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劳动经济学的关系篇1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劳资雇佣关系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此相联系，劳工问题日益突出，劳工运动不断发展，这是劳动经济学得以产生的社会背景。
19世纪中叶，劳工政策一词开始在经济学著作中出现。此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把劳工政策作为社会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力图通过一定的劳工政策来缓和劳资矛盾，以保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
劳工政策通常包括：工资标准及最低工资的制度，劳动时间的规定，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社会就业的指导，职业技术教育，劳动条件的监督，劳资纠纷的调解，工厂法、工会法、罢工法、劳资关系法，等等。
20世纪初，美国管理学家泰罗进行了劳动定额和以劳动定额为基础的差别计件工资制的实验，并发表了《科学管理原理》等著作，这些对微观劳动管理研究具有重大意义。1925年出版的美国布卢姆的《劳动经济学》，包括就业、工资、劳资关系、劳工运动、劳动立法等主要内容。
1929～1933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致使劳工问题极端尖锐化。此后，劳动经济学有了较大发展。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和“非自愿失业”概念的提出，对劳动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西方现代管理方法的研究，例如行为科学、工效学等学科的发展，出不断丰富着劳动经济管理的内容。
新中国建立前，劳动经济学在中国已得到了初步传播。1928年，日本北泽新次郎的《劳动经济论》译本在中国出版。1929年出版的陈达的《中国劳工问题》一书，论述了中国劳工问题的历史、现状和解决途径。1931年，朱通九的《劳动经济》一书出版。朱通九认为，劳动经济学是研究劳动者的经济行为的科学。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还出版了一批有关劳工问题的社会学著作与法学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劳动经济学的内容。
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劳动力再生产，包括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
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包括劳动力资源的人口基础，劳动力的结构，劳动力供求的短期平衡和长期平衡；
劳动就业，包括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和宏观社会目标，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就业与工资的关系，待业及其类型，就业前培训和就业后培训；
劳动力的宏观管理，包括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劳务市场及其管理，劳动力管理体制；
劳动力的微观管理，包括劳动的分工与协作，劳动组织与人员配备，劳动定额与劳动计量，劳动环境与人体保护；
工资，包括影响工资的因素，工资职能，工资形式，工资水平，货币工资与实际工资，最低工资与最高工资，工资差别；
劳动保险中的经济问题，包括疾病工伤、老年退休等社会保险中的经济问题；
劳动效率，包括影响劳动效率的因素，提高劳动效率的途径，微观劳动效率与宏观劳动效率及其相互关系等等。
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劳动经济学是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一门具体经济科学，它应研究生产关系中直接与劳动有关的部分，即研究生产关系中的劳动关系。这种劳动关系包括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劳动的分工与协作形式、对劳动者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形式等主要内容。
经济学与劳动经济学的关系篇2
生产——劳动的关系及意义上看，全部经济活动的内容与过程，实质上是劳功者为谋取生活资料而与生产资料结合劳动的经济过程。对劳功经济现象的研究，在经济学中占有支柱性的地位，成为经济学家毕生着力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经济发展；新价值
劳动关系问题是我国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之一。劳动力问题的研究，不仅正在趋向经济学研究当中，而且劳动经济科学理论已日益成为我国制定各项经济社会政策的主要依据。在当代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国家经济正在向世界经济转化，做为一种发展趋势。都将进人世界经济活动的大竞赛、大角逐之中，二是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所有国家都有一个迎接挑战、缩短距离，让自己的经济发展能够在新的起点上腾飞的严峻问题。影响这两个挑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经济学角度看，主要是看有没有一支高科学研究、高技术开发、高生产效率的现代化高素养的劳动人才大军。国际经济的争夺看上去是市场的争夺。而实质上是劳功人才的争夺。劳动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本，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新价值观念。各国政府为此都加强了智力投资，积极地改善和提高劳动力素质。同时，他们越来越认识到：有一支现代高素养劳动人才大军是基础，而建立和形成一种适宜的劳动关系是条件，没有这种相宜的劳功关系，再高素养的劳动力也不会形成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甚至反会导致劳动力经济的萎缩。
而没有劳动的经济活力，也就没有整个经济社会的生机。可见。劳动经济问题，劳动关系的处理，涉及到人们的一生，影响着劳动者的现在与将来的活动。这就在客观上，使人们渐渐地、然而又是极深刻地发现，一个国家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大半取决于它在处理劳动力及其劳动关系时取得成功的程度，并愈加感觉到对于社会劳动关系的建立、发展，社会劳功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劳功者收入分配，劳动经济环境、条件等一些重大劳动经济问题，必须有一套完善的、科学的方法来加以解决和改善。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的生产活仗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劝，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有一个合理组织劳动者的劳功，通过劳功，生产出产品或是提供劳务，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在客观上，任何一种社会条件下，国家都要履行其经济职能。通过制订相应的经济、社会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分配社会劳功。比如建立什么样的劳功关系，让劳功者以怎样的方式与生产资料结合，劳功过程及其劳功协作如何组织与分工，实行何种劳功报酬分配原则，制定怎样的制度、规则、纪律来处理相应经济关系等。这一切工作都是首先通过制定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政策表现出来。而这些政策制订的理论依据，则主要是来自于劳功经济研究的成果，来自于劳功经济理论科学原理。社会实践表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尤其是关于劳动力、劳功组织方面的经济、社会政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劳功者的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及其发挥的程度，从而直接影响到生产劳为的经济社会效益的高低。所以，在理论上，不仅经济学家们称劳动经济学是极有价值的、实证性的政策科学，在实践上，任何一个国家也都历来十分重视劳功力问题、并把它作为制订和完善各种政策的基础和依据。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曾经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建立的国家，称之为“劳动共和国”，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论体系，又是建立在对劳动问题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并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社会主义国家研究劳动经济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研究劳动经济现象，解决劳动方面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势。我们正是通过对社会主义劳动经济科学的研究，发展和完善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坚持着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前进。
在我国。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劳动问题和劳动经济研究，劳动问题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不断增长。无论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还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实施。无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的完善，还是具体经济体制改革内容步骤的推进，劳动问题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历届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报告等文献里，以及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的讲话中，都不止一次地强调解决劳动方面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和新的经济运行机侧的确立，为劳动经济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与条件。一些重大的难度较高的劳动经济问题都得到了较好的处理。但是，也应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及其困难仍是繁多复杂的。如由于劳动力数量多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矛盾，造成的持续的劳动就业压力问题，由于人口多，实行“低工资、多就业”，造成的劳动效率、经济效益不高的问题，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慢，造成的平均工资水平低、保险福利难以明显改善的问题，等。劳动经济问题直接涉及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对这些问题要从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立场出发，充分利用我们研究劳动经济问题的优势与社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劳功问题的实际，积极地、逐步地加以解决。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正在走向一个崭新的阶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每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都是建立在特有的劳功的社会性——劳动关系基础之上的。因此，在今天，正确认识和研究劳动经济学的经济学地位与学科意义，探索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劳功经济科学，就成为非常迫切重要的课题。没有系统的、科学的劳动经济学理论知识体系，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劳功经济问题的有效处理，而劳动经济理论研究的滞后性，又往往会影响到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实质性进展。
经济学与劳动经济学的关系篇3
关键词 劳动社会学 劳动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不同的学科研究的领域可能相同，但是研究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要弄清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角度的不同之处，首先我们要弄清两门学科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内容。
“劳动社会学”是一门立足劳动社会，研究劳动者、劳动者行为、劳动关系、劳动组织、劳动制度和劳动社会的过程，揭示劳动社会的结构、功能及运动规律的分支社会学”豍在生产和劳动的世界里，劳动者不仅仅进行经济行为，而且进行广泛的社会活动。劳动社会学就是以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和视角来对这些活动进行分析。“劳动经济学是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和研究。”豎劳动经济学以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为手段来研究劳动领域的现象和问题。它将注意力投向人们工作的范围以及变换工作的行为，如就业、失业、劳动力供求、人力资本投资等。
笼统的说，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都研究劳动领域的现象和问题。劳动经济学和劳动社会学都对劳动者行为、劳动组织等感兴趣。但是，两者观察和研究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
在劳动力方面，劳动社会学中用“劳动者”代替“劳动力”更加合适。劳动经济学与劳动社会学在研究劳动力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主要区别：在劳动社会学中，劳动者被看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人，他们的性别特征，民族特征，社会关系特征等都将被考虑进去。例如，研究劳动者的社会结构，社会化过程等。在劳动经济学分析中，劳动力被假设为同质的，在劳动市场上工人可以相互取代，一般不考虑劳动力各种社会特征，而把关注点集中在生产率这一概念上。这样做的目的是简化分析，便于建立经济模型。劳动社会学认为人是复杂的。每个劳动者在劳动社会中都扮演着一定的社会角色。而角色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成了劳动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劳动者的行为选择会受到与其他人互动和交流的影响，并不是独立的。“劳动社会学的重要任务是揭示劳动者与各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豏例如，企业文化对劳动者行为的影响，职业声望对劳动者择业的影响等等。这种社会变量会涉及到他人的评价、态度和看法，而这些态度和看法的产生过程又离不开劳动者之间的互动。在劳动经济学中，通常假设人是理性的，人们的行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而且人的行为选择是不受其他人影响的，是独立的。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劳动力与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和规律。
总的来说，劳动社会学更加注重劳动者的社会特征、“社会性”，劳动者之间的互动，影响。而劳动经济学更加关注劳动力的经济特征，“独立性”。
在社会分工方面，劳动社会学关注的是职业分层，例如职业声望和职业地位对劳动者择业的影响，职业分层造成的社会分化、收入差距扩大等。劳动社会学认为任何一项职业都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并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资源和社会报酬，正是这些职位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报酬促成了职业分层。而劳动经济学主要关注劳动分工。经济学认为职业分工能够使劳动资源效用最大化，提高生产率，是因为发挥了劳动者的比较优势。
在对工资的研究方面，劳动社会学关注同工同酬、收入差距、地区不平等、工资歧视等社会问题。而劳动经济学把工资看成是经济成本，看成是劳动力的价格、报酬。主要研究工资决定理论，如效率工资，工资与生产率之间关系等等。
总的来说，劳动社会学关注的是社会效益，如何使社会运行在最佳水平；而劳动经济学注重的是经济效益，如何以最小的劳动投入获得产出最大化。
在就业和劳动力流动方面，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也有不同之处。劳动经济学假设劳动力择业主要是基于工资报酬、经济水平考虑，以此来构造劳动供给模型，工资高，则劳动力供给多。劳动经济学认为劳动力流动也是因为较高的工资报酬水平驱动，通过构造劳动力模型，计算流动净收益现值。我们可以看出，劳动经济学还是着眼于经济效益来对劳动力流动和就业进行研究的。而劳动社会学认为，劳动者择业不仅仅考虑工资报酬，还会考虑地缘关系，业缘关系，职业声望高低等因素。劳动者可能更倾向于选择职业声望更高的工作，选择拥有适合自己企业文化的工作。
关于失业方面的研究，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失业类型和失业原因。在失业类型方面，劳动经济学通过构造贝弗里奇曲线表明失业人数怎样在经济周期中的变化。在失业原因方面，劳动经济学通过斯蒂格勒模型、麦克尔模型等工作搜寻模型来解释失业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劳动经济学更多的使用构建经济模型的形式对失业进行研究。而劳动社会学可能会偏重于研究失业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考虑建立积极的就业制度（包括用工制度、雇佣制度、退休制度等）保障劳动者就业机会，以及建立失业保障制度，保障失去工作的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水平，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综上所述，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在研究问题的角度上有很大区别：劳动社会学以社会学视角和基本原理研究劳动领域的问题，更加关注劳动者得社会特征、劳动者之间的互动、劳动制度的社会效益等。而劳动经济学主要是以经济学视角研究劳动领域问题，通常是通过建立经济模型，运用计量方法进行分析研究，更加关注效率、成本、经济收益。但是两门学科都是属于劳动科学的两个方面，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互相交叉和渗透，研究劳动领域问题时，应该运用多角度进行全面分析。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注释：
劳动社会学.潘锦棠.第13页.
经济学与劳动经济学的关系篇4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
分工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重点问题，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对分工做了系统的分析，并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分工是无所不在的社会经济现象。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分工理论
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分工理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研究了两方面的分工问题：企业内部的分工和生产的社会分工。马克思经济学分工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分工，而对生产分工的研究主要研究两种类型：一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企业内部分工，马克思将其看作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阐明了企业内部分工提高了商品的劳动生产率。二是研究生产的社会分工。马克思经济学分工理论的主要内容有：
(一)分工的内在本质。分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分工从本质上说是社会劳动的一种形式，是在剩余劳动时间的形成、生产工具的进步而引起的生产规模的扩大、劳动种类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与集中等客观因素作用下自然形成的。马克思把分工的过程概括为：自然经济的内部分工、简单商品经济的分工、资本主义分工三个基本的历史阶段和历史形态。
(二)分工的二重性。马克思认为分工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分工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杠杆，另一方面，分工对社会生产关系具有制约性。在分工对生产力进步的作用方面，马克思强调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社会化水平和建立科学劳动组织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分工能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分工对社会生产力进步主要是通过两方面来实现：扩大社会劳动的范围和发展社会劳动的范围。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分工对社会组织的作用，阐明了分工对人的发展、商品经济、阶级关系的制约性。
(三)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商品交换随着生产分工的发生而发生，同时也随分工的发展而发展。一方面，商品交换的深度取决于生产分工的水平。分工的发展推动了商品交换的发展，正是由于分工的存在和演进，使商品交换的形式一步一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另一方面，商品交换的规模也取决于分工的水平。
(四)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上研究分工问题。分工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结纽带，兼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就分工的生产力属性而言，分工意味着生产资料和社会劳动在不同领域、不同部门间的客体性划分，它是以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的多样性为标志在技术形式上的分配。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又以分工为中介影响生产关系的发展。“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阶段还决定个人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
(五)劳动的地域分工。马克思从自然因素的差别上揭示了劳动地域分工的原因。关于地域分工的基本内容，马克思认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从经济层面考察，所谓城市就是工商业经济中心，农村就是农业产业所在地。最基本的地域分工就是划分城市和农村两大经济区域。这种划分贯穿于全部经济史。在工业革命后，城市的经济内容发生变化，相当多的现代工商企业集聚在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就形成城市。
二、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再到杨格、杨小凯，西方经济学家对分工理论进行了专门研究。
(一)西方早期的分工理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增进国民财富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一国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二是国民运用劳动的熟练程度和技巧，而“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他用制造业来说明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有三大好处：一是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增进。二是分工会节省工作转移的时间损失。三是分工促进了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机械的发明。并认为分工可通过市场来决定，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自由放任。
(二)杨格的分工和报酬递增理论。杨格在《报酬递增和经济进步》中对亚当·斯密的分工与市场理论进行深化，解释了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其理论大致分为三方面：一是报酬递增是分工的结果。二是分工和市场规模互为限制。三是分工可利用迂回生产方式。在杨格看来，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总是表现为迂回生产，即在原材料和最终产品间插入越来越多的中间环节。认为规模报酬不仅产生于企业内部，而且更产生于社会内部，产生于企业与企业间的分工与专业化及其协作上。规模扩大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简单水平复制，而是伴随科学技术变革、生产方式改进等更具效率的结构调整意义上的扩张。杨格从亚当·斯密定理出发，深刻揭示了劳动分工、迂回生产、产业间分工、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间的相互关系，阐明了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都是内生的而不是给定的外在约束，从而不仅从整体上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所谓“报酬递减规律”，也超越了亚当·斯密关于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思想，揭示了劳动分工、市场规模、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之间的动态联系。
(三)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的分工理论。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分工理论基本思想是：生产率的提高和人们知识经验的增加能促进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提高，高级的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又能加速技术的改进和生产率的提高，这种良性循环过程能使分工演进更高，产生经济起飞现象。其研究的问题：一是内生交易费用与分工演进，主要探讨内生交易费用对分工的影响。二是城市化理论，研究为什么会出现城乡差别，最优城市结构的层级与机制。三是工业化理论，研究新机器如何出现，迂回生产方式的链条有多长，工农收入的比重与转型期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四是研究分工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认为“一个能力不如他人的人，如果在某个行业专精，他的效率可能比更聪明但却不专精的人更高，因为他可以通过专业化内生地获得专业知识、技能”。
(四)新制度经济学的分工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派主要论述了制度与分工间的关系，认为制度创新可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分工。对制度与经济发展有创造性贡献的诺斯指出，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规则，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理论道德的行为规范，是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制度安排的功效在于通过一系列规则来界定交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激励企业生产性活动，使交易活动中韵潜在收益成为现实。制度变迁是从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过程。当各种因素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时，新制度就有可能建立并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使商品价格降低，扩大消费者的需求，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
从分工理论发展的过程看，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鼓励技术创新，扩大市场容量；分工可延伸生产、流通环节，提高企业的专业化水平，降低成本和产品价格；制度创新可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分工，提高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增长。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的比较
分工理论在经济学说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人手研究分工问题。
(一)关于分工理论体系的比较。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非常重视分工问题，但两者在不同的方法论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分工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侧重研究分工与市场规模的关系，分工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分工、迂回生产、产业问分工、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间的相互关系，专业化、分工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制度与分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数学的研究方法，对分工理论进行形式化。最具影响的是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采用数学上的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原理，为处理分工与专业化问题所涉及到的问题提供有力的武器，重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与均衡模型，使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重新焕发出新的曙光。但尽管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取得新的进展，但其研究仅仅只是从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规模经济与技术进步等方面研究分工问题。而马克思把社会分工看作是社会的整体结构，在分工理论体系的建立过程中，“既不局限于某一社会发展阶段的分工问题，也不局限于分工现象的某一个侧面，而是从历史纵线条和每一个时代的横断面的结合上，提出对社会分工的系统解释。”在其分工理论体系中，既研究分工的一般问题，又研究各历史时期的分工，包括自然经济的内部分工、简单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资本主义分工及未来分工发展的趋势；既研究分工的本质，揭示分工产生的客观因素，又研究分工的历史作用，尤其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起来研究分工的历史作用。
(二)关于分工内涵的比较。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分工的内涵上有差异。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分析的是产业内部的分工或企业内部的分工，亚当·斯密和杨格主要是从产业分工的角度研究分工问题，将分工限制在产业分工的视角，重点研究分工的经济属性，而忽视分工的社会属性。杨小凯的分工理论在分工内涵上“没有区分市场上的劳动分工和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从而忽略了企业作为报酬递增实现者的内部机制。”马克思从社会劳动的性质人手研究分工问题，认为分工是社会总劳动划分为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若干部分。与此相适应社会成员分配在不同类型的劳动上，也就是“不同种类的劳动的并存”。从这一内涵出发，马克思认为，从定性分析的角度看，分工属于劳动过程，是劳动的技术组织形式。马克思既分析劳动的市场分工，也分析企业内部的分工，并且区分了“企业内分工”和“社会分工”，认为企业内分工受制于社会分工，社会分工作为整体为企业内分工提供可能性。并在本质上分析分工对人类劳动能力的发展，在内容上分析社会基本分工中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及生产者在工种、职业、职能上的相应划分。
(三)关于分工作用的比较。在分工的作用方面，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基本观点上一致，都强调分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分工既是生产力的表现形式，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推动技术创新，扩大市场容量。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就认为分工可延伸生产、流通环节，提高企业的专业化水平，降低成本和产品价格，提高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增长。但在分工作用的侧重点上具有差异：西方经济学主要从经济学视野来论述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杨格利用报酬递增的动态观念和迂回生产方式来解释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报酬递增是分工的结果，分工和市场规模互为限制，分工可利用迂回生产方式，把先进的生产方法引入生产过程，提高生产率。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认为专业化和分工水平能加速技术的改进和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制度创新可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分工，提高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增长。总体看，西方经济学是从分工对经济增长的角度来建立分工理论。马克思尽管也强调分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认为分工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分工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杠杆；另一方面分工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与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不单纯谈论分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系统考察分工在社会组织各层次中的作用。既考察分工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又研究分工对生产关系的作用。而且更侧重于从劳动的社会性质角度研究分工。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
(四)关于分工与商品交换及市场关系的比较。马克思和当代西方经济学家都论述了分工与商品交换以及与市场的关系，认为分工能促进商品交换和市场规模的扩大，但在观点上具有一定的差异。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就认为社会分工与市场规模密切相关。杨格在其经典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中指出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动态关系，认为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范围，市场不是由人口、区域决定的，更是由购买力决定的，购买力由生产力决定，而生产力是由分工决定的。杨小凯则从交易效率的角度研究分工与市场的关系，认为交易效率是交易规模的增长函数，如果交易效率有一点提高，均衡分工水平就会上升，分工水平的上升又会扩大交易规模，提高交易效率，并进一步提高均衡水平。马克思在分工与商品交换及市场的关系上，认为分工是商品交换和市场产生的条件，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产生的前提条件。马克思指出“分工越向前发展，产品就越不是交换手段，于是就需要一种独立于每个人的特殊生产之外的一般交换手段。”市场规模也取决于分工，水平分工越发达，具体劳动的种类就越多，投入交换的商品品种和数量就越多，市场的规模也就越大。所以，马克思认为“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界定交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激励企业生产性活动，使交易活动中韵潜在收益成为现实。制度变迁是从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过程。当各种因素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时，新制度就有可能建立并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使商品价格降低，扩大消费者的需求，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
从分工理论发展的过程看，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鼓励技术创新，扩大市场容量；分工可延伸生产、流通环节，提高企业的专业化水平，降低成本和产品价格；制度创新可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分工，提高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增长。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的比较
分工理论在经济学说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人手研究分工问题。
(一)关于分工理论体系的比较。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非常重视分工问题，但两者在不同的方法论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分工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侧重研究分工与市场规模的关系，分工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分工、迂回生产、产业问分工、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间的相互关系，专业化、分工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制度与分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数学的研究方法，对分工理论进行形式化。最具影响的是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采用数学上的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原理，为处理分工与专业化问题所涉及到的问题提供有力的武器，重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与均衡模型，使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重新焕发出新的曙光。但尽管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取得新的进展，但其研究仅仅只是从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规模经济与技术进步等方面研究分工问题。而马克思把社会分工看作是社会的整体结构，在分工理论体系的建立过程中，“既不局限于某一社会发展阶段的分工问题，也不局限于分工现象的某一个侧面，而是从历史纵线条和每一个时代的横断面的结合上，提出对社会分工的系统解释。”在其分工理论体系中，既研究分工的一般问题，又研究各历史时期的分工，包括自然经济的内部分工、简单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资本主义分工及未来分工发展的趋势；既研究分工的本质，揭示分工产生的客观因素，又研究分工的历史作用，尤其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起来研究分工的历史作用。
(二)关于分工内涵的比较。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分工的内涵上有差异。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分析的是产业内部的分工或企业内部的分工，亚当·斯密和杨格主要是从产业分工的角度研究分工问题，将分工限制在产业分工的视角，重点研究分工的经济属性，而忽视分工的社会属性。杨小凯的分工理论在分工内涵上“没有区分市场上的劳动分工和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从而忽略了企业作为报酬递增实现者的内部机制。”马克思从社会劳动的性质人手研究分工问题，认为分工是社会总劳动划分为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若干部分。与此相适应社会成员分配在不同类型的劳动上，也就是“不同种类的劳动的并存”。从这一内涵出发，马克思认为，从定性分析的角度看，分工属于劳动过程，是劳动的技术组织形式。马克思既分析劳动的市场分工，也分析企业内部的分工，并且区分了“企业内分工”和“社会分工”，认为企业内分工受制于社会分工，社会分工作为整体为企业内分工提供可能性。并在本质上分析分工对人类劳动能力的发展，在内容上分析社会基本分工中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及生产者在工种、职业、职能上的相应划分。
(三)关于分工作用的比较。在分工的作用方面，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基本观点上一致，都强调分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分工既是生产力的表现形式，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推动技术创新，扩大市场容量。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就认为分工可延伸生产、流通环节，提高企业的专业化水平，降低成本和产品价格，提高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增长。但在分工作用的侧重点上具有差异：西方经济学主要从经济学视野来论述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杨格利用报酬递增的动态观念和迂回生产方式来解释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报酬递增是分工的结果，分工和市场规模互为限制，分工可利用迂回生产方式，把先进的生产方法引入生产过程，提高生产率。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认为专业化和分工水平能加速技术的改进和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制度创新可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分工，提高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增长。总体看，西方经济学是从分工对经济增长的角度来建立分工理论。马克思尽管也强调分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认为分工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分工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杠杆；另一方面分工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与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不单纯谈论分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系统考察分工在社会组织各层次中的作用。既考察分工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又研究分工对生产关系的作用。而且更侧重于从劳动的社会性质角度研究分工。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
(四)关于分工与商品交换及市场关系的比较。马克思和当代西方经济学家都论述了分工与商品交换以及与市场的关系，认为分工能促进商品交换和市场规模的扩大，但在观点上具有一定的差异。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就认为社会分工与市场规模密切相关。杨格在其经典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中指出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动态关系，认为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范围，市场不是由人口、区域决定的，更是由购买力决定的，购买力由生产力决定，而生产力是由分工决定的。杨小凯则从交易效率的角度研究分工与市场的关系，认为交易效率是交易规模的增长函数，如果交易效率有一点提高，均衡分工水平就会上升，分工水平的上升又会扩大交易规模，提高交易效率，并进一步提高均衡水平。马克思在分工与商品交换及市场的关系上，认为分工是商品交换和市场产生的条件，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产生的前提条件。马克思指出“分工越向前发展，产品就越不是交换手段，于是就需要一种独立于每个人的特殊生产之外的一般交换手段。”市场规模也取决于分工，水平分工越发达，具体劳动的种类就越多，投入交换的商品品种和数量就越多，市场的规模也就越大。所以，马克思认为“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
(五)分工与制度关系的比较。分工既需要一定的制度基础，本身也是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决定劳动分工，劳动通过分工提高某一制度的收益。在分工与制度的关系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强调制度与分工的相互作用，但在分工与制度关系的认识上也有不同之处。西方经济学在亚当·斯密时期研究了分工与劳动生产率及国民财富的增长问题，但忽视了分工发展的制度基础。杨格强调分工、知识积累与组织结构间的关系，认为报酬递增是分工演进过程中的宏观现象，是由分工导致的知识积累现象。而知识积累作为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内生于分工活动的制度结构中，强调制度变迁的关键作用。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分工发展中制度的作用，研究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国家制度对分工的影响，认为制度决定分工演进的方向。马克思经济学是从分工与所有制、分工与阶级关系和分工与上层建筑等角度来研究分工与制度的关系。在分工与所有制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在分工劳动中，生产的社会性不表现为直接的人的依赖关系，而表现为不同劳动相互交换形式下的物的依赖关系。归个人所有的劳动通过在劳动过程中的实际使用引起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形成一定的所有制。在分工与阶级关系上，马克思认为“在分工的范围内，私人关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阶级关系，并作为这样的关系固定下来”。认为分工与阶级关系是内在联系的。“由于劳动关系制约着财产关系，从而制约着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所以分工是促进阶级划分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分工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分工制约上层建筑的形式，是上层建筑各部门独立发展的基础，造成上层建筑的独立性。
四、结语
分工和交换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正是由于分工产生了不同经济主体相互交易的需求，导致贸易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加深、城市的出现、区域经济的形成、迂回生产方式的形成、制度的变迁、专业化组织的成长及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因此，比较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理解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科学性及借鉴西方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当代西方经济学侧重研究分工与报酬递增、专业组织成长、制度变迁、人力资本积累间的关系，而马克思经济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基础，从整体的视角，全面系统的研究分工问题，形成全面系统的分工理论。通过比较发现，迄今为止，马克思经济学的分工理论仍是对人类分工现象第一次科学、完整、系统的解释。通过比较，在理论上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科学性，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的科学成分。
经济学与劳动经济学的关系篇5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马克思学派；社会经济；分析模型；中国适用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2-0041-06
一、社会经济发展及分析模型的基础：生产力结构及要素关系
1.社会经济发展理论是研究以国家为经济体如何增大产品和劳务的产出量，即如何增加国民生产总量，又如何分配的一种理论学说。经济增长理论源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斯密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不仅最先论述资本经济增长取决于国民劳动的总生产物对该国人数的比例，并且论述了可以用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每个国民。李嘉图更是直接把研究重点从生产转移到分配领域，认为社会总产品是土地、资本、劳动三者结合的产物，而国民收入可分解为地租、利润和工资，并且认为利润是国民收入中扣除地租和工资后的余额。
马克思扬弃斯密与李嘉图，将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生产力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关系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和本质构成，阻碍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即阻碍或促进经济增长。
20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再生产矛盾加深，经济周期极不稳定，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出现，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克服再生产中的矛盾，探讨资本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凯恩斯总结罗斯福新政编制宏观经济增长理论，50年代中期新古典学派理论提出，代表人物为英国的米德和美国的索洛，他们批评哈罗德、多马理论提出自己的模型；80年代以罗默、卢卡斯、斯科特为代表，期间罗宾逊夫人的理论较有价值，认为工资相应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才能消除商品销售的困难刺激发展。新古典学派理论代表人物认为劳动与资本可以互相替代；而现代新古典学派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停滞的原因是技术进步不快，主张扩大投资加速技术进步。
对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进行再研究，可以清楚地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基本没有脱离社会经济实际并且触及到基础和核心问题及内涵，局限是就经济而经济；二是发展脉络基本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热点，如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兴起其理论的反映便是科技因素由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变量；三是每一时期的理论都有一定可参考的价值，但是都不全面完整且存在片面性；四是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理论基础即哲学分析方法和出发点存在伪科学性。总体而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并没有突破古典学派范畴，仅就某些具体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刻的研究，因此也就更不可能超越马克思的视野。
2.科学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型的建立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也就是从整个大的社会经济着眼而从具体领域着手，即从生产力构成、生产关系构成、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建立科学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型。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既然是基本而不是全要素，就需要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提炼丰富；生产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发展，关系要素对生产力的影响程度也不断变化，因此在模型中的重要程度也就随变化调整。
生产力要素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基本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劳动对象、教育和科学技术。劳动力是人从事劳动的能力，资本为过去劳动的积累，劳动对象即土地等资源，教育是劳动力生存的必要成本和社会需要，科技是人类劳动经验的总结、传播和应用。公式可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1/资本Z2+劳动对象D）］•科技K
由公式也可以深刻理解为什么邓小平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资本效率、增加劳动对象产出、为教育提供先导。因此公式可另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科技K（劳动力L1•科技K+资本Z1/资本Z2•科技K+劳动对象D•科技K）
公式中劳动力L1为在业劳动力，劳动力L2为后备劳动力。资本Z1为产业资本或称实体资本，资本Z2为金融资本或称货币资本，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美国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既是产业结构问题，更直接原因是金融资本泛滥的问题。
国际经济相互交融的当代社会经济中，作为生产力及基本五要素都受到国际经济的整体或单方面的深刻影响。因此公式可进一步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1/资本Z2+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
金融危机仅仅是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环节，而美国又是全球经济链中的重要环节。因此贸易依存度越高受到的影响越大，美元储备越多受到的影响越大。
3.劳动力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在学术界至今争论不止，马克思学派理论深刻揭示出劳动力作为核心要素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并揭示出人力资本投资的实质、作用和方式，证明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是对人力资本的积累投资，而人力资本的积累投资无非是科学技术即劳动经验的不断积累丰富，且明确指出人力资本投资引起社会生产率以及个人收入水平提高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科学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型显示劳动力是社会经济的核心和直接因素，劳动力与资本、劳动对象结合直接形成生产力，而随着科技对劳动力、资本和劳动对象的渗透，劳动力素质提高即所谓边干边学、资本（生产工具）效率提升、劳动对象更趋于深加工而富含劳动量。
劳动力L1的素质提高即所谓边干边学是三要素的基础和现实动力，劳动力L2与教育结合是为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培植后备劳动力。而资本不过是过去劳动未被消费的积累转化，现实劳动对象也无不包含劳动。因此说劳动力不仅是社会经济的基本要素并且是核心要素，离开劳动力及其劳动一切所谓生产和价值创造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都不存在。
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实际就是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是通过人力资本实现社会经济系统的持续发展。劳动力L1素质的提高即所谓边干边学中，劳动分工及专业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劳动力L2与教育结合培植后备劳动力中的家庭起着决定作用，但后备劳动力的培养不仅是家庭问题更社会义务。
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归根结底是劳动力的投入数量和使用质量。劳动力使用质量即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表现是技术进步、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是说社会经济发展如果说是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等要素的投入函数，不如说是现实劳动力、过去劳动积累（资本和资源）、劳动创新（科技）、劳动技能转化（教育）的投入函数。
4.资本及其积累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依据不同理解学术上建立起众多研究模型，但又基本没有把握问题的实质。只有马克思学派社会经济发展模型克服表面化和片面性，深刻揭示出资本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揭示出资本的实质和作用，证明人类社会无非是物质和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劳动经验的积累，且明确指出资本投资引起社会生产率以及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资本的实质是人类劳动所创造的未被消费而用于再生产的劳动成果的积累，资本直接表现为能够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载体”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即人类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物质资本的积累。资本的“表现”为以货币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即资本Z1和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实物资本即资本Z2；金融资本进一步衍生出虚拟资本，而实物资本进一步衍生出不同的产业行业实体资本。实物资本即以物质形式存在的人类劳动转化，如厂房建筑、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等设施或工具。
资本由现实形态演绎出虚拟形态后，虚拟资本时而膨胀时而萎缩，而实体资本则相对稳定。从质的方面看，虚、实资本的相互作用关系既表现为良性互动，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又表现为恶性互动，严重破坏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社会危机。从量的方面看，虚、实资本相互作用中存在停滞、扩张和泡沫等相互影响关系。把握虚、实资本的本质和相互影响关系规律，以实体资本为核心利用虚拟资本的作用，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而经济在封闭的情况下法币只要相对体现过去已经完成的产品和劳务成果的量，就能保持一国经济的稳定运行，如果加入债务成分就有产生膨胀的可能性。膨胀会掩盖实体资本问题，借新债还旧债似乎不成问题，但是，当泡沫破灭被抵押的股票、房地产等抵押品出现大幅缩水，银行则连本带息都无法收回。
5.劳动对象D即资源的开发利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基础的位置，因此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建立科学的分析理论，并用以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生产对象即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先开发什么后开发什么、以什么资源及能源为常轨以什么为替代都必须有章程，都必须上升到法律政策的高度；利用中，循环经济是一种良性的利用理念和模式，强调资源的循环利用，原则是减量、再利用，重点是清洁生产、节约和开发综合利用。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科技的支撑，改进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促进废弃物的再利用，实现由资源-产品-废弃物流程，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型转变。
6.社会经济发展中需要大力提高教育J的水平程度，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因此必须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改革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使科技和管理方式的创新具有坚实的人才和大众基础。
7.科技K在社会经济发展理论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科技进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与促进作用，在当代无论是深度、广度，还是在速度方面都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进步已成为主要推动力和决定性因素，因此研究科技进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和途径，对于如何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有着现实性。科技进步推动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促进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科学科技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愈来愈大。科技进步产生新的生产工艺，改进或更新设备，完善产品设计，降低能耗物耗，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最终提高生产效率，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质量更高的产品。
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归根结底都是科技进步推动的结果，新兴生产部门的出现和建立也源于科技的发展进步。科技进步使传统经济萎缩，使新科技为基础的产业迅速发展，从而改变原有经济结构的格局，引起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知识科技密集型发展，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累进产生整个社会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客观上要求增长方式转型，而这主要取决于科技的创新和应用。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科技因素中最为显著的是体现在科技引进模仿及劳动者的边干边学；之后，研究开发部门的新设计、新发明推动生产科技的进步，使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越来越大，但是研发与生产企业仍然脱节；目前通过体制改革科技部门与生产企业越来越融合。
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模型表述及制度作用
1.生产关系是人与人在生产中结成的关系，核心是社会分配关系，其社会表现形式是经济制度。经济关系及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以经济实践的发展为基础，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强制性影响经常摧毁原有的经济关系及制度体系，使其陷入矛盾并为新的经济关系及制度开辟途径。进而经济的再发展又需要稳定持续的秩序，没有相对稳定的秩序，在混乱的社会中经济不可能发展。
发达国家理论家把重点放在研究资本、土地与劳动的分配关系上，但是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是人，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获得新财富的比重高，劳动力获取的就低。发达国家理论家的结论是资本与土地获得新财富比重高再投资就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就高。却避而不谈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直接表现为社会需求的有效性，分配关系不当有效需求就不足，社会经济过程就产生波动及危机，甚至产生社会动荡。分配关系通过社会再生产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需求实现其对社会经济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因此，上述公式可进一步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1/资本Z2+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
经济关系及制度是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直接反映，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只要社会经济关系不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关系及制度至少是基本经济经济制度就相对稳定。存在经济利益差别的商品经济社会决定的阶级、阶层社会中，经济关系及制度是统治阶级、阶层意识的表现。然而有利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经济关系及制度一旦确立，伴随发生的是人类的制度化的过程，否则将引发或激烈或温和的反抗或消极对待。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关系用制度准则规范的经济，没有一系列旨在维护市场秩序的制度规范则市场经济无法运转。经济活动的主体家庭、企业和政府，都在制度的约束和保障下选择经济活动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和利益。制度约束和保障下，家庭可以自由选择经济手段来实现家庭利益的最大化；企业可以选择一切经营方式来实现企业利润目标最大化和长期发展；政府也必须依据制度行使其经济职权。
2.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主体是个彼此联系、相互制约、错综复杂的统一体，需要制度规范。基本经济关系需要制度确认调整；经济主体关系需要制度明确保护；经济主体的行为需要制度规范。经济制度调整的是经济主体间的经济关系，即人和由人组成的经济组织在从事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利益关系。马克思学派认为没有抽象的生产也没有脱离经济关系的生产力及发展，生产关系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市场经济初期是斯密所描述的依靠看不见的手调节的自由放任的经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是市场机制调节信号准确，市场主体行为规范，市场客观归属明确。但是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尚未健全，有许多漏洞滋生欺诈贿赂等非法行为，因此必须健全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使经济主体的作为规范化。
经济关系及制度表现层次为：社会习惯、政治（党派）政策政府规范法律规范，经济关系及制度变迁直接是为适应社会习俗、党派政策的需要。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及体制改革中则更多的体现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及主张。
经济关系及制度累积演进随着历史社会的时空条件变化而调整并发挥作用。经济关系及制度间还存在彼此依存的关系，某单项经济关系及制度能够发挥作用依赖制度体系的配合支持，同时这个制度本身也成为配合支持体系的力量。因此，经济关系及制度的范围愈广、层级愈厚，表示人类所能成就的社会愈进步。高度文明发达的社会必然拥有系统的经济关系及制度结构。
三、上层建筑构成、与经济基础相互作用及模型中结构地位
经典的方法将科学划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部类，社会科学又划分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部类，而经济又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基础。科学的社会经济发展及结构分析理论只有在马克思创立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后才成为可能。生产力及构成与生产关系及构成，以及由此构成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理论，是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建立科学发展观的基础。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个上层建筑层次。上层建筑的主要要素包括：社会结构、制度法律、党派政治和思想文化。这里的制度法律指的是社会制度，而思想文化又被称为意识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发展形成间接、整体、宏观的作用。于是，公式可进一步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1/资本Z2+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社会结构+制度法律+党派政治＞•思想文化）•系数］
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都受到国际社会及各方面的广泛而深刻影响。因此，公式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1/资本Z2+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生产关系影响S+（＜社会结构+制度法律+党派政治＞•思想文化）•系数］•国际社会影响GH}
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深刻变化，处理好各阶级、各阶层间的关系，以有效的调整管理方式，及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才能充分调动各阶层的积极性，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利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促进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
目前，社会阶层分析的依据主要是各个阶层对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依此社会可划分为：社会管理者阶层、资本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主阶层、专业技术阶层、办事员阶层、个体阶层、工商劳动者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阶层等。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主要矛盾是贫富矛盾，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矛盾；而结构中的最大矛盾仍然是二元结构问题，即农民与市民、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商业的矛盾。社会阶层结构呈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社会相对比较稳定，而目前中国能够纳入中间阶层的人口所占比例还很低。因为经济政策不能替代社会政策，必须充分改革社会政策才能反作用于经济，才能更好地保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上层建筑中的党派政治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最大也最为直接。执政党及政府是廉政还是腐败、是有才能还是无能，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非常巨大。而政党的民主程度又直接决定政党及其控制的政府的廉政与勤政程度。
思想文化在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在上层建筑结构中具有特殊作用及功能，不仅具有相对独立性且广泛渗透并直接作用于上层建筑的各领域，并间接作用于经济基础，而思想文化产品又直接成为生产力作用下的可交换的劳动成果。思想文化与政治组织相融合表现出先进性，与社会结构相融合表现出民族性，与制度法律相融合表现出规范性；与大众相融合表现为出广泛性，与资本相融合表现出产业性，与自然资源相融合表现出生态性，与教育融合表现出基础性，与科技融合表现出形式性；与各国文化融合表现出扬弃性，就文化自身发展而言还具有历史性。马克思主义政党需要强大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需要拥有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以此有效地凝聚党员、动员人民，站在时代前列引领社会潮流。因此，就要不失时机地制定思想文化发展策略，解放和发展思想文化生产力，繁荣思想文化，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协调发展。
四、社会经济意识、与社会经济存在互动关系及其模型反映
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能动的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辨证理念曾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也曾被简单僵化地理解为社会政党政治的存在，阶级分歧的存在；而社会意识仅仅被理解为对社会政党政治存在的反映，被理解为对阶级分歧存在的反映。这就不能完整科学的认识什么是社会存在及其基本内涵，也就不可能完整科学地运用这一科学理论解决社会经济实践中的问题，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社会存在不仅包含社会政治存在，还包括社会经济存在、社会文化存在等，并且现代社会起基础作用的是社会经济存在；社会意识也不仅是包含社会政治意识，还包括社会经济意识、社会文化意识等，并且现代社会中起基础作用的意识是社会经济意识。社会经济意识能动地直接地影响着社会经济存在，并间接地影响着社会政治和文化存在；而社会政治和文化意识也间接的影响着社会经济存在。
发达国家理论家提出的社会经济分析模型中“心理”要素占据重要位置，其论述往往给人唯心主义的感受。当然，意识的简单加总并不能对社会存在产生重大影响，意识只有形成社会性的、起主导性作用的社会意识才会有效的作用于社会经济存在，才会有效作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将社会经济意识概念引入社会经济“存在”分析模型，将“完整”的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1/资本Z2+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生产关系影响S+（＜社会结构+制度法律+党派政治＞•思想文化）•系数］•国际社会影响GH}•社会经济意识Y
实际上，影响社会经济的任何因素都根本不可能用数学方法、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精确计算或表述，建立社会经济分析模型只是个相对规范表述，无法精确到企业收入-成本=利润的程度。如自然环境因素中对社会经济影响最直接的是能源，包括石油、水、天然气和煤等常规能源，核能、太阳能、风能、地热和生物等替代能源，而能源又是生产或劳动对象中的基础原材料，那么自然环境对社会经济影响究竟多大，无法计算。
建立社会经济发展因果关系、相关关系分析模型的价值在于将抽象问题形象化、复杂问题具体化，在于运用科学的即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和方法认识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2.任何社会经济意识因素状态的变化都会对经济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导致市场交易及其价格的波动。因为任何部类的社会经济存在都由买卖双方构成市场，对市场行情的不同看法必然反映到市场上，市场意识及参与者的心理就在两个方向上相生相克。发达国家理论家发明了许多所谓意识指数、意愿指数或人气指数衡量反映市场买卖情况，并依此为参数判断经济的发展走势。这些理论是基于市场心态的观点去分析经济情况，研究的是某段时期内市场参与者的心理与事实。当然，心理理论也有严重弱点，常使分析市场动态的人感到困惑。但无论心理理论有多严重的缺陷，毕竟启发了马克思学派将社会心理上升到社会经济意识，进而完善了马克思学派社会经济发展分析模型。
目前，中国房地产在多数城市的居民收入与房价比不仅超过8倍一般警戒线，甚至部分城市已达到10倍、15倍，有一定经济头脑的人的第一反映是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已快到尽头，至少预感到房地产市场的高涨阶段已到尽头。经济甚至社会矛盾突出迫使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而政府经济政策影响时间为经济周期的半径即3-5年。当普通百姓认识到房地产市场价格必然下跌3年便形成强有力的社会经济意识。这一社会经济意识支配的结果就是3年内租房而不买房，这将对社会经济存在形成巨大的能动作用，房价下跌将成必然。
房地产市场求大于供价格会上涨，因为有利可图随之吸引开发商进一步投资；供过于求时价格就下降，无利可图开发商望而却步。当那些处于迅速扩张把现金押在销售回款上的企业，资金链条越来越紧超过承受能力，有相当一部分开发商遭到破产或被兼并的命运时，市场才会转为另一个上升周期。这时，新的心理反应、经济预期和社会经济意识将重新产生，并发挥相反的作用。
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变化情况分析不仅可以清楚地显现社会经济意识对社会经济存在所形成的巨大能动作用，并且可以清楚心理、预期与社会经济意识的差别。心理无论是社会心理、阶层心理还是个人心理，都是一种感性的、表面的、一般的对社会经济的反映；预期上升到一定的理性，是对社会经济存在的一种推理、判断；而无论是社会性心理还是社会性预期，一旦形成社会经济意识就将成为一种巨大的社会经济力量。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2］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6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3］R•m•索洛.经济增长论文集［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经济学与劳动经济学的关系篇6
[论文摘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将价值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但它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着种种矛盾之处。具体包括：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严格对立的内在逻辑与现实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矛盾；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生产劳动被严格界定为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劳动包含范围广义化的矛盾；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将人与物的效用关系置于次要地位的倾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求充分发挥各种生产要素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的矛盾；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暗含的对单一按劳分配体制正义性、合理性论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按劳分配与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相结合的分配体制的矛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不断完善与发展。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马克思从价值的取向出发，坚持价值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把价值的质归结为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人类劳动或抽象的人类劳动。他由商品二因素拓展到劳动的二重性，“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正因为有了这种抽象劳动的凝结，才形成商品的价值实体，使得各种商品可以相互比较，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由此而来。
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形成到
不仅是服务劳动、科技劳动与管理劳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还会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劳动形式出现，生产劳动包含范围广义化的趋势仍将进一步发展。
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生产过程的研究中将人与物的效用关系置于次要地位的倾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求充分发挥各种生产要素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的矛盾
经济学与劳动经济学的关系篇7
[论文摘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将价值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但它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着种种矛盾之处。具体包括：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严格对立的内在逻辑与现实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矛盾；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生产劳动被严格界定为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劳动包含范围广义化的矛盾；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将人与物的效用关系置于次要地位的倾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求充分发挥各种生产要素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的矛盾；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暗含的对单一按劳分配体制正义性、合理性论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按劳分配与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相结合的分配体制的矛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不断完善与发展。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马克思从价值的取向出发，坚持价值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把价值的质归结为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人类劳动或抽象的人类劳动。他由商品二因素拓展到劳动的二重性，“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正因为有了这种抽象劳动的凝结，才形成商品的价值实体，使得各种商品可以相互比较，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由此而来。
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形成到
不仅是服务劳动、科技劳动与管理劳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还会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劳动形式出现，生产劳动包含范围广义化的趋势仍将进一步发展。
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生产过程的研究中将人与物的效用关系置于次要地位的倾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求充分发挥各种生产要素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的矛盾
经济学与劳动经济学的关系篇8
论文摘要:《资本论》是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所以有必要对《资本论》经济伦理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从商品这一切入点着手，从《资本论》商品的伦理意蕴、经济逻辑与伦理逻辑的统一等方面进行梳理，力求挖掘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构建原则和内在逻辑。
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这样写道:“现代经济学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与现代经济学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事实之间存在矛盾。”虽然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但在更深的层面上，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包括对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而在“经济学经常使用的一些标准方法中尤其是经济学的‘工程学’方法，也是可以用伦理学研究的”。由此可见，经济学与伦理学是不可分割的，而谈到马克思的经济学时，阿马蒂亚·森这样评价:“一些经济学家更重视伦理学问题;而另一些更重视工程学问题，……卡尔·马克思……更重视经济学中的伦理问题。”阿马蒂亚·森所言的马克思经济学的这种倾向最突出的体现是他的巨著《资本论》。
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在其著作《读》中这样写到:“把《资本论》归结为伦理学的构想是一种儿戏。这一论断看似有道理，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实是没有一套完整的伦理学范畴。但这并不代表《资本论》没有伦理思想，可以说《资本论》通篇都充满着这些思想，尤其是经济伦理思想。从第一卷“道德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在英国经历了三代人，却吞没了九代纺织工人”等等，以及第二卷“资本家的道德和合理市场的等等的实质”等，到第三卷的“这种草营人命的情况，绝大部分是由煤矿主的无耻贪婪造成”。……
阿尔都塞的错误之处在于只看到了《资本论》的文字表面，没能看到其深刻背后是经济逻辑与伦理逻辑的内在统一，这种统一是隐性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它包含历史的向度又佐以事实。在《资本论》中，这种统一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在总的成书框架上，二是体现在具体的经济理论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正文一开始就这样写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选用商品作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突破口，直接而明确。马克思以此为起点透视资本主义的同时，其经济伦理思想也由此展开。这一起点深含经济社会学的逻辑必然，但也包含建构和谐经济伦理关系的匠心。
“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属性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商品的这种属性即它的使用价值。虽然它是一个外界对象，但却包含着人的主体性和人对自然的对象性活动，因为“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不同物的量只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能同名称，因而是可通约的。
但这种通约性一旦超过了同种品的范围“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区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了”。“使用价值在流通过程中的不可通约性，彰显了马克思对伦理主体的关怀。经济活动和人类活动得以生产和再生产决不是仅仅物(使用价值)就可以实现，需要的是一个“价值灵魂”，即人和人的劳动。
撇开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而我们继续剥离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那么，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物质消失了，其具体形式也消失了，这时商品只剩下“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即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这些“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的这些物，马克思指出，它们是共有的，是这个社会具体的结晶，即价值—商品价值。
商品的价值有人类劳动体现或物化在里面，它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共同”的东西。这些“共同”也就是说商品的价值有可通约性，是以商品为基础构成商品经济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基础。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分析为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和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研究找到了内在的根本性的起点，这个起点决定和影响了整个《资本论》的行文思路和基调，也是《资本论》经济伦理思想的前提之一。
马克思指出，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而这种耗费的量是如何决定的呢?马克思把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当作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由此而得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认为“只有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的价值量。社会劳动时间也就是人类无差别的一般劳动的社会形式的概念。而商品的价值对象性却只能体现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只能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能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也才能看到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商品的使用价值具有不可通约性，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来源之一，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那么，商品的价值则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不同质的具体劳动形成了作为使用价值的要素，而同质的抽象劳动形成了价值实体。马克思在谈到劳动对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不同时，指出:“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不过这样劳动已经化为没有质的区别的人类劳动。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怎么劳动，什么劳动的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多少劳动，劳动时间多长的问题。
商品好像是一个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但对它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个很古怪的东西，充满着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怪诞。在马克思看来“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这种狂想就是马克思所言的商品拜物教。所谓商品拜物教就是“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拜物教”。马克思有时也称它为“象形文字”。
商品拜物教是同商品的生产分不开的，那么它来源于何处呢?马克思认为:“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同样，也不是来源价值规定的内容。”因为“第一，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肌能，而一种这样的肌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际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的耗损，这是一个生理学真理。第二，作为决定价值量的基础的东西，即这种消费的持续时间或劳动量，那么，劳动的量可以十分明显的同劳动的质区别开来”。那商品拜物教来源于什么呢?商品形式本身。因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内容，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可见，商品拜物教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
商品拜物教把现实世界在人脑中倒立过来，那么如何破除它呢?马克思认为:“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即消失了。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这种神秘纱幕就可揭开了。
破除商品拜物教后，马克思给了我们一个设想，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当作一个社会劳动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在那里，劳动时间就有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马克思开出了药方，但也给出了这个药方治病的条件，那就是“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产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从分析商品的内在结构到商品拜物教的产生和如何破除以及“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马克思给了我们一个以商品为起点来建构经济伦理关系的解题方式。
商品交换虽然是简单的社会现象，但同时又是最普遍、最为丰富、最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它不仅萌生了人类社会的一切矛盾，而且蕴含了作为调节人的行为规范的一切伦理原则。《资本论》以商品为起点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以商品交换为切人点来研究资本运行过程，逐步深人地解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和一般社会伦理。由此来构建他的经济伦理原则。
经济学与劳动经济学的关系篇9
第一节经济关系的分析
以往的经济学对经济关系都做了分析，但分析的方式不同。有的把经济关系放在经济学科的前提假定中，如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以“经济人”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前提假定，认为社会中一切从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都是理智的自利者，由此社会中的经济关系就是自愿互利的交换关系，人们从对自己有利的目的出发，通过提供给对别人有用的东西而换得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从而达到“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效果。有的把经济关系通过经济理论的范畴来表现、概括，如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李嘉图，在其经济理论中，各种经济范畴之间可以反映各种经济关系，地租、利润、工资，这三个范畴就反映了地主、资本家、工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以分析经济关系为己任，然而，传统政治经济学似乎还不懂从经济学科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翻开以往的各种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见到的多是从政治层面上来分析经济关系。例如，谈到资产阶级内部的关系，就说是尔虞我诈、大鱼吃小鱼的关系，实际上这是对各种竞争行为所产生的后果的一种描述，用这种描述来论述经济关系，除了得到一个总体印象外，我们得不到什么。资本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多种多样的，有商品销售中的竞争关系，有要素获取中的竞争关系，有相互之间在商品、要素等方面的交易关系，有资产产权交易关系，通过其交易还能形成经济上的附属或支配关系，有服务方面的交易关系，有利益一致的联合、结合关系等等。再如，谈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工人阶级内部的关系，就说是同志式的协作分工关系、互助关系。实际上，分析经济关系的具体内容就要有具体对象，首先对经济角色要确定。协作分工关系产生于企业之间，可能是交易关系，也可能在国营企业之间是行政性的安排，也可能是出于道义上的援助关系。劳动者之间的互助关系与企业之间的互助关系，内容是完全不同的。
以上说明，仅从政治层面和仅从阶级关系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关系是不够的。而当我们具体分析社会经济运行时，就不能靠从这个角度来作出的描述了。
第二节 经济关系的类别
一劳动占有与劳动交往关系
在进行经济关系比较前，首先要弄清经济关系的内容。
政治经济学的传统理解是把经济关系等同于阶级关系与阶级内部的关系，实际上，阶级关系与阶级内部关系只是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决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从经济上来考察的阶级关系，是财产关系的一种表现形态，列宁对此下了这样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与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注①） 这个定义全面描述了阶级社会中劳动占有关系的内容。而在没有阶级存在的时代，社会成员对财产的占有不是上述情况，也没有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可见，就是财产关系，也不是等同于阶级关系，在阶级内部也发生着财产关系。
财产关系是劳动占有关系的基本关系。劳动占有关系是从社会生产的直接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在社会条件下开始的直接生产劳动，首先要有生产条件的提供者与生产条件使用者的区别，他们的关系是由财产关系确定的。其次是直接的分工协作关系，分工协作是劳动者的个体生产力合并为集体生产力的环节。最初的分工是自然分工，在集体生产中是不同操作之间的具体劳动分工。在总体劳动中还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再就是生产劳动中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它承担着协调劳动者分工协作关系的职能。最后是劳动成果的分配关系。财产关系一确定，在劳动占有关系内部就不再有平等的交易关系了，各个经济角色都得按已定的规则与自上而下的等级服从原则办事。
除了劳动占有关系之外，经济关系的另一方面是劳动交往关系。劳动交往关系是从社会分工中产生的。社会分工以生产条件的差异为前提，以物质利益交换为内容。这种关系反映社会的经济当事人是否交换他们之间的劳动，如何交换劳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出现后，劳动交往关系就表现为商品经济交易关系。
二社会发展三阶段的经济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产关系概念，包含着劳动占有关系和劳动交往关系两方面。以劳动占有关系为主线，社会的发展阶段就分为原始公有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和封建地主制、资本主义私有制、共产主义公有制（第一阶段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五种经济形态。以劳动交往关系为主线，社会发展就分为三个阶段，用我们今天的术语来说，分别对应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以劳动时间为计量单位的产品经济。那么，这三个阶段里分别又是什么经济关系呢？
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104页）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我们分别知道三个阶段的经济关系。
1．自然经济时代的经济关系是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血缘的、宗法的的依赖关系是自然发生的，在这种关系中，人必须依赖、服从家族、氏族、部族，在其血缘或宗法的集体中居于一定位置、获得一定保障、无条件地接受一定的约束。对奴隶主、领主、贵族地主、豪绅的人身依附关系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压迫者、剥削者通过统治力量强加给依附者的。在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下，主人可以不通过交易而直接占有依附者的劳动，同时给与一些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主人所强占的劳动成果或生产条件的一部分），算是作为依附者的生存保障。人对人的依赖关系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服从。
2．商品经济时代的经济关系是有独立性的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这里所谓的“物”，就是货币，因此这种关系实际上是商品货币关系。马克思所见到的全面的商品经济时代是从资本主义时代开始的。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一方面消灭了人身依附关系，不仅资产者不受封建义务约束，劳动者也成了有人身自由的无产者。另一方面，人完全依赖货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现金交易关系。资产者对劳动者的劳动占有，不再通过超经济力量，而是通过对劳动力的购买与使用来实现。（中国封建生产关系的后期，在封建土地租佃关系中，也不通过超经济力量，而是通过土地租赁契约关系，就使中小地主得以占有佃农的劳动。）
3．以劳动时间为计量单位的产品经济，是一种体现社会成员自由个性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要成为社会普遍的关系，必须有这两个基础：一是个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点靠生产力发展到相当高度才能实现；二是人们的共同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按马克思的设想，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由社会全面安排社会劳动力才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是“自由人联合体”，这是在阶级所依存的经济条件已经消除，国家的政治职能已经消失情况下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自由地结成联合体，既不靠强权，也不靠交易，而是靠社会契约。“自由人联合体”正是社会契约关系的产物。
以上理论，反映了历史的纵断面，表明社会经济关系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到“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再到“人的自由联合关系”的发展历程。这是从历史的总体上来看的。
第三节 现代社会三种基本经济关系
然而，历史并不是三块截然不同的板块的焊接品，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各个历史的横截面上，都可能有着几种经济关系。当代的世界由于经济生活国际化（商品国际化、资本国际化、生产国际化）的作用，经济关系的历史形态已相当趋近。现代世界不同制度的国家，其历史发展阶段可能很不一致，但都会有以下经济关系：
一．人对民族国家的服从关系。一方面，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已进入无阶级社会，因此国家机器是必然会有的。另一方面，国家是民族的代表，从殖民主义时代过来的民族不可不用国家机构来捍卫自己的主权。在国家面前，公民处于服从关系中。而对于现代国家来说，这种服从不是对强权的服从，而是对法律的服从。在法律中凝结着统治阶级的共同意志与社会共同意志的双重内容。现代国家在保卫现有经济制度的同时还得保卫社会的共同利益，否则就无法得到本国经济发展所必要的社会内部的协调、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国家为了履行其不同性质的职责，除了要国内的自然人与法人服从之外，在国家机构内部，更要各级公务人员履行规定要承担的职责。这些，可称之为职权关系，它在现代经济运行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经济学与劳动经济学的关系篇10
关键词:农业增长;产业结构;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F0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5―0049―06
一､引言
工业化对于一个国家经济腾飞的重要性,已经被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发展道路所证实[1]139[2]6｡而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如传统农业)向现代部门(如城市非农产业)转移,既是世界各国都曾经或必将面对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其实现“现代经济增长”[1]139的必由之路｡2004―2007年,连续四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标志着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四个“一号文件”都以“农民增收”为出发点,以“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为目标｡而“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离不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畅转移｡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流动或转移必然是受经济规律支配的｡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劳动力与资本投入的增加会拉动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促进投资的增加,投资的增加又会引致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这就是所谓的要素投入的乘数效应和加速原理的相互作用机制｡中国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就业与转移之间的情形是否如此呢?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且大部分学者认为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拉动作用[3]37[4]27[5]63,也有部分学者持反对态度,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农地荒芜或农民耕种土地的积极性下降,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6]54[7]29｡而对于经济增长对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和影响,国内的研究比较少｡仅有的研究大都认为农业经济增长是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动因[8]32[9]45｡对于产业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大部分研究者认为产业结构调整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原因,并认为产业增长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重要影响[10]6[11]76[12]32｡本文以我国1978―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oLS和岭回归方法,分析了我国经济总体增长和各产业增长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和作用,并做出了进一步的协整关系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二､模型的建立与实证分析
(一)分析方法与变量设置
模型1检验总体经济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作用和影响,把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把中国总GDp作为解释变量｡模型2检验各产业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作用和影响,把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把农业GDp､工业GDp､建筑业GDp和第三产业GDp作为解释变量｡把建筑业GDp作为解释变量,是由于按照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对于模型结构,出于分析的目的和稳妥性,我们选取多元对数模型作为结构形式｡对数模型的优点在于它反映了解释变量的变动与被解释变量变动的关系,所要估计的结构系数恰好是变量之间的弹性系数,而且它反映了被解释变量增长与解释变量的增长间的关系,适合长期的时间序列数据｡本部分的目的就是分析经济转轨中的中国经济增长及其各产业经济增长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此选择多元对数模型是合适的｡计量模型结构如下:
模型1:
从计量结果看,模型1和模型2的F值都很大,说明模型在整体上线性关系是显著的;调整R2分别高达0.8965和0.9543,说明这两个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很好;由于数据是时间序列数据,可以认定逆方差性基本不存在｡
从模型1的解释力来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解释变量LnGDp的系数的t统计值(方程系数下面的圆括号内的数字)是显著的｡前者每增加1%,后者增加0.2654%｡这说明1978年以来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从模型2的解释力来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四个解释变量的系数的t统计值都是显著的｡(1)农业GDp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前者每增加1%,后者增加0.5342%｡这说明农业经济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较大的促进作用｡(2)工业GDp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前者每增加1%,后者增加0.2709%｡这说明1978年以来我国的工业经济增长促进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3)建筑业GDp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之间的系数关系显著为正,前者每增加1%,后者增加0.0680%｡这说明1978年以来建筑业经济增长也促进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4)服务业GDp与农村劳动力转移量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前者每增加1%,后者增加0.4435%｡这说明服务业增长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四)协整关系检验(cointegrationtest)
现实中的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极少属于平稳序列,而平稳性在计量模型中具有重要地位｡为了判断以上估计结果在长期过程中是否具有平稳性,我们对模型做协整关系检验｡其过程如下:首先对每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它们的单整阶数,初步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然后做詹森检验｡通过单位根检验发现:在模型1中,变量lnGDp是二阶单整的时间序列,而lnL也是二阶单整的时间序列,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在模型2中,lnaGDp､lniGDp､lnCGDp､lnSGDp四个变量都是二阶单整的时间序列,而lnL也是二阶单整的时间序列,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也可能存在协整关系｡进一步的詹森检验(Johansen＇sCointegrationtest)结果如表1｡
詹森检验结果表明,在模型1和模型2中,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向量,所以这两个模型在我们选择的样本期间内均是稳定的｡
(五)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Causalitytest)
oLS估计只是将GDp等变量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之间的关系给以量上的描述,并未说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了排除伪相关,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建立了二元变量自回归模型逐一检验了各个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取LagSpecification=2,检验结果如表2｡从格兰杰检验结果看,变量lnGDp､lnaGDp､lniGDp､lnCGDp､lnSGDp都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总体经济增长､农业经济增长､工业经济增长､建筑业经济增长和第三产业经济增长等变量都不能确定是被解释变量(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原因,他们之间可能仅仅是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但该检验结果说明,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工业经济增长､建筑业经济增长和第三产业经济增长的原因｡
三､结论与评述
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贫困问题,而对于传统行业,贫困的根源在于较多的人口占有较少的资源和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tpF)以及不合理的制度[15]46[16]105｡这就决定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有什么希望”[17]8｡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因和机制是极其复杂的,本文的分析揭示了总体经济增长和各产业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和影响｡
首先,1978年以来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经济增长一方面使得农民收入提高,生活条件改善,受教育水平逐步提高｡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使得农民有机会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开始涌向城镇,于是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既具有了可能性,也具有了必然性｡另外,经济增长､特别是城镇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城镇的就业需求增加,从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了拉力｡
其次,农业经济增长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有较大的促进作用｡2004年以来,中央政府先后出台的减免农业税､粮食直接补贴､大型农具购置补贴以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等一系列惠农政策,必然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和持续繁荣,而农村经济增长为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条件,使得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解放出来,转移到农村非农产业或城镇｡
第三,工业GDp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这表明工业经济增长是促进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动因｡但和服务业和农业比较起来,工业GDp的系数和t值都较小｡这种现象反映了工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促进作用弱于服务业｡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政府的倾斜性政策特别是户籍制度,使得农民工获得正规工业部门就业机会的可能性很小｡另一方面,现代正规工业部门需要的是素质较高的工人,而农民工一般接受的教育很少,人力资本投入不足,这种“结构性失调”必然使得农民工难以进入现代正规的工业部门,而事实上,即使是熟练工人,也长期被排斥在正规工业部门之外｡本部分的研究结论和朱农[18]123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但朱农认为农村劳动力很难转移到城镇正规工业部门的原因在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
第四,建筑业GDp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筑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体力劳动者的大量需求,而农业劳动力由于自身素质等原因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这使得他们必然以建筑业作为最重要的就业去向｡但和其它三个解释变量比较起来,建筑业GDp的系数和t值都较小｡这种现象反映了建筑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促进作用弱于其它产业｡武治国[14]也得出了和笔者同样的结论,并认为其原因是“实际上的可能原因是建筑业的劳动环境太差,工资拖欠,农民工一旦找到别的工作机会很快会流出建筑业｡工业化的吸收程度的下降也是可能的原因”｡
最后,服务业GDp与农村劳动力转移量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这充分说明服务业对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作用｡按照“罗尔悖论”①,服务业虽然发展迅速,但其生产率并没有大的提高,所以必将会吸引大量的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我国的情形也是如此,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服务业的比重日益提高,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发展迅猛,这使得它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力发展城镇和乡村第三产业,是解决我国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
总之,基于中国1978―2004年的数据分析表明,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改革为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条件,城镇经济(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则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了强大的拉力｡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农村发展和城镇建设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共赢系统,不是很多人想象的二者是完全的对立体,似乎城镇的发展是以农村的牺牲为代价,或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要城镇做出牺牲｡实际情况是,农村发展越快,就越能给城镇提供大量的劳动力;城镇发展越快,对劳动力转移的拉力就越大,就越能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因而,进一步发展农业经济,使得更多的劳动力从农村解放出来;大力发展城镇工业､建筑业､特别是第三产业,使得城镇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力,都是我们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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