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资本市场状况篇1
关键词：模式选择金融投资有价证券市龇治
[HJ1.8mm]
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进入到深水区之中，中国的金融投资环境也逐渐受到更多元素的影响和干扰，这也决定了当前的金融投资模式应该根据市场的变化状况进行调整，更好地适应当前市场的发展趋势。在新的历史时期之中，进行更加有效的金融投资，让金融投资模式纳入到科学的管理模式之中，实际上都是金融投资管理过程之中的重要一环。而科学的金融投资模式包括了企业的科学经营和管理，也包括了企业内部的优化和管理，这些都是基于市场的积极金融投资模式。特别是金融投资方，应该充分分析当前市场里面包括的各种不稳定的因素，特别是外部的市场因素和内部的市场因素，都应该纳入到投资研究与判断的体系之中，这样才能够真正意义上促进金融投资模式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一、基于市场的金融投资模式概述
金融投资行为实际上是从金融市场衍生而来的产物，因为市场之中商品经济的贸易逐渐频繁，这也决定了当前的市场上不仅仅是有实体产品的交易，也有非实体的商品进行贸易，这一类实际上就是资金的流动和演进等。由于资金的流动本身也是市场重要的影响因素，所以在金融市场当中进行投资，实际上也是一种涉及到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行为。当前市场上的金融投资模式，其资金的主要来源是从信用贷款或者是有价证券的募资交易，由此可见，资金来源的多元性，也是当前金融投资复杂性的根源之一。因此，对于金融投资行为本身的复杂性上看，金融投资的主体如何选择合适的金融投资模式，特别是在金融投资的过程当中如何科学并且合适地分配相关的资金，则是当前基于市场分析的金融投资模式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不过，金融投资模式之中，对于投资对象的选择实际上是多面性的，也就是金融投资的主体无论是选择有价证券或者是进行直接生产投资，实际上都是金融投资的选择方式。不管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基于市场的金融投资模式都应该包括以下的要素：
第一方面，金融投资主体应该对当前的市场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因为市场的各种因素都是不断变化而且正在发展的，这些因素都是金融投资主体需要进行把握的重要内容，投资方只有真正掌握到市场变化的状况，各种市场因素的演进状况，才能够真正意义上形成科学的金融投资决策，帮助企业实现盈利。
第二方面，金融投资主体应该分析自身的实际状况，联系市场的实际状况，科学地比较各种金融投资方式。正如上述分析，金融投资的方式是非常多的，但是无论是从实际的生产扩大化，或者是金融投资主体购买各类债券或者股票等，这些实际上都应该进行充分进行分析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的内容主要是对各类投资方式的成本、收益以及投资效率等方面进行纵向的比较以及横向比较等，为金融投资的主体决定一种更为科学的金融投资模式。
第三方面，金融投资主体应该充分考虑投资模式的组合方式，也就是形成真正性价比最高的金融模式，其最终的目的就是实现金融投资主体的投资利润的最大化，最终促进资本的增加。因为金融投资主体之所以对市场以及金融投资方式进行分析，实际上也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利润最大化，所以，一切的金融投资分析，或者金融投资行为都应该围绕利润的实现和大小进行，这对于金融投资方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二、基于市场的金融投资模式的主要构成要素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金融投资的主体对于市场的分析、对金融投资方式的分析等，归根到底也是为了实现金融投资主体的利润最大化，所以金融投资主体在进行金融投资模式的优化过程当中，必然是包含一定的要素。这些基本的构成要素，其本质就是围绕当前市场的发展状况，以及金融投资主体的实际状况进行分析，以此综合研究和判断当前的金融投资模式的科学组合方式，真正意义上地帮助当前的金融投资主体实现投资模式的优化升级。从当前的金融投资模式的科学构成上看，其主要的金融投资模式构成要素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方面，对于金融投资的利润预期分析。因为所有的金融投资模式都是围绕投资方的利润来实现安排，这从本质上看，就需要金融投资的主体对于投资组合模式的利润进行预期分析，这种预期分析需要充分结合当前市场的发展状况，对于可能发展的投资项目进行市场优势和劣势的分析，才能够真正得出有效的融资手段。因此，有效的融资手段和模式，其实归根结底都需要金融投资的主体结合市场的具体状况进行分析，并且联系企业的实际状况进行有限度的预期衡量，才能够真正为金融投资主体探寻到一条真正科学的金融投资渠道，形成合理和科学的金融投资模式，帮助投资主体健康地发展。
第二方面，金融投资行为的运行模式完善化。当前金融投资主体的行为，如果没有真正形成科学的金融投资运行模式，那么其金融投资行为也是属于无序的状况，没有办法为金融投资的主体获取利润。金融投资行为的利润和风险都是并行的，如果金融投资的主体只是看到自身的投资利润，但是忽视了对于投资风险的评估和分析，那么可能会影响到金融投资主体的顺利过渡和利润实现。因此，金融投资模式当中对于投资模式的完善，主要是完善风险评估机制的形成和落实，特别是对于投资风险所涉及到的几项主要的关键点，如市场主要金融杠杆的分析，并且也需要根据可以估计的金融投资风险，更好地调整自身的金融投资决策，以此促进金融投资主体的健康发展。
第三方面，金融投资行为对于投资主体的评估与补充完善。因为金融投资主体本身在投资过程当中虽然是追逐利润最大化，但是也需要充分考虑投资主体自身的发展，特别是根据投资行为的有效性，进一步地优化自身的金融投资管理结构。比如对于金融投资方的优化，从注入资金方的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各项硬件配套等方面入手，进行优化和培育。实际上，金融投资行为本身也是对投资方的一种优化，特别是投资者要充分考虑到自身的投资结构是否合理，以及再续的金融投资资金如何得到强化，这样才能够优化企业的发展环境，特别是为投资者赢得更为开阔的发展空间，对于可持续发展有着比较突出的积极意义。
第四方面，金融投资策略的调整和优化。实际上，金融投资主体在形成科学的金融投资模式的过程当中，其投资策略是否科学，是一个尤为关键的部分。而从当前来看，金融投资主体如要形成科学的金融投资策略，应该从强化金融投资的风险评估、壮大金融投资的管理人才规模、改善金融投资主体的资金与预算管理三个方面入手，推动企业的金融投资管理更加合理和科学。特别是金融投资主体的各类判断都应该和实际相符合，综合研究和判断当前企业的发展路向，真正意义上为金融投资策略的科学性和延续性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
因此，综合上述分析，金融投资模式要真正结合市场的基本状况进行调整的话，就需要充分分析自身的实际状况和被投资方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因投资的实际需要而定，调整好自身的金融投资策略。未来的市场变化因素将会更趋于多样化，金融投资方要从实际状况出发，分析好市场动态，才能够有的放矢地进行组合式金融投资，最终将金融投资行为作为一种投资方长效管理和发展策略的一部分。
三、结语
当前金融投资行为的科学发展，离不开对市场的科学把握与研究判断。金融投资的主体应该充分结合自身的发展状况，贴合自身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际情况，全面地帮助投资方进一步地抓住投资热点，挖掘更多的金融投资资源，促进自身的优化升级。金融投资作为一种金融手段，应该得到投资者的重视，只有科学的金融投资手段才能够促进自身的发展。未来中国的金融投资市场必然会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在各种跨国的经济合作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些都需要投资方注意并且全面分析，才能够为其未来的发展赢得更广阔的空间，科学的金融投资策略和对市场的把握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一切投资行为的发端和归宿。
参考文献：
[1]张文鑫，包景岭，常文韬我国绿色证券制度问题及对策建议[J].商场现代化，2012（07）
当前资本市场状况篇2
【关键词】高职教育；劳动力市场；适切性；路径选择；预测模型
【作者简介】王全旺，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赵兵川，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讲师。硕士。山西大同037009
【中图分类号】G71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7-0223-04
就业导向的高职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做到与劳动力市场对其培养的人才的需求数量、结构和质量的适度匹配是高职教育持续、健康、科学发展的基本准则和必然要求。但要做到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适度匹配与协调发展，并非易事。根据麦可思的调查，2008-2010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半年后的专业对口就业率分别是61%、57%、59%。且2010届高职高专毕业生有63%的人认为目前的工作与自己的职业期待不吻合。有研究显示。职业教育毕业生从事与他们所受到的培训越是接近，他们的生产率与工作满意感越高。如何才能使高职教育的各种课程与工作相匹配？如何保证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与专业对口？必须在考虑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和整个社会需求的运作过程中才能找到答案。
一、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原因探析
高职教育毕业生非对口就业以及职业期待不高的现实状况。反映出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匹配。导致不匹配的因素可能很多，本文将借鉴经济学理论中的蛛网理论进行分析。
蛛网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特定类型的市场价格会受周期性波动的支配。该理论描述了在价格未知以前，必须确定生产总量的市场中。供给与需求的循环互动过程。此时。生产者对价格的预期是基于对先前价格的观察。蛛网模型中供给决策与需求间存在“时滞”。以蛛网理论应用于农产品市场来说明农产品价格随供给和需求循环波动的关系。假定，由于不可预料的恶劣天气原因，农民玉米作物的产量超乎寻常的低，农产品市场上玉米供给短缺。导致玉米价格升高。如果农民预计玉米高价的状况将持续。来年他们将增加玉米作物的种植量。因此，农产品市场玉米的供给量增加，导致价格降低。如果农民因此又认为玉米价格将持续走低。他们将减少玉米的种植量，最终导致玉米价格再一次升高。
在一定程度上。高职教育的人才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与上述描述有相似之处。由于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具有周期性，教育对象人力资本投资决策行为的确定与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刻也存在“时滞”。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不完全透明性以及远期变化非预期性特征，导致学生及家长在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往往可能是“短视”的。他们在高职教育入学专业选择过程中。往往主要根据以往此类专业毕业生就业机会的大小和工资收入的高低而确定。以往工资高、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的专业，即所谓的“热门”专业，往往是学生和家长选定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预计此类专业未来劳动力市场需求以及工资都比较理想。而正是由于该种预期。导致出现以往求人倍率高、收入可观的高职教育专业毕业生在毕业进人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出现过剩的现象，其投资的收益下降（假定工资即其收益）。反之，一些近年来较“冷”的专业。由于大多数学生及家长都不愿意投资，使得此类人才的劳动力市场供给短缺，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用人单位不得不提高工资以便能招聘到合适的人才。一种理想的、难以企及的状态是经过几个周期的波动后，劳动力市场上某种类型专业人才供给与需求正好匹配。即我们所期望的均衡状态。
二、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协调的路径选择
（一）人力资本高职教育投资的特殊性
理论上，随着产品价格及供需的周期性波动。市场参与者的行为趋于理性。蛛网模型的均衡状态，远期内是可以实现的。但就短期而言。产品的生产者往往会出现决策失误。
高职教育本身也是一种“人力”生产过程。学生既是投资者，也是“产品”。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与私营企业等一些商业投资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教育决策的直接面对者是学生及家长。他们通常并没有该方面的丰富实践经验，且决策一旦形成后基本不能再改变；而商业投资者往往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他们凭借自身的智慧不断获取市场的反馈信息，当有新的商机出现时，他们可以重新修订和评价自身的决策。
此外，人力资本的高职教育投资不仅需要物质投资，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学习者本身时间、精力和青春的投资，而后者对于人的生命来讲是不可逆的。商业资本投资在损失出现后有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补救，即使不能弥补，所受损失最多是财务资本。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具有投资回收期长、能动性和创造性等特点。因此，如果决策失误，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要大于商业资本投资。教育上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损失，不仅限于学生及家长。教育部门、国家和社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二）劳动力市场预测的重要性
作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有力地促进了当代美国高等教育的变革。但美国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并非始终存在。早期美国的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高等教育逐步适应劳动力市场发展变化的需要，二者之间才逐步建立起一种保持适度张力的紧密联系。
在我国，劳动力市场真正形成的时间还很短，仍有诸多不完善、不健全的地方。加之，我国高职教育的急速发展并非完全源于劳动力市场的客观现实需求。国家政策行政命令的推动起到极大的主导作用。更何况，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高职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协调、配合且保持适度张力的机制远未形成。美国与欧洲的一些国家，如美国的劳动力统计署（BLS）与爱尔兰的经济与社会研究院（eSRi），为了促进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相互匹配，均开展了有关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预测的研究工作，并定期出版各类教育与职业的未来劳动力市场状况信息。
通过劳动力市场预测，一方面可以为政府部门的决策者、公共就业服务和机构、用人单位以及教育部门提供某些专业和职业的未来供需状况等信息。依据这些信息，政府决策者可以制定高职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而其它相关部门也可结合自身的实际，制定未来发展的相关政策，从而在系统内部作出一些适度的调整。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预测涉及宏观层面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产业结构等信息，可以作为学生及家长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参考；还可为用人单位和就业服务机构制定人力资源规划、设计就业培训项目提供重要的前瞻性信息。而这与蛛网理论中蛛网摆动的基本形成原因是由于生产者生产行为的决定是基于对先前价格的未来预期，从而造成市场上产品供需不合理的基本假设是不同的。
蛛网理论假设学生形成他们的决策完全是基于劳动力市场的现实状况而不是未来状况。换句话说，学生把当前某一专业的劳动力市场地位等同于（或大致等同于）未来实际状况。由于信息不对称，学生缺乏对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总体把握。他们几乎不可能预估到某一专业未来真实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他们唯一可以使用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指标是其直接表现形式，如现行工资或获得工作的可能性。这也是导致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重要因素。蛛网行为导致的不协调是开展专业的公共劳动力市场预测的期望所在。通过专业预测可以辅助学生及家长、就业机构、政府决策部门、高职高专教育部门决策的制定与选择，进而使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不匹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改进。
考虑到高职教育的区域性特征十分明显，也即高职教育的毕业生一般是在本区域范围内就业（本文不探讨毕业生的区际流动）。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协调问题本质上也是区域性的，即通常我们是以某区域范围内劳动力市场上人才的供给与需求作为衡量招聘人才问题的难易程度指标的。所以有关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预测应以特定区域为对象。此外，长期而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太多，因此，中短期区域劳动力市场预测是比较合适的（假定短期内社会经济不会发生大的波动和急剧变化）。
市场的绝对完善只能存在于理论分析中，所以供需间的绝对匹配与均衡也是不可能的。开展劳动力市场预测的意义在于可以提供不同类型职业以及高职教育专业未来劳动力市场供需信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短蛛网模型中的“蛛网”摆动过程。不仅如此，由于影响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因素十分复杂，而且学生必须做教育选择时经验匮乏，而这样少有的几次决策对于他们职业生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所以通过开展预测，为学生家长及教育部门等机构提供不同专业、职业劳动力市场地位的中短期预测，对于促进高职教育的科学发展，推进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尽可能匹配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工业化中后期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紧密联系的建立意义深远。
三、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预测模型的理论探讨
（一）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预测的基本思路
按照蛛网理论，价格随着市场供给与需求发生波动的同时也对供需双方起着调节作用。就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状况而言，“买方”占主导优势，即对高职教育的发展而言是需求导向的。对劳动力市场的预测。或者说是寻求未来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中间态时，应遵循：未来劳动力市场对高职教育毕业生需求态势的分析高职教育供给现状的分析未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规划的确定（或者说是学生及家长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确定）的基本分析框架。
预测期，劳动力市场需求可以划分为由于未来就业水平的变化而引起的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和由于退休及职业流动而形成的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可把这二者称为高职教育毕业生的新增就业需求。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毕业生的供给可划分为由应届高职教育毕业生形成的供给和由于同类型人才的短期失业而形成的供给。高职教育专业人才劳动力市场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差额可用未来劳动力市场状况指标来衡量。
按照上面的分析框架。预测模型可采用层级分解法。首先确定由于就业水平的变化。每一国民经济部门（可采用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法）对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的需求，然后根据产业与职业类之间的对应关系，分解到劳动力市场每一职业大类的需求，最后再分解到每一职业小类（职业小类与高职教育专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的需求：职业小类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与由退休及职业流动而形成的对高职教育类人才的需求共同构成每一职业小类的高职教育专业人才需求。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的供给，可以通过统计处于短期待业状态且有就业意愿的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以及劳动力市场应届高职教育毕业生二者共同确定。按职业小类统计得到的高职教育专业人才需求与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专业人才供给之间的比值就是高职教育专业人才未来劳动力市场就业前景指数。该指数越大，此类高职教育专业人才就业前景就较好，相反则就业较差。根据就业前景指数的取值范围，可以采取定性描述的方法，如，非常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这种定性描述比采用确切的数值更容易让人接受。政府的决策者、就业培训机构、职业教育部门以及学生家长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这些信息进行有选择的应用。
（二）劳动力市场前景衡量指标
B0rghans认为个体可以根据各类不同教育的劳动力市场前景调整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Heijke，H等认为，通过预测的方法，提供充分可靠的有关各职业和教育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以增加其透明性，不仅便于学习者选择相关专业和进行教育投资。更能进一步实现在无需直接的政策干预的情况下，使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相互适应。
在我国。学生选择何种专业是在其进入高职院校之前就确定的，入学后一般更换专业的可能性很小。在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前提的假设下，学生选择何种专业一般首先考虑的是工资和该专业的劳动力市场前景。当然，学生自身的喜好也是专业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喜好、能力和劳动力市场状况是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因素。但学生个体的喜好和能力对某一学生个体而言是特定的，对学生个体决策选择的影响是相对恒定的。因此，劳动力市场状况就成为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变量。但正如Havek所言：“决策者决策的作出会受到许多信息的影响，我们必须将价格体系看成信息交流机制。”市场经济环境中，几乎所有相关的信息，除个人喜好外，都将反映在价格中。也即，除个人喜好外，专业的选择将由价格决定，例如工资（部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反映）。衡量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指标很多，但考虑到数据等相关信息获取的现实可能性。对高职教育专业选择起重要决定作用的劳动力市场预测指标信息可以简化为工资和就业机会。
工资是由与某一特定专业相关的产业部门的工资总和测量的，由该产业部门总从业人员分配。就业机会可看作是由相关职业从业人员与失业人员分享的某产业部门的岗位份额。根据劳动力市场分隔理论，当某类职业处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地位时，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安全性好、管理规范、升迁机会多，相应的渴望进入该劳动力市场从事该职业的人员就会增加。反之。则减少。
当前资本市场状况篇3
2009年4月27日，美盛公布了该基金的一季报，并录得了自上市以来的首个季度亏损，比尔・米勒所管理的价值型信托基金的损失也达20%左右。然而，虽然业绩出现滑铁卢，但大师毕竟是大师。当投资大师们遭遇困境、低潮时也许才是倾听他们声音的最佳时机;无独有偶，在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网络股泡沫时期，巴菲特、梅森・霍金斯等备受媒体挖苦和奚落，而他们终被证明是投资界的常青树。
作为一名价值投资者，比尔・米勒在2009年的一季报中对美国市场进行了点评，包括其对美国股市反弹、政府政策、银行压力测试以及资本市场未来展望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
关于反弹之我见
标普500指数自3月6日创出于666.79点的大底后，美国股市开始反弹;而且，本次反弹一反常态，与始于2007年8月的熊市大为不同，它究竟是新的牛市开始，抑或只是熊市中的反弹？
目前时点上我们不得而知，如果2009年年底前经济能够持续增长，那么本次反弹或将是新的牛市开始;不过目前大多数人持后一种观点。
如果是后者，那么此类熊市中的反弹实乃20世纪30年代晚期以来所未见。不过，本次反弹的表现与结束了1973-1974年熊市的那轮反弹非常相似，与市场开始脱离1982年底部的那轮反弹也非常相似，甚至类似于2003年3月开始的市场脱离债务通货紧缩梦魇的那次反弹。
相比于“二战”后各次熊市中的反弹，本次反弹持续时间更长，脱离底部的反弹幅度更大，介入的机会更少。2008年，美国股市最多只出现过连续三周上涨，而本次反弹中已出现连续六周上涨，纳斯达克指数更是连续七周上涨。
引领本次反弹的是经典的早周期类股，即包括金融、房地产、零售和餐饮等在内的非必需消费类股，这一迹象鼓舞人心，可能意味着，自2007年12月份开始的旷日持久的经济下行的结束。另一个充满希望的迹象是，对经济增长高度敏感的新兴市场股市表现强劲。中国股市2009年年初至今上涨超过30%、韩国超过20%、印度上涨超过17%，而且亚洲大多数其他市场年初至今的涨幅都超过两位数。在美洲、巴西和委内瑞拉股市涨幅超过20%，智利和阿根廷涨幅达两位数，加拿大上涨6%，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也上涨6%。
标普500指数2009年初至今仍然下滑4%（截至4月27日），道琼斯工业指数下滑大约8%，但是，如果全球大多数其他市场能够维持上涨趋势，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将很难继续在低位徘徊。本次全球熊市和金融危机已经充分证明了全球经济和资产价值的高度相关性：正如市场下跌时“脱钩”论是错误的，那么，市场上涨也最终将证明“脱钩”论的错误。
本次反弹与其他反弹的一个区别在于，经济数据燃起了人们对经济状况好转的希望，或者至少说是经济下滑放缓的希望。经济数据不再像一个月前显得那么可怕，一季度财报季节也带给我们一些惊喜，尤其是银行和其他金融类股。银行股和其他金融类股已经从底部大幅反弹，但是较之年初水平，其股价仍然被大幅压低，比之曾经辉煌的历史，目前股价更显落魄。
金融政策的得失
金融股仍然是分析师之间分歧的焦点，我认为也是市场上最大的机会所在。我们仍然处于全球金融危机之中，这场始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危机此后蔓延到全球金融系统，导致全球金融系统今非昔比，远远不能满足全球经济顺利运转的需要。与历史水平相比，信贷息差仍然非常大，银行只给最佳客户贷款，包括雷曼和贝尔斯登等投行、结构化投资工具、证券化市场等在内的“影子银行”系统也已大不如前，导致信贷来源几近枯竭，而银行尚不能很快取而代之。
美联储时任主席伯南克反复说道，在经济改善前，我们首先需要金融系统和市场的改善。的确是这样的。美联储出台包括定期资产支持证券借款工具（taLF）和公私合作投资计划（ppip）等创新政策来填补“影子银行”系统崩溃留下的巨大裂痕。我似乎比许多人要乐观，因为，我认为，这些计划将能够产生效果，不管是“目前版”还是“改良版”。不过风险仍然存在，政策上大的失误可能导致前功尽弃，但是，随着银行压力测试结果即将揭晓，风险似乎在不断减少。
我认为，与银行相关的政策仍然是市场信心和稳定的最大风险，因此，也是经济复苏的最大危险。2008年秋季之前，大多数应对危机的努力适得其反，非但没有减缓危机，反而加速危机，非但没有提振信心，反而破坏市场信心。例如，政府优先接管“两房”等政府支持企业不仅清除了普通股股东，而且无缘无故地置优先股股东于死地。政府禁止向优先股股东分配红利，从而导致银行系统的资本金出现新的漏洞（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优先股属于银行的一级资本），并且关闭了通过发行优先股进行融资的市场功能，此前这一市场是私人资本投资银行的一个重要渠道。政府听任雷曼破产更是被市场奚落为一个灾难性的决定，因为它导致整个信贷体系瘫痪，雷曼破产所导致的后果至今仍然是经济重返正常运转之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此后，政策已经有所改善，因为至少部分政府官员已清晰地认识到，清除私人资本并且惩罚金融机构投资者的政策难以促使私人资本投资这些金融机构，而促使私人资本投资金融机构正是政策的明确目标之一，这样可以恢复市场信心，使私人资本能够进行投资，政府不陷纳税人的钱于危险之中。
在本次危机中，许多精通银行系统运作原理并且深谙信心恢复之道的有识之士发出了理性的呼唤，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主任李嘉图・卡贝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前任Ceo比尔・艾萨克、对冲基金经理汤姆・布朗、银行业资深分析师迪克・博瓦、Gavekal研究公司的阿纳托尔・卡列茨基、eSL投资公司的艾迪・拉姆，还有大家熟悉的巴菲特。巴菲特在最近接受采访时指出，空头喜欢用“有形普通股权益资本率”来打击银行的投资者，但实际上这一指标空洞无物。然而，这些理性的声音显得过于单薄，因为相反的观点牢牢控制了诸如保罗・克鲁格曼和乔治・斯蒂格利茨之类的诺奖得主、巴尼・弗兰克和克里斯托弗・多德等左派政治家、乔治・威尔和参议员理查德・谢尔比等政治家、大多数卖方银行业分析师、汤姆・弗里德曼和美国国内外形形的政治和经济评论员，以及那些希望发经济灾难财的对冲基金和卖空者，他们为了发财不惜制造许多经济灾难。如果这些人的观点应验，他们也是惨胜。
关于银行财务状况的评估
投资者需要了解银行的财务状况，或者促使银行系统恢复信心和稳定的措施等。总的来说，银行的业务是以存款的形式收集流动的短期资产，然后以贷款的形式将这些短期资产变成非流动的长期资产。银行不仅将我们的流动资产变成非流动资产，它们还制造出超出资本所能支持的更多贷款。这一杠杆率大约为10：1，既然资产10倍于支持它们的资本，我们很容易便能算出，如果银行持有资产的价值平均下跌超过10%，银行便“资不抵债了”。2008年，标普500指数下跌38%，这一跌幅可以等同于资产价值市价下跌的幅度。因此，银行系统已经资不抵债，需要进行国有化，或者注入1万亿新资本。
对于那些认为银行系统“从技术上讲已经资不抵债”的观点，我们不自觉地想发问，如果这样，那又怎么样呢？“资不抵债”通常是指没有财力去满足到期的债务。对整个银行系统而言，或者对任一大型银行而言，显然不是这样的。
事实上，银行的现金充沛，存款不断流入，并且在美联储有8000亿美元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绝大多数最近公布业绩的大银行都实现盈利，并且大多数都提高了资本金率。不出意外，那些预计银行一季度亏损的分析师对业绩嗤之以鼻，认为它们的业绩来自于非经常项目、异常的市场状况（息差非常大）以及会计处理的收益。当然，导致银行2008年出现巨额亏损的也正是同样的因素，但人们当时对亏损的认识过于真实了。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因此担心银行财务状况的人士认为，会计方法可能扭曲经济现实。会计方法旨在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会计方法本身并非原因之一。银行根本的财务状况取决于信心和现金流。现在，现金流强劲，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处于纪录高位，缺少的是对会计更清晰地认识。
那么，市值计价会计究竟是问题之源还是解决之道？对此市场存在很大的分歧。支持者认为，这一方法有助于实现透明的目标，帮人们认清企业的真实财务状况。反对者认为，其结果适得其反，这一方法混淆了市场价格和基本价值，给银行的财务报表带来不必要的波动和混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就曾经争论过同样的话题，当时银行是以市价计算资产。随着资产价值下跌，存款人纷纷取款，银行倒闭，大萧条继续。1938年7月，美联储公告暂停实行按市值计价的会计方法，银行资产根据长期安全性和稳健性进行计价，而不是按照每日价格波动。也正是在此时，监管部门引入了卖空提价交易规则来减缓卖空。不管是巧合抑或是必然，这两个政策措施正巧与1937-1938年间恶性熊市的结束重合。几周前，按市值计价的会计方法被放松，还有消息称，将重新制定某种形式的卖空提价交易规则，这两点是否也会与本轮熊市的底部重合？如果会，将如何重合？
这一问题略显怪异，不过政策和规则的确能产生重大作用。
关于按市值计价，报告资产的市场价值或者估计的市场价值是件好事。但是，要求银行据此调整资本率可并非好事。每当出现资产泡沫、非理性繁荣时，按照市价计价法，银行将不得不提高资产价格，不管价格被高估得多么离谱。另一点也很明显，空头似乎总想要那些按照市值计价能够降低价格的资产。没有人呼吁标高那些几十年前建造的房屋价格，这些房屋的价值远超过其现存价值;也没有人呼吁将大银行的存款基础以市价计价，如果将存款特许权按市价计价，那将能为银行产生数十亿的资本。
关于银行压力测试
银行的压力测试计划考虑欠妥，赞成者认为其目的是要为系统注入信心。目前为止，该计划不过是让市场更加混乱。首先，正如富国银行的迪克・科瓦塞维奇所指出的，银行一直都协同监管部门进行压力测试。因此，这一计划最多也只能说是多余的。第二，FDiC负责人谢拉・拜耳已经指出，按照监管要求，参与该计划的19家大型银行全部资本充足。事实上，大多数银行的资本率都远超监管要求（就连深陷困境的花旗银行也是如此）。
压力测试的设计应该是显示出当经济状况严重恶化时，银行可能出现的资本短缺，该计划的一大设计缺陷在于，政府已经表示要求目前资本状况充足的银行进行更多融资，以便在经济状况恶化时能够提供额外的缓冲。
这种优先资本融资实际上恰恰落后了。合理的情形是，当状况更加恶化，银行资本率降幅足够大时，银行才不得不进行额外融资。此时，如果银行不能通过私人领域融资，政府将需要注入资本，而这可能会大幅稀释现有股东权益。但是，优先稀释是优先接管的代名词，而如上文所述，政府优先接管“两房”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另外一点是，政策在这个方面再次滞后。应当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进行融资，未雨绸缪，而现在要求银行优先进行融资会滋生出一些与政策目标背道而驰的错误动机。因为，最简单的融资方法是不再放贷，强迫借款人到期还款，这将导致银行资产减少、资本率上升，但是由于不再能够获得信贷，经济将下滑，我们的状况将更加糟糕。凯恩斯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强调：单独来看理性的行为，集体来看可能是不理性的。
此外，压力测试也将考察银行是否有“正确”的资本，所谓“正确”的资本，普遍认为是指有形普通股权益。这一要求在概念上是不连贯的，尽管它已经被卖方分析师和对冲基金空头奉为衡量资本的金科玉律，而这些人似乎也已经说服监管部门相信这一要求很重要。真是愚蠢啊！有人声称有形权益是抵御损失的第一道防线，包括政府在执行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中获得的优先股权益在内，其他权益都不如有形权益。但是，权益就是权益。政府为获取优先股所提供的现金本来也可以用来交换到普通股权益，但是政府想让纳税人处于比普通股股东更优先的位置，这一决定当时来看是明智的，现在看还是明智的。
现在，有人声称优先股应当转换为普通股，这样会“好一点”。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将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并不能产生新的资本，只不过是重新安排了股权结构。我们无法理解，政府在资本结构中从优先位置转换到次要位置，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放弃大量的分红收益究竟能产生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好处。新的权益不能被产生，不过将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的确可以稀释普通股股东利益，导致股价下跌，这当然是那些赞同这一做法的人的目的。
当前资本市场状况篇4
内容摘要:本文介绍了KmV模型的违约距离公式,并通过实证比较违约距离随时间的变化情况来研究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状况。结果表明:使用股票年均价格估算非流通股市场价值,以流动负债与长期负债的0.75倍之和作为违约点,计算出上市公司的债务到期日风险中性违约距离,并对近几年的违约距离随时间的变化情况进行比较,能够比较可靠地提前发现上市公司信用状况的异常。
关键词:KmV模型违约点违约距离
信用风险研究概述
Robertmerton(1974)提出,可以把杠杆企业中的股票看作是一个以企业资产为标的,总负债账面价值为执行价格的看涨期权。如果贷款到期时企业市场价值高于其债务,企业有动力还款;当企业价值小于其债务时,企业有违约的选择权。因此,企业的股票价值可以用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来定价,企业的贷款违约选择也可以用该模型来描述。1993年美国KmV公司应用mm理论和期权定价理论研究信用风险度量,提出了期望违约率(expectedDefaultFrequency,简称eDF)模型(KmV模型)。该模型认为公司信用风险主要决定于公司资产市场价值、波动率以及负债的账面价值。由于KmV模型中既有财务数据,又有市场交易信息,能更全面地反映上市公司的信用状况,因此,被认为特别适合评价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此后,mariaVassalou&YuhangXing(2004)在merton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企业违约概率的相关研究,但是均因为数据库的限制,只能得出一个理论的违约率而不是如KmV模型一样获得一个基于公司的实际违约数据的经验违约率。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KmV模型如何在中国市场运用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王琼、陈金贤(2002)从理论上分析后,认为KmV模型非常适合度量上市公司面临的信用风险。程鹏、吴冲锋(2002)借鉴KmV公司信用计量方法,选取了15家上市公司,使用其股票价格历史数据和财务报表数据计算出各家公司的“违约距离”,对其违约距离进行比较,发现可用来判断公司信用状况的好坏。翟东升、张娟、曹运发(2007)以我国2005年15家St上市公司和15家非St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使用2002-2005年的财务及市场数据,分别在不同的非流通股定价方法和不同的违约点设定两种情况下,利用KmV模型输出的违约距离(DD)来识别St公司与非St公司,认为KmV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有着较好的适用性。
以上实证研究通过分别比较St公司和非St公司几年间同期违约距离的差异,检查是否能够提前发现上市公司的信用状况异常,本文尝试通过比较St公司和非St公司几年间违约距离随时间的变化情况进行检验。并比较St公司和非St公司违约距离随时间的变化情况,进而检查是否能够提前发现上市公司的信用状况异常。
KmV模型原理
KmV模型把公司的资产价值看作是以公司资产为标的的看涨期权,将公司是否违约视为股东是否执行看涨期权,它的执行价格是公司债务面值,它的期限是公司债务面值的期限。该模型认为公司信用风险主要决定于公司资产市场价值、波动率以及负债的账面价值。由于KmV模型中既有财务数据,又有市场交易信息,能更全面地反映上市公司的信用状况,因此,被认为特别适合评价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
根据默顿和布莱克一斯科尔斯的期权概念,公司股票价值可表示为:
其中:(1)
e是公司股票市场价值,D是公司债务面值,V是公司资产市场价值,t是债务期限,r是无风险年利率,σ是资产价值波动率,n(d)为标准累积正态分布函数。
公司资产市场价值和资产价值波动率是隐含变量,不能从市场中得到。为求得这两个变量,还需要一个方程式。而公司股票市场价值波动率σs和公司资产价值波动率σ之间有如下关系:
(2)
(1)(2)联立,可以求出公司资产市场价值和资产价值波动率。在得出公司资产市场价值和资产价值波动率后,就可以计算出公司的违约距离。KmV模型的违约距离计算公式为
(3)
违约距离越大,说明公司到期能偿还债务的可能性越大,发生违约的可能性越小,该公司信用状况越好;该值越小,说明公司到期偿还债务的可能性越小,发生违约的可能性越大,该公司信用状况越差。
实证研究
(一)样本的选取
我国内地的两个交易所共同规定上市公司出现财务状况或其他状况异常,导致投资者难以判断公司前景,权益可能受到损害时,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特别处理。通过分析,笔者认为,St公司能较好地表现信用状况差的企业的特征,故使用St公司构建信用状况差的企业样本组。本文选取2007年被St的20家企业(上海证券交易所10家,深圳证券交易所10家)构建信用状况差的企业样本。同时从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100强中选取排在前列的20家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10家,深圳证券交易所10家)构建信用状况好的企业样本。计算时间跨度为2004年1月1日到2007年12月31日,计算时间区间为每年的第一个交易周到最后一个交易周。
(二)参数估计和数据计算
为了计算上市公司的违约距离,需要先估算公司股票市场价值e、上市公司股票市场价值的波动率σs、公司违约点D、债务期限t和无风险利率r。
1.公司股票市场价值的估算。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股票被分割为上市流通股票和暂不上市流通股票两种,因此,在计算上市公司股票市场价值时需要考虑是否以不同的价格来计算非流通股和流通股的市场价值。流通股的价格可以从市场交易数据中直接得到,但是,非流通股没有市场交易价格。学者参考了多种计算方法之后,分别采用每股净资产和股票价格来估算非流通股的价格,进而分别用公式(4)、(5)来计算上市公司股票市场价值。
(4)
(5)
其中:ea是流通股市场价值,eb是非流通股市场价值,p是股票价格,是上市公司股票一年所有开盘日收盘价之平均值,Qa是流通股数量,a是每股净资产,Qb是非流通股数量。股票价格、流通股数量、每股净资产、非流通股数量都来源于相关网站。
2.公司违约点Dp。当公司资产市场价值接近其债务面值总额时,公司违约风险增加;当低于债务面值总额时,公司发生违约。但是,负债总额中的长期负债往往能缓解公司偿还债务的压力。KmV公司研究表明,违约点值处于债务面值总额与流动负债之间的某一点,而且模型的预测准确性对于违约点值设定的变动比较敏感。为了考察不同违约点值对违约距离识别上市公司信用风险能力的影响,本文借鉴相关研究经验,分别讨论三种违约点设定情况下,违约距离对上市公司信用风险识别能力的差异。三种违约点(Dp)设定情况如下所示:
Dp1=SD+0.5*LD(6)
Dp2=SD+0.75*LD(7)
Dp3=SD+LD(8)
其中,SD是流动负债,LD是长期负债。
3.无风险年利率r。本文以金融机构一年期整存整取的年利率来估算无风险年利率。若当年利率发生变化,通过折合取得无风险平均年利率,可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网站上查到相关数据(见表1)。
4.上市公司股票市场价值的波动率σs的计算。可以用公司股票价格的波动性来表示公司股票市场价值的波动性。假设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满足对数正态分布,则股票的对数收益率Ui为:
(9)
其中:pi,pi-1为股票第i天,第i-1天收盘价而后由式
(10)
其中:n是上市公司股票一年开盘的天数来计算上市公司股票市场价值的波动率。可以在网络上查到股票每天的收盘价,再按照公式计算即可。
5.债务期限t的确定。t可随本文的研究而变化,在此以1年为单位进行研究,即t=1。分别计算出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场价值e、股票市场价值的波动率σs和违约点Dp,再利用maple12解方程组求得上市公司资产市场价值V和资产价值波动率σ,最终得到违约距离。
(三)违约距离随时间变化情况的比较与分析
对于信用状况好的企业,从2004-2007年的违约距离理想状况是逐渐变大,即发生违约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信用状况越来越好;而对于St公司,从2004-2007年的违约距离理想状况是逐渐变小,即发生违约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信用状况越来越坏。通过比较发现:总体而言,在使用股票价格估算非流通股市场价值时效果较好,其结果如表2所示。
以流动负债与长期负债的0.75倍之和作为违约点,可以看到:信用状况好的企业的违约距离随时间变化而越来越大的有17家,准确率达到85%;St公司中违约距离随时间变化而越来越小的有16家,准确率达到80%。综合准确率达82.5%,效果较好。
因此,可以使用股票年均价格估算非流通股市场价值,进而计算出上市公司股票市场价值,以流动负债与长期负债的0.75倍之和作为违约点,计算出上市公司每年的债务到期日风险中性违约距离。若违约距离越来越小,就意味着该公司的信用状况在逐渐变坏,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以回避逐渐增大的信用风险。
(四)有效性检验
为了检验该方法的有效性,文章从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100强中选取10家,又选取2007年被St的上市公司10家,使用股票年均价格估算非流通股价格,以流动负债与长期负债的0.75倍之和为违约点,计算出每家公司近四年来每一年的违约距离。经比较发现:信用状况好的企业的违约距离随时间变化而越来越大的有8家,准确率为80%;St公司中违约距离随时间变化而越来越小的有7家,准确率为70%。综合准确率为75%,效果较好。
综上,本文使用KmV模型的违约距离公式计算出上市公司几年来每年的违约距离,并通过比较违约距离随时间的变化情况,来研究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状况。经研究发现:若采用合适的估算方法,能够比较可靠地提前发现上市公司信用状况的异常。
参考文献:
1.张玲,张佳林.信用风险评估方法发展趋势[J].预测,2000.4
2.陈信元等.转型经济中的会计与财务问题[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3.merton,R.onthepricingofcorporatedebt:theriskstructureofinterestrates[J].theJournalofFinance,1974
4.mariaVassalou,YuhangXing.DefaultRiskinequityReturns[J].theJournalofFinance,2004(2)
5.王琼,陈金贤.信用风险定价方法与模型研究[J].现代财经,2002(4)
当前资本市场状况篇5
关键词：追溯性价值评估未来价值评估评估报告
资产评估是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特定目的下的价值进行分析、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的行为和过程。我国《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中指出：“评估基准日可以是现在时点，也可以是过去或者将来的时点。评估报告栽明的评估报告日通常为注册资产评估师形成最终专业意见的日期。通常，只有当评估基准日与经济行为实现日相距不超过一年时，才可以使用评估报告。”。美国评估准则（UniformStandardsofprofessionalappraisalpractice，简称USpap）在评估报告准则中提出：评估基准日是确定价值意见的基础，评估报告日则表明评估师对评估基准日市场和资产状况的评价是未来的、现行的还是历史的角度。因此，针对评估基准日与评估报告日之间的关系，存在追溯性价值评估、现行价值评估和未来价值评估②。在评估实践中，大多数情况下进行的是现行价值评估，对于追溯性价值评估和未来价值评估的适用性及可能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的探讨，有利于加深对评估报告准则的理解，保障评估报告准则的有效实施和提高评估报告质量。
一、追溯性价值评估与未来价值评估的内涵
我们可以从理解评估实践中两个十分重要的日期――评估基准日和评估报告日的内涵入手，来了解追溯性价值评估和未来价值评估的具体内涵。
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资产所处的宏观经济条件、面临的市场情形以及自身的状况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所以资产的价值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在实践中，我们只需要知道被评估资产在特定的某个时点的静态的价值。而无须知道资产连续的动态价值，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评估的特定目的选定某个时点。来判断评估对象在该时点所处的假设条件下的公允价值，这个时点就是评估基准日，它是确定资产状况、市场条件、资产价值等的基准日期。评估报告日通常为注册资产评估师形成最终专业意见的日期。
当评估基准日与评估报告日相同时，评估结果反映的是被评估资产的现时公允价值就是现行价值评估；当评估基准日早于报告日，评估结果反映的是被评估资产在该评估基准日的公允价值则是追溯性价值评估；比如，在现实中常遇见的联营法律纠纷中需要确定联营双方投入的资产的比例，这时就需要对联营双方联营时投入资产的价值进行追溯性价值评估。又如，委托方或其他相关当事人对其他评估师在过去的某个时点出具的评估报告有异议，此时评估师就需要对报告中的被评估资产进行追溯性价值评估。以对前边的评估报告的结论进行复核。再比如，涉及遗产或继承税等的税基评估等等，都需要评估师对资产做追溯性价值评估。当评估基准日晚于评估报告日。评估结果反映的是被评估资产在该评估基准日的公允价值，则是未来价值评估。比如，开发商需要抵押贷款进行项目融资时，用以抵押的标的是在建工程甚至是规划中的工程，此时就需要评估师在充分的调研掌握足够多的现有数据的基础上，对在建工程甚至是规划中的工程的未来价值进行合理的推测估算，从而对相关当事方提供合理的专家咨询意见。再比如以现金流量为基础对企业价值进行评估时，确定现金流预测期期末价值时，需要评估师对企业预测期期末的价值进行合理的未来价值评估。
二、追溯性价值评估与未来价值评估的适用性
美国评估准则指出追溯性价值评估和未来价值评估适用于动产和不动产评估。我国在资产评估准则中并没有明确适用范围，即意味着所有类型的资产都可以进行追溯性价值评估和未来价值评估。我们知道追溯性价值评估、未来价值评估与现行价值评估的划分是由于评估基准日的选择不同，并不关乎资产的具体类型，但是是否无形资产和企业价值评估也可以进行追溯性价值评估和未来价值评估，值得我们进行探讨。
从理论上讲，除了动产和不动产之外的其他资产，例如无形资产、企业整体资产等也像动产和不动产那样在过去的某个时点或将来的某个时点具备价值，并且也可以用资产评估的三种基本方法――市场法、成本法、收益法的一种或多种，对他们在该时点的价值进行评定估算，所以从理论上说对无形资产、企业价值等进行追溯性价值评估和未来价值评估是成立的。
在实践中，根据资产评估不同的特定目的，我们确定被评估资产的价值并选择评估基准日，通常会有以下五种情况，我们分别依次进行分析。
情况一：估算被评估资产（除动产不动产之外的其他类型资产，如无形资产、企业价值等，下面四种情况相同，不再做同一表述）在当前市场条件下的现时价值。这就是资产的现时性价值评估，评估界对此无争议，不做讨论。
情况二：估算被评估资产在过去的某个时点面临当时的市场条件的价值。这种情况下，评估师应当尽可能多地搜集相关资料，以对评估基准日时被评估资产的状况、当时的市场条件等进行人为的“历史还原”，并参照当时的价格标准、法律条文等对被评估资产的价值做出合理的判断。
情况三：估算被评估资产在过去的某个时点但面临现在的市场条件的价值。这种情况下，评估师同样的需要对被评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状况进行人为的“历史还原”，但不同情况二的是，评估师必须假设还原后的资产处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使用当前的价格标准、法律条文等对被评估资产的价值进行合理评估。
情况四：估算被评估资产在将来的某个时点面临当时的市场条件的价值。这种情况下，评估师在充分收集信息资料、恰当判断趋势的基础上对被评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资产状况、市场条件等进行合理的预测，并对被评估资产的价值进行估算。
情况五：估算被评估资产在将来的某个时点但面临现在的市场条件的价值。这种情况下，评估师在充分收集相关信息资料的基础上合理预测被评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状况，并假设已预测状况后的被评估资产处在当前市场条件下，使用当前的价格标准、法律条文等对被评估资产的价值进行合理评估。
对于情况四，由于评估结果反映的是被评估资产在将来某个时点当时的价值，在实际评估实践中并没有什么应用，因此并不多见，所以这仅是理论上的分析。对于像无形资产等其他类型的资产而言，虽然情况二、情况三、情况五依赖于更多的假设，所需要的技术手段也更复杂，结论的限制条件也更多，但是它们的最终结果都是评估师对特定情况下资产的价值在科学分析基础上的一种合理评估。
通过以上分析，无论从理论方面考虑还是从实践层面讲，本文认为对无形资产、企业价值等进行追溯性价值评估和未来价值评估既是合理的又是可行的。
三、追溯性价值评估与未来价值评估中应关注的难点问题和对策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得知从理论上来说，对不同的资产进行追溯性价值评估和未来价值评估都是能够实现的，但是在实践中，这两种类型的评估又与现实性价值评估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体现在其复杂性和操作上的困难，下文将予以进一步的探讨分析。
（一）在实践中，追溯性价值评估有如下难点
1.对于评估基准日与评估报告日期间的资产的状况以及市场情况等，它们实际已经发生，评估师等相关人员也已经知道。若评估师采用收益法等方法对被评估资产进行追溯性价值评估时，评估对象相对于评估基准日的未来收益该如何准确地确定？
2.由于评估基准日可能相距评估报告日久远，待评估资产的状况可能发生比较大的变化，评估师应该如何有效地收集评估所需要的资料，并对资料怎样才能做出合理的取舍？
当然如果评估师能够找到评估基准日附近其他评估师出具的评估报告，并以此来作参考来取舍或许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情况。
3.由于评估基准日距离报告日较远。市场状况可能已经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收集到的资料数据可能满足不了评估基准日后的某些时点，这就需要评估师确定一个截止日期，那这个截止日期应该如何合理地确定。
（二）在实践中，以常见的用在建工程作为标的进行抵押贷款为例来说明未来价值评估的难点
为了更好地给相关当事方贷款决策提供咨询意见，评估师一般要对在建工程未来价值做出两种不同的评估：在建工程完工时价值的评估和在建工程达到稳定使用率时价值的评估。为了完成这两种未来价值评估，评估师可以同委托方一道选择两个不同的评估基准日，对同一在建工程做出两个不同的未来价值评估，以服务于不同的评估目的。
1.由于评估的是在建工程未来某个时点的价值，在建工程在评估基准日时的状况（包括完成情况、实际使用情况、各种实体经济特征等）、所面临的市场条件、当时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价格标准、相关法律法规等该如何合理有效地预测。
这需要评估师充分收集实际可获得相关历史数据，比如，在建工程的预计建筑期限、开发成本，当前的建造进度和水平，已l生的各种成本实际支出，现有的市场情况、可比项目的收益和支出水平，与可比项目的优劣势对比分析，当前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等等，在这些实际数据的基础上，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使用审慎的科学假设进行趋势分析和合理预测。并在出具的评估报告中披露相关分析的时间阶段和合理的限制条件。
当前资本市场状况篇6
关键词：QFii；资本市场；国际战略
一、QFii机制的概念
概括的讲，QFii机制就是具备规定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及投资结构机制，具体是指符合条件的境外机构及投资者，按照资格规定拥有限制性的外汇资金汇入额度，然后可兑换成当地法定货币，在当地金融监管部门严格监管的专用资本账户参与当地金融市场的证券投资业务，同时汇入本金和相关收益遵照特定的外汇管制和管理法规能够兑换成外汇从而汇出当地的一类开放性质的金融市场运作模式。
二、QFii的优点
（一）健全资本市场，提升资源配置率，促进a股市场的完善。我国当前的证券市场发展不够完善，我国a股市场的发展极不科学，个人投资者缺少必要的理性，不正常的上涨或下跌等缺乏理性金融思维的现象非常普遍。这种情况下引进和壮大QFii，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非理性下的市场异常波动及其他不利因素，促进a股市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成熟，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水平。从长远影响来看，QFii产生的资金增量对资本市场整体而言比重较低，缺乏对股市足够的推动和刺激作用，但从短期和局部来看，QFii在国际板块的上市、蓝筹股市值的提升、a股H股的平衡发展方面都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
（二）加强金融工具创新工作，促进资本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对我国的资本市场而言，QFii的存在会有效促进国内市场中金融工具和产品的开发创新，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趋势，增强资本市场的国际吸引力和竞争力。此外，人民币的国际化发展壮大，会进一步提升国际市场上的人民币持有规模，促进人民币在资本市场上的流动周转，增强我国经济运行的活力。只有实现货币的国际化流动，才能真正提高货币的积极作用，提高本国货币自身的“造血功能”，让国家经济形势更有竞争力。所以，从某一方面可以肯定，未来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以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为契机，通过QFii的功能运作进行货币兑换，最终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国际化货币标准。
（三）激发资本市场活力，促进金融市场开放性的稳定实现。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格局之一是，上海和香港在具有人民币输出输入功能的同时，分别作为人民币主要的输出和回流港。产生这种格局的历史原因是，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是分步实现的――上海按照国家规划有条件、有步骤的对国际资本实现开放，而香港则是作为我国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的过渡环节，在继续实行其开放式金融环境的同时设置一个国内资本市场的缓冲带。这样就会为我国金融领域的改革和开放提供一个相对稳妥的保护功能。在实现我国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和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大目标之前，QFii实质上只是起到了过渡和促进的作用，其规模大小不重要，而是作为国内资本市场国际化转变的一个窗口，是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和国际货币职能的一个渠道，最终增强我国的资本市场活力和经济实力。
三、QFii的风险
（一）加剧金融市场价格波动，扩大市场潜在风险。启动QFii引进境外投资，会对国内资本市场造成冲击。当前，国内资本市场除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等内部要素影响和制约之外，更新增了国际资本和投资等外部因素的影响。1、国际资本市场变动会直接影响境外投资者的投资选择和工具组合来改变其在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偏好，从而对国内资本市场的证券价格造成影响；2、境外投资者的存在会客观上加强资本输出国与输入国的经济关联性，在溢出效应的作用下，当输出国的资本市场发生变化时，这种波动势必会传输到资本输入国，从而导致输入国资本市场的波动和变化；3、国内资本市场的价格变动受境外投资者的整体性投资决策的影响。境外投资者在对自身投资进行管理时，通常会根据市场发展情况，主观上对投资国家进行分类管理，对同一类型的国家一般采用近似的投资战略。
（二）“噪音交易者”对股市的负面作用。噪音交易者，英文名称noisetrader，是无法客观反映市场真实情况的错误信息的统称，以及根据错误信息进行投资组合的投资者。在启动QFii后，国内资本市场的开放性提升，证券市场价格的变动在反映本国经济状况的同时，也要综合反映国际市场上相关金融信息的影响作用。而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复杂化，经济信息的传递过程拉长，信息传递期间扭曲失真的可能性也进一步提高。真实经济信息在证券市场中的存量严重不足，境外投资者对当地经济因素及相应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作用理解不足等等，这些信息不对等情况的存在，客观上造成了部分境外投资者成为市场上的噪声交易者，从而产生负面作用，影响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
（三）加大了资本流动的可能性和规模，潜在影响资本市场的稳定安全。目前我国资本市场还处于发展阶段，尚缺乏完善的信息公开与披露制度。这导致市场风险结构性扩大，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境外资本的大规模退出。尤其是在国家资本市场上比重较大的境外资金的大规模退出，极易导致国内资本市场的流动，造成上市公司的市值动荡和缩水，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等一系列经济灾难；上市公司受资本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而干扰了正常经营，严重时破产清算加剧当地政府负担；大规模的外资退出冲击当地的汇率体系，造成当地货币贬值，加剧了国际债务及发生风险的可能性，甚至会导致国家债务危机的爆发和一系列经济恶果。
四、我国QFii的现状及问题
（一）QFii总值以及机构数量随时间变化表现。我国现行的QFii制度启动于2002年底，首次批准12家境外投资机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投资总额约为17亿美元。相关统计资料表明，QFii开放的10年间，QFii的准入境外投资机构总量增加151家，平均每年增加约10家；获批投资总额度增加至258亿美元，年平均增速140%左右。这些数据与QDii进行对比可以发现，QFii在机构数量和投资额度上的发展速度仍然不足。根据图i的内容可以看出，在国家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中，更多是对本国金融机构海外投资力度的推动，同时谨慎操作本国资本市场的开放速度和程度，有效控制境外资本进入本国资本市场的数量和步伐。
（二）QFii制度的发展情况和趋势。在对QFii制度的发展情况和国内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进行衡量时，境外准入资金数量和市场比重，是最为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就我国当前的资本市场来看，QFii目前在a股市场中的资金比例不高，这一比重一般没有超过市场总值的2%。如图2所示，及时QFii的全部准入资金都进入a股市场，其所占比重仍然不高，无法对a股市场的整体变动造成决定性影响。
根据以往的资料数据进行分析，a股市场中QFii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表明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和速度呈现放缓的迹象。然而在同一时期，中国台湾及印度、韩国等其他亚洲国家，QFii在资本市场中的比重却逐步增加。这一对比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QFii制度在实际执行中的谨慎态度，特别是经济形势不明朗下的保守态度。
（三）QFii的数额变动影响国家汇率稳定水平。QFii总额在国家外汇储备中的相对比重，充分考验了一国在资本市场发生突发性、大规模的资本退出时，国家在稳定本国币值稳定和金融环境稳定的能力。2006年之后的国家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年度QFii的总体比重不高，一般不超过外汇储备总额的1%，其对我国汇率稳定和经济稳定产生的影响很低。虽然QFii的准入总额逐年上升，但在外汇储备中的相对比重却呈现下降趋势，未曾脱离央行的掌控，也不会对央行对汇率稳定的控制力度造成影响。
我国QFii近年的数据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存在这些问题：
（一）投资门槛过高。QFii总体要求较高，尤其是资产管理的总体金额、持续经营时间、机构注册资本等环节的要求更是突出。其中，仅仅是对管理的资产总额的限制性条件一条，就排除了大多的境外投资机构。特别是众多投资经验丰富的境外中小型投资机构，尤其对亚洲本土的中小投资机构来说，对我国的资本市场的期望更高，应当适当降低QFii的准入条件以吸引此类投资机构的积极参与。
（二）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我国当前QFii的信息披露机制不够健全，仅仅局限在日常外汇浸出、收支状况和财务报告的提供上，而且不涉及具体交易信息和披露，也缺乏向交易所和其他投资者的披露机制。这都不利于QFii的发展。
（三）投资环境还不成熟。我国当前的资本市场发展不成熟，影响和制约着QFii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上司公司的质量较低、金融领域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暗箱操作等违规行为普遍存在、对外法律风险、政府对证券市场的政策影响过大等。
五、完善我国QFii制度的建议
（一）调整QFii准入标准。在有效控制QFii对我国汇率体系的冲击前提下，可以适当提升资本市场的开放速度，降低门槛，增大QFii准入额度。合理加大本国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构建更多更好的投资渠道，提升人民币的国内外存量，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二）开放信息管理机制。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对外资最大的吸引就是其健康稳定的快速增长现状。存在的影响境外资本进入国内市场的最大因素还是信息披露机制的欠发展。因此，对信息披露机制的完善是QFii发展的重要保障。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大信息披露的力度和完善披露制度，及时、有效的推行国际会计标准，强化资本市场中的信息披露能力，重视披露信息真实、完整、客观、合规等方面的审核，避免信息不对等造成的违法违规现象。
当前资本市场状况篇7
关键词：公司投资决策资金分析
目前，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已经逐步变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一些事业单位也在慢慢的转为了企业单位。在一个公司的发展中理财投资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这也是目前各个公司领导和高层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理财与传统的财务管理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它不仅是一种和货币有关的收支事务性工作，而是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公司怎样对财务活动进行系统分析和实践的过程，在公司理财项目中涉及到了很多个方面的内容，本文针对于理财中的投资决策问题进行了重点的分析。
一、投资需要具备一定的理性
曾经有专家说过要想实现富裕首先应该做到自律，这里所讲到的自律在投资项目中可以理解为理性投资。在投资项目中每个人都应该明白，通常情况下是需要面临非常大的亏损风险的，所以在准备投资的时候一定要做到理性投资，如果是没有对情况了解清楚更加需要慎重。我国有很多企业因为在投资之前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虑导致破产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在决策投资之前，不断是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还是对新项目以及新的产品进行投资，一定要对市场的实际状况进行充分的考虑，根据市场的实际状况了解到新的产品在推出之后有没有营销的市场，在资金上是不是充足，产品技术是不是先进能不能满足现代市场的需求，这些情况都应该进行十分严格的分析、对于准备投资的企业来说可以专门成立一个进行调查的小组，然后针对于这些问题进行现场了解，然后在利用投资决策的一些基本方法，对企业预期的收益进行相应的估算，当收益在预期的范围之内时可以进行投资，当收益状况没有在公司的目标范围之内时，应该对这次投资项目进行拒绝。
二、效益第一观念
公司进行投资最开始以及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通过投资，然后为企业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有些企业在投资的过程中往往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点，认为投资的项目数量越多越好，一些经营企业也出现过很多相似的情况，当第一批工程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产品在质量以及价格等各个方面还有很多的地方不够完善，就已经开始准备进行第二期的工程，当几个产品推出来之后，可能就会导致企业在经济收益上陷入一定的困境。
（一）企业最大收益规模
企业最大收益规模指的就是企业在一定的产业中收益额超出了最大的经营规模。比如在市场完全竞争的情况下，让价格曲线和轴线形成一种平衡的状态，这样在费用上比较小的规模就是收益最大的规模，在市场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就是以收益的最大值来判定企业的最大收益规模。
（二）企业最大效益规模
企业最大效益规模就是将平均费用、全部的利润、全部人员的劳动生产率以及设备的使用情况等，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测定，然后将效率最大的定位经营规模。将这两种判定概念进行充分的掌握，有利于我们在处理规模和效益之间的关系时更好的进行掌控。
三、对投资项目进行合理的选择
一个企业在进行项目投资的时候，一定要在项目的选择上进行深入的分析，一定要对项目的优势问题引起高度的重视，一般情况下越具有优势的投资项目在后期出现风险的可能性越小。但是也有一些专家提出在进行投资的过程中可以选择一些挑战性比较大的项目进行投资，可能具备更大的优势性，或者是找到一些独占市场的产品，也就是在市场上有较大发展需求，并且符合国家各项标准的专利产品，在推出市场之后具备一定的新颖性也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但是这种投资项目毕竟在市场中占少数，要想找到这种投资项目也存在着一定的难度。
四、具备先进可行的技术
在一个企业的不断发展中，科技是促進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在技术上密集型的企业与在劳动上密集型的企业进行比较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技术密集型企业在经济效益方面有着一定的优势。在对项目进行投资的时候，首先应该在先进的技术上得到一定的保证，一定要保证技术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可行性。在技术的可行性方面，可能有些比较先进的技术在企业行业或者是企业有一定的使用价值，但是这并不可以代表在其他的行业或者是企业同样可行。
五、分析先进流量
投资决策属于在项目投资开始之前的一项决策，因此，所有先进的流转状况都不是发生在这个阶段的，都是在未来的投资过程中进行流转。因此，在投资决策中必须对项目的投资支出状况、产品的销售状况、销售的价格以及生产的成本等各个方面的资金进行准确的评估，然后通过分析计算出这次投资项目的现金流量。在对企业的现金流量进行分析的时候通常情况下会采取以下几种指标。第一，营运资金，就是指通过资产总额的比率，然后将资产的流动状况以及分布的情况进行很好的体现，当比率比较高的时候，可能是反映出库存的现有资金充足，超出了项目的余额值。第二，普通股每股现金净流量，主要是体现出普通股平均占有营运资金的水平，在采用这种指标的时候需要注意存在着一些企业不能对流动资金进行很准确的估计，当固定资产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生产能力之后，这也只是投资成功的第一步，要想将产品进行生产推进市场还需要一定资金的投入。
六、搞好投资评价
投资评价与投资分析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两者之间的性质是不同的。投资风险的评估办法，就是请到一些专家对投资项目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大概的评估，一般情况下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调查表的方式，通常情况下需要专家对其中存在着各种风险因素或者是当风险出现时可能带来的影响程度进行评估。第二种是递阶层次模型法，主要是通过一种比较简单的模型化的思路，然后以风险的高中低作为各子因素的方案集，通过aHp法得到每一个子因素权重的高中低，最后将得出的三个数值进行比较，项目数值的大小直接反映出项目的风险程度。
七、结束语
当前资本市场状况篇8
虽然如此，2009年还是有少量的QDⅡ产品发行。统计显示，2009年运行的QDⅡ产品总量不足三百款，新发行的产品不足一百款，且大多倾向于稳健类。在2009年3月到12月这10个月期间一直坚持运行的两百余款产品中共有34款QDⅡ产品净值增幅超过了100％，而净值增幅排名前20的QDⅡ产品净值增幅全部都超过115％。
业内人士分析，进入近10个月净值涨幅前20的QDⅡ产品大多投资于新兴四国基金、印度基金、亚洲增长基金等新兴国家概念基金相关的理财产品。由此结果来看，这显然得益于2009年全球经济市场尤其是新兴市场的经济复苏动力支持。
2009年第四季度，外管局重新审批QDⅡ外汇额度，但是监管层对于银行发行QDⅡ产品仍然有所顾虑，对其外汇额度审批相对缓慢，但基金等机构则相对较快。目前虽然仍有部分QDⅡ产品的净收益值为负数，但在全球经济逐渐恢复和产品净值不断上升的趋势下，2010年的QDⅡ产品仍有机会“重出江湖”。尤其是对于获批QDⅡ额度的基金公司来说，春节前后，或许会有一轮QDⅡ发行热潮。
而2010年QDⅡ的投资方向，新兴市场或将占很大部分。金融危机虽然对主要经济体国家产生许多负面作用，但这对新兴市场却是一种新的机会，除了可以促进这些地区的产业改造和升级之外，许多发达国家也会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到这些市场上，因此，2010年的新兴市场经济前景将会更加乐观。
对于投资者来说，若要在2010年把握QDⅡ的投资机会，需要重点关注香港、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和美国等区域市场，因为上述这些市场将是QDⅡ基金的重点投资区域。
2010年影响各市场的最大因素或将是流动性状况，从目前来看，日本、美国与欧洲市场的利率水平在相当长的时间不会上扬，市场将保持整体流动性宽松政策。但除此之外，美元汇率、热钱流向和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整都会对市场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使市场走向变得动荡，尤其是与美元挂钩的港币，其利率水平已跟随美元下调至接近于零的水准，内外资金大量流入股票市场，一旦美元加息，资金将面临大规模流失，市场将会出现巨大的震荡。
同时，2010年投资QDⅡ基金需特别关注其配置时机，若时机把握不当，非但不能实现收益和风险的最佳匹配，反而可能造成对基金组合业绩的拖累。判断2010年购买QDⅡ基金的时机，投资者可重点关注以下几个基本面状况。
①香港市场的资金面状况。全球资本流动性的变化显著影响着香港市场的资金面状况。
当前资本市场状况篇9
一、阶层分化状况方面的争议:工人阶级是“老大”还是“老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明显的阶层分化,笔者曾将其分化概括为两大方面:一方面是阶层内的分化,即农民阶层在职业和地域方面的分化、工人阶层在体制和收入方面的分化等;另一方面是阶层外或阶层间的分化,即既产生了介于原有阶层之间的阶层,如农民工阶层,又产生了原来没有的阶层,如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的雇主和雇工阶层。上述结论是毫无疑问的,也是毫无异议的。然而本不该出现问题的方面却出现了问题。如一项研究将当前中国社会成员划分为十大阶层,其中产业工人的生活状况位居第八。于是,这一学术成果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疑问:作为“老大”的工人阶级怎么成了“老八”?工人阶级还是不是“老大”?如此等等。这些问题乍听起来好像是问题,但仔细想起来却根本不是问题。当然,要回答这一问题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
笔者认为,产生这一疑问的原因是我们在常识问题上出现了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其一,“工人阶级”和“产业工人阶层”是两个内涵与外延不尽相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既包括与科技含量高的现代产业相联系的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或技术工人,又包括与科技含量低的传统产业相联系的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后者主要是一个经济概念,仅仅指产业工人。其二,作为“老大”的工人阶级和作为“老八”的产业工人是运用两种不同方法进行分层所得出的不同结果,前者是政治策略型分层的结果,后者是经济状况型分层的结果。所谓政治策略型分层是指某一政党或领导集团为了在社会统治或社会管理中体现所代表阶级的意志和愿望而制定的依靠谁、团结谁,或哪些人群是阶级基础、哪些人群是群众基础的政治策略。然后,依据其策略规定的亲疏格局将社会成员划分为高低有序的等级或阶层。所谓经济状况型分层,是指某些学人或学术群体为揭示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差别或经济不平等而将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或阶层。可见,政治策略型分层与经济状况型分层是有明显区别的:一方面是分层依据不同。前者是根据其政治格局中的远近亲疏,后者则是依据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状况。另一方面是分层目的不同。前者是为了社会管理或社会统治,后者则是为了揭示经济差别或经济不平等。当然,政治策略型分层与经济状况型分层也有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讲,两者的联系表现在政治策略型分层以经济状况型分层为基础。
行文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工人阶级是“老大”还是“老八”的疑问或争议了。从政治策略型分层角度看,工人阶级显然是“老大”,这一阶级不仅在改革前是“老大”,且在改革以来仍是“老大”。因为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也始终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讲,共产党更关心社会的中下阶层和弱势群体。但以经济状况型分层的眼光来看,产业工人显然不可能是“老大”,改革以来不可能是“老大”,改革前也不可能是“老大”,因为他们的经济生活状况不可能是社会上最好的。如果说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存在一个“干部、工人、农民”的三级式阶层结构,那么产业工人也只是一个其生活和社会保障水平低于干部而高于农民的中间阶层。至于当前中国社会的产业工人是不是“老八”,这纯粹是个学术问题,可以就此从不同角度并采用不同方法进行研究和探讨,并对此提出学术批评甚至学术批判。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以“工人阶级是老大”这样一种政治策略型分层的方法和结果来否定“产业工人的生活状况位居第八”这样一种经济状况型分层的方法和结果。
总之,所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是指社会的阶层结构状况变化,而不是指党和政府的阶级政策的变化。换句话说,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没有变,而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产业工人的经济生活状况发生了变化。
二、阶层分化原因方面的争议:政治权力是贬值还是升值
在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过程中,有些人利益增加并获得新的利益,也有人利益受损并失去原有利益。那么,导致人们利益增减和得失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呢?在这些影响因素中,哪些因素重要而哪些因素又不重要,哪些因素越来越重要而哪些因素又越来越不重要呢?在这方面,美国学者倪志伟(nee.Victor)的学术观点激发了人们的研究兴趣和学术争论。
倪志伟在这方面的学术观点被称为“市场转型论”,边燕杰教授曾将他的市场转型论归纳为“一个假定、三个论题和两个一般性假设”,而引起人们研究兴趣和学术争论的主要是他的两个一般性假设之一的“权力贬值假说”,即认为市场转型将降低对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倪志伟的这一观点在1999年正式发表后,首先引起美国学术界的争论,出现了一些与其相左甚至相反的观点,如罗纳塔斯的权力变型论,边燕杰、罗根的权力维续论,白威廉和麦谊生的政治市场转型论,魏昂德的政府即厂商的论点、林南的地方市场社会主义的论点等等。倪志伟本人也因此曾对自己的观点作过两次辩护性修正:一是1991年认为,政治权力不会在一夜之间贬值,在局部改革中仍然容易得到相当程度的经济回报;二是1996年认为,政治权力贬值是指干部阶层收入的上升速度要相对慢一些。
在市场化过程中,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会下降吗?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弄清政治权力的运作问题是解读中国社会的关键。这一问题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从其绝对值看,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一般会升值而不是贬值。这又可以从两个角度考察:从社会发展的共时态角度看,即就同一社会或社会发展的同一阶段来说,权力的大小或权力重要性程度的高低与权力的经济回报的高低一般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权力大或权力重要,其经济回报就高,反之亦然。因为权力大或权力重要就意味着权力承担者同时要承担更多或更为重要的责任和义务,其经济回报理应更高;从社会发展的历时态角度看,即就不同发展程度的社会或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来说,社会发展程度的高低一般与权力的经济回报的高低成正比,也就是说,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社会如市场化社会或发达国家较之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的社会如非市场化社会或发展中国家,其权力的经济回报一般要高一些。其理由有二:其一,社会发展程度愈高,社会资源会愈丰富和充足,因此,通过权力的使用(包括公共使用和非公共使用)就愈可能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其二,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社会一般是市场化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权力也可能成为商品,因此,权力的市场化运作将会使其获取社会资源的途径和方法空前增多。当然,以上论述只是仅就一般情况而言,并没有涉及一些特殊社会的特殊情况,也没有涉及权力制约状况和社会透明状况等因素。
另一方面,从其相对值看,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可能会贬值。笔者认为,权力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它具有双重性:一是目的性,即权力首先是一种目的性资源,是人们追求的对象。为了获得这种资源,有的凭借人力资本,有的凭借社会资本,可能更多的是既凭借人力资本又凭借社会资本。二是工具性,即权力也是一种工具性资源,是人们借此获取其他社会资源的资源。而公共权力的非公共使用则是获取其他社会资源的最有效最常见的方式,这也暗示了反对和制止权力腐败的艰巨性。笔者所说的相对值下降,是指相对其它工具性资源而言,权力这种工具性资源的地位与作用会随着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包括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可能下降或减弱,换句话说,即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看,在获取其他社会资源的众多工具性资源中,政治权力这种工具性资源的至高无上或唯我独尊的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具体来说,过去的中国社会特别是计划经济时代一般只存在一种情形,即有了权才会有利(钱),才会有名(出名),而现今的中国社会除继续存在这种情形之外,似乎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形,即有了钱也会有权,也会有名。当然,在这两种情形中,前一种情形仍然在社会上占主要地位,即尽管出现了“红”帽子(代表做官)、“黄”帽子(代表经商)和“黑”帽子(代表做学问)的三足鼎立之势,但在这个三角形中,红边仍然远远大于黄、黑两边中的任何一边。这也是一些能人智士在成名成家之后还要去做官的原因之一。
以上只是从逻辑推理的角度讨论了政治权力是贬值还是升值的问题。其实,政治权力是贬值还是升值的问题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对这一问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行文至此,笔者有两点提请“权力贬值论”者注意:一是权阶级别(行政级别)仍然是当前中国社会最显著的社会地位标志;二是权力运作仍然是当前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动力机制。
首先,权阶级别或官阶级别仍然是当今中国社会最显著的社会地位标志。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像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等行政级别仍然是人们最为熟悉且最为理解的社会地位标志,因为人们可以从中掂量出其含量或份量。行政级别之所以仍然是社会地位的显著标志,是因为一个人行政级别的高低及政治权力的大小仍然与其占有和使用社会资源的多少密切相关:一方面,社会资源的配置仍然依据行政级别的高低进行,即行政级别愈高,其享用和控制的社会资源就愈多,反之亦然。由于这种权力化资源的可测性和稳定性较强,笔者姑且称之为权力化资源的“存量”。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以来,由于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各种社会资源的工具性增强,而政治权力又是最重要的工具性资源。因此,政治权力愈大,就意味着愈有可能获得并享用更多的社会资源。由于这种权力化资源的可测性较弱,可变性较强,笔者姑且称之为权力化资源的“流量”。市场化改革以来,权力化资源的“存量”并没有多大的变化,而权力化资源的“流量”则更加变动不居和神秘莫测。原来主要是与行政级别和权力大小挂钩,现在除继续与行政级别和权力大小挂钩外,还与权力的作用领域或作用性质相关,即不同领域或不同性质的权力,其经济回报大小是不一样的。如有人认为高校的招生管理和基建管理因引入市场机制而成为在高校中最易产生权力腐败的管理领域。
其次,权力运作仍然是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动力机制。权力运作的重要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官本位体制、官本位运作机制及官本位文化的历史积淀深厚,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迟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政府力量是社会发展或社会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表明,无论经济层面的市场化、政治层面的民主化,还是社会层面的城市化,权力运作都是其主要的推动力量。先就市场化来说吧,经济体制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即市场从无到有的转变(开始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市场从配角到主角的转变(先是市场调节为辅,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市场从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取向和主要目标到唯一取向或终极目标的转变,都是政治权力推动的结果。再就城市化来说吧,一个城市的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既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又与其城市是否为政治权力中心密切相关。一般来说,首都的城市化水平要高于省会城市,而省会城市的城市化水平要高于地级和县级城市。从一个城市内部看,省政府、市政府及区政府所在城区的城市化水平一般要高于非权力中心的城区。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新城市的横空出世和旧城市的再度辉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权力推动的结果。既然社会现代化特别是市场化主要来自政治权力的推动,那么政治权力会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贬值吗?
三、阶层分化趋势方面的争议:阶层结构是两极化还是橄榄化
在阶层分化趋势的探讨方面,学术界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一种研究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开始从传统的金字塔型向现代的橄榄球型转变,其主要标志是社会中间阶层已经出现并且正在不断扩大。
另一种研究则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正在从金字塔型向马拉松型转变,其具体表现是当前所进行的市场化改革犹如一场马拉松,每跑一段将会有一群人掉队即被甩在社会结构之外,其中与传统的技术含量低的夕阳产业相联系的一群人将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而与现代的技术含量高的朝阳产业相联系的一群人将继续留在社会结构之内,即会出现“社会结构断裂”。而且这种断裂会因这两部分人素质的差别,会随着市场化范围的扩大(如加入wto)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而更加深刻。有人认为这是阶层结构两极化的另一种表述。
上述两种观点的共同点是都认为中国传统的金字塔式的阶层结构因市场化改革而开始发生变化或分化,不同点是前者认为在其分化中出现了橄榄化的趋势(以下简称“橄榄论”),后者则认为在分化中出现了两极化或“结构断裂”(以下简称“断裂论”)。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相径庭的结论呢?研究视角和研究重点不同恐怕是其研究结论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橄榄论的研究目的在于探讨阶层分化的未来趋势,因此,其研究重点是探讨中间阶层的变化,并以此判断阶层结构的未来走向。阶层分化的状况和程度不是其研究重点。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是否出现了橄榄化趋势的关键或要害是我们如何认定社会的中间阶层,即究竟哪些阶层属于中间阶层?橄榄论认为,“社会中间层主要由两大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所谓老社会中间层,包括中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农;另一部分是所谓新社会中间层,主要包括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和技术工人等……”如果说上述关于社会中间阶层的认定是科学的或合理的,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间阶层的人数或规模确实在增加或扩大,也就是说,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确实出现了橄榄化趋势。当然,如果说上述关于社会中间阶层的认定是不甚科学或不甚合理的,那么就另当别论了。
与橄榄论不同,断裂论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阶层分化的现实后果,因此,其研究重点是探讨阶层分化的状况和程度,并以此揭示阶层分化的社会成因和社会影响。阶层分化的未来趋势不是其研究重点。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确实出现了两极化现象或趋势,问题的关键和要害是这种两极化现象或趋势可否用断裂来表述?这是其一,其二是这种断裂是可以重缝的“断裂”,还是不可重缝的“断裂”?如果是可以重缝的“断裂”,哪怕是在将来可以重缝的“断裂”,那么断裂论和橄榄论在一定意义上并没有实质上的分歧或差别。
学术研究中的不同观点及争议既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它的意义在于促使我们去深入思考或探讨其问题。那么,我们如何面对“橄榄论”与“断裂论”的争议呢?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市场化改革还在进行之中,因此,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也还在进行之中,社会改革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阶层分化远未进入定型阶段,此时的探讨不可能是一种实然性探讨,而只能是一种应然性探讨。从应然的角度看,笔者认为,阶层结构的两极化是其必然趋势,而阶层结构的橄榄化是其必然结果。
阶层结构的两极化是其必然趋势,是指在没有非市场因素作用或影响的条件下,市场化改革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和作用程度的增强,必然会产生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即富有者不仅资源富有,而且因其资源富有既可能获得更多的资源,又可能易于获得资源。相反,贫穷者不仅资源贫乏,而且因其资源贫乏既可能获得更少的资源,又可能更难于获得资源。于是富有者会更加富有,贫穷者会更加贫穷。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经济体制的转轨会使这种马太效应得到强化或凸现。
阶层结构的橄榄化是其必然结果,是指市场化进程不可能不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这是因为市场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既影响社会的发展,又危及社会的生存。因此,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并推动社会发展,作为社会稳定维护者和社会发展推动者的各国政府必然会对其市场化进程进行行政干预和社会调控。
当前资本市场状况篇10
春江水暖鸭先知
全流通后，a股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产业资本以超过60％的占比压倒了此前市场的主流机构――金融机构投资者。产业资本将决定未来市场的估值中枢，这是全流通后市场结构最大的变化。
产业资本的投资动机、估值方式、行为模式应该与金融资本存在较大差别，那么产业资本与相对应的金融资本究竟有什么区别，他们加入市场进行博弈究竟会对a股市场的整体估值带来什么冲击和影响呢？
产业资本可以决定公司的发展战略、投资方向、生产模式、销售模式、利润分配、人员调整等涉及公司自身发展的各个方面，并进行日常经营，而金融资本则不行，换句话说，产业资本可以影响上市公司的经营从而改变上市公司的价值，而金融资本则只能被动接收上市公司经营的变动从而价值的变动。从估值方法上来讲，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某产业资本能对标的公司的经营施加的影响越大，该标的公司对其产生的价值也会越大，而金融资本则一般都是静态被动地根据当前公司的状态来进行估值。
观察产业资本增减持行为的逻辑：（1）、产业资本处于企业经营第一线，最先感知经济、行业、企业运行状况，因此对股价的判断力可能高于市场平均水平；（2）、随着全流通时代的到来，产业资本在资本市场的定价话语权逐步提升。
因此，在股改完成后的全流通时代，跳出金融资本的思维框架，关注产业资本的行为模式，或许能提供一些简单明了的参考。从近期持续增加的产业资本增持行为来看，其对于股市的看法明显变得积极起来，这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
透过历史看未来
产业资本增减持的动机
实业资本的嗅觉比普通资金更为敏锐，在市场实现全流通后，实业资本有望接替投资机构等资金掌握市场的话语权。而实业资本背后的个人及高管最能首先了解到公司情况，当其认为价格高估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卖出，反之亦然。
实际上，无论我们研究大股东增持或是大小非减持，核心目的：都是借助产业资本视角去观察资本市场，即从产业资本的角度判断股票市场的估值是否合理。因为作为独立投资主体的产业资本，在投资方向的选择上，既可以选择「实业投资也可以选择「金融投资，二者收益率高低决定了资本流向。
严格来讲，产业资本增持可以分为三类：个人增持、高管增持和股东增持，通常意义的增持指的是后两种。一般情况下，股市非理性繁荣会减少增持行为，而股市超跌则引发增持行为。
正像增持事件可以分为三类来看一样，增持行为背后的动机也并不相同，股价被低估并非增持的唯一理由。根据增持主体意图的不同大致可以把增持动机分为四种：
1.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在某些特定的宏观状况下他们倾向于选择增持公司股票作为股权投资的一种方式，如在近期密集的地产调控政策下，投资公司股权成为地产资金流出的一个主要方向。
2.对于高管而言，比起一般投资者，他们对公司的发展情况以及未来业绩更加了解，也更能准确地判断出当前的股价是否被低估。由于资金流动的管制程度不同，个人和高管的增持行为比公司行为更加敏感和及时。
3.对于公司而言增持原因则更加多元化，当公司有增发需求，而当前股价跌破或者接近增发价时，为保障再融资顺利进行，公司有时会进行适当的增持，这类增持行为可以通过已有增发计划的增发预案中增发价与增持前价格比对进行分析；
4.大股东前期有过增持承诺的，后续一般都会进行增持，这类增持行为可以通过大股东承诺增持时股价与增持前价格比对进行分析；当上市公司股权内部有整合需求，大股东公司也很可能为了控股或整合公司进行增持。
著名的托宾Q理论
产业资本增减持这种资本流动行为，本质上属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套利过程。在2005年之前，由于股权分置障碍，这种套利难以实现。但随着「股改完成及全流通进程的加快，尤其是2008年陆续明确了大小非减持的办法，及证监会修改《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明确了股东增持2%由“事前申请”改为“事后申请”，这种套利变得日益灵活且易于操作。
在衡量实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套利关系方面，1965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提出了著名的托宾Q理论成为我们可以借鉴的较好理论基础。
托宾Q比率是金融市场价值对其资产重置成本的比率。这一理论描述了实业资本在投资过程中会考虑企业的市场成本与重置成本之间的套利关系。
从净增持次数来看，在市场底部，产业资本更倾向于增持股票。两次市场大底出现的时候（2005年年末至2006年三季度以及2008年底），产业资本都出现了净增持股票的行为。随着托宾Q比率的上升，产业资本的增持行为逐步被减持取代。
总的来看，产业资本的增减持行为与市场趋势的变化是一致的，正如我们一直所强调的：市场的趋势是由流动性和企业盈利决定。产业资本的行为并不能改变市场原先的总体趋势。只是在资本市场流动性紧绷的状态下，大小非减持无论其规模多少，都是市场供给的增加，会对估值趋势下移的强化。而一旦市场流动性趋势宽松，大小非也不会构成不可克服的阻力。
虽然不是先行指标，但通过产业资本行为来看a股好处是：它更像一面镜子可以让a股投资者更好的看清自己所处的阶段。
a股市场上的历次产资增持行为
产业资本的增持行为，一般表现为回购和增持两种方式。无论是回购或增持，均显示出产业资本开始对资本市场的投资价值认可，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市场的低迷，很多的个股出现错杀。上市公司回购说明一些低估值的股票显示出强烈的投资价值。
从历史上市公司的增持看，2005年5月之前长达8年的统计，重要股东累计增持总量仅为3.7亿股，较为稀少；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当时增持操作的制度建设尚处空白状态，另一方面也与国有体制下政府对市场的态度也有密切的关系。
在2005年6月，证监会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上市公司增持、重要股东增持管理办法、指引，其中《关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后增持社会公众股份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完成股改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可以在股价非理性波动时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也进一步明确了具体操作的规则。此后，产业资本的增减持行业对a股市场便产生重大的影响，一般出现批量的回购计划推出时间基本接近市场底部的时间；对个股的影响来看，大股东发出回购的个股一般处于底部，随后走出大行情的概率较大。
2005年8月至2006年8月出现了一波较为集中持续的重要股东增持，月度增持数量分布从1亿股至6亿股不等，在资金面上促成上证指数逐步企稳，回归估值平衡，从1100点恢复性上涨至1600点。我们认为，这段时期的增持，对于投资者而言，极大的恢复了的投资信心；对于增持的重要股东而言，一方面可以作为股改对价因素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可以战略性或者是财务投资性的获得低估值的股份。所以，总体来讲这段时期的增持是政策驱动、兼备市场化特性，同时也可以认为有资金实力的产业资本对当时市场价格的认可。
2006年8月之后，伴随着市场价格的走高，重要股东的增持逐步下滑，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而伴随小非解禁的出现，市场开始出现少量的减持，并在2007年1月上证指数接近3000点时，持股大于5%的重要股东开始减持，并一直持续了长达一年的上证指数过山车行情，直到上证指数回落2008年4月份至4000点以下才开始下降，并逐步萎缩至1亿股以下。
2008年8月至9月，伴随上证指数从3000点附近恐慌性单边下挫至1800点，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又现大量增持，期间证监会更是发出《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征求意见稿）》，推动市场化的公司回购。随后天音控股和海马股份分别在10月和11月推出股票回购方案。统计数据显示，大股东层面8月、9月净流入分别为1.7亿股、2.6亿股，而对应的股市底部是2008年10月28日的1664点。
2010年的4――6月，a股市场再度出现产资增持呼声，共有19家上市公司大股东投入近33亿元增持股份上市公司，对应的市场中期底部即是2010年7月2日的2319点。
回顾a股市场历次的产业资本资增减持对市场带来的影响，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其相应的顶与底均与产资动向成正相关关系，这无疑很好的佐证了托宾Q理论。
掘金产资增持概念股
产业资本的介入赋予上市公司市值更多的长期增长预期。公司股东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及未来发展战略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股东增持一方面可理解为其认为目前上市公司市值水平低估，与其内在价值或者说潜在升值预期产生背离。另一方面也可理解为其后续将加大对上市公司的支持力度，以促进上市公司健康发展。
股东增持对提振市场信心也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对市场而言，股东增持有效增加了资金供给，对上市公司市值有明显稳定和提升作用。同时这种积极的信号将迅速传递向市场，间接影响或改变市场投资者的普遍预期，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凝聚长期、稳定的投资者，为改善上市公司的外部环境创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