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减政策的建议篇1
【关键词】中欧合作气候变化多层治理地方政府城市气候伙伴关系
【作者简介】康晓，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p467/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7）01-0090-19
【Doi编号】10.13851/ki.gjzw.201701006
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和苏格兰威胁退出英国以及更大范围的全球性逆全球化浪潮很大程度上证明，一股“再国家化”浪潮正在席卷全球；国家乃至更小的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应该成为未来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欧盟研究也不例外。目前，关于欧盟多层治理的研究多集中在欧盟内部。但欧盟本质上是一个国家联合体，不具有国家属性，尤其在国际合作领域；在成员国中，法国、德国等大国及其能力较强的地方政府在欧盟对外决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应该同时关注欧盟内部多层治理体系在国际合作中如何运行及其面临的问题。有鉴于此，作为促进双方四大伙伴关系建设的重要领域之一，中欧气候合作不能只从欧盟层面考察，必须深入欧盟与成员国的互动关系中，并继续向下延伸，将地方政府和社会主体纳入研究框架。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尽管内部存在发达、发展中和欠发达地区的不平衡性，但在国际合作中是以一个整体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参与。相比之下，欧盟则是一个在发展程度上由现代、后现代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国家联合体，但其在气候政策领域则主要反映了积极减排成员国和社会主体的诉求。这导致作为单一国家行为体的中国与欧盟多层行为体气候合作之间的非对称性，并由此产生了在治理目标、能力和机制上的严重摩擦。要缩小甚至消除这种非对称性，中欧双方应当大力推进多层气候合作，特别是从地方政府合作层面探索应对这种非对称性的途径。
一、中欧气候合作困境与非对称性分析
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欧盟就减排的量化指标和谈判机制问题持续向中国施压。会后，时任英国气候变化大臣米利班德（edwardmiliband）更是指责中国阻碍了大会达成在2050年前将全球温室气体减排50%的目标。需要指出的是，中欧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矛盾只是双方气候合作总体矛盾的集中反映，其根源在于表面上宏大、全面、精巧，实际上却复杂、脆弱，且具有非对称性的中欧多层气候合作架构，而这种合作架构根本上是由欧盟的多层治理结构所形成的。
多层治理是欧洲一体化实践中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决策权博弈过程中形成的制度结果，本质上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在国际层面的延伸。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已经形成诸多超国家机构，这与各成员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会行为体形成了至少三个层次的多层治理结构。马克斯（Garymarks）和胡格（LiesbetHooghe）等学者认为，多层治理不同于国家中心的治理结构，而是在超国家机构、政府间机构、民族国家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在多个层次上形成了相互依赖、功能互补及能力重叠的独特决策机制。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决策能力被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分享，而非被国家垄断；第二，集体决策使单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决策权的控制；第三，多层治理在政治领域是相互联系的，而非嵌套的。这一结构是欧盟在一体化的同一性与各成员国多样性之间的平衡，目的是在获得一体化收益的同时，利用各种治理手段应对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不是传统的政治统治方式可以解决的，必须在政府和社会行为体间建立一种协商机制，平等听取各方意见，特别是使某些领域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行为体参与到治理过程中。
比如在欧盟气候治理过程中，技术专家始终是气候变化治理的权威来源。在欧盟气候决策机制中，“国际环境问题工作组―气候变化小组”（workingpartyoninternationalenvironmentissues，ClimateChange，wpiei-CC）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这个由成员国气候官员与专家组成的机构在欧盟对外气候决策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并表现出一定的政治性。首先，成员国环境部长们将wpiei-CC作为协调成员国利益的预热平台，避免直接在部长理事会上的正面冲突。其次，wpiei-CC本质上是一个在欧盟内部凝聚气候政策共识的机构，参与其中的官员和专家都具有使欧盟成为国际气候谈判领导者的共同意愿，因此是欧盟共同气候政策制定的主要推动者。wpiei-CC的意见最终将交由欧盟环境部长理事会进行决策，这一机制起到连接成员国与超国家机构的作用，将成员国利益诉求反映到欧盟理事会的决策中。根据自由政府间主义理论，欧盟决策基于成员国的国家偏好，它是成员国内部各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具有确定性和动态性，即利益集团通过国家平台间接影响欧盟决策。穆拉弗切克（andrewmoravcsik）认为，这一过程中单边选择能力、建立替代联盟能力、议程联系能力更强的国家将更可能影响欧盟决策方向。因此，欧盟对外气候政策首先是成员国内部各利益集团在成员国政府层面的利益整合，然后由wpiei-CC反映到欧盟层面，实现各成员国利益的第二次整合。但欧盟层面的最终决策是由在气候问题上较为积极且影响决策力量较强的国家主导。
具体来看，欧盟成员国关于气候问题的态度基本可分成三类：第一类包括丹麦、荷兰、德国、芬兰和瑞典等，这些国家都倡导积极的环保政策，国内绿党和环保利益集团强大，并且经济结构上已经具备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良好基础；第二类包括爱尔兰、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腊，这些国家在气候政策的制定上较为被动，国内缺少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和环境立法，大多被动接受欧盟层面的相关政策和立法；第三类国家以法国为代表，对以核能等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表现积极，但本质上属于现代国家，相对于接近后现展水平的北欧等国在低碳转型的态度和经济社会结构上都显得逊色，因此居于上述两类国家之间。可见，法国、德国是应对气候变化较为积极的成员国。同时，按照穆拉弗切克影响欧盟决策能力的单边选择、建立替代联盟、议程联系三个变量，这两国由于人口、经济总量位居欧盟前两位，所以不依赖联盟单边行动的能力、建立符合自身偏好的替代联盟的能力和联系其他议程讨价还价的能力都较强，因此也是影响欧盟决策能力较强的成员国，这使得欧盟最终的气候政策更容易反映这两国的偏好。
除成员国层面以外，欧盟多层气候治理机制还直接将绿党、环境利益集团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利益诉求直接纳入欧盟决策程序的参考中。比如，1989年绿党所做的欧盟晴雨表调查在议会中得到前所未有的支持，并成为第四大党。长期以来，欧盟还特别注重引导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环境组织参与气候治理。比如，欧洲环境局、世界自然基金、交通与环境、国际鸟类保护组织、绿色和平组织、欧洲地球之友、欧洲气候网络等影响力较大的环境组织，常常通过倡议、聚焦公众注意力、游说与抗议等方式培育并传播生态价值与规范，逐步成为地方民众实现环境治理的一股黏合剂。同时，欧盟内部多样化的环境组织还可以通过参与专家委员会的方式直接影响欧盟决策。在这一治理结构下，丹麦、荷兰、芬兰和瑞典等北欧国家虽然人口和经济总量在欧盟成员国中并不靠前，但由于绿党和环境组织势力强大，同样可以直接影响欧盟气候政策的制定。最后，欧盟层面的气候政策必然主要反映这些要求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同时又能够且愿意承担应对成本的国家的偏好，表现在国际气候谈判领域就是过于超前的减排目标。
中国与欧盟多层气候合作的非对称性，表现在中国参与国际合作时是作为一个单一制国家的整体参与，而且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据绝对优势。而欧盟是一个多层治理结构，决策的主导权主要依赖成员国博弈。因此欧盟内部虽然也有发展中成员国，但作为一个整体，其气候政策却更多代表了经济水平接近或者已经进入后现代阶段的成员国利益，这些国家无论是能源结构、消费习惯，还是低碳经济转型的条件都远远优于中国。从能源结构看，2014年，欧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成员国的煤炭消费量占世界消费量的比重都低于2%，而中国则占到50.6%。从目标看，根据《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是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1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而欧盟制定的2020年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是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20%，单位GDp能效提升20%，温室气体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在此背景下，欧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成员国的可再生能源占比在20%上下浮动，除荷兰外其他国家都高于中国（见表1）。在2014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公布的2030年应对目标是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而2015年欧盟制定的2030年目标是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40%，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27%。可见，无论是碳减排目标，还是可再生能源目标，中国都远低于欧盟，更低于欧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成员国。
尽管如此，中国仍为实现能源体系转型付出了不小代价。例如，在中国整体经济增长减速的背景下，以煤炭产业为主的山西省经济增速连续两年处于全国各省区市的最后几位。2015年，山西省五大煤炭集团负债率达到81.79%，全省煤炭行业亏损94.25亿元。与煤炭紧密相关的焦炭、冶金、电力工业增速明显回落，进而导致山西省工业经济增长疲软，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下降2.8%。由此可见，中国由于后发国家的性质，需要在短期内实现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大，必须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因而以煤炭为代表的廉价能源就占据了能源消费结构的主体。这一客观条件决定的发展方式长期存在，一方面带来了煤炭生产大省的短期富裕，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中国对煤炭产业的高度路径依赖。山西目前的经济状况正是中国经济在向低碳经济艰难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缩影。一方面，中国从整体上需要尽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就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另一方面，低碳化的过程又必须淘汰高污染和高排放的落后产能，这又必然降低某些行业和省份的经济增速。更重要的是，培育一个新产业的难度远远大于维持一个旧产业的难度。后者在人才、需求、市场主体的培育等各个方面都需要一个漫长过程。如果在此过程中无法保持淘汰落后产业与保持必要增速之间的平衡，那么中国有可能陷入新老产业更替青黄不接的困境。
表1欧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成员国与中国能源结构比较
行为体煤炭消费占世界比重（2014年）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比例的目标（2020年）
丹麦0.1%30%
芬兰0.1%38%
法国0.2%23%
德国2.0%18%
荷兰0.2%14%
瑞典0.1%50%
中国50.6%15%
资料来源：《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5年6月，http：///content/dam/bp-country/zhcn/publications/2015SR/Statistical%20Review%20of%20world%20energy%202015%20Cn%20Final%2020150617.pdf，第32-33页；europeanCommission，“eUClimateaction，nationalactionplans，”http：//ec.europa.eu/energy/node/71。
山西在能源产业转型和保持经济增速方面的两难困境，进一步反映出中欧双方在减排目标和能源结构调整目标上的差异，也是中欧多层气候合作非对称性的写照。如果不能有效应对这种非对称性，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严重分歧还会出现在未来的中欧气候合作中。比如，在2015年6月中欧领导人峰会上达成的《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再次强调了中国和欧盟及其成员国各自在减排方面的自主贡献，以及这些贡献对全球低碳和绿色发展的重要意义。这实际上是对双方根据自身情况独立设置减排目标的共识，体现了中欧对各自发展的尊重，将减排目标和政策的制定权交还给减排主体，避免了国际机制强制性为其设定目标的模式，因此将从根本上激发中国和欧盟进一步减排的动力。但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欧盟仍然不满足对于中国来说已经非常高的减排目标，还希望中国进一步提高目标。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就明确表示，“我们的减排目标是比1990年减少40%，我非常欢迎中国能够对同样的目标承担起责任。”从根本上看，这是在用欧盟内部已经进入后现代经济发展水平的成员国标准来要求中国这样一个正在高速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
二、中欧多层气候合作的进展
中欧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和能力的非对称性，根本上源于中欧制度的非对称性，即欧盟以多层结构与中国的单层结构合作。因此，中国应促进中欧气候变化合作向多层次合作方向发展，特别是将气候合作的主体充分向下延伸，提升地方政府在中欧气候合作中的地位。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多层次合作已经具备了相当扎实的现实基础，中欧气候合作早已超越了中国与欧盟的单一层次合作。具体而言，中欧多层气候合作主要在中国与欧盟、中国与欧盟成员国及双方社会层面三个层次展开。
第一，中国与欧盟气候合作。这一层面的气候合作主要体现在几份重要的双边文件中。2005年的《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宣言》确立了中国与欧盟气候伙伴关系，标志着气候变化成为中欧关系的重要内容，“双方合作也逐渐突破单向援助，演变为环境、能源、低碳经济等多领域的双向合作”。因此，该宣言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与欧盟气候合作的正式开端。2010年的《中欧气候变化对话与合作联合声明》建立了中欧气候变化部长级对话以推进务实合作并交流意见，意味着中国与欧盟气候合作进入机制化阶段，为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2013年的《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是中欧面向未来战略合作规划的重要文件，其中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部分指出，中欧要“合作建立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政策框架，以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改善环境质量和促进绿色产业合作。通过开展中欧碳排放交易能力建设合作项目，推动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运用市场机制应对气候变化”。可见，中国与欧盟气候伙伴关系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气候变化议题已被纳入中欧长期关系的战略规划之中，成为双方战略层面合作的重要内容。2015年正值中欧建立气候伙伴关系十周年，双方又发表了《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这既是对双方十年气候合作的总结，也是面向未来气候合作的新规划。声明中不仅提出要提升气候变化在中欧关系中的地位，而且在保持传统合作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建立低碳城市伙伴关系，并在二十国集团（G20）、经济大国能源与气候论坛、《蒙特利尔议定书》、国际民航组织、国际海事组织等相关机制方面协调气候立场，加强双方国内气候政策协调等新内容，由此使得中国与欧盟层面的气候合作内容更加充实。
总体来看，中国与欧盟层面的气候合作开始较早，在发展过程中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制度框架，合作领域也不断拓展，这得益于双方在冷战后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在多层治理结构下，推进中国与欧盟的气候治理合作，最终还必须依靠欧盟成员国。
第二，中国与欧盟主要成员国的气候合作。在中欧气候合作框架下，中国与法国、德国两个欧盟主要成员国也开展了积极的双边气候合作。总体来看，虽然已建立起中法、中德双边气候合作机制，但是在合作初期，由于气候与能源体系转型特别是发展方式转型等重大战略议题是相分离的，气候合作只是环境合作的一部分，尚未上升到双边合作的战略层面。以2015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为标志，气候合作在中国与法、德的双边关系中的地位大幅提升。中国与法、德先后发表最高级别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或宣言，就推动巴黎气候大会取得成果并最终落实表达了坚定的政治决心。由此，气候合作已经进入中国与法、德双边关系的战略层面。
关于双减政策的建议篇2
关键词：多边贸易体制；博弈；囚徒困境
中图分类号：F75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5－0016－05 收稿日期：2008－03－05
一、贸易政策选择的“囚徒困境”
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能够自主制定贸易政策，它们分别面临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两种选择，假设两国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则都受益，而当本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他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时本国利益受损而他国受益，当两国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时两国均受损，两国各自选择贸易政策后的收益矩阵如图1，它构成一个明显的“囚徒困境”模型。
在该模型中，在经济人假设条件下，两国必然会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而都选择保护贸易政策。在贸易政策选择后，其纳什均衡为图中右下角的(－8－8)，这是该博弈模型惟一的纳什均衡解，无论这两个国家进行多少次重复博弈，贸易政策的选择依然是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该模型虽仅以两个国家为基础，但是推广开来依然适用，它能够解释为什么保护贸易政策受到各国政府青睐。
二、多边贸易体制：摆脱贸易政策“囚徒困境”的制度安排
上述模型中惟一的纳什均衡是两国非合作博弈的结果。很明显，从各自国家的利益来考虑，该纳什均衡解是最优的，但并不是两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最优的，相反是一个两败俱伤的选择。因为这两个国家可以做出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均选择自由贸易政策，这样其收益为(10 10)。由此可见，政府独立的理不是有效率的，一个制度或体制的建立将有助于通过推动合作来解决这一困境(霍克曼等，1999)。根据博弈理论，要实现这种政策选择的转变，首要的条件就是博弈方需要从非合作走向合作，即在博弈方之间建立一种制度安排，并且要求这种制度安排是可信的、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制度安排可以是单边的、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但是只有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才是摆脱“囚徒困境”的博弈规则。
前面分析已经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边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会通过选择保护贸易政策获取利益，进而造成本国利益损失。双边贸易协议同样具有其先天的缺陷：一方面，世界上并非仅仅是两个国家，如果任何两个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必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负的外部性，造成其他国家的报复：如果其他国家之间又达成贸易协议，则势必引发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陷入新的贸易集团“囚徒困境”。另一方面。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某一方如果违约，而其对方不一定具有足够的实力来限制它这么做，这样就容易导致诸多双边协议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多边贸易体制由于其参与者具有多边性质。确保了协议的可信性和有效性，大大强化了承诺信号，并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发展。
三、多边贸易体制的建设者：“智猪博弈”中的大猪
多边贸易体制是一项公共产品，虽然大家都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但正如瑞士作家阿尔弗雷德・莫勒尔在《玩世箴言》中指出的一样，“尽管大家同乘一条船，可一些人是划船，另一些人只是坐船”。作为公共产品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建设过程中，不同的国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中的大国理所当然地担当起划船人角色，而其他的小国则充当坐船人。正如划船人需要付出体力成本一样，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中的大国自然要付出机制建设的成本，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它们是无私的。相反却是自身利益使然，博弈论中的“智猪博弈”模型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智猪博弈”模型中，设想猪圈里养着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猪圈的一端有一个猪食槽，另一端安装一个按钮，每按一次按钮就会有10个单位猪食自动落入槽中。如果一头猪去按按钮，再回来另一头猪可能就有机会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当小猪按电钮时，大猪会在小猪跑到食槽之前吃光所有食物；若是大猪按动电钮，由于小猪吃得慢，大猪还有机会在小猪吃完落下的食物之前争得一些残羹。如果两只猪都去按电钮，则大猪和小猪均能争得食物。假设任何一头猪去按电钮都将付出两个单位食物的成本，两只猪的各种选择及其所获得的食物见图2。在这个模型中，为了得到食物，两只猪的选择就是小猪等在食槽旁边，而大猪则需要奔忙于按钮和食槽之间。
回顾多边贸易体制的产生过程，美国凭借其在二战后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自然而然地充当了大猪的角色，而只有美国有能力也愿意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从竞争的角度来看，相对于它的贸易伙伴，美国具有如此之大的优势意味着，它能承担重建欧洲的责任，而与此同时不需要经常为这些政策给美国商业带来的后果而担忧(基欧汉，2006)。难怪wto总干事雷纳托・鲁杰罗1998年3月4日在“全球贸易体制Gatt50周年纪念日论坛”上发表题为“从憧憬到现实：多边贸易体制50年”的演讲中将“这一体制的构思归功于美国人的灵感”，并且热情地赞扬“美国是八轮世界贸易谈判背后的驱动力”，“贸易体系在过去50年中始终如一的就是美国的领导地位”(RenatoRuggieroetal，1998)。
事实并非是“智猪博弈”模型中的那种对等获利结果，现实中大国可能会付出较少的成本却获得更大的利益。规则的制定者必定是规则的受益者，大国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包含了它自己的利益取向，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带来利益分配向大国倾斜。
四、互惠原则：避免搭便车行为和平衡双层博弈谈判
互惠贸易是多边贸易谈判及成员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与其他成员实现经贸合作的主要工具。虽然Gatt和wto均没有明确强调互惠原则，但是不能否认互惠原则对于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机制中，互惠原则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避免搭便车行为发生，二是平衡各成员政府双层次博弈谈判。
在“智猪博弈”模型中，由大猪去按电钮而小猪选择等待。这便产生了搭便车行为，即小猪不付出任何努力而能够获得食物。当然，这仅仅是“看不见的手”原理的童话版，现实中的大国虽然领导和建设多边贸易体制，但决不允许其他成员搭便车行为发生，
教科书式的单边主义贸易自由化在Gatt/wto的设计中找不到一席之地(盛斌，2001)。Gatt规则正是以美国制定的《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为基础产生的，wto管理的协议也是以权力与义务平衡为基础的，这种平衡是通过互惠的市场准入承诺的交换而取得的。在wto成立之前，Gatt成员大约每隔10年就要在互惠基础上就降低货物关税问题进行一个回合的谈判……创建wto的乌拉圭回合继续坚持了互惠的关税减让方针(麦金尼斯，2004)。互惠原则是建立行为准则过程中的一项基本要素，其制定也是为了缩小因最惠国待遇而引起的免费搭车的范围(霍克曼等，1999)。鞑姆曾这样解释：“在制定关税协定时，这种被认可的方法通常被冠以互惠的标题。从法律原则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只有当其他缔约各方提供互惠关税减让的时候才需要作出关税减让。”(贝格威尔等，2005)。
所有的经济都是国际的，可所有政治都是地方的。wto多边贸易谈判对其中任何一个成员来说都是双层博弈过程，即国际层次博弈和国内层次博弈。国际层次博弈中，成员政府总是力求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国内层次博弈中，利益集团不断向政府施压，迫使其采取符合自己偏好的政策。进行国际谈判的政治家一般来说试图同时做两件事情：即同时在国际的谈判桌上与其他的国家代表进行谈判和在国内的谈判桌上与那些将进行批准和实施协议的行为者谈判(薄燕，2003)。对于美国这样国内利益集团逐渐强大的国家来说，国内的保护利益集团在没有获得互惠的措施而实行单边贸易自由化，要想获得通过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互惠原则正起到平衡政府双层次博弈的作用，互惠的关税减让对每一个国家的自由贸易造成压力。通过互惠体制的承诺而削弱贸易保护主义集团的影响，……如果没有互惠体制的压力，即使消费者拥有数量上的优势，贸易保护主义集团仍会对贸易政策施加比消费者更大的影响(麦金尼斯，2004)。
五、最惠国待遇原则：博弈利益的扩大器与稳定器
非歧视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是各成员间平等地进行贸易的重要保证。最惠国待遇原则要求某一成员在现在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成员的优惠和豁免，也应给予其他任何成员。从这一方面看，最惠国待遇原则是规范多边贸易体制参与者国内贸易政策的原则，是互惠原则落实的具体保障措施，也是国际贸易总得益在各参与方之间公平分配的机制。多边贸易体制的这项规定不仅使博弈利益得以扩大，而且也能够稳定博弈利益。
多边贸易体制的协议主要通过双边谈判达成，在Gatt/wto实践中，为克服搭便车行为，谈判是在主要供应国的基础上以互惠原则进行，即某个产品的关税减让要求通常是由主要进口供应国(即产品的最大供应商)提出的。在多边贸易体制下，这种双边谈判达成的结果通过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推广开来。由此可见，最惠国待遇原则是互惠原则的多边化，这种多边化会产生一种表示友好的效果，即能够有利于促进自由贸易的市场原则。另外，最惠国概念强调可适用于所有参与国的普遍原则，这样就可以使规制成本的最小化。“最惠国待遇可以减少谈判中‘免费搭车’所带来的潜在成本，‘免费搭车’会阻止政府的决策处于效率边界，最惠国待遇可以提高政府决策的效率。”(capinetal，1988)。因为最惠国待遇将多边贸易体制中经济强国的活动变得简单，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将互惠原则下进行双边谈判的结果推广至所有国家，使其不必要与数十个国家进行持续复杂的双边谈判。由此可见，最惠国待遇原则是市场开放的扩大器，最大限度地促进了世界市场的拓展，使国际贸易博弈总得益的生产能力扩大到极致。
在稳定多边贸易体制方面，非歧视原则可以降低贸易战的风险。在政治层面上，没有最惠国原则，各国政府可能会试图确定特殊的歧视性国际集团类别，这种特殊的集团分类可能会引起憎恨、误解和争端，因为被‘忽视的’国家会对这种排斥回以颜色。而最惠国原则既有助于减少各国之间的对峙，又可以抑制政府求助于短期的、暂时的政策，防止给这个饱受冲突的世界‘雪上加霜’(杰克逊，2001)。贝格威尔和斯泰格尔建立的均衡模型得出的结论指出，一国贸易政策的外部性如果只通过世界价格转移到其他国家。政治最优关税才是有效率的，在存在多个国家时，当且仅当关税设立符合最惠国待遇时，贸易政策的外部性才通过这种途径传递。再加上互惠原则有效地消除这种外部性，最惠国待遇与互惠原则联系一起能够有效克服‘双边机会主义’对wto体系的侵蚀。多边贸易体制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的特点，使它的承诺信号变得更加可信。因为最惠国待遇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锁定了各国已经承诺的保护水平，当某一个成员背离其以前对某个贸易伙伴所作的承诺，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它就需要向所有wto成员做出补偿，从而付出更大的代价。
六、争端解决机制：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实施的保障
要解决国际贸易协定的实际义务的履行问题，关键是需要建立一套强制实施的措施。“在国际范围内，法庭的重要性是有限的，在没有宪兵和监狱存在的情况下，无论我们如何强调法庭的重要性，它的重要性还是有限的”(贝格威尔等，2005)。
wto组织结构中的核心和重要部分是源于Gatt几十年经验和实践的争端解决程序，它是使世界贸易体制条约义务得到有效履行的一种核心措施。因此。wto争端解决机制被誉为wto王冠上的明珠，正如前wto总干事鲁杰罗所说，“如果不提及争端解决机制，任何对wto成就的评论都是不完整的。从许多方面讲。争端解决机制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支柱，是wto对全球经济稳定做出的最独特的贡献。”它一方面解决了贸易强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侵略性的单边主义”，另一方面也通过本身程序和机制的完善保障了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实施。
为换取更强有力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wto对单边贸易行动实行了严格的多边约束。各国政府同意，只要有可能，均采取多边补救方式解决问题。这就限制了贸易强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余地。在多边贸易体制内，其争端解决机制被认为是体现了平等、迅速、有效和具有约束性的，其争端解决机制的赔偿和授权报复执行手段限制了大国任意采取“侵略性的单边主义”。多边争端解决机制能够克服双边关系中存在的“势力不均衡”，因为两国贸易战中总是大国的损失要小。所以在双边框架下约束它违约的力量较小。而在wto多边框架下，违约将被要求赔偿损失并可能受到经济制裁，增加了大国违约成本。
被认为是“从论坛和调解委员会变成法院或仲裁庭的革命”的争端解决机制提高了wto作为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使多边贸易体制更安全、可预见和稳定。它将“共识”程序改为“反向共识”，加强了wto法律制度的约束力。反向共识规则形成的自动通过，使得wto争端解决机构对成员在wto协议
下发生的争端有了强制管辖权。wto在强调当事成员之间的磋商、谅解、斡旋、调解和调停的同时，还强调了国际经济贸易仲裁的作用，建立了各种具有一定强制力、准司法效力的执行手段。最后，它规定了最后解决期限，并借组织的力量加强了争端解决机制报复机制的威力，从而保障裁决的执行。
七、谈判机制：一个驱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系统
从本义上说，多边贸易体制是处理各国贸易关系的原则和规则的基本框架。不过，这些原则和规则以及各国在这些原则和规则下相应的义务，并不是由某个全球性的统治机构来制定和强制实行的，实践中并不存在这样的超国家机构。Gatt/wto本身并不是规则制定者，而是组织成员进行谈判，为成员间谈判提供便利、提供谈判场所(黄静波，2004)。谈判才是多边贸易体系的驱动力量，它被用来确定规则和程序，定期降低贸易壁垒，或用于新的国家想加入这个俱乐部的时候，还被用来解决贸易摩擦(霍克曼，1999)。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飞跃正是通过一系列“贸易回合”的方式实现的。谈判本身就是博弈过程，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更是一个博弈系统。
(一)加入谈判与议题谈判如果某一个国家或具有独立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单独关税区希望加入多边贸易体制，则必须进行关税减让和其他开放承诺谈判，这通常被认为是“入场条件”，它要求加入者在一个对所有成员开放的工作组里进行谈判。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一个加入国可以从它加入之前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体制)成员之间已经商定的所有减让中获得利益，因此，只能期待会要求加入国本身做出贡献，即将它自己的减让表添加到那些已经成为关贸总协定附件并构成其组成部分的减让表中去(奥利佛・隆，1990)。这种程序完全是有充分理由的，它充分体现了多边贸易体制的互惠原则。
多边贸易体制谈判以议题谈判为基础，谈判需要首先确定议题，而谈判议题的确定本身往往就是一场谈判，各成员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各个成员提出的议题交叉互错，最终形成议题群。为推动谈判进行，多边贸易谈判中往往在谈判开始和结束阶段尝试跨议题关联，在初始阶段的跨议题是为获得一个平衡的谈判议程，到谈判的最后阶段，由于各成员对于各个议题的立场已经彻底表达清楚，为达成整个协议则需要进行议题挂钩，它潜在地起到两个作用：可以用于获得互惠性，即满足了分配上的限制而达到利益和减让的平衡：可以用于提高自由贸易产生的潜在获利。因此，多边贸易谈判往往出现“在所有的事情达成协议前什么也达不成协议”。
(二)多方、多阶段、多层次谈判多边贸易谈判包含多个阶段，首先由一个起催化作用的成员开始，发起一个确定谈判议程的前期谈判，然后是正式的多边贸易谈判，随后依次是后期谈判和实施阶段。议题谈判的进行是多方参与的过程，其复杂性远远超过只涉及两个博弈者的谈判，而且在诸多博弈者之间可能形成同盟，而且同盟的类型各有不同：某一个同盟内的成员在某一项议题中具有相同的立场，而在另外议题上又针锋相对，形成一个极其复杂的谈判网，也使多边贸易体制谈判具有多层谈判的性质。对于某个成员来说，其关心的不仅仅是能否达成协议，而且需要考虑达成的协议能否得到国内法律的批准，这就是一个双层博弈的过程。对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性组织，例如欧盟，它不仅仅涉及欧盟与其他成员的谈判，各成员内法律的批准，还涉及到欧盟成员之间的谈判。
(三)谈判结果：拒绝点、协议区域与获胜集合谈判最终是需要结束的，不是达成协议就是陷入僵局。双边协议是否达成取决于二者之间有没有协议区域，协议区域的确定取决于拒绝点，即谈判者(出价者和要价者)各自的心理底线，最起码达成协议要比不达成协议好。图3中a国和B国的拒绝点分别为a点和B点，对于a国来说，a点右边的出价都是可以接受的，对于B国来说，B点左边的出价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a、B两点之间就构成协议区域，则a、B两国有可能在协议区域内达成协议，协议区域的大小决定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至于它们是在x1处达成协议还是在x2处达成协议，则取决于二者各自的谈判能力。
该图同样用于解释各成员的双层博弈结果，只不过在这里，协议区域被称为“获胜集合”，即国内法律能够批准对对外贸易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所有可能集合。同样，该获胜集合越大，从而达成的协议就越可能被批准。
八、结论
关于双减政策的建议篇3
关键词：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3-0175-02
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把构建中国东盟自贸区推上了议事日程。2004年1月双边开始下调农产品关税―即实施“早期收获计划”，自此，自贸区的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果。随着双方《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投资协议》等的陆续签署，到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双边的平均关税降到0.1%，并对超过90%的产品实行零关税。经过中国和东盟各成员国的共同努力，双边贸易在近年来实现快速增长，2015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4721.6亿美元，东盟成为中国第四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来源地。
一、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发展现状
（一）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中国―东盟自搭建自贸区建设以来，通过不断削减成员国之间的关税，保持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中国―东盟双边进出口总额从2004年的1058.8亿美元扩大到2015年的4721.6亿美元，短短十二年间，双边贸易规模增长了3倍；在2014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同比增长速度达8.23%，较我国整体对外贸易增速高出5.93个百分点，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1.2%。
（二）各成员国的贸易发展不平衡
东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有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也有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缅甸、老挝、柬埔寨等。正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导致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的贸易发展不均衡。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的进出口贸易主要集中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等；而对柬埔寨、老挝、文莱的双边贸易量非常小。在2015年，中国对马来西亚的进出口贸易量达到972.9亿美元，约占中国对东盟进出口量的21%，中国成为马来西亚的第二大出口地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而贸易量最小的文莱为15.1亿美元，仅占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量的0.3%。东盟各成员国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在自贸区贸易中各取得贸易利益的不同不利于成员国之间经济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相互协调，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自贸区的进一步建设。
（三）服务贸易发展落后于货物贸易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内服务市场的逐步开放，双边在旅游、交通运输、电信、金融等服务行业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中国―东盟的服务贸易起点仍然很低，仍落后于货物贸易的发展，2015年双边的服务贸易总额只占货物贸易总额的10%。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在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制约因素就是双边的服务贸易逆差都很严重，据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主要逆差来源于旅游、运输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保险服务领域等。但随着中国及东盟成员国逐步意识到服务贸易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活力和相关贸易政策措施的不断完善，中国―东盟的双边服务贸易将成为未来强劲增长点。
二、加快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优势互补
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优势逐渐减弱，据波士顿制造业成本指数显示，中国的制造业成本指数已高于大部分东盟国家，这也是发达国家陆续从中国撤离加工制造企业转而投向东盟国家的直接原因。市场的合理分工需要双边的共同努力和大力合作，中国应抓住机遇，将不再具有劳动力优势的产业部门转移至东盟国家，一方面有利于中国制造业的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东盟国家可以利用本身的人力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基础工业，积累资源。同时，东盟国家应瞄准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为其剩余产品找到可靠、稳定的出口方向。
（二）加速贸易自由化，减少贸易摩擦
在推动自贸区的建设过程中，虽然各成员方都积极降低关税、开放市场，推动自由化进程，但为了保护本国的比较优势，各成员方的贸易壁垒仍然存在，贸易保护主义从未消失，同时也阻碍了双边贸易的发展。2015年2月，马来西亚对产于中国、印度尼西亚的热轧卷材、格子花纹卷材和酸洗涂油卷材做出反倾销终裁，供应热轧卷材的日照钢铁轧钢有限公司被征收12.19%的反倾销税；而印尼所有出口格子花纹卷材的企业均被征收高达25.4%的反倾销税。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贸易摩擦不利于各成员国双边贸易的顺利发展，严重的情况甚至上升到政治高度，这样的结果只会两败俱伤，阻碍自贸区的发展。加速推进贸易自由化，减少贸易摩擦是实现中国―东盟自贸区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当然作为涉案的当事方也应该严格审视自身问题，吃透贸易双方的合同要求，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减少贸易摩擦的发生。
（三）加快服务贸易的发展
服务贸易得以迅速发展必须有健全的服务管理体制做保障，目前中国和东盟各成员国虽然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但在执行上仅仅限于成员国内愿意开放的服务部分降低市场进入标准，在执行上随意性大，操作性不强，存在体制上的漏洞；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相关部门应积极磋商，完善服务贸易相关的制度措施，让更加有效力的管理制度保障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同时，在发展服务贸易方面，中国和东盟各成员国应站在比较优势的角度上有目标有方向地发展双边的服务贸易，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差异，东盟成员国由于国内资金投入不足和基础设施建设比较滞后，要适应经济的快速增长必须大量地吸引外资企业投入国内的生成领域，如通讯、运输等，这就成为中国向东盟投资的机遇；而中国由于具备巨大的消费者市场，同时也处在产业结构升级关键阶段，东盟国家可以瞄准消费者实时需求，大力发展旅游、商业服务等。
参考文献：
[1]王峰，梁楚云，盛少钦.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逆差：结构、原因与对策[J].经济问题探索，2012，（3）：121-128.
关于双减政策的建议篇4
关键词：美国外交与军事 奥巴马政府 核政策 无核武器世界 国际安全 核不扩散
核政策是一国外交和防务安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由核军控和核裁军政策、核战略、防扩散政策、核安全政策等组成。奥巴马就任以来，在大幅调整美国对外政策的同时，在核政策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高调提出“无核武器世界”的倡议，与俄罗斯就进一步削减战略武器重新谈判并签署新的协定，提出在四年任期内促使国会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推动该条约尽快生效，出台《核态势评估》报告，倡议并主持召开核安全峰会，凸显了核政策在美外交和安全政策中的地位。奥巴马对美国核政策调整的动因是什么?对国际安全和防扩散将产生哪些影响?这些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本文拟在对奥巴马调整美国核政策的过程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奥巴马政府核政策的内容、目标和调整的原因，探讨美国核政策调整对国际安全和防扩散的影响。
一 奥巴马政府核政策主要内容
奥巴马在担任联邦参议员时，就非常关注核裁军和核安全问题，参与了参议员理查德・卢格(RichardLugar)发起的旨在制止核材料走私、防止掌握核材料及核武器的“合作减少威胁"(CooperativetreatReduction-CtR)项目。
2007年1月和2008年1月，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和基辛格、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和前参议员萨姆・纳恩(Samnunn)等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无核武器世界”的设想，声称“美国必须通过重申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来强化核不扩散体制”。这一设想得到朝野和两党多数的支持，为核议题进入大选提供了政治空间。奥巴马在竞选中多次明确表示，支持“四政要”(FourHorseman)提出的“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和步骤，并阐述了他对美国核政策的主张。2008年7月，奥巴马在普渡大学(purdueUniversity)发表的国家安全讲话中说：“现在是向世界传达明确信息的时候：美国寻求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只要核武器存在，我们将保持强大的核威慑力。但是，我们将把销毁所有核武器作为美国核政策的中心。我们将与俄罗斯谈判大幅削减两国的核武库，我们将与其他核大国合作大幅削减全球的核武器储备。我们将寻求达成一项可核查的全球禁止生产核武器裂变材料的协议。我们将与参议院一道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然后寻求使其尽早生效。”
当选后，奥巴马在回答美国军控协会主办的《今日军控》(thearmsControlto-day)杂志的书面提问时，全面地阐述了新政府在核军控和核裁军、防扩散、核安全等问题上的政策目标，明确表示，“将把在世界范围内消除核武器作为美国核武器政策的中心”，“将制定美国核武器政策的新方向，向世界表明，美遵守其应尽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义务，最终消除核武器。”
就任后，奥巴马在不同时间和场合重申了竞选期间有关美国核政策的主张。其中，奥巴马在首次出访欧洲于2009年4月5日发表的布拉格讲话，普遍被认为是奥巴马最重要的核政策宣示，标志着奥巴马政府核政策的正式出台。美国国防部在经过长达数月的酝酿后，于2010年4月6日公布了《核态势评估》报告(thenuclearpostureReview-npR)，全面阐述了美国今后5～10年的核武器政策和核战略。此外，奥巴马政府中的官员在国会听证会作证时和在多次公开讲话中都对奥巴马的核政策进行了阐释。
奥巴马政府核政策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内容：
首先，奥巴马倡导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并“将之作为美国核政策的中心”。
奥巴马在布拉格讲话中正式提出“无核武器世界”的倡议，声称“美国将致力于寻求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并从美国安全和战略利益需要出发，明确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包括核裁军、核战略和防扩散等众多核政策领域的具体步骤，把“无核武器世界”置于美国核政策的中心地位。虽然奥巴马不是提出“无核武器世界”的第一人，也不是第一个响应“四政要”倡议的人，但他第一个把“无核武器世界”纳入美国核政策，这将对国际核裁军和核不扩散产生深刻的影响。
其次，在核军控和核裁军方面，与俄罗斯就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定进行谈判，推动美国参议院尽快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推动其他核大国加入多边核裁军进程。
与俄罗斯就进一步削减战略武器进行谈判和推动参议院尽快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奥巴马核军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倡导的走向“无核武器世界”的两大具体步骤。
冷战后，随着国际安全形势和战略环境的变化，美俄开始了核裁军进程。美国与苏联于1991年7月签署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协定(StaRtⅠ)，规定双方在条约生效的7年内各自削减约30％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双方拥有的核弹头数量削减至6000枚，运载工具不得超过1600件。该条约于1994年生效，2009年12月5日到期。1993年1月，美俄签署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Ⅱ)，进一步把双方拥有的核弹头数分别削减为3500枚和3000枚。之后，由于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两国迟迟没有交换条约的批准文件。小布什政府上台后，于2002年与俄罗斯签署《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SoRt，也称作《莫斯科条约》)，再次把双方的核弹头数量削减到1700～2200枚，但条约允许削减的核弹头可以储存而不必销毁，而且与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不同，该条约对运载工具没有做出限制。2002年6月，美国正式退出反导条约，俄随即宣布不再接受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约束。2008年4月，美俄宣布将缔结一项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军控条约，但由于北约持续东扩、美国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特别是该年8月爆发的俄格战争，使美俄关系降至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在这样的情况下，美俄核裁军谈判虽在俄罗斯的努力下得以恢复，但在布什任期内没有取得具体成果。
奥巴马在竞选中多次明确表示，他“将与俄罗斯谈判以达成大幅削减两国的核武器”，“将与其他核大国合作大幅削减全球的核武器储备”，作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具体步骤之一。就任后，奥巴马重申，大幅削减核武器是他任职期间的核心目标。奥巴马还表示，将在任期结束前兑现其竞选时的诺言，即“在所有的已经宣布的核武器国家之间就削减核武器、最终销毁核武器开始高层对话”。美国务卿克林顿
2009年1月15日在参议院举行的提名听证会上及2009年3月在日内瓦与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见面时均表示，她将把核不扩散和与俄罗斯达成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议作为上任后“比较优先的议程”(veryhighpriority)。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是国际核裁军和防扩散领域重要的多边协议之一，是有核国在1995年和2000年召开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审议会所做出的核裁军关键义务之一。该条约旨在通过禁止核试验，以期达到限制现有核武器国家开发和部署新的核弹头，防止新跨入核俱乐部国家通过核试验来完善小型的、更易携带的核弹头，从而起到核军控和防扩散的作用。
美国于1996年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根据美国宪法，总统签署的国际条约需要参议院2／3多数批准才能生效。1999年10月，美国参议院以51比48票否决了该协定。美军控界不少人认为，这一举措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极大地削弱了美国在国际核裁军和防扩散领域的传统领导地位，削弱了美国推动其他国家加入该条约和不进行核试验的能力，以及发现和阻止其他国家进行秘密核试验的能力，严重削弱了美国重振陷于低迷的国际防扩散体制的努力，“为中国继续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不签署该协议提供了一个口实”。
奥巴马认为，促使参议院尽快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使其尽快生效，是推动全球走向无核武器世界的重要步骤。该条约通过禁止开发和部署新型核武器，可遏止现有核大国之间危害战略稳定的核军备竞赛。同时，奥巴马政府希望通过这一举措表明，美国新政府放弃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和安全政策，重视多边合作和国际机制的作用。为赢得参议院2／3多数的支持，希拉里在参议院提名听证会上表示，奥巴马政府将在一些诸如可核查的核禁试等技术问题上与参议院紧密合作，并改变布什政府拒绝向“全面禁止核试验组织”(CtBto)的国际监督系统――一种旨在发现低当量核试验的传感系统――提供足够资金的做法，承诺为该组织提供资金。
第三，在核战略方面，重新界定核武器的作用，承诺不开发新的核武器，同时提高美国核武库透明度。
所谓核战略，是策划和指导核力量发展与运用的方略。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奥巴马在就任后的一系列讲话及奥巴马政府在新的《核态势评估》中，全面阐述了美国的核战略。
1、在核战略思想方面，提出保持安全、可靠和有效的核威慑前提下，降低核武器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把核武器作为自身安全和国际力量平衡的基石。美国防部1994年和2001年的《核态势评估》都对美国核武器的作用、规模和结构作了评估。2008年1月，控制的国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nationalDe-fenseauthorizationact)要求，下届政府中国防部应与能源部和国务院一起，对美国核武器的作用和规模重新进行评估。奥巴马就任后，多次在讲话中宣称，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美国将“减少核武器在美国安全战略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了彻底放弃冷战思维，美国将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比重”，“将恢复美国在减少核武器作用方面的领导地位，并朝最终消灭核武器方面努力”，“一个无核武器世界就是一个核武器使用的可能性不再存在的世界”。美国防部在经过长达一年的酝酿后于2010年4月公布《核态势评估》，对核武器的作用作了界定，将“遏止(或吓阻)其他国家对美国及其盟友发起核攻击”界定为核武器的“根本作用”。新的核态势报告认为，部署数以千计的核武器，担负广泛的使命，包括捍卫美国及其盟国不受核、生、化武器的攻击，对21世纪的安全既不合适也无必要。相反，通过减少核武器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并朝着逐步消灭它们的方向前进，我们可以扭转这样的预期，即我们注定将生活在一个核国家越来越多的世界。
2、在消极安全保证方面，奥巴马政府宣称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
新报告宣布不对签署并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但不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如果美国及其盟友遭到这些国家的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袭击，美国虽不会使用核武器，但将使用“具有毁灭性的”常规军事力量实施报复。
3、宣布不再发展新的核武器，停止核试验，但将继续发展常规武器。
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加强了核威慑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布什政府认为，核武器在遏制可能的对手和为盟国提供延伸威慑方面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在此核战略思想指导下，2001年的美国《核态势评估》赋予核武器较广泛的作用，提出开发新型核弹头。根据《核态势评估》，布什政府能源部核安全局(nnSa)提出了《强力核穿地装置》(theRobustnuclearearthpenetrator-Rnep)计划，但遭到控制的国会否决。在此情况下，布什政府又提出“可靠的替代型弹头”(ReliableReplace-mentwarhead-RRw)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用更容易获取和对环境无害的材料生产的弹头替代目前设计的老化弹头。“可靠的替代型弹头”还包括先进的安全技术。核武器设计基于其有一定的服役期的设想。美国核武器试验室2006年的研究结果表明，每件核武器的钚芯的寿命超过85年，也许长达100年，这个结论使美核安全局认为，当前没有必要开发和生产替代性弹头，美国会在2008财年停止为该计划拨款。
奥巴马在竞选中多次表示“不会授权开发新的核武器”。就任后，奥巴马在向国会提交的2010财年预算草案中建议中止开发新的替代弹头。新的《核态势评估》明确提出：“美国将不开发新的核弹头，‘延长核弹头寿命计划’(Lifeextensionpro-grams)仅用于以前设计试验的核部件，并且不支持新的军事使命或提供新的军事能力。”但对什么是“新的核武器”，报告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说明，并且在美政府内部也存在争议。
4、转向“无核防务”(non-nucleardefense)，强调常规威慑。
在弱化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的同时，奥巴马政府寻求更多地依靠美国在常规武器方面的绝对优势来维护美国的安全和战略利益，在这方面，奥巴马政府延续了布什政府的政策。奥巴马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继续开发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二是支持开发新一代非核武器，即“全球即时打击”(thepromptGlobalStrike)系统。所谓“全球即时打击”系统，就是运用远程弹道导弹搭载常规弹头，在不到一小时内对世界任何地方实施精确打击。
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就积极开发“全球即时打击”能力，在2009年财年预算中要求国会拨款1.17亿美元，用于开发携带常规弹头的陆基和海基的远程导弹。最终国会同意拨款1.24亿美元。奥巴马就任后，继续开发“全球即时打击”系统，在2010财年预算报告中要求国会拨款2.4亿美元用于该系统的开发，比2010年预算增加了
45％。美军方预计，到2015年该项目总计要投入20亿美元。
奥巴马政府认为，“全球即时打击”是一种新的威慑形式，它有助于填补由于削减美国战略核武库而留下的空缺(gap)，同时为美国处理国际危机增加更多的军事行动选择。此外，使用这种高技术常规武器所带来的战略好处还有：既可以取得核武器的打击效果，又避免常规战争升级为核战争。美专家称，“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来说，在洲际范围内迅速并且不凭借核武器对大范围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非常重要。”美副总统拜登说：“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打击的常规武器使我们能够弱化核武器的作用”。
“全球即时打击”能力将非核武器作为一种威慑力量运用，扩大了美威慑战略运用的范围。目前，美空军拟用改进的“维和”-3型(peacekeeperⅢ)洲际弹道导弹搭载常规弹头，如果成功的话，将部署在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
5、提高美国核武库的透明度。
奥巴马政府内部经过数月的辩论于2010年5月3日公布了长期以来作为军事秘密的美国核武库的数量，并将其作为“迈向核透明的关键一步”，以表明美国在削减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庞大核武库上所取得的进步，证明美国切实遵照《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履行核裁军的义务，迫使其他核大国采取同样行动，以及与其他核大国“建立信任”关系。
第四，在防扩散方面，奥巴马政府重点放在核安全上，把防止核燃料的扩散作为最优先的议程，重振和强化国际核不扩散体制。
在防扩散领域，奥巴马政府除强化不扩散体制外，还把重点放在核安全上。奥巴马政府采取的措施是：(1)把防止核窃取核燃料作为核安全的重点，通过加强现有的防扩散倡议和机制及核安全方面的多边国际合作，制止核材料走私和流失；(2)在执政第一年发起召开全球核安全峰会，引起全球对核安全问题的关注，加强核安全领域的多边国际合作；(3)推动国际社会尽快就禁止为核武器生产裂变材料(FmCt)开展多边谈判；(4)努力把冷战后美国倡导建立的多边防扩散倡议转为国际机构；(5)加大对美国核武库和核设施安全的投入。奥巴马允诺在2010财年预算中，对美国核武器试验室增加6.24亿美元的开支，另在今后5年内拨款50亿美元维修老化的设施。在2011财年预算中要求拨款70亿美元，用于维护美国的核武器库，比2010年国会批准的该项开支64亿美元多了近10％。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看出，奥巴马政府的核政策与其前任相比有如下特点：一是把“无核武器世界”列入美国核政策并作为中心目标；二是在核战略思想上，在坚持把威慑作为美国安全战略的基础的同时，强调发挥高技术常规武器的威慑作用；三是在防扩散政策措施上，把核安全作为重点，并强调多边协议和国际机制的作用。
二 奥巴马政府调整核政策的目的
奥巴马是在美国实力地位相对下降，国际形象严重受损、美俄关系陷入低谷、国际军控和防扩散体制面临严峻挑战下入主白宫的。奥巴马政府调整美国核政策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二)重塑美国在核问题上的道德形象，恢复美国在全球核裁军和防扩散领域的影响力和领导地位。
冷战时期，美国在国际军控和防扩散领域一直发挥主导作用：国际军控和裁军协定、公约、准则和机构的大多数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制定和建立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也是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下形成的，是美国及其盟国控制下的一种制度安排；美苏在长期的核对峙中建立的一系列稳定双边核关系的游戏规则，包括相关的名词术语，对国际军控和防扩散规则的制定产生深刻的影响。总体来说，冷战时期的国际军控和防扩散体制是美国主导下的体制。在美国主导下，核扩散得到较有效的控制。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格局进一步朝多极化发展和美国权势的相对衰落，美国在国际军控和防扩散领域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同时，美国在核问题领域的相关政策也损害了其道德形象。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参议院于1999年12月否决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削弱了其他有核国家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义务和在核裁军方面采取实际步骤的信心。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奉行单边主义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加强核威慑在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加快研制和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步伐，单方面宣布退出反导条约，以及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破坏了全球核战略平衡和美俄核战略关系，增加了俄罗斯的不安全感，引发了美俄在与军控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以至于许多国家认为美国不愿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核裁军义务。2005年7月美印核协议允许印度从美国进口核燃料和敏感核技术，被许多国家认为是奖励了印度的核扩散行为，在实际上承认了印度有核国家的地位，加剧了南亚地区的核竞赛，刺激了其他国家开发核武器，开了一个坏的国际先例。美国出于全球战略需要在核武器政策上的长期实行的双重标准引发无核国家的显著不满。特别是小布什政府以萨达姆政权秘密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口实发动伊拉克战争，造成该地区的动荡，增加了核恐怖主义的风险。布什政府的核政策极大地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削弱了美国在国际核裁军和防扩散领域的传统领导地位。
奥巴马执政后，把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修复受损的国际形象作为美对外政策的总体目标。而重塑美国在核问题上道德形象，恢复美国在全球核裁军和防扩散领域的影响力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奥巴马认为，美国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核武器国家和唯一一个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在核军控和防扩散领域“有采取行动的道义上的责任”，“发挥领导作用”，除了美国外，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充当这个领导作用，而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对强化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加强国际防扩散领域的合作，消除核恐怖主义威胁是必要的。
因此，奥巴马提出并倡导“无核武器世界”理念，并带头削减核武器、提高美国核武器库存的透明度、提议召开核安全峰会，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重塑美国的核道德形象，设置国际裁军、防扩散的主要议程、掌握大国之间核对话的主动权、主导核安全和防扩散领域的国际合作，恢复美国在全球核裁军和减少核武器作用方面的领导地位，提高美国在国际防扩散领域的影响力。
(二)扭转近十多年来国际防扩散低迷态势，强化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特别是加强全球在防止武器用裂变材料流失和扩散方面的努力。
冷战结束至1990年代中期，国际防扩散努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主要是：199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决定无限期延长该条约，有核国家承诺建立中东无核区；1996年第50届联合国大会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美国签署了该条约；2000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各签约方同意为实现最终普遍裁军采取的13个步骤，其中包括推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尽快生效，在日内瓦裁军会上就禁止生产核裂变材料进行谈判并在5年内达成协议，有核国家削减核武器，尽快履行美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协定并结束第三阶段谈判，减少核武器系统的实战作用，弱化核武器在安全政策中的作用等。
但自199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防扩散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出现一系列倒退，主要
表现有：第一，有核国家显著增多。冷战后，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全球核武器数量虽然大大减少，但拥有核武器国家却显著增加。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theFederationofamericanScientists)的统计，1986年，全球共有70481件核武器，为5个有核国所拥有；到2009年，全球核武器数量虽然减少到22385件，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增加到9个。在南亚次大陆，1998年印巴先后进行了核试验，而且印巴之间的核竞赛仍没有放松的迹象，两国仍奉行开发核能力，保留核选择的政策，不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致使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南亚无核区的主张至今仍前景黯淡；朝鲜自2002年终止冻结其核计划以来，宣布已经对钚进行了后处理，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于2006年进行核试爆；伊朗在公开的民用浓缩铀项目上取得显著进展，可以迅速地转化为武器项目。上述国家的核计划对国家安全、地区稳定以及国际不扩散体制造成强烈的冲击和破坏。第二，核材料流失和核技术扩散严重，核安全问题突出。据统计，目前全球40多个国家共有350万磅高浓缩铀，110万磅钚。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守估计，只要25公斤的高浓缩铀(HeU)或8公斤钚就可以制造一件核武器。另据专门从事核问题研究的非政府组织“易裂变材料工作组”(theFissilema-terialworkingGroup)预计，全球现有足以制造12万枚核弹的武器级铀。这些核材料除可直接用来制造核武器，还具有极强的放射性，如何处理和保管这些核材料成为核安全的重要问题。拆除的核弹头、核燃料的储存、保管等也可能造成新的扩散。此外，越来越多的富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向核能来满足清洁能源目标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希望开发作为核反应堆燃料的浓缩铀技术，而同样的技术生产的浓缩铀可被用来制造用作核弹，这不仅使全球的浓缩铀生产和储备日趋增多，而且造成可用于武器项目的核技术的扩散。第三，核恐怖主义的威胁上升。全球浓缩铀和钚等核材料库存的增长加剧了美国对核恐怖主义的担忧。美专家认为，核恐怖主义的活动主要有四个方面：(1)恐怖主义分子可能窃取一个完整的核武器的危险；(2)恐怖主义分子窃取或购买裂变材料，制造(装配)和引爆一件粗制的核武器(acrudenuclearweapon)的危险；(3)恐怖主义分子攻击或破坏核设施，特别是核发电厂，造成大量放射性泄漏；(4)非法获取放射性物质，制造或引爆放射性分布装置(radiologicaldis-persiondevice-RDD或radiationemissiondevice-ReD)，即“脏弹”。
以上几方面，加上200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遭到失败，日内瓦国际裁军会毫无进展，谈了6年之久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wC)被布什政府否决等因素，使美不少专家认为，过去的十年是国际防扩散体制低迷的十年。
另一方面，虽然美国在冷战后倡导建立一些新的双边或多边防扩散机制，如“防扩散安全倡议”“全球合作降低威胁”“与核恐怖主义作战全球倡议”(theGlobalini-tiativetoCombatnuclearterrorism-GiCnt)等，但仍不能有效地防止核扩散。重振全球核不扩散努力，重振国际防扩散机制，减少恐怖组织掌握核武器对美国发动袭击的威胁，成为奥巴马政府核政策当务之急。
(三)把核裁军作为增进美国安全的重要工具，在保持美国核威慑力量安全、可信和有效的基础上，通过倡导“无核武器世界”及减少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维持美国在全球军事中的绝对优势地位。
奥巴马政府对美国核武器政策和核战略调整，在战略安全上主要是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首先，从威胁认知的角度分析，奥巴马政府核战略调整，反映其对冷战后美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的认知发生变化。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使国际形势和战略环境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美国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来自苏联的对美国战略和安全利益的全球性威胁已不复存在。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主要继承国，是世界上唯一在军事上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国家。但美俄在核裁军领域所取得的显著进展，以及美俄“伙伴关系”的建立，使美俄之间爆发核大战的危险已基本消失。另一方面，核扩散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一种主要形式，呈现出许多新的情况，核恐怖主义成为美国面临的最主要的安全威胁。
美国是恐怖主义袭击的最主要的目标。在九一一事件之前，美国政策制定的最大安全关切是前苏联的核武器、核材料和核技术流失和扩散，美国核政策制定的很大部分是围绕这一担忧进行的。九一一事件表明，恐怖主义组织已经提升了其恐怖活动的毁灭性，对美国安全的威胁进一步增大。一些恐怖主义组织公开宣布它们将对美国发动大规模摧毁性打击，恐怖主义分子获得核武器或核材料的危险出现。本・拉登要求把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为“一种宗教责任”；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官员最近写的一份报告称，对来说，窃取一个核弹或足够的核材料制造一个核弹“非常困难”，但在过去的15年内一直不懈地企图获取核武器，并且至少两次试图在黑市上购买核材料。
美国于2003年2月制定的《与恐怖主义作战的国家战略》(nationalStrategyforCombatingterrorism)指出：“在过去的十年里，恐怖主义组织使用生化、放射性或核武器，或高当量炸药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据报道，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的几周内，布什“命令其国家安全班子给予核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给予最大关注”。副总统切尼称，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在美国城市投放生物或化学武器的可能性。”2004年发表的九一一委员会报告认为，美国应“尽最大努力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奥巴马在就任后的多次讲话中，把核恐怖主义称为“全球安全最直接和最极端的威胁”，“对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是恐怖主义组织掌握核武器的可能性。”奥巴马政府《核态势报告》也把恐怖主义和防扩散作为当前美国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奥巴马在报告公布的当天说，核态势评估“认识到美国和全球安全的最大威胁不再是核大国之间的核战争，而是由暴力极端分子的核恐怖主义和核扩散国家的数量增多。”而对恐怖主义这种非国家行为体来说，美国强大的核威慑几乎不起作用。因此，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强化防扩散体制成为奥巴马政府核战略的一种现实选择。
其次，从美国核威慑能力和核武器技术的角度分析，削减核武器不仅不会损害，反而会增加美国的安全。这是因为：(1)美国的核武器仍处于饱和状态，即使美国削减了核武器，美国拥有的核弹头数量仍足以摧毁世界多次，美国仍有足够的威慑能力。而且，削减下来的核弹头并没有销毁，而是储存起来，随时可以重新安装；(2)美国计算机模拟核试爆技术和弹头保存技术，延长了核武器的寿命，不需要经过核试爆就可保持安全、可信和有效的威慑能力。根据美国能源部核安全管理局报告，美国
“已具备在禁止核试验的条件下保持现有核武库安全可靠的技术能力”。而且奥巴马政府还准备加大对此的投入。
最后，从美国常规力量的优势来分析，精确打击的常规武器已经可以实现过去只有核武器才能完成的使命，而不必冒核报复和道义的风险。核武器可用先进的、攻防兼备的常规武器所代替，是促使奥巴马政府削减核武库和弱化核武器在美安全政策中的作用的动因之一。
(四)修复和巩固美俄关系，调整大国之间的核战略关系。
布什政府时期，由于美国坚持在东欧部署导弹拦截系统，美俄关系一度下降到冷战结束后的最低点。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把修复对俄关系放在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议程。奥巴马就任后不久，副总统拜登就确定了美对俄政策基调，呼吁美俄“重启双边关系的按钮”。2009年3月9日，美国务卿希拉里在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时重申了这一基调。
相对于美俄其他关系，削减战略武器是分歧较少的领域。因此，奥巴马在竞选中和执政后，把与俄罗斯谈判并签署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定作为修复美俄关系的突破口，期望以此达到“重启”两国关系、增进彼此间信任、寻求俄罗斯在伊朗核问题等问题上的合作。奥巴马就任后多次表示，把与俄就削减战略武器开展谈判作为处理美俄关系最紧迫的议程。2009年4月，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在出席伦敦20国峰会期间，“决定就签订一项全新的、全面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协定来取代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开始进行双边政府间谈判。”
同时，奥巴马还期望以美俄核裁军，对其他核国家造成压力，推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核大国加入多边核裁军进程，强化国际不扩散体制。奥巴马认为，冷战结束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安全形势，大国之间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由于核大国之间的核武器处于高度警戒状态，预警时间留得太少，仍存在由于误判和技术原因造成的发射而引发核战争的潜在风险。因此，必须加强核大国之间的高层战略对话，“发展更稳定和透明的战略关系”。
综上所述，奥巴马核政策的目标可归纳为：在确保美国核武器安全、可信和有效的战略威慑能力的同时，通过与俄罗斯签署进一步削减核武器相关协议，提出并倡导“无核武器世界”理念，重塑美国在核问题上的道德形象，恢复美国在国际核裁军和防扩散领域的影响力和领导权，重振国际防扩散努力，增进美国的安全。
三 对国际安全和防扩散的影响
奥巴马政府的核政策将对美俄战略安全关系、国际军控和裁军、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国际防扩散机制等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对美俄战略安全关系的影响
尽管美俄达成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定有助于推动双方在较低的核军备水平上建立更加稳定的战略关系，进而在总体上改善美俄关系，但双方在反导、战术核武器谈判等诸多领域的分歧依然存在，相互之间的信任仍难以建立。
首先，在导弹防御问题上，俄罗斯仍坚持把落实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定与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挂钩。
自2005年起，美俄之间就一直围绕布什政府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产生激烈的冲突。2007年，布什政府宣布，计划在波兰部署10个改进的导弹拦截装置，在捷克部署雷达系统，以应对伊朗可能的导弹威胁。布什政府认为，美国在波兰部署的导弹拦截装置是针对伊朗，不会对俄罗斯战略核力量构成威胁。这一说法没有得到俄罗斯的认可。俄认为，俄罗斯的欧洲部分部署的几个防御力量处在该反导系统的拦截范围，而且美国还可能再部署反导系统，这将打破该地区的战略平衡。
奥巴马执政后，承诺他“将在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之前，确保任何导弹防御，包括东欧的导弹防御系统，是有效的，并且得到美国盟国的支持。”根据上述考虑，美国相应调整了导弹防御战略，将重点放在由拦截来自洲际弹道导弹的导弹防御系统转向拦截来自地区的中短程导弹威胁，即陆基中程防御(theGroundmidcourseDefense，GmD)系统。
在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定谈判中，俄罗斯坚持将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与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挂钩。在俄罗斯的坚决反对下，美国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2009年9月17日，奥巴马宣布美国将放弃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导弹拦截装置和雷达系统的计划，转而推出一项分阶段、更有针对性和操作性、更具效率的反导系统部署方案。2009年9月，奥巴马政府宣布，有意(intension)在波兰和南欧国家部署拦截导弹，但没有宣布具体部署日期和地点。2010年2月17日，在华盛顿召开的核威慑峰会上，美国国务院负责军控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官员确认，美国将于2015年在罗马尼亚部署“萨姆－3”(Sam-3)陆基拦截导弹，2018年在波兰部署。2010年2月奥巴马政府发表的《弹道导弹防御评估》透露，美国将采取“分阶段部署”方式在欧洲部署导弹拦截系统。第一阶段包括正在部署的标准－3ia导弹拦截器，其最高速度为每秒3公里，由部署在地中海的“宙斯盾”舰上和2011年在南欧部署的雷达系统组成。第二阶段是2015年，在罗马尼亚部署20枚带有改进的“杀伤装置”的陆基标准－3iLa导弹。第三阶段是在2018年，在波兰和罗马尼亚部署目前正在开发的威力更大、速度更快(每秒4.5公里)的标准－3iLB型导弹。2010年4月5日，美国负责核力量和导弹防御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布拉德利・罗伯茨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说，奥巴马政府正在尽可能地在欧洲部署海基和陆基反导系统，该系统将在2018年左右覆盖欧洲北约国家全境。
在美国的坚持下，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定对导弹防御系统没有作出任何规定。这导致俄军方和政府内不少人士的不满，认为俄罗斯在谈判中让步太多，对新协议是否增进了俄罗斯的安全持怀疑态度。俄外长拉夫罗夫在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定签订后重申，如果美国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危害了俄罗斯的最高利益，俄保留退出削减战略武器协定的权利。美国导弹防御局执行局长大卫・阿尔特维格(Davidalt-wegg)也承认，由于前两个阶段部署的反导系统不能有效拦截远程导弹，因而不会引起俄罗斯严重关切，但后两个阶段部署的反导系统将遭致俄罗斯反对，并影响美俄下一阶段的削减战略武器谈判。
其次，在削减战术核武器问题上，美俄之间的分歧依旧。奥巴马政府希望在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定获得美国参议院和俄罗斯联邦议会批准后与俄罗斯重启谈判，就双方达到新条约所规定的武器削减数量后继续就削减各自核武器展开磋商，并把削减战术核武器列入下一阶段谈判议程。美俄目前部署的战术核武器各为500枚和2000枚。长期以来，俄罗斯对美国和北约在常规力量上的优势一直持疑虑和担忧，用在欧洲部署战术核武器来弥补自己常规力量的不足。2010年2月5日，经俄总统梅德韦杰夫批准的新军事原则仍把北约作为主要的外来威胁。新军事原则强调，如果别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俄罗斯或其盟国发动攻击或使用常规武器对俄联邦发动侵略从而危及俄国家生存，俄罗斯将保留用核武器进行反击的权利。因此，俄罗斯在谈判中坚持把削减战术核武器与北约的常规优势和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
挂钩，并要求美国必须首先从欧洲撤出战术核武器。美国则把在欧洲部署战术核武器作为联盟的义务和向北约盟国提供延伸核威慑的象征。虽然目前俄罗斯的领导层认为，俄罗斯的核武器远超出其实际需要的人日趋增多，但进一步削减俄罗斯核武器肯定会遭到俄军方的强烈反对。
此外，新的削减战略武器也难以消除美俄在北约东扩、伊朗核计划等问题上的分歧。
(二)对国际裁军和军控的影响
奥巴马政府核政策中的“无核武器世界”倡议及其实施步骤，对推动国际核军控和核裁军、进一步减少全球的核武器储备，降低核战争风险，维护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具有一定积极的意义。但美发展先进常规武器能力建设，包括“全球即时打击”系统，有可能破坏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性、引发新的军备竞赛。
首先，在军备竞赛中，历来存在着一种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使一方感到安全的行动，几乎肯定会使另一方感到不安全。“全球即时打击”能力将非核武器作为一种威慑力量运用，扩大了美威慑战略运用的范围，同时其超强的打击能力破坏了现有的军事平衡，这必然引起一些国家对遭受打击的忧虑，从而刺激反措施的研究，或竞相开发相同的武器，或增加战略进攻性武器数量，或改善其性能，以增进自身的安全，达到新的军力平衡。一方对美“全球即时打击”的突破又将刺激美研制和部署更先进的打击能力，如此周而复始，从而产生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其次，高音速武器的发射由行时间太短，为对方留下的判定时间太少，增大了可能被误判而发生核战争的风险；最后，该系统有可能进一步引发外空军备竞赛。
(三)对大国之间核战略关系的影响
奥巴马带头削减核武器的目的之一是推动其他大国加入核裁军和核战略对话进程，虽然美俄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定大幅削减了双方的核武库，但其所拥有的核武器数量仍远远高于其他核武器国家，美国仍保持强大的核威慑能力，这将减弱其他有核国家参与多边核军控和核裁军的动力。
目前，美国大约部署了2200枚核弹头，还有相当数量的储备弹头。俄罗斯目前部署了大约2000-3000枚战略核弹头。两国许多核武器都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在运载工具方面，根据美俄2008年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声明，美国有550枚陆基弹道导弹，432枚海基弹道导弹(分布在14艘核潜艇上)，232架战略轰炸机，这些运载工具总共可发射5951枚核弹头。俄罗斯有470枚陆基弹道导弹，288枚海基导弹(分布在8艘核潜艇上)，79架战略轰炸机，总共可发射4138枚核弹头。上述核弹头和运载工具并不都是“实战部署的”(operationaldeployed)，但美国至少部署了2200枚战略核弹头，还有相当数量的弹头作为储备和数百件非战略核武器为了可能的“战场”使用。俄罗斯除部署的弹头外，还有约2000枚非战略核炸弹备用，另有8000枚储备或等待拆除的弹头。
另外，根据奥巴马政府在联合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召开之际首次公布的美国核武库规模官方数字，美国目前拥有5113件核武器，此外还有约4500件核武器退役或等待拆除。
如果新协定获得美国参议院和俄罗斯联邦议会批准的话，美俄双方各自拥有的核弹头将不能超过1550枚，已部署和尚未部署的运载工具不能超过800件，双方将在第一次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基础上再次大幅削减各自的核武库。而且，奥巴马政府还拟进一步就削减核武器与俄展开谈判。但即使如此，美国拥有的核武器数量仍远远高于其他有核国家，美国还在延长核弹头寿命上增加投入，这无疑将减少其他有核国家加入多边裁军的动力。
奥巴马与俄罗斯签署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定的目的之一是对中国形成压力，希望通过美国带头进行核裁军，以推动中国参与多边核战略对话和核裁军进程。奥巴马政府在《核态势评估》中三次提及中国，希望加强中美在防扩散领域的合作，加强双边在核问题上的战略对话，提高中国核军备的透明度。美《核态势评估》称，中国是有核国家中目前唯一仍在进行核武器现代化的国家，而且中国核军备缺乏透明度，美国和中国的邻国对“目前中国军事现代化(包括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推进其核能力的现代化)的速度和规模”感到忧虑，“中国核武库的规模远不及俄罗斯和美国，但中国的核计划在速度、规模、战略和指导方针上缺乏透明度，使其未来的战略目的受到质疑。”《核态势评估》不仅称“担忧中国的军事扩张路线”，而且认为中国在核武器开发和核战略方面缺乏透明度，“对中国未来的战略意图抱有疑虑”。因此，奥巴马政府认为，中国应该加强核透明，美国也“愿意就中国的核发展方向和核目的进行对话”。
中美在防止核扩散方面有共同的利益，中国也一贯支持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支持美俄通过谈判条约削减双方的核武库，并支持多边军控机制的建设，但反对借助核军控和裁军谋取战略优势。
(四)对国际防扩散机制的影响
过去的十年是国际防扩散努力陷于低迷的十年。奥巴马政府对美国核政策的调整及采取的一些措施，在客观上有利于重振国际防扩散努力，加强在核安全问题上的国际合作，但国际防扩散体制仍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首先，冷战后一些中小国家进行核开发，主要是因为它们认为核武器能够增进其安全，同时核材料和核技术的流失使得这些国家相对容易地获得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和材料。奥巴马政府倡导的“无核武器世界”所描绘的消除核武器的远景和美国带头削减核武器并不能消除这些国家进行核开发的动因，加上奥巴马政府没有放弃核威慑，这些国家是不会轻易放弃其核计划，地区防扩散形势依然严峻。
其次，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等核大国过分强调防扩散，而不履行《核不扩散条约》的责任推动核裁军，对和平利用核能重视不够，导致元核国家的强烈不满，有核国和无核国之间的矛盾突出，对国际不扩散体制也将产生不利影响。
关于双减政策的建议篇5
关键词：温室气体；欧盟；法律；政策；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DF969 文献标识码：a
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规定，我国目前不承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但是我国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很大，而且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排放量还要增加。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也不得不承担减排的义务。温室气体排放的削减将对我国的能源、交通、农业等生产和消耗能源的产业部门和人民生活带来直接而巨大的影响。因此，研究欧盟有关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法律和政策及其对我国的方法论意义，也许能为我国应对削减温室气体的巨大挑战提供一些有参考价值的东西。
欧盟作为一个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在2002年3月4号批准了《京都议定书》，承担了到2012年使欧盟成员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平均降低到1990年水平以下8％的义务。欧盟成员国目前都在积极落实这个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义务。
欧盟有关温室气体排放削减的法律和政策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欧盟有关提高能源效率和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立法。它表现为欧盟理事会制定的一些有关能源效率和温室气体减排的指令。这些指令需要各成员国以国内法来贯彻执行。它们主要有几下几方面：
第一是关于促进能源效率的“SaVe”项目一期和二期的指令。SaVe是一个大的框架性的研究项目，分为第一期和第二期。该项目已经实行多年，主要是资助欧盟成员国对提高能源效率进行的各种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研究项目。
第二是关于促进可更新能源发展的“aLten-eR”项目一期和二期的指令。这个项目旨在帮助欧盟成员国开发新能源和清洁能源。
第三是关于家用电器节能要求的指令。它要求欧盟成员国通过国内立法来实施。这些指令包括对家用电器如热水器、电灯等电器性能的详细技术指标。
第四是关于建筑物能源效率的指令。
第五是关于防治污染的Bat技术(最佳可得技术)的能源效率的要求，例如关于空气污染控制技术和水污染控制技术的能源效率的要求。
第六是关于能源标志的指令。例如对电饭煲、冰箱、洗衣机、洗碗机、电灯等家用电器，欧盟统一规定了能源标志“Ce”。
第七是关于开发可更新能源技术的指令。它要求欧盟成员国采取法律措施促进可更新能源的发展。近年来，特别是在去年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欧盟极力主张为发展可更新能源设立具体的时间期限和量化目标。
第二部分是欧盟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政策或政策建议，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欧洲方案(epCC)。该方案由所有欧盟成员国派代表参与制定，对欧盟成员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履行《京都议定书》的各种活动起总的协调作用。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二氧化碳排放的税收以及能源税方面的政策。
第三个方面是关于交通运输方面温室气体减排的要求，包括对小汽车、飞机、公共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减排要求和对各种运输价格的调整建议。
第四个方面是关于甲烷排放削减的政策。甲烷是除了二氧化碳之外的第二类主要温室气体。甲烷的排放涉及到农业。
第五个方面是关于能源效率方面的政策建议。它包括一些提高能源效率的具体措施。其中一个措施是加强与欧盟非能源政策协调和统一。欧盟认为能源效率的提高，不光是能源部门的事情，还涉及到很多非能源的部门，因此提出一些措施，加强能源部门与其他的部门的协调。其中包括对企业的要求，对区域和城市发展的要求，对税收和收费方面的要求，对国际合作和促进加入《京都议定书》的要求，以及对成员国的国内政策的要求等。另一个措施是关于增强现行效果比较好的措施的新政策。其目的在于加强这些措施。这些方面的新政策，有助进一步提高交通运输部门的能源效率新要求、关于家用的和商业的设施或设备的能源效率要求、关于电力和天然气供应的新要求和关于提高建筑物能源效率的新措施。
第六个方面是一些跨部门的政策和措施。比如关于开展跨部门研究、关于区域和地方的参与、关于经济刺激手段(如改善建筑物能源效率的第三方融资的做法)、关于能源信息的传播、关于监测和评估等综合性的措施。
第七个方面是一些新的共同政策。其中一个是关于公共采购的共同政策。它要求成员国的公共采购要把促进温室气体的减排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目标。另一个是关于合作性技术采购的要求。它要求通过技术采购的合作来促进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减少。还有一个是关于工业、第三产业、能源审计的一些共同的政策和措施。另外，欧盟要求成员国总结行之有效的最佳管理惯例并予以推广。
第八个方面是关于促进可更新能源的开发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九个方面是关于在欧盟范围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的政策建议。
第十个方面是关于F类温室气体排放削减的政策建议。F类温室气体指的是HFC、pFC、SF6和“哈龙”。它们在大气层当中的含量比较少，在各国的使用量相对较少，但是它们的单位危害性比二氧化碳和甲烷等要大得多。因此，欧盟在积极减少二氧化碳、甲烷和氮氧化物的排放的同时，还积极控制F类温室气体的排放。
从上述纷繁的欧盟法律和政策当中，我们可以从方法上学习什么东西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个可学的方面，我称之为“两个全面覆盖”的方法。第一个“全面”指的是法律和政策全面覆盖《京都议定书》控制的6种温室气体，根据情况同时对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作出不同的安排，以免控制一种温室气体排放的效果被另一些未加控制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所抵消。当前，虽然法律控制的重点是二氧化碳、甲烷和氮氧化物，但应当同时对F类温室气体的控制做出一定的安排。第二个“全面”指的是全面覆盖有关部门和利害关系方。所有的产业，除了电力产业之外，还有运输业、农业、林业、商业等都要加入到温室气体减排的行列。所有的利害关系方，企业也好、政府也好、个人也好，都要参与。欧盟的温室气体减排立法和政策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是这“两个全面”。我国现在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在制定我们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和法律的时候，也要考虑“两个全面”。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削减涉及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上述欧盟的“两个全面”给我们的一点启发，是吸收各有关利害关系方的参与，以便使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削减落到实处。
第二个可学的方面是欧盟把温室气体排放削减目标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在一起的思路和做法。欧盟的温室气体减排不是一个理想化
的环境主义的产物，而是注重实际的理性的产物。欧盟的温室气体减排法律和政策，既体现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共同目标，又照顾到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和长远的规划；既体现了保护地球大气层的道德目标，又同欧盟国家能源技术的发展紧密结合。它是一个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在欧盟有很多这种成功结合的例子。例如在可更新能源技术开发法律和政策方面，欧盟通过一系列法律和政策措施，推动成员国大力开发可更新能源技术，首创可更新能源技术的标准，使自己在可更新能源技术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在技术上一旦占据这样的位置，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就成为现实。欧盟这种思路和做法对我国制定有关温室气体减排的法律和政策十分重要。虽然我国与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和技术水平发展不一样，社会条件也不一样，但是我们从思路上完全可以向欧盟学习。我国能源工业的发展也可以参考借鉴欧盟这样一个思路，以便在发展传统能源的同时，发展新能源技术，实现能源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第三个可学的方面是欧盟在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使用的多管齐下的方法。这里多管齐下的方法指的是政府管制、市场手段、企业自愿协议和技术开发等方法的互补应用。欧盟通过立法授权各成员国政府加强对温室气体排放活动的管制，制定强制性的排放限度。与此同时，欧盟非常注重利用市场机制来促进温室气体排放削减目标的实现。前面介绍的能源产品的能源标志、生态标志等做法，就是鼓励消费者在市场上选购能源效率高、负面环境影响小的产品，即利用市场机制。欧盟鼓励企业通过与欧盟或成员国政府签订自愿协议来提高产品的能源效率和减少负面环境影响。欧洲有不少行业认识到率先开发更为清洁的产品，不仅顺应了世界环境保护的潮流，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社会形象，而且在经济上有利可图。因此它们很重视开发能源效率更高的产品。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欧洲汽车业开发汽车尾气排放的欧洲二号、三号和更高标准的实践。欧洲汽车业同欧盟签订了这方面的自愿协议。此外，欧盟非常注意以立法和政策帮助欧盟成员国开发各种能源。这种多管齐下的方法，对我国制定有关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法律和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双减政策的建议篇6
【关键词】融资租赁；税务；承租人
一、融资租赁简介
融资租赁（FinancialLeasing）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租赁物件的特定要求和对供货人的选择，出资向供货人购买租赁物件，并租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则分期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在租赁期内租赁物件的所有权属于出租人所有，承租人拥有租赁物件的使用权。
二、税务对融资租赁决策影响因素
税法对于融资租赁决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要讨论企业所得税法会对融资租赁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1.增值税对融资租赁决策的影响。在投资资产项目已具有财务可行性的前提下，往往需要在自行购置与融资租赁两种方式中进行选择。税法与会计准则对融资租赁的界定及处理规定存在一定差异，税收政策特别是企业所得税法会对融资租赁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1）融资合同的税务性质
前面的分析曾假设租赁合同符合税法关于承租人租金直接抵税的要求，如果租赁合同不符合税法有关承租人租金直接抵扣的要求.则双方的现金流量会发生变化。承租人不能在支付租金时抵减税金.而需要按照类似固定资产的折旧政策和利息支付抵税。与此同时，出租人不能提取折旧并抵税，而需要根据有关成本费用抵税。
（2）企业所得税对筹资渠道的影响
直接购买资产需要大量资金，企业不得借入资金，从而增加资产负债率，但是融资租赁是分期付款，每期需要资金很少，企业不会大举借入资金，从而减低资产负债率。这就要考虑负债降低所得税税负的因素。
企业所得税税率也对企业的筹资渠道有很重要的影响。融资租赁能够存在的主要条件之一是租赁双方的实际税率不相等，通过租赁减少总的税负，双方分享租赁节税的好处。资本市场的效率比产品市场高得多，等风险投资机会的筹资成本相差无几，租赁公司在这方面并不比承租人占有多少优势。如果双方的实际税率相等，承租人可以直接在资本市场上筹集借款，没有必要转手租赁公司筹资，增加无用的交易成本；双方的实际税率不等时，租赁交易可以打破零和博弈的状态，通过分享节税实现双赢。正因为如此，只有在融资租赁双方企业所得税税率不相等的情况下，为达到双赢的目的，融资租赁才会存在。而现行税收法律环境为其创造了条件，使承租人和出租人的净现值都可能为正值。
2.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融资租赁决策的影响。《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中第二条第（四）款规定：“经人民银行、银监会、商务部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有形动产融资租赁服务，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可见，目前我国融资租赁业所适用的流转税政策主要分类两类：试点地区的融资租赁业适用扩围后的增值税，而非试点地区仍按老政策区分公司类型，征收营业税或增值税。
在上海试点营改增后，一般纳税人的租赁公司将可以直接享受进项税抵扣，这意味着和非上海地区的融资租赁公司相比，同时直接融资租赁，购买价值100万元的设备，上海地区的租赁公司给承租人的报价，将可以直接报价100万，而其他地区则需要117万，即上海地区的租赁公司有17%的议价空间。另外征收增值税后，由于利息作为租赁公司提供服务的增值部分，将征收销项税，这也意味着同样20万的融资利率报价，上海地区的租赁公司需要报价23.4万，增加了议价难度。另外，对于售后回租业务，按照国家税务总局13号文，租赁公司购进设备时不需要缴纳增值税进项税额，但收取租金环节却有了增值税销项税额，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加了承租人的成木，加大了融资租赁公司的议价难度。因此，在进行融资租赁决策时，应考虑营改增对其的影响。
三、对融资租赁决策的建议
融资租赁的决策微观上是企业投、筹资重大决策，对于企业生存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宏观上来说，融资租赁业务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融资租赁正确决策将是融资租赁行业发展的动力。因此，企业在进行融资租赁决策时应考虑以下几点建议：
1.考虑税收的影响
租赁双方的实际税率不同，通过租赁可以减税。如果资产的使用者处于较低税率级别，在购买方式下它从折旧和利息费用所获得的抵税效果较少。如果采用租赁方式，由于出租人处于较高的税率级别，可获得较多的折旧和利息的抵税效果。在竞争性的市场上，出租人因为存在抵税效应而会收取较低的租金。双方分享税率差别引起的减税，会使得资产使用者倾向于采用租赁方式。节税是长期租赁存在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所得税制度，长期租赁可能无法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说，租赁是所得税制度的产物。所得税制度的调整，往往会促进或抑制某些租赁业务的发展。如果所得税法不鼓励租赁，则租赁业很难发展。所以，考虑节税是在决定融资决策时一个重要的因素。
2.在进行融资租赁方案时应选用合理的评估方法
融资租赁有些像分期付款，但不完全一样。融资租赁只是在租赁期满后才取得资产的所有权，而分期付款取得的资产在一开始就拥有资产的所有权。正是这种差别，使融资租赁资产不宜作为固定资产评估，而应作为无形资产。
四、总结
税务对于融资租赁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融资租赁中的租金、折旧和利息等的“税收挡板”效应，充分可以看出融资租赁的优势。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为租赁双方的实际税率不同创造条件，通过租赁，可使租赁双方“双赢”。资本弱化的所得税特别纳税调整，使得承租人选择其关联方作为租赁资产提供者需考虑债权债务资本比例及境外受控企业实际税负。
随着国内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对于融资资金的需求必将迫使他们不断深入的研究融资结构，融资租赁的方式也将会不断推陈出新，为更好地满足企业（承租人）和出租人各方的需求，以达到双赢的结果。根据内外部的形势研究，对不同融资租赁方式进行分析评估，根据分析结果，选择最佳的融资方式，改善企业融资结构。
【参考文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
[2]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成本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
关于双减政策的建议篇7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公平正义;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3-0103-02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地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虽然了清王朝,但随之而来的北洋军阀黑暗统治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此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样明确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第一次。这是党准确把握国情,为实现人民民利所做的理论回答。
随着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特别是京汉铁路大罢工遭到北洋政府的血腥镇压之后,认识到单凭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而需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革命阶级和阶层,组织统一战线。于是中国共产党决定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一大,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有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内容,如民权为“平民所共有”和“节制资本”的口号,民族中“反对帝国主义”和民生中“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并且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结合起来。一大的成功召开,就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国共合作的形成,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北伐战争虽然摧毁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主力,但随着集团、集团先后叛变革命,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最终失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成立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制定了土地革命纲领: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据此纲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土地革命,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中国共产党还在苏维埃地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社会建设,其内容包括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卫生和社会教育。各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民主政府,联系各地的革命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保障的决议和法令,以中央苏区最为典型,在社会救济方面,采用救济贫困农民及受灾群众的方针,开展互助互济工作,其规模和稳定程度远远超过了大革命时期,方法也更加灵活。在苏区的卫生建设方面,苏维埃政府努力保护和鼓励城乡原有的私人诊所继续开业,同时组织零散的江湖郎中和社会游医在人口稠密的集镇建立医疗所,方便群众治病求医。为防病治病,苏维埃政府还组织民间中草药医生,就地取材,采制中草药,开设医药合作社。闽浙赣等苏区提出建立公共医院,为苏区贫苦人民实行免费医疗。在苏区的社会教育方面,苏维埃政府注重发挥红色歌谣的作用,教学内容比较切合农村和农民的实际,内容通俗易懂。左右江苏区还提出了建立免费学校,实施免费教育,还要创设劳动人民通俗阅报室、图书室、文化讲习所、夜课学校等,开展福利性免费文化教育工作。这些措施非常适合解决当时苏区绝大多数贫苦人民无钱享受文化教育的实际状况。
抗日战争时期,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党在抗日根据地政权组织上实行“三三制”,即在参议会和政府组成人员中,不仅有工农代表,还有其他阶级阶层的代表,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共产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1942年1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制定了抗日时期土地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除了重申“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借以联合地主一致抗日”两项基本原则之外,进一步提出了“奖励富农发展生产和联合富农”的原则。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先后参加了重庆谈判以及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重庆谈判结束后,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还达成迅速结束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1]1163-1164。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方面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地位,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五项决议。关于政治体制,协议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可讨论与决议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计划及预算、各部长官及监察委员之任免、主席交议的事项等。协议还规定国府委员为40人,半数为员,但施政纲领变更时须2/3的委员通过;还规定必须有3/5的国府委员同意时,国府主席方可使用否决权。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方案为依据,协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纲领中确定了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以保持国家的和平发展”的原则。同时就人民权利、政治、军事、外交、经济、财政、教育及文化等方面都做了具体规定。会议通过了《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决议》,确定了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等[2]38-41。
与此同时,党在解放区为满足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实行。1946年5月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该指示决定将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到1947年2月,各解放区已经有2/3的地区解决了土地问题。1947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同年10月10日公布施行。规定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和乡村在以前的一切债务;以乡或村为单位统一分配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所有权归农户所有。前的土地契约、债约一律缴销;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他营业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等。《中国土地法大纲》不但肯定和发展了1946年五四指示中提出的将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原则,而且改正了其中对地主照顾过多的不彻底性,成为一个在全国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公布与实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多年土地革命基本经验教训,体现了的总路线,调动了农民革命与生产的积极性,对保证解放战争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随着南京政权的覆灭,1949年9月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施政纲领并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纲领确定:在政治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的国家。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是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央人民政府为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军事上,人民和人民公安部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建立的统一的军队。在经济上,实行“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的根本方针。纲领规定,中国的文化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建设人才为主要任务。在民族政策上,实行团结互助、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拥护国际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原则等。综上可见,《共同纲领》对公民的选举权、平等权、社会权等基本权利有了明确的规定,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
综上可见,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理论建设从明确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战略的实施;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纲领制定到抗日时期土地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除了重申“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借以联合地主一致抗日”两项基本原则之外,进一步提出了“奖励富农发展生产和联合富农”的原则的制定,用理论指导着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革命实践,建立了人民民主的国家,在不断的革命实践中,公平正义在革命中不断实践,不仅是党理论体系承前启后的价值链,也是衡量各阶层利益时秉持的一贯判断标准,并对最终实现人民基本的民利的核心价值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彭月英,孙海林。中央苏区教育思想的形成及特点[J].求索,2010,(8)。
关于双减政策的建议篇8
［关键词］低碳经济环境服务市场碳关税
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温室气体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作为温室气体的一种，二氧化碳的排放可以被隔离或采用技术手段消减，因此，国际上温室气体排放削减的重要途径是把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与大气中二氧化碳削减相关联。低碳经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一、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背景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京都议定书》是历史上第一个给成员国分配了强制性减排指标的国际法律文件，而《哥本哈根协议》对成员国的的减排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只是为各国下一步开展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提供了起点。中美作为世界的焦点，双方的立场、态度将对未来国际温室气体减排框架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
美国目前参与国际气候变化公约的可能性不会很大。一方面由于美国国内对削减碳排放的量化指标不但要求从技术上明确其效果、还要从经济上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根据美国1997年的《伯德－哈格尔决议》，美国不应当签署没有明确各参与国相应责任的气候协议，并且要求行政部门对任何气候政策都要提供经济合理性分析，以确保未来的收益高于现期费用。因此，多数美国人认为现在还没必要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另一方面，即使美国参与了国际性气候变化公约，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的交易也面临两难选择：若不采取交易的办法，削减排放的成本费用在发达国家就显得太高；倘若采取交易的办法，削减的配额的分担有可能得不到各方的普遍认同，从而无法获得美国国内公众政治上的支持。因此，哥本哈根会议后，美国为防止各国对温室气体排放各行其是，提出到2018年如果未达成多方协议，就美国的国内气候政策美国可以单方面调整关税政策，碳关税是其可能的选择。因为在不存在削减温室气体共同行动的国际政策下，美国认为美国国内的企业竞争力会受到国内气候政策与其他国家“碳泄漏”的影响。为保护其国内企业由于严厉的国内气候政策导致的资金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减弱，将对来自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的能源密集型进口品征收碳关税。除非温室气体排放削减等同于或高于美国，或者被美国认定的不发达国家，或者是温室气体排放少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0.5%，进口到美国的商品需要购买排放配额，以保证其国内产业的就业率、竞争和发展。因此，碳关税的目的是保护其国内相关产业的竞争力。
中国是为西方进口需求生产碳密集型产品的供给者，作为消费者的美国应该对制造产品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负责，而不应是出口这些产品的发展中国家负担。而中美两国不同的选择依据和标准必然导致中美关系将会进一步恶化，碳关税将会彻底搅乱中美的贸易关系，这是对双方都不利的。
为在未来的全球共同行动中取得话语权，同时也是本着对全人类负责的态度，中国自愿性地实施减排措施，采取低碳经济战略。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实质是解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技术替代取决于能源投入中替代资本和技术转换的难易以及低碳排放技术成本的高低。但是如果不存在各国一致认可、执行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框架协议，低碳排放的新技术市场就发展不起来，社会将会锁定在集中大量使用石油的体系中，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全球温室气体变化的问题。转贴于
二、国际环境服务市场搭建减排交易平台
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果也包含着一些“积极因素”，如有关建立一个新的气候基金机构的条款，各方一致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改善气候方面需大规模资金保护其森林，逐渐走上低碳发展道路。这就存在着积极的可能性，即让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铺设的碳汇交易路径取得进展。
国际上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基于市场的环境保护做法是引入经济激励的手段保护生态环境，其历史轨迹遵循“避免”、“缓解”、“补偿”的发展顺序。“避免”通过不发展或替代方式发展或限制发展来防止负面的环境影响。如果避免方式在社会经济上不可行，那么“缓解”措施最大可能地减少、消除发展过程中的环境影响，但并不能根本上解决环境与发展的矛盾。对于已经造成的生态破坏及预防则要采用“补偿”方式。在各国的实践过程中，由于投入不足、设计管理不当、开发者不完全遵守条件、权威部门的履约监督等原因，自然生态补偿没有取得相对很好的生态保护效果。关键是这些生态保护技术方法上的探索难以解决社会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因此，一些担保、保证金、补偿信用等经济激励手段运用于自然生态补偿的实施。随后各个国家政府部门、国际发展组织同样进行了用经济激励手段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尝试，分别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概念，包括：国际的生态环境服务付费、环境服务市场、环境服务报酬和环境服务补偿。
国际上生态环境服务市场是根据环境服务提供者提供的不同自然环境服务从不同领域、依据不同途径给予其补偿。这些环境服务付费从开展的生态环境服务领域分为四类：流域保护、碳固定、景观和生物多样性服务。大型的项目计划往往是由政府驱动，但大型的项目计划也有规则调控下的生态环境服务市场，如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关于气候改变的碳汇市场。环境服务市场涵盖了多方参与、选择和一定程度的竞争，是传统市场在环境服务领域的创建和拓展，应有明确的商品、交换转移。国内的环境服务付费如美国的一对一直接贸易、结算交易；国际间的交易包括哥斯达黎加FonaFiFo生态服务付费。但这种意义上的环境服务市场（除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碳汇市场）只有在几个发达国家存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服务市场与这个标准差距较大。往往是一个提供者供给的环境服务产品有交叉。如：进行碳固定服务而保护天然林时，也同样提供了流域、多样性保护和景观服务。除了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服务市场除市场机制一般意义上的不足外，还由于生态服务的空间特征限制了供给方的竞争，现存的例子都是一个买者和一个卖者的双边协议，即不是自由、平等意义上的市场，当市场机制的交易成本太高时，多方卖者和买者就不会参与到其中。
三、低碳经济战略与环境服务市场的选择
低碳经济模式与环境服务市场在降低减排成本实现减排目标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首先，高碳排放的替代技术是影响温室气体排放削减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低碳经济通过低碳高效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选择低碳燃料，使用低能耗技术提高单位能耗的产出效率，减少高碳含量物品的生产，增加森林覆盖面积对碳进行隔离净化，达到从根本上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其次，在清洁发展机制框架下，低碳高效技术的转移会使输出国获利，同时实现低成本排放削减。最后，作为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征税手段和温室气体排放交易的国际环境服务市场是降低成本费用的手段，同时也鼓励了现有的低碳排放技术的扩散和对新技术的开发应用。这些经济激励手段为排放温室气体形成一个市场价格，经济组织会为追求低成本进行多种途径的选择。消费者会在受政策影响的价格信号下选择低碳燃料，使用低能耗高效率技术，采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特定技术等。如欧盟计划实施气候变化项目和碳交易，通过国际间二氧化碳排放交易可以使美国减少30%～50%的成本费用实现减排。不过，以强制执行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管制手段虽也可达到削减目标，但交易成本相应要高出市场方式许多。对于国内而言，政府作为市场力量的替代形式也并非总能实现其目标，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法严格要求企业减排二氧化碳。转贴于
仅仅通过各方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是无法最终达到减排目标的。低碳经济模式与环境服务市场都具有降低经济体温室气体减排成本费用的作用。只不过二者分别侧重于技术手段与组织方法、长期与短期、生产领域与交易领域。在不同的低碳技术的发展阶段、不同经济状况、不同自然禀赋、不同敏感性的碳削减服务的交易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参与到碳环境服务市场这一交易平台，实现减排成本的降低。政府采用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则是一个相对较优的选择，如可交易的许可证、排污收费制度、水资源费、财政的补贴、税收削减等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通过调整政府行为而影响相关利益者的行为，是一个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实施机制。
四、结论
1.在国际和国内缺乏引导碳汇市场发展的政策环境下，中国目前的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是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碳服务商品在现有技术水平、制度条件下难以实现排他情况下，由政府作为主体可以把外部交易成本转为内部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交易成本，明确了碳环境服务的准商品性质、使减排成为供需双方的必要选择，这就是一个进步，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积极引进市场机制，引导公众参与。
2.通过排放许可证交易可降低总的削减成本费用，只不过排放权作为国际领域内未进行初始分配的权利，各国还首先要解决温室气体排放初始产权。由于各个国家在收入、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及能够采取的措施方面存在差异，而且基于森林的合格的碳汇交易的标准、指导过于复杂，往往引起交易方长期、细致的谈判，并且相关国家越多，达成一个稳定的协议就越困难。这些都是引起交易成本增高的原因。
3.环境服务市场改变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政治活动中不平等的援助关系，成为市场交易平台上的平等经济主体、政治主体。为形成稳定、长期的国际气候领域合作夯实了基础。
参考文献
[1]ianSheldon.2010.ClimatepolicyandBordertaxadjustments:SomenewwinemixedwitholdwineinnewGreenBottles?internationalLawandtradepolicyVolume11number1p253-279
[2]wunder，Sven，2005.paymentsforenvironmentalServices:somenutsandbolts.CiFoRoccasionalpaperno.42.
[3]保罗R.伯特尼，罗伯特n.史蒂文斯主编．穆贤清，方志伟译．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Landell-mills，natashaandinaporas，2002.SilverBulletorFools’Gold?aglobalreviewofmarketsforforestenvironmentalservicesandtheirimpactsonthepoor.London:iieD.
关于双减政策的建议篇9
一、认真领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与实质
20__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20__年12月，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同志要求“政法机关要更加注重运用多种手段化解矛盾纠纷，更加注重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并明确指出宽严相济是“指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必须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严厉打击，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在稳准狠和及时性上体现这一方针；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视依法从宽的一面，对轻微违反犯罪人员，对失足少年，要继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有条件的可适当多判一些缓刑，积极稳妥地推进社区矫正工作”。这里明确界定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指出了从严从宽的工作方向。20__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全面系统地阐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具体体现，首先必须体现“严”，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严打”方针，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同时区别对待，对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人员，多开展教育感化工作。使轻罪与重罪分别依法得到妥当的处理，做到既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又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以获得刑罚效果的最大化。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旨在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可见，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并不是对“严打”方针的弱化和否定，而是新形势下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密切结合，是对“严打”方针的有益补充。
二、正确认识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意义
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稳定是和谐的基础，和谐是稳定的最高境界。公安机关执法实际中，在坚持严打方针的同时，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既能有力地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律的权威，又要充分运用依法从宽的刑事政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不仅集中力量打击了严重犯罪，还从根本上缓解了社会冲突，减少了社会对抗,促进了社会和谐。
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利于强化人民警察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求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不能仅靠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来保障依法办案,在执法中必须转变执法理念,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核心,调和人权保障与利益保护之间的关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宽严适度、有据，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正是落实了维护社会秩序与保护人权,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理念。
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利于立法宗旨的实现。对于严重刑事犯罪,该从重的要坚决从重,对于具有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该兑现政策的要依法予以从宽处理。如果因为严打而不兑现政策,就会导致犯罪分子丧失对国家法律的信任度。坚持宽严相济,能够产生积极的、正面的社会效果，能够实现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执法形式与执法目的，追求效率与实现公正的有机统一。
三、公安机关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几点建议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安刑事执法工作中如何运用，具体应把握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突出“从严”,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社会丑恶现象。首先，必须长期坚持“严打”方针，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发展。多年的“严打”实践证明，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是遏制犯罪急剧上升的有效措施，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因此，公安机关必须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严打”方针，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真正把“严打”方针贯彻到日常执法工作的各个环节。其次，要根据公安部的部署，加大对黑恶势力、严重暴力犯罪，多发财犯罪，经济犯罪和犯罪等五类犯罪的打击力度，立足本地的社会治安实际和违法犯罪特点确定打击重点，坚持集中整治与日常严打相结合，增强严打斗争的及时性和针对性。第三，要充分运用劳动教养措施，对那些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欺行霸市，或者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群众、恶习较深，扰乱社会治安稳定的，该劳教的坚决予以劳教。此外，对于、吸食注射等十分突出的问题，加大整治力度，通过收容教育、强制戒毒等手段集中打击社会丑恶现象。
另一方面，要突出“从宽”，深入探索公安执法过程中的应对措施。
第一，把好案件源头。刑事案件的立案必须具备有能够证明犯罪事实的基本证据，符合法定立案标准，该立则立，不该立的/！/不立。根据现有材料尚不足以做出立案决定的，进一步开展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作出是否立案。如果扩大立案范围，随意立案，会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如：某市曾发生某学校教师周__因涉嫌一事被立为刑事案件，周__在被公安机关传唤、讯问后，觉得丢失了面子，一时想不通而自尽。经公安机关调查，案件不存在，根本不够立案。
第二，推行刑事调解。所谓刑事调解，是指犯罪发生之后，经由公安机关或其他调解人使受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对刑事责任问题达成的协议，受害方不追究加害方的刑事责任，加害方则可能为此对受害方进行物质性赔偿等。刑事调解制度给冲突双方解决矛盾提供了机会，能够有效地减少和消除矛盾，尽可能地减少
法院判决后的消极因素，有助于在全社会增进和谐协调的社会关系。刑事调解制度在实体上能够确保被害人的实质利益；在程序上提升了被害人在刑事追诉程序中之参与地位；在法理上合乎刑事追诉经济原则，有利于提升加害人社会责任感。它旨在提升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满意度，降低再犯率，它与我国传统的调解制度所蕴涵的“和为贵”的理念相一致。轻伤害案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邻里纠纷、家庭纠纷、日常琐事引发的，加害人往往是出于一时冲动，事发后又追悔莫及。一般来说，此类案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双方的激愤情绪小，具有调解基础。如能调解结案，则能让亲情得以维系，让家庭得以稳定，让邻里得以和睦，让社会得以和谐。对此类案件，我们在及时全面调查取证的同时，尽力做加害人和被害人双方的调解工作，促成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对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得到执行且符合其他撤案条件的轻伤害案件，一律予以撤销案件。如某派出所办理的齐某故意伤害案，调查取证情况充分证明齐某涉嫌故意伤害罪，但本案双方当事人系亲戚关系，若简单地刑拘、逮捕，可能导致日后两个家庭矛盾进一步激化。后经了解，双方都有调解的意向。于是办案民警就调解问题给双方做了一些教育工作，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双方的矛盾得以化解。但对达不成调解协议、加害人无悔罪表现、不是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轻伤害案件，则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运用刑事调解的案件范围，应当严格控制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章第4条规定的八类刑事案件范围内。不能滥用刑事调解，杜绝、放纵犯罪行为的发生。第三，慎用羁押性强制措施。我们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坚持区别对待，对严重的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从严处理。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过失犯罪，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慎用羁押性强制措施，做到当宽则宽。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适用取保候审措施，也为将来法院对其从轻定罪量刑打下良好的基础。如，有的犯罪嫌疑人按照其犯罪情节很有可能被判处拘役或缓刑，按正常程序刑拘、逮捕、、判刑，犯罪嫌疑人可能被羁押达半年以上，最终的判决结果可能体现不了对其从轻处罚，造成形式上的从轻，而事实上未予从轻，更没有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情形。
关于双减政策的建议篇10
一、认清形势，提高认识，加大了对支农促农政策的宣传力度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市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促进农民增收，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一是召开专题会议及时传达了中央、省、市农业农村工作会议、三个“一号”文件精神，二是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对农村工作进行全面部署；三是拓宽宣传渠道，以扳报宣传栏的形式把中央、省、市新的农村政策和要求、各项支农促农的优惠政策进行宣传，做到家喻户晓，让我区农民了解政策、理解政策、用足政策。
二、加强领导，狠抓落实，进一步巩固了农村减负成果
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央、省、市农村工作会议，全国农业和粮食工作会议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从践行“三个代表”的高度出发，真正把减轻农民负担当作为人民群众服务办实事、办好事来抓，要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让农民实实在在感受到党和政府爱民、富民政策。我区积极行动，落实各项减负政策，继续扩大并巩固税费改革所取得的成果。截止到目前，（1）继续保持我区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为0的税率；（2）粮食直补资金以及良种补贴资金已全部落实发放到农民手中，（3）农民特困家庭子女就读已享受两免一补政策。
三、继续抓好了村级财务管理和村级财务公开工作，积极推进了廉政建设
govyi.com为进一步规范街办、管理处及村级财务管理和村务公开工作，在市有关部门的协助下，上半年已完成了街办、管理处的会计人员及各村报账员的培训工作；5月，会同有关部门对街办、管理处及各村对这两个文件的实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在检查过程中，检查组对一些做得比较好的方面给予了肯定，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指导性的建议。通过此次检查，逐步完善了村级财务管理和村务政务公开及民主理财制度等各项制度的建设；
四、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全力以赴做好对高致病性禽流感疫病的防控工作
今年，是做好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最关健的一年。近期，周边许多国家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形势日趋复杂，并伴随着秋季候鸟迁徙，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有继续全球蔓延扩散之势。10月20日以来，我国的内蒙古自呼和浩特、安徽天长和湖南湘潭等地相继报告了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省、市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我区立即召开了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紧急会议，并对全区的防控工作做了全面的部署，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及时调整了机构，建立了网络机制。责任层层落实到每个自然村，并且组建了专业技术队伍及应急小分队。
2、落实防疫经费，做好了物资储备工作。今年区财政安排专项经费10万元，用于防控禽流感；储备防护服200件，口罩、手套350双，喷雾器34只，雨鞋180双，消毒药品80箱，纺织袋2000个，铁锹150把等物资。
3、加强免疫注射，确保免疫密度。在市防禽办大力支持下，我区已发放禽流感H5n1、H5n2疫苗各1。5万mL，注射密度100%。
4、加强疫情监测，完善值班制度。全区对所有的养殖户和散养户进行了登记造册，及时掌握了解疫情动态，并于10月24日恢复了24小时值班制，做到疫情发现及时，确保疫情在2小时内上报。
5、加大宣传力度。把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明白纸和宣传画及时发放到各村（场）、社区，同时要求每个村各村（场）、社区务必张贴1—2条宣传标语。
6、加强督导。11月19日，市委常委、副市长，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第一主任卢晓健，管委会副主任黄学观及街办、管理处人员对相关村委会进行督导，在听取了汇报和察看现场后，表示满意，同时要求务必要高度重视，把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工作当作全区一项首要工作来抓，一定要打赢、打好此次攻坚战。
五、高度重视、及时开展了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为做好今年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进一步加强村级干部党风廉政建设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维护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利益，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推动村级财务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我区及时地开展了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主要工作如下：
1、及时转发市5家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做好全市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审计的通知》。
2、制定了《对XX村进行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的
实施方案》。
3、10月20日—11月10日，由新区社发局、财政局、监察室联合组成的审计组对全区12个村（场）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进行专项审计，村级审计面达100%，重点审计农村经济责任目标完成情况、财经法纪执行情况及农民群众关注的集体资产处置、债权债务管理、土地发包承包、专项资金管理、财务公开等热点问题。并且配备5名会计师以上职称的会计人员担任主审。
4、及时地将审计结果进行张榜公示，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
六、通力合作，及时处理了区内、外受灾、受损农田的生产自救和补偿问题
由于我区范围内部分农田因多种原因被块状分割和农田水利排灌系统被破坏，加上上半年雨水频频，造成新区内、外部分农田严重受灾、受损。为切实维护好新区的稳定，新区领导高度重视，立即召集社发局、国土分局、城建局、财政局、信访办等各部门负责人多次到现场查看灾情，对受灾、损农田进行了详细地调查摸底，针对受灾情况提出了生产自救的方法，并及时下拨救灾款，让老百姓尽快恢复了生产。
七、统一思想、行动迅速，及时完成了“绿色通道”工程的建设
根据市有关文件要求，在昌樟高速公路两侧20米外进行绿化，为确保及时完成市政府有关建设“绿色通道”的任务，我区领导高度重视，立即行动，到现场进行了察看并与红角洲管理处签定了责任状。在3月底就已完成了苗木种植工作，共植树3000余棵，此项工作已验收通过。
八、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及时做发好了林业纠纷的调处工作
近年来，由于新区开发建设征用部分山林，就此引发多起山林权属纠纷事件。为了好维护新区稳定及工程建设能顺利进行，区领导高度重视，曾多次到现场察看并和双方村民进行交涉和协调，对调解不成功的纠纷又邀请了市林业局和市法制局等专业人士对此纠纷进行调处，切保了全区无一起因此纠纷而发生的恶性事件。
明年工作计划
1、继续贯彻落实各项惠农政策，进一步加强对减轻农民负担的监督和管理工作，确保在全区不出现任何乱收费、乱摊派等违纪违规的现象，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切实促进农民增收。
2、继续抓好村支书“双带”工程，希望能够在今年的基础上提升档次，突出重点，打造出一至两个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