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护的意义篇1
森林公园管理的建议。
关键词森林公园，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保护区系统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旅游业的发展和林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森林旅游开发日益受到重视，森林公园也应运而生，而且发展十分迅速，已达到相当大的模程度。森林公园的建设不仅开发了旅游资源，增加了经济收入。还对保护森林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促进森林资源的持续利用做出巨大贡献。本文试图结合我国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的发展，探讨森林公园的概念，明确森林公园在自然保护中的地位，并提出加强森林公园管理的建议。
l.关于森林公园的概念
由于森林公园是新生事物，人们对“森林公园”这一名词的真正含意并非完全理解。普通的“公园”人们并不陌生，它常指城市中供居民娱乐消遣的公共设施，而森林公园却不能理解为“森林”和普通意义“公园”的简单叠加，而是有特定的含义，森林公园中的“公园”为一专有名词，来源于国外的“国家公园”
(nationalpark)，而国家公园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自1872年美国建立“黄石国家公园”后，“国家公园”
一词就在全世界许多国家使用，尽管各自的确切含义不尽相同，但基本意思都指一类自然保护区。鉴于国家公园的普遍存在，1969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iucn(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第十届大会作出决议，对国家公园进行定义，明确规定国家公园必须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1.1区域内生态系统尚未由于人类的开垦、开采和拓居而遭到根本性的改变，区域内的动植物种、景观
和生境具有特殊的科学、教育和娱乐的意义，或区域内含有一片广阔而优美的自然景观。
1.2政府权利机构已采取措施以阻止或尽可能消除在该区域内的开垦、开采和拓居，并使其生态、自然景观和美学的特征得到充分展示。
1.3在一定条件下，允许以精神、教育、文化和娱乐为目的的参观旅游。
以上三个特征正是区别普通的“公园”和“森林公园”的关键所在。显然，国家公园强调其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科学意义的特征，这是普通的公园所不能具备的，而森林公园却基本具备了上述三个特征。森林公园的景观主体是森林植被，多为自然状态和半自然状态的森林生态系统，常常拥有比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该区域已由地方政府划出，给以特别的保护和管理，并主要用于开发以精神、教育、文化和娱乐为目的的旅游活动。因此，我国的森林公园相似于国外的国家公园。应该指出，国家公园是一类保护区的总称，拥有多种景观类型。森林公园的景观特征是森林植被，它仅为国家公园体系中的一种景观类型，除森林公园外，国家公园类型还应包括地质公园、海洋公园、草地公园、荒漠公园、湿地公园等。
2.森林公园在自然保护区系统中的地位
多年来，国际上一直公认国家公园是自然保护区的一种类型。在iucn的保护区分类系统中，国家公园一直是前5类自然保护区的一种类型[1]。但是，在我国森林公园并未被看作自然保护区的一种类型，有关自然保护区的统计资料几乎都未涉及森林公园，如国家环保局每年公布的《国家环境状况公报》中没有森林公园的数据。另外，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1993年的国家标准《自然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其条款内容都未提及森林公园，显然把森林公园排除在自然保护区的范畴之外。
随着“森林旅游热”的兴起，森林公园的发展越来越快，影响越来越大，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森林公园的性质和在自然保护中的地位如何?它与自然保护区的关系如何?为探讨此问题，我们应首先区别“自然保护区”和“保护区”的概念。一般认为，前者指狭义的自然保护区(naturereserve)，包括那些保护对象自然性较强、科学价值较高、其核心区通常呈绝对保护状态的保护区域；而后者指广义的自然保护(protectedarea），这些区域具有自然保护性质，但保护对象的自然性相对较差，保护要求也不太严格，可开放旅游。国外有许多保护区以及有些国家的国家公园都属于广义自然保护区类型。
就我国森林公园性质而言，是以森林自然景观为主体，兼融了部分人文景观，并利用森林环境向人们提供旅游服务的特定生态区域，虽然它的管理目标是开发旅游，但这种旅游是一种生态旅游，是以保护和持续利用森林自然景观为前提，在客观和主观上都有自然保护的性质。因此，它应属于广义自然保护区范畴。不仅如此，我国众多的风景名胜区中也有许多是以自然景观为主体，如黄山、黄果树瀑布等。有些风景名胜区虽然包含了相当多的人文社会成分，但也包含了明显的自然背景，如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等。上述这些风景名胜区也应属于广义自然保护区范畴。
为了将狭义的和广义的自然保护区统一起来，似乎应建立“国家自然保护区系统”的概念，该系统以自然保护性质为基础，既包括狭义的现有自然保护区，也包括广义的现有森林公园和部分风景名胜区。该系统充分强调具有自然保护性质，因而可明显区别于农业上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国防上的“军事禁区”和生活上的“饮用水源保护区”等。
3.森林公园与自然保护区等的关系
在“国家自然保护区系统”的概念下，目前全国就地保护设施主要有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三个体系，这三个体系在建立、审批和管理上都有各自的特点，并都拥有一定的基础。
3.l自然保护区建设始于1956年建立的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经近40年的努力，至1993年底，全国已建自然保护区763处，分布于全国31个省(市、区)[2]。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6618万hm2，占国土面积6.8％[3]。并且，自然保护区类型丰富，共分三个类别九个类型[4]，它们是我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主体。根据国家现有规定，自然保护区的建立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自然保护的意义篇2
诉请被驳回后,该案被允许直接上诉至南非宪法法院,南非宪法法院认为,该国宪法要求政府有义务考虑来自那些遭受别国国际不法行为损害的公民提出的外交保护请求,并且对这些请求做出适当处理。其他类似案例也经常被援引。还有的学者指出,在过去的30年里,个人越来越多地控诉自己的国家没有为他们实施外交保护。与早先驳回所有诉请不同,今天的法院已经开始对行政决定进行司法审查。实施外交保护的义务可以在国内司法系统中找到。德国、瑞士、英国和南非的法庭都从本国法律中找到或演化出这种义务,他们的结论仍然是外交保护作为斟酌权的性质正在改变。然而,笔者认为,这样的理由存在诸多漏洞:1.保护的义务并不等同于外交保护的义务。如果仔细阅读上述所援引的这些国家的法律条文,包括我国《宪法》第五十条和第八十九条,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条文只要求国家保护海外国民,并没有明确要求国家必须采取外交保护的方式。很显然,外交保护并不是国家保护海外国民的唯一方式。2.国内法上的义务并不等同于国际法义务。退一步讲,上述论据最多只能证明这种保护义务是该国国内法上的义务。在外交保护领域,我们要区分国际法义务与国内法义务。外交保护是一项国际法领域内的法律制度,所以,我们讲外交保护是国家的权利是就国际法层面而言的。外交保护的法律性质不因国内法的规定而改变,这种国际法与国内法并行不悖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在美国,要成为有对外效力的美国公民,在美国出生或者入籍是必须条件,但要成某个州的公民只需在那里居住即可。所以“州公民”在国际法上可能不是美国公民,美国政府对“州公民”的法律义务也只是国内法层面的。3.国内法的趋同并不能等同于国际法规范。再退一步讲,即使大多数国家国内法都规定国家有外交保护的义务,那么这种趋同也不必然导致一项新的国际法规范。首先,由于目前关于外交保护并不存在国际条约,因此,国家义务论没有条约依据。其次,国内法的趋同也尚未构成国际习惯。国际法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约翰?杜加尔德(JohnDugard)在提交国际法委员会的《关于外交保护的第七次报告》中曾经建议将外交保护界定为国家的义务。但没有被各国所采纳。正如奥地利的政府意见所言,在制定《草案》的过程中,各国对外交保护是国家权利几乎都不持异议。这些都足以证明国际习惯所要求的心理要素尚未成立。再次,国内法的趋同也尚不构成《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所谓的“一般法律原则”。国际法院尚未在任何判例中将国家实施外交保护的义务论作为一般法律原则加以运用。事实上,一般法律原则并不是一项独立的国际法渊源,因为《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将其限定在“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所谓“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就是指经过国家的同意。正如劳特派特(HerschLauterpacht)所分析,这种同意的表达方式有两种———明示同意和默示同意。前者构成国际条约,后者构成国际习惯。因此,无论采取哪种途径获取国家的同意,所谓一般法律原则都难以避免地成为国际条约或国际习惯。
部分学者提出,外交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保护人权,国家既是权力和权利的主体,也是责任和义务的主体。作为保护人权的重要手段,外交保护已是国家的责任。另一部分学者从国家职能的角度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即外交保护作为政府职能,即保护人权,是国家核心本质的必然结果。所以,国家理所当然地有义务对个人实施外交保护。然而,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并不一定正确。国际社会既强调保护人权,也强调法治精神在强调保护人权的同时,国际社会也在朝着法治化的方向前进。法治化意味着国际法自身的发展更加谨慎,然而,人权保护理论在很多方面还不成熟,各国存在分歧。如果简单地以模糊或有争议的理论来改变一项存续百年的制度,这似乎是武断的,与法治化背道而驰的。外交保护并不一定总是保护国民的最优选择有的学者认为,从人权保护角度来看,将外交保护定性为国家义务会更有利于保护海外公民的权益。然而,现实情况可能并非如此,联合国大会2005年通过了《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它指出人权保护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途径得到实现。至于哪一种程序或补救办法最有可能实现有效保护的目标,这取决于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所以,外交保护不是唯一的选项。事实上,外交保护也不一定是最优选择。外交保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国家之间的激烈对抗,因此,国际法才要求首先用尽当地救济,要求用尽当地救济最有力的理由就是它使国家间的友好关系不致因为众多细小争端而受到威胁。所以,不应当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求国家必须实施外交保护。另一方面,外交保护还涉及一个成本问题。如果其他方式能够用更小的成本取得与外交保护一样的效果,那么就没有理由将外交保护作为国家的义务。例如,领事保护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实施条件简单,不要求等到实际损害业已发生,不要求首先用尽当地救济,不会引发国家之间的激烈对抗。将外交保护规定为国家的义务缺乏可操作性首先,假如外交保护是国家的义务,那么,世界上的一些强国将不幸地沦为一些个人营私的工具。个人完全有可能通过变更国籍或者获取多重国籍的方式来驱使一个或几个强大的国家来保护自己的私人利益,而国家却对这种赤裸裸的“利用”无法拒绝。这一缺陷的最大受益者很可能就是跨国公司。在新时代,跨国公司国籍中的效忠义务正在逐渐淡化,他们第一效忠的是利润,而不是个人雇员或者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的地方或者国家。其次,国际争端是纷繁复杂的,国家需要斟酌来应付种种不确定的因素,传统外交保护制度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设计的。
例如,国籍持续原则是外交保护条件之一。该原则要求个人在从发生损害之日到保护国正式实施外交保护之日持续具有保护国国籍。换言之,即使个人在保护国实施外交保护之后不再具有保护国国籍,外交保护可以继续,也可以被终止,这取决于保护国的态度,因为外交保护是国家的权利。然而,假使外交保护是国家的义务,那么在上述情况下,国家就不得不继续保护一个“外国人”。这无疑是尴尬的。再次,假如外交保护是国家的义务,那么不实施外交保护的国家就要承担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那这种国家责任该如何追究,目前尚无有效的国际法途径。即使《欧洲人权公约》可以对千百万欧洲人提供救济办法,但很难说《美洲人权公约》或《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功。此外,世界人口多数都在亚洲,但亚洲却至今尚无一项区域性人权公约。即使可以追究,这种问责制度也还有很多限制条件需要明确,否则,国家将因为种种琐事而疲于应诉。国际法人本化思潮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外交保护的法律性质已经转变为国家的义务。各国国内法的趋同与国际法规范的产生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因此,这不能成为外交保护性质变化的依据。即使从保护人权的角度提出外交保护是国家的义务,在必要性和可行性方面都存在值得质疑的地方。事实上,保护人权并不一定要给主权增加义务;给予主权斟酌的余地也并不等于不保护人权。所以,综上所述,外交保护仍然是国家的权利。
自然保护的意义篇3
关键词：遗产廊道；保护规划；生态基础设施；大运河
在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宝库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但这一重要的遗产种类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目前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中尚不包括有关区域战略性的内容。这一体系由于缺少这部分内容而产生的弊端已经凸现在包括大运河在内的一些重要线形文化遗产保护中。
遗产廊道(heritagecorridor)是发端于美国的一种区域化的遗产保护战略方法，同时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思路的保护措施。本文认为，重视遗产廊道的保护可以为包括大运河在内的我国的遗产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一遗产保护区域化的历史趋势
在历史保护领域中，对历史环境的关注很早就开始了。早在1931年由国际智力合作所通过的《雅典》就提出“要着重保护它风景如画(pictur—esque)的特征”。1964年的《威尼斯》则更进一步提出了要保护“城市的或乡村的环境”。随着城市规划学科加入到遗产保护领域中，人们开始把文化遗产保护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来认识。《马丘比丘》、《内罗比建议》、《华盛顿》等重要文献的制定，表明了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实际上已经扩大到整个历史城镇。
遗产保护区域化趋势表现在把自然和文化遗产合二为一。早在1968年，美国就召开了“世界遗产保护”白宫会议，呼吁保护世界的自然风景区和文化遗产，这是官方公开发表的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合二为一最早的文件之一。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正式把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一起作为具有普遍价值的遗产加以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合二为一是这一权威公约的突出特点。公约中有一条“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后来作为“文化景观”单独列入遗产地范畴。在1984年的世界遗产会议上，人们曾就这个问题做过讨论，许多专家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价值。
在这一背景下，许多西方国家都开展了区域化的遗产保护。以法国为例，在1983年法国就制定了《建筑和城市遗产保护法》，对包括建筑和城市在内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1993又在该法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制定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法》，提出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区的概念，对包括建筑群、自然风景、田园风光在内的区域加以保护。
同时，在我国，运河作为工业文化遗产(industri—alheritage)的研究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产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为此组织了专门的研究(1996)，并形成报告提交给iComoS。
跨地区甚至跨国家的文化线路(culturalroutes)作为一种遗产形式正在因为其崇尚的“交流和对话”理念而进入人们的视野。1993年，西班牙的桑地亚哥·德·卡姆波斯特拉朝圣路被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单。1994年，在西班牙政府的帮助下，在马德里召开了世界文化遗产专家研讨会。现在，iCo—moS下边设有专门的机构CilC(theiComoSinter—nationalScientificCommitteeonCulturalRoutes，国际古迹理事会文化线路科技委员会)负责文化线路类遗产的研究和管理。
遗产廊道主要发展于美国，是一种在遗产保护区域化进程中采取的方法。该方法在保护中强调遗产的文化意义和自然价值，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和自然保护并举，是一种追求遗产保护、区域振兴、居民休闲和身心再生、文化旅游及教育多赢的多目标保护规划方法。
二绿色通道与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的出现和绿色通道的发展成熟紧密相关。绿道在美国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其概念由whyte于1950年代首先提出，1987年在美国户外空间总统委员会上官方首次使用这一概念。这一委员会认识到几年之内美国将有80％的人生活在城市中心，而远离自然，因此提倡把自然引入城市，以方便市民游憩之用。保护基金会(theConservationFund)在同一年发起了美国绿道计划，现已经发展了或正在修建的绿色通道加起来有600条之多。
不同的研究者对绿色通道的定义不尽相同。其中Little认为绿色通道是能够改善环境质量和提供户外娱乐的廊道。包括五种基本类型：城市河边绿色通道；以道路为特征的游憩绿色通道；生态上重要的廊道绿色通道；风景或历史线路绿色通道；综合的绿色通道系统或网络。可以认为，绿色通道是连接开敞空间、连接自然保护区、连接景观要素的绿色景观廊道。它具有游憩、生态、美学等多种意义。而Little绿色通道定义中的第四种主要就是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是绿色通道和遗产保护区域化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线形的文化景观，在这些景观中人与自然共存，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尽管其价值未必能够突出到列人世界遗产名录，但是因其代表了早期人类的运动路线、体现着一地文化的发展历程而具有文化意义。一般来说，遗产廊道是“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带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蓬勃发展的旅游、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娱乐及环境改善。”
遗产廊道首先是一种线性的遗产区域。它把文化意义提到首位，可以是河流峡谷、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也可以指能够把单个的遗产点串联起来的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线性廊道。它对遗产的保护采用区域而非局部点的概念。它又是一个综合保护措施，自然、经济、历史文化三者并举，是一种多目标的保护体系。
一定尺度上的遗产廊道同时也可以成为战略性的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lnfrastructure)。遗产廊道不仅保护了那些具有文化意义的线形遗产区域，而且通过适当的生态恢复措施和旅游开发手段，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和保护，使得一些原本缺乏活力的点状遗产重新焕发青春，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为城乡居民提供游憩、休闲、教育等生态服务。这一点对于那些经济发展落后、人地关系危机严重的地区来说尤为重要。
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除了像一般的绿道规划那样强调景观
生态过程，强调土地覆被、野生动物、栖息地和适宜性等因素以外，更重视的是对文化因素的保护和旅游开发的组织。就文化因素来讲，它强调对具有历史意义的植被如古树名木的保护，同时也注重历史气氛的烘托。三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问题分析——从大运河的保护看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目前，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类工程遗产和遗产廊道，大运河的保护基本处于失控状态。造成大运河保护现状的本质原因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法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其次还有一些国务院颁布的条例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这些法规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涉及三个层次：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文物保护单位。后者针对单体文化遗产，前两者针对历史街区和历史文化名城。这种体系架构实际上未涉及区域性的遗产保护。像大运河这样长达上千公里且价值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对待显然是不适宜的，更不可能作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来对待。现行文化遗产保护的正式架构中实际上没有此类遗产的地位。
目前针对大运河的保护仅仅是区段性的，地方政府出于旅游开发的目的，对个别河段进行厂景观整理。这样的保护，对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保护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若要从根本上保护好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还是需要引入遗产廊道式的区域保护体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改革相关的保护架构，最终实现多目标的多赢保护。
2．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以此保扩大量珍贵的线形文化景观遗产
在我国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或类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是极为丰富的一个种类。在这些遗产中包括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大运河，更有着像剑门蜀道等为数众多的在地区文化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线形文化遗产。然而大量的对这种线形文化景观的保护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保护这种线形文化景观，就需要建设我国的遗产廊道。
(2)以此建设前瞻性的生态基础设施
在人口负重与土地资源贫乏的背景下，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正如区域和城市开发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前瞻性与高效兼备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等)一样，区域和城市环境的可持续性也取决于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基础设施是区域和城市所依赖的自然系统，是区域及其城市能持续地获得自然服务(na—ture'sServices)的基础。这些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休闲娱乐、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它不仅包括习惯的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而且更广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林业及农业系统、自然保护地系统。遗产廊道是构成生态基础设施的内容之一，无疑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以此进一步发展文化旅游
建设遗产廊道，将使原先零散的文化遗产成为区域性的整体，通过系统的解说、游道组织，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的事实所证实。美国很多地方遗产廊道带来的旅游业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亮点之一。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必将使得大量的文化遗产焕发活力，必将促进文化旅游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我国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应如何进行，本文就大运河为实例做简要讨论。
四遗产廊道保护规划理论和方法的简要探讨——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遗产廊道建设的理论基础——大运河的价值认识
(1)大运河的文化意义
大运河北起中国首都北京，南至杭州，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它开凿于中国诸侯割据的公元前5世纪(春秋未)，拓展于中国封建王朝即将走向强盛的7世纪(隋)，贯通于少数民族统治的13世纪(元)。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它一直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南北物资运输通道，并同时作为区域水系骨架发挥着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是该地区形成众多城市的主要因素之一。
大运河是中国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历史，地区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历史的重要记录、见证和载体。其文化意义不仅体现为构成运河各遗产元素的文化意义，更体现为作为整体的大运河文化线路的文化意义。其价值载体不仅包括实体型的文化遗产，还包括构成运河文化线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大运河的当代区域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大运河的当代景观生态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对区域生态结构有着广泛影响的半自然生态系统；第二，它是运河区域城乡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大运河有着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存留，这些湿地生态系统有着重要的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2．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分析问题——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另一方面是南水北调工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就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而言，主要有快速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对遗产廊道保护的不利影响。包括对构成运河之各遗产元素及组成本身的影响，对其历史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各元素历史空间关系的影响等；同时，还包括对运河景观生态系统的影响，包括对作为景观基质的农田的影响、对运河及其支流廊道功能和景观结构的影响、对区域景观格局的影响等。其机遇则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城乡居民的休闲需求，这些需求和经济发展本身必将促进遗产保护上的投入，为大运河遗产廊道的保护提供了有利机遇。
南水北调给大运河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更带来了保护的机遇。大规模调水使得建设高效和具有前瞻性的遗产廊道成为可能，不仅能够有机会对断流和生态功能瘫痪区域进行系统的生态修复，而且有可能对作为遗产廊道的大运河进行系统的保护。
(2)解决问题——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
在必要的历史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和景观生态学研究(研究的理论框架见表1)的基础上，提出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并在以下两个层次上分别制定具体实施战略与实施导则。
第一个层次是遗产廊道宏观尺度上的保护战略，包括遗产廊道范围的划定、廊道区域内诸遗产元素的判别、廊道遗产元素空间关系的重建等；同时制定所涉及的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战略，包括已列入或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遗产、历史街区与历史文化名城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运河文化线路的价值认识和评价，以此为基础进行运河诸遗产要素历史空间关系的重建，即运河文化线路的识别和判定。
第二个层次是遗产元素尺度—亡的保护设计导则，包括如直接涉及的单体和群体文化遗产保护设计导则的制定，并结合具体运河道提出断面保护设计导则、护岸设计导则、游道设计导则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诸遗产元素的价值认识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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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在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我国的类似遗产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借鉴遗产廊道这一历史与自然保护并举的遗产保
护思路和方法，完善和建设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保护我国以大运河为代表的丰富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作者简介]
李伟(1972—)，男，汉族，陕西咸阳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与景观规划设计；
俞孔坚(1963—)，男，汉族，浙江金华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景观规划设计、景观生态等；
李迪华(1967—)，男，汉族，湖南湘潭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助理，讲师，研究方向为城市生态、景观生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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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志芳等．遗产廊道——美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一种较新的方法．中国园林，2001(5)：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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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1-8
自然保护的意义篇4
森林公园管理的建议。
关键词森林公园，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保护区系统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旅游业的发展和林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森林旅游开发日益受到重视，森林公园也应运而生，而且发展十分迅速，已达到相当大的模程度。森林公园的建设不仅开发了旅游资源，增加了经济收入。还对保护森林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促进森林资源的持续利用做出巨大贡献。本文试图结合我国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的发展，探讨森林公园的概念，明确森林公园在自然保护中的地位，并提出加强森林公园管理的建议。
l.关于森林公园的概念
由于森林公园是新生事物，人们对“森林公园”这一名词的真正含意并非完全理解。普通的“公园”人们并不陌生，它常指城市中供居民娱乐消遣的公共设施，而森林公园却不能理解为“森林”和普通意义“公园”的简单叠加，而是有特定的含义，森林公园中的“公园”为一专有名词，来源于国外的“国家公园”
(nationalpark)，而国家公园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自1872年美国建立“黄石国家公园”后，“国家公园”
一词就在全世界许多国家使用，尽管各自的确切含义不尽相同，但基本意思都指一类自然保护区。鉴于国家公园的普遍存在，1969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iUCn(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第十届大会作出决议，对国家公园进行定义，明确规定国家公园必须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1.1区域内生态系统尚未由于人类的开垦、开采和拓居而遭到根本性的改变，区域内的动植物种、景观
和生境具有特殊的科学、教育和娱乐的意义，或区域内含有一片广阔而优美的自然景观。
1.2政府权利机构已采取措施以阻止或尽可能消除在该区域内的开垦、开采和拓居，并使其生态、自然景观和美学的特征得到充分展示。
1.3在一定条件下，允许以精神、教育、文化和娱乐为目的的参观旅游。
以上三个特征正是区别普通的“公园”和“森林公园”的关键所在。显然，国家公园强调其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科学意义的特征，这是普通的公园所不能具备的，而森林公园却基本具备了上述三个特征。森林公园的景观主体是森林植被，多为自然状态和半自然状态的森林生态系统，常常拥有比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该区域已由地方政府划出，给以特别的保护和管理，并主要用于开发以精神、教育、文化和娱乐为目的的旅游活动。因此，我国的森林公园相似于国外的国家公园。应该指出，国家公园是一类保护区的总称，拥有多种景观类型。森林公园的景观特征是森林植被，它仅为国家公园体系中的一种景观类型，除森林公园外，国家公园类型还应包括地质公园、海洋公园、草地公园、荒漠公园、湿地公园等。
2.森林公园在自然保护区系统中的地位
多年来，国际上一直公认国家公园是自然保护区的一种类型。在iUCn的保护区分类系统中，国家公园一直是前5类自然保护区的一种类型[1]。但是，在我国森林公园并未被看作自然保护区的一种类型，有关自然保护区的统计资料几乎都未涉及森林公园，如国家环保局每年公布的《国家环境状况公报》中没有森林公园的数据。另外，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1993年的国家标准《自然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其条款内容都未提及森林公园，显然把森林公园排除在自然保护区的范畴之外。
随着“森林旅游热”的兴起，森林公园的发展越来越快，影响越来越大，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森林公园的性质和在自然保护中的地位如何?它与自然保护区的关系如何?为探讨此问题，我们应首先区别“自然保护区”和“保护区”的概念。一般认为，前者指狭义的自然保护区(naturereserve)，包括那些保护对象自然性较强、科学价值较高、其核心区通常呈绝对保护状态的保护区域；而后者指广义的自然保护(protectedarea），这些区域具有自然保护性质，但保护对象的自然性相对较差，保护要求也不太严格，可开放旅游。国外有许多保护区以及有些国家的国家公园都属于广义自然保护区类型。
就我国森林公园性质而言，是以森林自然景观为主体，兼融了部分人文景观，并利用森林环境向人们提供旅游服务的特定生态区域，虽然它的管理目标是开发旅游，但这种旅游是一种生态旅游，是以保护和持续利用森林自然景观为前提，在客观和主观上都有自然保护的性质。因此，它应属于广义自然保护区范畴。不仅如此，我国众多的风景名胜区中也有许多是以自然景观为主体，如黄山、黄果树瀑布等。有些风景名胜区虽然包含了相当多的人文社会成分，但也包含了明显的自然背景，如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等。上述这些风景名胜区也应属于广义自然保护区范畴。
为了将狭义的和广义的自然保护区统一起来，似乎应建立“国家自然保护区系统”的概念，该系统以自然保护性质为基础，既包括狭义的现有自然保护区，也包括广义的现有森林公园和部分风景名胜区。该系统充分强调具有自然保护性质，因而可明显区别于农业上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国防上的“军事禁区”和生活上的“饮用水源保护区”等。
3.森林公园与自然保护区等的关系
在“国家自然保护区系统”的概念下，目前全国就地保护设施主要有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三个体系，这三个体系在建立、审批和管理上都有各自的特点，并都拥有一定的基础。
3.l自然保护区建设始于1956年建立的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经近40年的努力，至1993年底，全国已建自然保护区763处，分布于全国31个省(市、区)[2]。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6618万hm2，占国土面积6.8％[3]。并且，自然保护区类型丰富，共分三个类别九个类型[4]，它们是我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主体。根据国家现有规定，自然保护区的建立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自然保护的意义篇5
【英文摘要】Recently，inthefieldofenvironmentallaw，theterm'biopersityconservation'，apopularhigh-frequencyword，wasmoreandmorewidelyusedinvarioustypesofcasesanddocuments.nevertheless，whenwegettothebottomofit，wecanfindthatitsreasonableness，thelegitimacyandthepurposearehardtogetafirmfootholdthere.thispaper，fromtheethicalaswellasthelogicalperspectives，arguesaboutthereasonableness，thelegitimacyandthepurposeoftheconservationofbiopersityconservation，andsuggeststheattitudeweshouldholdtotheconservationofbiopersityconservation.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保护；伦理；价值
【英文关键词】biopersity;conservation;ethic;value
【正文】
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现状
近来，在环境法领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热门高频语句，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各类案例中。“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一个符合全人类整体长远利益，有利于整个生态系统良好稳定甚至能够拯救地球的理由被上升到一个无比崇高的地位，围绕着几部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法律文件，各个利益体正进行着经久不息的抨击和辩解。
在国内，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性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早在1992年中国政府参加了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并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为“《公约》”）上签字。继而，中国政府批准了这个《公约》，并开始履行承诺的义务。在国务院环境委员会下成立了国家履行《公约》工作组，协调我国的履约工作。中国分别于1994年和1997年完成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和《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报告》，并正式。同时，加强物种保护和自然保护的法规建设，并陆续启动了天然林保护工程等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工程。
在国际法领域，除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以外，保护生物多样性领域中最具话题性的国际法文件当属《国际濒危物种公约》和《国际捕鲸管制公约》
不论是从我国的国家行动还是从以上国际法文件的主要内容来看，我们都能清楚的发现，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其目的性和正当性无人质疑，争点只在实施限度和价值取舍上。这种状态很大程度上反应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法领域的主流观念，它跳过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法的目的性以及前提基础的思辨，只在认同其必要性以及重要性的既定前提下，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法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和保障实施进行着重研究。
二、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自然规则的背离
（一）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法律
生物多样性（biopersity）是指一定范围内多种多样活的有机体(动物、植物、微生物)有规律地结合所构成稳定的生态综合体。[1]这种多样性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的物种多样性，物种的遗传与变异的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的多样性。[2]其中，物种的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它既体现了生物之间及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又体现了生物资源的丰富性。相对应的，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法律文件中，受关注较多的也倾向于保护物种多样性的法律文件。前文已经提及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法律文件，然而在这些背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自然伦理基础实则微妙而尴尬。
（二）达尔文的逆袭
不论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是进化了的新达尔文主义，我们相信其都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自然伦理基础有着深厚而紧密的联系，尽管在生物学的领域内，进化论流派众多、分支丛生，然而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毕竟是最经典和最接近真相的。
按照这个理论，各个物种、遗传性甚至生态系统受自然规则的支配，其诞生或者灭绝、繁盛亦或衰减也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作为自然界中食物链的一环，对生态产生作用，导致物种、遗传基因以及生态系统的变化是非常自然的状态。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就有些多此一举的意思了，极端一点甚至有可能妨碍新物种的产生和原有物种的进化。
（三）大熊猫：帮助它生存，还是强迫它生存？
不得不说，我国的国宝是一个应该遭到淘汰的物种。大熊猫好逸恶劳又异常挑食，在凶险恶劣的自然界中得以存续的几率是非常小的，它目前的状态也很能说明这一点。然而由于其珍稀性，我国政府在保护动物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理念下不仅将它保护圈养起来，还尊为国宝，生生将化石变为活的，不知道是谁的悲哀。人类为了满足一己私欲，不惜违背自然规律，而将“求死不能”的痛楚加诸众生，窃以为博爱，其实凉薄。如果实在不能免除同为生命的悲悯，那么也不要打着如此冠冕的旗号，不过是为了满足人类自己的同情心与良知而已。
三、生物多样性保护伦理基础的困境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伦理基础根植于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交战。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传统的主流的生态价值观念在现代越来越受到自然中心主义的冲击，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提法以及生物多样性法的制定，与自然中心主义者所标榜的“生物中心论”或者“生态中心主义”紧密相关。
（一）自然中心主义的虚伪
“生物中心论”这种观点的基本思路是:自然界是一个相互依赖的系统，人只是其中的一个成员，因此人并非天生比其他生物优越，所有有机个体都是生命的目的中心。“生态中心主义”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最早反映了这种思想[3]，而当前环境伦理学界最为著名的几位学者也持这种观点，如纳斯的深层生态学，提出了自我实现和生态中心平等原则，并认为这两条原则是内在关联的。[4]人的自我实现依赖于自我认同对象范围的不断扩大，人与所有其他生物及实体作为与整体相关的部分，他们的内在价值是平等的。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也明确地提到自然存在是具有内在价值的，这是人对其负有客观义务的根据。[5]这些理论都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主张突破传统道德只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界限，希望将伦理学的应用范围扩展到人与非人存在物(包括动物或所有生物或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
这种万物生而平等的思想推导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建立生物多样性法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然而，一头狮子要去保护羚羊实在是最不自然最不正常的状态。自然中心主义将人类置于一个超然的，守护者的地位，反复警示众生平等，人类不应杀戮生灵的结果，不过是在强调人类掌有生杀大权而已。我们怀疑，人类是否能把握真正的“自然中心主义”，毕竟我们只拥有“人类”的头脑，而不是“自然”的头脑，仅凭我们主观的意识和客观但是有限的经验去模拟自然，不知道到哪里才能更加接近真相。
真正的“自然中心主义”是很难推导出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一结果的。如果将人类置于整个生态系统中而不是抽离出来，人类就应当参与其中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
（二）人类中心主义的悖论
人类中心主义大多是被作为一种简单粗暴的思想而对立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简而言之，在此种思想指导下，一切应当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因此生物濒危也好，灭绝也罢，人类可肆意而为之。
其核心观点包括：1.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只有有意识的人才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价值评价的尺度必须掌握和始终掌握在人的手中，任何时候说到“价值”都是指“对于人的意义”。2.在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中，应当贯彻人是目的的思想，最早提出“人是目的”这一命题的是康德，这被认为是人类中心主义在理论上完成的标志。3.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目的的活动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一切应当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就是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目标的思想，它要求人的一切活动都应该遵循这一价值目标。[6]
不得不说，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不论是表现为无知无畏类似于万兽之王的心态抑或是经过深刻的哲学思辨得出的最后结论，在生物界中都是最自然最原始不过的，毕竟利己主义才符合求生本能。然而仅止于这个层面而推导出以上结论却嫌草率。
人有意识，会制造和使用工具，这是人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本质，将人类中心主义简单等同于万兽之王的心理状态，无疑过分夸大了人类的兽性，而忽略了人性以及社会性。在这一点上，相比起自然中心主义的暗贬实褒，人类中心主义无疑是有些明扬实抑了。人们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人类对自然界需索无度和肆意破坏终将导致生态恶化和物种灭绝。然而之后呢，人类自身又将何以为继？
在地球漫长的46亿年历史中，有多少生物是走的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按照自然中心主义的宗旨，人类没有必要刻意回避这种结局，自绝也好，被绝也好，都是纯自然的。反观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由于其承认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人能够思考、总结经验和作出一定程度的预判，在不盲目自大的基础上，试图在人类不得不被自然淘汰之前尽量延长存续时间，并在这段时间内维持尽量好的生存状态，因此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必然会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为了眼前利益而赶尽杀绝，导致最终人也无法生存，这其实是与人类利益相悖的。这个结论我们已经在很久以前就认识到了，现在仍拿着保护生物多样性来抨击人类中心主义，未免有些拎不清。
我们更可以深入的认识到，可持续发展观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相当好的诠释。虽然它冠冕堂皇地同时兼顾了对动植物、生态环境等的保护，然而剥离那些华丽的外衣，其最终落脚点仍是归结于人类的整体长远利益。从这一点上看来，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人类中心主义是异常契合的。
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的与价值的回归
（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终极目的
我们在谈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时，目的和理由是非常需要拎清的，这直接关系到我们进行此项活动的思想境界高度、理直气壮程度，以及着手实施力度。通常我们最高尚的理由叫做拯救地球，涵盖了这世界上所有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动物，以及人类。这个理由，让所有人类不遗余力，让其它事业死得其所，然而我们的地球，我们要拯救的地球，会不会因此而冷笑？
地球存在了46亿年，从35亿年开始出现生命，到现在为止，经历了多次气候变化、温室效应、酸雨、以及5次大规模的物种灭绝。这些目前热的烫手的环境问题，在自然界，至少在非生命体面前，不值一提。并且，我们真的能够导致物种灭绝吗，彻底的，不可逆的？在这漫长的地球史中，崭新的时代总会出现，短暂的灭绝，不过是迎来更多的更高级的物种、更先进的基因，以及更复杂的生态环境。
人类的影响力真的有限，我们毫不怀疑，地球能够以任何形式存在下去：荒漠、海洋、没有臭氧层、充满各种污染物、物种单一。内在价值的说法我很难赞同，因为真正不能忍受这些的，不过是人类。
那么我们能否代表其它生命体——在这个时代，与我们共存的？
在自然界里，人类和其它生物，选择对立还是共存，只存在模式上的区别而已，是人类为其灌注了自身的价值观。
我们赞成共存、保护生物多样性，当然可以说是追求众生平等，尊重生命趋利避害以及求生的本能，然而这同时也承认了我们舍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法则，而取人类的感情以及良识需要。将我们的人道加诸于其它非人类的生命体上，真的具有如此绝对而伟大的正义性么？
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保护生态多样性，我们只为了人类。因为意识到物种灭绝以及生态环境变化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我们尽一切努力来保持目前生态系统的稳定以拖延这个生态系统的存在时间，从而保证人类这个物种长久而良好的生存状态。
（二）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回归
揭掉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由此而生的生物多样性法的种种光环，问题往往会变得简单得多。保护生物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能代表人类整体的长远的利益，它非常重要，但是没那么圣洁。于是在处理其和其它利益或者价值之间的冲突时，它十分在理，然而却不再占据压倒性的胜利地位。因为归根结底，它也不过是一种具体的、狭隘的利益而已。
（三）生物多样性价值与其它价值的冲突与平衡
早在七八年前，野狼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种群数量就只余100来头，濒临灭绝状态。1979年的《波恩条约》已经将其纳入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的目录，受到国际保护。一向重视环境立法和野生动物保护的挪威王国，是该条约的成员国。挪威的国内环境立法也非常注重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法律中有许多高度重视动物保护的法律条款。但是，挪威在濒危物种野狼保护管理问题上，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经过多年的保护工作，挪威境内的斯堪的纳维亚野狼种群数量有所恢复。随着野狼的种群数量的增长和野狼活动的增加，野狼也同时破坏了挪威人宁静的生活方式以及挪威农民尤其是土著萨米人的农牧生产方式。这逐渐使野狼保护问题在挪威演变成为一个国内政治问题。挪威政府迫于国内政治压力连续采取的几次杀狼行动，却又遭到来自国际国内的环境保护组织和动物保护主义者的严厉批评、抗议甚至起诉，被指责违反了挪威自然保护局和瑞典环境保护局在1998年签订的《斯堪的那维亚野狼数量管理原则》和没有独立履行《波恩条约》规定的保障可行的种群数量原则的国际环境责任。挪威人以野狼在瑞典的分布数量为依据来制定自己的野狼保护管理政策的做法，已严重影响到挪威在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方面的国际声誉。[7]
尽管挪威政府对野狼的猎杀行动导致了国内外环境保护团体和个人的一系列抗议和批评。然而这些都未能阻止捕杀行动。并且，不管怎样，根据挪威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规章和政策，挪威政府许可对野狼的猎杀行动并不违法。而且，考虑到挪威的半驯养的麋鹿和“无地界牧羊”的农牧生产实践，这些猎杀行动也不能说是不合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的猎杀决定是平衡了农牧文化传统的损失（文化多样性的损失）和部分野狼的损失（生物多样性的损失）以后的结果，但是从平衡人类整体利益和部分利益的角度来讲，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因此，进一步平衡的结果导致了挪威的野狼管理随着地区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某些地区，野狼将得到保护；在另一些地区，羊和驯鹿生产摆在优先地位。也就是说，政府人为地给野狼划定了一个活动范围，狼群离开这一范围就会遭到猎杀。政府认为，采取这种分区管理政策可以避免上述冲突。[8]
这个案例以及其解决方法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我们可以发现，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冲突，以及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局部利益的冲突最常出现在相关案例中。例如《国际捕鲸管制公约》与日本捕鲸文化的对立，以及《国际濒危物种公约》与中国传统汉方中药的矛盾。不论怎样，没有哪一方利益具有被牺牲的应当性，好在我们采用了一个词汇“平衡”——尽管实际上大多数时候环保主义者都站在圣母的角度上呼唤其它利益的献祭。既然是平衡，那么事情就应该变得更有余地，作出让步的利益方应该得到弥补，而受益的另一方则应当有所付出，当然如果形式上的变通能够使这些让步和付出有所缩减，则符合利益最大化原则。
（四）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实现目的与价值回归的路径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其它各种利益和价值冲突的最后，决定哪一方作出让步，哪一方进行弥补，可持续发展观始终是一个较为公正和全面的标准。如果在制定和执行生物多样性法的时候只坚守可持续发展的底线，而非借机捞过界甚至别有企图，以至于战线无限拉长而变得不那么纯粹了，那么我们的力量就会专注的多。我们相信，可持续发展观，它力求的中庸之道，要求各种利益的退让和妥协，正是我们这个谋求共生以及长存的生态系统的最佳映照。
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博弈将继续，新的、更深入的、改良后的观念将层出不穷，然而不管最后是哪一方胜出，我们都要以一个清醒的头脑和不偏颇的态度来面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当我们在各种理论中徜徉，困惑于动物权利说、内在价值说抑或各种经过相互妥协后的理论所带来的影响时，不妨先摒除杂念、直击目标。我们所寻求的比我们所标榜的要简洁得多，全面协调可持续。我们相信，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生物多样性保护会体现出更真实有力的价值。
【注释】
[1]许建徐键：“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生物学杂志》，1998年第4期。
[2]张胸宽：“人类中心主义的重新定位”张胸宽，2002年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集，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2002。
[3]周训芳：“环境法实施中的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冲突问题”，2002年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集，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2002-10-28。
[4]李力：“关于生物多样性”，《世界环境》，2004年第3期。
[5]周岚：“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的完善”，2004年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集，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2004。
[6]孙道进：“‘生态中心主义’的隐性逻辑及其批判——‘生态伦理学’如何可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06。
[7]单桦：“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的权利转变”，《理论前沿》，2006年第9期。
[8]韩和元：“致命的自负--从次贷到人类中心主义”，价值中国网，2008-02-02。
[9]舒玲：“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比较”，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2008。
[10]李家寿：“生态文化的和谐发展路径探索”，《生态经济》，2008年第5期
[11]2009年中国生物多样性发展及保护研究报告.2009-03。
参考文献
[1]许建徐键：“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生物学杂志》，1998年第期，第7页。
[2]李力：“关于生物多样性”，《世界环境》，2004年第3期，第32页。
[3]孙道进：“‘生态中心主义’的隐性逻辑及其批判——‘生态伦理学’如何可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年6月，第12页。
[4]单桦：“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的权利转变”，《理论前沿》2006年第9期，第20页。
[5]孙道进：“‘生态中心主义’的隐性逻辑及其批判——‘生态伦理学’如何可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年6月，第13页。
[6]李家寿“生态文化的和谐发展路径探索”，《生态经济》2008年第5期，第155页。
自然保护的意义篇6
关键词动物权利道德权利法律权利动物福利
2009年9月18日,我国《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向社会公布,这是我国首部动物福利性质的非正式法律文稿,动物权利再次受到社会关注。支持动物权利的学者认为,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法律权利主体范围的扩展及监护或制度的设置等为动物法律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充分理由。但对这些理由需要深入考究。
一、道德权利不等同于法律权利
有学者认为,环境伦理学为动物的权利奠定了充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道德上的支持,为其最终上升为法律权利提供了前提。①笔者认为,“动物权利”一词首先出现在环境伦理学领域,对其应作道德意义上的理解。我国著名环境伦理学者余谋昌认为:“当我们涉及生态伦理学时,可以认为它既包含科学,又包含信仰,因为它是作为科学的伦理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但又包含崇拜生命的敬仰。”②环境伦理学者将动物的道德权利上升到法律层面加以讨论,提倡赋予动物法律主体资格,并未考虑和理解权利的法学意义。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过渡关系,二者性质不同。首先,从产生方式看,道德权利产生于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约定俗成共同行为准则,而法律权利除来自风俗习惯外,很大一部分由人为立法产生;其次,从内容看,道德权利义务内容因人因地而异,衡量标准模糊不确定,而法律权利义务的内容是明确一致的;最后,从保护方式看,道德权利里被保护是通过舆论力量以及行为人内心的道德自省实现,而法律权利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在道德层面谈及动物,是依靠人们的道德自律来实现的,而法律强制力显然超出了道德自律范围。
二、动物作为权利主体—“主客二分”法律结构下之不能
有学者建议立法赋予动物法律权利主体(或类主体)地位,这在传统的“主客二分”法律结构下难以实现。参加任何法律关系都必须具有权利能力,参加某些特定类型的法律关系除了要具有权利能力之外,还必须具有行为能力。③而动物却不具有权利能力。首先,在我国,法律关系的主体只有自然人、法人以及国家(特殊情况下),而物、人身利益、精神产品、行为等是法律关系的客体,即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的指向对象。我国在理论与实践中一直都将动物当作“物”看待,例如,前些年出现的清华学生向熊泼硫酸的行为被定性为“故意毁坏财物”的行为。《德国民法典》第90a条规定:“动物不是物。它们受特别法的保护。法律没有另行规定时,对于动物使用有关物所确定的有效规则。”有学者引用该条规定的第一句来否定动物是法律上的“物”而应是“主体”,这是对该条文的误读,即把条文肢解后的部分独立进行理解,而没有从整体上把握条文的意义。作为私法,《德国民法典》的真正意图是说明,动物在私法的范围内是一个活物(livingthing),而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拥有的无生命“物”;作为活物,它应该得到符合法律规定的对待……必须保证动物被当作一个活着的物及具有一定思维和创造能力的伙伴来对待,对待的措施不应不利于动物物种和感受的保护。④从此看出,德国法律仍将动物视为物,但将动物同传统的普通物区分开来,作为特殊的物,适用特殊的法律进行保护。当不存在特殊规定时适用一般物的规定。
动物成为法律主体,其权利和义务之间无法平衡。依法理,权利和义务是相对应的,无权利的义务和无义务的权利在平等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几乎不存在。如果动物是与人对等的权利主体,那么无论是人伤害动物抑或动物伤害人,侵权一方都应承担相应责任。然而要求动物承担行为后果却缺乏现实可能性。动物受其自然属性的限制,不能因年龄增长或接受类似人类的教育而形成意思能力,从而也不能形成取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行为能力,这是动物不能实现其权利义务的先天。进而,有学者主张用现行法律监护制度,将动物作为有限的法律主体来保护其权利。⑤笔者认为,现行监护制度是为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设立的保护其利益的法律制度,要求监护人能够代表并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制度的本质在于通过人的行为使被人承受行为的后果,要求关系双方存在法定关系或以意思联络为基础的授权关系。然而动物与人之间,并没有监护关系以及关系的发生原因。人既无法承担起监护动物的责任和法律后果,动物也无法承受被行为的后果,动物与人之间也没有可相互理解的法则。人能够体会动物的感觉,只是人根据自身的体验所做的一种“换位思考”。人类永远都不可能证明动物的本意,人无论如何也超不出自己的视野来理解非人类存在物。⑥如果动物权利通过制度来实现,动物意志恐怕代表的是人的喜恶,其实质也仅在于动物被作为人之间意志较量的工具而已。
动物具有法律权利,在司法实践中会引发一系列难题。例如,动物如何参与诉讼?如果人损害了动物的利益,动物何以寻求救济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法律是否也调整同为法律主体的动物之间的“侵权”关系?如果动物具有法律权利,人类还能继续买卖、圈养、屠宰动物吗?除非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否则动物权利无从谈起。
三、法律主体范围的扩展能否及于动物
法律先后承认奴隶、妇女、儿童、法人、国家的主体地位,但动物并不必然被纳入法律主体扩及的范围。前述法律主体在本质上具有共同特征,即属于人的范畴。奴隶、妇女、儿童本属人类,只是在社会不同阶段其权利受到一定限制。随着人类文明和道德的进步,人类逐渐消去在人内部划分等级的观念。而法人、国家属于人的范畴因其是人类出于自身利益需要而创设的一种具有“人格”的拟人化特殊主体,能确实被人所控制,体现人的意志,并像人一样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虽然人是由动物演进而来的,人与动物的本源是一致的,但应承认,人经过不断地选择和适应环境,最终发展为一个高级物种。人与动物分离,也正因为人具有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本能,有理性、能思考、善言语、会劳动、可直立行走等。在人类社会,人类有自己的行为法则。同时,动物世界也有自己的生存法则。但两者很少甚至没有共通性,人显然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动物身上。例如,我们显然不能用“计划生育”政策来限制动物的生育,也无法使破坏人类财产的动物承担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正因为存在诸多“不可为”因素,才让动物法律主体地位难以成立。法律终究是人的法律,过分扩大权利的主体范围,可能会造成动物权利对其他权利的侵害。
四、建议——动物法律保护的可行出路
为更好地保护动物而颠覆现行“主客二分”的法律结构,把动物设为法律主体未必能得偿所愿。最明智也最可行的方法是用旧体制去解决新问题,应循序渐进地对现有动物保护法律规定加以完善,以满足动物保护的时代要求。人类保护动物归根结底也不在于是否赋予动物法律主体地位,本质上是靠法律制度规制人的行为,强调人对动物的义务和责任。
第一,修订、完善我国相关动物保护法律法规,扩大保护范围,增加保护内容。就我国而言,动物保护立法存在很大缺陷:一方面体现在保护范围过窄,主要限于野生动物尤其是濒危物种。而对普通动物如不加以保护,其将来也可能濒临灭绝。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立法应体现人类对更多物种的关怀,从维护生态平衡的角度出发,适当扩大动物保护范围,并酌情施以不同的保护力度。这样做既符合道德要求,也符合法律要求,是法律和道德共存并逐渐融合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体现在保护内容单一,我国现有动物保护法律更多地将动物作为一种资源来保护,且只简单地保护动物生命不被杀害或身体不受伤害。应在有关法律中增补对动物福利的保护内容,更关心动物的生理状况和生存条件。第二,在坚持原有法律框架内可进行适当的创新。我国著名民法学者杨立新创造性地提出:与法律人格对应,可以建立一种多层次的“法律物格”制度,使动物具有高层次的法律物格资格,相应地在法律上对其设置特别的规则,或许更能体现动物在法律上的特别属性以及法律对其所应采取的特殊保护措施。⑦
第三,保护动物也应成为法律规定的道德义务,此举并非承认动物对人具有法律权利。奥地利学者凯尔森认为,“法律规范使某人负有对某一别人作一定方式的行为的事实,并不自然就意味着后者有对前者的这种行为的权利”,而“每一个人使个人有义务对另一个人作一定方式行为的法律规范,并不都授予后者以对前者的法律权利”。⑧因此,权利可引起义务,而义务并不可引起权利。在法律中规定人保护动物的义务,基于人类自我反省和自觉基础之上,是人类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创设的义务。
第四,从长远看,应加快我国动物福利立法进程。动物福利立法的实质是将保护动物的义务法律化,使之成为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法则。前不久公布的我国《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就是一部保护动物福利性质的法律建议稿,站在维护人类社会总体利益的立场上平衡动物福利和人的利益关系。该稿如能最终成为正式法律文本,将有利于遏制虐待动物的不良风气,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社会公共卫生,在全社会树立关爱动物的良好道德风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风气,最终推动我国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
五、结论
解决动物的生存现状最终有赖于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保护动物归根结底是人的道德意识问题,只有了解生命的意义,对生命体现足够的尊重,才会善待动物。赋予动物道德权利,旨在帮助人们形成尊重动物生命的道德意识,建立生态平等的文明意识。人类保护动物并非在于是否承认动物的权利地位,主要还是要解决人自身对动物存在的各种偏见,进行“道德洗礼”,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待动物的非道德行为,而法律规制只是一种辅助工具。
注释:
①蔡守秋.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439.
②余谋昌.惩罚中的觉悟.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76.
③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7.187.
④常纪文.动物只能是法律关系的客体.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7).8.
⑤高利红.动物不是物,是什么?.环境法研究网.
⑥许健,沈展昌.动物“权利主体论”质疑.河北法学.2004(1).139.
自然保护的意义篇7
论文关键词湿地可行性立法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2年我国加入《湿地公约》后，湿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2003年至今已经出台了多部湿地保护地方法规，但目前的湿地保护法律体系缺乏部级的湿地保护专门立法为龙头，法律体系存在较大空白。无论是国家或地方现行法规规定，还是地方湿地保护管理的成功经验，都已为制定我国湿地保护专门立法提供了充分的法律基础。
我国湿地保护专门立法虽然具备了举国上下的重视以及充分的立法实践和，但是一部法律的制定，不仅要有实践基础，还要有成熟的理论做基础，以此形成贯穿法律始终的立法理念，并最终体现在立法原则和制度设计上。笔者认为，制定我国湿地保护专门立法已经具备了成熟的理论基础。
一、生态伦理学基础：“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整体主义”的嬗变
人类文明进入工业社会后，工业生产对资源、能源的需求迅速扩张，人类开始对自然界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和利用，随之而来的就是资源短缺、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和破坏等一系列问题，自然界也开始向人类报复，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环境危机。导致这一危机的根源就是“人类中心主义”豍的生态伦理观。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认为认识宇宙的中心的理念，其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或以人为尺度，为人的利益服务，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豎人类中心主义过度以人为中心而忽视了对大自然的保护，在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上，过于强调对自然环境的征服和改造。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人类无视自然规律，对自然界过度索取，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1962年，蕾切尔·卡逊所著的《寂静的春天》打破了人类对环境问题的沉默，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中心主义未从整体上考虑环境的承载力，不能为环境保护提供生态伦理保障，随之便产生了“生态整体主义”理念。生态整体主义理念，是指系统地、整体地看待自然环境，尊重生态规律，并以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为终极目标的理念。生态整体主义理念倡导生态环境共同体各成员间平等、共生、协调，其价值取向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生态整体主义建立在对自然环境与人类关系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在主张自然所固有的内在价值的同时并不排斥人类的利益。豐这种伦理变革为立法提供了伦理基础，并最终会反映在法律制度中，引发法律生态化的趋势。
对湿地保护来说，要想遏止湿地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首先必须摈弃长期以来主导人们过度开发利用行为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确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即生态整体主义。生态整体主义在湿地保护中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湿地的整体性、系统性
生态整体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系统论，其以系统的、整体的观念来看待自然环境。反映在湿地保护中，就是不仅要将湿地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看做一个整体，实现人与湿地和谐共处，更要重视湿地生态环境本身的系统性，湿地保护要从生态系统整体出发。湿地包括水、土、生物等多种环境要素，各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能量流动、物质循环非常复杂，因此，湿地管护必须采取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方法，而且湿地立法也必须始终贯穿这一思想。
（二）承认湿地固有的内在价值
生态整体主义既承认自然对人所具有的价值，更强调自然固有的内在价值，即自然物之间彼此联结、相互利用而产生的动态平衡效应。通常意义上的湿地保护实质上都是以湿地对人的有用性为动机，即湿地的外在价值，包括经济价值、科研价值、审美价值、娱乐价值等，而没有意识到湿地固有的内在价值，即湿地作为“地球之肾”，其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关系到整个自然界的和谐、稳定。因此，人们要能真正从超越自身利害的高度来审视湿地、善待湿地。
（三）人类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
生态整体主义遵循自然规律，以环境承载力为人类活动的限度。自然规律是自然界的最高法则，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同其他生物一样，都要受到自然规律的约束。遵循自然规律，就是要尊重自然，使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协调发展，达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
二、法理学基础：基于公平价值诉求的利益衡平理念
公平是法的基本价值之一，词语意义是指公正、不偏不倚、合理、平等地对待等含义。法律意义上的公平是指给予同样的人同等对待的平等状态。法律公平是人们的公平观念在法律上的具体反映，它受制于一定的经济、社会基础和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产条件，主要包括利益分配公平和法律地位平等。
法律是各种利益的角斗场，法所体现的意志背后乃是各种利益。同时，法律也是各种利益的调节器，法律表达利益且衡平冲突的利益。法律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基于公平理念，通过某些基本原则规定和制度设计实现利益关系的协调和利益冲突的平衡，以此实现法的正义价值，并最终实现法的终极价值—人权价值。
公平正义既是衡量法律良善的重要尺度，也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社会的公平正义，在于每个人应为其行为负责，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法律通过对每一主体设置同等的权利义务来达到利益衡平。因此，公平既包括权利获得和享有的公平，也包括责任承担上的公平。豘在湿地保护专门立法中，法律的公平价值诉求表现为环境公平，即在湿地资源的使用和保护上，不同区域的主体之间享有同等权利、负有同等义务；所有主体需平等分担环境风险和环境成本，对特定环境受损主体进行补偿；造成湿地破坏或污染的主体应付相应的法律责任；并考虑代际公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和社会的和谐。
在湿地保护专门立法中，基于法的公平价值诉求的利益衡平理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代内利益衡平
代内利益衡平，是指处于同一代的人们和其他生命形式对来自资源开发以及享受清洁、健康的环境这两方面的利益都有同样的权利。豙从国际来说，代内利益衡平是指公平地分配国际空气、水、海洋等共有资源，并且平等承担治理污染、恢复生态的义务和责任。从国内来说，一是个体之间的利益衡平，即每一个体同等地享有湿地使用权利、履行湿地保护义务，每一个体平等承担因保护、利用湿地产生的环境风险和环境成本，并对因保护湿地而利益受有损失的个体予以补偿，造成湿地破坏或污染的个体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二是区际之间的利益衡平，即湿地所在地区因保护湿地而造成经济、社会发展机会的损失，应当由因湿地保护而受有利益的其他地区予以补偿，如拥有大量湿地的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三是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衡平，即为了湿地生态功能所产生的公共利益，必须制止某些可能造成湿地破坏或污染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资源利用方式。
（二）代际利益衡平
代际利益衡平，即代际公平，就是人类所有各代有权利继承与人类第一代所享受的同样的或改善的“地球的健康”和繁荣。豛代际利益衡平要求后代人对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资源有与当代人相同的选择机会和相同的获取利益的机会；既不要求当代人为后代人做出巨大牺牲，也不允许当代人的消费给后代人造成高昂的代价；当代人既有权使用环境并从中受益，也有责任为后代保护环境。要实现代际利益衡平，当代人就必须采取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以保证自然生态系统的持久平衡和环境资源的永续利用。
（三）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利益衡平
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利益衡平，即是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状态。由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长期主导人的活动，人类无视环境本身利益、过度开发利用，导致人与环境利益失衡，全球遭受严重的生态危机。要达到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利益衡平，首先必须抛弃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从生态整体主义角度出发，认识自然环境固有的内在价值，承认环境自身的利益，在环境承载能力范围之内进行人类活动。
自然保护的意义篇8
l.引言
2.自然保护区级别划分的背景
3.我国自然保护区级别划分的原则
4.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分级
5.讨论
提要本文在总结国内外自然保护区级别划分背景的基础上，根据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的现状，提出保护区级别划分应遵循的原则，如以定性方法为主，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一致等。根据这些原则，研究制定了我国自然保护区级别划分的标准。该标准将自然保护区划分为部级、省级、市级和县级。并对其标准进行了详细描述和定义。此外，本文还对保护区级别划分的依据和确定保护区重要性的评价指标进行了阐述和讨论。此标准的研究对于当前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规范化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自然保护区保护区级别分级标准评价标准
l.引言
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对于保护典型的自然生态系统、保存有特殊价值的地质地貌景观和自然遗迹、拯救珍稀濒危生物种、探索自然环境的发生演变规律和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方式、促进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及旅游等事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的自然保护区建设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至1991年底，全国已建有各类各级自然保护区708个，总面积达56.80mha，其中陆地面积53.18mha，约占国土面积的5.5％，达世界平均水平(薛达元，1992)。自然保护区虽然数量很多，但并不处于同等的重要地位。根据自然保护区保护对象的价值和重要程度，可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级别，以便区别管理，将有限的财力和人力用于特别优先保护的区域。然而，自然保护区级别的划分，要求一个科学的、客观的标准。本文试图在研究我国自然保护区发展状的基础上，探讨我国自然保护区级别划分的标准。
2.自然保护区级别划分的背景
自然保护的意义篇9
关键词：动物；法律主体；自然权利
一、动物法律主体地位的取得合乎法理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探究动物能否享有法律主体地位，首先要研究什么是法律主体。简单来说，法律主体是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是法律关系中权利的享有者和义务的承担者。①从这个概念上讲，法律主体之所以为法律主体，其关键在于能够独立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现假设赋予动物法律主体的地位，现用反证法来这个假设：
原命题：动物不享有法律主体地位。
假设：动物享有法律主体地位，那么动物得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权利、承担义务。
首先，我们来讨论动物作为法律主体地位的权利如何行使，又如何以自己的名义承担义务的问题。根据权利义务的对等性，不存在无义务的权利，也不存在无权利的义务，动物所享有的每一项权利都存在与之对应的义务。如果说动物享有生存、觅食、等权利，那么其相对应的义务何在？是在享有生存权利的同时负有不侵犯其他动物生存权利的义务，还是在享有觅食权利的同时负有不侵犯其他动物觅食权利的义务，抑或是在享有权的同时负有“计划生育”的义务？显然，这个假设所得出的结论是荒谬的，人类不能规定动物在生存的时候不侵犯其他动物生存的权利，更不能规定动物时还要负有计划生育的义务。由此，动物所享有的某些权利找不到其所对应的义务，更无所谓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参与法律关系了，故反证不成立，原命题正确。
另外，法律主体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能够自由得表达意志，即意思自治。马克思主义哲学上讲认识论意识的作用时，第一条就讲到人能能动得认识世界，意识活动具有主观创造性和自主选择性，而动物是没有意识的，其行为并不具有目的性，而是源于其作为动物的本能而做出的，如蜜蜂的筑巢行为，蜘蛛的织网行为，它们既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即便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向人类无法表达它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一言以蔽之，动物不具有也不可能进行意思自治。
二、动物作为法律主体是否具有虚伪性和不可操作性
事实上，动物是否成为法律主体只是表面上的问题，其背后深层次的问题是作为动物主人的人的利益的保护，即“人本位”思想。法律最早即来源于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是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亦人类的需要。后来法律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其所宣扬的“民主、自由、平等”精神也都是基于如何更好得保护人的利益。尽管现代法律调整的范围不断扩大，产生了新兴的环境法等，我们仍不能否认法律中浓厚的“人本位”的思想。
从这个思想上看，动物倘若作为法律主体，则有点“喧宾夺主”的意味。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当东北虎吃人的时候，我们是从动物主体的角度保障它觅食自由的权利，还是从人本位的角度保护人的生命安全？很显然我们会首先保护人的生命安全，并且实践当中也是这么做的。进一步来说，即便赋予动物以法律主体的地位，当动物与人发生安全冲突的情况下，我们会首先保护人的利益，那么动物的法律主体地位与其他法律主体地位（这里着重强调自然人的法律主体地位）本身就具有不平等性，不妨称其为“动物法律主体地位的虚伪性”。人类美其名曰“保护动物、保护生态”，说到底还是“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这种形式性的法律主体地位存在了反倒成了形式主义的悲哀，这种虚伪性的存在尚不及不存在。
此外，动物作为法律主体的可操作性较差。首先，环境法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传统的理论不足以支撑环境法的发展，传统或者通说上，“物”一直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而存在的，从语义上讲，动物首先是“物”的一种，以其能发生运动的特殊性而称其为“动物”，那么“动物”理所当然得应作为“物”的一种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传统的法学观点还认为，人们通常讲的人与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科学上的生态关系；在法学上，环境或环境因素要么是人的所有权能的对象，要么是人类能够共同使用或享用的特殊‘物’。因此人与环境的生态关系反映在法律上实质上还是人与人关于环境的关系，即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关于环境的社会关系来理顺人与环境的生态关系。”②倘若现在赋予动物以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那么很多传统的观点和经典理论都将改写，但在目前环境法发展的情况下，其他各项与环境法相关的理论和法律发展都不完善，赋予动物以法律主体的地位似乎超越了环境法发展的水平，而因赋予动物以法律主体地位而改写传统理论的成本也过大，因此其实现上具有不可操作性，或者说，至少目前发展水平条件下不具可操作性。
三、动物作为法律主体有迫切的必要性吗
对动物威胁最大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所以对动物的保护依然要从人身上入手，通过法律规范人的行为从而达到保护动物的目的。例如近来社会反响比较大的活取熊胆的问题，我们只能通过对行为人进行行政甚至是刑事上的处罚和惩罚来规范其行为，从而达到保护棕熊的目的。而非让棕熊坐在原告席上一纸诉状将行为人告上法庭。
从权利的角度看，由于权利的分类种类繁多，为了研究的需要，这里不妨再创设一种新的分类：“自然权利”与“法律拟制的权利”。动物享有的权利仅仅是从生物学意义上的，自其出生所自然享有的权利，是动物本性的一种体现，不妨把这种权利称为“自然权利”。人，自然人，作为动物的特殊群体也享有这样的“自然权利”，例如吃饭、睡觉等肌体权利。但人作为动物的特殊群体还享有动物所不具有的特殊权利，这种权利是在劳动和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生，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由法律拟制和创设的权利，如受教育权、工作权等，像这样的权利不妨称其为“法律拟制的权利”。我们对动物的保护仅限于对其自然权利的保护上，保护动物的生存权、生长权诸如此类，而这些权利所遵循的原则并非法律，而是自然存在的自然法则，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用法律的规范、将法律的触角伸到自然界的领域。
参考文献：
自然保护的意义篇10
内容提要:法律的正义价值高于其他价值。国际私法中的弱者权利保护方法与正义有天然联系。晚近的国际私法倡导对弱者的保护。国际私法弱者权利保护方法的正义内核体现在涉外消费者的保护、合同关系中“自由选择法律的限制”、保护妇女、子女等的立法，以及跨国侵权关系中对受害人的保护。保护弱者是国际私法适应现实生活需要而出现的制度安排，彰显了国际私法弱者权利保护方法的正义内核。
国际私法以国际民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当事人处于平等的民事法律地位，但一部分当事人相对于他方当事人而言，因市场地位、信息技术知识的不平衡或自然生理原因而处于劣势是个不争的事实。国际私法的弱者权利保护与正义有着天然的联系。正义是国际私法弱者权利保护方法的逻辑前提，国际私法的弱者权利保护是正义的客观要求。国际私法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公正合理地解决每个案件来凸现其正义内核。[1]国际私法弱者保护方法的原则和制度基础也凸现出以人为本的根本特点——体现人的本质，满足人的需要，关怀人的未来。国际私法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保护着涉外民商事交往中弱者群体的正当权益。这里所说的“弱者”主要包括涉外合同领域消费合同中的消费者、雇佣合同中的被雇佣者、技术转让合同中的技术受让方；涉外侵权中的受害人，尤其是涉外产品责任的受害人，以及涉外婚姻家庭领域中需要确认是否有婚生地位的子女；被监护人、被收养人、被扶养人等。具体来说，国际私法弱者权利保护方法的正义内核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具有涉外因素的消费者的保护
法律的作用在于形成相关主体间权利与义务的制衡关系，从而为当事人之间实现实质上的平等创造条件。就保护以具有涉外因素的消费者为典型代表的弱者而言，国际私法是以一种特殊的标准来衡量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及利益的。这些特殊的标准源于社会对“弱者”身份的认定，是以特殊身份来决定利益的保护，从而使这种保护有利于“弱势身份”的一方当事人。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私法保护弱者利益原则是以消费关系当事人之间的不平等性为基础而进行的一种制度上的设计，其目的在于对消费者的弱势地位予以补救，从而达成新的平衡关系，以保障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不受损害。
我们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在消费关系中，消费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难以主张其利益。而处于强势地位的主体则会充分利用其优势地位，尽最大可能维护其自身利益，从而难免在一定程度上侵害或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因为：“利益就其本性来说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换言之，它具有不法的本能。”[2]消费关系中处于强制地位的主体个人利益的过分张扬，往往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破坏。而通过倾斜的方式，给予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以特殊的保护，可以起到平衡各方利益的作用，以维护社会的稳定。
二、合同关系中“对自由选择法律的限制”
一些立法中对当事人自主选择法律的方式做出了限制，即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进行限制。海牙公约草案第6条第2款规定，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选择法律的形式应是明示的，从而排除了默示选择。因为默示选择的方式被认为不符合消费者保护的目标。随着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的加强，民事权利的社会化迫使立法者进一步限制和削弱“当事人意思自治”。[3]
对此，有学者通过法理研究，主张“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为一项原则应当包括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适当限制两个方面，其主旨是把“对自由的适当限制”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中的一个内容，而不是原则之外的东西。这样来理解和运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将有助于兼顾各方的正当权益，有助于建立正常的经济秩序，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4]
因顾及弱者的权益而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进行限制或禁止（或者说是“对自由的适当限制”）主要表现为特殊合同领域。这里所指的特殊合同是指在合同中有一方当事人处于相对弱势的合同，主要是消费、雇佣以及保险等合同。在国际合同领域，允许当事人自主选择合同的准据法是一般做法。但是，在特殊合同中，消费者、受雇人、投保人相对于商家、雇佣人、保险人来说，无疑处于劣势地位。因此，晚近的国际私法为了保护弱者的地位，对此类合同中当事人自主选择法律的权利进行限制。限制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强制性规则进行。具体采用的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方式是在总则中规定强制性规则。
如1989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18条：不论本法所指定的法律为何，因其特殊目的应予适用的瑞士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予以保留。在总则中规定强制性规则，虽然不是专门针对弱者权利进行保护，但实际上可以达到保护弱者权利的效果。因为消费者、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规则是一国强制性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种方式是仅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规定强制性规则。
如《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与诉讼法的法律》虽在总则部分未规定强制性规则，但在第21、22条均规定：当事人不得通过法律选择协议排除国家强制性的、不许当事人选择的保护雇员权利的法律规定以及消费者住所地国法中有关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强制性规定。
第三种是前两种方式的融合，即既在总则中也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中规定强制性规则。
如韩国2001年修正国际私法，其不仅在第1章总则中规定了强制性规则，而且在第27条消费者合同、第28条劳务合同的法律适用中也进行了规定。此外，有些国家立法甚至排除了意思自治在特殊合同中的适用。如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120条第2款明确规定，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适用中“当事人的法律选择应予排除”。而其关于一般合同的法律适用中，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其首要原则。
国际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是指当事人双方可以选择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准据法。享有选择权的主体是当事人双方。但是，由于弱者权益保护原则的冲击，在一些领域，出现了意思自治原则的变异。这种变异后的意思自治原则，虽然有当事人的自主意思蕴含在里面，但是意思自治的主体不再是当事人双方，而是在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一方的当事人。这在侵权法律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正义的法律应该保持当事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均衡，不会厚此薄彼。国际私法也不例外。从侵权法律关系来看，受害人无疑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应该强调对受害人的保护。但是，这种价值倾斜应有一定限度。如果过分强调受害人的利益，超出了侵权人正常合理的预期，对侵权人的利益也将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因此，许多国家国际私法立法虽然允许受害人进行法律选择，但受害人的选择权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能随意选择。而且，所选择的法律应该是与案件及当事人有关的国家的法律，比如当事人的国籍国法、住所地法、惯常居所地法、居所地法、物之所在地法、侵权行为地法等。有些国家还在立法中采用了最密切联系原则，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案件的准据法。
考察国际私法中意思自治原则的发展，可以发现这一原则虽然在杜摩兰时代就被提出，但是其真正确立则是近代的事情。这一原则的广为传播是与19世纪契约自由、私法自治的观念分不开的。在当时条件下，国家奉行的是自由经济，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在法律领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建立在“平等性”和“互换性”基础上的私法认为：当事人是平等的，偶尔的不平等可以通过角色的互换达到平衡。因此，在私法领域要遵从私法自治，契约自由。以涉外私法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国际私法也受其影响，意思自治原则得到了迅猛发展，特别在涉外合同法律适用领域。但随着资本主义走向了垄断，私法自治的两个前提“平等性”和“互换性”的缺失以及30年代经济危机时“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涉，国家的公权力逐渐向私法领域进行了渗透，并且不断加强。意思自治原则也由此受到了限制，特别是在当事人明显处于实质上不平等地位的领域。从国内立法来看，各个国家都相继出现了专门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者权益保护法等。在当事人明显处于劣势的领域，意思自治原则受到限制的情况分述如下：
1．消费合同关系中“对自由选择法律的限制”
在消费关系中，由于经济力量不对称、信息的不对称等原因，导致消费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地位在实质上是不平等的。一方相对于另一方，处于强势地位。国际私法如果让消费关系当事人完全自主地确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可以由当事人随意选择准据法，但这样做就很可能出现不公平的结果。因此，国家作为第三方，通过立法对当事人意思自治作出适当的限制，是为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从世界各国国际私法的立法规定来看，普遍的趋势是在国际消费合同中，对当事人法律选择的自由加以必要的限制，甚至排除。各国基于消费者保护的需要，大都对消费合同规定了有别于一般合同的特别的准据法选择规则，如德国1986年国际私法立法第29条规定：当事人选择法律，不得剥夺消费者依其惯常居所地国的强行规定应有的保护。为体现对消费者的保护，一些国家的国际私法立法还倾向于适用消费者习惯居所地法。
2．雇佣合同关系中“对自由选择法律的限制”
法律规定抽象人格，对一切法律关系主体作抽象的对待，于是在企业主与劳动者的法律关系中，造成了经济地位上的强者对经济上的弱者在实质上的支配。劳动者（雇员）受聘往往通过劳动合同来实现，雇主往往会在格式化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劳动合同适用某一国的有利于雇主的法律，从而使得雇主的某些责任得到预先排除或者减轻。为了纠正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体现法律对弱者的人文关怀，有关保护劳动者（雇员）的立法，往往采取倾斜保护政策。就保护弱者而言，有关保护劳动者（雇员）的立法以一种特殊的标准衡量当事人的地位，这种特殊的标准源于对社会弱者的身份认定。[5]为体现对劳动者的保护，在雇佣关系中，有些国家原则上适用劳动履行地法律作为确定雇佣双方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准据法。
另外，在保险合同纠纷中，有些国家为了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利益，保险法规定，如果保险公司的格式合同条款中，若某一合同条款可以有两种以上的解释，则法院应选择对投保人、被保险人有利（或者说是对保险人不利）的那种解释。
三、保护妇女、子女和被扶养人等的立法中对弱者的保护
婚姻家庭亲属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关系，与市民社会的价值或利益法则不同，它渊源于人伦秩序这一本质的、自然的社会共同体结构，其自身的存在和功能带有鲜明的公法秩序和社会保障、福利属性，各国法律均将妇女、儿童和老人视为弱者，予以特别保护。因为在家庭关系中，妇女相对丈夫在许多情况下在体能上、经济上是弱者，子女相对于父母在体能上、经济上、经验上是弱者。而被扶养人更是在经济上、生活上依赖于扶养人。他们之间发生跨国法律纠纷，迫切需要进行法律上的利益平衡。各国国际私法大都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保护妻、子女、被扶养人的亲属法体系。
为体现对弱者的保护（主要是指对儿童的保护），在亲子关系、监护、收养等关系中有多个国家的法律规定，法院适用对儿童最为有利的法律。瑞士、奥地利、匈牙利等国的国际私法均有体现这一立法特点的明文规定。
四、跨国侵权关系中对受害人的保护
相对于加害人，跨国侵权中受害人是弱者。受害人往往由于不熟悉侵权行为地法和加害人属人法，加之路途遥远、取证困难、语言障碍等诸多因素，致使跨国侵权诉讼往往很难成功。这就为许多恶意侵权者逃避法律制裁大开方便之门，使大量的无辜受害者投诉无门。侵权法一直是理论研究的热点，有关的理论和学说层出不穷。近年来颁布的一些国际私法立法，如1992年罗马尼亚国际私法第112—118条、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第62—63条、1998年突尼斯国际私法第71—74条都先后规定了保护受害者的条款。
从晚近的国际私法立法来看，就一般侵权行为而言，已有一些国家规定受害人享有一定的法律适用的选择权，如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改革法》第62条、1998年《委内瑞拉国际私法》第32条、199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非合同债权和物权的国际私法立法》以及《立陶宛共和国国际私法》等。这些法律一般均规定：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受害人也可以要求适用侵权事由的发生地法。在特殊侵权，如产品侵权案件中，则有更多的国家允许原告（即受害人）享有在一定范围内法律适用的选择权。国际私法立法对跨国侵权中处于弱者地位的受害人所予以的呵护和人文关系，体现了现代国际私法实质正义的价值取向。[6]
从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保护弱者是私法适应现实生活需要而出现的制度安排。随着社会生活的深化，必然在现实中涌现出各种各样的需要法律予以保护的具有某种特定身份的弱者。如果说21世纪是人类更为进步的时代，那么这其中必然包括着基于社会实质公平和正义对弱者的倾斜性保护。这种保护不仅意味着应尽可能全面地为现实中的弱者提供畅通无阻的法律救济途径，而且意味着通过法律救济途径，弱者能及时地获得无论在保护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足以弥补其劣势的救济，[7]从而进一步全方位彰显国际私法弱者保护方法的正义内核。
注释:
[1]肖永平：《论冲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1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9页。
[3]尹田：《契约自由与社会公正的冲突与平衡》，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页。
[4]参见吕岩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内涵探析》，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1期。
[5]董保华：《关于建立“现代劳动法学”的一些思考—兼论劳动关系调整的法律机制》，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术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页。