationt＋β2×apeCt＋εit（1）式中：Yit为考察时段车流量的自然对数；Limitationt是二分类变量，取值为1表示实施尾号限行，取值为0表示不实施尾号限行；apeCt也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取值为1表示实施单双号限行，取值为0表示不实施单双号限行；εit为回归模型中的随机误差项；β1和β2为尾号限行和apeC单双号限行对私家车流量变化的影响程度。由于Yit是车流量的自然对数，严格来讲，exp（β1）和exp（β2）才是精确表示由于尾号限行和单双号限行引起的车流量的变化比例。除了apeC期间，公休日和节假日是不实施尾号限行的，那么限行措施实施是否也会对周末私家车的出行产生影响？通过以下模型来验证限行措施对周末交通量的影响。Yit＝β0＋β1×postperiodt＋εit（2）式中：postperiodt是二分类变量，取值为1表示限行实施后的周末，取值为0表示限行实施前的周末。同样，exp（β1）表示由于限行措施的实施引起的周末车流量的变化比例。
2数据分析
2．1限行对工作日车流量的影响
根据限行前后和apeC期间工作日的车流量数据，对式（1）所示模型进行估计。鉴于1d中不同时段的小时车流量数据差异甚大，一般根据车流量的大小可分为早晚高峰、平峰和低峰等时段，而且普通尾号限行措施的实施时段是07：00～19：00时，限行措施对不同时段车流量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笔者分别分析了限行对工作日早高峰时段（07：00～09：00时）和早高峰前（06：00～07：00时）小时车流量的影响，以及限行对工作日的限行期间（07：00～19：00时）车流量加和的影响。尾号限行和单双号限行在不同路口和不同时段对车流量的影响见表2（红旗长江路口在工作日的数据缺失较多，未选入分析）。由表2可见，在早高峰时段，尾号限行对海光寺和南门外福安2个路口的车流量几乎不产生影响，回归估计得到的系数为正数且不太显著，而在其他路口，由于尾号限行使得车流量均减少，减少幅度最小的是南京营口，减少的比例约为1．8％，减少幅度最大的是白堤湖境路口，约减少30％。apeC期间单双号限行使得所有路口的车流量都显著减少（白堤湖镜、海光寺和南门外福安3个路口的数据缺失），南京营口减少的比例最小，约7．2％，而鞍山南丰减少的比例较高，约为37．9％的车流量。全天限行时段的车流量同限行前相同时段的车流量相比，车流量的减少与高峰时段车流量的变化类似，说明限行政策并没有对早高峰产生较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限行措施对早高峰前车流量的影响，尾号限行对早高峰前车流量的影响基本上是增加的，除了长年和鞍山白堤2个路口，其中长年路口流量显著减少了6．7％，鞍山白堤路口系数不显著，可认为无明显变化，其他路口的车流量都显著增加或无明显变化，其中显著增加最多的是白堤湖镜路口，增加比例约为23．7％。这说明，随着限行措施的实施，出行者为了避免由于限行而不能驾驶私家车出行而选择在限行时段开始前就完成必需出行，即提早出行。单双号限行措施对早高峰前车流量的影响均为显著减少，这是因为apeC期间的限行时间从03：00时开始，早高峰前06：00～07：00时属于单双号限行时段内，车辆减少比例较大，如鞍山南丰路口流量减少比例高达64．6％。通过观察工作日的尾号限行和单双号限行在高峰时段和限行时段对交通流的影响系数发现，尾号限行对交通流量的影响程度小于单双号限行。限行政策的影响力度与限制的机动车尾号数字个数有一定的关系。限制尾号数字越多，理论上可以上路的机动车辆数就越少，恰好用数据也论证了这一点。限行政策对不同路口的车流量影响程度不同。不同路口在尾号限行或者是单双号限行2种政策下的系数是不同的。这可能是由于不同路口的交通特性不同，导致政策效果不同。限行政策可以减少道路交通流量。通过观察工作日2种限行政策对路通流量的影响，发现回归系数并没有一致的变化。可以看到复康网球馆、白堤湖镜、鞍山南丰、卫津电台、长年、鞍山白堤、南京营口在尾号限行政策下的回归系数是显著负数，也就是尾号限行使得这7个路口的车流量显著减少。根据分析结果，海光寺、南门外大街与福安大街交口2个路口不同限行措施与交通流量不存在显著相关。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与其路口特征有关，上述2个路口为双向主干道，其交通流量大幅超过其他路口。进一步推测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限行政策实施后，虽然限行时段可以使总的车流量降低，但由于部分路网的关键节点在出行者出行路线的选择中会被优先考虑，因此其交通流量可能取决于其承载能力而非限行措施。在早高峰前回归方程中，复康网球馆、白堤湖镜、鞍山南丰、卫津电台、南门外福安、南京营口这6个路口的回归系数为显著正数，表明在尾号限行时，早高峰前的车流量是增加的。其他限行城市也出现类似现象，人们为了规避限行政策，选择提前出发满足自己通勤的交通需求。
2．2限行对周末车流量的影响
由于周末全天时段都不限行，基于限行前后的周末全天车流量数据，对式（2）所示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周末各路口的回归结果。由表3可见，总体看来，限行措施实施后的周末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除了鞍山白堤路口的周末车流量显著减少，减少比例约为8．3％，以及南京营口、长年和红旗长江3个路口的车流量变化不显著，其他路口的周末车流量都显著增加，增加比例从8％～22％左右。这说明由于工作日限行措施的实施，人们把积累的出行需求移到了周末，增加了居民周末出行的欲望和必要。对于周末交通车流量在限行政策影响下的变化，复康网球馆、白堤湖镜、鞍山南丰、卫津电台、海光寺、南门外福安这6个路口的回归系数是显著正数，表明限行政策实施以后，周末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天津市的工作日与周末的出行需求不同，工作日有明显的早晚高峰，周末全天交通量比较平滑。由此可以看出，在工作日实施限行政策以后，人们可能会将一些柔性的出行需求转移到周末，进而实现了缓解工作日高峰时段交通拥堵的政策目标。除此之外，部分路口周末的交通流量变化未体现出增长的趋势，其中长年路口，南京营口和红旗长江无显著变化，鞍山白堤有小幅降低的趋势。在前文的分析中，长年与鞍山白堤2个路口在工作日高峰前也体现出与其他路口不同的趋势。这2个路口的地理位置较为接近、所在路段均为次支路，因此存在一定共性，但与其他路通流量变化呈现不同趋势的具体影响因素尚待进一步研究。
3结论与讨论
笔者对天津市限行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数据的回归分析估计了限行政策对城市道路交通流的影响，以及人们为了规避限行政策采取的措施。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现对城市道路交通流变化的估计，内生变量是不同时段的道路小时交通流量（实际计算时取自然对数），外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是分类变量，分别评价了限行政策对不同时段，不同路段道路交通流量的影响。笔者研究了2种限行政策对天津市交通流的影响，一种是平时工作日实施的限行政策，每天07：00～19：00时，对2个尾号数字进行限制。另一种限行政策是apeC期间实施的单双号限行政策。LouisdeGrange等［17］研究发现限行政策起到了减少交通流的作用，但是实际减少值低于理论研究值，这可能是由于某些家庭不止拥有一辆私家车，在限行日会使用不同私家车出行；居民会通过早出晚归或者直接违规出行来规避限行政策；并且人们有从私家车转向公共交通的趋势，LouisdeGrange基于当地的公共交通发展状况，通过研究当地地铁和公交客流量变化，发现人们更多地转向地铁而不是公交，这是由于在圣地亚哥地铁的服务水平远高于公交，地铁出行时间短，可靠性高，安全性好。研究的结果也验证了限行政策导致车流量减少的实际值少于理论值，同时在限行日早高峰前和晚高峰后的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另外，通过研究限行前后周末车流量的变化，发现周末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这虽然对于环境污染没有太大缓解作用，但是减轻了工作日的交通拥挤，这种限行政策对于人们出行方式的改变有可能会对人们的出行模式选择形成长期的影响；研究发现限行政策对不同路段的交通流量影响不同，路段的交通特性影响限行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实施限行政策时应谨慎考虑当地的交通环境。朱建安选择了路段流量、路段车速、拥堵报警次数、公交车速等衡量指标对比分析了北京、杭州和成都的限行政策效果。研究发现限行后路段流量减少，车速提高，拥堵报警次数减少，公交车速也提高了，这4个衡量指标的变化说明了限行政策对交通最直接的影响力，限行政策对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笔者除了发现限行政策在限行时段减少了城市道路车流量，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限行的数字越多，缓解的交通拥堵的效果越好；但是如果不采取其他措施，比如大力发展公交来帮助转移限行这部分的交通需求，就会影响到限行政策的接受度。笔者还分析了限行政策对不同时段的车流量影响；限行政策实施以后，早高峰前的道路交通车流量有所增加，人们有通过提早出发规避限行政策的趋势。政策制定者要谨慎制定限行政策的实施细则，限行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笔者研究发现限行政策对于缓解交通拥堵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实际效果低于理论预期值；并且结果显示限行的数字越多，缓解交通拥堵的效果越好；但是不能任意限行，在确定限行数字的个数时，不仅仅要根据具体交通需求，还要根据当地具体的交通环境，限行后人们是否能够通过其他的交通方式实现出行需求。在实施限行政策的同时，若不采取其他措施，比如大力发展公交来帮助缓解限行这部分的交通需求，那就会影响民众对限行政策的接受度。限行政策对不同路段的影响有差异，本文研究结果是限行政策对城市主干路交通流量的影响较小，对次干路交通流量影响较大，可能意味着限行对于缓解主干路的交通拥堵作用有限，因此在主干道还必须辅以其他交通政策，比如公交优先政策，尽量将限行的这部分交通需求引导到公共交通上来。由于限行政策的有效性因具体的交通环境而异，实施时要具体路段具体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工作日的限行，可能会将人们平时的柔性出行需求转移到周末，致使周末的交通流量增加；或者是选择在工作日提早出发来规避限行政策，这种限行政策引起的人们出行行为的变化，可能就会形成长期的影响，必须从行为转化的角度探索人们在政策影响下出行行为的具体变化，具有什么样特质的人群会由私家车出行转向公交；什么样特质的人会坚持私家车出行。这种对于居民出行行为变化的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笔者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①选取的路口数量较少，如果可以采集到更多路段的城市交通流数据，可能会有更深入的结论；②采用的线性模型较简单；③限行政策对交通流量的影响是短期的，其长期性效应还需进一步研究。在后续的研究中将继续收集更大范围、更长时间尺度的数据，对比限行政策对不同城市交通流的影响；关于限行政策时效性的研究，也需要采集限行政策实施后不同时间段的交通流数据，进行研究分析；采用多元回归模型从客观上评价了限行政策对交通流的影响，继续探求新的方法研究限行政策如何影响人们的出行方式选择。
参考文献
［1］华家丽，杨坤．国内外限行政策绩效评价研究述评［J］．学术论坛，2013（22）：188－190
双减政策可行性分析篇2
关键词：环境税；“双赢”效应；税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4—0005—06
一、环境税的“双赢”效应
环境税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环境税是指国家为了保护环境与资源，以所有者的身份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或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程度征收的一个税种；广义的环境税是指所有能够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各种税收的总称，既包括为实现环保目的而专门征收的税收，也包括其他并非以环保为主要目的，但却对环境起到保护作用的税收。本文的环境税指广义概念。征收环境税是防治污染、改善环境的经济手段，是利用价值规律，通过征收适当税额，给损害环境的单位或个^以外在的经济压力，促使其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减少或消除环境损害，达到保护环境和持续发展的目的。近年来国外对环境税的研究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就是环境税的“双赢”效应，即在制定和实施环境税中考虑生态环境受益的同时，必须考虑环境税对就业、投资、消费水平等的影响。
（一）环境税“双赢”效应的涵义
西方经济学家对环境税效应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研究即本文前面提到的以福利经济学家庇古为代表，研究重点集中在环境税对负外部性的矫正方面，强调环境税的环境改善功能。庇古认为由于自然环境提供的服务不能通过市场进行交易，所以市场机制无法对市场主体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副产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起作用，从而带来“负外部性”。为了克服“负外部性”所导致的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异，政府应当对污染者的每单位产出征收与其所造成的边际损害等值的税，通过支付与污染行为相应的价格，把污染者的外部性成本内在化，从而达到控制污染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环境质量改善的目的。
第二阶段的研究以pearce和Bovenberg为代表，研究重点侧重于关注环境税对税制效率、社会福利和就业的影响。pearce提出对污染行为征税取得的收入，应当被用来减轻社会福利税费的负担，通过这种税收转移可能以零福利成本或负福利成本获得环境收益，实现环境改善和福利成本降低的“双赢”效应。Bovenberg则对环境税“双赢”效应进行了更全面和深入的阐释。Bovenberg认为征收环境税除了会产生更低的污染外部性，实现环境质量改善的“绿色红利”外，环境税增加的收入还可被用来减少其他已存在的税收扭曲，弱化税制对劳动和资本的负效应，促进就业的增加和税制效率的提高。
总结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环境税“双赢”效应的涵义描述为：环境税的开征不仅能够有效地抑制污染，实现环境保护目标；而且还可以通过税收转移，减轻社会福利成本或降低扭曲性税收的比重，改变税制对资本和劳动的扭曲现象，形成更多的社会就业和国民生产总值，获得非环境受益。对非环境受益的解释目前有三种观点，即弱“双赢”效应、强“双赢”效应和就业“双赢”效应。弱“双赢”效应是指在征收环境税的同时，减少对资本和劳动征税，可以降低原有税收的扭曲性，改进税制效率；强“双赢”效应是指征收环境税取得的收入可以用于社会福利支出，减少社会成员承担的福利成本，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就业“双赢”效应是指从环境税中取得的收入，可以弥补因减少对资本和劳动课税而带来的“税收损失”，对资本和劳动课税的减少会促进就业的增加。
环境税的税收收入可以降低所得税，或降低与劳动力有关的其他税种的税率，也就是说环境税税收收入可以用来弥补减少的扭曲性税收收入，从而实现“双赢”效应。换言之，要想获得环境税的“双赢”效应，就应该在征收环境税引起的经济损失和税收收入循环收益之间达到一个平衡。因此，环境税改革的效应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是社会总体的税负负担不会增加，即由环境税产生的财政收入由其他税种税率的减少来平衡社会纳税人的总体负担；第二是税负在劳动力和其他经济部门之问的转移和再分配。只有这两个因素很好的结合，才会降低劳动力税负和获得预期经济效应。
据学者Carraro的研究发现，其一，从长期看，环境税收的收入会有所减少，但由于社会累积总需求的变化，就业方面的良性效应会一直出现，就业中有高的工资水平和消费水平，可以产生环境税预期的宏观经济效应。其二，由于征收环境税，如能源税引起的生产因素价格的增长而带来的通货膨胀。从这个方面来说，实施清洁生产的公司，即不用支付环境税的公司和那些支付环境税的公司相比，他们的产品竞争地位和竞争优势会有所提高。这也就提出了清洁生产这个概念，它对环境质量改善和节约资源特别有利。
（二）oeCD国家的实践检验
环境税“双赢”效应理论的提出，引起了oeCD国家决策者们的广泛关注，他们纷纷以这一理论为指导进行了环境税制改革。表1列举了部分oeCD国家环境税“双赢”效应的实践措施。
从表1可以看出，虽然各个国家在环境税制改革中采取的具体措施不同，但都体现了“双赢”效应的核心思想：即开征环境税，促进污染企业外部性成本内在化的同时，降低所得税以减少税收的扭曲性，并将环境税收收入用于社会保险支出，减少社会的福利成本。那么，以这一思想为指导的环境税制改革是否取得了预想的效果呢？学者Bosquet收集了大量数据，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oeCD国家环境税制改革后“双赢”效应的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研究结论为：在环境税实施地区，Co2减少量非常明显，短期与长期记录的就业有所增加，环境税“双赢”效应存在。
表2例举了Bosquet收集的部分研究数据。从表2以看出：
（1）Co2排放量减少明显，说明环境税的实施促使能源消耗企业调整了产品结构或转向使用更为清洁的能源，实现了外部性成本的内在化，达到了环境保护的目标。
（2）当政府把从环境税中取得的收入，用于替代和劳动相关的税收或社会保险支出时，雇主的劳动力雇佣成本降低，促进了就业的增加。
（3）从短期看，环境税加重了企业的成本，企业投资有所下降；但从长期看，环境税的开征为人们提供了更洁净的自然环境，间接提高了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质量，促进了投资的增加。
二、oeCD国家环境税政策的弊端
虽然环境税的征收在oeCD国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是在考察oeCD国家对能源产品征收环境税的现状及具体税制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与环保目标相悖的“怪现象”，这在我们普遍认为的“发达国家以改善环境为目标来设计环境税”这一前提下无法得到解答。
（一）在大多数国家，无铅汽油税率明显高于柴油税率
如图2所示，除了澳大利亚、瑞士、冰岛、英国和美国外，其他国家的无铅汽油税率均高于柴油税率。2007年，oeCD国家无铅汽油税率平均高于柴油税率的比例为43.51%，特别是在比利时、荷兰、法国，前者超过后者甚至高达80%以上。从环境保护的观点来看，这有些奇怪，因为柴油的使用具有更强的污染性，根据所排放的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即使是“清洁”质量的柴油都比无铅汽油的污染程度要大。
在oeCD国家，以能源产品为税基所带来的收入在整个环境税收入中占重要份额，以2004年为例，在30个oeCD国家中能源产品税在环境税收人中的平均比重为71.65%，在墨西哥、澳大利亚、德国、卢森堡、斯洛伐克这些国家，比重甚至分别高达82.31%、88.28%、86.16%、96.44%、91.89%。因此，柴油和汽油税率现状很重要，能反映oeCD国家环境税征收中的典型问题和主要矛盾。各国普遍对柴油征收低税率，结果导致污染较重的柴油交通工具数目的持续增长和道路运输业的过度发展，在欧盟柴油燃料已占到30%—61%的比例。
（二）并没有纯粹环保意义上的碳税
丹麦、芬兰、意大利、荷兰、挪威和瑞典引入了所谓“碳税”或“二氧化碳税”，虽然这些税的税基通常覆盖了化石燃料，并且税率在一定程度上根据被征税燃料的碳含量而不同，但这种征收并不是纯粹的碳税。比如煤炭和焦炭具有严重污染性而且是碳密集度最高的，但煤炭和焦炭税对环境税总收入的贡献很小，焦炭所产生的税收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图3所示）。实际上，只有上述几个国家对煤炭和焦炭征税，而且有很多免税项目。比如在挪威，如果煤炭和焦炭作为还原剂在工业过程中使用或用来生产水泥和建筑用陶粒就可以免税。燃烧煤炭和焦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其中99%的部分都获得了减免。对于在挪威造纸、生产纸浆或鱼粉的企业，他们所使用的矿产品仅需缴纳标准二氧化碳税额的一半。又如在瑞典，当燃料用于制造业和温室栽培时，可以免除79%的能源税（除汽油外）和二氧化碳税，减免后应纳税额仍超过公司营业额的0.8%，则仅需支付剩余部分24%的二氧化碳税额。
虽然绿色税收有时被贴上“碳税”的标签，但很难反映不同燃料的碳含量。一些oeCD国家，如澳大利亚、比利时、芬兰、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瑞典对电消费征税，但对用来发电的主要燃料的碳含量不征税。这些现象反映了碳税征收并未充分考虑环保目标，体现了环境税政策对部门竞争力或收入分配的考虑。
（三）对电征税显现出环保低效益的特点
如图3所示，在oeCD国家，对电力消费征税所取得的收入要远远高于对电力生产征税所取得的收入，这是由于用来发电和配电的能源通常是免税的，实行类似政策的国家有丹麦、芬兰、西班牙、瑞典和英国。显然，下游电税（对消费电力产品征收）与上游电税（对投入燃料征收）相比是低环境效益的，虽有利于筹集财政收入，但不能刺激企业采用更低或不含碳的燃料，对环境问题治标不治本。即使在电力消费环节，有很多产业部门也获得了税收豁免，如大多数情形下，制造业或任何工业部门不需要缴纳电消费税。如果税收的确覆盖了这些部门，通常其税率也比其他部门要低，这些部门可获得重要的税收返还或税款缴纳上限的规定（如表3所示）。
（四）存在大量出于产业竞争目的考虑的减免项目
oeCD成员国在制定环境政策时服从政治压力的程度当然是一个实证问题，但有丰富的非直接证据，比如许多利益集团成功获得免税和特殊待遇。值得注意的有两种类型的减免：其一是对能源密集型产业、高能耗部门的税收优待；其二是鼓励环境危害溢出的减免。如丹麦、挪威和美国对在境外水域工作的商业捕鱼船所使用的能源产品免税。这两类减免不仅损害环境而且具有强烈的政策扭曲效应，通过环境税政策促进环境改善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众所周知，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和公共利益规制理论是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分析框架，假设政治家追求公共产品，假定公共部门制定环境政策的唯一目的即是提高整体的社会福利，将环境税政策作为矫正市场体系扭曲的方法。但这并不是典型社会政策形成的过程，在现实中能够佐证传统理论的实证证据非常缺乏，而如前所述的种种“怪现象”却频频出现，这也促使学者另辟蹊径，寻找能描述社会政策决策的实质模型，以求更现实地解释环境税政策的制定过程。在众多研究视角中，政治经济学分析逐步显现出对现实问题较强的解释力，有助于探寻环境税政策制定“黑箱”的真相。
四、对我国环境税税制改革的启示
（一）环境税“双赢”效应在我国的可行性分析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环境问题同样凸现，特征表现在：一是粗放式的经济结构和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使得资源利用率低，2003年中国消耗了全球31%、30%、27%和40%的原煤、铁矿石、钢材、水泥，创造出的GDp却不足全球的4%，这种浪费型发展模式使煤、电、油、运“荒”声一片。大多数企业的生产技术、工艺流程落后，高能耗、重污染型企业的迅速发展导致了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增长迅猛，严重地污染了大气、土壤和水源；二是过度采伐、放牧，破坏了植被资源，造成生态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近年来北京等地的沙尘暴现象就是典型的例子。
尽管环境税的“双赢”效应观点在理论研究和国外实施的数据分析上都有很大的可行性，然而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行税制结构和目前的环境污染收费来看，环境税的这种“双赢”效应在我国的适用性受到了限制。
从我国现行税制结构来看，流转税在我国的税制结构中占主导地位，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所占的比重很低；在国外大多数发达国家中，所得税占总税收的比例都在60%以上，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西方经济学者所称的扭曲性税收在我国的税收中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现行税制对劳动力供给的扭曲性也不是很大，可以说在我国尚不存在通过单纯降低所得税来降低超额税收负担的客观环境；此外，由于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小，属于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对劳动力征税，税收的替代效应也不大，因而环境税降低扭曲性税收、提高劳动积极性和增加就业的“双赢”效应在我国并不十分明显。
从环境角度来观察我国的现行税制，我国的现行税制绿色化程度不高，大部分税种的税目、税基和税率都没有从环境角度和可持续发展来考虑。我国与环境有关的税收收入占总的税收收入比例1997年2004年分别为7%和9.6%，而在环境税实施比较成熟的国家丹麦环境税收收人占总税收收入比例1997年就达到了10.03%；2002年排污费收入总额67.43亿元，同年的治理废水费用和废气费用分别为71.5亿元、69.8亿元。这些都说明我国现行税制还有待绿色化，重新认识现行税制结构，调整税制设计思想，将环境税放到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去认识，设计出合理的环境税种是新时期税制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我国现行环境税制基本上缺位，税制设计中基本没有考虑到环境税收思想的现实，我国环境税收改革的主要工作就是应将环境税收思想贯彻到税制改革中去。
虽然环境税“双赢”效应论对我国适用范围有限，但它却为我国环境税制建设提供了一种思路：即根据我国国情，把环境税的设计与整体税制改革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既有利于我国环境保护，又有利于整体税制改革和经济持续发展的中国式的“双赢”效应。
首先，我国正处在由“费”向“税”的转化阶段，环境税改革应遵循这个基本思想：“最终将税负从对劳动和资本的征收转移到对资源和污染的征收。这样对能源、其他自然资源如土地和污染的高税收，会使工业、贸易和消费者产生一种强烈的经济需求，即减少对这些因素的消费。相反，相应数量的税负、社会保障成本等会从劳动和资本中退出，以鼓励企业家精神，并大大减少促使劳动力合理化的经济压力。收入中的税收改革将保持使对企业的总体财政负担不变”。把环境税纳入到国家的税收管理和征收体制中，由国家进行宏观调控。
其次，在保持现行税负水平不变的前提下，逐步开征一些新的环境税种，以增加财政收入，同时还可以通过改变纳税^经济行为的方式改善环境，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由于排污收费与税收手段相比有一定的缺陷，因而将排污费改为污染税是一个方向。排污税的税基应该主要以污染的排放浓度和数量为标准，税率要根据特定地区的环境目标及环境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即随着环境治理的边际成本的变化，税率也应做一定的调整。适当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如燃油税可减少对这些产品的使用；噪音税可以用隔音设备投资，或对受害者进行补偿；城镇居民的垃圾税可以弥补日益增长的城市垃圾的处理成本支出。
第三，对现有税制进行一些调整。对不同产品根据其环境友好的程度，设计差别税率的消费税，调节消费者的使用方向。这样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出口，提高国内产品的竞争力，刺激民间投资。
（二）对我国环境税制设计的建议
oeCD国家环境税制改革的成功，为“双赢”效应理论提供了实践例证。虽然我国和oeCD国家在税制结构、福利制度和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不能预期“双赢”效应能够在我国取得与oeCD国家相同的效果。但是“双赢”效应理论的思想及oeCD国家的实践经验却为我国环境税制设计提供了思路，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环境税制的设计应坚持税收中性原则。从宏观角度来说，开征环境税的同时适当降低其他税收，保持现有宏观税负基本不变；从微观角度来说，环境税的税基选择和税率确定应模拟现实条件反复检验，尽可能消除不确定因素的干扰，降低环境税本身的扭曲性，减少环境税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
其次，环境税制的设计应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立法宗旨，以能否取得良好的环境质量作为税制是否优化的主要衡量标准，确保环境税保护环境功能的实现。同时，充分考虑我国就业压力巨大的实际国情，创造条件促进环境税就业“双赢”效应的实现。
最后，环境税制的设计应强调环保部门的配合。因为环境税的课征需要以污染物的排放量为计税依据，对污染排放量的确定则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对污染企业进行定期监测，并将各种监测信息及时提供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依据这些信息才能完成环境税的课征。强调环保部门配合的意义在于提高环境税制的可操作性。
另外，环境税政策的决策过程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是正常的，但是政府在决策过程中被某一个或几个集团所俘获而制定出符合他们利益的“扭曲性”政策则是具有很大危害的，这不仅会影响政府提供基本公共品，也易使国家进入俘获经济恶性循环的怪圈。因此，采取措施避免特殊利益集团俘获政治家是增强政府部门提供公共产品能力的有效措施。
第一，健全听证会制度，实行环境税行政决策公开。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有关“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这一原则性要求意味着，我国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决策过程将更加透明。对此，可以建立健全听证会制度，使公共利益成为环境政策制定的基点，避免政策被单方面的利益所左右。
双减政策可行性分析篇3
论文关键词：预算管理,博弈,制度
一政府预算管理概述
政府预算是政府为了有效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增进公共利益，按照政治程序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个财政年度）对所需资源和可用资源所做出的并经权利机关审查批准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财政收支计划。政府预算管理是围绕政府预算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包括政府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决算及绩效评价等预算管理过程。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的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而政府预算制度是公共财政模式直接意义上的体现与存在方式。政府预算的有效执行依赖于完善的管理制度，因此，政府预算管理制度的完善对构建公共财政框架起着关键作用，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政府预算管理体系博弈分析
政府预算的编制、审核与批准过程，是公民与政府委托合约中各利益相关主体，在既定约束条件下所进行的不断互相协调的过程。从行为层面讲，政府预算的编制和实施过程，既是法律、法规与政策制度实施的过程，又是政府预算相关利益各方“讨价还价”的利益协调过程。政府预算的过程是各利益相关主体互相博弈的过程，政府预算的结果是各利益相关主体互相竞争与妥协的结果。
（一）博弈双方的情况
根据博弈理论，在完全信息下的静态预算博弈中，“预算审批者”和“预算申请者”都完全了解博弈中各种情况的得益，并且双方同时各自独立地做出决策。另外，在预算博弈中，局中双方可以支配的总资源是一定的。因此，一方的可支配资源增加意味着另一方的减少，从这个角度看，双方的利益是始终不可能一致的。这是一个混合策略的博弈，其特点是“预算申请者”和“预算审批者”在博弈过程中的策略选择是服从一定的概率分布的函数，他们之间不存在纯策略的纳什均衡。
在预算申请过程中，博弈局中人对于双方的收益和行为并不完全了解，此时的博弈信息是不完美的。同时，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并且预算申请者和预算审批者的策略选择不是同时的，而是有先后次序的，即由预算申请者先提出申请，然后由预算审批者进行审批。因此，在预算编制过程中，预算申请者与预算审批者之间是一种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
（二）预算申请者的策略空间
根据假设，“预算申请者”在上报其预算数字时，存在高报和实报两种选择，这即“预算申请者”的策略空间:(高报，实报)。“预算申请者”选择高报至少可以带来两方面的收益:一是“预算申请者”获得的资源数量大于实际需要的资源数量，或使预算的产出量小于可能的产出量；二是争取资金成功后的成就感(包括心理满足感等)。当然，高报的成功也要付出代价，主要是申报信息成本包括对申报材料的包装(因为“预算审批者”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申报材料要经得起推敲)需要大量的信息包装成本付出(主要是信息采集、处理成本和时间机会成本)；同时，为了顺利通过审批，必要的人际关系要建立或加深，这需要物质成本(如贿赂送礼等等)。
（三）预算审批者的策略空间
根据假设，“预算审批者”的策略空间是(削减，同意)。削减了“预算申请者”的预算数，意味着“预算审批者”实际可利用资源的增加,同时也获得了运用权力的心理快感以及“预算申请者”的尊重(尽管可能只是表面的)，这是“预算审批者”的收益。使收益受到影响的因素包括具体“预算审批者”专业判断的失误以及“预算申请者”的活动干扰。“预算审批者”审批的成本包括为对“预算申请者”的申报信息进行甄别而花费的信息辨析成本(人工成本、时间机会成本)以及可能的工作失误需要承担的责任(包括上级的批评和不信任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不适感等).
（四）模型的构建和求解
根据博弈的有关理论，用博弈树图1来表示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
图1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预算博弈树图
如图所示，预算申请者仍然存在(高报、实报)两种策略选择，而且其能够凭借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明确自己的行动。但是预算审批者此时却无法得知预算申请者的策略以及行为，因此，他只能先判断自己处于信息集(图中的椭圆形)的节点1或节点2，然后再决定自己下一步的行为策略。同理，根据双方的收益函数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
设:预算者高申请报预算的收益为R，其高报预算的行为被发现的概率为，发现后预算申请者应支付的罚金为，发现后为减轻处罚的支出(例如贿金或者是与上一级申请者合谋而分割出去的收益，也可以称之为合谋支出)为C，预算申请者高报预算的预期收益为e，这里，影响预期收益的因素有R，，，(假定R和是独立变量)。则预算申请者的预期收益为: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预算申请者的选择:
(l)给定。若>0，即。此时高报预算的预期收益为正值，高报预算行为在经济上是值得的，则预算申请者就有了高报预算的经济激励因素，这时预算申请者不一定选择高报预算，其是否选择高报预算，取决于预算申请者的经济伦理道德状况。若<0，即。此时高报预算的预期收益为负值，这时若再无其它因素的影响，高报预算的行为在经济上是不值得的，因为不存在高报预算的经济激励因素，但这时预算申请者不一定选择实报预算。其是否选择高报还取决于另一因素:①若预算申请者没有向上一级审批者贿赂、说情以减轻处罚或者是合谋的途径与可能性，这时预算申请者高报预算的行为则是完全不经济的，不会选择高报预算；②若预算申请者在高报预算行为被上一级审批者发现后，存在具有减轻处罚或者是合谋的途径与可能性，预算申请者是否选择高报还要看为减轻处罚的支出和高报行为被发现后所发生的损失之间的关系。若，则预算申请者不会选择高报预算，因为这时高报预算的行为是完全不经济的；若即为减轻处罚的支出小于高报预算行为被发现后所发生的损失，则预算执行者就具有了高报预算的经济激励因素，这时预算申请者的决策环境就和>0时一样了。
(2)给定。，；，。这时预算申请者的决策过程和在给定时一致。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预算申请者只有在高报预算的预期收益时，或虽然高报预算的预期收益，但事后预算申请者通过上一级审批者有合谋的可能且合谋支出时才有高报预算的内在经济激励。因此，在和一定的情况下，提高对高报预算行为的惩罚()或在和一定的情况下，提高预算审批者对高报预算削减的概率将是降低或消除预算申请者高报预算的内在经济激励的有效对策(当然也可以同时提高对高报预算行为的惩罚()和查获的概率())。同时，有效地堵塞或减少预算申请者与上一级审批者合谋的途径也会大大减少高报预算的预期收益，减少企业预算管理中高报预算行为的发生。
由于预算申请者和预算审批者的风险趋向类型不同，所以在动态预算博弈中达到的均衡是一种动态的均衡，也就是说，该均衡有无穷多个解。同样，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预算申请者和预算审批者都试图去猜透对方的策略行为但却总是徒劳，其中，预算申请者可以凭借其人的优势地位，相对比较从容地进行策略选择，事实上预算申请者一般都会做出高报这样的选择，这是由逆向选择而引发的道德风险。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了解到:第一，预算申请者选择高报预算的概率是，委托人实施削减预算的概率是。预算申请者是否选择高报预算取决于其是否能顺利获得高报预算收益；第二，在决策过程中，预算申请者的经济伦理道德有一定的作用。因此在企业内部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对于抑制高报预算有重要作用；第三，在高报预算收益为负的情况下，预算申请者仍然有可能选择高报预算，究其原因主要是预算申请者可以通过贿赂减少惩罚或者与上一级审批者达成合谋，共同寻租。只要这部分支出小于高报预算失败的损失，即，预算申请者选择高报预算仍然是划算的。因此，加强监督，减少人之间合谋的途径与可能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高报预算行为的发生;最后，本文分析发现，监督的强度、惩罚的力度以及适当的激励机制是影响高报预算收益函数的重要因素。
三加强政府预算管理制度的思路探索
（一）加强政府预算管理的总体思路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清楚的了解政府预算管理弈问题的影响因素和根本原因，我们可以根据原因分析，提出建立和完善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的相关措施。因此，依据以上博弈模型的分析结果，提出从总体思路上完善政府预算管理的理论思路。
1减少高报预算收益
减少高报预算受益，即减少预算申请者的预期净受益。这样，预算申请者觉得无利可图，自然会丧失高报预算的动力。如果预算管理者在考评和激励环节减少预算申请者的预期净收益，将会大大减少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中的博弈行为。所以总得来说，制度上的漏洞是导致政府预算各方相关利益主体进行博弈的主要原因，为了弥补这个漏洞，应该完善各项制度，从制度上消灭博弈产生的土壤，从而从根本上杜绝博弈行为。
2增大高报预算行为被查获的概率
预算申请者的预期收益函数表示为，增大高报预算行为被查获的概率后，预期收益函数呈减小趋势。这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高报预算行为被查获的风险加大，这无疑加大了高报预算的难度。同时预算申请者的收益也将变少，甚至有可能为负，降低了预算博弈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3加大对高报预算行为的惩罚
同样的道理，根据预算申请者的预期收益函数表达式，可知，加大高报预算的惩罚力度，会减少预算申请者的预期收益。这样得到的结果和增大高报预算行为被查获的概率的效果是一样的。预算申请者将充分地考虑自己付出的努力能不能得到回报，三思而后行，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放弃无利可图的预算博弈活动。
（二）治理政府预算管理的具体措施
制度是社会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博弈的基本规则，所以企业应该完善预算博弈制度。而博弈的参与者只能在制度允许的前提下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选择，这样博弈才能按既有的轨道运行并达到均衡。综合以上的分析，对预算博弈行为的治理提出如下几条对策建议。
1完善预算博弈规则
制度是社会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博弈的基本规则，博弈对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又有促进作用。博弈局中人只能在制度允许的框架下做出对已最有利的策略选择，这样，博弈才能按既有的轨道运行并达到均衡。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既然博弈局中人都是理性人，那么就不能排除有局中人突破现有规则限制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可能性。
2建立健全预算全过程绩效监督机制
无论是从世界各国政府预算管理改革的趋势看还是从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完善的要求看，进行预算绩效监督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因此，建议尽快创造条件，建立政府预算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流程绩效监督。此外，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我国的预算绩效监督也应具有特殊性，一是不能将监督的重心放在绩效指标
的层面，而是应该将权力运行的监督作为预算绩效监督的切入点，否则预算绩效监督有可能会最终流于形式；二是应强化预算绩效监督过程中的问责机制，没有问责就不会有制约，不会有责任压力，所以，预算绩效监督一定要先明确责任，给问责策略，反之则正好相反。因此，在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预算博弈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引起的申请人和审批人之间的人—委托人结构性矛盾，可以合理运用激励理论加以调整。重点是加强对申请人诚信行为的鼓励以及对其非诚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强化正向效应，努力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通过制度引导诚信行为。
参考文献】：
[1]高伟明，马笑渊.预算博弈现象以及对策分析[J].财政研究,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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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国强，郭玉莲.部门预算博弈分析与启示[J].财会月刊（综合）,2007
（12）.
双减政策可行性分析篇4
关键词：政府审计；地方审计；政府干预；审计处理；审计处理执行
中图分类号：F239.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1)01－0019－05
一、引言
“审计难，审计处理更难”这是政府审计界的一个难题，我国各级政府审计的审计处理执行率大约为70％左右。审计处理的执行效率是衡量审计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免疫系统功能大小的重要依据。由于现实审计工作中，审计机关审计难、处理难、落实审计决定难的问题普遍存在，因此，不少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者对审计处理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包括审计处理的方法运用、审计处理难的原因分析等。但对审计处理执行的研究文献并不多见，对审计处理执行效率的问题尚未开展系统的研究，特别是政府干预与审计处理执行效率之间的关系尚无研究结论。
我国地方审计机关是双重领导的行政型审计体制，面临的环境更复杂。地方审计机关的审计处理执行与当地政府的态度可能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本文研究地方政府干预对地方审计机关审计执行率的影响。根据2003－2007年的地方审计机关统计数据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干预对上交财政执行率、减少财政拨款执行率、归还原渠道资金执行率有抑制作用，但是，对调账处理执行率无显著影响。这个发现告诉我们，地方政府干预是影响地方审计机关审计处理执行率的重要因素。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从理论上来说，地方政府是否会干预地方审计处理的执行呢?这需要从两个层面来分析，第一，地方政府是否有干预的需求，第二，地方政府的干预能否实现?我们分别来分析这两个问题。
(一)地方政府是否会干预地方审计处理的执行
审计工作涉及到地方和部门利益时，往往会受到行政干预，使得审计工作不能顺利进行，查出的问题不能依法处理。宋夏云的问卷调查显示，72.36％的被调查者认为，行政干预是损害审计独立性的因素。分税制的实施，再加上以GDp为核心内容的地方政府业绩考核标准，使得地方政府成为事实上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由完全从上级获取资源的政治人变为有着自身利益诉求的经济人，加上就业、财政收入以及官员政绩考核的需要，地方政府具备了自利行为的动机和条件。当然，从中央的角度来看，这种自利行为是非理性，而从地方和地方官员本身的角度来看，却可能是理。地方政府的自利行为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一味地追求GDp，与此同时则相对弱化提供的公共服务；二是不惜成本地追求亮点和辉煌，于是有了最大的然而却是效率最低的机场，有了最大最漂亮却无人的城市广场，有了最宽阔的但却通不了几辆车的马路；三是封闭和地方保护，为了在短时间内把GDp做得最大，粗放经营和重复建设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为了使粗放经营和重复建设项目不致在统一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地方保护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四是机会主义，地方政府由于其特殊利益，有时会有选择地利用各种政策，弄虚作假。地方政府的上述自利行为，很可能就违犯中央政府统一制定的法律法规。
更有甚者，地方政府有时候为了地方利益，对于中央政府制定颁行的公共政策，并不一定就会一丝不苟地贯彻执行，而是想尽一切办法钻空子，打折扣，奉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信条。对待公共政策，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往往会动用“利益尺度”去衡量政策执行对于自身利益的影响，并由此对政策进行取舍性执行。对于可能增进自身利益的公共政策，采取积极、热情的姿态予以坚决贯彻执行；而对于自身利益增进不明显或者干脆于己不利的公共政策，往往会采取推诿拖延、甚至消极对抗的态度来对待政策执行工作。而且，受其自身利益驱使，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可能会以政策来设租寻租，堂而皇之地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地方政府的自利行为及以“利益尺度”来对待中央政策，必然会出现一些违犯财经法规的行为和事项，而地方审计机关在审计中发现了这些事项，地方政府完全可能出面干预对这些问题的审计处理。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地方政府完全有干预地方审计处理的可能性。
(二)地方政府对地方审计处理执行的干预能否实现
由于双重领导的行政型审计体制和审计处理权限这两方面的原因，如果地方政府要干预地方审计机关的审计处理，这种干预完全可能实现。
我国地方审计体制是双重领导的行政型审计体制，地方审计机关受上级审计机关和同级政府双重领导，地方审计机关的领导任命、审计设施、审计经费和审计人员配置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所以，地方政府对当地审计机关的大多数重大事项有着很大的决策权。在这种体制下，地方审计机关面临复杂的审计环境。由于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审计发展水平不平衡，加之现行审计体制的运行依赖地方行政首长的素质及其对审计工作的重视和支持程度，所以，地方审计体制运行的有效性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有的地方地方审计机关的审计处理矛盾就显得特别突出。
从审计处理权限来说，审计机关具有对违犯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收支的行为和违犯审计法的行为，采取审计处理处罚的权力。但是，目前我国的《审计法》和《审计法实施条例》赋予审计机关的上述权力包括两种情形，一是直接处理权，二是建议处理权，对于有直接主管部门的，要建议主管部门进行处理，审计机关只是对本身主管或无主管部门的进行直接处理。所以，审计处理的大部分都是建议政府的相关主管部门进行处理。如果这些主管部门不执行审计部门的建议，审计机关并没有有效的手段。因此，如果没有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配合，审计处理执行就较困难。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地方政府要干预审计处理，这种干预完全可能实现。
根据以上对地方政府干预地方审计机关审计处理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地方政府干预对上交财政执行率、减少财政拨款执行率、归还原渠道资金执行率有抑制作用，但是，对调账处理执行率无显著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设计
1、政府干预(x)
政府干预变量有多个计量方法，以往的研究文献大都采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或政府消费占GDp的比例来衡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强度。本文认为，政府干预和市场化是相对应的两个变量，根据市场化指数来推算政府干预指数可能更有道理。根据樊纲、王小鲁、朱恒鹏的市场化指数，用15减去各地区的市场化指数，得到政府干预指数。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采用方差分析法，所以，根据政府干预指数进行排序，将样本分为两个小组，分别用1和2表示。1表示干预指数高的小组，2表示干预指数低的小组。
2、审计处理执行效率(Y)
我国政府审计主要开展两种类型的审计，一是项目审计，二是审计调查。本文主要关心项目审计的审计处理效率，表现为审计处理结果落实情况。包括上交财政执行率，减少财政拨款执行率，归还原渠道资金执行率，调账处理执行率，各个指标的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收集
关于审计处理执行效率的解释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审计权威性，认为权威性越高，审计执行效率越高；二是关于政府干预，认为政府干预会影响审计处理执行效率。所以，从上述两种解释来看，可以选择不同审计权威性和不同政府干预程度的样本来检验审计处理效率的影响因素。由于两个原因，本文只选择地方审计机关，第一，审计署及其特派员和派出机构的政府干预指数不好确定；第二，本文主要考虑政府干预对审计处理效率的影响。所以，本文的样本是2003年一2007年各省市的审计数据，由于审计署对2006年的数据采用了不同的统计方法，所以，该年度数据未能纳入统计分析。上述数据均来源于国家审计署官方网站的“统计数据”栏目()。
四、统计分析
由于审计处理执行效率分为五个指标，我们分别以这五个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政府干预对它们的影响。
(一)上交财政执行率
上交财政执行率的描述性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显示，第一组的上次财政执行率为60.66％，第二组为68.29％，方差分析的结果是F=3.492，Sig=0.064，第二组的上交财政执行率显著高于第一组。
(二)减少财政拨款执行率
减少财政拨款执行率的描述性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第一组的减少财政拨款执行率为49.67％，第二组为69.07％，方差分析的结果是F=11.827，Sig=0.001。第二组的减少财政拨款执行率显著高于第一组。
(三)归还原渠道资金执行率
归还原渠道资金执行率的描述性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第一组的归还原渠道资金执行率为35.27％，第二组为51.01％，方差分析的结果是17=14.122，Sig=0.000，第二组的归还原渠道资金执行率显著高于第一组。
(四)调账处理执行率
调账处理执行率的描述性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显示，第一组的调账处理执行率为46.31％，第二组为52.76％，方差分析的结果是F=2.516，Sig=。.115，第二组的调账处理执行率与第一组无显著差异。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政府干预指数低的小组，上交财政执行率、减少财政拨款执行率、归还原渠道资金执行率显著高于政府干预指数高的小组，而两个小组的调账处理执行率无显著差异，本文的假设得到验证。
五、结语
通过对项目审计的审计处理执行四种类型，上交财政执行率、减少财政拨款执行率、归还原渠道资金执行率、调账处理执行率和审计建议采纳率来研究政府干预对审计处理执行效率的影响，根据我国地方审计机关2003-2007年的审计统计数据分析发现：政府干预对上交财政执行率、减少财政拨款执行率、归还原渠道资金执行率有抑制作用，而对调账处理执行率无显著影响。这个发现告诉我们，政府干预是影响审计处理执行效率的显著因素。
双减政策可行性分析篇5
【关键词】矛盾分析法；二孩政策
一、二孩政策的产生
（一）二孩政策的背景――矛盾的普遍性
70年代，中央开始提出“晚、稀、少”的方针，在这一方针下，短短十年内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下降到1980年的2.23，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正式，中国由此进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时代，这也是我国人口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转折点。以独生子女政策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减缓了人口增速，缓解了人口压力，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发展到如今衍生出了一系列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矛盾，分析、揭露矛盾，不回避矛盾，积极寻找解决矛盾的办法。
（二）二孩政策的提出――抓住主要矛盾
在复杂的事物中都包含多种矛盾，在地位上有主次之分，其中主要矛盾占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作用。在经历了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我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2011年11月，中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12月，中国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二、二孩政策的变迁
（一）二孩政策的“三部曲”――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的特殊性是指，具体事物的矛盾及每一个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有其特点；各个具体事物的矛盾及每一个矛盾的各方面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各有特点。中国的人口问题在每一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那么相对应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其特殊的任务。
1、双独二孩政策。双独二孩政策是在人口老龄化日趋明显的时候，对以独生子女政策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微调，但是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大，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微调会让中国的人口数量一定程度上升，逼近中国的人口最大可承载容量。双独二孩政策一方面是为了规避独生子女家庭风险，另一方也是为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缓解社会养老问题。
2、单独二孩政策。双独二孩政策实施以后，中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并没有得到大幅度缓解，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根据人口形势发展变化，在全国普遍实行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基础上，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提高人口增长率，调整人口结构，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3、普遍二孩政策。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后，得到的效果远低于预期，群众生育观念已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少生优生甚至不生成为绝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是一个全国性的社会实验，为全面二孩政策的加快实施提供了足够的经验支持，也打消了人们对普遍二孩政策实施后可能出现的较为严重的出生堆积的种种担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二）二孩政策变迁的原因――内外矛盾的辩证关系
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矛盾，矛盾推动事物向前发展。事物的内部矛盾就是事物发展的内因，事物的外部矛盾就是事物发展的外因，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是第二的原因。在分析事物矛盾时，把立足点放在内因上，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源泉；同时也要充分利用外因的作用，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在分析二孩政策的变迁与发展上，便需从内外因入手。
1、内部原因。二孩政策的出台是旨在解决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减速、出生性别失衡、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等问题。但是由于中国居民的生活质量水平提高，养育孩子的成本也随之大幅增加，推出的单双独二孩政策和单独二孩政策并没有对其有相应的保障，使得适龄夫妇的生育意愿无法提升，因此便达不到预期的政策效果。在此基础上只能继续对二孩政策进行探索和调整，推出普遍二孩政策。
2、外部原因。二孩政策的发展由双独二孩到普遍二孩，其中也少不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推动，金登的多源流理论中也明确指出专家学者对政策的出台有很重要的作用。郭志刚（2010）认为，生育率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要把握好“度”，不能一味地强调降低生育率。而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无论社会和家庭个人都存在着降低生育率的因素，而长期的低于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将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一系列的危害，因此我们应该尽快全面放开二孩生育，以免在“人口发展问题上贻误战机”。蔡p（2006）指出，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佳绩，但是仍有一些因素制约着中国经济增长，例如人口条件的变化。人口条件的变化意味着高储蓄率以及劳动力供给优势在减小，因此他提出要“调整人口政策，防止未富先老，延长人口红利”。
参考文献
[1]翟振武，李龙.“单独二孩”与生育政策的继续调整完善[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5）：50-56.
[2]乔晓春.实施“普遍二孩”政策后生育水平会达到多高？――兼与翟振武教授商榷[J].人口与发展，2014（6）：2-15.
双减政策可行性分析篇6
关键词：跨国公司；外资并购；规制；成本收益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1--0112--03
一、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及其规制的“双刃效应”：引入成本收益分析的必要性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及其规制都是“双刃剑”。前者的“双刃效应”表现在：外资并购一方面给我国带来宝贵资金、先进技术与现代化管理经验等正效应，另一方面也可能带来诸如市场垄断、污染产业转移等负效应，危及我国产业、经济与生态安全。外资并购的负效应根源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目标的差异，东道国显然要对外资并购进行规制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这也是迄今世界各国通用的做法。然而，规制外资并购同样存在“双刃效应”。首先，在经济学理论看来，东道国颁布规制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外资政策、竞争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审查制度等，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其提供必定存在一定的成本和收益；其次，在我国外资并购规制实践中凸显规制不足(缺位)与规制过度(越位)并存的问题。如何恰到好处地规制外资并购，以使其正面效应最大化、负面效应最小化，即达到所谓的外资并购最优规制呢?
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是实现管理最优决策的理论和实践工具，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是规制理论的重要分支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在环境规制政策制定和评估中引进系统的成本收益分析，在提高规制效率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效果。其后，欧盟和oeCD国家也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评价其规制效率。作为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有利于理性地权衡外资并购规制的利弊得失，对如何把握外资并购规制的程度与边界以及规制政策工具的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国应尽早在外资并购规制领域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只有当实施规制政策的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时，才意味着这种规制是更有效率的。
二、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成本分析
根据不同标准，学者们对规制成本作了不同的划分。国外，施蒂格勒(1989)根据成本承担者不同，将规制成本分为服从成本与实施成本，前者是指垄断者使管制机构服从其意愿而付出并承担的费用成本，而后者是指由公众所承担的一项管制由产生到实施的成本。国内，于立、张鳗(2002)认为一项规制决策合理与否是以机会成本而非会计成本来衡量的，并将规制成本分为会计成本与隐性成本；林关征(2008)将规制成本分为政府成本、企业成本与社会成本等[妇；刘东洲(2008)在总结发达国家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经验时，采用了两种分类，一是分为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二是分为预算成本、交易成本、遵守成本与调整成本；樊慧玲(2008)将规制成本分为经济性成本与社会性成本；李郁芳(2002)将规制成本分为制度运作成本、规制实施成本、规制机会成本与规制劝说成本等。笔者以为，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成本主要包括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两类。显性成本是指外资并购规制机构的日常行政费用与规制政策的制定运作成本，它直接反映在政府预算支出中，包括信息收集成本、规章制定成本和规制实施成本。而隐性成本大致包括：(1)转移成本。我国政府实施外资并购规制的过程既是对某些市场失灵引发的资源配置不当所进行的调整，又是对风险成本的转移和再分配。如政府在运用经济方式来实施外资并购规制时，主要采取排污收费、排污收税、补贴、排污权交易等方式。通过收费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外资污染产业转移，避免中国成为“污染者的天堂”。(2)机会成本。人们考虑将一种资源用于某种用途时，应考虑可供选择的次优用途。外资并购规制也存在机会成本，并可以通过比较各项外资并购规制政策的效果或调整规制前后经济效率的变化等方法测算出来。(3)反腐成本。规制当局在规制过程中拥有较大自由裁量权，与之相伴而生的便是寻租行为，寻租会造成资源浪费，正如植草益所说，“由寻租行为所产生的费用，使企业将利益由用户转为自取的费用，它不能使社会剩余增大，这种对企业有利的分摊费是资源的一种浪费性支出”。近年来频频发生的跨国公司在华商业贿赂案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反腐成本是为了防止与查处规制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寻租创租行为而付出的费用。这种成本是由社会全体成员共担，实际上是社会福利的减少。如果这种成本能换来规制外资并购后带来更大的直接或间接收益，那就是值得的。现实中，科学估计隐性成本并非易事，即便某些外资并购规制政策的制定经过了成本收益分析，也只是基于规制的显性成本，而忽略了隐性成本。
三、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收益分析
政府规制与市场机制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必然会产生相应的收益。施蒂格勒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认为可用“加总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变化量，减去规制成本”来衡量规制收益，如果规制成本小于消费者剩余增量与生产者剩余增量之和，则管制增加了社会福利。王俊豪(2001)则提出了一种简单可行的计量规制收益方法，即政府规制收益一实施规制后消费者支出减少数+生产者收益增加数。李郁芳(2002)在此基础上将政府规制的收益定义为政府规制实施后给当事人及社会福利带来的利益增量。关于规制收益的分类，国内学者大多将其分为直接收益与间接收益、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也有将其分为经济收益、社会收益和环境收益。笔者以为，根据规制政策产生的影响差异，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收益主要分为直接收益与间接收益。
1、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直接收益。直接收益一般指经济收益，如外资并购经济性规制带来的短期可见的市场直接贸易收益。例如由于规制适度，使得外资并购带来的正效应充分发挥，外资并购给我国带来了宝贵的资金、先进的技术与现代化的管理经验等，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中观产业升级与被并购企业微观技术进步等将产生直接的经济收益，从而使东道国与跨国公司达到正和博弈与双赢。根据规制政策产生的影响时限来看，外资并购规制的直接收益一般体现为短期收益。由于具有短期性、经济性、直观性与指标数据可获得性的特点，外资并购规制的直接收益往往受到特别关注并且相对容易评估与测算。
2、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间接收益。间接收益更多地体现为社会收益和环境收益，即对外资并购社会性规制带来的社会性收益增量，是一种规制政策在较长时期产生作用的收益。具体包括：(1)社会福利的净增加。外资并购的社会性规制尤其是环境规制可改变资源配置，这意味着可能会减少跨国公司或东道国被并企业的经济收益，但同时会增加东道国的社会收益。例如，通过规定跨国公司使用
合乎法律要求的低碳技术，带动国内相关企业的学习效应，这样可以减少Co2排放，保持更清洁的空气或更安全的工作场所。否则，那种“竭泽而渔”的引资模式只会带来东道国经济虚幻的“繁荣”，而这种虚幻的“繁荣”是不可持续的。(2)社会福利损失的减少。外资并购社会性规制可以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促使跨国公司增加正外部性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减少负外部性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由此可以减少由外部性所造成的东道国社会福利损失。如对外资并购的环境规制，从短期看会造成跨国公司投资回报减少，甚至对FDi产生一定的抑制效应，经济效益减低，但从长期看却能带来东道国社会收益与环境收益的增加，进一步改善引资环境，最终有利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经济收益的提高，同样可能达到一种双赢的正和博弈。在评估外资并购规制收益时也应坚持短期直接经济收益和长期社会间接效益相结合的原则，对短期内产生的收益直接评估，对于长期的间接收益，应通过贴现的方法将未来各年度的收益折算成现值进行评估。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与外资并购规制隐性成本的测算一样，对外资并购规制的间接收益也应建立起一种科学的分析方法。
四、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效益最大化的构想与建议
1、建立健全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法律监督制度。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反垄断法、外资立法、证券法、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税法、金融法等法律制度，其别要以新的反垄断法为核心，完善在规制模式、原则定位、域外效力、执法机构和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应对措施，这是变革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基础；其次，要建立一种具有合力的监督体系，杜绝或减少腐败寻租等隐性成本的发生。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腐败或规制机构的权力寻租降低了投资，导致中国吸引外资的潜力只发挥了49％。因此，应建立包括人大、司法、行政等国家机关监督与新闻舆论、社会团体、公民等社会监督在内的权力制约与监督体系，各种监督力量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充分发挥对规制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合力，努力降低外资并购规制的成本尤其是隐性成本，并对外资并购规制实施变革，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收益的规制之路，使外资并购规制效益最大化。
2、调整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经济性规制并强化社会性规制。根据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应适时放松对外资并购的某些经济性规制，防止规制过度与越位的发生。同时针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存在的垄断、信息非对称、风险性和外部性问题，提出相关的规制措施，有效实施2007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限制或禁止高污染、高物耗、高能耗外资项目准入，鼓励外资进入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可再生能源、生态环境保护、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强化对外资并购的社会性规制尤其是环境规制，防止产生规制不足与缺位问题。
双减政策可行性分析篇7
【关键词】环境税“双重红利”适用性
目前有很多理论和实践上以环境税取代其他税种的研究，试图减少传统税种对资本或劳动要素征税所引发的经济扭曲问题。环境税能否在改善税收系统的同时促进环境质量的提高，从理论上看，设计合理的环境税可以有效地限制污染行为，提高财政收入，避免其他形式的税收对市场运行造成扭曲，提高税收体系的有效性，促进经济增长、就业和技术进步。
从实践上看，从1990年开始，oeCD的一些国家，如荷兰、挪威、瑞典都实施了不同形式的环境税（包括某种形式的碳税），都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和较好的效果。但oeCD国家的经验并不能全盘照抄，毕竟西方国家的税收体制和中国国情是不吻合的，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有些还运用实证的方法对绿色税收改革能否产生“双重红利”进行论证。如武亚军、宣晓伟两人（2002）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硫税宏观经济效应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不同的硫税收入的使用情况下，实际的GDp变化不同但同向变动，与硫税收入显著负相关，由此证明“双重红利”不存在。
王德发（2006）根据2002年上海市投入产出表数据，建立了一个地区性的均衡CGe模型，结果表明能源税的征收有效地推动了劳动对能源的替代，促进了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导致大气污染物的减少，同时对实际产出的影响较小，表明对煤征收能源税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即“双重红利”存在。因此本文将阐述“双重红利”的理论框架，探讨“双重红利”在中国目前税制中是否存在，环境税改革是否具有可行性。
一、“双重红利”的研究概述
“双重红利”的含义是：在收入中性（Revenueneutral）的综合性环境税制改革中，征收环境税的同时，减免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投资税或储蓄税，维持国家的税收收入不变，这样不仅可以获得改善环境质量和节约资源的一重“红利”，还可以获得刺激投资、拉动就业、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二重“红利”。
1、早期研究阶段（1967-1990年）
“双重红利”的思想最早出现在tullock（1967）对水资源研究的论文中。早期学者对双重收益的研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而且他们也没有将其称为“双重红利”。表1对“双重红利”的早期研究做了一个概括。
2、认同“双重红利”假说的初步研究阶段（1991-1993年）
“双重红利”（doubledividend）的概念由pearce（1991）年首次提出，他认为第一重红利是环境质量的改善，第二重红利是税制扭曲程度的降低。这一时期，气候变化政策吸引了经济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环境税的经济学意义。具体研究情况见表2。
3、“双重红利”假说争论阶段（1994年至今）
随着理论的深入研究和更多的实证分析，“双重红利”假说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激烈争论（见表3）。
二、“双重红利”与中国实际联系及意义
可以看出，理论上的“双重红利”是可能存在的，但是这需要取决于理论上的一些假设条件或者实践中的相关联的一些条件，中国现在处于一个经济转型时期，很多地方有其独特性，环境税是否有可行性有待商榷。
第一，初始扭曲的范围与类型。若最初根本没有扭曲的税制，那就不会有“双重红利”。只有在适当的较大扭曲前提下，预期到“双重红利”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我国现行税制结构中流转税占主导地位，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所占比重很低。比如，2004年所得税占总税收的19%，并且是历年来的最高点。而在国外大多数发达国家中，所得税占总税收的比例60%都在以上，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西方经济学者所称的扭曲性税收在我国税收中所占比重并不是很大，现行税制对劳动力供给的扭曲性也不是很大，对投资和储蓄的扭曲也主要表现在某些税收政策上，而不仅仅是税负过重造成的。所以说，在我国尚不存在通过单纯降低所得税来降低超额税收负担的客观环境。
第二，环境税的环境政策是否会有效减少初始扭曲。不能排除环境税将会引入新的额外扭曲，那么环境税在生产领域会带来额外的机会成本，“双重红利”就会变为负的。一是征收环境税用于降低劳动所得税，刺激劳动供给、增加就业。收入返回作用得以体现，而由于目前我国属于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供给弹性较小，所以税收相互作用效应并不明显，因此收入返回作用大于税收相互作用，“双重红利”可能存在。二是当互赖作用增加的成本大于收入效应带来的效益时，“双重红利”不存在。这时会产生更大的税制扭曲，从最优状态变为次优状态。互赖效果反应出环境税不仅会对要素市场造成扭曲，而且会对中间投入和消费选择产生影响。要区分出收入返回作用效应和税收相互作用效应，当收入返回作用效应提升的福利大于税收相互作用效应的成本，“双重红利”才有存在的可能。对于资源以及污染征税，可能会使能源制造产品的价格上升，而低收入家庭对能源和污染的需求弹性较小，因而他们会为此承担更大的赋税，引起社会的非“公平”。因此，与西方国家不同，我们在对课税对象的确定上要有所区别，保证环境税是对于生产要素进行征收而不是对于消费产品。因为对于生产要素而言，因为同时具有收人效应和替代效应的权衡，其效果较为不确定，但是如果对于消费品征税，则对低收入家庭的消极影响就成为必然。
第三，关于环境税改革的实际讨论是与由环境税代替劳动税、社会保险税相联系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税基是否受到侵蚀。如果降低污染的技术和其他方面能够避免污染物质排放税，环境税对税基的侵蚀影响使得税基减少，那么政府不可能在预算上足量削减其他扭曲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能通过足量的减免税来补偿经济主体，结果是税收制度的扭曲加大。
第四，在使用对污染品课征的产品税代替污染物排放税的情形下，负外部性产品和干净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必须予以限制，以便控制税基的侵蚀影响。
三、结论
目前学术界对“双重红利”的研究尚有诸多争论，主要集中在“双重红利”的实现条件上。如果“双重红利”赖以实现的理论条件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那么，环境税在具体实施时的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加上“双重红利”的研究一直以国外为主，而我国情况又有其特殊性，所以，环境税的实施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武亚军、宣晓伟：环境税经济理论及对中国的应用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王德发：能源税征收的劳动替代效应实证研究――基于上海市2002年大气污染的CGe模型的试算[J].财经研究，2006（6）.
双减政策可行性分析篇8
关键词：“双反”措施；光伏产品；产业效应
一、引言
近几年，随着我国重点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以及我国光伏产业在全球贸易地位的迅速崛起，美国对我国实施“双反”措施的重点逐步从传统产业转为以光伏行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针对我国光伏行业的“双反”制裁数量逐年攀升。另一方面，我国光伏行业主要处于光伏制造的中间生产环节，上游技术开发、核心原材料以及终端市场始终由欧美等发达国家控制着。虽然近年来我国光伏产业对国外市场的依存度有所降低，但仍旧高达65%。这就意味着我国光伏产业的发展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我国光伏产业“双反”措施的制裁力度和频率息息相关。因此，本文利用CompaS模型，就美国对我国光伏行业实施“双反”措施后对我国光伏产业出口量、出口价格、出口收入等效应进行模拟分析。并根据美国实施“双反”措施给我国光伏行业带来的影响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
二、文献综述
“双反”措施的实施会给双方国家的经济、社会、贸易等方面带来一系列的影响。目前对“双反”措施的影响效应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包括经济效应、贸易救济效应和社会公共利益。鲍晓华（2007）首次利用计量回归分析模型就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救济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虽然，这些国内外的研究也运用了计量方法考证了“双反”措施的贸易效应，但大多是对实施“双反”措施后，对已产生的贸易效应的衡量和验证，缺乏对相应产业发展影响的分析。
用于对贸易政策进行局部均衡分析的CompaS模型弥补了上述研究的不足，它可以分析并预测“双反”措施对进、出口国家相应产业的产出、价格、就业、福利等深层次的影响。向洪金、赖明勇（2012）以我国白羽鸡的“双反”案件为例，运用CompaS模型分析了“双反”措施的贸易效应和社会福利效应。结果表明实施“双反”措施虽然保护了国内白羽鸡产业，但社会总福利受到了损害。宏结、何平（2014）运用CompaS模型对美国取向性电工钢“双反”案件的产业救济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对美国取向性硅电钢产品实施“双反”措施，削弱了美国硅电钢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有效保护了我国取向性硅电钢产品在国内的发展，阻断了美国该产品不正当挤占我国市场的步伐。
综上所述，国内外文献对“双反”措施的影响效应研究中以贸易效应研究居多，并大多是对实施“双反”措施后已产生的影响进行衡量和验证，缺乏对遭受“双反”措施的产业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另一方面，对“双反”措施的贸易效应研究大多针对的是进口国的相关产业，对出口国相关产业的影响研究不足。本文拟利用CompaS模型，探究美国对我国光伏产业实施“双反”措施后，对作为出口国的中国光伏产业有何影响。
三、相关数据搜集及参数估计
（一）相关数据的搜集
根据美国对我国光伏产品“双反”案的进程，本文将2015年作为基期，即模拟分析的基础，取应诉企业“双反”税率的平均值作为美国对华光伏产品“双反”的税率，数据来源为北极星太阳能光伏网，因此反补贴税率为20.31%，反倾销税率为7.56%。我国光伏产品的对外出口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美国光伏产品的供给量、供给价格及就业人数等数据可以在comtrade数据库中得到，美国光伏行业设备使用率的数据来源于美国光伏协会（Seia）2015年的行业报告。
（二）弹性参数的估计
关于弹性参数的计算，本文借用佟苍松（2006）armington弹性估计的方法估计弹性大小。并根据2005～2015年我国光伏产品对美出口量和出口额以及美国光伏产品供给量和供给额的数据，利用双对数计量模型，对有关参数进行估算。具体数据见表1。
四、美国对我国光伏产业实施“双反”措施的产业效应
确定了表1中CompaS模型所需要的一系列主要参数后，就可以将数据输入excelSolver中，模拟分析2015年后美国对我国光伏产业实施“双反”措施对我国以及美国光伏产业的一系列影响。本文CompaS模型的输出结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双反”措施对我国光伏企业的影
美国对我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征收反补贴税后，我国出口美国的光伏产品价格上升了2.08%，出口美国的光伏产品产量减少了23.7%，我国光伏产品出口美国的出口收入下降21.62%。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出口美国的光伏产品价格上涨幅度明显低于美国对我国光伏产品征收的反补贴税20.31%，这说明，我国出口美国的光伏企业无法通过提高出口光伏产品价格来将反补贴税完全转嫁给美国的消费者。另外，美国对我国光伏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导致我国出口美国的光伏产品出口价格上涨0.18%，出口美国的光伏产品产量下降5.89%，出口收入减少5.71%。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双反”措施的实施，迫使我国光伏产业提高产品出口价格来弥补被征收额外关税带来的成本上升的损失。但是，提高出口价格也使得我国出口光伏产品失去了原有在国家市场中的价格竞争优势，因而导致我国光伏产品出口量的急剧下降。综合考虑我国出口美国光伏产品的出口价格和出口量的变化幅度，光伏行业整体出口收入是下降的。并且由于反倾销税的税率比反补贴税率低，相比而言对我国光伏行业的影响较小。
（二）“双反”措施对中美两国光伏产业的影响
模拟结果表明，当中美两国的宏观经济条件保持不变时，征收20.31%的反补贴税会导致美国本国光伏产品的价格下降4.92%，美国光伏产品的产量增加30%，美国光伏行业收益增加25.08%，全行业就业人数和设备利用率都增加30.04%；7.56%的反倾销税使美国光伏产品价格下降1.51%，产量增加6.41%，全行业收益增加4.9%，光伏行业就业率和设备利用率增加6.41%。可以说，对美国光伏行业的生产者而言，反补贴税的征收起到了明显的贸易救济效果，也达到了减少我国涉案产品市场占有率的目的。
（三）“双反”措施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模拟结果表明，美国对我国光伏产品征收反补贴税会致使美国消费者在光伏产品上的消费支出增加约20.88亿美元，这其中由于我国光伏产品价格上升导致的支出增加约为15.64亿美元，其余增加的5.24亿美元支出为美国本国光伏产品价格下降导致。另外，美国光伏行业生产者福利月增加15.64亿美元，美国政府由于关税增加提高收入约3.75亿美元。综上，征收反补贴税减少美国社会总福利约1.49亿美元。同样，反倾销税的征收使美国消费者的支出增加9.81亿美元，因为生产者福利增加的2.19亿美元和关税的2.7亿美元收入无法弥补消费者的损失，美国社会总福利因反倾销税的征收而降低4.29亿美元。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反补贴税的实施虽然使美国生产者获益，但从整体市场福利而言，生产者的获利以及关税收入并不能弥补消费者支出增加带来的损失，从长远来看，反补贴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起到保护本国光伏产业发展的作用。
五、对策建议
（一）调整光伏产业扶持方式，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
我国光伏产业发展起步阶段得到大量的政策扶持，使得行业进入门槛低，大批企业进入光伏行业，并扎堆光伏产业链中游生产环节，大量同质性产品集中出口，这才使得国外“双反”调查接踵而至。因此我国光伏企业应提高自身技术开发能力，产品创新能力，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摆脱通过打价格战获取市场份额的传统销售方式。另一方面，政府通过调整扶持政策，对中游生产环节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逐步的削减甚至取消，加大引导光伏企业向下游电站业务发展的力度。
（二）建立健全出口预警机制
众所周知，提起“双反”申诉前，申诉行业会需要一段时间准备申诉材料，在这段时间内国外行业将会表现出一定的预兆。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培养掌握预警知识的专业人才，尽早发现申诉预兆，发现预兆后便可以提前做出提高产品价格、减少出口数量、与准备提起申诉国家进行沟通交流等一系列反应，将“双反”调查遏制在准备期。所以说，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都应该重视建立健全出口预警机制，企业和行业协会可以据此及时调整产品价格和产量，政府可以据此加强对贸易摩擦的监控。
（三）光伏企业积极应诉
当然，除了建立对贸易摩擦的预警机制，当“双反”调查结果落实，面对“双反”诉讼时，光伏企业也无需闻风丧胆，埋头逃避。我们应该积极应对“双反”诉讼，并且要争取公平公正的裁决。另外，在应诉的同时，对已经发生的制裁措施，做出相应的弥补，转移“双反”制裁给光伏出口企业带来的影响。例如，到发展中国家开拓新兴市场，进行光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以此避开贸易摩擦，提高本光伏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国际竞争力等。
参考文献：
[1]佟苍松.armington弹性的估计与美国进口中国商品的关税政策响应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6（03）.
[2]向洪金，赖明勇.我国“双反”措施的产业救济效果与福利效应――基于可计算局部均衡CompaS模型的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2012（02）.
[3]周鹏，胡凯.安徽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产业结构与出口贡献实证研究[J].华东经济，2015（09）.
双减政策可行性分析篇9
关键词：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法
基金项目：2012年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立项项目（项目编号：2012480）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1月2日
固定资产是企业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超过一个会计年度的有形资产。为了加强企业固定资产管理，科学核算成本和费用，保证固定资产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其自身价值，促进企业良性发展，加速折旧法应运而生。加速折旧是税法规定的允许纳税人在固定资产使用年限的开始提炼较多的折旧，随着年数的增加相应地减少折旧额，从而使纳税人的所得税税负得以递延的一种有效可行的方式，其应用是否科学合理，会对企业当期经营效益产生重大影响。
一、加速折旧法对企业会计利润的影响
以下通过案例数据来说明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两种加速折旧法影响企业利润的方式。
案例1：某公司有一台机器设备，原值30万元，预计净残值率为5%，预计可使用年限为10年，企业分别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提取折旧。分别采用两种不同的加速折旧方法进行账务处理。
（一）双倍余额递减法。（表1）通过表1计算表明：固定资产在购买初期即效能较好，使用最灵活便捷的时候，折旧提取较多。
（二）年数总和法（表2）
年折旧率=（10-已使用年限）/（折旧年限×（折旧年限+1）/2））×100%
通过表2计算可以看出：随着年数的增加折旧率出现递减的趋势，年数总和法在固定资产使用状况良好的时候提取了较多的折旧。
以上两种方法的计算均表明：（1）前期固定资产使用过程中计提的折旧较多，以后年度逐渐减少，这正是加速折旧法的特点，通过采用该方法有利于企业设备的及时更新；（2）在其他费用成本不变的条件下，企业因采用加速折旧法引起的利润减少，能够在后期计提的折旧额减少使得企业利润增加中弥补回来。另外，企业在使用加速折旧法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时应注意两个问题：若使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固定资产是在年中或年末计提的，那么企业应当对固定资产分段计提折旧；若采用年数总和法计提折旧，当固定资产每期计提折旧的金额比直线法计提折旧的金额少时，应当在剩余年限内用直线法替代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法。
二、加速折旧法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为了加速企业固定资产更新、促进企业进步，在固定资产前期技术状态好能创造出较多价值的使用阶段应多计提折旧。同样地，在所得税的问题上加速折旧法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从税法的角度讲，为了保证国家税收的稳定性和公平税赋，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法进行了必要的限制，在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问题上企业应尽量使会计处理与税法规定相吻合，尽量地减少纳税调整，降低企业成本，而且要充分利用税收政策，做到税收成本最低化，风险最小化。下面用案例分析题解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下：
案例2：某企业新购进一台大型机器设备，原值800，000元，预计残值率8%，经税务机关核定，该设备折旧年限为4年，假设在提取折旧之前，企业每年的税前利润均为1，800，000元。企业所得税税率25%，采用两种折旧法计算折旧额和所得税额，比较双倍余额递减法与年数总和法对所得税的影响差异。
（一）双倍余额递减法。（表3、表4）
（二）年数总和法。年折旧率：尚可使用年数/预计使用年限的年数总和。每年提取折旧额如表5、表6所示。（表5、表6）通过以上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对于一种特定固定资产而言，采用两种加速折旧方法企业所提取的折旧总额是相同的，同一固定资产所抵扣的所得税额也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企业在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内每年所抵扣的应税所得额是不同的，由此导致每年所抵扣的所得税额也是不同的。上述分析更深一步说明加速折旧法可以递延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期间，从货币资金的时间价值角度考虑，为公司争得了一定时期的无利息贷款，使公司获得一定的财务收益。
三、对加速折旧法应用的思考与建议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相关政策法规的颁布，加速折旧法越来越受到各个企业的青睐，因为加速折旧法提倡企业尽早收回投资，用新技术更换原有的旧设备，以此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该方法正在被政府和企业合理运用与完善。当今社会由于经济软实力、特别是在科学技术的这一强大力量的带动下，企业固定资产更新换代速度惊人，使得资产的自然使用寿命被新的替代品强制缩短，无形损耗越来越明显，有的高精尖部门的固定资产不是因为长期使用破坏严重而无法继续使用，而是在其正常年度使用范围内就被性能更好、效率更高或者价格更优惠的新型设备所取代，因此加速折旧法的实行越来越成为必要。针对加速折旧法当前经济形势下所处的境况，以及上述资料数据对两种加速折旧法的分析，对进一步更好地应用该种方法提出下列可行性建议：
（一）以企业整体经营决策为出发点，充分发挥企业内部优势。企业应当把加速折旧放到整体经营决策中考虑，降低成本，合理避税，恰当地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增强财务报表的可能性，从而达到实现企业预期效益的目的。同时企业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内部优势，运用科学技术多开发一些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这样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加速折旧法的作用，加速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增强企业的后劲，而且从长远来看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在物价持续波动情况下采用加速折旧法。在物价波动幅度大尤其是在物价居高不下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应当采用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这样能够使得大部分投资在被不合理使用之前收回，从而避免因物价上涨而发生的货币时间价值造成更大的损失，有利于固定资产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实现统一。
（三）从政府层面上支持并规范加速折旧法的应用。国家对加速折旧法的实施应逐步放宽政策，支持更多有条件的企业采用加速折旧法，这一措施短期来看会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受到影响，但对企业而言不但减轻了税负还提高了更新固定资产的能力。政府还应加速实施对企业固定资产价格的重估，重估对企业固定资产的更新，保持各年效益平衡有重大意义，利用重估加快实行加速折旧方法。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3.16.
双减政策可行性分析篇10
关键词：世贸组织；贸易磋商；贸易政策；国际政治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2-0052-07
中国自1986年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的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ariffandtrade）成为会员国起，在历经前后长达15年的谈判之后，终于在2001年12月成为其后续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谈判的过程既漫长又复杂，受到许多内政与外交因素的牵制与影响，也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尝试平衡各个不同的影响力所作的努力，而人世的谈判过程及其最后的结果也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检视各个影响中国经济与贸易政策的因素及其相对重要性。
当前对中国入世谈判的研究多属于定性的分析，其优点在于对谈判的过程提出独到的观察与分析，唯其观点与发现，多来自中国与美国的双边谈判，也尚未充分地受到实证的检验。虽然中美双边的谈判是入世谈判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毕竟不是中国所进行的唯一的谈判。从单一事件中所获得的结论尽管有价值，但未必能呈现完整的图像。要对人世的谈判过程和结果有全盘的了解，还必须超越中美双边的分析。
其次，目前各种案例研究的分析通常缺乏清楚的理论框架的支持。大多数研究似乎从一个理性决策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的决策者在考量国家和社会总体的目标下，尝试限制一些行政官僚或产业界的利益。唯有Yee持不同的看法。他从两个层次的赛局（two-LevelGame）的观点，认定中美双方的谈判人员都曾经利用国内的牵制力量来拉高对对方要求的抗拒，显示国内的决策模式，牵涉到利益的游说，不完全是理性的。与其他人相比，他的结论表明目前对入世谈判的研究仍有相当的分歧。
为了进一步了解该议题并厘清相关问题，本文尝试从现有文献中发展出相关的假设，并透过实证分析，找到影响入世谈判的决策过程的重要因素，并评估其影响力。依现有文献对一般贸易政策形成的观察，下列理论模型与中国的入世谈判协商过程具有紧密的相关性，主要包括：国家发展模型、社会关怀模型、利益团体模型以及外交政策模型。
一、贸易政策的理论模型
（一）国家发展模型
现今对“发展国家”（thedevelopmentalstate）的研究显示政府为了促进特定政策目标，如发展外贸竞争力、充分就业或经济自主，通常会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由国家主导的经济计划和指导是假设政府具有政治的自主性，能对经济问题作理性的规划。贸易政策和其他的政策如财税和汇率政策都是政府寻求培养战略企业，快速或持久地发展经济等战略布局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东亚的日本和韩国皆为善于使用贸易和工业政策来发展经济的显著例子。作为该地区的新兴经济力量，中国在培养支柱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上的表现也可被视为采取发展国家的策略。该模型也符合一般认为参与世贸组织是符合中国国家总体发展目标的观点。
（二）社会关怀模型
持该看法的学者认为贸易政策反映出政府对社会平等、财富分配及一些社会经济群体的关怀。在维护现状的情况下，政府会尽力避免使大多数人实质所得受到损失。Cheh在对肯尼迪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所作的研究发现那些工人年纪偏高、就业机会减少、受进口影响较大的产业，反而受到较少的关税减让，这显示政府对所得较低的群体会积极地保护，减少他们的经济负担，甚至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anderson和Baldwin认为美国纺织、成衣、家具、皮革及皮件等工业，同属低工资及低技能工人较多的工业，也受到较多的保障。在人世谈判中，加入世贸组织对广大农民及国有企业工人可能造成的冲击一直是讨论的重点。这些因素对谈判的影响是一个值得观注的重点。
（三）利益团体模型
上述两个模型皆主张贸易政策的目标是为了达到国家或者社会发展的目的的公共物品（publicgoods）。相反的，利益团体模型则假设贸易政策的制定源于个人或团体对于一些提议的支持或者反对，其支持或反对的立场则基于这些贸易措施是否会如预期地增加或减少他们的实质所得。在“多数决”的投票规则之下，一个产业的投票力量成为其是否会得到政府保护的重要因素。Baldwin的研究表明一个产业的劳动力大小与其预期得到的保护程度是相互关联的。美国纺织品和成衣工业曾经成功地将进口货占总体消费的比例控制在15%以下。tosini和tower发现在1985年纺织品法案上，纺织和成衣工人在各个国会选区中占全体劳动力的比例是解释国会议员在法案上投票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olson所指出的那样，当政策利益是分散的而且平均分布的，他们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利益团体通常只想“搭便车”，而不愿意参与游说。相反的，当利益团体数目相对较小，又会得到较大的政策利益时，更有能力克服这种潜在的“搭便车”问题。虽然Caves主张，地理上零散分布或较不集中的工业可以吸引来各个地方的议员、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广泛支持，但是，更多对贸易政策的研究成果支持oison的观点，认定工业保护与公司数目、市场集中的程度或游说的组织有关。
虽然利益团体模型源于已发展的民主或者多元社会，相似的情况似乎也适用于中国。在中国，“游说”可以正式地发生于政府部门对谈判立场的协调，或非正式地透过其他管道的联系。意识形态的差异与经济利益的区别（比如在出口导向具有优势的工业及部门，相对于较不具竞争力的部门），在中国的经济决策逐渐变得多元化时，即可能透过内在的协商交易程序来表达。有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政府部门间的游说协调在1999年之后减少了，针对这一因素的经验分析可以明确地为该看法提供验证。
利益团体模型也适用于中国的谈判对手。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已发展的民主国家其内部的利益团体在要求中国开放市场和贸易自由化方面也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对中国提出的特定请求或要求可能是其他会员国自己国内协商交易的结果。这些外部的压力也成为中国政府必须考虑的政策因素。
（四）外交政策模型
除了照顾国内的社会福利，政府也曾经利用国际贸易和外援来达到外交政策的目的。举例来说，根据Gilpin的看法，霸权国家，如英国和美国，皆曾采用自由贸易政策来动员而且凝固对其领导地位的支持。贸易政策是经济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其设计及发展是为了支援政府更宽广的政策目标。外国游说、对外关系和避免外交报复皆是影响关税水平的因素。
Chen和Feng在他们的对中国95种工业在1996年的关税所作的分析中认为，关税税率是国家发展模式（保护具有高度附加价值或增加税收的工业）、社会关怀模式（保护遭受损失的工业）和外交政策模式（保护外资比例较高的工业）的混合，与利益团体游说没有关系。另一方面，Sheng对1992年、1994年和1996年中国36个工业部门的关税分析得出类似的结论，认为关税税率受国家发展策略（保护较具生产力与竞争力的工业）和社会关怀的影响（保护劳力密集的工业）。利益团体游说（根据国有企业的比重）对关税有显著的但是与预期相反的（负面的）效果。
当面对外部挑战和内在压力时，中国政府如何决定自身的政策立场？前述的理论模型中，哪一个对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能提出最确切的解释？根据这些竞争理论的观点，本文将提出和这四个模型相关的因素，而且评估他们对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关税减让谈判中的重要性。
二、实证分析
在本研究中，中国在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最后结果将以其在关税上让步的幅度为代表。观察关税减让有两个优点。首先，关税非常广泛，可以涵盖各个主要的经济部门。虽然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在本质上必须达到类似的标准，但是，世界贸易组织在关税上并没有设定可允许的特定水平。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包裹交易里，谈判者会很有可能找寻符合他们目标的各种交换和妥协。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在关税上的让步可以显示出中国和他的贸易伙伴设定的优先次序和衡量交换的重要资讯。其次，关税税率是对保护程度一种客观又简洁的衡量，而且反映政府政策的偏好。关税方面的改变基本上能概述一个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立场。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中国入世时关税让步的程度，由1996年关税水平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约束关税之间的差异而测定。数值愈高，表示关税减让的幅度愈大。关税部门则依照1996年的调和关税系统（HS96）所认定。世界贸易组织的约束关税表现出中国对所有世贸组织成员的最终承诺，对每一个经济部门订出所许可的最高税率，也是对中国总体经济调整的一种非常广泛的衡量标准。这些多边的关税承诺将双边谈判的因素考虑进去，但是远远超过双边谈判的范围。比较的基础年是1996年，因为自那年起，中国开始对关税进行主要的削减。减少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4900个项目（含现有关税项目的76.3%）。削减的幅度也很显著，平均达到35%，为当时的最大降幅。如Chen和Feng表示，中国的平均关税税率在1995年略超过35%，在1996年则降低到25%之下。时间点上，这一减少关税的安排，正好是由“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过渡到“世界贸易组织”的转变期，也是中国重新燃起对世贸组织的兴趣的时候，也因此成为随后谈判的一个重要参考点。
如果中国政府尝试透过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推动经济改革议程，那么工业政策的因素对谈判最后的结果应有显著的影响。如果政府为了国家经济的发展，试图保护有生产力和竞争力的部门，则会在人世之后的市场竞争环境上设置保护屏障。如下页表1所示，“工业增加值率”、“劳动生产率”及“出口进口比例”等变项，可视为国家发展模式对每个部门的衡量指标，评定其经济价值、生产力和经济竞争力的各个因素。
其次，工资是衡量中国政府对社会平等和经济安定态度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及社会指标。一般而言，薪资水平与工人技能呈正相关，反映一个产业在工业化经济内的比较优势。如社会关怀模型所讨论，薪水已经很低的工人可能引起公众的同情，很难再把他们置于贸易自由化的压力之下。薪资水平和关税让步之间的关系反映政府的社会关怀程度。其与依变项的正向关系反映出政府有意对那些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提供保护。另外两个变项――“农业部门”和“亏损企业比例”在经济改革的时代中，同属被认定的“经济的弱者”。如果这两个变项与依变项呈现负相关，它会清楚而明确地传达政府的社会议程，反映政府愿意对经济上遭受损失较多的部门提供保护，使其承受较少的关税减让。
下页表1中“职工人数”和“国有企业的比例”是对利益团体模型的衡量。如前所述，企业就业人数的多少是其基础。再者，国有企业可能是影响力的另一个来源。在过去，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他们作为中国旧经济的政策目标工具，与政府行政部门保持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系管道，作为具有国家特性的利益团体，在游说中保有特别的优势。
最后，美国和日本的“显示比较利益”指标可用来检验在外交政策模型中外部压力的效果。合理的推测是美国和日本的谈判者会对他们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和扩大市场占有率部门的关税减让最感兴趣。
除了上述变项外，1996年的关税税率也会被纳入回归分析，成为一个控制变项。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谈判者在中国的入世谈判中，最有可能聚焦在中国的高关税领域，因为那些领域创造贸易的可能性也比较高。我们预期它与依变项的关系是正向的，因为原始关税越高，世界贸易组织会员国希望其受削减的兴趣越大，也预计会造成较多的关税让步。
下页表2提供对各理论模型的解释力的一个比较。1996年关税率作为基线模型的唯一的变项，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解释关税减让的变异量。所有的其他模型充其量只能些微地改善R2的结果。而外交政策模型实际上会减低其解释力。总体而言，四个变项显示统计上的显著水平。国家发展模型中的劳动生产力是唯一与预测相反并且系数符号与依变项呈正向的关系。另外三个变项（“亏损企业比例”、“农业部门”和“国有企业比例”）皆与关税让步的幅度呈负相关，其结果正如社会关怀和利益团体模型所预测的那样。
因为没有一个理论模型具有决定性的解释力，下文将组合各个模型中的所有变项，以合并检验它们的综合效果。如下页表3所示，在表2中达到统计显著水平来的所有变项，在合并的模型中仍保持其显著性。唯有“国有企业比例”改变了其系数的符号，并减低了显著性。此外，“职工人数”在组合的模型中达到显著水平。
由于一大部分的国有企业也可能正在遭受财务亏损，企业符号的变化可能是两个变项同时尝试解释依变项中相同部分的变异量的结果。下页表3最后两个组合模型检视的是这一可能性。其结果显示当两变项被置于同一个方程式时，确有一些干扰效果，“国有企业比例”在统计上较不具有解释能力。表3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在1996年受到较高的关税保护的产业部门在中国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也经历了较多的关税减让。该结果也确认了“贸易创造”的原则，借由先前被保护的部门创造出更多的经济利益。这也显示了中国对经济自由化所作的承诺，甚至愿意让过去受到较多保护的产业受到一些压力。这与“保持现状”的模式不同，显示原先受更多保护的产业部门并未能维持其原有的特权和利益。
然而，中国对贸易自由化和经济重组的承诺不是无条件的。政府的社会关怀似乎在关税让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政府对农业部门和经历财务损失较多的产业关税让步较少。这两个变项呈现负号的系数，显示出农业部门和亏损企业比例较高的产业都受到来自政府的较好保护。
有趣的是，这个实证研究的结果与当前文献普遍的看法相左。许多分析家强调在进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后期部分，中国的领导层将保守派排除在外，最后的结果是改革派获胜。而实证研究的结果则呈现一幅不同的画面。显示高层领袖也尽力考虑到保守派人士的社会关怀。亏损较多的企业和农业部门能够成功地继续因较少的关税削减而得到政府较多的保护。如果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结果严格地遵照改革派的议程而追求市场效率或贸易自由化的原则，该结果无疑就不可能发生了。
如果我们进一步检视“劳动生产力比例”这一变项的表现，则该论点更进一步得到肯定。如表3所示，它的系数符号是正号，表示在对世界贸易组织关税减让上，生产力更大的产业担负了更多贸易自由化的负担。换句话说，随着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所预期进行的经济调整，其成本与负担有计划地被移转到比较有生产力的部门。这一结果反映出政府的考虑，认为较具生产效能的产业比其他产业更能吸收潜在的经济震荡。这一政策的取舍交换反映出政府对社会安定和社会公平的关心超过其对市场机制的信任。
实证的分析也显示出国内有组织的利益团体的压力，其效果并不十分显著。单独从利益团体模型来观察，国有企业似乎拥有所预测的政治影响力。但在组合的模型中，产业的大小而不是其背景变得更为重要了。职工人数更多的产业能更有效地保持关税的保护。然而，由于“职工人数”的统计效果在单独的利益团体模型中并不显著，它的总体解释能力可能也有限。分析的结果也显示，来自外国政府的要求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虽然许多的分析聚焦在中美双边的谈判上，最后的谈判协议并未特别反映出对美国或日本经济利益的回应。
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