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学作品的意义篇1
关键词：起源修正内部本质外在建构特征
“经典”一词是我们谈论文学甚至是其他领域问题时不可避免的话题，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那就是无论在接触到任何形式的作品时都会不自觉地出现经典的影子。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什么是“经典”，“经典”的标准何在？古往今来，经典没有一个确切而精准的定义，而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建构起来的。“经典”一词在英语中可以用“canon”和“classic”两个词来表示，“canon”最初来自希腊文，是用于测量长度的物体;后来意义引申，表示尺度;接着经典的应用领域发生了转变，由丈量尺度变成了对宗教经文的形容，最初用来对希伯来民族的宗教经典《圣经・旧约》释义，《新约》等宗教经书文本也都被纳入经典的范畴;随着学校制度的盛行和文艺的发展，经典开始进入文学的视野，且不断被引用、重新阐释。相对于“canon”，我们在描述中更倾向于“classic”，“classic”也出自希腊文，最初用于等级的划分，表示头等的、上乘的;后来在文艺复兴时期，用来形容作家的出色、杰出，再后来被广泛运用于文学领域。
什么是经典？按照目前一般的理解，所谓“经典”，就是经久不衰的万世之作，是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或者作品。经典就是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书”。根据这些条件，我们基本上可以对一部文学作品进行经典性的个人价值判断，但是对于经典的认定这些都只是必要不充分条件。换句话说，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不仅仅是文学文本的内在本质决定的，当然，内在本质占据了很大的成分;从哲学的角度而言，内因决定事物的本质，内在的文学性本身是决定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的关键。但是，在经典的建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外在的因素，有政治的，有文化的，也有传播过程中的筛选，这些因素在对一部作品进行经典性解释的过程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政治性因素在文学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现代化社会的进步，政治性因素越来越淡出文学的视野，但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某些历史阶段，政治对文学作品的取向性起着巨大的作用。例如由美国作者卡罗里德斯、鲍尔德、索瓦共同编著的《西方历史上的100部禁书》，集纳了100部在西方历史上曾被查禁的著名作品，它们或因社会、，或因政治、宗教等原因遭到各国政府或宗教组织的查禁，其中既有小说、诗歌、传记等文学作品，也有宗教经典及政治性纲领著作，如今为世人熟知的《十日谈》《红与黑》《坎特伯雷故事集》《第二十二条军规》《麦田里的守望者》《美国的悲剧》《洛丽塔》《包法利夫人》《一千零一夜》等经典著作也名列其中，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读者对这些经典作品的忽视，而是当时社会的政治环境使然。此外，本书还以详实的史料为基础，如实再现了每部作品的查禁始末，使读者能见微知著地了解西方历史上的书报审查制度，洞悉人类文化发展与演进的历程。在国内的历史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古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抗战时期的红色经典，现当代的“样板戏”经典标准等等，或因为不符合统治的规定被查禁，或因为政治的需求而备受推举。可见政治因素对于文学的地位与流传起着巨大的作用;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政治会决定文学发展的内容和方向。除此之外，文化的差异也会对同一部作品做出截然相反的评价。由于各个国家在意识形态或者认知上存在着差距，就会形成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角度，因此从各自的角度对作品进行审美阅读或经典与否的评判，当然就会出现参差不齐的结果。传播的过程与其说是经典的流传，不如说是经典的二次认定。经典在传播的过程中首先有空间意义上的流传，即会传入到不同的文化氛围中，就是上文论述到的不同空间文化对经典的接受;其次就是时间意义上的检验，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其中的一点就是能够经受时间的检验，在长时间的历史洗练、冲击中依然保持活力，获得读者的青睐，得到大众的认可。如美国的爱伦・坡，他是象征主义的始祖，但在初期却被无数家出版社退稿;法国的普鲁斯特，将意识流手法融入小说的创作之中，却被人们所忽视，被时代所抛弃，他们的作品在当时被视为无意义，但是在经历了时间的洗练之后，他们的作品散发出光芒，逐渐被读者认识到它们的价值所在而得以昭雪。
然而这种对经典的传统定义却遭到了异议，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时期，反战情绪、怀疑主义和反传统气氛弥漫了整个欧洲世界。文学界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兴起，一系列的文学问题被重新提上议程，一直以来颇有争议的对于“经典”的探讨也不可避免。关于这一时期对经典的发问，主要集中在对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进行修正，修正者认为传统意义上所谓的经典其实是一种权力的建构，预示着一场阴谋。经典就意味着白种人、贵族阶级、男性中心等特权的堆积，已经成为了一种象征，他们试图打破这种怪圈。这种尝试首先发难于“女权运动”。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各个国家都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他们开始要求更多的权力和认同，女权主义者率先发起抗议。这一时期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第二次涌动，其中以贝蒂・佛里丹等人为代表的“激进女权主义”和“自由女权主义”最具代表性，她们挑战的是整个男性社会，挑战“性阶级”体制。表现在文学上，则是要求破除长期以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经典的价值标准，要求在文学表现的表现内容上倡导男女地位的平等，倡导女性应有的地位以及以男性作家为主的作家群对女性作家的重视，对女性作家给予应有的地位和关照。在她们的不断努力下，女性作家的作品和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被吸纳进了经典的范围，重新写入了教科书，这一过程的转变虽然漫长，但却富有极大的意义。民主运动的发展也推动了对经典内涵的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事实如此，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传统经典的作家一般都是来自西方正统的贵族阶级，而随着对经典的修正，下层人士、黑人作家、本土作家的作品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些对经典的修正在对作家作品的选择上显现了出来，由杨仁静、杨凌雁编辑的《美国文学简史》中有专门的章节对各类文学进行展开讲述，如女性文学、黑人文学、南方文学、犹太小说等等。在杨仁静主编的《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中还加入了对华裔作家的关注。这场对传统经典发起的战争收获了很大的成效，长期以来一直被文坛忽略的作家作品重新得到了认可，而且也丰富了读者的视野。虽然一些作家作品被写入了文学史的教程，但并不代表经典地位的确立，仍然要将其放在与传统经典同等的地位进行优胜劣汰的残酷选择，让历史来见证这一切的发展。
经典的形成是历经争议且不断被重塑的过程，在这样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典何以成为经典？除了其内在文学性本质之外，外在的建构作用也同等重要。内在本质和外在建构并不矛盾，而是作为经典的两个层次并存着，缺一不可。那么一部好的作品如何能成为经典，就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价值标准：经典是一种遗传，即所谓的传世性。爱德华・希尔德在《论传统》中提出“经典必须经过时间的检验”，经典不可能在产生的初期就被确定经典的地位，相反，必须经过重重的考验。传世性要做到能够克服阅读的个别性，而达到审美的共时性。这其中包含了不同文化阶段、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认同;经典至少要经历两种不同的社会阶段、两种意识形态的验证才能获得经典的地位。而且在流传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未知的状况，有的被逐出经典的王国，有的则重新加入了经典的行列。法国主义小说家萨德侯爵，因为小说所涉及的题材内容而长期受到压抑，然而在他死后一百四十多年人们才认识到其小说的价值，他的作品开始受到推崇，并被冠以经典的名号。费德曼曾在《一生的读书计划》中说道“好书是不会沉默的”，好的作品不会在时间的长河中淹没，相反会脱颖而出闪烁星光。因为在经典之中同时包含着普世价值，反映人类的一般价值倾向，而且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无论是性别、种族、肤色的差距，还是意识形态的迥异，人类有着一致的精神上的共鸣，“经典就是对所有人说话”，这是一部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独特性。当然，经典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学上的最高峰，具有权威性，这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原因，是其他文学作品都无法超越的，不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的向度。古有希腊的《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戏剧、巴尔扎尔的小说……今有各种流派的角逐、才人辈出、经典作品不断涌现，他们分别代表了各个时代的社会特色。最高成就也意味着作品本身的耐读性，“经典对我们是陌生的，陌生中有一点熟悉感”，读到一部经典之作我们都会有类似的体验，每次阅读都会有新的感受，这种新的发现又会增加对经典的探求欲望，这正是经典的魅力所在。经典无疑都孕育着一种独创性、深厚丰富的内涵，而且往往是超前的，因此作者注定是孤独的，只有在时间的流逝中证明经典的价值。关于经典的修正在20世纪90年代也传入中国，接着在国内文坛出现了一大批关于经典讨论的著作，谢冕的《百年文学经典》、童庆炳的《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等等，还有关于文学大师的排行榜著作。
关于经典问题的修正和重构，与文学相伴而生，而且将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修正大潮将经典的范畴扩大化，“拓宽经典”使得越来越多的鲜为人知的或曾经被埋没的优秀作品投放到读者的视野中，将经典从传统的特权建构的怪圈中解救出来。也让我们能够在正确地评判一部作品是否是经典之作时，从作品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全面的考察。经典的衡量没有确定的标准，而且建构的过程本身也包含了解构的因素，并且我们必须明确一点，经典是真实存在的，无论是修正主义者还是经典重构论者，他们并非否定经典的存在，而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指出传统经典与经典形成中的缺失而加以弥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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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象愚.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J].中国比较文学，2006，（2）.
经典文学作品的意义篇2
一、精选经典影视，分析思想精髓
经典的影视作品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意义，更不会因为新的影视作品的繁多而失去价值。经典影视作品之所以被誉为经典，就是其制作工艺和作品本身的价值意义，会经久不衰，长久流传，影响着人们的思想理念和人生价值观。《泰坦尼克号》虽然已上映近20年之久，但其跨越门第、超越生死的爱恋，影响了一代代人，剧中人物的爱情故事使人们看到了真挚伟大的爱情，影响着人们的爱情观。中国的影视作品《山楂树之恋》，通过对主人公之间纯洁爱恋的描述，向现代人展示了最纯真的爱情真谛，传递着正确的爱情观、价值观。1937年的经典电影《马路天使》，深入揭示社会问题和生活现实，是中国早期电影的集大成之作。电影《活着》《我的父亲母亲》《红高粱》等，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中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底蕴，深刻的教育意义成为一代经典，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情感。还有很多百看不厌的励志电影，既有很强的观赏性，更有深刻的励志效果，如《阿甘正传》《当幸福来敲门》《肖申克的救赎》等，都以影视人物的故事，向观众传递积极向上的生活意义，帮助人们正确看待生活，正确对待生活中的不如意，从而帮助人们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念。
思想政治教育中，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倾向于利用经典开展教育工作。利用经典人物，树立先进榜样，号召人们学习先进精神；利用经典影视作品，激发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兴趣，树立正确观念。在学习经典、观赏经典时感悟人生真谛，形成正确的道德品质和思想价值观念。以经典影视作品的思想精华，引导人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之中，以正确的思想观念、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服务于社会。利用经典影视作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教育工作的顺利有效开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后现代化的影视创作浪潮，使得很多经典作品受到严重的改编冲击，对经典的价值形成挑战，严重影响了文化和艺术的内涵和价值。例如，电影《西游•降魔篇》，就将原本在人们心目中勇敢机智的孙悟空，变成了妖王之王，这样的改编不仅是对经典的不尊重，深刻影响了经典的社会价值和艺术文化，更影响了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念。因此，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要紧扣经典作品内涵意义，清晰认识经典的改编影响。准确汲取经典的精髓，用精华部分彰显经典作品的精神价值和思想内涵。针对不符合历史意义的经典著作改编，予以正确的思想引导，展现正确的思想观念，对名著和经典的维护坚持自己的立场。以优秀的经典影视作品，为思想政治工作创建稳定和谐的教育氛围。
二、巧妙运用影视作品，形成正确世界观
教育工作者需提升政治素养与审美能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政治素养与审美能力，是判定影视作品艺术价值和思想意义的前提。丰富的知识面和较高的政治素养，是使思想政治教育和红色经典影视作品发挥相辅相成作用的保障。但是，在利用影视作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除了作品本身较高的价值外，教育工作者还要在观赏影视作品后进行及时评价，重视观后效果。
弘扬时代主旋律，营造和谐氛围。在各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一些学生会被某些涉及黄赌毒的影视作品所吸引，从而影响了心理健康，对学生的未来成长极为不利。因此，对于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而言，要注重正确引导，向学生推荐优秀的经典影视作品，鼓励学生观看，在学生中树立正确的英雄主义观念，激发其革命热情和爱国情怀；同时引导学生观看优秀励志的经典影视作品，通过影视作品阐释的励志意义和思想内涵，帮助学生树立积极向上、不屈不挠的人生态度。在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有关黄赌毒的影视作品的侵入也变得更加容易。因此，高校要严格监管，让学生具有自主选择优秀经典影视作品的意识，逐渐营造出一个和谐的教育环境。
经典文学作品的意义篇3
对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来说,经典的存在都是文化自觉和身份认同的保证。经典意味着精英和精品的序列,是标杆。用芒福德的话说,是一个“容器”,它积蓄和融汇了个体经验与共同体经验,使之能够从一种单面的、失序的,匮乏的层面向完满、有序、崇高的层面进行转化,从而使个体与文化的、民族的共同体能够获得一种意义与价值。这是任何时代都会有经典或者经典化行为的原因。俄罗斯人总会自豪地宣告,他们仅仅贡献出一个列夫・托尔斯泰,19世纪的俄罗斯民族就无愧于全世界。事实上,正因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契诃夫、冈察洛夫、普希金、莱蒙托夫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大批不朽的伟大作家和他们的经典作品,这个民族赢得了世界的永远尊敬。经典无疑指向了传统的具有权威性和典范性的文学艺术作品,它们是一个时代文学艺术成就的代表和审美理想的标尺,也是文学(文化)传统根本精神的集中体现,“长期以来,经典在宗教、伦理、审美和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是提供指导的思想宝库。”(佛克马语)经典是我们藉以获得文化自觉的必选路径。
正因为如此,对于作家而言,文学经典富含着最深厚的审美养分。读经典意味着接受最高层次的审美教育。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经典构成个体文学创作与文学阅读最大的“前理解”。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语言交往行为,决定了一部新的文学作品不可能以绝对新的姿态展现自身,即使在本文特定的框架下甚或已将读者导入特定的体验中,也总是会唤起读者以往阅读的记忆。阐释学认为,作品的意义就在于过去与现在的沟通。理解活动乃是个人视野与历史视野的融合。只有当解释者的先见和被解释者的内容能够融合在一起,产生意义,才会出现真正的理解。这种由视界“融合”而产生的理解,既不是理解者原有的先见,也不完全是作品或历史的原有内容,而是一个新的理解的世界(伽达默尔语)。因此,任何一种试图逃离经典的历史阈限来谋划独立原创的口号都是虚妄的。经典是人类审美经验的累积。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文学创作方能在标杆的指引下突破个体经验的狭小,生成更辽远的审美图景。
另一方面,经典的魅力在于,它不是一个封闭而僵硬的文本。经典可以源源不断地为不同的个体生产意义。我们常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强调读者的对于作品意义创造的积极性。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讲,也证明了“哈姆雷特”作为经典本身的丰富的可阐释性。因为,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个“哈姆雷特”制造了一千种各不相同的审美阐释和理解,其不可改变之前提是它首先必须是经典“哈姆雷特”,而不是“哈利波特”或别的文本。更何况,对不同的人如此,对同一个人的影响也是这样。十年前阅读“哈姆雷特”与十年后阅读“哈姆雷特”,其中况味必然不一样。因为十年后的审美个体不可避免地根据现在的语境去重新解释过去阅读到的内容。不同语境创造不同的期待视野,在不断建立、改变和发展的过程中,期待视野的变化和重建将引起文学评价标准的改变。“真正的艺术是连续不断被理解接受的艺术,作品只有在被理解和感知的过程中,其意义才会得到实现。”经典是经得起推敲的,经典常青不衰的魅力正在于常读常新,这是一般文学作品所无法匹敌的。经典造就了文学活动的良性生态。经典的意义开放性容纳了广大的读者,“每一次新的阅读都会产生一部全新的作品。”(英伽登语),同时,读者随着特定的环境条件变化和人自身实践发展,对经典的内在接受会不断发生变化,审美心理结构也会不断地重构和整合,从而获得审美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对普通大众来说,除了提升文化素养,经典的意义还在于为每个时代的读者找到一种自我确证的方式。精神分析学家认为,阅读是一种参与的活动,人们读书的目的在于更多地发现自身,而不是更多地发现文学,读者对于世界的理解,其实也就是对自我的理解,他一方面寻找自我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另一方面也在反省着自我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由此,文学中的世界就不仅仅是作品的世界或作家的世界,同时也是读者自我的世界。近几年来,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的走红正是说明了这一点。于丹教授对《论语》《庄子》的解读一改传统学院式的深文周纳,却为普通大众打开了通向经典之门。大众争相聆听于丹讲演、翻阅于丹著述,正是因为于丹让他们获得了在工具理性盛行的时代语境下的自我认同,让他们在价值失范心灵迷惘无依的情境中获得自我倾诉。于丹敞开的那个世界也许已经大大迥异于先哲先贤们的那个世界,但却是当下社会许多普通大众所渴望追往的那个世界。这个世界,或许很浅俗,却是经典的一种当代呈现模式,也是普通读者理解自我的重要方式。
当然,我们也必然要认识到,经典本身意味着一种秩序,尽管从历史纵向看会有打破与重建,但经典的序列以及经典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产生的过程总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动态过程。经典认同了一种标准,必然会贬抑另一种标准,因此,在经典的序列进阶过程中,经典的审美高度必然会导致审美的霸权或者审美的偏见,这就从某种程度上取消了非经典的历史地位,从而导致文学史和文化史变成经典的排序史。事实上,那些非经典作品的存在,非经典对于文化建构与文学创作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对经典本身的产生也是不可小觑的。当我们倾听纳兰性德如泣如诉的“一片伤心画不成”时,我们可曾记得之前早几百年就写下同样诗句的唐代的高蟾,可曾记得还有那“一片伤心云锦地(宋,王C),“对古来、一片伤心月”(宋,辛弃疾),“一片伤心花影重”(明,汤传楹),“东来一片伤心雁”(明,吕师濂)以及“一片伤心逐暮潮”(清,赵贤)。更不用说,《西厢记》《白蛇传》《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的产生过程无不留下众多非经典作品的书写身影。非经典就是经典绚丽颜彩下面的底纹,它延宕了经典的审美空间与韵味。
同时,非经典的活跃意味着对经典保持着审美的张力,使我们更加能了解文化的深邃和艺术的丰富。非经典使得审美多样性保持可能,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质疑了经典的权威性与唯一性。另一方面,非经典活力常在的现实原因是社会分层所导致的文化传播与接受的分众化。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层不断清晰,形成“多层级”特征是时展的必然趋势。美国社会学家甘斯曾使用“趣味文化”与“趣味公众”两个概念来阐述文化区分阶级、区分社会群体。所谓“趣味公众”就是那些“对价值和品位文化内容作出相似选择的使用者”。在所有社会之中,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一个具有与其他阶层不同趣味的公众,每一个阶层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消费模式。这些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经典从来都不是社会阶层唯一的文化趣味和精神诉求。在不排除经典的前提下,读非经典是对社会大众分层化的现实尊重与文化包容。
更进一步地看,经典的历史进序又是变换的。经典常常会经历一个“建构―解构―再建构”的过程。正如基洛里为《文学研究批评术语》撰写的“经典”条目所指出的,它是“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经典中不断有作品添加进来,与此同时,其他的作品又不断地被抽去”。经典与非经典之间,入列或出列,无不显现着各种力量与机制的博弈。同时,经典的流动性不断在召唤着新经典的诞生。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时代必然有一个时代的经典。“一切伟大的作品都建立或瓦解了某种文体,或者说它们都是特例”。在本雅明看来,经典的诞生都意味着经典的反叛,经典化的过程也是去经典化的过程,必然超越既有的经典,才会有文化和文艺的新生。约翰・吉洛利说:“把不朽作品的秩序理想化,意味着新诗人所造成的威胁是无序的;如果有机会改变不朽作品现存的秩序,即加入经典作家的行列,那么,新诗人就必须以一种顺从的姿态来展现自己”。在经典面前,顺从的态度是最无望的选择。经典化并不是经典理想化或者经典唯一化,并非是对一种文化或者哲学理解的永恒膜拜,因为经典是建构的,因而也是流动的。流动的经典既是时代和社会流转的鲜活记忆,是个体阅读长河中涌动的波涛,也是人类精神追求的超越性丰碑,每个时代都会对经典作出自己的阐释,每一个阐释都会成为经典意义的新发源地。
经典文学作品的意义篇4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红色经典文学作品
高校文学课程中蕴含大量红色经典文学作品，是思想政治教育最直接、青年学生最感兴趣的教育资源。高校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主要通过现当代文学课程、校园文化、校园网络等形式传播，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以校园文化、现代媒体为新平台。利用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对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合格建设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红色经典文学作品的含义及功用
红色经典文学作品，是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不管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其基本理念、价值取向（社会理想、道德继承）、创作范式、美学风格上都存在内在相同的性质。
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指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兼收并蓄古今中外优秀文学成果。其最根本的特征是“红色”，具有革命性和先进性相统一、科学性与实践性相统一、本土化与创新性相统一、兼收并蓄和与时俱进相统一等特征。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独具中华民族特色。
红色经典文学作品用文艺的形式，承载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模式，这是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种强大支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资源宝库，能产生极强的感染力和传播力，具有超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二、文学课程中的红色经典作品
高校文学类课程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以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为主，不管是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还是其他文学作品，时代性、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极高。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产生的文学作品，绝大部分是红色经典文学。
（一）诗歌
高校文学教材的红色诗歌有老一辈革命家的诗词，、、、恽代英等的诗作，还有革命诗人、爱国诗人、革命烈士的诗篇。如的《七律·长征》、《沁园春·长沙》、《忆秦娥·娄山关》、《七律·人民占领南京》、《沁园春·雪》、《念奴娇·昆仑》等，《太行春感》、《梅岭三章》、闻一多《七子之歌》《死水》、瞿秋白《赤潮曲》、殷夫的《我们》、艾青《我爱这土地》、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公牛《五月一日的夜晚》、贺敬之《回延安》、郭小川《甘蔗林—青纱帐》、苏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叶挺《囚歌》等。有的充满革命激情、恢弘奇伟，有的忧国忧民、令人深省。不管哪一类红色经典诗歌，均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之作。
（二）散文
红色经典散文包括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篇脍炙人口的篇章。例如郑振铎的《别了，我爱的中国》、的《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的《可爱的中国》、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冰心的《小桔灯》、矛盾的《白杨礼赞》、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郭沫若的《科学春天》、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峻青的《雄关赋》等。这些红色经典散文，不管是影响历史走向的革命先驱穿越苍穹时空的大思考，还是写景叙事、抒感的篇章，都以华美的词章为载体，有的笔锋雄健、一泻千里、浩浩、至大至美；有的笔触细腻、静谧温馨、涓涓溪流、沁人心脾。
（三）小说
红色经典小说数量众多，诸如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红日》、《红岩》、《林海雪原》、《保卫延安》、《山乡巨变》、《创业史》等。中篇、短篇小说数量更多。这些小说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人物性格鲜明动人、生活气息扑面而来。特别是长篇小说气势恢宏，具有史诗品格。以长篇小说《红旗谱》为例，小说在表现主人公朱老忠革命斗争性的同时，还表现了其为朋友敢于“两肋插刀”的侠肝义胆。在不断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小说成功创造出了一种符合中国传统农民的审美倾向，朱老忠的侠义品格得到升华，上了一个新台阶，“侠义精神”历练为一种革命英雄主义的象征。在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中，作者将个人独特的生活体验转化为真挚朴实的情感，产生了独特的审美品格，从而打破时代的局限性，获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红色经典小说逐步脱离单一的主题和单一的艺术倾向，穿插各种矛盾的主题和矛盾的艺术倾向，不论篇幅长短，都在革命的主题中相互交织，凸显独特审美功能，并引领读者通过这些特殊的文学现象，品味红色经典小说共同的“经典性”。
（四）戏剧
红色经典戏剧包括革命现代京剧、歌剧、话剧等作品。京剧有《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精品；歌剧《白毛女》、《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红色娘子军》、《江姐》等经典之作；话剧有《茶馆》、《战斗里成长》、《龙须沟》、《万水千山》、《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红色经典戏剧具有很强的审美艺术价值，强烈的时代精神，激情昂扬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峥嵘岁月的革命意志，奋斗故事具有荡涤世俗、令人激情燃烧的特殊魅力。红色经典戏剧表演自然真实，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重温红色经典戏剧，能够起到传承红色文化的作用。
（五）其他
鲁迅杂文《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友邦惊诧论》、《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呐喊》、《彷徨》、《野草》等是红色经典杂文。评价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读鲁迅杂文，无论如何晴空万里，读者都会紧锁双眉，脸色铁青，沉重、愤怒、痛苦、绝望，青年的热血沸腾起来，又冷下去，最后凝结成稠状的东西。阳光是有的，只是通向太阳的路很长。青年不能得到凭借一腔激情便指点江山的，有的只是重负与壮志结合起来的、难以名状的悲哀。于是，悲哀产生力量。
三、利用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利用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以校园文化、现代媒体为新平台，形成阅读欣赏、传承红色经典文学作品的氛围。凡涉及红色经典文学作品，在课堂教学中,既要注意作品的文学特色和文本特质,更要考虑接受群体的时代特征和阅读期待,最大限度地与当代大学生的精神境界相契合。在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介绍，思想性、艺术性分析讲解过程中，突出作品的思想性，把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和情感揭示出来，让学生产生心灵共鸣，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利用网络等现代媒体，搭建红色文学教育新平台，借助现代传媒方式，创建具有时代性、思想性、服务性的红色文学网站、微博等，构建积极向上的红色网络文化，用符合青年学生的生活习惯、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传播、弘扬红色文学经典作品。大学生不仅要成为红色经典文学的学习者和继承者，还要成为红色文学中革命精神的发扬者、传播者、创造者。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如何发掘与阐述并很好地运用红色经典文学的丰富资源，具有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中华民族要走向复兴，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综合实力强盛的支撑外，当今社会还需要我们把目光更多地投向红色经典文学作品，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并将其意义彰显出来。细化到文学上，即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在创建和谐社会的时代召唤下，文学的理性作用应该得到凸显。借助文学艺术的感染力和传播力，积极纠正、协调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挖掘红色经典文学的高尚美和理想美，关注红色经典文学与时代相结合所蕴含的崭新意义，再现超越时空的信仰的力量，促进和谐社会的文化发展，为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巨大的能量。
参考文献：
［1］诗词的艺术境界［n］.人民日报，2000.12.26.6.
［2］党秀臣.中国当代文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1）.
经典文学作品的意义篇5
【摘要题】本期专栏：当代文化研究
【关键词】经典化/经典/大众文本/精英文本
【正文】
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庸及其武侠小说在中国内地理论界被高度推崇。这种推崇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金庸及其作品的“经典化”，其实，在大众文本中，作者被“经典化”的不止是金庸一个人，与他具有相似命运的，还有喜剧片的导演兼演员卓别林，美国的西部片导演约翰·福特，惊险片的导演希区柯克，以及创作出了《福尔摩斯探案》的柯南·道尔，撰写了《飘》的玛格丽特·米切尔，以及写出了《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的张恨水等；而作品被“经典化”的就更多了，如影片《乱世佳人》、《雨中曲》、《正午》、《克莱默夫妇》、《沉默的羔羊》及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弗兰肯斯坦》、《根》、《教父》、《人性的证明》等。被“经典化”的结果，自然是这些作品成了人们认可的“经典”之作，这些作者也就成了经典文本的创作者。但是，这里随之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什么是“经典”文本？它与精英文本的区别是什么？而要回答这个问题，须先从“经典”的释义开始。
“经典”（classic）一词在理论上有多种含义，也被不同的理论家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过。从王先霈、王又平主编的《文学批评术语词典》对诸多研究者关于“经典”论述的梳理，可以看出，文本上的“经典”通常在三种意义上被使用：一是指“最优秀”的作品，二是指被“广泛承认”的作品，三是指在文本内在特性上“复杂和不确定到了足以给我们留出必要的多元性的地步”的作品。这样三种意义上的“经典”作品，无疑主要是针对精英文本而言的，它或者指那些被评论家们誉为最优秀的作品，或者是阅读起来最复杂多义、能够与读者进行无止境对话的文本，或者是其地位已获得广泛认可的文本。事实上，历史上的经典文本也基本都是精英文本，它们被编选成文集，列入学生的必读书目，写进文学史或艺术史，并进行示范性的解读，以作为“伟大的传统”供世人拜读和学习。这样的文本“经典”体系总是富于创新的作品的天下，似乎很难容得下程式化的大众文本，而大众文本仿佛也就永远与“经典”作品无缘。
其实不然，因为“经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一个文本价值的评估尺度或标准，它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某种尺度或标准的建立以及这个尺度或标准的制定者的威权。这也就是说，一种政治、文化或者宗教威权的存在，会带来一种。尺度或标准的确立，而根据这个尺度或标准，就会遴选出一批作品成为这个威权所认可的“经典”文本。因而，美国学者弗兰克·克默德指出，经典“实质上是社会维持其自身利益的战略性构筑，因为经典能对于文化中被视之为重要的文本和确立重要意义的方法施加控制”[1]。而当这种威权发生动摇或者改变的时候，其作为“战略性构筑”的文本“经典”体系也会随之发生动摇和改变，于是，新的威权与新的“经典”的衡量尺度或标准会乘虚而入，逐渐建立起符合自身利益的新的经典作品体系。就在这种改朝换代般的变化之中，一些不被既往经典体系所认可的作品，包括大众文本，获得了“晋升”“经典”的机会。
但是，大众文本进入“经典”的重要契机，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社会结构下的威权的改换。因为大众文本根本就不属于传统社会，它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只有在从传统的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经典”重构中，才有可能获得“经典”的提名。当然，大众文本这种提名的获得，首先是基于现代社会遴选“经典”作品尺度或标准的变化。由于“在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中再也不存在能够强行颁定一部经典的宗教或政治势力了”，“与此同时，文学的领地已被缩小到了不再危及现存制度的安危的境地”，所以威权“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去做监督或批准经典的确立工作了”。如果说，在传统社会结构下“意识形态的灌输使得一种严格的经典成为必要”的话，那么，只有当威权“放弃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的时候，“经典”“才能获得解放”[2]。现代社会的统治者当然不会完全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但控制的程度显然较传统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松动，而松动所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多元化社会的出现。正是这种多元化的社会，导致了“经典”评估尺度或标准的变化，使“经典”文本体系的成员构成也趋于多元。其次，大众文本“经典”提名的获得，是基于大众文本自身的繁荣。大众文本的繁荣兴盛使它自身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发生在广大的接受群体——大众中，而且也波及了向来很少关注大众文本的专家学者群落，使得专家学者们已经无法漠视它的存在，进而不得不正视它、认可它，以至于研究它。而专家学者们的关注与评价，无疑是大众文本走向“经典”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大众文本获取“经典”提名，实质上是作为文本接受者的大众、专家学者以及现代社会多元化语境（其中有政治及文化威权的力量，而且是其中一种主要的力量）共同“协商”的结果。这正如有位学者在分析通俗文学时所指出的那样，“‘通俗文学’经典不是哪一个人的‘经典’，它是一个协商的结果。它是各方力量一起抬出的一顶蓝尼大轿。其中主要的力量，当然是专家们和读者大众”[3]。
多方力量“协商”的重要成果是“经典”构成元素的多样化，也就是说，“经典”不再纯粹是精英文本的“经典”体系，而是成了“收藏”包括精英文本在内的多种文本形式或种类的“仓库”。在这个“仓库”里，“经典”的“功能”得到突出的强调，或者说，文本主要是靠自身的“功能”而不是权威的支持而获得“经典”地位的。至于“经典”的功能，查尔斯·阿尔蒂瑞有过如下论述：
经典的功能之一是教化性的（curatorical）：文学经典蕴藏着丰富的，充满复杂对照的准则，它创造用以阐释经验的文化语法。但是，考虑到典范性的材料的本质，我们不能将教化性的功能仅仅看作是纯语意的，因为经典还包括价值——这种价值既存在于被保存的内容也存在于保存的原则。因而，经典的另一基本功能必须是规范性的。因为上述功能是彼此关联的，所以经典不能被表达为简单的教条，相反，作为辩证的来源，经典辨明了我们为了获取富于对比色彩的语言所需的差异，并提供了当我们支配这语言时我们自身所形成的模式，功能的相互关联转而适用于这两种基本模式，每种模式分别显示出文学作品的不同维度。经典为我们提供在文学形式内部运作的范例。经典是收藏发明的仓库，是对我们在一种文体或风格中向更远处推进的能力的挑战。但是在大多数情形之中，技巧不仅是其自身的目标，也是强化文本提供一种有意味的姿态的能力的方式，它使我们得以接近非文本的经验。所以在训练我们寻找功能关联的方式时，经典除确立了保存技巧范例的模式外，还确立了智慧的模式[1]。
而正是在查尔斯·阿尔蒂瑞所论述的“经典”功能的意义上，中国学者李勇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经典’学习到该文化中一整套相关联的‘处世’经验与‘智慧模式’。就文学而言，它既提供技巧范式，也提供向‘更远处推进的能力的挑战’。这样看来，一种文化中的‘经典’应该是多样的，我们说不上哪一种作品哪一天会派上用场。因此，最好办法是把‘经典’当成‘收藏发明的仓库’。这个仓库中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通俗学’这一大类”，并且还进一步指出，“就‘经典’的功能来看，如果说要让一部现代‘经典’很好地发挥其‘文化语法’与‘智慧模式’的功能，选择‘通俗文学’作品也是很合适的，因为它是属于广大市民的”[3]。由此可见，在现代社会里，大众文本的“经典”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不仅是合乎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趋势的，也是合乎现代社会文化发展及文本创作的需求的。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现代社会里，经典文本已经不能等同于精英文本。精英文本有着自身独特的以“创新”为标志的尺度，它也许也有很少量的模式因素，但其文本的创作宗旨与根本指向却完全在于独创，在于黑格尔所谓的“这一个”。它是创作个人化的结果，是创作者独特个性的表达。而经典文本在一定的意义上，不是创作的结果，而是历史、社会、文化的产物。也就是说，经典文本不是哪一个作家创作出来的，而是由创作者、接受者、社会政治与文化权威以及特定的历史或时代需求等力量共同推举出来的“排行榜”的榜单。在这个榜单里，有“创新”性的精英文本，可能也有“通俗”性的民间文本和“程式”化的大众文本等。也正因如此，“经典”才能成为“收藏”一切文本“发明”的“仓库”，用以保存各种文本的“技巧范例”和反映人类各种“智慧的模式”。可见，经典文本，在现代社会里，已经由传统社会里的“经典文本＝精英文本”的概念界定，转变成为一个“经典文本＞精英文本”的概念范畴，而后者显然较前者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为宽广的外延。这种转变使得“经典”一词，不再是“精英文本”的代名词，而成了一个涵盖包括精英文本在内的各种文本形式的典范性作品的整体性概念；它的意义“所指”，也更倾向于作品“公认的”、“典范的”功能。因而，今天的“经典”，已经添加了更多的文本收藏及展示意义。
由上述分析可见，本文所谓“经典”，并非大众文本内部的经典之作，而是大众文本与精英文本共同的“经典”，即将大众文本与精英文本放在一起所确立的经典文本目录。这个目录因为收藏了各种文本形式的典范性作品，而成为一个社会的文化特征、一个民族的智慧模式以及一个国家的精神风貌的象征。这个目录，不仅是诸多专家学者向社会隆重推荐并加以精心注解的作品选本，而且是被写进文学史供学生们学习的“必读书目”，因而它是得到了一个社会从权力机构、知识阶层到普通平民等各界认可的文本集群。大众文本只有进入这样一个目录，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才算真正走向了“经典”。而前文所列举的金庸、卓别林、约翰·福特、希区柯克以及柯南·道尔等人的大众作品，所走入的正是这样一个经典目录或名单。于是，我们看到，在中国，金庸不仅被排到了中国20世纪文学大师的座次表中，而且对其武侠小说的分析被作为一门课程开到了中国最著名大学的讲堂上。在英国，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不仅成为世界上“除了莎士比亚和《圣经》”之外，“人们研究最多的”大众文本形象，而且已经“产生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歇洛克学’”[4]，在国外一些专门的福尔摩斯研究中心进行研究，并在一些著名大学的课堂上加以讲授。约翰·福特、希区柯克等人及其作品走入“经典”的经历，也大致如此。
当然，能够被经典化、成为“经典”之作的大众文本，只是数不胜数的大众文本中的极少数作品。而且，这些极少数大众文本往往还必须具有某些特别素质，才能够得到“经典”的提名。关于这些特别素质，有研究者指出，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或者说大众文本之所以能够被经典化，是因为达到了三条“经典”标准线。其中首要标准是“作品本身要具有较高价值”，即作品要具有“时代感”，要具有“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在“思想内容”上要“给人以精神上的鼓舞”；第二个标准是作品“必须是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第三个标准是作品要具有“独创性”，但这种“独创性”“应该是在规范的框架中的创新”[3]。本文认为，这三个标准固然是不可缺少的，但其中的第二个标准和第三个标准，是决定一个大众文本能否成为“经典”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即只有拥有巨量规模的接受者和表现出“独创性”（这种“独创性”与精英文本的创新不同，是一种“程式中的创新”）的大众文本，才有可能走进“经典”。
在“程式”中创新的大众文本，是雅俗共赏的大众文本。而随着一些雅俗共赏的大众文本走进“经典”，大众文本无疑也开始受到专家学者们的关注与认可。尽管这种认可还仅仅是初步的，是更多用精英文本尺度或标准所作的文本衡量，着重挖掘的也是大众文本中有关“创新”的那一面，或者说被“创新”之光所照亮的那个文本表现区域，至于大众文本中的“程式”因素或有关“程式”的那一面，则被遮蔽或忽视了。这一点从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论述“通俗小说”的文字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说，“最关键的一点，是通俗小说在整个文学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是它自身的价值。讲清楚李涵秋、张恨水乃至金庸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讲清楚他们的创作跟整个小说思潮的关系，他们作为通俗小说家对小说艺术发展的贡献，这才算触及问题的实质”[5]。而就在这种忽略大众文本“自身的价值”的理论观念与实践批评中，“程式”——这个大众文本最重要、最具本体性的文本特点，成了一个被有意无意遮蔽的批评“盲区”。这个批评“盲区”只要还存在着，就说明一些大众文本走入“经典”的事实就还属于偶然的、特别的现象，大众文本也还没有真正得以被与精英文本同等对待，依然还在学术理论界处于弱势地位。
事实上，不认可大众文本的“程式”，就不可能真正认同大众文本。因为大众文本的“程式”与大众文本本身是浑然一体的，是须臾不可分离的。摒弃了大众文本的“程式”，就等于摒弃了大众文本。因而，那种对大众文本的“程式”视而不见或者不屑一顾的研究者所作的大众文本研究，在本质上并不是对于大众文本的真正的科学的探究。他们将某些大众文本“经典”化，只是在“拔高”大众文本的前提下为他们的精英文本体系又选拔了一名符合当代文化价值取向的新成员而已，而在选择与评价“经典”的尺度与标准上并没有本质的改变。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目前不少情况下大众文本的“经典”化，不过是一种准“经典”化，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经典”化。它与我们理论设想中的那种真正将大众文本视作一种不可替代的文本种类并予以认同、收藏的“经典”体系比较起来，还有不短的距离。
然而，随着大众文化的日益繁盛和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大众文本的地位必将得到不断的提升，那种真正将大众文本视作一种不可替代的文本种类并予以认同、收藏的“经典”体系，也必将在某一个时候被建立起来，成为社会文化的一个坐标和各种文本发展的一个示范。在这个“经典”体系里，文化类型不分贵贱，平等是其精神；文本不论高下（此处的“高下”与文本质量的优劣无关，而是就文本的不同特点而言的），大众文本的“程式”与精英文本的“创新”得到同样的认可。无论是哪一种文化和哪一类文本，只要它们表达了人类（无论是“大众”还是“少数人”）的心理诉求，能够满足人们健康向上的精神需要与正常合理的欲望需求，就都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显然，只有这样，这个“经典”文本体系才能够真正体现现代社会人人平等、各种文化平等的精神。
事实上，现在已经到了应该改变既往文化及文本观念的时候了。因为在世界越来越呈现后现代色彩的当代国际社会里，以往精英文化及其文本与大众文化及其文本之间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在被填平与跨越，一种融合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特点的新的文本形态正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这种文本，正如詹姆逊所说，“这就是，在它们当中，取消高级文化和所谓大众文化或商业文化之间先前的（基本上是高度现代主义的）界限，形成一些新型的文本，并将那种真正文化工业的形式、范畴和内容注入这些文本，事实上，后现代主义迷惑的恰恰是这一完整的‘堕落了的’景象，包括廉价低劣的文艺作品，电视系列剧和《读者文摘》文化，广告宣传和汽车旅馆，夜晚表演和b级好莱坞电影，以及所谓的亚文学，如机场销售的纸皮类哥特式小说和传奇故事，流行传记、凶杀侦探和科幻小说或幻想小说：这些材料它们不再只是‘引用’，像乔伊斯或梅勒之类的作家所作的那样，而是结合进它们真正的本体”[6]。这种新的文本形态的出现，使得我们已经无法清晰地辨别一些文本的“精英”或“大众”性质，而只能看到其中“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日益互相渗透的文本表现（这种表现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无厘头”文本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詹姆逊看来，正是这种新的文本形态，呼唤着一种新的文化与文本的探讨与评价方式。他说，“在我看来，我们必须重新考虑精英文化／大众文本的对立，使传统上流行的对评价的强调——这种由二元对立价值体系运作的评价（大众文化是民众的，因而比精英文化更权威；精英文化是自主的，从而与低级的大众文化不可相提并论）倾向于在绝对审美判断的某种永恒领域里发生作用——被一种真正是历史的和辩证的探讨这些现象的方式代替。这样一种方式要求我们把精英和大众文化读作客观上相互联系的、辩证地互相依存的现象，作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美学产生裂变的孪生子和不可分离的两种形式”[7]。詹姆逊的这种论述，主要是针对像美国这种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与文本发展状况而言的，也许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国情条件下的文化与文本现状，但中国自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日趋多元的文化发展格局，在一些经济与文化发达的大都市及沿海地区，已经越来越多地显现出了某些“后现代”社会的症候，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精英／大众文化”的文本。其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大众文化对不少精英文本的改编或“戏说”，也能够看到融合了一定的流行元素或大众文本程式因子，但又表达了创作者鲜明个性与追求的文本的日益增多。亦即“雅俗共赏”的文本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占据社会文化的主流。而这种“雅俗共赏”的新的文本形态的兴盛，就更加显示出了大众文化的泛化，显示出了大众文本的繁荣。
面对这种“后现代”社会症候下大众文化的泛化和大众文本的繁荣，我们的理论界所需要的绝不仅仅是一种似乎是“俯就”的应对姿态，更重要的是需要树立一种新的重新审视文本价值的观念，需要建立一种适合新的文本存在状态的批评方式和价值评估尺度。因为只有在这种观念、批评方式和价值评估尺度下的大众文本，才能够真正以自身的特有本性与价值进驻“经典”，成为“经典”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元。也只有到那时，优秀的大众文本才能够得到理论界真正的认同，才能被安置在其应该被安置的文化地位上。
【参考文献】
[1]乐黛云，陈珏．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2]［荷兰］d.佛克马，e.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李勇．“通俗文学”的经典化[j].新世纪学刊（新加坡），2001，（创刊号）：48—57.
[4]［美］托马斯．a.西比奥克，珍妮·伍米克—西比奥克．福尔摩斯的符号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5]陈平原．小说史：理论和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经典文学作品的意义篇6
关键词：“红色经典”；文学审美；人本性；政治意义；审美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2-0114-04
“一个词语只有进入特定话语的范畴才能获得意义，也才有被人说出的权利。否则，便要被贬入沉寂。特定的话语背后，总体现着某一时期的群体共识，一定的认知意愿。”[1]这里的“群体共识”指的便是社会层面的政治理性。政治理性形成于一个国家或民族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发展进程中，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里社会上流行的政治理念和态度，揭示着整个民族群体的普遍政治心态。“红色经典”文学正是受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理性即“红色理性”的影响，将“人性从属于阶级性的理念非常突出地体现在表现革命历史的文本中。这些以革命战争和地下斗争为描写对象的作品无一例外地宣扬了在阶级性面前，人性要无条件让位的思想。”[2]在“红色经典”文学中，阶级性曾经被放大，不容置疑地被定为人的本质属性，从而产生了政治理性与个体人性的矛盾与冲突，文本的历史虚构性与真实人性缺失的矛盾与冲突。本文拟对“红色经典”文学这一矛盾与冲突作一粗浅的人本性解读，进而阐释“红色经典”文学独特的政治意义和审美意义。
一、政治理性与个体人性的矛盾与张力
在经历漫长的革命战争后，伴随新中国的建立，“斗争”、“革命”、“枪杆子”已成为我国新的时期政治社会化的重要理论概念和实践标准，“红色”和“革命”也已成为艺术创作的主导型话语和基本叙述原则。“红色经典”文学便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产生了，成为在政治和思想意义上适应“继续革命”理论的文学作品。“红色理性”是“红色经典”文学产生时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态度，包括爱国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等。而“红色经典”文学中赞扬的人性正是在“红色理性”制约影响下的人性，因而，必然会产生政治理性与个体人性的矛盾与张力。
1.政治理性是人性的表现形式。“政治理性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精神现象，是受人的政治目的和意志所支配的精神活动及在政治生活中按一定逻辑规则和逻辑程序运作的认知形式和认知能力。”[3]其中，政治生活是整个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原始社会组织形态中，由于还未产生一定的阶级制度和等级之分，所以早期人类的政治理性是以追求生存、自由、真善为目标的政治理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对自身内在本性进行约束，政治理性以规范社会政治生活作为目标，法律、规则成为政治理性约束政治生活的工具。
而人性的基本表现形式是在满足自我生存需求的前提下，对所处环境的关照，它取决于人在群体生活中逐渐演化出来的生存智慧、价值取向。美学中的人性分别为善恶两面，善的人性在行为上表现为善良、宽容、慈爱等，恶的人性则表现为自私、贪婪、残忍等等。在人类群体内部成员中，由智能优越的成员制定实施一定规则，从而影响着其他人类成员，这是政治理性对人性产生影响的表现。它扼制人们对群体内部成员展现出人性恶的一面，强调和追求展现真善美。同时，它往往也促使人们对群体外部人员呈现出一种敌对或漠不关心的状态。由此可见，政治理性是人性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人对自我追求的表征，目的是更好地适应社会，从而提高主体的生存状态。
2.“红色经典”产生时代的政治理性与个体人性的矛盾与张力。1938年，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中提到“中国的问题离不开武装解决。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4]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我们可以称之为“红色理性”。它属于政治理性的范畴，体现着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政治理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乃至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指导国家发展的政治理性，并直接影响当时社会文学的发展，是一整套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原则。
“红色经典”是红色理性在文学艺术创作活动中的直接实践，当时，大多数“红色经典”创作者因为长时间受到革命战争的影响，心理上具有强烈的红色理性的倾向。创作者们力求将我方革命者传奇化、敌方妖魔化，从而衬托出小说所要表现的英雄人物形象，他们塑造出的小说人物，基本不存在中间人物。此外，主题先行决定了人物的塑造，所以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大都具有传奇性的特点，如《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孤胆闯敌穴，智擒顽匪……由此可见，“红色经典”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具有一定共性，小说作者在塑造出了一个个无私忘我、不畏艰险的鲜活英雄形象时，一方面尽可能放大他们善的人性，另一方面又尽可能缩小其恶的人性，从而淡化英雄人物的世俗幸福，扼制人的一些基本的本性，这时的“人”便少了一些真实主体性，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个宣扬红色精神的人物范本。
产生以上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当时社会的政治理性在相当程度上遮盖了个人人性，人成了某些社会规范的载体。在这种政治理性与个体人性的矛盾与张力中，受到“红色理性”影响的创作者，从自己的政治觉悟和当时的社会责任出发，采取模式化、集中化的处理方法赋予小说人物政治灵魂。英雄人物的形象也确实存在被过度拔高，英勇善战、大公无私、不怕牺牲、没有精神危机成了英雄们的基本特点。在朱老忠、江姐、少剑波、杨子荣、许云峰这些英雄人物身上，我们看不到丝毫“小资产阶级情调”，他们外表高大、眉宇中正，具有崇高的阶级性的政治道德，已经成为为政治服务的模板。这种处理方法造成了作品中“人”性的某些失落，这里的“人”指的是哲学意义上的具有本我的人，是具有潜意识中的本能、冲动与欲望的人。“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体……”[5]正是这种“红色经典”中政治理性与个体人性的内在矛盾与张力，使“红色经典”文学不可避免地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
二、文本的历史虚构性与真实人性缺失的矛盾与张力
在“红色经典”中，人性中个人的爱恨情仇大都被认为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不应有的情愫，而高尚理想的人性才是一个英雄人物应具备的。“红色经典”文学创作者一方面基于革命历史事件真实，从中寻找英雄典型，另一方面对事件进行艺术加工，在强调人物的阶级性以及革命斗争的不易与艰辛时，进一步拔高了英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具有强烈目的的夸张的艺术处理手法，也导致了“红色经典”文本产生一定程度的历史虚构性，人物也容易缺失“人”的真实主体性，从而产生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理想人性与现实人性的矛盾与张力。
1.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的内在矛盾与张力。20世纪90年代以后，“红色经典”文学曾遭到是否具有其历史真实性的质疑，有些人完全站在所谓真实历史事件的角度对“红色经典”文学进行评判。然而，文学艺术不是历史史实，更不是历史原貌，而用历史真实来衡量艺术作品的价值，有悖艺术创作规律。
在一个“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时代，题材是否“政治”决定着作品的艺术价值。所谓“政治题材”，“一定是光明的东西，革命胜利了不能有新旧斗争，更不能死人，即使是胜利以前死的人和新旧斗争，革命胜利了不能有落后和黑暗，即使是经过斗争被克服了的落后和黑暗。”[6]这便要求创作者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对作品故事及人物进行“政治化”加工，即事件“夸张化”、人物“红色化”。《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为了突显剿匪小分队的英勇神武，将顽匪由20位增长到了200位，将原本的战士人数由6位增长到了20位。6名战士剿匪20人固然是以少胜多、以智斗勇，而20名战士与二百名顽匪的数量对比更能体现出我方战士坚强不屈的革命斗争精神。曲波等“红色经典”文学作家在宣传烈士事迹时为何要作这样的文学处理？这是因为在那个强调“政治第一”的历史环境下，文学、教育都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讲，曲波等“红色经典”文学作家并不是纯粹的作家，也不是历史学家，而是革命激情燃烧的党员干部。他们的职责和心愿，就是为了记录残酷的敌我斗争，用英雄精神教育青少年。所以，在“红色理性”至上的社会大环境中，他们的作品难免出现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的矛盾，这不仅在情理之中，也符合艺术创造的规律。
曲波在写杨子荣牺牲章节时，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情感，所以他将《林海雪原》的结局写为杨子荣并未牺牲，剿匪胜利后担任了团侦察参谋，又和战友们踏上了新的征程，但现实生活中，杨子荣在消灭“座山雕”几天后便因为胸口中枪牺牲了。小说中杨子荣的“不死”一方面寄托了作者的个人缅怀战友的心情，另一方面也是将英雄人物“神化”，让其保持一个高大完美的形象。此外，小分队的战士们在东北零下40多度的恶劣条件下还能生存6天6夜，这已经是挑战人类生理极限的行为，不可能如小说中描写的那样轻而易举，所以这一切都是将作品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的艺术虚构，这种艺术虚构，是在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基础上而展现出的人性美和崇高美。
2.理想人性与现实人性的内在矛盾与张力。理想的人性是个体的人在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达到的平衡，是单一的美善人性。席勒将人性分为三种形态――感性的人（自然的人）、审美的人（自由的人）、理性的人（政治的人），因为许多哲学家、思想家描绘的理想国度都闪耀着理性光辉，比如柏拉图《理想国》――要求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有其特殊功能，以满足社会的整体需求；陶渊明《桃花源记》――追求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的大同社会。由此可见，理性的人是人性追求的最高层次，是理想的人性。成为审美的人是将感性的人变为理性的人的唯一途径。具体来说，人性冲动分为感性冲动、理性冲动和游戏冲动，感性冲动是对周围物质的直接反映，是客观实在的；理性冲动是要求绝对的理性，要克服物质存在的盲目性，使人性获得最大的自由。当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二者在人身上同时作用并达到统一时，游戏冲动便产生了。席勒认为只有在游戏冲动中，人才能克服外部世界和内在冲动的片面性，达到和谐完善的真正的自由，从而产生审美。因此，美其实是人类主体的一种状态，是人性达到完满统一的理想状态，同时，美也是独立人性的自由追求。
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红色经典”作家在对“英雄”的认知上，相对忽略了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往往把人的感性当作本性，并对其表现出排斥与逃避的情绪。《红旗谱》作者梁斌说：“几千年来，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涌现了许多有勇有谋的农民英雄，因此，我认为对于中国农民英雄的塑造，应该越完善越好，越理想越好。”[7]对此，创作者直接的行为是在描写人物时，对其斗争事迹进行夸张叙述并突出描写其政治品格。《红岩》中的江姐看到悬挂在城墙上丈夫的人头时，强忍住泪水，内心更多的是一种自责情绪。此时此刻，她心里挂念的是党交给她的任务，觉得自己没有权利流露出内心的痛苦，没有权利在这里逗留。江姐面对自己心爱人的牺牲是异乎寻常理性的，她的理性和意志完全控制住了感性情绪，甚至会羞愧于自己因失去亲人而产生的悲痛。如此的英雄是没有如普通人一般的儿女私情、天伦之情的，他们心中只有为了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豪迈、自信、英勇。这样的人性是理想人性，这里几乎只剩下一个毕生只追求政治理想的人。在这种理想人性与现实人性的矛盾与张力中，英雄人物的完美性、理想性压倒了现实中的人性，这既使人们肃然起敬，但又似乎缺少了人们的某些认同。
综上所述，“红色经典”的创作者们受到“红色理性”的影响，并基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道德理想建构了“红色经典”文学这样一种文学艺术样式，虽然其中充满了政治理性与个体人性的内在矛盾与张力，历史虚构性与真实人性缺失的内在矛盾与张力，但亦正是这种内在矛盾与张力，使其作品具有了独特的政治意义与审美意义。
三、“红色经典”文学独特的政治意义与审美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红色经典”文学在“中国革命文化领导权的建构中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体内容得到了最为广泛而有力的传播，它对整个民族的审美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是其它文学作品所无法比拟的。”[8]这些“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传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乎国事的民族传统和精神旨趣，塑造了一系列‘兼有民族性、时代性、革命性的新时代的典型’，强烈而集中地表达出了中华儿女投身水深火热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历史洪流的政治热情和英雄气概。它是民族传统文化中社会责任和使命意识的当代再现，也是自古以来崇尚英雄的民族审美观的集体展现。”[8]因此，“红色经典”文学中蕴含的政治理念和审美态度，使其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具有强烈的、独特的政治意义与审美意义。
1.“红色经典”文学独特的政治意义。“红色经典”文学记录了战争年代和新时期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辛经历和历史进程，体现着特定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先进文化和取得的非凡成就，具有极大的政治教化作用和励志作用。它是从我国民族的、历史的丰厚土壤中产生的，凝结着创作者崇高的英雄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操。这种强大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理想主义无疑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核，它使革命者时代精神透过文本的中介表达而显得更为集中、形象。“红色经典”文学为特定时期的人群建立了强烈的认同方式，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人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以及道德教育均具有重要的历史的时代意义。
历史不能割断，我们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历史地辩证地看待红色经典及其审美特色。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我们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历史上涌现的英雄，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需要了解中国革命的英雄，了解究竟有多少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了新中国的建立而不畏艰难，不惧牺牲。“红色经典”文学所传达的红色精神，承载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具有重要的思想政治教化作用。对于现当代青年来说，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些年代的青年人，可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直观地接触那段历史、了解共产主义战士的英雄气概、了解什么是集体主义、什么是革命乐观主义，从而深刻地感受到社会责任和民族使命感，感受到共产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力量。
“红色经典”文学所具有的励志功能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励志意蕴超越时空，不仅仅有助于教育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党忠诚，更能促进一个人形成正确的人生信仰和终生操守。从空间上讲，在作品中，杨子荣的智勇深深打动了他的战友，独身进入威虎山并成功剿匪成为连队的革命楷模、渣滓洞中的狱友纷纷表示自己被提出去审问的时候，心中总会想起勇敢、坚强的江姐，她是他们的精神导师；在作品外，有成千上万的读者被战士们为革命理想献身的精神所感染，纷纷将英雄们作为自己的人生偶像，模仿着故事中英雄人物的言行，以革命精神为指导，在实践中克服自身缺点、不断追求思想觉悟和行动进步。《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虽然有着小资产阶级的弱点，但是经过她对周围先进人物的学习和对自我的深深反思，最终克服自身弱点，在革命斗争中寻找到了个人生命价值。此外，从时间上看，由于革命战争结束不久，革命精神和民族气节最能激发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政治热情，这是一个时代的信仰，是当时整个中国人民的精神食粮。对于人文精神缺失的当今社会，“红色经典”文学可以为富有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提供必要的思想源泉和精神价值，它蕴含着超越了历史时空的政治价值，带给人们深远的励志意义。
2.“红色经典”文学独特的审美意义。“红色经典”文学是一个时代的审美文化的结晶，是“红色记忆”的审美适应性扩展。“红色经典”文学的审美价值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主要通过创作者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虚构，达到审美升华，同时对人物形象进行生动、立体、多面的审美塑造，从而表现“红色经典”丰富的审美意蕴和价值作用。“红色经典”文学的审美意义一方面表现在其所传递的“革命必胜、不畏牺牲、追求生命意义”主导品格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其多样化的艺术路径上。如，《红岩》中的许云峰有着极高的政治敏锐性和果敢镇定的气魄，他顶住别人质疑的压力，挖通监狱墙壁，为战友们打开了一条通往光明的暗道，但他却没有自己使用。相比之下，叛徒甫志高贪恋小资产阶级的个人安逸，最终叛变了革命，从反面衬托了英雄们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红色经典”文学中的英雄人物都被描绘成无私无畏的革命忠实信仰者，从外貌上看，男性英雄人物英勇魁梧、浓眉大眼；女性则端庄大方、机智聪明，男性强壮化、女性男性化是人物的主要形象特征。而反面人物则往往是尖嘴猴腮、面露凶光，这些反动反人民的本性从其丑恶的外形上便可得知。“人物从出场时就被归类和划分，分别贴上了两个阵营的标签，政治身份已经决定了身体的外形和姿势……身体更像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变成创作者用来承载意义的隐喻，借已形成‘符号’的身体而注入了意义与价值。”[9]通过正面描绘或反面衬托所要表现的英雄精神的崇高是“红色经典”文学所要表达的审美内涵。虽然，其中存在一些片面性、极致化，但这种简单朴素的美学观念有着深厚的群众适应基础，通过史传文学、戏剧绘画等艺术形式中可知，明君贤臣、良将义士在京剧中总是用红脸（赤胆忠心）、蓝脸（刚直勇猛）或者黑脸（忠心耿直）等颜色表示，而白色则用来表示阴险狡诈之辈；而绘画艺术中，为了突出帝王将相的德高望重，他们往往在人群里会被画的更大一些。红色经典正是通过对小说人物一正一邪的对立描写，突出了文学作品追求崇高的审美内涵。
从一定意义上说，“红色经典”文学是中国式的经典，蕴含了特定时代下的创作者对中国文学付出的努力。在创作过程中，许多作品都是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提炼、概括、升华，最终将“史实”转变成了具有审美价值的史诗巨作。还有部分作品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提炼人民的真实情感而进行创作的。比如《红岩》是在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的基础上改编的、《林海雪原》是以作者曲波的亲身经历为基础、《铁道游击队》记录了“鲁南军区铁道大队”的事迹、《红色娘子军》以海南红色娘子军的斗争业绩为素材……由此可见，“红色经典”文学是一批历史事实经过审美升华获得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典范。此外，对叙事结构的审美处理是“红色经典”文学创作的另一艺术路径。每一部“红色经典”小说内容都是丰富而特殊的，怎样将这些凌乱、松散的写作素材完整地串联到一起，成为一段有序的历史叙事绝非易事。创作者们需要通过纵向和横向交织叙述的方法，将素材整理成几条并联的线索。《红岩》“作者在复杂的斗争中整理出三条线索：渣滓洞和白公馆内的狱中斗争、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和他们所领导的城市运动、华蓥山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10]这三条线索互相紧密交错，共构故事脉络。在以上几点共同作用下，形成了“红色经典”文学艺术路径上的多样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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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于海娟.论“红色经典”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D].辽宁师范大学，2007∶1.
经典文学作品的意义篇7
郭英德教授的思辨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历史的总结,二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行为的思考,三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理论的探索｡这三个层面的思辨,体现出郭英德教授对古典文学研究的意义和学术品格的关注｡他精辟地指出:“古典文学研究的目的有三个层次:客观认知､审美阐释､评价思辨｡”“古典文学研究的意义以时间而言,具有历史性､当代性和永恒性｡以空间而言,具有社会性､学术性和个人性｡”文学史研究的目的是要揭示以文学文本结构的演变为载体的人类审美心理和精神状态演变｡古典文学研究当更多地做意义阐释,提供意义,惟有如此,才能介入当代文化｡
郭英德教授论析古典文学研究的“私人化”倾向和文学史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是对研究主体的思考和质疑｡他提出明清小说史的写作当“悬置名著”,是对学人因袭旧有的研究模式的反思和批评｡种种令人不能满意的研究现象､研究行为,究其源,无不与意义的缺失､模糊有关｡因此,《建构与反思》一书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目的意义的解说与倡导,便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
郭英德教授对诸多人们习用的研究惯例进行了深层的追问｡如关于作家的仕宦经历,郭英德教授指出:“问题不在于作家的仕宦经历能否研究,而是在于作家的仕宦经历如何进入文学研究的领域,我们必须从政治与文学的双向互动关系中,深入考察作家的仕宦经历,不仅仅考察作家做了什么,还要考察他怎么做和为什么这么做｡”类似的精警追问在书中俯拾即是｡在这一步步的追问与解答中,郭英德教授引领着我们走向更加宏阔的学术世界｡
郭英德教授对学术品格的建构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理论品格､现代品格和主体性品格｡郭英德教授指出:学术研究的理论品格是内蕴于具体研究对象的认知､阐释和评价之中的,理论的出发点应是历史上存在的具体文学现象｡研究者当沉潜于文学史料,将其思考上升到理论高度｡他提倡“走向具体”､“小题大做”和“实事求是”｡这一提法,针对20年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种种非理论､准理论和伪理论等不良现象而发,对提高学术理论品位无疑是一剂良药｡
经典文学作品的意义篇8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的必修课程。实际上，作为一门课程它的对象是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和高职生，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对象是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它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因而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格局，是相当重要的文学资源。在教学目的上，要求学生比较系统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程，包括主要文学社团、文学思潮与流派、代表性作家作品，并就重要的文学现象做出重点阐释，培养学生正确的文学史观，提高学生独立分析文学现象与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坚定价值立场和话语立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应当注重其经典性，这对学生写作实践可以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种资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为新文学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一是“五四”前后大量文学社团的成立，可以用雨后春笋来形容。“这些文学社团从来就不以历史的弄潮者的姿态出现，不浮现在时代的潮头充任推波助澜的先锋角色，而是在时代浪潮的推涌下自觉地做一个追随者，一种创造精神的响应者，一种开拓意识的实践者和帮衬者。”[1]也就是说，这些文学社团自觉承担起人性觉醒和精神独立的责任，为新文学的现代性诉求打下了坚实基础，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许多作家纷纷加入文学社团，无形中扩大了新文学的力量。二是文学思潮和流派不断兴起和更迭。“五四”时期大量的西方文学思潮和流派相继涌入中国，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现代主义、象征意义等主潮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真正具备了反封建的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本土式的思潮与流派风起云涌，大大推进了新文学的进步与发展。例如上海的新感觉派为读者带来了具有极大冲击力的文体实验与革命，与80年代的先锋小说相比也毫不逊色，施蜇存、刘呐鸥、穆时英、黑婴和禾金等作家无疑是相当重要的文学资源。三是经典名家名著大批涌现，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成就其经典性的最为突出的表现。“鲁郭茅，巴老曹”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最经典最著名的概述，然而实际上除了他们，还有不计其数的作家共同为新文学做出了添砖加瓦的贡献，沈从文、林语堂、梁实秋、郁达夫、丁玲、路翎、张爱玲本文由收集整理、赵树理、周立波等名家的地位有目共睹，《阿q正传》、《骆驼祥子》、《金锁记》、《边城》、《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等大量的经典作品也是他们留给后人的一笔珍贵文化财产。由此可见，中国现当代文学本身就是巨大的资源，它给了后人无数的影响，读者从中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感受与愉悦。
二、文学资源的经典性
著名学者朱栋霖和张福贵主编了一套教材，名字叫《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00》，里面收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些经典著作，那么这些作品为什么叫经典呢？黄曼君认为新文学经典地位与新系统确立一个表现是：“新文学经典及其阐释的出现感召和催生了一大批新文学作品，而这些作品的创作和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则进一步丰富了新经典、新系统，并从一个新的层面取代了旧经典、旧系统的地位。”[2]换句话说，所谓的经典作品应当是对后来者产生影响和借鉴的，并通过时间的洗刷淘汰了旧经典，这里有一个置换的问题，即是新文学代替了旧文学，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确，这不是简单的置换，而是一个系统转入了另一个系统，我们一般认同这标志的诞生是现代性的展开，新的世界体系打开了大门，给人以新的视野和领域。中国现当代文学就是属于这种性质，从诞生与发展来看，它永远屹立于时代潮流，将人们带入一个全新的开放的世界。
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的经典性表现在它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所体现出来的典范性和权威性，它一方面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最完美的文学作品，代表了时代的良心和正义，另一方面，经典性还表现为经过时间的冲刷，它依旧作为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作品，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色。我们阅读《阿q正传》，仍然能够照见今日国民身上无时无刻不投射出来的投机取巧和狡猾自私，现实社会和阿q本身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上形成了某种对应，国民劣根性用阿q精神来概括，既形象又生动，这就是经典的伟大力量。我们读《边城》的心情也很复杂，但最终都会为那份久违的温暖所感动，而这又与80年代的作品一脉相承，例如海子的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人类追求幸福生活和美好愿望的信仰归根到底是相通的。这一点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的最好见证。
三、学生写作实践的经典意识
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不管是作为学科背景，还是文化财富都无疑在丰富着我们的生活，不仅如此，它对于建构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还记得，冰心笔下的《超人》何彬原来“是一个冷心肠的青年”，从来不相信这个世界有着美好的东西，直至有一天生病了，小朋友禄儿的一束花和一封信笺化解了他全部的愁结，终于放下身段愿意相信“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当然，文学作品并一定要求统统这样写，张爱玲的“苍凉”笔法无疑也是优良的资源，但因为写作的理念，尤其是对于人生的深刻思考，从而保证了作品的文学性与审美性。
今天的大学生生活在一个激流变幻的年代，社会给了他们太多太多的选择，无数的诱惑在挥手，人心也容易变得浮躁起来。在阅读上，不求甚解，一目十行，读小说看压缩版，读哲学著作看研究版，许多人都不愿意看原著了。这样一种心态使得读书的功利性相当突出，无形之中消解了阅读的经典性与权威性。正是因为读书的浮躁与虚脱，当代大学生的写作能力变得越来越下降，这种下降不是指写作能力不行，而是指写作缺少经典意识，在表现形式上，装腔作势，自以为是；在语言表达上，空话连篇，不知所云；在叙述内容上，空洞无物，无的放矢。当然，网络等现代化媒体的确给传统写作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可是不得不承认，人才是决定一切的终极力量，恶果说到底是人造成的。
经典文学作品的意义篇9
关键词：红楼梦典籍英译中国典籍英译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578（2016）03-0018-02
1引言
中国典籍作品是中华文明的历史结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千年来这些优秀文化成果，深深影响着世世代代中华民族子孙，起着传承文化，育化众生的作用。这些典籍，不仅具有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而且具有文化建构意义。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当前，我们正在加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推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传播中华文化，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以增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与交流，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在这个背景下，进行中国典籍作品英译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中国文化要走出去，翻译是必要的渠道。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中国翻译词典》序言中指出：翻译是“中华文明永葆青春的万应灵药。”把中华民族富有传统特色的文化精髓译成英语，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并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有效途径。中国要取得长远发展，要在世界文化之林取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因此，中国典籍作品英译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2中国典籍作品英译研究的必要性
在当前经济及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优秀典籍传播的相对滞后与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不相符，如何将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更好的传播出去是当前典籍英译研究的重中之重，中国典籍浩瀚渊博，博大精深，汇聚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精髓，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典籍英译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一个极好途径，同时对提升我国的文化魅力乃至文化软实力大有裨益。当今，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全球化，而全球化不等于西化，不等于美国化。中华民族是一个海纳百川、好学上进的民族，在漫长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我们翻译并学习了大量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文化。我们已成功地“拿来”西方的文化，现在的关键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化“送”出去，积极参与到世界文化交流中，让世界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华文化，以保持中华民族固有文化身份。典籍英译使中国古典作品复活，并能使其精髓远渡重洋，增强中华子孙的民族自豪感，同时能更好地促进学生学习外语。
近些年来，尽管我国的典籍英译事业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能够胜任诸如典籍翻译这类高精工作的高素质人才并不够多，著名翻译家汪榕培先生指出：翻译是一项高投入、低产出的事业。所以，愿意致力于典籍翻译的作者就很少，外国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还很有限，而作为外语学习者，我们有义务使我国的传统文化为世人所了解。
3国内外对中国典籍作品英译的研究现状
中国典籍作品是记录古代文化传承、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文献。从上古三坟五典到儒家四书五经，从诸子百家学说到历代诗书文论，中国典籍作品承上启下，推动着中华文明从远古走向现实，从现实走向未来。
20世纪以前，中国典籍作品的对外传播，主要是通过外国来华的传教士进行，而像辜鸿铭、林语堂等做过中国经典英译的国人则为数不多。遗憾的是，西方译者英译中国文化典籍可能还有其他的目的，再者由于受自己所处文化立场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翻译过程中会有意识地进行跨文化操纵，结果导致中国文化经典在翻译过程中的扭曲和变形。近年来，典籍英译作为翻译学的分支，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进入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日益加深，更多的中国文化典籍将被译介到英语世界。目前在国内外，有不少学者在从事中国典籍的英语翻译研究。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迄今已经召开了五届，出版了三辑《典籍英译研究》论集。以汪榕培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典籍翻译专家和学者，在中国典籍英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做了许多扎实细致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中国新闻出版署为了促进中国文化的对交流和发展，二十世纪末组织海内外学者、译家，开始了《汉英大中华文库》的翻译工作，为有志于从事典籍翻译和研究的学者们搭建了一个切磋、交流和提高的平台。目前已经出版了72种中国文化典籍，而且典籍英译已成系列化趋势，例如，《大中华文库》《熊猫丛书》《儒家经典译丛》《中国圣人文化丛书》《中国传统蒙学精品系列》《古诗苑汉英译丛》《王维诗百首》等等，不一而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系列丛书，如，《老子》《红楼梦》《墨子》《楚辞》《牡丹亭》《汉魏六朝诗三百首》和《陶渊明集》《邯郸记》等。
在提倡“文化多元化”的21世纪，中国典籍英译研究出现了迅猛增长的势头，仅从2006年至2010年在全国五家重要的翻译及外语类期刊的典籍英译学术论文高达30篇，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典籍的英译及其理论研究。
4中国典籍作品英译的理论依据和意义
根据《欧洲共同语言参照框架：学习、教学、评价》，语言教学的目的之一是“获得对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思维形式、文化遗产有更为广泛和深刻的理解”。大量事实证明，光有语言应用能力并不能保证有效交际。中国人现在走向世界，到国外经商、搞项目，遇到的一大障碍是文化差异。由于文化上的隔阂，中国企业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大学英语教学应该帮助学生了解西方文明、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以批判性眼光看待西方文化及核心价值，熟悉中外文化差异，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样，能够有效的表达和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给国际友人，也是最为恰当的沟通方式。文化是使一个民族有别于另一个民族的Dna，忽略文化，就无法达到“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的目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方法，增强国际话语权，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这提醒我们的大学英语教学要有文化自觉，从文化建设的战略高度来加强而不是削弱课程的人文性。与基础阶段英语教学相比，大学英语教学内容应更注重思想性，视野更开阔，让学生树立世界眼光，学会用英语宣传、解释中国。因此，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典籍文化英译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5典籍作品英译是自身发展的需要
本雅明曾经指出：翻译作品虽然与原作存在于不同的空间，然而，翻译作品却源于原作，是原作生命的延续。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化典籍都是某一个时代的特定产物，如果要将其文化精髓代代相传并发扬光大，就需要学者和译者不断丰富它的翻译，总而言之，典籍英译不仅能够使我国的古典作品重新焕发光彩，而且也能向世界传播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以《红楼梦》一书的英译为例，《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璀璨的明珠之一，其包罗万象的叙述，不管是对社会的描述，人际关系的窥探，医药养生知识的介绍，诗词歌赋的吟诵，都反映出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其高质量的英译本毫无疑问成为世界其他民族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红楼梦》有多个英译本，其中公认最好的为英国学者DavisHawks翻译的名为aStoryofStone和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所译得名为aDreamofRedmansions，两种译本各有所长，都可圈可点，但作为中国本土学者，除去译笔功力深厚之外，还有外籍译者所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了解，所以在文化传播上更具中国特色与精准。下面是《好了歌》的两个译本：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译文一
won-DoneSong
byDavidHawks
menallknowthatsalvationshouldbewon.
Butwithambitionwon’thavedone，havedone.
wherearethefamousonesofdaysgoneby？
ingrassygravestheylienow，everyone.
menallknowthatsalvationshouldbewon.
Butwiththeirricheswon’thavedone，havedone.
eachdaytheygrumblethey’venotmadeenough.
whenthey’veenough，it’sgoodnighteveryone！
menallknowthatsalvationshouldbewon.
Butwiththeirlovingwiveswon’thavedone.
thedalingseverydayprotesttheirlove：
Butonceyou’redead，they’reoffwithanotherone.
menallknowthatsalvationshouldbewon.
Butwiththeirchildrenwon’thavedone，havedone.
Yetthoughofparentsfondthereisnolack.
ofgratefulchildrensawine’eraone.
译文二
allGoodthingsmustend
by杨宪益、戴乃迭
allmenlongtobeimmortals，
Yettorichesandrankeachaspires；
thegreatonesofold，wherearetheynow？
theirgravesareamassofbriars.
allmenlongtobeimmortals，
Yetsilverandgoldtheyprize.
andgrubformoneyalltheirlives，
tilldeathsealsuptheireyes.
allmenlongtobeimmortals
Yetdoteonthewivesthey’vewed，
whosweartolovetheirhusbandevermore，
Butremarryassoonashe’sdead.
allmenlongtobeimmortals，
Yetwithgettingsonswon’thavedone.
althoughfondparentsarelegion，
whoeversawareallyfilialson？
比较而言，霍克思对这首诗歌的翻译较好地再现了原诗歌作为歌谣的特点，押韵，上口，基本上做到了意美、音美和形美。而杨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所译则力求内容的忠实，完美地再现了原诗歌的意境，重在意美，更能原汁原味的传递出诗歌的含义。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译者理应是中国典籍英译的主体，当然，优秀的典籍译本还需要恰当的媒介推广，才能为世界人民了解。为此，中国要认真思考，结合世界对中国的需求和中国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的需求，大力拓展对外传播渠道，发挥人力优势，借助媒体，把我们“和合”的价值核心体系传播到世界各地，使之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文化理念。
6结语
随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内容中也涉猎了中国传统文化，狭义上来说，中国典籍文化的英译研究可以帮助学生更轻松的通过四六级考试，也就是说，最大的受益者是学生，广义上来说，学生的英语学习可以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英语不再是鸡肋，是学生苦不堪言，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必修课，而是引领他们走向世界的重要一课，在中国日新月异，日渐强大的21世纪，向世界传输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意味着会收获更多的机遇，同时也深化了每个人的爱国之情和民族自豪感，英语成为学生们未来国际化的奠基石和敲门砖。这种意识的形成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大学英语的课堂效果，更会促进英语学习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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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文学作品的意义篇10
其实,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轻视和贬低,早在顾彬之前就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对于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学界因为其受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过度”影响而否定其文学性;对80年代以后以先锋小说为代表的“纯文学”,学界又因其对西方文学的“过度模仿”、缺乏“原创性”而质疑其价值;对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等,刘晓波在1986年9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召开的“新时期10年文学讨论会”上则提出了所谓“新时期文学危机论”,给予新时期文学全面否定。他认为,“新时期文学存有危机,不是五四文学的继续,而是古典文学拙劣的翻版”。在纵的方面,“新时期文学以‘寻根’文学为代表表现出一种向后看的意识”;在横的方面,“大多数作家作品受理性束缚太甚、呈现出艺术想象力的贫弱,缺乏发自生命本体冲动的艺术创造力”(见刘晓波《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3日);而对于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缺乏精神高度”、“价值混乱”、“没有大师”、“没有经典”等的指责也不绝于耳。事实上,顾彬的“垃圾说”不过是以一种特殊的身份把种种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否定和不满进行了集中与放大。
然而,我们可以不理会顾彬的“炮轰”,却不能不反思中国文学界内部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根深蒂固的轻视与否定。从五四中国现代文学开端到现在,中国文学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但是对这百年中国文学的认识,学术界似乎一直都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阶段,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认同似乎也仅限于现代文学三十年,对现代文学的崇拜、对“鲁郭茅巴老曹”的崇拜已经成了我们面对百年中国文学时的一种基本姿态。而从1949年到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已有了60余年,两倍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但却笼罩在现代文学的“阴影”中,一直陷于没有经典、没有大师的窘境之中,学术界很长时间宁可前赴后继地去“研究”、“挖掘”、“重新发现”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些二流、三流的作家作品,也不愿正视当代文学的成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真的没有经典、没有大师?还是种种偏见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不能发现和认识经典与大师?这是今天的中国当代文学界不能回避的问题。如果真的没有经典、没有大师,我们的文学“大繁荣大发展”不就是虚假的繁荣,不就是一句空话?这60年留给后人、留给历史的不就是一个可怕的空白?如果有经典也有大师的话,那么阻碍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症结又是什么呢?首先,我觉得,厚古薄今、轻视当代、“文人相轻”的心理自古就有,而在今天的中国文学界尤其严重。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以崇敬的眼光面对现代文学,拿着显微镜去寻找当代文学的局限。我能理解文学界对于现代文学、对于“鲁郭茅巴老曹”的崇拜,那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学崇拜,而是被积淀和赋予了许多超文学内涵和意义的崇拜,但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是我们对于同代作家的苛刻,我觉得就对同代作家的苛刻程度而言,我们今天的时代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许多人都说鲁迅如何如何严厉、尖刻,但是我们要知道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是对待敌人和统治者的,而面对同时代的作家特别是年轻作家,鲁迅其实是非常温柔的,我们去读读鲁迅评价萧红、萧军、柔石、殷夫的文字就能深切地感受到他对这些年轻作家的呵护与爱护。相反,倒是我们今天的评论界对同代作家过分的挑剔与苛刻,总是夸大当代作家的局限,甚至从标点符号用法、人称代词的规范等角度去否定当代作家作品,而对他们的成就则不以为然。其次,“当代人不宜写当代史”、“当代文学没有经过时间的沉淀和检验”、“当代人与当代文学之间没有必要的距离”等等文学史观点也阻碍了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文学的经典化和历史化很多人认为都是由后人完成的,这其实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拿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它的经典化和历史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其实一直是同步进行的。胡适、周作人在五四时代就开始了白话文学史的写作,而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新大学大系》更是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过程中里程碑式的工程,它的“导言”以其不可替代的权威性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化和历史化确立了标准和方向。我们今天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作家的评价仍然要以此为依据,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个“大系”没有这个“导言”,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化和经典化会是什么模样。其三,从大学的学术体制来说,对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学者的“崇拜”是当代中国大学人文学科的普遍状况。这是因为现在学科体制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是由研究现代文学的一批杰出学者开创的,“重现代轻当代”是理所当然的。当代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衍生品、附属品,不仅其成就会自然而然地被看低一格,而且研究队伍也无法跟现代文学的队伍相比。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领域中,各大学“现代文学”研究力量与“当代文学”研究力量的不平衡一直是一个显著的问题。不仅如此,甚至当代文学研究本身的价值也常受到怀疑。许多人认为对当代文学作品的评论与研究没有学术性、没有“学问”,正如陈晓明先生所言:“文学批评在大学科目里没有位置,因为大学教授都不是批评家,从事文学批评很难跻身教授行列,这样一个矛盾使大学的文学研究与现实的文学创作相隔绝。”(陈晓明:《批评的历史与超越媒体的可能性》,《传媒与文艺》,第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1月)可以说,正是如上种种主客观的原因造成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误读”,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与历史化过程。
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的成就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最为辉煌的篇章。无论是从汉语本身的发育、成熟程度和对文学性的理解与实现程度来看,还是从作家的创造力来看,“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成就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都具有可比性。当然,这种比较不是简单的肯定一方,否定另一方,或者以否定一方的方式来肯定另一方,而是要超越偏见和成见,从文学本身来分析和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当代文学没经典、没有大师,而是我们对于经典、大师不敢承认。正如王尧、林建法在其主编的“新经典的文库”序言中所说的:“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偏见和无知,不仅来自‘外部’的影响,也同时在受到‘内部’的干扰。这些影响和干扰,使许多人不能正视这样的事实:在这二十年当中,我们已经有一批杰出的或伟大的作家。”因此,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理直气壮地去筛选、研究和认定那些涌现在我们身边的“经典”正是一个紧迫的任务。一个没有“经典”的时代是可悲的,也是不能容忍的,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呼唤和确立当代“经典”。当然,我们也要承认,“经典化”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不是凭热情和冲动一下子就能完成的,但我们至少应该完成认识论的“转变”并真正启动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应该澄清几个误区:
其一,对于“经典”的神圣化与神秘化误区。什么是经典呢?就人类的文学史而言,“经典”既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指称,又是一个无法进行精确检测和证明的修辞性概念,因为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因为各自的角度、背景和趣味、修养等的不同,他们对所谓“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等等词汇的理解也可能完全不同。应该说,经典既有客观性、绝对性的一面,也有主观性、相对性的一面,经典的标准也不是僵化、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美学等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命名“经典”的原因或标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明确的是,“经典”不是十全十美、无可挑剔的代名词,在人类文学史上似乎并不存在毫无缺点并能被任何人所认同的“经典”。因此,对每一个时代来说,“经典”并不是指那些高不可樊的神圣的、神秘的存在,只不过是那些比较优秀、能被比较多的人喜爱的作品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中国文坛谈论“经典”时那种神圣化、莫测高深的乌托邦姿态,不过是遮蔽和否定当代文学的一种不自觉的方式,他们假定了一种遥远、神秘、绝对、完美的“经典形象”,并以对此一本正经的信仰、崇拜和无限拔高,建立了一整套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伦理话语体系与道德话语体系,从而充满正义感地宣判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死刑。我们有趣地看到,“经典”的神圣化和神秘化在此又演变成了“经典”的伦理化与道德化,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