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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0:20:39

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篇1

关于“双减”政策的认识和理解

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教师张永艳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主要指导思想是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

作为一名在职教师,我认为“双减”政策坚持学生为本,遵循教育规律,着眼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保障学生休息权利,让学生的学习回归学校,整体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减轻家长负担,缓解家长焦虑情绪,回应社会关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是利好政策。“双减”政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学校的教学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科学利用课余时间,开展体育、阅读、文学、艺术等教育,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制定课后服务实施方案,提升学校课后服务质量,增强课后服务的吸引力。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就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时时刻刻把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放在心上,承担起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使命任务。

落实“双减”工作提升育品质

包头市昆区包钢实验一小校长王冬梅

“双减”政策与“五项管理”均是以“小切口”撬动“大改革”。包钢实验一小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双减”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好,多措并举提升校内教育教学质量。

一是抓好课堂主阵地,教师上好每一节常态课。做到每节课准备充分、知识储备丰富、能力训练到位,打造充满“掌声、笑声、辩论声”的生命高效课堂,向课堂40分钟要效率,保证学生“吃饱”“吃好”。

二是加强课后服务,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学校发挥本校教师自身优势,丰富课后服务供给,开展丰富多彩的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科学实践,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帮助家长解决放学后接送学生的实际困难。

三是完善作业管理,深化评价改革。形成并完善学校作业系统,减少作业总量,提升作业质量。同时,探索探究性、实践性、综合性、跨学科作业。

看似一个点切入,实则是需要课前课中课后、学校家庭社会,全链条、全过程、全员的系统工程,根本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心实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扎实推进“双减”工作构建良好教育生态

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宋景民

作为一名教育人,从事教育工作30年,深刻体会到此次“双减”工作是我党为人民服务的深刻体现。近年来国家和自治区大力推进减负工作,但由于社会现象和一些培训机构等的虚假宣传,造成家长焦虑,被裹挟给孩子报补习班,导致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现象非常严重。此次党中央关于“双减”工作的决策部署,就是要减轻学生校内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彻底治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和部分校外培训机构借教育之名侵害人民利益的问题。体现了党中央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决心和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双减”政策后的我们

兴安盟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七小学家长小萨

从学生的角度来说,孩子们是“双减”政策最大的受益人。“双减”政策即保障了学生们正常的锻炼、休息、娱乐时间,也保护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身心健康。以往过量的作业和校外培训,侵占了学生们大量的课余时间。由于学生们的精力有限,在课间时间无法保障的情况下,就会影响校内学习,如此一来,就形成了学习上的恶性循环。因此,“双减”政策的颁布,对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保障充足的课余时间及合理开拓课外兴趣都有重要的意义,对孩子的未来有长远的好处。

“双减”政策落地后,可以充分发挥学校阵地的作用,在校内坚持做到应教尽教,着力提高教学质量、作业管理服务水平,不再让孩子们有写不完的作业。让孩子学好学好的同时,拥有了愉快的童年。其次,让校外的培训机构无法超前培训,让家长们教育成本显著下降,也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成长,让孩子们的情感和思想不再缺失。

我对“双减”的认识

通辽市实验中学初二(2)班学生郭逸群

实施“双减”政策不但能减少我们的课业负担,还能提升学习效率。以前每到假期的时候都是忙着上各种补习班,因为其他同学都在上,在讲下学期的新课,大家都在学习,自己不参加补习总是担心新学期跟不上。于是就参加了各科的补习班,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其实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自学各科内容,这样就有更多更自由的时间去阅读、去发展兴趣爱好,更有利于提高我们的综合能力和素质。再有,学校进行作业考试化改革,每天固定时间完成各科作业,提高了学习的效率,也提高了学习成绩。国家的这些改革政策对我们这些中学生来说受益很多。

坚决贯彻“双减”政策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赤峰市希望之声学校负责人关蕊

“一年内使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有效减轻,三年内使各项负担显著减轻”这两个带有时间节点的目标,明确阐述了“双减”对于整个教育工作的意义。我们必须认识到,校外培训机构“野蛮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国家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化管理,应该是预料之内的事情。

“双减”政策落地之后,学生们作为教育的直接参与者与受益者,将会有着更好的成长环境,在学科培训乱象得到整治之后,憧憬更多的孩子在艺术、体育、科技等方面展示自己的天赋,激发自己的潜能。

今后,我们要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服从国家大局,努力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一份力量。

“双减”政策之我见

锡林郭勒盟蒙古族中学教师王芳芳

“双减”政策的出台,让作为教师的我看到了国家对教育改革的决心和力度。政策的出台,将减轻家长的负担,让“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有了希望。同志也督促着教育者,要想更多办法去努力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希望加大力度将政策落地落实,切实取得实效。

落实“双减”,还孩子们一片宁静的天空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兴工路小学校长刘海涛

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循教育规律、保障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重大举措。回应教育关切,缓解了社会教育焦虑、减轻了家庭教育负担。

充分发挥学校主阵地作用,让学生学习更好回归校园,才能减少参加校外培训需求。全体教育工作者,应当务必以立德树人为导向,克服“唯分数”的评价方式,坚持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本,深化课堂教学改革、提高校内教育教学质量、完善课后服务,当好“四有”好教师和“四个引路人”,为学生成长导航,撑起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宁静天空。

“双减”政策之我见

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来伟

近年来,不符合教育规律的过量作业和校外培训已成为压在中小学生及家长肩上的沉重负担,对教育事业健康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双减”政策的出台,意在强化学校教育功能,增强教育的服务功能,引导教育回归教育本真,遵循教育规律,彰显公益属性,从根本上解决中小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促进教育健康发展。

下一步,应该抓好政策落实。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拿出实实在在的举措,切实做到“强校内”,让学生在学校“吃饱、吃好”,得到充分而满足需求的校内课后服务,以缓解家长对于“教育内卷”的焦虑,从而减轻学生、家长的负担。

关于“双减”政策的体会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四完小二年级六班学生家长杜强

作为一个小学二年级孩子的家长,过去2年加之幼儿园3年,5年的时间无论是经济还是精力都让我们这个普通家庭的一家三口背负着沉重的负担。校外辅导从不应该成为孩子“成功”的通行证,给孩子批改作业更不应该成为家长“责任”的必修课,最多只能算是家长下场助力有限手段。但是各类校外培训机构铺天盖地的宣传,“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的培训收费,让本来已被“贩卖”得惊人的教育焦虑则更变本加厉。

“双减”政策的公布,为“超速”“超载”的教育乱象按下了暂停键。作为家长,希望教育部门能大力推进该项政策的执行,让孩子有更多时间拥抱自然,锻炼身体,提升艺术修养,结交良师益友,塑造健全的人格。教育改革,我们不但是旁观者更是亲历者,我们相信国家的政策,更应该给与这些政策以充足的时间与耐心,让我们拭目以待,检验其成果。

“双减”有利于我们的健康成长

乌海市第二中学学生蔺子璇

近期我在电视上、网上都看到了有关于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一些新闻报道,了解到一些相关政策要求,这对于我们学生来说是一个利好政策,一方面它真正把我们从繁重的作业负担、补课压力中解脱出来,从学校出发引导我们科学利用时间,在完成书面作业后还能有时间去参加一些文体、劳动、阅读等活动,既能帮助我们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又有助于我们身心健康成长,同时也会减少“小眼镜”“小胖墩”的存在。另一方面,极大的减轻家长给我们支付校外培训的负担。

我们一定贯彻好党中央关于“双减”的政策

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第六小学校长李琼

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中之重。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是党中央、国务院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一直以来对教育和对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关心关注,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集中体现。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基层教育工作者,我们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不折不扣落实好“双减”工作任务,立足学校实际,进一步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抓好抓细作业管理,合理调控作业结构,分类明确作业总量,下功夫提升作业设计质量。同时,不断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及家长多样化需求,统筹学校、社会、家庭力量形成家校协同育人合力,实现让学生的学习回归校园,在校内“吃饱”“吃好”的目的,从而减少学生参加校外培训的需求,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构建教育良好生态。

“双减”政策学习心得

满洲里市第一小学教师宋美华

我从事教学工作20多年来,对学生课业问题和校外培训问题深有体会,随着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家长对“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视,学校对升学率的重视,种种重担都压在了孩子的身上,作业越来越多,学校周边被各种“托管班”、“培训班”包围,家长们不得不掏出高额的“补课费”,孩子们在放学后、节假日不情愿地走进这些培训班,我们的孩子越来越累。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作为一名教师和学校管理者,我认为这个意见的出台非常及时必要,对于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提高教师课堂教学效率,避免校外办学机构“喧宾夺主”、还学生快乐健康的童年,减少学生近视率、肥胖率、心理疾病都有积极的意义。我们一定不折不扣积极贯彻落实“双减”政策,做好课后服务等“五项管理”,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学习“双减”政策心得体会

二连浩特市市第二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萨日娜

看到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出台“双减”政策,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和管理者,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了更加坚定的信心。要将“双减”政策落实落地,首先,学校教学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提高45分钟的课堂教学效率,以此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其次,教师们要精心备作业、布置分层作业,使学习能力水平不一的学生都能够“吃得饱”“吃得好”。再次,就是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全覆盖,使学生回归校园,从根本上解决“校内减负、校外加压”现象。

秉承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我坚信扎根中国大地的教育会越办越好,会培养出更多新时代社会主义人才,实现我国教育强国之梦。

落实“双减”政策,真正实现立德树人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实践教学副主任马红斐

“双减”工作的实施对推动我国义务教育的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就小学而言,繁重的课业负担,校外机构的野蛮无序生长,学校教育服务外包的风险,家庭教育的巨大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都影响着教育的健康发展,严重制约了基础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因此,落实“双减”工作是探索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良好契机,各方都需要沉潜下来,从立德树人的教育本真出发开展工作。作为师范类院校,我们也要为社会培养出能够适应新形势,具有综合育人能力的优秀人才。

让教育回归教育本身

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篇2

教师关于教育双减的心得体会  新学期开始,“双减”新政落地,将让中小学的办学生态发生巨变,学校教育主阵地地位增强,我们教师肩上的责任无疑更重,专业性要求更高。“双减”之下工作量虽略有增大,但也促进了自己对教学的思考:如何提高作业质量,如何进一步优化课堂,这是“双减”给老师们带来的积极影响。我们要落实“双减”政策,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扎实有效的开展教学常规工作。

  “双减”新政给老师带来了哪些影响?“双减”之下,如何让教育回归,让幸福回归?下面我谈谈对“双减”的感受和看法。

  一、“双减”政策下,教师要加强备课质量,优化课堂,布置作业,力求“少而精”,致力引导学生找到学习乐趣。

  “双减”出台,意味着我们教师要想方设法引导学生找到学习乐趣,当他们的内驱力被激发,学习就会变得轻松,也会主动向课外延伸,拓宽知识广度。“双减”之下,向课堂40分钟要质量的要求进一步加强。

  作业批改是落实“双减”的重要突破口。作为教师要比过往花更多时间和精力,科学布置和批改作业,并根据作业情况,更精准地为每位学生构建学习档案。“双减”要求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家庭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避免重复性和机械性的作业。

  因此,我布置的书面作业不超过20分钟,尽量做到精且优。另外还有20分钟的阅读时间,由学生自主把握。作业批改有优、良、中等标准,个别同学完成质量不高的会做批注,再抽时间对他们面批面改。谈到分层布置作业的问题,小学生的分层不会特别大,所以学校暂时还是全级统一作业,对学有余力的学生,鼓励他们多阅读。

  二、如何让课后服务变得更有意义?老师应该跟时间赛跑,在夹缝里挤时间。

  我们教师应该严格执行国家课程计划,努力做到“减负”不减质,“减负”不减责。科学合理布置课外作业。不给家长布置作业,不要求家长批改作业。切实提升课后服务水平,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增强课后服务的水平。

  实行“双减”工作以来我们课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更注重提升课堂效率,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家庭作业主要是让孩子们完成一些像跳绳、排球、篮球这样体育类的,还有帮助爸爸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完成一些他们喜欢的兴趣爱好。

  我校启动新学期课后服务工作后,所有教师坚守岗位,在服务时长、服务形式、课程项目、师资队伍等方面进一步优化,不断提升课后服务质量,真正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老师们改变了在课堂教学习惯,主要是理念的转变,课堂上采取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引导学生参与到课堂学习活动之中。在课堂上腾出更多的时间,低年级是15到20分钟的巩固练习时间,高年级是10到15分钟的巩固练习时间。减少了孩子们回到家里完成作业的情况。

  三、落实双减”,扎实常规

  结合教育部颁发的“双减”政策,我们教师应该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分层布置作业,减少学生作业负担,将“双减”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分层作业要在集体备课、教学设计、学生作业抄写本上呈现出来;每周一次组内集体备课,做到人员分工,经验相互分享,保证备课如实开展;落实常规工作,狠抓教学质量。

  积极学习本期常规考核要点及变化,及时了解教育文件,仔细研读教参,明确教学流程,注重教学细节,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从而保证教学质量得到稳步提升;反馈开学教学工作手册撰写情况,要注重课题研究的撰写,工作手册的指导思想要结合“双减”政策、教科院提升课堂质量六项建议、本期教导处工作计划进行撰写。其中指导思想、教学目标、具体工作措施要一一对应。

  总之,我们教师应该重视教学常规工作,更加清晰地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做好常规工作,真正有效地落实“双减政策,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切实减轻学生负担,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双减是一项政治任务,学校和教师是落实“双减”工作的关键。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双减工作作为维护教育公平的关键举措,坚持标本兼治、疏堵结合,让校外培训回归教育初心,助力学生全面发展。要更加关心关爱教师,依法保障教师权益和待遇,引导教师严守师德师风底线,用心提升校内教育教学能力,同时发挥个人特长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让课后服务更精彩,全力以赴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社会都要重视教育、关心教育、支持教育,让尊师重教成为社会的一道靓丽风景。

  我们教师要时刻铭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对标“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标准,以德立身、以德施教,用高尚人格影响学生、教育学生,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家国情怀,注重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良好学习习惯,促进他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造就一大批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教师关于教育双减的心得体会

    “双减”工作是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和政治高度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是构建教育良好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国之大计。作为一线教师,更是站在了“双减”工作的主阵地上,更要认真学习领会并贯彻到学习工作中去。

     在我看来,“双减”不是让学生远离学习,度光阴,轻视教育,更不是在教育质量上做减法,不是在教育责任上撂挑子。而是对我们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我们要认真备课,引导学生敢于质疑,提出问题,发现问题,鼓励学生自主探究问题,解决问;要健全作业模式和形式,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同时转变教育评价方式等。

     我认为具体的做法有:

     一、学习课程标准,对课程标准有新的认识,更新教学理念,明白减负并不是单纯的削减作业数量,关键是如何在“减负”的同时提高质效。

     二、增强集体备课,仔细钻研教材,使各单元的教学目标更加明

  确,依据单元目标制定合理地课时教学目标,并依据各班的实际情况,修改教案,有针对性地对语文知识和能力进行训练。

     三、依据学生年龄特征,创设情境,培育学习兴趣,以“学生发展为本”,精讲简练,给学生多一点时间和空间,让学生自主地、富有个性地发展,让每一个学生在课堂中都有所收获,从而提高40分钟的教学质量,打造高效课堂。

     四、精心设计课堂练习,围绕听说读写相结合进行。有目标,避开随意性。在讲解课文中完成。如:每篇课文中的生字,对容易写错的,在检查预习时重点强调,采用集体书空或抄写或形近字等方式牢固掌握。课文中的关键词语,运用各种办法或近、反义词,或联络上下文理解。找出本篇课文中想像说话的训练点,进行说话练习。课后及时写下。有了课堂上说的基础,回家完成写的任务就轻而易举。对文中的重点段落指导朗读,熟读成诵。减轻了学生业余负担。

     五、课外作业,细心筛选,仔细编排,如在教学中总结出经典基础性作业和练习,作为常规试题仔细练习。让学生作业负担小,又得到最大的训练,做到及时高效。每周针对单元目标出好周周练,进行些操练。

     六、设计分层作业:对各班级不同学生的特点,设计一些必做题和选做题,学生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和能力选做作业。同时还注意作业的趣味性和实践性,让中差生把完成老师的作业当作一件乐事。避免作业中的重复现象,尽量设计精而简的作业,作业的布置要照顾到各个层次的学生,让每个学生都能体验到成功的喜悦,逐渐树立起学习的信心。

     总之,练习只是手段,让学生在课后获得现固才是最终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作为教师要精细设计每一个课堂作业,做到少而精,让学生在乐中获得学习,获得巩固,增强练习的有效性。

 教师关于教育双减的心得体会

  开学季,上好“双减”第一课卸下过重负担、逃离题海战术,让孩子们“返璞归真”,这才是童年该有的样子。暑假即将结束,很多同学真切感受到了“双减带来的“惊喜”一一校外培训做“减法,业余时间做“加法”,孩子们有更多时间去追寻童年的“诗和远方”。今年秋季学期是中小学全面落实“双减”相关部署要求的第一个学期,“双减”大礼包为孩子们送上开学“见面礼”,家长们也更加期待全新的打开模式。开学季,如何让“双减”在校园里与暑期有机衔接,持续推动减负政策在校园里落地,孩子关心,家长注重,全社会关切。教育部门、学校应把“双减”政策贯穿到新学期的教育任务当中,精心准备好“双减第一课。把各项“硬举措”落地落实,首先要深刻把握“双减”重点,对标对表,把举措与实践有机衔接起来,严格把控好书面作业量,探索推出延时托管服务等,让“双减政策与教育改革同频共振,打开更多新场景,为孩子们快乐学习、健康成长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双减”落地,关键看行动,更要看力度。各地要细化措施,从严监管,让好政策见到好效果。当前,很多地方积极采取行动,纷纷推出“课后服务细则,让“双减走进校园拥有更具体、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箱”。

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篇3

关键词:低碳供应链;政府干涉;零售商双渠道运输;双渠道同价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6.10.15

中图分类号:F252;C9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6)10-0070-05

abstract:Basedonthebeijiangrivercommoditiessupplychainastheresearchbackground,thispapersetsupamanufacturerandadistributoroftwostagesupplychainsystem.Distributorshavewatertransportchannelsandhighwaytransportationchannels,inaunifiedpricesellingproductstothemarket.Distributorsofwaterwaytransportchannelsforpricesubsidies,aswellasthegovernmentforlowcarbongreencargospointofview,thewatertransportationchannelstopurchaseproductsofconsumersubsidiesisstudiedrespectively,undertwokindsofpricesubsidypolicyimpactonbulkcargointhesupplychain.Byanalyzingthegamerelationshipbetweensupplychainmembersandthegovernment,itfindstheirrespectiveoptimaldecision.Resultshowsthatthetwokindsofpricesubsidypolicycanincreasethewatertransportation.inthelongrun,thegovernmenttotheimplementationofthediscretepricesubsidypolicy,andthedistributorpricesubsidypolicyusedinterchangeablytoeffectivelypromotetherealizationofbeijiangrivercommoditiesthegoaloflowcarbontransport.

Keywords:lowcarbonsupplychain;governmentinterference;retailersdoublechanneltransport;samepriceofdoublechannel

引言

“十二五”期间,清远地区按照广东省实施的“双转移”战略,原珠三角大批传统加工制造业等企业迁往沿北江布局生产基地,带来了北江流域地区大宗货物运输需求的大幅增长,年货运量达11亿吨。目前这些大宗货物主要通过公路运输至珠三角地区,导致公路拥堵和汽车超载的情况逐渐加重,道路安全隐患形势严峻。同时,大宗货物运输需求的大幅增长使得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等问题日益加重。与北江流域公路运输紧张的状况相比,北江承担大宗货物运输的比例不到10%,良好的水运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为了有效缓解北江流域交通运输压力,完善珠江流域低碳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交通运输部和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实施了“大宗货物绿色运输北江示范项目”工程。通过补贴、改善水路基础设施等多种激励方式,在满足运输需求的前提下,积极引导大宗货物运输由陆路向水路转移,实现大宗货物低碳运输的协调,达到社会总成本最低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双赢目标。

在没有政府干涉的情况下,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是大部分大宗货物都选择公路运输,从而严重破坏公路运输环境。政府干涉是目前广泛采用的协调方式,这种方式可以达到陆水运输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最优。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定性的角度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1,2],从供应链角度进行定量研究的较少。通过表1的对比分析,大宗货物陆水并行低碳运输的问题与双渠道供应链问题类似。由此,本文参考双渠道供应链协调的运作策略和机制等方法理论来研究大宗货物供应链协调的问题。

双渠道协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零售商双渠道供应链:Huang等研究了零售商双渠道模型的4种常见定价策略,得出局部最优策略与整体最优策略的利润差值绝大多数情况下小于4%[3]。季磊磊等研究了零售商负责废旧产品回收的闭环供应链的协调机制,设计的收益共享―回收成本共担契约使零售商双渠道供应链达到协调[4]。(2)低碳供应链:李友东等研究了低碳研发成本分摊系数和政府低碳补贴等方面对供应链低碳化研发投入的影响,得出不同博弈形式下的企业低碳研发合作和政府补贴策略[5]。徐丽群考虑分摊碳减排成本的供应商销售收入模型,分析了碳减排成本分摊比例和采购价格对供应商销售损失的影响[6]。(3)双渠道采用线上线下同价机制:郑文等研究了在强势零售商推行线上线下同价政策背景下,对比分析了双渠道和三渠道的竞争模型,得出实现供应链协调的途径[7]。苑春等研究了3种不同情况下的双渠道定价博弈及其均衡问题,得出在任何情况下均为最优的均衡解是不存在的[8]。(4)政府干涉对双渠道供应链的影响:wei-minma等构建了基于政府补贴下的双渠道闭环供应链模型,通过对比分析得出政府补贴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制造商、零售商和消费者的收益[9]。邱国斌在考虑政府补贴权重的情况下,分析了不同权重下政府补贴对供应链成员决策及其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消费者、企业和政府都是有利的,政府和企业更倾向于对制造商补贴[10]。

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品双渠道销售供应链方面,对于政府干涉的分销商双渠道低碳供应链运输协调方面的研究也较少。为此,本文以北江大宗货物供应链为研究背景,以占北江大宗货物运输比例最大的水泥为例,基于零售商双渠道供应链协调的研究理论,分析如何通过价格补贴策略和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策略来协调水路和公路的平衡运输,同时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目标,以分析供应链各成员以及政府间的博弈关系,找出各自的最优决策量。

1模型描述与假设

考虑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分销商的两级供应链系统。水泥分销商同时拥有水路运输渠道和公路运输渠道,以统一的价格向市场销售产品。大宗货物供应链的制造商在供应链中往往处于主导地位,它根据分销商做出的决策而决策。在产品单周期内,制造商首先将产品以w价格批发给零售商,然后分销商再以统一的价格p进行销售。而政府出于低碳绿色货运考虑,对水路运输渠道实施激励策略,积极引导大宗货物通过水路运输,以实现对整个供应链的调整。

3案例分析

为探讨政府实施政策的有效性,以整个北江英德地区的水泥厂生产销售的水泥为例。目前,水泥市场每天潜在总需求约为7万吨/天,水路运输的潜在服务能力约为24万吨/天,而公路运输的潜在服务能力约为46万吨/天,即可取a=80000,μ=033。水泥厂制造水泥的成本为250元/吨,即c=250。从英德水泥厂码头和东莞虎门码头的航道全长约为240千米,公路约为210千米。由于北江航道硬件设施和水位限制,载重为1600吨的标准船舶往返一趟需要十多天,即取t1=13。而标准载重40吨的汽车完成一趟往返的运输时间最多不超过两天,即取t2=2。选取水路承运人和公路承运人在其中任意几天的运输数据,如表2所示。

增长(下降)率=[政府实施策略下最优值-无政府干涉下最优值]无政府干涉下最优值×100%(39)

(1)当政府对水路进行补贴时,与无政府干涉情形相比,水泥分销商不仅增加5347%的水路运输量,减少145%的公路货运量,还增加859%的利润。同时,制造商的利润增加了249%。因为在该策略下,市场的总需求量增加484%,销售价格增加10%,同时运输成本降低516%,批发价格降低288%。政府采用价格补贴策略能有效促进大宗货物运输转移到水路运输,公路运输的日交通车次减少,不仅水路运输的装载得到了充分利用,还能有效地降低整个供应链的碳排放量。这说明政府的补贴策略是有效的。不仅对公路运输向水路运输的转移有较明显的效果,也使得货物运输更绿色低碳。

(2)当政府实施改善水路运输设施策略时,与无政府干涉情形相比,不仅增加662%的水路运输量,减少1614%公路货运量,还能使分销商利润增加241%。水路运输服务设施改善后,水路运输的竞争力得到增强,吸引更多的大宗货物转移到水路运输上来,总运输量增加73%,产品的边际利润增加172%,同时降低分销商78%的运输成本。制造商的利润增加289%,因为虽然批发价减少065%,但在该策略下总需求量增加73%。因此,实施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策略,不仅缓解水路运输与公路运输之间的不平衡,还增加供应链成员的利润。

(3)当政府实施价格补贴策略时,与无政府干涉的情形相比,碳排放量减少953%。当政府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时,碳排放量最少,比无政府干涉情形减少394%。这是因为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后,大宗货物运输有效地从公路运输向水路运输转移,减少碳排放量。

(4)当政府实施价格补贴策略时,供应链总利润增加194%,因为政府的价格补贴增加市场总需求量以及水泥产品的销售价格。当政府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时,供应链总利润增加241%。政府实施的两种策略都能调节水路运输与公路运输货运分担比例的作用,降低碳排放量,增加供应链的整体利润。政府改善水路运输设施时,整个供应链增加收益的203%由分销商占有;政府实施价格补贴策略时,整个供应链增加收益的15%由分销商占有。可得管理启示:若要有效地协调北江大宗货物供应链运输,则要合理地协调制造商和分销商的利润,从短期的效果来看,政府实施价格补贴策略对平衡水路运输和公路运输分担量的效果更为直接和明显。从长远来看,政府要实施不断地改善水路运输服务基础设施,才能有效地实现北江大宗货物低碳绿色运输的目标。

(5)在政府补贴的情形下,水路运输量总是大于无政府干涉情形下的水路运输量,而公路运输量总是小于无政府干涉情形下的公路运输量。在政府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情形下,水路运输量总是大于无政府干涉情形下的水路运输量,而公路运输量总是小于无政府干涉情形下的公路运输量,且政府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后的运量转移效果比政府补贴的效果更好。

(6)当采用两种策略后,水路运输渠道份额慢慢增加。在政府价格补贴情形下,制造商的利润大于无政府干涉下制造商的利润,分销商的利润则小于无政府干涉下分销商的利润;同理,在政府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的情形下,分销商的利润大于无政府干涉下的分销商的利润。政府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下,制造商的利润大于政府价格补贴下制造商的利润,分销商的利润大于政府价格补贴下分销商的利润。

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篇4

 

11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11月18日,在apeC会议上表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而在早前公布的中央“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也提出了“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的思路。

 

从“供给经济学”到“供给侧”改革

 

上世纪70年轫于美国的供应学派是“供给侧”经济硏究的先声,并在大约10年时间里成为日后有名的“里根经济学”的基础之一。供应学派的诞生建立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注重需求侧的管理,通过刺激需求达到经济调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货币政策。尽管凯恩斯主义被一再证明在短期内确实行之有效,但长期来看,味扩大需求会导致持续通胀,进而导致经济停滞。这正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世纪80年代上台时面对的局面。供应学派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弊端,提出了通过提高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过刺激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张。基于这个基本认识,通过减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供给学派最鲜明的口号。

 

里根上台后,于1981年将供给学派的主张结合货币学派的主张一起运用,并分解为削减不包括军费在内的财政开支,对企业和纳税个人实施大规模减税,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等措施。

 

2013年,以贾康为代表的多位经济学者提出了“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强调以推动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着力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有效化解“滞胀”、“中等收入陷阱”等潜在风险,实现中国弥合“二元经济”、趋向现代化的新一轮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与质量提升。其基本政策主张是着重从供给端入手推进我国经济实现“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转、双进、双到位、双配套”等八双。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3“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双扩”,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和,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双转”,落实人口政策的转变,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双进”,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双配套”,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金融配套改革。

 

从需求管理到供给侧管理

 

除去新供给经济学派的努力,多位财经官员也于近日对“供给侧”进行了权威解读。

 

10月8曰至10曰,中央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在广东考察时说,要按照中央要求,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把增强企业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引导好社会心理预期,重航权保护和知i,口产权保护,完善商业法制,切实发挥企业家重要作用,着力营造抉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场环境。

 

11月14曰,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在北大经济观察报告会上指出,供给侧的结构改革的重点在于要形成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而“供给管理”,是指通过解除对人口、制度、土地、资源、金融、创新等抑制,增加有效供给。

 

徐林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的核心,一是要形成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在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方面,要从产权制度、国有企业制度、金融制度和财税制度的改革,来释放红利。另一方面是在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方面,需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政府管得过多,审批过多,监管过严,都会增加制度性交易成本。

 

11月18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财经》年会2016上发表主旨演讲,指出了我国的供给体系和结构存在的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具有外向型,现在外需减少了,有些产能过剩了,转向内需,当然是一个方向,但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有些甚至可能无法转向内需。

 

第二,过去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供给体系,没有及时跟上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而变化了的消费结构。絲都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同一件产品出口的品质就高一些,卖给国内的品质就些,迫使很多中等歡群体出国买“中国造”。

 

第三,过去供给体系能适应排浪式消费,但满足多样化、个注化消费的能力相对比较差,总量上产能没有问题,但结构上存在着花色、品种、规格、安全ffi等满足不了消费需求这样一些问题,所以有些消费流向了国外。

 

第四,有些产业,产能已经达到了物理性的峰值,也就是说,价格再怎么降,产品也很难卖得出去,再怎么扩大投资,需求也很难消化现有的产能。同时有些产业,达到了资源环境约束的承载能力峰值,也就是说,如果以全球消费量为我们自己的产能峰值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忍受更加严重的雾霾。

 

第五,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一种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同时存在着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有些方面的成本,不仅高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于高收入国家了。高成本是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

 

针对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提出的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杨伟民指出,从过去的思路相比,新增加了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这么两条,这两条也主要是针对供给侧和结构性问题。

 

其实,无论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是新供给经济学的双创政策主张,创新无疑是位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地位。不过与本次“供给侧”的官方表述备受舆论关注相比,今年9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庁、国务院办公庁印发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所提出的建立创新政策协调审查机制和创新政策调查和评价制度则较少被关注。

 

“创新政策”提法的首次出现是2013年10月财政部部长娄继伟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国务院关于国家财政资金分配与使用情况报告》,“创新政策体系不够完善,与创新有关的产业、科技、知识产权、贸易、财税等政策缺乏顶层设计和有效衔接。”此外,娄继伟还指出,“促进技术供给的政策多,促进市场需求的政策少”。

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篇5

【关键词】出口退税外商独资企业影响

近年来,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不断加深,全面开放的进程逐年加大,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对外贸易得到长足发展。外商投资企业遍布国内各个城市,国际经济合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状态。随着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我国对出口退税政策不断进行调整和优化,出口退税政策一直处于变动中。因此,外商独资企业受到的影响很大,出口退税率调高或者调低都会产生一些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外商独资企业一般都从事技术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比如电子产品、机电产品、电脑配件等,而软件开发企业占外商独资企业中很大比重。外商软件开发企业从事软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而产品大部分要销往国外,对这样的企业来说,出口退税调整会影响产品的成本,销售的价格,从而影响企业的利润。根据我国外资企业法律规定,在国内注册的外商独资企业,是注册国法人,要遵守注册国法律,包括其成立、经营和解散,要遵循国内的税收政策,在这些税收政策中,出口退税是重要内容。

1.当前外商独资软件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2009年以来,软件开发行业受到国内外诸多因素影响,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软件开发企业内忧外患,面临竞争激烈,销售停滞等情况,个别企业处境每况愈下,形势严峻。有些企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为区域经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1国外需求下降,产品订单少。由于受全球经济形势影响,国外市场疲软,对软件产品的需求量明显下降,这个形势影响了外商独资软件开发企业在中国的生产情况,导致软件产品出口量减少。经济整体形势是难以预测的,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程度不同的经济危机也时而存在,而且影响时间和周期都不明确,软件开发行业低迷局面会持续存在。欧美市场和亚洲市场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趋势,这种种问题给软件开发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层层阻滞。

1.2汇率改革,人民币升值过快。2008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过快,人民币汇率攀升直接造成了软件成本利润下降。出口利润因为升值因素受到很大影响,利润降幅达到近20%。因为汇率变动是无法预测的,所以企业在运营过程中会出现很多不确定因素。例如,成本提高,所以要向客户提出涨价要求,但是一贯形成的价格和合作机制,客户不会轻易同意这些涨价请求。

1.3软件质量标准提高。国际市场对软件产品的质量一直提出很高要求。如今的科技形势是先进必然淘汰落后,软件产品是高科技产品,科技水平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软件市场对软件产品的淘汰速度更是快速的。欧美市场对软件产品的质量标准不是统一的,各国进口商对软件产品检测具有不同标准,国内检测机构的检测结果与国际市场上检测结果得不到相互认可,企业在无形中加重了负担。

2.出口退税机制的积极作用

2.1退税进度加快,减轻资金压力。在过去的退税过程中,由于退税指标等原因,退税速度缓慢,退税时间能达到一年或者一年半的时间。这样以来,占有了企业了大量资金,企业再想运行需要大量贷款,而且贷款产生高额利息,企业负担加重。经过对退税政策的调整,解决了一些陈旧的退税的问题,这些举措有效缓解了企业压力,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积极性。有了充足的资金,企业资金周转顺畅,企业有能力加大高科技产品投入,有能力优化产品结构,从而使企业充满生机与活力。软件开发企业产品周期短,更新快,势必要求出口退税时间要缩短,这样才能让生产与销售之间有一定资金空间。

2.2规避金融与财政风险。出口退税机制是根据财政支出结构制定的,出口退税资金要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对于软件开发企业来讲,有强大的资金支持是很重要。软件开发属于一项非常复杂繁琐的工作,要求细致、科学、创新。创新是企业发展过程中最难以突破的瓶颈。出口退税政策可以有效规避金融风险,把资金合理利用好。中国出口退税政策由中央和财政共同负担。这样的机制有效缓解了因中央财政支出不足造成的退税困难。

3.国家关于外商独资软件开发企业制定的即征即退及双软认证企业的免税政策简介

3.1即征即退的税务政策简介

国家关于即征即退的税务政策主要集中于以下两条:

3.1.1对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8微米(含)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简称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政策。

3.1.2对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25微米或投资额超过80亿元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经认定后,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中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简称企业所得税“五免五减半”优惠政策。

3.2双软认证企业的免税政策简介

“双软认证”是指软件企业的认定和软件产品的登记;企业申请双软认证除了获得软件企业和软件产品的认证资质,同时也是对企业知识产权的一种保护方式,更可以让企业享受国家提供给软件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按照国家的政策规定,双软认证企业可以享受以下免税政策:(1)所得税从获利年开始“二免三减半”,(2)增值税按17个点进行征收,对超出3个点的部分进行即征即退.

4.出口退税机制对外商独资软件开发企业的积极影响和对策

4.1出口退税率的变化,严重影响产品出口。电子类产品出口退税率维持在13%到17%,出口退税率涉及大部分企业的利益。出口退税率降低,会加大企业成本,减少利润;出口退税率提高,降低成本,会增加企业利润。

4.2对企业增值税有重要影响。出口退税会增加或者减少企业纳税额度,或者相应减少或者增加应退税额。软件开发企业的利润空间比较大,软件产品市场变化莫测,产品如果不符合时代要求,会形成严重积压。

4.3提供政策咨询,加强审核管理。为适应新的出口退税政策,应该强化信息服务,确保用户都能及时了解出口退税政策的变化,企业制定相关政策应对出口退税政策的方法。了解出口退税率下调的原因,分析产生的原因并制定出应对措施。

参考文献:

[1]王迪,刘小美,《浅谈出口退税操作流程》,文化与科技,2010年第4期.

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篇6

【关键词】货币;财政经济;结构;总量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调控经济的两种重要手段。两者之间配合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严重冲击,中国经济也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陷入一种四面楚歌的困境。面对危机四伏的现状,政府制定出台了十大措施以及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方案,而这一切逐渐拉开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投资建设的序幕。笔者通过国内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进行对比,分析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实现中如何使社会总供求的基本平衡,使之经济在稳定中恢复平衡进行探究。

一、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组合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时单独使用,有时配合使用。各国政府同时利用两大政策干预经济一般有四种组合紧货币、松财政;紧财政、松货币;财政、货币“双松”;财政、货币“双紧”。在这几种组合中,政府究竟采用哪一种,取决于客观的经济环境,实际上主要取决于政府对客观经济情况的判断。概括说来,“一松一紧”主要解决结构问题;单独使用“双松”、“双紧”主要解决总量问题。

在总量平衡的情况下,调整经济结构和政府与公众间的投资比例,一般采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松一紧”的办法。“紧”财政,使政府的支出和投资直接减少;“松”货币,使公众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多的资金,并使因增值税导致的收入减少得到补偿,其结果是调整了政府与私人企业的投资结构。相反,“松”财政,直接扩大了政府的支出和投资。“紧”货币,使企业和公众的借贷数额减少借贷成本增加;其结果是企业投资和一般性投资减少。

在总量失衡的情况下,进行微量调整,一般单独使用财政或货币政策。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见效快,但长期调整还要靠财政政策。因此,当经济运行因特殊情况出现临时失衡时,用货币政策来解决;而当国家欲作长期调整时,采用财政政策来实现。

在总量失衡较为严重的情况下,政府要达到“扩张”或“紧缩”的目的,一般同时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种手段,“双松”或“双紧”。在经济萧条后期,设备大量闲置,工厂开工不足,而失业率又很高,为刺激生产和投资,启动闲置生产能力,一般实行“双松”政策。在社会总需求过度膨胀,物价持续上涨,经济生活极不稳定的情况下,一般采用“双紧”政策。在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调并存的情况下,政府一般采用先调总量,后调结构的办法,即在放松或紧缩总量的前提下调整结构,使经济在稳定中恢复平衡。

二、我国货币与财政的政策关系应考虑的问题

由于商品经济的共性,在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可以从四方面进行考虑。

首先,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要以实现社会总供求的基本平衡为共同目标。国家宏观经济调节的首要目标是实现社会总供求的基本平衡。这种平衡不仅要求在总量上实现供求平衡,而且要求在结构上也达到供求平衡,结构的均衡与否取决于国民经济结构是否协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对总量和结构的平衡都有较强的调节能力,但二者又有各自的侧重点。一般来说,货币政策调节的侧重点在总量平衡方面,财政政策的侧重点在结构协调上,二者需要互相补充,密切配合,才能实现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的目标。

其次,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应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发展经济不单纯是指经济发展的速度有多快或产值增长有多高,更重要的是社会生产能力的扩大、效益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改善。因此,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成功与否也应以此为标准,不能片面地以速度或产值的高低来衡量两大政策的实施效果。

其三,两大政策既要相互支持,又要保持相对独立性。一般来说,货币政策的调节领域主要发生在流通领域,而财政政策的调节重点在分配领域;货币政策的调节对象主要是商业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调节的目标主要是货币的供给量和贷款总规模,2009年大幅增加贷款量,成功拉动基础建设,使国民经济GDp仍能保持8%的增长,有效地避免经济大幅衰退。而财政政策的调节的对象主要是纳税入和财政支出的对象,调节的目标是财政收支的总量与结构。货币政策由于要经过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才能影响到市场和经济单位的行为,为此,从政策实施到效果显现有一个较长的调节过程;而财政政策无论是征税还是拨款,都直接影响经济单位的购买力,直接影响其投资或消费行为,故调节过程较短。这些差异的存在,说明两大政策不能简单地互相等同或相互取代,而应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存在着广泛的密切联系,一个政策的调节,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对另一个政策的调节效果发生影响。因此两大政策要加强彼此间的支持和配合。

最后,从实际出发进行两大政策的搭配运用。在确定或调整两大政策的搭配方式时,首先需要判定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否平衡,若总供求失衡,是求大于供还是供大于求?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况下,应该以控制需求为主还是以增加供给为主,或抑制需求和增加供给并重?若需求膨胀,是发生在投资领域还是消费领域,若二者同时膨胀,是否需要双管齐下,同时紧缩?如此等等。只有在对实际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和正确判断的基础上,才能决定究竟采用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进行调节,若需二者并用,采取哪种松紧搭配的政策组合更为有效。因为不同的情况需要不同的对策和调节手段,需要不同的调节深度和广度,需要不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所以对当时实际国情的客观分析和正确判断,是确定如何进行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依据。

三、小结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与配合是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客观要求和必要条件。目前全球正推行低碳经济、减排等对产业产生重大影响,我们进行的调整产业结构,都必须运用好这两大政策配合,才能产生效果。

【参考文献】

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篇7

〔关键词〕气候变化;中美战略;合作共赢

〔中图分类号〕D81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4-0064-11

〔作者简介〕杜受祜,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杜珩,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震灾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四川成都610071。

“除气候问题外,国际社会不再面临更重大的长期性问题。”(托尼・布莱尔,2002年)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使人类社会形成最广泛的命运共同体。气候变化事关中美两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应对气候变化的中美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领域之一。应对气候变化的中美关系既包括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国际公约和国际机构下的多边关系,也包括中美两国之间气候治理的双边关系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行动等内容。2009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就提出:“把能源和气候变化提升为两国战略和经济对话的核心议题之一。”2014年奥巴马在荷兰海牙与会晤时明确表示,“美方希望加强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将其打造成美中积极合作的新领域”。

基于气候变化的“危险正在增加而能够遏制危险的机会正在变小”的态势,和迄今已经召开了的21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对后“京都议定书”时期,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实质性减排方案的情况,也基于中美两国都是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和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格局中的极端重要地位等原因,构建应对气候变化中美合作共赢关系,不仅可能为打破气候谈判僵局,促进全球气候治理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气候治理效率,为全人类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提供方向和指导,同时也可能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突破口,为推进其他领域的合作共赢积累经验和探索途径。

本文拟从研究中美两国气候战略和政策着手,比较中美双方气候治理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探寻中美双方在多边和双边领域加强政策协调,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机制改革,提高全球气候治理效率,探索促进中美双方加快向低碳转型,构建气候变化中美合作共赢的机制和路径。

一、气候变化的中美关系

(一)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中的中美大国战略地位

1.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

资料来源:加拿大科迪亚大学地理、规划和环境副教授戴蒙・马修斯的研究报告,发表于英国《环境研究通讯》网站,2013年。

美中是世界上名列第一、第二的经济体。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中国是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经济规模2017年可能超过美国(〔美〕普华永道公司研究报告,2013年)。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大国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两国所消耗的能源和排放的温室气体分别都要占到全球同期的40%以上。中美两国能源结构都是以煤炭为主。2013年中国煤炭消费总量为365亿吨,占一次性能源消费结构的67%。

2.中美气候治理国内行动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

中美两国的经济、能耗和排放的大体量决定了中美气候治理上的战略和动作都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格局和进程。中美两国发展可再生能源成效显著,为全球经济向低碳转化、减缓气候变暖做出了贡献。国际能源署2014年6月15日报告称,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全球排放量2014年没有增加,这是40年来在没有经济危机的情况下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世界能源署认为导致这一变化有两大原因,一是中国减少煤炭的使用量,并增加水电、风能、太阳能的发电装机容量。二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富有国家已经开始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增加脱钩,从2010年至2014年间,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增长了近7%,但碳排放减少了4%,增加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厂的装机容量,并为汽车燃油经济性和家用电器等方面设定了更严格的标准。据统计,2010年全球的水电产量增长了53%,其中60%来自中国。全球可再生能源中的生物质燃料产量增加了138%,主要来自美国(17%)。全球用于发电的可再生能源增长了155%,其中风能发电量增长了227%,而风能发电的增长又主要来自中国和美国,占全球增量的70%。美国2012年新增电力的43%就来自风电(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1年)。美国从2007年煤炭为其提供50%的电力下降到2012年的37%。中国“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下降了191%,即减少了将近1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约相当于全球2012年排放温室气体的5%。

3.中美气候战略变化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

中美气候治理战略的选择,对于遏制气候变化具有“或者是做出榜样,或者是加深危机”的举足轻重意义。中美双方都是气候谈判重要参与方。中美都是1983年首届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代表,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最早的缔约国家。在世界气候治理政治版图的三大板块中,中美分别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集团和伞形集团的代表。气候治理新型中美大国关系的建立“不仅为中美两国气候变化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提供了平台,同时也为两国支持国际气候谈判,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提供了方向和指导”。2010年美国国会未能通过排放权交易的提案,“对世界应对气候变化而言,这是比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失败还要重大的打击”。这是因为“美国一旦最终决定削减排放,全球解决气候问题的机会就会与现在截然不同”。如果美国的减排实现了,应会更加督促其他国家减少排放;相反如果美国还未做出真正承诺的情况下,很难期待其他国家开始减排行动。〔1〕

(三)中美气候治理的差异性

1.根据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

2.历史累积排放与人均累积排放数据引自胡国权、罗勇、刘洪滨《人均累积排放及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贡献》。

美国的人均碳足迹是世界最高的。中国的历史排放、人均排放都大大低于美国。中国的能耗、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上升很快,均超过美国,名列世界第一。

从发展阶段上看,美国已经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能源消耗已越过峰值,尤其是能源革命使其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和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均大幅下降;而中国尚处在工业化、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能源的消耗和温室气体的排放都还会不可避免地增长,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短期难以改变。

在气候治理上除中美两国在国情、发展阶段、历史责任、人均排放、治理能力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外,在关于气候变化的责任划分、义务分摊等原则性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虽然中美都是应对气候变化最重要的国际公约《京都议定书》的缔约方,但在对待《京都议定书》中确定的应对气候变化“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公平性原则、各自能力原则方面两国的立场迥异。中国是坚决的支持者和执行者,而美国则对这些原则持消极甚至反对的立场,针锋相对地提出“主要排放国都要参与绝对减排”,以“大国减排”替代“发达国家率先减排”,以“自下而上”的松散减排模式替代“自上而下”的强制量化减排。要求制定全球减排协议,以取代《京都议定书》,甚至于2001年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四)中美气候治理关系的发展趋势

气候治理的中美关系总体上呈现出既有分歧也有共识,共识大于分歧;分歧在缩小、共识在扩大;在气候谈判立场上的巨大分歧与在气候治理上的务实合作并行不悖的态势。如在气候变化的认知上美国从政府到民间相当长时期持怀疑态度,并以“全球气候变暖不确定性”为借口推脱自己的气候责任。但2013年美国航天局(naSa)一份美国气候变化的报告并以此为依据对国内气候未变暖论者提出警告,认为美国已经到了应该重视气候问题的时候了。该报告的发表标志着气候变化已成为美国国内的共识。在应对气候变化责任和义务的划分上,中国在坚持共同但有差别的减排原则基础上,也向全世界做出了到2030年中国碳排放要达到峰值,单位GDp的温室气体排放要在2005年基础上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的比重达到20%,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等一系列减排目标调整的承诺。

(五)气候治理中美关系与新型中美大国关系的关系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也是最复杂的大国关系之一。中美关系主要集中在三大板块。首先是经济贸易板块。中美两国经贸合作在不断加深,2013年双边进出口贸易额超过了5200多亿美元,是双边建交时的200多倍。中国现在已是世界上保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在经贸领域中美两国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其战略意义和对全球的影响日益凸显;其次是人文科技板块。由于在人权、知识产权、社会制度等问题上,两国存在着根本矛盾分歧,在这一板块合作的空间和成效受到限制。第三是安全板块。除传统的安全问题外,还包括反恐、地区安全等非常规安全问题。气候变化是对人类影响最严重的安全问题。中美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有广泛的基础和强烈的需求,是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的合作领域。

构建“新型的中美大国关系”是2013年6月在加州庄园会晤奥巴马时提出的建议,并得到奥巴马的响应,“我们一致同意实际合作、建设性对待两国分歧的基础上继续构建一种全新的大国关系模式”。气候治理新型中美大国关系的建立为中美两国气候变化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提供了平台,成为双边关系的一个支柱,增进彼此信任和相互尊重,为推进其他领域的对话、合作、共赢,从而为构建新型中美大国关系,积累经验和探索途径。〔6〕

二、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与政策

(一)美国气候战略表现出波动性、外部性和双重性三大特点

1.在不同时期美国的气候政策有较大摇摆和波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二十多年中,美国经历了从老布什到克林顿、小布什再到奥巴马四任总统,这期间总体而言美国气候政策进展迟缓,乏善可陈。老布什任职期间,开启了美国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签署了美国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法案。克林顿时期美国成为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之一。2001年开始的小布什时期,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出现了明显的倒退,从国会到各个州都表现出对减排强烈的抵制。小布什坚决反对《京都议定书》和所规定的强制减排目标,认为那是给美国套上“紧箍咒”。最终美国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不确定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等藉口退出了《京都议定书》。2009年开始的奥巴马时期,美国政府气候政策有了明显的改变。早在竞选的时候,奥巴马就提出将所有碳排放的额度进行拍卖的议案,并与竞选对手麦凯恩都承诺要支持加州已开展的碳排放权交易和汽车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奥巴马就任后的第一周即兑现了他的以上承诺。2013年奥巴马在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就职演说和国情咨文中,强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再次重申将所有碳排放额度进行拍卖的提案。并任命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倡导者、参议员约翰・克里担任了国务卿。

2.美国的气候政策表现出极强的外部性特征,即既不愿为其带来的气候危害承担相应责任,却想在其中得到更多好处,取得主导权。把本国利益放在最优先位置,是美国制定任何政策,处理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事务的先决条件。一方面美国强调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经济损失,如小布什政府在对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审查报告中说,美国完成《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减排目标成本太高,会给美国造成4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到2010年时则要占到GDp的1%-2%,同时会减少490万个就业岗位。另一方面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得到了丰厚的经济利益。2012年多哈气候谈判的成果之一,就是规定美国在2020年前无须对国际社会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承诺。因此为美国国内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创造了宽松的条件,也为其在下阶段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奠定了基础。其次,在碳排放权交易中美国获益不小。据美国自己的计算,碳排放权交易的收益可冲减美国用于履行《京都议定书》责任50%-75%的经济损失;所拍卖的碳排放额度收入为奥巴马第一个预算案的通过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第三,美国还希望独占全球气候治理控制权和主导权。美国历任总统毫不讳言要占据气候治理的领导地位、控制全球气候谈判的欲望和立场。老布什提出,美国比任何一个国家在导致这一问题的产生和领导全球寻找解决方案上都应负担更多的责任。小布什则公开申明,“美国的指导原则是明确的,我们必须领导全世界,排放更少的温室气体”。奥巴马重申,“美国要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上带领全世界迈进新时代”。

3.就像美国在处理其他国际事务中常常采取双重标准一样,美国的气候政策也表现出典型的双重性。

(1)在多边关系和双边关系中的双重性。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多边会谈中美国往往扮演了消极力量的角色。美国所代表的伞形集团减排目标低,且减排立场基本一致,对《京都议定书》基本持否定态度。但在中美气候合作的双边关系中,美国却更多表现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务实性。从技术、研发、节能及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环境保护等领域与中国开展了较多的务实性合作。〔7〕美国认识到中美双方加强气候变化合作会带来的包括能源安全得到加强、环境更加清洁、自然资源更为富足等显著互惠利益。

(2)国际和国内政策的双重性。美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上表现出消极态度的同时,却把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放在国内政策上,借以解决能源开发、能效技术、能源安全、科技创新等国内问题。小布什坚决反对《京都议定书》和所规定的强制减排目标,但小布什时期却极力推进新技术革命。2005年通过的美国的《能源政策法》规定,把在“全国或者区域范围内对能源安全做出贡献和拥有能够显著改善美国能源经济安全的先进气候技术或制度作为财政支持的重点项目”。奥巴马2013年国情咨文中强调要采取行政措施加速向可持续能源资源过渡。“鼓励能效争优计划”提出到2020年住宅和商业能源消费减半的目标,并给大力推进能效建筑,因此提供就业机会和减少消费者能源支出的州提供联邦资助。能源部依据《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投入900亿美元支持绿色能源产业。国会决定风能生产税抵减法案在2013年继续有效。在一系列气候政策的支持下,美国发展可再生能源成效卓著,甚至给世界造成一个印象,即碳税和碳排放权总量控制交易是欧洲的主导,而先进的低碳高能效技术等则是美国的象征。

(3)联邦政策和各州政策的双重性。在美国总体对应对气候变化持消极态度的同时,美国各州却在其权限范围内寻求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在小布什第二任期结束时,美国有近40个州采纳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推动能源能效更高的建筑,建设轻轨来促进大众交通低碳化,采用“智能量表”来促进更好地节约和利用能源、水和天然气等等。加州2006年即通过了《全球暖化应对法》,要求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制定规则和设计市场机制,将2020年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到1990年的水平。2010年12月原则通过了加州温室气体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的制度设计方案,并确定2013年碳交易开始正式进入实施阶段。2012年1月加州财政厅公布的2012-2013年财年预算草案,首次将碳排放权拍卖收入和支出列入预算。在这些政策举措的推动下,如今加州的碳市场已经成为仅次于欧盟的全球第二大碳交易市场。

(二)美国气候战略三大特点的原因分析

1.经济原因。本国利益至上,不允许因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对国内的经济发展、就业造成危害是美国气候政策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立场。美国预测,如果要完成《京都议定书》对美国所规定的减排任务,将使美国的GDp削减2%-4%。而减少2%,则相当于1970年石油危机造成的损失;削减4%,将使美国经济走向衰退。世界最大的石油企业埃克森美孚公司的老总李・雷蒙德就公开宣称《京都议定书》会引起“社会极大的经济损失,会让巨额的财富转移到其他国家”。此外,受各种利益集团绑架,如石油企业通过游说政治家,干预和阻止限制排放政策出台等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2.受制于国内两个主要政治政党的争论和不同观点。和共和党在包括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常常意见相左。共和党在气候治理上持消极立场,共和党不少新当选参议员迄今仍然对气候是否在变暖存疑。两党的分歧经常表现在国会两院的争论中,导致美国气候和环境法案难以通过。2009年夏天在8位共和党议员的支持下,好不容易在众议院通过了《气候和能源》的提案草案,但到同年秋,相应的立法草案却没能在参议院通过。到2010年11月随着共和党在国会中期大选中的胜利,使得反对气候立法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不仅使美国气候变化立法过去的努力功亏一篑,以至于直到2012年的总统大选前,美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立法工作都毫无建树。

3.政治体制的影响。在美国的政治体系里,权力是分散的,采取行动需要更多的权力经纪人建立共识,这个复杂的过程非常耗时(〔美〕史蒂文・梅茨,2014年)。美国气候环境方面的法案审定时间旷日持久、成本很高,效率很低,尤其是相关的国际公约基本上就不可能得到批准。美国国会设置了一种“阻挠议事程序性”制度,即在一项法案审议中,只要有一位议员或用冗长发言或用其他方法即可阻碍或延宕一项法案的通过。而要否定这样一个反对的程序,则需要至少60%的程序性投票的支持才能阻断这种阻挠议事程序,从而让对该法案的审定得以继续进行。然而对一个法案的审定又是有明确的时间性的。因此这种制度设计,往往会让提反对意见者更容易得逞,少数人即可阻止一项法案通过的进程。

4.各种因素的掣肘,使总统不能彻底地迎接气候挑战。领袖的态度是国家气候战略和政策的关键因素。在应对气候变化的二十多年中,老布什是冷战结束后第一位认识到全球变暖的时代已经到来的总统。他提出,气候变化即将成为导致政局不稳定的诱因,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美国战略计划的重要内容。美国要在全球应对气候变暖上承担起领导责任,用“白宫效应”来对抗“温室效果”。克林顿政府签订了《京都议定书》,在国内推行提高汽油税率、鼓励消费者驾驶能效更高的汽车等政策,试图把减少温室气体与削减联邦预算赤字结合起来。即使是被认为对气候变化最消极的乔治・布什在其竞选承诺中,也曾提出将二氧化碳定义为污染物,用排放权交易的模式来管理温室气体排放等积极的气候治理方案。奥巴马则是被认为态度最积极、最善于利用行政力量推进气候治理的总统。奥巴马经常强调:他的总统任期,正好与气候治理至关重要的时期重合。他提出把能源和气候的重要性放在医疗和教育之前。即使由于医疗法案在国会遇到了阻挠,在内,甚至在奥巴马政府内也出现了放弃或是推迟关于气候变化政策努力的时刻,奥巴马仍然坚持将气候变化作为国内优先考虑的政策。

但受制于多种因素影响,总统们应对气候的意志和决策常常被大打折扣,只能通过妥协、让步,甚至采用迂回的办法来实现其目标。如克林顿虽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迈出了“很好的第一步”,但他也强烈地意识到一定得不到参议院批准,因此只好宣布:除非实现了涵盖“包括关键的发展中国家有意义的参与的补充步骤,否则他将不会把《京都议定书》交给国会批准”。在奥巴马就任后,美国和全球就陷入了自20世纪初大萧条时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致使美国国内经济萧条,政府颁布任何形式的增加费用的政策,包括提高化石燃料使用的费用等都变得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不得不把自己在竞选总统时提出的雄心勃勃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暂时搁置下来。奥巴马时期制定的《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经过长期博弈,终于在众议院以219∶212票得以通过,但到了参议院,尤其是在其下属的财政委员会,该法案就一直得不到通过,无奈之下,他只好让环保部根据1990年《清洁空气法案》把二氧化碳和其他5种温室气体定义为威胁公共健康和利益的污染物,充分利用已经通过的法律迂回地实现气候治理的目标。

5.文化方面的原因。美国有反对沙文主义的文化传统,不轻易与其他国家签订具有约束力的协议。美国的创立者在美国宪法中就规定,国际条约的批准,需要参议院2/3的绝大多数赞成票批准才行。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的“地球峰会”上,由老布什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反对制定约束性指标,其理由是《清洁空气法案》作为美国的国内立法尽管争论不断,不过不会被认为是对于美国的干涉。而里约条约则涉及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一旦被批准,在联合国主持下的国际条约将约束美国国内的能源使用,这会被认为是对美国的干涉。

(三)美国未来气候战略和政策预判

1.减排目标:1992年京都峰会前夕,克林顿在国家地理学会的演讲中提出,美国在2012年将排放削减到1990年的水平,这意味着在1997年的基础上减少10%的排放量。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美国减排目标是2008-2012年间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7%。奥巴马竞选总统时曾提出,在2050年将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83%。

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草案中提出,计划由2012年开始设排放上限,之后排放上限逐年下降,至2020年将美国的年排放量从目前的57亿吨降低到约50亿吨,到2035年降低到30亿吨以下,最终到2050年降低到约10亿吨。意味着到2050年美国的排放较目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83%,与奥巴马竞选时的承诺基本吻合。

2.以大国治理替代联合国主导治理。奥巴马本以为多边主义更能做出影响全球的决策,但哥本哈根会议失败使奥巴马转变了看法,萌发了由少数国家(即所谓气候大国)参与以协议的方式来对气候治理产生巨大影响的设想。

大国治理设想的路线图是从对问题应该负担主要责任的国家开始,一旦他们决定为寻求解决方案承担责任,就可将其他国家引入一揽子协议和协调行动中。奥巴马构想的气候大国包括了近20个国家和地区,分为三个圈层,内圈:美国、欧盟、中国、印度。次圈:巴西、南非、日本、俄罗斯;外圈: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尼西亚、墨西哥、韩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

(四)美国的能源革命与应对气候变化

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科技创新引领的美国能源革命,产生了促进经济、就业、能源安全和气候安全多重效应。能源革命让美国石油与天然气的生产和供应迅速增长,2013年初,美国成为石油、天然气的净出口国。通过能效技术的推广让美国的能源消费快速减少。现在美国比起40年前经济总量增长了3倍,而石油能源消耗却总量下降。能源革命减少了能源进口,有助于实现收支平衡,新增税收缓解了政府预算压力。能源价格下降又使美国工业,尤其是石化、铝、钢铁等能源密集型工业在国际上更具有竞争力。能源革命增强了美国人的信心。一段时间许多美国人以美国对能源进口的依赖度增加为依据,接受了美国衰落的理论,而能源革命改变了这种依赖,从而让美国人增强了信心。能源革命还让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握有更大的主动权,为实现其气候目标提供了保障。此外能源革命让美国在地缘政治中拥有了一张王牌。例如美国利用石油制裁使伊朗回到核武器谈判桌旁,不仅仰仗沙特阿拉伯愿意填补伊朗减少的每日百万桶石油的产量,而且得益于能源革命引发的普遍预期。〔8〕

但是,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美国的能源革命在带来短期显著成效的同时也蕴藏着长期的风险。因为能源革命能够让化石能源在未来的几十年间保持较低的价格,其实是延长了化石能源的使用年限,让人类要想戒除碳排放以扭转气候变化的困局将更加艰难。

三、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与政策

中国是最早参与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京都议定书》最早的10个缔约国之一。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新贡献。”同年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9〕2012年中共十再次重申中国要“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一)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政策

1.积极参与联合国主导下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架构,支持《全球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国际公约及其所确定的按“共同的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公平性”、“各自能力”等分摊气候治理责任的原则。

2.坚持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强制性、约束性的减排任务。主要是通过提高能源效率、节约能源、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等措施和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温室气体排放的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自愿减排目标,来履行其在《全球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下的义务。

3.主张发展和积极参与气候治理的区域合作。中国认为双边的、区域的气候治理合作不是替代或削弱《全球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相反是对这两个公约的有益补充,有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性。

4.在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中,特别强调加强国际技术合作与转让,使全球共享技术发展所产生的惠益。

5.提倡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充分考虑如何适应已经发生的气候变化问题,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抵御灾害性气候事件的能力。

(二)国内政策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重点

1.2014年提出“中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在这方面,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表明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源自内生动力。中国继在《中国21世纪议程》,把环境保护包括治理大气污染、能源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列为最重要的议程,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之后,2010年又提出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推进新的产业革命的重大战略机遇。〔10〕

2.把低碳发展作为应对减排压力又高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为促进低碳转型,中国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1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到201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0年降低16%,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17%,非化石能源比重达114%,资源产出率提高15%等低碳发展的战略目标。当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确定了把包括新能源、以低碳为主要特征的产业作为国家优先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在当年,开始在“五省八市”开展低碳试点。2011年国务院《“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明确了国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并把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指标分解到各地区和单位。同年又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等地区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2012年中共十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路径,国家发改委颁布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审定与核证指南》,确立了自愿减排交易机制的基本管理框架、交易流程和监管办法,鼓励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为有关交易活动有序开展提供了保障。〔11〕2014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三)中国减排效应评估和减排前景预测

1.自主减排的效果远远落后于碳排放总量增长的速度。“十二五”前三年,在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0年降低16%,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17%等约束性指标倒逼下,中国的碳排放量增长率比“十一五”期间下降了近30%,而且下降速度呈现出加快趋势。但同期,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却增加了65%。本来据测算,如果在单位GDp温室气体排放减少40%-45%,GDp年均增速保持在7%情况下,2005-2020年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只会增加65%。但实际上到2010年增长了40%,而到2013年已经增长了65%,提前7年突破了预期排放量。〔12〕

2.碳排放增长是一个长期的态势,最早也要到2030年后才可能达到峰值。自1990年以来全球一半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来自中国,2008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2010年中国占到全球排放总量的27%。根据多个方法和多个机构的预测,即使在继续实行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GDp年平均增速保持在7%的情况下,2030年排放也要达到88亿吨,2040年达到92亿吨,2050年时要达到95亿吨。〔13〕

3.升温控制在2℃的气候安全目标对中国形成了强烈的“碳锁定”。对应控制升温2℃的气候目标,一是全球只剩下3000亿吨的排放空间;二是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的年排放要下降到150亿吨(相当于在2012年30276亿吨的基础上减排65%)。三是到2050年全球人均排放量要下降到15吨(相当于在2012年基础上减少64%)。而以上无论哪一项指标对于中国都是严峻挑战。〔14〕首先,2050年中国排放量比2005年不仅不下降反而还要上升40%,达到95亿吨,占到全球可供给的排放量的63%。而人均碳排放量中国则应由2010年的54吨,在未来30多年间下降7222%,其难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水平是由现在的444吨/人下降66%)。

4.接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强制减排目标的可行性。按照UnDp的预测,中国即使在实行最严格的减排政策、减排技术发挥最大潜力和在2030年排放达到峰值等前提下,2050年仍然要排放55亿吨二氧化碳,仅略低于2005年的排放水平。所以,提出承担到205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0%的法定约束性指标的难度极大,回旋余地很小,是一个需要跳起来才可以摸得到的目标。

5.区域间人均碳排放差异大。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资源能源禀赋等方面差异,使中国各省的人均排放量差异悬殊。2007年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例如四川的人均年排放量为26吨,而山东却达到了73吨。中国沿海省市排放着与欧洲、美国相似水平的二氧化碳,但他们的数据却由亿万西部省份人们的数据来隐藏了。当然这种差异也隐藏着发展的机遇,为中国发展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奠定了基础。中国既可以通过碳排放交易来促进各区域低碳转型,也可以促进能源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健全,协调东西部地区的平衡发展。

(四)中国气候变化战略调整与对策

1.鉴于排放空间的越来越稀缺,在未来国际气候谈判中一方面中国应尽量争取更多的排放资源,为其低碳转型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要兼顾气候伦理责任,表现出一个为我们和后代保卫气候安全的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2.支持联合国主导下的气候治理政治架构,建设性地参与联合国主导下的气候治理行动,履行联合国赋予中国的气候义务。同时积极推进和构建中美气候合作、中欧气候合作,气候大国合作等区域合作、双边合作。

3.以新兴国家的身份来承担气候责任。1995联合国第一次气候谈判会上通过的“柏林授权”提出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标准来划分有区别的气候责任原则。《京都议定书》把这个原则具体化为只由发达国家承担、而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但是,一方面,20世纪后期以来,以中国为代表被称为新兴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很快,能耗增长很快,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甚至某些方面超过了发达国家。〔15〕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以小岛屿联盟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都提出调整过去的以发展水平来划分气候责任的制度安排诉求。2012年联合国德班气候谈判会形成的共识就是终结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来划分减排责任。中国一方面可不再坚持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来承担气候责任,另一方面仍然要坚持基于历史责任、人均排放、发展阶段、承担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来承担区别于发达国家的气候责任。

4.承担有限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约束性的减排目标是目前联合国主导下气候治理最主要、最有成效的机制。中国可以在综合考虑与升温2℃气候目标相衔接,与中国减排安排相衔接等因素的基础上,承诺到205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0%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这样,对外可以回应国际上的压力,对内可以成为加快低碳转型的倒逼机制。在具体安排上可以分阶段、分地区分解和实施约束性减排指标。分阶段可以分为碳强度下降阶段(2020年前)、达到排放峰值阶段(2030年前)、实现约束性减排目标阶段(2050年前)。分地区可以根据区域不同的主体功能定位、不同的发展阶段提出减排任务。如对优化开发区可提出总量减排任务,而对重点开发区在提出更高强度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标准的基础上,逐步过渡到总量减排标准。

5.建立健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协同推进的体制和机制。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面临经济发展、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三大挑战。既不能以牺牲经济增长来获得二氧化碳的减排,也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获得二氧化碳的减排。二氧化碳在一定程度上与常规污染物的排放具有同根同源性。因此应采用协同控制、系统化理念,综合考虑降低能耗、改善环境质量和减碳。未来政策调整方向是要促进形成节能、环保、低碳的合力,将可以抑制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的技术和政策与节能减排技术和政策紧密结合,协同推进。〔16〕

6.把减少煤炭消耗作为中国治理雾霾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着力点。英国气候变化经济学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报告认为,中国限煤是实现全球升温控制在2℃以内的关键。因为203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上限是320-330亿吨。但如果不采取限制煤的措施,到203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就会超过150亿吨,占到全球排放总量的一半。限煤不仅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途径,还可增强国家能源安全。中国越来越依赖于进口煤炭来满足增长的需要。减少对煤的依赖可以增强中国免受国际煤炭价格波动的影响。其次,限煤可减缓中国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尤其在北方地区,因为无论是用煤炭发电,还是把煤炭转化为可燃气体都需要大量的水。最后,推进煤炭的替代能源还能够有力促进中国太阳能、风能和其他能源的发展,使其开发出新的出口市场。〔17〕

中国已制定出限煤的时间表,即2020年前限制煤炭消费,2040年前彻底淘汰煤炭的使用。这一安排,与中国提出的温室气体减排的强制性、约束性指标相匹配,将为其提供有力的保障和支持。限煤不限于减少煤炭的使用,还包括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发展非煤能源,形成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等途径。

7.“在解决温室气体减排和气候变化上,技术进步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其作用可能超过其他所有因素之和”,节能减排的科技进步可能为中国走出一条区别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高碳发展道路提供依据。〔18〕中国应把支持包括节能、能效、新能源等内容的技术研发、引进、投资等作为气候政策的重点。在引进技术的同时注意学习借鉴推进技术进步相应的制度安排。

四、中美气候变化互补共赢合作的优先领域

合作共赢的中美气候治理关系首先是通过中美双边对话和政策协调,健全和完善已有的国际气候治理方案、政治架构,体制和机制,在缺乏相应规范的领域探寻新的为世界各国都能接受的方案。〔19〕在改革和创新国际气候治理的制度安排上应优先考虑以下两方面改革:

(一)把“效率与公平并重、权利和责任并重、合作治理与自主行动并重”,确立为气候治理的各参与方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原则。一是效率与公平并重。气候治理的高效率是保证实现升温控制在2℃气候安全目标的关键。气候公平既包括当代人公平享受温室气体的排放权,又包括历史、现实、未来全过程的存量公平。气候治理的效率是目标,气候治理的公平是手段。用气候公平来提升和保证气候治理效率。二是权利和责任并重。综合考量历史排放、现实排放,人均排放、总量排放,当代排放与后代排放等因素,完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气候治理责任分担原则,在更高水平和更大程度上体现权利和责任平衡、并重。三是合作治理与自主行动并重。联合国主导下气候治理的组织架构和气候变化国际公约所确定的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减排目标无疑是气候治理重要的政治架构和机制,但这些架构和机制的实现都需要通过各国的国内行动来实现。各国有效的国内行动是实现气候治理目标的重要基础。

(二)大国治理带动全球治理。20世纪世界成功控制核战争威胁和建立世界贸易组织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共同经验是,首先从对问题应承担主要责任的国家开始,一旦他们决定为寻求解决方案承担责任,就可将其他国家引入一揽子协议和协调行动中来。大国治理带动全球气候治理应该成为联合国主导下应对气候变化政治架构的一种补充机制,而不是替代和削弱已有的全球治理架构和机制。中美两国的经济、能耗和排放的大体量,决定了中美气候治理的战略和行动都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格局和进程,中美应该在气候治理中发挥更有效的大国带动作用。〔20〕

在双边领域应着力构建以下三方面机制:

(一)节能、环保、低碳协同发展机制。中国同时面临经济发展、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的挑战。日益严峻的雾霾问题是三十多年高速发展的代价,与中国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有很大关联性。煤炭既是高碳能源、也是雾霾主要贡献源。在中国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中,由煤炭产生的二氧化硫占70%以上,氮氧化物占60%以上,烟尘占70%左右。气候变化与雾霾污染之间同根同源,有高度相关性,解决雾霾问题显然需要能源、环保、低碳综合治理,协同推进。中美两国都是煤炭消费大国,消费量之和占全球总量的40%以上。美国在发展过程中也曾经遭遇过洛杉矶光化学污染等同样的困扰。如何建立健全减煤、减碳协同推进的体制和机制,避免诸如环保不低碳、低碳不环保等顾此失彼的政策和行为的发生,是中美两国建立互补共赢合作关系的重要和迫切领域。〔21〕

(二)新能源开发促进机制。气候变化实质上是能源问题。提高能效、开发新能源是应对气候变化根本出路之所在。美国把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摆在新能源开发上,美国成功的能源革命,既让国家能源安全得到保证,同时提高了能源效率、开发出新的替代能源,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在开发风能、太阳能、水电等方面也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效。

“制度移植可能比技术移植更困难,因为一个制度安排的效率极大地依赖于其他有关制度安排的存在。”〔22〕美国能源革命中页岩层的油气开发、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开发等新能源技术从技术研发到推广应用,政策的促进作用首屈一指。在“风能生产税抵减法案”(ptC)等相关政策支持下,2010年风能、闭环生物质能和地热发电等的退税额达每千瓦时22美分,其他符合条件的技术所获得的退税额为风电退税额的50%。2012年底前投入运营的风力发电项目可获得10年退税,其他可再生能源技术投产日期在延后一年,即2013年年底以前投入运营的项目也可获得10年退税。在ptC取消的3个年份(即2000、2002、2004年),风力发电装机容量的增长速度出现明显停顿,而在预定期满之前的年份,风能开发项目则出现显著增加,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

取长补短、借鉴对方成功经验推进本国新能源开发,在能源开发新技术移植中如何安排配套的制度保障,显然也是中美互补共赢的重要合作领域。

(三)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立与能力建设。碳排放权交易是气候治理最重要和卓有成效的政策工具。美国等国家经验证明,碳排放权交易可以为一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低碳转型提供重要的制度和金融支撑。全球碳排放权贸易是由国际京都碳交易体系和各国区域碳交易体系构成、是在国际公约和各国减排政策推动下而产生的。中美两国既面临着碳排放权交易的国际市场,也面临着日益兴起的国内市场。〔23〕美国是开展碳排放交易最早的国家之一。2003年建立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是世界第二大碳交易市场,为承担自愿减排任务的10个州和自愿减排的交易企业提供交易服务。中国也在积极探索利用碳排放权交易推进自己的低碳转型、生态文明建设,出台了国家碳排放交易规划和实施方案。在8个地区城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4〕建立严密的监控体系和测算体系,制订碳清单和碳预算等都是开展碳交易的基础工作,此外碳交易体系建立和碳定价方案制定,以及如何开发和利用好国际和国内两个碳交易市场,碳排放权交易的机构建立、规则制定、人才培养、能力提升等方面的建设,都是中美双方可以互补共赢的合作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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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何建坤.中国能源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10).

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篇8

论文摘要:以Gatt/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是摆脱贸易政策选择“囚徒困境”的制度性安排,它为各成员参与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了一个博弈平台。文章介绍了贸易政策选择“囚徒困境”,并从多边贸易体制的产生、建设者、互惠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争端解决机制、谈判机制等歌方面分析了其运行的博弈原理,说明多边贸易体制本身就是一个博弈系统。论文关键词:多边贸易体制,博弈,囚徒困境一、贸易政策选择的“囚徒困境”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能够自主制定贸易政策,它们分别面临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两种选择,假设两国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则都受益,而当本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他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时本国利益受损而他国受益,当两国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时两国均受损,两国各自选择贸易政策后的收益矩阵如图1,它构成一个明显的“囚徒困境”模型。在该模型中,在经济人假设条件下,两国必然会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而都选择保护贸易政策。在贸易政策选择后,其纳什均衡为图中右下角的(-8-8),这是该博弈模型惟一的纳什均衡解,无论这两个国家进行多少次重复博弈,贸易政策的选择依然是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该模型虽仅以两个国家为基础,但是推广开来依然适用,它能够解释为什么保护贸易政策受到各国政府青睐。二、多边贸易体制:摆脱贸易政策“囚徒困境”的制度安排上述模型中惟一的纳什均衡是两国非合作博弈的结果。很明显,从各自国家的利益来考虑,该纳什均衡解是最优的,但并不是两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最优的,相反是一个两败俱伤的选择。因为这两个国家可以做㈩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均选择自由贸易政策,这样其收益为(1010)。由此可见,政府独立的理性行为不是有效率的,一个制度或体制的建立将有助于通过推动合作来解决这一困境(霍克曼等,1999)。根据博弈理论,要实现这种政策选择的转变,首要的条件就是博弈方需要从非合作走向合作,即在博弈方之间建立一种制度安排,并且要求这种制度安排是可信的、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制度安排可以是单边的、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但是只有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才是摆脱“囚徒困境”的博弈规则。前面分析已经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边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冈为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会通过选择保护贸易政策获取利益,进而造成本国利益损失。双边贸易协议同样具有其先天的缺陷:一方面,世界上并非仅仅是两个国家,如果任何两个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必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负的外部性,造成其他国家的报复;如果其他国家之间又达成贸易协议,则势必引发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陷入新的贸易集团“囚徒困境”。另一方面,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某一方如果违约,而其对方不一定具有足够的实力来限制它这么做,这样就容易导致诸多双边协议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多边贸易体制由于其参与者具有多边性质,确保了协议的可信性和有效性,大大强化了承诺信号,并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发展。三、多边贸易体制的建设者:“智猪博弈”中的大猪多边贸易体制是一项公共产品,虽然大家都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但正如瑞士作家阿尔弗雷德.莫勒尔在《玩世箴言》中指出的一样,“尽管大家同乘一条船,可一些人是划船,另一些人只是坐船”。作为公共产品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建设过程中,不同的国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中的大国理所当然地担当起划船人角色,而其他的小国则充当坐船人。正如划船人需要付出体力成本一样,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中的大国自然要付出机制建设的成本,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它们是无私的,相反却是自身利益使然,博弈论中的“智猪博弈”模型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在“智猪博弈”模型中,设想猪圈里养着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猪圈的一端有一个猪食槽,另一端安装一个按钮,每按一次按钮就会有10个单位猪食自动落入槽中。如果一头猪去按按钮,再回来另一头猪可能就有机会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当小猪按电钮时,大猪会在小猪跑到食槽之前吃光所有食物;若是大猪按动电钮,由于小猪吃得慢,大猪还有机会在小猪吃完落下的食物之前争得一些残羹。如果两只猪都去按电钮,则大猪和小猪均能争得食物。假设任何一头猪去按电钮都将付出两个单位食物的成本,两只猪的各种选择及其所获得的食物见图2。在这个模型中,为了得到食物,两只猪的选择就是小猪等在食槽旁边,而大猪则需要奔忙于按钮和食槽之间。回顾多边贸易体制的产生过程,美国凭借其在二战后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自然而然地充当了大猪的角色,而只有美国有能力也愿意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从竞争的角度来看,相对于它的贸易伙伴,美国具有如此之大的优势意味着,它能承担重建欧洲的责任,而与此同时不需要经常为这些政策给美国商业带来的后果而担忧(基欧汉,2006)。难怪wto总干事雷纳托.鲁杰罗1998年3月4日在“全球贸易体制Gatt50周年纪念日论坛”上发表题为“从憧憬到现实:多边贸易体制50年”的演讲中将“这一体制的构思归功于美国人的灵感”,并且热情地赞扬“美国是八轮世界贸易谈判背后的驱动力”,“贸易体系在过去50年中始终如一的就是美国的领导地位”(RenatoRuggieroetal,1998)。事实并非是“智猪博弈”模型中的那种对等获利结果,现实中大国可能会付出较少的成本却获得更大的利益。规则的制定者必定是规则的受益者,大国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包含了它自己的利益取向,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带来利益分配向大国倾斜。四、互惠原则:避免搭便车行为和平衡双层博弈谈判互惠贸易是多边贸易谈判及成员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与其他成员实现经贸合作的主要工具。虽然Gatt和wto均没有明确强调互惠原则,但是不能否认互惠原则对于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机制(第2页)中,互惠原则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避免搭便车行为发生,二是平衡各成员政府双层次博弈谈判。在“智猪博弈”模型中,由大猪去按电钮而小猪选择等待,这便产生了搭便车行为,即小猪不付出任何努力而能够获得食物。当然,这仅仅是“看不见的手”原理的童话版,现实中的大国虽然领导和建设多边贸易体制,但决不允许其他成员搭便车行为发生,教科书式的单边主义贸易自由化在Gatt/wto的设计中找不到一席之地(盛斌,2001)。Gatt规则正是以美国制定的《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为基础产生的,wto管理的协议也是以权力与义务平衡为基础的,这种平衡是通过互惠的市场准入承诺的交换而取得的。在wto成立之前,Gatt成员大约每隔10年就要在互惠基础上就降低货物关税问题进行一个回合的谈判……创建wto的乌拉圭回合继续坚持了互惠的关税减让方针(麦金尼斯,2004)。互惠原则是建立行为准则过程中的一项基本要素,其制定也是为了缩小因最惠国待遇而引起的免费搭车的范围(霍克曼等,1999)。鞑姆曾这样解释:“在制定关税协定时,这种被认可的方法通常被冠以互惠的标题。从法律原则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只有当其他缔约各方提供互惠关税减让的时候才需要作出关税减让。”(贝格威尔等,2005)。所有的经济都是国际的,可所有政治都是地方的。wto多边贸易谈判对其中任何一个成员来说都是双层博弈过程,即国际层次博弈和国内层次博弈。国际层次博弈中,成员政府总是力求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国内层次博弈中,利益集团不断向政府施压,迫使其采取符合自己偏好的政策。进行国际谈判的政治家一般来说试图同时做两件事情:即同时在国际的谈判桌上与其他的国家代表进行谈判和在国内的谈判桌上与那些将进行批准和实施协议的行为者谈判(薄燕,2003)。对于美国这样国内利益集团逐渐强大的国家来说,国内的保护利益集团在没有获得互惠的措施而实行单边贸易自由化,要想获得通过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互惠原则正起到平衡政府双层次博弈的作用,互惠的关税减让对每一个国家的自由贸易造成压力。通过互惠体制的承诺而削弱贸易保护主义集团的影响,……如果没有互惠体制的压力,即使消费者拥有数量上的优势,贸易保护主义集团仍会对贸易政策施加比消费者更大的影响(麦金尼斯,2004)。五、最惠国待遇原则:博弈利益的扩大器与稳定器非歧视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是各成员间平等地进行贸易的重要保证。最惠国待遇原则要求某一成员在现在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成员的优惠和豁免,也应给予其他任何成员。从这一方面看,最惠国待遇原则是规范多边贸易体制参与者国内贸易政策的原则,是互惠原则落实的具体保障措施,也是国际贸易总得益在各参与方之间公平分配的机制。多边贸易体制的这项规定不仅使博弈利益得以扩大,而且也能够稳定博弈利益。多边贸易体制的协议主要通过双边谈判达成,在Gatt/wto实践中,为克服搭便车行为,谈判是在主要供应国的基础上以互惠原则进行,即某个产品的关税减让要求通常是由主要进口供应国(即产品的最大供应商)提出的。在多边贸易体制下,这种双边谈判达成的结果通过五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推广开来。由此可见,最惠国待遇原则是互惠原则的多边化,这种多边化会产生一种表示友好的效果,即能够有利于促进自由贸易的市场原则。另外,最惠国概念强调可适用于所有参与国的普遍原则,这样就可以使规制成本的最小化。“最惠国待遇可以减少谈判中‘免费搭车’所带来的潜在成本,‘免费搭车’会阻止政府的决策处于效率边界,最惠国待遇可以提高政府决策的效率。”(Capinetal,1988)。因为最惠国待遇将多边贸易体制中经济强国的活动变得简单,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将互惠原则下进行双边谈判的结果推广至所有国家,使其不必要与数十个国家进行持续复杂的双边谈判。由此可见,最惠国待遇原则是市场开放的扩大器,最大限度地促进了世界市场的拓展,使国际贸易博弈总得益的生产能力扩大到极致。在稳定多边贸易体制方面,非歧视原则可以降低贸易战的风险。在政治层面上,没有最惠国原则,各国政府可能会试图确定特殊的歧视性国际集团类别,这种特殊的集团分类可能会引起憎恨、误解和争端,因为被‘忽视的’国家会对这种排斥回以颜色。而最惠国原则既有助于减少各国之间的对峙,又可以抑制政府求助于短期的、暂时的政策,防止给这个饱受冲突的世界‘雪上加霜’(杰克逊,2001)。贝格威尔和斯泰格尔建立的均衡模型得出的结论指出,一国贸易政策的外部性如果只通过世界价格转移到其他国家,政治最优关税才是有效率的,在存在多个国家时,当且仅当关税设立符合最惠国待遇时,贸易政策的外部性才通过这种途径传递。再加上互惠原则有效地消除这种外部性,最惠国待遇与互惠原则联系一起能够有效克服‘双边机会主义’对wto体系的侵蚀。多边贸易体制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的特点,使它的承诺信号变得更加可信。因为最惠国待遇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锁定了各国已经承诺的保护水平,当某一个成员背离其以前对某个贸易伙伴所作的承诺,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它就需要向所有wto成员做出补偿,从而付出更大的代价。六、争端解决机制: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实施的保障要解决国际贸易协定的实际义务的履行问题,关键是需要建立一套强制实施的措施。“在国际范围内,法庭的重要性是有限的,在没有宪兵和监狱存在的情况下,无论我们如何强调法庭的重要性,它的重要性还是有限的”(贝格威尔等,2005)。wto组织结构中的核心和重要部分是源于Gatt几十年经验和实践的争端解决程序,它是使世界贸易体制条约义务得到有效履行的一种核心措施。因此,wto争端解决机制被誉为wto王冠上的明珠,正如前wto总干事鲁杰罗所说,“如果不提及争端解决机制,任何对wto成就的评论都是不完整的。从许多方面讲,争端解决机制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支柱,是wto对全球经济稳定做出的最独特的贡献。”它一方面解决了贸易强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侵略性的单边主义”,另一方面也通过本身程序和机制的完善保障了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实施。为换取更强有力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wto对单边贸易行动实行了严格的多边约束。各国政府同意,只要有可能,均采取多边补救方式解决问题。这就限制了贸易强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余地。在多边贸易体制内,其争端解决机制被认为是体现了平等、迅速、有效和具有约束性的,其争端解决机制的赔偿和授权报复执行手段限制了大国任意采取“侵略性的单边主义”。多边争端解决机制能够克服双边关系中存在的“势力不均衡”,因为两国贸易战中总是大国的损失要小,所以在双边框架下约束它违约的力量较小。而在wto多边框架下,违约将被要求赔偿损失并可能受到经济制裁,增加了大国违约成本。被认为是“从论坛和调解委员会变成法院或仲裁庭的革命”的争端解决机制提高了wto作为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使多边贸易体制更安全、可预见和稳定。它将“共识”程序改为“反向共识”,加强了wto法律制度的约束力。反向共识规则形成的自动通过,使得wto争端解决机构对成员在wto协议下发生的争端有了强制管辖权。wto在强调当事成员之间的磋商、谅解、斡旋、调解和调停的同时,还强调了国际经济贸易仲裁的作用,建立了各种具有一定强制力、准司法效力的执行手段。最后,它规定了最后解决期限,并借组织的力量加强了争端解决机制报复机制的威力,从而保障裁决的执行。七、谈判机制:一个驱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系统从本义上说,多边贸易体制是处理各国贸易关系的原则和规则的基本框架。不过,这些原则和规则以及各国在这些原则和规则下相应的义务,并不是由某个全球性的统治机构来制定和强制实行的,实践中并不存在这样的超国家机构。Gatt/wto本身并不是规则制定者,而是组织成员进行谈判,为成员间谈判提供便利、提供谈判场所(黄静波,2004)。谈判才是多边贸易体系的驱动力量,它被用来确定规则和程序,定期降低贸易壁垒,或用于新的国家想加入这个俱乐部的时候,还被用来解决贸易摩擦(霍克曼,1999)。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飞跃正是通过一系列“贸易回合”的方式实现的。谈判本身就是博弈过程,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更是一个博弈系统。(一)加入谈判与议题谈判如果某一个国家或具有独立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单独关税区希望加入多边贸易体制,则必须进行关税减让和其他开放承诺谈判,这通常被认为是“入场条件”,它要求加入者在一个对所有成员开放的工作组里进行谈判。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一个加入国可以从它加入之前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体制)成员之间已经商定的所有减让中获得利益,因此,只能期待会要求加入国本身做出贡献,即将它自己的减让表添加到那些已经成为关贸总协定附件并构成其组成部分的减让表中去(奥利佛.隆,1990)。这种程序完全是有充分理由的,它充分体现了多边贸易体制的互惠原则。多边贸易体制谈判以议题谈判为基础,谈判需要首先确定议题,而谈判议题的确定本身往往就是一场谈判,各成员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各个成员提出的议题交叉互错,最终形成议题群。为推动谈判进行,多边贸易谈判中往往在谈判开始和结束阶段尝试跨议题关联,在初始阶段的跨议题是为获得一个平衡的谈判议程,到谈判的最后阶段,由于各成员对于各个议题的立场已经彻底表达清楚,为达成整个协议则需要进行议题挂钩,它潜在地起到两个作用:可以用于获得互惠性,即满足了分配上的限制而达到利益和减让的平衡;可以用于提高自由贸易产生的潜在获利。因此,多边贸易谈判往往出现“在所有的事情达成协议前什么也达不成协议”。(二)多方、多阶段、多层次谈判多边贸易谈判包含多个阶段,首先由一个起催化作用的成员开始,发起一个确定谈判议程的前期谈判,然后是正式的多边贸易谈判,随后依次是后期谈判和实施阶段。议题谈判的进行是多方参与的过程,其复杂性远远超过只涉及两个博弈者的谈判,而且在诸多博弈者之间可能形成同盟,而且同盟的类型各有不同:某一个同盟内的成员在某一项议题中具有相同的立场,而在另外议题上又针锋相对,形成一个极其复杂的谈判网,也使多边贸易体制谈判具有多层谈判的性质。对于某个成员来说,其关心的不仅仅是能否达成协议,而且需要考虑达成的协议能否得到国内法律的批准,这就是一个双层博弈的过程。对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性组织,例如欧盟,它不仅仅涉及欧盟与其他成员的谈判,各成员内法律的批准,还涉及到欧盟成员之间的谈判。(三)谈判结果:拒绝点、协议区域与获胜集合谈判最终是需要结束的,不是达成协议就是陷入僵局。双边协议是否达成取决于二者之间有没有协议区域,协议区域的确定取决于拒绝点,即谈判者(出价者和要价者)各自的心理底线,最起码达成协议要比不达成协议好。图3中a国和B国的拒绝点分别为a点和B点,对于a国来说,a点右边的出价都是可以接受的,对于B国来说,B点左边的出价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a、B两点之间就构成协议区域,则a、B两国有可能在协议区域内达成协议,协议区域的大小决定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至于它们是在Xl处达成协议还是在X2处达成协议,则取决于二者各自的谈判能力。该图同样用于解释各成员的双层博弈结果,只不过在这里,协议区域被称为“获胜集合”,即国内法律能够批准对对外贸易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所有可能集合。同样,该获胜集合越大,从而达成的协议就越可能被批准。八、结论多边贸易体制本身就是一个博弈系统,它为各成员提供了一个博弈平台。在非合作博弈下,各成员自行制定贸易政策容易陷入囚徒困境,作为摆脱贸易政策囚徒困境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各成员的谈判进行驱动,这种谈判是在互惠原则的基础上达成的,并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加以扩展,实现了互惠原则的多边化,不仅有效避免了搭便车行为,而且强化了多边贸易协议的承诺信号,最后通过争端解决机制来保障多边贸易协议的实施。

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篇9

 

关键词:国际收支不平衡;产业分工;内需不足;产业政策

1我国国际收支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我国国际收支的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国际收支不仅在总量方面规模快速增长,而且开始出现了以“双顺差”为特征的结构性转变。从1999年到2006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连续八年“双顺差”,经常项目特别是商品贸易成为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构成部分。

2我国国际收支现状形成的根源

2.1内需不足

内需不足方面主要表现为储蓄过剩,资金闲置以及资金利用率低等现象。截至2006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10663亿美元。相对于如此之多的国家储备,我们国家的城市发展水平和人民消费观念的差别,使得在政府中存在着大量的政府储蓄,微观经济主体中存在着大量的私人储蓄。政府对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投入的不足也使得微观经济主体对未来医疗、教育成本预期的上升,进而减少即期消费,增加了私人储蓄。

由于内需不足,使得国内资金利用率低。为了确保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实际贷款利率明显偏低。而且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之下,可以用来生产高技术、高附加值的资金,大多数被用于生产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这些造成资金的低效率使用。

2.2资源不合理利用

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使得经济持续发展不能持续。一方面,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最近几年内钢铁、电解铝、焦炭等行业投资快速增长,并形成了过大的生产能力,超过国内消费的能力,因此相关产业必须通过出口找出路,这是我国钢铁产品、电解铝、焦炭等“两高一资”类产品出口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近几年外商投资持续增加,以机电产品为主导的国际制造业向中国大量转移,使我国成为部分电子信息类产品的国际制造中心。一些产业生产能力大大超出国内市场需要,这是出口大量增加和贸易顺差等不平衡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2.3相关政府政策的不足

以发展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政策。在该政策出台初期有效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资金,充分利用了我国的比较优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经济活力。但是,这种政策使得我国受资源约束,进口产品以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为主,出口以低附加值的消费品和机电产品为主。在国内投资需求减弱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结构一方面造成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进口增速减缓,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容量有限造成出口大量增加。

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地方政府政策。长期以来,各地政府为了追求当地的经济效益,往往把GDp的增长作为评估其政绩的主要指标。各地政府的出口创汇、招商引资成为重要的手段,并最终以“双顺差”反映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其中地方政府在各地的投资活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吸引外企的政府优惠税收政策。作为产业政策的配套政策,优惠的税收政策也同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出口退税政策、“两免三减半”的所得税政策等多项税收减免政策,都一定程度上使得大型跨国公司将我国作为其全球的利润中心,以充分享受优惠的所得税政策。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的形成。

2.4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滞后

国内金融市场欠发达、融资渠道单一也是造成目前国际收支状况的原因之一。从金融市场发展来看,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仍不发达,融资渠道以银行体系为主,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和资金融通中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尽管国内积累了大量资金,但由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通,形成了国内资金流动性、外汇储备、境外融资规模“三高”并存的局面。

3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

(1)增加政府职能,扩大内需。在贸易顺差巨大的情况下,增强国内消费是消化长期高速增长的投资形成产能的唯一途径。更重要的是,持续、稳定、合理比重的国内需求是维持GDp长期稳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增加国内需求也是解决“双顺差”不平衡最根本的途径。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以及教育体系,加快对相关公共设施的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带动和发展具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吸引微观经济主体参与,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2)通过政府和媒体抵制资源不合理利用。在政府方面,应当在各地政府当中,积极推广并采用更能反映资源稀缺性和体现经济外部性的绿色GDp来衡量各地政府的绩效。通过政府从更加宏观的方面把握整个地方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媒体方面,可以通过媒体来加大宣传节约资源,反对浪费等观念,从人的价值观上来影响微观经济体的经济行为,引导其更加健康合理地消费。

(3)进一步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征收资源费、排污费,提高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成本。通过征收资源费(税)、排污费(税),将厂商生产的负的外部效应成本化,也就是将社会成本反映在厂商的产品生产成本中。当前我国价格体系尤其是资源类价格体系未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这使得企业丧失了技术创新、设备更新或强化管理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

(4)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5)对于金融市场层面的调节,应当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满足境内外机构的资金需求。目前我国企业融资结构仍存在过于单一的问题,企业融资依然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直接融资比重过低,在我国压缩信贷规模的宏观调控背景下,一些国内企业只能转向境外市场融资,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因此,需要继续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推动债券、股票等市场的平衡协调发展,并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完成各市场间的无缝对接。

参考文献

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篇10

2014年全县民政工作重点:落实“四个保障”,加强“五项管理”,突出“三个重点”,强化“三个建设”,争取民政资金1亿元以上。

一、落实“四个保障”,发挥民政兜底作用。一是落实防灾救灾体系保障。强化汛期值班,加强物资储备,落实灾民救助和因灾倒房恢复重建政策。进一步加强全县综合防灾减灾示范社区创建工作,健全完善县、乡、村三级防灾减灾体系,实现“两纵一横”的防灾减灾区域布局,提升全县的防灾减灾水平和抗灾减灾能力,力争归州镇万古寺社区成功申报为“全国综合防灾减灾示范社区”。二是落实困难群体救助保障。认真落实《县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实施细则》,加大城乡低保政策宣传力度,全面开展救助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工作,规范入户调查、民主评议等程序,强化公示公开,加大动态管理力度,确保符合条件的对象应保尽保。进一步研究完善医疗救助、临时救助、流浪乞讨救助、慈善救助和农村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等救助政策。三是落实特殊群体福利保障。强化城乡福利院管理,提升生活质量和服务水平,切实保障“三无”对象、“五保”、孤儿基本生活,继续深入开展“十星级”农村福利院创建活动,力争到“十二五”末,全县农村福利院3所达到全国模范福利院标准、7所达到全省模范福利院标准,其余全部达到全省标准化福利院标准。四是落实优抚安置政策保障。及时足额发放各类优待抚恤补助资金,妥善解决好优抚对象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确保优抚对象稳定。认真贯彻国务院新修订的《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切实按政策落实好退伍军人安置,对符合安置条件的退役士官妥善安置好工作,定期组织退伍军人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多渠道推荐就业。积极组织开展双拥活动,巩固“全省双拥模范县”创建成果。

二、加强“五项管理”,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一是加强项目的争取和建设管理。积极争取民政部门项目资金,挖掘夏明翰烈士的文物史料,筹备夏明翰烈士纪念设施项目的立项工作,积极配合发改、移民、扶贫等部门做好民政事业的项目争取工作。继续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县养老、救灾物资储备中心”、“县福利救助综合服务中心”和茅坪镇第二农村福利院、两河口镇第二农村福利院项目,强化质量监督,争创优质工程,确保2014年年底竣工并投入使用。二是加强社会组织管理。深入调查研究,加大社会组织培育力度,探索社会组织监管办法,组建专班对全县所有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整顿,规范社会组织单位等级评估,确保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地发展。三是加强老龄服务管理。认真贯彻落实《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老龄工作的意见》,切实将老年优待和福利保障政策落实到位。逐步建立起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社会组织为补充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基本框架。四是加强社会事务管理。推进婚姻登记规范化建设,依法依规办理婚姻登记、收养登记,履行好民政部门计划生育工作职责;规范区划地名管理;优化殡葬服务,落实好困难群众殡葬救助制度;拓展福彩销售市场,提高福彩销售能力。五是加强社会工作人才管理。大力培养优秀社会工作人才,发展壮大社会工作者队伍,研究制订激励措施,充分调动社会工作人才为社会工作服务的积极性。

三、突出“三个重点”,推进基层民主自治。一是重点抓好农村“幸福村落”创建。深入调查研究“幸福村落”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和解决办法,为县委、政府当好参谋;突出重点乡镇和骨干村指导,打造“幸福村落”创建亮点;认真总结、推介、宣传典型村落的成功经验,用典型推动全县“幸福村落”建设。二是重点抓好城镇社区规范化建设。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指导社区开展规范服务和自治建设;积极推动县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建设的意见》得到有效贯彻落实。三是重点抓好第九届村委员会换届工作。深入调查研究,制定工作方案,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掌握重点、难点村情况,提前指导、提前介入,做到一村一策,确保换届选举一次成功。

四、强化“三个建设”,提升民政部门形象。一是以党风廉政建设为重点,强化监督管理。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班子成员切实履行“一岗双责”;扎实开展第十五个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加强廉政风险预警防控体系建设,动态管理廉政风险;开展好行评“回头看”,巩固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成果;加大民政资金、财务监管力度,确保资金使用安全。二是以“五星级”党组织建设为重点,强化队伍管理。进一步完善组织体系,加强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建设,深入推进“双创五星”、双联双促、结对共建、“1119”工程帮扶活动,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三是以“五型机关”建设为重点,强化内部管理。强化干部职工政治理论、法律法规和业务学习,提升干部职工能力水平;加强机关作风建设,提升机关效能;加强普法依法治理、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推进依法行政;落实好维稳、安全保密责任,确保社会稳定;规范机关运行秩序,加大对外宣传力度,提升部门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